“中華民族”概念的再創造和蒙古民族史的再改寫 - 楊 海英（日本國國立靜岡大學教授）

“中華民族”概念的再創造和蒙古民族史的再改寫

- Remaking Zhonghua Minzu and Rewriting Mongolian History -

楊 海英（日本國國立靜岡大學）

目次

一 與漢人“休戚相關”的民族國家的短命
二 漢人需要蒙古人的“愛”
三 蒙古人是“祖國北部邊疆的隱患”
四 去不了政治化的“去政治化”

一、 與漢人“休戚相關”的民族國家的短命
    代表當代中國民族學的著名學者費孝通於1988年在香港“泰納講演”（Tanner Lecture）上發表了他的假說，“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專門跑到南國演講的費孝通主要針對的是享用慣了大英帝國流自由和民主的、操廣東話的人，目的是為了把他們拉回到“祖國溫暖的懷抱”。豈不料翌年6月4日天安門廣場的槍聲一舉粉碎了老先生的良苦用心。可是，這一假說卻在隨後的幾年裏竟然登陸中國共產大地，成為最具有權威的“民族理論”而像一把鋒利的刀劍擱在55個少數民族的脖子上（楊海英 2010：342）。
    費孝通先生稱：“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但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則是在幾千年的歷史過程中所形成的。……（中略）這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在抵抗西方列強的壓力下形成了一個休戚相關的民族實體”（費孝通 1989：1，18）。
    眾所周知，東亞最後一個王朝清帝國是一個被中國人即漢人一直稱為“野蠻人”的滿洲人和其軍事同盟者蒙古人建立的征服王朝。至19世紀中葉，當“紅毛碧眼”的“新種野蠻人”從海上叩響大清帝國的邊關時，也就是費孝通先生所講的“西方列強”出現時，置身於“滿蒙野蠻人”治下的漢人們在為“我大清”奮鬥的過程中逐漸覺醒，終於提出了“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響亮口號。滿洲人和蒙古人，甚至包括藏人都成了中國人革命的對象，而“西方列強”則一直是崇敬和向往的美好世界。
    那麽，當漢人們在建立他們的民族國家“中國”的過程中，邊疆的“野蠻人”是否一直都如費孝通所講的那樣“休戚相關”地和驅逐他們的漢人們“共同抵抗西方列強”呢？費先生既然以此為證據的話，就有必要簡單地整理一下漢人居住的中原以外地區的近現代史。
    清朝崩潰以後，蒙古高原的遊牧民族成功地發動了“Asia’s First Modern Revolution”（Onon 1989）。內蒙古的蒙古族則因為無法擺脫人口上已經占絕對多數的漢人軍閥和入殖農民的壓力而將希望寄托在庫倫的活佛身上（萩原 1997：94）。庫倫的活佛哲布尊丹巴也一直掛念著“被漢人所欺壓的、處於水深火熱中的內蒙古同胞”（楊海英 2002：20-25）。
再看西藏，“1912年，藏人把殘余的中國軍隊連同安班（中國代表）們統統驅逐出去。此舉使西藏成為完全獨立國家，從1912年起直到1950年中國入侵之間，無論是中國或者其他國家都未能在西藏行使任何權力”（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 2010：78）。這是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代表藏人闡述的觀點。
東土耳其斯坦的居民們也借助蘇聯的力量，成立了他們夢寐以求的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是漢人們也承認的鐵的事實（王柯 1995）。以上事實都說明，前清藩部都曾借用“西方列強”的勢力來建立自己的民族國家。這一方面，下野不久的滿洲人走得比較晚，但他們中的精英諸如末代皇帝溥儀和“男裝麗人川島芳子”（金璧輝）試圖利用新興列強日本的力量另辟滿洲國的歷史也不是僅僅能用“愛國”和“漢奸”等意識形態上的概念能解決的過去，何況溥儀和芳子壓根就不是“漢”。因此，費孝通假說中的“休戚相關”地“共同抵抗西方列強”的近代史是根本無法成立的、美麗的謊言。源自“西方列強”的民族國家概念遠比大清賞給藩部的自治權更有魅力。而此時，剛剛覺醒為“中國人”的漢人政治家們還沒有拋出比民族國家更富吸引力的、羈縻原大清藩部主人們的政策。

二、 漢人需要蒙古人的“愛”
    二次世界大戰尤其是日本對中國的侵略給漢人共產主義者們提供了建立新王朝的機會，他們成功地將疲憊於八年抗戰的國民政府放逐到福爾摩薩而坐到了滿清皇帝的屁股溫暖好了的中南海裏，緊接著便向中國周邊的居民們打出了“民族識別”的牌子。承認總是比不承認更具有號召力。於是乎55個“民族”應聲而生，各級權力機關內賦予南方人口僅幾千、幾萬集團的“平等的一票”則相對降低了創造過世界歷史帝國的蒙古人和滿洲人的地位（毛里 1998：66）。漢人共產主義者們則理所當然地奉天承運、替天行道般地掌握著多出少數民族幾十倍的票。接下來，被稱為“邊疆少數民族”的人們的歷史都被改寫為“中國歷史的一部分”，各民族試圖建立自身的民族國家的歷史也被篡改成了“中國革命的一部分”（Bulag 2002:137-142）。用“孔老二”和孟子的思想同化夷狄和蠻戎使之“文化”為“華夏”是中國兩千年來的傳家法寶；漢人共產主義者們也換湯不換藥，只不過用“革命”一詞代替了略嫌陳舊的“論語”裏的章句而已。以下，本文將以內蒙古自治區為例，具體分析漢人共產主義者們如何改寫和篡奪蒙古人的歷史的過程。在此，我的討論對象是1978年出版的《內蒙古革命史》、1988年版《初級中學課文試用本―內蒙古歷史》和江澤民時代1998年發行的《當代內蒙古簡史》。在這30年當中，對近現代蒙古史上占重要地位的“金丹道”、“錫尼喇嘛之獨貴龍運動”和“嘎達梅林起義”的再定義、在解釋行為進行整理。
    蒙古人認為1891年10月9日起爆發於朝陽、建平等地的漢人金丹道是一場民族沖突和民族大屠殺（Sirabjamsu 2006;楊海英 2009：9-10）。其首領楊悅春打著“掃胡滅清殺韃子”口號，以“殺人奪地”為目的，廣推民族仇殺而造成了蒙古人的恐懼，至此蒙漢矛盾日趨嚴重（阿拉騰德力海 1999：256；ボルジギン 2003：188-189）。蒙古族歷史學家定性是，“在這場戰亂中被殺的蒙古人多達幾萬人，另有數萬蒙古人因此而流離失所。……毋庸諱言，它也給當時的民族關系，特別是深受劫難的蒙古族人民，造成了十分嚴重的歷史後果”（郝維民 齊木德道爾吉 2006：412）。但是，把歷史上所有的農民暴亂美化為“推動歷史前進的農民起義”的中共教科書則宣稱：“金丹道起義的主要原因是滿清官吏、蒙古封建王公和商業高利貸者對漢族勞動人民的殘酷的壓迫剝削”。“由於一些漢族地主分子的煽或和一些人在民族問題上的狹隘觀念，以及長期歷史過程中形成的民族隔閡，導致一部分起義群眾錯誤地把對蒙古封建王公的仇恨擴大到了整個蒙古族，大批蒙古族勞動群眾被不加區別地殺害”（《初級中學課文試用本―內蒙古歷史》 1988：176-177）。按照中共史觀，“滿清官吏和蒙古封建王公”顯然是招致幾萬蒙古人被殺之原因。通過上述記述，中共又將蒙古人一分為二，似乎剝削“漢族地主階級”的“蒙古族封建王公”本來就該殺，而“錯殺”的只不過是“蒙古族勞動群眾”。中共這種階級鬥爭史觀系統地通過教科書灌輸進了學童的頭腦。順便講一句，1966年開始中共動用漢人力量大批屠殺蒙古人以後，善後時發出的政府文件都稱“錯殺”、“錯打”（楊海英 2010：317-347）。不知道中共所發動的革命是不是也是一場“錯誤”？
    到目前為止，圍繞金丹道暴動的蒙漢史觀時有沖突。1984年11月22日的《遼寧日報》和1996年6月9日的《朝陽日報》刊登了贊稱金丹道為“起義”的文章而遭到了當地蒙古族的強烈抗議。1997年5月，阜新蒙古族自治縣蒙古人正式向《辭海》編輯部致信要求重新評價金丹道卻沒有回音（ボルジギン　2009：60-61）。蒙古人還認為，通過暴力屠殺蒙古人來奪取草原的手法和觀念已經在華北漢人社會中根深蒂固(Sirabjamsu 2006:44)。漢人社會中這種酷愛暴力的傳統思想經過共產黨推行的“土地改革”運動進行理論化以後，變成了漢人手中最有效的武器，在文化大革命當中發揮了前所未有的革命作用，導致整個蒙古族受難（Sirabjamsu 2006;楊海英 2009）。
    創造了遊牧文明的蒙古人深知草原植被薄弱，犁鋤所到之處必然招致大面積沙漠化。20世紀初，當陜北農民大舉入侵耕種鄂爾多斯草原時，牧人們組織起“獨貴龍”（dughuyilang）進行抵抗。參加者圓型（dughuyi）簽名以保護領導人，同時也反映了蒙古人古老的崇尚穹隆和社會平等（蒙古根本社會不存在漢人社會那樣的“王公”剝削“牧民”的事實）的精神。“獨貴龍”領袖錫尼喇嘛以反抗漢人殖民為目的推行武裝抗爭，之後為了尋求民族自決的理論又於1924年到1925年間赴蒙古人民共和國學習。輾轉回到內蒙古以後，他所領導的是一場和蒙古人民共和國融為一體的、民族自決的革命。但是，中共史學家卻把錫尼喇嘛打造成了一位到庫倫尋找“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求道者。1926年2月，“回到祖國懷抱”中的錫尼喇嘛開始組織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的武裝力量，他的敵人依然是漢人殖民者。然而，中共塑造出的錫尼喇嘛卻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反封建王公”的鬥爭（《內蒙古革命史》1978：45-46；《當代內蒙古簡史》 1998：20-21）。借臺灣現代史學家陳永發先生一句話，此時的中共自身還在南中國“尋找群眾基礎”（陳永發 2009：132-160），不知道是如何超越時空“領導”蒙古人進行革命？！
    按照漢人共產主義者的邏輯，幹壞事的永遠是“剝削階級”的“蒙古族封建王公”。在內蒙古東部，把“美麗富饒的科爾沁草原”出賣給“奉天軍閥”的是蒙古人科爾沁左翼中旗的紮薩克王。反對漢人殖民行為的嘎達梅林於1929年冬“起義”的歷史也被改寫成了“反對封建王公”的歷史，不但如此，嘎達梅林還進而“激勵人民群眾為推翻國民黨反動派和封建軍閥、王公而鬥爭”（《初級中學課文試用本―內蒙古歷史》 1988：241-242）。同樣，“窮蒙古人”必須反對“富蒙古人”卻絕對不能反漢的政治原則寫進了所有的歷史著作。這樣的“歷史”起到了分化蒙古人社會內部，“團結”“窮漢人”的作用，“階級愛”超過了“民族愛”，是漢人共產主義者標榜的“國際主義精神”的中國農民版的拙劣的再演。

三、 蒙古人是“祖國北部邊疆的隱患”
    世人認為，近代內蒙古的歷史是其固有領土被他人任意宰割，蒙古人身不由己地卷入政治陰謀而慘遭屠殺的、典型的殖民地歷史（Jankowiak 1988:270）。是誰的殖民地呢？1945年以前的內蒙古無疑是中國和日本的雙重殖民地；而在1945年以後，中國的漢人共產主義者們成了唯一騎在蒙古人頭上作威作福的殖民者。
    把日本殖民者從草原上趕回東瀛的是蘇蒙聯軍而不是中國的漢人。1945年8月10日深夜1點40分，蒙古人民共和國宣布對日作戰。宣戰書稱：“為了建立全蒙古人的統一國家，……我光榮的人民軍已經越過祖國領域，同勇敢的紅軍一起將解放喀爾喀、杜爾布特、土爾扈特、衛拉特、布裏亞特、巴爾虎，南蒙古的察哈爾、鄂爾多斯、喀喇沁、達裏崗嘎、阿拉善和青海蒙古”。同夜，喬巴山元帥亦通過收音機廣播命令：“8月10日今日，我人民軍部隊為了解放我南蒙古之血肉同胞，使他們獲得自由而前進”（フスレ　2004:2）。
    內蒙古的蒙古人像弟弟歡迎兄長一樣般地迎來了自北方高原南下的親人（札奇思欽　1993）。在大興安嶺中的王爺廟（後改稱烏蘭浩特），受共產國際和蒙古人民革命黨領導的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於1945年8月18日發表“東蒙古人民解放宣言”稱：“我們內蒙古是東方弱小民族之一，歷受帝國主義之壓迫，民族渴望解放，已非一日。在蘇聯十月革命成功之後，我們認為解放我們的只有蘇聯。……”。同日，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又致信喬巴山元帥曰：“我內蒙古人民多年來受北洋軍閥和日本帝國主義的種種的統治，遭受到水深火熱的殘苦，因而，我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接收了蒙古人民共和國與蘇聯的領導，一直奮鬥到今天。……據民眾的渴望和形式的發展的緣故，堅決相信全蒙古的合並，除現在的極好機會外再無其他好的機會”（楊海英 2010：521-522）。他們接著展開了規模壯大的要求統一合並的簽名運動（楊海英 2010：540）。蒙古人誰都沒有料到大國間簽署的雅爾塔協定在此斷送了弱小民族渴望統一的、最起碼的要求。在今天，港澳臺所有漢人們之間要求統一的思想被定性為是“愛國”的，而別的民族希望和國境對面骨肉同胞相聚的理念則被看成是“分裂主義”。
    1945年9月9日成立於錫林郭勒蘇尼特右旗王府的內蒙古人民共和國臨時政府(図1: 內蒙古錫林郭勒草原上的德王王府。這裏曾經是內蒙古人民共和國臨時政府所在地。如今只能任由風吹雨打。)所頒布的獨立宣言裏有如下一文：“1911年，……漢人無禮將南蒙古從北蒙古處掠奪、分斷，造成了我蒙古民族處於分離和落後的狀態。中國將南蒙古強置於其治下變為殖民地。……解放我們的是蘇聯和蒙古人民共和國的親兄弟”（田淵 2008：159-162）。
    中共則完全以另外一種方式改寫上述歷史。
“8月14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在中國共產黨領帶下，內蒙古人民同全國人民一起終於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內蒙古東部和西部大部分地區的蒙漢各族人民終於在全國抗戰勝利的形勢下，從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下獲得了解放”（《內蒙古革命史》1978：144）。在這裏，中共儼然以抗日領導人的身份粉墨登場，閉口不談共產黨自身如何在抗戰期間的延安和鄰近的內蒙古鄂爾多斯草原上大面積種植鴉片[1]，並將從事鴉片生產的漢人農民定居在蒙古人的家園裏（楊海英 2003：304-306）。接下來，中共又判定內蒙古人民共和國臨時政府是由“蒙奸”和“一部分封建上層分子欺騙籠絡群眾的反動組織”。漢人共產主義者們派遣曾在莫斯科受訓的雲澤（日後的烏蘭夫）去蘇尼特王府，通過改選臨時政府主席的手段而解散了內蒙古人民共和國臨時政府。雲澤雖說是為了漢人（周恩來後來贊美雲澤的行為是“單刀赴會”（烏蘭夫革命史料編研室編 1989：251））並出於策略只當了幾天的內蒙古人民共和國臨時政府的主席，但這一事實卻在時過境遷21年以後成了他“反黨叛國”的最大“證據”之一。
    中共同樣認為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於1946年11月16日成立的東蒙古人民自治政府也是“蒙族封建上層分子”和“日偽殘余分子”所策劃的“分裂行為”。漢人共產主義者把蒙古族對漢人殖民統治的深刻認識僅僅解釋為“國民黨大漢族主義民族壓迫政策”的結果，認為蒙古人一心想建立民族國家的自覺之路是“為了自己的封建利益”。中共當時所信任的雲澤最終利用中共的軍事力量成功地解散了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和其領導的東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內蒙古革命史》1978：156-164）。改雲澤而換稱“紅色兒子”之義以後的烏蘭夫不但更像蒙古人領袖，而且也應該是中共占領內蒙古的頭號功臣，可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以後，漢人共產主義者卻一口認定烏蘭夫是“沒有解散的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的總後臺”（楊海英 2010）。
    中共認為“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員”和其“社會基礎”是“我們偉大祖國邊疆的一大隱患”（楊海英 2010：245）。基於這一認識和行動，至少有346，000人被捕，27，900人被殺害，120，000人身體致殘[2]。當時的內蒙古自治區蒙古人人口為140萬，平均每一個家庭都有被捕者，幾乎找不到親友中沒有受害者的蒙古人。此時，漢族人口已經達到了1，300萬。從人口構成上可以看出，蒙古人在自己的家鄉淪為絕對少數派而被徹底打入了政治地獄的最底層。蒙古人的政治經濟地位遠遠低於日本人和漢人軍閥雙重統治時期。畢竟，日本人和漢人軍閥並沒有像19世紀末的金丹道和漢人共產主義者們那樣大開殺戒。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鮮明的對比。
    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中共把自己所犯的罪行全部推給了倒黴的“四人幫”頭上(図2, 中共說，挖肅致幾萬蒙古人死亡都是四人幫模仿國民黨所造成的。選自《揭批四人幫破壞民族團結事業罪行漫畫集》，民族出版社。)，說他們四位在“內蒙制造冤假錯案，誤傷了各族幹部和群眾，嚴重破壞了民族關系和民族團結”（《當代內蒙古簡史》 1998：250）。對此，蒙古人則認為，文化大革命中的大屠殺只針對蒙古民族，是一場準備周到的“種族大屠殺”即genocide（楊海英 2008：419-453；2009；2010）。中共政府自身留下來的大量的公文和文件也證明漢人的屠殺行為只以蒙古人為目標（楊海英 2009；2010）。大屠殺是一種以消滅肉體形式實現民族消亡的運動。殺光幾萬蒙古人的精英以後，入殖草原的漢人們理所當然地提出了“共治”(朱倫　2002,2003)，因為已經沒有必要對蒙古人徒有其名的“自治權”太客氣了，漢人當然也有權參政！

[1]有關中共種植鴉片的同時代資料和證據可謂汗牛充棟，在此僅舉一例。“朱紹良電蔣中正。渝委員長蔣……奸偽騎兵大隊長曹開誠在黃山烏旗掌高兔一帶種鴉片”。民國34年4月12日。國史館檔案，002090300226471，〈蔣中正總統文物・種種不法罪行・一〉。文中的曹開誠為共黨在鄂爾多斯活動的特務，掌高兔在我的家鄉鄂爾多斯烏審旗沙日烏素河南部。
[1] 根據最新研究，被中共和漢人屠殺的蒙古人最終達到了30萬人(Sirabjamsu 2006:44)。

四、 去不了政治化的“去政治化”
    也許是為了呼應並聲援定居在內蒙古草原上的殖民者們，北京的民族學者馬戎近來在2004年發表了一篇關於“少數族群”的“去政治化”一文，也就是要求少數民族方面放棄有名無實的“自治”，讓漢人進行統治(図3, 馬戎先生似乎忘記了“四人幫”也提出過“我們只有一個民族”的口號。不過，也許馬戎就是“四人幫”的狗腿子。選自《揭批四人幫破壞民族團結事業罪行漫畫集》，民族出版社。)。在中國內外引起了反響。馬戎建議把56個民族改稱為所謂的“純粹文化群體”的“56個族群”，認為少數民族的民族身份正在逐漸消失，代之以美國式的“國民”或“公民”。並說漢族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是不言而喻的，需要“培養和加強教育”的則是少數民族（馬戎 2004）。在這前後，漢人學者們約定俗成般地不再使用長期以來沿用過來的nationality一詞，而開始熱愛起了“資產階級國家”的學術概念ethnic group(Naran Bilik 2007:23-39)。從此，ethnic Mongols代替了Mongol Nationality，內蒙古的蒙古人再一次被從政治和文化上割斷了與血肉同胞蒙古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布裏亞特蒙古人、卡爾瑪克蒙古人等之間的精神聯系。
    針對馬戎出於愛國的政治建議，蒙古人學者郝維民做出了如下反擊。郝維民一言道破，少數族群“去政治化”“無助於民族團結”，是“社會和諧的危險信號”（郝維民 2005：411）。郝維民接著分析指出，建國後將內蒙古建設為“最優秀的自治區”的烏蘭夫因為遵循毛澤東的提法而提出反對大漢族主義卻找來了滅頂之災，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即被定為犯有“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錯誤，識破回祖國統一、搞獨立王國的民族分裂主義、修正主義的錯誤”。之後，蒙古族死亡累累，1969年7月，政府又將自治區東部的呼倫貝爾、哲裏木、昭烏達三盟分別劃歸黑龍江、吉林、遼寧三省，西部的阿拉善左、右旗和額濟納旗分別劃給了甘肅省和寧夏回族自治區，從而剝奪了100萬蒙古人的自治權利，自治區名存實亡（郝維民 2005：400）。“烏蘭夫冒險批判大漢族主義思想，力求堅持民族特點、地區特點的原則，結果成為文化大革命打倒他的罪狀。這種戲劇性的變化，耐人尋味”（郝維民 2005：405）。
    文化大革命以前，烏蘭夫任內蒙古自治區政府主席和黨委書記，內蒙古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及黨委書記，通過幹部民族化而實現了自治區機關民族化（郝維民 2005：402-403）。烏蘭夫被整肅以後，掌握實權的書記職務再也不下賜給諸位“小弟”而一直牢牢握在“漢族老大哥”手中。其他自治區亦無例外。中共也許認為團結在以漢人書記為中心的各個自治區領導機構正好充分體現了費孝通先生所講的“漢族的凝聚力”。
    中共現在已經不再強調“民族平等”而一味提倡“民族團結”。只要政府和禦用學者看重“漢族的凝聚力”以及“去少數族群政治化”而代之以“公民”的話，那麽所謂的“民族團結”就肯定以維護漢人利益為前提。當少數民族方面低聲下氣地不欲放棄自身已經非常有限的自治權時，任何行為都可以被定性為“破壞民族團結”。因為，無須顧及“民族平等”的原則。也就是說，“中華民族”假說在強調“漢族凝聚力”的時候已經徹底否定了“民族平等”和民族自決的原則，已經用偷梁換柱式方法把民族從nationality的高度拉下來打進了ethnic group的十八層地獄，從而使這一假說帶上了制造新一輪民族沖突的性質。
    早在1968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不久之刻，美國人類學者即指出：烏蘭夫的存在理由是因為中國有“蒙古問題”存在（Jankowiak 1968:127）。打倒烏蘭夫並屠殺蒙古人，意味著中共欲以暴力形式解決“蒙古問題”。那麽，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中共再度重用烏蘭夫一族，說明“蒙古問題”根本沒有得到解決。如今，在“西部大開發”的口號之下，中共和漢人們白天在已經不是“天蒼蒼，野茫茫”的草原上(図4, 連漢人都早就承認內蒙古已經沒有草原，都成了文明的漢人梨具下的黃沙。選自《揭批四人幫破壞民族團結事業罪行漫畫集》，民族出版社。)開墾挖礦，晚上則讓蒙古人放聲高唱“嘎達梅林”。“造反起義的嘎達梅林，是為了蒙古人的土地”（《初級中學課文試用本―內蒙古歷史》 1988：242），如此敏感的歌詞，已經絲毫不會讓充滿信心的政府和漢人們神經緊張。
    冷靜思考即會發現，漢族對中華民族的“自我認同”也似乎與臺灣現狀不符。臺灣之“分離的國家認同”（盧建榮 2002）或許能從另一個角度使“中華民族”假說相對化，從而減緩改寫少數民族歷史的進程和步伐。
    中共和其禦用學者認為，近代中國的“正確的歷史”就是“中共領導各族人民和西方列強進行你死我活的鬥爭，從而獲得獨立的光榮過程”。反之，各個少數民族針對漢族進行你死我活的鬥爭、期望民族獨立的歷史雖說在性質上與漢人同西方列強的鬥爭完全相同，卻被解釋和改寫為“分裂主義的、醜惡的歷史”。這種史觀正在進一步促成中國政府宣傳“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化”假說的政策化和當代中國民族問題的凸現。

備:此文曾以口頭形式發表於2010年7月2日在中華民國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院民族學系共同主辦的“跨文化:民族與文化再生”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得到了傅琪眙先生和張中復先生等人的有益意見，在此誠致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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ボルジギン・ブレンサイン
2003 『近現代におけるモンゴル人農耕村落社会の形成』風間書房。
2009 「中国東北三省のモンゴル人世界」ユ・ヒョヂョン　ボルジギン・ブレンサイン編『境界に生きるモンゴル世界―20世紀における民族と国家』八月書房。
毛里和子
1998 『周縁からの中国―民族問題と国家』東京大学出版会。
楊海英
2002 『オルドス・モンゴル族オーノス氏の写本コレクション』国立民族学博物館・地域研究企画交流センター。
2003 「漢族がまつるモンゴルの聖地―内モンゴルにおける入殖漢族の地盤強化策の一側面」塚田誠之編『民族の移動と文化の動態―中国周縁地域の歴史と現在』風響社。
2008 「ジェノサイドへの序曲―内モンゴルと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化人類学研究』七三・三）。
2009 『モンゴル人ジェノサイドに関する基礎資料(1)―滕海清将軍の講話を中心に』(内モンゴル自治区の文化大革命1)風響社。
2009 『墓標なき草原』(上・下)岩波書店。
2010『モンゴル人ジェノサイドに関する基礎資料(2)―内モンゴル人民革命党粛清事件』(内モンゴル自治区の文化大革命2)風響社。
2010 「〈民族分裂主義者〉と〈中華民族〉―〈中国人〉とされたモンゴル人の現代史」塚田誠之編『中国国境地域の移動と交流―近現代中国の南と北』有志舎。

欧文・蒙古文文献
Bulag, Uradyn
2002  The Mongols at China’s Edge. Lanham・Boulder・New York・Oxford: Rowman & Littlefild Publishers, Inc.
Jankowiak, William
1988  “The Last Hurraah? Political Protest in Inner Mongolia”,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9/20:269-288.
Naran Bilik, “ Names Have Memories: History, Semantic Identity and Conflict in Mongolian and Chinese language Use”, Inner Asia 9, 2007, p. 23-39.
Onon, Urgunge and Derrick, Pritchatt
1989 Asia’s First Revolution― Mongolia Proclaims its Independence in 1911, E.J. BRILL.
Sirabjamsu, Gha, Sirabjamsu-yin Jokiyal-un Sungghumal, a Private edition, 2006.

和文要旨
中国は現在民族学者たちを動員して「中華民族」という政治的な概念を出して、諸民族にその受用を強制している。また、民族をあらわすのに長く用いてきたNationを中止して代わりにEthnic Groupを使用するようになった。少数民族地域で実施してきた有名無実の「区域自治」も放棄して漢人たちの「共治」を実施するよう理論的な工作が始まっている。政治的な概念である「中華民族」という言葉がどのように再登場したのか。それにあわせるようにモンゴル人たちの近現代の歴史がまたいかに改竄されているのかについて、内モンゴル自治区の実例を通して論じてい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