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幕到宫殿 - 成吉思汗庙及成吉思汗陵的殖民化作用 - 杨海英 {蒙古作家}

〔摘要〕成吉思汗去世后，蒙古人一直将其「神圣的气息」和遗物类祭奠在天幕「八百宫」内至二十世纪初。康德八年（1941），来自东瀛的武士们开始在「源义经就是成吉思汗」的口号下于王爷庙山上新盖了一座固定建筑的成吉思汗庙。众多蒙古人出于不同的心理积极参加了建庙活动。当日本人回到他们的故土扶桑后，中共又在1954年开始在鄂尔多斯的八白宫旁边兴建崭新的「成吉思汗陵」，目的在于标榜其不同于「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施政和对蒙古人的宽容。然而，当「成吉思汗陵」于1956年建成后，人们发现中共非常忠实地继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传统」。亦即「成吉思汗庙」与「成吉思汗陵」在建筑学方式上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此举表明，中共在批判日本人的殖民统治的同时又继承了其文化和政策上的精髓来羁縻蒙古人。如今，「成吉思汗陵式」的现代化建筑风行整个内蒙古却没有人认为其来自万恶的「日本鬼子」。

幼小时候，我知道中国在「盘古开辟天地」之后，有三皇五帝，……宋朝，元朝，明朝，「我大清」。到二十岁，有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直到今年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斯」，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汗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
--- 鲁迅，1934年，〈随便翻翻〉《且介亭杂文》。

成吉思汗到底是蒙古人还是「中国人」？他是否还有可能是日本武士「转生」的呢？为什麽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人和中国人都要争先恐后地从蒙古人身上掠夺和诱拐（abduction）成吉思汗呢（Bulag 2010:45）？换言之，曾经深恶痛绝「异族入侵」的中华知识分子和视忽必烈汗派兵为「元寇袭来」并深深同情汉人南宋命运的日本皇史观持有者们为什麽突然之间以博大的胸怀「热爱」起了蒙古人的祖先呢？如此「热爱敌人」的文化现象又包含着怎样的历史过程呢？以下，我将通过叙述20世纪内新出现的成吉思汗庙和成吉思汗陵过程，试图思考此类问题的部分侧面。

一、八白宫与新兴国家的象征
成吉思汗逝去后，蒙古人遵循萨满教的理念，将其最后气息（ami）吸纳于骆驼头顶的发毛（öbüge）中祭祀传承。在以后的历史长河中，他的诸妃和后世大汗们的遗物也陆续加入了祭祀对象中，逐渐形成了众所周知的八百宫（Naiman Chaghan Ordun)。八百宫祭祀是蒙古人政教合一的国家仪礼，历代汗位继承者皆须在草原毡帐之民的「圣主御前」（ejen-ü emüne-eche）即位或在即位之后参拜以示正统。维持八百宫祭礼的部众为鄂尔多斯蒙古人，他们长期以黄河南高原为家园而生活至今。

蒙古人变成满洲人的小伙伴之后，清廷起初并没有积极干涉八百宫祭祀活动。祭祀者(Darqad)依然可以遍行整个蒙古人的放牧地，向圣主的子孙们征收象徴孝忠的祭奠物品。然而到了道光四年(1824)，有大臣提出把八白宫的祭祀者们所称爵号如「太师」，「太保」，「官人」及「宰相」等皆为「朝廷大号」，应予剥夺。道光皇帝轻率准奏之后遂引起了整个内外蒙古王公的群起反对和强力抗议，不得不在四年之后收回御令。此事件再次确认了内外蒙古王公都是成吉思汗子孙这一传统精神理念的绵延存在，他们随时可以团结在「圣主之前」(冈2001:杨2003:39-130)。之后，每逢年度大祭，全蒙古地区札萨克或王位继承人（jalghamji）照例参加祭奠。祭祀者当众宣读成吉思汗《金书》(Altan Bichig)，重温从成吉思汗时代到17世纪中叶的历史。成吉思汗金书中的历史表达方式和历史观与众多的蒙古文编年史内容一致，为全体蒙古人所共有。换言之，有清一代，蒙古人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圣主和光辉的历史。

满清人的王朝开始摇摇欲坠时，一位布里亚特蒙古人策汪・扎姆策日诺于1910年春秘密访问八白宫和伊克昭盟乌审旗王府。等到1911年12月独立的哲布尊丹巴政权建立以后，扎姆策日诺立即建议高层领导康达道尔基亲王从速迎回八白宫和军神黑纛(Qara Sülde)作为以「共戴」为年号的新生国家的象征(Onon and Pritchatt 1989:99)。1913年1月，蒙古军五路南下以图作战解放内蒙古同胞，其中西路军即带有迎接八白宫至蒙古高原的使命。乌审旗王爷亦积极响应，但至第二年，此事无果而结束(橘1989:248-254)。其间，蒙藏事务局于1914年7月13日发文告示曰「此黑纛为吾元朝成吉思汗圣物，成吉思亦在我中国世居千年之久，何岂能将如此圣物交给野蛮的喀尔喀人」（Narasun and Vangchugh 1989:690）。如此，中国人成功地挽留住了「在中国世居千年之久的成吉思汗」，没有让他走回到他后世子孙们重建的国土之上。

二、samurai Genghis Khan(Gen Gi-kei)
1879年，一位年轻的日本人在英国剑桥学府写了一篇让欧洲人非常吃惊的论文，题为「The Identity of the Great Conqueror Genghis Khan with the Japanese Hero Yoshitsune, An Historical Thesis」。他以Genghis一词与Gen Gi-kei发音相近等为语言学依据而论证说，中世纪日本的悲剧英雄源义经并没有在同他骨肉兄弟之间的战斗中牺牲，而是辗转逃避到了蒙古草原后变成了成吉思汗。青年的名字叫末松谦澄（1855-1920），归国后成为明治日本第一任首相伊藤博文的女婿，并于1898年担任第三次伊藤内阁的逓信大臣等要职。他的英文论文也在1885年由内田弥八翻译成日文，从此日本民间出现了长兴不衰的「成吉思汗即为源义经」的热潮（Miyawaki-Okada 2006:123-134）。在白种人依然将日本人视为清朝附庸国的时代，末松挺身而起曰:你们欧洲人最恐惧的成吉思汗其实也是我们日本武士演变的！因此，要求白种人正视新兴日本存在价值的末松的行为被认为是一种「爱国主义」（宫胁2008:197-198）。

「成吉思汗即为源义经」一说与崛起时期日本明治政府对外扩张思潮非常合拍（Bulag 2010:40）。1924年，小谷部全一郎的书《成吉思汗即为源义经》以「赐天览」的形势出版后风行全日本。与此同时，以日本关西地区为据点的大本教（ōmoto kyo）领导人出口任三郎也在1924年2月份秘密潜入内蒙古。不久，他便在奉天会见了当时在张作霖麾下活动的汉人卢占魁，两人合作成立了「内外蒙古独立军」。卢任司令，出口则号称「弥勒下生达赖喇嘛素尊汗」，蒙古名字为「那尔萨林喀齐拉额都」（意思为「太阳月亮大地星宿」―杨）。出口任三郎宣扬自己出生在兴安岭中，幼年丧父，在六岁时由母亲带领东渡日本，如今再度「返乡」。他称自己即是源义经的后代，又是成吉思汗的转世。有着作称，出口所到之处，蒙古人深信不疑，夹道欢迎，热情援助，认为此时乃为内蒙古独立的绝好机会等（出口1967:228-262）。有趣的事，被蒙古人认为是「土匪」的汉人卢占魁曾于1922年5月22日武装抢劫八白宫内金银器物。返回途中因其两名骨干暴死，认为是蒙古人的神灵震怒，于是又从速送回了文物（汪楚格2004:392）。如此，来自东瀛的武士和大陆浪人们都开始打着「成吉思汗即为源义经」的旗号「帮助」蒙古人摆脱汉人的统治。但是，他们中间的部分豪杰似乎连汉人和蒙古人都没有很好地去区分。

三、成吉思汗庙
满洲国建立以后，殖民政府提出了「王道主义民族协和精神」，以红卍字会和万国道德会等宗教团体为主，宣传融合儒道佛回耶五教合一的言论。其中红卍字会与大本教主出口王仁三郎关系密切（田中出半年不明，118）。虽说是五教合一，实际上执行以神道为中心的宗教政策。

据田中刚研究，1935年8月18日《满洲日日新闻》第一次报道政府计划在新京建立「成吉思汗神社」以促进蒙古文化发展。当时，1934年7月成立的兴安陆军军官学校因以汉人关羽和岳飞为军神，蒙古人学生提出应该以成吉思汗取而代之。兴安各省省长也在1936年3月份要求以「国家祭礼」的方式祭奠成吉思汗。之后，蒙疆政府亦于1941年9月创建「蒙疆总镇守蒙疆神社」，用祭祀成吉思汗的形式推行国家神道的议题逐渐成为日本方面的重要课题。加之1941年6月份苏德战争爆发，与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的满洲国及蒙疆政权出于加强防卫的目的，终于下决心建立成吉思汗庙（田中120-126）。

蒙古人方面也有积极的主张。当事人达瓦敖斯尔如此回忆。蒙古人长期以来一直在每年的农历3月23日举行纪念成吉思汗的活动。满洲国建立以后，此俗亦未改变，兴安王爷庙北上坎喇嘛庙作为祭祀场所。「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者（达瓦敖斯尔―杨），一向掬诚崇拜成吉思汗，在任兴安南省公署文教科长五年期间，每年这一天，都风雨无阻地去参加奉祀典礼」（达瓦敖斯尔1988:144）。

1940年祭祀成吉思汗集会中，蒙古人提出在王爷庙建立成吉思汗庙的设想，得到了全体人员的支持。蒙古人立即推选有力人士与日本关东军驻王爷庙陆军特务机关长金川耕作交涉，金川表示支持（达瓦敖斯尔1988:144-145）。于是，蒙古军政各界人员组成了「成吉思汗庙筹建委员会」。兴安局总裁巴特玛拉布坦任会长，兴安军官学校校长甘珠尔扎布和财团法人蒙民厚生会专务理事玛尼巴达喇任副会长，兴安各省省长和各旗旗长担任委员。玛尼巴达喇还兼任筹委会下属的工程事务局局长（金海2002:434-435）。蒙古人都坚持动工日为1941年5月5日（达瓦敖斯尔1988:145:梁凤山1991:873:金海2002:435:Bai Jin Sheng 2009:331）。而田中刚则根据《盛京时报》报道认为工程于1942年5月5日开始（田中126）。曾于1964年7月在日本采访过当事人的Paul Hyer也记述说工程启动于1942年5月5日（Hyer 2006:67）。

成吉思汗庙由日本建筑家今村三郎和蒙古人画家耐勒图（Nayiraltu）共同设计（金海2002:435）；耐勒图还为此专程至鄂尔多斯的八白宫寻找参考资料（Hyer 2006:64）。据田中刚研究，设计和施工由满洲国建筑局（前身为营缮需品局）担任。他们以明治神宫外苑圣德纪念绘画馆为例，遵照关东军特务机关指示而导入了部分藏传佛教建筑风格。用明治神宫外苑作为成吉思汗庙的内苑则表明后者比前者的政治地位低下（田中130-131）。

在整个建设过程中，所有蒙古人都慷慨解囊，留学日本的学生们则利用假期回国参加义务劳动。王爷庙街上经常能看到蒙古人从远处向建设中的成吉思汗庙低头敬礼遥拜的情景。蒙古人认为终于有了「内外蒙古统一的象征」，从而立下了「为民族统一而斗争的决心」（ツェベクマ 1999:71-79）。而日本方面则基于1939年夏天诺门坎战争的失败，必须做好安抚内蒙古蒙古人和吸引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工作，他们明白只有成吉思汗才能笼络蒙古人的心（Hyer 2006:65）。

1944年10月8日开始，王爷庙举行了盛大的成吉思汗庙（照片1）落成典礼。除了满洲国的蒙古人以外，德王蒙古自治邦也派出了以兴蒙委员会委员长松津旺楚克王为代表的团体加入了庆典。德王府乐队演奏了着名诗人赛春嘎（那・赛音朝克图）做词的「成吉思汗颂歌」。9日进行临时大祭，10日召开了「蒙古青年总崛起大会」（田中132-133）。蒙古人「宿愿克遂，感到万分欣慰」（达瓦敖斯尔1988:145）。在这之前，蒙古人非常担心的是日本人金川耕作会将一面象征日本天皇的神道「八咫镜」（yata no kagami）偷偷放入圣主的庙内，以满足他们的「ultra-nationalism」（Hyer 2006:69）。此举表明，蒙古人和日本人在建庙过程中曾经展开过心理政治斗争。

四、挟「成吉思汗」以示「正义」
成吉思汗的直系子孙德穆楚克栋日布王为了利用日本的力量完成蒙古人的民族自决和独立的目的在1930年5月12日建立了蒙古军政府。他以该年为成吉思汗历731年，「表示蒙古人所作所为是成吉思汗伟业的延续」（札奇思钦1993:16）。蒙古军与日本军合作西进，在1937年10月里占领了归绥和包头。至此，德王理所当然地要求成吉思汗的八白宫能回到他的身边，名正言顺地完成民族统一独立之大业。德王并非简单的「蒙奸」，他曾与玛尼巴达拉商定不能让日本人把成吉思汗庙建成神社样式的建筑（札奇思钦1993:110）。

当肩负着游说鄂尔多斯七旗王公任务的内田勇四郎数次出现在八白宫附近时（内田1984），王公们也在「圣主御前之会议」上商定了既不得罪同胞德王及东方武士又不惹恼汉族军人的权宜之计。然而，中央政府「慧眼明查」，早在1939年2月22日便电令绥境指导长官公署以防「德逆拟乘隙企劫成吉思汗灵寝」。对此，鄂尔多斯蒙古方面一度提出将八白宫移至青海西北部「成吉思汗第十四世孙古什汗之后裔处」（那日松王龙胜2010:50-70）。但是，此项建议未被采纳，1939年6月10日，八白宫中的圣物与军神黑纛一同启程运往榆林。蒙古人沿途悲泣，汉族军人则冷静地认为「蒙民迷信其有操纵祸福之威力」（那日松王龙胜 2010:62-64）。其间，6月15日在陕北重镇榆林国军将领邓宝珊与伊克昭盟盟长沙王共同举行主祭活动，6月21日在「革命根据地」延安受到了「热烈欢迎」之后，7月1日安全抵达甘肃榆中县兴隆山中的道教宫殿。汉人政府没有选择青海「成吉思汗第十四世孙古什汗之后裔处」而判断长春真人的后辈继承者更为安全，其政治意义不可不为远大。

五、抗日的「成吉思汗」
当被移送的成吉思汗还在中途时，中央社重庆6月18日电曰「中央以成吉思汗为内外蒙古及宁青新各省境内蒙胞伟大祖先，其丰功传烈，震烁古今，匪独中国所推荐，抑亦世界所景仰。其孙元世祖，两度征倭，而倭寇至今尤怀恨极深，无时不谍报复，尤其志在并吞大陆，必须破坏各民族固有文化，则盗炸陵寝之阴谋，当非谣传」（那日松王龙胜2010:92）。显然，元「世祖征倭」与眼下抗日同等并列。

6月21日抵达中共治下延安时，八路军代表滕代远和联络部长王若飞亲自迎接，十里铺前新建悬挂有「世界巨人」横幅的灵堂，还有对联曰「蒙汉两大民族更亲密地团结起来，承继成吉思汗精神坚持抗战到底」。当时还没成为「伟大领袖」的毛泽东也献了花圈。中共中央代表祭文说:「日寇逞兵，为祸中国。不分蒙汉，如出一辙……元朝太祖，世界英杰……艰苦奋斗，共产党人，煌煌纲领，救国救民」（那日松王龙胜 2010:107-108）。

元太祖灵驾即将到达西安时，中央社报道说「民族英雄成吉思汗陵榇，日内即将抵省」。6月26日蒋鼎文主席在设宴欢迎护陵代表时第一次谈到「成吉思汗是我们中华民族祖宗中最伟大的一个……。到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在无可如何中，不得不想出最拙劣而卑鄙的手段，想劫持成吉思汗的陵榇，以图夺取中华民族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蒙古同胞为他利用」。至此，一部分蒙古人光荣地被加入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那日松王龙胜2010:95-96）中间。之后，蒙藏委员会在1939年7月4日发电要求各地广泛宣传《为奉移成吉思汗陵告同胞书》。文曰（那日松王龙胜2010:67）:

「元太祖成吉思汗以一部崛起漠北，东征西略，阅四十年，版图之广，横跨欧亚，为名所播，咸皆慑服，诚为历史上唯一之人杰。际兹抗战期间，每溯其丰功伟绩，不禁生无限景仰」。

1942年9月20日，蒋介石总统亲自到兴隆山祭奠了元太祖在天之灵。日本人撤回到他们的岛国故乡以后「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们同室操戈；战事恶化后，也许是元代安西王阿南达后裔的穆斯林将军马步芳于1949年8月2日动手把八白宫迁移到了他控制下青海省湟中县塔尔寺内（旺楚格2004:393）。时隔不久，9月9日，「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军阀手中」夺回了「抗日英雄成吉思汗」。

六、向共产党微笑的「成吉思汗」
汉人毛泽东在天门城楼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之后，1953年1月29日，伊克昭盟人民政府即向绥远省人民政府报告决定建筑「成吉思汗纪念堂」，「唯建筑范围迄今未奉明令指示，不敢轻易设计」。蒙古人还同时提出从青海迁回圣主的遗物和黑纛。不久，中共中央华北局于6月9日致电蒙绥分局同意移回成吉思汗遗物。12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和绥远省人民政府任命东部地区蒙古人王再天为「成吉思汗陵迁建委员会」主任，奎璧等10人为委员，奔赴青海迎陵（那日松王龙胜2010:400，407，416）。

1954年4月7日，成吉思汗灵榇回到了以前的驻扎地，「当地群众几十里以外夹道迎候」。4月23日，蒙古人的共产主义领袖乌兰夫在大祭中如此致词（那日松王龙胜 2010:452）。
「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内蒙古时期，曾采用过不少阴险的羁縻政策和笼络手段。其共同的办法之一就是假借成吉思汗之名来诱骗蒙古族人民，以图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肮髒目的。为此，国民党反动派于一九三一年祭成时，不顾蒙古族人民的反对，以武装劫走成吉思汗灵柩……。日本帝国主义时期，曾以敲诈勒索，强迫劳役的办法在东北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市）修饰了一座成吉思汗庙。这都是国内外敌人违反我们蒙古民族人民的意志，侮辱我们蒙古民族的行为」。

乌兰夫时值蒙绥合并成功实现之际，中共中央已经发令中共中央蒙绥分局改为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侮辱蒙古人的名称「绥远」已经变成了历史。共产党人乌兰夫有史以来第一次从行政上地理上统一了内蒙古版图，虽然内外蒙古和布里亚特的民族统一没有实现，但是，「成吉思汗」有足够的理由向这位「红色的儿子」（Ulanhuu）微笑。乌兰夫也有充分的证据向广大蒙古人自豪:「放眼整个蒙古人的世界，圣主只在我的身边」！

七、成吉思汗陵
1955年春，内蒙古建筑工程局直属工程公司开始建设新的成吉思汗陵，设计师为「年轻的工程师郭蕴诚」（旺楚格2004:83）。共产党人以他们一贯擅长的高效率做法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即完成了这项工程。1956年5月份，一座崭新的成吉思汗陵展现在世人面前时，谁都不会否定其在建筑风格方面与乌兰浩特市内「日本帝国主义为侮辱蒙古民族而建立的成吉思汗庙」如出一辙（照片2）。我们目前没有有力证据说「年轻的工程师郭蕴诚」抄袭了日本人今村三郎和蒙古人画家耐勒图的设计图，因为耐勒图本身也来过八白宫。直线「山」字形固定建筑的中间和两厢的宫殿皆以天幕（yurt）为底桉，宫殿基座部分源自明治神宫外苑（Hyer 2006:59）。

鄂尔多斯的成吉思汗陵建成时，原本打算绘画成吉思汗的故事和「万恶的蒋介石匪帮为了奴役蒙古人民，派马，丁两个匪军的军长抢走成吉思汗的灵柩」和「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草原上的人民摆脱了以往看不见天日和被奴役的生活情景」（那日松王龙胜 2010:96）。但是，1956年建成时，四壁空旷，没有达到绘画「教育蒙汉人民的」目的。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革命的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人民委员会发出了「捣毁成吉思汗陵的报告」（那日松王龙胜 2010:174）。9月5日，共产党的革命干部和「领导一切的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们」砸毁了成吉思汗陵，改为「劳动人民文化宫」（张相文1997:56）。「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接班人林彪副主席」神秘地飞往「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而在半途中摔落在「蒙修」大地上之后，成吉思汗陵变成了「战备盐库」。本文作者在1980年秋人生第一次迟迟参拜祖先时，地面上还堆放有大量「战备盐」。

乌兰浩特市的成吉思汗庙内有二米高的成吉思汗塑像，原来计划在东西侧偏殿内设置忽必烈汗和铁木尔汗塑像，但是没有完成（梁凤山1991:874）。Hyer提供信息说，参加制造塑像的是日本人艺术家Nagahama Torao；还有一幅以蒙古人阿斯根将军为模特的画像（Hyer 2006:68）。1945年8月苏蒙联军进驻时，成吉思汗庙遭到部分破坏。1969年中苏在珍宝岛（Damansky）冲突时，因为挖战壕防止「社会主义的老大哥」的空袭又有部分破损。文化大革命期间更受到「残酷打击」。如今，正统史观认为，「东蒙古地区百万蒙古人自动捐款奉建成吉思汗庙的行动，不仅反映了广大蒙古族人民对成吉思汗的怀念和民族复兴的愿望，而且也是对日本的文化侵略和精神麻醉的一种抵制」（金海2002:436）。

1982年2月，鄂尔多斯的成吉思汗陵被认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之后，从天幕八白宫中走入陵庙的「成吉思汗」开始为「中华民族」赚取源源而来的外汇和人民币。被「解放」了的蒙古人在汉族共产党人「雪亮的眼睛」底下谨慎地祭奠着被「中华民族优秀分子」绑架了的自己的祖先。如今，无论是成吉思汗庙还是成吉思汗陵，都被认为是「典型的蒙古民族风格建筑」。在「宽容」的共产党人治理下的全内蒙古各城市中，只有这两座建筑在表明此地为蒙古人的自治区；其他任何建筑都是和长城以南汉人内地没有丝毫区别的「火柴盒」式堆积物。

八、谁的英雄？
以上，本文简单介绍了蒙古人和日本人共同建设的成吉思汗庙以及蒙古人伙同中国共産党人一起打造的成吉思汗陵的过程。成吉思汗虽然一直由他的直系传承人祭奠至今，但至20世纪，他已经被演变成了「全球化」的歴史人物。这一点，可以从他的神像由天幕走入宫殿的过程中得到印证。

那么，成吉思汗到底是谁的英雄？何人之祖先呢？现今的政治势力又如何看待他呢？我且在此略举二例，以供今后思考。
2006年正值蒙古「建国800周年」，蒙古国举行了一系列隆重的纪念活动。而由汉人书记掌管一切权力的内蒙古自治区则发出了通知，不许任何组织公开讲「蒙古帝国」和「成吉思汗」以及「800周年」等词。蒙古人只能以「草原文化」和「牧业」等词句表达个人和民族心情（杨2008:421）。中共政府虽然认爲上述概念爲「敏感词」，但是民间朴素的民族主义者去依然高唱到，「我们的成吉思汗是唯一的一个征服欧洲的中国人！」

曾经和共産党人逐鹿中原的国民党人又是持何等态度呢？2010年春，我有幸游学台湾，并于5月4日在台北市中山路参加了「台湾蒙古人祭奠成吉思汗」的活动（照片3）。别的不讲，只凭「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奉总统令祭元太祖」形式看，该祭奠具有「国祭」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鄂尔多斯高原的成吉思汗祭奠则完全是「民间活动」；因爲政府早在1956年6月14日即已发出函件曰，「中央不准备派人参加成陵大祭」（那日松王龙胜2010:516）。无论是「国祭」还是「民间活动」，蒙古高原上的蒙古人都或许在以某种扭捏的心态遥望着自己「被全球化，被殖民化」了的祖先和英雄。

修改于2012年冬11月14日。同日，蒙古国在首都乌兰巴托举行盛大的「成吉思汗诞辰850周年活动」。

【小编：曾经有人问我为何会对「南蒙古自决运动」有极大的热忱和信心？
诚然我们与政治对手人口基数悬殊极大；诚然我们与政治对手的暴力武装天地之别；诚然我们还面临着政治对手的狡诈残忍与执政优势，严控社会资源等。

从一切的现实社会的力量对比，南蒙古人真的是宛如蝼蚁，微不足道。 但这是真的么？ 四百余万南蒙古人当真会淹没于十三亿的殖民国家么？

今天我看见了一副图，不禁感慨万千。八百多年了，无论兄弟并肩携手还是内讧拆墙，最终我们还是走到了一起，来到圣主的画像前———集体跪下！向着那灵魂深处的铸造者跪下；向着那血脉承载的共同荣誉跪下；向着那一切义人美好的德行而跪下。

在这里我们会起誓：我们愿意如同祖辈一般，世代履行与圣主成吉思汗的契约，做一名充满着智慧与勇武，忠诚于良好道德的蒙古义人。

是的，与中国残忍专制的殖民国家相比，此刻的我们确实力量颇弱。 但是我的兄弟姐妹都在这里，我们对成吉思汗的信仰牢不可破，我们灵魂深处对祖辈的荣誉与自由深怀敬意与缅怀。

在未来，当我的兄弟姐妹肩并肩携手走向那专制殖民的堡垒时；当自由之声响彻南蒙古大地，我们高呼人人生而平等，高呼人权至上，高呼民主万岁时，我们可以看见一切在南蒙古大地的饱受专制迫害的人已经站在我们的身边。

他们是汉人，是藏人，是维吾尔人。他们还是医生，律师，工人，商贩，学生是专制中国几十年来侵害的最为普通中国人。 他们渴望权利的平等如同我们一样迫切。当民主体制建立时，即是我民族自决权到来之时。

在未来，共产党专政政权必然会被一切自由之民推翻瓦解，因为这是人类历史进程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