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專政注定解不開民族問題這個结

與宗教問題密不可分的涉藏、涉疆民族問題，既是很多體制內惟黨意志馬首是瞻的御用學者不能充分展開論述，只能點到爲止的敏感議題，也是很多體制外反對黨專制、崇尚普世的海內外學者們瞻前顧後，不願過多捲入的棘手領域。

政治正確的“紅線”下，御用學者們只能一遍遍乾癟的重複著那些老掉牙的論調，什麽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什麽達賴幕後指使，什麽西方敵對勢力顛覆等如此種種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都沒人理睬的老套話；而過多拘泥於普世價值的聖潔，又讓很多獨立學者乃至不少西方媒體難以接受“弱小”民族一方時有醜陋乃至罪惡一面，選擇淡化乃至視而不見，搞雙重標準，一股腦把責任推給早就讓他們看不順眼的中共，更是難以面對這種現實：中共實際上治藏治疆的鐵腕有著近乎毫無疑問的施政合法性支撐——如果中國現實民意支持能代表這一合法性的話，甚至“以暴制暴”之必然邏輯下的鐵腕在現實中國政治中還無疑能爲中共殘存不多的執政合法性有加分效果。

這就形成了一個很無奈的現象，雙方學者們談起這些敏感問題時看似激揚慷慨，引經據典，實則只能劃地爲牢，自說自話，自欺欺人，“鴕鳥”邏輯大行其道。

而人們在現實裡看到的就是，黨警惕千遍萬遍嚴防死守的，照舊會發生，警告共産黨不要再怎樣怎樣做的事，也依舊如故——一輪又一輪的“以暴制暴”。這固然譲標榜自己民族政策光榮偉大正確和熱衷國際形象的中共一次次顔面喪盡，頭疼不已，但對那些熱衷製造針對平民的暴力恐怖事件的所謂“獨立精英們”而言,，又何嘗不是一次次致命般重創？
迄今，對包括民族間融合在內的世界大勢，人們既看不到黨的自我檢討和反省，更看不到“獨立精英們”的幡然醒悟（尤其是對疆獨而言，後文專門論述），結果就是偏激和極端行爲招致被更偏激和更極端的對待，看不到任何向良性解決方向靠攏的痕跡。

如此說，並非弱化共産黨在民族問題上的責任，也更無為“獨立精英們”的犯罪行爲開脫之意，只只是陳述一個事實。

共產黨和“獨立精英們”只有看清現實和國際大勢，才能回歸解決問題、熄滅任何不現實幻想所需的基本理性。

本身就崇尚說一不二的意識形態，具有暴力和極端邪教色彩的黨專政下，譲不同宗教信仰的民族間的實現真正的國家認同和民族融合是永遠不可能做到的，如果不是背道而馳的話。這道理很淺顯，譲一種可以説是邪教的凌駕於另外一種、幾種宗教之上，還期待能長治久安，實在是癡人說夢。

這點上，俄羅斯就是個好例子。面對俄羅斯族這個核心民族與以高加索人為代表的持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不同習俗和語言的少數族裔關係的棘手問題，從沙皇到蘇聯，一直都試圖用一種唯我獨尊的意識形態來建立統一民族。但從尼古拉一世時提出的“東正教、專制制度、人民性”這三位一體的用來統一各民族認同的口號，到蘇聯推出的“蘇聯人”模式，在內憂外患之際或許能用强制力維持，但總抵不過民族異心的大勢，沙皇的三位一體成了過眼煙雲，赫魯曉夫所稱的蘇聯已經培養出“蘇聯人”民族的說法更是淪爲笑談。

而“獨立精英們”則更是罔顧十多億中國國民的現實民意和國際大勢於不顧，沈醉於自己的癡心妄想，不知今夕是何年。中國主體民衆，其出發點是於公也好，於私也罷，是不可能讓你獨立的，搞獨立既沒有爲多數人所默許、支持又行之有效的理論支持，也沒有多少資本和實力做後盾，追求“獨立”的代價也是你遠遠不能承受得起的；指望國際上的聲援或者支持能綿綿不絕、後勁十足，更是錯判形勢。你得不到想得到的，也耗不起手裡僅有的幾張牌，沒有一個政府，也沒有一個國家為了你們和十幾億中國人結下這難以解開的仇恨冤結。

可悲的是，雙方均未能充分認清這個“現實”，導致理性解決民族問題的主動權越來越像手裡的流沙一般，自己攥得越緊，流失的就越多。

中共自作孽“攪渾”民族問題

先說說共産黨的問題。

其一，應該説，涉疆、涉藏民族問題的存在大大早於共産黨的成立。說中國的民族問題是共産黨一手造成的，不是有失偏頗的問題，而是常識性錯誤的問題。當然，中共早期爲了奪取政權而不顧一切的“攪渾”民族問題，對涉藏，涉疆等民族問題的複雜化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後來的達賴出走、涉藏問題國際化，新疆東突的借題發揮，烏蘭夫“內人黨案”等重大涉民族問題上都有中共自作孽的影子。

1934年，中共頒布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第十四條就明確規定：“中華蘇維埃政權承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民族自決權，一直承認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國脫離，自己成立獨立的國家的權利。蒙古、回、藏、苗、黎、高麗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國的地域的，他們有完全自決權；加入或脫離中國蘇維埃聯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區域。】”（《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見《陝甘寧邊區參議會（資料選集）》中共中央黨校科研辦公室發行，1985年，北京）
第二年的“三五宣言”是另外一例。
1935年12月20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對內蒙古人民宣言》由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署名發表，更是明確指出：“內蒙古民族只有與我們共同戰鬥，才能保持成吉思汗時代的光榮，避免民族的滅亡，走上民族復興的道路。而獲得如土耳其、波蘭、烏克蘭、高加索等民族一樣的獨立與自由。”……“我們認為內蒙古人民自己才有權利解決自己內部的一切問題，誰也沒有權利用暴力去干涉內蒙古民族的生活習慣、宗教道德以及其他一切權力。同時，內蒙古民族可以隨心所欲地組織起來，他們有權按自己的原則，組織自己的生活，建立自己的政府，【有權與其他民族結成聯邦的關係，也有權完全分立起來。】”

中共掌權前，用這些“自決權”和“獨立權”來誘惑、鼓動蒙藏等民族，尤其是其上層人士，鼓動他們跟共産黨走，幫自己打江山。可江山打下後，馬上翻臉不認帳，取消了獨立自決權，只給了一個空有其名的自治權。落得個言行不一，不守信用。而一批少數民族精英在對共産黨兌現承諾的期待落空後，心生間隙。

直到今天，中共的這些“法律”和宣言還屢屢被一些“獨立精英”拿來說事。有的更是明確指出，假如中共後來能履行這些承諾，今日中國國內就不會產生如此尖銳複雜的民族問題，把責任完全甩給中共。此說雖然未必客觀，但背信棄義的名聲卻注定譲共産黨臉上無光。

說到這裡，如今的中共動輒給人扣上“藏獨”、“疆獨、“分裂勢力”的大帽子，忘了自己就曾是“民族分裂”的大力倡導者和“分裂勢力”的急先鋒——從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國中之國，搞分裂、搞武裝暴動，到主動接受外國勢力資助、甘做蘇聯“傀儡”等等。

拿蘇聯和中國相提並論不準確

其二，中共如今在民族問題上的說教蒼白無力。動輒“自古以來”，什麼叫“自古以來”？“自古以來”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呢，這麼算的話，豈不是整個地球和全人類都是你家的？說到某朝某代如何如何納入版圖，那某朝某代之前，又怎麼算？更不要說，納入版圖後又失去的例子多了去了，又該如何解釋？爭論這些，既容易陷入無休止的論證徒勞，又有難以自圓其說的隱患，徒給自己添麻煩。借用學者劉國凱的話說，就是“中國當今的疆域不必從歷史上找根據。它早已形成確定，超過國際法所規定的起碼所需時間，已爲國際社會所公認。”中共的“自古以來”是“畫蛇添足”。

另外，必須要指出的是，老把蘇聯解體、蘇聯的民族問題，和中國可能的分裂和中國的民族問題放到一個層面上討論、論述，並不準確，也不客觀。

可以說，蘇聯這個龐然大物，是一個典型的“非正常國家”，那些少數民族和加盟共和國不管是出於被迫還是自願的加入或退出，都只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一種不能推廣、不具代表性的特例。蘇聯各少數民族和主體俄羅斯民族之間錯綜複雜的歷史和現實關係，其主體俄羅斯和各加盟共和國之間以及各加盟共和國之間的政治經濟摩擦之糾纏不清，和中國的主體民族漢族和少數民族間的問題根本不在一個規模和層面上。

蘇聯在其存在的70年間，很少被當作一個正常國家看待，其分裂不僅在國際上有心理預期，在蘇聯加盟共和國和國內少數民族中有心理預期，就連主體俄羅斯民族中有這種心理預期的也不罕見。某種意義上講，用意識形態和專政凝聚起的這個龐大怪物的解體只是個時間問題。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的獨立在國際上也被廣泛視為俄羅斯主體民族主動放棄的結果，這種心態和決絕維護大一統的漢族心態是全然不同的。
也就是說，拿蘇聯的民族和分裂問題，和中國潛在的民族和分裂問題相提並論，並有所印證和得出“前車之鑑”這種結論，有些言過其實，甚至危言聳聽。

如果要比，拿俄羅斯和中國比倒更準確。

俄羅斯和中國有很多相似之處，都是幅員廣闊，少數民族眾多。實際上，從主體民族人口比例上看，中國的漢族“更勝一籌”，漢族占中國人口的90%以上，俄羅斯族人口只占該國總人口的80%左右，其餘的民族有韃靼人（最大的少數民族）、巴什基爾人、車臣人、楚瓦什人、德意志人、烏克蘭人、達吉斯坦人、朝鮮人、猶太人和白俄羅斯人等。
俄羅斯聯邦行政分區中除了州、聯邦直轄市外，還有享有較大自由的的共和國（往往是少數民族聚居區）和自治區、自治州（比如猶太自治州）。

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走向民主化，其民族問題、分裂問題並沒有因民主化而煙消雲散，民族矛盾和分裂演繹出的暴力更是上升到成規模的戰爭層面，車臣問題就是典型。兩次車臣戰爭的規模就足以讓中國境內的任何分裂勢力搞得“動靜”相形見絀。但民主化的俄羅斯沒有解體，更沒有看出被迫分裂的跡象。對當年以蘇共解散、蘇聯解體警示全中國人的種種危言聳聽，似乎並不能適用在俄羅斯身上。

可見，聯邦和民主並不一定等於分裂。或者說，民主國家也可以防止國家分裂。俄羅斯如此，美國的南北戰爭的歷史也清晰證明這點。

中國的民族問題固然複雜，固然牽一髮而動全身，但動輒以開啓政治體制改革，走民主化道路會讓中國出現蘇聯那般支離破碎的“恐嚇”，更多只是共産黨維護自己專政權力，拒絕向現代政治文明轉型的藉口而已。黨嘴裡的“狼來了”未必是真，但政治體制改革的裹足不前甚至倒退，卻讓本來刻不容緩、亟待解決的民族問題越來越棘手，這樣下去，“狼可能真的要來了”！

更有諷刺意味的是，蘇聯分崩離析，各加盟共和國紛紛獨立，屢屢被中共拿來說事之時，全然忘了自己的歷史：從擺脫共産國際和蘇聯的控制，“搞獨立”，走自己的路，一直被毛澤東等共產黨人視為自己的豐功偉績。說得誇張點，若不是共産國際的鞭長莫及和國內國際形勢的突變，搞不好中共領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都能成爲蘇聯的一個加盟共和國。如果是這種局面，不知道一心想做老大的毛澤東或者有自己主見的鄧小平對蘇聯解體、對“8?19”、對自己因而獲得獨立會不會有另外一番感想？內心的欣喜肯定是有的。

“全心全意”的套路沒人信

其三，執政黨在民族政策上過分標榜自己為少數民族服務是全心全意付出，不求任何回報，其虛偽一面，別說有些少數民族難以接受，就連一些漢族人都看不下去。比如說，動輒以藏族人民“活菩薩”自居的的心態實在令人作嘔，試問哪個“菩薩”有這般嘴臉？再大的付出，再多的好處，再高的官帽，都不如作自己這一畝三分地的“王”過癮——共產黨給烏蘭夫待遇不可謂不好，不可謂不優越，又如何？人家還不是想做自己真正說了算的“蒙古王”？你付出得越多，投入得越多，就只能讓人覺得你能從這裡可以攫取得更多，如此而已。

試圖用這個“全心全意”的套路說服達賴、“疆獨”，或者一些少數民族民眾和國際輿論，是不現實的。相比之下，現在的共産黨遠沒有當年領導人來的“坦蕩”——

【無產階級拿到了政權，百萬富翁、千萬富翁、億萬富翁，一下子就可以打倒，無產階級就有了一切。】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節選）1966年5月18日，《林彪文選》第三卷，1968年9月版，第108—123頁）

【我國少數民族人數少，占的地方大。論人口，漢族占94%，是壓倒優勢。如果漢人搞大漢族主義，歧視少數民族，那就很不好。而土地誰多呢?土地是少數民族多，占50%-60%。我們說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實際上是漢族“人口眾多”，少數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資源很可能是少數民族“物博”。……天上的空氣、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寶藏，都是建設社會主義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質因素只有通過人的因素，才能加以開發利用。我們必須搞好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鞏固各民族的團結，來共同努力於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
（毛澤東論十大關係，1956年4月25日）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對海外流亡藏人運動成不了氣候，或者說他們擺脫不了“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的輪迴”的判斷是正確的。“但是一個永遠不會成功的對手並不等於不會成為一個永久的麻煩製造者，”“對達賴採取拖延戰術，讓達賴老死在境外，而使西藏問題自然消失的也過於自信。”（周農建）

達賴去世會是一把雙刃劍。海外流亡藏人失去精神領袖和其所帶來的國際關注度後，會有一陣進入群龍無首的低潮，但各自為政，更無所顧忌，“越左越革命”心態驅使下，西藏問題或許也會“新疆化”——長久化和暴力化。

這對執政黨來說，恐怕是更棘手的局面。
另外要指出的是，幾乎在任何公開場合下，達賴在談及中共領導人，中共時幾乎沒有故過粗言穢語和情緒失控，相反倒是中共一些高官嘴裡和文宣筆下動輒達賴“披著袈裟的豺狼”等等歇斯底里般的情緒化大批判實在讓人嘖嘖；而東拼西湊，毫無邏輯和根據的抹黑，連一些漢人都看不下去，更不知信奉藏傳佛教、視達賴為精神領袖的藏民會有何感想。
説什麼自焚是達賴幕後指使的，説什麼暴亂是達賴背後操弄，你如果有真憑實據擺出來也行，往往關鍵處語焉不詳，更是拿不出什麼過硬的證據，一次兩次可以，這種小把戲搞多了實在讓人覺得上不了檯面。西藏的自焚和暴亂在第14世達賴喇嘛在世時有，出生前也有，圓寂後還會有，他生前死後的，也要算在達賴身上？還能說是他幕後指使？

要意識到，精神領袖在其信眾那裡有神聖一面，如此污衊貶低達賴，往往適得其反。更要承認，現在如果達賴能回西藏，他一樣能一呼百應，藏人還是聽他的，還會跟他走，你共産黨做再多工作也沒用，再自我標榜是“活菩薩”也沒用，要接受這個現實。現在好歹是自焚，不是焚人，如果達賴真的如中共嘴裡那麼邪惡，他爲什麽不發起更讓中共疲於應付的靜坐示威，非暴力不合作等等大規模藏民運動？發起這些運動，也不會影響達賴在國際的形象。這點上説達賴是有節制的並不過分，倒是共産黨上綱上線的指責和謾駡，讓人覺得斯文掃地。

更要有自知之明。當年對藏區的民主改革，給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帶來不少民意支持。但也要承認，這種民主改革，並非真正意義上的民主改革，本質上講，不過是城頭變幻大王旗。廣大藏民和漢民一樣，翻身後都沒有能做成主人，更不要說，在西藏的這種執政合法性，早就隨著文革等一輪輪的折騰而近乎消失殆盡了。

海外學者周農建在“中國民族問題的困局與出路”一文中寫道：中國境內的藏人和維吾爾人總數僅僅各為幾百萬人（最新普查顯示，維吾爾族已有1000萬人），合計相當全國總人口的1%。多年來，為了安撫這僅僅1%的族群，北京傾全國之力，數十年各省對口支援，動輒耗費數十數百億的財政資源，年復一年，外忙於消音，內疲於滅火，卻始終未見情況有所改善。

而之所以如此不惜成本，只需要看看西藏和新疆的面積就能明白個大概。

假設說，西藏或者新疆只有靠近邊界的一個普通縣城那麼大？若其想真正自治，甚至想獨立，考慮到費那麼多心思，花全國那麼多人力物力，換來的種種不討好，讓不讓其自治？允不允其獨立？我看一部分中國人，或者共産黨的領導幹部會有動搖，如果只有一個鄉鎮那麼大呢？擺脫這個累贅，願獨就獨，“隨他們去吧”的聲音我想不會是少數。

俄羅斯和車臣心理轉變的借鑑

這並不是什麼誇張和天方夜譚。
面對車臣的分裂和恐怖暴力叛亂，深受恐怖襲擊帶來切膚之痛和經濟困頓帶來的窘迫的俄羅斯人曾同仇敵愾，反分裂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普京的鐵腕鎮壓也為其贏得巨大的民意支持。但隨著車臣形勢的初步穩定，形勢出現令人瞠目的轉捩——

2013年7月，俄羅斯三大輿論調查機構之一列瓦達中心的一份調查結果顯示：51%的俄羅斯人不反對車臣脫離俄聯邦，只有10%認為應該使用各種手段阻止車臣獨立。

雖然在蘇聯解體時，俄羅斯民族有主動拋棄其他民族及這些民族傳統居住的領土的先例，國際上對其二次解體也多有研究探討，但此民調結果，仍讓很多人有時空交錯，難以理喻之感。

過半俄羅斯人不反對車臣獨立，或許能從全俄社會輿論調查中心同期進行的名為“當代俄羅斯的身分認同：維度、挑戰與答案”的民調結果中窺出一些緣由。該調查結果顯示，多數俄羅斯人認為自己的首要身分是“俄羅斯人”，把自己定義為“愛國主義者”的超過了受訪者的80%。
而在被問道如何界定"俄羅斯人"時，35%的受訪者認為，在俄羅斯長大、受俄羅斯文化熏陶的人是“俄羅斯人”；16%的人認為，流淌著俄羅斯的血的人被視為“俄羅斯人”，認為講俄語的人是“俄羅斯人”的人占14%，還有11%的人認為，誠實地為了俄羅斯的福祉奉獻的人都可以被稱為“俄羅斯人”，6%的受訪者認為，尊崇俄羅斯東正教及其傳統的人算是“俄羅斯人”，只有5%的人認為，在俄境內生活的人都算“俄羅斯人”。
再考慮到這些年來，類似“停止餵養高加索！”這樣的口號在俄羅斯人中間頻繁出現，反少數族裔移民（尤其是高加索移民）的事件更是層出不窮，俄羅斯人對一直有二心的車臣心態轉變，表露出“隨便”的態度，就不難以理解了。

當然這其中也有私心盤算，畢竟不足兩萬平方公里的車臣在龐大的俄羅斯面前只是個彈丸之地，為之付出太多是否有足夠的回報？靜下心來的俄羅斯人不會不想這些現實問題。但如果車臣面積占俄羅斯的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呢？俄羅斯人必是另外一種心態。

同樣在車臣，“獨立精英們”憑空畫的一張張獨立後的大餅也漸漸被一般車臣人看透。即使在殘酷的第二次車臣戰爭剛結束不久後的2003年，車臣75個居民點舉行的一項民意調查結果表明，70%的車臣人仍認為，車臣應作為俄聯邦的一個主體留在俄羅斯版圖內，因為“這是歷史的必然，只有依靠強大的俄羅斯，車臣才能恢復經濟增長和法律制度”。

“不經風雨，難見彩虹。”從激情、動蕩和衝突回歸理性、務實與平和後，所達到的一種爲大多數人所接受的新平衡甚至貌似又回到最初的狀態——前後治理模式無大區別，但人是心已非——沒經歷此交鋒和碰撞，圍城心態總是難去，舒暢心情總是難求。這或許正是民族間關係分分合合發展演進之必然。

中國的民族關係的解决或也可從中有所借鑑。

其四，對教育、交流和經濟發展功效的盲目樂觀。國際上有這樣一種判斷：宗教極端勢頭源自青年一代的貧窮生存困境——他們爲無法接受教育、高失業率和絕望情緒所深深困擾。共產黨也表現出類似的邏輯，對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和教育普及能緩解民族矛盾寄予了過高的期待。
但正如塞繆爾?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所指出的，參與宗教復興運動的人中，一個主要組成部分是體現多爾所說的“第二代本土化現象”的新中間階級。正如凱伯爾所指出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團體中的積極分子並不是年邁的保守主義者或目不識丁的農民。”對於穆斯林和其他人來說，宗教復興是一個城市現象，它吸引了那些現代取向的、受過良好教育的，在專業部門、政府和商界中追求事業的人。在穆斯林中，一些年輕人信仰宗教，而他們的父母卻是世俗的。
這個判斷在中國乃至世界的現實中也得到驗證。

以新疆爲例，分裂勢力在新疆大中專院校師生和各界維族知識分子中有廣泛基礎，這些人既受過教育，很多也有穩定，體面的工作或者不錯的未來。甚至可以說有影響力的“分裂骨幹”多出自這一群體。

自由派學者的問題

一些自由派學者往往想當然的認爲現在搞聯邦制，涉藏、涉疆問等民族問題就會迎刃而解，這其實也是另外一種自欺欺人。幾乎可以肯定的是，以在目前這種狀態，盲目搞“聯邦制”，基本上就是“獨立”情緒一天天嚴重。

此類自由派學者還是不要亂拋這種橄欖枝的好，更不要學當年共産黨那樣爲了實現某種目的而瞎許諾。應看到，共產黨執政下，西藏、新疆沒有“獨立”、“聯邦”之可能，未來中國政治民主化後，西藏、新疆也無“獨立”之可能，“聯邦”也是飄渺。中國未來無論由誰執政，對西藏、新疆的立場都不會有什麼太大變化。到時候，民族區域制度和民族優惠政策還會不會存在都難說，更不要說“聯邦”和“獨立”這種八竿子沒一撇的事了。如果“獨立”勢態惡化，被以漢民族為主體的中國人賦予了執政合法性的新民選政府也注定會果斷鎮壓這種“獨立”。本質上和實際效果上講，這和現在“以暴制暴”的路子沒有任何區別，民主化後的俄羅斯對車臣就是很好的例證。

另外，動輒吹噓胡耀邦時代民族問題是如何得到改善、少數民族地區是如何穩定祥和那一套的，也應該審慎反思。

海外學者周農建在“中國民族問題的困局與出路 ”一文中，已經給了很好的解答：

【當年蔣經國在台灣重用本土人士，開放黨禁，台灣人曾為此萬眾歡呼，而後來卻幾乎要將蔣氏父子鞭屍體揚灰，徹底否定中華民國，實現台灣獨立。原因何在？這就在於，本土意識或民族意識的成長發酵有一個過程，從一種被限制的狀況，突然轉到一種較少限制的狀況，當然會受歡迎，也會有一段滿意的平靜期，而本土意識或民族意識經過一段時間的成長髮酵後，又會再度膨脹，出現新的不滿，要求更多。為消除不滿，治國者常會採用安撫之策，於是這就導致一種循環：滿足，膨脹，再滿足，再膨脹，直到無法滿足，矛盾爆發。】

事實也證明如此。

除了國際上伊斯蘭教復興浪潮，中東、西亞、中亞、南亞等地相繼出現伊斯蘭教的復興和擴散，伊斯蘭宗教極端主義在各地泛濫，進而對新疆產生影響外，國內因素也必須一提。

文革結束後，由於錯判新疆形勢，給包括“東突黨”在內大量民族分裂分子平反，並把大批長期在新疆工作的漢族幹部調回內地，一批批極具排斥性的宗教狂熱和極端分子抬頭並大肆活動，進而波及社會各個層面，終使得新疆局勢在80年代以後一發不可收拾。

當然，一些動輒吹噓毛時代民族大團結的也要有所收斂。當時的文宣下，好的吹噓的多，不好的深藏的也多。很多民族問題被人爲的掩蓋，毛時代的民族叛亂分子都有實力擊退配有機槍和迫擊炮的成建制的解放軍部隊。這嚴重程度，大大超過2008年拉薩“3?14”打砸搶燒暴力事件。
更有一些學者，對照沒有按民族分區而治的美國沒有出現民族分離主義，並援引中國歷朝歷代治國經驗和蘇聯和南斯拉夫等民族分裂等事實，來批評和否定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提出廢除或調整行政區劃，這也多是不切實際和多此一舉。

從歷史上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已經是對少數民族獨立自決承諾背信後的補償之舉，在這個基礎上再進一步，只能招惹更多不必要的爭議和壓力，沒有太大必要。更不要說現實裡，黨專制下，區域自治制度早已是個空殼，徒有其名，何勞再專門廢除？

具體到“淡化區域的民族特徵”，“把民族概念與區域概念相分離”，“鼓勵內地人口向邊疆地區流動和鼓勵邊疆少數民族人口向內地流動”等建言，本質上講，這些建議和封建王朝“分而治之”、“遷徙”、“改土歸流”等都是一個層面的權謀之術，並不能根本上解決民族問題，這也為中國歷史所證明。

實際上，“淡化區域的民族特徵”是本末倒置，明明是因爲先有的民族特徴才有了區域特徵。再者人家祖祖輩輩，“生於斯，長於斯”，你又如何能做到“把民族概念與區域概念相分離”？一廂情願而已。

“移民”、“人口流動”說得好聽。西藏那地理條件，健康都難以保證；新疆那治安現狀，小命都不一定能保，誰願意去？

而且鼓勵少數民族向內地和發達地區、城市流動的結果在全球已經證明：至少在一定時期內必然是強化他們的民族認同和宗教歸屬並激化與不同宗教和民族間的矛盾。

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就指出——

【全球性宗教復興最明顯、最突出也是最強有力的原因，恰恰是那些被認為會引起宗教消失的東西：20世紀後半葉席捲世界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現代化進程。認同和權力體系長期存在的根源瓦解了，人們從農村移居到城市，脫離了他們的根基，從事新的工作或沒有工作。他們與大批陌生人相互作用，面對著一套新的關係。他們需要新認同根源、新形式的穩定社會，以及一套新的道德規範來賦予他們意義和目的。不論是主流的，還是原教旨主義的宗教，都滿足了這些要求。

新移居到城市的流動人口更需要感情上、社會上以及物質上的支持和引導，在這方面宗教團體比其他任何機構都做得多。正如拉吉斯?德布里所說，宗教對於這些人來說，不是“人民的鴉片，而是弱者的維他命”。】

與其盲目鼓勵到內地流動，還不如放開讓他們多去中東、去穆斯林國家觀摩體驗。到了那裡，很多人才能明白，所追求和嚮往的泛伊斯蘭並不是想像和布道中那般完美和諧。良園雖好，終是異國他鄉。

民族化躲不開的“一劫”

應該説，每個人，每個民族既有自私一面，也有認知局限性。強扭的瓜不甜，一家人尚可分家過日子，離婚分開單過，爲什麽不同民族就不能有獨立的想法呢？理論上講，有這種想法和有這種表達自由是完全允許的，爲自己和本民族追求更多政治權益也是天經地義的事。

最理想的狀態莫過於，在憲法和法律的允許下，人人可以和平的闡述自己的主張，甚至可以理性的遊行集會宣示自己的主張。這種自由其實可以擴大到中國各民族人中，有漢人看現在動輒抓大V，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槽糕現狀，喊兩嗓子自己寧可生活在享有民主和政治自由的“湖南國”，也不願意生活在這個獨裁讓人窒息的大國，也應有不被敲門、不被請喝茶的自由。

實際上，這個表達自由和搞分裂叛亂的界限，歐美一些國家已經給出過太多先例。

簡單地說，這種自由只能建立在有理智的底綫意識和對很多有廣泛民意基礎的既成事實的接受之上。針對平民搞恐怖襲擊，濫用暴力已經完全超越這個底線，是不會有任何可能得到認同的，遭到根本不在一個等級的國家暴力的“以暴制暴”是必然後果，這麼搞註定也是死路一條。

藏疆少數民族普通民衆更要認識到，獨立精英們畫的獨立後美好的大餅和當年共産黨畫的民族自決大餅本質上沒有任何區別，都是忽悠，台下一套，台上一套。建立在虛僞、欺騙和暴力之上的也只能是虛僞、欺騙和暴力。

要承認，共産黨有私心，漢族人有私心，那些熱衷獨立的“民族精英們”們也有私心！人人都有私心，私心也不見得全是壞事。真如自治或獨立，有的人日子肯定比現在過得好得多，但普通少數民族民衆的政治、經濟自由和權益是否比得上從前還是一個大大的問號。一般民衆也應該以自己的私心來判斷，光鮮亮麗、天花亂墜的口號，終抵不過現實的柴米油鹽。認清形勢，才能做出最有利於自己、進而整個民族的判斷，並進而以務實心態，積極爭取自己和本民族更大的經濟和政治權益。

另外，對於民族化，要看清到大勢所向，懂得民族化和現代化（姑且不去爭議現代化是否就是西方化這種常見的議題）的辯證關係。

所謂“漢化”，聽上去很難接受，但接受現代化的洗禮是躲不開的“一劫”（這“一劫”其實也是千載難逢的“一次良機”）。

其實，漢民族過去百年從長袍馬褂到西裝革履，從背四書五經到推崇西學，其被現代化滌蕩洗禮的曲折經歷業已證明，只有與時俱進才能繼承和發展能得到他人尊重和認同的的民族性。

對民族性最好的保護就是學習。要有勇氣和魄力面對並擁抱這場摧枯拉朽的全球化和現代化大勢，固步自封，沒有任何前途。落後愚昧的民族，終究要被邊緣化，乃至被淘汰，此狀態下的民族特色，如裹腳和辮髮一樣，不過是塊遮羞布或者他人獵奇的觀賞物。

更要清楚，“自治”不僅是一種權利的享有，更是一種義務的擔當。這義務就包括公民義務，遵憲守法義務。自治權如同信用額度一樣，自治權的擴大、額度的不斷增加是相互信任、相互履約擔責、互相評測的結果。一味讓少數民族無條件相信中央，結果就是被忽悠；而一味認爲中央應該向少數民族放權，結果就是濫用信用，導致已有的權利被束縛、削減——八九十年代的新疆實踐已經清晰無誤的證明這一點。

還要看到，宗教信仰自由之下的世俗化社會和政教分離政權是全球大勢所趨。搞排他性的宗教狂熱和極端，就像共産黨今天搞的反憲政逆潮一樣，終不過是過眼雲煙，是站不住脚的，也是持續不了多久的。

民族融合的不二途徑

在當今世界，滅絕、驅逐不可能成為選項後，解決民族問題，長期看無外乎民族融合和民族獨立。在中國，民族獨立不太可能成為選項後，民族融合成了不二選擇。

“構建自由、平等和公正的民族利益格局，是實現長治久安的基礎和保障，唯有如此才是解決民族問題的根本出路”，學者們這類冠冕堂皇的話很多，但多是中聽不中用。

應該看到，大漢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都是客觀存在的，兩者在相互排斥中又往往相互刺激，對挑動民族間矛盾推波助瀾。大漢族主義者們應慎言甚至禁言“漢化”、“殺無赦”等等肆無忌憚、充滿狹隘認識又於事無益的歧視性語句；而少數民族也須知並不是每個人都有信仰所在民族宗教的義務。信教有自由，不信教也有自由，有多少公開表達信教的空間，就應有多少公開表達不信教的空間。過激化的反應，也只會適得其反，失去更多人的尊重。

要承認，目前的認知條件下，指望一團和氣中解決民族問題是不現實的。實現民族融合這一目標，其過程都必然伴隨著摩擦、紛爭、衝突和甚至暴力。對任何一方，都要具備高姿態驅使下的容忍和尊重，和不得已使然下的收斂和敬畏，二者缺一不可，並從而達到一種求同存異般共生共榮的新平衡，進而讓尋求民主和法制解決紛爭成為必然，由此才能從血緣、種族、民族等盲目感情，抱團上升到更高層面的對共同價值觀和建立在此價值觀上的公民社會和國家認同成的共同理性追求。這才是真正實現民族融合的不二途徑——世界上多民族國家無數，並不是所有多民族國家都秩序混亂的，並不是所有多民族國家最終都會走向分裂的，他們完美或不盡完美的經驗都證明了這點。

而用加強黨的領導，用意識形態專政灌輸，用一種近乎邪教般的理念，用強大的專政機器做後盾，強行推進不同民族間“宗教、文化、種族、地域”的同化或融合，無疑是大方向性的錯誤。

（發表于《大事件》雜志第25期，2013年11月） 黃博，《大事件》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