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天然气谈判陷僵局 俄打蒙古牌 - RFA

俄罗斯媒体报道说，在对华出口天然气谈判陷入僵局后，莫斯科利用乌兰巴托要求铺设过境蒙古管道逼迫北京低头。评论称俄罗斯出口的不是天然气，而是恐惧。

在俄罗斯远东召开的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刚刚在12日结束，在表面一团和气，中俄友好宣传的背后，却是中俄蒙之间的勾心斗角。

俄罗斯《观点报》在9月12日发表文章，题目为《俄罗斯吓唬中国和蒙古》。文章说，蒙古希望利用俄对华出口天然气管道赚上一笔过境费，普京对此态度暧昧，而北京正被俄蒙算计之中。

蒙古总统在东方经济论坛上发言时声明，“普京已经表示了对此项目的支持，希望习近平主席也会支持这一项目。我们会为该项目的实施建立强有力的法律法规基础。”

普京在回答该问题时则玩起了“太极”：“总体来讲，我们是支持的，这是个好主意。但是，无疑，我们仍需要对这个项目的技术、经济等各方面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北京当然不希望乌兰巴托成为中间人。因为就同俄罗斯过境乌克兰向欧洲输送天然气一样，一旦蒙古对中国有任何不高兴，就随时可以将天然气阀门一关，卡住中方的脖子，不死也令其呼吸困难。

中俄之间已经有了“西伯利亚力量 - 东线天然气管道” 项目。该项目经过一二十年的艰苦谈判之后于2014年5月签署。合同总价值4000多亿美元，年供气量380亿立方米，期限长达30年。

俄天然气公司总裁阿列克谢•米勒在9月2日的石油与天然气工业从业者会议上对外透露，目前该管道已经共焊接和铺设了2010公里，为总长的93%，其中阿穆尔河水下段铺设完成78%。“俄罗斯的天然气将在2019年12月20日输到中国边境”。

此外，据俄媒体披露的一份俄天然气公司的内部文件显示，该公司已要求旗下机构设计对华输送天然气的新管道，即萨哈林岛—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天然气管道的分支。

与此同时，莫斯科还正在就从阿尔泰到新疆的“西线天然气管道”项目同北京进行谈判，但已陷入了僵局多年，俄官方称是中方要求的价格过低。此次莫斯科希望借助蒙古要求修建过境蒙古的天然气管道，向北京施加压力，获得突破。

但有分析认为，从战略层面来看，普京如此积极地从多个方向为中国插上多根天然气管道的目的，是希望中国象乌克兰和德国那样产生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之后将其玩弄于掌股之间。在西方制裁俄罗斯之后，德国一直消极拖延或反对，其对俄罗斯的天然气已经欲罢不能是主要原因之一。

俄罗斯政治学家谢尔盖•梅德韦杰夫在近日的一个研讨会上就对此评论说：“俄罗斯出口的不是石油和天然气，而是恐惧。恐惧是俄罗斯最会生产的产品，很多国际热点问题都说明了这一点。”

北京方面并未对俄罗斯和蒙古关于天然气管道的双簧表演明确表示态度。但外界注意到，习近平在论坛结束后并未象原来计划的那样，同普京一起前往观看“东方-2018”中俄蒙联合军事演习。

台灣前領導人馬英九講--外蒙古獨立 （视频）

馬英九稱，蔣介石政府與苏聯签訂條約為外蒙古獨立創造條件，雖然后期蔣介石政府不承認，并在聯合國控告苏聯入侵，并隨后廢除相关條約。

但由于外蒙古在條約签字后獨立，具備了法律效力，因此即便是廢除條約，也難以改變現狀。

馬英九表示，由于当時台灣立法院始終不認可，所以導致台灣如今的地圖始終包括外蒙古，形狀也是所謂的“秋海棠”，而不是中國大陸的“老母雞”。

布里亚特蒙古人谢苗诺夫：泛蒙古运动之先驱

鸦片战争中清朝内忧外患日甚一日，许多领土成为各列强势力范围。蒙古地区的局势也愈加混乱、复杂，日、俄等国的势力逐渐深入其中。

1904年，一场在中国领土上争夺中国领地的日俄战争打响。战后从1907年到1912年，两国又先后签订了三次《日俄密约》，划分它们在中国东北和蒙古地区的势力范围。

日本虽然承认俄罗斯在蒙古的利益，对于蒙古的觊觎不曾稍减一分。自日俄战争获胜之后，日本早已拟定了侵略满蒙的政策。为了在满蒙扶植自己的势力，日本扶持了十月革命后忠于沙皇的白俄。

《二战时期白俄与日本人的相互利用》一文中指出，十月革命后，逃亡中国东北的白俄对日本人心存幻想，甚至认为必须与日本陆军紧密合作，以借助他们的力量打回苏联。日本特务机关正是拿准了白俄的这种心理，拉拢和收买白俄成为军警或俄籍日奸。

日本人认为，“在谢苗诺夫（Grigoii Mikhailovich Semenov）等中老年白俄中，大多终生怀着根深蒂固的反共观念，而在年青人中，则有不少人抱着模棱两可的个人主义倾向”。

据此，日本人制定了相应的对待白俄的政策，使“谢苗诺夫等白俄头面人物，满怀信心地绝对信赖日本陆军的荒木贞夫、三毛一夫、泽田茂等将军，从而无条件的顺从继承上述将军传统精神的哈尔滨特务机关”。

在日本的支持下，谢苗诺夫于1918年4月在东清铁路沿线的海拉尔、昂昂溪招募了义勇军4个营，开赴满洲里，成立“外贝加尔地方临时政府”。同年8月，他在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援助下攻占赤塔，将“外贝加尔地方临时政府”迁至该处。 由于谢苗诺夫兵力强盛，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反共主义政权临时全俄罗斯政府领袖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高尔察克（Grigory Mikhaylovich Semyonov）不得不承认谢苗诺夫的权威，并任命谢苗诺夫为赤塔军区总司令。

1919年初，在日本干涉军（第5师团）支持下，谢苗诺夫自任外贝加尔哥萨克军的阿塔曼。他控制的地区从贝加尔湖附近的乌兰乌德延伸到石勒喀河、斯利坚斯克、及至中东铁路与赤塔铁路接轨的满洲里，以及沿阿穆尔铁路向东北的一段地域。但他在该处并未有真正的控制权，而只是受日军摆布。

台湾蒙古学专家札奇斯钦在《谢苗诺夫与泛蒙古运动》指出，谢苗诺夫是下贝加尔省的布里雅特蒙古人，曾任库伦俄领馆的卫兵，他得到日本的支持后想利用布里雅特人对于自治的要求，把蒙古团结在他的领导之下。

1919年3月，谢苗诺夫在赤塔召开了大蒙古大会，宣称要建立一个统一外蒙古、内蒙古及呼伦贝尔等地的大蒙古国，尊外蒙古藏传佛教活佛第八世哲布尊丹巴为国家元首。 但出席会议的仅有布里雅特蒙古代表、内蒙古代表、呼伦贝尔代表数人以及谢苗诺夫和他的助手及译员，日本的两个“观察员”铃木少佐和黑木大尉。大会推举觉赖·博克多（Jolai Bogdo）为政府首长、组织军队，并作成对巴黎和会的宣言和将来的宪法。

然而外蒙古代表没有参加此次会议，参加的人也发现谢苗诺夫的号召不够，既不能获得列国的支持，使代表团出席巴黎和会，也不能借得款来维持费用，渐渐的对於“泛蒙古运动”冷淡下来。不久发生内讧，内蒙派的领袖富升阿（Fusengga）被谢氏所杀，觉赖·博克多也遇了害。

1919年底，捷克军团和法军热南将军同伊尔库茨克革命委员会达成协议，将高尔察克交了出去，次年2月被革命委员会处决。 高尔察克失败后，谢苗诺夫成为西伯利亚白俄军队首脑。

1920年1月，谢苗诺夫在赤塔成立了俄国东部边区政府。 在巴黎和会后，干涉苏俄的国家纷纷从苏联领土上撤军。1920年4月1日美国完成撤军后，在苏俄领土上仅剩日本军队。

在远东、堪察加和西伯利亚的一部分现在事实上为日本所占有，因为那里是受日本的军事力量支配的，苏维埃俄国政府在贝加尔湖以东至太平洋沿岸地区建立一个新的、挂着民主主义的政权——远东共和国。

在苏俄的妥协下，日军得以在苏俄领土上继续活动。但是这种做法遭到其他列强的反对，在国际舆论的谴责下，日本派出代表与远东共和国进行谈判。 1920年7月16日，双方签署协议，日本宣布承认“在苏俄领土上建立不受其他武力干涉的、统一各个政权的、单一的政府作为缓冲国，是保持该地区和平秩序的最好方法。” 在协议签订后，日本停止对谢苗诺夫的援助。

这年11月，谢苗诺夫从贝加尔湖地区撤退到滨海边疆区后，最终在1921年9月被迫放弃所有占领地。 在失去日本援助后，谢苗诺夫前往中国寻找东山再起的机会。

1925年10月，与日本要人和中国军阀有密切关系的王式、负责溥仪总务处及对外事宜郑孝胥等人筹划了谢苗诺夫同溥仪的会面。溥仪当时很满意这次谈话，相信谢苗诺夫犯难举事、反赤复国的事业必能实现，并当即给了谢给了五万元以助其行。溥仪还授意郑孝胥直接活动下，把张宗昌和谢米诺夫撮合一起，由谢米诺夫提供在蒙中边境逃亡的白俄编入张宗昌军队，张谢之间还订了一项《中俄讨赤军事协定》。

1931年以后，谢苗诺夫重新为日本的情报机构工作，参入负责反对苏联的活动。1945年9月，谢苗诺夫在东北大连夏家河子被苏联红军俘获。1946年8月30日，谢苗诺夫在莫斯科郊外被执行了死刑 。

席慕蓉回“老家”谈最新诗集《英雄组曲》

“博尔术史书里还特别指出你是个俊美的少年可是眼前的他却是眼中有火脸上有光的好男儿”，8日晚，席慕蓉重回“老家”内蒙古，当她动情地朗读叙事诗《英雄博尔术》的片段时，观众悉心聆听。

《英雄组曲》是席慕蓉最新出版的长篇诗作，主要利用《蒙古秘史》中的题材，对成吉思汗的事迹做了史诗般的描述。在接近两个半小时的演讲中，席慕蓉讲述了自己的创作思路和历程。

祖籍地为内蒙古的席慕蓉生于重庆，长于台湾。在5年前出版的诗集《以诗之名》中，席慕蓉发表了三首叙事长诗，分别记述了三位蒙古英雄的故事，合为《英雄组曲》。而《英雄博尔术》也成为组曲的延续。

席慕蓉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完成了对成吉思汗麾下重臣博尔术的创作，其中的夺回盗马、南征北战的故事均有史可寻。

“现代英雄史诗有一种‘诱惑’，我想把它写出来，我非写不可，我今天在这里，不是逞能也不是炫耀，只是想表达，什么叫回家，去回到那个离我们并不远的历史。”席慕蓉哽咽道。

席慕蓉还透露，成吉思汗的另一位大将木华黎，以及成吉思汗的对手花剌子模将成为她新的“诱惑”。

　“生活一直往前走，但是路旁充满了长辈给我们的礼物。”如今，年逾70岁的席慕蓉还在用新的文学生命继续表达浓厚的蒙古族情节。

席慕蓉先生用史诗的方式去记录蒙古族历史，传播蒙古族文化，非常感人，而她的创作历程也能给很多年轻人以启迪。

蒙古国发现现疑似匈奴统治中心遗址 距今约2000年

由蒙古国游牧文化研究国际学院与内蒙古博物院考古人员组成联合考古队，对蒙古国后杭爱省匈奴时期和日门塔拉三连城址进行第五次考古发掘，发现了和环绕四周巨大的柱洞遗迹，距今约2000年的疑似匈奴单于庭“龙城”大型祭祀性建筑台基遗址，即匈奴人的统治中心和重要礼制性场所遗址。

考察发现，这座大型祭祀性建筑台基遗迹系用特殊的红土夯筑而成，建筑结构为向上略有收分的二层方台，四棱体形状。下层边长35.8米，上层边长23.5米，通高2.75米。建筑台基顶部平整光滑，有人类频繁活动的踩踏面，在踩踏面上发现一具摆放整齐的羊头、羊肢骨和匈奴时期陶器碎片。另外，在台体周围共发现有36个大型圆形柱洞，开口直径最大1.05米，深达1米左右。

清理后的这个土台建筑外形酷似美洲玛雅金字塔的基座，在中心土台西南侧还环绕有4座小型建筑台基，在城内其它地区未发现有另外建筑遗迹，较为空荡。

据推测，和日门塔拉三连城址为非定居生活类城址，也不具备军事防御功能，而是具有特殊性质与功能的匈奴时期城市遗址。

和日门塔拉三连城是蒙古草原腹地规模最大的匈奴城市遗址。城内单一的祭祀性建筑台基及祭祀品的发现，进一步印证了漠北匈奴人在单于庭“龙城”进行的“春夏秋”三季祭祀活动。因此初步推断，蒙古国和日门塔拉三连城址，即是《史记·匈奴列传》《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中记载的单于庭“龙城”遗址。和日门塔拉三连城址的考古发现，对于进一步研究匈奴的政治结构、社会形态及宗教礼仪制度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一家三代「蒙古王」：布小林背後的雲氏家族

佔中國領土面積12.3%的內蒙古自治區，2016年3月30日迎來新的行政長官——代主席布小林。

與以往各省更替行政「一把手」相比，58歲的布小林更為吸睛，她是繼寧夏回族自治區主席劉慧之後，中國政壇第二位現任女省長；也是標準的雙非（既非中央委員，也非中央候補委員）省長。但最具爭議的一點是，布小林升任代主席之前，擔任過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常委、統戰部長，在同級常委中僅排名第八；而她顯赫的家世背景，更是讓布小林的輿論漣漪不斷放大。

布小林為蒙古族，其祖父烏蘭夫，別名雲澤、雲時雨，有「蒙古王」之稱，曾任中共前高官。其父親布赫（又名雲曙光）也曾擔任過內蒙古自治區主席。而今，布小林的升遷，意味著烏蘭夫家族出現第三代「蒙古王」。外界媒體紛紛聚焦於該家族祖孫三代經略一地的罕見奇觀，其實，在布小林的身後，更有一個活躍於內蒙古政壇的龐大的「雲氏家族」。

政壇雲氏家族

烏蘭夫生於1906年，出生在歸綏（今內蒙古呼和浩特）土默特旗塔布賽村一個牧民家庭，其祖上是在蒙古草原上逐水草而居的牧民，大約在明末清初，才在大黑河北岸定居下來。因為塔布村是蒙漢雜居，所以烏蘭夫的祖父輩就熟悉漢文化，並取漢姓為「雲」。

烏蘭夫的履歷極為傳奇，17歲就加入中國共產黨，曾赴蘇聯留學，和中共元老鄧小平是同學，與台灣前總統蔣經國同桌聽課並一同登台聲討其父蔣介石「叛變革命」。無論是中共早期的革命運動還是後來的抗日戰爭，烏蘭夫的政治生涯絕大部分都在內蒙古度過。他曾身兼中共西蒙工委組織書記、綏蒙政府主席、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主席、中共內蒙古自治區政府主席、黨委第一書記，甚至內蒙古大學校長；中共建國後先後繼任中共中央「四大班子」副職，即國家副主席、政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人大副委員長，這在中共歷屆地方領導人中是絕無僅有的。據傳，漢名「雲澤」的烏蘭夫在內蒙古自治區政府成立後，才改名為後來的蒙古名「烏蘭夫」，意為「紅色之子」。

布赫的仕途與父亲烏蘭夫有些相像，均是在內蒙古政壇歷練多年後步入中共中央。雖然出身軍旅家庭，布赫卻對文學情有獨鍾，他歷任內蒙古自治區文化局黨組書記、自治區文聯主席、自治區黨委宣傳部長，出版過多部詩集文集。後來從姑父孔飛手中接任內蒙古自治區主席一職，後又與父親烏蘭夫一樣出任中國人大副委員長，被稱為「詩人氣質的副委員長」。

烏蘭夫家族成員遍佈內蒙古政壇。資料顯示，烏蘭夫的妹夫孔飛是中共內蒙古軍區副司令，少將軍銜；妹妹雲清，曾任內蒙古自治區財政廳廳長。侄子雲照光掌管內蒙文化部門。

布小林官場「彎道超車」

雖然祖父、父親均身居高位，被稱為「中共紅三代」，但布小林起步於官場基層且仕途從未離開故鄉。1958年出生的布小林，當過知青和軍區醫院的戰士。1980年考上北京大學，攻讀經濟法，畢業後回到內蒙古，在法律部門工作多年。直到2004年，在46歲時出任內蒙古阿拉善盟的盟長，2008年升任內蒙古自治區政府副主席。2013年6月底，內蒙古自治區黨委統戰部長王素毅因嚴重違紀被調查。布小林在隔年1月接任統戰部長，躋身黨委常委。

2016年3月30日，布小林被中國官方宣佈代替同族的巴特爾成為內蒙古副主席、代主席。在內蒙古黨委常委中，布小林原本排名第八，這次成為代主席，可謂「彎道超車」。布小林也成為寧夏自治區政府主席劉慧之後，現任62位省級黨政一把手中的第二位女性，也是1949年以來第六位女性省級政府一把手。

儘管升任代主席前布小林在內蒙古常委中排名第八比較靠後，但是根據中國憲法 「少數民族自治區主席由少數民族人士出任」 的規定，在內蒙古黨委常委中，能與其競爭地方主席之職的，僅有排名第五的宣傳部長烏蘭和排名第九的呼和浩特市委書記那順孟和這兩位蒙古族官員。履新自治區政府代主席的布小林，將延續內蒙古區政府「一把手」由蒙古族官員擔任的傳統。

內蒙人事調整的背後

此輪內蒙古的人事調整，直接牽動中國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簡稱民委）、中央統戰部兩個中央部委。布小林的前任巴特爾於4月9日首次以民委黨組書記、中央統戰部副部長身份出席公開活動。至於巴特爾新職位的前任王正偉（回族）將民委黨組書記一職交給巴特爾的同時，也卸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一職。此外，4月11日，四川省委常委、省委農工委主任李昌平（藏族）被任命為中國民委副主任。

1987年，烏蘭夫、習仲勳率中央代表參加內蒙 古自治區成立四十週年慶祝活動。1987年，烏蘭夫、習仲勳率中央代表參加內蒙 古自治區成立四十週年慶祝活動。
在傳統印象中，少數民族官員多在民族自治地區任職，或從事與民族事務相關的工作。然而自十八大以來，中共高層對少數民族官員的任用模式已經逐步轉變，一些少數民族官員走出民族自治地方和民族事務領域，出任中共黨內和國家核心部門要職，這釋放出意味深長的信號。除上述調整外，中國歷屆國務院秘書長中，現任秘書長楊晶為蒙古族，是唯一的少數民族。國家能源原局長劉鐵男「落馬」後，維吾爾族的努爾‧白克力臨時「上場」接替。2014年出任吉林省委書記的巴音朝魯為蒙古族，也打破非少數民族地區無少數民族官員主政的慣例。

事實上，這種轉變在十八大後的中共高層發言中已經多次提及。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曾在2014年的民族工作會議上強調，「對政治過硬、敢於擔當的優秀少數民族幹部要大膽使用，放到重要領導崗位上來，讓他們當主官、挑大梁」。

2015年10月23日，中共培養選拔年輕幹部和女幹部、少數民族幹部、黨外幹部工作座談會召開，會議也提出要加強對這四類幹部的選拔、培養和使用。因此，布小林毫無懸念成為內蒙古政府主席，延續雲家在內蒙的輝煌。

蒙古王背后藏中南海人事布局

在中共十九大即將召開之際，中共高層的人事布局已然開啟。繼甘肅、陝西、河南大員人事更迭后，內蒙古也緊隨其后。北京時間3月30日，內蒙古自治區发布消息稱，巴特爾辭去內蒙古自治區主席職務，任命布小林為自治區副主席、代主席。

值得注意的是，布小林是標准的雙非“省長”，既非中央委員，也非中央候補委員。并且，她還是繼寧夏回族自治區主席劉慧后，中國政坛現階段第二位女“省長”。

內蒙古的人事調動可謂是中南海深思熟慮的結果

有觀察人士指出，內蒙古的人事調動，間接導致了中共中央統戰部的“人事聯動”。在巴特爾調離內蒙古后，他或將被任命為國家民委主任兼統戰部副部長。若如此，原民委主任王正偉將“另有任用”。觀點認為，內蒙古的人事調整，直接牽動民族事務委員會、中央統戰部兩個中央部委，應該是中共高層人事布局的一种方式。

在自治區黨委常委中，布小林原本排名第八，這次成為代主席，可謂“彎道超車”。但是仔細关注其履历與身份，又讓人覺得在情理之中。

布小林乃名門之后，她是其家族中第三位主政內蒙古的高官，一家三代經略一地，其父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布赫，其祖父則是“蒙古王”烏蘭夫。另外，她的仕途起步于基層，2004年46歲時出任阿拉善盟的盟長，2008年50歲時升任自治區政府副主席。2014年1月，布小林接任統戰部長，躋身黨委常委。時隔兩年成為內蒙古自治區副主席、代主席。

而布小林的前任巴特爾，料將平調至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任職。3月31日当天，大陸媒體集中報道了巴特爾將調往民委主政的消息，但隨后報道均遭到刪除。評論稱，這是因為對人事任免的消息不能在当局公布前自行发出。

不過，巴特爾去民委主政已早有跡象。中國西藏網3月28日報道指出，“國家民委召開干部大會，機关全體干部和直屬事業單位、系統單位負責人參加，歡迎巴特爾主政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

加之，巴特爾系十八屆中央委員，且擁有在京工作履历。所以巴特爾進京主政民委完全可能。依慣例，為便于加強統戰工作的領導、協調，國家民委主任一般還兼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

隨著巴特爾進軍民委，原民委主任兼統戰部副部長王正偉也勢必將被調整。但對于王正偉的去向并不明確。由于這次內蒙人事調整，中共中央統戰部深受“聯動”影響。巴特爾主政民委意味著統戰部副部長多一官員任職，這表明，王正偉有很大的可能性不再擔任統戰部副部長。

鑒于王正偉第十二屆中國政協副主席和中央委員的副國級身份，以及59歲的年齡，有推測人士指出，王正偉或接任孫春蘭出任統戰部部長。但無論如何，由于內蒙古人事表動，中共高層部委的人事布局也已開啟。

有分析認為，隨著中共十九大的臨近，中國政坛已經開始了緊密的人事布局，地方“聯動”中央部委，或許將成為一种中共高層較為常見的調整方式。

对内蒙古来讲，在乌兰夫数十年的巨大影响下，内蒙古的各个领域曾经无不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乌兰夫家族也出了许多官员。本文摘自2011年5月13日招商银行评论博客，原题为《乌兰夫子女名单及所任职务》。

1955年中共开国上将乌兰夫授勋照（图源：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说到内蒙古，首先就不能回避乌兰夫。因为相信大家知道的都很多，这里就简单评说一下。

（一）草原“蒙古王”乌兰夫

乌兰夫（Ulanhu），汉名云泽，生于1906年，1925年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930年任中共西蒙工委书记，1947年5月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先于共和国），即任中共内蒙古工委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独领一方。建政后在中央有民委主任、副总理等职，地方上仍是一头独大，直至文革。1975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7年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1978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83年当选为国家副主席。开国上将，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88年12月，卸任国家副主席9个月后逝世。

（二）花开多枝的乌兰夫子女

家族政治或曰所谓“太子党”，历来是海外重要的关心话题。对内蒙古来讲，在乌兰夫数十年的巨大影响下，内蒙古的各个领域曾经无不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

乌兰夫的子女云曙碧、布赫、乌可力、乌杰

先说明一下，官方公布的乌兰夫夫人云丽文（1922-1995），并非布赫等人的生母。云丽文是乌兰夫的老乡，1937年参加抗日，1939年10月奔赴延安。建国后历任中央统战部办公厅副主任、国家民委委员等职。

长女云曙碧生于1923年，1949年任内蒙古妇联副主任，此后在哲里木盟任职至盟委副书记直至文革，1972年平反后回复原职，1980年任区卫生厅厅长，1987年任区人大党组副书记、区顾问委员会常委，1987年5月起，任内蒙古红十字会会长至今。

长子布赫（1926-）完全是子承父业。文革前官至内蒙古文委党委代书记、主任。平反后任包头市委书记（当时有第一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区委常委，国家民委副主任，呼和浩特市委第一书记、市长，1982年任区委副书记，1983年任自治区政府主席，1993年起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至2003年。

次子乌可力，生于1934年，研究员、教授。1963年毕业于中科大后，曾任八机总局科技局预研处处长、航天部预研局副局长、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执行副总裁、顾问，中国九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03年3月起任上海国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

幼子乌杰，生于1935年12月，研究员、教授。1960年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工程物理系后主要从事研究教学工作。1983年任内蒙古赤峰市副市长，1985年任包头市市长，1989年任山西省副省长，1993年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兼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所长，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根据有关传言，乌兰夫堂兄之子云照光曾任内蒙古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政协副主席，之女云曙芬曾任伊克昭盟盟委书记、内蒙古妇联主任、区政协副主席。

布赫1982年起任区政府代主席、主席长达11年，历经周惠、张曙光、王群三任党委书记。80年代以来，各少数民族自治区党委一把手统统由汉族出任，当地主要少数民族出任政府主席成为惯例。因而布赫虽然排名在内蒙古为第二，但因乃父影响，与书记其实平起平坐。与布赫类似的，是广东省前省长、全国政协前副主席叶选平。但内蒙古距北京太近，远不如广东逍遥。在1988年乌兰夫病逝后，其子女也被陆续安排出内蒙古或虚职。布赫在1993年67岁高龄下才除去地方职务，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杰于1989年由包头市市长调离内蒙古，出任邻近的山西省副省长，却失去了在内蒙的依靠，1993年再调中央。应该说乌杰作研究仍是好料，比作行政还是强。乌可力走的是实业路子，这里就不予置评了。

（三）布赫之后

布赫之后，中央着手对内蒙古进行高层人事布局。布赫时期的区委书记王群生于1926年，是老新四军，一直在湖北工作，1987年起调任内蒙古区委书记，在1993年布赫上调中央、乌力吉改任主席时，于5月出任区人大主任。90年代由老资格的党委书记任人大主任被认为是退居二线，通常会在不久后辞去党委职务。果然，在1994年8月，中央调刘明祖任内蒙古区委书记，接替王群。王群的区人大主任一职直到1997年才被刘接任。

刘明祖，山东威海人，生于1936年，曾任威海市（县级）革委会主任、乳山县委书记、烟台地委副书记、临沂地委书记，1988年任广西区委副书记，1993年任广西区人大主任，1994年8月接到中央调令去内蒙。90年代有“上海干部进中央、山东干部守边疆”一说。除了刘明祖在广西、内蒙，还有：王乐泉在新疆，宋法棠在黑龙江，刘建国在宁夏，杨传堂在西藏、青海等等。以上这些，还未算入进中央部委和其他内地省份。

这里捎带提一下，1991年12月，中央调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林用三去内蒙古任政府副主席。林是元老林伯渠之子，曾在一机部等部门长期从事科技工作。80年代后，任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秘书长、副理事长，1988年任奇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副部级）。最后在劳动部副部长位置上退休。

再说内蒙古，布赫经历了周惠、张曙光、王群三任党委书记，刘明祖则经历了乌力吉、云布龙、乌云其木格三任政府主席。

乌力吉生于1933年，起于东蒙部队，历任海拉尔市市长、呼伦贝尔盟委副书记、盟长，1991年起任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1992年任区委副书记，1993年任区政府主席。一届之后年龄到线，1998年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赫宗教委员会主任委员，至2001年逝世，年68岁。由于布赫在国家高层代表着蒙古族直到2003年，因而乌力吉没有机会进入到国家领导人行列。

接替乌力吉的是1937年出生的云布龙。云布龙是乌兰夫的土默特左旗老乡。在太原工学院机械系毕业后分配到太原重型机械厂工作。之所以提到这个厂，是因为云布龙离开10年后的1983年贾庆林担任此厂厂长、党委书记长达两年。当然贾跟云并无直接关系。云此后曾任区标准计量局副局长、内蒙古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书记、区高级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区政府副主席、区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1998年任区政府主席。布云龙工作经历丰富但缺乏地盟一级的工作经验，而他出名的主要原因，则是一场车祸导致的死于非命。

2000年6月12日，出任政府主席后仅两年，云因在考察锡林郭勒盟途中发生车祸逝世。这次云的意外逝世，使得乌云齐木格于同年8月接任政府主席。这倒不是说乌的资历不足以出任政府主席。其实乌在1994年便出任区委副书记，彼时已长达6年。在内蒙古的蒙古族领导人中仅位于云布龙之下。但是，乌主管党务工作，此前从未在区政府任职，在云突然逝世的情况下，只能接手。试想，正常情况下该有个政府副主席的过度。那么，乌的归宿，也有可能到此为止。而云的后任，可能是乌，也可能是更年轻的杨晶（1953-）。当然，乌的可能性更大些。

回过头来，所谓馅饼，关键不仅仅是这个政府主席，而在于3年后的全国人大政协换届。

2003年3月十届人大，年满77岁、连任两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布赫将彻底退休，谁代表蒙古族进入国家高层就成了问题。此时乌力吉已于2001年逝世，即使健在，以70岁高龄成为国家领导人也不太合“与时俱进”的要求。云布龙呼声日高。假如非此意外，云布龙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或全国政协副主席、乌云其木格出任内蒙古政府主席，正是两全其美、皆大欢喜。

再继续假设下去，云布龙假如不出意外，2003年出任国家领导人职务，2008年时71岁的云未必没有连任一届的可能，而彼时66岁的乌则可能已经超龄退休了。但是命运给了云布龙一个意外，倒成就了乌云其木格。

另外，像云布龙这样因故（非因病）逝世的地市级以上各级领导人，近期比较轰动的，除了云（车祸遇难类）外，地方上的，有：1993年11月24日，沈阳市市长武迪生因飞机逝世在以色列遇难（飞机失事类）；1994年7月14日，锦州市委书记张鸣岐在大凌河抗洪抢险中以身殉职（抢险救灾类）；等等。武迪生的意外逝世成就了慕绥新的上台，张鸣岐的以身殉职则成为共产党员的榜样。

而1996年5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之子李沛瑶被警卫人员杀害（横遭杀身类）；1999年2月22日，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气象局局长、名誉局长、邹家华之弟邹竞蒙遭抢劫遇害，这种特大的不幸事故更令人扼腕。

再度回到内蒙古来。2001年8月，储波由湖南省省长调任内蒙古区委书记，接替年满65岁的刘明祖，2003年1月，当选区人大主任，原主任刘明祖就任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湖南的问题是长期由杨正午把持。

乌云其木格以蒙古族和女性身份代表成为国家领导人后，杨晶由区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未经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副主席，而直接一步到达政府主席高位，牛玉儒则接替了杨在地方上的职务。1953年生的杨晶在区政府主席的职务上将很有可能一直坐到2013年，再接替那时年过70的乌云其木格出任国家领导人。点点题目的话，同是蒙古族的牛玉儒即使不病逝，1952年生人的他在杨面前并无优势可言。

（四）其他

另外不得不说的，是内蒙古也出了不少中央和地方官员。以下是部分领导人的简况：

陈奎元——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科院院长，曾任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委书记、区委常委、区政府副主席；

田聪明——曾任新华社社长、内蒙古区委常委、副书记

白恩培——任云南省委书记、人大主任，曾任内蒙古区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区委副书记；

白志健——任中央驻澳门联络办公室主任，曾任内蒙古区委副书记；

云公民（蒙古族）——任山西省委副书记、太原市委书记，曾任内蒙古伊克昭盟盟长、盟委书记、区政府主席助理、副主席；

巴音朝鲁（蒙古族）——任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曾任共青团内蒙古区委书记、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主席；

当然还有任全国人大农村与农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会的刘明祖了。另外，央行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的郭树清倒是内蒙古人，不过1978年2月插队结束后就与内蒙古无关了。

乌兰夫子女及所任职务

乌兰夫，又名云泽，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布赫，又名云曙光，乌兰夫长子，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云曙碧，乌兰夫长女，曾任中共内蒙古某盟委书记，自治区红十字会会长。

乌可力，乌兰夫次子，曾在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任副总经理。

乌杰，乌兰夫幼子，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云曙芬，乌兰夫侄女，曾任内蒙古政协副主席。

云照光，乌兰夫侄子，曾任内蒙古政协副主席。

云布龙，曾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

云公民，山西省委副书记兼太原市委书记。

云秀梅，任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厅厅长、党组书记。

云布雨，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副厅长。

云布霓，内蒙古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

云二柱，内蒙古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云福俊，内蒙古政协港澳台侨联络和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云布光，呼和浩特市供电局党委书记。

中共政坛罕见：一家三代主政同一地区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长布小林出任自治区政府代主席。值得注意的是，布小林乃名门之后，她是其家族中第三位主政内蒙古的高官，一家三代经略一地。

布小林的祖父乌兰夫曾赴苏联留学，和邓小平是同学，与蒋经国同桌听课。据大陆微信平台“长安街知事”3月30日报道称，中国抗战胜利后，内蒙古地区的分裂势力成立了“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妄图独立。乌兰夫受命前往，做了大量工作，阐明党的民族政策，瓦解了临时政府。1947年5月1日，乌兰夫宣布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政权诞生。周恩来称赞他“一个人解决了一个共和国，是真正的单刀赴会。”

习仲勋则说乌兰夫是他深为敬佩的良师益友。1955年，乌兰夫被授予上将军衔，后历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巴特尔辞去内蒙古自治区主席职务，布小林接任（图源：VCG）

布小林的父亲布赫是乌兰夫的长子，虽然出身军旅家庭，却对文学情有独钟，他历任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党组书记、自治区文联主席、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出版过多部诗集文集。后来布赫同父亲一样出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被称为“诗人气质的副委员长”。

上述报道称，虽然祖父、父亲均身居高位，但布小林起步于基层，她当过知青和军区医院的战士。1980年考上北大，攻读经济法，毕业后回到内蒙古，在法律部门工作多年。2004年46岁时才出任阿拉善盟的盟长，2008年50岁时升任自治区政府副主席。2013年6月底，自治区党委统战部长王素毅因严重违纪被组织调查。2014年1月，布小林接任统战部长，跻身党委常委。

在自治区党委常委中，布小林原本排名第八，这次成为代主席，可谓“弯道超车”2014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提出：“对政治过硬、敢于担当的优秀少数民族干部要大胆使用，放到重要领导岗位上来，让他们当主官、挑大梁。”此后，努尔•白克力、巴音朝鲁、刘晓凯、陈志荣等少数民族干部陆续获得重用。

2015年10月23日，中国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和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党外干部工作座谈会召开，提出要加强对这四类干部的选拔、培养和使用。布小林作为少数民族女干部，扎根内蒙古30余年，既有专业部门工作经历，也当过地方主官，经验丰富。

内蒙古人事密动

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在呼和浩特举行。据官媒报道，除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以及秘书长均出席会议外，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云光中也列席会议。

官媒报道的信息显示，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云光中已经跻身自治区党委常委之列。

梳理发现，现年56岁的云光中是一名蒙古族干部，长期在内蒙古基层工作，曾担任鄂尔多斯市委副书记、市长，2011年出任鄂尔多斯市委书记。2014年1月，云光中升任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


内蒙古加入中国政坛密集人事调整的队列（图源：VCG）

有观察人士指出，近期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班子人事调整频繁。2016年1月，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原盟委书记张院忠升任自治区党委常委，同月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办公室主任刘惠升任自治区党委常委。2016年3月，张院忠接替王焕承出任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刘惠接替李佳兼任自治区党委政法委书记。

此外，2016年3月30日，内蒙古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经表决，接受巴特尔辞去自治区主席职务的请求，决定任命布小林为自治区副主席、自治区代主席。而巴特尔则进京履新，主政国家民委。迹象表明，内蒙古官场正在进行十九大前的大规模人事“换血”。

虽然，基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政治关系一向是“以汉为主”。汉族的分布面相当广泛，在包括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全国各地都有分布，而且，汉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也普遍高于少数民族，因此，这一中民族格局决定了汉族的国家政治体系和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不过，去年10月23日，中国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和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党外干部工作座谈会召开，提出要加强对这四类干部的选拔、培养和使用。布小林作为少数民族女干部，扎根内蒙古30余年，既有专业部门工作经历，也当过地方主官，经验丰富。

还应注意的是，2015年10月29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在北京闭幕。会议决定递补刘晓凯、陈志荣、金振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也释放出意味深长的信号。

这一看似普通的决议，却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因为这三人的民族成分依次为苗族、黎族、朝鲜族。而在此之前，维吾尔族干部努尔·白克力出任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正部长级）、国家能源局局长，蒙古族干部巴音朝鲁出任吉林省委书记的消息，也同样引发关注。有媒体将此解读为“少数民族干部受到了重用”。

资料显示，刘晓凯、陈志荣两人都有在民族地区长期担任要职的经历。贵州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刘晓凯自1983年大学毕业回到家乡后，曾先后在贵州剑河县、毕节地区担任党委书记。而海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陈志荣，也曾在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担任要职，并在海南省民委任职长达4年，有着丰富的民族工作经验。

2015年5月，四川省委、省政府也印发了《关于做好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实施意见》，规定与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和稳定紧密相关的省直部门领导班子中，要合理配备少数民族干部。根据官方的解释，“少数民族干部最了解本民族的特点及人民的愿望和要求，通晓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熟悉本民族的历史、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同本民族人民有着天然的联系。”

有评论人士认为，无论是常年深耕内蒙古基层的蒙古族干部云光中，还是扎根内蒙古30余载的布小林，都是内蒙古官场少数民族干部“异军突起”的体现。这一方面体现了当局用人思路的改变，即更重视“民族区域自治”原则，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习近平“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用人理念。

戳破伪历史：元朝没有四等人民族歧视

元代真实的民族分类情况是怎样的？所谓民族歧视的实质是什么？四等人制的说法从何而来？本文选自微信公众号大象工会，作者易黎、汤瑶。

“元朝统治带有一些消极落后的因素，突出表现在蒙古贵族实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把各族人分为四等。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第一类是蒙古人，地位最高。第二类是色目人，包括西夏人、回回人和畏兀尔人等；第三等是汉人……第四等是南人……”

每一个在中国接受中学历史教育的80后对以上这段话都不会陌生。“元朝民族地位极不平等，四等人的制度歧视不亚于印度种姓，蒙古人随意欺压汉人”几乎是全民常识。在中国知网的学术论文库中，还有专门阐述四等人制度的硕士论文。

奇怪的是，“四等人制”并不见于《元典章》等官方制度文件中，元朝相关法令也从未提及。对此，有人解释为“虽然还没有发现有史料记载元代明确实行四等人制的法令，但是这种政策反映在一系列不平等的政策和规定中”。

“四等人制”真的存在过吗？元朝的民族划分究竟是怎样的？

蒙古人也是色目人

蒙古征服中原后，由于铁蹄遍及欧亚，裹挟各族人口众多，户籍管理特别强调民族分类，这的确是事实。但户籍中的民族分类往往比较混乱，常出现各种争议。

尽管如此，在当时的地方志中却从没出现过人分四等的痕迹。如元成宗大德八年成书的《大德南海志》中，户籍按照是否从事宗教活动划分为普通户和僧道户，普通户中再按民族来源分为南人户和北人户。

编纂时间较《大德南海志》稍晚的《至正金陵新志》和《志顺镇江志》中，有更详细的户口民族类别划分。其中同样都把普通民户分为南人户（土著）和北人户（侨寓）两大类，北人户中再细分具体民族。奇怪的是，在《志顺镇江志》中，没有色目人的类别，与汉人并列的是蒙古、畏兀儿、回回等具体民族分类。

更奇怪的是，在蒙古语史料中，可以找到与蒙古（达达）、汉人（汉儿）、南人（蛮子）相对应的蒙古词，唯独找不到“色目人”和与之对应的蒙古词，也不见把畏兀儿、钦察等各个不同民族总括起来的记述。此外，拉施特《史集》、马可波罗《旅行记》等非汉语史料也都没有有关“色目人”的记录。

中国人对“色目人”的了解基本来自中学历史教科书的解释，即被蒙古征服的西域少数民族。但考证词源会发现，“色目人”是一个纯粹的汉语词汇，本意是各色名目，元代以前多被用来指代“姓氏稀少者”。

元代进入中原的异族众多，该词逐渐被汉人用来指称蒙古人和“汉人”之外的西北、西域乃至欧洲的诸多民族，但在《至正金陵新志》中，连“国族”蒙古人都被划归色目。《元典章》中，也有官员讨论后认为“除汉儿高丽蛮子人外俱色目人”的记载。

元代的户籍种类特别复杂，如民族户与职业户竟能并列，与游牧民族特殊的人身依附关系有很大关系。民族户籍的划分主要用于辨别归附的先后和政治上的亲疏远近。而诸多职业户籍则是为了满足大小领主们在生活、娱乐等各类需求而设立，当时的户籍中甚至还出现了捕鹰房民户、葡萄户、姜户、藤花户——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祖上，就是句容淘金户。

虽然民族划分混乱暧昧，但当时确实存在广泛的社会不平等。只是，这种不平等与民族关系不大，更多的是元代特殊的“根脚”文化造成的。

歧视源自根脚

所谓根脚，大意就是今天人们常说的“背景”，元末明初权衡的《庚申外史》就提到：“元朝之法，取士用人，惟论根脚”。“根脚人”可以等同于今天的“二代”。元代做官主要有三种途径：根脚、为吏、习儒。为吏习儒晋升，往往充其量只能做到中级技术官僚，而官要做大，全看根脚。

蒙元建国，出力最多的无疑是北人，按照打天下坐天下的传统，所属民族政治地位更加优越。而其中不乏汉人，如较早归附蒙古，于崖山海战消灭南宋政权的张弘范、张珪父子后来都做到高官，就是“大根脚”制度的福荫。而在人员比例上，蒙古、色目的根脚比“汉儿”、“蛮子”大很多，后者政治上处于不利地位符合逻辑。

学界关于元朝歧视汉人经常用到的一条论据，是《元典章》中规定“如有蒙古人殴打汉儿人，不得还报……于所在官司赴诉”。但引证该条款的学者大多没有注意上下文，实际上这里大多蒙古人指的是由禁卫军转化为特权集团的怯薛歹。

怯薛歹是“根脚人”的代表，一度成为元代高级军政官员的主要来源之一。蒙元初期朝廷就有意抬高怯薛歹的政治地位，规定即使是蒙古千户与怯薛争斗，也要治千户的罪。

而且，怯薛歹中不仅有蒙古人，还有其他民族，包括汉人，其中不乏累世高官者。不过由于归附时间的先后问题，汉人在怯薛中的“根脚”普遍不大，当不了太大的官，但即便如此，所有出仕的怯薛歹中汉人仍达40%以上。

所谓各民族政治参与机会的不平等，表面看是民族歧视，实际是背景根基的差别。汉人普遍抱怨的是“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说的是政治参与内外有别，而不是民族地位的高低。

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民族歧视或多或少还是存在，如《元典章》中“斗杀”一条规定：蒙古人扎死汉人的，主刑为杖责五十七，附加刑为征烧埋银；而汉人殴死蒙古人的，主刑为死刑，附加刑为正犯没收家产、其余征烧埋银。但对“斗杀”刑责的区别对待出自特定的社会背景——当时常出现汉人聚众围攻蒙古人的情况。况且《元典章》中将杀人罪分为“过失杀、劫杀、谋杀、故杀、戏杀、误杀、斗杀、杀死亲属、奴婢杀主”九种，只有“斗杀”一种蒙汉刑责不同。

既然，“四等人制”于史无征，那为什么今天它人人皆知？

谁发明了“四等人”

除了元代史料，就连明初士人的著作也从未提及“四等人制”。实际上，元末明初士人的民族意识相当淡薄，并无太多“夷夏之别”或“民族大义”的观念。由于元末理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使得知识分子能够参与政治，因此甚至有大量元代“南人”以遗民自居，出现了元明之际终生不仕乃至自杀殉国的怪相。据桂栖鹏《元代进士在元末农民战争中的动向》统计，自至正十一年元末兵乱到至正二十八年元朝灭亡，有史可查的殉元进士竟有42人之多。

不过，由于根脚制度，元朝大部分时期选官用人时都表现出明显的民族倾向性，一些汉族士人也常发牢骚，如当时的文言笔记小说集《草木子》就有“内北国而外中国”的抱怨。

清末魏源在《元史新编》也提到了这一现象，但本意是为了祛魅。他认为，明代的人认为元朝从立国之初开始，在行政用人上就有民族偏见，重用蒙古和色目人，轻视南人汉人，这是不对的，实际最早是没有这种现象的，偏见的形成是从元中叶以后开始的。魏源虽然是从批判的角度来叙述，却无意中又添加了细节，把北人、南人的二分法，细化为蒙古、色目、南人，这就是“四等人制”有据可查的雏形“三等人制”。

无论是“二等人”还是“三等人”的划分，抱怨的都是仕途受挫的知识分子，反映的只是朝廷的用人取向，没有提到各民族整体有何不平等。魏源之后，明治维新后受西方民族主义思潮影响的日本汉学家又对这一概念做了加工——1916年，日本蒙元史学家箭内亘在《元代社会的三个阶级》中，首次真正提出元代实行“三等人制度”，他认为蒙元社会严格分为蒙古、色目、汉人三个民族阶级，互相之间界域分明，如同印度的种姓制度一般。

不过，真正完整提出“四等人制”的还是中国人屠寄，他在《蒙兀儿史记》中吸取了日本汉学界的研究成果，认为元代社会民族界限分明，严格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个等级，遗憾的是没有给出任何具体史料来源。这个看似“传承有序”，却“查无实据”的观点，竟成为后世所有“蒙元四等人制”的源头。

“四等人制”自炮制伊始，因为迎合了清末民初以来愈演愈烈的民族主义思潮，几十年间不但被广泛引用，还很快进入了当时的历史教科书，如钱穆的《国史大纲》，就把“四等人制”放在元朝历史部分的显要位置。1949年之后，历史教科书中虽然大幅增加了有关阶级斗争的内容，元代相关章节中却始终突出“四等人制”和民族矛盾的基本思路一直没变。

不过，或许是出于民族团结的考虑，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初高中历史教科书中均已悄悄删除了元代“四等人制”相关内容。某种程度上，今天的年轻人确实应该感谢这个时代。

元朝25年换了36个皇帝

元朝败亡的真正原因在于统治集团内部纷争不断，元朝中期更换皇帝的次数令人咋舌，仅仅在仅在1307年（大德十一年）至1333年（元统元年）二十五年中就有三十六个人在帝位上坐过。他们这些人在位时间都非常短，表面上是个皇帝，实际上暗地里都任由手下的权臣摆布。皇帝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木偶，不能决策国家大事，这样也造成了宫廷内的纷争不断，尔虞我诈的现象屡见不鲜。国家的经济情况也是江河日下，广大的贫苦百姓每天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其严重程度已经到达了不能忍受的地步了。一场酝酿了很久的民愤终于在中原大地爆发，农民揭竿起义，目的就是要驱除胡虏。

而元朝在战略上也没有组织起强势的反击，长时间的停滞使得整个军队都变得战斗力不足。当中原地区的农民已经组织起来进行起义的时候，他们朝廷内部还在互相残杀。所以说，元军最后的战败，并非完全是军队能力的问题。朝廷没有及时稳定经济和没有在政治上进行有效的改革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反之，朝廷内部将他们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内部斗争上，对待他们真正的敌人却不是那么上心。两耳不闻外界的动乱，更没想到起义军最终真的葬送了整个元朝。各路起义军在地方上称王称帝的时候，朝廷也是束手无策，没有采取战略措施来进行打压。充其量也只能是装出威风的样子发几道诏书谴责一下罢了，再有就是动用杂牌的地方军镇压一下而已，别无他法。各地的元军因为彼此之间的争执也都是各自为战，各自占据着自己的地盘互相之间没有联合抗击起义军，最终的结果就是被起义的农民军队各个击破。

这些在外受封的元朝将领不仅没有为国效力的决心和勇气，相反地，他们一个个都只是守卫自己的领地，还存着趁着战乱夺掉帝位的野心。这就足以证明元朝的气数将近，朝廷覆灭已经为时不远了。

元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妥欢帖睦尔的在位时间算是他们这个王朝中时间较长的一位了。他前前后后一共在位三十五年的时间，正是整个国家处在风雨飘摇的阶段，起义军造反的浪潮在这一时期也达到了顶峰。国家正是需要有个大有作为的皇帝出来力挽狂澜的时候，皇帝坐在帝位上任由手下的权臣摆布，不懂得如何发号施令，往往是出尔反尔。已经公之于众的命令却时常要收回去，这样一来各个地方上的元军都不听他的号令，不派遣军队出战，都谋划着将他从皇位上赶下去然后另立新君。

元代是古代少见的“重商”朝代

元代是古代少见的“重商”朝代。商人在蒙古国和元朝的地位远高于中原传统王朝。商人在元朝做高官，掌国政。元代商业繁盛和商人地位提高的特点是亦官亦商、官商一体，是一种扭曲的繁荣，最终不能推动正常的经济发展。本文摘自2014年第34期《论坛》，作者王晓欣，原题为《亦官亦商、官商一体 元代官商勾结缘何尤为活跃》。

出于儒家传统政治理念和中央集权农业国家的治理需要，在中国古代帝制王朝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商业和商人阶层是受到排斥和打压的。“重本抑末”，“重农抑商”，是大部分传统王朝的国策。秦汉时规定，商人身份低于农民，商人及家属须在平民户籍之外另编入“市籍”。他们不许占有土地，不得读书做官，不得和宗室官员联姻，不得穿丝锦衣、乘车马，要交比农民多两倍的人头税，甚至常和犯人一样谪配边疆。隋唐科举制出现后，商人也不许应考科举。一直到唐代，这些政策的主要精神都被历代王朝继承贯彻。各代也有少数大商人依靠交通王侯享有了较高的地位，但他们形成不了社会集团，也绝不会为社会主流意识认同。“士农工商”，商人长期是排在末位的。

但元代的商业发展和商人地位却超越了前朝。元代商品经济在南北各地都十分兴旺，在沿海和运河沿线相当繁荣，海外贸易特别发达。元朝商人在国家政治和社会上的活跃程度尤为空前。许多商人地位远超平民，甚至做高官，掌国政。有论者由此得出结论，元代是一个历史上少有的“重商”时代。

元代的“重商主义”

元代的“重商”，很大程度上与蒙古统治者因草原社会生产结构和经济特性而产生的价值取向有关。与成熟的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相比，古代蒙古族的游牧经济是一种生产部类单一的不完全经济，一部分的生活必需品特别是一些奢侈品自己不能生产。在氏族部落阶段和早期国家时期，尚未走出单一经济的游牧文明，如欲满足对畜产品之外其他物资的需求，一方面要借助战争掠夺，另一方面就是依靠贸易交换。游牧民族对交换的需求远高于农耕民族，而商人在游牧社会中的地位亦远高于中原汉地。这一点在蒙古兴起的各个阶段的许多重要事件中都体现出来。

铁木真创业初期，还未统一草原之时，其亲信集团中就有了商人的身影。1203年，铁木真在一次战斗中失败，部下被打散，身边只剩下19个人追随他撤退到蒙古克鲁伦河下游一条小支流班朱尼河，饥寒交迫下杀了一匹野马充饥，班朱尼河水量不够，只能挤污泥中的浑水喝。困窘中的铁木真举手仰天向19人发誓：“将来我大业成，定与你们同甘苦，违此言者如此污水”①。这就是蒙元史上有名的“班朱尼河誓约”。在场的19人被称作“饮浑水功臣”。据学者考证，在这些元人文献中被誉为“佐命元勋”的饮水功臣中，就有一个叫“哈散”的回回商人。之后还有田姓回鹘商人，商贩巨万，往来于山东、河北，极力鼓动成吉思汗南侵。1218年，受成吉思汗之命，一支由450名商人组成的商团前往中亚伊斯兰教大国花剌子模，在其边境被花剌子模边将掠财屠杀。暴怒之下的成吉思汗决意复仇，由此开启了震动世界的第一波蒙古大规模西征。关于此次西征的起因，一般人认为具有偶然性，但俄国也有学者认为是蓄谋已久的，商人利益集团是其发动的重要推手。西征结束后，被任命代表大汗总督被征服的中亚事务的，也是回回商人出身的牙剌瓦赤。

元代商人可以在朝中做高官

元代商人朝中做高官，或高官经商牟利是官商勾结的重要表现形式。如前述牙剌瓦赤，后调至中原成为最高政务长官并掌管天下财赋。元世祖时的回回权臣阿合马，以理财受宠于忽必烈，权倾天下。他“挟宰相权，为商贾，以网罗天下大利”②，其子为“胡贾”，依仗父势官至中书右丞。接替阿合马掌财权的卢世荣，据载“以商贩所获之资”贿赂阿合马而入掌朝柄。他设立的一个经营国家钱谷的机关，“所司官吏，以善贾者为之”③。元廷在京城还常设耆老五十名，“皆富商托此庇役”④。河南人姚仲实，原为理财官，弃官从商，“行之十年，累赀巨万”，进而出入宫廷，与皇室来往密切。元统治者对能出资贡献的富商予以优待，对官员经商除了要求他们纳税，也不禁止。侨居中国的阿拉伯人蒲寿庚世代海商，南宋时提举市舶司，实际掌控宋代海上贸易，元灭宋后归元，以行省长官身份招揽海外各国互市。元世祖时，原为海盗、降元后负责朝廷沿海海运的朱清、张瑄，利用职权，“田园宅馆遍天下，库藏仓庾相望，巨艘大舶帆交诸番夷中”⑤。回回人沙不丁先后执掌市舶司、泉府司、致用院等海上贸易管理部门，家中拥有大量海船用以赢利。这种贵族、高官和巨商互为一体的现象在元代都不是个案。

元代的官商：斡脱商人

“斡脱”是突厥语“合伙”的音译，本是中亚色目人商团的名称。由于蒙古兴起之时就和商人结成了密切的关系，蒙古贵族的财富需求除了借助不断的扩张战争，也相当仰仗商团。从成吉思汗时起，大汗、诸王、公主、后妃就都各自形成了自己的斡脱。皇室贵族们提供本金，由斡脱商人们代表贵族出外经营。当年被花剌子模屠杀的那个商团实际就是由斡脱商人组成的。元朝汉人对斡脱的含义解释是“斡脱，谓转运官钱，散本求利之名也”，又称斡脱为“见賫圣旨、令旨，随处做买卖之人”⑥。很明显，斡脱就是典型的官商。斡脱商人们除了营商，还在贵族支持下大发高利贷，贵族则从中坐收高额息银。这种高利贷被称为“斡脱钱”。

元朝建立前的蒙古国时期，斡脱钱的利率之高令人咋舌，达到100%。如借本金银1锭（相当于银50两），来年就为2锭，第三年息转本再生息，增为4锭，10年后就达到1024锭的巨额。这种按几何级数累进翻番的模式类似于母羊生羔，故被当时人称作“羊羔儿息”。蒙古国时斡脱钱除了向借贷之人发放，还往往强行施加到民间。蒙古汗廷规定，斡脱商人如被盗或被抢劫，一年之内不能破案者，由当地居民代偿；如不能及时偿还，就作为斡脱钱债务，令此地纳羊羔儿息。这种横飞而来的债祸使许多地方民户甚至一些地方官吏破产，陷入典卖妻小还不足以偿债的境地，造成民间极大恐慌。1240年，窝阔台不得不下诏以朝廷官钱代还民间欠下的斡脱钱债，同时取消各地官民代偿斡脱失盗损失的规定，并令不论欠债多久，全部利息最终不得超过本金的一倍。

元朝建立后，斡脱的特权仍继续存在。朝廷为这些官商设立专门的户籍，称为“斡脱户”。元世祖时先后设立了诸位下（诸王属下）斡脱总管府、朝廷斡脱总管府、斡脱所、地方斡脱局等专管机构。斡脱商人的权限和经营范围不断扩大，也发展到海外如南洋、印度等地。斡脱商人后台极硬，他们得到特殊的庇护，享有种种特权。斡脱户享受与僧、道等神职人员同等或类似的优待，常常不当差役。他们手持圣旨、令旨，可以使用原本仅供官员和使臣用的驿站铺马，路途可以得到官方供给的饮食。他们有的携带军器，或有官军护卫，货物可以减免课税；有的行船鸣锣击鼓，不依河道开闸时间强行通过，甚至殴打守闸人员。还假公济私，时常夹带私人和私款发额外横财。元朝仍然存在追逼斡脱钱债对人民危害甚大的现象。元成宗时，一个妃子和一个宗王在杭州路追斡脱债，并无负债人名数和负债钱数，只指出三个债务人的名字，这三人转而将140余户都说成债户，空口无凭，强行追索，造成极大骚扰。这类事屡有发生。斡脱高利贷商业是元朝官府、皇室和贵族剥削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造成元代尖锐社会矛盾的根源之一。

元代商业兴盛是扭曲的繁荣

元代的“重商”气氛确实要比前朝浓厚，社会对商业的传统压力大大减轻，特别是元官府对海上贸易等的鼓励确实造成下海经商者踊跃，“商者益众”，出现了大量商人富豪。但我们也要认识到，元代的商业环境并不是公平的，普通中小商人处境并没有明显改善。元代是官商地位高，特别是非汉人的官商地位高。亦官亦商、官商一体才会占有优势，这是元代商业和商人最重要的特点。元代经商致富者主要集中在海外贸易、盐业、珠宝领域。无孔不入的斡脱商人经常对民间杀鸡取蛋，更严重伤害到民间商业和百姓的利益。

因此，蒙元以官商和官商勾结为中心的商业“繁荣”不能被认为是一种正常的商业发展。宋代出现的商业气象在元代的进展仍然是缓慢的。民间并没有形成正常的商业文化，官商的绝对优势使广大中小商人仍处于弱势。汉族士大夫对商人的主流看法仍没有根本改变。贫富分化的加剧和南北民族矛盾使下层民众对富商有广泛的仇视心理。元代灭亡后，有仇富心结的朱元璋即反其道而行之，大杀富豪，打压商人，更恢复唐以前旧制，明朝严禁商人穿绸纱，禁止商人任官等歧视政策又出现了。

中国古代商业发展在一般情况下是受到极大限制的，少数时期有变化，但往往会以扭曲的形式出现，元代的官商文化和依赖官商勾结而形成的繁荣就是一种扭曲的典型。而用传统儒家理论反这种扭曲，也并非符合社会前进的方向。人们需要思考的是，我们怎样避免这样的轮回怪圈。

注释
①《元史》卷一二〇《札八儿火者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960页。
②《元史》卷二〇五《阿合马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4560页。
③《元史》卷一六八《陈天祥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944页。《元史》卷二〇五《卢世荣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4567页。
④朱德润《中政院使买公世德之碑铭》，《存复斋文集》卷一，涵芬楼秘集本。
⑤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五《朱张》，中华书局《元明史料笔记》本，1997年版，第64页。
⑥徐元瑞《习吏幼学指南》，《居家必用事类全集》辛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61册

希拉里电邮门最新进展 通俄门变中国黑客

希拉里电邮门一直以来都未能确定窃取情报的是哪个或哪些国家。现在，美国总统川普曝光，来自中国的黑客入侵到希拉里在家中的电邮服务器，从而窃取了所有希拉里的机密、非机密电邮。

2015年3月，外界第一次披露，希拉里在担任美国国务卿的2009年到2013年间，违反政府安全方面的规定，使用非加密的私人电子服务器，发送不同保密等级的政务相关电子邮件。

在之后的深入调查中，调查机构发现希拉里使用私人电邮服务器发送的机密文件将近2100份，这一行为极大损害国家安全。更可怕的是，在本次川普公布消息之前，一直没有确切消息说明，都有哪些国家的黑客窃取了这些电子邮件。

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希拉里及团队不断释放消息，表示是俄罗斯黑客入侵了她的邮件服务器，而目的是帮助川普竞选。不过希拉里的指控一直都没有拿出有效证据支持。

美国2016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的“电邮门”丑闻，美国调查当局一直指是俄罗斯所为。

8月28号，美国总统川普发推特说，是中共黑客侵入了希拉里的私人电邮服务器。

他在推文中说：“报告刚出来：‘中国侵入了希拉里·克林顿的私人电邮服务器’。他们确信这不是俄罗斯？”

几个小时后，他又发推文说：“希拉里的电邮，许多都是保密信息，被中国侵入。美国联邦调查局或联邦司法部最好采取下一步动作，否则在他们所有其他的失误之后，它们的信誉将彻底消失。”

在此之前，新闻网站“每日来电”(The Daily Caller)也报导说，一家在华盛顿运营的中资公司，在希拉里担任国务卿期间，侵入她的私人电邮服务器，安置了一组恶意代码，将几乎所有的邮件备份，转发给这家中国公司。

报导说，这是中共窃取情报行动的一部分。

蒙古帝国为何未能征服非洲

马穆鲁克人消灭了怯的不花以后，顺势收复了整个叙利亚。远在波斯的旭烈兀虽然为怯的不花的死十分愤怒，准备亲征叙利亚和埃及为其复仇，但苦于蒙古宗王间的内讧，一直无法脱身。艾因扎鲁特之战的胜利者忽都思也好景不长，很快在马穆鲁克人的内讧中被杀死。其后一百多年里，蒙古伊尔汗国的继承者们与马穆鲁克人一直在叙利亚一带互相攻伐，双方互有胜负。而蒙古人的骑兵则再也没有能够有机会真正进入非洲大陆了。本文摘自微信公众号“地球观察团”。

700多年前，蒙古骑兵纵横欧亚两大洲，所向披靡。但却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区北部一个叫艾因扎鲁特的小地方功亏一篑，失去了唯一一次进入非洲大陆的机会。感谢当时的人们用生动的笔触记录下了这段不为人所熟知的历史，让我们今日回顾时，依然唏嘘不已。

1251年，蒙哥登上了蒙古帝国的大汗宝座。此时，其祖父成吉思汗所建立的蒙古帝国的疆域已经从长江流域一直到广袤的东欧平原，横跨欧亚两大洲，成了有史以来地域最辽阔的国家。但蒙哥的扩张步伐并没有因此而停下来，一方面，他命令自己的弟弟忽必烈继续进攻南宋，一方面，则把自己另一个弟弟旭烈兀任命为伊朗地区的总督，开始了蒙古帝国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大规模西征！

1256年，旭烈兀带着从各个地区征发的蒙古大军，其中包括从中原地区征召的上千名汉军炮手和弩手，渡过了阿姆河。前锋是乃蛮人出身的怯的不花，一名深受旭烈兀赏识的蒙古大将。旭烈兀身负着蒙哥大汗的命令：“从阿姆河两岸到埃及国土尽头的广大地区内，都要遵从成吉思汗的习惯和法令！”也就是说，蒙古骑兵们并不仅仅满足于在欧亚两大洲驰骋，他们还准备踏上非洲的土地。

就像蒙古人的前两次西征一样，一路上他们十分顺利地消灭了所遇到的所有抵抗。蒙古马蹄很快踏过了伊朗高原，进入两河流域，兵临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的首都巴格达。蒙古人不仅攻下了这座城市，还进行了整整17天的屠城，最后将这座代表着阿拉伯文明的繁华都市付之一炬。而阿拉伯帝国的哈里发则被装入麻袋，被蒙古战马踩死。阿拔斯王朝至此彻底毁灭，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区域被纳入蒙古帝国的疆域，从阿拉伯到整个西方世界都为之震撼。

而蒙古人的马蹄则没有停止脚步，蒙古的大军继续着征途，下一个目标是叙利亚。当时整个叙利亚一直到埃及地区，名义上由艾尤布王朝统治着，也就是那位著名的抵抗十字军的传奇英雄萨拉丁所建立的王朝，但此时，萨拉丁的后人们早已经失去了其祖先的勇武。安逸的生活使他们没能在强悍的蒙古军队下走过几个回合，就败下阵来。大马士革和阿拉颇等城市相继沦陷，蒙古人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

曾经在抵抗十字军过程中表现出色的艾尤布王朝的穆斯林战士们最终没能抵抗住来自东方的入侵，1259年9月，艾尤布王朝的苏丹向旭烈兀投降称臣，叙利亚全境陷落。怯的不花率领的蒙古前锋部队则迅速攻下了约旦河西岸的纳布卢斯，并一直前进到加沙地带。蒙古人已经兵临西奈半岛，非洲大陆近在咫尺了。

而正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阻碍了蒙古人前进的步伐。蒙哥大汗于1259年8月11日在围攻南宋钓鱼城的战斗中去世。他的两个弟弟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展开了争夺汗位的战争。作为他们亲兄弟的旭烈兀虽然对汗位兴趣不大，但同胞兄弟间的争斗也迫使他不得不率军回到伊朗，以应付可能出现的危机。

在回去之前，他把大马士革一直到加沙的管辖权交给了最信任的怯的不花，并留给了他不到两万人的军队，其中大部分是沿途征发来的不可靠的仆从军，而真正的蒙古骑兵只有几千人。正当整个西亚穆斯林世界都在蒙古大军的铁蹄下颤抖时。在艾尤布王朝的统治地之一的埃及，也发生着另外一些影响着后来历史进程的事件，这就是马穆鲁克人的崛起。

当时的埃及，同样由萨拉丁家族的后裔们统治着，属于松散的艾尤布王朝的组成部分之一。这些艾尤布王朝的王公贵族们有一个特别的爱好，就是喜欢驯养一些被称为“马穆鲁克”的奴隶来为他们作战。这些马穆鲁克人大都是从小就被贩卖到埃及的高加索契尔克斯突厥人或里海北岸的钦察突厥人。这些突厥小孩被卖到埃及以后，接受了伊斯兰教义，并从小接受严酷的军事训练。

很快，在埃及的艾尤布王朝统治者就有了一支精锐的马穆鲁克军团，所有的高级军官都是苏丹所宠信的马穆鲁克突厥奴隶。这些马穆鲁克与已经衰弱的萨拉丁的后裔们不同，他们依然保持着那些突厥游牧部落所天生具有的野性和进取心。很快，马穆鲁克们不再甘心做奴隶，他们没有废多大的力量就推翻了原来的艾尤布王朝的主人，自己坐上了苏丹的宝座。当蒙古人的军队迫近埃及的时候，埃及的苏丹已经换成了马穆鲁克人忽都思。

旭烈兀在离开大马士革前，按照蒙古人一贯的做法，先给埃及的马穆鲁克苏丹忽都思写了一封信，要求他服从“上天选择的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统治，向蒙古人称臣。忽都思召集了手下的心腹来讨论到底如何应对。

他对他的部下说：“如今整个叙利亚都充满了哭声，从巴格达一直到木鹿的土地都荒芜了，面对敌人，我们只有三种选择：或和、或战、或逃离本国。如果我们向蒙古人投降，他们会像屠杀其他地方的人一样来屠杀我们；如果我们想要逃，我们的西面都是沙漠；我们只有去战斗并争取胜利！”忽都思的话赢得了众人的赞同，于是马穆鲁克们集合起了自己所有的军队，向西奈半岛进发。数万马穆鲁克骑兵很快越过了西奈的沙漠，他们击溃了留驻在加沙的一支蒙古人小分队。

怯的不花接到了埃及的马穆鲁克人来攻击的报告，迅速集结了周围的几千名蒙古战士，但他没有时间集结所有的军队。不过怯的不花并不担心这个，进入西亚以来，蒙古大军连战皆捷，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遇到值得一提的对手。这位蒙古大将深信这次战斗将像以前一样，以蒙古的胜利而告终。

双方的军队在加沙以北的艾因扎鲁特相遇。马穆鲁克人虽然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但面对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蒙古骑兵，他们依然小心地设下了埋伏，而由忽都思本人带领一支小部队前去诱敌。怯的不花不知有诈，带着部队就冲了过来，当忽都思把怯的不花引入伏击圈以后，埋伏的马穆鲁克骑兵从三面冲了上来，与蒙古人展开肉搏。双方从清晨杀到中午。蒙古兵虽然强悍，但马穆鲁克人却越杀越多，怯的不花知道自己上当了。

此时，一名随从劝怯的不花撤退，但怯的不花却说：“人难免有一死，与其卑鄙地逃跑，不如光荣地死去。如果有人能逃出去，请告诉旭烈兀汗，怯的不花不愿可耻地逃跑，请他不要悲伤，就当蒙古的女人们一年没有怀孕，蒙古马群中的母马一年没有怀驹。只要旭烈兀汗在，蒙古的战士们就能得到补换！”

说完后，怯的不花带领少数随从又杀入了敌阵，直到最后伤重被俘。受伤的怯的不花被带到了忽都思的面前。此时，这位乃蛮人依然倔强地站立着，他对忽都思说：“如果我死在你手里，这是天意，不是你有多了不起。一旦旭烈兀汗知道以后，他的愤怒将会像沸腾的大海，从阿塞拜疆一直到埃及都将会被蒙古马蹄踏平！旭烈兀汗有我这样的战士三十万人，我一个人是微不足道的！”说完后，从容赴死。

马穆鲁克人消灭了怯的不花以后，顺势收复了整个叙利亚。远在波斯的旭烈兀虽然为怯的不花的死十分愤怒，准备亲征叙利亚和埃及为其复仇，但苦于蒙古宗王间的内讧，一直无法脱身。艾因扎鲁特之战的胜利者忽都思也好景不长，很快在马穆鲁克人的内讧中被杀死。其后一百多年里，蒙古伊尔汗国的继承者们与马穆鲁克人一直在叙利亚一带互相攻伐，双方互有胜负。而蒙古人的骑兵则再也没有能够有机会真正进入非洲大陆了。

蒙古為何不能滅掉高麗

蒙古帝國四處征戰，西至歐洲、南至越南、北至北海、東至大海，為何未能滅掉高麗。本文摘自2016年10月28日微信公眾號黑白历史，原題為《為什么近在咫尺的韓國和日本，沒有被龐然大物蒙古帝國滅國？》。【相关閱讀：蒙古帝國為何未能征服非洲】

蒙古帝國，縱橫無匹，滅國無數，還打到了歐洲多瑙河去了，但是，蒙古帝國卻有兩個深深的遺憾。

那就是在家門口的韓國和日本，卻沒滅掉，尤其是日本，几乎沒受什么損失，而蒙古損失嚴重。

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先說說韓國為何躲過一劫。

其實，蒙古總共出征韓國九次：

一、窩闊台汗四征高麗
元太宗窩闊台即位后，以高麗殺使者為由，于1231年八月命撒禮塔率蒙古大軍討伐高麗。蒙古軍入据高麗后，洪福源率民1500余戶前來迎降，附近州郡亦有來降者。撒禮塔在洪福源的協同下先后攻取40余座城，連戰連捷的蒙軍直逼高麗王城。高麗高宗遣其弟懷安公王乞降。蒙古軍隊索取了巨額財物后退軍。但仍在高麗的各京、府、縣留下了72名達魯花赤（鎮守者），對高麗進行間接控制。

1232年六月，高麗王舉反，殺死蒙古所置達魯花赤72人。為避免蒙古的報复，高麗權臣崔怡決定遷都江華島。于是，窩闊台決定第二次討伐高麗。八月，再命撒禮塔率師征高麗，至王京南，攻其處仁城時，中流矢亡。副帥鐵哥領蒙古軍回師。原降服的高麗百姓歸由洪福源統治。十月，高麗王遣其將軍金寶鼎、郎中趙瑞章向窩闊台上書請罪。

1233年四月，窩闊台詔諭高麗王悔過，并指出他犯下的五大罪狀。高麗王因占据江華島，而蒙古無水兵，故不從命朝覲。反而又派兵攻陷已歸附于蒙古的西京等處，劫奪了降將洪福源的家。為此，窩闊台決定第三次派兵討伐高麗。1235年春，窩闊台命唐古再征高麗，至1237年先后占領龍岡、咸從等余城。高麗王請降，但不親赴朝覲，只遣使入朝。蒙古則一再促其還都陸上，履約朝覲，然高麗王總是拖延不動。

1240年蒙古又派兵攻克昌州、朔州等地。1241年高麗王以族子為己子入質，高麗又臣服于蒙古。

二、貴由汗至蒙哥汗四征高麗
1246年（元定宗貴由汗元年）高麗又停止歲貢時，蒙古軍隊從1247年至1258年（元憲宗蒙哥汗八年）間，曾4次進攻高麗，迫使高麗王遣王子前來朝貢，并留蒙為質。

自從1232年高麗遷都江華島后，被激怒的蒙古大軍先后遣軍7次征伐高麗，給高麗百姓造成了深重的災難。不少地方因畏懼蒙古軍威，紛紛舉城歸附蒙古。高麗有不少大臣也對與蒙古對抗到底的政策提出了質疑。同時，蒙古也在籌划另立高麗入質蒙古的質子為新君，而這一旦成為既成事實，高麗朝廷便面臨邊緣化的危險。

1258年，高麗眾大臣发動政變，殺死了主張棄陸保島的權臣崔氏，出陸向蒙古投降。1259年，蒙古與高麗達成和解協議，蒙軍撤出高麗，高麗朝廷遷出江華島移居陸地，并派王子入朝蒙古，兩國戰爭狀態結束。

三、忽必烈消滅高麗抵抗勢力
元世祖忽必烈中統元年（1260年）春，高麗國王逝世，忽必烈派兵護送高麗王子歸國即位，是為高麗元宗，同時宣布在高麗境內實行大赦，送還高麗俘虜及逃入遼東的民戶，禁止蒙古邊將侵擾高麗，以撫民心。元宗即位后一直采取親元立場，引起大臣的不滿。

忽必烈視高麗為元朝的屬國和進攻日本的跳板。至元五年（1268年）夏，忽必烈責令高麗新國王在高麗制造可載4千石的海船1千艘，以備元軍攻打日本或南宋之需。元朝對高麗的控制和榨取，使高麗朝野極為不滿。至元六年（1269年）八月（陰历，下同），林衍廢其王。同年十月，忽必烈派頭輦哥率大兵壓境；封在京朝覲之高麗王世子為特進、上柱國，并派兵護送他回國平亂；同時派兵部侍郎里德（史書寫為里德）一行出使高麗，限期高麗林衍等來京陳情，聽候決斷。

在元朝三懾之下，高麗都統領崔坦、李延齡等以西京（今平壤）50余城歸降。高麗元宗复其位，并親自朝見忽必烈。至元七年（1270年）正月，忽必烈將高麗西京改為為東寧府（后升東寧路），划歸元朝遼陽行省。同時派頭輦哥率領軍隊護送高麗國王父子回國，委任脫脫朵兒、焦天翼為高麗達魯花赤（督官）。同年春，元軍兵臨王京（今開城）城下。此時，林衍已死，其黨三别抄軍首領裴仲孫等擁立王室庶族承化侯王溫，退守珍島（今南金羅道）堅持抗元。

至元八年（1271年）五月，元將領忻都率兵攻占珍島，王溫等被殺。金通精退往耽羅（今濟州島）。至元十年（1273年）四月，忻都攻占耽羅，捉拿了金通精等人。元朝遂設耽羅國詔討司，屯兵駐守。

蒙古于高麗置征東行省，全稱征東等處行中書省，由元朝直接統治。在王京（今朝鮮開城）設達魯花赤管理征東事務及監管高麗國政；保留高麗原有政府體系，“從其國俗”、“自奏選屬官”，丞相由高麗國王兼任。此外，遷于遼陽行省沈州的“高麗軍民總管府”主要負責高麗僑民事務；設于黑龍江下游奴兒干的“征東詔討司”負責骨嵬、吉里迷等族事務；設于耽羅島上的“耽羅軍民總管府”負責防倭和高麗海外僑民事務。元朝直接統治的“高麗軍民總管府”“征東詔討司”“耽羅軍民總管府”設有參知政事管理。

至元十一年（1274年）五月，忽必烈將女兒忽都魯潔麗米斯嫁給高麗王子，六月，高麗老王逝世，王子繼位。翌年，應忽必烈要求，高麗新國王改變了所有與元朝相類似的省、院、台、部等官職名稱，派遣20名貴族子弟前來“入侍”元朝。

至元十七年（1280年）夏，元朝在高麗創設驛站，加封高麗王儲為開府儀同三司和行省左丞相。第二年，元朝在高麗征发軍士、水手25，000人，戰船900艘，參加侵日戰爭。高麗民眾不堪其擾。至元十九年（1282年），日本侵擾高麗沿海，在高麗國王請求下，元軍駐防金州。第二年，元朝正式在高麗設置征東行中書省，以高麗王與元軍將領阿塔海共領行省事。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忽必烈將耽羅划歸高麗。

這就是韓國沒有被滅國的原因，反反复复，的確是韓國人的性格，比日本人還可惡，日本人被打敗了就服了，但是但韓國人完全就是跳梁小丑。

至于為什么日本沒有被征服呢？

日本廣泛流傳著這樣的傳奇故事：“神風”在元朝時期曾兩度施威摧毀蒙古入侵者的船艦，將日本從危難之中解救出來。此后數百年中，日本人一直對神風頂禮膜拜，興起了大規模拜神的活動。

公元1274年，忽必烈的第一次遠征日本遇上台風，日本人稱是“神風”救了他們。历史記載，公元1274年，蒙古大汗忽必烈命風州經略使忻都、高麗軍民總管洪茶立，以900艘戰船，1.5万名士兵，遠征日本。元軍在戰爭開始階段取得了很多輝煌戰果。井上靖這樣記載：蒙古于“公元1274年10月初，占領了對馬、壹岐兩島，繼而侵入肥前松浦郡……使日軍處于不利，不得不暫時退卻到大宰府附近。元軍雖然趕走了日軍，但不在陸地宿營，夜間仍回船艦。

当元軍回到船艦后，恰遇当夜有暴風雨，元艦沉沒兩百余只，所余元軍撤退，日本才免于難。”台風乍起之時，当時由于不熟悉地形，元軍停泊在博多灣口的艦隊一片混亂，不是互相碰撞而翻，就是被大浪打沉；午夜后，台風漸停，但暴雨又降，加上漆黑一片，落海的兵卒根本無法相救。忻都怕日軍乘機來襲，下令冒雨撤軍回國。此役，元軍死亡兵卒達1.35万人。

日本史書則稱之為“文水之役”。第二天即22日早，日軍在大宰府水城列陣，但不見元軍進攻，派出偵察人員始知博多海面已無元軍船只，元軍撤退了。日本朝野對突如其來的台風趕走元軍十分驚喜，在全國范圍內展開了大規模拜神的活動，稱為“神風”。此后“神風”陪伴了日本人670多年，直到公元1945年。

知道“神風敢死隊”的由來了吧？日本人在1945年的時候，期望他們的神風再一次拯救日本，可惜失敗了，因為“上帝”是住在美國的。

清朝如何用宗教驯服蒙古

在《乾隆背黑锅：清朝灭族准噶尔》一文中已介绍，漠西蒙古准噶尔部的人口减少是战争与天花造成的。然而漠南蒙古与漠北蒙古在清朝的统治下人口大量减丁是事实，《蒙古族历史人口初探 17世纪中叶～20世纪中叶》，明确提到了蒙古人口从清初到清末没有任何增长，反而下降了20.9%。

《清朝如何用宗教驯服蒙古》一文中提及，清朝统治者用信仰之力驯服了蒙古，《清代蒙古史》一书称，“至清末，漠南（内蒙古）各地兴建寺庙有一千余座，漠北喀尔喀（外蒙古）蒙古地区有747座。青海甘肃、四川、新疆等蒙古和藏族聚居地区也有五六百座寺院。”该书记载的数据显示，“清代后期喀尔喀地区的喇嘛多达男性总数的44%，各地喇嘛人数最多时几乎占蒙古总人口的1/3。”

《剑桥晚清史——蒙古篇》记载，20世纪初，内蒙寺庙之数或已逾千，外蒙的寺庙也有约750处，而且两地还有大量的小庙。估计内蒙竟有30%至65%的男子出家（至少每家一个儿子），外蒙在1918年出家者占男人的45%左右。同西藏相比，19世纪末期的西藏估计也只有1/3的成年男子当喇嘛。 大量男性成为喇嘛无法娶妻，长此以往，人口必然下降，但这远不是蒙古人口大量减丁的原因。

狐言论史公众号的文章指出，蒙古适龄未婚女性为维持生计，大都做了去蒙地行商的汉族商人之情妇或说外室；同时喇嘛们从活佛以下，对戒律也并不谨守，因此导致了不正当性行为在草原普遍流行。

在大航海时代之前，这些行为不会引发严重后果。然而自从西班牙人将梅毒从新大陆带向全球扩散，这一明朝以前不曾有过的可怕疾病在卫生环境不佳的草原泛滥开来。而梅毒是可以通过母婴直接传染的，就更加严重影响了人口增长。

《冯玉祥自传》中曾有这样的记载：“一方面是七八个蒙古男子仅有一个妻子，一方面是一个蒙古女子，有若干的内地人为她的临时丈夫，事实上形成一个乱交的社会。同时男女卫生都不讲究，染上淋病、梅毒以后，惟有听其自然。当时活佛即患梅毒，烂塌了鼻子。据说目前检查结果，蒙古青年17岁至25岁者百分之85%都患有花柳病；25岁以上者，所占百分比自然更大了。这种现象是太可怕了，若任其继续存在，马上就会有灭绝种族的危险！” 冯玉祥并没有夸大其词，1950年，中国政府在内蒙牧区成立性病防治所时，牧区性病患病率高达59%，经过15年的时间，1965年降低到0.5%至2.4%，1977年复查时未再发现新患及先天梅毒儿，历时二十余年，始将其杜绝。

蒙古帝国：赢了天主教输给伊斯兰

13世纪初，成吉思汗开始了率领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的征程。在这个过程中，蒙古军团与世界上的主要宗教都有了接触，但他们把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教徒都看作是为其皇室贵族向上天祈福的人，对各宗教一视同仁。这种态度在那个时代是很少见的，只要他们不发表政治宣言威胁蒙古人的权力即可。 

成吉思汗将这种宗教观以蒙古“大札撒令”的形式固定下来，“命其后裔切勿偏重何种宗教，应对各教之人待遇平等。” 成吉思汗在去世前将帝国的广大区域分成四块，其中新疆的南疆地区，从畏兀儿境向西经伊犁河流域一直延伸至河中的草原地区归次子察合台所有；三子窝阔台领有今新疆塔城、阿勒泰地区和蒙古本土的西部；而高昌回鹘的亦都护仍统治西域东部地区。

虽然被分成4部分，但蒙古帝国还是听命于窝阔台可汗，他大体继承了成吉思汗的宗教政策，并将宗教作为统治术中的一环。正是因为这种包容的态度，使蒙古帝国成为了各方宗教的角逐场。

天主教绝不是第一个登场的，也不是势力最大的，却是最高调的一个。 基督教在蒙古帝国曾流传极广，当时流传的基督教主要有两个支派：一支为景教（聂思脱里派），另一支是天主教。许多蒙古皇室贵族成员选择皈依更具有包容性的景教，如太宗窝阔台的皇后脱列哥那、睿宗拖雷正妻唆鲁禾帖尼、旭烈兀汗的夫人托古斯、定宗贵由汗、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成吉思汗之孙别儿哥等都是虔诚的教徒。 贵由可汗对基督教的特殊礼遇曾被当时的人认为是基督徒，这让罗马教会相信蒙古人可以皈依天主教。

当时的教皇英诺森四世派出数位教士，带着书信向蒙古进发。书信中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申斥蒙古人对天主教徒的攻击，并告知他们如果不住手就会面临上帝的惩罚；二是描述天主教的教义和蒙古人应该皈依的原因。 这种自信与其兵败如山倒的实力极其不般配，更何况罗马教会一直要求教权高于皇权，蒙古人作为征服者自然不屑一顾。 不可思议的是，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在蒙古帝国分裂后迅速攻陷了帝国。

 13世纪中叶至14世纪中叶，窝阔台及察合台的后裔们发生了纷争，至1310年，以天山南北的西部及阿姆河、锡尔河之间的原西辽领土为封地的察合台汗国，合并了以准噶尔盆地以西、巴尔喀什湖以东，今额尔齐斯河上游为封地的窝阔台汗国。 尽管忽必烈在建立元朝后，对今新疆地区的管理和控制不断加强，采取了如建立北庭都护府、置别失八里元帅府、册封高昌亦都护地方政权等等措施，极力在全疆境内有效地推行元朝政令，但这里的纷争却始终没有停止。最后，在14世纪20年代初，察合台汗国的领土发生了永久的分裂，一部分为马维阑纳儿（即河中），另一部分是蒙兀儿斯坦（即察合台汗国）。

在忽必烈子孙统治的区域内，出于稳定西部边境的考虑，统治者优待藏传佛教，但他们很快便倾心于此，并给予了僧侣们崇高的地位，而且赏赐待遇极其优厚。时人曰：“今国家财赋，半入西蕃”。 不过伊斯兰教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忽必烈之孙安西王阿难答在皈依伊斯兰教后成为一名虔诚的穆斯林，热衷于传播伊斯兰教。在元成宗死后，色目人与提倡汉化的蒙古人及汉人之间发生一场冲突，最终阿难答的兄长海山即元武宗胜出。 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以及钦察汗国征服的地区原本就是伊斯兰信徒的聚集区，穆斯林商人和官员以丰富的财宝金钱及权势赢得蒙古贵族的赏识，从而使蒙古贵族们对其信奉的伊斯兰教发生兴趣并给予尊重，一些蒙古贵族皈依伊斯兰教。

钦察汗国真正创建者拔都去世后，其弟别儿哥，即成吉思汗之孙、术赤之子别儿哥继位。据史载，他是第一位改宗信奉伊斯兰教的蒙古汗王。在他之后，汗国的伊斯兰化趋势已势不可挡。后来到月即别汗统治时期，伊斯兰教在汗国取得了最后决定性的巩固地位。月即别汗在国内大力推行伊斯兰教，努力发展教务，声名为之大振，历史上称之为“月即别汗国”。 　　 东察合台汗国，其主要组成部分是维吾尔人聚居的天山南部地区，这里也成为伊斯兰教在东方的一个重要根据地。

蒙古国禁止行人过马路打手机

日前经修订的《蒙古国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从11月1日起，行人在戴耳机、打手机等状态下不得过马路，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为保障行人自身安全，减少交通事故，蒙古国政府日前重新修订并通过了《蒙古国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修订后的条例将于今年11月1日正式生效，条例内容更加具体，可操作性更强。

条例规定，禁止将10岁以下的孩童单独留在机动车内，不到10岁的孩童乘坐机动车必须采取安全措施，对违规的成年人将进行处罚。另外，在人员聚集区域行驶的车辆，其速度必须保持在每小时20公里以内。

俄乌拉尔大学科学家在蒙古沙漠发现重达800克陨石

六名俄罗斯乌拉尔联邦大学（УрФУ）“Extra Terra Consortium”科学实验室研究人员在蒙古境内的戈壁（Гоби）区域沙漠进行考察，发现了重量800克的陨石。探险队表示，这块陨石是在“Noena”地区发现的。落在地球上的所有陨石都是由五颗“巨型小行星”产生的。

据俄通社27日（周一）消息，乌拉尔联邦大学物理技术研究所工作人员21日前往蒙古，与蒙古科学院天文地球物理研究所合作进行陨石探寻考察。

乌拉尔联邦大学陨石探险队将与蒙古科学院天文学和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合作考察到9月8日结束。

这次是乌拉尔联邦大学科学家第四次境外陨石探寻。在此之前曾到南极“Земля Королевы Мод”、伊朗“Деште-Лут”和智利“Атакама”沙漠进行过三次陨石探寻。 在前苏联和俄罗斯领土的陨石探寻始于1986年。

乌拉尔联邦大学是俄罗斯乌拉尔地区叶卡捷琳堡的一所综合性大学，1920年成立。根据2012年世界大学排名年度出版的“QS”，乌拉尔联邦大学是世界前500所大学之一,在俄罗斯大学中排名第6位。

乌拉尔联邦大学是乌拉尔最大的大学，是这一地区领先的科学和教育中心，有大约35,000名学生学生，包括约32 000名全日制学生(学生数量相当于莫斯科国立大学，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和南部联邦大学）。该校 有4000多名教师，其中包括650多名科学博士，30多名国家科学院院士。

日本首相安倍为帮助充实蒙古军队联合国维和行动 派助理前往蒙古实施考察

据日本共同社8月28日报道，安倍助理薗浦健太郎当日前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郊外，考察了为充实蒙古军队的联合国维和行动（PKO）由陆上自卫队指导、蒙军建造的公路及地下水道。

据日本驻蒙大使馆透露，与俄罗斯、内蒙古接壤的蒙古希望加强同日本的关系。日本政府也有意通过支援让两国关系紧密化。

薗浦在考察后称：“蒙军切实地掌握了能力。希望他们活跃在国际合作的舞台上。”他还表示：“蒙古是共享民主主义和基本价值观的十分重要的伙伴”，期待两国关系发展。

蒙古国防部副部长杜勒木道尔吉表示感谢称，“这对培养向PKO派遣的核心队员而言是一次很有意义的训练”。

陆自从2014年开始，每年都教授蒙军在PKO的公路建设方面所必须的铺设沥青及排水设施相关技术。

蒙古国东南部一辆载328人列车脱轨 事故因暴雨引发

8月12日电 据英国《每日星报》援引蒙古国家广播公司消息，蒙古国一辆载328名乘客的列车在东南部的东戈壁省(Dornogovi)脱轨。

据信，该列车于当地时间12日早晨4时50分左右脱轨。当时，列车已经驶出了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Ulaanbaatar)。

据当地政府称，造成该事故的原因或为当地的暴雨，有4节车厢出轨翻倒。
蒙古国乌兰巴托至赛音山达第286次客运列车天凌晨4时50分左右在东戈壁省境内发生列车出轨事故，造成部分人员受伤。近日暴雨导致的洪水冲毁铁路路基是造成列车脱轨的主要原因。

医疗急救、紧急情况、警察等部门相关人员已经对相关人员展开救援。

蒙政府非例会12日决定解除交通运输发展部部长巴特额尔登及副部长和国务秘书职务，以追究当日发生客运列车脱轨事故的责任。该部部长职务暂由副总理恩赫图布辛代理。

当日4时50分左右，从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开往东戈壁省省会赛音山达的第286次旅客列车，在距离东戈壁省艾拉格县约5公里处发生火车车头和4节车箱脱轨事故，车上有328名乘客。目前造成9名乘客受伤，包括3名儿童在内。其中2人伤势较重，一名44岁女性多处肋骨骨折，另一名54岁女性头部受伤，已送往蒙古国家外伤医院接受治疗。

就在第286次旅客列车发生脱轨事故前20分钟左右，从蒙古国东戈壁省扎门乌德开往首都乌兰巴托的第33次国际列车顺利通过事故地点。

12日蒙古国列车脱轨事故发生后，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和驻扎门乌德总领馆第一时间联系蒙方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并赴现场核实。

柔佛苏丹依布拉欣乘搭专机前往蒙古进行访问

柔苏丹出访蒙古．为商家寻投资蒙古机会，与总统和官员会面．探讨投资蒙古

为促进柔佛州与蒙古之间的双边关系与探索投资机会，柔佛苏丹依布拉欣今早乘搭专机前往蒙古进行访问。

陛下今午2时15分抵达蒙古机场，受到蒙古政府的热烈欢迎。
根据陛下面子书贴文，出访蒙古飞机今早7时55分，从士乃国际机场出发，陪同陛下出访者包括柔佛四王子东姑阿都拉曼。柔佛王储东姑依斯迈、州务大臣拿督奥斯曼及州行政议员，也到机场为陛下送行。

陛下今午抵达目的地时，受到由蒙古荣誉军官组建的一支为数20人仪仗队欢迎，这是蒙古官方接待国家元首级别的欢迎仪式。

陛下将于明天到蒙古州立大学会见总统巴图勒嘎，之后将赴总统官邸与总理何乌尔胡列尔舒赫会面。

陛下也将参加蒙古官员的发展汇报会，其间由柔佛州政府代表组成的15人代表团，将探讨与蒙古的商业、贸易、旅游和投资机会。

蒙古驻新加坡大使乔治是于6月到新山大王宫拜访陛下，为蒙古总统巴图勒嘎传话，诚邀陛下前往蒙古拜访。

蒙古国拟在北京等地设立贸易代表处

8月9日电，蒙古国外交部部长朝格特巴特尔8日宣布，蒙古国计划于2018年到2023年在主要贸易伙伴国家和地区分期分批设立代表处，以适应不断发展的外贸往来。

朝格特巴特尔说，蒙古国经济已进入稳定发展阶段，政府正在就增加外汇储备、提高公职人员工资、增加就业等方面做出努力。为达到这些目标，蒙古国将继续增加出口额，因此亟需在重要贸易伙伴国家和地区设立代表处。

根据计划，蒙古国政府将于2018年到2019年率先在中国北京、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和日本东京设立贸易代表处。

朝格特巴特尔表示，随蒙古国经济发展，还将于2020年到2023年在中国天津、俄罗斯莫斯科以及欧盟总部布鲁塞尔等重要贸易伙伴国家和地区的城市设立蒙古国贸易代表处。

林彪坠机蒙古军方绝密报告流出 中共定论被全面否定

林彪坠机真相如何？看看蒙古官方调查
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乘坐256号专机北逃，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记载，在飞机快接近中蒙边境时，有人请示是否派飞机拦截，由于当时还没有掌握林彪一伙的意图。凌晨1:50分，256号飞机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2：30分，专机在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人员全部死亡。事后，中方根据使馆人员的现场勘察报告和有关专家的论证分析，揭开了飞机坠落之谜：飞机爆炸是因为油料不足就地迫降时机身擦地起火所致。

《关于一架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坠毁原因的调查报告》（以下简称《调查报告》），由蒙古官方成立的调查委员会于1971年11月20日完成。原件以斯拉夫蒙文（西里尔字母蒙古文）打印，共17页，其中15页为正文，最后两页为“坠机事故现场发现的文件及物品清单”。《调查报告》另附有照片多张。

《调查报告》原为蒙古人民共和国机密级的国家安全档案，现已解密，其内容部分（约占全文56%）曾被译成英文。本文所用《调查报告》中文译本，为笔者委托那木吉拉、T·阿拉坦巴嘎那和德力格尔其其格根据蒙文复印件译出，并参考了笔者委托钟小歧翻译的英译中版本。

笔者认为，虽然事隔45年，《调查报告》所涉及的一些问题，仍然值得对“九一三事件”有研究兴趣的人们所关注。

蒙方调查委员会的组成

根据《调查报告》所披露的蒙古官方调查委员会名单，委员会由九人组成。负责人图门登贝尔勒（人民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少将），成员桑加（边防及内务军事事务局司令部副参谋长兼边防处处长，上校）、高陶布（外交部领事司司长）、根登达日扎（职务不详）、达希泽伯格（法律专家）、云登（民航局专家，少校）、桑加道尔吉（大夫）、卓乃（大夫）和莫尤（法医）。调查委员会九人中，除图门登贝尔勒、根登达日扎外，其余七人在1971年9月15日与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二秘孙一先等一道到过坠机现场（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亲历林彪坠机事件和中蒙关系波折》，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页18-19、21）。

调查委员会虽然囊括了各方面专家，惟从以上已知八人的职务来看，这是一个中等偏低规格的临时班子。这似乎可以说明，蒙古官方对于中国256号飞机坠毁一事，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视。《调查报告》在某些细节方面也并不严密，如五块手表只描述了两块的状况，其中一块前面记述为15时30分，后面却记述为17时30分；正文称现场发现望远镜两部，在文件及物品清单中却只有一部；机械师李平的证件名称按《调查报告》所附照片应为“7196部队营门出入证”（盖有3726部队印章），文件及物品清单中却误为“允许出入中国人民解放军3726部队”，等等。

调查报告虽然承认蒙方“也咨询了苏联军事专家，而他们也参与了事故现场的再次调查工作”，但苏联专家并非调查委员会的正式组成人员。从《调查报告》用语中我们可以意会到，蒙方将其与苏方的关系，仅定位为咨询与被咨询的关系。考虑到当时苏蒙两国政治关系的实际情况，并不排除苏方在调查过程中具有更为重要的指导性作用。

调查报告承认，“为了再仔细研究这一事件，委员会部分成员邀请苏军技术人员在10月19日一起前往视察了飞机坠毁的现场。通过这次的调查，发现苏联制‘PB-YM’型高度测量装置（按，系加装在256号飞机上的无线电低空高度表，中方编号为“262”型）1个、望远镜2部以及防卫和攻击为目的的冷兵器，其中有匕首2把。他们还发现被烧毁的大量文件、录音磁带及皮箱等物品。”但孙一先书中所说的“据当时任蒙古外交部副部长的云登讲，在中国使馆人员到飞机坠毁现场视察之前，苏联已派人检查了现场，拆走了机尾上的主发动机”（《在大漠那边》，页27）这样的说法，在《调查报告》中得不到印证和支持。

坠机现场发现的尸体和枪支

林彪坠机真相如何？看看蒙古官方调查

调查报告所附图片页，因本非原照，再加上辗转复印，已很不清晰（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调查报告》第一部分，叙述了蒙方在256号飞机坠毁现场发现的机上乘员遗体及所携带枪支的情况。

《调查报告》称，“距坠机点南侧500米处，我们开始检查工作。在那儿发现了第一具尸体。其他散落的尸体之间相隔约3-15米。所有尸体分布在50×20米范围内不同位置。所有的尸体都被烧过，有些尸体的头部和四肢都破裂和压碎了。一共有9具尸体。”

林彪

《调查报告》接下来描述了每具尸体的状况。这些描述与孙一先的描述相比较，更为简略。从对尸体描述的细节可以知道，除第8号女性尸体外，《调查报告》的尸体编号与孙一先所述编号有所不同。如蒙方第5号尸体“身高约180厘米”，与孙一先所述第5号尸体（林彪）“个子瘦小，虽然每具尸体烧后似乎都有些缩短而且由于皮肤肿胀显得年轻，但这具尸体看来缩得更厉害一些，像个大孩子”（同上，页37-38），差别甚大，而与孙一先所述第9号尸体（潘景寅）“这人生前个子高大，体格魁梧”（同上，页40）倒十分相近。

《调查报告》称在坠机现场发现手枪七把、折叠式冲锋枪一支。这与蒙方在1971年9月16日提出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上飞行失事的现场调查纪要》草稿的叙述是一致的。根据机上乘员人数及枪支数量推测，机上乘员除林彪、叶群外其余七人可能都有佩枪（除非林立果、刘沛丰两人有多支佩枪），惟九具尸体均“身体外表正常”，没有异常的枪击痕迹。机上乘员俱为飞机坠毁过程中摔撞和被烧而死亡。

林彪夫人叶群

1971年9月15日下午，在坠机现场，对机上乘员死亡原因没有疑问及异议的中蒙双方官员，就尸体埋葬达成一致意见。许文益大使称：“按你们的传统埋葬他们吧。”高陶布：“好，就开始埋葬工作吧，请一块参加。”大使：“开始埋葬吧。把坑挖深一点。”高陶布：“医生认为尸体需要解剖并写报告。还有解剖检验的需要吗？”大使：“同志，你认为该怎么办？”高陶布：“医生打算做解剖，你认为有必要吗？”大使：“我建议无须解剖。”高陶布：“我同意。”乌尔金道尔吉（肯特省检察长）：“我也同意这个建议。”大使：“大使馆二秘也没有别的建议。我们不需要再谈别的什么事了。”（蒙古国家安全档案：《许文益与桑加及其他人之间的对话》，1971年9月15日）

苏蒙方面何时知道机上乘员的真实身份？

《调查报告》同时证实：直至1971年11月20日，苏蒙方面对256号飞机乘员的真实身份仍然一无所知。

这样一来，《调查报告》实际上也就否定了孙一先的一些说法。孙一先称，“后来得知，此时（指1971年9月下旬）苏联和蒙古已揣测到这架失事飞机上有个大人物，但是这个大人物是谁还不能确定，苏联克格勃已准备派专家挖出死者遗体进行检验。……而在9月23日以后提出索要遗体，苏联和蒙古当局对主要死者的身份已有所察觉了。”（孙一先《在大漠那边》，页97）

时任苏联驻华大使馆政治参赞的顾达寿，在其口述回忆中的一些说法，与《调查报告》也不一致。顾达寿声称，1971年9月间，“苏联外交部已经从情报中获悉林彪叛逃的消息，考虑到我在中国多年而且认识林彪，故特别指定让我去蒙古辨认是不是林彪的尸体。”（[俄]顾达寿口述、郑少锋执笔：《直译中苏高层会晤》，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页78）

三叉戟飞机

顾达寿的口述回忆中文版，经过执笔者郑少锋的深度整理。顾达寿与史实相距甚远的“回忆”，与执笔者的认知水平有莫大关系。郑少锋在《直译中苏高层会晤》一书的后记中有更为古怪离奇的说法：“顾达寿在本书的主要篇章《进入苏联外交部》中披露了一件至今鲜为人知的事情。那是在林彪出逃折戟蒙古温都尔汗沙漠之后，顾达寿奉苏联外交部指令，与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处两名军人从北京赶赴飞机失事现场勘察。为确认林彪的身份，顾达寿建议可从林彪早年在莫斯科治伤住院时留下的牙齿照片中印证。于是，林彪的头颅被割下立即送往莫斯科进行医学鉴定并很快得到确认。据说林彪的头盖骨至今仍然被秘密封存在莫斯科。因此，现在我们可以认为，当年在温都尔汗被就地掩埋的林彪尸体实际上是一具无头或假首尸身。这说明当时蒙古方面通知中国驻蒙古使馆察看中国飞机失事身亡的九具尸体中的林彪的头颅是另安上去的他人的首级。”（页200）

诸如此类的天方夜谭，在坊间还有不少市场。《调查报告》的公布，应该可以起到有力的澄清事实真相的作用。

蒙方判断256号飞机用于军事用途

《调查报告》结论部分第1点称，“我们认为，这架编号256的涂有民用航空标志的飞机，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改用于军事用途。在事故现场找到的无数实质性文件足以证明这个结论。”“非常清楚，这架飞机由中国军方所拥有。机上人员都是军官。”

蒙方这一判断，基本准确。而这一判断，是整个《调查报告》的基调。

据孙一先称，从1971年9月16日至17日，中蒙双方人员在肯特省首府温都尔汗，就坠机事件举行过五轮会谈。在第一轮会谈时，蒙方首席官员桑加上校就强调，“这是一架中国民航标记的为军事服务的乘有军事人员的飞机。”第二轮会谈蒙方提出的《调查纪要》草稿中最后称，“这些迹象证明，失事飞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军人员使用的。”蒙方提出的《安葬纪要》草稿中称，失事飞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军军事人员驾驶的，1971年9月13日夜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孙一先《在大漠那边》，页47-50。9月13日夜应为9月13日凌晨）

蒙方在会谈中坚持己见的态度与《调查报告》中的结论——“256号飞机为中国军方所拥有，用于军事用途”，是为其在日后可能的外交交涉服务的。孙一先认为，蒙方这样坚持己见，“目的无非为了在今后两国的交涉中占据有利地位，假如该机是被苏蒙军击伤而坠落，则正可借此推卸责任。这是会谈的要害所在。”（同上，页51）

蒙方基于坠机现场实物而作出“256号飞机为中国军方所拥有，用于军事用途”的结论，无可厚非。而中国驻蒙古大使馆人员 “由于我们的唯一根据是国内的来电，看了现场之后，更加确认这完全是一架中国民航飞机，死难者都是机组人员，‘空中小姐’看上去年岁大了一些，估计是专机的需要。”（同上，页51）

由于双方在“军用”与“民用”、“军事人员”与“非军事人员”的问题上各执一词，后面的两轮会谈注定也没有什么结果。会谈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会谈纪要中方也不能签字。桑加最后声称“我们坚持原来的写法”，高陶布也说“我们单方面签字”。笔者认为，这可能就是蒙方最后非得要搞出自己的一个《调查报告》的重要原因。

孙一先后来也承认，“‘九一三’事件真相大白之后，回头再看看关于‘军’还是‘民’争论的记录，的确就如同在埋葬死难者时，我们四个人毕恭毕敬地鞠躬默哀一样，使人感到有点好笑。有的同志甚至说，蒙方人员讲的256号飞机的性质、机上乘员都是带‘军’字的，符合实际，而我方在会谈中不够实事求是。”（同上，页66）

蒙方误判256号飞机“执行一项特别任务”

《调查报告》结论部分第2点称，“该编号为256的中国飞机，正在我国领空执行一项特别任务”。从报告字里行间推断，蒙方所谓“特别任务”，不外乎就是军事侦察任务。蒙方的理由是，飞机上除了安装有保障飞行安全必需的一些普通设备外，“与此同时，该飞机还安装了地面测量设备”，此外，蒙方并不能拿出飞机执行“特别任务”的更有力证据。

蒙方这一判断，自然离事实真相十万八千里。但这反倒可以证明，直到1971年11月20日止，蒙方调查委员会（自然也包括协助调查的苏方人员）并不知晓这其实是一架叛逃中的飞机，更不知晓机上乘员的真实身份。

而在国内，早在1971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已经以中发[1971]57号中共中央文件将“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的信息，正式通知到各大军区党委常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和党的核心小组，九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该通知明确宣称，林彪是乘三叉戟飞机跑的，且飞机已经坠毁，“现场查明：林彪背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极其秘密地私自调动三叉戟运输机、直升机各一架，开枪打伤跟随多年的警卫人员，于九月十三日凌晨爬上三叉戟飞机，向外蒙、苏联方向飞去。”“根据确实消息，出境的三叉戟飞机已于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全部烧死，成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

《调查报告》结论部分第3点称，“该编号为256之三叉戟1E型飞机的坠毁原因是由于飞行员所犯的错误所造成。”此结论由4点事实证明：

a.坠毁前该飞机航速为500-600公里/小时，直飞，着陆前没有放下起落架及轮胎，而且襟翼和着陆灯也没有打开。

b.飞机残骸碎片坠落及散布于600×100平方米范围，这证明该飞机是以上述时速或高于上述时速的航速坠毁的。

c.飞机坠毁在大范围内引起爆炸和燃烧，爆炸后的燃烧持续了很长时间，这证明事故发生时，该飞机仍然携带足够燃料可以继续飞行。

d.事故发生时的那一瞬间，飞机引擎仍然在全速运行，并没有损坏（引擎没有燃烧过或被损坏的迹象）。以上证据驳斥了该飞机是因紧急情况而着陆的说法。

“九一三事件”后大半年，以空军司令部军训部第二部长王海为首的中国空军专家组作出的报告认定：

(256号三叉戟飞机)是有操纵地进行野外降落（也就是迫降）没有成功，造成破碎烧毁的。作出这种判断的主要依据有这样几点：

其一，失事发生的场地是经过有意选择的。在温都尔汗附近这片戈壁滩上，这块地点地势是比较平坦的，飞机着陆的方向也刻意进行了选择，这些情况不可能完全是偶然的。

其二，飞行员实施了野外迫降动作。他在飞机接地前主动打开了前开缝翼，这是着陆前必须进行的动作，前开缝翼只有人工操纵才有可能打开。

其三，起落架轮毂完整，没有撞击和磨损的破坏痕迹，主轮胎良好，仍有气压，这说明在迫降时飞机没有放下起落架。

其四，飞机是在有操纵的情况下尾部先接地的。而且是主动作出了使飞机迫降的选择。

根据各种情况判断，256号飞机当时之所以没有成功地实施迫降，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其一，飞行员着陆动作不确切，没有做全，着陆速度过大，而减速板却未打开；

其二，三叉戟是下单翼飞机，它的机翼、机腹部有油箱，在高速接地时，极易造成油箱破裂、机翼折断，引起燃烧爆炸；

其三，当时飞机仓促起飞，机上没有副驾驶和领航员，飞机迫降时正是夜间，又处在完全陌生的区域，一个飞行员难以应付种种特殊情况。

当时256号飞机之所以要在温都尔汗实施野外迫降，主要原因是因为该机油料不够。……另外，因为机上没有领航员，地面又没有导航，当日恰逢暗夜，飞行员在空中不可能掌握精确位置，飞机是在这种情况下盲目降落。

以上中蒙两方关于飞机坠毁原因的分析认定，蒙方较为粗疏，原因可能是其虽经现场视察但专业人员缺乏（蒙方只有云登一人是航空专家，苏方到现场人员是否有航空专家未能确定），对飞机背景情况毫不了解，对坠机处理亦谈不上重视。中方专家虽未能到现场仅凭照片判断，认定却颇为详尽，原因是专家班子人员齐备（连王海共七人），对飞机背景情况十分清楚，且因叛逃的是副统帅专机而万分重视。

中蒙两方结论的主要分歧点在于：中方认定该飞机采取了主动迫降措施，只是“着陆动作不确切，没有做全”。蒙方却认定飞机未有采取紧急着陆措施。双方都认为飞机的着陆速度过大，油箱存油造成爆炸燃烧。中方认定这两点是导致飞机坠毁的主要原因。

所谓“被击落说”和“阴谋说”

更值得引起我们重视的是，无论是蒙方的“坠毁原因是由于飞行员所犯的错误所造成”或中方的“迫降失败说”，两者实际上是完全否定了坊间长期流传的飞机“被击落说”和“阴谋说”。

“苏联导弹击毁说”以陈晓宁《质疑林彪“9·13”事件》为发端。陈文称：此机既非迷航，也非叛逃，而是在有意利用民航飞机刺探完苏蒙方面的防空雷达后想逃回中国，于是苏方下令向其开火，256号飞机中弹发生爆炸并引起大火，飞机带着大火进行迫降，飞机着陆时动作有误并且机腹油箱破裂引发大火、大爆炸，导致机毁人亡。继陈晓宁的文章之后，互联网上先后出现过的持“苏联导弹击毁说”的文章有王年一、吴润生的《苏联导弹击落林彪座机》及京城孤魂的《是谁干掉了“256”专机》。王、吴文称，“从飞机残骸上留下的大洞和目击者看到的飞机着陆前二十分钟已起火的事实，基本可以否定‘飞机迫降时爆炸起火’的结论，应是遭攻击后爆炸坠毁。”“判断苏联导弹击落林彪座机，笔者最近得到一条最重要的旁证……蒙古外交部的坚持己见，显然是为他们的导弹击落飞机赢得坚实的理由。果然，从这时候开始，蒙古国内，到处流传着‘中国军用飞机入侵蒙古，被导弹击落’的新闻。9月30日，蒙古全国报纸和广播电台以新闻消息的形式，公开对国内外报道了民众中流传的内容，而中方对此却‘采取了沉默的态度’。为什么蒙方主动承认了我军用飞机被他们的导弹击落（尽管不是官方的正式声明，而是新闻报道），中方却因何不予追究，反而保持沉默呢？直到30年后的今天，中国也没有就此事向前苏联和蒙古‘讨个说法’呢？”

新近出现的苏蒙方面击落256号飞机的新说法，以顾达寿为代表。顾称，“林彪和叶群、林立果乘坐一架军用飞机在山海关空军机场紧急起飞，却在飞越中国边境上空进入蒙古共和国的领空时被击落，在蒙古境内的温都尔汗坠毁。”“当飞机被击落坠毁后，蒙古共和国外交部立即照会中国驻蒙古使馆提出抗议，同时通过苏联驻蒙古使馆向苏联报告了这个情况。”（《直译中苏高层会晤》，页77-78）顾达寿的特殊身份，使不少不明真相的读者大为困惑。

“阴谋说”似乎始于王年一、陈昭的《256号飞机是在空中先起火后迫降的》。该文称，“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256号飞机空中起火呢？有人认为是被苏军导弹击中，也有人认为是被中国武器击中。除此之外，许多人（包括笔者）认为还有一个可能性是该机在起飞前安放了爆炸物，在空中的适当时机被引爆，造成飞机在空中起火。”

《调查报告》没有提及256号飞机有“黑匣子”

关于256号飞机上的“黑匣子”，长期备受关注，传说甚多。

“黑匣子”即航空飞行记录器或称飞行事故记录器，其实包含了两个独立部分，一为飞行数据记录器（FDR），专门记录飞行中的各种数据；另一为语音记录器或称舱音记录器（CVR），专门记录驾驶舱及座舱内的各种声音。黑匣子具有极强的耐火、耐压、耐冲击、耐海水浸泡、抗磁干扰等能力，即使飞机已完全损毁，黑匣子内的记录数据亦能完好保存。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的飞行数据记录器并非黑匣子，并不具备黑匣子以上能力。此外，一般提及飞行数据记录器时，如无特别交代，可能仅指FDR，但亦有可能既包括FDR，也包括CVR。

遗憾的是这篇文章中并没有详细披露这些关键的内容，这也许是蒙古人故意在这里卖了一个关子，等着下一步关注林彪事件的人找上门去。作为256号专机的副驾驶员，我曾经常幻想有一天能从黑匣子中听到机组四个人的声音，因为我最熟悉战友的声音了，也让那些熟悉林立果、叶群、林彪的人听一听黑匣子的对话与争吵中他们都说了些什么。再加上事故记录器的记录数据，对比分析，这样，距离揭开林彪叛逃与坠机之谜就不远了。

然而，《调查报告》没有康庭梓猜测的上述所谓“关键内容”。不仅如此，《调查报告》从头到尾既没有“有关黑匣子解密的具体内容”，亦没有“机上人员之间发生了搏斗，支持林彪的一方想逃去苏联，另一方则想返回中国”的“一致认为”。

简短的结语

在丝毫不知内情的状态下，蒙古官方1971年11月间关于256号飞机的判定，正确与错误参半。

值得“九一三事件”研究者注意的是：

一、《调查报告》描述的机上乘员尸体，均无异常的枪击痕迹，可推断俱为飞机坠毁过程中被摔撞和焚烧而死亡。

二、与中方“迫降失败说”大同小异的蒙方结论“飞机的坠毁原因是由于飞行员所犯的错误所造成”，直接否定了坊间长期流传的256号飞机“被击落说”和“阴谋说”。

三、蒙方《调查报告》根本没有提及256号飞机有“黑匣子”，《调查报告》中自然也就没有所谓有关“黑匣子”解密的具体内容，更没有任何有关飞机上人员状况，尤其是有关所谓飞机内曾就逃亡问题发生争斗的表述或暗示。

1971年9月13日凌晨发生的林彪出走事件，对中国而言是一件大事，对坠机事件发生地蒙古国同样也是一件大事。当九一三事件相关文件档案在中国至今仍属绝密，公开解密遥遥无期时，由时任蒙古人民军副总参谋长领衔出具的一份名为《关于一架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坠毁原因的调查报告》却在本世纪初流出，由中国学者余汝信组织翻译为中文，为解开林彪坠机之谜提供了另一个视角。

文革初期，据这份文件披露，1971年10月4日，蒙古国部长会议通过了268号决议，决定成立坠机事件调查委员会，在10月8日至18日间“对一架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坠毁的飞机的出事原因及其飞行使命，进行辨认及鉴定工作”。所谓的蒙古国部长会议，相当于中国的国务院，部长会议主席即蒙古国政府首脑。

根据这份决议，由一位蒙古人民军少将领导的9人调查小组成立。成员包括，负责人蒙古人民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图门登贝尔勒少将，蒙古人民军总参谋部边防及内务军事事务局司令部副参谋长兼边防处处长桑加上校，外交部领事司司长高陶布，法律专家达希泽伯格，民航局专家云登少校，医生桑加道尔吉、卓乃，法医莫尤，以及具体职务不详的根登达日扎。

此外，苏联军事专家也参加了调查。 9人中除负责人图门登贝尔勒及根登达日扎，其余7人在坠机发生后的9月15日，就曾与中国驻蒙古国大使许文益、二等秘书孙一先等前往坠机现场。在中国关于坠机现场的公开资料，大多出自许文益、孙一先的回忆文章，当然中国驻蒙古国使馆就此事件向中国政府提交的报告至今同样是机密。

调查报告第一部分首先详细叙述了坠机现场的情况，尤其是现场发现的武器以及9具尸体的死状。 现场发现手枪7把、折叠冲锋枪1支。7把手枪都详细记录了编号，其中编号1007559的手枪装有一发子弹，编号4841583的手枪装有6发子弹，编号3038443的手枪仅记录装有子弹，编号2019269的手枪弹夹被卡住不能打开。冲锋枪则没有编号，除了弹夹外还有子弹。按照中国军队严格的武器管理制度，通过这些手枪的编号就可以查出配发给了谁。当然，这又属于军事机密，难以为外人道也。

现场发现的9具尸体分布在50米×20米范围内，“所有的尸体都被烧过，有些尸体的头部和四肢都破裂和压碎了。”从调查报告详细记录的每具尸体状况来看，都未发现枪伤，大多是烧伤以及坠机过程中所受的伤害。（详情见附录） 先期抵达事故现场的蒙古人员还从大火中抢出一些文件、资料、照片、人民币，以及注明“日本制造”的录音磁带，盒子上写着“从北京带走”字样。此外，还有大量的文件、磁带等物品被烧毁。 相关阅读 苏联八一九事件：中共左派提出四大对策遭邓小平否决 刘源：刘少奇指挥越南战争 比朝鲜战争打得还巧妙 吴祖光呼吁火化毛泽东平反六四 临终前温家宝下令抢救 至于飞机坠毁的原因，调查报告认为“是由于飞行员所犯的错误所造成”。

原因有四： “1、坠毁前该飞机航速为500－600公里／小时，直飞，着陆前没有放下起落架及轮胎，而且襟翼和着陆灯也没有打开。2、飞机残骸碎片坠落及散布于600×100平方米范围，这证明该飞机是以上述时速或高于上述时速的航速坠毁的。3、飞机坠毁在大范围内引起爆炸和燃烧，爆炸后的燃烧持续了很长时间，这证明事故发生时，该飞机仍然携带足够燃料可以继续飞行。4、事故发生时的那一瞬间，飞机引擎仍然在全速运行，并没有损坏（引擎没有燃烧过或被损坏的迹象）。” 报告在提出飞机是由于人为因素坠毁的同时，也对中国官方关于飞机是因失去航向而坠机的说法提出了驳斥，指出三叉戟飞机装备了先进气象雷达，当时蒙古东部、南部天气也晴朗，在这种情况下飞机不可能失去航向。加之尸体上又未发现枪伤，坠毁前飞机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真是诡异。

附：蒙古国调查报告中关于9具尸体的描述 编者注：据曾亲赴现场的时任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二等秘书孙一先披露：1号尸体为林彪司机杨振纲，2号尸体为林彪之子林立果，3号尸体为林立果“小舰队”成员刘沛丰，4号尸体为机械师邵起良，5号尸体为林彪本人，6号尸体为机械师张延奎，7号尸体为空勤机械师李平，8号尸体为林彪之妻叶群，9号尸体为机长、中国空军“专机师”空34师副政委潘景寅。

尸体1：身体外表正常，身高约170厘米，男性。右手的手背处被折断，手掌心张开鼓起。左腿膝盖稍稍抬起。呈仰卧状，手脚周围留下了衣服烧后的灰烬，很难分得清衣服的材质。身上系有带铁扣的皮带。头盖骨、脸部大约20×20×9厘米范围内有伤痕。头颅已受损，脸部不能辨认。右肩关节脱落，大腿、小腿骨折，脖颈后皮脱落。全身大约70－80％的面积烧伤，烧伤程度为1－2级。

尸体2：身体外表正常，身高约145厘米，男性。左手搭在身上，左腿搭放于右小腿处。右手的手臂以上骨折，手掌肿胀往前伸，身体呈仰卧状。衣服烧损。腰部系有皮带，右侧带有手枪套，枪套里没有枪，但有两个装有子弹的弹夹。全身约70－80％的面积烧伤，烧伤程度为1－2级。头部后脑勺之外头发被烧掉，右手腕骨折，露于外表。

尸体3：身体外表正常，身高约150厘米，男性。身上的衣服被烧焦，留下灰烬。右手的手臂处骨折，手腕、手掌往上抬起。左手的手臂处也骨折，顺身体方向置于地上。右腿膝盖处也有不明显的骨折，叉开双腿，呈仰卧状。左手的手腕、大腿的中部骨折。小腿的下部骨折。全身约90％的面积烧伤，烧伤程度1－2级。 1962年在英国范登堡航展上亮相的“三叉戟”飞机。林彪乘坐的即是隶属于中国空军“专机师”空34师的该型飞机。

尸体4：身体外表正常，身高约170厘米，男性。手脚顺身体方向放置，两腿叉开，呈俯卧状。身穿着一件旧的棕色皮衣。皮衣下面还穿着一件绿色衬衫，该衬衫已被烧过。在皮衣口袋里有一本封面为红色的中文小册子，册子里面夹着一张毛泽东的相片。该小册子尾页上用中文写着“关朝云（音译），北京西郊3726部队（编者注：即空34师100团）411，1969－7－12”。腰间一条窄皮带。右手腕骨折，右小腿正中骨折，脸部、胸部、腹部等身体大部位受伤。全身约60％的面积烧伤，烧伤程度为1－2级。

尸体5：身体外表正常，身高约180厘米，男性。两个胳膊肘弯曲，稍微向上顶起。右腿膝盖处弯曲，稍稍向上顶起，左腿膝盖处弯曲，脚跟蹬地。胸部、右胳膊肘的衣服被烧毁，留下了灰烬。左小腿中部骨折，折断的骨头外露。后脑勺、头部左侧上部5×6厘米的皮被撕掉。全身约70％的面积烧伤，烧伤程度为1－2级。

尸体6：身体外表正常，身高约150厘米，男性。双手手臂处往上曲折提起，两腿叉开伸直，呈仰卧状。胸部的衣服大半被烧毁，辨别不出衣服的材质，其颜色也已改变。从身体的外观看，没有发现骨折。全身约80％的面积烧伤，烧伤程度为1－2级。

尸体7：身高约155厘米，身体外表正常，男性。左手搭在身上，右手从手臂处横向半曲折，左腿搭在右腿上，呈仰卧状。在股间残留被烧衣服，后背脊梁的上部左侧骨折。全身约70％的面积烧伤，烧伤程度为1－2级。

尸体8：身高约150厘米，身体外表正常，女性。两胳膊肘关节少许弯曲，往上抬起，两腿伸直，呈仰卧状。带着一边被烧的浅色绸缎胸罩，臀部之下残留蓝色裤子的布片。右左手臂下方分别骨折。全身约60％的面积烧伤，烧伤程度为1－2级。 尸体9：身高约170厘米，身体外表正常，男性。两臂伸过头顶，两腿关节稍微弯曲，表情痛苦，呈仰卧状。腰间系有带金属扣的细条皮带，此外身上没有残留服饰。全身约90％的面积烧伤，烧伤程度为1－2－3级。两臂至胸部皮肤有些轻伤，左小腿中央有骨折的现象。

9月1日，国連報告会 「中国政府弾圧蒙古人是人種差別」 - 世界南蒙古会議

9月1日，国連報告会 「中国政府のモンゴル人弾圧は人種差別だ」 主催：南モンゴルクリルタイ（世界南モンゴル会議）

ADVANCE UNEDITED VERSION Distr.: General 30 August 2018
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on the combined fourteenth to seventeenth periodic reports of  China (including Hong Kong, China and Macao, China) *

Ethnic Mongolians
モンゴル民族について

44. The Committee is concerned by reports of abuses by State
authorities against ethnic Mongolians peacefully protesting land confiscation and development activities that have resulted in environmental harm. The Committee is further concerned by reports of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in the availability of Mongolian-language public schooling (arts. 2 and 5).

44.委員会は、環境破壊を及ぼす土地の没収や開発行動に対してモンゴル民族が平和的に抗議するのに対し、中国政府当局が不当な扱いをするという報告を懸念する。委員会は更に、公教育でのモンゴル語教育の機会が顕著に減っていることを懸念する。（条約2、5）

45. The Committee recommends that the State party ensure the ability of ethnic
minorities to safely conduct peaceful protests, and investigate and sanction any
allegations of abuse or harassment during such incidents, whether inflicted by private or State agents. The Committee also recommends that the State party ensure the availability of Mongolian-language public education for ethnic
Mongolians, including those residing outside of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45.　委員会は、少数民族が平和的に抗議活動を安全に行えることができるようにすること、そのような抗議活動の際に個人または国家当局から受ける如何なる不当な扱いや妨害についても調査し制裁措置をとるよう、中国政府に勧告する.

また委員会は、自治区以外に住んでいるモンゴル人も含めて、モンゴル民族がモンゴル語で公教育を受けられることを保証するよう、中国政府に勧告する。

この8月、クリルタイ（世界南モンゴル会議）幹事長であり、（社）アジア自由民主連帯協議会副会長のオルホノド・ダイチンは、スイス・ジュネーブの国連人種差別撤廃委員会に他NGOやNPOと共に参加します。現場で発言の機会は限られたものですが、各団体との交流、そして何よりも、現在中国政府が行っている南モンゴルにおける政策を、国際社会が禁じている人種差別政策という視点から訴えることができたことは大きな意義があると考えています。
　今回この国連報告が実現したのは、様々な団体、個人の協力、ご支援によるものでした。皆様方への感謝と、活動の報告を兼ねて、このジュネーブ訪問の報告会を下記のとおり開催いたします。どうぞ皆様方のご参加と、今後の活動への提言を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報告者　オルホノド・ダイチン（クリルタイ幹事長）

日　時 9月1日（土）13:30開場 14:00開会 16:00閉会
場　所 北沢タウンホール2階 集会室1

資料代　1000円
主　催　南モンゴルクリルタイ
連絡先　オルホノド・ダイチン　電話080（9129）2872

北沢タウンホール
〒155-0031 東京都世田谷区北沢２丁目８−１８
03-5478-8006
https://goo.gl/maps/WdrLtv1LVM82

拜訪一位蒙古老人，他是帝國的將軍、最後的馬賊——李守信的兒子

昨天下午和楊海英老師去拜訪一位蒙古老人，他是帝國的將軍、最後的馬賊——李守信的兒子，今年九十多歲，住在台北一家養老院裡。

現場約一個小時，感受是五味雜陳。我面對的不僅僅是一個將近凋零的老人，也是一段已經凋零的歷史。

你一般在電視劇裡看到的東亞近代史，在他嘴裡鮮活蹦出來。

『你說戴笠是嗎？啊～那時後在北平，他就住在我們家隔壁，我家是九號，他家是八號。我們家的房子已經給拆了，他們家的那座現在是保護起來了。』

『這張照片您記得嗎？』

『記得啊，裡面應該有我啊，那時候我和我爸爸去日本拜見天皇，還有德王～～～這是在明治神宮照的～』

『傅作義啊，哎呀，這要怎麼說呢～』

『小金蛾啊，那真是漂亮。德王原來有蒙古夫人的，後來又娶了這個漢人女子。』

『戰爭結束後，我爸爸和德王去重慶，找蔣介石～～毛澤東也給我父親寫了一封信～』

『我爸到了台灣，一看全是黃埔的天下啊，他蒙古人～～』——
李守信（維基）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8E%E5%AE%88%E4%BF%A1

李守信（百度）
https://baike.baidu.com/i…/%E6%9D%8E%E5%AE%88%E4%BF%A1/10606

在中國和蒙古夾縫之間的，不只是烏蘭夫啊。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94497

 或許已故的台灣蒙古研究學者札奇斯欽的回憶錄，亦是可以請八旗考慮是否有機會出版繁體版

一个蒙古老人的回忆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6775426/

我所知道的德王和当时的内蒙古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085730/

今晚想見楊海英老師的，可以去台大誠品三樓，七點半。

在中國和蒙古的夾縫間：「成吉思汗第二」烏蘭夫未竟的民族自決之夢 - 楊海英新書

這是一段不為人知的歷史，也是成吉思汗之後，近代以來的蒙古人如何與中國合作、抗爭，乃至被中國欺騙、背叛的故事。

　　草原的統治者，蒼狼的後代，成吉思汗以來最有權勢的蒙古人。
　　中國人稱呼他為「蒙古王」，對他既敬且畏。
　　他的名聲響徹草原，留下的卻是毀譽參半的評價。
　　他是烏蘭夫，一位在時代風雲中興起的「紅色之子」。

　　一九四六年，數以萬計的蒙古人相信中共許下的諾言，
　　歡天喜地期待著「蒙古人的自治國家」降臨；
　　二十年後，這些信賴中國共產黨、追隨共產黨直到最後的蒙古人，
　　最終沒有一人能夠逃過血腥屠殺和無情肅清……

　　本書作者楊海英教授，繼《沒有墓碑的草原》之後，從近代蒙古史上最關鍵的人物――烏蘭夫的一生著手，探討中國對蒙古的壓迫，以及蒙古人在大漢族主義下的掙扎求生。蒙古與中國、遊牧與農耕、大漢沙文主義的進逼與蒙古自我認同的維持……在無盡的夾縫之間，身受重壓的蒙古人，該如何做出抉擇？眼見同胞的苦難處境，「蒙古王」烏蘭夫，所做出的抵抗又是什麼？

　　這是一段湮沒在沙塵中，交織著期待、背叛、抵抗與幻滅的傳奇；直至今日，人們仍然訴說著「當代蒙古王」的故事，然而，蒙古已經再無第二個成吉思汗，蒼茫的草原被漢人墾殖破壞後，變成滾滾沙土……

　　●自詡為「成吉思汗第二」的民族主義者――烏蘭夫
　　一般讀者對蒙古歷史的了解，往往只限於成吉思汗與忽必烈的時代，很少人知道，在近代蒙古歷史上，也曾經出現過一位手握雄兵、號稱「蒙古王」的傳奇人物，他的名字叫做烏蘭夫。

　　二○一六年，蒙古人布小林成為內蒙古政府主席；布小林是有「蒙古王」稱號的開國上將烏蘭夫的孫女，祖孫三代接連擔任內蒙古最高領導人，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獨一無二的現象。烏蘭夫家族究竟有何特色，讓中國領導人不得不借重他們的力量？開創這一切的創始者烏蘭夫，又是怎樣的一個人？　　

在中國官方歷史上，烏蘭夫被描述成「少數民族融合的典範」，位列開國上將之一，是「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卓越的民族工作領導人、為民族團結復興和祖國統一繁榮建立了卓越的功勳」。然而，他內心自詡為「成吉思汗第二」，其實是一位令中共深感棘手的蒙古民族主義者。他一方面高呼「毛澤東萬歲」，一方面卻又全力保護蒙古民族，力圖追求蒙古人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獨立自主，不惜和毛澤東展開明爭暗鬥；但是，他的努力最終以失敗作收。

　　有人說他是「蒙古史上最大的蒙奸」，但透過還原被竄改的文件，卻又發現他對追求蒙古民族自治獨立，充滿著熾熱的情感。同時具有兩個矛盾面相的烏蘭夫，不管在身前身後都充滿了謎團，也是歷史上常常被忽略，卻光彩逼人的一位重要人物。他在文革中遭到批鬥，甚至身後都不能歸葬故土，必須以「中華驕子」的名義葬在北京官方墓地……

　　●蒙古族vs.大漢族主義――「在蒙古草原上，農耕是落後，放牧才是先進」
　　內蒙雖然在名義上是由蒙古人當家，但面臨漢人的墾殖，蒙古族其實已經淪為少數民族。二十世紀中葉的內蒙草原上，蒙漢人數的比例是一比九；漢人在蒙古草原上實施「土改」，以粗劣的農耕方式大肆侵奪蒙古人的牧場。在這種不顧生態的農耕之下，蒙古的豐美草原漸漸化為沙漠，而蒙古人也日益受到壓迫。

　　面對這種局勢，烏蘭夫挺身而出，為保衛蒙古族人而竭力奮戰。他大膽主張「在蒙古草原上，農耕是落後，放牧才是先進」，反對漢人鯨吞蠶食的土改，豎立蒙古人自己的偶像（如成吉思汗），主張漢人幹部應該更加了解蒙人，漢蒙之間應該相互尊重。然而，他的堅持引起了毛澤東和大漢族主義者的側目，中共不只派遣了大量間諜監控他的行動，一九六六年起更大舉批鬥「烏蘭夫反黨集團」，烏蘭夫因此失勢，數以萬計的蒙古人則遭到殘酷肅清。

　　●開放與封閉――蒙古族的人道精神
　　即便面臨大漢民族主義的壓迫，烏蘭夫和蒙古人仍然保有傳統的質樸人道精神。一九五九年，烏蘭夫收養了三千名長城以南的漢族孤兒，當時他是這樣說的：「最好的方法是將孩子們交給遊牧民族。遊牧民族的每一個人都很喜歡小孩。無論是哪裡來的孩子，都會受到所有人的關愛。」

　　對於孩子包容，不分彼此用心照顧，是蒙古社會的傳統美德與榮譽。只要接受草原的生活型態和價值觀，誰都可以成為遊牧民。這是中央歐亞世界自古以來的傳統，屬於開放性的民族觀。比起種族，只要共同擁有遊牧的生存方式，誰都可以成為草原的一員，是現代平等精神的表露。相較於自私、偏狹的大漢族主義，蒙古這種博愛的傳統，又是另一個「先進」之所在。

　　●「蒙古民族自決」的理想與幻滅
　　一九四六年，日本人退出內蒙草原後，蒙古民族分別組織了好幾個政府，不斷嘗試建立「由蒙古人自治自主的國家」。這些組織最後經由烏蘭夫之手獲得統一，而烏蘭夫的主張正是「在中華聯邦的體制下，建立起高度自治的加盟共和國」。

　　烏蘭夫主張蒙古人要有自己的政治組織、自己的軍隊，呼籲「要有正視蒙古人獨立的勇氣」；對此，毛澤東起初承諾了要給少數民族「高度自治」，最後卻拋棄承諾，只給予蒙古人文化上的「有限自治」。據說烏蘭夫後來在成吉思汗陵痛哭流涕，悔恨受到中國人的欺騙，但已於事無補――內蒙古的地位已被降級為中國底下的「自治區」，連內蒙古共產黨都變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分支。

　　●從蒙古族追求自治、獨立的經驗，台灣可以學到什麼？
　　台灣對內蒙古的理解相當粗淺，對於近代以來內蒙古追求獨立和自治的歷史更是一無所知。蒙古的歷史，並不只代表它本身，更象徵著中國當代民族問題的根源。

　　二十一世紀以來，中國雖然號稱「大國崛起」，但周邊的民族問題卻有增無減。不只是新疆、西藏，就連實際上同為漢族的香港、台灣，都產生了對大中國主義的反彈與不安。為何會有這樣的現象？追根究柢，其實就在於中國本身並沒有解決民族問題的誠意。烏蘭夫和蒙古人因為相信「中共不會騙人」，所以投入中國的懷抱，但最後迎來的卻是血淋淋的背叛；烏蘭夫疾呼「彼此理解、相互尊重」，但中共卻充耳不聞。

　　蒙古的歷史，可以讓我們知道，和一個不懂得彼此尊重的強權妄談共存，其實是相當危險的事。這也是我們讀這本書最大的意義：一方面警醒於台灣的未來，另一方面，也理解到自由與自治，乃是多麼珍貴之事。

名人推薦：
　　◎專文導讀
　　吳叡人（中研院台史所副研究員）　　
　　◎誠摯推薦
　　張中復（政大民族學系副教授）
　　藍美華（政大民族學系副教授）
　　蔡偉傑（政大民族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烏蘭夫的一生，見證著中國共產黨與蒙古民族之間各種影響深遠的歷史糾葛，與錯綜複雜的互動關係。而官方對烏蘭夫的評價一向只定調為制式的革命功績。但在本書中，卻展現出烏蘭夫做為蒙古民族主義者另一種罕為人知的心路歷程，其挑戰黨國體制下漢族中心主義的思路值得關注。──張中復（政大民族學系副教授）

　　烏蘭夫曾是內蒙古最重要的領導，受到族人愛戴。文革期間遭批鬥軟禁，後獲平反，成為中共推崇的人物，還當上國家副主席。然而，烏蘭夫並未受到官方完全信任，北京將其塑造成「中華驕子」，卻不容他回鄉扮演「成吉思汗第二」。本書作者同樣推崇烏蘭夫，但他提供的證據與推論卻與中共官方大相逕庭，可以讓我們從不同角度來認識這位追求民族自決的勇者。――藍美華（政大民族學系副教授）

　　本書利用了作者自己所蒐集的關於文革批判烏蘭夫的未刊行一手材料，加上中英日文的二手研究與文獻，刻畫了烏蘭夫在近代內蒙政治界的崛起與領導內蒙人民追求民族自決未果，但仍試圖在中共的民族自治框架下，維持蒙古族人民在內政與語言文化上的獨立自主所做的努力。――蔡偉傑（政大民族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作者介紹：楊海英
　　蒙古名字為「俄尼斯．朝格圖」，蒙譯日文名「大野旭」。1964年生於內蒙古自治區的鄂爾多斯。畢業於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大學日本語系。1989年赴日本留學。修完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綜合研究大學院的博士課程，獲博士（文字）學位。現為日本靜岡大學教授。

　　主要著作：
　　◎繁體中文版：《沒有墓碑的草原》（八旗文化，2014年）、《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蒙藏民族的時代悲劇》（大塊文化，2017年）。

　　◎日文版：《草原和馬與蒙古人》（NHK叢書，2001年）、《成吉思汗祭典——試論作為歷史人類學的再構造》（風響社，2004年）、《蒙古草原的文人們》（平凡社，2005年）、《蒙古和伊斯蘭的中國——追蹤民族形成的歷史人類學紀行》（風響社，2007年）、《沒有墓碑的草原（上、下、續）》（岩波書店，2009-2012年，獲第14屆司馬遼太郎大獎）、《有關對蒙古人種族大屠殺的基礎資料（1—6）》（編，風響社，2009年-2013年。

譯者簡介  ：
陳心慧：青山學院大學國際傳播學系碩士。現任專業日中筆譯、口譯人員。譯有《你不可不知的日本飲食史》、《代表的日本人》、《世界史的誕生》、《從蒙古到大清》、《日本史的誕生》等。


在中國與蒙古的夾縫之間：一個蒙古人未竟的民族自決之夢
中囯とモンゴルのはざまで：ウラーンフーの実らなかった民族自決の夢

作者： 楊海英
譯者： 陳心慧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18/08/08
語言：繁體中文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94497

当代版的纳粹集中营 -- 新疆阿勒泰地区的“邻里中心

（新疆阿勒泰地区的“邻里中心）

共中在新疆大规模拘禁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士，为掩盖罪恶，谎称是“培训中心”、“邻里中心”，你们家邻里中心或培训中心像个碉堡吗？这是当代版的纳粹集中营！世界依然要坐视不管或远程不痛不痒的呼吁吗？应该派出独立调查团进入啊！不让进入就制裁！

蒙古人的中国革命 - 杨海英教授刚出版的新书

内容紹介：内モンゴルは中国共産党が解放したのではない。清朝、国民党、共産党と草原の民はいかに戦い、敗れたのか。日本との関わりを含め総合的に描き出す真実の歴史。

著者について----
1964年南モンゴル・オルドス高原生まれ。静岡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部教授。北京第二外国語学院大学日本語学科卒業。専攻は文化人類学。博士(文学)。著書に『「中国」という神話』(文春新書)、『墓標なき草原――内モンゴルにおける文化大革命・虐殺の記録』(岩波書店・司馬遼太郎賞受賞)、『日本陸軍とモンゴル』(中公新書)、『逆転の大中国史』(文藝春秋)など多数。

https://www.amazon.co.jp/dp/4480071822/ref=cm_sw_r_fa_api_.c-IBbSFCB9JA

受政府鼓勵出資被騙 內蒙古牧民求助習近平

三年前，内蒙古自治区及区外共十个盟市24 个旗县的农牧民购牛定金被骗至今血本无归！今天 忍无可忍的被骗老百姓给习近平主席写公开信求助！希望高层关注被骗的走投无路老百姓们的悲惨命运.

退休高官占98%的内蒙古对外交流促进会是此次“购牛风波”的幕后推手，内蒙古农牧业厅发红头文件忽悠农牧民，《内蒙古日报》也推波助澜！...后来 那个被内蒙古退休高官控制的什么三农公司人去楼空 底层百姓的血汗钱全打了水漂.

 全区购牛定金被骗群体看到他们给习近平主席的公开信 昨晚外媒帮忙发布后很高兴 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这些受害者以前也没少上访 但进京上访均被遣返和行政拘留！他们觉得高层若知道了他们的被骗惨状 应该会有人管 所以让我帮忙给习近平写了封公开信！

网上维权对购牛被骗群体是个新事物 他们以前没做过 所以做事很认真很积极 ：拍照 做视频 在视频上诉说自己的冤屈很投入...昨天 来呼上访代表集中做了个视频 个人也有人在视频上诉说了各自的悲哀！我把讲话稿的文字整理出来了————

一. 王万祥（13848576973）视频讲话：
（集体视频里讲话的是鄂尔多斯杭锦旗的王万祥先生，他曾是村长因进京上访村长也被撸了！）

今天是2018.8.20日 我们区内外十个盟市12 名农牧民代表，今天再次来呼和浩特上访并通过媒体给习近平主席发了封公开信，希望党中央高层知道我们这些底层老百姓被骗的真相！

2016年内蒙古农牧业厅发文到各盟市旗县农牧业局和当地政府，积极给我们推荐一个叫三农公司的养牛项目，说是内蒙古从新西兰引进数万头黑安格斯肉牛 政府和公司还给农牧民优惠政策 让大家买牛，由于政府的大力支持我们相信了，各地有250户农牧民交了购牛定金2700多万元！

三年过去了 牛没给钱不退公司也人去楼空，找各级政府到现在也没人出面解决！因此 我们现在都债务缠身 被银行逼债 陷入困境 走投无路！

今天我们又来上访 是希望上面知道我们这些底层农牧民被骗的惨状！并严肃查处相关部门和政府官员的连带责任！给我们老百姓一个交代！请倾听我们的呼声！我们这个被骗群体的许多人现在都变成了贫困户 特困户

二. 李福和（15847453137）视频讲话：

我叫李福和 今年67岁 是乌兰察布盟凉城县人，我是中共党员 当过20多年村长。2016年我从家乡看到内蒙古农牧业厅的文件，还听说引进新西兰牛的内蒙古对外交流促进会是会长是韩振祥（韩是我们乌兰察布盟原盟委书记）所以我相信了三农公司的养牛项目，定了100头牛，交了25万元定金，我还投入其他设施65万元。现在都2018年了 牛不见钱不退 多次上访政府也没人管！

我的钱都是和亲友们借的，现在我天天被人逼债 不能回家 威信扫地！我这个相信政府相信党的老党员 没成想到了晚年却被骗的穷困潦倒！我们乌兰察布盟是这次购牛被骗的重灾区，80多户农民都被骗的血本无归！而且 我们都是因相信曾经的父母官韩振祥才走到今天的地步……

三. 丁继清（15704958965）视频讲话：

我叫丁继清 是鄂尔多斯杭锦旗农民，我因相信了农牧业厅的文件宣传，定了68头新西兰牛 买地盖牛棚等借钱近70万元。三年过去了 牛没牛钱没钱 多次上访也没人管！

现在 银行起诉我 借给我钱的亲友们也天天逼债，我东藏西躲很狼狈日子很不好过！我们鄂尔多斯地区是全区购牛被骗的第二大群体，有20多户农民也和我一样购牛被骗 现在 我们都一样日子很难过！

四. 苏布道（15044812576）视频讲话：

我叫苏布道 我是蒙古族 是兴安盟科右中旗人，2016 年 我妹妹听信了当地农牧局的宣传，从三农公司预定了新西兰进口牛40头 交购牛定金10万，三年后牛也不给钱也不退 公司也倒闭了！ 我妹妹买牛的钱是我帮她借的高利贷 结果我也陷入困境！我妹妹因被骗家庭不和夫妻离婚病痛缠身，只得我出面帮她讨回公道！

來自內蒙古的12位牧民代表，帶著250戶牧民的請願材料，來到內蒙古自治區政府上訪求助，反映購牛被騙。與此同時，牧民們還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發出公開信求助。

3年前，內蒙古農牧業當局下發文件，連同中共國務院直屬的中合三農公司推出的各種優惠，在短短半年多時間，讓250餘戶農牧民簽約，並繳納購牛訂金2700多萬元。如今，中合三農公司人去樓空，牧民們血本無歸。

因無處伸冤，所以牧民們不得不到區政府上訪，並向習近平發公開信求救。

三年前，內蒙古農牧業廳下發文件，讓各盟市農牧業局協助中合三農公司申報種養殖基地，官方媒體《內蒙古日報》也發佈「內蒙古建立10萬頭肉牛無風險養殖渠道」的宣傳報導，加上中合三農公司打出的種種優惠條件，在短短半年多時間裡就有250多農牧戶與之簽約，並預交購牛訂金2700多萬元。

不過三年過去，中合三農公司人去樓空，牧民們則血本無歸。

烏蘭察布市涼城縣六蘇木鎮和勝莊村牧民 李福和：「我們農牧民就看到內蒙古自治區這個文件，我們就訂了這個牛。我訂了100頭，交了25萬塊錢，還投資蓋牛棚，除去草料，也花了5、60萬。」

烏蘭察布市涼城縣六蘇木鎮和勝莊村的李福和表示，去年好多牧民多次找內蒙信訪局、國家信訪局，都沒人管，找農牧廳也不管。

而他因為上訪，擔任多年的村長職務也被撤掉。

李福和：「三農公司是由內蒙古對外交流促進會分管的。影響很大嘛，現在我們牧民有跟銀行貸的，有跟民間貸的，都是高利貸款，現在逼得我們家都不能回，走投無路。」

據李福和披露，烏蘭察布盟共有數十戶農民被騙得血本無歸。

鄂爾多斯杭錦旗牧民 孟先生：「我是5牛交了1萬2千5嘛。我這個國家貧困戶，一直國家扶貧扶貧，騙子拿了扶騙子了，扶貧扶騙子了。國家貧困戶騙一萬幾千塊錢是不小的數字咧。我們這一大隊總共是騙了16萬2千5嘛！」

因購牛訂金被騙的內蒙古十個盟市24旗縣農牧民，8月20號聯名向習近平發出公開信。

信中表示，2016年底，中合三農公司董事長和總經理都被抓，不久公司也渺無蹤跡。而牧民卻至今拿不回錢。要求徹查內蒙古對外交流促進會在購牛風波中的嚴重責任，以及內蒙古農牧業廳出台無文號文件欺騙底層農牧民一事，並追究北京中合三農集團總部的連帶法律責任。 编自：新娜 FB

访谈：中国政府是如何通过其代理人经济殖民蒙古地区的 - Цензургүй яриа- Ж.БААТАР ТЕГ-н дарга асан, ХОШУУЧ ГЕНЕРАЛ （视频）

美研究：中國、蒙古、朝鮮半島或仍有人製造破壞臭氧層氣體

離地球 10-30 公里的大氣平流層中有一層薄薄的臭氧 (O3)，稱為臭氧層，將太陽散發出的致癌紫外線 (UV) 吸收，保護地球上的人類和各種生物。自 1985 年，科學家發現南極上空臭氧層穿窿，令各國擔憂。其後各國於 1987 年簽訂《蒙特利爾議定書 (Montreal Protocol on Substances that Deplete the Ozone Layer) 》逐步淘汰 CFC (Chlorofluorocarbons, 氟氯烴 ) ，避免其繼續破壞地球臭氧層。

多年來各國都密切監察 CFC 的製造與排放。自 2006 年起，各國所匯報的 CFC 製造量已接近零，期望臭氧洞在短期內可被修補。然而最新刊於《自然》的研究顯示，其中一種被禁的化合物一氟三氯甲烷 (CFC-11) 排放量竟自 2013 年不斷上升，每年有 1.3 萬公噸被排放至大氣之中。

CFC-11 原用作製冷劑、氣霧劑、滅火劑、乾洗劑和發泡膠等。雖然 CFC-11 每年會以 2% 速度天然地分解，但 CFC-11 會於大氣中殘留長達 50 年，是現時於大氣第二多的破壞臭氧層氣體。根據《蒙特利爾議定書》，各國應於 2010 年完全停止製造 CFC-11 ，而自 1993 年 CFC-11 大氣濃度達到最高峰後，學界觀測數據曾顯示 CFC-11 濃度下跌約 15% 。

不過，由美國國家海洋及大氣管理局 (NOAA) 研究化學家 Stephen Montzka 領導的研究卻發現， 2014-2016 年 CFC-11 排放量比 2002-2012 年的平均值高 25% ，令該化合物於大氣分解速度自 2012 年減少一半。 Montzka 更指，現時 CFC-11 排放量與 20 年前相差無幾。

團隊指，部份排放源於拆卸舊建築物、舊雪櫃、機器洩漏，但觀察到的排放量遠超過這些已知源頭。其後團隊從全球多個監測站的數據發現，這些 CFC-11 排放來自中國、蒙古與朝鮮半島。 Montzka 表示，研究顯示可能是有人正在製造 CFC-11 ； CFC-11 亦有可能是化學製造工業產生的副產品，但理應在製造過程中被回收，並需對外匯報排放量。

Montzka 又指，暫時未是否有人故意製造 CFC-11 ，又或是什麼過程產生該化合物。但無論如何現時已影響臭氧層復原速度。

從蒙古騎兵團的宿命 看中國共產黨治下少數民族的悲劇

中共政權建國以來，少數民族的問題一直未能妥善解決，其中西藏和新疆原住民族反對「大漢殖民主義者」的抗爭運動持續經年，慘烈非常，至今仍然是政治上的火藥庫。過去不少論者指出歷代封建王朝都是以中原統治者心態，按當時政治現實情況採取征服、安撫或教化等不同策略，嘗試落實綏靖效果，兩極化而言便是「設法馴化」或者「強行壓制」。近年中共紅色王朝崛起，霸權心態盡顯，壓逼少數民族的手段愈來愈激烈。有關這樣的「命題」研究固然十分複雜，筆者自感力有不逮，如今只是從一本書的讀後感說起。這本書是在書展期間購得而花了兩個晚上閱讀的《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蒙藏民族的時代悲劇》（註一）。

該書作者是蒙古裔日本籍的楊海英（蒙古名字是俄尼斯．朝格圖），他年前的三卷大部頭力作《沒有墓碑的草原 — 內蒙古文化大革命．大屠殺實錄》（2011） 曾獲司馬遼太郎大獎，是一位紀實文學作家，以田野調查搜集資料和參照歷史文獻的方法寫作。如今這本《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蒙藏民族的時代悲劇》同樣以日文撰寫，中譯本於去年在台灣出版，譯者吉普呼蘭也是蒙古人。

蒙古人是與生俱來的優秀騎兵，被譽為戰神成吉思汗麾下的戰無不勝悍將，驍勇善戰，在大漠山川草原奔騰馳騁，縱橫睥睨歐亞大陸，揮舞的馬鞭、揚起的彎刀和疾飛的鐵蹄，在他們蹂躪和踐踏過的地方留下惶恐和血腥歷史記憶……1924 年「蒙古人民共和國」（外蒙）成立，但是爭取從中國版圖獨立出來依然是內蒙地區蒙古人的夙願，只不過在當時蘇聯、日本和國民政府的爭持環境中，始終未能如願以償，其後一直在日本操控下的滿洲國掙扎生活。因此，在滿洲國期間，蒙古騎兵部隊得到日本式近代化戰術訓練，以及經過「興安軍官學校」的培育洗禮，建成為一支「挎日本洋刀」而有著民族自決象徵的蒙古騎兵團。

1945 年日本戰敗後蒙古民族統一願望因為《雅爾達協定》（其實只是蘇聯、美國和英國三巨頭的「密約」）而幻滅，蒙古人視內蒙「被出賣」給了中國政府，內外蒙民族統一合併無法成事，認為中國政府「高度自治」的承諾只是有名無實的「區域自治」而已，這可說是少數民族在列強戰後圖謀分贓下，被否定「民族自決」，被任意宰割，以至被犧牲的慣見歷史悲劇。1946 年中國共產黨八路軍在蘇聯帶領下進佔滿洲，在國共內戰中亦曾利用蒙古騎兵團與國民黨軍爭戰；建國團中有民族主義思想的蒙古將領被清洗驅逐；1950 年蒙古騎兵團被安排參加中共建國一週年的閱兵典禮，馬蹄聲響徹天安門廣場；其後 1952 年蒙古騎兵團易名為「國防騎兵師」，五個師只剩下五千人的三個團：第十三團、第十四團和第十五團。1958 年這支改組重建後的蒙古騎兵團被中國共產黨指派「遠征」西藏，參加所謂「和平解放」的「剿匪平叛」戰爭！簡明而言，楊海英這本書就是描述這一段歷史，藉此反映出蒙藏民族的時代悲劇。

中國共產黨指使少數民族互相殘殺，正是歷代王朝慣用的「以夷制夷」陰險手段！當年奉命前赴西藏征討「叛民」的是蒙古騎兵團的第十三團和第十四團共三千二百名戰士，從 1958 年 7 月至 1961 年 11 月逾三年，經歷大大小小約三十場戰役，覆蓋西藏和青海的三個戰區，而「平亂」後二百餘名騎兵陣亡，可是三千匹蒙古戰馬卻只剩餘兩匹得以還鄉！倖存人馬的差距如此大，主要原因是蒙古騎兵擅長採用「長距離快速奔襲」戰術，特點是「不斷換乘多匹馬，毫不停歇地追逐對手，在對方疲憊不堪時，進行快速攻擊」（註二），那麼，戰馬因乏累而傷亡的數字異常的大！

蒙古騎兵團參與鎮壓藏人的屠殺後便遭受到中國共產黨的肅清，1966年文化大革命時首當其衝的被解除武裝，兩年後正式被解散，蒙古騎兵團的宿命雖然劃上句號，可是文革期間內蒙古民族被清算，數十萬人被殺害……血跡斑斑的民族悲劇仍然未正式落幕。蒙古騎兵團不幸淪為中國共產黨的「僱傭兵」殘殺西藏牧民，最終騎兵團和蒙族自決的前途同樣也被摧毀，蒙古人對此做出了藏傳佛教信徒特有的解釋：「遭受了天罰」（註三）對於這段慘痛歷史，作者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一石三鳥」的目的：其一是借助蒙古騎兵團的強悍戰鬥力合併了西藏；其二是藉此消耗殆盡內蒙這支騎兵武裝力量；其三是因此離間了藏蒙兩族同胞，製造新的仇恨！（註四）無可諱言，筆者明白蒙古裔作者楊海英有其政治立場和本土觀點，反映出其蒙古人本位的歷史觀。如今香港特區年輕人以本土意識出發，堅持自決理念，筆者以為這一段中國共產黨少數民族政策所造成的歷史悲劇，值得好好認識和認真參考！

蒙古人從十三世紀便開始信仰藏傳佛教，蒙藏兩族兄弟情的關係不淺，因此西藏作家唯色在序言中明言楊海英這本書「不只是一本悲懺之書，它更是一本悼亡之書」（註五）。所「悲懺」的是蒙古騎兵團參與「剿匪平叛」戰爭，殺害同屬少數民族且關係密切的西藏牧民；所「悼亡」的是那曾經為追求民族自決奮鬥卻最終被中國共產黨整肅而玉石俱焚的蒙古騎兵團！以書論書，字裡行間滲流的「悲懺」和「悼亡」之情令人感動，難免掩卷黯然！

註一：楊海英著、吉普呼蘭譯《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蒙藏民族的時代悲劇》台北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17 年 4 月）
註二：原書 281 頁 
註三：原書 266 頁
註四：原書 305 頁
註五：原書 27 頁

民族国家与民族问题 - 一种观点

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关 键 词：民族国家  民族问题  现代性。在议论中，能听到一些人在指责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好像中国的民族问题完全是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制造出来的问题，并故弄玄虚、欲言又止地将此称作民族问题的“深层反思”。

内容提要：辛亥革命创建了中国的现代多民族国家，但也生成了现代中国的民族问题。外蒙古的独立，西藏的“驱汉”，新疆的泛突厥运动，满洲国的创立，内蒙古的统一自治运动，西南夷苗的政治承认诉求，所有这些都是创建民国之后生成的问题。与中华民国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找到了一条解决民族问题之大道，那就是：承认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各民族共同缔造了这个国家。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族国家、民族问题、现代性。

作者简介：潘蛟(1954- )，男(彝族)，四川越西县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与方法。

有人常问，在新疆问题中“有没有新疆传统社会现代化的困惑问题”？笔者认为现代化问题的存在应该是普遍的，引起的困惑肯定是存在的。就我理解，现代化并不单纯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工业、国防、农业、科技四个现代化。现代化始于人的现代化。把人的现代化置放在“四化”之后，这恐怕是颠倒了因果关系。 就中外近代历史来看，四个现代化更像是由人的现代化牵引出来的问题。现代化与传统的最初和最为根本的断裂应该是始于人的主体性的构建。现代人观与传统人观的最大不同在于，现代人认为“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人应该做自己的主人，即应该是能够“自决”(self-determination)和自我担当的主体。

在启蒙哲学里，自决既是一个自由问题，也是一个道德和美学问题。 在思想、判断上依赖于别人被看作是不成熟的表现，即便做善事，如果不是出于自愿和自决，而是迫于某种压力或盘算，那将被看作是伪善或虚荣。于是，是否本真(authentic)就成了检验自由、道德和美的标准。而是否本真则需要由是否自决来断定。当然，自决在康德那里基本上是一个个人的问题，但费希特等人通过论证个体意识必须融入整体意识才是真意识等途径，把自决转换成了群体、民族和国家的自决——这就是凯杜里所称的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1] 民族自决的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当然是民族分离或民族联合，但这样的民族自决并不常见。

在现实生活中，更常见的民族自决形式则是民族身份认同。然而认同并不能够自明，它需要别人的承认。关于这点，Charles Taylor说过很多。他认为，与传统社会的荣誉政治不同，现代政治是一种尊严政治，强调的不是差序而是平等。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身份认同得不到承认会构成一种伤害，因为这意味着否认了他们的自决。而不能自决则否定他们的真和尊严，否定他们能与别人平等。[2](290-337)因此，笔者以为，现代化困惑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便是人们的身份认同是否得到了承认和尊重的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关及民族问题。民族问题这个词也是舶来的。它最初源于就西文中national question所做的对译。

然而，这个national question同时被理解成国民问题或国家问题也是可以的。这也就是说，所谓民族问题最初专指的是民族国家建设问题。那么，民族国家建设为什么会成为问题呢？这是因为民族国家认为，自己之所以应该是一个国家，是因为自己是一个同文同种的人群。然而现实中却很少有国家完全是由单一民族构成的，因此，那些文化和世系不同于主流人群的人的去留和忠诚就成了问题。过去的帝国并不把文化和语言看作自己扩张的界限，也不要求其臣民必须具备某种语言或文化上的同质性，从而也就没有今日的民族问题。这也就是说，民族问题一定程度上是由民族国家建设自身所生成的问题。

然而，国内许多学者都把造成民族问题的原罪归咎到列宁和斯大林的头上去。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愿意来追问为什么列宁会提倡民族自决，斯大林会来构建“科学的民族定义”。大家都知道，列宁和斯大林当时面对的问题是奥匈和沙俄帝国境内的各民族纷纷要求独立建立自己的国家等问题。在此背景下，斯大林提出了承认民族的四个客观标准，其目的与其说是想认定哪些人可以算作民族，倒不如说是为了说明哪些人不可能成为民族。当然，与他不同，奥托·鲍威尔提出的民族定义是偏主观的，即把民族心理素质当作了确定民族的主要因素。但他们各自提出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案也是不同的，鲍威尔提倡“民族文化自治”，列宁和斯大林则主张民族自决。今天很多中国学者都认为是列宁承认前沙俄境内各民族拥有自决权利，从而也为日后苏联解体埋下了祸根。然而，这些人却不愿来注意，列宁所说的自决权既包括了民族分离自决的权利，也包括了民族加入自决的权利。正是通过民族自决，业已分崩离析的沙俄帝国蜕变成了苏联。

无论怎么讲，正是通过民族自决，苏联才维系了前沙俄帝国遗留下来的领土完整达70多年。苏联是从一个共和国联盟开始的。列宁相信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相信通过民族自决，共产主义能把各民族聚合到一个联盟中来。总之，对于前苏联的民族问题，我们还是要把它放到当时的历史场景中来认识才对。二、中国是一个民族国家吗？在一些西方学者[3](例如Lucian Pye)看来，中国其实是一种文明，一个帝国，但却常装作是个民族国家。的确，中国以前确实是个帝国，因为帝国的一个特点是它不以文化、语言界限为自己的国界。帝王认为他的疆界是天命决定的，而自己权力的实施也就是奉天承运而已。

天命来源于自己或祖上的德行，而德行和天命则是要通过“天兆瑞祥”(天人合一的原意)、“四夷来朝”、“天下归心”来体现的，因此“怀柔远人”不仅仅是外务，同时也是内政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话语是由孙中山、章太炎、汪精卫他们创建的。在辛亥革命之前，他们所称的中华民族仅仅是指汉族，而且他们坚决反对把满族也算作中华民族成员(康有为等人的看法)。章太炎甚至还认为这场运动根本就不应该称作是革命，而应该称作光复，即：从满族人手中把国家权力拿回来，即便要称革命，那也只能是“种族革命”，而这场种族革命诉求的也是汉族人在把国家权力夺回来，因此也只能是光复。 当然，在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民族主义话语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为维系清朝遗留下来的帝国领土的完整和统一，蒙满回藏就再也不能不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了。

辛亥革命创建了中国的现代多民族国家，但也生成了现代中国的民族问题。外蒙古的独立，西藏的“驱汉”[4]，新疆的泛突厥运动，满洲国的创立，内蒙古的统一自治运动[5]，西南彝苗的政治承认诉求[6]，以及怎样把这些人和汉族人一起熔炼成一国族等问题，构成了民国时期民族问题的主要内涵。当然，其中的一些运动是与境外势力的支持相关。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无视这些人的响应，而且无论是外援还是内应都是依据民族原则提出的，例如，推翻清朝创建民国的革命也正是根据这个原则来发动的。 众所周知，有清一代对蒙古族采取的是分而治之的政策。所谓“建众以分其力”就是把它们分封成各不相属的盟旗，让它们相互牵制。清朝尽管在中央设立有蒙古衙门、理藩院这样的中央机构，但整个内蒙古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然而，正是在民国期间，为防患内蒙古的民族主义运动，民国政府在内蒙古地区新设了热河、察哈尔、绥远等省，而内蒙古的蒙古族则生成了要求整个内蒙古统一自治的运动。这种运动应该说是前所未有的，其正当性衍生于民族国家自身的话语：既然这个国家是根据民族原则来建立的，既然我们都是蒙古族，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成为一个统一的自治单元呢？像这样的衍生话语是很难被驳斥的，因为它连带着原生话语，对于它的否定意味着对原生话语即民国自身的立国话语的否定。

当然，北京政府对于其中的厉害是明白的。它承认五族共和，而且在尽力讨蒙古王爷们的欢心，希望他们不要再有二心。但南京政府则不同了。它认为只有把全国各族熔炼成一个民族，这个国家的统一才会有保证，以致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连五族共和都不想承认。然而，中国的民族问题并没有因此而消弭。抗战以后的新疆三区革命，内蒙与外蒙的合并统一诉求，西南彝苗的政治承认诉求，凡此种种均表明，中国的民族问题实际上是被南京政府的民族同化政策激化了。三、今天的民族问题更多的是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受到一些人的怀疑今天有一些人在指责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

然而，没有中国共产党，新疆、内蒙古、西藏是否还能继续留在中国，在笔者看来这恐怕会是问题。当然，新疆、内蒙古之所以能继续留在中国，这与中国共产党和苏共间密切关系有一定关系。但是，因此而否认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有效性则是不对的。与国民党不同，共产党认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各民族共同缔造了中国的辉煌历史，并主张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各民族应该争取共同繁荣和进步。当然，在解决民族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参照了苏共的经验，但中国共产党也有自己的创新。例如，苏联推行的是加盟自治，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则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等等。事实上，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并没有削弱中国的国家统一，相反倒是加强了它。

众所周知，民国时期国家力量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存在实际上是十分有限的。 笔者认为，通过创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已解决了自辛亥革命以来生成的中国民族问题。有别于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对于多民族的政治承认使这个国家更具包容力，由此赋予了清帝国疆域遗产以现代国家生命力。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我们的认识仍不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共产党救中国，就解决现代中国的民族问题而言，笔者认为也是可以这样说的。

笔者以为，在民族国家时代，没有对历史上大汉族主义的检讨，没有对境内少数民族的政治承认，要维系国家疆域的完整和统一将是很困难的。 与国民党的民族叙事不同，中国共产党把阶级叙事和民族叙事有机地结合起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构筑了超越民族畛域的正当性。与国民党不同，中国共产党能告诉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汉族与过去的汉人是截然不同的。以前压迫少数民族的汉人主要是汉人当中的剥削阶级，今天共产党来到少数民族地区不是要继续统治少数民族，而是帮助少数民族摆脱阶级压迫，保证少数民族能够自己当家作主，自己管理自己，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中国少数民族政治忠诚性并不成为问题。按照当时的政治话语，少数民族过去所受的压迫是双重压迫，即少数民族不仅受本民族的剥削阶级压迫，而且受大汉族主义的压迫，因此对于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忠诚是不容质疑的。他们在政治上的virtue甚至优于一般汉人，因为一般汉人或多或少会受实际上代表着汉族剥削阶级利益的大汉族主义的影响和麻痹。这套话语动员是有效的，因此我们能看到西藏的解放和民主改革并不仅仅是汉族强加给藏族人的。如果没有西藏的“百万农奴站起来”响应西藏的民主改革，西藏要推翻农奴制度将是很困难的；如果没有“凉山彝族翻身奴隶”的拥护支持，凉山的民主改革和平定“民改”叛乱也将会是很难的。四川的大小凉山虽然位于我国腹地，数千年来却是“化外”。历史上也曾有汉人去那里开荒种地，但却很难在那里扎下根来。这些地区与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一体化实际上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得以实现的。而这个一体化如果没有少数民族的积极参加却是不可想象的。

当然，这套超越民族畛域的话语构建也是有代价的。在这套话语中，汉族的中心性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的。例如，岳飞还是不是被称作民族英雄，在这个时期就成了学术界有争议的问题，因为岳飞那个年代的“胡虏们”，现在已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 自“3·14事件”和“7·5事件”以来，民族问题成了人们热议的话题。在议论中，能听到一些人在指责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好像中国的民族问题完全是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制造出来的问题，并故弄玄虚、欲言又止地将此称作民族问题的“深层反思”。他们关心和热议的主要是少数民族对于这个国家的忠诚问题，以及少数民族优惠政策能否和在多大程度上能换来少数民族的忠诚之类的问题。他们很少来追问这个忠诚问题是怎么生长出来的？民族问题难道都是少数民族的问题？其中有没有大汉族主义问题呢？

笔者以为，民族问题是一个对话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主要是由主流人群对于自身的构建及对于少数民族的判断生成出来的。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国家叙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实际上是主流人群先有的践行。把黄帝炎帝换喻成中华民族的祖先，这激起蚩尤后人对于自身的重新定位；把中华民族换喻成龙的传人，这难免让那些苍狼的后人发现自己终究还是外人；儒学在被称作“国学”，武术在被称作“国术”，国民党时代的民族同化政策在被吁请做“共产党的第二代民族政策”，清明节、中秋节、端午节被当做优于“五一”劳动节、国庆节的国家节日，所有这些正在发生的变化似乎都在表明这个国家的民族性在强化，而超民族性则在淡出。在这个变化过程中，主流人群的民族性当然是在增强，但与此同时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也在被唤醒。你祭炎黄，他祭蚩尤，这就是民族问题的对话性。祭炎黄和祭蚩尤在一些人看来可能是个民族平等问题，在另一些人看来则可能是一个族群意识应该让位于公民意识的问题，或不同族籍的公民对于这个国家忠诚度的不同的问题。

总之，在笔者看来，把“3·14事件”和“7·5事件”当做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酿造的苦果来反思是不合适的。试想，如果没有民族识别，没有对少数民族的政治承认，没有民族区域自治，没有少数民族优惠政策，中国就真会没有民族问题了吗？我看未必。笔者以为，对于“3·14事件”、“7·5事件”的反思还可以有其他路径，例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家叙事转型、深度市场化、人们的民族感和公平感的变化，等等。四、少数民族精英并非无所不能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Fredrik Bath)对族界有过较为经典的论述。他认为，族界的存在并非因为人们缺乏互动和交流，而是因为人们之间互动交流的需要。在一个较大的复杂社会里面，族界并不是妨碍了人们的互动，而是在沟通和建构人们的互动。在他看来，对于维系一个较大并具有包容性的社会来说，族界的存在是必要的，因为族界能够组织、沟通人们的交流和互动并使之结构化。[7] 现在一谈到少数民族的诉求，就有人说那是被他们的精英操弄的。

认识到族群精英对于族群意识操弄的可能，这当然很重要。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族群精英意识本身也是可以被操弄的。例如，出于他们自己的利益盘算，他们可能主张自治，也可能主张积极同化到主流人群中去。这也就是说，他们的利益感也是被现有的权力结构形塑的。只注意他们的利益盘算，不检讨既在的利益结构这也是不合适的。还有，我们也不应该把少数民族精英当做理所当然的东西(take it for granted)来讨论，而忘了追问他们何以成为精英？他们为什么能够操弄族人的意识和诉求？显然，其间还是有诸如是否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意愿这样的问题。另外，还应该注意到少数民族精英也并非千般一律，他们之间同样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利益竞争，而且因此还可能有老精英和新精英之区分，保守精英和激进精英之间的竞争等。本文根据2014年5月13日在凤凰网自由谈沙龙和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所联合举办的“民族问题的问题”讲坛圆桌会议的发言整理而成。<br>

参考文献：
[1][英]埃里·凯杜里(张明明译).民族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2]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3]Lucian W.Pye,China:Erratic State,rustrated Society,oreign Affairs,Vol.69,1990,No.4,p.58.
[4]朱绣编著(吴均校注).西藏六十年大事记[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6：29-30，40.
[5]卢明辉.蒙古“自治运动”始末[M].北京：中华书局，1980.
[6]伊利贵.民国时期西南“夷苗”的政治承认诉求——以高玉柱的事迹为主线[M].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

来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 第1期</div>

见地 | 宝力格教授的蒙古探究：《我的“民族”， 你的“问题”》

作者简介：乌·额·宝力格 (Uradyn E. Bulag)

剑桥大学考古学人类学系教授（Reader)，剑桥大学蒙古及内亚研究中心核心成员，曾任美国纽约城市大学肯特学院和研究生院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学院外语系英语专业，并后取得剑桥大学人类学硕士及博士学位。著有 Nationalism and Hybridity in Mongolia (1998)，The Mongols at China's Edge (2002), Collaborative Nationalism (2010)等专著 ，是当今人类学蒙古以及中国研究专家。

时间：2016年12月1日
地点：剑桥
采访整理：高婵，王宁馨

非常感谢两位同学来采访我。你们想知道如何理解蒙古问题以及中国的民族问题。我就随便谈谈，没有章法，没有次序，想到哪说到哪，好不好？我谈的里面肯定有很多不妥的地方，你们发表时整理一下，把一下关。

一、现今知识界很多人开始公认一点，就是蒙古问题不只是一个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因为蒙古是一个“世界民族”。如何理解蒙古的“世界性”呢？第一方面是它的分布地域广泛，不仅分布于中国，蒙古还有自己独立的国家，蒙古国；在俄罗斯也有很多与蒙古人有关的地区，像布里亚特，赤塔，图瓦，阿尔泰，卡尔梅克，等等。一些地区已经不认为自己是蒙古人，但其文化中含有许多蒙古的因素。过去卡尔梅克蒙古、布里亚特蒙古都是叫做蒙古共和国的，后来苏联将其中的“蒙古”去掉。再看阿富汗，现在还有一百多万哈扎拉人，他们是蒙古人；伊朗地区也有，虽然他们已经不说蒙古语。为什么这些地域都有蒙古人？这与蒙古帝国有关。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将蒙古人分散到世界各地，当时整个蒙古帝国分为四个汗国：有伊儿汗国，是以今天的波斯或伊朗为中心的；其次是金帐汗国，是以俄罗斯和中亚地区为中心；再一个是察合台汗国，是现在的阿富汗这些地方；当然还有我们所熟知的蒙元。

蒙元，当今中国提到这个名称的时候一般称为元朝。我们要记住这个国家的名字究竟叫什么，它自己是有称谓的。它叫“大蒙古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1266年至元三年忽必烈汗给日本国王的信的开头写：“上天眷命，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现在很多中国的学者提到大蒙古国的时候习惯性将它叫作元朝，好像它是中国的一个朝代，这其实是一个学术角度上不严谨的说法。应该承认中原当时是被蒙古征服的，而不是相反。

第二点我想提到的是蒙古帝国的特殊性在于它建立了世界史。蒙古帝国第一次开创了世界史。这一点日本学者冈田英弘和杉山正明有很多的论证，中国的知识界也有开始承认的迹象。我最近对此写了点感想，在《读书》杂志很快就发表。如何理解世界史？蒙古帝国将欧洲和亚洲连在了一起，而过去这两者之间是没有来往的，蒙古在两者之间不仅从陆地上建立了联系，还打通了两个大陆在海上的交流。郑和在明朝下西洋，但他是回回人，是蒙古人带过来的阿拉伯人的后裔。马可波罗从陆地到来，但他是走海路回去的。所以当时蒙古帝国不仅是陆地帝国，它也是一个海洋帝国，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上势力是蒙古。比如说打下南宋，攻打日本，爪哇岛的都是蒙元的海军。可以说蒙古从结构上打开了世界局面。

这些东西被记述，作为历史把它们记下来，也是从蒙古人开始的，由伊儿汗国当时的首相拉希德丁（Rashid al-Din）持笔写了第一部世界史《史集》。《史集》记述了蒙古帝国控制下的所有人种之间的关系，他们的来历背景。拉希德丁是受命于伊儿汗国当时的可汗合赞，由合赞他本人亲自参与讲述。所以《史集》的前一部分其实是合赞本人的口述。这可以说明蒙古人当时的眼光并不仅仅停留在草原上那点地方，而是具有世界性的。蒙古人的世界眼光不仅往南看，他也往西看、往东看。我们如今所说的“天下”制度也归功于此。现在中国学者们也开始逐渐承认，中国内部真正的“大一统”的实现是从元朝开始的。西藏何时真正变为中国的一部分？应当是“自元朝以来”。但最近官方好像改了口径，开始说“自古以来”了。究竟“自古”到什么程度，谁也说不清楚。但大多数人承认是自元朝以来，这是有根据的。

然而有意思的是，蒙元对现代中国的这一“贡献”，被认为是其“属于”中国的主要体现和证据。反过来说，没有蒙古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其实，蒙古帝国对其征服统治过的所有国家地区都有深刻的影响，中亚各国不待说，俄罗斯这个民族形成也是蒙古帝国的遗产。到17世纪为止，沙皇一直是蒙古黄金家族后裔，即成吉思汗的后裔，尽管这个蒙古人沙皇是一个傀儡。就和今天英国女王或日本天皇一样是架子，他没有任何权力，实权是俄罗斯人手里。欧亚大陆很多国家到近代之前遵循着这样的原则。很多国家的蒙古史研究就是在研究其民族或国家历史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不管喜欢与否。前些年美国人类学家杰克·威泽弗德（Jack Weatherford）在其《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Genghis Khan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2004）一书中认为成吉思汗创立的帝国为现代世界格局打下了基础。

现在很多中国学者将蒙元视为元朝，忘记了它是蒙古世界帝国的核心部分，将它放在中国的历史脉络中，如同清朝。中国学者一般会说满族人羡慕中华，于是自己慢慢消融在中华里面，就和过去的孝文帝一样自己主动汉化的。但美国的一些新清史学者认为并不是这样，说应当承认满洲人自己内部也有一个“我是谁”的问题，它有自己的一个忧虑，即在帝国中如何保持自我。从皇太极入关以来到清朝灭亡，满洲人从没有说过自己是汉人，虽然他们学习汉语，以至于后来的皇帝甚至把自己的语言都忘了。还有就是当时存在的一个帝国的框架，满洲人必须要关照到帝国内部其他的一些群体。首先满洲人必须要处理他和蒙古人的关系。在金朝的时候满洲人的先祖女真人曾经是蒙古人的主子，后来蒙古人联合宋朝把金国消灭了；蒙古被“驱除”后的所谓北元时期女真人还是蒙古的属部；清朝建立的过程中女真人更名为满洲人，并翻身成为了蒙古人的主子。

满洲人与蒙古人的关系比较复杂，因为蒙古内部有很多不同的部族，满洲人主要是和科尔沁部贵族关系比较密切。密切到什么程度？从血统论的角度来看，可以说他们已经完全不分彼此了。满蒙联姻造就了满洲的上层贵族百分之百混血，他们只和蒙古贵族混血，但又是保持自我的。反过来，他们从来没有和汉人通婚，但今天我们都说他们汉化了。我们应该如何从理念上解决这些事情？为什么我们没有说满洲人变成蒙古人，或者蒙古人变成满洲人？尽管我们从真正意义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了，但谁也不这么说，还是继续强调满洲人就是满洲人，蒙古人就是蒙古人。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种心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满洲人还需要处理他和西藏的关系。如何处理呢？不是直接和西藏产生联系，而是把西藏拿过来之后，反过来用宗教信仰来控制蒙古人。蒙古人毕竟不是一个一般的群体，它曾经征服统治过满洲人。所以满洲人很提防这些蒙古人，又要利用他们，另一方面蒙古也没有承认过自己的失败，它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如果有机会蒙古还是要反过来征服满洲人，征服中原乃至世界。所以满洲人必须要确定蒙古人一方面帮助自己征服中原，同时又不会对自己构成威胁。所以它对蒙古是非常残酷的。我本人是鄂尔多斯部的，鄂尔多斯被打；察哈尔部是中央蒙古，是大可汗的部，也被他们打败。最惨烈的战争针对于在新疆以及蒙古西部的准噶尔帝国，属于蒙古的卫拉特部。（当时的蒙古分为三个大部，一是东部，是今天的科尔沁地区，是成吉思汗的弟弟哈萨尔的属部；然后是中央蒙古：中央蒙古指的是什么？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统治的这一部分人，被叫做中央蒙古。最后是成吉思汗的友伴，干将，和女婿部落统治和所在的地区是卫拉特部，在西部区域。这一切都划分的很清楚，其目的主要是确立蒙古内部的正统，决定谁有资格做全体蒙古的可汗。）

当时卫拉特四部联盟已经分裂，说是分裂，其实这也是游牧帝国的一个策略。比如说1628年土尔扈特部的和鄂尔勒克汗率领有土尔扈特部，杜尔伯特部与和硕特部集团军前往伏尔加河流域驻牧，也就是今天俄罗斯的卡尔梅克共和国及其周边，建立土尔扈特汗国。和硕特部固始汗带领了一个由和硕特部和土尔扈特部组成的集团军于1641年进藏，帮助第五世达赖喇嘛打败其对手并占领整个西藏后，当了藏王。于此同时，准噶尔部占领了整个新疆、蒙古北部、西部这样一些地方，建立了自己的帝国。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分散是有一个整体布局在里面的，是内部协调决定的结果。所以，当时17世纪时满洲人兴起的时候，蒙古的西部蒙古也在开始兴起。满洲人往南和往西扩张的时候，卫拉特蒙古在往青藏高原和整个中亚地区发展。整个哈萨克和吉尔吉斯都在它的控制范围之内，包括今天的维吾尔族，在当时都是卫拉特蒙古的属民。中国传统正史都不谈这些东西。它把蒙古描述成一个野蛮的民族，勾结沙俄，最终被“我大清”消灭。历史应该怎么谱写？我们应该反思这些东西。在18世纪中叶，满清和准噶尔蒙古两个帝国之间产生了碰撞，经历了1756、57和58年三年大战。最终准噶尔蒙古彻底被打败。惨败到什么程度？据说六十万蒙古人被消灭。可以说当时满洲人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将一个部族系统地从肉体上彻底消灭，有学者将其定性为种族屠杀(genocide)。中国历史则是高调赞扬满清对准噶尔的征服战，同时痛批满清入关大屠杀之“扬州十日”，好像有双重标准。

我们知道北方游牧民有一个坏名声。史家们说蒙古帝国时期蒙古人如何屠城，如何杀人如麻。蒙古人在征服南宋的时候没有屠城，但人们对蒙古族的印象还是它很残暴，即便没有具体的事件。人们说蒙古人在西征的时候在中亚屠城杀了一二百万人。你要想象一下当时那里的最大的城市总共也不过十万人。不说当时，就算放到现在也没几个一二百万人口的城市。这些描述都是夸张的。当时的蒙古人可能是为了制造声势给对方来个下马威，没想到今天这些却说不清楚了。好在现在的很多学者，不仅是蒙古的学者，还有美国、日本、欧洲的学者，都在探索究竟蒙古人有没有屠城，有没有杀那么多人。结果发现没有，当然任何战争总是有伤亡的。

现在中国的很多学者也开始对蒙元史感兴趣了。刚才我提到新清史，为什么要写它？因为中国的传统是上一个朝代结束，下一个朝代的人就要编纂它的历史。编纂元史是明朝的责任，但是明朝史家写得很潦草，不好。今天重新写元史要触及一个很尴尬的问题。中国学者一般会说元朝是中国的一个朝代。如果中国某个朝代的主人是蒙古人，那么蒙古人就肯定是中国人了。但反过来蒙古当时是一个世界帝国，那你能反过来说中国的伊儿汗国统治了波斯或伊朗吗？或者说中国人征服统治了俄罗斯人几百年吗？逻辑上说得通嘛？

谈到这些的时候，中国学者会面对一些心理平衡的问题，这跟今天中国的民族格局有关系。今天我们的民族格局叫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我们的价值取向是民族团结，但我们必须要面对并解释历史上的征服与反征服战争：这些战争是正义还是不正义的？中国今天的价值观又是大一统价值观，大家都是一统、一起的。既然如此，蒙古的征服战就是正义战争了，反过来讲，中原的反抗是不正义的、是分裂主义，这样一来，几百年来汉人歌颂的英雄人物，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岂不成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他们违反了今天我们的价值观嘛。如何解决这个吊诡？

中国现在有两种“合法”的民族主义：一种是所谓大中华民族主义，大家一起都是中国人；另一种是大汉族主义了。汉族本身作为一个民族，它拥有自己的历史，几千年来汉族对自己的认同感是一种文化认同，这种认同是非常自豪的。汉族有自己的中心、有自己的文明，这些文明在今天已经被提到非常高的高度了。它的文明以儒家思想为中心。人们讲中国文明时其实讲汉族文明，并不把蒙古人的文明、藏族人的文明包括进来。今天我们说中国的伟大，说中国是“大国”，这个“大国”体现了两个层面的伟大：一是文化／文明上的大国，二是地缘上的大国。文化／文明的大国不言而喻，但它地缘上的大国从何而来？我们可以说是蒙古人给它的，蒙古造就了世界史上最大的陆地帝国，从而给予了中国广袤的地缘，满清将此巩固。两个“大”结合起来才成就了我们今天的中国。但这时汉族人自己的心态又不平衡了：“我们”一直被北方民族打，一直在反抗。汉族文化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反抗文化，像杨家将、岳飞、文天祥，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可歌可泣的人物。他们都在反抗，反抗的都是北方民族，匈奴，契丹，女真人，蒙古人，满洲人。这些到了今天，大部分都变成中国的少数民族了。如何平衡他们和汉族之间的关系？文化的伟大和地缘的伟大要如何结合，来定义今天中国的伟大？汉族人心理不平衡的时候，北方民族的心理也有不平衡。今天文化大国理念彰显，非要把汉族的文化强加给少数民族的时候，蒙古人会说，你既然承认我的伟大，我给你那么多贡献，你为什么还要消灭我？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同缔造者，我有没有生存的空间？如果没有蒙元，内蒙、西藏、新疆、云南，都不可能变成中国的一部分。过去的中原，云南都不能被算在里面，区区十七省乃至十六个省，到了今天，才占中国百分之三十不到的国土。所以当这些因素与地缘结合，我们应不应该给予蒙古人一个空间、一个位置？遗憾的是，民族成为了中国的一个“问题”。民族问题是要被解决的，少数民族成为了被解决的对象。

二、中国的一部分学者，很强势的学者，最近提出民族问题应当“去政治化”。在新疆和其他的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实施双语教育。所谓双语教育，其实是对少数民族学生强化汉语教学。中国的民族政策是，你如果有本民族的语言文字的话，你的教育是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文字来进行的。所以在内蒙古，西藏，和新疆，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都可以用蒙语、藏语或者维吾尔语来完成。这是合法的民族教育。可是现在有学者认为，这样的民族教育模式增强了少数民族反叛甚至是独立的心理，觉得它这样会导致少数民族不认同中国，不爱中国；如果用汉语进行教育的话，他们的下一代则会认同中国。这是什么逻辑？有何考证？有何依据？

过去我们讲阶级，国家，民族最终都是要消亡的。民族的消亡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肉体上消亡；另一种是意识上的消亡。一个群体的存在与否，是一种思想的东西，你的意识没有了，你就不存在了。你们（记者）两位出生在汉族家庭里面，在汉族文化氛围里面出生、成长，你们就具有了汉族意识。如果你们两位成长在蒙古地区，作为蒙古人去养，那你们肯定就和蒙古人一样了。这就是意识问题，把这根弦儿稍微转变一下——语言变了，你就消失了。从人类学讲，这叫做 “涵化”（acculturation）。如果这是个人的选择，无可非议，但如果是政策导向，问题就大了。

我们今天讲中国的主体价值观，是“三交”：交往、交融、交流。意思就是如果你有自己的自治区域，你就不和汉族人交往，你会性格孤僻的，搞分离主义。换句话说，就是“你不爱我”的意思。我多好啊，你不爱我怎么回事？“三交”的理念其实就是“我要让你爱我”。我这么好，你为什么不爱我？这是不是一种强迫症的表现？

我对民族主义的观察是：西方的民族主义是歧视，一看你就讨厌，不想要你。中国的民族主义衍生出来的问题是逼迫对方爱自己，如果人家不从，就觉得对方要独立，要跑。这就是所谓的“民族问题”。我们要思考这里面“谁是谁的问题”。或许双方都有问题。汉族学者会说少数民族有问题，是民族问题，所以要解决民族问题。从外面、从远处看，旁观者清，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的确是有强迫症的。人家不爱，你非要我爱你，人家要走，你不让。我们今天的民族暴力就是这么产生的。少数民族要的是宪法保障的自治，不是要分裂国家，是要自己正常的空间，一个舒适空间（comfort zone）。有一个距离感会比较舒服，舒适的距离感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分开，它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交往。

我对自治的理解是寻求舒适空间，但在今天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西方对中国的自治制度是完全不理解的。什么是真正的自治呢？中国的自治又是什么性质的自治？现在还没有共同的认识。西方的自治理念和中国的自治理念是相反的。比如巴勒斯坦自治问题。自治，是因为它没有自己的能力建立国家。所以让它试验着，积累经验，条件成熟时让它建立自己的国家。巴勒斯坦建国，是被允许的，只是西方认为它还不够格。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一些人也在推动独立，虽然不可能实现，但其理念是从自治到独立的走向。西方的自治的基础是对异质性的承认，并给予政治行政的保障。而中国对香港自治的期待是相反的，给香港自治五十年的时间，让它慢慢融入祖国。中国的自治理念是这样的：先承认我们是一家子的，但也同时承认我们有点儿距离，在这五十年间我们要把不同、把距离感消除掉。它是给你时间，让我们慢慢变成一体。一国两制同理：我们的条件虽然不够，但也要慢慢变成一体的。经济特区也是这么个过渡地带。中西方在自治的定义上的区别有方向的不同：西方是要你变成国家，独立；中国追求的是融为一体。

中国的少数民族自治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很多的少数民族人士不理解这个东西，觉得我们文化不同所以或应该永远这么自治下去。但如刚才所讲，中国的自治是有自己的价值观的，是有方向性的。慢慢融合只是时间的问题。今天中国一些学者等不及了。要不为什么铆着劲儿促进“三交”呢？

从这个角度看，很容易理解中国现在面对的这些问题从哪里来的。我从来没有说过中国不好，心眼儿坏如何如何。相反它非常好，非常热爱少数民族。可是或许拥抱得过紧了，让人家喘不过气来，逼得少数民族想要自己呼吸的空间。中国对少数民族的强迫症跟中国的文化结构、国家结构是有关系的。中国有中心，中心以外有五服或九服。中心是有皇帝，皇帝是核心，核心住的地方叫帝都；都城往外走五百里地为一服；再往外五百里地又是一服。各服是有名称的，五服里最远为荒服，而九服里最远叫藩服。它的含义是越离开中心就越野蛮化，越听不到皇帝的教化。你听到皇帝的声音才能得到教化，才能文明，并有责任服事天子。中国的文化价值就是要声教，教化，把皇帝或是中心的思想发扬光大，让你能够听见文化的福音。这是中国版的文明的使命（civilising mission）。文化，要用文来“化”之，要“消灭不同”，从它自己来看，这是很好的，有一种使命感。我这么好，我要给你，让你也好。你不要，那是你有问题。中国有句话叫“怀柔远人”。中国人讲“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但客人走的时候，你心里也有点酸酸的，对不对？李白的诗很多都表现朋友走的时候很伤心，很凄凉的心情。这就是“来往”。你“来”，是认定我的价值。大家都围着你，给你带来“人气”，很高兴的一件事。大家都离开你，你就没有人气，不受欢迎（unpopular），你的情绪好不了。同样的道理，中国文化也是要人气的。中国为什么滚得越来越大了呢？就是因为外界都来中国，也就是向中心靠拢。

但反过来说，正是因为中国有这样一种向心力，周边的人才会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政治机会和经济机会。从中华帝国的角度来说，你顺从我，有内化之心，我（中心）给你（边缘）一个封号，给你封个王，侯，你就变成我的属下了。这又意味着边缘把一部分主权让给了中心，中央要给其经济上的补偿。所以边缘的首脑头人们会跑来京城，给皇帝磕个头，走的时候得到绫罗绸缎的奖赏。边缘其实也不傻，他们会利用这个制度，经常派大量的使团去京城。你们不是要我们归顺吗？那我们就派人，把所有人都派到京城，你都给我们一个封号。中心当然就受不了了，马上叫停，卡住。这一卡不得了了。你不是邀请我吗？怎么又不让我来了？一脸的不高兴，闹不好引起战争，反过来“入主中原”。这都是中华天下制度自己招惹的事儿。

我们今天去分析这些，不一定需要带着太多感情色彩。中国有这样的文化结构，它必定会做出这样的一些事，但自己不一定意识到。

三、我再说一个民族团结的问题，这是中国的主流话语之一。今天你去哪儿都在讲民族团结。中国有句话，叫“谁也离不开谁”。你到少数民族地区去，到处看到或听到这句话：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像个连环套。“谁也离不开谁”，这不是国家的法律，不是宪法，而是一个政策导向话语。然而中国的少数民族在宪法上是自治的，相互是有界限的。那你说“谁也离不开谁”和自治之间是什么关系？从宪法上怎么处理？这都没有说明。另外，在提倡汉族和少数民族，民族之间互相团结，不能忽略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每个民族内部的团结。就像汉族内部各个省之间都要团结起来，少数民族内部是不是也应该团结起来？如果中国的56个民族都是是国内民族的话，大家可以团结起来成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以破坏每个民族的内部团结为代价来实现它。

比如刚才提到新疆的学校现在强化汉语教学，说是用维吾尔语教育会增强你的维吾尔意识，使得你不认同中国，没有中国意识。所以要从根子上掐断。有一部分学生是“民考汉”，即少数民族学生用汉语考试上大学；还有一部分是“民考民”，用民族语言考大学。中国对少数民族地区有优惠政策，“民考汉”是一种优惠政策，录取分数可以稍低点。我们今天的汉族学生，有很多讨厌这种优惠政策，觉得不公平：我们都是一样的人，应当公平竞争， 你凭什么占便宜？但你可能没从少数民族的角度考虑。它的后果是什么？这个政策导向造成其内部分裂。一部分人“民考民”认为“民考汉”的人是民族的“背叛者”。据说两者之间很少有通婚的。

中国很多少数民族是跨国民族，如蒙古人，朝鲜人，哈萨克，柯尔克孜，傣，苗，等等，有些民族的主体在国外。一个少数民族分布在几个国家之后，怎么办？中国在这方面痛楚很多，大陆和台湾分裂，谁不让我们统一，谁就是我们的敌人，对不对？这是我们痛得很彻底的东西。南北朝鲜怎么办呢？我们看着没什么感觉，好像希望它们最好不要统一。蒙古和内蒙古的关系往往被看作是泛蒙古主义来打击。中国有句成语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我们的学者在写，在表述这些的时候，从来不从对方的角度想想。

作为中国的少数民族，我们有热爱这个国家的义务，但我们也有宪法赋予的权益需要争取。争取的一种办法就是强调它们对中国的贡献，以此来提高自身的价值。可同样的东西，你（少数民族）对自己本民族的独立国家，该怎么去说？历史，比如蒙古史，是蒙古国与内蒙古共同的财产，但我们现在分属两个国家，而国家的历史是其主权的内容。我（内蒙古）把历史献给中国，蒙古国肯定不高兴，因为这里涉及到它的历史！这就出现一个蒙古帝国遗产如何去分享的问题。从中国的角度，中国是肯定要这分遗产的，因为涉及到的可不光是你一个蒙古人。东北，西藏，新疆，内蒙古这些地方，甚至汉人自己文化上的很多东西也都是从蒙古人那儿过来的。像行省制等很多的制度，是从蒙元那过来的。像大运河这么大一个东西是蒙元时期做出来的。在蒙元时，孔子获得了最高的封号：大成至圣文宣王。北京，作为国家的首都，是蒙古人定下来的。这些东西，都是蒙古帝国的遗产。蒙古遗产，中国肯定是要的，这是我们的一部分。但是，全世界都认为，中国人只有中国人的历史，蒙古人也有蒙古人的历史。中国人说成吉思汗是我们中国人的民族英雄，西方人一看，这怎么回事儿啊？（笑）蒙古国人一看，我们的民族英雄变成中国人了，难道我们也变成中国人了吗？它会质问中国蒙古族人这是怎么搞的。前人留下的遗产，我们作为后人要怎么去享用？要么独占，要么分享。独占不太可能，也不合情理，只能引起蒙古与中国的历史纠纷，也让中国的蒙古族人在同族面前抬不起头来。最好是找个分享的办法。

四、现在说说中国的民族自治是怎么来的。有人说这是中国共产党没事找事自己折腾出来的，是他们学苏联老大哥榜样的结果。苏联老大哥承认划分了一百多个民族，并给予它们不同等级的自治区域，可是这群人一折腾，苏联这个大国就被弄散了。所以我们要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赶紧消灭掉今天的少数民族自治。说这些话的人肯定不懂中国的国情，不懂中国共产党与少数民族的关系。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

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1921年在上海建党。当时的共产党是在城市里运作的。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要把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赶尽杀绝。共产党这时离开城市，建立红军，上了井冈山。战斗失败后进行战略转移，跑到金沙江，过大渡河，走雪山草地。我这里想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在1933年到35年期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时间，后面有上百万的国民党军队追杀。它走的路线都是少数民族地区。这些少数民族跟国民党关系都不好，因为国民党也要消灭这帮人，它们之间矛盾很大。当地有句广为流传的谚语说“石头不能当枕头用，汉人不能当朋友做”。你可以看到矛盾深到什么程度。这个时候来了一批落难的共产党人红军，都是汉人哪，他们该怎么办呢？前面是带有敌意的少数民族的堵截，后面又有国民党的追杀。共产党为了赢得少数民族的支持，做阶级分析，把汉人分成两类，有好汉人，也有坏汉人。坏汉人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你看，咱们两个都受他欺负，应该联合起来。于是，洒血为盟，杀鸡、宰牛，发誓，共产党要和某某民族好起来，对对方好，谁背叛了对方，就会如何如何。真是一路走来，共产党一路结盟发誓，与很多少数民族头人建立了友谊，共产党在少数民族这里朋友遍天下。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以及对少数民族的友好政策，很多都是从长征这里过来的，长征走的就是少数民族地区。

知道太平天国的石达开怎么死的吗？他跟洪秀全闹不对之后，走到金沙江大渡河那儿，死在了彝人手里。同样的地方，共产党过来，同样的民族把他们堵住了。这个时候，刘伯承和当时彝人的一个头子小叶丹洒血为盟，对方放了他一马。那可是生死关头，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放那一马，就会像石达开一样，全军覆没。所以你现在到彝族人的地区去看，刘伯承和小叶丹的雕塑耸立在那里，象征民族团结。我们必须深刻理解盟誓的意义。这里有相互间庄严的承诺。如果西方人讲条约，中国人讲盟誓，洒血为盟的时候有神灵见证。违背誓言的后果是很严重的。洒血为盟意味着共产党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是神圣的！

中国共产党和少数民族建立这样的盟友关系以后，同时给它建立或承诺革命胜利之后建立自治。中国近代少数民族的自治源于中国共产党的支持，而它当时不是持政党，那么，少数民族的自治和国家或当时的政府的关系是什么？这里出现了三角关系：国民党控制的国民政府，作为在野党的中国共产党，和少数民族。国民政府不承认后两者的合法存在。这说明了什么？中国的民族自治是一个基于文化的不同而产生的结构上的自治吗？是，又不是。文化的差异肯定是考虑的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我个人认为这是关系化的自治。少数民族跟共产党是盟友关系，但这层关系是在共产党弱势、还不是执政党的时候建立起来的。它的目的是要将国民党消灭掉建立新的政权。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是在1947年5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两年半建立起来的。在内蒙古和东北光复以后，苏蒙军队撤走（1945年苏蒙军队一百五十万军队打跑日本军队，解放了东北和内蒙古），这里就是一个真空地带，“给谁”成为了一个问题。国共两党都想独占东北三省，于是两党争夺东北的战争就开始了。当时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内蒙古怎么办？那么大的一块空间该怎么办？在这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支持内蒙古自治，由共产党领导，独立于国民党，承认中华民国主权，其任务是守住内蒙古（主要是东部地区）不让国军占领。所以说这个自治，是一个理关系理出来的关系自治，绕三角关系绕出来的。

其次的问题就是怎么把关系化的东西，转变为国家的制度化的东西？这个转变中国没有做好，没有从法理上把它梳理清楚。关系自治是我刚才讲的三角关系中建立的自治，但是战争结束后我们的第三者没有了——敌人没有了。剩下两个盟友，这两个朋友之间该怎么办呢？党与自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国家与民族自治的关系如何？在国家层面上盟友之间的界限怎么去划分？因为自治的那方是你的盟友。我方才提到中国传统讲“怀柔远人”，你到了我这儿，我高兴，你是我的朋友我高兴，但如果你要跟我划清界限，我马上跟你翻脸。双方本来很好，但一有矛盾，就会结成一个疙瘩。你再去试图解开，恢复友情，就不容易了。可以看到中国的民族关系、民族恩怨，不是一般性的恩怨，这是盟友之间、朋友之间的恩怨。

这一切说明少数民族与共产党的特殊关系。我比较强调这个特殊性。我们的一些学者将这种特殊关系看作是中国结构上的不正常，好像中国是不正常的国家。那什么是正常的？在他们眼里，在民族关系上，美国是正常国家，苏联不正常。他们认为中国的民族制度学自苏联，所以不正常。如同前苏联，中国的每个少数民族都占一块地方，根据行政级别分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民族乡等。西藏那么大一块地方，都是藏族人占着，这一看就不正常了。不正常就认为危险了，成为安全隐患，需要“安全化”（securitization）。所谓安全化，就是我认为对方是对我的威胁，并采取一定措施来消灭此威胁。从这个角度讲，中国对某些大的少数民族的安全化学自美国对穆斯林的安全化，只是换了一个概念而已，即“民族问题去政治化”。去政治化倡议的是什么呢？民族这个概念本身是一个危险的概念，他要把“民族”改成“族群”。民族是从nationality过来，本身是一个政治概念，它意味着每个民族有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心理素质，必须有共同性。在去政治化倡导者的眼中，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俨然是个独立王国，不得了了，太可怕了。

其实这是杯弓蛇影。中国的各个自治区域是敞开的，它绝对没有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那样排斥外来人。北京人，上海人歧视外地人好像是正常的，少数民族没有保护自治的权利，他们对外来移民问题一说事儿，就被扣个反汉排外，民族分裂主义的大帽子，成为打击的对象。

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将“民族”变成“族群”。“族群”是什么概念？是英文词ethnicity的翻译，指一个文化或血缘上的群体；其存在建立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是指有参照物的自我，没有他者是没有自我的。比如说维吾尔“族群”，它没有独自自我存在的可能性，因为它的存在必须有参照物；在中国参照物必须是汉，所以只有汉族这个“他”才有维吾尔族群的“我”。从这个意义上讲，刚才讲的“谁也离不开谁”这个政策导向 — 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 — 恰恰体现了族群关系价值观，把你套住了，你就跑不了了，因为你的存在是建立在关系当中的，独立自我不成立。在“谁也离不开谁”的民族关系价值观中，自治根本早就没有踪影了。

然而，族群是民间学术术语，而民族和自治是国家宪法概念。当民间学术术语压过国家宪法概念时，看来该修改国家的根本大法了。民族问题去政治化明摆着是要政治改革嘛。政治改革不是很容易的，但是民族问题去政治化，以及呼吁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推出是否意味着民族问题是政改的一个突破口？因为民族问题有其特殊性和例外性。

我们且看改革开放是如何进行的，突破口在哪里。其实突破口就在特别行政区或经济特区。圈个地方，你先改革开放，你在这里实验。实验成功了以后把经验推广到全国。这个特区就是一种例外区域（zone of exception）— 这个区域里有特殊的法律。我们知道中国有个莫谈国事的传统，有很多禁区，但民族问题，可以谈得火热，而且是跟中国的政体连在一起谈的，有意思没有？过去，谁都不愿意谈民族问题，是一个无效（unproductive）的题目，谈也谈不出什么结果。但是为什么近些年民族问题讨论那么火爆？因为跟中国的政治结构，国家结构联系在一起谈的时候，民族问题不再是一般的边缘问题，它已经是核心问题了。民族问题不再是少数民族的问题，党的政策应该如何，而是和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结构以及利益连在一起，与国家命运连在一起。中国的这个国家经济转型怎么转？原来经济中心是沿海地区，现在都在内地和边疆。中国的能源在什么地方？都在边疆地区，没有这些能源和资源，上海能支撑几？所以说民族问题不再是落后的少数民族被照顾的问题，而是跟中国的命运紧密相连的问题。

其实从历史的角度看，民族自治制度早就改了，只是我们的一些学者认不清楚这点。中国的自治早在五十年代就被定性为“民族区域自治”，俗话讲就是当地少数民族和汉族联合自治，而不是少数民族独立自治。有些学者现在还认为中国的民族自治是少数民族独立的温床，只能说明他们是纸上谈兵，没有对民族问题进行历史的和现实的调查。

五、我开头讲蒙古的世界性；蒙古帝国的世界性没人否认。作为蒙古人回想历史感慨万千，有的时候也难免发扬一下阿Q精神。历史落差太大了，外人是感受不到的。我最近的一个关心点是近代蒙古的世界性问题。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 — 1859-1860年 — 清军与英法联军在天津的大沽口打仗，当时的清军的总指挥叫僧格林沁，是个蒙古亲王。你们可能记得电影“火烧圆明园”里面有一个鲁莽的蒙古王爷把一个英国人扔进河里面，那就是僧格林沁在“国人”中的形象。当时清朝内忧外患，清朝八旗军队当时已经不行了，所以找蒙古地方军来帮忙。僧格林沁是临危受命，于1853年，率领蒙古骑兵进关打败太平天国北伐军救了清朝，立了汗马功劳。整个清朝国家的命运都掌握在他手里，他三面作战，英法联军打过来，捻军在那儿暴乱，太平军还要打，都是蒙古人在打。1859年蒙古军在大沽口大败英法联军，打死他们400多人；第二年英法派了2万军队到大沽口再打，这次僧格林沁失败。英法联军遂劫掠火烧圆明园，并占领北京，咸丰皇帝逃到承德后在那里驾崩了。后捻军起事，清廷再次启用僧格林沁率领蒙古军镇压，1865年在山东曹州，即现在的菏泽阵亡。从此以后，清军的指挥权由汉人掌握。

我想说的是在清朝或中国近代转折或与西方世界接轨的最紧要关头蒙古人首当其冲，站在风头浪尖上。这在清朝历史上是首次，也是最后一次。随着蒙古军的灭亡，蒙古人在清朝的地位一泻千里；随着朝廷中汉人势力的增长，蒙古人主动北撤。这时整个中国／清朝的民族结构（ethnic composition）开始转变，重心转移，权利从满蒙转入汉人手里。从此，蒙古反而成了被打击的对象，新政开始对蒙古地区大规模“移民实边”。这引发了蒙古人方向的转变，从“入主中原”变为逆向逃亡，我称之为“蒙古大逃亡”。这个逃亡既是行动的，也是心灵的逃亡。

今天，当赖以生存的草原大规模沙化，煤矿将牧场挖得千苍百孔，当蒙古人全面城市化的时候，当他们的身躯无处可去的时候，他们心灵的逃亡是否加剧？当蒙古人从“世界征服者”沦落为“原住民”，浸泡在酒精和歌舞的海洋时，不知他们还有多少逃亡的想象力。这或许已经不再是“你”的问题了，但它还是“我”的民族。

1. 蒙古帝国占领的领土，如中东，俄罗斯，东欧，中亚等地，并不包括在此处所指的今天“中国领土”的范围内。只有蒙古帝国四大汗国之一的“蒙元”（元朝）的一部分可以成为中国的领土，而另一部分成为了独立的蒙古国。

致歉：在2017年1月24日的“见地”栏目推送《【见地】蒙古历史，现状和发展》中，由于编辑人员的失误，错将宝力格教授的教授职位（Reader）写为“访问学者”。乌﹒额﹒宝力格（Uradyn E. Bulag）教授的个人简介以此次推送中的内容为准。在此，“见地”栏目所有成员对教授以及读者造成的不便深感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