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地 | 宝力格教授的蒙古探究：《我的“民族”， 你的“问题”》

作者简介：乌·额·宝力格 (Uradyn E. Bulag)

剑桥大学考古学人类学系教授（Reader)，剑桥大学蒙古及内亚研究中心核心成员，曾任美国纽约城市大学肯特学院和研究生院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学院外语系英语专业，并后取得剑桥大学人类学硕士及博士学位。著有 Nationalism and Hybridity in Mongolia (1998)，The Mongols at China's Edge (2002), Collaborative Nationalism (2010)等专著 ，是当今人类学蒙古以及中国研究专家。

时间：2016年12月1日
地点：剑桥
采访整理：高婵，王宁馨

非常感谢两位同学来采访我。你们想知道如何理解蒙古问题以及中国的民族问题。我就随便谈谈，没有章法，没有次序，想到哪说到哪，好不好？我谈的里面肯定有很多不妥的地方，你们发表时整理一下，把一下关。

一、现今知识界很多人开始公认一点，就是蒙古问题不只是一个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因为蒙古是一个“世界民族”。如何理解蒙古的“世界性”呢？第一方面是它的分布地域广泛，不仅分布于中国，蒙古还有自己独立的国家，蒙古国；在俄罗斯也有很多与蒙古人有关的地区，像布里亚特，赤塔，图瓦，阿尔泰，卡尔梅克，等等。一些地区已经不认为自己是蒙古人，但其文化中含有许多蒙古的因素。过去卡尔梅克蒙古、布里亚特蒙古都是叫做蒙古共和国的，后来苏联将其中的“蒙古”去掉。再看阿富汗，现在还有一百多万哈扎拉人，他们是蒙古人；伊朗地区也有，虽然他们已经不说蒙古语。为什么这些地域都有蒙古人？这与蒙古帝国有关。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将蒙古人分散到世界各地，当时整个蒙古帝国分为四个汗国：有伊儿汗国，是以今天的波斯或伊朗为中心的；其次是金帐汗国，是以俄罗斯和中亚地区为中心；再一个是察合台汗国，是现在的阿富汗这些地方；当然还有我们所熟知的蒙元。

蒙元，当今中国提到这个名称的时候一般称为元朝。我们要记住这个国家的名字究竟叫什么，它自己是有称谓的。它叫“大蒙古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1266年至元三年忽必烈汗给日本国王的信的开头写：“上天眷命，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现在很多中国的学者提到大蒙古国的时候习惯性将它叫作元朝，好像它是中国的一个朝代，这其实是一个学术角度上不严谨的说法。应该承认中原当时是被蒙古征服的，而不是相反。

第二点我想提到的是蒙古帝国的特殊性在于它建立了世界史。蒙古帝国第一次开创了世界史。这一点日本学者冈田英弘和杉山正明有很多的论证，中国的知识界也有开始承认的迹象。我最近对此写了点感想，在《读书》杂志很快就发表。如何理解世界史？蒙古帝国将欧洲和亚洲连在了一起，而过去这两者之间是没有来往的，蒙古在两者之间不仅从陆地上建立了联系，还打通了两个大陆在海上的交流。郑和在明朝下西洋，但他是回回人，是蒙古人带过来的阿拉伯人的后裔。马可波罗从陆地到来，但他是走海路回去的。所以当时蒙古帝国不仅是陆地帝国，它也是一个海洋帝国，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上势力是蒙古。比如说打下南宋，攻打日本，爪哇岛的都是蒙元的海军。可以说蒙古从结构上打开了世界局面。

这些东西被记述，作为历史把它们记下来，也是从蒙古人开始的，由伊儿汗国当时的首相拉希德丁（Rashid al-Din）持笔写了第一部世界史《史集》。《史集》记述了蒙古帝国控制下的所有人种之间的关系，他们的来历背景。拉希德丁是受命于伊儿汗国当时的可汗合赞，由合赞他本人亲自参与讲述。所以《史集》的前一部分其实是合赞本人的口述。这可以说明蒙古人当时的眼光并不仅仅停留在草原上那点地方，而是具有世界性的。蒙古人的世界眼光不仅往南看，他也往西看、往东看。我们如今所说的“天下”制度也归功于此。现在中国学者们也开始逐渐承认，中国内部真正的“大一统”的实现是从元朝开始的。西藏何时真正变为中国的一部分？应当是“自元朝以来”。但最近官方好像改了口径，开始说“自古以来”了。究竟“自古”到什么程度，谁也说不清楚。但大多数人承认是自元朝以来，这是有根据的。

然而有意思的是，蒙元对现代中国的这一“贡献”，被认为是其“属于”中国的主要体现和证据。反过来说，没有蒙古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其实，蒙古帝国对其征服统治过的所有国家地区都有深刻的影响，中亚各国不待说，俄罗斯这个民族形成也是蒙古帝国的遗产。到17世纪为止，沙皇一直是蒙古黄金家族后裔，即成吉思汗的后裔，尽管这个蒙古人沙皇是一个傀儡。就和今天英国女王或日本天皇一样是架子，他没有任何权力，实权是俄罗斯人手里。欧亚大陆很多国家到近代之前遵循着这样的原则。很多国家的蒙古史研究就是在研究其民族或国家历史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不管喜欢与否。前些年美国人类学家杰克·威泽弗德（Jack Weatherford）在其《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Genghis Khan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2004）一书中认为成吉思汗创立的帝国为现代世界格局打下了基础。

现在很多中国学者将蒙元视为元朝，忘记了它是蒙古世界帝国的核心部分，将它放在中国的历史脉络中，如同清朝。中国学者一般会说满族人羡慕中华，于是自己慢慢消融在中华里面，就和过去的孝文帝一样自己主动汉化的。但美国的一些新清史学者认为并不是这样，说应当承认满洲人自己内部也有一个“我是谁”的问题，它有自己的一个忧虑，即在帝国中如何保持自我。从皇太极入关以来到清朝灭亡，满洲人从没有说过自己是汉人，虽然他们学习汉语，以至于后来的皇帝甚至把自己的语言都忘了。还有就是当时存在的一个帝国的框架，满洲人必须要关照到帝国内部其他的一些群体。首先满洲人必须要处理他和蒙古人的关系。在金朝的时候满洲人的先祖女真人曾经是蒙古人的主子，后来蒙古人联合宋朝把金国消灭了；蒙古被“驱除”后的所谓北元时期女真人还是蒙古的属部；清朝建立的过程中女真人更名为满洲人，并翻身成为了蒙古人的主子。

满洲人与蒙古人的关系比较复杂，因为蒙古内部有很多不同的部族，满洲人主要是和科尔沁部贵族关系比较密切。密切到什么程度？从血统论的角度来看，可以说他们已经完全不分彼此了。满蒙联姻造就了满洲的上层贵族百分之百混血，他们只和蒙古贵族混血，但又是保持自我的。反过来，他们从来没有和汉人通婚，但今天我们都说他们汉化了。我们应该如何从理念上解决这些事情？为什么我们没有说满洲人变成蒙古人，或者蒙古人变成满洲人？尽管我们从真正意义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了，但谁也不这么说，还是继续强调满洲人就是满洲人，蒙古人就是蒙古人。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种心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满洲人还需要处理他和西藏的关系。如何处理呢？不是直接和西藏产生联系，而是把西藏拿过来之后，反过来用宗教信仰来控制蒙古人。蒙古人毕竟不是一个一般的群体，它曾经征服统治过满洲人。所以满洲人很提防这些蒙古人，又要利用他们，另一方面蒙古也没有承认过自己的失败，它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如果有机会蒙古还是要反过来征服满洲人，征服中原乃至世界。所以满洲人必须要确定蒙古人一方面帮助自己征服中原，同时又不会对自己构成威胁。所以它对蒙古是非常残酷的。我本人是鄂尔多斯部的，鄂尔多斯被打；察哈尔部是中央蒙古，是大可汗的部，也被他们打败。最惨烈的战争针对于在新疆以及蒙古西部的准噶尔帝国，属于蒙古的卫拉特部。（当时的蒙古分为三个大部，一是东部，是今天的科尔沁地区，是成吉思汗的弟弟哈萨尔的属部；然后是中央蒙古：中央蒙古指的是什么？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统治的这一部分人，被叫做中央蒙古。最后是成吉思汗的友伴，干将，和女婿部落统治和所在的地区是卫拉特部，在西部区域。这一切都划分的很清楚，其目的主要是确立蒙古内部的正统，决定谁有资格做全体蒙古的可汗。）

当时卫拉特四部联盟已经分裂，说是分裂，其实这也是游牧帝国的一个策略。比如说1628年土尔扈特部的和鄂尔勒克汗率领有土尔扈特部，杜尔伯特部与和硕特部集团军前往伏尔加河流域驻牧，也就是今天俄罗斯的卡尔梅克共和国及其周边，建立土尔扈特汗国。和硕特部固始汗带领了一个由和硕特部和土尔扈特部组成的集团军于1641年进藏，帮助第五世达赖喇嘛打败其对手并占领整个西藏后，当了藏王。于此同时，准噶尔部占领了整个新疆、蒙古北部、西部这样一些地方，建立了自己的帝国。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分散是有一个整体布局在里面的，是内部协调决定的结果。所以，当时17世纪时满洲人兴起的时候，蒙古的西部蒙古也在开始兴起。满洲人往南和往西扩张的时候，卫拉特蒙古在往青藏高原和整个中亚地区发展。整个哈萨克和吉尔吉斯都在它的控制范围之内，包括今天的维吾尔族，在当时都是卫拉特蒙古的属民。中国传统正史都不谈这些东西。它把蒙古描述成一个野蛮的民族，勾结沙俄，最终被“我大清”消灭。历史应该怎么谱写？我们应该反思这些东西。在18世纪中叶，满清和准噶尔蒙古两个帝国之间产生了碰撞，经历了1756、57和58年三年大战。最终准噶尔蒙古彻底被打败。惨败到什么程度？据说六十万蒙古人被消灭。可以说当时满洲人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将一个部族系统地从肉体上彻底消灭，有学者将其定性为种族屠杀(genocide)。中国历史则是高调赞扬满清对准噶尔的征服战，同时痛批满清入关大屠杀之“扬州十日”，好像有双重标准。

我们知道北方游牧民有一个坏名声。史家们说蒙古帝国时期蒙古人如何屠城，如何杀人如麻。蒙古人在征服南宋的时候没有屠城，但人们对蒙古族的印象还是它很残暴，即便没有具体的事件。人们说蒙古人在西征的时候在中亚屠城杀了一二百万人。你要想象一下当时那里的最大的城市总共也不过十万人。不说当时，就算放到现在也没几个一二百万人口的城市。这些描述都是夸张的。当时的蒙古人可能是为了制造声势给对方来个下马威，没想到今天这些却说不清楚了。好在现在的很多学者，不仅是蒙古的学者，还有美国、日本、欧洲的学者，都在探索究竟蒙古人有没有屠城，有没有杀那么多人。结果发现没有，当然任何战争总是有伤亡的。

现在中国的很多学者也开始对蒙元史感兴趣了。刚才我提到新清史，为什么要写它？因为中国的传统是上一个朝代结束，下一个朝代的人就要编纂它的历史。编纂元史是明朝的责任，但是明朝史家写得很潦草，不好。今天重新写元史要触及一个很尴尬的问题。中国学者一般会说元朝是中国的一个朝代。如果中国某个朝代的主人是蒙古人，那么蒙古人就肯定是中国人了。但反过来蒙古当时是一个世界帝国，那你能反过来说中国的伊儿汗国统治了波斯或伊朗吗？或者说中国人征服统治了俄罗斯人几百年吗？逻辑上说得通嘛？

谈到这些的时候，中国学者会面对一些心理平衡的问题，这跟今天中国的民族格局有关系。今天我们的民族格局叫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我们的价值取向是民族团结，但我们必须要面对并解释历史上的征服与反征服战争：这些战争是正义还是不正义的？中国今天的价值观又是大一统价值观，大家都是一统、一起的。既然如此，蒙古的征服战就是正义战争了，反过来讲，中原的反抗是不正义的、是分裂主义，这样一来，几百年来汉人歌颂的英雄人物，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岂不成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他们违反了今天我们的价值观嘛。如何解决这个吊诡？

中国现在有两种“合法”的民族主义：一种是所谓大中华民族主义，大家一起都是中国人；另一种是大汉族主义了。汉族本身作为一个民族，它拥有自己的历史，几千年来汉族对自己的认同感是一种文化认同，这种认同是非常自豪的。汉族有自己的中心、有自己的文明，这些文明在今天已经被提到非常高的高度了。它的文明以儒家思想为中心。人们讲中国文明时其实讲汉族文明，并不把蒙古人的文明、藏族人的文明包括进来。今天我们说中国的伟大，说中国是“大国”，这个“大国”体现了两个层面的伟大：一是文化／文明上的大国，二是地缘上的大国。文化／文明的大国不言而喻，但它地缘上的大国从何而来？我们可以说是蒙古人给它的，蒙古造就了世界史上最大的陆地帝国，从而给予了中国广袤的地缘，满清将此巩固。两个“大”结合起来才成就了我们今天的中国。但这时汉族人自己的心态又不平衡了：“我们”一直被北方民族打，一直在反抗。汉族文化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反抗文化，像杨家将、岳飞、文天祥，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可歌可泣的人物。他们都在反抗，反抗的都是北方民族，匈奴，契丹，女真人，蒙古人，满洲人。这些到了今天，大部分都变成中国的少数民族了。如何平衡他们和汉族之间的关系？文化的伟大和地缘的伟大要如何结合，来定义今天中国的伟大？汉族人心理不平衡的时候，北方民族的心理也有不平衡。今天文化大国理念彰显，非要把汉族的文化强加给少数民族的时候，蒙古人会说，你既然承认我的伟大，我给你那么多贡献，你为什么还要消灭我？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同缔造者，我有没有生存的空间？如果没有蒙元，内蒙、西藏、新疆、云南，都不可能变成中国的一部分。过去的中原，云南都不能被算在里面，区区十七省乃至十六个省，到了今天，才占中国百分之三十不到的国土。所以当这些因素与地缘结合，我们应不应该给予蒙古人一个空间、一个位置？遗憾的是，民族成为了中国的一个“问题”。民族问题是要被解决的，少数民族成为了被解决的对象。

二、中国的一部分学者，很强势的学者，最近提出民族问题应当“去政治化”。在新疆和其他的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实施双语教育。所谓双语教育，其实是对少数民族学生强化汉语教学。中国的民族政策是，你如果有本民族的语言文字的话，你的教育是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文字来进行的。所以在内蒙古，西藏，和新疆，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都可以用蒙语、藏语或者维吾尔语来完成。这是合法的民族教育。可是现在有学者认为，这样的民族教育模式增强了少数民族反叛甚至是独立的心理，觉得它这样会导致少数民族不认同中国，不爱中国；如果用汉语进行教育的话，他们的下一代则会认同中国。这是什么逻辑？有何考证？有何依据？

过去我们讲阶级，国家，民族最终都是要消亡的。民族的消亡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肉体上消亡；另一种是意识上的消亡。一个群体的存在与否，是一种思想的东西，你的意识没有了，你就不存在了。你们（记者）两位出生在汉族家庭里面，在汉族文化氛围里面出生、成长，你们就具有了汉族意识。如果你们两位成长在蒙古地区，作为蒙古人去养，那你们肯定就和蒙古人一样了。这就是意识问题，把这根弦儿稍微转变一下——语言变了，你就消失了。从人类学讲，这叫做 “涵化”（acculturation）。如果这是个人的选择，无可非议，但如果是政策导向，问题就大了。

我们今天讲中国的主体价值观，是“三交”：交往、交融、交流。意思就是如果你有自己的自治区域，你就不和汉族人交往，你会性格孤僻的，搞分离主义。换句话说，就是“你不爱我”的意思。我多好啊，你不爱我怎么回事？“三交”的理念其实就是“我要让你爱我”。我这么好，你为什么不爱我？这是不是一种强迫症的表现？

我对民族主义的观察是：西方的民族主义是歧视，一看你就讨厌，不想要你。中国的民族主义衍生出来的问题是逼迫对方爱自己，如果人家不从，就觉得对方要独立，要跑。这就是所谓的“民族问题”。我们要思考这里面“谁是谁的问题”。或许双方都有问题。汉族学者会说少数民族有问题，是民族问题，所以要解决民族问题。从外面、从远处看，旁观者清，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的确是有强迫症的。人家不爱，你非要我爱你，人家要走，你不让。我们今天的民族暴力就是这么产生的。少数民族要的是宪法保障的自治，不是要分裂国家，是要自己正常的空间，一个舒适空间（comfort zone）。有一个距离感会比较舒服，舒适的距离感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分开，它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交往。

我对自治的理解是寻求舒适空间，但在今天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西方对中国的自治制度是完全不理解的。什么是真正的自治呢？中国的自治又是什么性质的自治？现在还没有共同的认识。西方的自治理念和中国的自治理念是相反的。比如巴勒斯坦自治问题。自治，是因为它没有自己的能力建立国家。所以让它试验着，积累经验，条件成熟时让它建立自己的国家。巴勒斯坦建国，是被允许的，只是西方认为它还不够格。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一些人也在推动独立，虽然不可能实现，但其理念是从自治到独立的走向。西方的自治的基础是对异质性的承认，并给予政治行政的保障。而中国对香港自治的期待是相反的，给香港自治五十年的时间，让它慢慢融入祖国。中国的自治理念是这样的：先承认我们是一家子的，但也同时承认我们有点儿距离，在这五十年间我们要把不同、把距离感消除掉。它是给你时间，让我们慢慢变成一体。一国两制同理：我们的条件虽然不够，但也要慢慢变成一体的。经济特区也是这么个过渡地带。中西方在自治的定义上的区别有方向的不同：西方是要你变成国家，独立；中国追求的是融为一体。

中国的少数民族自治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很多的少数民族人士不理解这个东西，觉得我们文化不同所以或应该永远这么自治下去。但如刚才所讲，中国的自治是有自己的价值观的，是有方向性的。慢慢融合只是时间的问题。今天中国一些学者等不及了。要不为什么铆着劲儿促进“三交”呢？

从这个角度看，很容易理解中国现在面对的这些问题从哪里来的。我从来没有说过中国不好，心眼儿坏如何如何。相反它非常好，非常热爱少数民族。可是或许拥抱得过紧了，让人家喘不过气来，逼得少数民族想要自己呼吸的空间。中国对少数民族的强迫症跟中国的文化结构、国家结构是有关系的。中国有中心，中心以外有五服或九服。中心是有皇帝，皇帝是核心，核心住的地方叫帝都；都城往外走五百里地为一服；再往外五百里地又是一服。各服是有名称的，五服里最远为荒服，而九服里最远叫藩服。它的含义是越离开中心就越野蛮化，越听不到皇帝的教化。你听到皇帝的声音才能得到教化，才能文明，并有责任服事天子。中国的文化价值就是要声教，教化，把皇帝或是中心的思想发扬光大，让你能够听见文化的福音。这是中国版的文明的使命（civilising mission）。文化，要用文来“化”之，要“消灭不同”，从它自己来看，这是很好的，有一种使命感。我这么好，我要给你，让你也好。你不要，那是你有问题。中国有句话叫“怀柔远人”。中国人讲“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但客人走的时候，你心里也有点酸酸的，对不对？李白的诗很多都表现朋友走的时候很伤心，很凄凉的心情。这就是“来往”。你“来”，是认定我的价值。大家都围着你，给你带来“人气”，很高兴的一件事。大家都离开你，你就没有人气，不受欢迎（unpopular），你的情绪好不了。同样的道理，中国文化也是要人气的。中国为什么滚得越来越大了呢？就是因为外界都来中国，也就是向中心靠拢。

但反过来说，正是因为中国有这样一种向心力，周边的人才会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政治机会和经济机会。从中华帝国的角度来说，你顺从我，有内化之心，我（中心）给你（边缘）一个封号，给你封个王，侯，你就变成我的属下了。这又意味着边缘把一部分主权让给了中心，中央要给其经济上的补偿。所以边缘的首脑头人们会跑来京城，给皇帝磕个头，走的时候得到绫罗绸缎的奖赏。边缘其实也不傻，他们会利用这个制度，经常派大量的使团去京城。你们不是要我们归顺吗？那我们就派人，把所有人都派到京城，你都给我们一个封号。中心当然就受不了了，马上叫停，卡住。这一卡不得了了。你不是邀请我吗？怎么又不让我来了？一脸的不高兴，闹不好引起战争，反过来“入主中原”。这都是中华天下制度自己招惹的事儿。

我们今天去分析这些，不一定需要带着太多感情色彩。中国有这样的文化结构，它必定会做出这样的一些事，但自己不一定意识到。

三、我再说一个民族团结的问题，这是中国的主流话语之一。今天你去哪儿都在讲民族团结。中国有句话，叫“谁也离不开谁”。你到少数民族地区去，到处看到或听到这句话：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像个连环套。“谁也离不开谁”，这不是国家的法律，不是宪法，而是一个政策导向话语。然而中国的少数民族在宪法上是自治的，相互是有界限的。那你说“谁也离不开谁”和自治之间是什么关系？从宪法上怎么处理？这都没有说明。另外，在提倡汉族和少数民族，民族之间互相团结，不能忽略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每个民族内部的团结。就像汉族内部各个省之间都要团结起来，少数民族内部是不是也应该团结起来？如果中国的56个民族都是是国内民族的话，大家可以团结起来成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以破坏每个民族的内部团结为代价来实现它。

比如刚才提到新疆的学校现在强化汉语教学，说是用维吾尔语教育会增强你的维吾尔意识，使得你不认同中国，没有中国意识。所以要从根子上掐断。有一部分学生是“民考汉”，即少数民族学生用汉语考试上大学；还有一部分是“民考民”，用民族语言考大学。中国对少数民族地区有优惠政策，“民考汉”是一种优惠政策，录取分数可以稍低点。我们今天的汉族学生，有很多讨厌这种优惠政策，觉得不公平：我们都是一样的人，应当公平竞争， 你凭什么占便宜？但你可能没从少数民族的角度考虑。它的后果是什么？这个政策导向造成其内部分裂。一部分人“民考民”认为“民考汉”的人是民族的“背叛者”。据说两者之间很少有通婚的。

中国很多少数民族是跨国民族，如蒙古人，朝鲜人，哈萨克，柯尔克孜，傣，苗，等等，有些民族的主体在国外。一个少数民族分布在几个国家之后，怎么办？中国在这方面痛楚很多，大陆和台湾分裂，谁不让我们统一，谁就是我们的敌人，对不对？这是我们痛得很彻底的东西。南北朝鲜怎么办呢？我们看着没什么感觉，好像希望它们最好不要统一。蒙古和内蒙古的关系往往被看作是泛蒙古主义来打击。中国有句成语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我们的学者在写，在表述这些的时候，从来不从对方的角度想想。

作为中国的少数民族，我们有热爱这个国家的义务，但我们也有宪法赋予的权益需要争取。争取的一种办法就是强调它们对中国的贡献，以此来提高自身的价值。可同样的东西，你（少数民族）对自己本民族的独立国家，该怎么去说？历史，比如蒙古史，是蒙古国与内蒙古共同的财产，但我们现在分属两个国家，而国家的历史是其主权的内容。我（内蒙古）把历史献给中国，蒙古国肯定不高兴，因为这里涉及到它的历史！这就出现一个蒙古帝国遗产如何去分享的问题。从中国的角度，中国是肯定要这分遗产的，因为涉及到的可不光是你一个蒙古人。东北，西藏，新疆，内蒙古这些地方，甚至汉人自己文化上的很多东西也都是从蒙古人那儿过来的。像行省制等很多的制度，是从蒙元那过来的。像大运河这么大一个东西是蒙元时期做出来的。在蒙元时，孔子获得了最高的封号：大成至圣文宣王。北京，作为国家的首都，是蒙古人定下来的。这些东西，都是蒙古帝国的遗产。蒙古遗产，中国肯定是要的，这是我们的一部分。但是，全世界都认为，中国人只有中国人的历史，蒙古人也有蒙古人的历史。中国人说成吉思汗是我们中国人的民族英雄，西方人一看，这怎么回事儿啊？（笑）蒙古国人一看，我们的民族英雄变成中国人了，难道我们也变成中国人了吗？它会质问中国蒙古族人这是怎么搞的。前人留下的遗产，我们作为后人要怎么去享用？要么独占，要么分享。独占不太可能，也不合情理，只能引起蒙古与中国的历史纠纷，也让中国的蒙古族人在同族面前抬不起头来。最好是找个分享的办法。

四、现在说说中国的民族自治是怎么来的。有人说这是中国共产党没事找事自己折腾出来的，是他们学苏联老大哥榜样的结果。苏联老大哥承认划分了一百多个民族，并给予它们不同等级的自治区域，可是这群人一折腾，苏联这个大国就被弄散了。所以我们要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赶紧消灭掉今天的少数民族自治。说这些话的人肯定不懂中国的国情，不懂中国共产党与少数民族的关系。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

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1921年在上海建党。当时的共产党是在城市里运作的。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要把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赶尽杀绝。共产党这时离开城市，建立红军，上了井冈山。战斗失败后进行战略转移，跑到金沙江，过大渡河，走雪山草地。我这里想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在1933年到35年期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时间，后面有上百万的国民党军队追杀。它走的路线都是少数民族地区。这些少数民族跟国民党关系都不好，因为国民党也要消灭这帮人，它们之间矛盾很大。当地有句广为流传的谚语说“石头不能当枕头用，汉人不能当朋友做”。你可以看到矛盾深到什么程度。这个时候来了一批落难的共产党人红军，都是汉人哪，他们该怎么办呢？前面是带有敌意的少数民族的堵截，后面又有国民党的追杀。共产党为了赢得少数民族的支持，做阶级分析，把汉人分成两类，有好汉人，也有坏汉人。坏汉人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你看，咱们两个都受他欺负，应该联合起来。于是，洒血为盟，杀鸡、宰牛，发誓，共产党要和某某民族好起来，对对方好，谁背叛了对方，就会如何如何。真是一路走来，共产党一路结盟发誓，与很多少数民族头人建立了友谊，共产党在少数民族这里朋友遍天下。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以及对少数民族的友好政策，很多都是从长征这里过来的，长征走的就是少数民族地区。

知道太平天国的石达开怎么死的吗？他跟洪秀全闹不对之后，走到金沙江大渡河那儿，死在了彝人手里。同样的地方，共产党过来，同样的民族把他们堵住了。这个时候，刘伯承和当时彝人的一个头子小叶丹洒血为盟，对方放了他一马。那可是生死关头，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放那一马，就会像石达开一样，全军覆没。所以你现在到彝族人的地区去看，刘伯承和小叶丹的雕塑耸立在那里，象征民族团结。我们必须深刻理解盟誓的意义。这里有相互间庄严的承诺。如果西方人讲条约，中国人讲盟誓，洒血为盟的时候有神灵见证。违背誓言的后果是很严重的。洒血为盟意味着共产党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是神圣的！

中国共产党和少数民族建立这样的盟友关系以后，同时给它建立或承诺革命胜利之后建立自治。中国近代少数民族的自治源于中国共产党的支持，而它当时不是持政党，那么，少数民族的自治和国家或当时的政府的关系是什么？这里出现了三角关系：国民党控制的国民政府，作为在野党的中国共产党，和少数民族。国民政府不承认后两者的合法存在。这说明了什么？中国的民族自治是一个基于文化的不同而产生的结构上的自治吗？是，又不是。文化的差异肯定是考虑的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我个人认为这是关系化的自治。少数民族跟共产党是盟友关系，但这层关系是在共产党弱势、还不是执政党的时候建立起来的。它的目的是要将国民党消灭掉建立新的政权。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是在1947年5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两年半建立起来的。在内蒙古和东北光复以后，苏蒙军队撤走（1945年苏蒙军队一百五十万军队打跑日本军队，解放了东北和内蒙古），这里就是一个真空地带，“给谁”成为了一个问题。国共两党都想独占东北三省，于是两党争夺东北的战争就开始了。当时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内蒙古怎么办？那么大的一块空间该怎么办？在这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支持内蒙古自治，由共产党领导，独立于国民党，承认中华民国主权，其任务是守住内蒙古（主要是东部地区）不让国军占领。所以说这个自治，是一个理关系理出来的关系自治，绕三角关系绕出来的。

其次的问题就是怎么把关系化的东西，转变为国家的制度化的东西？这个转变中国没有做好，没有从法理上把它梳理清楚。关系自治是我刚才讲的三角关系中建立的自治，但是战争结束后我们的第三者没有了——敌人没有了。剩下两个盟友，这两个朋友之间该怎么办呢？党与自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国家与民族自治的关系如何？在国家层面上盟友之间的界限怎么去划分？因为自治的那方是你的盟友。我方才提到中国传统讲“怀柔远人”，你到了我这儿，我高兴，你是我的朋友我高兴，但如果你要跟我划清界限，我马上跟你翻脸。双方本来很好，但一有矛盾，就会结成一个疙瘩。你再去试图解开，恢复友情，就不容易了。可以看到中国的民族关系、民族恩怨，不是一般性的恩怨，这是盟友之间、朋友之间的恩怨。

这一切说明少数民族与共产党的特殊关系。我比较强调这个特殊性。我们的一些学者将这种特殊关系看作是中国结构上的不正常，好像中国是不正常的国家。那什么是正常的？在他们眼里，在民族关系上，美国是正常国家，苏联不正常。他们认为中国的民族制度学自苏联，所以不正常。如同前苏联，中国的每个少数民族都占一块地方，根据行政级别分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民族乡等。西藏那么大一块地方，都是藏族人占着，这一看就不正常了。不正常就认为危险了，成为安全隐患，需要“安全化”（securitization）。所谓安全化，就是我认为对方是对我的威胁，并采取一定措施来消灭此威胁。从这个角度讲，中国对某些大的少数民族的安全化学自美国对穆斯林的安全化，只是换了一个概念而已，即“民族问题去政治化”。去政治化倡议的是什么呢？民族这个概念本身是一个危险的概念，他要把“民族”改成“族群”。民族是从nationality过来，本身是一个政治概念，它意味着每个民族有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心理素质，必须有共同性。在去政治化倡导者的眼中，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俨然是个独立王国，不得了了，太可怕了。

其实这是杯弓蛇影。中国的各个自治区域是敞开的，它绝对没有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那样排斥外来人。北京人，上海人歧视外地人好像是正常的，少数民族没有保护自治的权利，他们对外来移民问题一说事儿，就被扣个反汉排外，民族分裂主义的大帽子，成为打击的对象。

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将“民族”变成“族群”。“族群”是什么概念？是英文词ethnicity的翻译，指一个文化或血缘上的群体；其存在建立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是指有参照物的自我，没有他者是没有自我的。比如说维吾尔“族群”，它没有独自自我存在的可能性，因为它的存在必须有参照物；在中国参照物必须是汉，所以只有汉族这个“他”才有维吾尔族群的“我”。从这个意义上讲，刚才讲的“谁也离不开谁”这个政策导向 — 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 — 恰恰体现了族群关系价值观，把你套住了，你就跑不了了，因为你的存在是建立在关系当中的，独立自我不成立。在“谁也离不开谁”的民族关系价值观中，自治根本早就没有踪影了。

然而，族群是民间学术术语，而民族和自治是国家宪法概念。当民间学术术语压过国家宪法概念时，看来该修改国家的根本大法了。民族问题去政治化明摆着是要政治改革嘛。政治改革不是很容易的，但是民族问题去政治化，以及呼吁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推出是否意味着民族问题是政改的一个突破口？因为民族问题有其特殊性和例外性。

我们且看改革开放是如何进行的，突破口在哪里。其实突破口就在特别行政区或经济特区。圈个地方，你先改革开放，你在这里实验。实验成功了以后把经验推广到全国。这个特区就是一种例外区域（zone of exception）— 这个区域里有特殊的法律。我们知道中国有个莫谈国事的传统，有很多禁区，但民族问题，可以谈得火热，而且是跟中国的政体连在一起谈的，有意思没有？过去，谁都不愿意谈民族问题，是一个无效（unproductive）的题目，谈也谈不出什么结果。但是为什么近些年民族问题讨论那么火爆？因为跟中国的政治结构，国家结构联系在一起谈的时候，民族问题不再是一般的边缘问题，它已经是核心问题了。民族问题不再是少数民族的问题，党的政策应该如何，而是和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结构以及利益连在一起，与国家命运连在一起。中国的这个国家经济转型怎么转？原来经济中心是沿海地区，现在都在内地和边疆。中国的能源在什么地方？都在边疆地区，没有这些能源和资源，上海能支撑几？所以说民族问题不再是落后的少数民族被照顾的问题，而是跟中国的命运紧密相连的问题。

其实从历史的角度看，民族自治制度早就改了，只是我们的一些学者认不清楚这点。中国的自治早在五十年代就被定性为“民族区域自治”，俗话讲就是当地少数民族和汉族联合自治，而不是少数民族独立自治。有些学者现在还认为中国的民族自治是少数民族独立的温床，只能说明他们是纸上谈兵，没有对民族问题进行历史的和现实的调查。

五、我开头讲蒙古的世界性；蒙古帝国的世界性没人否认。作为蒙古人回想历史感慨万千，有的时候也难免发扬一下阿Q精神。历史落差太大了，外人是感受不到的。我最近的一个关心点是近代蒙古的世界性问题。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 — 1859-1860年 — 清军与英法联军在天津的大沽口打仗，当时的清军的总指挥叫僧格林沁，是个蒙古亲王。你们可能记得电影“火烧圆明园”里面有一个鲁莽的蒙古王爷把一个英国人扔进河里面，那就是僧格林沁在“国人”中的形象。当时清朝内忧外患，清朝八旗军队当时已经不行了，所以找蒙古地方军来帮忙。僧格林沁是临危受命，于1853年，率领蒙古骑兵进关打败太平天国北伐军救了清朝，立了汗马功劳。整个清朝国家的命运都掌握在他手里，他三面作战，英法联军打过来，捻军在那儿暴乱，太平军还要打，都是蒙古人在打。1859年蒙古军在大沽口大败英法联军，打死他们400多人；第二年英法派了2万军队到大沽口再打，这次僧格林沁失败。英法联军遂劫掠火烧圆明园，并占领北京，咸丰皇帝逃到承德后在那里驾崩了。后捻军起事，清廷再次启用僧格林沁率领蒙古军镇压，1865年在山东曹州，即现在的菏泽阵亡。从此以后，清军的指挥权由汉人掌握。

我想说的是在清朝或中国近代转折或与西方世界接轨的最紧要关头蒙古人首当其冲，站在风头浪尖上。这在清朝历史上是首次，也是最后一次。随着蒙古军的灭亡，蒙古人在清朝的地位一泻千里；随着朝廷中汉人势力的增长，蒙古人主动北撤。这时整个中国／清朝的民族结构（ethnic composition）开始转变，重心转移，权利从满蒙转入汉人手里。从此，蒙古反而成了被打击的对象，新政开始对蒙古地区大规模“移民实边”。这引发了蒙古人方向的转变，从“入主中原”变为逆向逃亡，我称之为“蒙古大逃亡”。这个逃亡既是行动的，也是心灵的逃亡。

今天，当赖以生存的草原大规模沙化，煤矿将牧场挖得千苍百孔，当蒙古人全面城市化的时候，当他们的身躯无处可去的时候，他们心灵的逃亡是否加剧？当蒙古人从“世界征服者”沦落为“原住民”，浸泡在酒精和歌舞的海洋时，不知他们还有多少逃亡的想象力。这或许已经不再是“你”的问题了，但它还是“我”的民族。

1. 蒙古帝国占领的领土，如中东，俄罗斯，东欧，中亚等地，并不包括在此处所指的今天“中国领土”的范围内。只有蒙古帝国四大汗国之一的“蒙元”（元朝）的一部分可以成为中国的领土，而另一部分成为了独立的蒙古国。

致歉：在2017年1月24日的“见地”栏目推送《【见地】蒙古历史，现状和发展》中，由于编辑人员的失误，错将宝力格教授的教授职位（Reader）写为“访问学者”。乌﹒额﹒宝力格（Uradyn E. Bulag）教授的个人简介以此次推送中的内容为准。在此，“见地”栏目所有成员对教授以及读者造成的不便深感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