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如何用宗教驯服蒙古

在《乾隆背黑锅：清朝灭族准噶尔》一文中已介绍，漠西蒙古准噶尔部的人口减少是战争与天花造成的。然而漠南蒙古与漠北蒙古在清朝的统治下人口大量减丁是事实，《蒙古族历史人口初探 17世纪中叶～20世纪中叶》，明确提到了蒙古人口从清初到清末没有任何增长，反而下降了20.9%。

《清朝如何用宗教驯服蒙古》一文中提及，清朝统治者用信仰之力驯服了蒙古，《清代蒙古史》一书称，“至清末，漠南（内蒙古）各地兴建寺庙有一千余座，漠北喀尔喀（外蒙古）蒙古地区有747座。青海甘肃、四川、新疆等蒙古和藏族聚居地区也有五六百座寺院。”该书记载的数据显示，“清代后期喀尔喀地区的喇嘛多达男性总数的44%，各地喇嘛人数最多时几乎占蒙古总人口的1/3。”

《剑桥晚清史——蒙古篇》记载，20世纪初，内蒙寺庙之数或已逾千，外蒙的寺庙也有约750处，而且两地还有大量的小庙。估计内蒙竟有30%至65%的男子出家（至少每家一个儿子），外蒙在1918年出家者占男人的45%左右。同西藏相比，19世纪末期的西藏估计也只有1/3的成年男子当喇嘛。 大量男性成为喇嘛无法娶妻，长此以往，人口必然下降，但这远不是蒙古人口大量减丁的原因。

狐言论史公众号的文章指出，蒙古适龄未婚女性为维持生计，大都做了去蒙地行商的汉族商人之情妇或说外室；同时喇嘛们从活佛以下，对戒律也并不谨守，因此导致了不正当性行为在草原普遍流行。

在大航海时代之前，这些行为不会引发严重后果。然而自从西班牙人将梅毒从新大陆带向全球扩散，这一明朝以前不曾有过的可怕疾病在卫生环境不佳的草原泛滥开来。而梅毒是可以通过母婴直接传染的，就更加严重影响了人口增长。

《冯玉祥自传》中曾有这样的记载：“一方面是七八个蒙古男子仅有一个妻子，一方面是一个蒙古女子，有若干的内地人为她的临时丈夫，事实上形成一个乱交的社会。同时男女卫生都不讲究，染上淋病、梅毒以后，惟有听其自然。当时活佛即患梅毒，烂塌了鼻子。据说目前检查结果，蒙古青年17岁至25岁者百分之85%都患有花柳病；25岁以上者，所占百分比自然更大了。这种现象是太可怕了，若任其继续存在，马上就会有灭绝种族的危险！” 冯玉祥并没有夸大其词，1950年，中国政府在内蒙牧区成立性病防治所时，牧区性病患病率高达59%，经过15年的时间，1965年降低到0.5%至2.4%，1977年复查时未再发现新患及先天梅毒儿，历时二十余年，始将其杜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