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安全部情報目標很有限

由美國與英國間諜案專家共同撰寫的《中國情報歷史辭典》（The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Intelligence）一書，詳盡介紹中國大陸、台灣、美國、英國等地政府如何組織情報工作，以及這些國家地區情報機關面臨的挑戰。該書作者對《外參》介紹，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安部在尋找合適的情報提供者時，善於遊說大量的人，即使經過很長一段時間，目標人員仍不願意協助國安部，國安部也願意重頭開始，尋找新的目標人員。

史密斯也有機會接觸一些專業人士，這些人協助將中文文件、其他語言的相關訊息、歷史資料等翻譯成英文。他表示，希望這本書能讓讀者也開始閱讀一些重要人物的相關著作，如李潔明、康生、戴笠，也期望這本書能作為對中國諜報感興趣的人的一本入門書。

“這本書也反映出，情報書並非總是由情報機構撰寫。確實，大部分的這類書籍不是由受過專業訓練的情報人員所寫。”史密斯對《外參》說。

在書中眾多的案例中，令史密斯印象深刻的案子，就是金無怠（Larry Wu-tai Chin）案以及陳文英案。史密斯表示，兩案都是廣受關注的案子，只是結局不同。金無怠被起訴、最終被判間諜罪，但在等待量刑期間於欲中自殺，與FBI探員J.J. Smith有婚外情的陳文英則以承認較輕罪刑的方式換取撤銷檢察官的指控。

此外，書中也介紹了其他案件，包括澳洲前總理霍特（Harold Holt）傳聞在游泳時被中國潛艇接走的事件、周恩來在中國內戰期間擔任間諜的內幕等等。在許多方面，史密斯覺得歷史案件和當代案件同樣吸引人。

重點剖析中國國家安全部
在中國，有幾個不同機構負責情報的蒐集，大致可分為國家安全部和人民解放軍兩大體系，比起解放軍，《中國情報歷史辭典》將更多注意力放在國家安全部。魏斯特對《外參》表示：“我們解釋了中國國家安全部在進行情報工作時，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情報機構有何不同，其中一個最大的特色是，中國國家安全部蒐集情報的目標很有限，均是一些與中國共產黨自身利益有關的對象，這對國家的情報機構來說是不尋常的事，中國國家安全部對民主運動、台灣、維吾爾、西藏、法輪功感興趣，這也是中國國家安全部最主要的五個情報目標。”

“如果是西方國家的情報機構，就會對軍事、政治、科技、商業情報更感興趣。”此外，魏斯特表示，中國國家安全部的人員和許多商業組織、研究機構、學習單位分不開，中國國家安全部也不特別想藉由情報工作，在他國發揮政治影響力，例如中國雖然在非洲的產品和礦產開採上投入大量的資金，但卻沒有針對當地政權進行相應的情報蒐集計畫。

中國國家安全部與西方情報單位雇人的方式也不一樣，魏斯特對《外參》介紹，中國國家安全部不會直接雇用情報人員或案件負責人，且經常只支付一點金錢給協助提供情報的人，或甚至不支付酬勞，他們答謝這些人的方式，包括安排家人從農村來探望他們、讓他們回家與家人相聚、幫忙支付其家人的醫療費用，或贊助這些人的研究等。

在情報提供人員的選擇上，魏斯特指出，中國國家安全部幾乎都選擇華裔，他們會先鎖定一大群他們想吸收的人，然後接近他們、遊說他們，有時國家安全部會刻意挑選反對台灣獨立的人，此外，國家安全部遊說目標人員的方式，也較易讓人接受。

“比如他們會說，我們不想讓你做出任何對美國不利的行動，我們只是需要你的協助，讓你在我們的一個開發項目上幫助我們，這是很吸引人的說詞。但他們對想用機密訊息換取金錢的人、個性不穩定的人、信用記錄不好的人、酒鬼、賭徒都不感興趣，這是蘇維埃KGB（國家安全局）體系慣用的方式，但中國國家安全部不這麼做。”魏斯特對《外參》說，若是與商業有關的人員，中國國家安全部會支持他們獲得相關技術，他們更容易答應幫助國安部。

“在一些案例中，如李文和案，國家安全部接近他們的原因，是為了利用他們的專業知識，以及他們取得機密訊息的管道，這時，中方的說服說詞會是希望他們幫助中國進步。”魏斯特說。

魏斯特對《外參》進一步指出，中國國安部喜歡遊說大量的人，就算被拒絕仍會再接再厲，即使經過很長一段時間的遊說，目標人員仍然不願意協助他們，也沒關係，他們願意重頭開始，找新的目標；中國國安部的目標是建立長期的間諜網絡。

此外，中國國安部也不會事先為情報提供者進行訓練課程。“他們沒有在西方可能見到的知識灌輸、實作教學課程，在西方，從徵人到讓此人實際投入工作，需要很長一段時間，但中國沒有。中國的國家安全部門其實是一個很多元的組織，可能有來自不同省分不同地區的國安部代表成員，他們不像英、法等國，他們沒有層層分明的結構。”魏斯特說。

史密斯補充，中國國家安全部也會使用“美人計”來吸收間諜，施萊復（Glenn Duffie Shriver）案就是一例。“基本上，中方在世界各地吸收中國間諜的作法差不多，都是高度依賴華裔的支持，利用華裔經營公司、目標第一代移民的協助等等。”

英美作家揭中國國安部情報工作內幕
由美國與英國間諜案專家共同撰寫的《中國情報歷史辭典》（The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Intelligence）一書，詳盡介紹中國大陸、台灣、美國、英國等地政府如何組織情報工作，以及這些國家地區情報機關面臨的挑戰。該書作者對《外參》介紹，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安部在尋找合適的情報提供者時，善於遊說大量的人，即使經過很長一段時間，目標人員仍不願意協助國安部，國安部也願意重頭開始，尋找新的目標人員。

生於田納西的曼菲斯，畢業於路易斯安那大學門羅分校（University of Louisiana—Monroe），曾於美國海軍服務、擔任警察，1973年，史密斯加入美國聯邦調查局（FBI），之後的25年間，史密斯被派駐聖路易、華府、邁阿密、小石城等地服務，直到1998年退休。

魏斯特則是《國際情報和反情報雜誌》的歐洲編輯、前英國保守黨議員，並於反情報及安全研究中心教授戰後情報歷史，著有《英國情報歷史字典》、《國際情報歷史字典》、《冷戰反情報歷史字典》等，曾獲美國前情報員協會的終身文學成就獎。

史密斯在接受《外參》採訪時表示，他在2004年底出版《內幕》一書後，獲得良好評價，不過一開始，當史密斯思考下一本書的題材時，歷史字典這類的書籍並非他所考慮的範圍，直到長期關注諜報案件的魏斯特向史密斯詢問合作出版的意願。

史密斯與魏斯特首次見面的場合為2005年的羅利國際間諜會議（Raleigh International Spy Conference），當時，史密斯為演講嘉賓之一，報告了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的情況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對美國的情報威脅。2009年，史密斯再度於會議上發表對曾涉嫌間諜罪的美籍華裔陳文英（Katrina Leung）案的調查，魏斯特於是詢問史密斯，是否願意一同撰寫一本“間諜字典”，史密斯發現還未有人寫過這樣的書，兩人幾經討論後展開合作。

史密斯對《外參》表示，《中國情報歷史辭典》不是一般讀者會閱讀的書，不過根據史密斯在政府機關講課的經驗，他認為仍有一群人需要這樣的書籍。“這是個很有趣的工作。”他說。

兩人各有“線民”，披露獨家內容
史密斯與魏斯特以三年時間完成《中國情報歷史辭典》，書中不只描述了中國大陸和台灣的情報工作，也介紹了美國、英國、澳洲、德國、印度等國家如何組織情報網，以及這些國家地區情報機關面臨的挑戰。

魏斯特在接受《外參》採訪時表示，本書可說是中國情報案例的維基百科，不只是現代的案件，早期的案件也收錄在其中，例如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所進行的情報工作，希望盡可能全面地涵蓋與中國相關的情報情況。

由於主要是陳述案件，魏斯特表示，《中國情報歷史辭典》沒有所謂的政治觀點，它不像許多的情報案件書籍，有自己的分析、立場，試圖在某方面說服讀者，“如何解讀這本書的案件，掌握權在讀者自己的手中，如果你想知道特定一個案件的細節，可查閱此書，因此這本書比較像是一本教科書，或是參考書。”

魏斯特對《外參》說，書中每個案例的資料來源之一，是來自公開的資訊，包括中國大陸、台灣政府的情報資料，以及其他國家對抗中國大陸、台灣的情報資訊，魏斯特還會相互比對，確保資訊的正確性。

史密斯對《外參》表示，在撰寫此書時，他從網路上取得許多資料，“我一直對這些已經擺在那的資訊感到訝異。例如已死亡的U-2飛行員身份、飛機尾翼號碼等。”史密斯還有個個人的圖書館，藏有上百本書，其中有大量關於中國的書籍，這些書都是史密斯多年來收集與閱讀的書，它們同時也豐富了《中國情報歷史辭典》的內容。

除此之外，史密斯和魏斯特都各有自己的“線民”，基於保護線民的傳統，史密斯和魏斯特不會告知對方自己的訊息從誰而來，因此書中某些部分兩人分開撰寫。1998年，史密斯從FBI退休後，仍然保護著線民的身份。

曾被選派為國務院外交安全部反情報項目調查組長的史密斯對《外參》表示，在他的專業生涯裡，他有機會與處理中國事務的美國情報界大老會面，聽取一些內幕消息，但在撰寫此書時，他並未採用一些涉及機密的訊息，例如當美國大使李潔明（James Lilley）在中國時，史密斯也在中國，原本就相識的兩人討論了某些議題，這樣的討論是無法公開的，但史密斯認為，他從這些友人身上獲取的知識是無價的。

史密斯自FBI退休後，反而認識了熟知公安部、國家安全部的消息來源人士，因此得以獲得這些情報組織的內幕，其中一位消息來源人士來自一個與毛澤東和其他中共高層關係密切的革命家庭，史密斯因此得知一些與周恩來、康生有關的內情。

史密斯對《外參》指出，這些人提供的資訊都相當珍貴，許多訊息是從未出版過的。在使用這些資料時，史密斯都不具名；史密斯說，請相關人士匿名提供資訊，是他一向的行事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