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元守侍帝王的奇人——刘秉忠

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以“大蒙古国”为国号建立了蒙古帝国。到他的孙子忽必烈即位时，取《易经》“大哉干元”之意，改国号为“大元”，并把中都北京定为元朝的国都。这就是元朝国号的由来，它与一位精通《易经》的奇人有关，那就是刘秉忠。

1. 风骨秀异 志气英爽不羁

《元史》记载刘秉忠天生“风骨秀异，志气英爽不羁”。8岁上学，一天就能背诵数百字的文章。13岁时，因天赋异秉被当作奇人人质，送入元帅府。17岁的年纪，现在看来他还未成年，就已担任邢台节度使府令史，并以此奉养亲恩。

尽管平步青云，但刘秉忠常常郁郁不乐，对于才华横溢的他，征伐不断的世俗，似乎并非是他能寄情忘我的世外桃源。一天，苦闷之时，他投笔感叹：“吾家累世衣冠，乃汩没为刀笔吏乎！”家族累世为衣冠，怎么能被埋没在刀笔的小吏中。大丈夫既然怀才不遇，就应该隐居起来，以此明志，随后弃官而去，隐居在武安山。直到天宁虚照禅师派徒弟来招他为僧，从此步入佛门，法号释子聪，使他掌管书记之事。

天赋异禀之人，也必会有天作之合。忽必烈将海云禅师请到漠北“问佛法大意”，海云离开漠北时，将他最中意的弟子释子聪（即刘秉忠）留在忽必烈的身边。释子聪精通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等，尤其更精通《易经》和邵雍的《经世书》。每次讨论天下大事，皆深远洞见了然于胸。忽必烈非常爱他的才华，请他留在籓邸，辅助他治理百姓，善惠黎民。于是一代君主、一位奇人，共同为未来大统树立了君臣之谊的典范。

2. 以马上取天下 不可以马上治

这位以偌大的亲王官邸为寺院的奇僧，一气呵成数千字的谏章，向忽必烈进言：“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并以周公为例讲道：“周公思天下善事，夜以继日”，周朝能享八百年的国运，多是周公的功劳。当前的局势，正是建立帝业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劝忽必烈要效法周公，不要失去这一天命。

他建议忽必烈“宜访名儒，循旧礼，尊祭上下神碉”，安养天下名士，不使他们穷困流离，要想成天下，安抚亿兆黎民，就要“大开言路”。他说，天地之大，日月的光辉，有时还会被云雾所遮挡，何况人君？敝人耳目心志的，正是那些私欲、谗言和佞说。

一个人不能听逆耳的话，会遮蔽他一个人的心；而人君若不能听忠言，就会遮蔽天下万民的福祉。他劝忽必烈一定要设左右谏官，以开放视听。这篇上书的内容涉及到整顿官场、爱护百姓、重视人才等数方面。忽必烈见此僧人气度，刚直深沉，当下采纳了这些建议。凡是有人君之度的王者，都有共同的特点，谦善下属豁达宽容，忽必烈也不例外。

3. 立侍君王左右 定社稷大计

忽必烈曾经赏给刘秉忠千两白金，但他坚持不受，他说他是山野粗人，侥幸有机会辅佐明君，要金银实在无用。忽必烈知道他秉性高洁，昏沉世俗令他孤苦无亲无故，可怜天心忠肯，坚持要送给他。刘秉忠也见忽必烈真情至义不好再拒绝，便悉数收下白金，施散给穷苦百姓。

刘秉忠天性仁善，跟随忽必烈征讨大理、云南时，常以“上天有好生之德、王者应神武不杀”劝谏忽必烈，因此，破城之日，蒙古大军没有妄杀一人。因他的劝谏，大军征伐南宋时，得以保全、活命的百姓不可计数。

忽必烈登基后，刘秉忠依旧不改僧人的旧服，立侍君王左右，定社稷大计，参与帷幄密谋，所以当时朝臣也很幽默地称他为“聪书记”。中统八年，刘秉忠以《易经》的干元之义奏请改“大蒙古国”国号为“大元”，把位于北京的中都改为大都，以此表示忽必烈统治的元朝，不仅属于蒙古，也是中原历代王朝的延续。忽必烈欣然采纳。

忽必烈迁都到大都后，那里有座南屏山，刘秉忠在山上修禅房而居。至元十一年，天空出现白气横贯三台的天象，忽必烈问阴阳家田忠良是何征兆，他说：“有位居三公的大臣要死了。”不久后，刘秉忠端坐圆寂，无疾而终。一代奇人，最终也以特别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

刘秉忠以天赋异秉全力辅助忽必烈创建大元，一场历史大戏，留下了片片“干荷”，他藉此自喻：“梦里繁华过”，“寂寞在秋江”。回顾一生犹如“两度江南梦”，无论“南高峰，北高峰”，最终都被“惨淡烟霞洞”。或许，他的内心深处，留恋的不是世俗的繁华，而是等待着莲开满天的圣景，那才是他真正能寄情忘我的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