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学生的暑期蒙古国考察游记

由于一直以来对于海外利益问题保持关注，三月底又发生了内蒙古公民在蒙古国登山时受到极端组织人身攻击及侮辱、导致乌兰巴托市市长道歉的新闻，因此直接促成了我暑假前往蒙古——这个最熟悉又最陌生的邻国的考察之行。

　　初入蒙古

　　蒙古总人口约三百万，首都乌兰巴托市人口数量占到了全国的大概一半，结合其156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决定了蒙古国内大部分地区人口密度极低。因此，最终选择搭乘国际列车陆路出行，借此一览蒙古广阔的草原与荒芜的无人区。

　　本次乘坐的K3次中俄国际列车，从北京开往莫斯科，途径乌兰巴托。夜晚九点多到达边境城市二连浩特。在二连，由于中蒙铁轨规格不同，因此列车需要经过一个换轨的过程，才能在蒙古境内继续行驶。蒙古需要通过中国获得出海口，以将自己的资源运输到“第三邻国”(“第三邻国”是蒙古于冷战后提出的外交理念，旨在避免对于仅有的中俄两大邻国的过分依赖，能够与其他国家保持良好联系并互为制衡)，历史遗留的两国铁路制式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两国的紧密联系，但“换轨”还是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到达蒙古边境城市扎门乌德后，边检过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蒙方边检人员不会汉语和英语，沟通基本靠手势和示意。在粗略检查完了我的行李以及护照后，一位女性边检人员要求检查健康证。当我表示没有办过后，她仿佛早有准备，略带笑意地在一张小纸片上写了“200元”(“元”字还写成了“兀”)递给我，在我会意地递给她200元后，她便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并不纠结于我的健康证问题，关于这200元也没有相应的罚款收据等凭证。我到达乌兰巴托入住酒店后，才从其他华人那里得到这件事情的解答：由于蒙古公务员收入水平很低，因此像陆路边检人员的这种罚款、交警对于中国司机违章的加重处罚都是其增加收入的一种手段，在蒙古非常普遍。

　　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是蒙古发展的瓶颈

　　可能是由于季节原因，在列车于蒙古境内行驶阶段，预想的苍茫绿色大草原并未出现，仅有枯黄的草地、稀稀拉拉的牛羊群和几十分钟才会出现一次的房屋与汽车。相较于中国境内始终畅通的4G网络，一路上蒙古的移动网络大部分时间没有信号。这些反映出了蒙古人口的稀少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落后。

　　出发三十小时后，终于抵达乌兰巴托站。虽然乌兰巴托是蒙古国的首都以及最大的城市，但就其人口规模和城市建设而言，仅相当于中国一个三四线的小城镇，露天开放式火车站甚至有点逊色于国内的大型地铁站。在打车前往酒店过程中我又再一次地被“宰”了(蒙古正规的出租车数量极少，路上基本都是招手即停的私家车，谈好价钱就可以出发)，正常在5000图格里克(1元人民币可以兑换300图)的车费我被收取了1万图。

　　之后的六天时间内，我对乌兰巴托这座城市以及其中的华人群体进行了正式的考察，获得了不少的收获。

　　最为直观的一点，蒙古本国的工业、建筑业、矿业等行业基础十分薄弱。在路上行驶的汽车中大约一半是以现代为代表的韩国车，驾驶座在左，另一半则为以丰田为代表的日本车，驾驶座在右(蒙古国内汽车一律靠道路右侧行驶)。在我坐过的私人出租车中，甚至出现了用绳子代替门把手、刹车距离好似冰壶的疑似报废车。这是因为蒙古本国没有汽车工业，因而都是从日本、韩国这两个关系密切的第三邻国进口的二手车。同时，乌市大量的建筑工程都是由中国企业所承包，而许多中国商人来蒙古都是希望买到好的矿。这种行业基础的薄弱有其历史根源：二战后，蒙古对于苏联有着极强的依赖。而苏联解体以后，陷入危机的蒙古痛感于依赖单独一个国家可能带来的严重的后果，这导致了现在蒙古对于其第一大投资国——中国有着明显的防范情绪，这种情绪在民间、在每一个蒙古人的身上都有着明显的体现。

　　通过与乌市当地华人的交流，很快就能得到华人与蒙古人不睦甚至屡有对抗的印象。不少雇佣了蒙古员工的华人业主对员工颇有不满：工作敷衍偷懒、常常提前透支工资、偶尔小偷小摸；蒙古国中华总商会的相关负责人透露，蒙古铜矿的一手开发合同会拒绝签给中国企业；在乌市自己开车出行的华人多有表示曾受到交警不公正的对待，有人甚至在拒绝了交警的勒索后遭到殴打；在我临回国前一天，一个大型工地上的中蒙两国工人因一些小摩擦导致斗殴，三名中国工人被打伤，引发了第二天的中国工人罢工事件，此类情况也并非个案……

　　根据我个人的经历，对于这种不睦也是有所体会。数天行程里，除却已经提及的两起事件，我还曾遭遇过两次出租车司机勒索、一次景点乱收费；走在路上，两次与身着有“卐”字图案衣服的年轻新纳粹人士擦肩而过；购物过程中，受到过服务员区别于对待白人顾客的显著服务态度差异，而在国家历史博物馆等博物馆与纪念馆中，语音导览器并不提供中文服务，即使是一场中蒙联合考古研究10年成果展中，也仅有少量展品配有寥寥数语的汉字……这些情况的存在无疑表明了中蒙民间关系的疏离乃至于对立，不可避免的，这对中国公民和法人的权益也会造成影响。

　　在一些高风险国家面临危机时，常常缺乏有效的手段来维护自身利益。而基于英美的经验，在高风险国家、乃至只要是存在海外利益的中等风险以及低风险国家，都可以通过“黑水”一类私人军事(保安)公司的“走出去”模式，来保障母国海外利益，然而这次的蒙古之行部分地改变了这一看法。

　　首先，通过与乌市一家当地保安公司负责人的交流，我了解到蒙古本国对于安保行业有着诸多限制条件，如对于外国资本进入本国安保行业的限制。或许在一个类似于伊拉克的战乱地区或失败国家，外国保安公司可以凭借自己的专业性优势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在类似于蒙古这种治安环境差，但是政府与法律体系完备的发展中国家，外国保安公司或许从法理层面就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可能。

　　其次，从实际效用来看，在中等风险国家，以专业性与高素质为卖点的中国保安人员未必能比当地的保安人员带来更大的收益。有华人业主表示，在蒙古当地，他们更愿意聘用当地保安人员。蒙古当地的收入水平决定了雇佣本地保安的成本。以之前所提的那家保安公司为例，外派3名保安承包一家中国酒店的安保服务，每月的报价相当于7000元人民币，而在我调查的华人群体中，月实际收入超过6500元的在蒙务工人员不在少数。同时，较之语言不通的外来安保人员，本地安保人员能够更好地处置各类突发情况并与警察等相关人员进行有效沟通(即使是中国的蒙古族，其语言与蒙古国人也差异极大，中国蒙语的外来词多来自汉语，依旧使用传统文字，而蒙古的蒙语受苏联影响，外来词多来自俄语，且已俄语化，用俄语字母表达)。这些都是外来的安保人员无法比拟的。

　　最后，追溯到对立局面的根源上，外来保安公司并不能在源头上起到积极的遏制作用。在我所接触的华人中，超半数不会蒙语，且不少人本身对于蒙古当地人就带有歧视。很多文化差异的细节问题，如蒙古人约人见面多着正装，中国人往往穿着随意，使对方感到被轻视等，都会加重双方矛盾。另外双方显著的收入水平差异(然而乌市本地的消费水平并不低，洋品牌快餐价格与国内相仿，一家相对不错的餐厅每顿人均价格也在百元左右，我所居住的一家三星标准的酒店一晚费用200多元)、部分反华人士宣传中国在掠夺蒙古人资源与工作机会等情况，都是问题的根源。

　　因而在我目前看来，海外安保人员在得当的情况下，能够在一些战乱地区、失败国家发挥重要的作用，而在政府完备的中等风险或低风险国家，更需要的是提前的、准备充分的国家、社会研究，在尊重别国文化与习惯的同时，适当地为本国进行良性的宣传，才能在长远的未来消弭矛盾、维护本国的海外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