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色内蒙古

呼和浩特这座散发着历史韵味的城市。这座富有文化底蕴的城市，于16世纪后半叶由土默特蒙古领袖俺答汗建立，并命名为“呼和浩特”，蒙古语的含义即“青城”。俺答汗之所以用青色命名这座新兴的城市，可以说是反映了当时蒙古人崇尚青色的习俗。直到今天，青色仍是蒙古人最喜爱的颜色之一。青色在蒙古文化中，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特殊意义？蒙古人何时开始崇尚青色？这一习俗在民族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中，曾经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这些问题的背后，实际上勾勒出16世纪下半叶蒙、藏民族间千丝万缕的文化交融。

众所周知，13世纪时，蒙古人主要崇拜长生天，而蒙元时期的历史文献中，从未出现过关于蒙古人尚青的记录。从目前所见最早的文献来看，蒙古人起初尚白，比如：成吉思汗建国时，树九斿白纛；元朝时贺正拜天，君臣皆衣白裘；正月称“白月”；善、福、顺、吉皆言“白”，而衣食住行无不以白为尚。何以在两百多年之后，蒙古人突然选择青色作为本民族的代表色？而所谓“青色蒙古”的观念又是如何形成，乃至广为流布的？要圆满地解答这些问题，唯有求诸历史文献与图像。
　　
关于“青色蒙古”最早的文字记载，首见于蒙古文献《十善法白史》。《白史》的要旨，主要是通过佛教的世界观，宣扬佛教指导王政的治国思想，即所谓“政教二道”的并行。关于《白史》的成书年代，学界一直有所争议。过去有部分学者相信《白史》文本的表面叙述，或认为《白史》为忽必烈本人所作，或认为其为元代文献。然而事实上，只要稍加察辨，不难发现《白史》中所宣扬的政教制度，在蒙元时期并不存在。不仅如此，《白史》中甚至出现许多蒙元时期根本未曾出现过的官职与概念。近年来，笔者通过历史语文学的方法，试图以文本批判的视野，对《白史》重新进行解读，发现《白史》的成书，实际上与16世纪下半叶俺答汗政权的建立有着密切的关系。如《白史》中再三提及的重要官职“浑臣”（蒙古文音QONCIN），实际上就是16世纪藏语安多方言“欢钦”（藏文音dpon chen，卫藏方言读作“本钦”）的对音。相较与蒙元时期卫藏僧人在朝中位居主要地位，俺答汗则在1570年进入安多地区后，与当地的藏传佛教徒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这也正是《白史》中的藏语借词，多源于藏语安多方言而非卫藏方言的历史原因，对此笔者已撰有专文考释。由此看来，《白史》的文本性质，并不是为了真实地纪录13世纪蒙元的政教制度，而是为16世纪末俺答汗的新兴政权，从宗教层面提供合法性。
　　
如果能够正确地认识《白史》的写作背景，便能进一步分析其中“青色蒙古”的历史文化意涵。除了“浑臣”等不见于蒙元时期的职官名外，《白史》中也出现了许多13世纪未曾出现过的特殊思想，其中“五色四藩”便是最为显著的例子。《白史》中曾数度提到“五色四藩”观念，亦即将世界中五个大国一一对应上五种颜色和方位。《白史》如是解释道：“五色四藩大国，即东方之白色肃良古惕、速而不思，南方黄色撒儿塔兀勒、兀儿土惕，西方红色汉儿与南家子，北方黑色吐蕃与唐兀惕，东北必贴古惕，东南巴勒布，西南奇列惕，西北大食，中央之四十万青色蒙古与瓦剌。”《白史》以后所撰写的蒙古文献中，也纷纷出现“五色四藩”的说法，然而18世纪的蒙古人，已经不能完全通晓这个概念的成因，学者也出现了不同解释。如衮布扎布《恒河之流》（1725年）、答哩麻固什《金轮千辐》（1739年）及罗布藏丹毕坚赞《黄金史》（18世纪中叶）皆对“五色四藩”的含义进行了各自的诠释，将“四藩”的蒙古文理解为“四夷”，并列举各种四个一组的民族和部落。这些诠释中，罗布藏丹毕坚赞的诠释具有独到之处，他将“五色”解释为佛教中的“五智”，即平等性智、成所作智、大圆镜智、妙观察智和法界体性智。此说或为“五色四藩”的真实意涵提供了一丝线索。那么，何以象征各民族的“五色”，竟与藏传佛教有关？
　　
根据密宗佛教的理论，所谓的五智，正体现在金刚界曼陀罗中的五方佛之上。一般认为，密宗佛教的思想体系，形成于公元7世纪的印度，其后传入西藏，而密宗金刚乘也成为藏传佛教的主流，“五方佛”正是金刚乘教法的核心。所谓五方佛指的是：毗卢遮那佛、阿閦佛、宝生如来、阿弥陀佛，不空成就佛，而五佛不仅对应五智，也同时各有对应的颜色、方位与象征物，主供佛居中，其他四佛居于四周，这就是五方佛曼陀罗的五色四藩。而《白史》中出现“青色蒙古”的说法，也正与五方佛有关。在金刚界思想中，五方佛中经常位居中央的毗卢遮那佛，其代表色是白色而非青色。而在蒙古人的思想世界中，青色又是如何取代白色，成为“中央”的代表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