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创伤性反应

牧民说“脾气变大是衰败的兆头，嗜好烟酒是贫穷的前奏”。从流行的俗语变迁，或可窥探蒙古人心灵变迁的轨迹。

“目中有火，脸颊泛焰”，这是阿斯哈村的老者至今也沿用的褒语。把这话赠给某一个年轻人，激起年轻人的斗志和积极性，帮助老者做些需要力气和头脑的活儿，往往能如其所愿。前二年笔者在《元史》上读到成吉思汗也以“目中有火，脸颊泛焰”来赞许英武的年轻人，并据此条件发现擢用了一代名将 查干 。可见蒙古人向来是看重英雄豪气的，当然还有诚实无欺。可是这种英豪古风在岁月的蚕食中剥蚀、变形。

以笔者的臆想， 蒙古人的雄风在蒙古帝国和元朝时期最旺盛蓬勃。北元时期及归顺清朝前，蒙古各部势力此消彼长，但是都不忘记牧马中原的宏图伟业。可惜内讧不断，希图统一的战争打了又打，但是始终没能出现一统天下的英雄好汉，和成吉思汗比起来，几个都捏不成一个。阿斯哈村民谚云：诺颜（官老爷）死在会盟处，闹亥（狗）死在畜尸上。形容首领们利用会盟相互算计直至刀兵相见。这个谚语应该是明代蒙古社会政治乱象的注解，说明蒙古人的自信力受到了重创，是第一次怀疑自己，对成吉思汗式英雄的期盼产生了失望感。蒙古人的振兴之路在哪里？于是又向青灯黄卷的喇嘛教求助。喇嘛们夸下海口说是只有真心向佛，就可以兴旺发达。蒙古上层的知识分子还苦心求证蒙古统治者的祖上是吐蕃贵族出身的，以此向喇嘛教套近乎。但是不久朝代更迭，蒙古人成了清朝的顺民，只是因为满族皇帝下嫁了公主，蒙古上层以皇亲自居，偷着乐，对昔日的奴仆反客为主也稍稍平衡了心态，兴致勃勃的唱道：皇帝老爷面前能不下跪吗（阿斯哈民歌）？不过自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后，跪都跪不稳当了。农业、商业的大举渗透，把牧业传统社会冲击了个七零八落，加速衰败。分析这衰落的原因，下面的几条肯定数得到——

首先是时代变迁律。蒙古人对骑快马、张劲弓嫌烦了，大有放下弯刀，只捻佛珠之势。拧着羊尾巴，捻着佛珠，操着破鸟枪，和精明的商人、如潮的移民以及其背后的国家机器利益集团抗衡，那肯定就是堂吉诃德再版。阿斯哈村蒙古人惊恐地念叨：时乎不常一，草木不恒绿！

开发蒙古地方的先锋多是些汉人商人、流浪汉、散兵游勇。 汉人商人赊欠货物、高利结算，诱使蒙古王公海用海花，欠下巨债，只好用土地顶债。汉人商人兼成地主，招徕内地人耕租，这些人中不乏罪犯流浪汉散兵游勇，共同特点是擅长讹和赖。商人凭借这些进行不等价交换。俗话说好汉怕赖汉，赖汉怕死汉。说起过去的赖汉死汉，阿斯哈村蒙古老人一直非常惧怕地讲述内地来的乞丐被牧羊狗咬破些表皮，躺在牧民家赖着不起，好吃好喝听好话，还要讹你很多赔偿费。蒙古人以敦厚至诚待人，遇到这种耍赖的人，简直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对付。农民讹称牧民的牲畜踩了庄稼，啃了禾苗，把牲口圈起来，牧民苦求不得，往往被罚和讹。牧民说起这些叫苦不迭，以手加额，但愿远离农耕地界。更有甚者据说后套大地主王某把蒙古债主请到一起灌醉了，一把火连房子带人烧掉，赖了帐。这些人为什么这么猖狂呢？除了殖民者的占有心态和耍横行为外，朝廷和各级政府撑腰是关键。从清末的国家放垦到民国时期的开垦，以及上世纪50、60、70年代的汉人开垦和军垦，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狂潮。这似乎是个规律：只要发生经济财政困难，社会上遭灾，蒙古地方必将受到新的垦荒。开垦牧场成了政府和民间度过难关的保留节目。有大象做后盾，蚂蚁的进攻和蚕食自然有恃无恐，所向披靡。

明代的汉统治者利用扬此抑彼的权术，使蒙古各部的统治者相互嫉恨，发生内讧，从而坐收渔人之利。一个好听的虚虚的封号，对蒙古上层竟如生命一般值贵，真是叫人百思不解。

到了清朝，蒙古上层还是被爵位制度所羁縻，被治理得服服帖帖。札萨克即位要到中央活动；加官进爵要活动，把儿子记名札萨克（候补）要活动，可以说凡是和中央政府发生些许关系的政务事务都得贿送。手头不便就向商号借高利贷，致成全旗性的巨额债务，只好摊派，或干脆割地顶债。对蒙古王公最严厉的惩罚就是褫夺其爵位或者降低爵位职务。一旦遭此打击，多数蒙古王公立刻变成去势的小羊羔，乖乖听话。在杭锦旗历史上有两个札萨克被撤销当值盟长职务，都是经过痛改前非，经过数年“反思”才得以恢复职务的，其中送了多少银两，管可以作为学者研究的一个专题了。杭锦旗王公们经此调教，学乖了，懂事理了，再经历事情必首鼠两端，持骑墙的机会主义态度，绝不妄作出头的椽子。

民国初年的库伦独立风波中，他们凭借骑墙术安然过去了；对镇压察汗布罗德领导的独贵龙运动，是采取了借人家的手捉蛇的策略，也过去了；日本人来了黄河对面，好多王公贵族也是骑墙看风头。抵制国民党的军垦，把牧民甚至是妇孺支到军人的枪口下，官们在暗地里使劲，出了事也无碍他们的官帽子。头羊断了脊梁骨，更遑论羊群！对体制外的精英，因其触动了王公的利益和威望这个敏感点，所以采取剿灭的政策，虽然他们的反抗对民族的根本利益大有裨益也不予宽宥。

1910年代后套地区察汗布罗德、旺丹尼马领导的独贵龙运动因此而被断送。这种去势化，一直延续着，比如文革中凡是敢说敢干的腰板硬的都叫收拾了。阿斯哈村的巴达尔老汉在1966年都囊了一句：建设队（农民）来了牧民生活不好刨闹了，就被政敌揪下了台，村革委会副主任再也没有当上，从此远离心仪的政坛，以扳船为生了。权力第一的铁律仍然顽强的发挥着强大的作用。这种畏惧泛化的语言表达是阿斯哈村老辈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著名谚语“什么也怕着走，有利活命”。唯有蒙古女人们因其“政治文明化”程度不及男子，保留了些许雄气，所以敢闹辕门，敢质疑文革，敢和造反派积极分子过招来营救地主婆婆，竟然奇迹般没有事。

失地必失胆魄，这似乎是铁律。笔者儿时时常和汉族玩伴摔跤玩，奇怪的是在他们家附近，必是他们占上风，在我们这儿必定是笔者占上风，演出了主场效应。牧民背井离乡，荒废了祖先尸骨的安葬之地祭祀处所，动人的故事发生地，必然大失心力。败军之将不可言勇，亡国大夫心胆俱裂，这是人之常情。社会失序，牧民更无所凭借，各种势力借着名目繁多的大帽子来压制他们，进蒙古人的地方，如入无人之境。独贵龙的组织者大个子老婆最后成了石头人一般，可能她已经预感到有民族分裂的大帽子在上空游弋着，所以没法说什么了。

好多的评价说蒙古人这好那好，其中的常用系数是诚实善良。但是在几百年来的社会进程中，使蒙古人最痛苦的就是因诚实吃亏上汉人的当。“佛祖会知道的，不必忙”，在信仰喇嘛教的时代他们这样自我都囊安慰，但是最终他们背着灶台背井离乡，走向沙漠，走向边缘化的命运。马西喇嘛是一个典型。“清清白白做人，牛车赛得过跑兔”，在唯物主义时代他们这样都囊着，而现实的回应为忠诚是无用的代名词。磐石多么好的人，最终沦落到城市的最底层就是一个有冲击力的活例子。谁还敢继续诚实？于是争着学滑头，践踏老实。

几百年的挫折、伤害造成的蒙古人创伤性反应是什么呢？

民族自信心的下降。元代，自豪、荣耀；内讧和战乱的明代，是不服气和隐隐的自我怀疑：蒙古人对蒙古人不好，木头锨和泥不行（阿斯哈村民谚），看来成吉思汗不可再世，看来中原牧马不是那个时候了，还不如要求开放边禁，和睦相处的好；清朝时候做老皇帝的女婿或者小皇帝的舅舅，怀着帮忙的自我安慰和满足；到了民国已经衰弱不堪，边缘化了。“蒙古人和人家脑子可差多了”，“蒙古人懒的”，等等都是内部的认识。自己看不起自己了，哪来的精神底气！挽救自卑的办法是自吹自擂。我们在历史上是多么了不得，蒙古人一旦发飚是世上无敌，连现在的北方人不管蒙汉都可能是蒙古人的后代。由于自信心受损，对自己的文化的捍卫也很马虎了，不讲究了，一味开通了，文明进步了，认为传统文化代表着落后和顽固。

英雄的类型也在变化。古代大约是成吉思汗系列的英雄人物。民国时期社会动荡，打土匪保家乡的神枪手成为崇拜的对象。笔者的父亲述说后套有个达尔计连长，纵马驰骋中可以用盒子枪点穿屋檐的每个椽头。巨匪杨猴小祸害后套，是达尔计连长骑快妈操盒子枪，和杨猴小枪对枪马并辔，逼送出后套，使之再不敢回头。因其英雄无双，民间誉为旗境屏障和咬狗。中共夺取政权后，各种英雄如雨后的蘑菇，一会冒出一个，但是都太远了，显得模糊。只有近前的老支书永仁以其刚柔相济的娴熟的政治手腕赢得了众人至今不辍的叹服。1980年代以后，移民的汉人以勤劳崛起，富户多出其间，牧民很有失落感和自我怀疑、贬抑。幸而金刚老汉死守河畔，领着两个侄子种地发家，而且那两个侄子绝对有辛苦，落不在农民后面，给牧民挣了些面子。塞迪在地毯上卧羊羔，在柠条林里埋钱的传闻，阿斯哈人虽有讥讽之意，但也有些许羡慕。谁有钱谁好汉，没有两个松钱，走不在人前，英雄观毕竟不是从前了。

蒙古人是游牧民族，善于以牲畜喻人。阿斯哈有谚：牲畜秉性随主人，帽子形状随头颅。马是蒙古人朝气蓬勃的形象代表。马和蒙古人同呼吸共命运，是宝物，比一般的牲畜高贵，故阿斯哈人称呼有精神气的后生为“具有马一般的精神头”，在屋前树立写有经文的旌旗，称之为运马，象征蒙古人家的兴旺和神的庇护。随着农耕的兴起和社会现代化程度的加深，马的用途日窄，地位不再显赫，走开下坡路了。

与此同步，蒙古人的阳刚雄气也阴柔化。马文化的衰退实际上是蒙古人由主导者变为守势和边缘化的写照。蒙古人的气质如果以前是放洋恣肆的骏马，纵横驰骋张扬恣肆，无可阻挡，那么后来则类同牛和羊了。牛是两极性格的，顺则服服帖帖，任劳任怨；一旦受虐过度则羝角相向，瞪直眼睛，棍棒不顾，愤然向前。蒙古人在家园被开垦时愤然抗争便是一例，并且向来以公牛瞪眼形容自己的底线时的反抗状态。

然而随着世事沧桑，挫之磨之熬煎之，自信力动摇，精英们系于私利而去势丧胆，渐染羊风了。不过虽是羊道，精英们走的是善于投机取巧的山羊路，还有一部分所谓精明蒙古也随同上此路。另一部分走绵羊路线：轻信，易惊恐，线形思维，极端化行为，头羊一跳，后面的不顾汽车碾来，跟着跳，多成了权谋和计谋的牺牲品，市场经济的弃儿。牛劲则偶现于二八货身上，却被精明人讥笑，英雄气质显见没落。而牛的受苦精神和狐狸的狡猾被誉为顶尖的性格组合，只有在一二官场宠儿的成功后的慨叹中露出踪迹，多数人不可为法。还有骆驼，是公认的沙漠之舟。骆驼是蒙古人中的隐逸派的形象代表，是为享受古风，继续在沙漠里徜徉的追求者。六金一类的隐逸于大沙漠的好多牧民就牵驼徜徉于库布奇沙漠。沙漠里的人和人交往做出吃刺草的骆驼昂首皱鼻的傲态，其坐姿也是盘腿斜坐以拳柱支于大腿上。他们以传统文化的守护者自居，却受不了沿河蒙古人笑话他们见识少、话语生硬、脸庞更黑、浑身羊膻气。沙里人笑话沿河人蒙不蒙汉不汉，住处挤得像蜂窝，人走路像毛驴一颠一颠的，一点不大气；要不然就低着头踅摸，像丢了账本的商人，没有男子汉的样子。骆驼看起来样子凶狠，实际上很善良，骑骆驼不小心掉下来也不疼，牧民喻为是骆驼展开绒毛接住跌落的骑手。马也一样，从马身上跌下来不觉疼。唯有毛驴名声不佳。驴是农耕的形象代表，因为最初的农民和小货郎子都是赶着小毛驴闯蒙地的。定居以后就是猪鸡。笔者的奶奶时常念叨：她年轻时候后套地方有三不见：汉人、驴还有猪。毛驴平时耷拉着耳朵慢慢摇晃，顶多也是一颠一颠的走碎步，没有马的速度和驼的大气，却有不少驴脾气，突然发脾气躲闪起来，使人猝不及防，把骑的人摔个跟头，而且因为走的路不是堰子就是田埂，挨着水渠，往往把人摔坏，故有“毛驴是个鬼，（被甩了）不是（跌断）胳膊就是腿”的话。定性为心术不正，小聪明多。紧急时刻不会像马那样舍身跳涧越沟，贪生怕死，小沟小坎小冰滩也坚决不过，四条腿死蹬着不向前走半步。但是主人突发奇想，从驴的脑门子上往后推，它却犟着往前走开了，竟然过了冰河。所以驴的脾气实在难以捉摸。不过毛驴也有不少好处，比如适应性强，饲喂方便，什么草也吃，只要填饱肚子就行，吃苦耐劳，要求不高，不容易闹毛病；生性温和，不像马那么欺负妇幼弱小，适合老人妇女骑乘，更适合穷苦人家，在生态恶化的自然条件下它也毫不费力地生存。驴也是天生的机会主义者，走路间就可以抢食几口路边的草。在集体化时代，留自留畜，不允许社员留牛马羊，只允许养驴和猪鸡，所以它也适应了那么紧张的政治环境，的确叫人奇怪。

由于草场狭小，蒙古人牧民们从1940年代开始无奈地接受了驴猪为代表的生产方式。养猪则是从1950年代开始的。农耕文化是实惠而没有美感的。然而根据实用第一的社会规则，驴很自然地替代了马的地位。骡子是驴和马的混种，性子偏重驴性，虽然力气大，能干活，但是脾气古怪，突然发起骡子脾气，专门往要命处踢人，因为体大劲足，往往把人踢坏。1977年，阿斯哈村的两个漂亮姑娘给生产队拉庄稼，用一个从来没有毛病的骡子驾车，不知怎么它突然发脾气，把毫无防备的姑娘踢瘸了。姑娘青春勃发的处子小腿上竟然茬口齐齐的压下约一寸深的伤口，如同骡蹄子的拓片。笔者和伙伴们在恻怜姑娘的同时，奇怪那小腿的正面怎么还有那么丰腴的好肉，假如踢到干老婆子那腿绝对是脆脆的两节。猪性子被指为作风不好，是性能力的代表，也是好吃懒做的形象。鸡呢，鸡毛混入饲草羊吃了容易拉肚子。所以对它们开头是坚决不接受。现在接受了。不养猪吃什么呀，猪肉还耐吃。“纺锤一样转着，毛驴一样颠着”，他们这样形容农耕生活，认为和骑马吃肉喝酒转悠的牧歌田园生活相比，那是没法子的事情。农耕文化中张果老骑驴、新媳妇骑驴那是正面形象，但是牧民们不以审美眼光看待驴，只以经济实惠看待。它是实用而没有名分的。

阿斯哈的人以骆驼喻沙漠里的人，以牛比喻脾气犟，以毛驴比喻那些滑头的农民，而且约定俗成，各不犯界。1969年春天，九大开过不久，笔者有次在工间和几个人玩扑克，因为牌不顺，照例随口爆了一句粗话：甚牌了，毛驴！一块玩牌的一个农民青年不高兴了，抗议道：说甚了！不能影响民族团结。笔者头都大了，这是多么高的纲线。杨队长赶紧催促：赶紧整牌，来下一盘。同伴们也赶紧转移注意力，幸而那个农民再没有大做文章。所以在阿斯哈不能随便骂牲口，那是会有打鱼捎鳖的连锁效应的。从那以后每听到放牛的老农民就扔棒就骂牛：操心喝了你的牛杂碎哇。笔者也似乎有敲山震虎之感。六金就不愿意兄弟在军营里骑驴，嫌丢蒙古人的脸。他见不得毛驴，更见不得虐待马的人，不惜打人，就是这个道理。虽然牧民普遍种地喂猪也骑驴，但是其偏见仍然存在。民歌里从来没有驴的影子，而谚语里驴往往是反派“蒼映蚊子爱逐臭，毛驴骡子滚灰堆”是说其肮脏；“要死的驴往狼窝里走”是说其愚鲁；“驴耳朵里灌油也摇灌水也摇”，是说其不识好歹；“舔糠的毛驴跟着马群尥橛子”，是说它不知深浅地邯郸学步；“山中虎嬉戏，柱前驴大惊”是说其胆小如鼠；“驮重驴子走马步”、“驴喜座鞦棍”是说它不值得可怜。农区居住集中，牧民说“毛驴喜欢挤着”。农民说五谷丰登，牧民说五畜兴旺，但是绝对不把猪和驴打在牲口数量里。对猪入选十二生肖不以为然，对驴不入选则深以为然。对骆驼未能入选则以驼有生肖的全部特征的集大成者来解释。马倌叫“阿斗琴”；牛倌叫“吾和尔钦”，羊倌叫“浩尼钦”，唯独没有驴倌、猪倌的称呼，不以“牲畜+钦”的构词法造正式新词，只说放猪和驴的，似乎耻于称呼。放牧马牛羊驼是大丈夫所为，放猪驴则是小子所为，故称呼“放驴（猪）小子”。就是传统的五畜中牧民也分高低品性，山羊秉性捣蛋，不老实，爱寻寻觅觅，所以视为末流。放羊的只说是“浩尼钦”（放绵羊的），绝不说是“伊玛钦”（放山羊的）。偏偏把酒风不好乱侃胡说糟蹋人者称呼为“赶山羊的”。实际上是把对诚实品行的尊崇和对奸猾的厌恶投射到牲畜身上了。那些牲畜被赋予了人的灵性和好恶。对买卖人看不惯，认为不实在。有“一辈子学不好庄户人，三天学成个买卖人”的话。

游牧生活方式是古典美的寄托所在；农耕和商业毫无美感可言，但是能提供丰厚的实用价值，所以吃着碗里的米饭，坐着机动车，梦想着过去的田园游牧。实惠毕竟是管用的，再好的梦也当不得饭呀。他们在惋惜古风逝去的矛盾心态中凭靠镰刀镢头活着，即使是拖拉机也不过是没有生命的东西呀。当笔者问达楞你真喜欢的营生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放牧羊群最好。问他为什么？他说放惯了，有感情了。实际上他的收入里七成来自种植业，但是他仍然舍不得那些带来微利的羊群。

1、老俗语

艰难的生活使阿斯哈村蒙古人乳汁般的心灵受到了伤害，他们对人和人性没有把握和信心了。原先他们对奸诈无信、偷偷摸摸深恶痛绝，认为“说谎是骗子的弟弟，抠摸是贼的弟弟”，“贼不如狼，骗子不顶狗”，“没有鞍子的驴背磕屁股，狡诈奸猾堵人路”。这都是牧歌时代的共识。后来和农业、工商文明接触，原先那套吃不开了，心情复杂了。不平等的商品交换使他们总结出“骗子好说‘真的’，奸人多称可怜”，“把老鼠夸成骡子，把大象贬为老鼠”，“奸诈的人脾气好，媒人话语好”。这一切源于“贪欲盛则成妖，风雪大了成灾”，“银子白，眼睛红”。连主持公道的官老爷“表面上依法，暗地里数钱”，搞得人们对他们失去信任了，“狗和官不可信”了。闹了半天，“官对溜须拍马的人好，狗对拉屎的人好”，于是大家感叹“直拙不如溜顺”，同时感觉“牲口踪上见油肉，人的踪迹现血污”，人不如牲口了，“左眼不信右眼”了。“蛇纹露在外面，人心藏在里面”，人是非常可怕的。这算是性恶派。另一派比较乐观，坚定地认为“心术不正费福气，器具有缝漏油水”，“好心的尽头是乳汁，坏心的尽头是血水”。有“坏人受抬举晃头如蛇”，也有“好人受抬举颌首似穗”的，所以看事情不可一概而论，要坚信“真真实实做人，牛车也会超走兔”。

这截然相反的两派在实践中难免走入歧途，碰钉子。好人没好报的悲剧经常上演。于是另一派把这两派的观点中和了，说“行无度则遭天谴，食无度则肚难受”，提出了“适度”的概念。这是心灵成熟的重要标志，表现了对情绪化和极端化的深刻反思理解。

2、老话加新话

最叫人刻骨铭心的自然是中共文革那场经历，汲取的经验教训自然多——

以文革而论，“二八货（半脑子）来了劲不识姓甚名谁，干柠条着起来不知熄灭”，那些直线性格者、那些脑水不够者往往做事过头，象锅里煮沸的水顶掉锅盖，造成一生的遗恨。精明人谨记“人丁旺时思孤单，肚皮饱时思饥馑”，“艰难时候凭毅力，兴旺时候靠谨慎”。遇到具体的麻烦事，“该杀的改为骂一通”，做事留有余地。能做到这一步可谓“智者思后路，蠢货只顾吃喝”。笔者上小学，向刚回家带来零食的同学同学求乞，常用的话就是“想想今后，摸摸癞头，我也会回家的”，在乞求中警示对方：你也会有今天的。文革结束后人们也反思，议论，多用到这样的俗语：

没有比人更可怕的，没有比骆驼更翘首的——这是感叹于那些平时善眉善言的乡亲突然变得暴戾异常，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人的。“蛇纹在外，祸心在内”，真是想不到。

人家的牲口脖子硬——这是对集体化的总结，没有人心疼大家的东西，自然路子走不下去。

蛇子虽小，卧姿弯弯——这是对一些好仗势欺负人的小孩的评语。

顶掉锅盖的沸腾，刀捅水的脾气——这种人做事无度，最惹人恨，自己也捞不到好处。

黑夜小心失了路，黑心人跟前不可失口——因言获罪而挨斗的多的是，所以大家只说喝酒，不说荆州。

龙虎相斗，蛇鼠遭殃——这是对官场生态中以民为祭品的哄人权术的深刻总结，虽然不乏有一种看破的无奈。

心不好挡福气，器皿不好漏油水——这是对积极分子人品的总结也是对他们未来的预期，告诫子孙对人不可操坏心。每当那些人有个长短，这话反复被提起，作为人生注解。

真真实实做人，牛车赶得上走兔——这是受冤枉者的期待，也是被平反昭雪者的慨叹和自我注解。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时乎不恒常，草木不常绿——这是对社会人生运行规律的解释，意在告诫人们：倒霉的时候也要想得开，得意的时候也沉得住气，别过头。

3、 上世纪80年代开始单干，人们喻为“大雁南飞咯儿咕咯儿（个人顾个人）。最大的变化是吃饱穿暖了，然而叫人苦恼不解的事情也多起来了。苏木来了一位书记，争取了上级的600万元投资，要引黄河水灌溉沙漠，种草种树，并给上级立下了军令：当年秋天给旗里交4千万斤干草。天老爷，沙窝子里稀稀拉拉长起些芦苇、碱草，去哪儿找那几千万？令人困惑的秋天到了，出人意外地在沙畔到处矗起大草垛，如同山丘。验收的领导成群结队而来，一批批来，对项目获得的效益异常满意，异口同声的赞扬。阿斯哈的农牧民暗自好笑：那是从各家各户草园子里高价收购的草，就着沙丘堆砌上干草的，有的甚至是从远处农业队拉过来的。但是钱却是滚滚而来，名是蒸蒸日上，苏木书记很快提拔成副旗长了。阿斯哈人由此眼界大开：嗷，八路军哄共产党，国家的钱没少糟害，但是谁能弄回钱来，谁就是英雄！过去提倡的老黄牛精神乏下了，吃不开了，现在当官就得发扬老狐狸的精巧，老叫驴的大叫，做得巧，喊得高才行。百姓于是以此为标准预测后任苏木领导的升迁高低，结果竟然十分的精准。过去蒙古人十分贬抑的“说谎是骗子的弟弟”，“把老鼠夸成骡子”等俗语竟然贬义改为褒义了。

1988年绒毛价格猛涨，由十余年前的三四块钱涨成百十余元，简直是神话。萝卜贵了不洗泥，掺沙拌油成了家常便饭。不老实的带头，老实的觉着吃了亏，跟着掺拌，口头禅是不喝白不喝。红火了一年半，把供销社拉垮了，真绒不好卖了。更重要的是人们的心往歪里去了。假元宝、假媳妇、假公司，什么也有假的，牧民相互戏谑：你那儿子哇就铁定是你的？你就肯定是你爹妈生的？还是过去那话：“银子白，眼睛红”，老古人的话没有空的。

还有一个感觉是办事情越来越难了。1970年代求人走后门，请在家里吃一顿饺子，喝两瓶白酒，就的烂腌菜就算好的，可以办事。1980年代，提一条烟两瓶酒，或者顶多送个羊骨龙（整羊白条肉）。1990年代中期开始送钱了，而且行情飞涨，比正式婚宴的礼额涨幅大了去了。道尔吉为儿子的工作，给人家答应事情办成后送一条牛。事情没有办成，被阿斯哈的人议论笑话，后来有心人在其中发现了毛病：现在是先上供，后办事，哪有开空头支票的道理？道尔吉的事情没有办成，除了骂人，更重要的毛病在这儿。总结得不无道理。求人办点事情，先不先亮出个谢字，亲戚间也一样。不过，牧民对行情和做派很隔膜，经常困惑着。要找对人找对地方，但是很不容易，东认不得西认不得，“提上猪头寻不见庙门”，此困惑一。送什么送多少？防备“割伤驴球敬神了，神也惹了，驴也死了”，几头不合算，此困惑二。从被求者来说也很为难。笔者给两姨外甥搭顺风车办了个机动车驾照，多少年没有来往的两姨竟然从600里外捎来一个羊骨龙。笔者对家乡的羊肉自有稀罕，但是在细细剔骨卸肉之际，别有一番滋味涌上心头：好吃难消化呀，得给人家办事，你能办得了？这似乎是契约定金了。笔者满怀思乡之情，却为难回乡，因为将会有很多要求在酒席间提出来，使你尴尬不已。真是两难啊。牧民说谢谢为腐败了一回。形势嘛，得跟吧。关键是有了钱什么事情也好说。人有精神钱壮胆，马有精神草料宽。家里家外一个理，人不亲钱亲。老人有俩钱儿女在跟前。有钱的娃娃会说话，没钱的老汉力气大。

要跟形势，一是看官脸，二是应付人情。对官，适用溜沟子（溜须拍马）走遍天下，直把头（直性子）寸步难行。蒙古人老忘不掉那句：诺亥（狗）和诺颜（官）不可信，所以和官老是有隔膜，溜得不到位。2007年春天，笔者的小学同学苏伊拉图在招待他的饭桌上听了一些同学讲走后门搞项目的故事后，脸色异常难看地宣布说：他作为牧民对领导机关的唯一要求是不要折腾牧民了，一会儿叫这样一会儿又叫那样，真受不了。他说，国家的补助什么的牧民也不想望了，谁吃谁吃去吧，他们只要求安然过日子。这话使那些夸本事的公家人止住了海口，我们很黯然：过去老百姓对官的要求是你吃肉我喝汤，现在改以前求乞喝汤为汤也不喝了，只是求少受扰，敬而远之，礼送灶王爷上天，以求相安无事。对官不好屁股常烂，对狗不好衣襟老破。你要对着干，绝对没有好果子吃。单干了，管求爷爷做什么，这种话说不得。×还有两个指头捏着，你倒没人管了？磨道找驴踪还难吗？总之是牛不能吃了赶车的

这三十年的流行语：

挣钱（喝酒）是硬道理，让一部分人先富（潮）起来；

制度规定？还不是事在人为？还不是上面说法律，下来数银钱那句老话？

社会就是这么个社会，主意自己拿好；

老实人是瞎人；牛车超走兔？等着太阳从西边吊着烂布上来吧；

尽小心着，倒叫装进（陷阱里）了，脑子可错下了；

宁灭一村不灭一户？灭了你也干看着；

马群花色多好，饭碗要一色？等着吧！

管他狼吃羊还是羊吃狼了，没有我甚事，咱不惹那人；

无利不早起，咋有利咋来；

好多蒙古谚语被遗忘，被蒙不蒙汉不汉的表达肢解掉了，表达的更直接，无所谓巧不巧，韵不韵了。去老实化、极端化，把英雄应具有的嫉恶如仇和拔刀相助之古风侠肠象烂肚臭肠一样扔掉了。这样的心理环境只能孳生贼眼鼠辈，英雄何以栖身？实在人出路在哪？

蒙古人老牧民窝在沙漠里，好多东西没有见识过，分不清蜡烛和水萝卜，搞不懂香蕉是剥皮吃的，他们自嘲是“脑子里卧下老骚胡（种公羊）了”。好多事情是事后才悟到的，往往发出“呸”声，拍掌道：早知道这样……以致有一句俗语说：蒙古人的才智在事情过了以后。

笃信喇嘛教300多年以后，蒙古人悔悟道：信教信得都变成绵羊了，可惜呀！

图一时之欲，尽情享用边商的奢侈品，日积月累致成沉重的债务，被商人玩弄于股掌之间，最终只好以地顶债，使游商变地商，汉民蚁聚。蒙古上层欲图地利，争相放地取利，一般平民也租地收租，一时皆大欢喜。及至汉人成反客为主、喧宾夺主之势，蒙古人才惊醒道：占有者比所有者厉害呀，但是木已成舟，无可挽回。

在农耕文化的驱使下，蒙古人为躲农耕，为图宽敞，为避开黑头人的纷扰和蚊虫的骚扰，纷纷向沙漠贫瘠僻壤逃逸。水草丰美的河畔草场立刻被开垦为农地，旱涝保收，吃白面吃黄澄澄的糜米。而沙漠里的人日益穷蹙，生态恶化，大风漫天，道路不通，孩子上学耽误，走出沙漠难上难。待到被禁牧政策所逼，从沙漠里出来时候，几乎变成了难民。而此时河畔的人住的砖瓦房，开的汽车拖拉机，种的上百亩地，还不误养羊。老蒙古们深悔：地主成了贫雇农了。

蒙古人也反思：是时候不对了，还是脑子有问题了？开头以为是时候的问题，认为蒙古人有天佑佛助，做什么也会成功，所以有做买卖蒙古人靠福分，汉人靠本钱的话。但是蒙古人的颓势难挽，显然还是人的因素比天运更起决定作用。于是蒙古人决心学习老大哥，拜汉人为师。只能这样了，再学谁呢？

说起学习汉族文化，不会说流利的汉话，拙于和汉人交往，被称为“老蒙古”。“老”者，老古董之谓也，眼直，嘴拙，说话解不开，容易闹误会，甚至造成不愉快。退一步说，就算会说流利的汉话，但是仍然会叫人看出蒙古味：直。所谓直和婉的蒙汉文化区别，好多蒙古人知而学不会。吃饭间有人来，招呼的方式就大不同。汉人会热情的邀你同吃，但把握的度很有讲究。如是关系特别好的，主人会不由分说给舀饭菜，不顾客人的反对，坚邀同食，没等吃完还给添上，女主人往往为此和女客人把饭碗夺来夺去进行礼俗格斗：这是真情叫你吃。对关系一般的，也热情招呼，也张罗着舀饭，也拉锯礼让，但是在对方心知肚明的坚拒下，适可收兵，相互都有了面子，虽然是一时性的。若是蒙古人招呼人，只会说“吃嘛，遇上什么吃什么，路还远了”。主家质朴，来客也不做样子。如知道某人在此家摆架子不吃，却到彼家吃了，此家便会不悦，说“毛驴的架势，汉人的把戏”。起初蒙古人猜不透汉人的礼节语言，只是随其礼让而吃，却觉得人家脸色不对，慢慢品出人家的意思：让人是个礼，锅里没下你的米。这是礼俗文化层次的交流沟通。过去，汉人多说走胡地随胡礼，现在他们以自己的文化为主要依据。蒙汉人同样在清明、除夕祭奠先人，但是汉人多在早晨进行，蒙古人在晚上。有汉人不解道：我们先人吃上供品了，你们的人还饿着了。有的蒙古人经不起戏谑和不解，便随了汉礼，早上做开祭事了。

化直为婉还有个思维问题。笔者当生产队长时，时不时和社员发生争吵，气得发抖。有个汉族老农淡然而言：咋想就咋说？中间得加个弯子吧。我猛醒，这就是策略化、艺术化程序。这很重要，往往可以化被动为主动。比如老父亲病得快咽气了，医生束手无策了，但是经高人指点，他从对面的城市里请来大医院的教授过了一下手，于是舆论道，看人家这小子多孝顺，尽心尽力了。这就是汉文化的功力：师出有名。

然而最难学习的是官场学问，而活人应世怎么能离开和官打交道呢？和官打交道难上难。比如解放前巴营长的多支点外交在动乱的年代曾经大放异彩，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游走，一时间如鱼得水，极其成功，成为蒙古人中习染先进文化的翘楚。不知为什么他还领养了一个汉族小孩。只是在1950年代初，多支点外交技巧失灵，他因为庇护国民党逃亡特务头子领刑而死。阿斯哈人说及他，至今佩服如昔，只是以一句俗语来总结其悲剧：精明人有失手的时候，蛤蟆也有陷入泥淖的时候。或谓乌鸦学鸭子下水冻坏了脚脖子。言外之意过分精明不一定好，学习精明也不容易。

巴营长之后，老支书其算是一个明白人，阿斯哈的蒙古人汉人说起他多数佩服，为他没有文化惋惜，不然不至于在支书位子上隐退政界。他自己起初后悔没有学那些农业社的老支书成汽车往旗里送那时候最宝贝的小麦糜子，结果人家当上了公社干部，自己还是吃粗粮的牧民。后来因为醉酒后掴了公社领导一掌，更是和商品粮再见了。这里就见出差距。文革中的那些积极分子不是过分单纯就是过分黑心，根本和长久的精明品质不挨边。1980年代以来的精明人不但能够守成，更还要进取，阿斯哈人以原苏木书记禾某为圭杲。禾某虽然不是阿斯哈本地人，但是他的理念做法深深影响了阿斯哈人，是个标志性人物，算是蒙古人中的英雄。600万元的项目在地方上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至今没有超过那个记录。禾某还善于用人，连修路的工人一听到禾书记的吩咐，也会把公社到公路的小路用新土平整得齐齐整整，那可不是他负责的工段，而且他不属于苏木管的，但是对禾书记的话奉如圣旨，只因为每当客人走后禾书记招呼所有的干部职工打扫战场，当然少不了他。禾的故事流传甚广。借草堆垛只是其中之一。还有一则说，盟长领着一大堆官员检查，看了山一般的草堆很满意。有个专业干部质询道，其他的呢？禾说，有，这才是零头，大部头在沙漠里呢。于是在沙漠里弃车而行，走得人口干舌燥，只问还有多远。禾说再有半个小时就到了。众人气馁了，站在沙头上听凭禾挥手方遒了一通，半途而归。其实那天边到底有没有，或者有多少，众说纷云。轰动了三年，禾提拔成副旗长。正当阿斯哈人以为禾要继续大展宏图，却不久听到禾改任旗人大副主任的消息。这不是晾在一边了吗？细心察访，才得知原委：据说在黄河防洪的紧急时刻，自治区的厅长只认禾而不理睬旗委书记，使书记恼火，换掉了禾。阿斯哈人惋惜道，好容易出来一个可以的蒙古人，立马叫害了。

这几个精明人结果并不好。说明没有学到根本的精髓，只是学到了皮毛，度的艺术没有真正学到手。或有人认为蒙古人向来被视为愚，看满清民国时候的文件书籍，提到蒙古人都加个愚字，称“彼等愚蒙古”如何如何。突然出来一半个蒙古人向这顶帽子挑战，似乎难度挺大。不过最紧要的是这些精明人犯了官场潜规的首要大忌：不可给上级耍滑，必须忠顺。巴营长的多元模式是对新政权的三心二意；禾的过失在于犯了功高震主的历史性错误，架了隔山炮。在权力面前人是渺小的，切不可耍心眼。不懂此理，就是小聪明大傻瓜。

反思蒙古文化，有些和先进文化抵触的因素譬如好说“狗和官信不得”，会使人恶官而躲官，更可能铤而走险耍官。人家汉文化称官为“父母官”，多有亲和力。虽然也有狗官的恶称，但那是彻底翻脸后的罵唳，是贿赂不成时候的发泄而已。在阿斯哈流行的这方面的段子，生动反映了蒙汉性格的差异。1980年代初，有一年快过年了，苏木禾书记给武装部长奇某安顿：家里没有胡油了，你嫂子在家炸油糕等用油了，你给我从粮站买上二斤送回去。书记安顿完就慰问军属去了。这边奇不知遇到什么急事，把书记安顿的事情忘了。等第二天想起，赶紧买了送去，书记太太道：老禾是安顿了几个人买油的？王秘书昨天就送来了嘛，我把油糕炸出来了，尝尝我们家的……奇大失所望，才想起昨天书记安顿时，王不知怎么就听见了，捷足先登了。这则故事在苏木机关广泛传播，在基层也传说，作为蒙古人不赶趟子的证据。果然不久王被提拔成副苏木长。在技巧的汉文化面前，蒙古官的民族角色隐去，官的角色凸显出来。对蒙古人的好多政策优惠就这样被潜规则化解掉了。蒙古人在潜规面前更显无奈，因为那是汉文化为基准的东西，外族文化很难跟进。

另一则故事是在盟里工作的阿斯哈籍人带回来的。说的是盟宾馆的经理手捧擦屁股纸，毕恭毕敬等在卫生间外，里边是自治区里来的领导。牧民停了笑道：向来听说溜狗子舔屁股，这个沙某某真的做到呀。沙某某者并不是本地人，但是在1960年代开挖三干渠时作为盟长的随从来过阿斯哈村，几乎夜夜组织牧民喝酒红火，很多牧民认识他。那么好的后生变成那样，牧民摇头不已。实际上这只是泄漏春光之燕，那以后的事情，不但“听说”得更多更离奇，好多具体事情摆到了人们面前。比如禾书记堆草，老道尔计为安排儿子酒后骂人，狼狈而回；达某为让儿子当农村兵，给亲哥哥送3万元等等，不一而足。为了儿女的事情，不求的人也得求，不磕的头也得磕。能指望后门的还算有门路，属于提上猪头寻得见庙门的。还有寻不见庙门的，干脆连庙门也不找了，顺其自然，由他去了，属于老蒙古的做法。

如果说文革及其以前是和极端化性格做离别，那么文革以后属于精明化的初中级阶段，即潜规化过程，那课程更深更难懂。在潜规则中行走，一要脸皮厚，不能怕、躲，和蒙古人的鸵鸟做派完全相反；二要多找人广磕头，做到“人托人滚动山”，不信做不到；三要舍得下本钱，敢于打水漂，决不能象道尔计似的，过后还找后帐，往回要那500块钱，谁再跟你共事？四要有恒心，咬住不放。这第四点更重要。老永仁说农民为托其子办事，曲线走老子的后门。儿子早有劝诫，支书没敢收东西。儿子告诫：那些人象疥痫，一旦挨近就抖不掉，可见其缠磨的功力。就以升格而论，他可以做到一二三，第四点就不一定了。有第三上过不了关的，比如巴雅尔，托人安排孩子，答应事成后谢的。孩子安排了，送来的却是比猫大不了多少的廋羊，送不出去。求人者，怕把以后的路子堵死，自己设法换了大羊送去，自己留下吃小猫似的羊，为此夫妻反目了一冬天。再说了，连在外工作的那些有文化知识的干部都吃不透、吃力，更不用说瞎牧民了。直到现在，阿斯哈没有出现一位巴营长似的外交大家，“潜规大师”，可见培养大学生、研究生还可以争取，大师只可遇不可求了。说起来潜规化是对民主法律的背弃，是对社会公平的破坏，但是人总得以生存为第一要务，不走的路还要走三遭的，谁愿意磕头？潜规化，对阿斯哈村牧民来说不啻是一座大山。

去年秋季，笔者听阿斯哈的牧民讲：1980年代分草场的时候，不管蒙汉，每人分了4亩多老滩地，还有每户几百亩沙漠草场。前几年第二轮承包，汉族提出不要沙漠了，离家远，不好利用，多要些河滩地作为补偿即可。蒙古牧民要沙漠，图多放几个羊。自前年禁牧，政府给封了草场的牧民每年补助5000元。看着牧民坐享其利，农民眼红了，但是没有办法。这是应了三十年河东河西的规律，还是蒙古人的才智开始走在了前头？恐怕还是前者的作用。不过，很多牧民要坚守沙漠故乡，担心失掉土地草场，预防重演“驴没有了，卖驴的三两银子也没有了”的悲剧。牧民不想再走学鸭子耍水的乌鸦把腿冻坏的路子。

要说阿斯哈村的蒙古人怎么怎么无知，那也不是事实。有好多东西现在证明他们从前的坚守并不错。比如他们珍惜生态，和破坏牧场的行为斗争，现在终于实行了生态保护和建设，历史被迫证明牧民的对。有些牧民认为：蒙古人要放羊，农民硬是挤进来开垦，矛盾了百十年，现在又照著牧民的观点和做法来了。靠着自然界的发脾气，牧民证明了自己是正确的，这应该也是大智慧。丹巴喇嘛说狼可怜，羊也可怜，现在狼果然可怜起来了，丹巴喇嘛的智慧超前了几十年。在物质利益的疯狂争夺中牧民的坦然和不为所动；在尔虞我诈、欺世盗名中坚信“真实做人，牛车可以超过走兔”……大德大智隐在蒙古民间，存活于沙漠中。这是本真的大智慧。从这点上看，牧民的智慧还是有很大存储，可资真正的智者开掘利用。

禾书记宣扬人要活得不能象干牛皮一样皱皱巴巴的，结果他下野了。达尔计在酒后耍好汉，被捏掉了。唯有乃马金风风火火了半辈子。他是大队的领导，个子高大，说话大嗓门，能说能唱，但是粗中有细，从来不惹人。他走路大摇大摆，那是拉骆驼的后生惯有的步伐。他是村子里女人的偶像。把蒙古人的大大咧咧脾气和乖巧细致结合得那么完美，少有。可惜他后来得了脑出血，看得差不多了，却在一次过河时，骡子失蹄，差点落入河里。乃马金大惊，伸手拉骡子，因为着急，病犯了，不久去世。

在1960年代宴饮之后，牧民一口栽进上马的壮行酒，往马鼻子喷一口，那马立马昂扬嘶鸣，载着主人在沙蒿丛中疾驰而去，留下一股黄尘和带着醉意的歌声。此后马和骑士渐行渐远以致消失。偶有醉人倒骑驴，啃着羊腿肉，当路而行，滑稽多于豪气了。酒多了以后，这个摸着肚子，来回摆得哗哗做响，炫耀说像是黄河摆浪；那个说那天醉卧野地，以为再也醒不过来了，第二天却在寒风露水中醒来，才知道还活着。沙里的牧民大约是牵骆驼的缘故，大幅度地晃动身体和胯部，甩动臂膀，随势迈动大步，显得大大咧咧，精精神神。河边的牧民和农民差不多，颠颠地步行，前边赶着驮着驮子的小毛驴；没事则双手捅进袖筒里抱在肚前，袖筒上缠着驴缰绳，人在前边趿拉慢行，驴在后面垂头张耳踽踽而跟。

这是1980年代以前的形象。到了市场经济时代，单极性格的人吃不开，两极性格的人也困难。时代象巨大的扬场机，把尘土和秕子吹掉了，留下的长久的是那些多面的。他们象不倒翁，平衡能力强，再大的风雨中也保持不倒。他们崇奉的是“什么也叫有着点”，切忌单打一，不可一条路走到黑。迷信？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还得看医生；沙漠里有草场，河畔还得有地，有牲畜又有地种庄稼，好应付各种变故。他们的典型外貌是“穿得烂走得慢，饺子疙蛋家常饭”。看见干部坐小汽车，穿好衣服，他们心里不平：怎么我们没有转世好。但是反过来一想，当主席也太累了，成天见这个会那个的，不自由，况且我们还能吃到正经粮肉，绝对不会吃到死猪死狗肉。阿斯哈正经的牧民变得内敛不张扬，丢掉了祖先的雄气。而那些看似红红火火的、风风火火的“开拓者”反而走不远。怪了，这些人在诱惑四伏的年代环境中，以迟钝和毅力为利器，获得了最佳的适应结果。外表老实，内有城府的人竟是最后的好汉。笔者的一个两姨哥哥在平常不言不语，在礼仪场合甘愿坐在兄弟的下手，好像很窝囊。但是办起具体的事情根本不含糊，生活过得比谁都好，孩子们也都有出息。亲戚们称他为牛皮灯笼。正如一个官总结的，现在必须牛一样受着，狐狸一样算计着才能生存得好。这是官场的规律，农民也得这样，只不过不必像毛驴一样叫也可以。因为他们不必要炒作什么，只要一粒一把干活。人们普遍感到太费脑子了。稍有不慎就掉进陷阱里。牛和狐狸的组合是理想性格。

去年秋天笔者回到阿斯哈村，木纳的达楞在酒后说笔者：可惜就是太老实了，论本事，给个盟长也没问题。不知是褒还是贬，竟使我无法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