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东部的游牧人

[德］N.伊什詹茨
早期的蒙古高原
　　公元前一千纪，蒙古高原及其相邻的中亚地区不同于中国和其他定居的生活区，那里是清楚的原始游牧世界，居住着土著的部落与氏族，牧养绵羊、山羊和牛。他们的主要职业之一即是饲养马，特别是普尔泽瓦尔斯基马(Przhe valski)，这是较早时期就已驯养的一种马，矮小而壮实，具有异乎寻常的耐力，被匈奴人、突厥人和蒙古人所广泛使用。在戈壁沙漠的气候环境中，双峰的巴克特里亚骆驼极具重要性。而在戈壁沙漠以南，则畜养少量驴和骡子。颇有意思的是，这类马、骆驼、驴的野生先祖，在当时仍见于阿尔泰山以东蒙古戈壁的西南部、准噶尔盆地以及哈萨克斯坦。在我们所考察的时期内(公元前700～前300年)，蒙古高原及中亚其他部分充分发达的游牧生活方式通常被称为中亚游牧方式。
　　
生活在今蒙古、内蒙古、准噶尔和南西伯利亚境内的居民，在其身后留下了大量“石板墓”、“驯鹿石”以及表明其存在的其他物质遗迹。
　　之所以称为“石板墓”，是因为坟墓的地面部分围以矩形的石板墙，墙根埋入地下。石板墓的一角通常立有一根石柱，有时饰以动物图形。墓中的尸骨背部着地而卧，头部往往朝东，并随葬家畜骨殖、陶罐与其他物件。有些容器用赤陶制作，带手柄；有些则用棕灰色陶土制作，覆以影线，犹如此后匈奴时期的陶器一般。
　　这些墓中的居民完全掌握了铸造技术。墓中藏有漂亮的青铜器和铁器，或可见到这类器物的残迹。蒙古石板墓中所见斯基泰型的青铜质地的壶、斧、短剑、箭镞以及青铜和铁的马嚼，与贝加尔湖外地区及河套地区墓中所见的同类物品极为相似。蒙古高原上还见到许多驯鹿石(即饰以奔驰驯鹿图形的石柱)、日盘和武器，这些物件在技术和图案方面，与欧亚草原地带其他部分所见的古代写生艺术纪念物的“动物风格”类似。
　　
此外，尚有大批来自印度洋的贝壳、圆柱形的白磐石珠子、中国鼎的残片、软玉饰品(环状、圆盘状或半圆盘状)和珠母等见于蒙古高原上的石板墓中［1］。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是通过与中国、中亚、和田以及阿富汗的贸易而运抵蒙古高原的。当地与外界的文化联系通过索格底亚那而抵达印度，越过哈萨克斯坦而远至黑海地区与东欧。
　　
这一地区生活着各种部落，显然操着不同的语言，人种与文化均各有区别，但是他们所用器物的形制却大多类似，尤其是武器、马具和装饰品。最初，最常见的武器形制乃是带青铜座的箭镞，它的杀伤部位为一偏平尖顶，呈椭圆形或偏菱形。后来，这种形制便被带插座的三棱或角锥状箭镞所取代。马嚼展示了极大的类似性。起初，只使用具有马蹬状端环的马嚼，后来则由具有圆形环的马嚼取而代之。随着马勒与金属马嚼的使用，远程驰马遂成为可能；这便使得诸部落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并且大大地加强了草原上遥远地区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按照普遍的发展水平来看，蒙古高原与欧亚草原地带其他部分在公元前7～前3世纪的石板墓及驯鹿石文化，大致相当于青铜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早期。公元前400～前300年，铁器已广泛地使用于蒙古高原和整个内陆亚细亚，从而宣告了另一个发展时代的到来。
　　
根据中国的甲骨文、司马迁所撰的名著《史记》以及其他史料记载，今蒙古、内蒙古和准噶尔盆地境内，在此很久以前就居住着猃狁、匈奴和其他游牧部落。公元前一千纪，这些地方相继由“胡”、“东胡”、“西胡”以及“匈奴”所居住［2］。在上述诸族中，“胡”与“匈奴”占据着蒙古高原，“东胡”生活在蒙古东部和满洲西部，“西胡”则居住在蒙古高原的西南部与西部。

匈奴帝国
　　公元前7～前3世纪的考古证据提供了一幅游牧社会的构图：族长统治的氏族组织，使用通过掠夺或购买而获得的奴隶。随着牧马业与青铜文化的进一步发展，部落—氏族精英越来越强大，而部落社团的下层成员则更为削弱。财富的增加和社会分化的加剧导致了氏族组织的瓦解，而随着铁器时代的开始，便出现了大得多的游牧部落联盟。
　　
在公元前7～前3世纪这段时期内，更为强大的部落联盟在内陆亚细亚兴起：河套地区与中部蒙古的匈奴、蒙古东部与满洲西部的东胡、甘肃及准噶尔与河套之间的月氏。在南方，党项—吐蕃部落则在青海附近过着游牧的生活。中亚的游牧世界日益变成军事和政治强国。
　　有时候，中国与游牧人的关系绝不是和睦相处的。秦王朝(前246～前207年)修筑了著名的长
城［3］，这一防御工事绵延于秦朝的北方边界上。公元前214年，秦廷派遣十万大军对付匈奴，夺得了河套地区，嗣后又占领了阴山山麓地带。公元前3世纪末，财富的增长(来自畜牧业的发展)、铁器加工业的发展以及军事技能的提高，使得24个匈奴部落力量大增，强大的匈奴帝国在这一部落联盟的基础上诞生。
　　
史料记载了随着匈奴政权的兴起而出现的种种引人注目的事件，尽管略带一些传说性的味道。公元前3世纪末，一个名为“头曼”，号称“单于”(意为“最伟大的”或“最好的”)的部落酋长统率了匈奴部落联盟。据称他有两个异母所生的儿子，为了保证他所宠爱的小儿子日后得以继位，他将长子冒顿交给月氏作为质子，希望月氏能将他杀死。但是，冒顿却盗了一匹马，逃回家中；头曼便将一万户交给他治理。冒顿施展其军事才能，立即训练骑兵，并命令所有骑士，必须随他鸣镝所向的目标射箭，违令者立斩。当冒顿认为骑士们已能完全服从其命令时，便在一次狩猎中射杀了他的父亲。
　　
公元前209年后，冒顿号称“单于”，匈奴政权便迅速地发展为强大的游牧帝国。“龙城”成为匈奴单于的大本营，它位于杭爱山脉的南端；那里即是后世的哈剌和林以及突厥人与蒙古人其他政治中心的所在地。匈奴的君主持有铭刻“匈奴单于之印”的印玺。匈奴有了一整套政权体系：都城、印玺、旗帜、边境守卫以及一个强大政权所具有的其他属性，这标志着具有特色的游牧强权的开始［4］。

东胡听说冒顿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决定利用由此而引起的骚乱，要求冒顿交出头曼的一匹千里马以及他的爱妻。冒顿一一照办。此后，东胡又要求得到一块不适宜放牧的无人居住的荒地，但是冒顿却答道：“地者，国之本也，奈何予人!”并随即率军征讨东胡，东胡完全没有料到，因而大败。返国途中，冒顿又
袭击了月氏，迫使他们西迁；同时征服了七河流域的乌孙，夺得河套地区。

　　公元前198年，匈奴与中国缔结了盟约。汉朝皇帝公开承认匈奴帝国享有与自己同样的权利，汉朝北方边界以外的全部领土均归匈奴所有；而匈奴也承认中国皇帝拥有长城以内的全部领
土［5］。这一和约还规定，汉廷将皇帝的女儿嫁给单于为妻，并每年赠送大量礼品：丝绸、织物、工艺品、大米、金子和钱币，这被匈奴视为一种贡品。匈奴还从乌桓那里征收贡品，并征服了其他诸族；匈奴单于还将女儿嫁往乌孙，同时索取质子。匈奴人控制了中国与西方进行队商贸易的联结线“丝绸之路”的关键部位，因此从中介贸易中牟取了巨额利润。他们渴望维持对这些商道的控制权，并在与中国争夺中亚霸权的斗争中占了上风。

　　自冒顿时代开始，匈奴与中国之间就有了正规的贸易，匈奴人用牲畜、羊毛织物和毛皮换取中国货物。然而，公元前129～前90年间，汉武帝改变了其前任的政策，对匈奴发动了几次大规模的征战，不过并未取得成功。当汉朝廷提出匈奴应该成为汉朝的属国时，匈奴人扣押了汉朝使臣，拒绝讨论此事，并诛杀允许汉使进入自己帐内的匈奴首领。

　　公元前70～前60年间，匈奴爆发了不同派别为争夺王位的内战。呼韩邪出任单于后，他的一个兄弟声称自己有权成为单于，便引军进击呼韩邪。公元前53年，呼韩邪遂被迫投靠汉廷，只是在形式上保持了匈奴政权。呼韩邪最终击溃其政敌后，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主权，便将其单于廷迁到了今乌兰巴托地区，其去世后仍留在该地。公元48年，由于日益恶化的内部纷争，匈奴分裂成为两部：南方八部大人拥立贵族比为单于，依附中国，托庇于汉廷，并南迁今陕西省以北的河套地区。

　　北匈奴则顽固地捍卫自己的犭虫立，但是终于在公元93年遭到中国与其他三个盟友的联合攻击：来自南方的南匈奴，来自北方的赤须碧眼的高大民族丁零，以及来自东方的鲜卑。自冒顿以来的最后一位北匈奴单于被杀，蒙古高原遂为鲜卑所得。显然是属于西部分支的一部分匈奴人则没有投降。

　　一个古匈奴人部落“呼衍”担当起了领导角色，率领部属西迁。他们有别于南匈奴与北匈奴，可以称为西匈奴，其后裔后来抵达了阿富汗、印度及罗马帝国。

鲜卑政权
　　在匈奴败亡之后接管蒙古高原的鲜卑人，早在公元前1世纪就开始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鲜卑主要氏族的游牧根据地建在蒙古高原的东南部，沿着辽河的中游流域。而控制蒙古高原之后，则有大量鲜卑人移居到了中部蒙古，早先居住在那里的十多万户匈奴人遂借用了鲜卑的部落名。公元155年，鲜卑部落联盟首领檀石槐建立了鲜卑政权，它旋即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帝国之一，犹如此前的匈奴一样。汉朝廷认为鲜卑的马较诸匈奴的更快，武器更为锐利，而鲜卑也确实在设法谋求小国边境地区的优质铁。其政治中心，即檀石槐的牙帐设在弹汗山的东南方，后来则迁至杭爱山的前单于廷［6］。

　　155～166年间，檀石槐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军事征战，从而将其势力范围扩大到远抵南西伯利亚的大草原地区，从乌苏里江一直到里海地区。公元3世纪30年代之前，鲜卑政权始终是中亚的最主要国家。

　　在鲜卑人的统治下，蒙古高原上出现了复杂的人种文化演变。由于匈奴人与鲜卑人的混合，便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化，它具有自己的语言特色，从而成为形成具有独特语言与文化的早期蒙古人种群的一个起点［7］。

　　此后，鲜卑政权分裂成几个分支。至3世纪末，它的有效控制区只剩下了蒙古的中部和东南部。鲜卑的亲缘部落“慕容”、“拓跋”、“吐谷浑”脱离它后在南方建立了犭虫立的政权。大约在此同时，另一支操蒙古语的民族出现在蒙古中部，这便是柔然，他们注定要在鲜卑人之后的历史时期中扮演关键性的角色［8］。

　　匈奴的经济、社会结构及政权组织

　　匈奴先祖们的主要功绩，便是开发了大草原和蒙古戈壁。在此之前，大草原与沙漠就如海洋一般，将有人居住的森林草原地区分割成两片截然不同的隔离地带。每片地带的居民(农耕者、定居的牲畜饲养者、森林狩猎者)都无法跨越戈壁，而拥有无数绿草地的大草原则被废弃不用。匈奴人牧养了大量马匹与拖曳牛，并且引进了有顶棚的高轮大车，作为机动的房屋。他们首次从事游牧的牲畜饲养和有组织的狩猎。这远较个人猎捕更为有效，而至公元前3世纪，他们已使用猎鹰［9］。

　　除了牲畜饲养与狩猎之外，他们还从事农耕，这从蒙古及长城地区发现的谷物脱粒器可以看出。来自中国和其他定居国的战俘与逃亡者，被广泛地用做农业劳力。

　　他们所居住的高轮有棚大车相当舒适，使居住者有效地避开了风霜，并更为安全，因为在遭遇危险之际，大车居住者可以携带他们的所有财产逃往其他营地。

　　虽然匈奴帝国由大量相异的民族构成，但匈奴人自己则仅分成24个大部落，每个部落由亲缘群、氏族和家族组成。“呼衍”、“须卜”、“兰”三姓被认为是最古老和最高贵的门第，但是从冒顿时代以降，匈奴单于则来自另一个贵族“挛”，是为最显贵者。

　　部落贵族组成了贵族精英，而部落的下层成员则相对贫穷。有相当多的奴隶从事农业、手工业和畜牧业［10］，不过他们更像是一种家奴。我们可以看到，匈奴社会正处于从部落体制向阶级体制过渡的阶段，匈奴的君主代表了一种特殊形式的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权组织［11］。

　　帝国的统治者是单于，他自称“撑犁孤涂”(意为“天子”)［12］。其权力相当大，而且是世袭的，但是并非绝对。在行政管理方面，分成几类官员，更确切地说，是将贵族分成东、西两部(含“资深”、“资浅”之意)。第一类官员由“屠耆王”即“贤王”组成，东贤王显然是王位继承者，但有时也会无视他的这种继承权；第二类官员由“谷蠡王”组成；第三类为“大将”；第四类为“大都尉”；第五类则为“大当户”。此外，东、西贤王与东、西谷蠡王称为“四角”，而大将、大都尉与大当户则称为“六角”。这些高级官员始终是单于氏族中的成员。与这些血缘贵族一起，还形成了一种凭借才干的贵族，即辅政型贵族(与单于家族无关)，称为“骨都侯”，他们辅佐最高级别的贵族，从事一切行政工作。除了顶级贵族之外，还有氏族贵族，他们是只隶属于氏族的王公，是特殊的氏族首领或当选的长老。

　　匈奴社会有其自己惯常的法律制度，中国史家注意到，其法简要，易于施行。最重的罪，如“拔刃尺”，处以死刑；偷盗者则非但籍没犯人的财产，还要籍没其家属。轻罪则处以面的惩罚。审讯的时间不会超过十天，一国的囚犯不过数人而已。在冒顿治下，除了习惯法之外，还开始形成公共法制。若违反军纪和逃避服役，则都将处以死刑。这些特别的法律极大地增强了匈奴的凝聚力，使之成为中亚最强大的政权。

匈奴的墓葬及诺音乌拉的发掘物
　　研究匈奴的最佳资料即是他们的墓葬和居地，后者的重要性稍逊于前者，因为他们过着游牧生活。许多墓葬见于蒙古高原、南西伯利亚及河套地区。有四处主要的匈奴墓葬遗址：两处位于蒙古中部，两处位于外贝加尔湖地区之南。最大的一处为胡内果尔(Khunui-gl)，位于杭爱山脉一僻远地区，在胡内河的盆地中。1956年，T.多尔兹苏伦和其他蒙古考古学者清点了三百多个墓
葬［13］。在诺音乌拉的山区，离乌兰巴托122公里处，则记录了212个墓葬地。19世纪末，俄国考古学家Y．D．塔尔科-格林策维奇在外贝加尔湖的苏津斯克(Sudzhinsk)，即基雅赫塔(Kyakhta)以东10公里处，比定了214个墓葬。他还在贝加尔湖以外的前色楞格区发掘了德雷崔(Derestui)墓地，约见到260座墓葬。十分可能的是，这四片大墓地属于匈奴的四个高贵氏族，冒顿与其他早期单于混葬在胡内果尔墓地，那里有着最为堂皇的匈奴陵墓，而呼韩邪及其子孙则葬在诺音乌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诺音乌拉山脉一座陵墓墓室中的随葬品，这座陵墓是1912年一位蒙古采金工程师偶然发现的，1924年对它进行了科学性发掘。如附近的其他墓一样，诺音乌拉六号墓呈正方形，边长24.5米，堤高1.62～1.95米。墓的南侧还有一道长堤加以保护。墓墙与护堤的正面用石块砌就，正对基本方位。墓的内室有棺木，正对南方，坐落在厚木板铺成的地板上，地板隐约显出油漆过的痕迹。发掘物中有一块毛料的遮篷，覆盖在外室的天花板上；还有一条厚毛毯，铺在棺木之下，上面饰有动物角斗的场景；一块绣有植物母题与各种动物图形的毛料粘贴在外室的天花板上，实际上覆盖了整个天花板表面。幸运的是发现了一只中国漆杯，上有两段铭文，因此得以确定六号墓的年代：公元1世纪初左右。事实上，这即是匈奴单于乌珠留的墓。

　　根据诺音乌拉诸墓的发掘物判断，匈奴人的长久性居处配备有木板床，而其机动居所则配备有短腿的矮桌。这些桌子的高度表明，当时人们是围桌席地而坐，桌上铺着厚毛毯。我们饶有兴趣地注意到，这类小矮桌广泛地使用于中亚的畜牧民族中。

　　诺音乌拉的墓葬中藏有各式各样的匈奴器皿，木制的、金属的和陶土的。最引人注目的金属器物乃是一盏青铜油灯，安置在三条腿的支座上，中央则有一根圆锥形茎干作为灯芯。还有用以煮肉的大青铜锅的残片，并有一只较小的锅，其柄铸成动物头颅模样。在其他发掘物中，则有微型的黄铁晶片，打以小孔，作为衣服的装饰品；还有孔雀石和各种彩色玻璃制成的小珠子，以及各种形状与尺寸的琥珀珠。最有意思的是制成狮头模样的琥珀珠。除了普通类型墓(主要是妇女的墓)中所见的珠子外，尚有属于各代单于的青铜镜及形形色色的衣服装饰品被陆续发现。

　　主要的运输工具是备鞍的马匹。马勒、马嚼和马鞍类似于斯基泰时代阿尔泰山地区的同类物件。马鞍通常由填以毛料的两块皮垫构成，不过少数马鞍配有一个木框，前后装有鞍头，并且配备马蹬。配有马蹬的马鞍象征了一大进步。

　　尽管匈奴人已经知道铁，并懂得冶炼技术，能够制作各种各样的铁器，但是他们却不用燧石取火，而是将两根棍棒相互摩擦而取火，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钻木取火。由于诺音乌拉墓中的木料保存得很好，因此我们得以知道大量用以取火的器物。

　　最杰出的一件骨制饰品，乃是一件雕刻的圆柱体，上饰一只有翼和长角的神话狼。尤为瞩目的是当地制造的绣边毛毯，见于诺音乌拉墓葬中。毯子中部的接缝部分绣以颇具特色的螺旋形图案；毯子的边缘则覆以争斗动物与树交替排列的图案。

　　匈奴不仅与中国进行直接和密切的接触交流，并与其东邻和西邻的诸族频繁来往，后者在文化方面与其十分相像。制成狼头形的一顶青铜冠见于诺音乌拉，它可与阿尔泰斯基泰艺术中的狼头相媲美。蒙古与河套地区的其他匈奴制品则展示了与南西伯利亚工艺品的极度相似性。动物被描绘得臀部十分突出，这正是该地所见艺术的特色。

　　饶有趣味的是，诺音乌拉毛毯上所描绘的场景：牦牛与有角狮之间的搏斗，以及半狮半鹫怪兽袭击一头鹿。牦牛表现得高度图案化，头异常大，低垂，吐出长舌。猛兽攻击偶蹄目动物的场景，乃是很早时期以来西亚诸族艺术的特征；这一母题从美索不达米亚传入小亚细亚，又通过塞克人而传播到南西伯利亚，后传入匈奴人中。

　　在诸如匈奴这样的欧亚游牧部落的艺术中，借鉴自植物界的母题十分鲜少。因此，诺音乌拉毛毯上所绘的传统树木更加令人感兴趣，这些树饰于动物角斗场景的间隔之中。我们在此见到一棵“圣树”的复制品，而“圣树”则是典型的亚述艺术。匈奴毛毯的边缘饰以方块、十字形、战斧和其他图形。毛毯接缝口所饰的最为广泛流传的母题，乃是以两种不同形式排列的扁菱形或螺旋形。颇有意思的是，这一匈奴母题后来普遍使用于蒙古与突厥诸族的艺术中，并且迄今仍能见于布里亚特人、柯尔克孜人及哈萨克人的毛毯与护盖物上。

　　在普通人的墓葬中并未发现中国艺术影响的确切痕迹，但是它们却见于贵族的墓葬中。诺音乌拉丝织品上所绣的神话动物，即基本上属于中国特色。其身体仿佛一只翘起尾巴的鹰，羽簇显得异乎寻常的大。动物的爪子则类似于斯基泰时代阿尔泰与南西伯利亚部落艺术中的虎爪。胸的前部画成一排排重叠的鳞片，而翼羽则属于阿黑门尼德朝的波斯风格。因此，我们见到了中国特色织物受匈奴、阿尔泰、斯基泰及波斯艺术影响的一个实例。

匈奴的习俗、宗教与文化
　　在军事领域，匈奴以及中亚和西亚对于中国的影响尤为巨大。早在公元前307年，周王朝的一位王公“武灵王”就将游牧“胡人”的服饰传入了中国内地，并指导其臣属们学习骑射之术。秦始皇则将庞大的骑兵编制引入中国军队之中，因此取得对匈奴征战的胜利。他的骑兵武装完备，穿戴甲胄，犹如以骑兵作为其军事组织一个方面的亚述军队一般，并且已经使用链甲、片甲以及战马的防护甲［14］。

　　冒顿重组匈奴军队时，用轻骑兵取代了重装甲的骑兵，装备着很长的组合弓，创建了一支极具机动性的部队。他严格训练军队，主要改善其战略与战术。在军事科学与武器方面的这些发展，对于中国和其他国家来说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组合弓与有蹬马鞍在欧亚草原地区、帕提亚及叙利亚广泛采用；而拥有传统弓箭的匈奴人的后裔，嗣后成为帕诺尼亚的罗马军团的最危险对手之一［15］。

　　匈奴强大帝国的出现，对于它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都有着巨大影响。虽然这不能根本地改变其游牧的生活方式，但是它使单于得以在杭爱山区建立起一个全新的中央指挥部，那里除了其住宅之外，还建造了圣所和其他建筑物。草原地带出现了定居地：供农业和手工业村社使用的设防地，诸如蒙古的瓜多夫(Gua-dov，367米×360米)、巴隆德里金赫伦(Baruun dereegiin kherem，345米×335米)以及外贝加尔湖地区的伊伏尔金斯克(Ivolginsk，348米×200米)居住地。在郅支单于统治时期，塔拉斯河流域曾建有一个城堡，展示出明显的罗马影响，那里可以驻扎一百多名步兵。有人认为，他们可能曾是克拉苏败军中的罗马军团；克拉苏在公元前53年卡尔海一战后，投降了帕提亚人，遂被遣往东界的木鹿服役，而那些罗马士兵正是在此变成了匈奴的雇佣兵。

　　不管怎样，匈奴的单于们并未改变其生活方式，他们仍在圆顶帐内接见外国使臣，只是这些帐篷比以前更漂亮而已。大多数的匈奴人，尤其是下层阶级，也还是居住在帐篷之中。当时圆顶帐篷的模样，乃是覆以顶棚的牛拖高轮大车，这见于南西伯利亚的一幅石雕上，而在南西伯利亚及华北的青铜器上见到牛轭的微型图像，也就不足为奇了［16］。在匈奴的圆顶帐篷内，入口处男走左，女走右，后世蒙古人与突厥人的帐篷依然如此。

　　狩猎与射术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史记》中有一段提到，匈奴人积极地鼓励子女幼小时就学习狩猎：“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17］匈奴妇女不仅是出色的骑手，也是出色的射手，她们帮助丈夫保护儿童与老人免遭敌人的攻击。在塔拉斯城堡的墙上，可以看到匈奴妇女与丈夫及罗马人肩并肩地英勇作战，对付中国军队，她们是最晚离开岗位的。妇女参与防卫以及训练儿童射箭，显然是出于生活的需要，游牧的匈奴人惟有以这种方式，才能以人数很少的群体来保卫自己的独立和生活方式。

　　匈奴人实施异族婚姻，但是其单于则能从数量有限的高贵氏族中娶妻。他们实行一夫多妻制，而类似“叔接嫂”的婚姻也习以为常，即当父亲或兄长去世后，其妻子可以再嫁死者的儿子或兄弟，只要她不是后夫的亲生母亲。单于的宫廷也遵照这一做法。

　　《史记》声称，匈奴单于死后，其最亲的亲人与妻妾们都要殉葬，但是考古发掘的结果却不能证实这一点。假若匈奴确曾有过这一风俗，那么以真人殉葬的方式肯定早已被象征性仪式所取代。丈夫死后，匈奴妇女可在其夫墓中放入一缕自己的头发，以作为悲悼的标志，象征着她已前赴另一世界陪伴她的丈夫。

　　匈奴人最初相信万物有灵论、图腾以及死后的另一种生活。自冒顿时代开始，萨满教就成了国教。主萨满从男巫师中挑选，并效忠于单于及其氏族和亲戚。萨满的冠饰见于诺音乌拉的一座墓葬中，它与蒙古“答剌罕”的头饰十分相像，惟一的区别在于前额图腾精灵的表达法。匈奴的头饰上有一只鸟，可能象征了祖先精灵的面孔。

　　匈奴人崇拜太阳、月亮和其他天体，向天、地、鬼神和自己的祖先献祭。单于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史记》载云：“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18］每年五月，匈奴贵族聚集在单于廷，祭拜祖先、天、地和鬼神。他们一年三次会集在月神庙，于正月、五月、九月的狗日献祭天神。

　　匈奴人是否绘有其祖先的图形，我们不得而知。有关这方面的一项颇有意思的发现，乃是见于诺音乌拉墓中的一块半透明石片，厚5毫米 ，上面刻着一幅简要的人像。人像上打了三个小孔，表明上面曾装了一些附件。这可能是某种神人护身符。统治青海和甘肃地区的一位匈奴王公曾崇拜一尊“金像”。

　　匈奴人用12种动物的循环标记来计算时间，其中的“狗日”和“蛇日”被认为是吉利的祭拜日。这种12循环的计时法源自印度或巴比伦，经由索格底亚那传入匈奴，它在匈奴生活的年代里始终对他们发挥着重要的影响。然而，他们的基本计算体系乃是十进位制，这应用于其军事组织中。他们惯于在满月时进军，但是其结果则以萨满、巫师及占卜者的预言为转移。犹如蒙古人一样，他们也用羊的肩胛骨预卜未来，将骨置于火中，以辨识上面显现的线纹来卜测未来。

　　汉文史料称，匈奴并无汉人那样的文字，但是在公元前2世纪，一名背叛汉朝，名叫中行说的人却“令单于以尺二寸牍，及印封皆令广长大，倨骜其辞”。不过同一史料表明，当匈奴在记录一些事情或传送一个信息时，则“刻木”，并还提到“胡字”。事实上，在诺音乌拉与蒙古及外贝加尔湖地区的其他匈奴人墓葬的发掘物中，见到过二十多个雕刻的字。这些字中的大部分相同或者类似于中世纪早期突厥人的鄂尔浑—叶尼塞字体，这类字体不时见于欧亚草原地区。有些专家根据这些资料，认为匈奴有一种类似古代欧亚“如尼”文的字体，这些字母后来即成了古突厥文字的基础。

　　神话、传说和其他形式的口头文学在匈奴的精神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传说在单于廷前有个人工开凿的水池，是为龙的居所，它曾从天上落下，因此成了受崇拜的对象。看来不仅仅是汉人才崇拜龙。史籍将匈奴人描绘成凶残尚武的可怕民族，但他们却是喜欢乐趣的人民。他们聚集在单于廷和祖先神庙前，组织诸如跳马、赛骆驼和其他欢宴等娱乐活动。他们会唱悲歌，这种习俗后来广泛地流行于蒙古人中。横笛、鼓以及少量弦乐器的乐声响遍整个草原。早在公元前2世纪初，匈奴的乐、舞就为汉朝皇帝所喜爱。箜篌与横笛在早期从索格底亚那传入中亚，汉人则从匈奴人那里引进了这些乐器。

　　许多中国丝绸和刺绣织物以及源于西方的布，都见于诺音乌拉的墓葬中。有一块毛质的壁毯，系在西方制造；有两块毛毯源于月氏或乌孙；一系列刺绣品，暂时可归为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制品；有两幅肖像展示了类似的工艺；最后还有一块来自帕提亚或小亚细亚的挂毯。还有一些墙壁悬挂物的残片，上面饰图案，如骑士、向一只鹰投掷标枪或戟的少年武士、半狮半鹫的怪兽以及花环等，K．V．特雷弗对此曾详细描述［19］。

　　最大一块残片上所画的两名骑土属于欧罗巴人种，他们的小胡子及前额上的头发卷，令人想起犍陀罗的雕刻。其服装与头饰为典型的伊朗式。不同的毛色、修剪的鬃毛、优雅的长颈和纤细的长腿，都使得这些马匹特别引人注目。它们可能是著名的帕提亚良种战马，或者是声名卓著的匈奴“千里马”。沿着此残片的下部边缘，在两条宽带之间，乃是刺绣的棕榈叶花冠，点缀着洋槐花，花蔓盘绕。这种边框是属于希腊式或希腊—印度式的图案［20］。在见于残片上的两幅肖像中，一幅保留了一位男子的脸部，并非蒙古人种，而是十分接近于中亚及波斯所见的土兰人种。特雷弗将这幅肖像和见于犍陀罗浅浮雕艺术中的头像做了比较，认为它代表了中亚的一个民族，该民族的文化曾与中亚的希腊化文化(诸如希腊—巴克特里亚人的文化)进行过接触交流。显然，这些制品是伟大的艺术文化和完美技能的代表作。

　　匈奴的游牧文明甚至对更为先进的汉人文化施加了影响［21］。有关这方面的例证，见于匈奴人对下列动物的处理手法：虎(中国“饕餮”的原型之一)、有翼狼、山羊、马，以及奇异的鹰-狮怪物——身躯为有翼的狮子，头颅状如凤凰。

鲜卑的文化
　　鲜卑文化也在许多方面体现了匈奴文化的影响，但是迄今为止尚未对其进行充分的研究。公元1～3世纪期间，它达到了与匈奴文化相似的水平。据史籍记载，鲜卑也刻木简而记事。他们信仰萨满教，起初崇拜木制神像，但是后来铁和其他金属的铸像则广泛流行于鲜卑人中，犹如中亚其他许多游牧民族一样。嗣后的数百年中，内蒙古与华北的其他鲜卑分支慕容、拓跋和吐谷浑创造了更为先进的文化形式，他们从匈奴人那里继承了不少要素，此外，也从中亚的邻国、东突厥斯坦和南西伯利亚借鉴了大量文化。同样，鲜卑文化也对他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具有创造性和鲜明特色的匈奴文化与鲜卑文化，一起构成了中亚游牧文明框架重要的第一阶段，在东西方之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联结了中国与中亚，与此同时，也对世界文化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注释：
　　［1］奥克拉德尼科夫(Okladnikov)，第261页，1955年。
　　［2］司马迁，1931年。
　　［3］白寿彝，第116页，1980年。
　　［4］科诺瓦洛夫(Konovalov)，第3页，1976年。
　　［5］塔斯金(Taskin)，第25、42、47、48页，1968年。
　　［6］佩尔列(Perlee)，第21页，1961年。
　　［7］比拉(Bira)，第379～380页，1977年。
　　［8］伊什詹茨(Tshjamts)，第24～26页，1974年。
　　［9］古米列夫(Gumilev)，第96页，1960年。
　　［10］德经(De Guignes)，第1卷，第2部分，第15页，1756～1758年。
　　［11］哈尔马塔(Harmatta)，第287页，1952年。
　　［12］班固，卷九四上。
　　［13］多尔兹苏伦(Dorzhsuren)，第6页，1958年。
　　［14］劳费尔(Laufer)，第217页，1914年；吉塞列夫(Kiselev)，第321页，1951年。
　　［15］乌赖-科哈尔密(Uray-Kohalmi)，第148页，1974年。
　　［16］比拉(Bira)等人，第48页，1984年。
　　［17］比丘林(Bichurin)，第1卷，第40页，1950年。
　　［18］同上引书，第50页。
　　［19］特雷弗(Trever)，第141～143页，图版39～44，1940年。
　　［20］罗斯托夫策夫(Rostovtzeff)，第87页，1929年。
　　［21］塞罗扎夫(Serodzhav)，第4、22、106、109～111页，197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