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中华母亲节”

有媒体报道说全国政协委员李汉秋与45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呼吁要把孟子母亲的诞生日设置为“中华母亲节”（新华网2007年5月12日电），可后来又没有了消息，不知道最近又有什么新的动向。以国家名义设置节日，一个基本前提是该节日必须得到境内全体国民的认可，孟母能达到这个标准吗？要知道，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而孟子是汉族，孟子的母亲自然也是汉族。为什么要以某个特定民族的某个特定人物的母亲的诞生日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母亲节”呢？照此逻辑，有人是不是也有权力提出以成吉思汗的母亲或努尔哈赤的母亲或阿凡提或松赞干布的母亲的诞生日为母亲节呢？逻辑上成立嘛！

诚然，中国官方的论理是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皆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不过，即使这个论理能够成立，也有一个时限，即，“中华民族”是在进入近代以后，在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的斗争中形成的，而孟母的诞生是公元前的事情，离19世纪相差几千年。

恕笔者孤陋寡闻，在美国有没有过把圣母玛利亚或莎士比亚或华盛顿母亲的诞生日定为母亲节的动议？俄罗斯是不是应该把伊凡三世或托尔斯泰母亲的诞生日定为母亲节？览遍民主制国家的国定节日，从没有看到过或听说过把某一特定民族的某个祖先的诞生日定为国定节日的先例。是他们不爱祖先或者是白痴吗？非也。人家没有那么做恰恰是因为他们非常清醒。因为人家知道，要想在由不同族群组成的国度建立一个大家都认同的文化标示，必须超越特定民族或地域的界限，否则适得其反。

为了说明究竟什么是超越民族、地域界限的问题，下面我们不妨举几个例子，看看人家的母亲节是怎么来的。

英国的母亲节上溯到17世纪，源于作公务的孩子每年一次在教堂与母亲相见的传统；美国的母亲节则源自19世纪美国女权活动家朱利亚（Julia Ward How）。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朱利亚发起发动妇女参加拒绝把丈夫和孩子送往战场的运动，并组织妇女参加改善敌我双方负伤士兵的卫生状况的被称作“母亲日”（Mother's work day)的工作。朱利亚去世2年后的1907年，其女儿为了怀念母亲，在母亲生前任教的教会举行纪念集会，给母亲遗像赠送母亲生前所喜欢的石竹。到了1914年，美国正式规定每年的5月2日为母亲日，并以石竹为象征物。

毋庸赘述，上述两个国家的母亲节都是与公务、无私的爱等有关系。尤其是美国的母亲节，她超越了敌我、民族等界限，与这个文明、那个传统或民族搭不上界。正是这种能够自由表达意志的、基于基督教的救赎与普爱精神的文化土壤，造就了超越民族、阶级界限的宽容，使其成为全世界绝大多数民族和国民所认同的价值追求。

我们的核心文化建设也应该而且只能着眼于多民族国家这个前提，在这个前提下着手实施争取不同民族的忠诚心于国家甚至人类的文化工程。我们羡慕美国国民对国家的忠诚，羡慕他们在如日本偷袭珍珠港或“9.11”事件时表现出的前所未有的团结和爱国。当然，我们也可以拿“多难兴邦”来安慰自己，说我们在抗日战争时是怎样的举国一致，在四川汶川地震时是怎样的共赴国难。但是请不要忘了，除了每当有国难，汉族地区都会出现比侵略军多几倍的伪军以外，文川地震时期也是藏独或东土势力威胁要阻扰奥运会的最盛时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国难时期，也是周边非汉民族争取离开中国中央政府的控制，建立自己独立国家的活动最为活跃的时期。就是说，危难时期，他们并没有如美国的民众那样，把忠诚心献给了国家。为什么？究其原因，我们除了大弹帝国主义的渗透、侵略等陈年老调以外，难道就没有值得反省的东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