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守护一陵墓——神秘的成吉思汗守陵人

鄂尔多斯草原多风，大风起兮，在无遮无拦的原野上，犹如脱缰的野马，肆无忌惮地横扫一切。虽已入夏，有风的天气还是让人感到些许凉意。呼啸的晨风中，班泽尔打开祭坛上的铜庙，取出酥油灯，置于庙前的供几上，再将香炉燃起，随着苍凉的螺号声，他盘腿坐在香炉前的毡垫上，诵经一般念起颂词，另一位祭师则转着祭坛，将茶水洒向天空……一天的工作就这样开始了。

　　风很大，隔着灯罩，酥油灯的火苗不安地跃动着。见此情状，祭拜完毕，班泽尔赶紧将灯送回庙内。“让圣主灵前的神灯永远长明是我们守陵人的责任，它已经整整燃烧780年了。”班泽尔一边整理铜庙内的神物，一边回答我的问话。铜庙不大，仅容两人，我被挡在了门外，除了祭师，任何人都没有资格走进铜庙。

　　铜庙背后，矗立着五杆军旗，中间一杆高丈余，配有一枚乌金的矛形旗顶，缀以三尺长的黑马鬃缨。这个矛形旗顶蒙语呼作“苏勒德”（徽标），曾陪伴成吉思汗南征北战，每一次出征前，大汗都要为苏勒德举行祭祀仪式，作战时将擦拭一新的苏勒德插在战车前。作为重要遗物，苏勒德与成吉思汗的其他圣物一同供奉在成吉思汗陵园内（下称“成陵”），守护、祭祀苏勒德就是班泽尔的职责。

　　天气预报说这一天风力6级，阵风至少8级，而当天距此不远的阿拉善盟，则刮起了强级沙尘暴，电视画面上，塑料袋、纸片在天空翻飞，肆虐的风沙搅得天昏地暗，令人触目惊心。

　　阿拉善盟与鄂尔多斯市同属内蒙古高原，是半荒漠草原向荒漠草原的过渡带，阿拉善盟30%为沙漠所覆盖，是北京风沙的源头，鄂尔多斯的沙化面积也高达近50%。糟糕的环境束缚了这对兄弟的腿脚，以至于在全内蒙古的GDP排名中，这两个地区曾长期徘徊于倒数的地位。

　　不过，几个世纪前，这片广袤的土地却是另一番景象：“河套夹岸，沃野千里”，“阴山之下，草木茂盛，多禽兽”。那时候，这里水草丰美，丛林密布，动物在草地上撒欢，百鸟于林间鸣唱。成吉思汗出征西夏，行军至此，见绿草萋萋，花鹿出没，心旷神怡，不禁诗兴大发：“花角金鹿栖息之所，戴胜鸟儿育雏之乡，衰落王朝振兴之地，白发老翁享乐之邦。”得意之中，马鞭从手中滑落，他拾起马鞭，顺手插在地上，对左右随从说：“我死后就葬在这里吧。”

　　随口讲的话，不料却成谶语。第二年，成吉思汗病没于西夏朵儿蔑该城。当运送灵柩的大车缓缓地经过鄂尔多斯时，车轮突陷，任凭多少匹骏马都无法拉动。这时，人们记起他说过的话，于是将他就地安葬了。

　　这个故事在鄂尔多斯草原广为流传，就连目不识丁的老妪也能讲得绘声绘色，“一代天骄长眠地”——类似的横幅标语出现在车站、街头、旅游景点等任何地方。但也有人说这里埋葬的并非成吉思汗真身，只是其“毡包、身穿的衫子和一只袜子”，真身葬在鄂嫩、克鲁伦、土拉三水发源地的肯特山，在那里，成吉思汗度过了他的童年时光。

　　有关成吉思汗的葬地，学术界历来纷争不止，然而无论哪种说法，都不难让人想象鄂尔多斯草原昔日的风韵，也都体现了成吉思汗本人最后的遗愿：死后不发丧，“勿令敌知”。当时西夏尚未征服，秘不发丧是出于战略之需。人们剖开一棵大树，中间掏空，放入成吉思汗的遗体，外匝三道金箍，深埋地下，不起坟垅，不竖墓碑，而是以千万匹马将埋葬的地方踏成平地，令千余骑兵日夜巡视，待来年春草既生，“弥望平衍，人莫知也”，方移帐散去。后来，蒙古人以同样的方式安葬了蒙古汗国至元朝的历代汗王和皇帝，这也是元朝帝王陵寝迄今无一可考的原由。

其实，考证成吉思汗的葬地不过是探秘心理的驱使，蒙古人对此的态度明朗而又潇洒。他们信奉萨满教，相信世上万物都有神灵，人死后，身体与大自然融为一体，魂灵永存人间。大汗弥留之际，守护在身旁的部将遵照传统习俗，从白骆驼额头上取下一绺绒毛放在他的嘴上，吸收了他最后一口气，留下他的灵魂。这绺绒毛连同成吉思汗画像和部分遗物一起，被安放在白色宫帐内进行供奉，从此，这座白色宫帐成为象征成吉思汗的“奉祀之神”和“全体蒙古的总神祗”。

　　以后，随着成吉思汗四位夫人相继过世，供奉的神物逐渐增多，白色宫帐也随之增加。元朝时，忽必烈在元大都建太庙祭祀成吉思汗等先祖，将太庙定为八室，同时在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闪电河北岸）也建立了八座祭祀成吉思汗的宫帐，史称“八白宫”，也叫“八白室”。八座宫帐将成吉思汗及夫人的遗物分别安置，各自独立供奉，成吉思汗陵寝开始初具规模。

　　一代天骄陨落了，缔造蒙古神话的伟人远去了，留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还有他的理想和灵魂。八座白色的毡帐不仅是蒙古人告慰英灵、寄托哀思的所在，也是承载所有蒙古人精神的所在，守护它就是守护一个民族的旗帜和希望。从成吉思汗归天之日起，一支精锐之师便从战功卓著、最最忠诚于大汗的部将及其后代中选拔出来，担负起守护和祭奠“奉祀之神”的崇高使命，这支特殊部队就是后来被称为“达尔扈特”的成吉思汗的守陵人。

班泽尔有着一张古铜色的面孔，一看即知是长期风吹日晒的结果。进入成陵之前，他既放牧也种地，成为祭师并不是他自己的选择，而是天降大任，是家族的荣耀和责无旁贷的义务。

　　成吉思汗死后，他的幼子拖雷从尽心尽力支持建立大蒙古国的名将部落中精选出一千余人，交由父汗的爱将、“四杰”之首的博斡儿出统领，命其守卫、祭祀成吉思汗的灵帐。这支部队享有“不服兵役，不纳赋税”的特权，并且世袭罔替，代代相传。

　由于连年征战，从窝阔台到忽必烈，成吉思汗祭奠一直是简朴的传统祭祀形式。元朝一统天下，忽必烈钦定“太庙八室四季祭祀制度”，将四时大典纳入国事活动。他规范了祭文、祭词，明确了守护、祭祀职责，并封官许愿，正式以太师、太保、宰相、洪晋等大臣的职位命名管理、负责祭祀的人员，这些职位统称为“亚门特”，是守陵人中的贵族。亚门特有八个，实行世袭制，以家族的形式传承，他们分工不同，有主持祭祀的，有筹备祭祀的，有演奏音乐的，还有唱诵的……各司其职，八大亚门特中最重要的太师一职，封给了博斡儿出的儿子。就是从那时起，这部分专司成吉思汗守陵与祭祀的人有了一个专有名称—达尔扈特，翻译成汉语就是“担负神圣使命者”。

　　“达尔扈特的出现让守陵变得职业化了。”说起达尔扈特的历史，曾任成陵管理局局长的旺楚格这样诠释道，这位自称“半个达尔扈特人”的前任主管在任职期间，将达尔扈特的原始资料做了条分屡析的梳理，使成吉思汗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此之前尽管有守陵部队，但也可以说所有的鄂尔多斯人都是八白宫的守护者。”

　　旺楚格说，鄂尔多斯并不是蒙古历史上的诸多氏族部落之一，而是像达尔扈特一样，与成吉思汗渊源甚深。

蒙语中的“鄂尔多”是“宫帐、宫殿”之意，鄂尔多斯就是“许多宫帐”。成吉思汗时代没有固定的都城，只以四大鄂尔多的分布处为指挥中心，每个鄂尔多由上千座营帐组成，共万余精兵把守。“你们要不分昼夜保卫我的帐房，不合眼睛地护卫我的身体。”平时，这些精兵强将不离大汗左右，战时冲锋陷阵在最前面。当肩负神圣使命的达尔扈特从他们中间产生之后，他们依然不离不弃，随八白宫移动，环绕八白宫驻牧，渐渐形成了鄂尔多斯部。明朝时，鄂尔多斯人带着“奉祀之神”陆续进入八白宫的始建地河套地区，就此居住下来，鄂尔多斯—这个充满诗意、听起来眼前立刻浮现出华丽的服饰、曼妙的舞蹈、悠扬的祝酒歌的名字，也随之落户于此。

　　守陵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是在清朝，蒙古各部归顺之后。为使因长期战乱而支离破碎的祭祀重新步入正轨，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十个盟的蒙古王公贵族联名倡议重组达尔扈特500户，集中居住在八白宫周围，形成明确的禁地，方圆六十里以内不准砍伐树木，不准破坏草场，500户人家专门从事祭祀、守护事务。这一请求得到清政府的鼎力支持，今天生活在鄂尔多斯草原上的达尔扈特即是这500户人家的血脉，300年来，500户已扩展到1700户，人口近6000人。

　清政府继续免除达尔扈特人的兵役和赋税，同时规定每户达尔扈特每年筹措一两银子，用于祭祀，需要更多费用时，以募化形式解决。从1696年到1949年，253年，达尔扈特人的500两银子从没有少交过，实在不够用，他们就出门远行，四处募化。募化客观上补充了祭祀资金的缺口，在交通不便的时代，也让远方的蒙古族同胞知道在鄂尔多斯依然供奉着他们的圣主。1915年的一天，一位叫张相文的学者来到鄂尔多斯，偶然在蒙古王爷家中见到了募化的情景：募化者随身携带成吉思汗画像，手持一柄小型剑和一件祭器，口念《伊金颂》和《苏勒德颂》，让主人向圣主画像叩头供奉。这次邂逅，让隐秘的成陵露出真容，外界的人们第一次获悉传闻中的成陵原来真实存在。

　　重组500户后，守陵的各项规章更加严格了，比如值勤人员需持“日岗”、“夜岗”字样的牌子，不换牌以没有上岗论处。守夜为站立岗，每刻钟要打钹一次，丝毫不得怠慢，稍有马虎，就要挨鞭子或罚没一头大畜。据说，上世纪30年代末曾有一位记者采访达尔扈特，令他惊讶的是，近20年间因为误钹而挨过鞭子的只有一人。

　　新制度也让八白宫的神物最终确定下来，而苏勒德因其特殊地位，被单独建坛供奉，于是，达尔扈特有了左、右之分。右翼达尔扈特也叫圣主达尔扈特，负责八白宫祭祀；左翼达尔扈特也叫苏勒德达尔扈特，负责苏勒德祭祀。右翼达尔扈特多以博斡儿出的后裔为主，左翼达尔扈特则主要出自木华黎之后。木华黎与博斡儿出同为成吉思汗的左膀右臂。相应地，左翼达尔扈特也设有八大亚门特，只是称呼不同而已。班泽尔的身份为宰相，相当于苏勒德祭祀的大总管，到他这辈，已经是家族第38代传人了。

　　班泽尔的父亲、今年93岁的嘎尔迪是健在的年岁最长的亚门特。在巴音昌霍格草原深处，我们见到了这位受人尊敬的长者。

　　这是一所半新的普通红砖瓦房，你可以说它是一室一厅，外带一间厨房。屋内陈设简单，却透着一种殷实，最为醒目的是客厅南墙上的毛主席和成吉思汗画像，两位伟人一上一下，目光深邃地注视着前方。草原上但凡有人家，就必有成吉思汗画像。

　　自从形成伊金霍洛禁地之后，达尔扈特人基本上不再游牧，泥土房代替了蒙古包，经济条件改善之后，大部分牧民又都盖起了砖房。近几年，鄂尔多斯草原实行牲畜围栏圈养，以遏制生态环境的日趋恶化。老人家里养有百余只羊，除此而外，还种有一片松树苗。

　　老“宰相”身体硬朗，思维敏捷。还在稚气未脱的时候，他就懵懵懂懂地知道自己将来会去守陵。父亲给他讲祭祀的知识，教他背诵祭文，两三万字的祭文，全靠心领神会，死记硬背。那些功课常常在清晨或夜阑人静时进行，因为达尔扈特人视祭祀为“天机绝密”，不可外泄，即使同为亚门特，彼此之间也互不交流。

　　“成为祭师之前，必须经过三个阶段的学习：献哈达、献神灯和献全羊，每个程序都有规矩，比如说全羊的摆放，得根据羊的身体结构，摆出整只羊的形状来，学会这些才能上岗。”老人13岁进入陵宫，一呆就是六七十年。眼下退休在家，但每天家中的祭拜没有放弃，遇有大的祭祀活动，他还会亲自前往，参与指导。

　　算上班泽尔，老人膝下共有8个子女，班泽尔虽排行老大，但继承亚门特的人并不一定非他莫属，能否胜任还要看能力和品行。以前，继承者必须得到济农（专管祭祀的地方官员）的认可，如今则需经过成陵管理局的审核。没有继位的兄弟，自然也就不属于达尔扈特的核心成员，像普通人一样，从事着各种职业：放牧、务农、当工人、做教师……斑泽尔的两个弟弟，一个在镇政府工作，一个做交警。

　　“一旦需要，无论什么时候，任何一个达尔扈特人都会召之即来。”斑泽尔说，“先人们祖祖辈辈都这么忠诚，一代代传下来，不能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断送。”同样的话，我们在鄂尔多斯听到过不止一次。

　　永远的长明灯，永远的戴孝人，永远的守护者—这是外人对达尔扈特的印象，也是达尔扈特人给自己的定位，如果为他们画一幅肖像，忠、义、勇、情就是这个群体的典型特征。

达尔扈特人因忠勇而聚在一起，也许他们并不曾意识到，在他们例行公事般地忠于职守、践约诺言的同时，也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传承下来。

　　“由于鄂尔多斯部及其达尔扈特人出自蒙古精英阶层，加上所受使命是蒙古帝王、黄金家族的重托，因而从其传承的文化层面而言，具有蒙古族最高贵的文化属性，既是蒙古帝王的宫廷文化，也是蒙古民族最高的祭祀文化，代表了古代蒙古文化的精髓。”内蒙古大学教授马冀认为，达尔扈特人是“研究蒙元文化的活化石”，他们对于成吉思汗文化的贡献“不可估量”。

　　“成吉思汗文化”是最近几年提出的一个概念，不仅仅是对成吉思汗本人的评价和研究，它涵盖了一切围绕成吉思汗所产生的文化现象。在这个文化概念里，达尔扈特的作用突出地体现于祭祀方面。

　　祭祀常年不断，有日祭、月祭、年祭和四时大祭，各种形式的祭祀中，尤以农历三月二十一日的春祭最为隆重。今年的春祭日恰好搭上“五一”黄金周的末班车。

　　原以为那会是一个人头攒动、万众跪拜，如穆斯林麦加朝圣一般的壮观场面，结果却与想象中的大不一样。从清晨到日暮，虽人潮涌动，但气氛欢快而祥和，相形之下，整个祭祀更像蒙古民族的一次群众性大集会。这一天，蒙古人身着节日盛装，从四面八方云集到成陵，巴音昌霍格草滩帐篷林立，人欢马叫，赛马、摔跤、射箭……一派欢腾；这一天，在成陵只能听到一种语言：蒙语。

　　当日的活动因时辰而不同。上午是以家庭、团体为单位的小祭。供奉成吉思汗与夫人的白色灵包前，人们隔着几案敬献哈达、酥油及茶酒，祭师手托长明灯为其祝福，然后众人共饮一碗白酒，整个过程不足十分钟。一拨人退下，又一拨人上去，络绎不绝的人群中，有许多戴着红领巾的少年，他们显然是学校组织来的。

　　下午是金殿大祭和鲜奶祭。鲜奶祭为一天中的高潮，在位于陵园东侧的阿拉腾甘德尔敖包举行，这里拴着几匹白色母马，母马的乳汁即被用来祭洒苍天。

　据史料载，成吉思汗50岁那年碰上罕见荒年，借助占卜得知春三月是其主凶，于是择定三月二十一日这天以99匹白母马的乳汁，向无上苍天献祭，祈求保佑。这个仪式被保留下来，忽必烈钦定四时大典，更将三月二十一日定为春祭日，古老的祭天习俗遂成庆典。

　　敖包旁，一匹白马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它毛色光滑，全身雪白，神情俊逸而潇洒，既不披金，也不挂银，由人牵着，气宇轩昂地站在那里。开始，我以为它不过是一匹良驹，像在许多公园或景点司空见惯的动物一样，供人观赏和娱乐。待看到人们一个个匍匐在它的脚下，虔诚之至地向它顶礼膜拜时，我收敛了笑容：究竟是怎样一匹马，何以受到如此礼遇？

　　“那是成吉思汗的神马。”一位年轻的达尔扈特告诉我。
　　“这一匹是神马的后代吗？”我有些讶异。
　　“不，神马是选出来的。”年轻人说神马挑选的条件非常苛刻，必须眼睛乌亮，蹄子漆黑，全身毛银白色，没有一绺杂毛，像转世灵童一样转世而来。

　　他的话愈发激起了我们的兴致，进一步追问，他莞而一笑，说：“我们有规矩，许多事是不能随便讲的。”

　　在成陵，如果你随便问一个人什么问题，多半会遇到这样的尴尬，并非他们有意拒绝，或者怕犯禁忌，实在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讲过头，歪曲了真相，难免引起误解。说到底，还是“神圣的使命感”使然。如此一来，倒给成陵平添了几许神秘之色，外人看达尔扈特，总觉得像雾里看花，迷迷蒙蒙。

　　神马叫溜圆白骏，受成吉思汗禅封后，作为苍天神马的化身加以奉祀。平日里，神马有专人放养，规定不准印记号，不准剪鬃，不准骑乘，一年四季在草原上自由奔跑，只有在春祭大典这天，才被牵来，供人朝拜。溜圆白骏祭祀也是春祭中的一项重要议程。

　　遇事求天，一切归于天意，只要是天的旨意，号令便有了凭借，便不可抗拒。游牧民族无论出身贵贱，都要秉承天的意志来行事。对天的敬畏，让成吉思汗的政策实施犹如顺水推舟。传为天赐之物的苏勒德祭奠，一样带着明显的原始宗教气息，一样神圣而庄重。

　　相传，成吉思汗有一次吃了败仗，无奈之下向苍天祈祷：“长生天啊，救救我吧！”突然一声巨响，神矛从天而降。打那以后，成吉思汗所向披靡，战无不胜。苏勒德祭奠表达的正是蒙古人借助天神之力，压倒一切的气概。

　　苏勒德大祭每年举行一次，逢龙年，祭祀活动更为盛大，因为蒙古人认为龙是十二生肖中唯一的天上动物，龙年是天年。龙年大祭历时两月，期间祭坛上的另外四柄陪苏勒德分为四路，奔赴鄂尔多斯各地进行巡祭，巡祭时“由一百名达尔扈特随行，用一千匹马护送，九九八十一只全羊供奉”，那阵势真可以用浩浩荡荡、动人心魄来形容。

　　对于蒙古人来说，成吉思汗祭祀不是宗教而胜似宗教，人们在祭奠中寻找寄托，祈求平安。“即使穷得只剩三只羊，也要拿出两只来祭祀。”这即是达尔扈特人对成吉思汗祭祀的态度，通过他们，50多部、达5000余行的祭文、颂词流传至今；通过他们，蒙古民族古老的风俗、礼法、信仰、观念、语言、艺术源远流长，渗透到鄂尔多斯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没有达尔扈特，成吉思汗陵寝也许只是几顶白色毡帐，一座冰冷的建筑；有了达尔扈特，成吉思汗陵寝因而血肉丰满，有声有色。

　　“原始性、完整性”，马冀教授称这一文化现象“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而世代专职守陵的达尔扈特，“世上仅见，堪为一绝”。

岁月流淌，在将近800年的血雨腥风中，达尔扈特历尽磨难，几度兴衰。国运兴，则八白宫兴；国运衰，则八白宫衰。但无论宠辱，都消磨不掉达尔扈特人的信仰和意志，有达尔扈特就有八白宫。为了保卫八白宫，他们不惜牺牲性命。

　　清末民初，军阀割据，一片混战，土匪乘机兴风作浪。在嘎尔迪老人的记忆中，伊金霍洛曾三次遭抢，抢走金银财宝无数。“那时候，一顶鄂尔多斯贵妇的头饰，价值二三十万元呢。” 达尔扈特人被迫拿起武器，成立自己的保安队。

　在土匪眼里，八白宫意味着财富，而对于统治者来说，谁掌握了八白宫，谁就掌握了蒙古族的势力。2005年，一部名为《我的鄂尔多斯》的电视剧，再现了一段荡气回肠的风云历史。

　　1938年，日本侵略军悍然西进，陈兵黄河北岸，归绥、包头先后失陷，战火燃烧到鄂尔多斯。“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抱着这样的野心，一个化名乌吉达的日本人秘密潜入草原，他此行的目的，是想操纵伪蒙疆政权，策划将八白宫东移归绥，并企图攻占伊金霍洛，劫走成陵，以为号令。危机时刻，时任伊克昭盟盟长兼济农的沙克都尔扎布王爷向国民政府提出将成陵西迁至青海的建议，并强调：“一旦战争结束，时局奠定之后，仍请迁回！”国民政府有关方面立即给予回应，并当下商定了移灵的具体办法，但考虑青海路途遥远，以为甘肃省兴隆山较为适宜。

　　1939年6月10日，三响礼炮过后，成吉思汗灵柩被恭敬请入套骡子的轿车，缓缓起灵。听到消息的达尔扈特人和附近的蒙古民众，自发聚集到伊金霍洛，难分难舍，悲戚恸哭，举佛灯献哈达为成吉思汗灵柩送行，从伊金霍洛到沙王府的40里路上，不断有人迎住灵车跪拜叩头，有的老人甚至躺在路中，要灵车从身体上压过去。一位记者在见闻中感慨道：成吉思汗灵柩在蒙民的泪海中，离开伊金霍洛圣地。

　　嘎尔迪老人见证了那次西迁：“我们护送灵柩的达尔扈特有二十多人，路上拿的是国民政府给的俸禄。因为有军队保卫，一路上很顺利，没有遇到太大的危险。”

　　让达尔扈特人想不到的是，灵柩所到之处无不受到万众迎送，途经延安时，陕甘宁各界人士设灵堂，集会举行迎灵大典，灵堂的横幅书写“世界巨人”四个大字，上联为：蒙汉民族更亲密地团结起来；下联是：继承成吉思汗精神抗战到底。老人亲眼看见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向成吉思汗灵柩敬献花圈。据说，今天广泛用于葬礼上的哀乐就是作曲家刘炽为了那次迎灵仪式，根据陕北唢呐曲《粉红莲》而专门改编的，后经不断演进，成了我们耳熟能详的曲调。

　　6月25日，灵车抵达西安，“沿街香案罗列，鞭炮齐鸣，参加致祭欢迎者近二十万人，次日如仪欢送。”万人空巷，盛况空前，蒋介石特派专员宴请达尔扈特代表。走出草原的成吉思汗，在民族生死攸关的危难关头已不仅仅属于蒙古民众，他被赋予了更高的象征意义，将中华民族紧紧地凝聚在一起，共赴国难。

　　成陵于1949年兰州解放前夕，被再次西迁至青海省塔尔寺，直到1954年才回归故里。又过了两年，由中央政府斥巨资兴建的陵宫风风光光地落成了，八白宫终于共同拥有了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家园—三座蒙古包式的建筑，饰以乳白的外墙，金黄的琉璃瓦，朱红的大门，在蓝天白云、绿草苍松的映衬下，傲然屹立于甘德尔山梁之上。

　　“文革”十年，成陵作为“四旧”在劫难逃，守陵人遭驱逐，陵门被封，陵园损失惨重。“有些祭祀仪式恐怕永远失传了。”班泽尔说，那场浩劫让苏勒德亚门特少了三个，有的家族后代或许还有希望找到，有的或许早已断了香火。

　　陵宫之外的达尔扈特命运也没有好到哪里，因为他们的身份不是牧主，就是富农。万幸的是，达尔扈特人及时将重要圣物转移出去，而在民间，对成吉思汗的祭奠从未中断。“小时候，父亲常常在我们睡觉以后悄悄祭祀。”38岁的乌拉回忆道。记不清是哪一个夜晚的神灯，点燃了他最初的守陵之梦。

　　祭祀制度于20世纪80年代初得以恢复，与此同时成陵开始对外开放，有了收入来源。新世纪前后，随着鄂尔多斯经济的翻身（目前该市经济总量已跃居全区第一位），浴火重生后的成陵迎来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修缮，政府不仅扩建了陵园，而且将散落于陵宫周围的伊金霍洛镇整体迁离景区。新镇蓝图由北京专家绘制，无论居民楼，还是商铺，一律蓝瓦白墙，与成陵相得益彰，也与草原浑然一体。两年前，班泽尔一家告别平房，住进新楼，气派宽敞的阳台，还有即使大城市也不多见的地板采暖。这样的居室，他拥有两套。

　　新的生活模式总是会引发不同文化间的冲突，巨变中的达尔扈特是否也有困惑与阵痛？

　　“这是免不了的。” 成陵管委会副主任那楚格介绍道，离开陵宫，改变世世代代传下来的规矩，感情上的确很难接受。但生活明显在好转，成陵也比以前更像模像样了，慢慢地，达尔扈特人也能理解了。他说现在是成陵最好的时机，“仅2000年以后，政府的投入就达7亿多元”，这个数字比过去所有的投入加起来还要多得多。

　　乌拉幼年的志向随着成陵的时来运转愈益坚定，当成陵扩建时，他把经营多年的餐饮小店交给妻子打理，义无返顾地走进成陵。开始在停车场看车，现在伙房当厨师，用他自己的话说，“离陵宫越来越近了”。乌拉的理想是进陵宫，“虽然我还只是一名临时工，但机会一定会降临。”他对此充满信心。

　　包括亚门特、行政管理者在内，现在直接服务于成陵的工作人员有30多名，其中一部分有正式编制，享受公务员待遇，另一部分为临时工。相对于临时工乌拉，身为圣主达尔扈特太师的哈斯要幸运得多，他正在内蒙古师范大学进修蒙古史，学期一年，与他同去的共有4人。

　　“我们建立了培训制度，请老一代达尔扈特人和专家学者讲课，也把年轻人送出去深造，让他们不仅懂得仪式，还要理解其中的含义。”那楚格希望他们都能成为专家，更好地传播成吉思汗文化，“那时候，我就不会这么忙了”。

　　哈斯的愿望却远不止于此，他不仅想自己充电，将来还要送儿子出国留学，让他有更宽广的视野研读蒙古史，了解自己的文化。

　　未到鄂尔多斯之前，我曾在心里画了个问号，置身于令人眼花缭乱的现实社会，达尔扈特人真能抵得住诱惑，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守望吗？这个问题在我们离开之前完全释然了。如果说嘎尔迪老人为我打开了尘封的达尔扈特历史，班泽尔使我认识到达尔扈特的今天，乌拉和哈斯则让我看到了达尔扈特的未来。正如脚下这片已经复苏的土地，每踏一步，你都能真真切切感受到生命的律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