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族源与原始蒙古人创造了人类“三古”文化

一、引言
　　探索蒙古族族源问题，必须将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结合起来研究，也就是将地壳变迁的“珍贵档案”，即地层，以及记载生命活动的“特殊文字”，即化石等资料和国内外有关蒙古史方面的文献资料结合起来探索和研究族源问题。但是，在有关蒙古民族历史文献资料方面，从以往的历史资料来看是很不全面、很不系统、很不完整，因而参考价值十分有限。例如：自《蒙古秘史》到《风暴帝国》，近800年间出版了20多部《蒙古史》。这些蒙古史都是从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落开始的，是800年的《蒙古史》。这显然不符合蒙古高原土著人—蒙古人的发展历史，即不符合全人类三大人种之一蒙古人种的根基和中流砥柱——蒙古人的历史情况。另外，上述这些有限的史料水份也很大，其原因，由于原作者志趣不同，要求各异，其结果也就与历史的真面目背道而驰了。例如：在历史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对蒙古诸氏族部落名称的不同称呼，都说成为不同的民族来称呼。这样把本来同一个蒙古民族就“分裂”成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不同的民族。诸如猃狁民族、北狄民族、胡奴民族、匈奴民族、契丹民族、室韦民族、鲜卑民族、锡伯民族、突厥民族、回紇民族、回鹘民族、维吾尔民族、达斡尔民族、裕固民族、图瓦民族、哈萨克民族……等。实际上猃狁、北狄、胡奴（匈奴）、契丹、鲜卑（锡伯）、突厥、回紇（回鹘—维吾尔）、达斡尔、裕固、图瓦、哈萨克等都是蒙古氏族部落的名称。这些部落的名称，到了13世纪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高原100多个蒙古部落，建立蒙古大帝国之后，这些部落的居民自然变成了蒙古国的国民而其部落名称自然就消失了。例如：契丹人，当时达到120多万人口，但自元末明初以来，却从史籍中突然消失了“契丹”之部落名称。其原因是，成吉思汗统一了100多个蒙古部落，建立了蒙古大帝国，这时契丹人自然变成了大蒙古国的国民，因而契丹这个“名称”（或八部联盟的名称）逐渐被淡忘而演变成统称的蒙古人，所以史籍中不单独记载契丹之称呼，统一称为蒙古人而已。再如：上述这些蒙古部落的名称，有的在历史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对同一个蒙古语读音的部落名称，用不同的汉字来注音而变成几种不同的汉文名称。

这一蒙古语名称，以往所对应的几个“汉文名称”有，诸如西伯利亚的西伯、室韦、鲜卑、锡伯、失韦等，都是源自西伯利亚地区的一个原始蒙古氏族部落的名称西伯演变而来的。因为“西伯”这一名称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在不同时代的史官笔下逐渐由“西伯”演变成室韦、鲜卑、锡伯、失韦等系列汉文名称。这些本来都是蒙古语（洁净）]一词读音的不同汉字注音而已。可是以往对这些汉字注音的不同汉词，诸如室韦、鲜卑、锡伯、失韦等汉词后面分别都加了“民族”二字，而“创造”出了室韦民族、鲜卑民族、锡伯民族……等不同的诸多民族来称呼，如此从同一个蒙古部落名称演变成了几个不同的民族来称呼。再如蒙古语叫[xumun（人）]，使其汉文意译为“人”，音译成鲧、昆吾、胡奴、简称“胡”等多种形式，后来司马迁在《史记》中又把“胡奴”二字改记成“匈奴”，简称“胡”，它东边的叫“东胡奴（东匈奴）”，简称“东胡”等。这本来与当今所谓的东蒙、西蒙的叫法是一样的。可是有人在《新论》一书中，使同一个蒙古部落名称，在不同历史时期或不同史官笔下演变成了不同注音的汉文“名称”后面也分别都加了“民族”二字来称呼，如此使同一个氏族部落演变成几种不同的民族了，即诸如胡奴民族、匈奴民族、东胡民族……等多种不同的民族了。再如：上古时代的同一个蒙古氏族部落名称，如“肃慎”，原本这一名称是在夏商时代的称呼“肃慎”，到了胡奴时代称邑娄、鲜卑时代称勿吉、突厥时代称靺鞨、金朝时称女真、北朝时称满族等。如此，“肃慎”之氏族部落名称，在不同历史时期演变成不同的称呼后面也都加了“民族”二字，使其“分裂”成六个不同的民族了，即肃慎族、邑娄族、勿吉族、靺鞨族、女真族、满族等。这样，把当今所谓北方民族，本来全部都是同根同源的蒙古种族人。可是，以往在不同历史时代的不同史官的笔下，不仅“肃慎”一个氏族部落分裂成六个不同的民族了。如此把整个一个蒙古种族人分裂变成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不同的民族来称呼。其原因，古代信息不畅通，各地史官方言作崇，注音不准而出现多种“汉词”来记载是时代造成的，是历史造成的，有情可原。可是，近代有的学者还在继续使用这个历史上形成的不标准及不恰当的命名，而且继续“发扬光大”之势头，这样把同一个蒙古种族人分裂成许多不同的民族了。因而，当今应该正本清源的时候了。
　　
关于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问题，近年来红山文化考古挖掘研究解开了这个谜底。根据西拉木论河流域地区古文化考古成果，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把中国文明起源的过程，概括为
“古文化——古城——古国”：“古文化”指原始文化；“古城”指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古国”指高于部落以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上述“三古”文化，都是西
拉木论河流域红山文化的创造者原始蒙古人创造的“三古”文化。
　　
第一编 蒙古族族源与蒙古种族人的远古祖先

一、 蒙古高原是人类的发源地之一
蒙古高原是世界著名的大陆之一，它位于地球的亚洲北半部。占地大约3500万平方公里，占亚洲总面积的85%，占世界总面积的24%。
　　
考古发现证实，在蒙古高原上发现多处古人类遗址，诸如，鄂尔多斯高原的“鄂尔多斯人”、西伯利亚的“阿尔泰人”、呼和浩特市郊的“大窑人”、渤海之滨“金牛山人”、燕山一带的“山顶洞人”、哈尔滨阎家岗“科尔沁人”、满洲里“扎赉诺尔人”、喀喇沁左旗“鸽子洞人”、山西“峙峪人”、山东“大汶口人”、太湖“良渚人”……等十几处古人类遗址。
　　地球形成以后，蒙古高原也经历了亿万年的地质变迁，从300—150万年前，由自然史的时代转入了社会史的时代，由生物史的时代进入了人类史的时代，这便是人类史的开端，也是蒙古史和蒙古文化的开端。
　　如多少万年前，在这个蒙古高原上，远古蒙古人——蒙古种族人赖以生存，经历了猿人时代、直立人时代、智人时代；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原始公社制社会、氏族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创造了人类文化，开创了蒙古种族史。

二、蒙古种族人的远古祖先
　　1922年法国天主教神父，地质古生物学家桑志华，以蒙古族牧民旺楚克提供的线索，在内蒙古鄂尔多斯萨拉乌苏河流域科学考察时，从萨拉乌苏河大弯找到人类股骨化石和一颗人的上门齿化石，对此发现起初经加拿大人类学家步达生命名为“鄂尔多斯（ordos——[?rd?s]）人”，后来使其汉文篡改成“河套人”而代替了最初命名的“鄂尔多斯人”。如此篡改不仅失去了名词概念的原来的涵义，而且也造成了名词概念的巨大混乱，这样造成的不良影响后患无穷。继1923年，桑志华和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在鄂尔多斯地区进行考察，发现200多件人工制造的石制品，这进一步证实了鄂尔多斯高原是人类的发源地之一，即蒙古种族人的发祥地，是蒙古人的摇篮。
　　2006年12月28日，中国学术界确认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萨拉乌苏河流域的“鄂尔多斯（河套）人”的生存年代至少提前了3.5万年（起初认为约5万年左右），也就是进一步确定了 “鄂尔多斯人”是生活在距今7——14万年前鄂尔多斯高原古人类群体，目前中国乃至亚洲地区所知时代最早的晚期智人（新人）。从而确认“鄂尔多斯人”是亚洲现代人的直接祖先，也是蒙古高原土著人——蒙古种族人的直接祖先。所以，英国人包勒、美国人普木坡里和威廉姆斯等学者认为人类文明源自中亚细亚——蒙古高原，认为蒙古种族人是人类第一个直立人，
第一个智人。

三、蒙古种族人的形成及其氏族部落的标志或图腾
　　1、构成民族的基本要素
　　构成民族的基本要素：要有共同的居住区域，共同的语言文字，共同的经济生活和共同的心理素质等，其形成过程描述如下：
　　根据上述，萨拉乌苏古人类遗址位于鄂尔多斯高原最南端的萨拉乌苏河流域，是一处生活着距今7——14万年前的“鄂尔多斯人”的遗址。专家们通过对萨拉乌苏区域大剖面的综合研究得知，距今7——14万年前的鄂尔多斯高原处于地球历史上末次冰期，当时的自然植被以针叶、阔叶混交的森林草原景观为主，整体气候温湿。而在距今7——1万年前，鄂尔多斯高原进入了地球历史上的末次冰期，此时的鄂尔多斯地区整体处于一种干旱、寒冷的自然条件下，处于不适于人类生存的时侯。因此，在距今7万年前的末次冰期来临之后，伴随全球性气候的不断寒冷，生活在鄂尔多斯高原的古人类曾一度离开了这块生活了数万年的土地，追逐着适宜于自己生存的自然环境顽强地辗转在欧亚草原上。数万年之后，追逐着回升的气候，他们又再次踏上这块既熟悉，又陌生的大地。这样，在距今7万年前的末次冰期来临之后，发散到各地的鄂尔多斯人，再返回故地的时候，又分散落籍于蒙古高原各地，诸如山顶洞人、阿尔泰人、金牛山人、科尔沁人、札赉诺尔人、鸽子洞人、大窑人、峙峪人、大汶口人、良渚人……等远古人群，都是从“鄂尔多斯人”发散的分支或派生的人群？因为考古发现，山顶洞人……等分支人群的生存年代都不超过5万年左右。

人类社会发展到原始公社制社会，氏族社会——母系氏族到父权制氏族社会时，以血统为标志形成诸多氏族部落、部族等。在共同地域环境中的诸多氏族部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共同语言，共同的生活习惯，共同心理素质，共同宗教信仰，而形成一个独立的民族。蒙古民族也不例外，由蒙古高原这个地域上形成的诸多氏族部落，若干氏族部落组成一个“独立”的民族。蒙古民族也就是这样形成的。

例如：上述“鄂尔多斯人”和从他发散的分支或派生的远古人群，在这个蒙古高原大内海的地方，生活在这个同一地域（共同地域里）的原始人，为了生活下去，必须成群结伙地去寻找食物，采集可食之物（共同经济生活方式）。为了不受野兽威胁伤害，更必须凑在一起集体行动抵御外来的侵扰（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为了传达彼此之间的思想信息，就需要表达的方式方法。除了面部表情、手脚动作（哑语）以外，最重要的是声音（有声语言）。当时是从最简单的音符开始，天长日久，在漫长的岁月里，就逐渐形成了表达力最强的语言（语言的形成），这就奠定了用不同声音表达感情传递信息的原始方法。使用统一信号（共同语言）的人群，我们可以称其为“语群”。我们所说的“语群” 是说蒙古语的群体，可以称之为 “蒙古语群”，也就是“蒙古语族群”，即蒙古种族人——蒙古人。这是鄂尔多斯高原的古人类——“鄂尔多斯人”和由从他发散出走的分支或派生的古人类，即“山顶洞人”……等，在蒙古高原这个共同地域自然环境下一起生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长河中，逐渐形成了共同语言或蒙古语言、共同风俗习惯，产生了共同宗教信仰或萨满教信仰及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等。这就是蒙古种族人形成的自然过程。这个蒙古民族形成的过程，完全反映了孙文的民族组成原理和斯大林的民族形成理论的实质。

2、蒙古语群中的不同群体的标志或图腾
人类从原始公社制社会，进入到氏族社会的初级阶段，当原始人群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和人类的活动中，从大群体分成小群体的时候，为了区别不同的群体，就产生了群体标志的概念。用什么做标志呢？当时人们，只能在生产生活中所见所闻的事物中选择，在敬畏的物体中寻找。黄帝时代的人感觉到云中孕育着风雷雨雪，冷暖祸福，由敬畏而崇拜，故黄帝族五个部族以云为名，如黄帝之名为姬云（尚有以畜为标志和虫、鸟为标志的黄帝部族）。火，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故神农氏（炎帝）以火为标志。北狄蒙古部族中之丁零（突厥——高车）部落及蒙古部落皆以“狼”为标志。这些标志受人类的尊敬崇拜，就是今天所说的“图腾”和“图腾崇拜”。这些标志、图腾，人类的子孙们为了表示尊崇和怀念，随着时代的变迁演化出很多的动人的神话，以示其族来历之不凡。有的人还把最显赫的皇帝、可汗、单于、天神、圣女等附丽其间，以示祖源之崇高神圣。

近来有些蒙古族同胞对本民族崇敬的图腾大为不满。他们认为，狼之为物，危害人群，其性凶残，不应做部族标志，崇拜之图腾。　　古今之狼不变，狼的习性亦无变化，惟狼所处的环境，则古今大异，狼与人的关系古今亦不一样，人对狼的看法，也就有古今之别。
　　太古时代生物繁茂，资源丰富，狼猎取的动物，遍地皆是，不需要侵犯有自卫能力的人。即使人类发展到狩猎经济阶段，狼也不侵犯受人保护的少量牲畜。
　　太古时代，人类看到的狼却是机智、勇猛、护群、爱仔、不争食、不互斗、配合默契，围斗凶畜猛畜，轮番作战，各有分工，似有指挥者也。原始狩猎人群吸收了狼的优点，以狼为 “师”，自然要产生对狼的尊敬崇拜，以狼为氏族标志和部落的图腾也就不奇怪了。

3、秦始皇始祖发源于西拉木伦河
　　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地区是原始蒙古人创造人类“三古”文化，即人类古文化、古城、古国的诞生地。
　　西拉木伦河的源头出自百岔河，古籍称为“高凉河”。它发源于内蒙古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西南部七老图山中，即今芝瑞乡石头庙子山和面子山间的百岔山。西拉木伦河经过的左右两岸中下游地区，就是史前岩画所在地。
　　在长达60公里的河岸两侧展示了极为丰富的狩猎的画卷，极为壮观。西拉木伦河地区古时为山戎人的居地，以后为东胡、乌桓、鲜卑人的居地。那么这些岩画究竟出于何时，由何人绘成的呢？已有地方史家断定这些岩画，“绘于先商时期”，即北狄蒙古建立的商王朝时期。　　据史料证实，这些岩画是秦国先祖绘制的，也就是说，秦国的先人一部分是出自山戎。山戎在古籍中称为“戎胥轩”这里的“戎”是当时的史官对异族的蔑称，“胥轩”是本称。
　　“胥轩”是后来的“东胡”鲜卑的祖先之一。或者说，胥轩人一部分西迁了，成为秦国人的祖先，一部分留下来的成为后世的东胡。也就是秦始皇的祖先和东胡人的祖先都出自山戎，即出自胥轩。
　　上古时代山戎——胥轩的一部分人西迁到当今甘肃、青海一带，与当地居民古羌人融合，逐渐演变成当时所称的“氐羌”部族，即当今所称为的羌部族。这就是当今史学界公认的秦
始皇是羌族人的来历。

羌族历史悠久，可溯源于3000多年前的古羌人。在历史上因时代、地域的不同，羌人又被称为“姜”、“羌”、“氐羌”、“羌戎”、“西羌”等。　　实际上“姜”、“羌”本是一字，因姓氏称之“姜”，为族名称之“羌”，传说姜姓始祖为炎帝。《后汉方?西羌传》说：“及武王伐商，羌髦率师会于牧野”。这里的羌当指的是，就是部分古羌部族人。羌是夏之遗民，或同性族群。也就是说古羌部族人源自建立夏王朝的猃狁蒙古。
　　“氐羌”之名最早见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献。《逸周书?王会解》说“氐羌以鸾鸟”……。鸾鸟传说凤凰一类的鸟，“氐羌”可能是以鸾鸟为图腾的部族。这一点证实了，从西拉木伦河地区西迁的鸟图腾的秦始皇始祖，即西迁胥轩的一部分是鸟为图腾的说法相吻合。另外，蒙文通先生考订：“秦之犬戎之一支”；“秦之为戎，固不自疑”，他还说：“胥轩曰戎，自非华族（原指华山地区的猃狁蒙古，到了1912年后才单独指中华民族——汉族，笔者注）”。这也进一步证实了，秦始皇始祖是鸟图腾的氏族。

4、秦始皇始祖鸟为图腾的根据与来历
对西拉木伦河两岸展示的岩画，虽然把“鹿石”上的动物称作“鹿”，并将这种艺术形式冠以“鹿石”之名。但细看起来它确是“鸟首鹿身”，是一个非现实存在的神幻之物。我国宁夏贺兰山发现的鹿石岩画干脆命名为“鸭嘴兽”。在新疆阿勒泰地区古墓碑之鹿石，命名为“五凤石”。这说明其上刻的动物又和“凤鸟”极相近。
　　关于飞廉和秦始皇祖先的关系，在《秦本纪》云：秦人的祖先来自鸟图腾的一支，而蜚廉（飞廉）及其后裔：“秦之先，帝颛顼（传说中的五帝之一，五帝早期生活在西拉木伦河中下游地区——三江口，笔者注）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这表明，秦的祖先是由鸟卵生出来的，其先民是以鸟为图腾的，他的族源神话与建立商王朝的北狄蒙古的玄鸟神话具有文化共性。秦的祖先实属诸北狄蒙古部落之一，即诸狄之一员。

近来，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都认为发源于西拉木伦河流域地区的，红山文化序列之夏家店下层文化和上层文化是建立商王朝的北狄蒙古文化之源，也就是说秦人和狄商人一样都是来自北方的鸟图腾的部落或部族。这个鸟图腾，同时也是中原（以河南为中心地区）以北地区土著人——山戎、鲜卑、乌桓、东胡等氏族部落的图腾。这个情况，一直到狄商王朝覆亡后才发生了变化（如后来北狄蒙古变为狗图腾，山戎、鲜卑、乌桓、东胡变为鹿图腾），但是仍然是以鸟名“燕”来为国号（如鲜卑蒙古建立了燕国）和文化特征。
　　但是，百岔河两岸岩画常常以鹿和鸟合体，即“鸟首鹿身”出现呢？在楚辞《天文》中就有“惊女采薇鹿何佑”一语，其意是说，秦氏族在逃亡的路上得到了鹿神的保佑。在史藉上以 “鹿”喻秦的地方很多，例如《汉书?蒯通传》：“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等。
　　飞廉是化身凤属神鸟的风神。但是它为什么变为鹿呢？这主要是鸟图腾氏族联系了某个鹿氏族的缘故。起源于我国东北部，活动于东夷（东夷之祖先：东徙辽东半岛之鲜卑蒙古与北徙渤海北岸方殷族，即殷纣王之族混种是东夷人的祖先）区域的颛顼就以“女禄氏”为妻。古代同音通假，“禄”即“鹿”，证明东夷集团里有鹿氏族。飞廉以鹿和鸟为合体，成了综合式图腾。

上述这些具体反映了，以鸟图腾的秦人祖先和以鹿为图腾的胥轩（东胡——东夷）是姻亲关系，是通婚的氏族。共同发展出来后来的秦氏族。因此，秦始皇始祖发源地，即西拉沐沦河岸发现的岩画，多般显示出“鸟首鹿身”之神幻之物的形象。
　　蒙文通先生所断言的“胥轩曰戎，自非华族（指汉族）”是有道理的“胥轩”应当是与周族人异族，因而被贬成而冠以“戎”字。“胥轩”二字是东胡人的图腾之物，其原意是“鹿”，即欲固语（蒙古语方言）和图瓦语（也是蒙古语方言）“鹿”的发音的汉译名。有的学者指出：鲜卑语（蒙古语方言）“鹿”的发音与“胥轩”促读音相近。另外，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乌孜别克语称、塔塔尔语称等称呼与现代蒙古语对鹿的叫法是一样的。这进一步证实了，他们都是蒙古种族人。

　　从而得知，以鸟为图腾的秦人先祖和以鹿为图腾的胥轩（东胡）是姻亲关系而构成了“鸟首鹿身”的飞廉风神形象。
　　“东胡”之称谓《逸周书》中始见，但东胡却是古老的部族。东胡的考古文化，是红山文化序列之夏家店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是共识。那里曾发现了很多刻有鹿图像的出土文物。尤其是在东胡及其先人活动中心地区，即西拉沐沦河流域、百岔河地区的岩画中“鸟首鹿身”的比重相当大，而且有很多鹿完全是以单独被供奉的神兽形式出现的。同时发现，有的鹿旁常伴有狗的形象，这和西伯利亚地区“鹿石”的形势很相似，这与北狄蒙古是狗图腾有关系的标志？但西拉木伦河岸边的岩画之鹿石是“鸟首鹿身”的混合式图腾构成的氏族部落之根源及标志。这与上述，以鸟为图腾的秦人先祖和以鹿为图腾的山戎——胥轩（东胡）是姻亲关系，是通婚的氏族。共同发展出来后来的秦氏族。

总之，从“鄂尔多斯人”及其从他发散的分支或派生的大小氏族部落，其标志或图腾是不相同的。例如：蒙古种族人普遍为龙（或蟒，在美洲将龙称作蛇，不称为龙。也就是说印第安人信仰蟒，有蟒信仰蟒图腾）图腾，北狄蒙古为狗图腾，丁零（突厥——高车）、胡奴（匈奴）、蒙古等均为狼图腾，秦始皇始祖为鸟图腾，东胡为鹿图腾……等。
　　总之，秦始皇始祖是发源于西拉木论河流域的山戎——胥轩人。后胥轩人的一部分西迁了，成为秦国人的祖先，一部分留下来的成为，后世的东胡和鲜卑人的祖先。起初秦人的祖先西迁到当今甘肃、青海地区土著居民古羌人融合成“氐羌（当时对羌族的称呼）”部族，这是当今公认的秦始皇是属羌族人的来历。也就是秦始皇是属蒙古种族人，所以秦始皇说蒙古话是必然的，毫无奇怪的。又因为女真人的祖先为肃慎，居于黄河以北燕山一带，是狄商王朝的附属国。在3000年前狄商王朝被周人推翻以后，向北移动，迁徙到吉林以北、黑龙江以南——大兴安岭一带。所以，早期夏商时代为肃慎、胡奴时称邑娄、鲜卑时称勿吉、突厥时称靺鞨、金朝时称女真、北朝时称满族。肃慎是蒙古的分支——蒙古语族人。朱学渊博士说：“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之说法是有道理的，并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的说法。

四、“蒙古[mongol]”一词的来历
　　关于民族之组成原理，孙文认为：“民族是由天然力形成的，国家是由武力造成的；民族的构成要伴有血统关系、生活方式、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斯大林说：“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这样，孙文的原理和斯氏的理论明确界定了“民族”这一词的概念。蒙古民族在8000年前就已形成“蒙古”这一族称，民族形成的当初便以具有，史书中称“蟒豁勒”汉文简化称“蛮”的形式，在诸蒙古部落中以“蒙古”称呼流传下来。“蛮”之简称在4000年前在汉史书中出现了，如“蛮”、“蛮夷”、“蛮戎”、“百蛮”等，统称为“北蛮”、“南蛮”或“白蛮”，这些“蛮”人，便是长江、黄河流域的荤粥、猃狁、北狄、胡奴（匈奴）等，是原始蒙古人，是中原地区的土族居民，便是蒙古高原的诸蒙古部落——蒙古——蟒豁勒也。蒙古——“蟒豁勒”源于蟒，蟒蒙古语叫（蟒）。蒙古人的这个族称——蟒豁勒（蒙古），是源于蟒信仰、蟒图腾，是以民族信仰民族图腾来命名本民族的族称——蟒豁勒[mogol]——蛮[mogol]——蒙古[mogol]。

　　蒙古人的这种蟒信仰蟒图腾的民族信仰民族风俗，不仅在文化遗物中发现，而且在蒙古民间很早以来流传着有关蟒的神话传说，即“蟒的神话故事”这种神话故事流传至今，在蒙古民间几乎都家喻户晓。特别是在农闲或过春节等节假日的时候聚众听“蟒的神话故事”等文化娱乐活动。近年来电视台也播放“蟒的神话故事”等。
　　在上古时代蒙古族的族称不是用"蒙古"二字记载的，而是用“孟柯……等”多种“汉词”记载的。因为“蒙古语叫（蒙古）一词之蒙古语读音，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在不同史官的笔下演变成，诸如孟柯、蟒豁勒、蛮、蒙瓦、蒙陈、蒙哥、蒙古勒、忙古、没歌、没骨、木骨闾、萌骨、莫贺咄、莫弗何等多种异写形式。这是由于史官，一方面方言作祟，注音并不准确，另一方面多采用蔑词贬语来命名“蒙古”一词，因而对“蒙古一词的书写出现多种多样的异写形式。如胡奴之“胡”之称谓，虽非明白的贬词，并非美称。以汉文释“胡”为不守规范，如：胡作非为、胡来、胡闹等。寓意是否“胡闹的奴隶”之嫌？后来在《史记》中，又把胡奴一词改记为“匈奴”之词，寓意是否“凶恶的奴隶”之谐音之嫌？对“蒙古”一词，除上述多种异写形式外，直到元末明初汉族人概称蒙古为“鞑靼[tatar（达怛[tatar]——塔塔儿[tatar]）]”；西藏人元代以后称蒙古为“霍尔[?ig?r]”。鞑靼乃塔塔儿之音变；霍尔乃维吾尔，古之回纥——维吾尔[wuigur]。这就证明了，鞑靼就是蒙古人，维吾尔人（古时侯也是纯蒙古人）也是蒙古种族人之一。

　　五、蒙古种族人的特征
　　1、特征之一“蒙古斑”
　　人类学家所说的蒙古人，在广义上是指蒙古系列——全体蒙古种族人。这个蒙古人——蒙古系列是以蒙古人、蒙古语族人、蒙古利亚人（印第安蒙古人），均是一个血统的亲缘种族。蒙古种族的还有一个独具有的特征是，在婴儿臀部有块“蒙古斑”，这是蒙古人的先天的青记，是上帝赐予蒙古人的蓝色蒙古痣，这种“蒙古斑”是蒙古人、蒙古语族人、蒙古利亚人独有的，它属于血统的印记，是用于氏族血统的标志。
　　2、特征之二“蒙古语言”
　　语言是民族的灵魂。语言学家称人类有声语言，于5——4万年前时开始形成，也就是说从哑语走向了有声语言，蒙古语言体系，于1万年前时已经形成。在8000年前时蒙古民族形成的初期，成为各蒙古氏族部落的通用语言——蒙古种族语言——蒙古语言。蒙古语言是无形的“纽带”，使整个蒙古种族人贯穿在一起。蒙古语言不仅成为蒙古人、蒙古语族人、蒙古利亚人（印第安蒙古人）共同的灵魂，而且也是蒙古人、蒙古语族人、蒙古利亚人等，蒙古种族人组成和形成的“历史化石”。
　　当今所谓的“北方民族”，都具有：有形的“印证”和无形的“纽带”，这两个特征，使整个蒙古种族人贯穿在一起。另外，除了当今生活在蒙古高原本土上的蒙古种族人外，上古从蒙古高原出走的美洲的印第安人、亚洲的日本人、西亚的突厥人的后裔土耳其人及中亚、北亚俄罗斯境内的卡尔梅克（蒙古）人、图瓦（蒙古）人、布利亚特（蒙古）人等及欧洲匈奴人的后裔匈牙利人和鲜卑人的后裔芬兰人也都具有上述这两个特征。所以，从史学的观点看，蒙古史对世界史所占的比重是相当大的，有学者认为蒙古史占世界史的一半之多的说法，有一定道理的，并非妄谈。

　　六、语言是“人类历史化石”
　　1、上古猃狁（乞颜）蒙古从中原出走到阿尔泰山深山密林中
　　最近，美籍华裔学者朱学渊博士著《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一书，他不受传统学术的拘束，比较语言着手，对北方民族索源穷流，研究上古中原民族和北方民族的血缘、语言关系的历史之后，提出北方民族为上古中原社会的“一面镜子”。他认为上古中原居民好像是北方民族从中原出走的？朱学渊博士用比较语言的研究成果而得出的这个“一面镜子”，反映了两件历史实事：一是，翦伯赞在《中国史纲》中说，从伏羲时代（蒙昧上期）开始从鄂尔多斯高原迁徙的夏族，到了神农时代（野蛮下期）在中原地区分化成诸夏，其中的部分夏族，在中原地区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奴隶制社会，如猃狁（夏族）蒙古建立了夏王朝（公元前2033——1562年）、北狄蒙古建立了商王朝（前1562——1066年）、胡奴蒙古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前318——公元202年）、鲜卑蒙古建立了元魏王朝……等。这就证明了蒙古人是远古时代从鄂尔多斯高原迁徙到中原地区的原始主人；二是，商王朝被周人打败之后，成吉思汗始祖——猃狁（khiyan——乞颜）蒙古人，从中原仓皇出逃，传说只剩捏古斯和乞颜两男两女，这两家人逃到人烟罕见的阿尔泰山，躲避到深山密林中，经过2000多年，到了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大帝国之后，再返回到祖籍——中原地区。这不仅证明了蒙古人是从中原出走的历史，而且也证明了成吉思汗始祖是中原地区的土著人——猃狁（乞颜）蒙古人的历史实事。

　　朱学渊博士还认为，上古中原居民好像是以北方民族族名为人名的，如孔子的父亲叫“[s?l??g?s]（叔良纥）”，朝鲜在蒙古语里叫“[s?l??g?s]（肃良合）”，再如“虞舜是乌孙”，“孟柯[m??g?l]是蒙古[m??g?l]”……等。上述这些，一方面证明了韩国李花女子大学郑在书教授曾说过：“孔子是韩国人，因为孔子是东夷人，韩国人的祖先也是东夷人”。从而推知，朝鲜之蒙古语名称[s?l??g?s（肃良合）]一词，是否来自孔子父亲之名？另一方面驳斥了，林幹在“新论”中，忽而说蒙古人是东胡的后裔，忽而说匈奴不是蒙古人的祖先等，这两种说法哪一个也贴不上边的自相矛盾的奇谈怪论，所以不值一驳的谬论。因为，蒙古人的始祖是鄂尔多斯夏族迁徙到中原地区的猃狁蒙古和北狄蒙古。猃狁蒙古又是胡奴（匈奴）蒙古的先世，也是成吉思汗的始祖。商王朝被周人打败之后，成吉思汗先祖猃狁（乞颜）蒙古仓皇出逃到阿尔泰山，躲避深山密林中，经过2000多年后，成吉思汗统一了100多个蒙古氏族部落建立了蒙古大帝国。这与朱学渊博士所说的北方民族从中原出走的说法相吻合，这也证明了，蒙古人根本不是东胡人的后裔。又因为，胡奴（匈奴）简称“胡”，东胡奴（东匈奴）简称“东胡”，二者根本不是异族，而是同一个氏族部落人，只不过他们的所居住地方不同而已。这与当今东蒙、西蒙的叫法是一样的。况且，胡奴（匈奴）蒙古上古时代属于北狄蒙古的一个氏族部落。《史记?匈奴传》云：荤粥、猃狁（乞颜）、匈奴（胡奴）是一个民族，胡奴（匈奴）蒙古的先世也是猃狁蒙古。而有人在《新论》中，本来同一个蒙古族群，把他们分裂成不同的民族来称呼是极其荒谬的“新论”。

　　2、语言是“人类历史化石”。以语言学角度探讨蒙古种族人语言的同源关系问题。
　　现在，研究上古中原猃狁蒙古和北狄蒙古语言很困难，因为他们离现在太远了，再加上民族异化现象严重，现存语言已经很少。下面从《山海经》、《史记》、《左传》、《淮南子》、《吕氏春秋》、《国语?周语》等书籍中收集到的几个单词作简单的注解：
　　（1）夏：对蒙古语khiyan（洪流），汉文音译为猃狁（khiyan），简称“夏”，猃狁二字在《蒙古秘史》中记为乞颜——乞牙惕。蒙古语khiyan，意为从山上流下的狂暴湍急的“洪流[khiyan]”，因而以此命名本部落或部族的名称——猃狁（夏——khiyan）也。
　　（2）龙：对蒙古语[loo（龙）]，汉文直译为“龙”。这就是汉文“龙”字是蒙古语读音[loo（龙）]沿袭来的。
　　（3）卜：对蒙古语[buge（博额）]，汉文音译为“卜——萨满”。
　　（4）对蒙古语[xumun（人）]，汉文意译为“人”，音译为“鲧、昆吾、胡奴”等多种书写形式。后来对胡奴二字司马迁在《史记》中改记为“匈奴”，简称“胡”。
　　（5）北狄：对蒙古语[biden（我们）]，汉文意译为“我们”，音译为“北狄”，简称“狄”。
　　（6）对蒙古语[wang]、[gung]、[hou]，汉文对应直译为王、公、侯。现代蒙古语也叫[wa?（王）]、[gu?（公）]、[h?u（侯）]。
　　（7）多射：是北狄蒙古语，其汉意为弓箭手、弓箭者等护卫者。对多射[x?rt?in]，现代汉语直译成“科尔沁”。—“科尔沁”是建立商王朝的北狄蒙古语，现代蒙古语也称[x?rt?in（科尔沁）]。“[x?rt?in]—科尔沁”一词是北狄蒙古语，在商朝时指军事机构的专用名词——护卫者；在成吉思汗时代演变成蒙古部落的名称——科尔沁蒙古部落；在清朝时改换成所谓的哲里木盟“地名”。这一词[x?rt?in]的构词法与现代蒙古语形成名词的语法原理完全一样的。例如：以[x?r（箭囊）]作词根，连接[t?int（词綴）]而变成[x?rt?in]（弓箭手或弓箭者）。这与现代蒙古语[mal（牛）]之词根连接词缀[t?in]变成[malt?in（牧民）]是一样的。如此，形成[x?rt?in（科尔沁）]和[ malt?in（牧民）]二词的构词原理和语法结构是完全一样的。这一点也证明了商王朝时代的北狄蒙古语与现代蒙古语是完全一样的。
　　（8）俄罗斯学者维克托罗娃说：中亚的蒙古高原很早就有农业，并且很发达，如“都突日嘎[t?d?raga（水稻）]”这个名词，在印度语中没有，突厥语（蒙古语方言，笔者注）中没有，汉语中也没有，原来就是胡奴（匈奴）蒙古语——都突日嘎（水稻）。对水稻一词，现代蒙古语也叫都突日嘎[t?d?raga（水稻）]之称呼。再如：匈奴人的一个单于（皇帝）的名子叫头曼，头曼[tum?n（万）]是蒙古语，其汉意为“万”，还有一个单于的名叫冒顿，冒顿[m?d?n（树木）]也是蒙古语，其汉意为“树木”，匈奴人西迁的领袖叫乌单[?dan（柳树）]，“乌单”是蒙古语，意为“柳树”。欧洲胡奴（匈奴）帝国的创始人阿提拉之父的兄弟俄塔[?d]和卢阿[l??]。“俄塔”是蒙古语，意为“财富”，“卢阿”也是蒙古语，意为“龙”。再如：王昭君出嫁到匈奴，嫁给呼韩邪单于，其名呼韩是蒙古语[?xagan(智慧)]，邪是蒙古语[j?x?（大）]。呼韩邪单于，即称“智慧大的皇帝”之意……等。从上述得知，匈奴语就是蒙古语。另外，在200多年前，俄罗斯学者俾丘林对中亚和蒙古有高深的研究，他最伟大的贡献是第一个提出胡奴（匈奴）人就是蒙古人之结论是正确的。
　　（9）鲜卑是蒙古的一个部落，他们的语言当然也是蒙古民族语言或蒙古语方言。例如：鲜卑蒙古部落的名称，大部分都是蒙古语名称，如：除上面提到的西伯[t??b?r（洁净）]、室韦[t??b?r（洁净）]、鲜卑[t??b?r（洁净）]、锡伯[t??b?r（洁净）]外，还如：段部，段[t?mda（中间）]是蒙古语，意为“中间的部落”。匹砥[bid?n（我们）]，是北狄的谐音，蒙古语，意为“我们”。务勿尘[ux?rt?in（牛倌）]，也是蒙古语，意为“放牛之人或牛倌”。慕容[mur?n（河或江）]，是蒙古语，意为河或江。涉归[sig?i（森林）]，人名，意为“森林”。拓跋[?b?ga（坨子）]，是蒙古语，意为“坨子”。阿干[axa（哥）]，是蒙古语，意为“哥”。直真[s?t?in（聪明）]，蒙古语，意为“聪明”……等。
　　（10）尼伦（柔然）蒙古语，意为[nir?g?（腰）]，阿哇尔也是蒙古语，意为[ar?n（背或北）]。“阿哇尔”与“柔然”应该连起来组成[ar?n（阿如）?nir?g?（尼伦）]，指的是生息在诸蒙古部落北部山岭地区的人们。[波斯]?拉施特《史集》所称从阿阑?豁阿母亲“贞节之腰”产生的“尼伦[nir?g?（腰）]部”蒙古云云，就是蒙古语[ar?n?nir?g?]的汉文音译的“阿哇尔?尼伦”一词。再如：“郁久闾”是蒙古语[it?ag?r]的音译，意为根源或源头。“木骨闾”是蒙古语[m??g?l]的音译，意为“蒙古”。柔然（尼伦）时代特指生活在中亚地区的蒙古人。“车鹿会”是建立柔然（尼伦）历史上第二位领袖之名。车鹿会是蒙古语[t?ila g?n（石头） xu（儿）]的音译，意为“石头儿”……等。
　　（11）乌桓的社会基层组织叫“邑落”，是蒙古语[ail（屯子）]的对音。现代蒙古语中所指的自然屯，也叫做[ail（屯子）]。这个“邑落”是从远古时代的氏族部落的“落”演变而来的，这就证明了上古时代以氏族部落为单位组成邑落[ail（屯子）]。
　　（12）上古时代回纥（回鹘——维吾尔）语言和蒙古语言是相同的。现代也相当多的维吾尔语的词根与蒙古语的词根是相同的，例如：维吾尔语称可汗（皇上[xagan]）、可敦（皇后 [xadan]）……等与蒙古语[xagan（皇上）]和[xadan（皇后）]是一样的。
　　马长寿著《北狄与匈奴》云：“匈奴语言上的通则与蒙古语言上的通则，不相违背”。突厥语（蒙古语方言，笔者注）中蒙古语成分的比重相当大。
　　总之，上述猃狁部、北狄部、胡奴（匈奴）部、突厥部、回纥部、鲜卑部、柔然（尼伦）部、乌桓部……等部落或部族，他们在上古时代开始语言上就有同源关系，即有共同的蒙古语言，而都被用蒙古语言贯穿在一起了。所以，蒙古语言不仅是整个蒙古民族的灵魂，而且也是蒙古民族组成和形成的“历史化石”。蒙古语言这种无形的“纽带”和有形的“印证” “蒙古斑”是蒙古种族人独有的特征。因此，所谓北方民族全部都有上述两个“特征”，所以都属于蒙古种族人，它包括蒙古人、蒙古语族人、蒙古利亚人（印第安蒙古人）等。所以，上古时代女真人也是蒙古种族人，因此秦始皇说蒙古话是完全有可能的，并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的妄谈。
七、 蒙古民族源于猃狁蒙古和北狄蒙古
　　人类从蒙昧时期过渡到野蛮时代，所谓“野蛮”是与后世的文明相对而言并非贬语。人类从原始社会，进入到氏族社会的初期阶段，当原始人群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和人类活动中，逐渐形成了共同语言、共同生活习惯、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特征……等。猃狁蒙古和北狄蒙古语言，在8000年前时蒙古民族形成当初，成为蒙古部族的通用语言——蒙古种族语言——蒙古语言。蒙古高原蒙古语群体是这样形成的。
　　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在《中国史纲》中说，从伏羲时代（蒙昧上期）开始从鄂尔多斯迁徙的夏族（猃狁蒙古，笔者注），到神农时代（野蛮下期）在（山西省）汾河河谷，（河南省）黄河河谷分化成诸夏（诸猃狁蒙古、笔者注）的时候，蒙古高原蒙古语群体也分化为诸狄（诸北狄蒙古，笔者注）。大约在纪元前1700年前后在中原（今河南为中心地带，笔者注）正北一带，即当今蒙古国、内蒙古、山西省、河北省北部，东至黑龙江流域、北至贝加尔湖等地区，都布满了诸狄——诸北狄蒙古部落或部族（见翦伯赞《中国史纲》（81页、159页），1950年，三联书店）。也就是这广大地域都布满了北狄蒙古人的各个部落或部族。所以说，蒙古民族源于诸夏（诸猃狁蒙古）和诸狄（诸北狄蒙古）。
1、 猃狁蒙古
鲧是夏（猃狁——khiyan）的先世，是著名的历史人物。关于鲧古代有许多事迹和神话传说。鲧是蒙古语[xumun（人）]，汉文意译为“人”，音译为“鲧”。鲧为[xumun（人）]来命名自己的。鲧是古老的猃狁蒙古人，他是（大）禹的父亲，鲧和禹奠基了夏王朝的基础，这大约公元前22世纪。禹之子启创建了猃狁蒙古奴隶制王国，即夏王朝。启之子太康时由东夷人（也是蒙古人）穷国君主羿篡权代夏，经过长期的斗争，到启的后代子孙少康时恢复了夏王朝，史称“少康中兴”。
从鄂尔多斯高原迁徙到中原地区的夏族，即建立夏王朝的猃狁（乞颜——khiyan）蒙古，猃狁简称“夏”。猃狁——khiyan（夏）是蒙古语，意为从山上流下来的狂暴湍急的“洪流[khiyan]”。使其汉文音译为猃狁，简化成“夏”。这是夏王朝的“夏”字和夏族的“夏”字的来历，即蒙古语khiyan（洪流）——猃狁——乞颜——夏。
　　从鄂尔多斯高原迁徙到中原地区黄河流域的鄂尔多斯夏族建立了夏王朝，同时分化成诸多的分支、派生组成诸夏，即组成夏王朝的附属国，如韦、顾、昆吾（即胡奴——匈奴），简称 “胡”，东胡奴（东匈奴），简称“东胡”）、葛等。这些附属国的居民都是与猃狁蒙古同族人。
猃狁（khiyan）现代汉语转写成“乞颜（khiyan）”，《蒙古秘史》称“乞颜——乞牙惕”，是黄河流域的夏族，猃狁（khiyan）部也。商王朝被周人打败之后，传说中原地区的八狄部族全部被俘，只剩捏古斯、乞颜两男两女，这两家人逃到人烟罕见的阿尔泰山，躲避到深山密林中，这就是成吉思汗始祖乞颜（猃狁——khiyan）蒙古也。猃狁蒙古也是匈奴（胡奴）蒙古的先世。
近年来科学家经过Y——DNA的研究成果证实，成吉思汗是大禹、少康的后代。这一研究成果与上述历史实事相吻合。
2、 北狄蒙古
　　翦伯赞《中国史纲》中所说的诸狄，便是建立商王朝的北狄[bid?n（我们）]蒙古的诸部落。　　北狄为部落之称呼，是纯蒙古语[bid?n]，意为”我们”，汉文直译转写为“北狄”。北狄中的“北”不是指“北方”之意。而是[bid?n]中的[bi]音译为“北”，[d]音译为“狄’， [d?n]是蒙古语表示复数的词缀，这样，前二者结合成”北狄”，它的简称或单称为”狄”。所以，”北狄”一词不能从字面上理解为”北方狄民族或北方民族”。北狄蒙古实际是中原黄河流域土著原始蒙古人。北狄蒙古在中原黄河流域建立了商王朝，其首都在朝歌（今河南淇县），商王朝后期王叫殷纣王，他把首都搬到今河南省安阳市附近小屯村，今称“殷墟”。从殷墟发现了蒙古族第一代蒙古文字——甲骨文。也就是北狄蒙古人创造了甲骨文，这标志着，在人类历史上蒙古人是首先创造文字和使用文字的民族。
　　北狄蒙古在中原（河南）为中心建立了商王朝。上古时代中原周围有众多的蒙古氏族部落。南边以南蛮——南蒙古种族人建立的国家有：巴国、蜀国、楚国、庸国、邓国、越国等；东边以东夷蒙古种族人建立的国家有：东夷、齐国等；西边以西戎蒙古种族人建立的国家有：土方、舌方、羌（西夏）、秦国等；北边以北狄蒙古人建立的国家有：肃慎（历史上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称呼，诸如挹娄、勿吉、靺鞨、女真、满族等多种称呼）、奚——库莫奚（契丹人的组成部分之一）、鬼方、晋国、胡奴（匈奴）等。
　　3、 中原以北地区的诸狄
早在夏王朝时期，在中原（河南）为中心地带周围地区，曾有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众多的蒙古氏族部落。他们的远古祖先也是从鄂尔多斯高原迁徙到中原地区的夏族。
　　在中原以北的蒙古种族人的远古祖先，除了未南迁徙到中原地区的鄂尔多斯夏族以外，还有从“鄂尔多斯人”发散的夏族之分支或派生的人群，诸如山顶洞人、阿尔泰人、金牛山人、科尔沁人、札赉诺尔人、鸽子洞人、大窑人、歭峪人等，这些都是中原以北地区的诸狄的直接祖先，即诸北狄蒙古部落——蒙古种族人的直接祖先。
　　上述这些远古人群，在氏族社会开始分化成诸多的氏族部落或部族等。在中原正北一带，即当今蒙古国、内蒙古、山西省、河北北部，东至黑龙江流域、贝加尔湖等地区都布满了各北狄蒙古部落或部族，即诸狄。这些北狄蒙古氏族部落主要有：狄历、丁零、铁勒、敕勒、高车、蒙瓦、突厥、柔然（尼伦）、回纥（回鹘——维吾尔）、匈奴（胡奴）、南匈奴（南胡奴）、北匈奴（北胡奴）、东匈奴（东胡奴）简称东胡、鲜卑（室韦——锡伯）、契丹、满洲族（满族）、高勾丽（鲜族）、塔塔尔（达怛——鞑靼）、乃蛮、布利雅特、图瓦、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赫哲、哈萨克、撒拉族、吉尔吉斯、戎狄、犬戎、坚昆、黠戛斯、土默特、斡勒忽纳惕、弘吉刺惕、扎刺儿、蔑儿乞惕、秃马惕、忽里部、乞儿吉思（柯尔克孜）、斡亦刺惕（后世的卫拉特）、忽刺失部、忽勒合真部、客儿木真部、兀良哈部、克烈惕、汪古 、朵儿边氏、斡罗纳兀惕、许零点、速勒都思、亦勒都勒、轻吉惕、扎刺亦儿……等100多个北狄蒙古部落或部族等。
　　所以，当今所谓“北方民族”，实乃全部都是蒙古种族人，也就是北狄蒙古的诸部落。因为，他们从远古时代开始，在蒙古高原这个共同地域上形成了共同的语言，即他们都有蒙古语言这个无形的纽带贯穿在这些人群之间。他们还都有个上帝赐予他们的有块，有形的印证——“蒙古斑”。这个无形“纽带”和有形“印证”是蒙古种族人的最独特的特征。
　　八、“中国”一词的来历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于距今约3000年前的西周时期。如鲁迅先生对周族人灭狄商王朝时说：“周的武王，则以征伐之名入中国（指中原地区，笔者注），加以和殷（指殷纣王，笔者注）似乎连民族也不同，用现代的话来说，即可是侵略”。这里所说的“中国”指的就是“中原”地区，和现代“中国”一词的含义完全不同。中国古代“国”字的含义作“域”或“邦”解释，“中国”就是“中央之域”或“中央之邦”。
　　严格的说，古代“中国”一词是个形容词，而不是一个专用名词。所以，我国古代各个王朝都没有把“中国”作为正式国名。如汉朝的国号是汉，唐朝的国号是唐，以后建立王朝国号有宋、辽、金、元、明等，清政府与外国签订的条约上签署国名是“大清”。所以《史记》中出现的“中国”字样，原指的也是“中原”地区，并不等于当今“中国”一词的含义。所以，上古“中原”和当今“中国”不能混为一谈。可是，林幹在“新论”中说：早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秦始皇只统一了中原地区的六国，笔者注）以前，在中国边疆地区（实乃指的是中原周围地区，笔者注），就曾存在着所谓“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众多的少数民族（实乃都是蒙古种族人，笔者注）。本来这里所说的“中国”正是指“中原”地区，可是号称学术“权威”的人也不懂“中国”和“中原”二词的涵义和区别而混为一谈。这显然暴露出了林幹的无知或别有用心的险恶嘴脸。
　　直到1912年以后，才把“中国”作为“中华民国”的简称。新中国成立以后，把“中国”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这样，“中国”一词之专用名词的产生，只有近100年的历史。
　　九、中原或中原以北蒙古人建立过的国家或政权机构
　　蒙古民族早期历史把活动在蒙古大地的诸部落或部族按操有不同蒙古语方言分为蒙古语系、突厥语系（蒙古语方言）和通古斯语系（蒙古语方言）等三大集团。操有不同方言、各有名号的这些部落结合成为一个民族的过程中，蒙古部起了核心作用。[波斯]?拉施特说：“由于成吉思汗及其宗族（乞颜部，笔者注）的兴衰，由于他们是蒙古人，于是各有某种名字和专称的各种突厥部落，如札剌亦儿、塔塔尔（达怛——鞑靼）、斡亦剌惕（后世的卫拉特）、汪古惕、客列易惕、乃蛮、唐兀惕等，为了自我吹嘘起见，都自称蒙古人，尽管在古代他们并不承认这个名字”。现在某些学者认为，蒙古族出自东胡。清秀蒙古史学家屠寄著《蒙兀儿史记》，以“蒙兀室韦”、“室韦蒙兀”为依据，提出了蒙古源于东胡、室韦的观点。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无知的观点（见上文相关内容）。
　　很显然，有些号称“权威”的林幹等学者可能没看？还是看不懂呢？本来翦伯赞在《中国史纲》中说的再明白不过了，如他说：鄂尔多斯夏族迁徙到中原地区分化成诸夏，其中之一为猃狁蒙古部是乞颜（猃狁）蒙古部的始祖，也是胡奴（匈奴）蒙古或东胡的先世。从而得知，东胡、室韦等绝不是蒙古的祖先，而东胡和蒙古部是同源于猃狁蒙古或猃狁蒙古的分支。
　　《史记》中云：“在胡奴（匈奴）东，故曰东胡奴（东匈奴），简称东胡”。东胡，包括同一族源、操有不同方言、各有名号的大小部落的总称。公元48年，匈奴（胡奴）分裂为南匈奴（南胡奴）和北匈奴（北胡奴）而势力衰落。东胡中的乌桓、鲜卑乘机而起。
　　乌桓之称，是由乌桓水（今称黑龙江）而得名。乌桓，是蒙古语[?xgan(智慧)]的直译汉名。在乌桓水流域的鲜卑部落，后来演变成乌桓部落。鲜卑是东胡人的别称。鲜卑是匈奴头曼单于长子冒顿单于的直属部落。公元前209年，冒顿单于破灭东胡以后，一部分鲜卑人占据了大兴安岭中下部归流河源头地区，被称为乌桓。另一部分鲜卑人占据辽河流域和潢水（西拉沐沦河流域）及大兴安岭北部山区地区，故称此山为大鲜卑山。汉和帝永元年间（公元89——105年），汉朝击破匈奴（胡奴），北匈奴单于出走，鲜卑人转徙到该地区居住。留在故地的匈奴（胡奴）人十余万（邑）落（屯子），皆自称鲜卑，鲜卑至此便强盛起来。到2世纪中叶，檀石槐统治时期，尽居匈奴故地，占据“东西14000余里，南北7000余里”的广大地区，建立起一个空前强大的鲜卑部落军事联盟。参加该联盟的共有10余个部落，各部落首领割地统御，各有分界。檀石槐死后，鲜卑这个部落军事联盟也随之瓦解。
　　鲜卑人在族源上与蒙古人有同源关系。根据考古发掘与汉籍中记载的有关鲜卑人风俗习惯和语言，都证明与蒙古人有共同祖源（即猃狁蒙古不仅是乞颜部落的始祖，而且也是胡奴（匈奴）部落的先世。又因为鲜卑是东胡人的别称）。成吉思汗的女祖先阿兰?豁阿“折箭训子”的故事也来源于鲜卑人的一支吐谷浑（查干蒙古），说明鲜卑文化与蒙古文化渊源的共同性。
　　4世纪中叶，鲜卑人的一支，自称“契丹”，契丹是蒙古语[sidam(棍子)]的直译汉名，他们生活在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一带。居于兴安岭以西，即呼伦贝尔地区的鲜卑人的一支，称为“室韦”。蒙古语[t??b?r（洁净）]一词的读音，在不同历史时期，在不同史官笔下用汉文直译成西伯、室韦、鲜卑、失韦、锡伯等多种异写形式。室韦，始见于《魏书》，作失韦。
室韦与契丹同出一源，以兴安岭为界，“南者为契丹，北者为室韦”。6世纪以后，室韦人分为南室韦、北室韦、钵室韦、深末怛室韦、大室韦等五部，各部又分若干分支。当今鄂伦春族、鄂温克族、锡伯族、达斡尔族等都源自室韦（或鲜卑）部落。后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逐渐异化成不同的民族了，如达斡尔蒙古，在1956年以后才改为达斡尔民族。
　　在突厥文史料中，称室韦为“达怛（鞑靼——塔塔尔）”。公元732年，在斡尔浑河右岸建立的《阙特勒碑》文中，记有“三十姓达怛”。三十姓达怛可能是紧邻突厥部的一个强大的蒙古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名称，突厥人用这一名字称呼所有的蒙古部落。后来，达怛又称为蒙古诸部的总称。所以，直到元末明初八月十五日，月饼中夹有“杀鞑子”之条子是指鞑靼蒙古人。由于他们极其伟大和受尊敬的地位，其他突厥部落，尽管种类和名称各有不相同，也逐渐以他们的名字著称，全部被称为塔塔尔（达怛——鞑靼）”。成吉思汗时代，由于乞颜蒙古部的强大，而且成为统一蒙古诸部的核心，“达怛”一名逐渐被“蒙古”所代替。蒙古成为原来被称为“室韦”、“达怛”诸部的总称。实际上，室韦和鞑靼都是诸蒙古部落中的不同的两个部落联盟的名称。
　　蒙古民族是蒙古高原南部和中部或中亚地区的蒙古部落的联合体，其成员的来源是多源的。如冒顿单于东击东胡，西击月氏，南并楼烦，北服丁零，建立了强盛的胡奴（匈奴）封建帝国。这可以说是蒙古各部落的第一次联合（公元前318年）。其中的丁零，初号为狄历，就是后来的突厥（高车）的祖先。应当说，古突厥和现代的突厥人有了很大的区别，原因是现代突厥人融入大量的塞种（斯基泰）人，其原名为“允戎（西戎之一）”，游牧于天山以北，后受西方语系语言人的影响较大的部族，又称吐火罗，是很久以前从西方东迁到塔里木盆地一带的，建立过大月氏，以及库车（鬼兹）、焉耆、吐鲁番（车师）等西域诸国。因此，后来突厥人和塞种人的混血后代具有一些西方人的体貌特征，而古突厥人则是保持着突厥蒙古人的特征。再如，当今的维吾尔人就是古回纥蒙古人，古回纥蒙古人和古突厥人一样与塞种人混血后也具有了西方人的特征，而同样是回纥（今维吾尔）后裔的裕固蒙古人因为没有和塞种人混血，因而保持着典型的蒙古人的体貌特征。根据《蒙古秘史》的记载，蒙古部族的祖先巴塔赤罕。《蒙古秘史》第一句就是：“奉天命而生之勃儿帖赤那（赤那[t?in?wa]，即苍狼），其妻豁埃?马兰勒（白鹿），所生的巴塔赤罕”，巴塔赤罕，即成吉思汗的先祖。可见“巴塔赤罕”对于考证蒙古族族源有着重要作用。而中国古书有关突厥的记载，可以找到“巴塔赤罕”是突厥组成其中之一。而成吉思汗的姓氏为“乞颜”，古书也有记载，突厥“又有十二姓：一曰泣伏利氏，二曰吐卢氏，三曰乙旃氏，四曰大连氏，五曰窟贺氏，六曰达薄氏，七曰阿仑氏，八曰莫允氏，九曰俟分氏，十曰副伏罗，十一曰乞袁氏，十二曰右叔沛氏”（见《北史?高车（勒勒车）》）。其中“乞袁”就是“乞颜”音译的不同写法，也就是“乞颜（猃狁）”是突厥十二姓之一。
　　上述十二姓，也是高车部的十二姓，因突厥人多般使用高轮车，后来突厥部使用高车之属性而逐渐演变成“高车”之称，上古以来蒙古人也是使用勒勒车。由此得知，高车（勒勒车）一词是使用高轮车而得名的，高车，蒙古语叫 [xa?xait?rg?(勒勒车)]。从而可知，上述这些也进一步证明了，在远古时代蒙古与突厥并非异类，乃是同族分支，也就是同源同根的蒙古种族人。
　　《中国史纲》云：戎与狄是属北狄（北狄蒙古，笔者注）之族；在《史记?匈奴列传》中说，今河北、山西两省以北地区，分布着很多“戎”、“狄”，各分散居住，或聚集溪谷，
各有首领，互不统属，其总数不下有100余种部落之多。直到公元前318年胡奴（匈奴）蒙古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封建帝国，才把这些诸狄中的众多“戎”、“狄”统一起来。这个时期是中国社会发展发生根本性变化并进入一个新时代的时期，封建制最终地取代了奴隶制的时期。可是，有人在《新论》中说：“……于是建立起一个奴隶制的国家政权——匈奴单于国……”。这样，他把公元前318年匈奴（胡奴）蒙古建立的封建制国家，说成倒退到奴隶制国家。这是他所创造的又一个“新谬论”。
　　公元前3世纪时中原以北地区，主要有通常所说的匈奴（胡奴），简称“胡”，其占据西边的称西匈奴（西胡奴），东边的称东胡奴（东匈奴），简称“东胡”，公元4世纪以后西部匈奴又分成南匈奴，简称“南胡”和北匈奴，简称“北胡”两大部分。除此之外，还有室韦[t??b?r（洁净）]（鲜卑[t??b?r（洁净）]——锡伯[t??b?r（洁净）]）、林胡（森林中的胡奴的简称）、楼烦、狄历[t?rg?（车）]、丁零[t?rg?（车）]、铁勒[t?rg?（车）]、敕勒[t?rg?（车）]、高车[xa?xai t?rg?（勒勒车）]、蒙瓦、突厥、柔然（尼仑）、回纥（回鹘——维吾尔）、契丹、乌桓、乌孙、月氏（氏音支）等众多的西域部落和东北部落。这些中原以北的诸蒙古部落都属于统称的各“北狄蒙古部落”，即称诸狄（见《中国史纲》）。
　　公元4世纪末叶，柔然（尼伦）兴起大漠南北。它初居于内蒙古乌兰蔡布高原，后进入漠北。柔然（尼伦）的统治核心是东胡苗裔郁久闾氏族，郁久闾之称，是纯蒙古语[id?ag?r]，其汉意为“根源或源头”。他们大部分臣民是突厥语（蒙古语方言）部族的各部落。柔然在首领车鹿（社伦）时，车鹿是蒙古语[t?ilag?（石头）]，势力开始强大起来，在漠北奕洛水（古裊哪个水，又名饒乐水，今之西拉木伦河）建立汗庭。公元402年（北魏天兴五年）车鹿[t?ilag?（石头）]自称为丘豆伐可汗（皇帝）。柔然政权强盛时，疆域东达大兴安岭，西到阿尔泰山， “南塞长城”，北倚萨彦岭、雅市洛诺夫山。柔然汗国与北魏王朝长期攻战，柔然势力被削弱外，公元5世纪后半叶开始，柔然内部连续发生被奴役部落的反抗和逃亡。敕勒（蒙古语[t?rg?（车）的音译词]）部落一次有10余万西迁，脱离柔然贵族的统治，对柔然政权的影响很大。此后柔然与敕勒展开了30多年的拉锯战争。到公元6世纪初，彼属柔然的突厥蒙古部族逐渐强大起来，开始反抗柔然贵族的统治。公元552年（西魏废帝元年）柔然，首领阿那瑰为突厥蒙古所败柔然汗国灭亡。
　　尼伦[nir?g?（腰）]蒙古人是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驱出去的四白狼四白鹿的后裔——猃狁（乞颜——khiyan）蒙古人。成吉思汗祖先勃儿帖?赤那，是狼图腾的部落人，[赤那是蒙古语t?in?wa（狼）]、豁埃?马阑勒（鹿图腾的部落人）也是乞彦蒙古人，也就是成吉思汗始祖是中原地区建立夏王朝的猃狁（乞颜）蒙古人。从而可知，成吉思汗祖先和尼伦蒙古都源自猃狁蒙古。
　　尼伦是一蒙古部落之称，又是国称。尼伦蒙古在胡奴（匈奴）蒙古之后，第一个树起自己的旗帜，建立起真正的草原汗国。它的出现弥补了“塞外地空”的缝隙。尼伦蒙古人没有打进中原（长城以南），在中原没有执政，主要活动在长城以北的广阔的蒙古大地上，所以尼伦蒙古帝国的历史，历代的中国史官没有纳入中国史。这一点也证明了《史记》中所说的“中国”就是指的是“中原”地区，与当今的“中国”涵义完全不同。
　　，公元220～589年，是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个时期，由魏、蜀、吴三国鼎立到西晋的短期统一；随着中原地区出现所谓“五胡十六国”的分裂割据局面。所谓五胡，“胡”是胡奴（匈奴）的简称，“胡”。这五胡，即匈奴（胡）、鲜卑（胡）、羯（胡）、氐（胡）、羌（胡）等五个胡奴（匈奴）蒙古部落或部族建立了十六国。其实，当时不止五个胡奴蒙古部落，他们建立的政权也不止十六个国。西晋王朝被推翻以后，中原广大地区为移入的各北狄蒙古部落或部族人占据，并建立国家或政权机构，如东晋（317～420年）及其后宋、齐、梁、陈（420～589年）与北魏（386～581年）形成南北朝的对峙，中原地区同时存在两个中央政权。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氐羌（今称羌族）部落或部族首领苻坚建立“前秦”政权后曾一度统一，但淝水之战（383年）败后又重陷于分裂。直至北魏建国之后，才逐渐把中原和包括中原以北部分地区重新统一起来。
　　公元581年，鲜卑蒙古人隋文帝杨坚灭北周称帝，建立隋朝,定都大兴(今陕西省西安),九年后灭陈(589年),统一中原地区,从此结束了自西晋末年以来约300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在中原地区重新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公元618年隋朝灭亡,继起的是唐朝。拓拔鲜卑蒙古人唐高祖李渊原是隋朝的太原留守，他利用隋末农民大起义、隋朝土崩瓦解的时机，在关中（今陕西省南部）称帝，建立唐朝，定都长安（今西安）。628年唐太宗李世民统一了中原南北的众多部落或部族建立起大唐国。历史上鲜卑蒙古人建立了隋朝和唐朝外，还建立过燕、魏、齐、周、夏、凉等国家或政权机构。其中燕国为鸟图腾的鲜卑（东胡）部落人建立的国家，所以，以鸟名“燕”来为国号和文化特征。
　　唐朝时期（581～907年），出现在中原以北历史舞台上的蒙古部落或部族，有突厥蒙古、回纥（回鹘——维吾尔）蒙古、薛延陀蒙古、黠戛斯蒙古、吐谷浑（查干蒙古）、靺鞨（肃慎——邑娄——勿吉——女真——满族）、库莫奚（契丹蒙古的组成部分之一）等部落或部族，其中，除了柔然（尼伦）蒙古建立了汗国外，还有主要是丁零的后裔铁勒[t?rg?（车）]各部落最为活跃，铁勒系中的突厥、回纥，曾大漠南北建立过突厥蒙古汗国、薛延陀蒙古汗国和回纥蒙古汗国，把中原北部地带的社会文化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突厥汗国及其后建立的薛延陀汗国和回纥汗国，最后均统一于唐朝。
　　公元907年朱温灭唐称帝，建国号为梁（史称后梁），建都于汴（今河南开封市），占有中原北部地区，此后相继出现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成为“五代”，同时中原南部和今山西，先后出现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荆南（今南平）、北汉等十个政权，称为“十国”，这十个政权，除北汉建立在今山西（都晋阳，今太原市）外，其余都在长江流域和长江以南。公元960年赵匡胤代后周称帝，建立北宋，至979年其弟赵匡义灭北汉，才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
　　但是，北宋并没有控制中原以北的东北和华北，以及在长城以北的广阔地域，存在着众多蒙古部落或部族建立的政权：
　　在东北和华北，先则有由契丹[sidam（棍子）]蒙古建立的“辽王朝”（都临潢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南波罗城），对蒙古语[sidam（棍子）]，汉文直译成“契丹”。后则有由女真蒙古部族建立的“金王朝（史称后金）”（都会宁，今黑龙江阿城南，后迁都，今北京市）。
　　西北部有由党项羌蒙古部族建立的“西夏”（都兴庆，今宁夏银川市）及回鹘（回纥——今维吾尔）蒙古部族，在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一带）建立的政权。
　　以上这些政权存在的时间，大多和两宋相终始，他们是唐末以来中原或中原以北地区封建割据局面的继续。这样的局面延续了300多年，直到元朝初年（12世纪中叶）才重新成为一个大一统的蒙古大帝国。
　　元、清二朝是中国历史上，继秦汉、隋唐之后，第三次空前大统一的时期。明朝时期长城以北仍然是北元朝的领地。也就是长城是明朝的国界，也是北元朝的南界。所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学者矢野仁一说：“长城以外，满洲、蒙古、新疆、青海、西康、西藏等地都不是中国的领土”。日本人所说的“中国”一词，是否指的是“中原（中国）”地区？因为“中国”一词从1912年以后，才把“中国”作为“中华民国”的简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这是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并非无中生有而妄谈的。
　　自从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大帝国到1368年，元朝覆亡。蒙古族退出中原，返回长城以北，分成许多部分。其中分布在东面的是兀良哈各部；分布在西面的是瓦剌各部。散居在兀良哈与瓦剌之间的是塔塔儿（达怛——鞑靼）各部。这一部分蒙古人的驻牧地，包括今鄂嫩河、克鲁伦河流域及贝加尔湖以南到长城以北的广大地区，是由中原退保长城以北的元朝蒙古贵族的主要根据地。到了清代（1644～1911年），长城以北，主要有蒙古族以外，还有当今已民族异化成蒙古语族人的有，诸如：满族、鲜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乌孜别克族、塔吉克族、锡伯族、裕固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等许多蒙古语族人。上述这些蒙古语族人，在上古时代分别都是中原以北的蒙古语群体分化出来的诸多北狄[biden]蒙古部落，即“诸狄”。这些诸北狄蒙古部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异化成当今所谓北方少数民族了，他们在上古时代并非异族，是与蒙古同根同源的蒙古种族人。这个民族异化情况到了近代还在继续，如上面已提到的1956年，达斡尔蒙古之名称，改成达斡尔民族等。
　　
第二编 原始蒙古人创造了人类“三古”文化
　　关于中国古文明与国家起源问题，近年来红山文化考古发掘解开了这个谜底。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中，红山文化所在的北方地区最早出现了人类文明。
　　一、 红山文化的开创者是猃狁蒙古和北狄蒙古
　　从史学的观点看，世界史的一半儿是蒙古史，更何况，蒙古史对中国史的比重更大。所以蒙古人是中国史——蒙古史的开创者。俞伟超先生说：5000年前，在西拉木伦河上游务必存在过比较发达的具有国家雏形的古老的文明社会。涂文学、张乐和教授也说：红山文化的发现有力地证明早在5000年前中国东北辽西一带（西拉木伦河上游地区，笔者注）确乎已存在一个初具国家雏形的古老的文明社会。这就蒙古史把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历史提早了1000多年。这样，原认为中国4000年的文明史，变为5000年的文明史。因而，考古学家认为红山文化的开创者，是原始蒙古人，即蒙古民族的先民——猃狁（夏khiyan）蒙古和北狄[bid?n（我们）]蒙古人。
二、 红山文化为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提供实物依据
由于夏王朝以前无地下实料，因此中国的人类文明史只 从距今4000年前夏代算起，夏以前是否有中国文明的遗存，我国考古界一直期待着能够找到实物依据。这一状况随着红山文化近年来诸多考古发现而提供了实物依据。
（一） 红山文化考古发现我国最早的龙的形象
在20世纪80年代初，从内蒙古昭乌达盟翁牛特旗斯琴他拉（旧称误译为，三星他拉）村发现，距 今6500——6000年前的玉雕龙，被誉为“天下第一龙——中国第一龙”。考古学家郭大顺介绍说，这件龙形玉雕形体酷似甲骨文中象形的“龙”字，是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定形的龙。从而得知，因为甲骨文是第一代蒙古文字，其“龙”字的读音，蒙古语叫Luu——[l??（龙）]，因而汉字“龙”的字形和读音，都是从第一代蒙古文字——甲骨文
沿袭而来的。
（二） 红山文化序列发现汉字源头
　　文字是文明出现的重要标志，上古的文字源流序列应表述为陶文——甲骨文——金文。而我国目前已知的最早的汉字是商代甲骨文，其遥远的源头是，1977年考古发掘，从内蒙古昭乌达盟石棚山发现原始陶文，就是殷商文字（即甲骨文）的源头。石棚山氏族墓群属红山文化序列小河沿文化，石棚山地区正是建立商王朝的北狄蒙古的领地，也就是石棚山包括在商王朝疆域之中。建立商王朝的北狄蒙古人创造了甲骨文，所谓殷商（商朝末代王叫殷纣王之殷商）文字，就是甲骨文，甲骨文的源头是石棚山发现的原始陶文。所以汉字是从第一代蒙古文字——甲骨文沿袭而来的。
（三） 红山文化考古发现5000年前的青铜器
金属的出现也是文明出现的重要标志。而我国现在已知最早出现的金属是青铜，出现在距今4000年左右。然而，最今考古发掘。从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5000年前的青铜器。这一发现把青铜器的出土提前了1000多年。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相继在辽宁省牛河梁第二地点四号积石冢一号墓内出土一件小铜环，在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西台遗址出土两件方形陶合范。其中，方形陶合范长宽均在5厘米至6厘米，上面留有浇口，范腔为一鸟首形，这是迄今为止国内所知年代最早的铸范。
　　牛河梁和西台红山文化遗址铸铜和铜质器物的发现，标志着红山人不仅脱离了单纯打制自然铜的历史阶段，而且铸铜技术已取得了从使用单范提高到合范的重大进展。这说明了创造红山文化的原始蒙古人已经掌握了铜矿的开采和冶练技术，这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史上的革命性变化，标志着西拉木伦河流域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同时也将中国青铜器出现的时间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而对青铜器的出土时间变为5000年前。
三、红山文化是中国古文明与国家起源的源头
（一）中国古文明与国家起源的源头
关于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问题，近年来红山文化考古挖掘研究解开了
这个谜底。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1）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2）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3）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4）以环太湖地区为中心的东南部；（5）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6）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考察每一区系可以看到，各区均有自成系列的发展系统，但发展速度不一，以往都认为中原地区发展程度最高、最先开始转型进入文明，后来红山文化以牛河梁、东山嘴、胡头山等遗址发现的坛、庙、冢遗迹为标志，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红山文化所在的北方地区最早出现文明，其后依次是大汶口文化所在的黄河下游山东地区、良渚文化所在的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地区，而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不仅社会转型较晚，而且可能还是其他文明影响下出现的次生文明（见《历史研究》杂志，2010年第6期）。
上述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六大区系中，红山文化所在的北方地区最早出现了人类文明。
　　（二）发现红山文化的来历
　　公元20世纪初，喀喇沁旗蒙古王公聘请了一位叫鸟居龙藏的日本学者来讲学。据日本人的回忆，当年他越过辽王朝首都上京（今巴林左旗）来到乌兰哈达（红岩），在附近地面上发现一些陶片。1919年，来了一位法国地质古生物学家桑志华。他来到内蒙古林西（今巴林右旗），无获而归。还有一位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他在红山（红岩——乌兰哈达）一带发现一些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细石器。1930年冬，从内蒙古哲里木盟通辽来一位梁启超的儿子叫梁思永，他生于澳门，从美国留学归国后，开始研究考古学。他收集了一些鸟居龙藏的资料后，参加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组。他到过林西、沙拉海、锅撑子山一带，仅发现一些陶片后回北京了。
　　1933年，日本占领了热河省承德。随后来了一批，由日本东京大学校长滨田为代表的考古工作团。他们在红山30多处遗址仅发现一些陶器残片和几件青铜器等历史文物。
　　1971年5月，内蒙古昭乌达盟（今赤峰市）翁牛特旗斯琴塔拉（旧称误译为：三星他拉）村民，在北山植树时，意外掘出一件大型碧玉雕龙。从此，人们开始意识到，中国玉雕艺术的源头可能发生在红山文化时期的西拉木伦河流域。
　　其后不久，在内蒙古敖汉旗轱辘板壕、克什克腾旗好鲁库石板，阜新胡头沟等地红山文化遗存中又陆续发现了数批玉雕龙、大型勾云佩等红山文化玉器。1979年5月，又在辽西凌源、三官田子城子山找到了具有科学地层依据的红山文化玉器墓葬，从而红山文化确有玉器成分定论。
　　1981年12月，中国考古大师苏秉琦先生，对红山文化作了进一步的肯定。确认，内蒙古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是蒙古民族5000年前文明的曙光。
　　（三）“红山文化”一词的来历
　　红山文化是距今五、六千年间一个在燕山以北大凌河、老哈河与西拉木伦河流域发源的原始蒙古人创造的农业文化。红山文化最早发现于内蒙古昭乌达盟赤峰市（今红山区）红山
后遗址而得名。　　红山（红岩），蒙古语称：乌兰哈达[?lagan hada(红岩)]意为红色的山峰（红岩）。它位于赤峰市（今红山区）东北郊的英金河畔。传说内蒙古乌兰哈达（红岩），原名叫九女山。远古时，有九个仙女犯了天规，西王母大怒，于是九仙女惊慌失措，不小心打翻了胭脂盒，洒在了山上，因而出现了九个红色的山峰（红岩），所以，后来都叫它“乌兰哈达（红岩——红山）”。所以，以它命名为“红山文化”。
　　（四）红山文化的内涵
　　红山文化，不仅是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期文化中最先进的优秀文化，而且在国际上也很著名的文化，发现于1935年，这种有彩陶和细石器共存的新石器时代文化，1954年被命名为 “红山文化”。红山文化分布范围大致为：北起昭乌达盟（今赤峰市）乌力吉木伦河流域，南到朝阳、凌源、河北北部，东至哲里木盟（今通辽市）、辽宁锦州地区，占地面积约20万平方公里。
　　红山文化以彩陶、“之”字纹陶器、细石器以及特有的掘土工具耜和桂叶形双孔石刀（农耕工具）为基本特征。石器以磨制为主，大型石器富有特征的器物是耜和桂叶形双孔石刀，
器形主要有烟叶形和草履形两种。桂叶形石刀通体磨光，刃、背部弧形相对称，这些表明红山文化中农耕经济已比较发达。红山文化中发现的动物骨骼比较少。其种类有牛、羊、猪、鹿、獐等。牛、羊、猪应是家畜，从中可以大致了解到红山文化的先民们过着以定居为主，农耕生产兼有畜牧渔猎的生活。
　　1980年代中期，经过对西拉木伦河上游地区东山嘴、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祭坛、积石冢的发掘，终于取得了更重要的成果。
　　喀喇沁左旗东山嘴遗址，是一处用大石块砌筑的成组建筑遗址，呈南圆北方、中心两侧对称的形制。南部圆形祭坛旁出土的陶塑人像中，有在我国首次明确发现的女性裸像。伴随出土的陶器镂孔塔形器等造型奇特，显然不是日常生活用具。可见，这是神圣的祭祀所在。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位于辽宁省朝阳市的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是1981年文物普查时发现的。现已在五处地点发掘出许多重要的历史文化遗迹，发现了距今约5500年前的大型祭坛、女神庙、积石冢和“金字塔”式建筑。遗址内涵丰富，出土文物精美绝伦、世界罕见。这一重大发现把中国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被称为“东方文明的新曙光”。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是可与埃及金字塔、印度亨觉达罗古文明相比的世界性发现，该遗址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红山文化坛、庙、冢，代表了已知的中国北方地区史前文化的最高水平，专家们因而对中国文明史、中国古国史进行了新的思考；把中国文明起源史的研究，从4000年前提早到5000年前；把蒙古史——中国史的研究，从黄河流域扩大到燕山以北的西拉沐沦河流域。
　　红山文化出土的勾云形玉器总数已达20余件，勾云形玉器包含两个基本主题——勾角和小凸。利用勾角和小凸不同方式的组合构成了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的各种形态，其中尤以1971年在翁牛特旗斯琴他拉（旧称误译为：三星他拉）乡出土的大型墨绿色玉龙为代表。接着在内蒙古巴林右旗和辽宁文物店也发现了类似的玉龙。分析这些勾云形玉器的造型，大致可分为四类：一为装饰类（如环、珠等）；二为工具类（如斧、棒、纺瓜等）；三为动物类（如猪形、鸟形等）；四为特殊类（如璧、箍形器等）。其中箍形器是红山文化玉器群中典型器类之一。
把以上几种类型的玉器形状与当时的文化联系起来看，红山文化特殊类和工具类玉器应为满足宗教典礼需要而制作的。这种勾云形玉器不是一般的装饰品，它们在墓葬中多放置在死者的头胸部，说明红山文化已将玉器作为礼器使用，这对后来的商周文化是具有影响的。红山文化勾云形玉龙与赵宝沟猪龙尊形器之间有明显的承袭关系，玉龙的发现说明内蒙古西拉木伦河流域地区是探索中国龙崇拜的重要起源地。这种玉龙被誉为“天下第一龙”，因为内蒙古赤峰（乌兰哈达）市境内出土的，故乌兰哈达（赤峰）被称为龙的故乡。又因为红山文化的创造者是原始蒙古人，所以蒙古人是龙的传人。
　　自1980年代以来，系列红山古玉的发现和研究，接连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突破。
　　辽宁西部的阜新[m??g?ld?in（蒙古乐金）]蒙古族自治县的沙拉乡查海遗址，属于前红山文化类型。经过年代测定：距今8000年前。这一重大发现，印证了当代考古大师苏秉琦先生于1991年8月为阜新玉龙文化节手书题词“玉龙故乡，文明发端”的论断。
　　此外，在西拉木伦河上游地区敖汉旗、翁牛特旗、锡林郭勒盟所属各旗，也都有玉龙、玉琥、玉鸟、马蹄形玉箍、勾云纹玉饰、玉斧、玉棒等各种形制的玉器发现，而且数量相当可观。其中，当以“万年雌雄玉龙”为佼佼者。今辽宁著名古玉收藏家齐先生，其收藏的之红山文化古玉器中堪为一绝的是5000年前的一对雌雄玉龙，雌龙高48厘米，雄龙高42厘米，青玉质，手感油润，神采奕奕，可视为中国之瑰宝。
　　考古研究表明，红山文化是在兴隆洼文化与赵宝沟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三者在宗教传统方面具有明显的继承、发展关系。在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中尚未发现专门的祭祀场所。而1970年代后牛河梁遗址的发现表明，红山文化晚期已经出现了规模宏大的祭祀中心，这不仅是红山文化研究的一次突破，而且对探求中国文明起源具有重要意义。其次，红山文化在建筑、制陶、玉雕、陶塑等方面都有显著成就，技术水平都高于兴隆洼文化与赵宝沟文化，在敖汉旗西台红山文化房址堆中出土了两件方形陶制合范，尚属国内迄今为止最早的金属铸范，表明红山文化的先民们已掌握了铸铜技术。再次，在兴隆洼文化与赵宝沟文化当中狩猎活动占主要地位；而在红山文化中，农业生产已成为主导经济。
　　总之，从红山文化在古代北方及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中的地位来看，红山文化是中国南北各地古文化序列中最为先进的古文化（指原始文化）之一。当时社会上已出现冶铜现象，以围沟圈护的早期方城也已出现，城乡分化已经发生（古城的出现）。以崇龙尚玉、尊祖敬宗为特征的宗教礼仪活动极为盛行，各社会群团之间的冲突和由此导致的统一宗教神权之争已成为社会基本问题，这说明红山文化的先民已率先由氏族社会跨入古国时代（古国的产生）。因此红山文化为中国5000年文明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规定和影响了中国礼制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基本格局，在中国文明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四、原始蒙古人创造了人类“三古”文化
　　根据西拉木伦河流域地区古文化考古成果，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把中国文明起源的过程，概括为“古文化——古城——古国”：“古文化”指原始文化；“古城”指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古国”指高于部落以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
（一） 红山“古国”遗址
红山文化晚期已出现社会产品分配不均等现象。牛河梁积石冢的大型墓规模大、随葬玉器很多，说明墓主生前居于一般社会成员之上。当时还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营建坛庙，牛河梁女神庙遗址经发掘考证就是红山文化遗址。在喀喇沁左旗东山嘴遗址，有一座石砌的祭祀建筑基址。它以大型祭坛为中心，北翼有两条南北走向的石墙基，南翼有长条形石堆，祭坛前端是石圈形台址和圆形石砌基址。这处遗址中还出土了小型孕妇塑像和大型人物坐像等。
根据冶铜业的产生，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及祭祀用大型礼制建筑的出现，有人认为红山文化晚期已进入文明时代；也有人认为出于军事民主制时期，也就是部落以上的政治集团的权利，即国家集权制的兵权。
　　玉器的使用和丧葬的礼仪是红山文化的一大特点，也是了解当时社会的窗口。目前考古发掘来看，一般人的墓地多为积石冢，是规划的墓，处于中心的大墓唯玉为葬，而墓地越向边缘规格越低。大墓附近的墓葬有的也葬有玉器，但是数量和规格明显较中心大墓低，但同时还葬有数量不等的猪、狗等，再低等级的墓葬只有陶器陪葬，个别的墓葬没有陪葬品。这说明红山文化的社会结构等级制度严格，已经出现了阶级分化，贫富差距很大，有了私有制的概念，甚至已经形成了原始的国家。
　　玉器的起源是装饰，玉器的使用从萨满（萨满教是蒙古种族人的独有的宗教）文化发展到族权、神权、兵权的象征，很多玉器是原始礼器，一些动物的造型是氏族的图腾。如“蒙古”一词是源于蟒信仰、蟒图腾，是以民族信仰民族图腾来命名本民族的族称——蒙古。
　　从辽宁省、吉林省、内蒙古交界的“三江口”出土的11尊“人面蛇身”石人头像反映了，自古流传下来的“三皇五帝”，曾经在西拉沐沦河中下游的“三江口”地带生活过？
　　蒙古人的蟒信仰蟒图腾现象，在蒙古高原的文化遗物中有众多的发现，如红山文化查海遗址发现的“蛇衔蛙”——“蟾蜍”的浮雕陶器。鄂尔多斯青铜器中有众多的蛇或龙的动物型装饰、青铜浮雕（蛇型龙）等。美洲印第安人也信仰龙，但是龙体多如蛇。因此，在美洲将龙称蛇，不称为龙。还如美国纽约博物馆有玛雅文化时期的两条石蛇，蛇头有角有鬓（像龙），大英博物馆收藏中美洲间兹特克人的一件双头蛇，头上有角。这些蛇头与蛇型遗物与蒙古高原的蛇——蟒文化，蟒信仰蟒图腾是一致的。这表明古代印第安人与蒙古人既有文化联系，又有血缘关系。
　　上述“人面蛇身”石人头像反映的是“三皇五帝”。所以，蒙古人的蟒信仰蟒图腾是否与崇拜“三皇五帝”有关系的？
　　考古发现证实，早在距今8000——7000年以前的兴隆洼文化时期，西拉木伦河流域地区已经开始了氏族向国家的转变；距今约5000年前，红山文化便率先跨入了“古国”阶段。
　　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过对西拉木伦河上游东山嘴、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祭坛、积石冢的发掘，在距今5500年左右的红山文化鼎盛期，古国的形态就已经出现了，而且红山古国的中心就在内蒙古昭乌达盟（今赤峰市）敖汉旗教来河两岸。
　　考古学家在敖汉旗董家营子遗址还发现了一些有切割锯痕迹的废弃的玉料，那里可能是红山古国的玉料加工中心。另外，还征集到3件玉猪龙，在丰水山（巴林左旗境内）面积10万平方米的遗址上有筒形玉器，份子地出土有大型石钺（石斧），千斤营子6万平方米遗址出土有玉斧。这些说明当时在敖汉旗中部地区存在着红山古国的至大之王，存在着凌驾于部落联盟之上的“霸主”。这些也证明了5000年前红山古国已经在敖汉旗教来河两岸存在过的佐证。
　　（二）红山“古城”遗址
1、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文化在东北亚地区史前文化发展中具有独特的地域特点，并走在其他同时期文化的前列，并因其规模恢弘，布局严整的史前聚落址被誉为“中华第一村（或古城）”。
2、夏家店下层文化属于早期青铜时代文化，距今4000——5000年。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位于赤峰市文钟镇二道井子村，占地面积3万平方米目前已揭露面积5300平方米。
考古勘探和发掘的结果表明，二道井子遗址除了先民——原始蒙古人较多的房屋遗址外，还有围绕城址四周的防御设施——环壕（城壕）和城墙。环壕平面大体呈环状椭圆形，南北长约190米，宽约140米。城墙外侧坡度陡峭，与环壕内壁相连形成统一的斜面，城墙顶部至环壕底部落差达12米。
遗址内除2座属半地穴房址外，其余147座房址均属地面式建筑，除少数房址存在祭礼功能外，其余大部分房址属于具有实用功能的建筑。单个房址平面形状以圆形为主，少量为圆角形，外部多附有回廊或侧室，保存高度为0．5至2米之间，部分墙体上设有瞭望孔。
在二道井子村北部的山坡上，149座青铜时代早期圆形房址，回廊和侧室构成一个个院落，环壕和城墙相连形成统一的斜面。空中俯瞰颇为壮观。目前，该遗址已揭露面积达5300平方米，清理城墙、环壕、院落、房屋、道路、灰坑、墓葬等遗迹303处，出土了较为丰富的陶、石、骨、铜等各类遗物。
3、内蒙古敖汉旗刘家屯遗址位于敖汉旗宝国吐乡嘎查村东约2公里处的缓坡地。遗址呈椭圆形，东西长约135米，南北宽约120米，总面积约1．6万平方米，属于红山文化聚落遗址，距今5500余年。从地表勘察和遗址测绘中发现，该遗址共有房址30多座，在遗址的偏北侧有一道环壕将聚落围拢。
4、内蒙古哲里木盟（今通辽市）扎鲁特旗道老杜苏木的南宝力格吐古墓群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新石器时期墓葬最多、面积最大、出土文物最丰富（1200多件）的墓葬群，现已清理古墓葬
347座。从而推知此处周围远古时代曾存在过“古城”的旁证。
5、2010年3月，从内蒙古哲里木盟（今通辽市）科左中旗舍伯吐镇哈民哎勒村，发现距今约5000年前的大型史前村落遗址，其总面积近20万平方米，宽180——200米，长950米，这一范围内分布着大量的房址、灰坑和墓葬。这些也是“古城”存在过的佐证。。
（三）红山“古文化”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论西辽河（西拉木伦河）古文化》中认为：
如果说，整个中国文明发展史是一部交响曲，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古文明则是它的序曲，比中原（河南为中心周围地区，笔者注）要早约1000多年。传说中的“五帝”早期活动，大约就在这里，即在钟灵毓秀“三江口”。
1、“红山文化”惊世人“五帝”神像现身辽宁博物馆
2006年5月24日，在辽宁博物馆展出的“辽宁民间收藏东北玉石器展”中，11尊石人头像引起人们极大兴趣，更引来有关专家学者的关注。“辽宁红山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鲁波先生，向记者透露了研究会多年研究的惊喜成果：传说中的“五帝”就曾经在辽西（西拉木伦河流域，笔者注）生活！当时，鲁波先生介绍说，这次展出200余件展品，都是红山文化研究会收藏品。其中，11尊石人头像藏品，均来自西拉木伦河（西辽河）中下游的“三江口”地带。所谓三江口是，东辽河、西拉木伦河（西辽河）、招苏台河等三河汇合处而称谓的。西拉木伦河是辽河的正源，其上游为两条水源：发祥于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境内的西拉木伦河、发祥于河北省平泉光头山的老哈河。西拉木伦河支流，北有查干木伦河、乌力吉木伦河、黑哈尔河、新开河；南有敖汉旗境内的教来河等。考古专家郭大顺先生等，曾两次与红山文化研究会考察组一道，辽宁省、吉林省、内蒙古哲里木盟科左旗交界的“三江口”地区田野考察，发现内蒙古库伦旗、科左后旗等地，都有丰富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他们相信，“三江口”地区，将来定会成为新石器文化胜地。因为“五帝”就曾经在西拉木伦河中下游的“三江口”地带生活过？
鲁波还介绍说，从“三江口”出土的11尊“人面蛇身”反映了，自古流传下来的“三皇五帝”的传说。三皇的说法不一，一般认为是伏羲，女媧，神农。也有人认为燧人氏钻木取火为天皇，伏羲氏罔罟定制为人皇，神农氏教民农耕为地皇。根据《史记?五帝本
记》，五帝的说法也不一，一般认为是“五帝”乃黄帝、颛顼、帝喾 、唐尧、虞舜，也有人认为炎、黄、尧、舜、禹等。　　《汉书?匈奴传》中称黄帝之苗是夏族（猃狁蒙古，笔者注）；《魏书?序纪》中称黄帝之子受封北土国的大鲜卑山；《前燕录?慕容转》中称黄帝之少子，世居辽左，号称东胡。东胡是东胡奴（东匈奴）的简称“东胡”也。从而得知，因为大鲜卑山之称是由鲜卑蒙古人居住而得名的，所以拓拔鲜卑和鲜卑慕容其祖皆是黄帝，东胡是黄帝少子之后裔，鲜卑宇文帝其祖是炎帝。因而拓跋、慕容、东胡、宇文是炎黄二帝兄弟二人的后裔，也就是炎黄二帝是鲜卑蒙古人和东胡蒙古人的祖先。炎黄二帝绝不是，从云南省发源的元谋人的后裔——纯正汉族人的祖先。若利用手中的权势硬要说汉族人的祖先的话，只能说蒙古人被汉族人同化后变成汉族人的祖先。因为，北魏孝文帝，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改为元魏之后，施行了鲜卑人强制被汉化政策，之后南前的鲜卑蒙古人几乎都被汉化变成汉族人了。在这方面重温林语堂先生的客观论断，也可能不是多余的，如林语堂先生云：“中国人（指汉族人，笔者注）作为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是因为他们同化了蒙古族”。
　　另外，契丹蒙古人的先祖是鲜卑蒙古人。从1990年以来的研究调查，从云南省发现了15万之多的契丹人的后裔，他们是随从蒙古军队远征云南而落籍于此地。在云南保山地区蒋文良家中，还发现一本《施甸长官司族谱》，其开篇记有一首四阕七言诗：
　　辽之先祖始炎帝，审吉契丹大辽皇；白马土河（今老哈河，笔者注）乘男到，青牛潢水（今西拉木伦河，笔者注）架女来。一世先祖木叶山（今内蒙古昭乌达盟林东境内，笔者注），
八部后代徙潢水；南征钦授位金马，北战皇封六朝臣。姓奉堂前名作姓，耶律始祖阿保机；金齿宣抚抚政史，施甸世袭长官司。祖功宗德流芳远，子孙后代世泽长；秋霜春露老思德，源远流长报宗功。
　　这首七言诗不仅道出契丹人的始祖是炎帝，从而也得知，契丹人的先祖是鲜卑宇文部族等。
　　从上述得知，黄帝之苗是猃狁（夏族）蒙古、黄帝之子受封北土国的大鲜卑山、黄帝之少子，世居辽左，号称东胡。这一历史事实发生在内蒙古东北部地区和“三皇五帝”早期活动在内蒙古、吉林、辽宁交接的“三江口”地区。这两个地区的地理位置基本上是同一个东北地区的区域内。所以进一步证明了炎黄二帝确乎是猃狁（夏族）蒙古、鲜卑蒙古、东胡蒙古、契丹蒙古的祖先。
　　鲜卑是东胡人的别称。契丹为鲜卑之裔，契丹宇文建立了辽国，宇文自称为炎帝之后裔（见《周书?文帝纪》）。
　　2、蒙古人是农业文化的创始人
（1）红山文化的创造者是原始蒙古人，主要从事农业，也就是原始蒙古人
创造了蒙古高原的农业文化。俄罗斯学者维克托罗娃说：中亚——蒙古高原很早就有农业，并且很发达，如“都突日嘎Dutarag——[t?d?raga]（水稻）”这个名词印度语中没有，突厥语（蒙古语方言，笔者注）中没有，汉语中也没有，原来就是胡奴（匈奴）khun——[xumun]（人）蒙古语——都突日嘎（水稻）。并说：“因为第四纪自然界的变化蒙古人转向了牧业，
也是漫长的痛苦的过程”。这也说明了，原始蒙古人，不仅农业文化的创始人，而且也是牧业文化的创始人。
（2）考古发现，在8000——7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遗址出土的碳化谷物证明了赤峰地区是世界上旱作农业起源地之一。
（3）赤峰二道井子遗址共发掘窑穴149座，考古人员在一些穴内发现大量的碳化黍、谷颗粒和穗状的碳化粮食作物等。
（4）我国传统的农业气象源于红山文化
中国百姓妇孺皆知的天干地支，即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戍亥、一年四季、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应等农业气象，数千年来指导我们农业生产和农事活动。最近赤峰市收藏家协会专家在对赤峰市龙乡博物馆镇馆之宝——红山文化彩陶罐的研究中有了一个惊喜的发现：彩陶罐上的图像蕴含着红山文化先民——原始蒙古人对农业气象的研究。 专家认为，我国传统的农业气象有可能源于红山文化。
这件彩陶罐通高85厘米，自口肩至腹部由上而下在红色器表上施黑彩图像三组：腹下6组云勾形图像，每组2枚，上下分列；腹中部12组山谷图像，每组4枚；肩部以黑线将一周等分为15格，格底部为山岳隆起图像，上方为广阔空间。所有图像色彩凝重，刚劲有力，排列有序，醒目壮观。组成这些图像的除数4、6、12、15外，经“乘除推阐”得到24（4×6）、72（6×12），这些数恰好构成十天干、十二地支、一年四季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侯应，以及天体运转每隔15天一节气、每月十五日，月交辉。这就是5000年前红山文化先民——原始蒙古人为中国传统农业气象所描绘的图像。
随着农业的发展，产生了农历、夏历，并掌握了一定的天文历法知识，产生了《夏令》和《夏时》，即“夏四时之书”，就是当时存世的《夏小正》。还产生了天干地支：
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还有甲骨文记载的历法，即“干支记日法”，也就是用“天干地支”相配依其顺序记日。
（5）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蒙古人创造了酒文化和茶文化。
3、蒙古人是龙的传人
上世纪80年代初，从内蒙古昭乌达盟（今赤峰市）翁牛特旗斯琴他拉村，发现的大型碧玉C型龙，周身卷曲，吻部高昂，毛发飘举，极富动感，是红山文化玉器的代表作，被誉为“天下第一龙——中国第一龙”，因赤峰市境内多有龙表玉器出土，故赤峰地区被称为龙的故乡，红山文化的先民——原始蒙古人是龙的传人。
其后不久，在内蒙古敖汉旗轱辘板壕、克什克腾旗好鲁库石板，阜新胡头沟等地红山文化遗存中陆续发现了数批玉雕龙，大型勾云佩等红山文化玉器。1971年5月，又在辽西凌源、三官甸子城子山找到了具有地层依据的红山文化玉器墓葬，从而是红山文化确有玉器成分定论。
　　4、最近，从内蒙古库伦旗考古发现距今5500——5000年的红山文化晚期祭祀遗址。据了解，这类较为完整的红山文化晚期祭祀遗存，在红山文化发源地之一的内蒙古还属首次发现。
　　被称为四家子遗址的这个祭祀遗存位于内蒙古库伦旗扣河子镇西北约15公里。其表面形状为残损的丘状人工垫土高台，平面略呈长方形，总面积近2000平方米。其南、东南有人工挖掘的5个穴坑，内填埋筒形器残片和石块等数千件，专家判断其为先民们寄托愿望和埋葬“神秘”的祭祀坑。
　　发掘迹象表明，四家子遗址的遗迹现象、出土遗物多与喀喇沁旗牛河梁女神庙东坡筒形器群遗存等著名红山文化遗址有诸多相似之处，判断其为先民们拜神祭祖的宗教活动场明确无误。
　　5、内蒙古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古墓遗址，考古发现了距今4600年史前人类的帽子——“骨冠”或“骨角质冠饰”。骨冠的发现，尚属首例。该遗址中，还发现最为引人注目的稀世珍宝骨朵（古代一兵器）的出土，将骨朵出现的年代向前推进了2000年。特别是三樽（古代一酒器）龟形陶壶、红陶黑漆彩陶和一支管状骨器，都是在同一时期的其他文化遗址中没有发现过的，属首次出土。
6、1986年在兴隆洼遗址166房址中发现的，距今约8000年，属于兴隆洼
文化时期。骨笛长17．5厘米，管壁薄，其上有5个吹孔，每个孔的间距各不相同。考古专家判断，这支骨笛由猫头鹰翅膀的骨管制作而成。这支骨笛，在2010年8月20日开幕的赤峰市红山文化节上奏响了，现代乐曲。
这支骨笛出土前，人们普边认为中国音乐起源于距今约5000年前的黄帝时期，所以这支骨笛把中国音乐史提前了3000多年。
7、2006年11月10日，内蒙古哲里木盟科左后旗常胜镇地河、马莲河和
永安河两岸周边发现新石器时期红山文化遗址，发现距今约5500——5000年前的36件珍贵文物。又如科左后旗阿古拉遗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石斧石器和陶器等，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特别是陶器上的纹饰显示了红山文化特点的“之”字纹。
8、2009年8月24日，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中，哲里木盟科左中旗架玛
吐镇西固伦忙哈嘎查西南5华里处，发现了大量的极具红山文化特征的陶片、石斧、石镞、石核等，而这些陶片上面都具有划纹、点纹、“之”字形文字的特征。据考证，这里过去曾是烟波浩渺、水草丰美的地方，长期生活着契丹蒙古人、鲜卑蒙古人等。这是新石器时期典型的红山文化特征的古文化，这里还发现了石磨盘、石磨柱的文物标本。
　　9、科左中旗腰林毛都镇敖恩套布千年古城，这座土城兀立在茫茫草原之中，
面积为13303﹒25平方米，高约5米，土城内发现了大量极具红山文化特征的的陶片、骨片、石墨盘、石墨棒等文物标本类。这也是典型的红山文化遗址。
10、2010年5月，从舍伯吐镇哈民哎勒村等地区，大量的发现新石器时红
山文化特征的古文化遗址，已发掘1200平方米，清理出14处房址，30余处灰坑和3座墓葬，出土近300件陶器、石器、骨器和蚌器等。
　　从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带有麻点的陶制筒形罐、钵、盆和壶，这在整个东北地区的史前文化遗址中都是第一次发现的。从陶器的陶质、陶色、纹饰等判断，很可能是一个新的考古学类型，所以命名为“哈民遗址”。
11、蒙古种族人是火文化的开创者之一
　　从蒙古高原古人类多处遗址中发现用火的遗迹。蒙古种族远古祖先，对火的使用，最突出的见于山顶洞人的遗址中，在洞穴中，较大的灰烬层有4个，其中第4层的灰烬层最厚处超过
6米，有火烧过的石头、骨头和朴树籽等，还有一些紫荆木碳。反映了山顶洞人的生活已经离不开火了。对此，学术界认为蒙古高原是“火文化”的发祥地域之一。蒙古种族人——蒙古人是“火文化”的开创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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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3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