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 从穷人党到富人党 （视频）

（一）---“两会”中的富豪
华盛顿 — 中国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正在北京召开。“两会”代表中的富豪再度成为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中国富豪们究竟为什么要步入政界？在一批富豪从政的同时，另一批富豪却在移民海外，这背后又有什么原因? 请看VOA卫视记者斯洋、金刀的报道“中国共产党: 从穷人党到富人党”。今天请看第一集“两会”中的富豪。

中国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正在北京举行。“两会”中的富豪代表群体，再次引起公众的关注。

根据“胡润百富榜（Hurun Report）”的资料，今年的“两会”代表中有83人身价在10亿美元以上，其中人大代表中有31人身价超过10亿美元，政协代表中有52人身价超过10亿美元。与此相比， 美国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中中没有一人的财富超过10亿美元。美国国会中最富有的代表，是来自得克萨斯的共和党议员迈克尔.麦克考尔（Michael McCaul）， 他的身价为5亿美元。

这些富豪中包括杭州娃哈哈集团的创始人宗庆后，他是人大代表中最富有的。据称，其财富已经达到130亿美元。宗庆后同时也是一名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中国的富豪为什么要入党，为什么要从政？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授狄忠浦(Bruce Dickson)说：“企业家加入共产党有两个原因， 一方面，加入共产党后，他们更容易获得银行的贷款、获得出口或是其他在中国做生意所必需的许可证。入党对这些都有帮助。 第二个原因是，一旦他们介入政治后，他们就可以以此为跳板进入地方‘人大’、‘政协’等组织，进一步获得一些荣誉的或是有影响力的位置。”

中共十八代表，中国红豆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周海江的名片上列有10个政治职务。他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这些职务使他有机会跟各界精英，即商人、政界人士和军方人士打交道，有时甚至可以向最高领导人提出施政建议。

美国知名中国问题学者林培瑞（Perry Link）回顾了中国人加入共产党的历史后指出，自中国启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加入共产党很大程度上带有“犬儒主义”的成分。明明想着自己的利益，却还要说一些自己都不相信的“共产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空话。

他说：“从大学生到富翁，他们都想入党，参加共产党是为了自己。为了赚钱，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奇怪的是，他还保留原先的那种理想主义的空话。‘为人民服务’，‘共产主义’，那些话语还在。但是完全变成了一种空乏的东西，实际都是利己，都是赚钱。”

胡润的报告显示﹐从2007年到2012年的胡润百富榜﹐有75人在这段期间为中国立法机构的一员，此期间他们的财富平均增长81%。另据胡润统计榜单上没有担任全国性政治职务的324人﹐同一时期的财富平均增长47%，增长幅度几乎少了一半。

允许资本家入党是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的提议。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的理论，而私营企业家被视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2002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开始接纳私营企业家入党。截至2010年，中国的顶级富豪中，大约三分之一都是党员。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授狄忠浦说：“有些人取笑这样的决定。另外一些人认为，这显示了共产党的灵活性，按照外部环境的发展，调整自己内部的制度。”

中国资本家加入共产党当时被许多西方政客，包括美国总统克林顿和英国首相布莱尔在内，看作是中国共产党的进步，将有助于中国社会的民主化发展。

美国知名中国学者林培瑞说：“他们有一种理论，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要发展他会使上压力，让共产党妥协，让媒体更开放，让基本的权力扩大，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都没有实现。倒是那些慢慢富起来的人不跟上面对着干，反而是跟上面合作。所以中国社会中比较大的隔阂，不是中产阶级和领导层的隔阂，而是领导层和中产阶级合作对付下面。”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狄忠浦教授撰写过三本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富人阶层的书。 在《财富转化为权力》一书中，他说，中国富人已经成为执政的共产党的伙伴，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希望维持政治现状。

他说：“那些被允许加入共产党的企业家是那些共产党认为不会给他们制造麻烦的人，不会要求改变的人。他们的兴趣是维持稳定、维持高增长、扩大出口的机会等等。共产党推出这些政策，而企业家从这些政策中获利。”

也许，一个需要指出的事实是，中国民营企业家从来没有进入真正的决策层。民营企业领导人一般都只能是止于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即使被安排在政府机构任职，往往也只是徒有其名却并无实权的虚衔。

与富人加入共产党形成对照的是，相当数量的富人选择移民海外。 根据“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指出，中国正在经历第三次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潮”，而投资移民已经成为中国海外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报告表明，中国个人资产超过一亿元人民币的超高净值企业主中，27%已经移民，47%在考虑移民，个人资产超过一千万元人民币的高净值人群中，近60%的人士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而实际中国富人的移民人数远比上述报告要多得多。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狄忠浦说，富人入党也好，移民海外也好，都是出于一种目的，躲避风险。他说：“入党是降低生意的风险，这样，你的企业就不太可能被政府关闭或是被压榨，某种程度上是将风险降到最低。将家人和财富转移到国外也是避免风险的一种做法，避免财产被没收，家人受迫害。入党是积极的动作，移民是消极的，但是出于同一种愿望，那就是降低风险。”

然而，中国宪政学者曹思源表示对上述观点不完全赞同。他说：“我的看法是，移民有种种原因。其中一种是用脚投票。他对现行的体制不满意。这么多人移民，这实际上构成一种新的压力，要改革，要进行体制的变革。体制变革了，符合大多数人的需求了。那么对社会发展就是有利的。就会吸引人们重新倒流。”

不过，有迹象显示，中国对富人集团的支持在下降。分析人士认为，中共 18大代表，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没有向先前所说的那样进入中央委员就是一个迹象。

狄忠浦教授说：“（富人）代表在党代会的数量是多了，但是整体来说，仍然是很小的一个数字，不到12人。而且没有一个人被选进中央委员会，甚至是候补委员。这体现了共产党如何看重一个群体或是一个职业。重要委员中是有富人，但是他们都是国有企业的领导人。”

1月28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国新领导人习近平更是明确表示要着力在工人中发展党员，继续做好在农民中发展党员工作，重视从青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优化党员队伍结构。

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这是第一次从中央的角度抛弃了精英和财阀，等于否定了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也不强调胡锦涛所提倡的阶层和谐。

中国的“两会”通常被成为橡皮图章，听命于中国共产党。中国富豪从政也是从中共十六大开始的。中共十六大的党章为此还做出了改变。中国共产党如何从工人阶级的党发展到所谓的“富人党”？我们将在下一集中国共产党党章的演变中为你介绍。

（二）-- 中共纲领的演变

华盛顿 — 中国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正在北京召开。“两会”代表中的富豪人数再度成为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富豪从政开始于中共的十六大， 十六大党章甚至为此做出了改变。那么，中国共产党是如何从一个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穷人党演变成目前由大小富豪主导的富人党呢？请看VOA卫视报道“中国共产党: 从穷人党到富人党”第二集“中共纲领的演变”，看中共如何通过修改党章为中国共产党性质的演变提供理论基础。

距离“两会”代表们“参政、议政”的人民大会堂不远，就是毛泽东纪念堂。躺在水晶棺材中的毛泽东如果醒来，一定会惊诧莫名，因为现在的中国已经绝非他生前所致力打造的那个社会， 而中国共产党也绝非他九十多年前所参与缔造的那个政党。

1921年，毛泽东等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具有党章性质的《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这个纲领性文件明确宣告，中国共产党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1922年7月的中共“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正式党章--《中国共产党章程》，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是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逐步达到共产主义。

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第一次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并其写进了党章。这个改变被中共官方党史学者，包括甚至后来的中共党章，也认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对外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金灿荣说：“很多年前, 斯大林就批评毛泽东搞的是‘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毛泽东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共产主义只是他的一个工具，用来达到民族主义的目标。我相信，如果马克思和毛泽东同时代生活，并成为毛实现民族主义目标的障碍时，他会毫不犹豫把马克思清除掉的。”

邓小平理论”的提出是中共党章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1992年，中共“十四大”通过的党章第一次郑重提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1997年的十五大第一次明确提出“邓小平理论”，并把它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北京之春主编胡平说：“这就像很多人所说的，‘说社会主义，干社会主义， 你就是极左派;说资本主义，干资本主义， 你就是自由化派。说社会主义，干资本主义，你就是邓小平派’。从邓小平以来的中共当局主要领导人基本上都是‘邓小平派’。他们实际上干的是越来越多资本主义，但是口头上说的还保留了若干社会主义的东西，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指的就是这个东西。”

胡平还说：“事实上，自从四人帮垮台，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推行改革以来，中共已经放弃了很多共产革命的目标，因为改革开放说到底是改什么呢？就是改共产党过去搞的一套，也就是改他过去共产革命的那一套。这个在实际上已经走的很远，但是在理论上和文字上，在党章上你看到的还比较少。”

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意味着中国开始正式融入以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为基本特征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体系。

2002年，中共召开“十六大”，并再次修改党章。这次修改最重要的是将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的理论纳入党章。党章还对中国共产党的党性做了新的表述，把过去的“一个先锋队”、“一个代表”、“一个核心”的表述，变为“一个核心”、“两个先锋队”、“三个代表”的新表述。 这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中共党章的表述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革命时期“是革命事业的领导核心”，建设时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 2002年的表述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教授狄忠浦说：“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为共产党已经在做的一切，将私营企业主纳入体系，吸收同化资本家，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基础，并将其合法化。这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与时俱进。”

狄忠浦教授说，当时的中国，私营企业几乎是所有新就业机会、所有经济增长、以及财政收入的来源。而地方官员为了职位的升迁，已经在与私营企业家合作。

也是在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开始接纳被认为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富人入党。从“一大”纲领要推翻资产阶级，到“十六大”党章暗示可以接纳私企老板入党，中国共产党几乎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北京之春的胡平说：“你这共产党的变化，你变得和过去都已经面目全非了。 照理说，你就不应该坚持原来的名字了。照理，你应该放弃你的专制和独裁， 而共产党同时又要坚持过去的名称， 以便他继续这种专制的权力。 我觉得这种变化更多的是一种负面作用。一个政党如果前前后后能够做出这么多互相矛盾，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却依然坚持原来的名称，坚守原来的地位。这就意味着这个党失去了最起码的道德标准。”
 中共“十七大”和去年结束的中共“十八大”再次对党章进行修改，确立了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地位。至此，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至此，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实践上，也在理论上一步步远离了主张废除市场化和私有制的马克思主义，也背离了建党的初衷。

甚至中国官员也认为，中国不应该被称作共产党国家。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去年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不应该被称为共产党国家。尽管如此，在国际社会上，中共还是与古巴和朝鲜为列，被称为共产党国家。

狄忠浦说：“中国已经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目标，也即，建立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但是仍然保留了列宁主义的政治体系， 一党占据统治地位， 而且取得该党的成员资格就是通往获得这个社会最有影响力、最有有权力的地位的大门。”

中国宪政学者曹思源认为，中国共产党应该更名为“中国社会党，才能名副其实。”

他说： “我在九十年代就曾提议，中国共产党完全可以改名为中国社会党。 我们搞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叫社会党呢？共产主义起码是一万年以后的事情。现在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我们就叫社会党有什么不好？”

北京之春主编胡平说：“对中共来说，他现在所作的一切与过去相比已经是天壤之别，但是他表面上还在强调他的一贯性。这次习近平讲话也强调不能用后三十年去否定前三十年，也不能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因为他们更大的目的是要保持共产党的一党专制。保持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假如你共产党承认过去的一党专制搞错了，而共产党的专制就建立在一党专政的基础上。如果你承认自己错了，就没有理由继续专制。也没有理由再叫共产党”。

中国新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后，会把中国带向何方？

北京之春的胡平说：“习近平不久前在他就任总书记之后第一次和新科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谈话时特别强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指出邓小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拓者。习近平在整个讲话中一次也没有提到毛泽东思想，一次也没有提到毛泽东，这就可以看出中共当局实际上与马列思想，和毛的思想离得相当远。”

中国人民大学的金灿荣说：“也许可以这样定义中国领导层的性质：集体领导，任期有限制。如果我们必须找到一个经典的政治学名词来定义它，我们可以叫它“贵族共和”。 我认为这在中国可以行得通。目前，日本和新加坡所实行的也属于这样的性质。”
 中国宪政学者曹思源认为，未来的中国应该抛弃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

他说：“我们过去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并且把它写进了宪法。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的序言又强调，人民民主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种专政首先不符合列宁主义的创始人列宁的理论。 从原教旨主义的角度来看，列宁所说的专政，指的是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专政。”

习近平将为五年后的“十九大”的中共新党章带来什么内容，是去毛化? 是“贵族共和”? 还是宪政? 我们将拭目以待。

（三）---“中共“太子党如何敛财?”
华盛顿 — 中国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正在北京召开。在“两会”代表中， 除了富豪群体外，还有另外一个特殊群体也受到人们特别关注 - 那就是中国的“红色后代”，也就是所谓的“太子党”。中共 “太子党”利用家族权势和裙带关系大肆敛财，已经成了中国新富豪的主体。

中国“两会”召开，“两会”中中共元老后代的身影备受各界瞩目，这其中就包括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第三代领导人李鹏的女儿李小琳。

除了毛泽东后人外，中共元老的后代，甚至是后来的中共几代领导人的子女都成了中国新富豪的主体。邓家和李家还有江泽民家族甚至被称为中国的三个“腐败”王国。

中共“太子党”利用裙带关系致富可以追溯到中共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时期。1978年，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整个80年代，以邓家子女为首的中共高干子弟纷纷下海经商。

邓家子女经商以邓的长子邓朴方为首。当时据称，国家禁止进口的物资，邓朴方有办法进口；国家不许出口的物资，邓朴方有办法出口。

悉尼晨锋报驻北京记者约翰.加内特( John Garnaut)说：“所有那一代的子女都卷入商界， 陈云家族、叶剑英家族，所有你说的第二代领导人家族的子女都有庞大的商业利益，使得他们一时间都变得相当富裕。不过，我想指出的一点是，纯粹的腐败和裙带关系在这里很难分清。”

加内特的《中共太子党》一书今年出版。他说，1986年，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曾为限制中共领导人子女的特权而战。加内特说，胡耀邦的子女告诉他，胡耀邦试图限制太子党们的腐败成为他1987年被罢黜的因素之一。

很多人可能已经忘记，1989年中国天安门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不是民主诉求，而是“反腐败”和“反官倒”。邓朴方就是受到抨击的主要目标之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89民运下台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儿子也是当年“反腐败”的目标之一。赵紫阳的儿子被指责倒卖彩电和汽车。

“六四”之后，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进入市场经济时期，更是开启了高干子弟进驻垄断领域的大门。

北京之春主编胡平说：“因为搞市场经济和搞私有化了，而政府掌握了大量的资源，很方便利用机会搞腐败，搞腐败不能官员一个人，总得与商结合，中共官员中就普遍出现了‘一家两制’的现象。家里有人当官，有人经商。如果全是当官的赚钱也不容易，如果全是经商也没有门路。”

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财富宝藏主要集中在房地产、矿产、能源、金融以及需要政府颁发特许经营权的垄断性行业，现在这些领域都被红色家族垄断。

最典型的有江泽民家族的电信行业，李鹏家族的电力行业以及邓小平家族对地产、有色金属、甚至军火行业的垄断。

邓小平家族：地产、有色金属和军火

邓质方，邓小平次子，成立四方地产公司，在上海、北京、天津、大连、广州、深圳和珠海圈地，时称“地产大王”。

吴建常：邓家大女婿，成立东方鑫源等公司，垄断有色金属资源

贺平：邓小平的小女婿，成立保利集团，成为军火巨商。

江泽民家族：电信

江绵恒：网通公司董事长，业务涵盖电信、半导体、工程建设等领域。

江志成：江绵恒之子，曾任职高盛，后成立博裕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私募基金规模达10亿美元。

李鹏家族：电力系统。

李小鹏，李鹏长子，曾任华能国际集团董事长兼中国国家电力公司副总经理

李小琳，李鹏女儿，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前总经理。

朱琳，李鹏夫人，据称曾任华能国际董事长

以廉洁、公正出名的前总理朱镕基的子女也不例外，朱镕基之子朱云来1998年进入中国最大的投资银行之一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过去十年都是该公司的总裁。朱云来后来被美国《财富》杂志评为亚洲最有影响力的二十五位商界领袖之一。

在第三代领导中， 前中国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儿子曾伟的财富因为在澳大利亚悉尼购买了一幢价值3,200万美元的城堡而被曝光。这幢房屋据称当时是澳洲房产交易史上第三昂贵的豪宅。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曾伟曾是中国石油界的巨亨，他的经济活动涉及到中国经济的各个领域。

去年，中共十八召开前夕，《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将第四代领导人温家宝推到了风口浪尖。报道说，温家宝的母亲、妻子、子女、亲戚都已经变成了巨富，在温家宝担任总理期间，他的家人累积了超过27亿美元的财富。他们的投资涉及银行、珠宝企业、度假地、电讯公司，并拥有世界最大金融企业之一的“平安保险”的控股权。 

温家宝家族已经通过律师否认了上述财富的存在，甚至中国外交部也称这样的报道是“抹黑”行为。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一项统计，中国第四代领导集体中九大常委的孩子都介入了商界，而且与前几代不同，他们大多活跃在金融界。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是新天域资本公司（New Horizon Capital）的创始人之一。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曾执掌垄断中国机场、口岸和地铁安全扫描仪的国有公司。胡锦涛的女婿茅道临曾任中国最大的门户网之一的新浪网的首席执行官，茅的财富2003年预计达到3500万美元到6000万美元之间。

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的女婿冯绍东现出任中广核产业投资基金总裁，掌管资产逾百亿元人民币。2006年，时任美林证券中国投资银行业务主席的冯绍东帮助美林获得了高达200亿美元的中国工商银行公开上市交易，这也是世界上第二大的IPO交易。吴邦国的妻子和兄弟也活跃在商界。

政治局常委李长春的儿子李慧镝，则是中国移动的副总裁。李长春的女儿李彤，现任中银国际执行总裁，并掌管一家私募基金。

政协主席贾庆林一直是腐败指控的对象， 其子贾建国和女婿据称因担心与其商业有关的调查，已经移居国外。

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以及其子周斌控制着中国石油的庞大财富。周永康在石油行业任职38年，曾担任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总经理。

中国官方媒体《半月谈》在2010年也公开承认，“红色家族”成为新富豪的主体，并直指这“其实也是一种不公平”。

约翰.加内特说： “所有政治局常委的孩子都进入商界，获得了巨大的财富。 因为你知道只要你与他们成了一伙，你就得到了终极的安全和保障。 当然，你得分出一半财富，但是，你获得了文件，没有其他人可以这么勇敢，吞下这么多的财富。 这可是数以十亿美元计的财富。”

虽然从第二代的胡耀邦时代到现在，中共中央以及国务院都有禁止干部子女和配偶经商的文件，但是都形同虚设。

温家宝曾经也表示：“对于那些贪污腐败分子，不管发生在哪个领域，涉及到什么人，不管他职务多高，都要依法严肃惩处。”

 加内特表示不同意见。他说：“高层领导人家族成员的腐败绝对是无法控制了， 没有人有能力控制他们自己的子女，更不用说别人的子女了，这是造成现在中国社会不稳定的力量之一”。

北京之春的胡平说： “ 共产党前三十年要革命的暴力消灭了所有平民百姓自己的私产，把它变成了所谓的全体人民的共产，后三十年，你又以改革的名义把本来属于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变成了你少数官员自己的私产。两件坏事都让你一个党做完了，古今中外还有谁比得上你。”

中共第五代领导核心的习近平自己也是“太子党”的一员。中共十八大之前，彭博通讯社报道，习近平家族的财富过亿，但主要由其姐姐、妹夫以及弟弟拥有，他们的商业利益扩展到了矿业、房地产、手机设备等领域。报道谨慎表示，没有任何资料显示习近平自己的小家庭卷入任何敛财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