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mldf.org/
2014年12月30日星期二
为感谢海内外人士募捐支援 - 哈达及妻子新娜发表的感谢视频
感谢海内外各族同胞的热情相助积极捐款（新娜2014，12，27日的视频讲话）
2014，12，9日被关押了十九年的哈达终于活着走出了监狱 出狱后 他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 讲述了自己狱中的遭遇 和我们一家三口的现状及今后打算 现在的哈达已与十九年前的他判若俩人 多年的关押 使他的身心遭到极大摧残，，，
12，23日 自由亚洲台所写“哈达一家三口生存问题成当务之急”的报道发表后 在日本的蒙古族同胞迅速行动 于12，24日给我们汇来了第一笔捐款 他们还号召更多的人捐款 并把蒙文的倡议书和我的银行账户在网上公布了 这之后 汇来的捐款络绎不绝，，，，
现在是12，27日晚 截至今晚 我们已收到海内外各族同胞捐来的人民币共计6538元 由于电话被阻 许多人通过网络纷纷表示还要继续捐款 在这里 我代表全家 首先向广大海内外各族同胞表示深深谢意 其次 还想和大家说几句心里话—— 现在捐来的这六千多元钱 已够我们一家人维持半年的生活了 大家的生活都不容易 今后不要再捐钱了 特别是国内的个人 最好不要再捐款了 因这会给你们带来麻烦 大家也许听说了 哈达获释后的第二天 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的一个蒙古族青年 给哈达打来电话问候 并表示要给哈达汇些款 结果遭到当地公安的恐吓并抢走了他的手机，，，
所以 鉴于内蒙古恶劣的政治生态环境 也为了大家的安全 国内的个人 今后最好不要再捐款了 否则 我们一家的内心会深感不安的！ 最后 我要再次感谢海内外各族同胞在我们处于困境之时 再次伸出援助之手 你们的雪中送炭 使我们一家倍感温暖 哈达及我们一家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 与广大有正义感有良知的人们多方面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你们的经济援助 对刚出监狱的哈达恢复健康 融入社会也是个极大的助力！ 我还以为 一笔笔捐款背后 其实倾注了更多的道义支持 我们会无比珍惜并继续前行！，，，，，，
但不知何故 汉族同胞也汇来捐款 特此致谢
二，视频讲话哈达用蒙语我用汉语 已在YouTube上发表
三，现在 我已来包头87岁老母家照顾病中的母亲 呼和浩特的哈达由儿子威勒斯照顾 老母家的网络开通着 所以我可以自由的上网
四，哈达近日接受采访很忙 这对他及早恢复智力有积极意义 有意思的是 我和儿子的电话都被掐断 哈达的座机和手机都可以开通 也许是考虑影响吧 何况 我们母子已说了十九年 也该歇歇了，，，
五，许多网友问询哈达的联系方式 在此处一并告之：座机——0471 6305334 手机——18748109461
六，还有许多网友表示要给我们一家邮物 特此致谢但不要邮了 心意领了 ！再次感谢网友的支持！
日本静岡大学教授楊海英先生的『墓標なき草原』(下) 蒙古语版下册已经出版发行
Udaan huleelegsen "Mongol Hun ba Soyoliin Yeh Huvisgal "nomiin dord buti hevlegdle.Orchuulah,hevlehd holvogdson buh nuhedee bayarlsanaa iledgeyee.Hevelsen nomiig bagalj boogood ,odorjinoo naash tsaashaa zoohod havsarch yaarasan minii byatsgan duu ch surhii zudersen shuu.Mash bayarlasan shuu.Odoo nom mini gard orood irhiig l huleegeed bayarlaad suuj baina.
待ちかねていた静岡大学教授楊海英先生の『墓標なき草原』(下)のモンゴル語訳がやっと出版されました。翻訳から出版まで携わられた皆様に感謝申し上げます。本当にお疲れ様でした。一日中本を包装したり運んだりしてくれたあなたも大変お疲れ様で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待ちかねていた静岡大学教授楊海英先生の『墓標なき草原』(下)のモンゴル語訳がやっと出版されました。翻訳から出版まで携わられた皆様に感謝申し上げます。本当にお疲れ様でした。一日中本を包装したり運んだりしてくれたあなたも大変お疲れ様で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包头蒙汉学生群殴 数十人受伤蒙民促彻查 - RFA
包头市蒙古族中学本周日发生蒙汉学生相互殴打事件，当局出动特警平息，数十名伤者送医院治疗。向本台提供相关信息的蒙族铁牧论星期二告诉记者：“本月28日星期天，包头蒙古中学学生被汉族学生围攻，然后蒙族学生和老师被控制在教学楼内，特警在（周一）凌晨一点多，来保护学生，这是汉人对蒙族学生一个很大的威胁”。
记者：因为什么原因，知道吗？
回答：原因还不清楚。
铁牧论对记者表示，事件中，蒙族学生被两百多名汉族学生围攻，数十人受伤。直到次日凌晨，蒙族师生在特警的帮助下撤离：“两百多名汉族学生围攻，学校不准这些蒙族学生和老师出去，这些汉族学生手中持有刀，也有拿棒、铁棍等围攻，教学楼被包围，蒙族学生被困其中”。
本台星期二多次致电包头市政府，区政府及蒙古族中学校长办公室，但都无人接听。该校一位教师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话题敏感，不愿多说。
记者：星期天是不是有汉族学生围攻蒙古族学生，有人受伤？
回答：早就解决完了。你问领导们，我是普通人，不知道。
记者：因为什么原因，您知道吗？
回答：就是平时。。。。小孩子。。。。不知道，不清楚。你问学校的领导吧。
记者：有多少人受伤知道吗？
回答：不知道。
官方媒体没有报道此次事件，但周二在网上传出不同版本，据“中国法制监督官网”周二称，事发时，蒙人迅速拉起了一帮人对一个学生以及围观的宿舍学生进行殴打，最后发展成了200多人的蒙族学生，有的拿着斧头、砍刀、铁棍等看到汉人学生经过，包括女同学见人就打，目前有30多个同学已经住院，有一位同学头上被利器砍伤，缝了8针，最后特警去学校对事件进行了控制。现在学校想打压事件，校长也是蒙族，对蒙人强力偏护，学生全部罢课，等待校长处理。又指蒙族学生霸占宿舍楼，把汉人学生都赶了出来，校长不管。
事件引起当地及海外蒙古族人严重关注，要求当局立即调查。铁牧论说：“这件事情对蒙族的生存环境，对蒙族学生的学业都有很大的威胁。内蒙的广大蒙古族人、学生和农牧民呼吁内蒙古政法委立案调查这次事件。要对蒙古族学生的学习环境，生活环境，提供安全保障。强烈要求内蒙古当局彻底调查此事”。
特约记者：乔龙 责编：申铧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shaoshuminzu/ql2-12302014101608.html#.VKLYOMHihYs.facebook
内蒙呼格冤死案，法院判家属可获国家赔偿206万元
内蒙古高院2014年11月宣布重审18年前的呼格吉勒图案，并于本月中裁定，被处决 的被告呼格吉勒图无罪。12月30日对受害者父母提出的赔偿要求作出裁决，支付受害者家人205.96多万元国家赔偿。
1996年，呼和浩特18岁纺织工人呼格吉勒图被警方认定为一起奸杀案的凶手。当地法院在案发后61天内完成一审和终审，裁决呼格吉勒图有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路透社12月31日发自北京的报道说，呼格吉勒图的父亲李三仁、母亲尚爱云对法庭判决的国家赔金额没有异议，表示尊重法庭决定。李三仁表示：我们的主要考虑是给他（呼格吉勒图）平反，至于该赔偿多少，国家说了算。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1994年通过了《国家赔偿法》，并在2012年和2014年进行过两次修订。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法律学者滕彪周三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中国大陆的《国家赔偿法》本身存在诸多问题，中国各地的执行也非常不利。这次内蒙古高院对呼格案作出较高的赔偿，只是一个个例。滕彪说，
“国家赔偿法赔偿标准很低，体现不出对生命的尊重。其次，执行更差。应该得到国家赔偿的案件很多当事人得不到赔偿、或赔偿极少，只有公众关注比较多的案件，才有可能得到相对较多的赔偿。”
滕彪表示，呼格冤案以及聂树斌被处决案这两桩死刑判决案，近日重回中国公众视线，凸显了中国司法不独立造成的种种司法不公。在呼格案受害者家属得到赔偿之后，当局还应该进一步对当年制造冤案责任人进行问责。他说，
在美国一直关注此案的郭宝胜牧师则认为，呼格父母失去爱子之痛无法用金钱补偿，而法庭判决对他们作出国家赔偿，金额还是太少。郭宝胜说，
“中国现在物价飞涨，两百多万对家属的补偿实在是九牛一毛，这个案子拖了这么久，呼格是一个这么年轻的生命，我觉得陪几千万都是不够的。现在贪污犯一贪都贪十几亿、几十亿的。”
中国大陆目前是全球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海外非政府组织“中美对话基金会”今年10月发布的数据表明，中国大陆去年一年处决了2400人。郭牧师表示，他希望呼格案的重判能对中国大陆执法的司法当局产生警示作用，今后会更谨慎对待死刑案件。他说，
“在新的一年希望有关当局缩小死刑范围。还有一个问题是中国一些犯人如果不判死刑判死缓、无期，很多人就会通过保外就医、假释等方法从监狱出来，中国的司法制度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就会直接枪毙犯人。通过这两个冤案，我们看到死刑滥用对人的伤害，今年，有关当局要尽量刀下留人。”
法庭判处呼格案受害人父母可获国家赔偿206万元的新闻引起中国网民热议。黑龙江网民“北风和沙尘”发帖说： 200多万对那些狗官就是牛身1毛，他们用钱就摆平了？这样的冤案以后会屡禁不止；武汉一位网民说；“钱不是重要焦点，关键是哪些61天杀一人命的人员会怎么追责？” ；山东一位网友发帖说 ：“ 赔偿的钱是国家的！也是老百姓的纳税钱！这钱应由办案人耒出！这样他们就不会再草菅人命了！”； 网名为“小灰灰的女王 ”说：，看了觉得很心酸，人命就值这点钱吗？才18岁啊，生命才刚刚开始，赔2000万都不多。
察合台汗國的伊斯蘭化
题名: Islamization in the Chaghatai Khanate
作者: 楊莒妤（Yang, Chu-Yu）
摘要: 蒙古西征後建立了欽察、察合台、窩闊台及伊兒等汗國，在這些汗國的境內包含了伊斯蘭的兩河流域、中亞地區、波斯地區、小亞細亞、欽察草原等地，周遭受伊斯蘭文明的包圍；蒙古四大汗國中欽察、伊兒汗國相繼皈依伊斯蘭教，察合台汗國是蒙古支裔中最晚皈依伊斯蘭教者（窩闊台汗國後來併入察合台汗國），伊斯蘭教在察合台汗國的盛行與察合台汗的大力提倡，汗國內貴族勢力的依附，及中亞蘇菲教團的蓬勃發展有很密切的關係。
本論文探討察合台汗國因地理環境變遷，蒙古傳統封建游牧制度逐漸趨向綠洲農牧城市商業社會，使生活文化產生截然不同的改觀，草原游牧民族常因本身力量的消長﹐而向城郭農業地區尋求支援﹐在其向農業城廓生活靠攏或轉化時﹐使原本的生活型態﹑經濟模式﹑政治制度及宗教文化﹐進行必要的改變和調適﹐藉以配合生存環境的特殊性。
察合台汗國的汗權消長﹐成為觀測大汗權力虛實的指標﹐所以初期察合台汗位的變動﹐是在驗證大汗權力落實的範圍﹐一旦汗位繼承人選脫離了中央大汗的操控後﹐汗國成為內部勢力爭逐的競技場；察合台汗國在這塊結合草原﹑綠洲與河谷的版圖上﹐不斷交互上演草原游牧與農業綠洲生活型態的拉鋸及地方貴族勢力把持汗權的戲碼，然而在農業經濟生活﹑人口與文化的優勢吸引下﹐草原游牧生活的型態很難與其抗衡﹐最後不得不向農業生活型態投靠﹐融入當地盛行的主流文化－伊斯蘭文化。
當傳統伊斯蘭教逐漸感染驕奢腐敗氣息時﹐反省與抵抗歪風的虔誠信徒們以清貧儉約﹐苦行修煉的禁慾主義（蘇菲主義）尋得出路﹐禁慾主義演變成神祕主義，主張功修以「入神」，藉此與阿拉合而為一，使得蘇菲主義揉合泛神論思想，穆罕默德的神奇事蹟給予蘇菲主義者鼓舞與啟發，進而產生聖徒崇拜，中亞開闊的空間與寬容的氛圍，成為蘇菲主義傳播的新樂土。
起初蘇菲教徒以單獨與小群體的方式漫游四方，生活所需靠他人施捨或自己勞動所得解決，逐漸地蘇菲教徒周圍聚集了門徒，形成修道院的形式，透過精神導師的道統傳承，原本平行的成員關係演化成尊卑師徒的位階型態。有組織的蘇菲教團由伊拉克及敘利亞向四周發展，中亞的蘇菲主義方興未艾，而納合西班底教團因緣際會進入察合台汗國，從此改寫了汗國內政治與宗教的互動生態。
當察合台汗國內地方貴族勢力強大到威脅汗權行使時，宗教勢力成為制衡威脅的力量，這種「藉力使力」的策略成為察合台汗打擊舊勢力的慣用模式，宗教力量的勃興，有賴寺院經濟的累積及信仰中心的強化，而察合台汗積極推動伊斯蘭的政策，有如風行草偃，締造政治與宗教互利共生的結構。
伊斯蘭教在察合台汗內發展，所蘊含最深遠的意義不外是和卓家族的形成與伊斯蘭教的本土化與地方化。回疆在黑山派與白山派支持者交互攻詰下，政局動盪，導致汗族後裔流落異鄉，世俗政權轉由宗教神權取代，準噶爾成為新的統治階層﹐改以間接統治控制南疆，但對和卓家族勢力的死灰復燃，不敢掉以輕心，透過緊縮政策，直接任命當地軍事貴族掌控，最後索性將其帶離根據地，架空權力來源，並以「眾建其位少其力」的方式，各城分立和卓管轄，如此殫精竭慮，只為防範和卓家族的東山再起，即使在清代，每當回疆民眾發動爭端，每每打著和卓後裔的旗幟為之，強調師出有名的號召力，足見和卓家族對回疆人民深遠的影響。
察合台文的形成與使用，不僅是維吾爾文書寫形式演變過程中的一環，更是察合台汗國伊斯蘭化的力證；而阿渾是回疆穆斯林一生的見證人﹐宗教職務上的專業與威望﹐可以跨足政治領域的監察職務﹐更可以取代傳統伊斯蘭中「伊瑪目」在清真寺引領信徒禮拜的角色﹐這是伊斯蘭地方化的特徵之一。阿渾的功能如果代表正規清真寺體系的運作﹐海蘭達爾的功能則是彌補信徒對阿渾功能不足的期待﹐海蘭達爾兼具蘇菲教徒﹑托缽僧與巫的特質﹐能施行求雨治病﹑消災祈福的儀式與奇蹟﹐這種對神蹟的嚮往與期盼﹐加速了伊斯蘭教地方化與本土化的深度﹐而且穆斯林對阿渾與海蘭達爾的接納無疑也表現在對清真寺與麻扎朝拜的調合上﹐因為清真寺只利城市穆斯林的參拜，麻扎才是靈魂修煉之所，而海蘭達爾的多重身份﹐使他可以游移於一神獨在與萬物崇拜的模糊地帶﹐呼應蘇菲主義中入神與泛神論的思想﹐所以蘇菲教徒本身的地方化與本土化是促使察合台汗國伊斯蘭化的關鍵之一。
參考文獻: 一、史料
不著撰人 《回疆志》，台北﹕文成書局，民國57年。
王曾翼 《回疆雜記》，收錄於《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台北﹕廣文書局 ， 民國51年。
王錫祺 《回部政俗論》，收錄於《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二帖，台北：廣文書局，民國51年。
司馬光 / 楊家駱（主編）《新校資治通鑑注》，台北：世界書局，民國51年初版。
司馬遷 《史記》，台北：鼎文書局，民國70年。
宋 濂 《元史》，台北：鼎文書局，民國66年。
杜 佑 《通典》，台北：新興書局影印發行，民國52年。
沈 約 《宋書》，台北：鼎文書局，民國69年。
和 寧 / 沈瑞麟（校） 《回疆通志》，台北﹕文海書局，民國55年。
祁韻士 《西陲要略》，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52年。
柯劭忞 《新元史》，台北：藝文印書館，未附出版日期。
徐 松 《西域水道記》，台北﹕廣文書局，民國58年。
班 固 《漢書》，台北：鼎文書局，民國70年。
郝 經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收錄於《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九十一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未載出版日期。
張廷玉 《明史》，台北：鼎文書局，民國64年。
曹振鏞 《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台北：文海書局，民國55年。
脫 脫（等） 《遼史》，台北：鼎文書局，民國69年。
陳 誠、李 暹 《西域番國志》，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叢書，第一輯，收入於《四部叢刊史部》，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68年。
傅 恆 《欽定皇輿西域圖志》，台北﹕文海書局，民國59年。
萬斯同（等）《明史》，台北：鼎文書局，民國68年。
虞 集（等）《道園學古錄》，〈大宗正府也可札魯火赤高昌王神道碑〉，收錄於《四部叢刊正編》，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68年。
椿園七十一 《西域總志》，台北：文海書局，民國55年。
椿園七十一 《回疆風土記》，收錄於《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二帖，台北﹕廣文書局 ， 民國51年。
趙孟頫 《松雪齋文集》，收錄於《四部叢刊正編》，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68年。
劉 昫（等）《舊唐書》，台北：鼎文書局，民國65年。
歐陽玄 《圭齋文集》，〈高昌偰氏家傳〉，收錄於《四部叢刊正編》，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68年。
歐陽修、宋 祁《新唐書》，台北：鼎文書局，民國65年。
蕭 雄 / 邵子力（署） 《西疆雜述詩》，二卷，台北：廣文書局，民國58年。
魏 源 《聖武記》，台北：世界書局，民國51年。
二、專書
大美百科全書編輯部 《大美百科全書》，台北：光復書局，民國84年1版7刷。
中國元史研究會（編） 《元史論叢》，第六輯，收錄王 頲 〈大蒙古國兀魯思封授問題管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民族》編輯委員會 《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1版。
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宗教》編輯委員會 《中國大百科全書》，宗教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3刷。
中國伊斯蘭百科全書編輯委員會 《中國伊斯蘭百科全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6，第1版第2刷。
中國蒙古史學會（編） 《中國蒙古史學會論文選集1983》，收錄樊保良 〈十三世紀蒙古與畏兀兒關係初探〉，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
中國邊疆歷史語文學會 《新疆研究》，收錄阿不都拉 〈維吾爾的源流和文化〉，台北：廣祿出版社，民國53年。
元史研究會（編） 《元史論叢》，第一輯，收錄陳得芝、王 頲 〈忽必烈與蒙哥的一場鬥爭－試論阿蘭答兒鉤考的前因後果〉及陸峻嶺、何高濟 〈從窩闊台到蒙哥的一場鬥爭〉，北京：中華書局，1982。
元史研究會（編） 《元史論叢》，第二輯，收錄孟繁清 〈試論忽必烈與阿里不哥之爭〉，北京：中華書局，1983。
元史研究會（編） 《元史論叢》，第三輯，收錄劉迎勝 〈元朝與察合台汗國的關係（1260-1302）〉，北京：中華書局，1986。
巴托爾德（V.V. Barthold ）/ 羅致平（譯） 《中亞突厥史十二講》，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
王守儒 《亞洲地理》，台北：水牛出版社，民國72年。
王治來 《中亞史綱》，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
王國維（編著）《蒙古史料四種》，台北：正中書局，民國64年。
加文．漢布里（主編） / 吳玉貴（譯） 《中亞史綱要》，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年。
加富羅夫（B.G. Cafurov）/ 蕭之興（譯） 《中亞塔吉克史（上古－十九世紀上半葉）》，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
台灣中華書局、美國大英百科全書（聯合編輯） 《簡明大英百科全書》，台北：中華書局，民國78年初版。
布哇（L.Bouvat）/ 馮承鈞（譯） 《帖木兒帝國》，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51年1版。
札奇斯欽 〈元代的西域〉，收錄於《新疆研究》，台北：中國邊疆歷史語文學會，民國55年。
札奇斯欽 〈塞北游牧民族與中原農業民族間，和平、戰爭與貿易之關係緒言〉，收錄於《蒙古史論叢》，台北：學海出版社，民國69年。
札奇斯欽 《蒙古文化與社會》，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81年初版二刷。
多桑（C.d'Ohsson）/ 馮承鈞（譯） 《多桑蒙古史》，上下冊，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51年。
米兒咱‧馬黑麻‧海答兒 / 新疆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譯）/ 王治來（校注） 《中亞蒙兀兒史－拉失德史》，共二編，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
羽田亨 / 耿世民（譯） 《西域文化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
西北大學西北歷史研究室（編） 《西北歷史研究》，收錄郭向東〈蒙元時期畏蒙關係述論〉，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89年。
佐口透 / 凌純頌（譯） 《十八、十九世紀新疆社會史研究》，上下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
佚 名 / 馬俊民、馬明廉（譯）/ 新疆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編印） 《阿帕克霍加傳》，收錄於《厄魯特蒙古歷史譯叢》，第四集，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史研究室西北一組編，1985年。
佚 名 / 崔維歧（譯）/ 寶文安、王守禮（校） 《大霍加傳》，收錄於《新疆宗教研究資料》，第十二輯，1986年。
希提（Philip K. Hitti）/ 馬 堅（譯） 《阿拉伯通史》，上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年1版3刷。
志費尼（Juvaini ）/ 何高濟（譯）/ 翁獨健（校訂） 《世界征服者史》，上下冊，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
李符桐 《成吉思汗傳》，台北：新動力出版社，民國42年。
李符桐 《李符桐論著全集》，收錄〈回鶻與遼朝建國之關係〉，第二冊，台北：學生書局，民國81年。
周良霄、顧菊英 《元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拉施特（主編）/ 余大鈞、周建奇（譯） 《史集》，共三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年。
林 松、和 龔 《回回歷史與伊斯蘭文化》，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2年。
林長寬（編著） 《中國回教之發展及其運動》，台北：中華民國阿拉伯文化經濟協會，民國85年。
林恩顯 《邊政通論》，台北；華泰書局，民國78年2月初版。
金宜久（主編） 《伊斯蘭教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1990年。
姚大中 《古代北西中國》，台北：三民書局，民國70年。
洪 鈞 《元史譯文證補》，台北：鼎文書局，民國66年。
耿 昇、何高濟（譯） 《柏朗嘉賓蒙古行紀、魯布魯克東行紀》，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馬 通 《中國伊斯蘭教派門宦溯源》，寧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
馬 通 《中國伊斯蘭教派與門宦制度史略》，寧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
馬鄰翼 《伊斯蘭教概論》，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74年4版。
勒尼‧格魯塞 / 魏英邦（譯） 《草原帝國》，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屠 寄 《蒙兀兒史記》，台北：鼎文書局，民國72年。
張中復 《蒙古察合台汗國游牧封建體制之研究》，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論文，民國76年。
張日銘 《伊斯蘭辭彙集》，台北：政治大學阿拉伯語文學系，民國81年。
張正明 《契丹史略》，台北：帛書出版社，民國74年。
張星烺（編）《中西交通史料彙編》，全六冊，台北：世界書局，民國72年。
陳 誠（著）/ 周連寬（校注） 《西域行程記 / 西域番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
陳柏煉 《伊斯蘭文化》，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61年。
曾問吾 《中國經營西域史》，全三冊，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國25年。
馮承鈞 《成吉思汗傳》，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55年。
馮家昇、程溯洛、穆廣文（編著） 《維吾爾族史料簡編》，上下冊，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年2版。
新疆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編著） 《新疆簡史》，全二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教育委員會高校歷史教材編寫組 《新疆地方史》，新疆大學出版社，1992年1版。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概況編寫組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概況》，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
楊 策 《新疆縱橫》，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1年。
楊啟辰、楊 華（主編） 《中國伊斯蘭教的歷史發展和現狀》，寧夏：人民出版社，1999。
維吾爾族簡史編寫組 《維吾爾族簡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
趙孟頫 《松雪齋文集》，收入於《四部叢刊正編》，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68年。
趙秋蒂 《新疆依禪研究》，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論文，民國83年。
劉正寅、魏良弢 《西域和卓家族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劉志霄 《維吾爾族歷史》，上篇，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年。
劉義棠 《欽定西域同文志校註》，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73年。
劉義棠 《維吾爾研究》，台北：正中書局，民國86年修訂本。
劉義棠 《維吾爾語文研究》，台北：正中書局，民國67年。
劉義棠 《中國邊疆民族史》，上下冊，台北：台灣中華書局，民國71年。
劉義棠 《突回研究》，台北：經世書局，民國71年。
劉義棠 《中國西域研究》，台北：正中書局，民國86年。
盧明輝、余大均、高文德（編） 《蒙古史研究論文集》，收錄賈敬顏〈釋「行國」－游牧國家的一些特徵〉，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84年。
穆罕默德‧薩迪克‧喀什噶里 /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歷史研究室資料組（編譯） 《和卓傳》，收錄於《民族史譯文集》，第八期，1980年。
蕭啟慶 《西域人與元初政治》 ，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文史叢刊之十九），民國55年。
蕭啟慶 《元代史新探》，收錄〈北亞游牧民族南侵各種原因的檢討〉， 台北：新文豐出版社，民國72年。
鮑爾漢 《維漢俄辭典》，北京：民族出版社，1957年。
韓儒林（主編）《元朝史》，上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
魏 源 《元史新編》，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國67年。
魏良弢 《西遼史研究》，寧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
魏良弢 《西遼史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魏良弢 《喀喇汗王朝史稿》，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
魏良弢 《絲綢之路與東察合台汗國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
二、期刊論文
丁文樓 〈略論伊斯蘭教對維吾爾文化的影響〉，《民族研究》，1991:3，頁11-19。
元史綱要編寫組 〈元朝與欽察汗國、伊利汗國的關係〉，《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3，1978:12，頁46-56。
巴透爾德 / 敏諾爾斯基（英譯）/ 趙儷生（漢譯） 〈蒙古察合台汗國簡史－七河史之一章〉，《西北史地》，1983:3，頁109-120。
王日蔚 〈伊斯蘭教入新疆考〉，《禹貢半月刊》，第四卷，第二期，頁1-11。
王日蔚 〈契丹與回鶻關係考〉，《禹貢半月刊》，第四卷第八期，頁631-639。
王建平 〈論中亞地區歷史上的瓦克夫問題〉，《世界宗教研究》，2001:2，頁114-122。
王懷德 〈論穆斯林禮儀的形成及其異同〉，《西北大學學報》，1992:1，頁40-44。
田衛疆 〈十六世紀初的東察合台汗國〉，《西北民族研究》，1991:1，頁95-108。
田衛疆 〈試探伊斯蘭教在東察合台汗國內部的傳播和發展〉，《民族研究》，1990:5，頁96-103。
田衛疆 〈試論元代畏兀兒人在維護祖國統一中的作用〉，《民族研究》，1994:1，頁76-82。
田衛疆 〈準噶爾部的南下和東察合台汗國的覆滅〉，《新疆大學學報》， 1998:1，頁47-53。
田衛疆 〈滿速兒、賽德汗時期的東察合台汗國史述略〉，《新疆歷史研究》，1987:2，頁27-34。
白壽彝 〈從怛邏斯戰役說到伊斯蘭教之最早的華文記錄〉，《禹貢半月刊》，第五卷，第十一期，頁57-77。
安瓦爾•巴依圖爾 〈略論阿帕克和卓〉，《民族研究》，1982:5，頁41-47。
朱新光 〈東察合台汗國與帖木兒帝國之戰及影響〉，《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7:3，頁112-118。
米哈依洛夫 / 邢克 （編譯） 〈十一至十四世紀蒙古各部落的宗教信仰〉，《蒙古學資料與情報》，1991:3，頁20-26。
羽田亨 / 馮家昇（譯） 〈西遼建國始末及其紀年〉，《禹貢半月刊》，第五卷，第七期，頁47-62。
艾合買提‧葉合亞 〈察合台語時期的文學翻譯家及其譯作〉，《新疆大學學報》，1995:3，頁62-67。
吳云貴 〈瓦克夫制度的由來和演變〉，《世界宗教研究》，1986:1，頁125-133。
李一新 〈月即別時期欽察汗國的伊斯蘭教化〉，《西北民族研究》，1989:1 ，頁241-248。
李一新 〈察合台汗國歷史的分期〉，《貴州師大學報》，1986:1，頁90-95。
李一新 〈試析合贊汗改革〉，《民族研究》，1991:5，頁102-109。
李一新 〈察合台汗國的伊斯蘭化〉，《西北民族研究》，1998:2，頁56-84。
李松茂 〈伊斯蘭教和回族風俗習慣〉，《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1:4，頁35-41。
李進新 〈葉爾羌汗朝時期的宗教封建制度〉，《喀什師範學院學報》，1995:3，頁21-25。
李進新 〈額什丁麻札和伊斯蘭教傳入庫車考〉，《西北五省區伊斯蘭教學術討論會論文資料集》，1986年10月，頁11-20。
李瑛國 〈蒙古西征對維吾爾族文化的影響〉，《蘭州大學學報》，1994:22（3），頁123-126。
村上正二 / 鄭欽仁（譯） 〈征服王朝（上、下）〉，《食貨月刊》，復刊第十卷第八、九期，民國69年。
金宜久 〈伊斯蘭教在中國的地方化和民族化〉，《世界宗教研究》，1995:1， 頁1-8。
金宜久 〈蘇非派與漢文伊斯蘭教著述 〉，《世界宗教研究》，1983:2，頁100-109。
阿布爾伽齊 〈察合台後裔的歷史〉，《蒙古學資料與情報》，1987:4，頁1-6。
阿吉‧奴爾阿吉 / 寶文安（譯）〈論伊斯蘭教神祕主義及其在新疆葉爾羌汗國的發展〉，《新疆宗教研究資料》，第十七輯，1989年12月，頁60-75。
阿達利比士 〈蒙古西征在東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作用〉，《內蒙古社會科學》，1991:4，頁68-103。
施瓦茨 / 鍾美珠（譯） 〈新疆的和卓（節譯）〉，《西北史地》，1983:3，頁121-133。
孫振玉 〈論察合台后王皈依伊斯蘭教以及新疆地區伊斯蘭化的完成〉，《西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1，頁45-53。
孫振玉 〈試論十世紀高昌回鶻王國在中亞歷史中的地位〉，《西北史地》，1990:1，頁22-33。
桑德斯 〈十三世紀蒙古人與基督教徒、穆斯林的關係〉，《蒙古學資料與情報》，1991:4，頁35-43。
烏日娜 〈十四世紀末至十七世紀中葉蒙古宗教概述〉，《內蒙古社會科學》，1989:4，頁64-70。
秦惠彬 〈中國伊斯蘭教歷史簡述〉，《世界宗教研究》 ，1991:2，頁144-153。
秦惠彬 〈伊斯蘭教在五代時期的發展〉，《世界宗教研究》，1989:1，頁129-133。
納古單夫 〈蒙古馬與古代蒙古騎兵作戰藝術〉，《內蒙古社會科學》，1994:4，頁64-71。
馬學信 〈清真寺在穆民社會中的地位與作用〉，《西北民族研究》，1990:1，頁102。
高永久 〈伊斯蘭教聖徒崇拜溯源〉，《西北民族學院學報》，1992:2，頁37-41。
張 云 〈論回鶻與遼的關係〉，《西北歷史研究》，1988年，頁84-100。
張 煉 〈論述蒙元時期的畏兀兒〉，《西北民族研究》 ，1988:1，頁155-167。
張長利 〈關於成吉思汗大札撒的若干問題〉，《民族研究》，1998:6，頁92-99。
張來儀 〈試論蒙元時期東西方人員的往來〉，《西北大學學報》，1994:2， 頁104-108。
張來儀 〈蒙古帝國與東西方文化交流〉，《西北大學學報》，1991:2，頁72-76。
張承志 〈元代畏兀兒人內部狀況〉，《民族研究》，1983:5，頁13-23。
陳國光 〈論牙剌洼赤與馬思忽惕－蒙古統治時期的兩位西域穆斯林政治家〉，《西北民族研究》，1995:1，頁137-145。
陳國光 〈「回回廿五世到中原」考－關於新疆伊斯蘭教神祕主義在內地傳布問題〉，《世界宗教研究》，1985:3，頁80-90。
陳國光 〈中亞納合西班底教團與我國新疆和卓、西北門宦〉，《世界宗教研究》，1988:1，頁106-115 。
陳國光 〈依禪派考論〉，《西北五省區伊斯蘭教學術討論會論文資料集》，1986年10月，頁39-47。
陳國光 〈新疆伊斯蘭教史上的伊斯哈克耶－兼論我國哲合林耶門宦的來源 〉，《世界宗教研究》，1987:1，頁87-96。
陳國光 〈新疆依禪派歷史文獻─《大霍加傳》〉，《西北五省區伊斯蘭教學術討論會論文資料集》，1986年10月，頁51-63。
陳國光 〈瑪哈圖木‧阿雜木世系綜考〉，《新疆宗教研究資料》，第十五輯，1987年4月，頁48-63。
陳慶隆 〈論白山黨與黑山黨〉，《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年報》，第二期（民國60年7月），頁209-231。
程溯洛 〈論大小和卓木〉，《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7:1，頁18-21。
華 濤 〈薩圖克布格拉汗與天山地區伊斯蘭化的開始〉，《世界宗教研究》，1991:3，頁10-23。
費耐生（Frye）/ 趙 紅（譯） 〈大中亞地區文化的交融－伊斯蘭以前及伊斯蘭初期〉，《西北民族研究》，1990:1，頁239-246。
買買提•賽來、馬品彥 〈新疆的麻扎和麻扎朝拜－新疆伊斯蘭教地域特色初探〉，《世界宗教研究》，1986:4，頁93-102。
馮錫時 〈徐松《西域水道記》辨誤〉，《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8:2，頁59-72。
新吉樂圖 〈伊斯蘭化蒙古概述〉，《內蒙古社會科學》，1991:5，頁62-66。
楊志玖 〈元代中國伊斯蘭教派試探〉，《西北民族研究》，1988:1，頁192-250。
楊志玖 〈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歷史研究》，1984:3，頁112-135。
楊紹猷 〈蒙古族的早期信仰和成吉思汗的宗教政策〉，《民族研究》，1983:1，頁45-53。
楊富學 〈宋元時代維吾爾族景教略論〉，《新疆大學學報》，1989:3，頁32-39。
趙鳳瑛（譯著） 〈伊斯蘭的宗教生活：信仰與實踐〉，《思與言》，第32卷第１期，頁1-52。
劉正寅 〈和卓家族興起前伊斯蘭教派在西域的活動及其政治背景〉，《世界宗教研究》，1991:4，頁57-64。
劉正寅 〈西域伊斯蘭教派和卓勢力的膨脹與葉爾羌汗國的衰落〉，《西北史地》，1996:4，頁71-80。
劉正寅 〈西域和卓家族研究概況〉，《中國史研究動態》，1996:6，頁10-15。
劉正寅 〈和卓家族在西域的興起〉，《新疆大學學報》，1991:2，頁63-70。
劉正寅 〈噶爾丹統治時期的天山南路〉，《民族研究》，1994:5，頁73-79。
劉志霄 〈察合台汗國初探〉，《新疆社會科學》，1986:6，頁102-114。
劉迎勝 〈元末的察合台汗國〉，《西北民族研究》，1986:1，頁77-88。
劉迎勝 〈至元初年的察合台汗國〉，《元史及北方民族史集刊》，1985（9），頁45-56。
劉迎勝 〈西方察合台汗國史研究述評〉，《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1:5，頁83-91。
劉迎勝 〈《史集》窩闊台汗國末年紀事補正--蒙古汗國間的約和與窩闊台汗國滅亡之再研究〉，《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6:10，頁48-59。
劉迎勝 〈元憲宗朝的察合台兀魯思〉，《西北民族研究》，1995:1，頁128-136。
樊保良 〈歷史上蒙維關係之良好開端－兼論成吉思汗與巴爾朮阿而忒的斤〉，《內蒙古社會科學》，1984:3，頁73-76。
潘修人 〈元代達魯花赤的職掌及為政述論〉， 《內蒙古社會科學》， 1993:6，頁70-75
薛文波 〈伊斯蘭教在蒙古史中的地位〉，《甘肅民族研究》，1981:1，頁37-56。
韓中義 〈中亞「蘇非主義」的特徵初探〉，《西北民族研究》，1998:2，頁166-171。
韓中義 〈略論新疆黑山派早期發展史：16-18世紀〉，《西北史地》，1999:1，頁66-74。
魏良弢 〈葉爾羌汗國疆域考釋〉，《西域研究》，1991:1，頁51-58。
魏良弢 〈東察合台汗國與葉爾羌汗國統治者世系和年表〉，《新疆大學學報》，1988:2，頁42-48。
魏良弢 〈喀喇汗王朝經濟的幾個問題〉，《民族研究》，1983:4，頁22-32。
魏良弢 〈葉爾羌汗國政治史略〉，《西北民族研究》，1988:1，頁58-69。
魏良弢 〈朵豁剌惕部異密家族的興衰（上）〉，《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9-1990（12-13），頁126-133。
魏良弢 〈西域史上的一個幻影─「伊斯蘭神聖國家」或「和卓時代」考實〉，《中國社會科學》，1992:4，頁101-119。
魏良弢 〈西遼時期漢文化對中亞的影響〉，《歷史研究》，1985:4，頁45-53。
羅賢佑 〈畏兀兒文化與蒙古汗國〉，《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93:5，頁30-36。
蘇北海 〈伊斯蘭教在維吾爾族中發展的特點〉，《世界宗教研究》，1987:3，頁44-57。
蘇北海 〈回鶻族在遼代的貢獻〉，《新疆大學學報》，1986:2，頁167-174。
蘇北海 〈伊斯蘭教傳入吐魯番盆地考〉，《世界宗教研究》 ，1994:1，頁104-113。
三、外文著作
Barthold, V.V., Four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trans. V. Minorsky, 3 vols. Leiden: E. J. Brill, 1962.
Barthold, V.V., Mussulman Culture, trans. Shahid Suhrawardy, Calcutta: University of Calcutta, 1934.
Barthold, W.,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 Taipei: Nan Tien Press, 1988.
Bishai,Wilson B., Islamic history of Middle East,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68.
Cowan, J.M., Arabic-English Dictionary, Taipei: Wen-Hsiang Publication, 1982.
Dawson, Christopher eds. The Mongol Mission, New York: AMS Press, 1918.
Denny, Frederick Mathewson, An Introduction to Islam,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85.
Eliade, Mircea, eds. The Encyelopedia of Religion,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93.
Esposito, John L., Islam: The Straight Pat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Gibb, H.A.R., The Arab Conquests in Central Asia, New York: AMS Press, 1970.
Haïm S., The Shorter Persian-English Dictionary, Tehran, 1976.
Holt, P.M. etc.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slam, IIB,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Ibn Battuta, Travels in Asia and Africa: 1325-1354, trans. and selected by H.A.R. Gibb,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 Sons, Ltd., 1939.
Lewis, B., Pellat, CH., and Schacht, J. ed. al., The Encyclopedia of Islam, Leiden: Brill, 1965-1997
Qazi, M. A., A Concise of Islamic Terms, Chicago, Ill.: Kazi Publications, 1979.
Rene Grousset, The Empire of Steeps,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70.
Schimmel, A., Mystical Dimensions of Islam,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5.
Shaw, Robert Barkley, ‘The History of the Khojas of Eastern Turkistan,’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vol.66, part 1, 1987.
Sinor, Denis, Inner Asi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1971.
作者: 楊莒妤（Yang, Chu-Yu）
摘要: 蒙古西征後建立了欽察、察合台、窩闊台及伊兒等汗國，在這些汗國的境內包含了伊斯蘭的兩河流域、中亞地區、波斯地區、小亞細亞、欽察草原等地，周遭受伊斯蘭文明的包圍；蒙古四大汗國中欽察、伊兒汗國相繼皈依伊斯蘭教，察合台汗國是蒙古支裔中最晚皈依伊斯蘭教者（窩闊台汗國後來併入察合台汗國），伊斯蘭教在察合台汗國的盛行與察合台汗的大力提倡，汗國內貴族勢力的依附，及中亞蘇菲教團的蓬勃發展有很密切的關係。
本論文探討察合台汗國因地理環境變遷，蒙古傳統封建游牧制度逐漸趨向綠洲農牧城市商業社會，使生活文化產生截然不同的改觀，草原游牧民族常因本身力量的消長﹐而向城郭農業地區尋求支援﹐在其向農業城廓生活靠攏或轉化時﹐使原本的生活型態﹑經濟模式﹑政治制度及宗教文化﹐進行必要的改變和調適﹐藉以配合生存環境的特殊性。
察合台汗國的汗權消長﹐成為觀測大汗權力虛實的指標﹐所以初期察合台汗位的變動﹐是在驗證大汗權力落實的範圍﹐一旦汗位繼承人選脫離了中央大汗的操控後﹐汗國成為內部勢力爭逐的競技場；察合台汗國在這塊結合草原﹑綠洲與河谷的版圖上﹐不斷交互上演草原游牧與農業綠洲生活型態的拉鋸及地方貴族勢力把持汗權的戲碼，然而在農業經濟生活﹑人口與文化的優勢吸引下﹐草原游牧生活的型態很難與其抗衡﹐最後不得不向農業生活型態投靠﹐融入當地盛行的主流文化－伊斯蘭文化。
當傳統伊斯蘭教逐漸感染驕奢腐敗氣息時﹐反省與抵抗歪風的虔誠信徒們以清貧儉約﹐苦行修煉的禁慾主義（蘇菲主義）尋得出路﹐禁慾主義演變成神祕主義，主張功修以「入神」，藉此與阿拉合而為一，使得蘇菲主義揉合泛神論思想，穆罕默德的神奇事蹟給予蘇菲主義者鼓舞與啟發，進而產生聖徒崇拜，中亞開闊的空間與寬容的氛圍，成為蘇菲主義傳播的新樂土。
起初蘇菲教徒以單獨與小群體的方式漫游四方，生活所需靠他人施捨或自己勞動所得解決，逐漸地蘇菲教徒周圍聚集了門徒，形成修道院的形式，透過精神導師的道統傳承，原本平行的成員關係演化成尊卑師徒的位階型態。有組織的蘇菲教團由伊拉克及敘利亞向四周發展，中亞的蘇菲主義方興未艾，而納合西班底教團因緣際會進入察合台汗國，從此改寫了汗國內政治與宗教的互動生態。
當察合台汗國內地方貴族勢力強大到威脅汗權行使時，宗教勢力成為制衡威脅的力量，這種「藉力使力」的策略成為察合台汗打擊舊勢力的慣用模式，宗教力量的勃興，有賴寺院經濟的累積及信仰中心的強化，而察合台汗積極推動伊斯蘭的政策，有如風行草偃，締造政治與宗教互利共生的結構。
伊斯蘭教在察合台汗內發展，所蘊含最深遠的意義不外是和卓家族的形成與伊斯蘭教的本土化與地方化。回疆在黑山派與白山派支持者交互攻詰下，政局動盪，導致汗族後裔流落異鄉，世俗政權轉由宗教神權取代，準噶爾成為新的統治階層﹐改以間接統治控制南疆，但對和卓家族勢力的死灰復燃，不敢掉以輕心，透過緊縮政策，直接任命當地軍事貴族掌控，最後索性將其帶離根據地，架空權力來源，並以「眾建其位少其力」的方式，各城分立和卓管轄，如此殫精竭慮，只為防範和卓家族的東山再起，即使在清代，每當回疆民眾發動爭端，每每打著和卓後裔的旗幟為之，強調師出有名的號召力，足見和卓家族對回疆人民深遠的影響。
察合台文的形成與使用，不僅是維吾爾文書寫形式演變過程中的一環，更是察合台汗國伊斯蘭化的力證；而阿渾是回疆穆斯林一生的見證人﹐宗教職務上的專業與威望﹐可以跨足政治領域的監察職務﹐更可以取代傳統伊斯蘭中「伊瑪目」在清真寺引領信徒禮拜的角色﹐這是伊斯蘭地方化的特徵之一。阿渾的功能如果代表正規清真寺體系的運作﹐海蘭達爾的功能則是彌補信徒對阿渾功能不足的期待﹐海蘭達爾兼具蘇菲教徒﹑托缽僧與巫的特質﹐能施行求雨治病﹑消災祈福的儀式與奇蹟﹐這種對神蹟的嚮往與期盼﹐加速了伊斯蘭教地方化與本土化的深度﹐而且穆斯林對阿渾與海蘭達爾的接納無疑也表現在對清真寺與麻扎朝拜的調合上﹐因為清真寺只利城市穆斯林的參拜，麻扎才是靈魂修煉之所，而海蘭達爾的多重身份﹐使他可以游移於一神獨在與萬物崇拜的模糊地帶﹐呼應蘇菲主義中入神與泛神論的思想﹐所以蘇菲教徒本身的地方化與本土化是促使察合台汗國伊斯蘭化的關鍵之一。
參考文獻: 一、史料
不著撰人 《回疆志》，台北﹕文成書局，民國57年。
王曾翼 《回疆雜記》，收錄於《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台北﹕廣文書局 ， 民國51年。
王錫祺 《回部政俗論》，收錄於《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二帖，台北：廣文書局，民國51年。
司馬光 / 楊家駱（主編）《新校資治通鑑注》，台北：世界書局，民國51年初版。
司馬遷 《史記》，台北：鼎文書局，民國70年。
宋 濂 《元史》，台北：鼎文書局，民國66年。
杜 佑 《通典》，台北：新興書局影印發行，民國52年。
沈 約 《宋書》，台北：鼎文書局，民國69年。
和 寧 / 沈瑞麟（校） 《回疆通志》，台北﹕文海書局，民國55年。
祁韻士 《西陲要略》，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52年。
柯劭忞 《新元史》，台北：藝文印書館，未附出版日期。
徐 松 《西域水道記》，台北﹕廣文書局，民國58年。
班 固 《漢書》，台北：鼎文書局，民國70年。
郝 經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收錄於《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九十一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未載出版日期。
張廷玉 《明史》，台北：鼎文書局，民國64年。
曹振鏞 《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台北：文海書局，民國55年。
脫 脫（等） 《遼史》，台北：鼎文書局，民國69年。
陳 誠、李 暹 《西域番國志》，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叢書，第一輯，收入於《四部叢刊史部》，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68年。
傅 恆 《欽定皇輿西域圖志》，台北﹕文海書局，民國59年。
萬斯同（等）《明史》，台北：鼎文書局，民國68年。
虞 集（等）《道園學古錄》，〈大宗正府也可札魯火赤高昌王神道碑〉，收錄於《四部叢刊正編》，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68年。
椿園七十一 《西域總志》，台北：文海書局，民國55年。
椿園七十一 《回疆風土記》，收錄於《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二帖，台北﹕廣文書局 ， 民國51年。
趙孟頫 《松雪齋文集》，收錄於《四部叢刊正編》，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68年。
劉 昫（等）《舊唐書》，台北：鼎文書局，民國65年。
歐陽玄 《圭齋文集》，〈高昌偰氏家傳〉，收錄於《四部叢刊正編》，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68年。
歐陽修、宋 祁《新唐書》，台北：鼎文書局，民國65年。
蕭 雄 / 邵子力（署） 《西疆雜述詩》，二卷，台北：廣文書局，民國58年。
魏 源 《聖武記》，台北：世界書局，民國51年。
二、專書
大美百科全書編輯部 《大美百科全書》，台北：光復書局，民國84年1版7刷。
中國元史研究會（編） 《元史論叢》，第六輯，收錄王 頲 〈大蒙古國兀魯思封授問題管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民族》編輯委員會 《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1版。
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宗教》編輯委員會 《中國大百科全書》，宗教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3刷。
中國伊斯蘭百科全書編輯委員會 《中國伊斯蘭百科全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6，第1版第2刷。
中國蒙古史學會（編） 《中國蒙古史學會論文選集1983》，收錄樊保良 〈十三世紀蒙古與畏兀兒關係初探〉，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
中國邊疆歷史語文學會 《新疆研究》，收錄阿不都拉 〈維吾爾的源流和文化〉，台北：廣祿出版社，民國53年。
元史研究會（編） 《元史論叢》，第一輯，收錄陳得芝、王 頲 〈忽必烈與蒙哥的一場鬥爭－試論阿蘭答兒鉤考的前因後果〉及陸峻嶺、何高濟 〈從窩闊台到蒙哥的一場鬥爭〉，北京：中華書局，1982。
元史研究會（編） 《元史論叢》，第二輯，收錄孟繁清 〈試論忽必烈與阿里不哥之爭〉，北京：中華書局，1983。
元史研究會（編） 《元史論叢》，第三輯，收錄劉迎勝 〈元朝與察合台汗國的關係（1260-1302）〉，北京：中華書局，1986。
巴托爾德（V.V. Barthold ）/ 羅致平（譯） 《中亞突厥史十二講》，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
王守儒 《亞洲地理》，台北：水牛出版社，民國72年。
王治來 《中亞史綱》，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
王國維（編著）《蒙古史料四種》，台北：正中書局，民國64年。
加文．漢布里（主編） / 吳玉貴（譯） 《中亞史綱要》，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年。
加富羅夫（B.G. Cafurov）/ 蕭之興（譯） 《中亞塔吉克史（上古－十九世紀上半葉）》，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
台灣中華書局、美國大英百科全書（聯合編輯） 《簡明大英百科全書》，台北：中華書局，民國78年初版。
布哇（L.Bouvat）/ 馮承鈞（譯） 《帖木兒帝國》，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51年1版。
札奇斯欽 〈元代的西域〉，收錄於《新疆研究》，台北：中國邊疆歷史語文學會，民國55年。
札奇斯欽 〈塞北游牧民族與中原農業民族間，和平、戰爭與貿易之關係緒言〉，收錄於《蒙古史論叢》，台北：學海出版社，民國69年。
札奇斯欽 《蒙古文化與社會》，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81年初版二刷。
多桑（C.d'Ohsson）/ 馮承鈞（譯） 《多桑蒙古史》，上下冊，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51年。
米兒咱‧馬黑麻‧海答兒 / 新疆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譯）/ 王治來（校注） 《中亞蒙兀兒史－拉失德史》，共二編，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
羽田亨 / 耿世民（譯） 《西域文化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
西北大學西北歷史研究室（編） 《西北歷史研究》，收錄郭向東〈蒙元時期畏蒙關係述論〉，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89年。
佐口透 / 凌純頌（譯） 《十八、十九世紀新疆社會史研究》，上下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
佚 名 / 馬俊民、馬明廉（譯）/ 新疆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編印） 《阿帕克霍加傳》，收錄於《厄魯特蒙古歷史譯叢》，第四集，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史研究室西北一組編，1985年。
佚 名 / 崔維歧（譯）/ 寶文安、王守禮（校） 《大霍加傳》，收錄於《新疆宗教研究資料》，第十二輯，1986年。
希提（Philip K. Hitti）/ 馬 堅（譯） 《阿拉伯通史》，上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年1版3刷。
志費尼（Juvaini ）/ 何高濟（譯）/ 翁獨健（校訂） 《世界征服者史》，上下冊，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
李符桐 《成吉思汗傳》，台北：新動力出版社，民國42年。
李符桐 《李符桐論著全集》，收錄〈回鶻與遼朝建國之關係〉，第二冊，台北：學生書局，民國81年。
周良霄、顧菊英 《元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拉施特（主編）/ 余大鈞、周建奇（譯） 《史集》，共三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年。
林 松、和 龔 《回回歷史與伊斯蘭文化》，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2年。
林長寬（編著） 《中國回教之發展及其運動》，台北：中華民國阿拉伯文化經濟協會，民國85年。
林恩顯 《邊政通論》，台北；華泰書局，民國78年2月初版。
金宜久（主編） 《伊斯蘭教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1990年。
姚大中 《古代北西中國》，台北：三民書局，民國70年。
洪 鈞 《元史譯文證補》，台北：鼎文書局，民國66年。
耿 昇、何高濟（譯） 《柏朗嘉賓蒙古行紀、魯布魯克東行紀》，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馬 通 《中國伊斯蘭教派門宦溯源》，寧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
馬 通 《中國伊斯蘭教派與門宦制度史略》，寧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
馬鄰翼 《伊斯蘭教概論》，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74年4版。
勒尼‧格魯塞 / 魏英邦（譯） 《草原帝國》，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屠 寄 《蒙兀兒史記》，台北：鼎文書局，民國72年。
張中復 《蒙古察合台汗國游牧封建體制之研究》，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論文，民國76年。
張日銘 《伊斯蘭辭彙集》，台北：政治大學阿拉伯語文學系，民國81年。
張正明 《契丹史略》，台北：帛書出版社，民國74年。
張星烺（編）《中西交通史料彙編》，全六冊，台北：世界書局，民國72年。
陳 誠（著）/ 周連寬（校注） 《西域行程記 / 西域番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
陳柏煉 《伊斯蘭文化》，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61年。
曾問吾 《中國經營西域史》，全三冊，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國25年。
馮承鈞 《成吉思汗傳》，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55年。
馮家昇、程溯洛、穆廣文（編著） 《維吾爾族史料簡編》，上下冊，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年2版。
新疆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編著） 《新疆簡史》，全二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教育委員會高校歷史教材編寫組 《新疆地方史》，新疆大學出版社，1992年1版。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概況編寫組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概況》，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
楊 策 《新疆縱橫》，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1年。
楊啟辰、楊 華（主編） 《中國伊斯蘭教的歷史發展和現狀》，寧夏：人民出版社，1999。
維吾爾族簡史編寫組 《維吾爾族簡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
趙孟頫 《松雪齋文集》，收入於《四部叢刊正編》，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68年。
趙秋蒂 《新疆依禪研究》，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論文，民國83年。
劉正寅、魏良弢 《西域和卓家族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劉志霄 《維吾爾族歷史》，上篇，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年。
劉義棠 《欽定西域同文志校註》，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73年。
劉義棠 《維吾爾研究》，台北：正中書局，民國86年修訂本。
劉義棠 《維吾爾語文研究》，台北：正中書局，民國67年。
劉義棠 《中國邊疆民族史》，上下冊，台北：台灣中華書局，民國71年。
劉義棠 《突回研究》，台北：經世書局，民國71年。
劉義棠 《中國西域研究》，台北：正中書局，民國86年。
盧明輝、余大均、高文德（編） 《蒙古史研究論文集》，收錄賈敬顏〈釋「行國」－游牧國家的一些特徵〉，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84年。
穆罕默德‧薩迪克‧喀什噶里 /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歷史研究室資料組（編譯） 《和卓傳》，收錄於《民族史譯文集》，第八期，1980年。
蕭啟慶 《西域人與元初政治》 ，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文史叢刊之十九），民國55年。
蕭啟慶 《元代史新探》，收錄〈北亞游牧民族南侵各種原因的檢討〉， 台北：新文豐出版社，民國72年。
鮑爾漢 《維漢俄辭典》，北京：民族出版社，1957年。
韓儒林（主編）《元朝史》，上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
魏 源 《元史新編》，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國67年。
魏良弢 《西遼史研究》，寧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
魏良弢 《西遼史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魏良弢 《喀喇汗王朝史稿》，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
魏良弢 《絲綢之路與東察合台汗國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
二、期刊論文
丁文樓 〈略論伊斯蘭教對維吾爾文化的影響〉，《民族研究》，1991:3，頁11-19。
元史綱要編寫組 〈元朝與欽察汗國、伊利汗國的關係〉，《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3，1978:12，頁46-56。
巴透爾德 / 敏諾爾斯基（英譯）/ 趙儷生（漢譯） 〈蒙古察合台汗國簡史－七河史之一章〉，《西北史地》，1983:3，頁109-120。
王日蔚 〈伊斯蘭教入新疆考〉，《禹貢半月刊》，第四卷，第二期，頁1-11。
王日蔚 〈契丹與回鶻關係考〉，《禹貢半月刊》，第四卷第八期，頁631-639。
王建平 〈論中亞地區歷史上的瓦克夫問題〉，《世界宗教研究》，2001:2，頁114-122。
王懷德 〈論穆斯林禮儀的形成及其異同〉，《西北大學學報》，1992:1，頁40-44。
田衛疆 〈十六世紀初的東察合台汗國〉，《西北民族研究》，1991:1，頁95-108。
田衛疆 〈試探伊斯蘭教在東察合台汗國內部的傳播和發展〉，《民族研究》，1990:5，頁96-103。
田衛疆 〈試論元代畏兀兒人在維護祖國統一中的作用〉，《民族研究》，1994:1，頁76-82。
田衛疆 〈準噶爾部的南下和東察合台汗國的覆滅〉，《新疆大學學報》， 1998:1，頁47-53。
田衛疆 〈滿速兒、賽德汗時期的東察合台汗國史述略〉，《新疆歷史研究》，1987:2，頁27-34。
白壽彝 〈從怛邏斯戰役說到伊斯蘭教之最早的華文記錄〉，《禹貢半月刊》，第五卷，第十一期，頁57-77。
安瓦爾•巴依圖爾 〈略論阿帕克和卓〉，《民族研究》，1982:5，頁41-47。
朱新光 〈東察合台汗國與帖木兒帝國之戰及影響〉，《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7:3，頁112-118。
米哈依洛夫 / 邢克 （編譯） 〈十一至十四世紀蒙古各部落的宗教信仰〉，《蒙古學資料與情報》，1991:3，頁20-26。
羽田亨 / 馮家昇（譯） 〈西遼建國始末及其紀年〉，《禹貢半月刊》，第五卷，第七期，頁47-62。
艾合買提‧葉合亞 〈察合台語時期的文學翻譯家及其譯作〉，《新疆大學學報》，1995:3，頁62-67。
吳云貴 〈瓦克夫制度的由來和演變〉，《世界宗教研究》，1986:1，頁125-133。
李一新 〈月即別時期欽察汗國的伊斯蘭教化〉，《西北民族研究》，1989:1 ，頁241-248。
李一新 〈察合台汗國歷史的分期〉，《貴州師大學報》，1986:1，頁90-95。
李一新 〈試析合贊汗改革〉，《民族研究》，1991:5，頁102-109。
李一新 〈察合台汗國的伊斯蘭化〉，《西北民族研究》，1998:2，頁56-84。
李松茂 〈伊斯蘭教和回族風俗習慣〉，《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1:4，頁35-41。
李進新 〈葉爾羌汗朝時期的宗教封建制度〉，《喀什師範學院學報》，1995:3，頁21-25。
李進新 〈額什丁麻札和伊斯蘭教傳入庫車考〉，《西北五省區伊斯蘭教學術討論會論文資料集》，1986年10月，頁11-20。
李瑛國 〈蒙古西征對維吾爾族文化的影響〉，《蘭州大學學報》，1994:22（3），頁123-126。
村上正二 / 鄭欽仁（譯） 〈征服王朝（上、下）〉，《食貨月刊》，復刊第十卷第八、九期，民國69年。
金宜久 〈伊斯蘭教在中國的地方化和民族化〉，《世界宗教研究》，1995:1， 頁1-8。
金宜久 〈蘇非派與漢文伊斯蘭教著述 〉，《世界宗教研究》，1983:2，頁100-109。
阿布爾伽齊 〈察合台後裔的歷史〉，《蒙古學資料與情報》，1987:4，頁1-6。
阿吉‧奴爾阿吉 / 寶文安（譯）〈論伊斯蘭教神祕主義及其在新疆葉爾羌汗國的發展〉，《新疆宗教研究資料》，第十七輯，1989年12月，頁60-75。
阿達利比士 〈蒙古西征在東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作用〉，《內蒙古社會科學》，1991:4，頁68-103。
施瓦茨 / 鍾美珠（譯） 〈新疆的和卓（節譯）〉，《西北史地》，1983:3，頁121-133。
孫振玉 〈論察合台后王皈依伊斯蘭教以及新疆地區伊斯蘭化的完成〉，《西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1，頁45-53。
孫振玉 〈試論十世紀高昌回鶻王國在中亞歷史中的地位〉，《西北史地》，1990:1，頁22-33。
桑德斯 〈十三世紀蒙古人與基督教徒、穆斯林的關係〉，《蒙古學資料與情報》，1991:4，頁35-43。
烏日娜 〈十四世紀末至十七世紀中葉蒙古宗教概述〉，《內蒙古社會科學》，1989:4，頁64-70。
秦惠彬 〈中國伊斯蘭教歷史簡述〉，《世界宗教研究》 ，1991:2，頁144-153。
秦惠彬 〈伊斯蘭教在五代時期的發展〉，《世界宗教研究》，1989:1，頁129-133。
納古單夫 〈蒙古馬與古代蒙古騎兵作戰藝術〉，《內蒙古社會科學》，1994:4，頁64-71。
馬學信 〈清真寺在穆民社會中的地位與作用〉，《西北民族研究》，1990:1，頁102。
高永久 〈伊斯蘭教聖徒崇拜溯源〉，《西北民族學院學報》，1992:2，頁37-41。
張 云 〈論回鶻與遼的關係〉，《西北歷史研究》，1988年，頁84-100。
張 煉 〈論述蒙元時期的畏兀兒〉，《西北民族研究》 ，1988:1，頁155-167。
張長利 〈關於成吉思汗大札撒的若干問題〉，《民族研究》，1998:6，頁92-99。
張來儀 〈試論蒙元時期東西方人員的往來〉，《西北大學學報》，1994:2， 頁104-108。
張來儀 〈蒙古帝國與東西方文化交流〉，《西北大學學報》，1991:2，頁72-76。
張承志 〈元代畏兀兒人內部狀況〉，《民族研究》，1983:5，頁13-23。
陳國光 〈論牙剌洼赤與馬思忽惕－蒙古統治時期的兩位西域穆斯林政治家〉，《西北民族研究》，1995:1，頁137-145。
陳國光 〈「回回廿五世到中原」考－關於新疆伊斯蘭教神祕主義在內地傳布問題〉，《世界宗教研究》，1985:3，頁80-90。
陳國光 〈中亞納合西班底教團與我國新疆和卓、西北門宦〉，《世界宗教研究》，1988:1，頁106-115 。
陳國光 〈依禪派考論〉，《西北五省區伊斯蘭教學術討論會論文資料集》，1986年10月，頁39-47。
陳國光 〈新疆伊斯蘭教史上的伊斯哈克耶－兼論我國哲合林耶門宦的來源 〉，《世界宗教研究》，1987:1，頁87-96。
陳國光 〈新疆依禪派歷史文獻─《大霍加傳》〉，《西北五省區伊斯蘭教學術討論會論文資料集》，1986年10月，頁51-63。
陳國光 〈瑪哈圖木‧阿雜木世系綜考〉，《新疆宗教研究資料》，第十五輯，1987年4月，頁48-63。
陳慶隆 〈論白山黨與黑山黨〉，《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年報》，第二期（民國60年7月），頁209-231。
程溯洛 〈論大小和卓木〉，《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7:1，頁18-21。
華 濤 〈薩圖克布格拉汗與天山地區伊斯蘭化的開始〉，《世界宗教研究》，1991:3，頁10-23。
費耐生（Frye）/ 趙 紅（譯） 〈大中亞地區文化的交融－伊斯蘭以前及伊斯蘭初期〉，《西北民族研究》，1990:1，頁239-246。
買買提•賽來、馬品彥 〈新疆的麻扎和麻扎朝拜－新疆伊斯蘭教地域特色初探〉，《世界宗教研究》，1986:4，頁93-102。
馮錫時 〈徐松《西域水道記》辨誤〉，《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8:2，頁59-72。
新吉樂圖 〈伊斯蘭化蒙古概述〉，《內蒙古社會科學》，1991:5，頁62-66。
楊志玖 〈元代中國伊斯蘭教派試探〉，《西北民族研究》，1988:1，頁192-250。
楊志玖 〈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歷史研究》，1984:3，頁112-135。
楊紹猷 〈蒙古族的早期信仰和成吉思汗的宗教政策〉，《民族研究》，1983:1，頁45-53。
楊富學 〈宋元時代維吾爾族景教略論〉，《新疆大學學報》，1989:3，頁32-39。
趙鳳瑛（譯著） 〈伊斯蘭的宗教生活：信仰與實踐〉，《思與言》，第32卷第１期，頁1-52。
劉正寅 〈和卓家族興起前伊斯蘭教派在西域的活動及其政治背景〉，《世界宗教研究》，1991:4，頁57-64。
劉正寅 〈西域伊斯蘭教派和卓勢力的膨脹與葉爾羌汗國的衰落〉，《西北史地》，1996:4，頁71-80。
劉正寅 〈西域和卓家族研究概況〉，《中國史研究動態》，1996:6，頁10-15。
劉正寅 〈和卓家族在西域的興起〉，《新疆大學學報》，1991:2，頁63-70。
劉正寅 〈噶爾丹統治時期的天山南路〉，《民族研究》，1994:5，頁73-79。
劉志霄 〈察合台汗國初探〉，《新疆社會科學》，1986:6，頁102-114。
劉迎勝 〈元末的察合台汗國〉，《西北民族研究》，1986:1，頁77-88。
劉迎勝 〈至元初年的察合台汗國〉，《元史及北方民族史集刊》，1985（9），頁45-56。
劉迎勝 〈西方察合台汗國史研究述評〉，《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1:5，頁83-91。
劉迎勝 〈《史集》窩闊台汗國末年紀事補正--蒙古汗國間的約和與窩闊台汗國滅亡之再研究〉，《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6:10，頁48-59。
劉迎勝 〈元憲宗朝的察合台兀魯思〉，《西北民族研究》，1995:1，頁128-136。
樊保良 〈歷史上蒙維關係之良好開端－兼論成吉思汗與巴爾朮阿而忒的斤〉，《內蒙古社會科學》，1984:3，頁73-76。
潘修人 〈元代達魯花赤的職掌及為政述論〉， 《內蒙古社會科學》， 1993:6，頁70-75
薛文波 〈伊斯蘭教在蒙古史中的地位〉，《甘肅民族研究》，1981:1，頁37-56。
韓中義 〈中亞「蘇非主義」的特徵初探〉，《西北民族研究》，1998:2，頁166-171。
韓中義 〈略論新疆黑山派早期發展史：16-18世紀〉，《西北史地》，1999:1，頁66-74。
魏良弢 〈葉爾羌汗國疆域考釋〉，《西域研究》，1991:1，頁51-58。
魏良弢 〈東察合台汗國與葉爾羌汗國統治者世系和年表〉，《新疆大學學報》，1988:2，頁42-48。
魏良弢 〈喀喇汗王朝經濟的幾個問題〉，《民族研究》，1983:4，頁22-32。
魏良弢 〈葉爾羌汗國政治史略〉，《西北民族研究》，1988:1，頁58-69。
魏良弢 〈朵豁剌惕部異密家族的興衰（上）〉，《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9-1990（12-13），頁126-133。
魏良弢 〈西域史上的一個幻影─「伊斯蘭神聖國家」或「和卓時代」考實〉，《中國社會科學》，1992:4，頁101-119。
魏良弢 〈西遼時期漢文化對中亞的影響〉，《歷史研究》，1985:4，頁45-53。
羅賢佑 〈畏兀兒文化與蒙古汗國〉，《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93:5，頁30-36。
蘇北海 〈伊斯蘭教在維吾爾族中發展的特點〉，《世界宗教研究》，1987:3，頁44-57。
蘇北海 〈回鶻族在遼代的貢獻〉，《新疆大學學報》，1986:2，頁167-174。
蘇北海 〈伊斯蘭教傳入吐魯番盆地考〉，《世界宗教研究》 ，1994:1，頁104-113。
三、外文著作
Barthold, V.V., Four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trans. V. Minorsky, 3 vols. Leiden: E. J. Brill, 1962.
Barthold, V.V., Mussulman Culture, trans. Shahid Suhrawardy, Calcutta: University of Calcutta, 1934.
Barthold, W.,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 Taipei: Nan Tien Press, 1988.
Bishai,Wilson B., Islamic history of Middle East,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68.
Cowan, J.M., Arabic-English Dictionary, Taipei: Wen-Hsiang Publication, 1982.
Dawson, Christopher eds. The Mongol Mission, New York: AMS Press, 1918.
Denny, Frederick Mathewson, An Introduction to Islam,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85.
Eliade, Mircea, eds. The Encyelopedia of Religion,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93.
Esposito, John L., Islam: The Straight Pat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Gibb, H.A.R., The Arab Conquests in Central Asia, New York: AMS Press, 1970.
Haïm S., The Shorter Persian-English Dictionary, Tehran, 1976.
Holt, P.M. etc.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slam, IIB,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Ibn Battuta, Travels in Asia and Africa: 1325-1354, trans. and selected by H.A.R. Gibb,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 Sons, Ltd., 1939.
Lewis, B., Pellat, CH., and Schacht, J. ed. al., The Encyclopedia of Islam, Leiden: Brill, 1965-1997
Qazi, M. A., A Concise of Islamic Terms, Chicago, Ill.: Kazi Publications, 1979.
Rene Grousset, The Empire of Steeps,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70.
Schimmel, A., Mystical Dimensions of Islam,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5.
Shaw, Robert Barkley, ‘The History of the Khojas of Eastern Turkistan,’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vol.66, part 1, 1987.
Sinor, Denis, Inner Asi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1971.
2014年12月29日星期一
呼格吉勒图被冤杀是中国人悲剧命运的缩影
哪个庙里都有屈死的鬼
我父亲活着的时候对我说过一句家乡的俗话：哪个庙里都有屈死的鬼。这句话是千百年来中国下层人民对中国司法形态的一个直白描述。司法不公，官员冒功杀人，这些事情由来已久，并不是今天才突然出现的。
一个十八的小伙子，因为报案，结果被警方抓去，严刑拷打，最后逼着他承认是自己强奸杀人，并很快被枪毙，十八年后才平反。这里面的悲愤与痛苦，没有经历过，是无法想像的。这里面最为恶劣的事情是，早在2005年，真凶赵志红就主动承认了杀人事实，可是有关部门就是拖着不办，迟迟不能启动再审程序。这一拖，又花了9年时间。民间对此事的关注不断发酵，社会影响越来越恶劣，在这种情况下，随着新的领导上台，这个事情才算是解决。
被冤杀了，基本就算是办成了铁案。除非偶然有个人主动出来承认自己才是真凶。或者是那个被杀的人，忽然又活着回来了。除此之外，被冤杀的人基本没有翻案可能。而且就算这些偶然因素让你的冤情大白于天下，你要想真正拿到一张平反通知书，那也要等上9年，而且这期间还需要民间人士不断地推动。
没有正义社会就会变成一盘散沙
中国司法系统的可怕，是由来已久的，从古时候开始，就是这样。司马迁被抓去遭受了腐刑，他说：“削木为吏，议不可对。”意思是你就是削个木头人当法官，我也不敢去接受审判。我有个法院工作的朋友，他老跟我说一句话：“公检法就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年轻时候，我对这句话理解不深，现在算是懂了。这句话实际的意义是：司法机关就是上层阶级镇压下层阶级的暴力工具。你记住了这一点，你对中国司法的本质就能理解了。
我们为什么要寻求正义？正义最重要的功能是保证社会的凝聚力，让社会成为一个有机的系统。如果没有正义，社会就会一盘散沙，就会走向崩溃。明朝末年，天下大乱，区区十万满洲骑兵，就能够横扫中国，最终把一亿多中国人屠杀到一千八百万。为什么？因为明朝统治腐朽，整个社会失去了最基本的正义，整个社会成了一盘散沙。从国家角度来说，没有正义，最后就会亡国。从小民角度来讲，没有正义，小民就会无以为生。
孔夫子是中国最成功的马屁专家
中国一直是一个缺乏正义的国家。这个事情是从孔夫子开始的，孔夫子是中国最成功的马屁专家，专门拍领导的马屁。所以领导们几千年来一直喜欢他，把他尊奉为“万世师表”。子产铸刑鼎，结果孔夫子评论说：“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孔夫子的意思是说：“法律是不能向人民公布的，司法的事情，不能让人民知道，要搞暗箱操作。这样有地位的贵人，才能得到好处。穷人犯罪被严惩，贵人犯罪被宽大，这才是贵贱有序。”我们国家几千年来，一直是按孔夫子的套路在走，什么“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那只是一种幻想，从来就没有实现过。平民百姓杀了人，肯定会死，谷开来杀了人，就可以不死。平民百姓抢了几块钱，就会判上十年八年，官员贪污几十个亿，也可以不死。在中国，法律是拿来镇压下层人民的，你记住了这一点，你对中国几千年来的司法混乱情况就能理解了。
中国人靠精神胜利法活着
但是我们还是要活着吧。无论生活多么悲摧，我们也还要活着。如何在悲摧的社会中活着？有一个好办法，就是“精神胜利法”。我们在现实中不断失败，我们没有正义，我们就在幻想中得到正义，得到胜利。历史上，中国有很多的清官戏。现在你打开电视，也是成堆的清官戏、武侠戏、神仙戏。现实中没有正义，就靠文艺节目来弥补。小民们天天看明君，天天看清官，哪怕生活在最底层，哪怕成天被人欺负，他也会觉得生活美滋滋的，充满着阳光。在中国的上层阶级，他们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有人负责割小民的肉，有人负责打麻药。中国的宣传部门，其实就是负责打麻药的。精神胜利法，也不是现在就有的。鲁迅就专门写过。老庄哲学，其实也是一种精神胜利法。
在这样的一个国家，每一个人都是不安全的，每一个人的幸福，都只是一种侥幸，而不是一种必然。运气不好，你就做了牺牲品。
人民成了一群待宰的绵羊
政府的权力太大，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制约，这才是中国一切悲剧的根源。而中国儒家几千年的教化，把小民们培养成了一群绵羊，没有一点反抗性。今天宰一只，大家看着，明天宰一只，大家还是看着，不宰到自己头上，绵羊们永远不会反抗。等真宰到他头上，他也就毫无办法了。
前几天，纪念南京大屠杀。公开的媒体，全在骂日本。很少有人想到，中国人为什么那么容易被屠杀？猪被杀了，它还知道跑，中国人被杀，连跑的勇气都没有。几十个日本兵，可以把几千中国人捆成一串，押到江边去用机枪扫掉。为什么中国人会这样？因为大家都当惯了看客，从来不团结，也从来不反抗。
另外，我想说说现在主流媒体为什么喜欢宣扬对日本的仇恨。这并不是真的因为什么爱国，而是因为现在国内矛盾越来越尖锐，大家越来越痛恨官僚阶层，官僚阶层想要转移矛盾，就需要另外找一个对象出来，让大家来恨，这样官员们自己就可以脱身了。
司法不能成为上级领导的奴婢
要避免呼格吉勒图的悲剧再次发生，最重要的，还是民众要觉醒，要主张自己的权利。我们不是一群绵羊，不能由你们官方想怎么整就怎么整。只要官方政治需要，随时可以牺牲小民，这种事情，在中国有几千年的传统，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从我们这一代人开始，中国人要觉醒了。因为在传统的社会氛围中，每一个人都是不安全的，在这样的社会中生活，每一个人都是一场悲剧。
那么什么是觉醒？就是要求对于司法，公众要有知情权，司法要独立，不能成为政治的工具。呼格吉勒图为什么会被快速处决？因为当时正好是严打。呼格吉勒图案出现真凶赵志红，为什么又拖了九年才再审？还是因为政治因素。所以中国的政治之下，悲剧非常之多。
媒体监督可以避免许多冤案
说到知情权，这也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所有的案件，都能公开于大众视野，那么一定会减少许多悲剧。当然涉及机密的除外。这一次呼格吉勒图的案子为什么能成功平反？与一位新华社内参的记者有很大关系，她不断地发布相关的内参，引起了高层的注意，也引起了民众的注意，这才迎来了呼格案件最后的平反。避免出现冤案，最好的办法之一，就是媒体监督。压制新闻，最后这个国家必然会冤狱四起。不过不幸的是，最近随着反腐斗争的升级，对新闻的压制也在升级。每一次反腐所获得的一点权威，官方都迫不及待地拿来控制人民。表面上看，反腐干掉了一些贪官，但百姓并没有得到好处，而且百姓们甚至连原先的一些权利，也丧失掉了。
权力会向人民释放压力
毛时代反贪官，非常厉害，但那时候，小民的命运也最悲摧。对于官僚阶层来说，只要自己承受了压力，他们就会把这种压力以十倍以上的力度向小民释放出来。文革时候，有些青年人，压抑自己的各种需求，表面上无私无欲，而一转身他们就会把这种压力向最弱小的“四类分子”释放出来，打人杀人，非常凶残。电影《辛德勒的名单》里面有一个镜头，一个纳粹监狱长找了一个最漂亮的犹太女人给自己当佣人，因为这个女人太漂亮，让这个纳粹分子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欲。当这个纳粹终于从情欲中挣扎出来的时候，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殴打这个女人。人类的欲望一旦被压抑，它就会以其它方式爆发出来。反腐败也一样。对贪官欲望的压制，也会让他们把这种欲望向人民爆发出来。现在到处扫黄，到处抓大V，公民权利大幅被侵犯，其实都是反腐带来的副作用，是官员为了释放压力对人民所犯的罪行。县委书记骂了局长，局长就会骂科长，科长就会骂科员，科员没人可骂，他就回家骂自己老婆孩子。这就是中国式的压力释放办法。
避免更多冤案要向西方学习
孤立地平反一个案子，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虽然这也是一种进步，但这种进步非常有限。因为我们不能阻止下一次冤案的发生。冤案这个东西，是一个客观存在。因为人类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我们肯定会有一些事情永远无法弄清楚。我们中国有一种提法，叫“命案必破”，这是不科学的，这是唯心主义的，这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没有什么区别。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没有冤案。但是如果是在一个公民权利得到保护的国家，冤案的几率就非常小。因为他们的司法是独立的，他们的司法不需要听哪一位领导的意见。而且新闻机构也可以随时公布案件的情况，人民有知情权。在这样的情况下，冤案就会大大减少。而且，他们还有一个疑罪从无的观念，他们不看重口供。西方警察抓人，第一句就是：“你有权保持沉默，如果你一定要说什么，你说出的话，可能会作为法庭证据！”在他们国家，公民被抓是有沉默权的。而我们不行，我们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严格说，“坦白从宽”就是诱供，“抗拒从严”就是逼供，我们的公民，是没有沉默权的。一旦被拷打，乱咬一通，自证其罪，这都是非常正常的事。
酷刑会制造冤案
中国一直以酷刑著名。清代第一批西方传教士来中国，就曾发现这一点。江姐这种打死也不说的人，当然也是有的，但是大多数人，都是熬不过酷刑的。当年被国民党抓去的共产党，其实大部分都是叛变的，像江姐、许云峰这样的人其实还是少数。我们看《红岩》，觉得共产党人真了不起，叛徒极少，其实，关在渣滓洞里的人都是各地送去的死硬分子。其它的人早就投降了。当然这也不能说这些叛变的共产党人就有多么无耻，不是这样，严刑之下，大部分人都会受不了的。没有经历过酷刑的人，是没有资格吹牛的。有很多冤案其实是很好理解的，打得受不了，生不如死，人们就会招供，以求速死。
刑讯逼供，为什么会在中国流行？最重要的还是传统。因为我们传统就是这样的。“人是贱虫，不打不招。”人民对于刑讯其实是司空见惯，并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的人民，还只是一群绵羊，他们被分解成一盘散沙，他们对同胞的苦难无动于衷，只要自己不死就好，其它人死光了也没什么。
中国人对正义非常迟钝
这个情况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有人丢了钱包，大街上叫喊抓贼，没有一个人上前去帮忙，有个外国人看见了，冲上去抓住小偷，抢回钱包交给失主。失主拿了钱包就跑了，然后一群小偷开始围殴这个外国人。中国人对于正义非常迟钝，没人在意什么鸡巴正义，因为中国从来就没有过什么正义。只要自己活着就好。
统治者对中国人一盘散沙的状态是喜欢的，因为只有这样，才便于统治，如果你们都有正义感，都联合起来了，他们当官的就玩不转了。国际原油大幅下跌，中国石油垄断集团不好意思，也跟着下调了一点点，可是这边刚下调，那边就马上收消费税。全国人民气愤得很，但是大多数人都不吭声，只有少数几个人在微博上叫唤了几声。而现在听说，下一步，还要加强对新媒体的管理，所以以后连叫唤都不允许了。
权力越强大人民越苦难
不要迷信强权。有不少小民，天天盼望有一个无所不能、霸气侧漏的普京式明君，这种想法本身就是错的。权力越强大，做恶就会越多。强权有时也会做点好事，比如抓贪官，但是强权做起坏事来，更可怕。真正的贪官，其实人情味都是比较浓的，情商不高的人当不了贪官。他们虽然贪污钱财，但并不想得罪小民，更不愿意杀人。而所谓热衷反腐的人，却极可能是冷血杀手，习惯于草菅人命。
贪官清官的说法，其实没什么意义。只要权力不受监督，贪官和清官都不是好东西。贪官要钱，清官要命，哪一个都不是吃素的。
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什么伟大时代
现在的小民，还有一种坏毛病，他们老喜欢赞美过去，赞美那些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事物。比如这一次呼格吉勒图的案子暴露出来了，他们就引经据典，证明古代的清官，如何如何善于办案。其实这都是鬼扯。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清明的政治。相比而言，其实今天的社会文明还算是最高了的。
时代总是进步的，这一点，你不能不承认。中国今天的所有问题，其实都是历史的延续，这与哪一个党执政，关系不大。你换个党，只要民众不觉悟，最后的结局还是一样的。台湾为什么现在进步大？因为他们的民众全部觉醒了，他们自己争取到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你干的不好，下次我就不选你。你马英九不是清官吗？不是号称“不粘锅”吗？我就是不鸟你，就是要让你滚蛋。这才叫进步。不是说，你当了清官，我就一定要请求你世世代代统治我。选举权在人民手上，人民就能挑选最出色的人上台。
结语 中国人从来就没有争取到做人的权利，如果想要得到这种权利，就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觉醒。
蒙古国纪念国家主权与独立103周年
在蒙古举国欢庆国家自由、独立复兴103周年之际，国家领导人向国玺碑敬献花篮。
据蒙古国政府新闻办提供的消息，今天（12月29日）是该国脱离满清王朝近300年的统治与压迫恢复国家主权与独立的103周年，为了纪念这一伟大时刻，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等国家领导人共同向位于国家宫北门对面的国玺碑敬献了花篮。
据蒙古国政府新闻办提供的消息，今天（12月29日）是该国脱离满清王朝近300年的统治与压迫恢复国家主权与独立的103周年，为了纪念这一伟大时刻，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等国家领导人共同向位于国家宫北门对面的国玺碑敬献了花篮。
2014年12月26日星期五
内蒙古国家蒙古文出版管理中心打击蒙古文出版业
内蒙古的新闻出版广电局，内蒙古蒙古文出版管理中心鉴定的没有得到政府认可和许可的所谓“蒙文非法出版物”有221种6278册书报刊、3052种7760张光盘。
所谓“非法蒙文出版物”有北京、山东、陕西、湖北和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包头、呼伦贝尔、兴安、通辽、锡林郭勒盟、鄂尔多斯、乌海等，数量达60批次，书报刊400种6566册，光盘3189种8180张。此举严破坏了本来就读者不多的蒙古文印刷出版业，严重的打击了日渐萎缩的蒙古文出版业市场。
在自由市场机制的蒙古国等开放国家，人们可以自由出版和自由发行自己的作品。而在内蒙古，只有官方认可的才能成为所谓“合法出版物”，而得不到官方认可的就成了“非法出版物”。官方的行政鉴定手段就成了衡量“合法”与“非法”之间的杠杆，不合他们意的蒙古文出版物就被贴上了“非法”标签。
所谓“非法蒙文出版物”有北京、山东、陕西、湖北和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包头、呼伦贝尔、兴安、通辽、锡林郭勒盟、鄂尔多斯、乌海等，数量达60批次，书报刊400种6566册，光盘3189种8180张。此举严破坏了本来就读者不多的蒙古文印刷出版业，严重的打击了日渐萎缩的蒙古文出版业市场。
在自由市场机制的蒙古国等开放国家，人们可以自由出版和自由发行自己的作品。而在内蒙古，只有官方认可的才能成为所谓“合法出版物”，而得不到官方认可的就成了“非法出版物”。官方的行政鉴定手段就成了衡量“合法”与“非法”之间的杠杆，不合他们意的蒙古文出版物就被贴上了“非法”标签。
2014年12月25日星期四
匈奴人是蒙古人种
他，东征西战，曾经令罗马人心颤、日耳曼人胆寒；他，成就了匈奴帝国的强盛崛起，其暴亡也使匈奴史在高潮中戛然收尾。他就是在欧洲史中人称“上帝之鞭”的匈奴王阿提拉，是西进欧洲的匈奴族最为重要的历史人物。从阿提拉时代的终结开始，震荡欧洲大陆的西迁匈奴人逐渐归于沉寂，直至在民族融合中淡出历史、人间蒸发。关于匈奴的起源和其在历史上的神秘消失，以及匈奴人与蒙古人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已经成为千古之谜。
8月8日，在包头市举行的内蒙古第二届草原文化研讨会上，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的马利清副教授通过对人种学鉴定和地域、文化、精神因素等方面的考证，提出了“匈奴人是蒙古人种”的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轰动。匈奴和蒙古可能是一个族源的民族目前，学术界普遍承认蒙古人属于东胡族系。东胡是后来退居辽西的乌桓人和东汉以后崛起的鲜卑人的祖先，蒙古人的远祖。匈奴在古代史籍中被称为胡，根据历史记载，东胡的称呼反映出蒙古人和匈奴人一样是胡，因为其分布在匈奴东部而曰东胡。马利清副教授认为，通过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可以初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蒙古中部、东部的石板墓文化的使用者可能是匈奴和东胡的共同祖先，匈奴和东胡在种族上都属于蒙古人种的北亚类型，他们在种系上是同源的，地域范围上是接近的，文化特征上具有相似性。由此推及：匈奴和蒙古可能是一个族源的民族。当然，并不能说匈奴人是蒙古人的直系祖先，他们在时间上已经相距非常遥远。匈奴主体民族起源于蒙古中部地区,关于匈奴的起源，到目前为止，最大的、最集中的、与匈奴文化特征最接近的遗存是蒙古国和内蒙古境内的石板墓文化。马利清告诉记者，匈奴的主要分布区在蒙古国和俄罗斯的外贝加尔地区。
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后这一区域成为匈奴的活动中心，匈奴帝国的政治中心就建立在蒙古国中部偏北地区，匈奴墓在墓葬石结构这一点上确实是继承了石板墓的特点，并且在葬俗、物质文化特征上较多地继承了石板墓的一些传统。据资料记载，石板墓葬平面近似长方形，个别也有正方形、梯形或者平行四边形，均以石板为葬具，石板的上端高出地表。这些墓内遗物很少，有的是空墓，只发现一些陶器残片、珠饰、蚌刀、石镞、石叶、石锛、玉璧及零散的人骨。墓群地表直立一块长方形石标，无刻字和图形。匈奴墓葬地表多树立石头标志或者土石封丘，墓穴四壁贴以竖立的石板或者大石块，随葬青铜装饰品、马具以及金银器、玉石串珠、贝、骨器、陶器，普遍殉牲。石板墓的一些特征后来成为匈奴文化的典型特征。匈奴和东胡起源—氏那么，匈奴与东胡两者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东胡王愈益骄，西侵。与匈奴间，中有弃地，莫居，千余里，各居其边为瓯脱（匈奴语边界的意思）。” 可见，匈奴与东胡是两个相邻的不同政权。据资料记载，南朝梁人萧子显所撰《南齐书·魏虏传》在述及东胡后裔拓跋鲜卑时说：“魏虏，匈奴种也，姓拓跋氏。”
从公元前14～15世纪，两大部落联盟——匈奴和东胡已经在中亚形成，考古学和语言学的研究表明：匈奴和东胡部落起源—氏，他们在风俗和语言方面有着共同之处。正像蒙古国专家道尔吉苏荣等学者所认为的，石板墓文化与匈奴文化之间存在某种亲缘关系，它们很可能也是组成匈奴联盟的重要早期成员，甚至其中某一支就是构成匈奴主体民族的先祖。相似的墓葬文化中世纪蒙古居民的墓葬材料则较多地反映出与匈奴文化的相似性。
1959年，在蒙古国布勒津和都维、台尔该尔汉县附近的哈安发掘的蒙古时期墓葬，中心有圆形石台，其下是墓坑（深1.8米），方向是南北向，死者仰身直肢，头朝北，有木板棺，在棺外建造了木椁，随葬有铁套、刀、木梳、铜镜和耳环。根据死者在安葬时穿在身上的衣服残留物判断，其年代为12～13世纪。上个世纪70年代，在蒙古国以及俄罗斯等地发掘的11～15世纪蒙古时期墓葬均是相似的。在蒙古国台布什的匈奴墓葬中，棺的形状近似四轮大车厢的横断面，该墓地还发现有锐利的骨镞。那依玛·托勒盖5号匈奴墓发现的骨角器，在蒙古时期墓葬中也有发现，是用长4.95厘米的鹿角制成的挖掘工具。马利清副教授介绍，一系列的匈奴墓葬和蒙古墓葬在地理上、墓葬位置上是相似的，墓葬结构相似，死者葬式相似，在墓葬中出土的随葬品也有相似的。加之人种学的资料，我们似乎可以得出结论，匈奴的基本居民是蒙古人种，它们相同的墓葬结构和葬俗最牢固地保存了族源特征，13世纪蒙古墓葬似乎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匈奴和蒙古是一个族源的民族，匈奴人就是原始蒙古人。疑点仍然很多尽管大量资料总结出来的结论可以说明匈奴人就是原始蒙古人，但是与此同时，仍然可以看到二者之间存在的差异。
蒙古中部石板墓与匈奴文化更为接近，然而东部石板墓居民与匈奴人在血统上和面部特征上存在着差异。前苏联专家鲁金科的研究结论表明：蒙古东部石板墓中的头骨在面部比例上与匈奴人头骨有较大差别。他指出，匈奴文化与前期的石板墓文化有本质的区别，石板墓居民与匈奴人的体质构成有本质的区别，二者在遗传学上没有任何联系。看来，来自不同地区的石板墓人类学标本对于研究其与匈奴文化的关系的影响颇为不同，石板墓文化的分区、分期研究还是一个无法绕过的问题。马利清副教授告诉记者，事实上，石板墓是一个十分笼统的概念，我们必须正视的一点是，石板墓时代和分布范围的复杂性以及它们在葬俗上存在明显的差别。目前，对石板墓文化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深入，笼统地说匈奴文化起源于石板墓的结论显然不够严谨。总而言之，似乎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匈奴人与蒙古高原中部地区的石板墓居民在血缘上关系更为密切，他们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具有更多的联系，匈奴人与蒙古东部的石板墓居民在血缘上差别较大，这或许就是匈奴和东胡两个不同政权建立的基础。另外，马利清副教授向记者强调，国内外考古出土资料和人类学头骨鉴定结果已经证实，匈奴人在体质特征上与现代蒙古人很接近，都属于蒙古人种当中的北亚类型。
但是，人种与民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蒙古人种和蒙古民族不是一回事。识别民族的主要依据是共同的地域、语言、经济生活和心理素质等物质和精神文化因素，侧重于对人群社会文化属性方面的考察；划分种族的标志是体质结构上的某些共同的遗传性状，一般以肤色、眼睛的色素和形态结构、发色，以及颅形、面形、鼻形、唇和血型及其他遗传学特征为依据，着重对其自然生物属性的考察。相同人种不一定是同一个民族。但是，对于特定的人群，二者之间又必然存在内在的联系。在人种形成过程中，地理环境起着重要作用，人种的地理分布相对固定，然而民族的形成也同样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所以，我们说匈奴人属于蒙古人种并不是说匈奴人是蒙古人的祖先，蒙古人就是匈奴人的后裔。要证明这一点还需要做很多工作，比如语言学的、考古学文化特征的比较、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丧葬习俗的比较等等。
8月8日，在包头市举行的内蒙古第二届草原文化研讨会上，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的马利清副教授通过对人种学鉴定和地域、文化、精神因素等方面的考证，提出了“匈奴人是蒙古人种”的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轰动。匈奴和蒙古可能是一个族源的民族目前，学术界普遍承认蒙古人属于东胡族系。东胡是后来退居辽西的乌桓人和东汉以后崛起的鲜卑人的祖先，蒙古人的远祖。匈奴在古代史籍中被称为胡，根据历史记载，东胡的称呼反映出蒙古人和匈奴人一样是胡，因为其分布在匈奴东部而曰东胡。马利清副教授认为，通过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可以初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蒙古中部、东部的石板墓文化的使用者可能是匈奴和东胡的共同祖先，匈奴和东胡在种族上都属于蒙古人种的北亚类型，他们在种系上是同源的，地域范围上是接近的，文化特征上具有相似性。由此推及：匈奴和蒙古可能是一个族源的民族。当然，并不能说匈奴人是蒙古人的直系祖先，他们在时间上已经相距非常遥远。匈奴主体民族起源于蒙古中部地区,关于匈奴的起源，到目前为止，最大的、最集中的、与匈奴文化特征最接近的遗存是蒙古国和内蒙古境内的石板墓文化。马利清告诉记者，匈奴的主要分布区在蒙古国和俄罗斯的外贝加尔地区。
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后这一区域成为匈奴的活动中心，匈奴帝国的政治中心就建立在蒙古国中部偏北地区，匈奴墓在墓葬石结构这一点上确实是继承了石板墓的特点，并且在葬俗、物质文化特征上较多地继承了石板墓的一些传统。据资料记载，石板墓葬平面近似长方形，个别也有正方形、梯形或者平行四边形，均以石板为葬具，石板的上端高出地表。这些墓内遗物很少，有的是空墓，只发现一些陶器残片、珠饰、蚌刀、石镞、石叶、石锛、玉璧及零散的人骨。墓群地表直立一块长方形石标，无刻字和图形。匈奴墓葬地表多树立石头标志或者土石封丘，墓穴四壁贴以竖立的石板或者大石块，随葬青铜装饰品、马具以及金银器、玉石串珠、贝、骨器、陶器，普遍殉牲。石板墓的一些特征后来成为匈奴文化的典型特征。匈奴和东胡起源—氏那么，匈奴与东胡两者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东胡王愈益骄，西侵。与匈奴间，中有弃地，莫居，千余里，各居其边为瓯脱（匈奴语边界的意思）。” 可见，匈奴与东胡是两个相邻的不同政权。据资料记载，南朝梁人萧子显所撰《南齐书·魏虏传》在述及东胡后裔拓跋鲜卑时说：“魏虏，匈奴种也，姓拓跋氏。”
从公元前14～15世纪，两大部落联盟——匈奴和东胡已经在中亚形成，考古学和语言学的研究表明：匈奴和东胡部落起源—氏，他们在风俗和语言方面有着共同之处。正像蒙古国专家道尔吉苏荣等学者所认为的，石板墓文化与匈奴文化之间存在某种亲缘关系，它们很可能也是组成匈奴联盟的重要早期成员，甚至其中某一支就是构成匈奴主体民族的先祖。相似的墓葬文化中世纪蒙古居民的墓葬材料则较多地反映出与匈奴文化的相似性。
1959年，在蒙古国布勒津和都维、台尔该尔汉县附近的哈安发掘的蒙古时期墓葬，中心有圆形石台，其下是墓坑（深1.8米），方向是南北向，死者仰身直肢，头朝北，有木板棺，在棺外建造了木椁，随葬有铁套、刀、木梳、铜镜和耳环。根据死者在安葬时穿在身上的衣服残留物判断，其年代为12～13世纪。上个世纪70年代，在蒙古国以及俄罗斯等地发掘的11～15世纪蒙古时期墓葬均是相似的。在蒙古国台布什的匈奴墓葬中，棺的形状近似四轮大车厢的横断面，该墓地还发现有锐利的骨镞。那依玛·托勒盖5号匈奴墓发现的骨角器，在蒙古时期墓葬中也有发现，是用长4.95厘米的鹿角制成的挖掘工具。马利清副教授介绍，一系列的匈奴墓葬和蒙古墓葬在地理上、墓葬位置上是相似的，墓葬结构相似，死者葬式相似，在墓葬中出土的随葬品也有相似的。加之人种学的资料，我们似乎可以得出结论，匈奴的基本居民是蒙古人种，它们相同的墓葬结构和葬俗最牢固地保存了族源特征，13世纪蒙古墓葬似乎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匈奴和蒙古是一个族源的民族，匈奴人就是原始蒙古人。疑点仍然很多尽管大量资料总结出来的结论可以说明匈奴人就是原始蒙古人，但是与此同时，仍然可以看到二者之间存在的差异。
蒙古中部石板墓与匈奴文化更为接近，然而东部石板墓居民与匈奴人在血统上和面部特征上存在着差异。前苏联专家鲁金科的研究结论表明：蒙古东部石板墓中的头骨在面部比例上与匈奴人头骨有较大差别。他指出，匈奴文化与前期的石板墓文化有本质的区别，石板墓居民与匈奴人的体质构成有本质的区别，二者在遗传学上没有任何联系。看来，来自不同地区的石板墓人类学标本对于研究其与匈奴文化的关系的影响颇为不同，石板墓文化的分区、分期研究还是一个无法绕过的问题。马利清副教授告诉记者，事实上，石板墓是一个十分笼统的概念，我们必须正视的一点是，石板墓时代和分布范围的复杂性以及它们在葬俗上存在明显的差别。目前，对石板墓文化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深入，笼统地说匈奴文化起源于石板墓的结论显然不够严谨。总而言之，似乎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匈奴人与蒙古高原中部地区的石板墓居民在血缘上关系更为密切，他们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具有更多的联系，匈奴人与蒙古东部的石板墓居民在血缘上差别较大，这或许就是匈奴和东胡两个不同政权建立的基础。另外，马利清副教授向记者强调，国内外考古出土资料和人类学头骨鉴定结果已经证实，匈奴人在体质特征上与现代蒙古人很接近，都属于蒙古人种当中的北亚类型。
但是，人种与民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蒙古人种和蒙古民族不是一回事。识别民族的主要依据是共同的地域、语言、经济生活和心理素质等物质和精神文化因素，侧重于对人群社会文化属性方面的考察；划分种族的标志是体质结构上的某些共同的遗传性状，一般以肤色、眼睛的色素和形态结构、发色，以及颅形、面形、鼻形、唇和血型及其他遗传学特征为依据，着重对其自然生物属性的考察。相同人种不一定是同一个民族。但是，对于特定的人群，二者之间又必然存在内在的联系。在人种形成过程中，地理环境起着重要作用，人种的地理分布相对固定，然而民族的形成也同样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所以，我们说匈奴人属于蒙古人种并不是说匈奴人是蒙古人的祖先，蒙古人就是匈奴人的后裔。要证明这一点还需要做很多工作，比如语言学的、考古学文化特征的比较、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丧葬习俗的比较等等。
蒙古族异议人士哈达将起诉政府4年非法关押 - 法广
蒙古族异议人士哈达将起诉政府4年非法关押并导致其严重的精神问题，哈达是中国被关押时间最久的异议人士之一，在过去20年中，哈达大部分时间都被关押，最近4年则被关在非法的“黑监狱”里受折磨，获释后仍受到威胁。哈达的妻子和儿子也都曾经以不同罪名被判刑。
哈达的妻子新娜在呼和浩特接受路透社的电话采访表示：哈达将起诉政府过去4年非法关押并导致其严重的精神问题。还包括她本人被控非法经营罪，以及他们的儿子威勒斯被控“非法持有毒品罪”，他们一家人否认上述的各种指控。
哈达的儿子威勒斯说，他的父亲在“黑监狱”里一直遭受单独关押，关押者故意让哈达大量饮酒。而哈达在被关押的19年里几乎没机会使用母语蒙古语进行交谈。
哈达1996年因组织争取蒙古族更多权益的“南蒙古民主联盟”，被判“分裂国家罪”和间谍罪等罪名，判刑15年，而近日才被释放。哈达本人也通过电话和路透社记者进行了简单交谈，表示自己健康状况很差，“对社会一无所知”。而当局仍然冻结他们的银行户头，使他们遇到严重的生存问题。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内蒙古政治犯哈达将控告政府非法拘禁 - 德国之声
被关押时间最长的中国异议人士之一哈达及其家人将控告政府非法拘禁。长期牢狱生活令哈达罹患严重心理障碍。
（德国之声中文网）因创办旨在为蒙古族群争取更多权益的"南蒙古民主联盟"，哈达在1996年被当局以"分裂国家罪"判处15年徒刑，本月才重新获得自由。过去20年哈达几乎全部在狱中度过，其中四年在所谓的"黑监狱"。
在出狱后，哈达曾对外界表示，自己在狱中 遭到虐待，而且在离开监狱之后依然遭到当局威胁。
数十年来，由于大量汉族移民涌入内蒙古地区，造成蒙古族在家乡成为少数族群。按照官方说法，在内蒙古将近2400万人口中，蒙古族仅占不到五分之一。
中国政府担心边境地区种族问题，因此对内蒙古采取类似西藏和新疆的政策，尽管按照中国法律，这些民族地区均应拥有相当的自治权利。
哈达妻子新娜对路透社表示，这次起诉政府的重点不仅仅是过去四年中的"非法拘禁"，还包括她，以及他们的儿子威勒斯被陷害"非法持有毒品"。
但新娜同时表示，哈达首先仍需要时间适应狱外生活。
新娜在呼和浩特通过电话对路透社记者表示，"他（哈达）有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症"。该症一般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加害者产生好感。
哈达也通过电话进行了简单交谈，他表示自己身体情况很糟，"对于社会一无所知"。
哈达与新娜的儿子威勒斯则表示，他的父亲在"黑监狱"中遭到单独关押，狱方故意让哈达大量饮酒。此外哈达在被关押的19年中几乎没有任何机会使用母语蒙古语进行交谈。"他什么人也不想见，试图逃避所有事情。他在监狱里遭到了恐吓。"
内蒙古政府没有回应路透社电话采访要求。
受到"呼格吉勒图案"改判的鼓舞
此外，新娜表示家中遭遇经济困难，可能会对他们起诉的计划造成影响。但她同时提到，一家内蒙古法院本月对"呼格吉勒图杀人案"做出改判，这让她得到鼓励。
1996年，就在哈达被判刑的同一年，当时年仅18岁的蒙古族青年呼格吉勒图被以"强奸杀人"的罪名判处死刑。2005年，案件真凶承认犯罪事实。2014年12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法院对呼格吉勒图故意杀人、流氓罪案作出再审判决，宣布已经被处决的被告人呼格吉勒图无罪。
德国之声
哈达的妻子新娜在呼和浩特接受路透社的电话采访表示：哈达将起诉政府过去4年非法关押并导致其严重的精神问题。还包括她本人被控非法经营罪，以及他们的儿子威勒斯被控“非法持有毒品罪”，他们一家人否认上述的各种指控。
哈达的儿子威勒斯说，他的父亲在“黑监狱”里一直遭受单独关押，关押者故意让哈达大量饮酒。而哈达在被关押的19年里几乎没机会使用母语蒙古语进行交谈。
哈达1996年因组织争取蒙古族更多权益的“南蒙古民主联盟”，被判“分裂国家罪”和间谍罪等罪名，判刑15年，而近日才被释放。哈达本人也通过电话和路透社记者进行了简单交谈，表示自己健康状况很差，“对社会一无所知”。而当局仍然冻结他们的银行户头，使他们遇到严重的生存问题。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内蒙古政治犯哈达将控告政府非法拘禁 - 德国之声
被关押时间最长的中国异议人士之一哈达及其家人将控告政府非法拘禁。长期牢狱生活令哈达罹患严重心理障碍。
（德国之声中文网）因创办旨在为蒙古族群争取更多权益的"南蒙古民主联盟"，哈达在1996年被当局以"分裂国家罪"判处15年徒刑，本月才重新获得自由。过去20年哈达几乎全部在狱中度过，其中四年在所谓的"黑监狱"。
在出狱后，哈达曾对外界表示，自己在狱中 遭到虐待，而且在离开监狱之后依然遭到当局威胁。
数十年来，由于大量汉族移民涌入内蒙古地区，造成蒙古族在家乡成为少数族群。按照官方说法，在内蒙古将近2400万人口中，蒙古族仅占不到五分之一。
中国政府担心边境地区种族问题，因此对内蒙古采取类似西藏和新疆的政策，尽管按照中国法律，这些民族地区均应拥有相当的自治权利。
哈达妻子新娜对路透社表示，这次起诉政府的重点不仅仅是过去四年中的"非法拘禁"，还包括她，以及他们的儿子威勒斯被陷害"非法持有毒品"。
但新娜同时表示，哈达首先仍需要时间适应狱外生活。
新娜在呼和浩特通过电话对路透社记者表示，"他（哈达）有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症"。该症一般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加害者产生好感。
哈达也通过电话进行了简单交谈，他表示自己身体情况很糟，"对于社会一无所知"。
哈达与新娜的儿子威勒斯则表示，他的父亲在"黑监狱"中遭到单独关押，狱方故意让哈达大量饮酒。此外哈达在被关押的19年中几乎没有任何机会使用母语蒙古语进行交谈。"他什么人也不想见，试图逃避所有事情。他在监狱里遭到了恐吓。"
内蒙古政府没有回应路透社电话采访要求。
受到"呼格吉勒图案"改判的鼓舞
此外，新娜表示家中遭遇经济困难，可能会对他们起诉的计划造成影响。但她同时提到，一家内蒙古法院本月对"呼格吉勒图杀人案"做出改判，这让她得到鼓励。
1996年，就在哈达被判刑的同一年，当时年仅18岁的蒙古族青年呼格吉勒图被以"强奸杀人"的罪名判处死刑。2005年，案件真凶承认犯罪事实。2014年12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法院对呼格吉勒图故意杀人、流氓罪案作出再审判决，宣布已经被处决的被告人呼格吉勒图无罪。
德国之声
2015—2020年蒙古国能源投资研究报告
目前，蒙古国丰富的煤炭、石油、铜矿等能源矿产以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已经吸引了7000多家中国企业入蒙投资。伴随着高层互访的深入，各种利好消息接踵而至，也让更多企业将目光瞄向了蒙古国。不过，由于中蒙之间人文环境存在差异、法律政策多变一系列投资风险和信任危机，一度影响了部分中方企业在蒙的投资和经营活动，使得企业投资蒙古国极度谨慎。
从现实情况来看，制约蒙古国出口增长的因素，既有外部全球大宗矿产资源供应过剩、蒙古国出口市场单一、基础设施薄弱、对外投资政策法律不稳定、投资环境不佳、环保政策严格、汇率波动大、地方特权较为严重等内部因素，其后者也是导致外国企业在蒙投资受挫的重要原因。
综合来看，蒙古国煤炭及有色金属矿产资源开发、煤化工市场、电力市场、风能及太阳能等清洁能源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将会是未来五年蒙古国投资的重点领域和方向，而能源矿产的直接出口和就地转换综合利用将是未来蒙古国能源开发的新形态。
一、富饶的蒙古国能源矿产市场
蒙古国是能源矿产资源大国，其蕴藏量居世界前二十位。该国已发现和确定了80多种能源矿产，主要有煤、石油、铜、钨、铝等矿产资源。目前，有800多个矿区和8000多个采矿点。据蒙古国能源局统计，其地质预测煤炭储量1733亿吨，勘探储量235亿吨，可开采总储量约210亿吨。为此，蒙古国被称为“煤矿业的沙特阿拉伯”。
就煤种分布而言，蒙古国东部多为褐煤，中部地区为褐煤转化焦煤阶段，西部和戈壁地区为焦煤和烟煤。蒙古国80%的焦煤位于南戈壁地区，而南戈壁的一半煤炭集中在塔本陶勒盖矿区。蒙古国99%矿井是露天开采，开发潜力大，开发成本较低。
蒙古国的塔本陶勒盖矿区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未开采整装焦煤煤田，矿区煤炭储藏面积达400平方公里，煤层厚度190米，共16层，该煤矿属于优质炼焦用煤，原煤出焦率60%以上，是世界上较为紧俏煤种。与此同时，蒙古国的铁矿石品位较高，含铁量在35%以上，开采的价值较高，储量丰富。该国铁矿主要有色楞格矿带和克鲁伦矿带两个矿带区。另外，蒙古国还有大量的铜、金、银、铅锌矿等资源。
二、蒙古国能源贸易发展分析
蒙古国政府曾一直努力想摆脱煤炭出口过度依赖中国的局面，尽力开辟日本、韩国和台湾市场，但因受限于通关口岸能力等条件，目前蒙古国的煤炭还无法过境中国出口到日本等国家。蒙古国正制定措施积极推动加强通关能力，包括修建一条由塔本陶勒盖煤矿通往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的铁路，进而改变蒙古国煤炭完全依赖汽车的运输方式，以降低煤炭企业的刚性成本。
三、投资蒙古国的政策法律问题
1．蒙古国对外投资法规
在勘探许可证和开采许可证的获取和费用方面，仅有《矿产法》对其做了规定，但对于采矿、探矿的具体操作方法却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不但产生了法律空白，还有了权力寻租的空间，需要完善法律体系，使政策法规更为严谨。
2、蒙古国劳务用工制度
蒙古国劳务用工制度由本国的《劳动法》、《劳务输出与劳务及技术人员输入法》、《外国公民地位法》、《矿产资源法》等相关劳务政策、法律法规组成，并有主管劳动事务的政府中央机关或其授权机构、首都、省、区政府办公厅、有关司法机关对本法的实施行使监督权。
3、蒙古国税费制度
蒙古国的税收由国家税收和地方税收两部分组成。国家税收是指由国家大呼拉尔、政府确定税率并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执行的税收，包括企业和机构所得税、关税、增值税、矿产资源税等；地方税收是指省、首都公民代表呼拉尔确定税率并在本地区范围内执行的税收，包括个人所得税、印花税、汽车运输及其它交通工具税、通用矿产使用费、土地使用费等。大呼拉尔依法制定、改变和取消税收。税率由大呼拉尔及其授权的政府、省、首都公民代表会议分别依法确定。
4、蒙古国能源矿产用地制度
《蒙古国土地法》规定，土地归本国公民，以及政府所有。年满十八以及十八周岁以上的蒙古国公民、蒙古国公司、有外资合作的公司组织，依照本法享有占有或使用土地的权力。外国公民、外国机构组织、外国企业可享有蒙古国土地的使用权。在蒙古国，国家、公民和法人都可以作为所有人，可以将自己的权力转移给他人，后者可以根据所有人确定的用途、目的和章程，享有占有、使用和处分的权力。
四、2015-2020年蒙古国能源投资预测及建议
蒙古国加快推动在铁路、公路、口岸、汽车制造、轻工、房地产等基础设施和铁矿、铜矿、煤炭、石油、电力、化工等矿能资源大项目产业，全面提升规模、质量和水平。对此，提出以下6点预测及建议：
1、煤炭资源开发是投资的首选。在“三位一体、统筹推进”的经贸合作总体思路中，矿产资源开发被排在第一位，而煤炭又是蒙古国的第一大资源，也是该国目前出口的第一大商品。塔本陶勒盖矿区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未开采整装焦煤煤田，矿区煤炭储藏面积达400平方公里，也是蒙古国政府吸引国际投资的重要“筹码”。
2、蒙古国“矿业兴国”战略具有重要意义。2014年1-9月，蒙古国出口铜精矿96.62万吨，高于上年同期的46.92万吨，同比增长105.5%。2014年1-9月，蒙古国铜矿出口收入接近17亿美元，远高于上年同期的6.797亿美元，同比增长150%。在煤炭、铁矿因为价格下降而导致出口总值下降时，铜精矿的出口额却突飞猛进，重返蒙古国第一出口商品的位置，值得投资者的关注。
3、煤化工市场将是未来投资的又一个重点。立足于当地的资源赋存，加大煤炭等资源的就地转化和深加工清洁综合利用是未来蒙古国煤炭资源的重要发展方向，煤化工、坑口电厂、煤制天然气、矿产品深加工等领域则是未来中蒙两国合作的重点领域。
4、蒙古国电力设施建设薄弱，有相应的市场空间。尤其是蒙古国电力需求将大幅上升。蒙古国的电力设施建设相对薄弱，全国发电装机容量878.43兆瓦，95.5%为火力发电。2012年，全国发电量48.16亿千瓦时，进口电量3.66亿千瓦时，出口电量0.21亿千瓦时，国内供电量51.61亿千瓦时。2013年,蒙古国用电910兆瓦，超过其装机容量3.59%。利用丰富的煤炭资源发展坑口电厂，把煤炭转化为清洁的电力能源，变输煤为输电，由电力净进口国变为电力出口国，是蒙古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之一。
5、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是蒙古国可再生能源发展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在蒙古国能源消费中，可再生能源仅占2%-3%，为达到蒙古国到2020年使可再生能源占全国能源总量20%至25%的目标，除了中央省的萨勒希特风力发电场之外，蒙古国还准备建设赛音山达风电厂等多个风力发电项目。由此可见，风电开发与建设将会成为未来几年蒙古国的重点发展领域，同时也会成为众多外资投资的重点领域。
蒙古国的太阳能潜力非常广阔。据测算，蒙古国太阳能资源量约5太瓦，太阳能发电潜力位列世界第三。近年来，随着光伏发电设备价格的下降，以及蒙古国政府对于可再生能源利用的高度重视。2012年，蒙古国政府力推“戈壁地区可再生能源项目”建设，大力推广环境友好型先进技术，并进一步改善可再生能源投资的法律环境，希望太阳能实现到2020年使可再生能源产量占全国能源总产量的比例达到20%—25%的目标。这意味着，未来几年，蒙古国会更加重视太阳能发电的发展。
6、基础设施是重要的投资方向。由于长期以来投入不足，蒙古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和矿业开发的主要瓶颈因素之一。差距就是发展方向和合作空间，在铁路、公路、口岸和房地产等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具体到能源经贸投资领域，一是过境铁路和跨境铁路的建设，二是口岸的基础设施建设。此外，城市道路、供排水等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建设也是蒙古国亟需发展的领域是又一重要的投资方向。
从现实情况来看，制约蒙古国出口增长的因素，既有外部全球大宗矿产资源供应过剩、蒙古国出口市场单一、基础设施薄弱、对外投资政策法律不稳定、投资环境不佳、环保政策严格、汇率波动大、地方特权较为严重等内部因素，其后者也是导致外国企业在蒙投资受挫的重要原因。
综合来看，蒙古国煤炭及有色金属矿产资源开发、煤化工市场、电力市场、风能及太阳能等清洁能源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将会是未来五年蒙古国投资的重点领域和方向，而能源矿产的直接出口和就地转换综合利用将是未来蒙古国能源开发的新形态。
一、富饶的蒙古国能源矿产市场
蒙古国是能源矿产资源大国，其蕴藏量居世界前二十位。该国已发现和确定了80多种能源矿产，主要有煤、石油、铜、钨、铝等矿产资源。目前，有800多个矿区和8000多个采矿点。据蒙古国能源局统计，其地质预测煤炭储量1733亿吨，勘探储量235亿吨，可开采总储量约210亿吨。为此，蒙古国被称为“煤矿业的沙特阿拉伯”。
就煤种分布而言，蒙古国东部多为褐煤，中部地区为褐煤转化焦煤阶段，西部和戈壁地区为焦煤和烟煤。蒙古国80%的焦煤位于南戈壁地区，而南戈壁的一半煤炭集中在塔本陶勒盖矿区。蒙古国99%矿井是露天开采，开发潜力大，开发成本较低。
蒙古国的塔本陶勒盖矿区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未开采整装焦煤煤田，矿区煤炭储藏面积达400平方公里，煤层厚度190米，共16层，该煤矿属于优质炼焦用煤，原煤出焦率60%以上，是世界上较为紧俏煤种。与此同时，蒙古国的铁矿石品位较高，含铁量在35%以上，开采的价值较高，储量丰富。该国铁矿主要有色楞格矿带和克鲁伦矿带两个矿带区。另外，蒙古国还有大量的铜、金、银、铅锌矿等资源。
二、蒙古国能源贸易发展分析
蒙古国政府曾一直努力想摆脱煤炭出口过度依赖中国的局面，尽力开辟日本、韩国和台湾市场，但因受限于通关口岸能力等条件，目前蒙古国的煤炭还无法过境中国出口到日本等国家。蒙古国正制定措施积极推动加强通关能力，包括修建一条由塔本陶勒盖煤矿通往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的铁路，进而改变蒙古国煤炭完全依赖汽车的运输方式，以降低煤炭企业的刚性成本。
三、投资蒙古国的政策法律问题
1．蒙古国对外投资法规
在勘探许可证和开采许可证的获取和费用方面，仅有《矿产法》对其做了规定，但对于采矿、探矿的具体操作方法却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不但产生了法律空白，还有了权力寻租的空间，需要完善法律体系，使政策法规更为严谨。
2、蒙古国劳务用工制度
蒙古国劳务用工制度由本国的《劳动法》、《劳务输出与劳务及技术人员输入法》、《外国公民地位法》、《矿产资源法》等相关劳务政策、法律法规组成，并有主管劳动事务的政府中央机关或其授权机构、首都、省、区政府办公厅、有关司法机关对本法的实施行使监督权。
3、蒙古国税费制度
蒙古国的税收由国家税收和地方税收两部分组成。国家税收是指由国家大呼拉尔、政府确定税率并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执行的税收，包括企业和机构所得税、关税、增值税、矿产资源税等；地方税收是指省、首都公民代表呼拉尔确定税率并在本地区范围内执行的税收，包括个人所得税、印花税、汽车运输及其它交通工具税、通用矿产使用费、土地使用费等。大呼拉尔依法制定、改变和取消税收。税率由大呼拉尔及其授权的政府、省、首都公民代表会议分别依法确定。
4、蒙古国能源矿产用地制度
《蒙古国土地法》规定，土地归本国公民，以及政府所有。年满十八以及十八周岁以上的蒙古国公民、蒙古国公司、有外资合作的公司组织，依照本法享有占有或使用土地的权力。外国公民、外国机构组织、外国企业可享有蒙古国土地的使用权。在蒙古国，国家、公民和法人都可以作为所有人，可以将自己的权力转移给他人，后者可以根据所有人确定的用途、目的和章程，享有占有、使用和处分的权力。
四、2015-2020年蒙古国能源投资预测及建议
蒙古国加快推动在铁路、公路、口岸、汽车制造、轻工、房地产等基础设施和铁矿、铜矿、煤炭、石油、电力、化工等矿能资源大项目产业，全面提升规模、质量和水平。对此，提出以下6点预测及建议：
1、煤炭资源开发是投资的首选。在“三位一体、统筹推进”的经贸合作总体思路中，矿产资源开发被排在第一位，而煤炭又是蒙古国的第一大资源，也是该国目前出口的第一大商品。塔本陶勒盖矿区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未开采整装焦煤煤田，矿区煤炭储藏面积达400平方公里，也是蒙古国政府吸引国际投资的重要“筹码”。
2、蒙古国“矿业兴国”战略具有重要意义。2014年1-9月，蒙古国出口铜精矿96.62万吨，高于上年同期的46.92万吨，同比增长105.5%。2014年1-9月，蒙古国铜矿出口收入接近17亿美元，远高于上年同期的6.797亿美元，同比增长150%。在煤炭、铁矿因为价格下降而导致出口总值下降时，铜精矿的出口额却突飞猛进，重返蒙古国第一出口商品的位置，值得投资者的关注。
3、煤化工市场将是未来投资的又一个重点。立足于当地的资源赋存，加大煤炭等资源的就地转化和深加工清洁综合利用是未来蒙古国煤炭资源的重要发展方向，煤化工、坑口电厂、煤制天然气、矿产品深加工等领域则是未来中蒙两国合作的重点领域。
4、蒙古国电力设施建设薄弱，有相应的市场空间。尤其是蒙古国电力需求将大幅上升。蒙古国的电力设施建设相对薄弱，全国发电装机容量878.43兆瓦，95.5%为火力发电。2012年，全国发电量48.16亿千瓦时，进口电量3.66亿千瓦时，出口电量0.21亿千瓦时，国内供电量51.61亿千瓦时。2013年,蒙古国用电910兆瓦，超过其装机容量3.59%。利用丰富的煤炭资源发展坑口电厂，把煤炭转化为清洁的电力能源，变输煤为输电，由电力净进口国变为电力出口国，是蒙古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之一。
5、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是蒙古国可再生能源发展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在蒙古国能源消费中，可再生能源仅占2%-3%，为达到蒙古国到2020年使可再生能源占全国能源总量20%至25%的目标，除了中央省的萨勒希特风力发电场之外，蒙古国还准备建设赛音山达风电厂等多个风力发电项目。由此可见，风电开发与建设将会成为未来几年蒙古国的重点发展领域，同时也会成为众多外资投资的重点领域。
蒙古国的太阳能潜力非常广阔。据测算，蒙古国太阳能资源量约5太瓦，太阳能发电潜力位列世界第三。近年来，随着光伏发电设备价格的下降，以及蒙古国政府对于可再生能源利用的高度重视。2012年，蒙古国政府力推“戈壁地区可再生能源项目”建设，大力推广环境友好型先进技术，并进一步改善可再生能源投资的法律环境，希望太阳能实现到2020年使可再生能源产量占全国能源总产量的比例达到20%—25%的目标。这意味着，未来几年，蒙古国会更加重视太阳能发电的发展。
6、基础设施是重要的投资方向。由于长期以来投入不足，蒙古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和矿业开发的主要瓶颈因素之一。差距就是发展方向和合作空间，在铁路、公路、口岸和房地产等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具体到能源经贸投资领域，一是过境铁路和跨境铁路的建设，二是口岸的基础设施建设。此外，城市道路、供排水等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建设也是蒙古国亟需发展的领域是又一重要的投资方向。
VOA连线：蒙古族学者起诉政府非法关押
中国服刑时间最长的政治犯之一蒙古族学者哈达这个月早些时候曾经发布视频声明，表示自己在获释后并未得到真正自由，他将继续为自己的合法权益进行抗争。哈达的妻子与儿子星期四表示，他将起诉政府对他的非法关押。我们电话连线了哈达，请他介绍相关的情况。
日媒：印度向蒙古提供防务援助 对抗中国影响力
一个蒙古代表团来到新德里，会晤了印度内政部长拉杰纳特·辛格。率领这个代表团来访的是蒙古边防总局局长勒哈钦扎布。据印度媒体报道，两国还申明，他们将加强合作防止跨境犯罪活动。印方代表团包括来自印度边境保安部队的高级官员。
据印度《商业旗帜报》报道，辛格告诉蒙古代表团，两国应当为了加强“有效防止和发现”恐怖主义和犯罪活动而展开合作，这些犯罪活动包括贩卖毒品、走私、非法武器交易等。辛格还指出，两支部队将来可以举行联合演习，以加强作战、培训和技术交流。双方并没有为这种演习确定具体日期。
尽管印度和蒙古建立外交关系已经有60年左右的时间，但双边合作的范围，尤其是在安全和防务问题上的合作仍然有限。印度媒体的报道热切地指出，印度和蒙古都与中国有共同的边界(印度内政部长在对蒙古代表团发表的讲话中也提到这一点)。从中得出的结论就是，印度为蒙古提供援助有可能是为了对抗中国对这个地处内陆的东北亚国家的影响。然而，这与目前蒙古和中国之间的关系现状是不相符的。蒙古和中国正继续加强双边接触，而且就在最近还加强了与俄罗斯的三方合作。
对于印度来说，在防务合作问题上向蒙古靠近，是印度“向东看”政策的自然部分，这一政策旨在与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发展更密切的关系。
2014年12月24日星期三
鞑靼斯坦共和国一度试图摆脱俄罗斯
鞑靼斯坦共和国位于东欧平原东部、伏尔加河中游地段，是俄罗斯中央地区和伏尔加河流域地区的结合部。疆域从南到北长290公里，从东到西长460公里。
鞑靼斯坦共和国西接楚瓦什共和国，东接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西北接马里埃尔共和国，北接乌德穆尔特共和国和基洛夫州，南接奥伦堡州、萨马拉州、乌里扬诺夫斯克州。
约10万年前，旧石器时代，鞑靼斯坦就有人类居住。9世纪末至10世纪初，突厥部族在鞑靼斯坦建立第一个国家布加里亚。1922年，伊斯兰教在布加里亚被定为国教。1236年，布加里亚被并入蒙古帝国，后来成为金帐汗国的一部分。13～15世纪，西迁的蒙古人以及大多数被并入金帐汗国的突厥部落，在语言和文化方面互相结合，形成鞑靼民族。
15～16世纪，金帐汗国的分裂为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克里米亚汗国、西伯利亚汗国等数国，鞑靼斯坦属于喀山汗国。1438年，鞑靼贵族兀鲁·穆罕默德建喀山汗国，首府喀山城。初期国势强盛，曾经于1445年击败莫斯科大公国军队，俘获大公瓦西里二世。1469年，沙皇伊凡三世利用汗国的内讧，曾夺取喀山城。
1487年，莫斯科大公国再度占领喀山，并扶植了以穆罕默德·阿明为首的傀儡政府，汗国成为俄国的属地。1504年，阿明摆脱了俄国的控制。1521年，汗国同克里米亚汗国和诺盖人结盟，并起兵包围了莫斯科。不久，汗国依附奥斯曼帝国。1552年，伊凡四世灭亡喀山汗国，鞑靼斯坦被并入沙皇俄国。1708年，鞑靼斯坦被并入喀山省。
在沙俄和苏联时期，俄罗斯人对鞑靼人采取了分化和同化政策。
1920年5月27日，鞑靼自治共和国成立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也是俄罗斯鞑靼人唯一的自治共和国。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政局剧烈动荡，联盟面临解体，1990年8月30日，鞑靼斯坦发表主权宣言，改国名为“鞑靼斯坦共和国”，希望脱离苏联和俄罗斯独立，宣布除国防外，其他一切权利归共和国所有。
1991年，苏联解体后，鞑靼斯坦境内分离主义势力膨胀，希望脱离俄罗斯联邦的势力于1992年3月21日发动了一场全民公决，结果希望独立的人占全共和国选民的61.4%。为了制止民族分离运动，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发动车臣战争，试图以武力制止分离运动，并与鞑靼斯坦签署第一个双边分权条约，以条约形式和平划分利益和权限范围，制约地方分离主义倾向的过度蔓延。
1994年2月15日，俄罗斯联邦与鞑靼斯坦共和国签署了《俄罗斯联邦国家权力机关与鞑靼斯坦国家权力机关之间关于划分管辖范围和相互授权的条约》，条约规定，鞑靼斯坦共和国作为国家与俄罗斯联邦联合，可以参加国际关系和对外经济关系，在税收、财政等方面享有特权。这个条约给予鞑靼斯坦超出俄罗斯宪法规定的权力，实际上鞑靼斯坦成为留在俄罗斯联邦内的具有特殊地位和特权的国家。
2005年8月30日，鞑靼斯坦共和国庆祝喀山建市1000周年。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和来自各国的客人参加了庆祝活动。
鞑靼斯坦共和国的首府是喀山（俄语：Каза́нь；鞑靼语：Qazan 或 Казан），位于伏尔加河中游左岸，古比雪夫水库西北岸、卡赞卡河入口处。
喀山这个名字起源不明，可能源自鞑靼语“qazan”（意为锅炉或大锅），也可能源自“qazğan”（意为垄沟）。
喀山建于1438年，从喀山到莫斯科的距离为797公里，市内有7个区，分别为巴乌曼斯克区、瓦希托夫斯克区、基洛夫区、列宁区、莫斯科区、沿伏尔加河沿岸区和苏维埃区。
鞑靼斯坦共和国西接楚瓦什共和国，东接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西北接马里埃尔共和国，北接乌德穆尔特共和国和基洛夫州，南接奥伦堡州、萨马拉州、乌里扬诺夫斯克州。
约10万年前，旧石器时代，鞑靼斯坦就有人类居住。9世纪末至10世纪初，突厥部族在鞑靼斯坦建立第一个国家布加里亚。1922年，伊斯兰教在布加里亚被定为国教。1236年，布加里亚被并入蒙古帝国，后来成为金帐汗国的一部分。13～15世纪，西迁的蒙古人以及大多数被并入金帐汗国的突厥部落，在语言和文化方面互相结合，形成鞑靼民族。
15～16世纪，金帐汗国的分裂为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克里米亚汗国、西伯利亚汗国等数国，鞑靼斯坦属于喀山汗国。1438年，鞑靼贵族兀鲁·穆罕默德建喀山汗国，首府喀山城。初期国势强盛，曾经于1445年击败莫斯科大公国军队，俘获大公瓦西里二世。1469年，沙皇伊凡三世利用汗国的内讧，曾夺取喀山城。
1487年，莫斯科大公国再度占领喀山，并扶植了以穆罕默德·阿明为首的傀儡政府，汗国成为俄国的属地。1504年，阿明摆脱了俄国的控制。1521年，汗国同克里米亚汗国和诺盖人结盟，并起兵包围了莫斯科。不久，汗国依附奥斯曼帝国。1552年，伊凡四世灭亡喀山汗国，鞑靼斯坦被并入沙皇俄国。1708年，鞑靼斯坦被并入喀山省。
在沙俄和苏联时期，俄罗斯人对鞑靼人采取了分化和同化政策。
1920年5月27日，鞑靼自治共和国成立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也是俄罗斯鞑靼人唯一的自治共和国。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政局剧烈动荡，联盟面临解体，1990年8月30日，鞑靼斯坦发表主权宣言，改国名为“鞑靼斯坦共和国”，希望脱离苏联和俄罗斯独立，宣布除国防外，其他一切权利归共和国所有。
1991年，苏联解体后，鞑靼斯坦境内分离主义势力膨胀，希望脱离俄罗斯联邦的势力于1992年3月21日发动了一场全民公决，结果希望独立的人占全共和国选民的61.4%。为了制止民族分离运动，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发动车臣战争，试图以武力制止分离运动，并与鞑靼斯坦签署第一个双边分权条约，以条约形式和平划分利益和权限范围，制约地方分离主义倾向的过度蔓延。
1994年2月15日，俄罗斯联邦与鞑靼斯坦共和国签署了《俄罗斯联邦国家权力机关与鞑靼斯坦国家权力机关之间关于划分管辖范围和相互授权的条约》，条约规定，鞑靼斯坦共和国作为国家与俄罗斯联邦联合，可以参加国际关系和对外经济关系，在税收、财政等方面享有特权。这个条约给予鞑靼斯坦超出俄罗斯宪法规定的权力，实际上鞑靼斯坦成为留在俄罗斯联邦内的具有特殊地位和特权的国家。
2005年8月30日，鞑靼斯坦共和国庆祝喀山建市1000周年。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和来自各国的客人参加了庆祝活动。
鞑靼斯坦共和国的首府是喀山（俄语：Каза́нь；鞑靼语：Qazan 或 Казан），位于伏尔加河中游左岸，古比雪夫水库西北岸、卡赞卡河入口处。
喀山这个名字起源不明，可能源自鞑靼语“qazan”（意为锅炉或大锅），也可能源自“qazğan”（意为垄沟）。
喀山建于1438年，从喀山到莫斯科的距离为797公里，市内有7个区，分别为巴乌曼斯克区、瓦希托夫斯克区、基洛夫区、列宁区、莫斯科区、沿伏尔加河沿岸区和苏维埃区。
2014年12月23日星期二
异议人士哈达发布申诉状内容 一家三口生存问题成当务之急 - RFA
被内蒙当局非法羁押四年、现已获释十天的异议人士哈达，星期二通过网上视频对自由亚洲电台讲述他已准备好的申诉及控告。哈达控告内蒙古政法委和公安厅对他刑满不释放、非法拘禁，为了逼迫他认罪，还把他的妻子儿子诬陷判刑。哈达还说，目前他妻子的银行帐户被当局冻结，他全家三口面临的当务之急是生存问题。
被内蒙法院判刑15年的异议人士哈达，在刑满后继续被法外羁押四年。他于12月上旬被释放后，经过十天的准备，初步完成将向最高法院提交的申诉状底稿。哈达主要控告内蒙政法委和公安厅在过去的四年中，对他所采取的非法羁押以及对他的妻子新娜和儿子威勒斯的打压。威勒斯星期三告诉本台：“下一步的申诉的重点，首先是内蒙古公安厅国保总队和内蒙政法委对他四年关押。先不谈（前）15年的案子，先谈这四年的非法拘禁和对老婆、孩子的诬陷，这是第一。第二，内蒙公安厅和国保总队以书店作要挟，也以生存为要挟，对我们一家实施经济压力。第三点，自从他出来以后及快出来之前，在所谓申诉问题上内蒙的作秀的态度”。
哈达还说，准备在新年元旦前后，正式向北京最高司法当局提交有关控告内蒙古当局的申诉状，并正式对海外发布：“主要内容是我们先要把重点放在后四年上（法外羁押四年），我被非法拘禁四年，妻子被判刑，儿子被诬陷非法持有毒品罪。把这个问题解决以后，再追究（前）15年的冤案”。
哈达在视频中对自由亚洲电台称，目前妻子新娜的银行卡也被冻结：“我出监后，限制我的言论自由，对我接受媒体采访提出警告，继续以生存为要挟，到现在不仅不给我生活费，还将我妻子的银行卡冻结，再一次限制我的儿子外出打工。我已经做好准备，从关押我的黑监狱转到社会这个大监狱。从这十天的情况看，确实如此”。
哈达披露，他被非法拘禁四年与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下令有直接关系。2010年5月，哈达刑满前六个月，周永康曾到呼和浩特视察，并下达有关“刑满不释放”的指示。他说：“我估计他（周永康）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他交代问题的时候，我估计会交代迫害我们一家三口的事”。
1989年，哈达在呼和浩特创办蒙古学书店，后与朋友成立“内蒙古民主联盟”并担任主席。他主张内蒙古高度自治，被誉为“蒙古民族英雄”。1995年被内蒙法院以“分裂国家”等罪判刑15年。2010年12月获释后，再被羁押四年，直到今年12月9日释放。
年近60岁的哈达表示，在失去自由的19年中，他曾受到的各种体罚、虐待，包括两次关小号长达99天，导致身患动脉硬化、肩周炎、颈椎炎等多种疾病。他称，当局为的是让他认罪，但他从不屈服。他将就此提出申诉，让迫害他全家的人被绳之以法，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他的申诉。哈达同时感谢海外蒙古族同胞对他及家人的经济帮助。（特约记者：乔龙； 责编：吴晶）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shaoshuminzu/ql1-12232014101526.html
日本人三菱公司从蒙古Oyu Tolgoi矿寻购铜精矿
日本第三大铜生产商--三菱材料公司(Mitsubishi Materials Corp.)称其寻求与蒙古奥尤陶勒盖矿(Oyu Tolgoi)达成长期协议购买铜精矿。
Mitsubishi原料部总经理Tatsuya Inoue称，该公司及日本贸易公司三井公司(Mitsui & Co.)已经与Oyu Tolgoi公司签署一份合同，从蒙古进口5，000吨铜精矿作为试验。
Inoue称，此举是Mitsubishi为使其原料来源多样化所做努力的一部分。该公司每年进口约100万吨铜精矿，其中约70%都来自南美。
Oyu Tolgoi是全球最大的铜矿之一，其扩张一直推迟，因其股东力拓集团与蒙古政府间存在分歧。
该矿预期将在2015年生产195，000吨铜精矿。
Mitsui安排运输这些精矿，通过铁路运到俄罗斯的Vladivostok港，之后再通过海运运至三菱材料旗下位于日本南部四国岛香川县的Naoshima工厂。
他称运输时间大约需要30天，与从智利进口所需的运输时间相近。
Mitsubishi原料部总经理Tatsuya Inoue称，该公司及日本贸易公司三井公司(Mitsui & Co.)已经与Oyu Tolgoi公司签署一份合同，从蒙古进口5，000吨铜精矿作为试验。
Inoue称，此举是Mitsubishi为使其原料来源多样化所做努力的一部分。该公司每年进口约100万吨铜精矿，其中约70%都来自南美。
Oyu Tolgoi是全球最大的铜矿之一，其扩张一直推迟，因其股东力拓集团与蒙古政府间存在分歧。
该矿预期将在2015年生产195，000吨铜精矿。
Mitsui安排运输这些精矿，通过铁路运到俄罗斯的Vladivostok港，之后再通过海运运至三菱材料旗下位于日本南部四国岛香川县的Naoshima工厂。
他称运输时间大约需要30天，与从智利进口所需的运输时间相近。
2014年12月22日星期一
“俄罗斯”译名源自蒙古语Oros
对‘俄罗斯’这个译名的原文是Rossia（用拉丁字母拼写俄文），前面并没有‘俄’这个音，一开头就是‘罗’。‘俄’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发俄文的r这个音不容易，要滚动舌头，没有经验的人发这个滚动的音时，先要发出‘俄’的声音，这才能滚动舌头发出r这个音。所以发‘罗’音先要发出‘俄’这个音。最初译这个译名的人是把‘俄’也写上了，就成了‘俄罗斯’。”笔者认为此说可商，其实“俄罗斯”译名源自蒙古语，而非拉丁文。
“俄罗斯”俄文写作Россия。音译当为“罗斯”。俄文无r。俄文Р汉语里没有类似的音。发这个音时舌尖轻触上腭与齿龈之间，以空气压力使舌尖离开，然后再使之接触，如此连续地开合，以使舌尖颤动，振动声带，即得此音。发俄文Р这个音不会先发出“俄”的声音。
据《元朝秘史》作‘斡罗斯’，《元史》作‘斡罗思’。‘罗刹’和‘罗斯’是从俄语Rosˇ（拉丁文转写，下同）翻译的，而‘俄罗思’‘斡鲁斯’‘斡罗斯’都是从蒙古语Oros来的。
有必要简单了解历史上蒙古与俄罗斯的关系。9世纪中叶罗斯人的领袖始见于历史文献。基辅罗斯兴起于10世纪后半期。1223年蒙古军队侵入罗斯，建立了金帐汗国，包括俄罗斯之大部疆域莫斯科和基辅在内。蒙古对俄罗斯的统治几乎有两个半世纪之久。
蒙古语为何称“斡罗斯”？《新元史·列传·外国九》：“斡罗思，其族曰司拉弗哀。司拉弗哀人柳利哥兄弟三人皆有智勇，侵陵他族，为众部之长，其所居之地曰遏而罗斯，遂以此为部落之名。遏而罗斯急读为斡罗斯，亦译为兀鲁斯，又曰厄罗斯。”可知“斡罗斯”源于“遏而罗斯”。今天的俄罗斯联邦，亦称“俄罗斯”。
“俄罗斯”俄文写作Россия。音译当为“罗斯”。俄文无r。俄文Р汉语里没有类似的音。发这个音时舌尖轻触上腭与齿龈之间，以空气压力使舌尖离开，然后再使之接触，如此连续地开合，以使舌尖颤动，振动声带，即得此音。发俄文Р这个音不会先发出“俄”的声音。
据《元朝秘史》作‘斡罗斯’，《元史》作‘斡罗思’。‘罗刹’和‘罗斯’是从俄语Rosˇ（拉丁文转写，下同）翻译的，而‘俄罗思’‘斡鲁斯’‘斡罗斯’都是从蒙古语Oros来的。
有必要简单了解历史上蒙古与俄罗斯的关系。9世纪中叶罗斯人的领袖始见于历史文献。基辅罗斯兴起于10世纪后半期。1223年蒙古军队侵入罗斯，建立了金帐汗国，包括俄罗斯之大部疆域莫斯科和基辅在内。蒙古对俄罗斯的统治几乎有两个半世纪之久。
蒙古语为何称“斡罗斯”？《新元史·列传·外国九》：“斡罗思，其族曰司拉弗哀。司拉弗哀人柳利哥兄弟三人皆有智勇，侵陵他族，为众部之长，其所居之地曰遏而罗斯，遂以此为部落之名。遏而罗斯急读为斡罗斯，亦译为兀鲁斯，又曰厄罗斯。”可知“斡罗斯”源于“遏而罗斯”。今天的俄罗斯联邦，亦称“俄罗斯”。
蒙日中三国企业联合击败美国企 赢蒙古煤矿开采权
彭博社12月23日消息，由蒙古焦煤企业Energy Resources LLC，日本住友商事株式会社、中国神华组成的企业团体，日前击败了美国矿业公司Peabody，赢得了蒙古大型冶金煤矿的开采权。
根据蒙古政府监督上述交易的工作组在网站上发布的声明，蒙古政府将保留对塔班陶勒盖煤矿的全部所有权。
上述煤矿开采将帮助蒙古经济复苏。当前外国对蒙古的直接投资已经出现大幅下滑。蒙古今年前9个月的经济增长率已放缓至7%，而在2011年为17.5%。
市场智库公司Cover Mongolia负责人Munkhdul Badral通过电邮表示：“我把这（煤矿开采权成功出售）看成是一次突破，但这只是我们需要再次大量吸引外资，实现一系列成功突破的一部分。”
塔班陶勒盖煤矿距离中蒙边界以北约240公里处，煤炭储量约为74亿吨。2011年，该煤矿的开发项目被终止，当时蒙古废止了授权Peabody能源、中国神华和OAO Russian Railways三家公司共同开发该煤矿的计划。
此次获得开采权的一方被要求每年在塔班陶勒盖煤矿生产3000万吨煤，并将其至少出口至2个市场。
Energy Resources是总部在乌兰巴托的蒙古矿业公司旗下企业，其已经在塔班陶勒盖煤盆的另一处实现了煤矿开采。
根据蒙古政府监督上述交易的工作组在网站上发布的声明，蒙古政府将保留对塔班陶勒盖煤矿的全部所有权。
上述煤矿开采将帮助蒙古经济复苏。当前外国对蒙古的直接投资已经出现大幅下滑。蒙古今年前9个月的经济增长率已放缓至7%，而在2011年为17.5%。
市场智库公司Cover Mongolia负责人Munkhdul Badral通过电邮表示：“我把这（煤矿开采权成功出售）看成是一次突破，但这只是我们需要再次大量吸引外资，实现一系列成功突破的一部分。”
塔班陶勒盖煤矿距离中蒙边界以北约240公里处，煤炭储量约为74亿吨。2011年，该煤矿的开发项目被终止，当时蒙古废止了授权Peabody能源、中国神华和OAO Russian Railways三家公司共同开发该煤矿的计划。
此次获得开采权的一方被要求每年在塔班陶勒盖煤矿生产3000万吨煤，并将其至少出口至2个市场。
Energy Resources是总部在乌兰巴托的蒙古矿业公司旗下企业，其已经在塔班陶勒盖煤盆的另一处实现了煤矿开采。
第134位自焚者 19岁藏人女孩才贝
四川阿坝州女青年才贝吉于星期一以自焚抗议中国当局的高压政策而身亡，其遗体被警方抢走；位于印度的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官员表示，接二连三的自焚事件表明中国政府无视自焚藏人所表达的诉求和抗议。
自焚者年仅19岁，名叫才贝，她于12月22号地方时间下午4点多钟在该乡街道下方，以自焚抗议中国当局的高压治藏政策，当场身亡。随后警方赶到现场，将她的遗体抬进车内带走。
流亡印度的四川阿坝县麦尔玛乡藏人洛桑引述境内消息向本台证实自焚事件的发生。他表示：“自焚者的名字在我们家乡通称为‘才贝吉’，小名叫才贝，终年20岁。她于星期一下午在麦尔玛乡自焚身亡，但其遗体被警方抢走。目前她的遗体是否被交还给家人，以及她在自焚时所呼喊的口号内容等情况，便不得而知。”
自焚者才贝吉是阿坝州阿坝县麦尔玛乡第四村人，她的父亲名叫其米多吉、通称为其多，母亲名叫拉姆、通称为坚巴；家中六个兄弟姐妹中，她排行老四，上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她从未上过学，与父母一起在家务牧，一向性格温和、品德良善，受人称赞。现年60岁的自焚者父亲其多、57岁的母亲坚巴和姐姐伊美被警方带走。他们三人是否被正式拘押，尚不清楚。”
才贝吉成为境内藏地自2009年至今被证实的第134位自焚藏人，也是今年的第10位自焚者；她的去世，使境内自焚死亡人数升至115人。而阿坝县是藏区境内自焚事件发生最多之地，迄今为止共有37人自焚抗议。
上一次藏区自焚抗议事件仅发生在上星期二（12月16号），34岁的自焚者桑杰卡是甘肃省甘南州夏河县阿木去乎镇人，当场身亡。
2014年12月21日星期日
蒙古国上调电力和供暖价格
近期，蒙古能源协调委员会对消费者缴纳电费统计结算进行了指数化改革。据该委员会统计，蒙古国国内电费和供暖费指数分别上涨了9.86%和13%，新的资费标准已于12月5日开始执行。“价格指数化”是指，在对蒙古国内和国外市场各方面因素进行研究及评估的基础上制定出新的费率标准。调整后电费缴费标准如下：
工厂、企业及其他单位缴纳电力费用（不包含增值税）标准：
普通计费标准 图格里克/千瓦·时 138.00 1.2 3种计费标准
a、日间时段（早6点至晚 17点之间）图格里克/千瓦·时 138.00
b、夜间时段（晚17点至22点之间 ）图格里克/千瓦·时 244.00
c、凌晨时段（晚22点至次日早6点之间）图格里克/千瓦·时 66.302
蒙古央行2014年12月9日人民币兑蒙古图克里克汇率1：303.92.
2010年蒙古国家大呼拉尔（议会）通过了关于电力收费同实际成本相挂钩、电费资费标准指数化、费率自由化相关问题的决议。根据此决议，蒙古能源协调委员会以减小能源领域财政缺口、提升经济活力为方针，统筹考虑价格变动对消费者的影响，制定相关政策。
工厂、企业及其他单位缴纳电力费用（不包含增值税）标准：
普通计费标准 图格里克/千瓦·时 138.00 1.2 3种计费标准
a、日间时段（早6点至晚 17点之间）图格里克/千瓦·时 138.00
b、夜间时段（晚17点至22点之间 ）图格里克/千瓦·时 244.00
c、凌晨时段（晚22点至次日早6点之间）图格里克/千瓦·时 66.302
蒙古央行2014年12月9日人民币兑蒙古图克里克汇率1：303.92.
2010年蒙古国家大呼拉尔（议会）通过了关于电力收费同实际成本相挂钩、电费资费标准指数化、费率自由化相关问题的决议。根据此决议，蒙古能源协调委员会以减小能源领域财政缺口、提升经济活力为方针，统筹考虑价格变动对消费者的影响，制定相关政策。
匈奴蒙古人与苍狼白鹿
老大、老二成人，他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寡妇生子一定是有问题。两兄弟不但对另外三个兄弟横眉立目，对母亲也颇有微词。阿兰豁阿对此高度重视，她把五个儿子叫到一起，作了一次重要讲话。阿兰豁阿告诉老大、老二，三个小儿子是她与梦中的少年神人所生。每当夜幕降临，这位少年就从天而降，抚摸她的肚子；天一亮，少年就迎着朝霞飞走了。阿兰豁阿明确指出，老大、老二的父亲是普通牧人一族，老三、老四、老五的父亲是天上的神，他们的后代将来要出现天子。
老大、老二对母亲的话没有怀疑，这是可以理解的，这次家庭会议的最后，阿兰豁阿给每个儿子发一枝箭杆，叫5个儿子折，5个儿子喀嚓喀嚓都折断了。阿兰豁阿又拿来5枝箭杆，她把5枝箭杆捆在一起，再让5个儿子折，5个儿子谁也没折断。阿兰豁阿谆谆教导5个儿子，不可相互猜疑，听信他人挑拨，要团结，团结就是力量，你们兄弟只有团结在一起，才能有所作为。5个儿子握手言和。
阿兰豁阿与世长辞，五子分家。可是，四个大哥看老五最小好欺负，于是他们结成利益集团，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形式，瓜分了老五的财产，仅把一匹背上长疮、尾巴没毛、半死不活的马分给他，并将老五驱逐出境。老五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聪明才智，他没有怨天尤人，没有怪命运对自己不公，而是化悲痛为力量。他驯鹰扑猎，用马尾套鸟，提前过上了小康生活。
或许阿兰豁阿给长子托了梦，或许阿兰豁阿折箭的往事令长子辗转反侧，老大终于良心发现，他想去看看老五。哪知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老五的小日子比他们大哥四个好多了。老大想把老五接回来，老五总结过去的教训，他说身必有首，衣必有领，回去可以，我得说了算。从那时开始，就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哲学。老五的经济实力最强，大哥四个只得选举老五当一把手。
老五带领四个兄长，以武力征服了周围部族，取一位端庄美貌妻室孛端察儿。此后兄弟五人繁衍生息，形成了蒙古48部、72姓氏。
大约是孛端察儿的第10代，一个右手握着血块的男孩隆重降生，闪亮来到这个世界，他就是铁木真，后来的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出生于公元1162年，崩于1227年，以20年为一代计算，阿兰豁阿的年代应是辽朝建立不久，宋还没诞生；以此推之，苍狼白鹿的故事应该发生在公元740年左右，唐朝中期。
狼鹿夫妻奠定了蒙古人的族谱，阿兰豁阿造就了蒙古人的各个支系。如果你是一个纯正的蒙古人，那一定是狼鹿传人，是阿兰豁阿的后裔。
蒙古国的基督徒 韩国传教团的功绩
_1211_-_Ordinazione.jpg)
祝圣首位蒙古执事恩赫巴阿塔
大田教区主教和蒙古宗座监牧区宗座监牧黄旭东主教主持了恩赫巴阿塔修士的执事品祝圣仪式。他在韩国大田修道院学习。讲道中，特别谈及韩国殉道者圣金大建神父："他也是第一司铎、也是在外籍土地上被祝圣的第一位韩国司铎"
大田（亚洲新闻） -成为好司铎的道路"应该是充满喜乐的道路。因为被天主召叫而喜乐，特别是宣讲福音的喜乐。由此成为好牧人、可以迎接各种挑战"。这是韩国大田教区主教在首位蒙古执事祝圣仪式上讲道指出的。今天在韩国大田教区主教座堂祝圣的八位修士中，有蒙古历史上第一位执事恩赫巴阿塔（圣名若瑟）。
自二O一二年八月，恩赫巴阿塔和另外一名蒙古青年在大田教区修道院学习。大田教区主教表示，"我想起了我们韩国第一位圣人、第一位司铎圣金大建神父。他也是在异乡的土地上晋铎的--中国上海。和恩赫巴阿塔一样，圣金大建神父也回到了祖国播种福音的种子。我们希望能够结出果实"。
除教会意义上的、传教和使徒方面的重要性外，这次祝圣还具有很大的实用性作用。按照蒙古共和国的法律，只有蒙古公民才有权利购买土地建造宗教活动场所、才能领导宗教组织。尽管乌兰巴托政府对天主教会十分宽容，但政府官员对其它基督信仰团体严格执行这一法规，他们的使徒工作也因此受到了限制。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星期二在印度达兰萨拉向七百多名蒙古请法团成员传授佛法 - RFA
应蒙古请法团的祈请，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从星期二到星期五（12月2号到5号）在居住地印度达兰萨拉大昭寺向七百多名蒙古请法团成员为主的各方数千信众传授宗喀巴大师所著的《菩提道次第广论》。
在第一天的法会上，达赖喇嘛首先讲述了蒙古与西藏的特殊关系。
“这部《菩提道次第广论》已经翻译成了蒙古语，这是一件非常殊胜的事业，对此深表随喜赞叹。其实过去在亚洲，汉、蒙、藏三个民族是有着很悠久的历史，尤其蒙、藏两族有着特殊的关联，这种关联不仅建立在佛法教义的基础上，在很多文化和习俗上也非常类似。”
达赖喇嘛呼吁蒙古信众要继承佛教珍贵的文化遗产，重视和研习经典著作。
“佛教在俄罗斯图瓦等蒙古族区域里非常兴盛，曾经也出现过很多蒙古大师，但遗憾的是，之后教法遭到了毁灭，直到获得自由，才使得过去衰败的教法随着你们自由的生活环境和不变的信心而慢慢地恢复起来了。在1979年，我去了一趟蒙古，那时虽是共产党国家，但是信徒对佛法的虔心很深。如今你们在言论和宗教信仰方面有更大的自由，因此更有机会去保留父母亲留下的佛教珍贵文化遗产，但是不应该凭着虔诚或信仰的态度，而要认真领悟佛法教义。这部已经翻译成蒙古文的宗喀巴大师著作《菩提道次第广论》不应该摆放在佛龛里面，而要把它视为一本教科书，好好地去阅读，好好地去学习。”
达赖喇嘛问答信众提问时详细讲述了停供凶天的理由。
达赖喇嘛说：“信奉凶天与否完全是个人的自由，但若决定放弃，却担心被加害的话，则无须担心，你们可以称为是‘达赖喇嘛要这么解释的’，如果想害人，让他来害达赖喇嘛。”
有关此次法会的内容方面，台湾籍的达赖喇嘛华语翻译之一嘉央仁青在法会现场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尊者先介绍了一个整体佛教的背景，即佛陀是怎么转法轮、还有噶当派的传承是怎么流传下来的，这是今天早上的主要内容。蒙古人大部分都是佛教徒，所以如果尊者讲法的对象最主要是佛教徒的话，就马上会以佛教的观点来切入的。我觉得蒙古人很有虔心，我刚看到几个蒙古人见到尊者的时候在哭。”
嘉央仁青表示，达赖喇嘛尊者赞扬基督教利益社会的精神。
“尊者有说道，像基督教或者是认为有造物主的这派宗教来讲的话，都会把自己的造物主全 视为是俱生常有的，因此他们对造物主有强烈的信心，因为有这种信心，他们就会帮助别人，做很多福利社会的事业，这部分尊者有给予很大的赞赏。”
来自台湾的参法者金女士也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谈及聆听达赖喇嘛传法的感受。
她说：“这个《广论》是很殊胜的一个大法，我自己学的一些经纶以后，再来听这个法，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以前在台湾就学《广论》，可那只是文字的东西，所以现在学了经纶以后，再来听《广论》是比较深入的了解。我们一直在修行，所以慢慢地把修行放在我们的实修上。”
据法会有关人士介绍，来自48个国家的3500多名信众参加了这次由达赖喇嘛举行的法会，其中包括700多名蒙古请法团成员、700多名西方佛教徒和12名中国大陆信徒等。法会最后，达赖喇嘛将传授“大悲胜海观音灌顶”。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shaoshuminzu/dz-12022014130239.html
俄罗斯发现蒙古金帐汗国城市的基督徒聚落
 |
| 基督教城区发现的这件瓷盘应该来自拜占庭帝国 |
成吉思汗于1227年去世之后，帝国四分五裂，他的孙子拔都汗建立了金帐汗国，属于蒙古大帝国的四大汗国之一，又名钦察汗国。金帐汗国的领土范围从东欧延伸到中亚，居民成分复杂，并控制着连接中国和中世纪欧洲的丝绸之路。乌卡克城是依靠伏尔加河发展起来的，建于可汗在伏尔加河沿岸的夏季宫殿附近。
乌卡克是一座包含多元文化的城市，这里的居民信奉的宗教信仰包括伊斯兰教、基督教和萨满教。虽然金帐汗国的基督徒地位不高，但是考古发现表明他们并非全部被当作奴隶，乌卡克的富人也造访该城的基督徒生活区域。考古学家在基督徒居住城区找到了属于当地精英的一些物件，其中包括一件原产地来自中国的浅蓝色玻璃发夹，发夹头部形似裂开的石榴。此外，还出土了一些骨瓷饰物，上面刻有龙的形象，应该属于社会上层。
考古学家还发现了两座东正教神殿。其中一座神殿建于约1280年间，并于14世纪早期被毁坏。屋顶由瓷砖构成，从内到外都装饰有壁画和石雕。保留情况最好的浅浮雕上刻有狮子，狮子被一只狮身鹰抓着；另外一处石雕上则刻着一个十字架。神殿的地下室里有一些商品的遗留，可能是当地商人存放在那里的，其中包括从拜占庭帝国、埃及和波斯进口的精美盘子和瓶子。另外，也有一批质量较一般的生活用品，例如陶罐。在第一座神殿于14世纪初期被毁后，乌卡克在1330年开始建造第二座神殿，并一直使用到1350年。第二座神殿的墙壁很可能由石头建成，屋顶则应该由瓷砖构成。第二座神殿的后殿已经有一部分建筑地基遗迹被发掘。
金帐汗国在14世纪末开始衰败，而乌卡克城于1395年遭到帖木儿袭击。帖木儿建立的帝国占领了金帐汗国先前统治的大片领土，并摧毁了乌卡克城。如今，先前属于乌卡克的土地已经被现代建筑物覆盖，加上遗址分布在几片私人土地上，所以不利于发掘及研究。负责挖掘的考古队自2005年起定期考察这片遗址，近十年来陆续发现了不少重要文物。
蒙古新任总理其·赛汗比勒格提交了新一届政府成员名单 - 形成了民主党与人民党联合执政
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议会）10日凌晨投票通过了新任总理其·赛汗比勒格提交的新一届政府成员名单，新政府由民主党、人民党及“正义联盟”的19名成员组成。
执政党民主党获得包括总理在内的10个职位，最大反对党人民党获得包括副总理在内的6个职位，由蒙古人民革命党、蒙古民族民主党组成的“正义联盟”获得蒙古国部长及其余两个职位。其中，蒙古国部长是本届政府新设职位，负责集中处理大项目合作及吸引外资。
因经济形势持续下滑，前总理阿勒坦呼亚格11月5日被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弹劾罢免。11月21日，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选举其·赛汗比勒格为新总理，并由其负责组建新一届政府。
蒙古国将于2016年举行议会选举，因此本届政府任期仅有一年多时间。据悉，新一届政府将着重提振经济，采取包括促进私营企业发展、改善商业环境、促进对外贸易、实施大项目建设等措施。
新一届政府被媒体称为“决策政府”，由在国家大呼拉尔拥有席位的民主党、人民党和“正义联盟”共同组建的本届新政府将以振兴经济、摆脱危机、吸引外资作为主要工作目标。
有分析认为，此届新政府涵盖了议会中的各个政党，但由于各政党在席位分配、执政理念上存在分歧，政府各部门的严重腐败波及政府的稳定性和施政能力，要解决这些棘手问题还需时间的检验，何去何从我们拭目以待。
执政党民主党获得包括总理在内的10个职位，最大反对党人民党获得包括副总理在内的6个职位，由蒙古人民革命党、蒙古民族民主党组成的“正义联盟”获得蒙古国部长及其余两个职位。其中，蒙古国部长是本届政府新设职位，负责集中处理大项目合作及吸引外资。
因经济形势持续下滑，前总理阿勒坦呼亚格11月5日被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弹劾罢免。11月21日，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选举其·赛汗比勒格为新总理，并由其负责组建新一届政府。
蒙古国将于2016年举行议会选举，因此本届政府任期仅有一年多时间。据悉，新一届政府将着重提振经济，采取包括促进私营企业发展、改善商业环境、促进对外贸易、实施大项目建设等措施。
新一届政府被媒体称为“决策政府”，由在国家大呼拉尔拥有席位的民主党、人民党和“正义联盟”共同组建的本届新政府将以振兴经济、摆脱危机、吸引外资作为主要工作目标。
有分析认为，此届新政府涵盖了议会中的各个政党，但由于各政党在席位分配、执政理念上存在分歧，政府各部门的严重腐败波及政府的稳定性和施政能力，要解决这些棘手问题还需时间的检验，何去何从我们拭目以待。
蒙古人占领俄罗斯国250多年间发生了什么？
俄罗斯曾经有200多年被蒙古国占领历史，即使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这200多年也不是一个短暂的时间。
因而，可以肯定：蒙古对俄罗斯这段占领史，对俄罗斯民族的发展和性格，打上了深深烙印——前苏联科学院院士阿·勒·奥克帕拉德尼科夫就曾指出："蒙古征服者入侵俄罗斯后，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各公国联合起来同入侵者进行斗争。客观上蒙古的入侵促进了俄罗斯的统一，同时为俄罗斯境内的蒙古汗国灭亡后建立统一的、强大的俄罗斯国创造了条件。从这一点来讲，蒙古人对今天世界上最大的俄罗斯联邦版图是一个最大的贡献。"因而，对这段历史进行必要的梳理，也就成了我们了解今天的俄罗斯的一个窗口和路径。
钦察汗国--1235年，蒙古大汉命术赤之子拔都与诸王长子在老将速不台的辅佐下统军西征。蒙古远征军先后征服了钦察、俄罗斯，直入欧洲腹地。大汉蒙哥根据当年成吉思汗分封的旨意，将"拔都征服的所有疆域"，包括钦察、阿兰、阿速、斡罗斯等的土地，以及诸如不里阿耳，蔑怯思等其他国土"都授予拔都。这就是蒙元王朝分封的三大汗国中疆域最广，持续最久的钦察汗国，又称"金帐汗国"。拔都一直遵循着只有大汗才能代表蒙古王朝，钦察汗国只是蒙古王朝藩属的信念。(拔都大汗事蒙古民族的骄傲!)拔都在贵由、蒙哥时期都接受了大汗派来检括俄罗斯户口的官吏，并同意蒙哥任命驸马刺真之子乞解担任驻俄罗斯的达鲁花赤。而且，拔都还进一步完善了从钦察汗国到蒙古王朝都城哈拉和林的驿站设施，以保证蒙古王朝的政令传达和欧亚之路的安全便利畅通。 1302年，脱脱和术赤长子斡鲁答的后王伯颜一起出兵，与元朝军队联合夹击反叛的海都、都哇。1303年，海都之子察八儿和都哇向元朝政府请和，于是钦察汗国、伊利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又都共同归属于北京的大元王朝(这个有点虚哈，蒙古民族全体承认的共同首都是圣主定都的哈拉和林)。这也是至今为止蒙古族带给中华帝国最大的版图。 1308年，元武宗遣使册钦察汗国封脱脱汗为"宁肃王"。脱脱汗之后，其子月即伯登位。1314年，元仁宗按例遣使册封，予以承认。元朝还应月即伯之请，设立总管府，掌管术赤后王在平阳、晋州、永州三处分地的岁赐。
钦察汗国统治俄罗斯长达二百二十五年，对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从9世纪开始形成的基辅罗斯并不是一个巩固的中央集权的统一体。蒙元王朝征服俄罗斯，并将其分封为钦察汗国后，俄罗斯的土地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钦察汗国允许俄罗斯各公侯国保留自治政权，但必须向钦察汗国称臣，接受册封和诏令，缴纳贡赋，承担军役。钦察汗国前期还在俄罗斯建立了"八思哈"制度，即由部分居民组成十户、百户、千户等军事组织，由蒙古人任指挥，八思哈遍布俄罗斯各地。"八思哈及其队伍实质上代替了蒙古的军队。八思哈组织的主要作用，就是要使俄罗斯处于俯首听命的状态。"同时，钦察汗国还在所有的俄罗斯城市里设置了总督与长官，并从俄罗斯诸公国的王公中选取一人，册封为全俄罗斯大公，受封者负责征缴全俄罗斯对钦察汗国的贡赋。钦察汗王可以随意任免俄罗斯的大公，而大公则须到汉王面前叩首。钦察汗国通过这些制度和措施来加强对整个俄罗斯的严密统治。
俄罗斯史学界通常把这两百多年的时间，称为"鞑靼——蒙古人的桎梏"，但对这一时期的看法却不尽相同。其中，大多数人对蒙古的统治持全盘否定态度。他们认为"蒙古的统治，是俄罗斯历史上最具悲剧性的一页，使东北罗斯脱离了欧洲大家庭，阻碍与遏制了俄罗斯的正常发展"。但是，也有少数人看法例外，如18—19世纪的历史学家卡拉姆津，就主张蒙古的统治有好处，认为它加速了俄罗斯的统一，特别是"莫斯科的强大应该归功于蒙古"。在当代学者中，还有人从其他角度，对蒙古的统治进行分析。这些人以古米廖夫为代表，认为所谓的"蒙古人的桎梏"并不存在。相反，"基辅罗斯与金帐汗国的联合，使俄罗斯在与西方的争斗中，立于不败之地"。
那么，蒙古对俄罗斯这200多年的征服史，究竟给俄罗斯带来怎样的后果呢?
在蒙古人的长期统治下，俄罗斯人能够生存、发展并重新独立，这说明他们是一个生命力十分顽强的民族，确实令人们敬佩。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尽管两百多年的统治没有让俄罗斯人屈服，他们却不可能不受到蒙古人的影响。蒙古人对俄罗斯人的统治不仅产生了影响，而且是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它体现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宗教、习俗等诸多方面，大致说来，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在政治上，蒙古的统治促使俄罗斯成为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蒙古征服俄罗斯后，俄罗斯人对自己的失败进行了反省。他们逐渐意识到，分裂和分权是自己犯的最大错误。正是基辅罗斯后期近两个世纪的分裂和分权，俄罗斯便一蹶不振，无法制敌。蒙古人的到来就是上帝对俄罗斯人的惩罚。因此，只有进行统一和中央集权，才能使自己壮大起来，赶跑蒙古人，重新获得独立。于是，独立、统一和实现中央集权，逐渐成为俄罗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三方面是同时进行的。作为这些伟大事业的领导者，莫斯科公国虽然不择手段，却依然顺应了俄罗斯的民心所向和大势所趋。
经过不懈奋斗，俄罗斯于1480年重新独立，于1521年实现完全统一，并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形成了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这些任务基本是在蒙古统治的外部压力下完成的。因此，蒙古人的统治在这个意义上说，至少不完全是一件坏事。除了给予外部压力外，蒙古人的统治方式也是令俄罗斯成为中央集权国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蒙古统治时期，俄罗斯各公国原有的市民代表会议——"谓彻"被解散。由于实行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体制，"谓彻"当然无法继续生存。再加上与西方的交往被割断，俄罗斯无法接受先进思潮的影响，它的民主进程只能中断。
在与民主擦肩而过的同时，俄罗斯不得不接受来自东方的影响。由于蒙古帝国西征打开了俄罗斯与亚洲交往的大门，俄罗斯开始睁眼看亚洲，注意力由西转向东，受到亚洲的吸引。由于蒙古人实行中央集权统治，承袭了中国的政权模式，这就为后来俄罗斯国家的政治体制打下了深深的东方烙印。莫斯科集权国家的形成就是其直接影响下的产物。另外，蒙古人在治国安邦等方面的经验使俄罗斯统治者受到极大启示。蒙古人管理国家的许多办法在俄罗斯一直沿用下来。这对于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其次，在经济上，蒙古的统治促进了采邑制和农奴制的发展。蒙古统治时期，蒙古人对土地的极度渴望和对俄罗斯人民的奴役剥削，同样深深地刺激了俄罗斯统治者，激发了他们对土地的占有欲和对农民的控制欲。于是，采邑制和农奴制便形成和发展起来。
15、16世纪之交，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俄罗斯大公开始依靠分封贵族，对抗旧的波雅尔世袭贵族。分封贵族也叫封地贵族或服役贵族，他们通过为大公服役的方式，获得大公赐予的采邑和农民。分封贵族不能终生享有这些采邑和农民，更不能进行转让和买卖。一旦丢官弃职，他们便失去土地和农民。这样，以服役为条件而分封的采邑制逐渐兴起，旧的世袭领地制日趋衰落。在采邑制中，封建土地所有制发生了重大变化，所有权与占有权发生分离。分封贵族只有对土地的占有权，而大公则对全国土地拥有最高所有权和最终支配权。这是中央集权在经济上的反映。随着中央集权的发展与壮大，农民的自由程度也在下降。1497年，伊凡三世颁布《尤利节法令》，规定农民在每年的尤利节前后一周内，在完成主人分配的农活后，可以选择在其他主人的土地上劳动。1581年，沙皇伊凡四世[9]颁布《禁年令》，禁止农民在尤利节前后逃走和转移。1597年，沙皇费多尔颁布《追捕令》，规定逃跑的农民如果在5年内被找回，则仍归原主。1649年，沙皇阿列克赛[11]颁布《无限期找回令》，规定逃跑的农民只要被找回，就仍归原主。同年，缙绅会议[12]通过《法律大全》，在法律上承认了农奴制度。至此，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演变，俄国农民被完全剥夺了自由，束缚在土地上，农奴制最终确立。
再次，蒙古的统治割断了俄罗斯与西欧的往来，进一步加强了俄罗斯与西方的差异，使俄罗斯在各方面落后于西方。蒙古人的到来，在打开俄罗斯与亚洲交往的大门同时，却在无意之中割断了俄罗斯于欧洲其余地区的大部分剩下的联系。这种隔绝持续了两个多世纪。直到伊凡三世时，俄罗斯才恢复了与欧洲国家的往来。而13—15世纪正是西方经历深刻变革的时代，文艺复兴如火如荼，宗教改革和商业革命也将接踵而至。西欧的发展正处于上升时期。相比之下，俄罗斯显然落伍了。它没有受到这些运动的影响。东正教的俄罗斯没有与伊拉斯谟或文奇酷似的学者，没有与富格尔家族或梅迪契家族相类似的家族，也没有与里斯本或安特卫普一模一样的城市。这样，当1480年蒙古人退出时，俄罗斯文明已经和西欧文明大相径庭。因为忙于生存，俄罗斯错过了两个多世纪的黄金时间。它没有与西方同步发展，而是自成一体，在各方面都比西方差了一大截。尽管俄罗斯努力地追赶，差距却一直存在，以至于在数个世纪里，被西欧列强视为一个二流、甚至三流的国家。
再其次，蒙古的统治与征战使俄罗斯吸收了蒙古的特务制度、作战技术和扩张主义，这些东西至今仍在俄罗斯发生作用。
蒙古人是第一个把间谍提升到国家利益高度的民族。每逢战前，他们都会派出间谍，尽量收集有关敌人的道路、河流、防御工事、政治和经济状况等方面的情报。他们还派间谍散布关于蒙古势力强大、任何抵抗都无济于事的谣言，使敌人士气低落。13世纪的蒙古人之所以会战无不胜，间谍在其中立下了不少功劳。在蒙古统治期间。俄罗斯人以蒙古人为老师，接受了特务制度，并把间谍作为服务君主的工具。伊凡四世在位后期，曾一度实行特务恐怖统治。他组成了一支人数为1000人的"特辖军"。他们身穿黑色服装，在马鞍上挂着扫帚和狗头，是沙皇的鹰犬。特辖军负责抓捕和处决沙皇的反对者。后来，由于打击面过大和积怨太多，伊凡四世不得不解散特辖军。彼得一世在位时，为了加强对教会的控制，规定实行"忠诚审查"。如果神职人员发现有人正在进行违背国家利益的行为，必须立即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如果教徒在忏悔时，说出自己有过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他就会被隔离审查。彼得一世设立了"秘密办公厅"，负责抓捕和审查政治犯，从而开始了秘密侦探和特务制度。"秘密办公厅"与之前的蒙古间谍和之后的苏联时期的"克格勃"是一脉相承的。
在扩张主义的方面，俄罗斯也青出于蓝。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形成，就可以看作是莫斯科公国在俄罗斯进行内部扩张的过程。在摆脱蒙古统治后，俄罗斯立即展开对外扩张。扩张从15世纪末开始，持续了数世纪，自西向东，最终建成世界上的面积第一大国。这一过程是蒙古西征的重演，不过方向相反了，时间也较慢长。结果，蒙古人不仅被赶回蒙古高原的老家，还一度被沙皇俄国和苏联控制。原来的征服者变成被征服者，原来的被征服者则成了征服者。
最后，在宗教上，蒙古的统治促进了俄罗斯的教俗合一。蒙古人的统治是野蛮的。但是，他们却对东正教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和保护的政策。蒙古人同样接受上帝，没有强迫俄罗斯人改变宗教信仰。为了借助东正教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蒙古人支持东正教会，保留了教会的一些特权，免收其贡赋。
然而，事态的发展超出了蒙古人的预期。14世纪初，在伊凡一世的动员下，俄罗斯东正教总主教的驻节地迁往莫斯科，使莫斯科逐渐代替基辅，成为俄罗斯的新的政治和宗教中心，地位大大提升。王权与教权的结合不仅加强了他的政治、经济力量，而且也建立起强大的精神支柱。此后，总主教和大公之间保持了长期的良好的合作关系。大公底米特里[19]即位时年仅9岁，由总主教阿列克赛摄政。大公亲政后，总主教依然精心辅佐，使莫斯科发展顺利。底米特里推行的一系列比较明智的政策，都与总主教不无联系。在东正教会的帮助下，莫斯科公国承担起领导俄罗斯人民反抗蒙古统治、实现民族独立的重任。
随着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统一的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东正教总主教进入国家最高决策机构——近臣会议，与大公等政府要员共商国事、共同决策。直到1917年帝俄时代结束，教俗关系基本保持和谐。东正教会始终是君主的忠实奴仆。
还值得一提的是：蒙古的统治使俄罗斯酒鬼众多。在蒙古人到来之前，俄罗斯人与其他欧洲人一样，用葡萄或粮食酿酒，酒的度数较高。他们的体内酒精代谢速度较快。到了蒙古统治时期，由于许多蒙古人与俄罗斯人通婚，他们的后代就成了携带蒙古人基因的鞑靼人。蒙古人是游牧民族，用马奶酿酒，酒的度数较低。人体在饮用这些奶酒后，会产生一种酶，用以分解酒精。因此，蒙古人的体内酒精代谢速度较慢。所以，有蒙古基因的鞑靼人，尽管在外貌上没有蒙古人的特征，却在酒精代谢方式上与蒙古人接近。当喝完同样多的烈酒后，他们会更容易醉。由于体内的酒精分解速度较慢，他们会醉得更厉害，表现为站不直、易激动、思维混乱，甚至情绪突然低落。
俄罗斯气候严寒，人们被迫喝酒取暖。由于苏联解体后，一度发生政治经济危机，不少人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不得不通过大量饮酒来麻痹神经。再加上俄罗斯盛产伏特加烈酒，因而，携带蒙古人基因的俄罗斯酒鬼越来越多，举世闻名。今天，俄罗斯人的酒精消耗量已位居全世界榜首。一个俄罗斯人平均一年喝掉的酒中起码含有15升纯酒精，每7个俄罗斯人中就有1个是酒鬼。也就是说，在俄罗斯，至少有200万酗酒者。如果仅对俄罗斯男子而言，这个比例则会加倍。过量饮酒曾经一度造成俄罗斯的健康危机。20世纪80年代，苏联人的平均寿命仅为59岁。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曾掀起一场禁酒运动，但成效甚微，以失败告终。目前，俄罗斯男子的平均寿命，仍然比女子低好几岁。究其缘由，蒙古帝国统治时期的民族通婚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
总之，由于蒙古的统治，俄罗斯文明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使得俄罗斯这个大帝国的很多制度，都可以在蒙古统治时期找到源头。例如政治上的中央集权、经济上的农奴制度、军事上的扩张好战、宗教上的服从世俗等等，都与蒙古人的统治不无联系。可见，近世俄国的种子是在蒙古统治时期播种的。无论蒙古人的统治造成的利多还是弊多，有一点应该是能获得公认的，那就是：蒙古的统治使俄罗斯人发展起了一种既不同于东方、又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文明。蒙古的统治对俄罗斯造成了深远影响，使俄罗斯人有了蒙古人的影子。
因而，可以肯定：蒙古对俄罗斯这段占领史，对俄罗斯民族的发展和性格，打上了深深烙印——前苏联科学院院士阿·勒·奥克帕拉德尼科夫就曾指出："蒙古征服者入侵俄罗斯后，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各公国联合起来同入侵者进行斗争。客观上蒙古的入侵促进了俄罗斯的统一，同时为俄罗斯境内的蒙古汗国灭亡后建立统一的、强大的俄罗斯国创造了条件。从这一点来讲，蒙古人对今天世界上最大的俄罗斯联邦版图是一个最大的贡献。"因而，对这段历史进行必要的梳理，也就成了我们了解今天的俄罗斯的一个窗口和路径。
钦察汗国--1235年，蒙古大汉命术赤之子拔都与诸王长子在老将速不台的辅佐下统军西征。蒙古远征军先后征服了钦察、俄罗斯，直入欧洲腹地。大汉蒙哥根据当年成吉思汗分封的旨意，将"拔都征服的所有疆域"，包括钦察、阿兰、阿速、斡罗斯等的土地，以及诸如不里阿耳，蔑怯思等其他国土"都授予拔都。这就是蒙元王朝分封的三大汗国中疆域最广，持续最久的钦察汗国，又称"金帐汗国"。拔都一直遵循着只有大汗才能代表蒙古王朝，钦察汗国只是蒙古王朝藩属的信念。(拔都大汗事蒙古民族的骄傲!)拔都在贵由、蒙哥时期都接受了大汗派来检括俄罗斯户口的官吏，并同意蒙哥任命驸马刺真之子乞解担任驻俄罗斯的达鲁花赤。而且，拔都还进一步完善了从钦察汗国到蒙古王朝都城哈拉和林的驿站设施，以保证蒙古王朝的政令传达和欧亚之路的安全便利畅通。 1302年，脱脱和术赤长子斡鲁答的后王伯颜一起出兵，与元朝军队联合夹击反叛的海都、都哇。1303年，海都之子察八儿和都哇向元朝政府请和，于是钦察汗国、伊利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又都共同归属于北京的大元王朝(这个有点虚哈，蒙古民族全体承认的共同首都是圣主定都的哈拉和林)。这也是至今为止蒙古族带给中华帝国最大的版图。 1308年，元武宗遣使册钦察汗国封脱脱汗为"宁肃王"。脱脱汗之后，其子月即伯登位。1314年，元仁宗按例遣使册封，予以承认。元朝还应月即伯之请，设立总管府，掌管术赤后王在平阳、晋州、永州三处分地的岁赐。
钦察汗国统治俄罗斯长达二百二十五年，对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从9世纪开始形成的基辅罗斯并不是一个巩固的中央集权的统一体。蒙元王朝征服俄罗斯，并将其分封为钦察汗国后，俄罗斯的土地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钦察汗国允许俄罗斯各公侯国保留自治政权，但必须向钦察汗国称臣，接受册封和诏令，缴纳贡赋，承担军役。钦察汗国前期还在俄罗斯建立了"八思哈"制度，即由部分居民组成十户、百户、千户等军事组织，由蒙古人任指挥，八思哈遍布俄罗斯各地。"八思哈及其队伍实质上代替了蒙古的军队。八思哈组织的主要作用，就是要使俄罗斯处于俯首听命的状态。"同时，钦察汗国还在所有的俄罗斯城市里设置了总督与长官，并从俄罗斯诸公国的王公中选取一人，册封为全俄罗斯大公，受封者负责征缴全俄罗斯对钦察汗国的贡赋。钦察汗王可以随意任免俄罗斯的大公，而大公则须到汉王面前叩首。钦察汗国通过这些制度和措施来加强对整个俄罗斯的严密统治。
俄罗斯史学界通常把这两百多年的时间，称为"鞑靼——蒙古人的桎梏"，但对这一时期的看法却不尽相同。其中，大多数人对蒙古的统治持全盘否定态度。他们认为"蒙古的统治，是俄罗斯历史上最具悲剧性的一页，使东北罗斯脱离了欧洲大家庭，阻碍与遏制了俄罗斯的正常发展"。但是，也有少数人看法例外，如18—19世纪的历史学家卡拉姆津，就主张蒙古的统治有好处，认为它加速了俄罗斯的统一，特别是"莫斯科的强大应该归功于蒙古"。在当代学者中，还有人从其他角度，对蒙古的统治进行分析。这些人以古米廖夫为代表，认为所谓的"蒙古人的桎梏"并不存在。相反，"基辅罗斯与金帐汗国的联合，使俄罗斯在与西方的争斗中，立于不败之地"。
那么，蒙古对俄罗斯这200多年的征服史，究竟给俄罗斯带来怎样的后果呢?
在蒙古人的长期统治下，俄罗斯人能够生存、发展并重新独立，这说明他们是一个生命力十分顽强的民族，确实令人们敬佩。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尽管两百多年的统治没有让俄罗斯人屈服，他们却不可能不受到蒙古人的影响。蒙古人对俄罗斯人的统治不仅产生了影响，而且是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它体现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宗教、习俗等诸多方面，大致说来，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在政治上，蒙古的统治促使俄罗斯成为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蒙古征服俄罗斯后，俄罗斯人对自己的失败进行了反省。他们逐渐意识到，分裂和分权是自己犯的最大错误。正是基辅罗斯后期近两个世纪的分裂和分权，俄罗斯便一蹶不振，无法制敌。蒙古人的到来就是上帝对俄罗斯人的惩罚。因此，只有进行统一和中央集权，才能使自己壮大起来，赶跑蒙古人，重新获得独立。于是，独立、统一和实现中央集权，逐渐成为俄罗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三方面是同时进行的。作为这些伟大事业的领导者，莫斯科公国虽然不择手段，却依然顺应了俄罗斯的民心所向和大势所趋。
经过不懈奋斗，俄罗斯于1480年重新独立，于1521年实现完全统一，并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形成了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这些任务基本是在蒙古统治的外部压力下完成的。因此，蒙古人的统治在这个意义上说，至少不完全是一件坏事。除了给予外部压力外，蒙古人的统治方式也是令俄罗斯成为中央集权国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蒙古统治时期，俄罗斯各公国原有的市民代表会议——"谓彻"被解散。由于实行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体制，"谓彻"当然无法继续生存。再加上与西方的交往被割断，俄罗斯无法接受先进思潮的影响，它的民主进程只能中断。
在与民主擦肩而过的同时，俄罗斯不得不接受来自东方的影响。由于蒙古帝国西征打开了俄罗斯与亚洲交往的大门，俄罗斯开始睁眼看亚洲，注意力由西转向东，受到亚洲的吸引。由于蒙古人实行中央集权统治，承袭了中国的政权模式，这就为后来俄罗斯国家的政治体制打下了深深的东方烙印。莫斯科集权国家的形成就是其直接影响下的产物。另外，蒙古人在治国安邦等方面的经验使俄罗斯统治者受到极大启示。蒙古人管理国家的许多办法在俄罗斯一直沿用下来。这对于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其次，在经济上，蒙古的统治促进了采邑制和农奴制的发展。蒙古统治时期，蒙古人对土地的极度渴望和对俄罗斯人民的奴役剥削，同样深深地刺激了俄罗斯统治者，激发了他们对土地的占有欲和对农民的控制欲。于是，采邑制和农奴制便形成和发展起来。
15、16世纪之交，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俄罗斯大公开始依靠分封贵族，对抗旧的波雅尔世袭贵族。分封贵族也叫封地贵族或服役贵族，他们通过为大公服役的方式，获得大公赐予的采邑和农民。分封贵族不能终生享有这些采邑和农民，更不能进行转让和买卖。一旦丢官弃职，他们便失去土地和农民。这样，以服役为条件而分封的采邑制逐渐兴起，旧的世袭领地制日趋衰落。在采邑制中，封建土地所有制发生了重大变化，所有权与占有权发生分离。分封贵族只有对土地的占有权，而大公则对全国土地拥有最高所有权和最终支配权。这是中央集权在经济上的反映。随着中央集权的发展与壮大，农民的自由程度也在下降。1497年，伊凡三世颁布《尤利节法令》，规定农民在每年的尤利节前后一周内，在完成主人分配的农活后，可以选择在其他主人的土地上劳动。1581年，沙皇伊凡四世[9]颁布《禁年令》，禁止农民在尤利节前后逃走和转移。1597年，沙皇费多尔颁布《追捕令》，规定逃跑的农民如果在5年内被找回，则仍归原主。1649年，沙皇阿列克赛[11]颁布《无限期找回令》，规定逃跑的农民只要被找回，就仍归原主。同年，缙绅会议[12]通过《法律大全》，在法律上承认了农奴制度。至此，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演变，俄国农民被完全剥夺了自由，束缚在土地上，农奴制最终确立。
再次，蒙古的统治割断了俄罗斯与西欧的往来，进一步加强了俄罗斯与西方的差异，使俄罗斯在各方面落后于西方。蒙古人的到来，在打开俄罗斯与亚洲交往的大门同时，却在无意之中割断了俄罗斯于欧洲其余地区的大部分剩下的联系。这种隔绝持续了两个多世纪。直到伊凡三世时，俄罗斯才恢复了与欧洲国家的往来。而13—15世纪正是西方经历深刻变革的时代，文艺复兴如火如荼，宗教改革和商业革命也将接踵而至。西欧的发展正处于上升时期。相比之下，俄罗斯显然落伍了。它没有受到这些运动的影响。东正教的俄罗斯没有与伊拉斯谟或文奇酷似的学者，没有与富格尔家族或梅迪契家族相类似的家族，也没有与里斯本或安特卫普一模一样的城市。这样，当1480年蒙古人退出时，俄罗斯文明已经和西欧文明大相径庭。因为忙于生存，俄罗斯错过了两个多世纪的黄金时间。它没有与西方同步发展，而是自成一体，在各方面都比西方差了一大截。尽管俄罗斯努力地追赶，差距却一直存在，以至于在数个世纪里，被西欧列强视为一个二流、甚至三流的国家。
再其次，蒙古的统治与征战使俄罗斯吸收了蒙古的特务制度、作战技术和扩张主义，这些东西至今仍在俄罗斯发生作用。
蒙古人是第一个把间谍提升到国家利益高度的民族。每逢战前，他们都会派出间谍，尽量收集有关敌人的道路、河流、防御工事、政治和经济状况等方面的情报。他们还派间谍散布关于蒙古势力强大、任何抵抗都无济于事的谣言，使敌人士气低落。13世纪的蒙古人之所以会战无不胜，间谍在其中立下了不少功劳。在蒙古统治期间。俄罗斯人以蒙古人为老师，接受了特务制度，并把间谍作为服务君主的工具。伊凡四世在位后期，曾一度实行特务恐怖统治。他组成了一支人数为1000人的"特辖军"。他们身穿黑色服装，在马鞍上挂着扫帚和狗头，是沙皇的鹰犬。特辖军负责抓捕和处决沙皇的反对者。后来，由于打击面过大和积怨太多，伊凡四世不得不解散特辖军。彼得一世在位时，为了加强对教会的控制，规定实行"忠诚审查"。如果神职人员发现有人正在进行违背国家利益的行为，必须立即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如果教徒在忏悔时，说出自己有过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他就会被隔离审查。彼得一世设立了"秘密办公厅"，负责抓捕和审查政治犯，从而开始了秘密侦探和特务制度。"秘密办公厅"与之前的蒙古间谍和之后的苏联时期的"克格勃"是一脉相承的。
在扩张主义的方面，俄罗斯也青出于蓝。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形成，就可以看作是莫斯科公国在俄罗斯进行内部扩张的过程。在摆脱蒙古统治后，俄罗斯立即展开对外扩张。扩张从15世纪末开始，持续了数世纪，自西向东，最终建成世界上的面积第一大国。这一过程是蒙古西征的重演，不过方向相反了，时间也较慢长。结果，蒙古人不仅被赶回蒙古高原的老家，还一度被沙皇俄国和苏联控制。原来的征服者变成被征服者，原来的被征服者则成了征服者。
最后，在宗教上，蒙古的统治促进了俄罗斯的教俗合一。蒙古人的统治是野蛮的。但是，他们却对东正教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和保护的政策。蒙古人同样接受上帝，没有强迫俄罗斯人改变宗教信仰。为了借助东正教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蒙古人支持东正教会，保留了教会的一些特权，免收其贡赋。
然而，事态的发展超出了蒙古人的预期。14世纪初，在伊凡一世的动员下，俄罗斯东正教总主教的驻节地迁往莫斯科，使莫斯科逐渐代替基辅，成为俄罗斯的新的政治和宗教中心，地位大大提升。王权与教权的结合不仅加强了他的政治、经济力量，而且也建立起强大的精神支柱。此后，总主教和大公之间保持了长期的良好的合作关系。大公底米特里[19]即位时年仅9岁，由总主教阿列克赛摄政。大公亲政后，总主教依然精心辅佐，使莫斯科发展顺利。底米特里推行的一系列比较明智的政策，都与总主教不无联系。在东正教会的帮助下，莫斯科公国承担起领导俄罗斯人民反抗蒙古统治、实现民族独立的重任。
随着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统一的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东正教总主教进入国家最高决策机构——近臣会议，与大公等政府要员共商国事、共同决策。直到1917年帝俄时代结束，教俗关系基本保持和谐。东正教会始终是君主的忠实奴仆。
还值得一提的是：蒙古的统治使俄罗斯酒鬼众多。在蒙古人到来之前，俄罗斯人与其他欧洲人一样，用葡萄或粮食酿酒，酒的度数较高。他们的体内酒精代谢速度较快。到了蒙古统治时期，由于许多蒙古人与俄罗斯人通婚，他们的后代就成了携带蒙古人基因的鞑靼人。蒙古人是游牧民族，用马奶酿酒，酒的度数较低。人体在饮用这些奶酒后，会产生一种酶，用以分解酒精。因此，蒙古人的体内酒精代谢速度较慢。所以，有蒙古基因的鞑靼人，尽管在外貌上没有蒙古人的特征，却在酒精代谢方式上与蒙古人接近。当喝完同样多的烈酒后，他们会更容易醉。由于体内的酒精分解速度较慢，他们会醉得更厉害，表现为站不直、易激动、思维混乱，甚至情绪突然低落。
俄罗斯气候严寒，人们被迫喝酒取暖。由于苏联解体后，一度发生政治经济危机，不少人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不得不通过大量饮酒来麻痹神经。再加上俄罗斯盛产伏特加烈酒，因而，携带蒙古人基因的俄罗斯酒鬼越来越多，举世闻名。今天，俄罗斯人的酒精消耗量已位居全世界榜首。一个俄罗斯人平均一年喝掉的酒中起码含有15升纯酒精，每7个俄罗斯人中就有1个是酒鬼。也就是说，在俄罗斯，至少有200万酗酒者。如果仅对俄罗斯男子而言，这个比例则会加倍。过量饮酒曾经一度造成俄罗斯的健康危机。20世纪80年代，苏联人的平均寿命仅为59岁。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曾掀起一场禁酒运动，但成效甚微，以失败告终。目前，俄罗斯男子的平均寿命，仍然比女子低好几岁。究其缘由，蒙古帝国统治时期的民族通婚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
总之，由于蒙古的统治，俄罗斯文明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使得俄罗斯这个大帝国的很多制度，都可以在蒙古统治时期找到源头。例如政治上的中央集权、经济上的农奴制度、军事上的扩张好战、宗教上的服从世俗等等，都与蒙古人的统治不无联系。可见，近世俄国的种子是在蒙古统治时期播种的。无论蒙古人的统治造成的利多还是弊多，有一点应该是能获得公认的，那就是：蒙古的统治使俄罗斯人发展起了一种既不同于东方、又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文明。蒙古的统治对俄罗斯造成了深远影响，使俄罗斯人有了蒙古人的影子。
2014年12月18日星期四
哈达获释十日杂谈
（一）
十九年漫长的呼吁和等待 丈夫哈达终于活着走出囚牢 一家人终于团聚 今天是哈达获释后的第十天 网友们很关心我们一家的现状 纷纷私聊问候 而我因琐事纷繁及身体有恙 一直未能及时写网志 今天在此特告一二。
哈达获释后的主要活动就是接待亲戚和接受电话和网络采访 毕竟与世隔绝多年 思维和口齿远不及从前 特别是这近四年的单独关押 以及当着他的面将其妻儿抓走和关押 对他的打击很大 身心也受到极大摧残
12月9日释放那天 当局搞的神神秘秘 我们没有任何准备 衣物及摄像等都没有拿上 当时的主要思虑是放还是不放？因前几天的种种迹象均释放出不详的信号，，，我们母子当时的想法现在透露一下也无妨：我和儿子商量 如果这回还不放人 我们就到政府门前举牌抗议 为保险起见 已和相关媒体打过招呼 先把视频讲话录下来存起 一旦我们被抓 就公布我们已准备好的视频 我们已做好了鱼死网破的准备！ 还好 哈达如期释放了 还不清不白的让哈达住进了一所“豪宅”，，，
12，10日哈达面对媒体无畏发声 讲述了他十九年狱中的遭遇 有好心的网友私下和我说 你帮他准备下稿子呗 在世人面前说话应出彩，，，我则以为 还是本来面目实话实说为好 一个人有几个十九年如此在牢笼中消耗？更何况这还是在不自由的状况下度过呢！好多人被关押十来年出来后 连话都说不了了 更多的人几乎精神失常 人的承受力毕竟是有极限的 出来后慢慢回复吧 现在 他就有明显的斯德哥尔摩候症 只能是慢慢恢复
接受采访后哈达很兴奋 但接着便出现头痛 眩晕 失眠等症状我们家人试着劝他先歇歇 但他还是想说 是啊 被关了十九年 他很需要与人倾诉 而且他四年剥夺政治权利期已结束 接受采访天经地义 公安阻挠反而是无法律依据站不住脚的 其实 面对媒体说说话 也是恢复智力的捷径 他很在乎媒体的反馈 问我们哪儿说得不够好？这其实就是在活跃思维 我把这叫“采访疗法”！哈达对家人还爱大声责难 我偷偷告诉儿子 你也与之高声回应 对他无厘头的胡搅蛮缠 针锋相对 几次交锋下来 他也就“歇菜”了 他在争辩中也在逐渐恢复理性思维 已能意识到自己的无理了 我把这叫“吵架”疗法！此时我说得多轻松 谁人能体味这背后家人付出的血泪和心酸啊！，，，
（二）
我儿子本来刚找到一份干苦力的工作（物流的夜班装卸工）在哈达出来的第二天 即12，11日又被辞退了（前几次也是如此 干些日子就被无故解雇）估计是在变相警告哈达呢吧 明的警告也已实施 只是哈达没理睬罢了 儿子既然已失业 这俩天不妨好好给父亲打下手 拍照 摄像 帮忙上网浏览 网上接受采访等 这也是个技术活儿啊 加州华府住处的网络被全面屏蔽后 儿子俩头跑 来家附近的地方上网做些后期制作的活儿 寒冷中也冻感冒了 现在 我们一家三口都病了 唯有哈达还没倒下
国保们估计也费尽了心思 选的住址好折腾我们 离我们家很远 在呼和浩特的仅北面 是个新小区 入住率不高 晚上一片漆黑 白天也显荒凉 公交车站需走20多分钟才到 周围附近几乎没有配套的商业街 找不到Wi-Fi上网（ 此屋里原有的Wi-Fi专门掐断） 新小区别的不行 门卫管理倒是很严 外人不能随便出入 我们一家三口不问什么 其他亲戚来必须登记问三问四的 说不定物业值班还是公安的编外人员呢 这还不算我们看到的坐在楼前车里的国保 这只是明面的 暗中的外出跟踪 电话网络屏蔽也已存在 ，，，这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啊！
再说说让我们住的“豪宅”吧 从哈达释放到现在 没有一个官方人员出现 我们到现在也不清楚 此住房到底算是赔偿呢？还是暂时让我们借住在此？哈达的说法也含混 我们还想听听正式的官方意见 可没人解释 我们母子以前就吃过类似的亏 ——我们母子2012年左右从看守所出来后 既不让我们处理库存 也不让我们外出打工 每月发给我们生活费 后来我们接受媒体采访后 马上停发我们的生活费 还不断施压于我们母子 根本不管我们的死活，，，今天的情形也大致相同 没有名分的让我们住 头上永远悬着达摩克利斯之剑 老实点可以考虑继续住下去 不老实给我们滚蛋！让我们心生忐忑，，，
（三）
我和内蒙古的政法委系统打了十多年交道 感触最深的就是 他们从不按规则出牌 不客气地说 就是胡作非为 所以我才气愤的在视频上谴责他们维稳的实质就是违法！我不明白的是 面对我们对其违法行为的质问 他们口口声声地说是执行上级的命令（私下里告诉我们这是周永康的指示）现在周永康都倒台了为何还不痛快的纠正其违法行为呢？哈达就这样白被关四年吗？我儿子被诬陷为“非法持有毒品”还不纠错吗？我的冤案可以先不谈 难道呼格吉勒图冤案的教训不该吸取吗？，，，我还不明白的是 现在的这些官场官员 与哈达案丝毫无关 也没有利益纠葛 为什么还不能彻底翻盘呢？犹抱琵琶半遮面 到底图个啥？尽管我不懂官场逻辑 但我知道 如此做派不地道！
堂堂政府如此混沌 是故弄玄虚 还是另有高玄 不得而知 我也不想揣测 我只想尽快结束我们的厄运！，，，“豪宅”住得不明不白 其他冤屈也束之高阁 还想打什么牌啊？不至于把我们一家三口当成向中央要维稳经费的筹码吧？若是如此 我们还得继续被折腾啊，，，，
今天趁我们母子不在加州华府的空档 内蒙古公安厅的国保偷偷把从老家来的我小叔子约出去吃饭喝酒（他爱喝倆盅且一喝就高）把不会做饭的哈达晾在“豪宅”我听后觉得好搞笑 这不是学我党的地下工作者吗 想刺探点我们一家的“军情”吧 难道安在此屋的窃听设备是伪劣产品失灵了吗？有什么话不能直接和我们说呢 ？，，，其实 大量的维稳经费就是这样无意义的浪费掉的啊！
十九年漫长的呼吁和等待 丈夫哈达终于活着走出囚牢 一家人终于团聚 今天是哈达获释后的第十天 网友们很关心我们一家的现状 纷纷私聊问候 而我因琐事纷繁及身体有恙 一直未能及时写网志 今天在此特告一二。
哈达获释后的主要活动就是接待亲戚和接受电话和网络采访 毕竟与世隔绝多年 思维和口齿远不及从前 特别是这近四年的单独关押 以及当着他的面将其妻儿抓走和关押 对他的打击很大 身心也受到极大摧残
12月9日释放那天 当局搞的神神秘秘 我们没有任何准备 衣物及摄像等都没有拿上 当时的主要思虑是放还是不放？因前几天的种种迹象均释放出不详的信号，，，我们母子当时的想法现在透露一下也无妨：我和儿子商量 如果这回还不放人 我们就到政府门前举牌抗议 为保险起见 已和相关媒体打过招呼 先把视频讲话录下来存起 一旦我们被抓 就公布我们已准备好的视频 我们已做好了鱼死网破的准备！ 还好 哈达如期释放了 还不清不白的让哈达住进了一所“豪宅”，，，
12，10日哈达面对媒体无畏发声 讲述了他十九年狱中的遭遇 有好心的网友私下和我说 你帮他准备下稿子呗 在世人面前说话应出彩，，，我则以为 还是本来面目实话实说为好 一个人有几个十九年如此在牢笼中消耗？更何况这还是在不自由的状况下度过呢！好多人被关押十来年出来后 连话都说不了了 更多的人几乎精神失常 人的承受力毕竟是有极限的 出来后慢慢回复吧 现在 他就有明显的斯德哥尔摩候症 只能是慢慢恢复
接受采访后哈达很兴奋 但接着便出现头痛 眩晕 失眠等症状我们家人试着劝他先歇歇 但他还是想说 是啊 被关了十九年 他很需要与人倾诉 而且他四年剥夺政治权利期已结束 接受采访天经地义 公安阻挠反而是无法律依据站不住脚的 其实 面对媒体说说话 也是恢复智力的捷径 他很在乎媒体的反馈 问我们哪儿说得不够好？这其实就是在活跃思维 我把这叫“采访疗法”！哈达对家人还爱大声责难 我偷偷告诉儿子 你也与之高声回应 对他无厘头的胡搅蛮缠 针锋相对 几次交锋下来 他也就“歇菜”了 他在争辩中也在逐渐恢复理性思维 已能意识到自己的无理了 我把这叫“吵架”疗法！此时我说得多轻松 谁人能体味这背后家人付出的血泪和心酸啊！，，，
（二）
我儿子本来刚找到一份干苦力的工作（物流的夜班装卸工）在哈达出来的第二天 即12，11日又被辞退了（前几次也是如此 干些日子就被无故解雇）估计是在变相警告哈达呢吧 明的警告也已实施 只是哈达没理睬罢了 儿子既然已失业 这俩天不妨好好给父亲打下手 拍照 摄像 帮忙上网浏览 网上接受采访等 这也是个技术活儿啊 加州华府住处的网络被全面屏蔽后 儿子俩头跑 来家附近的地方上网做些后期制作的活儿 寒冷中也冻感冒了 现在 我们一家三口都病了 唯有哈达还没倒下
国保们估计也费尽了心思 选的住址好折腾我们 离我们家很远 在呼和浩特的仅北面 是个新小区 入住率不高 晚上一片漆黑 白天也显荒凉 公交车站需走20多分钟才到 周围附近几乎没有配套的商业街 找不到Wi-Fi上网（ 此屋里原有的Wi-Fi专门掐断） 新小区别的不行 门卫管理倒是很严 外人不能随便出入 我们一家三口不问什么 其他亲戚来必须登记问三问四的 说不定物业值班还是公安的编外人员呢 这还不算我们看到的坐在楼前车里的国保 这只是明面的 暗中的外出跟踪 电话网络屏蔽也已存在 ，，，这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啊！
再说说让我们住的“豪宅”吧 从哈达释放到现在 没有一个官方人员出现 我们到现在也不清楚 此住房到底算是赔偿呢？还是暂时让我们借住在此？哈达的说法也含混 我们还想听听正式的官方意见 可没人解释 我们母子以前就吃过类似的亏 ——我们母子2012年左右从看守所出来后 既不让我们处理库存 也不让我们外出打工 每月发给我们生活费 后来我们接受媒体采访后 马上停发我们的生活费 还不断施压于我们母子 根本不管我们的死活，，，今天的情形也大致相同 没有名分的让我们住 头上永远悬着达摩克利斯之剑 老实点可以考虑继续住下去 不老实给我们滚蛋！让我们心生忐忑，，，
（三）
我和内蒙古的政法委系统打了十多年交道 感触最深的就是 他们从不按规则出牌 不客气地说 就是胡作非为 所以我才气愤的在视频上谴责他们维稳的实质就是违法！我不明白的是 面对我们对其违法行为的质问 他们口口声声地说是执行上级的命令（私下里告诉我们这是周永康的指示）现在周永康都倒台了为何还不痛快的纠正其违法行为呢？哈达就这样白被关四年吗？我儿子被诬陷为“非法持有毒品”还不纠错吗？我的冤案可以先不谈 难道呼格吉勒图冤案的教训不该吸取吗？，，，我还不明白的是 现在的这些官场官员 与哈达案丝毫无关 也没有利益纠葛 为什么还不能彻底翻盘呢？犹抱琵琶半遮面 到底图个啥？尽管我不懂官场逻辑 但我知道 如此做派不地道！
堂堂政府如此混沌 是故弄玄虚 还是另有高玄 不得而知 我也不想揣测 我只想尽快结束我们的厄运！，，，“豪宅”住得不明不白 其他冤屈也束之高阁 还想打什么牌啊？不至于把我们一家三口当成向中央要维稳经费的筹码吧？若是如此 我们还得继续被折腾啊，，，，
今天趁我们母子不在加州华府的空档 内蒙古公安厅的国保偷偷把从老家来的我小叔子约出去吃饭喝酒（他爱喝倆盅且一喝就高）把不会做饭的哈达晾在“豪宅”我听后觉得好搞笑 这不是学我党的地下工作者吗 想刺探点我们一家的“军情”吧 难道安在此屋的窃听设备是伪劣产品失灵了吗？有什么话不能直接和我们说呢 ？，，，其实 大量的维稳经费就是这样无意义的浪费掉的啊！
2014年12月16日星期二
达赖喇嘛：自己可能是最后一位达赖喇嘛 - BBC
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接受BBC专访时表示，他已意识到自己可能是最后一位达赖喇嘛。
在BBC“新闻之夜”的专访中，达赖喇嘛承认自己未来可能没有继承人。达赖喇嘛表示，达赖喇嘛这一制度是否要继续，完全要看藏人们的意愿。但他说，“达赖喇嘛这一制度有一天可能会停止。这个人为的制度可能会停止”。
他说，“没有人能保证，今后不会出现一位愚钝的达赖喇嘛，令其本人蒙羞。那将非常可悲。因此，何不让这一古老传统终结在一个备受欢迎的达赖喇嘛手中呢？”
但他对BBC表示，让达赖喇嘛这一古老传统在一位“受欢迎的达赖喇嘛”手中结束，也许更好。
达赖喇嘛此前曾公开表示，他计划将其政治权责移交给选举出的代表，并在2011年声称，有关做法最符合西藏人民的利益。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a/2014/12/141217_dalai-lama_newsnight
在BBC“新闻之夜”的专访中，达赖喇嘛承认自己未来可能没有继承人。达赖喇嘛表示，达赖喇嘛这一制度是否要继续，完全要看藏人们的意愿。但他说，“达赖喇嘛这一制度有一天可能会停止。这个人为的制度可能会停止”。
他说，“没有人能保证，今后不会出现一位愚钝的达赖喇嘛，令其本人蒙羞。那将非常可悲。因此，何不让这一古老传统终结在一个备受欢迎的达赖喇嘛手中呢？”
但他对BBC表示，让达赖喇嘛这一古老传统在一位“受欢迎的达赖喇嘛”手中结束，也许更好。
达赖喇嘛此前曾公开表示，他计划将其政治权责移交给选举出的代表，并在2011年声称，有关做法最符合西藏人民的利益。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a/2014/12/141217_dalai-lama_newsnight
顾颉刚的“疆域”概念 －島田 美和
序言
1936年11月，李守信等人率领的蒙古政府军与关东军的联合军队向绥远省西进，与绥远省军发生了军事冲突，即所谓的“绥远事件”（以下无引号）。绥远事件的发生，代表了日本对中国内蒙古的政治军事意图更加趋于明显化。在日本的领土扩张中，北平、上海等大城市的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人们，开展了保卫中国领土绥远省的所谓援绥运动。
从“九・一八事变”直至抗战时期，中国的汉族知识分子们时时刻刻地亲身感受到了“国土”沦丧的危机。缘于其地理条件，北平的知识分子们以将“救国”主张通过言论传达给民众为己任，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言论活动。顾颉刚1是参加这些活动中的代表人物。那么，顾颉刚等汉族知识分子是对于应该挽救中国领土即中国的 “疆域”及其划分问题，怎样理解的呢？
抗战前后，汉族知识分子在以“五族共和”为宗旨成立的国民党政权之下，是怎样掌握汉族以外的满族、蒙古族、藏族、回族等民族聚居地即“边疆”（以下无引号），又是凭借怎样的理论将其作为中国的一部分来统治的？这一问题在关于顾颉刚的先行研究中，以重点说明其民族主义特征的研究为多，而在学术史中，则对他进行了学术定位。［小仓1987；村田1998：84-96，Schneider 1971 竹元2006：126-138；黄2007：156-167］。另外，还有在“边疆史”“疆域研究”“西北（开发）研究”等领域，有对从事边疆工作的知识分子们的思想和事业的研究。［赵2002：118-125；吉开2003：32-48；片冈2006：1-62］。
但是，这些先行研究，停留在对中国学术界中的汉族知识分子的思想联系及其活动的分析上，对于学术与中央、地方政府等实际政治间的联动性没有加以考察。因此笔者认为，考察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疆域”概念，需要从学术史和民族政策史这两个视角，对以下三个论点进行讨论。
第一点是东亚中日学术间的对抗关系，第二点是民族理论与“疆域”设定的关系，第三点是现实政治中知识分子的作用。本文对1930、40年代汉族知识分子的中国“民族”与“疆域”概念的形成过程，及其实践活动加以讨论，来验证顾颉刚的“民族”和“疆域”概念的形成及其边疆研究，并且阐明顾颉刚的边疆研究与抗战期间中央、地方政府的民族政策之间的关联，即抗战期间政治与学术的关系。
Ⅰ. 傅斯年与顾颉刚的“疆域”理解
１）中国与日本东洋学的关系
中国知识分子对边疆问题的关心，与日本殖民侵略引发的国防意识同时出现。中国在1894年因甲午战争失败而失去了台湾，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被迫割让辽东半岛（关东州），1915年不得不接受了日本政府的“二十一条”。在这种情势下，中国国内进行了各种具有爱国主义色彩的反帝运动与对日抗议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在实质上失去了东北三省，知识分子的国防意识更加表面化，对中国的“疆域”以及国界附近的非汉族居住地的关注也大大提高。“九・一八事变”之后，傅斯年还针对日本的东北侵略，撰写《东北史稿》，运用德国史学中实证主义的历史分析方法，否定了日本方面所主张的相关满洲权益的历史学说。所谓日本方面的学说，是当时在中国国内广泛流传的《田中奏折》中，据说由东洋史学者矢野仁一提倡的“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的言论。
傅斯年在《东北史稿》中说“满洲一词，本非地名，满洲源流考办之已详。又非政治区域名，从来未有以满洲名政治区域者”，否定了“满洲”这一名词，并强调“此名词之通行，本凭借侵略或瓜分中国而造之名词，毫无民族的地理的政治的经济的根据”反驳了矢野仁一的言论［傅斯年1932：序1-3］。
傅斯年的这一学说，在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中被译成英文，成为国际联盟否认伪满洲国建设的根据〔王2003：501-502〕。对此，1933年矢野仁一执笔《满洲国历史》，对傅斯年的《东北史稿》及《李顿报告书》进行反驳，将中国东北定位成“满洲”这一区别于中国的独立区域，再次主张其非中国领土［矢野1993：序1-4］。在以东北三省为争论点的中国与日本的民族主义冲突这一背景下，中国近代学术界开始了以国民国家为目标的，保证中国政治正统性的工作。
２）《禹贡》中“民族”观与“疆域”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华北地区日本军队的势力扩张和内蒙古自治运动的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的国防意识不断高涨。所以，他们尝试用历史学、地理学等学术性手段来分析中国的边疆地区和“民族”，其代表是1934年2月，以顾颉刚为中心的北平知识分子们聚集并创立了禹贡学会，同年3月发行机关杂志《禹贡》半月刊（以下略称《禹贡》）。禹贡学会的创立，可以说是顾颉刚对历史・地理的关心与国防意识的融合体。他在《禹贡》的发刊词中说，“民族与地理是不可分刮的两件事，我们的地理学即不发达，民族史的研究又怎样可以取得根据呢？不必说别的，试看我们的东邻蓄意侵略我们，造了‘本部’一名来称呼我们的十八省，暗示我们边陲之地不是原有的；我们这群傻子居然像承受了他们的麻醉，任何地理教科书上都这样地叫起来。”
在这里他提出了“民族”与地理研究的不可分割性。顾颉刚认为，“本部”这一单词在中国的普及，助长了日本军队在中国18 省以外地区的势力扩张，并且指出，“本部”一词的普及原因，在于中国引进了日本的地理学，以及此背景下的中国地理学和民族学的落后［顾颉刚1934］。中国东三省的沦陷，使顾颉刚等知识分子们痛心地意识到，不能依靠日本的学术，而要独立研究中国地理和民族的必要性。1936年末以后，北平的抗日趋势更加高涨，1937年1月10日，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的团结》一文，其中阐述了中华民族与五族的不同。
“血统相同者的集团，叫做种族。有共同的历史背景，生活方式，而有团结一致的民族情绪的集团，叫做民族。在我们的国家里，大家久已熟知可以分为五族，所以辛亥革命之后就高扬“五族共和”的旗帜。我们暂不妨循着一般人的观念，说中国有五个种族。但我们确实认定，在中国的版图里只有一个中华民族。”顾颉刚对“种族”和“民族”的概念进行区分，对“中华民族”这一民族概念，以及构成“中华民族”的五个种族，即“五族共和”中的“五族”进行了再定位［顾颉刚1937］。
1937年1月，齐思和2在《禹贡》发表《种族与民族》一文，更加详细地说明了顾颉刚的民族观。文中，为了讨论国民政府的民族理论，首先再定义了在清末以后的种族主义基础上成立的孙中山的民族概念。齐思和在文中说明，孙中山在“民族主义”第一讲中提出的民族概念中的构成民族的要素，是指相同的血统、语言、宗教、风俗和习惯。他否定孙中山的这个理论，说“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最重要的缺欠是他对于民族的观念的陈旧和对于民族与种族之区别的忽略。”齐思和赞同顾颉刚的主张，认为构成“民族”的最主要的条件是“感情”和同胞们的“情绪”，而此种情绪正是“内部的原因是由于共同历史的背景，共同忧患的经验，和共同光荣耻辱的追忆，外部的原因是由于外侮的压迫激起了内部团结的情绪。”他还更进一步，将“种族”定义为物质现象，生物现象，先天的，自然现象，“民族”是心理现象，政治现象，后天的，精神的，主观的［斉1937：1-10］。就这样，在《禹贡》里，“种族”和“民族”被区分开来，并且提出了与南京国民政府揭示的孙中山的“五族共和”概念相异的新民族概念。这一新的概念，在1937年7月《禹贡》察绥专号中，认定内蒙古西部是“中国的国土”时也被引用了［陈1937：12-13］。文中应用了明确区分“种族”和“民族”的齐思和的民族概念，而不是以前“五族共和”中种族性的民族理论，即《禹贡》向人们表示，在绥远・察哈尔地区的民族构成问题上，由于后天形成的民族意识，不同“血统”的蒙古族和汉族可以共有同一民族意识。同时，这也成为他们认定察哈尔・绥远地区在中国的“疆域”以内，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理论依据。
这样一种中国的“疆域”设定，为顾颉刚的边疆活动提供了理论支持。1936年9月，顾颉刚和谭其骧为了探讨包括绥远事件在内的绥东问题和移民开垦，召开了燕京大学边疆问题研究会［《顾颉刚日记》2007：529-534］。并且于1937年4月，成立西北开发移垦促进会，同年7月，西北考察团对内蒙古和甘肃省等中国西北部进行了调查［《顾颉刚日记》2007：668-671］。顾颉刚的这一系列活动，意味着清末以来汉族对蒙地的民间水准的开垦，因顾颉刚等人的学术团体提出的边疆开发思想而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Ⅱ．抗战初期顾颉刚的“民族”和“疆域”概念抗战开始以后，国民政府强调了由“五族共和”融合在一起的“国族”概念，提倡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另一方面，因北平和天津的学术机关向云南省昆明西迁，1938年10月顾颉刚也前往昆明，任云南大学文史系教授。在昆明，昆明版《益世报》成为这些知识分子们的言论阵地之一。顾颉刚为了增强民族抗战力，在《益世报》上发表了两篇文章，揭示了关于中国“疆域”和民族概念的定义。
文章一篇名为《〈中国本部〉之名应早日废除》（以下略称《中国本部》），发表于1939年1月1 日。另一篇是同年2 月13 日刊登的《中华民族是一个》。顾颉刚在这两篇文章中，分别提倡废除“中国本部”和“五大民族”这两个词汇。
顾颉刚在《中国本部》中，发表了关于中国疆域的新解释。他亲自尝试了中国疆域的设定，对“华北・华中・华南・华西”的领域进行了新的诠释。在当时一般认为，华北指黄河流域，华中指长江流域，华南指珠江流域，华西指长江上游。而顾颉刚则将其定义为，“我们如果要把全国地方分作几区，可以把西伯利亚以南至阴山以北称为华北，阴山以南至淮河秦岭昆山一带称为华中，自此以南直到南海称为华南，从阿尔泰山至喜马拉雅山称为华西。”他的根据是“我们该依据了国家的实界和自然区域来分划我国的全境”［顾颉刚1939］。也就是说，顾颉刚将一直以来基于传统文化观念上的“华”的地区，扩展至被汉族称为“夷狄”的非汉族居住地区为此阐述了边疆开发的必要性。他主张汉族去居住边疆地区，即与“本部”地区般地“开发”边疆地区，寻求以汉族文化为样本，来改良和变革非汉族文化。
1939 年2月9日，顾颉刚在《中华民族是一个》里说到“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再析出什么民族。……从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这里提出废弃“五族共和”一词，用“中华民族”来代替民族。“五大民族”这个名词却非敌人所造，而是中国人自己做茧自缚。自古以来的中国人本只有文化的概念而没有种族的概念”，顾颉刚认为“五大民族”这一词汇是中国人所作，强调从古至今中国人只存在文化观念，并否定了种族观念。“中华民族不组织在血统上，……。现在我在进一步，说中华民族也不建立在同文化上”他还认为作为中华民族的构成原因，不仅仅是血统，也否定了文化因素。那么，顾颉刚的民族概念又是怎样的呢。
“本来民族是nation，指营共同生活，有共同利害，具团结情绪的人，而言，是人力造成的…… 。种族是clan 指具有相同的血统和语言的人们而言，是自然造成的。……中国之内决没有五大民族和许多民族，中国人也没有分为若干种族的必要（因为种族以血统为主，而中国人的血统错综万状，已没有单纯的血统可言）。”
顾颉刚规定，“民族”是由持有“共通的利害”和“团结的情绪”的人群构成，“种族”则是根据血统等生物属性而构成的。这不仅是战前顾颉刚的民族规定在战争期间的继承，还进一步提议消除“五族”差异。顾颉刚的这一排除种族主义、促进民族融和的民族理论，还提到了推奖边疆民族与汉族通婚［顾颉刚1939b］。
在昆明，对顾颉刚的“疆域”观和“民族”观，费孝通提出了异议。费孝通于1939 年5 月1 日在《益世报》上发表《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诉说各民族的固有特性，还对《中华民族是一个》提出五点异议，之中第二点“民族是指什么”里，费孝通说到，“Nation 和State 相对立，指语言，文化，及体质（血统）相同的一辈人民。Nation 通常译作民族。种族并不是clan 的译文，而是Race 的译文，指一辈再体质上相似的人。Clan 是社会人类学中的专门名词，指单系亲属团体，通常译作民族”费孝通在这些定义的基础上，认为顾颉刚所指的“‘民族’和通常所译‘国家’相同，（顾）先生所谓‘种族’和通常所谓‘民族’相当”，就是说他认为“民族”（属于同一政府的具有团体意识的人们）相当于“国家”，“种族”（具有相同血统和语言的人们）相当于“民族”。在第三点中费孝通说“我们不必否认中国境内有不同的文化，语言，体质的团体”。他认为“国家”不是“民族”的集合体，而是即使有文化的、言语的、体质的差异也能够形成国家，否定了顾颉刚的中华民族与国家统一的关联性。第四点“国家不是文化语言体制团体”中，他主张顾颉刚的中华民族理论的弊害，“一个国家都不必是一个文化”。
关于费孝通的批判，1939年5月8 日和29日，顾颉刚在《益世报》上，引用《禹贡》中齐思和的民族理论进行了反驳［费1939］。两者围绕“民族”或“中华民族”的成立条件，就其它民族向汉族融合及同化问题展开了争论。昆明的其他知识分子们也在《益世报》上就顾颉刚的民族概念分成赞成与反对两派［华1939；马1939；杨向奎1939］。就这样，抗战初期昆明知识分子们的“民族”或“疆域”概念，因为禹贡派的历史学和费孝通的社会学及人类学等学术流派的差异，而产生了分歧。但是顾颉刚在《中国本部》和《中华民族是一个》二文中提出的“疆域”观和“民族”观，消除了汉族和非汉族地区的区分，成为在汉族人对边疆开发的学术性理论。
Ⅲ．抗战时期中国边疆学会的成立
1939 年秋，顾颉刚离开云南，赴四川成都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当时的成都，除了四川大学和华西大学，还有自南京的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以及山东的齐鲁大学均西迁来此。在成都，民族研究进行得如火如荼，民族学者们从事对中国西南部的民族研究，成立了民族研究所，并负责中国民族学会的主要事务［王1997：218-219］。顾颉刚从1940年8月开始着手准备边疆研究机关即中国边疆学会，这个月中顾颉刚还提出应该新发起的两项文化活动。第一项是，为了“激起民族意识”，“共给民众以精神食粮”。具体表现为“①编通俗的中国通史，世界史，中国地理，世界地理 ②编文选，诗选，格言选，故事选③编国民读本，灌输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常识”第二项是“打通边疆与内地之隔阂”。［《顾颉刚日记》2007b：421-422］。他亲为理事，于1941年3月1日在成都成立中国边疆学会（以下略称成都边疆学会）。其成员由华西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齐鲁大学等四所基督教系的大学，及四川大学的教授们组成（参照表1）。他们大致可以分为历史学和社会学人类学这两大派系。历史学方面的韩儒林，蒙文通、蒙思明兄弟是战前顾颉刚曾活动过的禹贡学会的成员，即禹贡派历史学家。另外，李安宅等人则是有欧美留学的经历，是运用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进行研究的民族学者。于是，成都中国边疆学会集结了以分析历史文献为主的禹贡派历史学家，和善于运用欧美的实地调查方法进行研究的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民族学者，成为抗战期间大后方中极为专业的学术机构。在这里，我们可以证实作为核心且是两派学者交接点的顾颉刚的作用。成都中国边疆学会不仅仅是单纯的学术机关，其目的还在于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提出政治建议。因此，顾颉刚和民族学者们同在“民族团结”的宗旨下，重点讨论边疆开发问题。
1941年3月，在国民党的第五届八中全会上，重庆国民政府意欲扩充少数民族政策。因此，抗战时期西北开发的重要性和边疆研究机关的设立被提上日程。同年9月，在国民党政权里负责管理少数民族的蒙藏委员会内部，成立了国民政府系统的中国边政学会。曾在昆明与顾颉刚有过论争的费孝通之师吴文藻就任此学会的编集理事［《边政公论》1941：1-4］。另一方面，1941年6月，国民政府社会部在重庆成立了中国边疆学会（以下略称重庆边疆学会）。然而，这种由中央政府主导的边疆研究机关的成立，影响了各地区独立进行的边疆研究。成都中国边疆学会决定在重庆中国边疆学会成立之际改名，此事给顾颉刚很大的冲击［《顾颉刚日记》2007b：522-523］。顾颉刚承诺成都中【表1】
1936年11月，李守信等人率领的蒙古政府军与关东军的联合军队向绥远省西进，与绥远省军发生了军事冲突，即所谓的“绥远事件”（以下无引号）。绥远事件的发生，代表了日本对中国内蒙古的政治军事意图更加趋于明显化。在日本的领土扩张中，北平、上海等大城市的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人们，开展了保卫中国领土绥远省的所谓援绥运动。
从“九・一八事变”直至抗战时期，中国的汉族知识分子们时时刻刻地亲身感受到了“国土”沦丧的危机。缘于其地理条件，北平的知识分子们以将“救国”主张通过言论传达给民众为己任，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言论活动。顾颉刚1是参加这些活动中的代表人物。那么，顾颉刚等汉族知识分子是对于应该挽救中国领土即中国的 “疆域”及其划分问题，怎样理解的呢？
抗战前后，汉族知识分子在以“五族共和”为宗旨成立的国民党政权之下，是怎样掌握汉族以外的满族、蒙古族、藏族、回族等民族聚居地即“边疆”（以下无引号），又是凭借怎样的理论将其作为中国的一部分来统治的？这一问题在关于顾颉刚的先行研究中，以重点说明其民族主义特征的研究为多，而在学术史中，则对他进行了学术定位。［小仓1987；村田1998：84-96，Schneider 1971 竹元2006：126-138；黄2007：156-167］。另外，还有在“边疆史”“疆域研究”“西北（开发）研究”等领域，有对从事边疆工作的知识分子们的思想和事业的研究。［赵2002：118-125；吉开2003：32-48；片冈2006：1-62］。
但是，这些先行研究，停留在对中国学术界中的汉族知识分子的思想联系及其活动的分析上，对于学术与中央、地方政府等实际政治间的联动性没有加以考察。因此笔者认为，考察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疆域”概念，需要从学术史和民族政策史这两个视角，对以下三个论点进行讨论。
第一点是东亚中日学术间的对抗关系，第二点是民族理论与“疆域”设定的关系，第三点是现实政治中知识分子的作用。本文对1930、40年代汉族知识分子的中国“民族”与“疆域”概念的形成过程，及其实践活动加以讨论，来验证顾颉刚的“民族”和“疆域”概念的形成及其边疆研究，并且阐明顾颉刚的边疆研究与抗战期间中央、地方政府的民族政策之间的关联，即抗战期间政治与学术的关系。
Ⅰ. 傅斯年与顾颉刚的“疆域”理解
１）中国与日本东洋学的关系
中国知识分子对边疆问题的关心，与日本殖民侵略引发的国防意识同时出现。中国在1894年因甲午战争失败而失去了台湾，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被迫割让辽东半岛（关东州），1915年不得不接受了日本政府的“二十一条”。在这种情势下，中国国内进行了各种具有爱国主义色彩的反帝运动与对日抗议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在实质上失去了东北三省，知识分子的国防意识更加表面化，对中国的“疆域”以及国界附近的非汉族居住地的关注也大大提高。“九・一八事变”之后，傅斯年还针对日本的东北侵略，撰写《东北史稿》，运用德国史学中实证主义的历史分析方法，否定了日本方面所主张的相关满洲权益的历史学说。所谓日本方面的学说，是当时在中国国内广泛流传的《田中奏折》中，据说由东洋史学者矢野仁一提倡的“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的言论。
傅斯年在《东北史稿》中说“满洲一词，本非地名，满洲源流考办之已详。又非政治区域名，从来未有以满洲名政治区域者”，否定了“满洲”这一名词，并强调“此名词之通行，本凭借侵略或瓜分中国而造之名词，毫无民族的地理的政治的经济的根据”反驳了矢野仁一的言论［傅斯年1932：序1-3］。
傅斯年的这一学说，在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中被译成英文，成为国际联盟否认伪满洲国建设的根据〔王2003：501-502〕。对此，1933年矢野仁一执笔《满洲国历史》，对傅斯年的《东北史稿》及《李顿报告书》进行反驳，将中国东北定位成“满洲”这一区别于中国的独立区域，再次主张其非中国领土［矢野1993：序1-4］。在以东北三省为争论点的中国与日本的民族主义冲突这一背景下，中国近代学术界开始了以国民国家为目标的，保证中国政治正统性的工作。
２）《禹贡》中“民族”观与“疆域”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华北地区日本军队的势力扩张和内蒙古自治运动的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的国防意识不断高涨。所以，他们尝试用历史学、地理学等学术性手段来分析中国的边疆地区和“民族”，其代表是1934年2月，以顾颉刚为中心的北平知识分子们聚集并创立了禹贡学会，同年3月发行机关杂志《禹贡》半月刊（以下略称《禹贡》）。禹贡学会的创立，可以说是顾颉刚对历史・地理的关心与国防意识的融合体。他在《禹贡》的发刊词中说，“民族与地理是不可分刮的两件事，我们的地理学即不发达，民族史的研究又怎样可以取得根据呢？不必说别的，试看我们的东邻蓄意侵略我们，造了‘本部’一名来称呼我们的十八省，暗示我们边陲之地不是原有的；我们这群傻子居然像承受了他们的麻醉，任何地理教科书上都这样地叫起来。”
在这里他提出了“民族”与地理研究的不可分割性。顾颉刚认为，“本部”这一单词在中国的普及，助长了日本军队在中国18 省以外地区的势力扩张，并且指出，“本部”一词的普及原因，在于中国引进了日本的地理学，以及此背景下的中国地理学和民族学的落后［顾颉刚1934］。中国东三省的沦陷，使顾颉刚等知识分子们痛心地意识到，不能依靠日本的学术，而要独立研究中国地理和民族的必要性。1936年末以后，北平的抗日趋势更加高涨，1937年1月10日，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的团结》一文，其中阐述了中华民族与五族的不同。
“血统相同者的集团，叫做种族。有共同的历史背景，生活方式，而有团结一致的民族情绪的集团，叫做民族。在我们的国家里，大家久已熟知可以分为五族，所以辛亥革命之后就高扬“五族共和”的旗帜。我们暂不妨循着一般人的观念，说中国有五个种族。但我们确实认定，在中国的版图里只有一个中华民族。”顾颉刚对“种族”和“民族”的概念进行区分，对“中华民族”这一民族概念，以及构成“中华民族”的五个种族，即“五族共和”中的“五族”进行了再定位［顾颉刚1937］。
1937年1月，齐思和2在《禹贡》发表《种族与民族》一文，更加详细地说明了顾颉刚的民族观。文中，为了讨论国民政府的民族理论，首先再定义了在清末以后的种族主义基础上成立的孙中山的民族概念。齐思和在文中说明，孙中山在“民族主义”第一讲中提出的民族概念中的构成民族的要素，是指相同的血统、语言、宗教、风俗和习惯。他否定孙中山的这个理论，说“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最重要的缺欠是他对于民族的观念的陈旧和对于民族与种族之区别的忽略。”齐思和赞同顾颉刚的主张，认为构成“民族”的最主要的条件是“感情”和同胞们的“情绪”，而此种情绪正是“内部的原因是由于共同历史的背景，共同忧患的经验，和共同光荣耻辱的追忆，外部的原因是由于外侮的压迫激起了内部团结的情绪。”他还更进一步，将“种族”定义为物质现象，生物现象，先天的，自然现象，“民族”是心理现象，政治现象，后天的，精神的，主观的［斉1937：1-10］。就这样，在《禹贡》里，“种族”和“民族”被区分开来，并且提出了与南京国民政府揭示的孙中山的“五族共和”概念相异的新民族概念。这一新的概念，在1937年7月《禹贡》察绥专号中，认定内蒙古西部是“中国的国土”时也被引用了［陈1937：12-13］。文中应用了明确区分“种族”和“民族”的齐思和的民族概念，而不是以前“五族共和”中种族性的民族理论，即《禹贡》向人们表示，在绥远・察哈尔地区的民族构成问题上，由于后天形成的民族意识，不同“血统”的蒙古族和汉族可以共有同一民族意识。同时，这也成为他们认定察哈尔・绥远地区在中国的“疆域”以内，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理论依据。
这样一种中国的“疆域”设定，为顾颉刚的边疆活动提供了理论支持。1936年9月，顾颉刚和谭其骧为了探讨包括绥远事件在内的绥东问题和移民开垦，召开了燕京大学边疆问题研究会［《顾颉刚日记》2007：529-534］。并且于1937年4月，成立西北开发移垦促进会，同年7月，西北考察团对内蒙古和甘肃省等中国西北部进行了调查［《顾颉刚日记》2007：668-671］。顾颉刚的这一系列活动，意味着清末以来汉族对蒙地的民间水准的开垦，因顾颉刚等人的学术团体提出的边疆开发思想而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Ⅱ．抗战初期顾颉刚的“民族”和“疆域”概念抗战开始以后，国民政府强调了由“五族共和”融合在一起的“国族”概念，提倡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另一方面，因北平和天津的学术机关向云南省昆明西迁，1938年10月顾颉刚也前往昆明，任云南大学文史系教授。在昆明，昆明版《益世报》成为这些知识分子们的言论阵地之一。顾颉刚为了增强民族抗战力，在《益世报》上发表了两篇文章，揭示了关于中国“疆域”和民族概念的定义。
文章一篇名为《〈中国本部〉之名应早日废除》（以下略称《中国本部》），发表于1939年1月1 日。另一篇是同年2 月13 日刊登的《中华民族是一个》。顾颉刚在这两篇文章中，分别提倡废除“中国本部”和“五大民族”这两个词汇。
顾颉刚在《中国本部》中，发表了关于中国疆域的新解释。他亲自尝试了中国疆域的设定，对“华北・华中・华南・华西”的领域进行了新的诠释。在当时一般认为，华北指黄河流域，华中指长江流域，华南指珠江流域，华西指长江上游。而顾颉刚则将其定义为，“我们如果要把全国地方分作几区，可以把西伯利亚以南至阴山以北称为华北，阴山以南至淮河秦岭昆山一带称为华中，自此以南直到南海称为华南，从阿尔泰山至喜马拉雅山称为华西。”他的根据是“我们该依据了国家的实界和自然区域来分划我国的全境”［顾颉刚1939］。也就是说，顾颉刚将一直以来基于传统文化观念上的“华”的地区，扩展至被汉族称为“夷狄”的非汉族居住地区为此阐述了边疆开发的必要性。他主张汉族去居住边疆地区，即与“本部”地区般地“开发”边疆地区，寻求以汉族文化为样本，来改良和变革非汉族文化。
1939 年2月9日，顾颉刚在《中华民族是一个》里说到“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再析出什么民族。……从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这里提出废弃“五族共和”一词，用“中华民族”来代替民族。“五大民族”这个名词却非敌人所造，而是中国人自己做茧自缚。自古以来的中国人本只有文化的概念而没有种族的概念”，顾颉刚认为“五大民族”这一词汇是中国人所作，强调从古至今中国人只存在文化观念，并否定了种族观念。“中华民族不组织在血统上，……。现在我在进一步，说中华民族也不建立在同文化上”他还认为作为中华民族的构成原因，不仅仅是血统，也否定了文化因素。那么，顾颉刚的民族概念又是怎样的呢。
“本来民族是nation，指营共同生活，有共同利害，具团结情绪的人，而言，是人力造成的…… 。种族是clan 指具有相同的血统和语言的人们而言，是自然造成的。……中国之内决没有五大民族和许多民族，中国人也没有分为若干种族的必要（因为种族以血统为主，而中国人的血统错综万状，已没有单纯的血统可言）。”
顾颉刚规定，“民族”是由持有“共通的利害”和“团结的情绪”的人群构成，“种族”则是根据血统等生物属性而构成的。这不仅是战前顾颉刚的民族规定在战争期间的继承，还进一步提议消除“五族”差异。顾颉刚的这一排除种族主义、促进民族融和的民族理论，还提到了推奖边疆民族与汉族通婚［顾颉刚1939b］。
在昆明，对顾颉刚的“疆域”观和“民族”观，费孝通提出了异议。费孝通于1939 年5 月1 日在《益世报》上发表《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诉说各民族的固有特性，还对《中华民族是一个》提出五点异议，之中第二点“民族是指什么”里，费孝通说到，“Nation 和State 相对立，指语言，文化，及体质（血统）相同的一辈人民。Nation 通常译作民族。种族并不是clan 的译文，而是Race 的译文，指一辈再体质上相似的人。Clan 是社会人类学中的专门名词，指单系亲属团体，通常译作民族”费孝通在这些定义的基础上，认为顾颉刚所指的“‘民族’和通常所译‘国家’相同，（顾）先生所谓‘种族’和通常所谓‘民族’相当”，就是说他认为“民族”（属于同一政府的具有团体意识的人们）相当于“国家”，“种族”（具有相同血统和语言的人们）相当于“民族”。在第三点中费孝通说“我们不必否认中国境内有不同的文化，语言，体质的团体”。他认为“国家”不是“民族”的集合体，而是即使有文化的、言语的、体质的差异也能够形成国家，否定了顾颉刚的中华民族与国家统一的关联性。第四点“国家不是文化语言体制团体”中，他主张顾颉刚的中华民族理论的弊害，“一个国家都不必是一个文化”。
关于费孝通的批判，1939年5月8 日和29日，顾颉刚在《益世报》上，引用《禹贡》中齐思和的民族理论进行了反驳［费1939］。两者围绕“民族”或“中华民族”的成立条件，就其它民族向汉族融合及同化问题展开了争论。昆明的其他知识分子们也在《益世报》上就顾颉刚的民族概念分成赞成与反对两派［华1939；马1939；杨向奎1939］。就这样，抗战初期昆明知识分子们的“民族”或“疆域”概念，因为禹贡派的历史学和费孝通的社会学及人类学等学术流派的差异，而产生了分歧。但是顾颉刚在《中国本部》和《中华民族是一个》二文中提出的“疆域”观和“民族”观，消除了汉族和非汉族地区的区分，成为在汉族人对边疆开发的学术性理论。
Ⅲ．抗战时期中国边疆学会的成立
1939 年秋，顾颉刚离开云南，赴四川成都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当时的成都，除了四川大学和华西大学，还有自南京的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以及山东的齐鲁大学均西迁来此。在成都，民族研究进行得如火如荼，民族学者们从事对中国西南部的民族研究，成立了民族研究所，并负责中国民族学会的主要事务［王1997：218-219］。顾颉刚从1940年8月开始着手准备边疆研究机关即中国边疆学会，这个月中顾颉刚还提出应该新发起的两项文化活动。第一项是，为了“激起民族意识”，“共给民众以精神食粮”。具体表现为“①编通俗的中国通史，世界史，中国地理，世界地理 ②编文选，诗选，格言选，故事选③编国民读本，灌输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常识”第二项是“打通边疆与内地之隔阂”。［《顾颉刚日记》2007b：421-422］。他亲为理事，于1941年3月1日在成都成立中国边疆学会（以下略称成都边疆学会）。其成员由华西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齐鲁大学等四所基督教系的大学，及四川大学的教授们组成（参照表1）。他们大致可以分为历史学和社会学人类学这两大派系。历史学方面的韩儒林，蒙文通、蒙思明兄弟是战前顾颉刚曾活动过的禹贡学会的成员，即禹贡派历史学家。另外，李安宅等人则是有欧美留学的经历，是运用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进行研究的民族学者。于是，成都中国边疆学会集结了以分析历史文献为主的禹贡派历史学家，和善于运用欧美的实地调查方法进行研究的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民族学者，成为抗战期间大后方中极为专业的学术机构。在这里，我们可以证实作为核心且是两派学者交接点的顾颉刚的作用。成都中国边疆学会不仅仅是单纯的学术机关，其目的还在于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提出政治建议。因此，顾颉刚和民族学者们同在“民族团结”的宗旨下，重点讨论边疆开发问题。
1941年3月，在国民党的第五届八中全会上，重庆国民政府意欲扩充少数民族政策。因此，抗战时期西北开发的重要性和边疆研究机关的设立被提上日程。同年9月，在国民党政权里负责管理少数民族的蒙藏委员会内部，成立了国民政府系统的中国边政学会。曾在昆明与顾颉刚有过论争的费孝通之师吴文藻就任此学会的编集理事［《边政公论》1941：1-4］。另一方面，1941年6月，国民政府社会部在重庆成立了中国边疆学会（以下略称重庆边疆学会）。然而，这种由中央政府主导的边疆研究机关的成立，影响了各地区独立进行的边疆研究。成都中国边疆学会决定在重庆中国边疆学会成立之际改名，此事给顾颉刚很大的冲击［《顾颉刚日记》2007b：522-523］。顾颉刚承诺成都中【表1】
出所：『蒙蔵月刊』第1 巻第13・14 合刊［7-8］，『辺政公論』第1 巻第1 期～第4巻第7・8期，『中国辺疆』創刊号，第1 巻第8・9・10 合期［12］，第1巻第5・6期［116-117］，第2 巻第3・4 期［71］，第3 巻第2期［60］，第7・8 合期，『辺疆週刊』第1 期～第56 期（第2，6，22，23 期を除く），王1997：218-219，民国人物大辞典2007
国边疆学会为重庆边疆学会的四川分会，而且他就边疆工作的意义做了以下说明。“我对边疆极感兴趣，且深知此问题之解决与将来建国有大关系，正可利用今日边民对于抗战之注意，加强其与中央政府之联系。”［《顾颉刚日记》2007b：526-527］。后来，顾颉刚的四川分会通过1942年3月12日发行机关杂志《边疆周刊》等活动，进一步扩展了其边疆研究［《边疆周刊》第1期］。
作为中国边疆学会的总部，重庆中国边疆学会与成都边疆学会同样，目的在于解决边疆问题，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各种事业的相关问题。还应值得注意的是，重庆边疆学会虽然由中央一级的社会部发起，但其实际运营则依靠傅作义、邓宝珊、谷正伦、马鸿达等推进边疆开发的地方军事势力的财政支持。这些西北的军事实权者们在陕西榆林成立中国边疆学会，主要由在陕西或内蒙古推进西北开发的马鹤天等边疆工作者开展研究活动。位于陕西的中国边疆学会也随着重庆中国边疆学会的成立而成为其陕西分会。在这里可以看到，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及知识分子以重庆为中心，成立了拥有成都和陕西分会的中国边疆学会，其研究和活动中可以看到国民党政权民族政策中政治和学术的接近。
结语
抗战之前，以近现代东亚的民族主义为背景的，围绕中国东北部的日本和中国学术上的冲突，在矢野仁一、顾颉刚和傅斯年的言论中很明显地凸现出来。为了创造出新式统合原理，顾颉刚等禹贡派知识分子否定了孙中山倡导的“五族共和”中的种族主义民族理论，提倡由“抗日”感情下一体化的新民族概念。因为种族主义的民族理论，保障了少数民族的纯洁性，而且孕含着内蒙自治运动向独立运动发展的可能性。《禹贡》认为，新的民族概念，随其在内蒙地区的适用，将边疆地区包括于中国“疆域”之内也成为可能。而且这个理论，在战争期间适于用全国。抗战初期，顾颉刚将战前的这种“民族”观和“疆域”观大大发展。在中国“疆域”设定方面，他将汉族文化概念中的“华”的领域延伸至非汉族地区，设定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国“疆域”，从而也将中国“民族”观中汉族与其它民族的差异抹去，创造出融合性的“中华民族”概念。这是忽略民族独立性，推崇中国国内的民族融为一体的汉族化作业，在其延长线上追求中国领域内“华”的地区的扩大。基于这一观点，顾颉刚最重要的活动，是边疆地区的“开发”即边疆工作。在顾颉刚的国家统合理论中，中国的“疆域”和“民族”定义是表里一体的。顾颉刚的这种工作，也是一种在抗战期间强烈的民族主义背景下，以单一性的国民为目标，极力打造西洋式国家的知识分子的尝试。而且这项工作，至抗战时期被国民政府、地方政府及知识分子的中国边疆学会的边疆研究继承。顾颉刚的“疆域”概念和民族理论，与国民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民族政策相吻合，赋予政府的民族政策以正统性。顾颉刚辗转于北平、昆明、成都等地，在各处进行边疆研究和工作，不仅为他集结了学术领域的知识分子，而且使抗战时期的中央及地方政府承认了其工作的必要性。通过边疆工作来连接学术界和中央,地方政府的顾颉刚，其纽带作用不可忽视。
1943年蒋介石发表的《中国的命运》中宗族论的民族理论，即任何民族都是汉族支系的民族理论，与顾颉刚的民族理论，两者在推动边疆地区的其他民族汉族化方面是共通的。然而，费孝通对顾颉刚的融合民族理论的反对等抗战初期昆明的知识分子对边疆及“民族”观的不同见解，派生出抗战中期边疆研究和政策发言的多样性。而且，战后失去共同的外敌，强烈的民族主义衰退，少数民族的自治主张与战时发展的非汉族地区的改革方案发生了尖锐对立。
文献
小倉芳彦（1987），《日中戦争下の中国知識人―顧頡剛と日本》東京：筑摩書房.
片岡一忠（2006），《近現代中国における『西北』への関心と研究の歴史》（《歴史人類》第34 号）pp.1-62.
西村成雄（1984），《中国近代東北地域史研究》京都：法律文化社.
服部龍二（2005），《『田中上奏文』と日中関係》（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編『民国後期中国国民党政権の研究』東京：中央大学出版部）pp.455-493.
松本ますみ（1999），《中国民族政策の研究》東京：多賀出版.
村田雄二郎（1998），《中華ナショナリズムの表象―顧頡剛における〈民族〉と〈文化〉》（《江戸の思想》第8 号）pp.84-96.
毛里和子（1998），《周縁からの中国》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矢野仁一（1933），《満洲国歴史》東京：目黒書店.
吉開将人（2003），《『中国歴史地図集』の論理―歴史地理と疆域観》（《史朋》第36 号）pp.32-48.陈增敏
（1937），《察哈尔绥远的历史地理概观》《禹贡》半月刊第7 卷第第8・9 合期pp.12-13.
费孝通（1939），《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边疆》第19 期（《益世报》副刊1939 年5 月1 日第4 版）.
傅斯年（1932），《东北史纲卷首引语》第一卷《古代之东北』傅斯年，方壮猷,徐中舒,萧一山,蒋廷黻编《东北史稿：初稿》第一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顾颉刚日记》（2007），第3 卷（1933-19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
《顾颉刚日记》（2007b），第4 卷（1938-1942）台北：联经出版事业.
顾颉刚（1934），《发刊词》（《禹贡》半月刊创刊号1934 年3 月）pp.2-5.
――（1935），《王同春开发河套记》（《禹贡》半月刊第2 卷第12 期，1935 年12 月）pp.2-15.
――（1937），《中华民族的团结》（《申报》1937 年1 月10 日 ）.
――（1939），《『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益世报》1939 年1 月1 日第3 版）.
――（1939b），《中华民族是一个》《边疆》第九期（《益世报》副刊1939 年2 月13 日第4 版）.
――（1939c），《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边疆》第20 期（《益世报》副刊1939 年5 月
8 日第4 版）.
――（1939d），《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边疆》第23 期（《益世报》副刊1939 年5 月
29 日第3 版）.
華（1939），《读了顾颉刚先生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后》《边疆》第11 期（『益世报』副刊1939 年2
月27 日第4 版）.
黄天华（2007），《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抗战前后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争》《1940 年代的中国（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9 年，pp.1044 -1061.
齐思和 1937）《种族与民族》（《禹贡》半月刊第7 卷第1・2・3 合期pp.1-10.
马毅（1939），《坚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信念》《益世报》1939 年5 月7 日第2 版.
《民国人物大辞典（上・下）》（2007）徐友春主编，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
田亮（2005），《抗战时期史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王建民（1997），《中国民族学史》上卷（1903-1949）云南：云南教育出版社.
阳向奎（1939），《所谓论汉族》《边疆》第30 期（《益世报》副刊1939 年7 月17 日第4 版）.
赵夏（2002），《顾颉刚先生对边疆问题的实践和研究》《北京社会科学》第4 期pp.118-125.
竹元规人（2006），《顾颉刚，傅斯年和1939 年有关中华民族的讨论―对昆明《益世报》和傅斯年未刊草
稿的分析》《第二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山东省烟台，2006 年8 月pp.126-138.
Laurence A. Schneider（1971），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 Nationalism and the Quest for Alternative Tradition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ang Fan-Sen（2000），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顧頡剛の「疆域」概念
島田美和（張雯訳）
Gu Jiegang’s Concept of “China’s Frontiers”
SHIMADA Miwa (trans. ZHANG Wen)
要 旨
本稿では，1930，40年代における漢族知識人の，中国の「民族」と「疆域」概念の形成過程と，辺疆への関心及びその実践について検討を加えることを目的とする。そのため、顧頡剛の「民族」や「疆域」概念の形成及びその辺疆研究を考察し、以下の知見が得られた。
先ず、日中戦争前期，中国東北部をめぐる日本と中国の学術上の衝突は，近現代東アジアにおけるナショナリズムを背景として，矢野仁一と，傅斯年や顧頡剛との言説の間に顕著に現れた。顧頡剛ら禹貢派知識人は，新しい統合原理の創出のために，孫文により提唱された「五族共和」にみられる種族主義的民族論を否定し，「抗日」という感情によって一体化された新しい民族概念を提唱した。なぜなら，従来の種族主義的民族論は，少数民族の純潔性を担保し，内モンゴル自治 運動にみられる独立運動へと発展する可能性を孕んでいたからである。また，『禹貢』では，この新しい民族概念を，内モンゴル地域へ適用することによって，非漢族地域を，中国の「疆域」内に包摂することを試みた。そして，その理論は，日中戦争期に至り中国全土に適用された。
日中戦争初期，顧頡剛は，戦前におけるこうした「民族」観と「疆域」観をより一層発展させた。中国の「疆域」設定に関しては，漢族の文化概念である「華」の地域を，非漢族地域にまで引き伸ばし，中国の「疆域」とされるすべての地域を、漢族を中心とする地域として再設定した。そのため，中国の「民族」観に関しても，その「疆域」内部の構成メンバーたる漢族と非漢族との差異が取り去られた，ひとつに融合した「中華民族」という概念が創出された。それは，個々の 民族の独自性よりも中国国内の民族がひとつに融合することを奨励（実質的には漢族化）する作業であり，その延長線上に，中国の領域内における「華」の地域 の拡大が求められた。その観点において，顧頡剛にとって最も重要な活動は，辺疆地域の「開発」すなわち辺疆工作であった。
顧頡剛の国家統合理論において，中国の「疆域」と「民族」の定義は表裏一体をなしていた。顧頡剛のこうした作業は，日中戦争期における強烈なナショナリズムを背景として，単一的な国民作りを目指し，極めて近代西洋主義的な国家形成を目指した知識人の試みでもあった。その作業は，日中戦争中期に至り，国民政府，地方政府，知識人による中国辺疆学会の辺疆研究に受け継がれた。顧頡剛の「疆域」概念と民族論は，国民政府や地方政府の非漢族への民族政策と合致し，政府の民族政策に学術的正統性を与えた。ここに、日中戦争期中国の政治と学術の接点がみられる。
1顾颉刚（1893—1980年），江苏省苏州人，历史学家。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担任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历史系教授。1926年，采用拟古研究方法编集古代史研究专著《古史辨》。他对中国民俗学和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也颇为关心，在新中国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委员。
2齐思和（1907—1980年）字致中，直隶宁津人。1927年就读于南开大学，1928年转入燕京大学历史系，1931 年至35 年期间在哈佛大学专攻历史，取得博士学位后，先后就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和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
作为中国边疆学会的总部，重庆中国边疆学会与成都边疆学会同样，目的在于解决边疆问题，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各种事业的相关问题。还应值得注意的是，重庆边疆学会虽然由中央一级的社会部发起，但其实际运营则依靠傅作义、邓宝珊、谷正伦、马鸿达等推进边疆开发的地方军事势力的财政支持。这些西北的军事实权者们在陕西榆林成立中国边疆学会，主要由在陕西或内蒙古推进西北开发的马鹤天等边疆工作者开展研究活动。位于陕西的中国边疆学会也随着重庆中国边疆学会的成立而成为其陕西分会。在这里可以看到，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及知识分子以重庆为中心，成立了拥有成都和陕西分会的中国边疆学会，其研究和活动中可以看到国民党政权民族政策中政治和学术的接近。
结语
抗战之前，以近现代东亚的民族主义为背景的，围绕中国东北部的日本和中国学术上的冲突，在矢野仁一、顾颉刚和傅斯年的言论中很明显地凸现出来。为了创造出新式统合原理，顾颉刚等禹贡派知识分子否定了孙中山倡导的“五族共和”中的种族主义民族理论，提倡由“抗日”感情下一体化的新民族概念。因为种族主义的民族理论，保障了少数民族的纯洁性，而且孕含着内蒙自治运动向独立运动发展的可能性。《禹贡》认为，新的民族概念，随其在内蒙地区的适用，将边疆地区包括于中国“疆域”之内也成为可能。而且这个理论，在战争期间适于用全国。抗战初期，顾颉刚将战前的这种“民族”观和“疆域”观大大发展。在中国“疆域”设定方面，他将汉族文化概念中的“华”的领域延伸至非汉族地区，设定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国“疆域”，从而也将中国“民族”观中汉族与其它民族的差异抹去，创造出融合性的“中华民族”概念。这是忽略民族独立性，推崇中国国内的民族融为一体的汉族化作业，在其延长线上追求中国领域内“华”的地区的扩大。基于这一观点，顾颉刚最重要的活动，是边疆地区的“开发”即边疆工作。在顾颉刚的国家统合理论中，中国的“疆域”和“民族”定义是表里一体的。顾颉刚的这种工作，也是一种在抗战期间强烈的民族主义背景下，以单一性的国民为目标，极力打造西洋式国家的知识分子的尝试。而且这项工作，至抗战时期被国民政府、地方政府及知识分子的中国边疆学会的边疆研究继承。顾颉刚的“疆域”概念和民族理论，与国民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民族政策相吻合，赋予政府的民族政策以正统性。顾颉刚辗转于北平、昆明、成都等地，在各处进行边疆研究和工作，不仅为他集结了学术领域的知识分子，而且使抗战时期的中央及地方政府承认了其工作的必要性。通过边疆工作来连接学术界和中央,地方政府的顾颉刚，其纽带作用不可忽视。
1943年蒋介石发表的《中国的命运》中宗族论的民族理论，即任何民族都是汉族支系的民族理论，与顾颉刚的民族理论，两者在推动边疆地区的其他民族汉族化方面是共通的。然而，费孝通对顾颉刚的融合民族理论的反对等抗战初期昆明的知识分子对边疆及“民族”观的不同见解，派生出抗战中期边疆研究和政策发言的多样性。而且，战后失去共同的外敌，强烈的民族主义衰退，少数民族的自治主张与战时发展的非汉族地区的改革方案发生了尖锐对立。
文献
小倉芳彦（1987），《日中戦争下の中国知識人―顧頡剛と日本》東京：筑摩書房.
片岡一忠（2006），《近現代中国における『西北』への関心と研究の歴史》（《歴史人類》第34 号）pp.1-62.
西村成雄（1984），《中国近代東北地域史研究》京都：法律文化社.
服部龍二（2005），《『田中上奏文』と日中関係》（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編『民国後期中国国民党政権の研究』東京：中央大学出版部）pp.455-493.
松本ますみ（1999），《中国民族政策の研究》東京：多賀出版.
村田雄二郎（1998），《中華ナショナリズムの表象―顧頡剛における〈民族〉と〈文化〉》（《江戸の思想》第8 号）pp.84-96.
毛里和子（1998），《周縁からの中国》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矢野仁一（1933），《満洲国歴史》東京：目黒書店.
吉開将人（2003），《『中国歴史地図集』の論理―歴史地理と疆域観》（《史朋》第36 号）pp.32-48.陈增敏
（1937），《察哈尔绥远的历史地理概观》《禹贡》半月刊第7 卷第第8・9 合期pp.12-13.
费孝通（1939），《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边疆》第19 期（《益世报》副刊1939 年5 月1 日第4 版）.
傅斯年（1932），《东北史纲卷首引语》第一卷《古代之东北』傅斯年，方壮猷,徐中舒,萧一山,蒋廷黻编《东北史稿：初稿》第一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顾颉刚日记》（2007），第3 卷（1933-19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
《顾颉刚日记》（2007b），第4 卷（1938-1942）台北：联经出版事业.
顾颉刚（1934），《发刊词》（《禹贡》半月刊创刊号1934 年3 月）pp.2-5.
――（1935），《王同春开发河套记》（《禹贡》半月刊第2 卷第12 期，1935 年12 月）pp.2-15.
――（1937），《中华民族的团结》（《申报》1937 年1 月10 日 ）.
――（1939），《『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益世报》1939 年1 月1 日第3 版）.
――（1939b），《中华民族是一个》《边疆》第九期（《益世报》副刊1939 年2 月13 日第4 版）.
――（1939c），《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边疆》第20 期（《益世报》副刊1939 年5 月
8 日第4 版）.
――（1939d），《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边疆》第23 期（《益世报》副刊1939 年5 月
29 日第3 版）.
華（1939），《读了顾颉刚先生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后》《边疆》第11 期（『益世报』副刊1939 年2
月27 日第4 版）.
黄天华（2007），《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抗战前后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争》《1940 年代的中国（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9 年，pp.1044 -1061.
齐思和 1937）《种族与民族》（《禹贡》半月刊第7 卷第1・2・3 合期pp.1-10.
马毅（1939），《坚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信念》《益世报》1939 年5 月7 日第2 版.
《民国人物大辞典（上・下）》（2007）徐友春主编，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
田亮（2005），《抗战时期史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王建民（1997），《中国民族学史》上卷（1903-1949）云南：云南教育出版社.
阳向奎（1939），《所谓论汉族》《边疆》第30 期（《益世报》副刊1939 年7 月17 日第4 版）.
赵夏（2002），《顾颉刚先生对边疆问题的实践和研究》《北京社会科学》第4 期pp.118-125.
竹元规人（2006），《顾颉刚，傅斯年和1939 年有关中华民族的讨论―对昆明《益世报》和傅斯年未刊草
稿的分析》《第二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山东省烟台，2006 年8 月pp.126-138.
Laurence A. Schneider（1971），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 Nationalism and the Quest for Alternative Tradition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ang Fan-Sen（2000），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顧頡剛の「疆域」概念
島田美和（張雯訳）
Gu Jiegang’s Concept of “China’s Frontiers”
SHIMADA Miwa (trans. ZHANG Wen)
要 旨
本稿では，1930，40年代における漢族知識人の，中国の「民族」と「疆域」概念の形成過程と，辺疆への関心及びその実践について検討を加えることを目的とする。そのため、顧頡剛の「民族」や「疆域」概念の形成及びその辺疆研究を考察し、以下の知見が得られた。
先ず、日中戦争前期，中国東北部をめぐる日本と中国の学術上の衝突は，近現代東アジアにおけるナショナリズムを背景として，矢野仁一と，傅斯年や顧頡剛との言説の間に顕著に現れた。顧頡剛ら禹貢派知識人は，新しい統合原理の創出のために，孫文により提唱された「五族共和」にみられる種族主義的民族論を否定し，「抗日」という感情によって一体化された新しい民族概念を提唱した。なぜなら，従来の種族主義的民族論は，少数民族の純潔性を担保し，内モンゴル自治 運動にみられる独立運動へと発展する可能性を孕んでいたからである。また，『禹貢』では，この新しい民族概念を，内モンゴル地域へ適用することによって，非漢族地域を，中国の「疆域」内に包摂することを試みた。そして，その理論は，日中戦争期に至り中国全土に適用された。
日中戦争初期，顧頡剛は，戦前におけるこうした「民族」観と「疆域」観をより一層発展させた。中国の「疆域」設定に関しては，漢族の文化概念である「華」の地域を，非漢族地域にまで引き伸ばし，中国の「疆域」とされるすべての地域を、漢族を中心とする地域として再設定した。そのため，中国の「民族」観に関しても，その「疆域」内部の構成メンバーたる漢族と非漢族との差異が取り去られた，ひとつに融合した「中華民族」という概念が創出された。それは，個々の 民族の独自性よりも中国国内の民族がひとつに融合することを奨励（実質的には漢族化）する作業であり，その延長線上に，中国の領域内における「華」の地域 の拡大が求められた。その観点において，顧頡剛にとって最も重要な活動は，辺疆地域の「開発」すなわち辺疆工作であった。
顧頡剛の国家統合理論において，中国の「疆域」と「民族」の定義は表裏一体をなしていた。顧頡剛のこうした作業は，日中戦争期における強烈なナショナリズムを背景として，単一的な国民作りを目指し，極めて近代西洋主義的な国家形成を目指した知識人の試みでもあった。その作業は，日中戦争中期に至り，国民政府，地方政府，知識人による中国辺疆学会の辺疆研究に受け継がれた。顧頡剛の「疆域」概念と民族論は，国民政府や地方政府の非漢族への民族政策と合致し，政府の民族政策に学術的正統性を与えた。ここに、日中戦争期中国の政治と学術の接点がみられる。
1顾颉刚（1893—1980年），江苏省苏州人，历史学家。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担任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历史系教授。1926年，采用拟古研究方法编集古代史研究专著《古史辨》。他对中国民俗学和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也颇为关心，在新中国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委员。
2齐思和（1907—1980年）字致中，直隶宁津人。1927年就读于南开大学，1928年转入燕京大学历史系，1931 年至35 年期间在哈佛大学专攻历史，取得博士学位后，先后就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和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
Miwa Shimada 島田 美和 シマダ ミワ
慶應義塾大学総合政策学部専任講師（有期）
関西学院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 1999年卒業
大阪大学大学院言語文化研究科博士課程前期 2002年修了
大阪大学大学院言語文化研究科博士課程後期 2007年修了
日本学術振興会特別研究員PD 2009年4月〜2010年3月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附属現代中国研究センター)
主な前職：日本学術振興会特別研究員PD，大阪大学非常勤講師（中国語授業担当）
近畿大学非常勤講師（政治学授業担当）
略歴 専門分野
中国地域研究、中国近現代政治史、内モンゴル近現代史
主要著作・論文・作品
論文 （日本語） ・「日中戦争期楡林における大漢族主義とモンゴル族の自治」（『現代中国』第80号，2006年） ・「『塞上風雲』と楡林における文芸運動」（『言語文化共同研究プロジェクト2006「文化」の解読（7）−システムとしての文化，大阪大学大学院言語文化研究科，2007年） ・「顧頡剛の『疆域』概念」（西村成雄・田中仁編『中華民国の制度変容と東アジア地域秩序』汲古書院，2008年）
・「戦後中国知識人の内モンゴル自治論争」（石川禎浩編『中国社会主義
文化の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2010年）
（中国語）
・ 「戦后中国知識分子的内蒙自治弁論 」日本語訳 ；「戦後中国知識人の内モンゴル自治論争」；石川禎浩主編 袁広泉訳；「『二十世紀中国的社会与文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P.326-351；2013
・ 顧頡剛的”疆域"概念 ; 島田 美和 ; 現代中国変動与東亜新格局（現代「中国」の社会変容と東アジアの新環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P.541-551 ; 2012
・「抗戦文芸與『辺疆』問題‐関於抗戦電影『塞上風雲』」 ; 島田 美和 ; 『中日学者抗戦文史研究論文集』 ; 重慶出版社 P.269-284 ; 2009
・「抗戦時期晋系地方実力派対蒙古族的研究及其宣伝工作：以蒙漢同源説為中心」タイトル日本語訳 「抗戦時期晋系地方実力派の対モンゴル族研究およびその宣伝工作：蒙漢同源説を中心に」;島田 美和; 『抗戦時期的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P.610-620;2006
・「戦後国民党省県制度與内蒙自治問題-以内蒙古地区綏遠省為考察中心-」、（タイトル日本語訳「戦後における国民党の省県制度と内モンゴル自治問題−内モンゴル地域綏遠省を中心に−」;島田 美和;『中国的政治変革和歴史叙述学術会議発表論文集』 ; 第三届韓日中国近現代史研究者交流会 ; 延世大学 ; P.50-56 ; 2008
・「綏境蒙政会成立過程之考察」 タイトル日本語訳 「綏境蒙政会の成立過程についての一考察」; 島田 美和;周太平編『2004年中国近現代史研究国際学術交流論文集』;中華人民共和国、内モンゴル自治区、内モンゴル大学;P.2-4 2004
（モンゴル語）
・「“Бэмби сан” хэвлэлийн газар日本語訳「顧頡剛の『疆域』概念」」(日本語訳：D. シュルフー、ボルジギン・フスレ、S. バトトゥルガ編『新世紀をむかえた日本とモンゴル――第1回日本モンゴル青年フォーラム論文集』，2013年）
書評
・内田知行・柴田善雅編『日本の蒙疆占領1937-1945』（『歴史学研究』8月号、2008年）
・森久男『日本陸軍と内蒙工作‐関東軍はなぜ独走したか』 （『近現代東北アジア地域史研究会NEWS LETTER』第21号、2009年）
・高橋伸夫編著『救国、動員、秩序 変革期中国の政治と社会』（『現代中国研究』31号、2012年）
レビュー：
・「2012年度の歴史学会‐回顧と展望 中国現代史部分」『史学雑誌』東京大学文学部、2013年
学会発表
・「戦時的辺疆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戦背景下的中日戦争‐中日戦争国際共同研究第5次会議、主催：ハーバード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オックスフォード大学、日中関係史研究会、中国、重慶、2013年.
・“Бэмби сан” хэвлэлийн газар日本語訳「顧頡剛の『疆域』概念」（『新世紀をむかえた日本とモンゴル――第1回日本モンゴル青年フォーラム』、2012年） ・南京国民政府期における河北移民村の形成と後套開発 ; 島田 美和 ; 2011年度三田史学会大会 ; 三田史学会 ; 慶應義塾大学三田キャンパス 2011/06/18
・「1930年代前半期、内モンゴル西部地域における中央と地方の関係−綏境蒙政会の成立をめぐって−」 ; 島田 美和 ; 2008年度アジア政経学会全国大会プログラム ; アジア政経学会 ; 神戸学院大学 ; ; 2008/10/12
・「抗日戦期における中国辺境学会と蒙漢同源説」 ; 島田 美和 ; 日本現代中国学会第55回全国学術大会 ; 日本現代中国学会;愛知大学 ;2005/10/22
・“Бэмби сан” хэвлэлийн газар日本語訳「顧頡剛の『疆域』概念」（『新世紀をむかえた日本とモンゴル――第1回日本モンゴル青年フォーラム』、2012年）
その他 コメント：「第１部：まとめとコメント」(日本孫文研究会編『グローバルヒストリーの中の辛亥革命――辛亥革命100周年記念国際シンポジウム（神戸会議）論文集』、2012)
学生諸君へ一言
異文化理解に必要なのは、相手のことを理解したい、知りたいと思う強い好奇心です。好奇心こそが、学問の原動力です。様々な国や地域の文化を学び、実際に出かけてみて、自分の興味を引きつける対象をたくさん「発見」してください。
連絡先
〒252-0882 神奈川県藤沢市遠藤 5322
慶應義塾大学湘南藤沢キャンパス
大阪大学大学院言語文化研究科博士課程前期 2002年修了
大阪大学大学院言語文化研究科博士課程後期 2007年修了
日本学術振興会特別研究員PD 2009年4月〜2010年3月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附属現代中国研究センター)
主な前職：日本学術振興会特別研究員PD，大阪大学非常勤講師（中国語授業担当）
近畿大学非常勤講師（政治学授業担当）
略歴 専門分野
中国地域研究、中国近現代政治史、内モンゴル近現代史
主要著作・論文・作品
論文 （日本語） ・「日中戦争期楡林における大漢族主義とモンゴル族の自治」（『現代中国』第80号，2006年） ・「『塞上風雲』と楡林における文芸運動」（『言語文化共同研究プロジェクト2006「文化」の解読（7）−システムとしての文化，大阪大学大学院言語文化研究科，2007年） ・「顧頡剛の『疆域』概念」（西村成雄・田中仁編『中華民国の制度変容と東アジア地域秩序』汲古書院，2008年）
・「戦後中国知識人の内モンゴル自治論争」（石川禎浩編『中国社会主義
文化の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2010年）
（中国語）
・ 「戦后中国知識分子的内蒙自治弁論 」日本語訳 ；「戦後中国知識人の内モンゴル自治論争」；石川禎浩主編 袁広泉訳；「『二十世紀中国的社会与文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P.326-351；2013
・ 顧頡剛的”疆域"概念 ; 島田 美和 ; 現代中国変動与東亜新格局（現代「中国」の社会変容と東アジアの新環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P.541-551 ; 2012
・「抗戦文芸與『辺疆』問題‐関於抗戦電影『塞上風雲』」 ; 島田 美和 ; 『中日学者抗戦文史研究論文集』 ; 重慶出版社 P.269-284 ; 2009
・「抗戦時期晋系地方実力派対蒙古族的研究及其宣伝工作：以蒙漢同源説為中心」タイトル日本語訳 「抗戦時期晋系地方実力派の対モンゴル族研究およびその宣伝工作：蒙漢同源説を中心に」;島田 美和; 『抗戦時期的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P.610-620;2006
・「戦後国民党省県制度與内蒙自治問題-以内蒙古地区綏遠省為考察中心-」、（タイトル日本語訳「戦後における国民党の省県制度と内モンゴル自治問題−内モンゴル地域綏遠省を中心に−」;島田 美和;『中国的政治変革和歴史叙述学術会議発表論文集』 ; 第三届韓日中国近現代史研究者交流会 ; 延世大学 ; P.50-56 ; 2008
・「綏境蒙政会成立過程之考察」 タイトル日本語訳 「綏境蒙政会の成立過程についての一考察」; 島田 美和;周太平編『2004年中国近現代史研究国際学術交流論文集』;中華人民共和国、内モンゴル自治区、内モンゴル大学;P.2-4 2004
（モンゴル語）
・「“Бэмби сан” хэвлэлийн газар日本語訳「顧頡剛の『疆域』概念」」(日本語訳：D. シュルフー、ボルジギン・フスレ、S. バトトゥルガ編『新世紀をむかえた日本とモンゴル――第1回日本モンゴル青年フォーラム論文集』，2013年）
書評
・内田知行・柴田善雅編『日本の蒙疆占領1937-1945』（『歴史学研究』8月号、2008年）
・森久男『日本陸軍と内蒙工作‐関東軍はなぜ独走したか』 （『近現代東北アジア地域史研究会NEWS LETTER』第21号、2009年）
・高橋伸夫編著『救国、動員、秩序 変革期中国の政治と社会』（『現代中国研究』31号、2012年）
レビュー：
・「2012年度の歴史学会‐回顧と展望 中国現代史部分」『史学雑誌』東京大学文学部、2013年
学会発表
・「戦時的辺疆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戦背景下的中日戦争‐中日戦争国際共同研究第5次会議、主催：ハーバード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オックスフォード大学、日中関係史研究会、中国、重慶、2013年.
・“Бэмби сан” хэвлэлийн газар日本語訳「顧頡剛の『疆域』概念」（『新世紀をむかえた日本とモンゴル――第1回日本モンゴル青年フォーラム』、2012年） ・南京国民政府期における河北移民村の形成と後套開発 ; 島田 美和 ; 2011年度三田史学会大会 ; 三田史学会 ; 慶應義塾大学三田キャンパス 2011/06/18
・「1930年代前半期、内モンゴル西部地域における中央と地方の関係−綏境蒙政会の成立をめぐって−」 ; 島田 美和 ; 2008年度アジア政経学会全国大会プログラム ; アジア政経学会 ; 神戸学院大学 ; ; 2008/10/12
・「抗日戦期における中国辺境学会と蒙漢同源説」 ; 島田 美和 ; 日本現代中国学会第55回全国学術大会 ; 日本現代中国学会;愛知大学 ;2005/10/22
・“Бэмби сан” хэвлэлийн газар日本語訳「顧頡剛の『疆域』概念」（『新世紀をむかえた日本とモンゴル――第1回日本モンゴル青年フォーラム』、2012年）
その他 コメント：「第１部：まとめとコメント」(日本孫文研究会編『グローバルヒストリーの中の辛亥革命――辛亥革命100周年記念国際シンポジウム（神戸会議）論文集』、2012)
学生諸君へ一言
異文化理解に必要なのは、相手のことを理解したい、知りたいと思う強い好奇心です。好奇心こそが、学問の原動力です。様々な国や地域の文化を学び、実際に出かけてみて、自分の興味を引きつける対象をたくさん「発見」してください。
連絡先
〒252-0882 神奈川県藤沢市遠藤 5322
慶應義塾大学湘南藤沢キャンパス
日俄战争前东亚同文会针对中国的日本语教育策略研究
Discussion Papers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No.2013-6 Osaka University Forum on China
日俄战争前东亚同文会针对中国的日本语教育策略研究
包 贺喜格图 † 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专任讲师
前言
在《清末内蒙古喀喇沁右旗毓正女学堂产生的历史背景分析——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东亚同文会对中国教育策略为中心》一文1（以下略为《清末》）中，本人对毓正女学堂2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具体过程做了说明和分析，强调了东亚同文会在其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毓正女学堂作为在日俄战争大背景下发生在战争侧后方内蒙古的教育事例，其从无到有的诞生过程完整体现了东亚同文会与日本军部、外务省等方面合作，通过教育手段达到其国家政治目的、为当时日本大陆政策服务的一个侧面。
东亚同文会所推动的清末在内蒙古地区的教育活动，从其动机和内容来看，多少带有教育扩张和渗透的意味。而反映此教育扩张和渗透的代表性现象就是毓正女学堂的日本语教育。正是日本语教育拉近了蒙古王公和蒙古民众与日本之间的距离，为日本实施教育之外的政治、军事行动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毓正女学堂的教育内容充分说明了日本方面，特别是东亚同文会对日本语教育的重视。那么毓正女学堂的日本语教育是否仅仅是一个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偶然出现的教育现象？东亚同文会在毓正女学堂成立之前还进行过哪些日本语教育活动？东亚同文会为何如此重视在中国的日本语教育活动？就这些问题，本文尝试从日本近代大陆政策和国家主义教育体制的大背景出发，对日俄战争前东亚同文会主针对中国的日本语教育策略做一个简单的梳理，通过对其策略内容进行考察和分析，说明毓正女学堂的日本语教育并非偶然出现的孤立的历史现象，而是以东亚同文会为代表的日本势力试图利用教育为其在中国获取更多政治、军事、经济利益，并进行教育扩张而进行的
有组织的一系列教育活动中的一个典型事例。
I. 日俄战争前东亚同文会针对中国的日本语教育策略出现的历史条件
根据关正昭（1997）的研究，日本语教育史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历史时期，即19 世纪末以前的外国人为主体的日本语学习和日本语研究时期、19 世纪末至1945 年的“侵略性”的日本语普及教育时期、以及战后至现在的国际交流为目的的日本语教育时期［关正昭1997：５］。本文所要论述的日俄战争前东亚同文会针对对中国的日本语教育策略和教育活动从时间上看正属于19 世纪末开始的“侵略性”日本语教育部分。东亚同文会主导下的日本语教育是否具有关正昭所说的“侵略性”，它在日本语教育史第二个历史时期中占据怎样的地位，这不仅需要分析其教育策略和教育活动的内容，还要对这些策略和活动出现的大的历史条件和环境做具体的考察才能得出恰当的结论。下面首先对东亚同文会在日俄战争前所倡导的对中国日本语教育策略出现的历史条件做一介绍。
1 大阪大学中国文化论坛讨论文件No.2012-5（http://hdl.handle.net/11094/23338）。
2 清末内蒙古喀喇沁右旗扎萨克亲王贡桑诺尔布所建立的“贡王三学”之一，成立于1903 年12 月。
2
1）日本近代大陆政策的形成和国家主义教育体制的确立
从国家层面来看，日本大陆政策的形成和国家主义教育体制的建立是日本语教育从19 世纪末开始逐渐带有海外扩张渗透倾向的深层原因。也就是说，正是在既定的大陆扩张政策下，在教育一切为天皇、为国家利益（包含向大陆扩张）服务的目标指引下，日本语教育具有了被利用为对外扩张渗透工具的条件和可能。关于日本近代国家主义教育体制形成的脉络，本人在《清末》 一文中已有说明，因篇幅所限不加赘述。这里借助日本学者古川万太郎的研究想要强调的一点是，日本的大陆扩张思想由来已久，明治政府在甲午战争之前将其作为国家政策最终确立下来这一历史事实为日本以后的一系列对外扩张活动，特别是教育方面的扩张渗透打下了政治基础。
关于日本近代大陆政策的形成时间，日本学者看法不一。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为日俄战争之后，二为甲午战争之后，三为甲午战争之前［古川1991：4］。古川万太郎对日本大陆政策的源流做了系统的分析，介绍了从本田利明到佐藤信渊、吉田松阴，再到以山县有朋为代表的明治政府官僚的大陆扩张思想。他认为，“导致中日甲午战争的朝鲜侵略论在明治政府成立之初就已经在官僚头脑中酝酿了，并逐渐形成为明治政府的国家政策。”［古川1991：5］并且，“在明治政府推进侵略朝鲜政策时，山县有朋等策划者所设定的目标不仅仅限于朝鲜，还一直把中国放在计划之中。由此来看，对于日本大陆政策的形成时间，我们有必要将其设定在甲午战争之前这段时间。正是基于甲午战争之前形成的大陆思想和政策，日本才会作为中日甲午战争结束的条件，向清政府提出割让台湾的要求，并对台湾实行殖民统治。甲午战争归根到底是日本为了有效控制朝鲜而发动的战争。”［古川991：
4］古川万太郎的研究说明，日本近代的大陆政策有较深的历史背景，征服大陆的思想在明治时期之前就已经存在，明治政府以及后来的日本决策者只不过是这一思想的继承者、政策的执行者罢了。
古川万太郎与多数中国学者一样，认为日本大陆政策的形成是以山县有朋的所谓“主权线”“利益线”理论的提出为标志的（在1890 年3 月的《山县有朋军备意见》和《外交政略论》中就有提出，1890年12 月山县有朋在第一次帝国议会的施政演说中再次强调这一理论）。大陆政策作为明治政府的既定政策在山县有朋为首的阁僚的推动下正式提出并确立下来。
耐人寻味的是，就在大陆政策正式出台的同时，明治政府还发布了《教育勅語》（1890 年10 月）。而《教育勅語》背后的主要策划者和推动者恰恰又是山县有朋。“山县有朋为了给森有礼以来的学制改革赋予精神支柱，考虑有必要发布《教育敕语》。而且，这种考虑并不是在地方长官会议之后产生的，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山县早已具有的对东亚地区即将发生的战争（即甲午战争——笔者加）的预想，从他的军国主义性质的国家主义立场来看，为打赢这场战争，日本必须要充实的第一是军备，第二就是教育。”［堀松1959：166］堀松武一的这段话明确指出了山县有朋推动发布《教育敕语》的根本原因，其目的就是要使教育服务于日本的对外扩张政策。山县有朋本人的一段话——“为保3护利益线，对外政策上不可欠缺的第一是军备，第二就是教育。（中略）应该以教育的手段使国民养
成并保持爱国之观念”［堀松1959：167］也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在山县有朋的表述中，值得细细琢磨的是，“教育”不再仅仅是面向国内的事业，而是被看做为指向“保护利益线”的“对外政策”的不可欠缺的部分。另外，所谓的“以教育的手段使国民养成并保持爱国之观念”无非就是以《教育敕语》所要求的忠君爱国的国家主义教育思想把日本国民统一在以天皇为代表的所谓的日本国家意志之下，当大陆政策作为国家意志付诸实施时，要求任何国民和团体为其贡献一切力量。《清末》一文中所论述的东亚同文会和河原操子的行为，可以说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国家主义教育政策达到了山县有朋等人所期待的效果。没有国家主义教育，就不会有河原操子这样一个集“间谍论”和“教育贡献论”为一身的极富争议的人物，当然毓正女学堂会不会产生也就成了疑问，毓正女学堂的教育情况也会大为不同3。
山县有朋等人推动发布的《教育勅語》在思想领域明确了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在日本教育领域的主体地位，标志着日本国家主义教育体制的正式建立。它的内容规定了国家主义、皇国主义思想在教育中的核心地位，其目的也是在于维护天皇的权威、统和全体国民的意志，以便更好地应对外来的民族危机，达成富国强兵的目标。从《教育敕语》所规定的教育目标再联想到山县有朋的表述，我们不难得出一个判断，就是《教育勅語》在大陆政策正式确立之时由山县有朋推动提出意味着教育以“国家主义”的形式被纳入到了日本大陆政策的框架之内，日本近代教育从此时起就正式具有了为大陆政策服务的倾向。可以说，直到二战结束之前的日本的很多教育政策和教育理论，特别是有关殖民地的教育政策和理论，其根源都在于《教育敕语》，教育敕语让千百万日本民众成为了日本对外扩张侵略的牺牲者。
古川万太郎的关于大陆政策思想源流和形成过程的考察非常重要，根据他的研究我们至少从时间上可以确定大陆政策、国家主义教育政策与东亚同文会的对外教育策略，特别是日本语教育策略之间的先后关系，这种时间上的先后关系为进一步说明东亚同文会的对外教育策略与日本大陆政策和国家主义教育政策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提供了条件。
2） 东亚同文会的成立以及在此之前的日本国家的日本语教育经验中日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在中国获得了很多现实利益，但同时又使中国和日本开始面临更加严峻的来自西方列强的威胁。战后西方各国开始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而日本在这一竞争中一直处于守势，特别是与俄国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地区的争夺上完全处于劣势。俄国在三国干涉还辽之后强租
大连和旅顺，甚至有意独霸朝鲜的势头直接威胁到了日本。日本无力参与到列强分割中国的竞争当中的现实，以及俄国势力南下带来的威胁迫使日本开始思考东亚新形势中的中日关系。于是，对抗3 就此问题，请参考包贺喜格图（2013）《河原操子についての一考察》（《九州共立大学研究纪要》第3 卷第2 号）4
俄国、保全中国，从而保全自己并实现自身势力在大陆的扩张就成为日本许多政治家的共同愿望。东亚同文会就是在这样的东亚政治环境中于1898 年11 月合并先前的东亚会和同文会而形成的政治团体，会长为近卫笃磨，副会长为长冈護美。其纲领中强调“保全中国；助成改善中国；研讨中国时事并期望实际行动；唤起相应国论”（一年后在第二、三两项中的“中国”之后加入“朝鲜”，说明东亚同文会对东亚大陆关注范围的扩大）。“主意书”中则强调中日“同文同种”、“唇齿辅车”。东亚同文会的前身之一的同文会是以贵族院议长近卫笃磨为中心，由常年在中国从事各种活动的乐善堂的岸田吟香、以及曾经加入到荒尾精的汉口乐善堂门下的宗方小太郎、井手三郎、中岛真雄等热心于中国事业的人加入组成的团体。它的活动包括日本国内和中国方面的研究调查、机关杂
志的出版发行、学校经营等各种内容。这说明在同文会阶段，近卫笃磨等人就已经十分重视教育活动的开展。而到了东亚同文会时期教育更成为了其主要事业，以东亚同文书院为代表的在中国的各种学校教育活动正是这方面的最好体现。
教育活动中，东亚同文会尤其重视语言教育，这与前面提到的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所处的被动地位也有一定的关系。正如阿部洋所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欧美列强围绕中国的政治、经济利权的竞争变得激烈，日本教育界也开始逐渐形成一种认识，就是为了弥补在列强面前的绝对的劣势，需要尽早培养出精通中国事务的人才。这已成为日本教育界刻不容缓的课题。［阿部2002：123］”而精通中国事务的前提，必然是要精通中国的语言。另外，甲午战争中所体现出的中国语人才不足这一教训，也使日本教育界开始重视语言人才的培养［阿部2002：124］。1896 年1 月，《关于清韩露语学校设置的建议》被递交到第九次帝国议会，三年之后的1899 年东京外国语学校正式成立。宫岛大八作为日本近代中国语教育的开创者，也是于1895 年5 月回国并在东京平河町住所开办了“詠归塾”（后于1898 年改称善邻书院），开始了正规的中国语教育事业。除此之外，大鸟圭介在《支那语
学劝学说》一文中，批评了传统的日本式的“汉文训读法”，力主将中国语作为外语来进行正规的学习。中岛裁之也在《关于支那传道》中提出“从日本佛教在清国的传道事业来看，培养精通清国语言和人情风俗的人才也是不可欠缺的工作。”［阿部2002：124］这些都表明，语言教育，特别是对日本在中国扩张势力来讲必不可少的中国语教育事业在甲午战后日本落后于西方列强、并且急切的要确保和扩大自己在中国利益的特殊形势中被逐渐重视起来。
语言交流是双向的，日本方面既然可以认识到中国语教育的重要性，那么对日本语教育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所能发挥的作用当然也会心中有数。与对中国语教育的认识形成不同，日本对于日本语教育在异民族同化问题上的所具有的强大功能有更早更系统的体会。这可以从日本对冲绳和台湾地区的日本语教育经验上得到证明。
日本在1879 年设立了冲绳县，并同时发布了“教育令”，开始了对冲绳的皇民化教育。因当时冲绳人对中国还抱有向往之情，为消除这一现象，培养冲绳人的日本国民意识，明治政府于次年，5也就是1880 年在县厅开设了“会话传习所”，并开始设立小学校，强力推行日本语教育。冲绳县学务课编撰的《冲绳对话》教材也在1880 年开始使用。据多仁安代的研究，经过多年的日本语教育、皇民化教育，“甲午战争中日本战胜中国后，冲绳人对中国的依存意识完全消失了，学生入学率明显上升，对日本本土的归属感也得到增强。”［多仁安代2006：85］这说明到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对冲绳的日本语教育已经起到了很大的同化作用。日本在冲绳一直实行日本语的标准语厉行运动，意图消除冲绳方言，这种运动据说持续到了20 世纪60 年代［多仁安代2006：85］。可见日本对在冲绳的
日本语教育的重视。
再看台湾方面。1895 年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把台湾给让给了日本，从此开始了长达50 年的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日本语教育的开创者是伊泽修二，他在《明治28 年的教育社会》（1895 年1 月、《国家教育》杂志第33 号）中阐述了他所理解的对新领地，对异民族进行殖民统治的“高超手段”。
他认为只用武力来征服是不够的，还要“以武力征服其外形的同时，施行精神上的征服。让他们忘记旧国家，焕发新国民的精神。这也就是日本化的过程，改造他们的思想，使之具有与日本人相同的思想，成为日本国家的真正国民” ［伊泽1895④：10］。除此之外，他赴任台湾之前，还在《广岛新闻》（1895 年5 月25 日）上表达了“尽力使（台湾人）通用日本语，然后再致力于他们头脑的开拓”的想法［关正昭1997：8］。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极力推动在台湾的日本语教育。1896 年伊泽修二赴台湾担任台湾总督府首任学务部长，并在台北郊外的芝山岩开始了“国语教育”（即日本语
教育）。之后“国语传习所”“国语学校”相继成立，其中的日本语教育始终贯穿的主题就是尊皇爱国（日本）的精神教育。伊泽修二在台湾的两年时间里，不仅设立学校，还在日本语教育上使用了特殊的教学方法-——“对译法”，虽然在他离任后“对译法”被“直译法”取代，但是他的这些实践表明，在他任学务部长期间，台湾的日本语教育摸索出了比较成型的教学方式。1880 年开始的冲绳的日本语教育和1895 年开始的台湾日本语教育都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令日本政府满意的效果，并积累了较多的经验。这些实践和经验是甲午战争后日本对外日本语教育扩张政策形成的客观条件，当然也为东亚同文会在中国和朝鲜开展日本语教育奠定了思想和经验基础。
Ⅱ. 日俄战争前东亚同文会针对中国的日本语教育策略
如前所述，东亚同文会从以往日本语教育所发挥的作用以及甲午战争后日本与西方列强，特别是俄国相抗衡，谋求在中国的现实利益的要求出发，认识到日本语教育在对中国的扩张和渗透中的特殊意义。这种认识可以从东亚同文会及其成员的文章论述中得到证实。由于论文篇幅所限，下面就选取其中的一部分内容做一简单的介绍。6
1）《 支那的觉醒与吾人的责任》（《东亚时论》第10 号、1899 年4 月25 日发行、“东亚时论”专栏）中的针对中国的日本语教育策略《东亚时论》第10 号（1899 年4 月25 日发行）中的“东亚时论”专栏文章《支那的觉醒与吾人的责任》一文中，明确阐明了东亚同文会“对中国教育文化活动的基本构想”。文章认为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目的有二，一是促进中国的觉醒，二是维护东亚的和平。中国的觉醒意味着甲午战争的目的达到了一半，而另一半目标由于西方列强对中国分割热潮的出现而近于失败。因此，在中国面
临被瓜分的危险，且已出现觉醒迹象的形势下，日本应该起到“诱掖启发”的作用。文章从教育事业、新闻杂志及译书、交通往来等三个方面提出了日本方面对中国所应采取的具体“方策”。其中“教育事业”被列于第一位，并且提出了三项内容。第一项中说到，“应在中国各要地，如
上海、杭州、汉口、天津、广州、福州等地由日本人亲自开设日本语学校，以便对中国的先进青年进行教育。并且，如果我国人力所能及的话，还应在中国内陆要地开设日本语学校。”［东亚同文会1899：4］“中国人知道日本语易学易读，因此欲向其传授新知识就必须从开设语言学校开始。”［东亚同文会1899：4］第二项内容中特别提到应该借助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开设日本语学校，“如果中国的有志之士有愿意开设日本语学校的，日本方面应该给与支持和指导，并向其派遣日本教师。这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东亚同文会1899：4］第三项内容则是提到让有意愿深造学习的中国学生务必来日本留学，“百闻不如一见，即使不是来攻读专门学问的学生，他们也会达到通日本语、读日本书的程度，并且会知晓当今时事，掌握文明之利器。”［东亚同文会1899：4、5］
仔细观察东亚同文会所提出的对中国教育活动的基本构想，我们会发现三项内容中无一例外在强调日本语教育的重要性。在东亚同文会的对中国教育理念中，似乎日本语教育成为了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似乎如果离开日本语教育，中国对新文化新知识的吸收将会困难重重。正如甲午战争的真实目的在于实现日本的大陆政策，实现对朝鲜的控制，而不是文中所说的为了东亚和平和中国的觉醒一样，这里东亚同文会所强调的日本语教育也绝不仅仅是为了向中国的有志青年教授新知识新文化，除了一定程度的教育支援的目的之外，实现以日本语为代表的日本文化、日本教育在中国的扩张和渗透才是其真实的意图所在。东亚同文会成立之初就在其对中国教育活动基本构想中突出强调日本语教育的作用，这为以后该会的一系列日本语教育活动定下了方向基调。
2）伊泽修二的《支那教育说》（《东亚时论》第10、11、14 号）中的针对中国的日本语教育策略东亚同文会成立时，伊泽修二就加入为首批会员。在中国戊戌变法失败后不久，他在东亚同文会机关刊物《东亚时论》第10（1899 年4 月）、11（1899 年4 月）、14（1899 年6 月）号上发表了连载文章《支那教育说（1、2、3）》。从时间上看，该文章发表于伊泽修二任国家教育社会长、发行7《国家教育》刊物宣传国家主义教育，以及1895 年赴台湾任学务局长、开展在台湾的日本语教育活动之后。因此，毫无疑问伊泽修二是站在国家主义教育提倡者和实践者的立场撰写此文的。另外，其在台湾开创日本语教育事业的经历应该是他在此文章中极力呼吁把日本语教育植入中国这一思想认识的经验基础。下面就看一看伊泽修二在这篇文章中有关日本语教育的论述。
文中伊泽修二首先提出为何中国没能很好的接受西方文明的问题，他指出四点原因，一是中国把西方科学技术视为形而下的东西没有真正给与重视。二是西方形而上的知识在中国也遭到排斥，没有学者真正加以研究。三是所谓中国的文字和文章不适合表达西方精巧细致的思想。四是中国与西方距离遥远，风俗人情大相径庭。
为了解决这些所谓的难点，他提出了他自己的“解救策略”。第一条就是“必须让中国学生学习日语”。［伊泽修二1899③：275］。这也是基于他所说的中国的文字文章不适合表达西方的精致思想的想法。他认为与汉语相反，日语“在语格、屈折、时态变化等方面与西方语言相近，不管多么细微精致的思想都可以很好地加以记述。这是和汉语相比非常优越的地方。日语文字中夹杂着汉字，这对中国人来说也是极为易学且易于理解之处，因此要想在中国普及西方文明，以日语为媒介是最好的策略。”［伊泽修二1899③：275］因此，他“建议不仅是来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在中国的各个学校也必须要让学生学习正规语法指导下的日语。而且，这种讲授日语的地点不可以只限于所谓的新式学校，在中国全国的学校都要作为一般必修科目加以切实规定。”［伊泽修二1899③：275］伊泽修二的第二条“解救策略”是在中国“奖励理工科学和哲学的讲授”。这一条中他除了建议中国在学校教育中大力讲授理工科学和哲学课程之外，还特别强调这些科目最好用日语来讲授，并且他支持派遣日本教习到中国担任这些讲授指导任务［伊泽修二1899③：276-277］。
伊泽修二的最后一条“解救策略”是“确定中国的大的教育方向”。这其中他强调了三个“要义”，第一要义是把理学数学等科目加入到中国官私教育科目之中。第二要义是把儒教作为一个宗教独立起来，使哲学、政治、法学等学科可以与儒教脱离开，从而便于开展大规模的研究。第三要义是奖励外国语的学习，特别是把日语作为必修科目加入到学校课程计划之中。他认为这三个要义要是得到落实，“中国大的教育方针也就会自然而然的在从大学到小学的整个教育系统中得到完备和发展。”［伊泽修二1899③：277-278］
伊泽修二的这个对中国教育意见中特别强调日语相对于汉语的优越性，强调要把日语的讲授和学习确定为中国教育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看来只有通过日语这个语言的讲授和学习，中国的教育才能真正走向“完备”，中国的教育才会取得切实的成效，中国才会真正学习到西方先进的文明。这时的伊泽修二所提出的对中国教育意见其实还是他以往教育渗透教育侵略思想的延续，只不过不同的是，这时的伊泽修二已经经历了在台湾的日语教育实践，这使他更加确信语言在教育扩张和渗透中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8
3）东亚同文会主导的《对清教育策》中的对中国日本语教育策略
《对清教育策》以社论形式共分六次连载于《教育时论》4第607-612 号（1902 年2 月25 日-4月15 日）。笔者之所以认为《对清教育策》与东亚同文会有关，有以下依据。首先，明治30 年代至40 年代（大致1898 年至1918 年）日本开发社《教育时论》的社长兼编辑人是汤本武比古与提倡“中国保全论”的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磨在政治立场上比较接近［阿部2002：125］。另外，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这段时间，开发社中致力于中国教育问题研究的副社长兼《教育时论》编辑主任辻武雄也是东亚同文会会员（1899 年4 月入会）。他曾在1898 年8 月赴中国进行教育状况调查，并在《清国新式学校概况》一文中就当时中国人热衷于学习日本语发表自己的看法说，“（前略）他们虽知日本文明与西方文明相比有不足之处，但为一时的便宜，奖励修习日本语，并认为这是（较快学习先进知识的——笔者加）上策。我在中国的日本国民，有心者，应了解此情况，乘此机会将日本语根植
于他们中间，以便于将来建立更为紧密的政治、经济上的关系。”［阿部2002：130］由此可以看出，辻武雄热心于以教育改善中国这一点上与东亚同文会的目标是一致的。以日本语的学习来促进中日政治、经济上的联系也暴露出他通过教育达到一些其他国家目的的企图，这也与东亚同文会一致。从时间上看，《对清教育策》是在甲午战后，特别是1898 年到1902 年这段时间里逐步成型的，与辻武雄加入东亚同文会并担当《教育时论》编辑实务的时间相一致。总之，人际关系上，政治观念上，《教育时论》与东亚同文会有实质性的内在关系。此外，正如《清末》一文中介绍的，井手三郎、根津一等东亚同文会重要成员也在《教育时论》发表关于对中国教育策略的文章，直接参与到了《对清教育策》形成过程之中。因此，综合以上情况进行判断，可以得出《对清教育策》与东亚同文会有紧密关系，甚至出自东亚同文会的结论。
《对清教育策》分六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主要是总结中国当时教育革新的新进展（废八股，兴学校，奖游学），强调这种形势下，尤其是列强教育势力争夺中国教育权的情况下日本扶助中国教育的重要性。明确指出“日本人远渡中国，兴办各种事业，并欲逐渐扶植日本势力，就必须保持中国的和平状态，帮助振兴其文化教育”［教育时论社说1902：3］。当然，这里突出强调日本的先进国家、东西文明调和者的优越地位，反复说明日本对中国的教育援助是“世界人道中的国家天职”［教育时论社说1902：4］。
其后的第二部分至第六部分，实际上是日本对中国教育政策的具体措施的提示。主要内容有，应设立清国教育调查会；日本教育家应陆续赴中国实际考察；应在清国要地设立日本国语学校；应扩展日本的汉语科和汉学科；应让清国聘用日本学务顾问；应让清国聘用日本人充任学校教师；应培养赴清国任教的学校教师；应设立收容清国留学生的预备校及其宿舍；应加强日本与清国间的教4 创刊于1885 年，昭和初期停刊。日本近代具有代表性的教育杂志，对当时教育舆论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明治后期积极关注中国教育，其对中国教育策略与东亚同文会较为一致。9
育上的联系；应设立译书局；
在题为“应在清国要地设立日本国语学校”一节中，明确提出日本“今日之急务就是尽早在中国要地设立我国语学校（即日本语学校——笔者加），依托教育输入我文化，扶植我势力。我政府应尽快着手制定此类学校的设立计划，次第行之，以期今后在政事上、通商上产生良好效果。”［教育时论社说1902②：5］不仅如此，文章还对设立日本语学校的地点、教学内容、资金来源做了规划。
作为设立地点，北京、南京、汉口、福州等四城市被列为首选，其后渐次展开的预定地点是：天津、牛庄、济南、苏州、杭州、长沙、成都、重庆、厦门、广州。教授科目为日本语和普通学科，经费为
日本国库支出（文中特别指出由清朝政府的赔款中支出）。
对于日本语教育会带来的效果，文中也做了预测——“其结果，我国语将通过其子弟逐渐传播
至家族和乡里，随着对我国文化国情的了解，其必会敬慕我国，需要我国之产品，信赖我国人，并与我共同开办经营各种事业。”［教育时论社说1902②：5］这样的预测和期待又一次证明了对中国施行日本语教育的输入、日本教育文化的输入，目的还是在于“扶植我势力”，并“在政事上、通商上产生良好效果”。
4）户水宽人的《日本语的移植和东洋的勃兴》（1902 年8 月、《外交时报》第5 卷55 号）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科教授、法学博士户水宽人具有强烈的大陆扩张意识，是日本大陆政策的忠实支持者。他一直关注满洲、蒙古和俄罗斯方面的情况，撰写了很多这方面的文章，并实地考察了长城沿线和蒙古地区。在《万里长城及蒙古旅行谈》中，他曾说，“我总是可怜日本政治家所从事的工作规模之小，这些政治家实在应该放眼大陆，做规模大一些的工作”［户水1902②：14］。这里暗含了日本应向大陆扩张的意图。另外，他在《张家口外的俄国人势力》一文中还说，“俄国人要向张家口铺设铁路，并要设立专管居留地，以此在张家口扶植俄国势力，压制北京。（中略）如此，北京将被俄国人彻底压制。我日本方面该做些什么应对此局面呢，这是需要认真考虑的。在我看来，应尽快与俄国一战，挫败其势力，如若成功北京将免于受制于俄国。因此，应尽可能将日本势力至少推进到张家口一线。”［户水1902③：26］这些言论清楚无疑的表明了户水宽人支持日本向大陆扩张的立场。
关于户水宽人的研究目前还不多见，他的大陆扩张意识是怎样形成的，具体表现如何，发表过哪些有关满蒙和俄国的意见等考察有待今后进行。现就户水宽人作为东亚同文会会员（于1901 年2月加入东亚同文会）［东亚同文会报告之会报1901：176］如何倡导针对中国的日本语教育做一简单说明。
户水宽人于1902 年8 月在《外交时报》（第5 卷55 号）上发表了署名文章《日本语的移植和东洋的勃兴》。文中首先对中国努力学习日本，日本派遣大量专家顾问赴中国援助表示支持，并明确指出在对中国的教育“开发”和文化“输入”上，“最好的方法、最应特别重视的手段就是日本语的移10植。”［户水1902：70］户水对日本方面以译书的形式进行对中国的教育开发和文化输入表示赞同，但觉得这样还不够，他认为，“应该再进一步，让中国人直接阅读日本文字。在中国，如果官方和民间都提倡读日本文章，并在其各个教育机构、各学校教授日本语的话，中国人的智力开发、日本文明的输入就指日可待了。”［户水1902：70］而且，他认为中国的落后在于形而上的学问过多，形而下的研究不足。而“如果中国知识人能努力研究学习日本语，直接用日本语来阅读，引进形而下的
诸学问，旧来的迷信误想也就不难排除掉。有朝一日排除迷信误想，开发中国人智识，导入日本文明都得以实现的话，东洋的勃兴也就随之而来了。”［户水1902：71］最能体现户水宽人用日本语教育实现其日本势力在中国的扩张，甚至侵略意图的是文章最后部分。户水引用了满清在占领中国大陆初期施行满语扩张，最终失败的例子，承认日本语在中国的扩张也并非易事。但他觉得日本不会失败，他说，“清初之时，汉人的文明实在满人之上，因此满人最终被汉人同化，以致今天满人自身也不得不使用汉语。而今日的日本与中国相比较，日本的新文明远高于中国。因此，只要方法得当，日本语在中国的移植还是可以成功的。”［户水1902：72］文章最后，户水谈到“（前略）东洋事务由东洋人自己来处理，不容欧美人插手。如果做到这样，东洋人的幸福将比今日大几十倍。而实现这一目标之前，应切实完成对中国的日本语的移植。我所希望的日本语在中国的普及，不仅意味着日本势力在中国的扩张，还意味着中日携手创造东洋的勃兴。”［户水1902：73］
户水宽人的文章表面上是要追求东亚的繁荣，实际是在谋求日本在中国大陆的势力扩张，这从他的表述再联系到他一贯的支持大陆政策的立场上可以判断出来。尤其是引用满清的满语扩张的例子后发表的言论，把他的日本语扩张意图暴露无遗。
结语
以上，就日俄战争前东亚同文会针对中国的日本语教育策略及其出现的历史条件作了概述性的介绍和分析。从这些东亚同文会及其成员，以及与之有密切关系的《教育时论》杂志的言论可以看出，东亚同文会在对抗俄国、保全中国这一总政治目标之下提出的针对中国的日本语教育策略言论具有明显的教育扩张和渗透，并谋求其国家政治、军事、经济利益的倾向。得出这一结论并不是要全面抹杀东亚同文会对中国教育援助的积极意义，正像河原操子的思想和行动所体现出的“教育援助者”和“战争协作者”共存于一身，以及毓正女学堂在内蒙古近代教育上的积极贡献和在日俄战争中所起到的协从作用同时并存一样，东亚同文会在中日近代关系史上的作用也应该从正反两个方面得到客观的观察和判断。
另外，作为补充内容要交代的是，在这样一个系统的对中国日本语教育策略的影响下，东亚同文会先后进行了许多日本语教育活动。概略观之，其代表性的有关日本语教育的学校有：福州东文11学堂（1898 年）、南京同文书院（1900 年）、东亚同文书院（上海、1901 年）北京东文学社（1901年）、内蒙古喀喇沁右旗毓正女学堂（1903 年）等。在朝鲜半岛还设立了城津学堂（1899 年10 月）、平壤日语学校（1899 年10 月）。从此情况来看，内蒙古喀喇沁右旗的毓正女学堂正是东亚同文会所设立的学校中的一个，其日本语教育设立的目的和教育内容与其他学校在本质上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被利用为日本实现大陆政策的工具。东亚同文会兴办经营的各学校身上的这种共性，也许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东亚同文会对中国教育活动的扩张性、渗透性确实存在。由此，认为东亚同文会在日俄战争前的日本语教育具有关正昭所说的“侵略性”也就具有了一定的事实依据。
文献
关正昭（1997）《日本語教育史研究序説》 株式会社スリーエーネットワーク
古川万太郎（1991）《近代日本の大陸政策》東京書籍株式会社
堀松武一（1959）《日本近代教育史—明治国家与教育》 理想社
阿部洋（2002）近代アジア教育史研究会編《近代日本のアジア教育認識・資料篇――明治後期教育雑誌所収中国・韓国・台湾関係記事 所収記事目録、解題篇》
多仁安代（2006）《日本語教育と近代日本》 岩田書院
东亚同文会(1899)《支那の醒覚と吾人の責務》 《東亜時論》第10 号
伊泽修二（1899）《支那教育说（一）》 《东亚时论》第10 号
伊泽修二（1899②）《支那教育说（二）》 《东亚时论》第11 号
伊泽修二（1899③）《支那教育说（三）》 《东亚时论》第14 号
伊泽修二（1895④）《明治28 年の教育社会》 《国家教育》 第33 号
教育時論社説（1902）《对清教育策（3）》 第609 号
户水宽人（1902）《日本语的移植和东洋的勃兴》 《外交时报》第5 卷55 号
户水宽人（1902②）《万里长城及蒙古旅行谈》 《外交时报》第5 卷59 号
户水宽人（1902③）《張家口外に於ける露西亜人の勢力》 《外交时报》第5 卷59 号
东亚同文会报告之会报（1901）《东亚同文会报告》第3 卷第16 回报告12
大阪大学中国文化フォーラム ディスカッションペーパー No.2013-6
Discussion Papers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Osaka University Forum on China No.2013-6
日露戦争前における東亜同文会の対中国日本語教育方策 包 賀喜格図（ボ ヘシクト）
A Study of Japanese Educational Policy against China by Toadobunkai before Japan-Russia War BAO Hexigetu
要 旨
東亜同文会は、日露戦争の戦略的要地である内蒙古における毓正女学堂設にあたって決定的役割を果した。毓正女学堂の教育活動の実態から、東亜同文会の中国への教育拡張、教育浸透の傾向を理解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が、なかでも日本語教育方策がこの傾向の代表的なものとして注目される。すなわち、日本語教育によって蒙古社会に日本国家への親近感を生みだし、それによって日本側の内蒙古における教育以外の政治的、軍事的な活動を構想していたのである。毓正女学堂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は孤立的な歴史現象ではなく、東亜同文会を代表とする日本勢力の推進した一連の在中国教育拡張、教育浸透活動の中の典型的な事例であった。
（担当委員：周太平∗）
http://www.law.osaka-u.ac.jp/~c-forum/box2/discussionpaper.htm
∗ 中国内蒙古大学・蒙古学院・教授
日俄战争前东亚同文会针对中国的日本语教育策略研究
包 贺喜格图 † 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专任讲师
前言
在《清末内蒙古喀喇沁右旗毓正女学堂产生的历史背景分析——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东亚同文会对中国教育策略为中心》一文1（以下略为《清末》）中，本人对毓正女学堂2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具体过程做了说明和分析，强调了东亚同文会在其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毓正女学堂作为在日俄战争大背景下发生在战争侧后方内蒙古的教育事例，其从无到有的诞生过程完整体现了东亚同文会与日本军部、外务省等方面合作，通过教育手段达到其国家政治目的、为当时日本大陆政策服务的一个侧面。
东亚同文会所推动的清末在内蒙古地区的教育活动，从其动机和内容来看，多少带有教育扩张和渗透的意味。而反映此教育扩张和渗透的代表性现象就是毓正女学堂的日本语教育。正是日本语教育拉近了蒙古王公和蒙古民众与日本之间的距离，为日本实施教育之外的政治、军事行动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毓正女学堂的教育内容充分说明了日本方面，特别是东亚同文会对日本语教育的重视。那么毓正女学堂的日本语教育是否仅仅是一个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偶然出现的教育现象？东亚同文会在毓正女学堂成立之前还进行过哪些日本语教育活动？东亚同文会为何如此重视在中国的日本语教育活动？就这些问题，本文尝试从日本近代大陆政策和国家主义教育体制的大背景出发，对日俄战争前东亚同文会主针对中国的日本语教育策略做一个简单的梳理，通过对其策略内容进行考察和分析，说明毓正女学堂的日本语教育并非偶然出现的孤立的历史现象，而是以东亚同文会为代表的日本势力试图利用教育为其在中国获取更多政治、军事、经济利益，并进行教育扩张而进行的
有组织的一系列教育活动中的一个典型事例。
I. 日俄战争前东亚同文会针对中国的日本语教育策略出现的历史条件
根据关正昭（1997）的研究，日本语教育史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历史时期，即19 世纪末以前的外国人为主体的日本语学习和日本语研究时期、19 世纪末至1945 年的“侵略性”的日本语普及教育时期、以及战后至现在的国际交流为目的的日本语教育时期［关正昭1997：５］。本文所要论述的日俄战争前东亚同文会针对对中国的日本语教育策略和教育活动从时间上看正属于19 世纪末开始的“侵略性”日本语教育部分。东亚同文会主导下的日本语教育是否具有关正昭所说的“侵略性”，它在日本语教育史第二个历史时期中占据怎样的地位，这不仅需要分析其教育策略和教育活动的内容，还要对这些策略和活动出现的大的历史条件和环境做具体的考察才能得出恰当的结论。下面首先对东亚同文会在日俄战争前所倡导的对中国日本语教育策略出现的历史条件做一介绍。
1 大阪大学中国文化论坛讨论文件No.2012-5（http://hdl.handle.net/11094/23338）。
2 清末内蒙古喀喇沁右旗扎萨克亲王贡桑诺尔布所建立的“贡王三学”之一，成立于1903 年12 月。
2
1）日本近代大陆政策的形成和国家主义教育体制的确立
从国家层面来看，日本大陆政策的形成和国家主义教育体制的建立是日本语教育从19 世纪末开始逐渐带有海外扩张渗透倾向的深层原因。也就是说，正是在既定的大陆扩张政策下，在教育一切为天皇、为国家利益（包含向大陆扩张）服务的目标指引下，日本语教育具有了被利用为对外扩张渗透工具的条件和可能。关于日本近代国家主义教育体制形成的脉络，本人在《清末》 一文中已有说明，因篇幅所限不加赘述。这里借助日本学者古川万太郎的研究想要强调的一点是，日本的大陆扩张思想由来已久，明治政府在甲午战争之前将其作为国家政策最终确立下来这一历史事实为日本以后的一系列对外扩张活动，特别是教育方面的扩张渗透打下了政治基础。
关于日本近代大陆政策的形成时间，日本学者看法不一。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为日俄战争之后，二为甲午战争之后，三为甲午战争之前［古川1991：4］。古川万太郎对日本大陆政策的源流做了系统的分析，介绍了从本田利明到佐藤信渊、吉田松阴，再到以山县有朋为代表的明治政府官僚的大陆扩张思想。他认为，“导致中日甲午战争的朝鲜侵略论在明治政府成立之初就已经在官僚头脑中酝酿了，并逐渐形成为明治政府的国家政策。”［古川1991：5］并且，“在明治政府推进侵略朝鲜政策时，山县有朋等策划者所设定的目标不仅仅限于朝鲜，还一直把中国放在计划之中。由此来看，对于日本大陆政策的形成时间，我们有必要将其设定在甲午战争之前这段时间。正是基于甲午战争之前形成的大陆思想和政策，日本才会作为中日甲午战争结束的条件，向清政府提出割让台湾的要求，并对台湾实行殖民统治。甲午战争归根到底是日本为了有效控制朝鲜而发动的战争。”［古川991：
4］古川万太郎的研究说明，日本近代的大陆政策有较深的历史背景，征服大陆的思想在明治时期之前就已经存在，明治政府以及后来的日本决策者只不过是这一思想的继承者、政策的执行者罢了。
古川万太郎与多数中国学者一样，认为日本大陆政策的形成是以山县有朋的所谓“主权线”“利益线”理论的提出为标志的（在1890 年3 月的《山县有朋军备意见》和《外交政略论》中就有提出，1890年12 月山县有朋在第一次帝国议会的施政演说中再次强调这一理论）。大陆政策作为明治政府的既定政策在山县有朋为首的阁僚的推动下正式提出并确立下来。
耐人寻味的是，就在大陆政策正式出台的同时，明治政府还发布了《教育勅語》（1890 年10 月）。而《教育勅語》背后的主要策划者和推动者恰恰又是山县有朋。“山县有朋为了给森有礼以来的学制改革赋予精神支柱，考虑有必要发布《教育敕语》。而且，这种考虑并不是在地方长官会议之后产生的，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山县早已具有的对东亚地区即将发生的战争（即甲午战争——笔者加）的预想，从他的军国主义性质的国家主义立场来看，为打赢这场战争，日本必须要充实的第一是军备，第二就是教育。”［堀松1959：166］堀松武一的这段话明确指出了山县有朋推动发布《教育敕语》的根本原因，其目的就是要使教育服务于日本的对外扩张政策。山县有朋本人的一段话——“为保3护利益线，对外政策上不可欠缺的第一是军备，第二就是教育。（中略）应该以教育的手段使国民养
成并保持爱国之观念”［堀松1959：167］也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在山县有朋的表述中，值得细细琢磨的是，“教育”不再仅仅是面向国内的事业，而是被看做为指向“保护利益线”的“对外政策”的不可欠缺的部分。另外，所谓的“以教育的手段使国民养成并保持爱国之观念”无非就是以《教育敕语》所要求的忠君爱国的国家主义教育思想把日本国民统一在以天皇为代表的所谓的日本国家意志之下，当大陆政策作为国家意志付诸实施时，要求任何国民和团体为其贡献一切力量。《清末》一文中所论述的东亚同文会和河原操子的行为，可以说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国家主义教育政策达到了山县有朋等人所期待的效果。没有国家主义教育，就不会有河原操子这样一个集“间谍论”和“教育贡献论”为一身的极富争议的人物，当然毓正女学堂会不会产生也就成了疑问，毓正女学堂的教育情况也会大为不同3。
山县有朋等人推动发布的《教育勅語》在思想领域明确了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在日本教育领域的主体地位，标志着日本国家主义教育体制的正式建立。它的内容规定了国家主义、皇国主义思想在教育中的核心地位，其目的也是在于维护天皇的权威、统和全体国民的意志，以便更好地应对外来的民族危机，达成富国强兵的目标。从《教育敕语》所规定的教育目标再联想到山县有朋的表述，我们不难得出一个判断，就是《教育勅語》在大陆政策正式确立之时由山县有朋推动提出意味着教育以“国家主义”的形式被纳入到了日本大陆政策的框架之内，日本近代教育从此时起就正式具有了为大陆政策服务的倾向。可以说，直到二战结束之前的日本的很多教育政策和教育理论，特别是有关殖民地的教育政策和理论，其根源都在于《教育敕语》，教育敕语让千百万日本民众成为了日本对外扩张侵略的牺牲者。
古川万太郎的关于大陆政策思想源流和形成过程的考察非常重要，根据他的研究我们至少从时间上可以确定大陆政策、国家主义教育政策与东亚同文会的对外教育策略，特别是日本语教育策略之间的先后关系，这种时间上的先后关系为进一步说明东亚同文会的对外教育策略与日本大陆政策和国家主义教育政策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提供了条件。
2） 东亚同文会的成立以及在此之前的日本国家的日本语教育经验中日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在中国获得了很多现实利益，但同时又使中国和日本开始面临更加严峻的来自西方列强的威胁。战后西方各国开始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而日本在这一竞争中一直处于守势，特别是与俄国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地区的争夺上完全处于劣势。俄国在三国干涉还辽之后强租
大连和旅顺，甚至有意独霸朝鲜的势头直接威胁到了日本。日本无力参与到列强分割中国的竞争当中的现实，以及俄国势力南下带来的威胁迫使日本开始思考东亚新形势中的中日关系。于是，对抗3 就此问题，请参考包贺喜格图（2013）《河原操子についての一考察》（《九州共立大学研究纪要》第3 卷第2 号）4
俄国、保全中国，从而保全自己并实现自身势力在大陆的扩张就成为日本许多政治家的共同愿望。东亚同文会就是在这样的东亚政治环境中于1898 年11 月合并先前的东亚会和同文会而形成的政治团体，会长为近卫笃磨，副会长为长冈護美。其纲领中强调“保全中国；助成改善中国；研讨中国时事并期望实际行动；唤起相应国论”（一年后在第二、三两项中的“中国”之后加入“朝鲜”，说明东亚同文会对东亚大陆关注范围的扩大）。“主意书”中则强调中日“同文同种”、“唇齿辅车”。东亚同文会的前身之一的同文会是以贵族院议长近卫笃磨为中心，由常年在中国从事各种活动的乐善堂的岸田吟香、以及曾经加入到荒尾精的汉口乐善堂门下的宗方小太郎、井手三郎、中岛真雄等热心于中国事业的人加入组成的团体。它的活动包括日本国内和中国方面的研究调查、机关杂
志的出版发行、学校经营等各种内容。这说明在同文会阶段，近卫笃磨等人就已经十分重视教育活动的开展。而到了东亚同文会时期教育更成为了其主要事业，以东亚同文书院为代表的在中国的各种学校教育活动正是这方面的最好体现。
教育活动中，东亚同文会尤其重视语言教育，这与前面提到的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所处的被动地位也有一定的关系。正如阿部洋所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欧美列强围绕中国的政治、经济利权的竞争变得激烈，日本教育界也开始逐渐形成一种认识，就是为了弥补在列强面前的绝对的劣势，需要尽早培养出精通中国事务的人才。这已成为日本教育界刻不容缓的课题。［阿部2002：123］”而精通中国事务的前提，必然是要精通中国的语言。另外，甲午战争中所体现出的中国语人才不足这一教训，也使日本教育界开始重视语言人才的培养［阿部2002：124］。1896 年1 月，《关于清韩露语学校设置的建议》被递交到第九次帝国议会，三年之后的1899 年东京外国语学校正式成立。宫岛大八作为日本近代中国语教育的开创者，也是于1895 年5 月回国并在东京平河町住所开办了“詠归塾”（后于1898 年改称善邻书院），开始了正规的中国语教育事业。除此之外，大鸟圭介在《支那语
学劝学说》一文中，批评了传统的日本式的“汉文训读法”，力主将中国语作为外语来进行正规的学习。中岛裁之也在《关于支那传道》中提出“从日本佛教在清国的传道事业来看，培养精通清国语言和人情风俗的人才也是不可欠缺的工作。”［阿部2002：124］这些都表明，语言教育，特别是对日本在中国扩张势力来讲必不可少的中国语教育事业在甲午战后日本落后于西方列强、并且急切的要确保和扩大自己在中国利益的特殊形势中被逐渐重视起来。
语言交流是双向的，日本方面既然可以认识到中国语教育的重要性，那么对日本语教育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所能发挥的作用当然也会心中有数。与对中国语教育的认识形成不同，日本对于日本语教育在异民族同化问题上的所具有的强大功能有更早更系统的体会。这可以从日本对冲绳和台湾地区的日本语教育经验上得到证明。
日本在1879 年设立了冲绳县，并同时发布了“教育令”，开始了对冲绳的皇民化教育。因当时冲绳人对中国还抱有向往之情，为消除这一现象，培养冲绳人的日本国民意识，明治政府于次年，5也就是1880 年在县厅开设了“会话传习所”，并开始设立小学校，强力推行日本语教育。冲绳县学务课编撰的《冲绳对话》教材也在1880 年开始使用。据多仁安代的研究，经过多年的日本语教育、皇民化教育，“甲午战争中日本战胜中国后，冲绳人对中国的依存意识完全消失了，学生入学率明显上升，对日本本土的归属感也得到增强。”［多仁安代2006：85］这说明到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对冲绳的日本语教育已经起到了很大的同化作用。日本在冲绳一直实行日本语的标准语厉行运动，意图消除冲绳方言，这种运动据说持续到了20 世纪60 年代［多仁安代2006：85］。可见日本对在冲绳的
日本语教育的重视。
再看台湾方面。1895 年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把台湾给让给了日本，从此开始了长达50 年的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日本语教育的开创者是伊泽修二，他在《明治28 年的教育社会》（1895 年1 月、《国家教育》杂志第33 号）中阐述了他所理解的对新领地，对异民族进行殖民统治的“高超手段”。
他认为只用武力来征服是不够的，还要“以武力征服其外形的同时，施行精神上的征服。让他们忘记旧国家，焕发新国民的精神。这也就是日本化的过程，改造他们的思想，使之具有与日本人相同的思想，成为日本国家的真正国民” ［伊泽1895④：10］。除此之外，他赴任台湾之前，还在《广岛新闻》（1895 年5 月25 日）上表达了“尽力使（台湾人）通用日本语，然后再致力于他们头脑的开拓”的想法［关正昭1997：8］。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极力推动在台湾的日本语教育。1896 年伊泽修二赴台湾担任台湾总督府首任学务部长，并在台北郊外的芝山岩开始了“国语教育”（即日本语
教育）。之后“国语传习所”“国语学校”相继成立，其中的日本语教育始终贯穿的主题就是尊皇爱国（日本）的精神教育。伊泽修二在台湾的两年时间里，不仅设立学校，还在日本语教育上使用了特殊的教学方法-——“对译法”，虽然在他离任后“对译法”被“直译法”取代，但是他的这些实践表明，在他任学务部长期间，台湾的日本语教育摸索出了比较成型的教学方式。1880 年开始的冲绳的日本语教育和1895 年开始的台湾日本语教育都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令日本政府满意的效果，并积累了较多的经验。这些实践和经验是甲午战争后日本对外日本语教育扩张政策形成的客观条件，当然也为东亚同文会在中国和朝鲜开展日本语教育奠定了思想和经验基础。
Ⅱ. 日俄战争前东亚同文会针对中国的日本语教育策略
如前所述，东亚同文会从以往日本语教育所发挥的作用以及甲午战争后日本与西方列强，特别是俄国相抗衡，谋求在中国的现实利益的要求出发，认识到日本语教育在对中国的扩张和渗透中的特殊意义。这种认识可以从东亚同文会及其成员的文章论述中得到证实。由于论文篇幅所限，下面就选取其中的一部分内容做一简单的介绍。6
1）《 支那的觉醒与吾人的责任》（《东亚时论》第10 号、1899 年4 月25 日发行、“东亚时论”专栏）中的针对中国的日本语教育策略《东亚时论》第10 号（1899 年4 月25 日发行）中的“东亚时论”专栏文章《支那的觉醒与吾人的责任》一文中，明确阐明了东亚同文会“对中国教育文化活动的基本构想”。文章认为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目的有二，一是促进中国的觉醒，二是维护东亚的和平。中国的觉醒意味着甲午战争的目的达到了一半，而另一半目标由于西方列强对中国分割热潮的出现而近于失败。因此，在中国面
临被瓜分的危险，且已出现觉醒迹象的形势下，日本应该起到“诱掖启发”的作用。文章从教育事业、新闻杂志及译书、交通往来等三个方面提出了日本方面对中国所应采取的具体“方策”。其中“教育事业”被列于第一位，并且提出了三项内容。第一项中说到，“应在中国各要地，如
上海、杭州、汉口、天津、广州、福州等地由日本人亲自开设日本语学校，以便对中国的先进青年进行教育。并且，如果我国人力所能及的话，还应在中国内陆要地开设日本语学校。”［东亚同文会1899：4］“中国人知道日本语易学易读，因此欲向其传授新知识就必须从开设语言学校开始。”［东亚同文会1899：4］第二项内容中特别提到应该借助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开设日本语学校，“如果中国的有志之士有愿意开设日本语学校的，日本方面应该给与支持和指导，并向其派遣日本教师。这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东亚同文会1899：4］第三项内容则是提到让有意愿深造学习的中国学生务必来日本留学，“百闻不如一见，即使不是来攻读专门学问的学生，他们也会达到通日本语、读日本书的程度，并且会知晓当今时事，掌握文明之利器。”［东亚同文会1899：4、5］
仔细观察东亚同文会所提出的对中国教育活动的基本构想，我们会发现三项内容中无一例外在强调日本语教育的重要性。在东亚同文会的对中国教育理念中，似乎日本语教育成为了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似乎如果离开日本语教育，中国对新文化新知识的吸收将会困难重重。正如甲午战争的真实目的在于实现日本的大陆政策，实现对朝鲜的控制，而不是文中所说的为了东亚和平和中国的觉醒一样，这里东亚同文会所强调的日本语教育也绝不仅仅是为了向中国的有志青年教授新知识新文化，除了一定程度的教育支援的目的之外，实现以日本语为代表的日本文化、日本教育在中国的扩张和渗透才是其真实的意图所在。东亚同文会成立之初就在其对中国教育活动基本构想中突出强调日本语教育的作用，这为以后该会的一系列日本语教育活动定下了方向基调。
2）伊泽修二的《支那教育说》（《东亚时论》第10、11、14 号）中的针对中国的日本语教育策略东亚同文会成立时，伊泽修二就加入为首批会员。在中国戊戌变法失败后不久，他在东亚同文会机关刊物《东亚时论》第10（1899 年4 月）、11（1899 年4 月）、14（1899 年6 月）号上发表了连载文章《支那教育说（1、2、3）》。从时间上看，该文章发表于伊泽修二任国家教育社会长、发行7《国家教育》刊物宣传国家主义教育，以及1895 年赴台湾任学务局长、开展在台湾的日本语教育活动之后。因此，毫无疑问伊泽修二是站在国家主义教育提倡者和实践者的立场撰写此文的。另外，其在台湾开创日本语教育事业的经历应该是他在此文章中极力呼吁把日本语教育植入中国这一思想认识的经验基础。下面就看一看伊泽修二在这篇文章中有关日本语教育的论述。
文中伊泽修二首先提出为何中国没能很好的接受西方文明的问题，他指出四点原因，一是中国把西方科学技术视为形而下的东西没有真正给与重视。二是西方形而上的知识在中国也遭到排斥，没有学者真正加以研究。三是所谓中国的文字和文章不适合表达西方精巧细致的思想。四是中国与西方距离遥远，风俗人情大相径庭。
为了解决这些所谓的难点，他提出了他自己的“解救策略”。第一条就是“必须让中国学生学习日语”。［伊泽修二1899③：275］。这也是基于他所说的中国的文字文章不适合表达西方的精致思想的想法。他认为与汉语相反，日语“在语格、屈折、时态变化等方面与西方语言相近，不管多么细微精致的思想都可以很好地加以记述。这是和汉语相比非常优越的地方。日语文字中夹杂着汉字，这对中国人来说也是极为易学且易于理解之处，因此要想在中国普及西方文明，以日语为媒介是最好的策略。”［伊泽修二1899③：275］因此，他“建议不仅是来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在中国的各个学校也必须要让学生学习正规语法指导下的日语。而且，这种讲授日语的地点不可以只限于所谓的新式学校，在中国全国的学校都要作为一般必修科目加以切实规定。”［伊泽修二1899③：275］伊泽修二的第二条“解救策略”是在中国“奖励理工科学和哲学的讲授”。这一条中他除了建议中国在学校教育中大力讲授理工科学和哲学课程之外，还特别强调这些科目最好用日语来讲授，并且他支持派遣日本教习到中国担任这些讲授指导任务［伊泽修二1899③：276-277］。
伊泽修二的最后一条“解救策略”是“确定中国的大的教育方向”。这其中他强调了三个“要义”，第一要义是把理学数学等科目加入到中国官私教育科目之中。第二要义是把儒教作为一个宗教独立起来，使哲学、政治、法学等学科可以与儒教脱离开，从而便于开展大规模的研究。第三要义是奖励外国语的学习，特别是把日语作为必修科目加入到学校课程计划之中。他认为这三个要义要是得到落实，“中国大的教育方针也就会自然而然的在从大学到小学的整个教育系统中得到完备和发展。”［伊泽修二1899③：277-278］
伊泽修二的这个对中国教育意见中特别强调日语相对于汉语的优越性，强调要把日语的讲授和学习确定为中国教育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看来只有通过日语这个语言的讲授和学习，中国的教育才能真正走向“完备”，中国的教育才会取得切实的成效，中国才会真正学习到西方先进的文明。这时的伊泽修二所提出的对中国教育意见其实还是他以往教育渗透教育侵略思想的延续，只不过不同的是，这时的伊泽修二已经经历了在台湾的日语教育实践，这使他更加确信语言在教育扩张和渗透中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8
3）东亚同文会主导的《对清教育策》中的对中国日本语教育策略
《对清教育策》以社论形式共分六次连载于《教育时论》4第607-612 号（1902 年2 月25 日-4月15 日）。笔者之所以认为《对清教育策》与东亚同文会有关，有以下依据。首先，明治30 年代至40 年代（大致1898 年至1918 年）日本开发社《教育时论》的社长兼编辑人是汤本武比古与提倡“中国保全论”的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磨在政治立场上比较接近［阿部2002：125］。另外，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这段时间，开发社中致力于中国教育问题研究的副社长兼《教育时论》编辑主任辻武雄也是东亚同文会会员（1899 年4 月入会）。他曾在1898 年8 月赴中国进行教育状况调查，并在《清国新式学校概况》一文中就当时中国人热衷于学习日本语发表自己的看法说，“（前略）他们虽知日本文明与西方文明相比有不足之处，但为一时的便宜，奖励修习日本语，并认为这是（较快学习先进知识的——笔者加）上策。我在中国的日本国民，有心者，应了解此情况，乘此机会将日本语根植
于他们中间，以便于将来建立更为紧密的政治、经济上的关系。”［阿部2002：130］由此可以看出，辻武雄热心于以教育改善中国这一点上与东亚同文会的目标是一致的。以日本语的学习来促进中日政治、经济上的联系也暴露出他通过教育达到一些其他国家目的的企图，这也与东亚同文会一致。从时间上看，《对清教育策》是在甲午战后，特别是1898 年到1902 年这段时间里逐步成型的，与辻武雄加入东亚同文会并担当《教育时论》编辑实务的时间相一致。总之，人际关系上，政治观念上，《教育时论》与东亚同文会有实质性的内在关系。此外，正如《清末》一文中介绍的，井手三郎、根津一等东亚同文会重要成员也在《教育时论》发表关于对中国教育策略的文章，直接参与到了《对清教育策》形成过程之中。因此，综合以上情况进行判断，可以得出《对清教育策》与东亚同文会有紧密关系，甚至出自东亚同文会的结论。
《对清教育策》分六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主要是总结中国当时教育革新的新进展（废八股，兴学校，奖游学），强调这种形势下，尤其是列强教育势力争夺中国教育权的情况下日本扶助中国教育的重要性。明确指出“日本人远渡中国，兴办各种事业，并欲逐渐扶植日本势力，就必须保持中国的和平状态，帮助振兴其文化教育”［教育时论社说1902：3］。当然，这里突出强调日本的先进国家、东西文明调和者的优越地位，反复说明日本对中国的教育援助是“世界人道中的国家天职”［教育时论社说1902：4］。
其后的第二部分至第六部分，实际上是日本对中国教育政策的具体措施的提示。主要内容有，应设立清国教育调查会；日本教育家应陆续赴中国实际考察；应在清国要地设立日本国语学校；应扩展日本的汉语科和汉学科；应让清国聘用日本学务顾问；应让清国聘用日本人充任学校教师；应培养赴清国任教的学校教师；应设立收容清国留学生的预备校及其宿舍；应加强日本与清国间的教4 创刊于1885 年，昭和初期停刊。日本近代具有代表性的教育杂志，对当时教育舆论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明治后期积极关注中国教育，其对中国教育策略与东亚同文会较为一致。9
育上的联系；应设立译书局；
在题为“应在清国要地设立日本国语学校”一节中，明确提出日本“今日之急务就是尽早在中国要地设立我国语学校（即日本语学校——笔者加），依托教育输入我文化，扶植我势力。我政府应尽快着手制定此类学校的设立计划，次第行之，以期今后在政事上、通商上产生良好效果。”［教育时论社说1902②：5］不仅如此，文章还对设立日本语学校的地点、教学内容、资金来源做了规划。
作为设立地点，北京、南京、汉口、福州等四城市被列为首选，其后渐次展开的预定地点是：天津、牛庄、济南、苏州、杭州、长沙、成都、重庆、厦门、广州。教授科目为日本语和普通学科，经费为
日本国库支出（文中特别指出由清朝政府的赔款中支出）。
对于日本语教育会带来的效果，文中也做了预测——“其结果，我国语将通过其子弟逐渐传播
至家族和乡里，随着对我国文化国情的了解，其必会敬慕我国，需要我国之产品，信赖我国人，并与我共同开办经营各种事业。”［教育时论社说1902②：5］这样的预测和期待又一次证明了对中国施行日本语教育的输入、日本教育文化的输入，目的还是在于“扶植我势力”，并“在政事上、通商上产生良好效果”。
4）户水宽人的《日本语的移植和东洋的勃兴》（1902 年8 月、《外交时报》第5 卷55 号）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科教授、法学博士户水宽人具有强烈的大陆扩张意识，是日本大陆政策的忠实支持者。他一直关注满洲、蒙古和俄罗斯方面的情况，撰写了很多这方面的文章，并实地考察了长城沿线和蒙古地区。在《万里长城及蒙古旅行谈》中，他曾说，“我总是可怜日本政治家所从事的工作规模之小，这些政治家实在应该放眼大陆，做规模大一些的工作”［户水1902②：14］。这里暗含了日本应向大陆扩张的意图。另外，他在《张家口外的俄国人势力》一文中还说，“俄国人要向张家口铺设铁路，并要设立专管居留地，以此在张家口扶植俄国势力，压制北京。（中略）如此，北京将被俄国人彻底压制。我日本方面该做些什么应对此局面呢，这是需要认真考虑的。在我看来，应尽快与俄国一战，挫败其势力，如若成功北京将免于受制于俄国。因此，应尽可能将日本势力至少推进到张家口一线。”［户水1902③：26］这些言论清楚无疑的表明了户水宽人支持日本向大陆扩张的立场。
关于户水宽人的研究目前还不多见，他的大陆扩张意识是怎样形成的，具体表现如何，发表过哪些有关满蒙和俄国的意见等考察有待今后进行。现就户水宽人作为东亚同文会会员（于1901 年2月加入东亚同文会）［东亚同文会报告之会报1901：176］如何倡导针对中国的日本语教育做一简单说明。
户水宽人于1902 年8 月在《外交时报》（第5 卷55 号）上发表了署名文章《日本语的移植和东洋的勃兴》。文中首先对中国努力学习日本，日本派遣大量专家顾问赴中国援助表示支持，并明确指出在对中国的教育“开发”和文化“输入”上，“最好的方法、最应特别重视的手段就是日本语的移10植。”［户水1902：70］户水对日本方面以译书的形式进行对中国的教育开发和文化输入表示赞同，但觉得这样还不够，他认为，“应该再进一步，让中国人直接阅读日本文字。在中国，如果官方和民间都提倡读日本文章，并在其各个教育机构、各学校教授日本语的话，中国人的智力开发、日本文明的输入就指日可待了。”［户水1902：70］而且，他认为中国的落后在于形而上的学问过多，形而下的研究不足。而“如果中国知识人能努力研究学习日本语，直接用日本语来阅读，引进形而下的
诸学问，旧来的迷信误想也就不难排除掉。有朝一日排除迷信误想，开发中国人智识，导入日本文明都得以实现的话，东洋的勃兴也就随之而来了。”［户水1902：71］最能体现户水宽人用日本语教育实现其日本势力在中国的扩张，甚至侵略意图的是文章最后部分。户水引用了满清在占领中国大陆初期施行满语扩张，最终失败的例子，承认日本语在中国的扩张也并非易事。但他觉得日本不会失败，他说，“清初之时，汉人的文明实在满人之上，因此满人最终被汉人同化，以致今天满人自身也不得不使用汉语。而今日的日本与中国相比较，日本的新文明远高于中国。因此，只要方法得当，日本语在中国的移植还是可以成功的。”［户水1902：72］文章最后，户水谈到“（前略）东洋事务由东洋人自己来处理，不容欧美人插手。如果做到这样，东洋人的幸福将比今日大几十倍。而实现这一目标之前，应切实完成对中国的日本语的移植。我所希望的日本语在中国的普及，不仅意味着日本势力在中国的扩张，还意味着中日携手创造东洋的勃兴。”［户水1902：73］
户水宽人的文章表面上是要追求东亚的繁荣，实际是在谋求日本在中国大陆的势力扩张，这从他的表述再联系到他一贯的支持大陆政策的立场上可以判断出来。尤其是引用满清的满语扩张的例子后发表的言论，把他的日本语扩张意图暴露无遗。
结语
以上，就日俄战争前东亚同文会针对中国的日本语教育策略及其出现的历史条件作了概述性的介绍和分析。从这些东亚同文会及其成员，以及与之有密切关系的《教育时论》杂志的言论可以看出，东亚同文会在对抗俄国、保全中国这一总政治目标之下提出的针对中国的日本语教育策略言论具有明显的教育扩张和渗透，并谋求其国家政治、军事、经济利益的倾向。得出这一结论并不是要全面抹杀东亚同文会对中国教育援助的积极意义，正像河原操子的思想和行动所体现出的“教育援助者”和“战争协作者”共存于一身，以及毓正女学堂在内蒙古近代教育上的积极贡献和在日俄战争中所起到的协从作用同时并存一样，东亚同文会在中日近代关系史上的作用也应该从正反两个方面得到客观的观察和判断。
另外，作为补充内容要交代的是，在这样一个系统的对中国日本语教育策略的影响下，东亚同文会先后进行了许多日本语教育活动。概略观之，其代表性的有关日本语教育的学校有：福州东文11学堂（1898 年）、南京同文书院（1900 年）、东亚同文书院（上海、1901 年）北京东文学社（1901年）、内蒙古喀喇沁右旗毓正女学堂（1903 年）等。在朝鲜半岛还设立了城津学堂（1899 年10 月）、平壤日语学校（1899 年10 月）。从此情况来看，内蒙古喀喇沁右旗的毓正女学堂正是东亚同文会所设立的学校中的一个，其日本语教育设立的目的和教育内容与其他学校在本质上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被利用为日本实现大陆政策的工具。东亚同文会兴办经营的各学校身上的这种共性，也许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东亚同文会对中国教育活动的扩张性、渗透性确实存在。由此，认为东亚同文会在日俄战争前的日本语教育具有关正昭所说的“侵略性”也就具有了一定的事实依据。
文献
关正昭（1997）《日本語教育史研究序説》 株式会社スリーエーネットワーク
古川万太郎（1991）《近代日本の大陸政策》東京書籍株式会社
堀松武一（1959）《日本近代教育史—明治国家与教育》 理想社
阿部洋（2002）近代アジア教育史研究会編《近代日本のアジア教育認識・資料篇――明治後期教育雑誌所収中国・韓国・台湾関係記事 所収記事目録、解題篇》
多仁安代（2006）《日本語教育と近代日本》 岩田書院
东亚同文会(1899)《支那の醒覚と吾人の責務》 《東亜時論》第10 号
伊泽修二（1899）《支那教育说（一）》 《东亚时论》第10 号
伊泽修二（1899②）《支那教育说（二）》 《东亚时论》第11 号
伊泽修二（1899③）《支那教育说（三）》 《东亚时论》第14 号
伊泽修二（1895④）《明治28 年の教育社会》 《国家教育》 第33 号
教育時論社説（1902）《对清教育策（3）》 第609 号
户水宽人（1902）《日本语的移植和东洋的勃兴》 《外交时报》第5 卷55 号
户水宽人（1902②）《万里长城及蒙古旅行谈》 《外交时报》第5 卷59 号
户水宽人（1902③）《張家口外に於ける露西亜人の勢力》 《外交时报》第5 卷59 号
东亚同文会报告之会报（1901）《东亚同文会报告》第3 卷第16 回报告12
大阪大学中国文化フォーラム ディスカッションペーパー No.2013-6
Discussion Papers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Osaka University Forum on China No.2013-6
日露戦争前における東亜同文会の対中国日本語教育方策 包 賀喜格図（ボ ヘシクト）
A Study of Japanese Educational Policy against China by Toadobunkai before Japan-Russia War BAO Hexigetu
要 旨
東亜同文会は、日露戦争の戦略的要地である内蒙古における毓正女学堂設にあたって決定的役割を果した。毓正女学堂の教育活動の実態から、東亜同文会の中国への教育拡張、教育浸透の傾向を理解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が、なかでも日本語教育方策がこの傾向の代表的なものとして注目される。すなわち、日本語教育によって蒙古社会に日本国家への親近感を生みだし、それによって日本側の内蒙古における教育以外の政治的、軍事的な活動を構想していたのである。毓正女学堂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は孤立的な歴史現象ではなく、東亜同文会を代表とする日本勢力の推進した一連の在中国教育拡張、教育浸透活動の中の典型的な事例であった。
（担当委員：周太平∗）
http://www.law.osaka-u.ac.jp/~c-forum/box2/discussionpaper.htm
∗ 中国内蒙古大学・蒙古学院・教授
订阅：
博文
(
Ato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