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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语境中，政治家和政客虽都是搞政治的人，但评价却是判若霄壤，一个人说被定为政治家，便会紧跟着伟大、光明、正确等一系列溢美之词，而若是被说成是政客，便有着投机、玩弄权术、谋取私利之类的贬斥。
比较崇尚成王败寇的中国，在政治家和政客的评价方面倒比较辩证，一个人即使失败，也有可能被誉为政治家，一个人即便成功，也有可能被斥之为政客。但如何判定，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总体说来，不外乎其所从事的事业是否“符合正确的历史潮流”，符合“公众的长远利益”云云。
而在我看来，一个以政治为职业的人，是政治家还是政客，应该取决于是否有理想，取决于对自己所要实现的政治目标是否能够坚守，就如西式婚礼中著名的誓词“无论富贵还是贫贱，健康还是疾病”都要不离不弃。认准了目标，就要“虽千万人吾往矣”，顺境逆境都能矢志不渝，这便是政治家。而随着环境、时势的改变而随意改变自己的理想和目标，为了自身的境遇而随遇而安，那就只能是政客。至于是否有着正确的价值取向，其实是可以放在第二位的，正如美国的研究领导能力的学者芭芭拉·科勒曼就认为伟大的领袖的伟大是在于其领导才能，而不是事业的正义性，“有谁可以说劝导数百万人走向战争要比带领他们走向和平更加缺少天赋？又有谁可以说德行的释放就要比邪恶的释放更值得研究？”
清末乃至民国时期，有着无数的政治人物，有的人今天被称为政治家，有的人只能屈居为政客，而本文想写的，是一个差点成为政治家的政客，一个已经淹没于历史长河的人，一个名叫海山的蒙古人。
他是外蒙古第一次独立的灵魂人物，一个为了促成独立奋斗了二十年后获得了暂时成功，而在遭到失败后又迅速放弃的人。
从清末到民国，外蒙古有三次独立运动，第一次是在1911年清朝灭亡前夕的“独立”，第二次是在1921年3月由白俄男爵恩琴促成的“独立”，第三次便是1921年11月在苏联控制下的“独立”。虽然三次“独立”都被史家认为由外力主导，但若考察史料，第一次“独立”是唯一一次蒙古人自主的“独立”，而这次独立的灵魂人物就是既不是王公也不是高级僧侣，仅是一介平民的海山。
后世说到外蒙古的第一次独立的作俑者，都会认为是“哲布尊丹巴、杭达多尔济集团”，因为哲布尊丹巴八世后被拥立为“博格达汗”，成为独立后的政府首脑，而杭达多尔济作为土谢图汗部亲王，一直在独立运动的第一线活跃。不过，哲布尊丹巴八世在策划独立时，先是处于被动状态，直到水到渠成，才有主动的行为。而杭达多尔济的活跃，则是在一个人的影响之下才出现的，这个人，便是海山。
此时的海山年仅29岁，并不是息事宁人的年纪，因此罔顾清廷训令，仍然从事了报复活动。结果，“因犯案逃赴外洋”。
背井离乡成为逃犯虽是不幸，但却对海山的命运有着重大意义。出逃之后，他“漫游各国”，开阔了眼界，并且能“通晓数国文语，精晓汉文”。在游历过程中，他结识了芬兰语言学家古斯塔夫·约翰·兰司铁（就是将朝鲜语和日语都纳入阿尔泰语系的学者）、沙俄军人希德罗夫大校等人，接触到了西方的民族主义理论。兰司铁作为芬兰人，因为芬兰当时是沙俄的保护国，因此有着强烈的民族独立思想，他对海山的影响还是纯粹出于“同病相怜”的同情，而希德罗夫与海山的接触，则完全是有政府背景，日后这位沙俄大校也是《恰克图条约》签订时，俄方的代表之一。
海山在漫游各国之后，来到了哈尔滨，在这座深受俄国文化影响的城市居住下来，并担任由东清铁道管理局发行的世界第一份蒙文报纸《蒙古新闻》的编辑，鼓吹蒙古“独立”。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海山来到了外蒙古。虽然他还是逃犯身份，但清廷驻库伦办事大臣延祉认为他“只身来库，既无功名，又无势力，当不至为患”，因此“遂不根究”。没有官府的追查，海山开始遍访蒙古王公，据他自己所言先后走访八十多位王公，“试着向他们说明了蒙古的政治地位”。不过，此时清朝的新政还未在外蒙古铺开，蒙古王公还秉承着“大邦屏藩”、“世受皇恩”的原则，没有人接受他的主张，连日后为独立积极奔走的杭达多尔济，也是以忠诚勤慎著称，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还因防守边疆有力而被清廷授予“乾清门行走”的荣誉。所以，“这些人当中，有的人由于无知，或是不注意健康而搞垮了自己”，海山的宣传并未能有所作为。
然而，到1909年（宣统元年），延祉因病卸任，归化城副都统三多接任库伦办事大臣之职。三多其人“年力精壮，好文事，有干练才”，一上任便大力推行新政。新政虽看似比旧俗要好，但各项新政都要大量款项，新增机关的办公房屋、器具都要由各旗无偿提供，新增加的官员兵丁的俸饷也要向各旗派购，再加上主持其事的官员也要分肥。于是，“新政未动，摊派先行”，在蒙古各地增加烟、牛、草、车捐以及国民捐等捐税，并发行国债“昭信股票”，强令认购，名曰“报效”。仅库伦一地被增加的新捐税便达二万四千两，全境认购股票银达二十万两，这对早已财政濒于破产的蒙古各旗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由于承担新政费用而赋税日增的蒙古人“不堪其扰，相率逃避，近城各旗，为之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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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了“异志”，但该怎么做，杭达多尔济却并不得要领。这时，海山来到了他身边，给他提出了操作方案：争取国际同情，谋求俄国或日本的援助，然后独立。
关于这个方案，海山自己并没有留下文字记录，但在1910年，与他会过面的俄国军人波波夫大校在给沙俄政府所写的报告中有如下记载：
“喀尔喀已处在即将完全隶属的境地，蒙古民族主义者们认为蒙古人必须主张自己的权力。尤其是海山认为，在俄国的支持下，向海牙国际法庭提出对清政府不法活动的指控是可能的。蒙古封建领主的反满集团，立志要完全脱离中国，并且拥戴博格多格根为首领，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海山请求帝俄代表给予蒙古武器援助，并帮助蒙古人建立国家机构。不然的话-用他自己的话说-蒙古人将不得不向日本请求援助。”
这里所说的“海牙国际法庭”，是1899年由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倡议，英、法、德、奥匈、美、日、清朝中国等二十六国参加的“海牙保和会”的衍生物。这个“保和会”的宗旨是“通过国际性讨论寻求最有效的措施，以保障各国人民享受真正的持久和平,其中首要的就是停止军备的进一步发展”，史称第一次海牙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在内的三个关解决国际纠纷、战争规则的公约，并依据《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在1900年建立国际仲裁常设法庭。虽然这个会议并未取得实际效果，但国际仲裁常设法庭是世界第一个普遍性的国际司法机构，也彰显着一种“和平”、“正义”的国际权威，所以被弱小国家视为公理的象征。1907年，被日本占领的朝鲜，其国王李熙便曾派三名使者参加第二次海牙会议，希望国际社会干预日本侵略朝鲜。虽然终究公理无法战胜强权，酿成了朝鲜使者血溅会场的惨剧，但也可看出这个法庭对于当时世界的影响。
外蒙古身处亚洲腹地，杭达多尔济等王公自然没有这样的眼光，而海山“漫游各国”这种国际思维，使他立即得到了杭达多尔济的赏识，将其引为心腹，两人一拍即合，迅速开始了寻求俄国或日本资助，拥立哲布尊丹巴八世为皇帝的计划。
在计划开始后，又有大喇嘛车林齐密特、赛因诺颜部亲王那木囊苏伦等人的加入，形成了策划独立的核心。不过，在结识车林齐密特后，海山迅速从杭达多尔济身边离开，成为这位大喇嘛的首席谋士，这使得他日后一度权倾外蒙古，也埋下了最终身败名裂的种子。
车林齐密特本是平民之子，出家后因学问高深，精通沙比衙门（哲布尊丹巴的官署，负责宗教和世俗事务）事务而被擢升为大喇嘛，成为哲布尊丹巴活佛身边的实权人物。其人虽是僧侣，却是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且“反对喇嘛教和贵族专制政治”，见过他的俄国人评价他：“具有钢铁般的意志和非凡的天才，而且精力旺盛，与其说他是亲俄派，倒不如说他靠近国民党，虽然年仅35岁，却在为文明思想的传入而做着不懈的努力”。如果说杭达多尔济、那木囊苏伦等王公参与独立有很大原因是自身权益，那车林齐密特便是一个自发的“革命者”，自然与海山更为默契。
当然，在诸事筹备之时，海山的改换门庭并没有引起杭达多尔济与车林齐密特的矛盾，他们还要和衷共济。1911年（宣统三年）7月，哲布尊丹巴八世派遣杭达多尔济、车林齐密特、海山为首的代表团便前往俄国寻求支持，获得沙俄政府“通过外交途经支持蒙人捍卫独立之愿望”的承诺。而从俄国留下的大量档案中显示，在与俄国政府的交涉中，海山所起的作用要远大于前两者，以至于后来库伦政府的“外交大臣”车林多尔济曾这样评价他“若无海山来库，外蒙或不至有独立之事”。
之后，便是人所熟知的历史：11月中旬，代表团赶回库伦，不过一个月时间，清朝在外蒙古的官员和驻军便被驱逐殆尽，外蒙古宣布独立。
作为功臣，海山得到了相当高的封赏，哲布尊丹巴八世在成为“博格达汗”后，对十三位有功之臣封官进爵，海山位列第三，仅在杭达多尔济、车林齐密特之后，被封为辅国公，任“内务部”司官(另有说法是被任命为“内务部副大臣”)。
库伦政府成立后，车林齐密特因为是原沙比衙门大喇嘛的身份而被任命为“内务大臣”，也就是全权总理大臣，从而大权独揽。而海山作为内务部司官和车林齐密特的首席谋士，因为车林齐米特对他言听计从，也获得了极大的权力。
将外蒙古视为禁脔，处处严密监控的沙俄，在往来的电报、信件及报告中，都记载了车林齐密特与海山的权势：
“达喇嘛（指车林齐密特）和海山业已控制了一切。达喇嘛对呼图克图的影响是巨大的，除了他以外，无人能向新的大汗上奏。”
“新的蒙古政府业已在此建立起来……现在达喇嘛(车林齐密特)已经成为内务大臣，海山得到(图什)公爵位，在决定国家事务方面，二人均大权在握。无论他们向大汗提出何等奏议，均能如愿以偿。”
海山走到了自己人生的巅峰，不但因为和车林齐密特的密切关系成为外蒙古实际的宰相，而且在库伦政府派兵攻占科布多城以及出兵南下内蒙古等战事中，都以将领的身份领军参与，颇有出将入相的风光。
然而，正如海山当初不会想到自己的成功会如此之快一样，他失败的速度也让自己始料不及。
1913年10月，因为缺乏弹药，库伦政府南下欲图统一内蒙古的部队惨败而回。而一个月后，即是年11月，海山便遭到了一场大难，“官职被免，遭到通缉，且累及诸孥，随从人员，惨遭刑辱……所有财物，均被抄抢，一贫如洗，所赐之地，已成虚牝，损失甚巨，殊难言状”。
关于海山遭祸的原因，库伦方面的说法是因为在占领科布多城时，“海山焚掠淫杀，无恶不作，事平之后，满载而归，复自恃功高，要求不已。嗣经查出科城情形，活佛大怒，海山全家被抄，功名几不能保。”而海山自己在日后投诚民国后的说法，则是因为自己向往共和，因此劝导库伦政府“内向”，结果遭到排挤。
其实，库伦政府的说法是欲加之罪，攻占科布多时的暴行是确实存在的，但海山并不是总指挥，只是一路将领而已，就算也有焚掠烧杀的行为，最多只能算是从犯，主犯都安然无恙，何以对一从犯如此重惩？而海山自己的说法更不可靠，不过是在为自己投奔民国找个体面理由而已。
海山的失败，是沙俄控制下的库伦政府一场内部的权力倾轧。
对于车林齐密特与海山的大权独揽，杭达多尔济为首的王公自然是极为不满的。在他们看来，“一个出自无名之家的卑微喇嘛控制了一切，而他们这些生来就是王公的人却无从扮演任何角色。此外，还有对海山的强烈不满。因为喀尔喀人认为，他是一个新来的人，其擢升完全没有理由”，所以无不抱着“恐惧不安”和“强烈的愤怒”的情绪。
这样的情绪本身是不会危及到海山的，因为车林齐密特极受哲布尊丹巴八世的信任，王公集团的反对并不会有什么结果。可沙俄的态度却是决定性的，有着强烈民族主义思想的车林齐密特和海山虽然愿意从沙俄获取援助，但并不愿意完全沦为傀儡。外蒙古宣布独立后，沙俄在提供武器援助时提出要签订《俄蒙协约》和《商务专条》，要求给予俄人在蒙古各地自由居住迁移、经营工商业、免税贸易、租买土地、开设银行、设立邮政、享有领事裁判等权益。车林齐密特作为蒙方代表与俄国代表廓索维慈发生剧烈冲突，直接言明：“现在所谓俄蒙条约，对蒙人并无实利可言，只将蒙人置诸铁砧之上，铁锤之下，任意敲击而已。并有人言：此种条约用意，无非俄国欲将蒙古暗中置诸自己保护之下，以使蒙古成为布哈拉或高丽第二而已。因此之故，蒙人必须仔细思量，究竟联合何国比较有益，亲俄乎？抑或亲华乎？蒙人虽然贫而无教，但极爱自由，殊不愿脱离中国奴籍之后，又变为俄国奴隶。”这种强硬的态度，使得俄国代表廓索维慈极为恼怒，称车林齐密特“系一完全秃头之和尚”。
因此，在沙俄官员眼中，“达喇嘛及一些喀喇沁官员(指海山)掌握着政权，近来他们对俄国奉行不友好的两面政策”，“很显然，他们并不想寻求某种保护国地位，只想从俄国得到军事援助……他们自认为是时局的主人，行为狂妄，甚至于对我们也是如此”。
于是，俄国开始策划让哲布尊丹巴八世换马。
1912年6月3日，俄国外交大臣萨查诺夫向俄国驻库仑总领事吕巴发出指示，要求后者对哲布尊丹巴八世施加压力，“最好以我们信赖之王公接替达喇嘛。不过，吕巴必须审慎行事，切勿使该问题尖锐化，以致影响同呼图克图之关系”。6月7日，吕巴会见哲布尊丹巴八世，提出“我国政府希望在领导核心中看到接近百姓之喀尔喀王公”。
面对王公集团的反对和俄国的压力，内外交困之下的哲布尊丹巴八世不得不忍痛抛弃了车林齐密特，解除其以“内务大臣”总掌朝政的大权。7月，哲布尊丹巴八世设立了内阁总理大臣职务，并任命赛音诺颜部亲王那木囊苏伦为第一任“总理大臣”。
车林齐密特的失势，直接导致了海山成为了俎上鱼肉，很快便遭到了抄没家产，并被通缉的打击。所幸，因为车林齐密特的“设法暗救”，他总算“死而后生，危而后安”。
此时，若是一个政治家，虽然遭到挫折，失去了权位，但性命无虞，那就暂时隐忍以待将来。而海山却展示出了政客的一面，他迅速放弃了自己努力二十年的事业，向中华民国政府投诚，派儿子海永溥前往北京，与民国总理熊希龄联系，声言“心已倾向内附，会合同志，意在陆续来归”。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为了安抚其心，特册封海永溥为“辅国公”。
在海山开始寻求退路的时候，他的靠山车林齐密特则在考虑如何遏制俄国，曾想访问日本东京，寻求联日制俄，但在哈尔滨被俄国拦截遣送回库伦。因为此事，车林齐密特被免除“内务大臣”之职，贬为西部边境(科布多地区)参赞大臣，并于1914年6月在赴任途中离奇死亡（海山后来声称，车林齐密特是被俄国总领事密勒尔暗杀）。
儿子在北京得到善待以及车林齐密特的离世，使得海山更为积极的和民国政府联络。1914年9月，他向民国政府秘密呈上《规复外蒙秩序七条办法》。1915年2月，更是向民国蒙藏院呈上《为我国冒险劝导内向成效已著具陈颠末吁恳优奖事》呈文，提出当初杭达多尔济等人是想降俄，自己不同意，但“人微言轻，不足动听”，为了阻止投降，这才举出“独立”的口号。自己无过而有功，“否则外蒙一举降敌，如江海之东流，狂澜奔腾，孰能挽回哉！”而对于自己又主张外蒙古内附，是因为“民国成立，宣布共和，数万万生灵脱离数千年专制，羡慕平等自由之幸福,赞成之心蓬蓬勃勃，不能自已”，而自己“世居内蒙，坟墓庐舍俱在漠南。劝导外蒙反正内向，确系为国应尽义务，牺牲性命，亦不敢辞”。
在呈文中，海山说自己有“外抗俄人愚弄”，“内劝蒙人反正”的功劳，因此提出晋封为世袭郡王、在长城以北赏给土地、在北京赏给房院、给予抚恤费及充足的生活费、出任中国政府驻库伦办事长官、由国家赔偿自己被库伦政府抄没的财产、设立卫队、给自己子侄授予官职、设立蒙古译书馆等要求。
此时民国蒙藏院总裁是喀喇沁亲王贡桑诺尔布，因为与海山是同乡，于是上报总统袁世凯，认为海山“不无微劳足录”、“所开优待各条不无过当”，建议允准。
虽有蒙藏院的支持，但海山曾经的作为并非自己的标榜便可抹杀，加之1915年6月《中俄蒙协约》的签署已经使得外蒙古局势安定下来，他已经不再重要。民国政府对之做出了“尤为民国之公敌”、“实一反复之徒”的评价，只是出于其人“饶有才具，尤善笼络蒙人，用之固难餍其欲，不用必败我事”的考虑，才允许其回北京，但所提的诸多条件，除了给予贝勒爵位，发给在京房屋之外，全部拒绝。
虽然条件不优厚，但此时的海山已经没有退路，1915年11月，他率家人部属三十九人启程从库伦前往北京。
而在此之后，这个曾经制造过震动亚洲风潮的人便在历史中踪迹难寻，最后一次出现，是他于1917年在北京出版了《蒙汉合壁五方元音》一书。而他在北京的生活状况，以及在哪一年离世，都不见任何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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