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固始汗的家族系统看罗卜藏丹津的反清大举

关于罗卜藏丹津事件的研究概况
关于涉及罗卜藏丹津其人及1723年事件的论著，研究成果主要分为著作和论文两类。著作类有《青海蒙古族历史简编》、《青海佛教史》、《可可淖尔蒙古走向边缘的历史》等。论文类有：《试谈雍正“癸卯之乱”的历史渊源》，文章从罗卜藏丹津反叛的缘由、固始汗入据西藏的历史条件、格鲁派得势后与和硕特贵族关系的变化以及罗卜藏丹津恢复先人霸业迷梦的破灭四个方面全面分析了这次事件的历史渊源；《论罗卜藏丹津叛乱与清政府的善后措施》（《新疆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文章对这次叛乱发生的历史背景、叛乱经过以及清政府平叛后的善后措施等方面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和深入的研究；《论罗卜藏丹津叛乱的前因后果》文章依据藏汉文史料的研究，对罗卜藏丹津事件的起因、经过、性质及其后果进行了总结性的探讨；《从罗卜藏丹津事件看对历史事件定性的依据》文章通过对罗卜藏丹津事件性质的分析，概括了对历史事件应如何定性的三点依据；《试论罗卜藏丹津叛乱与西藏》文章依据藏文、外文资料就清朝遣人人藏调动藏军协力进剿罗卜藏丹津的经过和捍卫西藏的诸多措施等方面进行了探讨；《试析罗卜藏丹津“叛乱”之原因》文章从分析康熙末年西北局势和青海蒙古的战略地位出发，探求了罗卜藏丹津起义的真正原因和清朝方面的青海政策。

世界的研究成果也可以分两类叙述。著作类：皮特克在他的《十八世纪西藏、中国、蒙古的国际关系》一书中，对罗卜藏丹津事件进行了论述，他也是对此最早关注的学者。在论文方面，日本学者的成果颇丰，其中被译为汉文的有佐藤长《关于罗卜藏丹津的叛乱》（《社会科学参考》1984年第7期），文章根据皮特克的研究，利用大量的清代史料和地图，对罗卜藏丹津事件作了周密的考察；加藤直人的《罗卜藏丹津叛乱与清朝》、《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2、3期）根据皮特克和佐藤长的细致研究，同时利用他们尚未参考的第一手史料《年羹尧奏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对罗卜藏丹津事件进行了再探讨，以事件的起因、发展为经纬，阐述了作者观点。同时，该文又利用新的史料，对前文没有涉及到的有关这次事件的经过及清政府采取的措施进行了讨论；石滨裕美子的《罗卜藏丹津“叛乱”再考》（伊力娜译，《蒙古学信息》1989年第1期）对罗卜藏丹津事件进行了再探讨，重点在事件发生的原因上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文章主要利用《年羹尧奏折》对所谓“叛乱”开始时期的情况进行查验，并由此对清朝之所以用兵于青海和硕特的原因作了新的探讨。

以上所列举的论述罗卜藏丹津反清的诸多论著，大多以阐释政治、历史、民族、宗教因素为主，而对事件起始和失败真正的关键因素探究甚少，因此导致人们不能完全正确认识这一事件的性质。罗卜藏丹津反清事件的原因和性质，在国内外史学界研究人员中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关于这一事件的意见分歧，请读者参见由芈一之主编、青海人民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的《青海蒙古族历史简编》第158页注解，此不赘述。

从固始汗的家族系统看罗卜藏丹津的反清与失败
罗卜藏丹津者，达什巴图尔独子，固始汗之孙。达什巴图尔是固始汗的第十子，为固始汗的藏族妃子所生。他成年时，固始汗的其他九子都已相继去世，五世达赖喇嘛曾致信青海众台吉予以肯定达什巴图尔的身世及政治地位。罗卜藏丹津出生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其父达什巴图尔被清朝敕封为和硕亲王时，他正值童年时期。康熙五十三年(1714)达什巴图尔去世，两年以后，清廷又敕封罗卜藏丹津为和硕亲王，让他继承了其父亲在政治上的地位，使其成为青海各台吉中的总管王。此时罗卜藏丹津只有24岁，正是年轻气盛、风华正茂的青年时期。

青海的政治形势总与西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两地同属于和硕特蒙古即固始汗后裔的管辖范围，其中青海为固始汗后裔的右翼所辖，西藏为固始汗后裔的左翼所辖。两地在政治上都隶属于达赖喇嘛的宗教管理，也同样关系到固始汗后裔的兴亡盛衰。

从1682年至1723年，这段时间青海的政治形势可以说是“内忧外患”的非常时期，集中表现在1682年五世达赖的圆寂、第巴桑结嘉措对此事的隐瞒并对政治大权的总揽，以及1705年拉藏汗与第巴交恶并杀死第巴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

准噶尔部汗王噶尔丹死后，他的侄子策旺阿喇布坦继位，为扩大自身影响以及找到更为可靠的军事同盟，策旺阿喇布坦决定与青海封建王公建立联系，开始进一步筹划征战西藏的计划。最终在1717年，打败了西藏守军，杀死拉藏汗并占领了西藏。准噶尔部进占西藏，清廷自然大为恼火，康熙帝遂下令驱逐准噶尔，平定西藏。就在此时，青海和硕特蒙古右翼的察汗丹增（固始汗的重孙）到北京觐见，表示对清廷的效忠。这次觐见后察汗丹增被封为多罗郡王，奠定了他政治上的荣耀，但也为日后罗卜藏丹津的行动开始埋下了隐患。
清廷最终于1720年9月平定了西藏，策旺阿喇布坦带着残部向北逃回伊犁。在这次驱逐准噶尔的战事中，包括察汗丹增和罗卜藏丹津在内的青海和硕特各台吉对支持清廷维护西藏秩序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这些也与他们主观上企图恢复和硕特部在西藏的汗权密不可分。在西藏平定后，清廷为进一步加强对西藏的控制，并没有恢复和硕特部在西藏的汗权，而是重用抗击准噶尔部有功的藏族官员。1722年康熙帝驾崩，他平定准噶尔的计划也随之化为泡影。

1723年雍正即位之初，着力于改善与青海和硕特部蒙古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对青海各台吉予以封赏，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将多罗郡王察汗丹增晋升为亲王，与他的小叔叔和硕亲王罗卜藏丹津平起平坐。清廷的此项举措，改变了原来“青海八台吉”中只有一位亲王和一位总管王的政治格局，也没有让任何一人继承原来拉藏汗在西藏的和硕特汗位。清廷此举，实质上是想推行其“分而治之”的政策，但罗卜藏丹津认为自己作为固始汗之孙，应该是有权利登上汗位的。在清廷的“分而治之”的政策下，他已有的权利势必步步削弱，而终将受制于清廷，祖父固始汗辛苦创下的基业因此付之东流。为争取恢复祖先原有的地位与霸业，罗卜藏丹津于是产生了脱离清廷管辖的念头。1723年5月，罗卜藏丹津召集各台吉会盟，决定脱离清廷，取消清廷赐给的封号，恢复和硕特蒙古原来的官职称号。但有些台吉拒绝会盟，反对这一行动，这其中就有亲王察汗丹增和郡王额尔德尼厄尔克托克托鼐。为什么他们会同时反对罗卜藏丹津的此举？除去政治、民族、宗教上的因素之外，这就不能不提到同始汗的家族问题，这也是之前的一些研究曾经忽略的问题。

关于固始汗的王妃与子嗣问题，众说纷纭、观点不一。综合《如意宝树史》、《安多政教史》等藏文文献记载，认为同始汗应娶有三位王妃，大妃是土尔扈特妃，次妃是和田妃，末妃是藏族妃，但是三个王妃的情况很不相同。

据俄国学者uI．E．齐米特道尔吉耶夫的著作《17-18世纪蒙古诸部与俄罗斯》中的记载，固始汗大妃的名字叫做贡拉（FyHxca），在l7世纪40-50年代她独立负责固始汗的外交使团事务，多次派代表赴沙皇俄国城镇。

据《五世达赖喇嘛传》记载，固始汗于1642年攻打第悉藏巴时，他的两位王妃土尔扈特妃与和田妃随行，并且在固始汗攻打第悉藏巴时起了重要作用，她们先以朝佛的名义到拉萨，之后以她们的名义邀请四世班禅到拉萨，以便固始汗放手进攻日喀则。后来在兴建布达拉宫、维修大昭寺转经道时，固始汗的大王妃达勒贡吉都起了重要作用。1652年五世达赖喇嘛动身去北京前，和田妃在拉萨去世。1653年底五世达赖喇嘛回到拉萨后，再没有关于大王妃的记载，特别是1654年底固始汗在拉萨去世时，也没有关于大王妃在固始汗身边的记载。当时在固始汗身边的有新疆的和硕特首领鄂齐尔图和他的夫人，也正是在此时，五世达赖喇嘛给了鄂齐尔图一个汗号，可能是在五世达赖喇嘛进京朝觐顺治皇帝期间大王妃去世了。而且可以看出，在固始汗1642年进藏时，他只有两个王妃，即土尔扈特妃与和田妃，固始汗的藏族妃应该是他在西藏时所娶的，因此在一些藏文史籍中对同始汗藏族妃的记载比较模糊。还有一种说法是藏族妃本来是大王妃的侍女，五世达赖喇嘛给青海众台吉的信中说藏族妃子所生的达什巴图尔是固始汗的儿子中惟一在世的，要众台吉尊重他们的这个叔叔等语。《安多政教史》汉译本所述：达什巴图尔系固始汗与女仆所生之子，五世达赖喇嘛曾对青海蒙古各部首领说：“这确是固始汗之子，是你们的叔叔，应委任为总管”。

《安多政教史》藏文本中所载有关这段历史的原文如下：
bkra - shis - bva - thur - ku - shrivi - gyog -mo - zhig - gi - sras - yin - la/rgyal - dbang - gis -mtsho - sngon - dpon - khag - rnams - la - vdi - ku- shri - rang - gi - sras - ngo - ma - khyed - tshovi-a - khu - yin - pas - spyi - dpon - du - bskos -gsungs//
抑或正因为这位藏族妃侍女身份的卑微，各类史籍中才不得不把达什巴图尔直接说成是大王妃所生之子。《安多政教史》藏文本中又载：
Yang - sog - povi - yig - tshang - las/bstan -vdzin - chos - kyi - rgyal - po - la - btsun - mo -che - chung - gnyis - bsus - pavi - che - bavi - sras- tshe - ring - ela - ti -Chi/rdo - rje - tva - lavi -hung - thavi - ji/ho - rim - shi - erti - ni - tavi -ching/sang - gar - tsha/mgon - po - tshe - dbang/bkra - shis - bva - thur - thavi - ji - drug/chung -bavi - sras - tsig - sge - thu - bstan - vdzin - dva -yan - rgyal - po/a - tsar - tsha - tshe - chen - hong- thavi - ji/a - yu - she - ba - yan -a - ba - ke/da- lan - thve - bcas - yod - pavj//

另据《蒙古册府》记载，固始汗丹津法王娶大小两福晋，大福晋生策塄伊勒都齐、多尔济达赖洪台吉、呼鲁木什额尔德尼岱青、桑噶尔扎、衮布车旺、达什巴图尔台吉等六人。小福晋生祖谢图丹津达延王、阿咱拉其钦洪台吉、阿玉什巴颜阿卜该、达兰泰等四人。”所以据《安多政教史》转引《蒙古册府》的记载，就认为达什巴图尔是大王妃所生。达什巴图尔于1697年率众台吉到北京朝觐康熙皇帝，被封为亲王，到1714年去世，此时距离固始汗1654年去世已经60年，所以固始汗去世时他应该年龄很小，这也说明固始汗的藏族妃应是他进藏后才娶的。

固始汗有10个儿子，这在各种史料中记载是相同的，并无争}义。但值得关注的是，据成书时间较晚的藏文史料《如意宝树史》记载，这10个儿子出自3个母亲。《如意宝树史》藏文本记载：
gu - shri - bstan - vdzin - chos - rgyal - thu -ri - be - hu - la/thor - gwod - dpon - mo - las -sras - bzhi/ho - thon - za - las - sras - Inga/bod -za[ bzav] las - sras - gcig - ste//

从以上记载可以得知，固始汗之所以把他的后裔划分为左右翼，完全是根据其三位王妃所生的子嗣而划分的。

《如意宝树史》记载，固始汗长妃土尔扈特妃生4个儿子，他们分别是长子达延鄂齐尔汗、次子鄂木布车臣岱青、三子达兰泰和四子巴彦阿布该。达延鄂齐尔汗即拉萨的和硕特汗达延汗，是长妃的儿子，也就是说，拉萨的和硕特汗出自长妃的儿子。这4个儿子和他们的后裔，构成青海和硕特蒙古的左翼。反对罗卜藏丹津起义的其中一位额尔德尼厄尔克托克托鼐就是三子达兰泰的孙子。

固始汗的次妃和田妃生5个儿子，他们分别是五子伊勒都齐、六子多尔济、七子瑚鲁木什、八子桑噶尔札和九子衮布察珲，这5个儿子和他们的后裔，构成青海和硕特蒙古的右翼。其中的多尔济继达赖洪台吉任青海蒙古总管王，伊勒都齐到黄河南，后来成为河南亲王旗。反对罗卜藏丹津起义的另外一位察汗丹增，他就是伊勒都齐的孙子，并继承了祖父的河南亲王封号。罗卜藏丹津和他在一开始同属于青海和硕特蒙古的右翼，在六世达赖的转世灵童问题上也一度站在同一立场上，反对左翼占据西藏的拉藏汗所立的六世达赖。

固始汗的藏族妃，据《如意宝树史》记载她的名字为额克哈屯( eng - khe - ha - thun)，生一子达什巴图尔。大概因为这位藏族妃原来的地位不高，又是固始汗到青藏高原以后娶的藏族女子，所以她的王妃名分和达什巴图尔的身份，在十分重视门第和血统的固始汗的子孙中曾经产生争议，以致《安多政教史》中说达什巴图尔是固始汗和女仆所生的儿子。达什巴图尔幼年先是附属在右翼，待其长大后，固始汗其他9子都已相继去世，他在格鲁派的支持下出任青海总管王，又被清廷封为亲王，这是固始汗幼系权势增长的时期。如文章开首所说，罗卜藏丹津即是达什巴图尔的儿子，他在父亲去世后继承了亲王，地位都高于其他各台吉。按辈分上论，罗卜藏丹津应是察汗丹增和额尔德尼厄尔克托克托鼐的叔叔，虽然他的年纪最小。罗卜藏丹津在会盟众台吉脱离清廷管辖时，先是遭到额尔德尼厄尔克托克托鼐的反对，罗卜藏丹津于是起兵攻打托克托鼐，交战六七日之后，托克托鼐不敌，逃至甘州（今张掖）躲避。继而又遭到察汗丹增的反对，他复起兵去攻打察汗丹增，结果察汗丹增又被打退至河洲老鸦关外。这种和硕特蒙古内部激烈的武力冲突表面上看似乎是因为托克托鼐和察汗丹增作为亲清派拒绝与罗卜藏丹津一同脱离清廷的管辖所致，但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三个各自属于固始汗三位王妃的不同的后裔系统，其实是反映了和硕特蒙古左翼、右翼、幼系三个不同王妃的后裔系统的利益冲突。

从《如意宝树史》、《安多政教史》这样较可信的藏文史料分析出固始汗的家族系统之后，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固始汗三位王妃的后裔系统的各不相同，是最终导致罗卜藏丹津决定脱离清廷管辖时其亲戚们众叛亲离的一个重要的潜在因素。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罗卜藏丹津笃定主意脱离清廷之时，右翼的察汗丹增和左翼的额尔德尼厄尔克托克托鼐都一致反对他。罗卜藏丹津势单力薄，失去众台吉的帮助，他的所谓“反清”之举无异于以卵击石，最后也只能以失败告终。固始汗后裔家族内部的分崩离析，可以说是导致罗卜藏丹津“反清”失败的一个内因，而这种家族内部的始终无法团结，进而甚至武力相向，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在于固始汗三位王妃后裔系统的不同。

罗卜藏丹津事件的性质及影响
罗卜藏丹津的举动实质上是想抗拒历史的进程。从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廷改变西藏的政治体制，就已经开始了对青藏高原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进程，结束这一地区安危治乱系于蒙古台吉之手的政治局面。再到康熙六十年(1721)，清廷已决定对青海蒙古部落悉照内札萨克蒙古办法实行划界编旗分编佐领的政策。清廷的这些举措充分说明，在罗卜藏丹津策动事件之前，从康熙末年起即下定了对青海蒙古“分编佐领”、“不相统属”、分而治之，使之成为清朝直接统治下一部分的基本政策，至雍正时又承袭了这种政策，这是大势所趋。而罗卜藏丹津一心想光复固始汗家族先前的称雄盛世，他的心高气傲让他失去了审时度势的能力。

兹摘录魏源《圣武记》卷三《雍正两征厄鲁特记》的记载：
“初，青海有大喇嘛日察罕诺门汗者，自西藏分支，住持塔尔寺，为黄教之宗，番夷信向，丹津以术诱煽使从己。大喇嘛既从，于是远近风靡，游牧番子喇嘛等二十余万同时骚动……二年正月，岳钟琪攻党贼喇嘛于西宁东北之郭隆寺（即“佑宁寺”），夺其三岭，沿途焚其十七寨，庐舍七千余，斩馘六千，其石门、奇嘉、郭莽（即“广惠寺”）等寺皆破。”

《圣武记》这段对罗卜藏丹津事件的记载，是官修史书为战胜者清政府的表彰记录，鼓吹其战斗功绩，这无疑是代表清朝统治者的立场，无可厚非。但从这段记录中还可以看出的是，罗卜藏丹津的起义曾得到西宁地区重要寺院和教会权贵们的大力支持，假设他成功的话，那么不仅切断了从中国内地到拉萨的西宁线，令清政府的统治也鞭长莫及，更为重要的是，他将成就另一段历史，这就是打开和硕特蒙古的崛起之路。但历史不能重新上演，从1653年清廷册封固始汗到1717年拉藏汗被杀，内地和西藏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格鲁派已经站稳脚跟，不再欢迎蒙古贵族骑在头上，清朝经过顺治、康熙两代80年的经略，已成长为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绝不容许有第二个固始汗称雄西藏。但罗卜藏丹津野欲脱离清政府的管辖，进而光复先祖霸业，但他对当时政治形势的认识过于天真，其结果只能令人扼腕。

由于地域辽阔，面积广大，地区和地区的历史就十分显著，一个地区，特别是一个边疆地区，更容易受到当地一些重大事件的影响，罗卜藏丹津事件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

这次事件，是蒙古族人、藏族人以及西宁和青海湖地区的僧人们最后一次全面的起义事件，对青海民族地区的政治体制带来巨大影响，尤其对西宁地区社会格局、蒙古族、藏族命运有着重大的影响，且这影响是深远的、持续的。事件之后，随着清政府中央集权制的重新加强，青海各部落、寺院以及僧人的地位有了重大的变化，和硕特蒙古以及固始汗后裔先前在西藏所拥有的统治地位已衰减，整个这一带地区的行政划分以及蒙古族和藏族人口的分布都是在这个时期确立的，并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

蒙古尔人（52年后称土族）开始确立他们的社会组织，许多蒙古尔人离开了他们的部落首领，开始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