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战争前东亚同文会针对中国的日本语教育策略研究

Discussion Papers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No.2013-6 Osaka University Forum on China
日俄战争前东亚同文会针对中国的日本语教育策略研究
包 贺喜格图  † 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专任讲师

前言
在《清末内蒙古喀喇沁右旗毓正女学堂产生的历史背景分析——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东亚同文会对中国教育策略为中心》一文1（以下略为《清末》）中，本人对毓正女学堂2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具体过程做了说明和分析，强调了东亚同文会在其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毓正女学堂作为在日俄战争大背景下发生在战争侧后方内蒙古的教育事例，其从无到有的诞生过程完整体现了东亚同文会与日本军部、外务省等方面合作，通过教育手段达到其国家政治目的、为当时日本大陆政策服务的一个侧面。

东亚同文会所推动的清末在内蒙古地区的教育活动，从其动机和内容来看，多少带有教育扩张和渗透的意味。而反映此教育扩张和渗透的代表性现象就是毓正女学堂的日本语教育。正是日本语教育拉近了蒙古王公和蒙古民众与日本之间的距离，为日本实施教育之外的政治、军事行动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毓正女学堂的教育内容充分说明了日本方面，特别是东亚同文会对日本语教育的重视。那么毓正女学堂的日本语教育是否仅仅是一个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偶然出现的教育现象？东亚同文会在毓正女学堂成立之前还进行过哪些日本语教育活动？东亚同文会为何如此重视在中国的日本语教育活动？就这些问题，本文尝试从日本近代大陆政策和国家主义教育体制的大背景出发，对日俄战争前东亚同文会主针对中国的日本语教育策略做一个简单的梳理，通过对其策略内容进行考察和分析，说明毓正女学堂的日本语教育并非偶然出现的孤立的历史现象，而是以东亚同文会为代表的日本势力试图利用教育为其在中国获取更多政治、军事、经济利益，并进行教育扩张而进行的
有组织的一系列教育活动中的一个典型事例。

I. 日俄战争前东亚同文会针对中国的日本语教育策略出现的历史条件
根据关正昭（1997）的研究，日本语教育史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历史时期，即19 世纪末以前的外国人为主体的日本语学习和日本语研究时期、19 世纪末至1945 年的“侵略性”的日本语普及教育时期、以及战后至现在的国际交流为目的的日本语教育时期［关正昭1997：５］。本文所要论述的日俄战争前东亚同文会针对对中国的日本语教育策略和教育活动从时间上看正属于19 世纪末开始的“侵略性”日本语教育部分。东亚同文会主导下的日本语教育是否具有关正昭所说的“侵略性”，它在日本语教育史第二个历史时期中占据怎样的地位，这不仅需要分析其教育策略和教育活动的内容，还要对这些策略和活动出现的大的历史条件和环境做具体的考察才能得出恰当的结论。下面首先对东亚同文会在日俄战争前所倡导的对中国日本语教育策略出现的历史条件做一介绍。

1 大阪大学中国文化论坛讨论文件No.2012-5（http://hdl.handle.net/11094/23338）。
2 清末内蒙古喀喇沁右旗扎萨克亲王贡桑诺尔布所建立的“贡王三学”之一，成立于1903 年12 月。
2
1）日本近代大陆政策的形成和国家主义教育体制的确立
从国家层面来看，日本大陆政策的形成和国家主义教育体制的建立是日本语教育从19 世纪末开始逐渐带有海外扩张渗透倾向的深层原因。也就是说，正是在既定的大陆扩张政策下，在教育一切为天皇、为国家利益（包含向大陆扩张）服务的目标指引下，日本语教育具有了被利用为对外扩张渗透工具的条件和可能。关于日本近代国家主义教育体制形成的脉络，本人在《清末》 一文中已有说明，因篇幅所限不加赘述。这里借助日本学者古川万太郎的研究想要强调的一点是，日本的大陆扩张思想由来已久，明治政府在甲午战争之前将其作为国家政策最终确立下来这一历史事实为日本以后的一系列对外扩张活动，特别是教育方面的扩张渗透打下了政治基础。

关于日本近代大陆政策的形成时间，日本学者看法不一。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为日俄战争之后，二为甲午战争之后，三为甲午战争之前［古川1991：4］。古川万太郎对日本大陆政策的源流做了系统的分析，介绍了从本田利明到佐藤信渊、吉田松阴，再到以山县有朋为代表的明治政府官僚的大陆扩张思想。他认为，“导致中日甲午战争的朝鲜侵略论在明治政府成立之初就已经在官僚头脑中酝酿了，并逐渐形成为明治政府的国家政策。”［古川1991：5］并且，“在明治政府推进侵略朝鲜政策时，山县有朋等策划者所设定的目标不仅仅限于朝鲜，还一直把中国放在计划之中。由此来看，对于日本大陆政策的形成时间，我们有必要将其设定在甲午战争之前这段时间。正是基于甲午战争之前形成的大陆思想和政策，日本才会作为中日甲午战争结束的条件，向清政府提出割让台湾的要求，并对台湾实行殖民统治。甲午战争归根到底是日本为了有效控制朝鲜而发动的战争。”［古川991：
4］古川万太郎的研究说明，日本近代的大陆政策有较深的历史背景，征服大陆的思想在明治时期之前就已经存在，明治政府以及后来的日本决策者只不过是这一思想的继承者、政策的执行者罢了。

古川万太郎与多数中国学者一样，认为日本大陆政策的形成是以山县有朋的所谓“主权线”“利益线”理论的提出为标志的（在1890 年3 月的《山县有朋军备意见》和《外交政略论》中就有提出，1890年12 月山县有朋在第一次帝国议会的施政演说中再次强调这一理论）。大陆政策作为明治政府的既定政策在山县有朋为首的阁僚的推动下正式提出并确立下来。

耐人寻味的是，就在大陆政策正式出台的同时，明治政府还发布了《教育勅語》（1890 年10 月）。而《教育勅語》背后的主要策划者和推动者恰恰又是山县有朋。“山县有朋为了给森有礼以来的学制改革赋予精神支柱，考虑有必要发布《教育敕语》。而且，这种考虑并不是在地方长官会议之后产生的，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山县早已具有的对东亚地区即将发生的战争（即甲午战争——笔者加）的预想，从他的军国主义性质的国家主义立场来看，为打赢这场战争，日本必须要充实的第一是军备，第二就是教育。”［堀松1959：166］堀松武一的这段话明确指出了山县有朋推动发布《教育敕语》的根本原因，其目的就是要使教育服务于日本的对外扩张政策。山县有朋本人的一段话——“为保3护利益线，对外政策上不可欠缺的第一是军备，第二就是教育。（中略）应该以教育的手段使国民养
成并保持爱国之观念”［堀松1959：167］也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在山县有朋的表述中，值得细细琢磨的是，“教育”不再仅仅是面向国内的事业，而是被看做为指向“保护利益线”的“对外政策”的不可欠缺的部分。另外，所谓的“以教育的手段使国民养成并保持爱国之观念”无非就是以《教育敕语》所要求的忠君爱国的国家主义教育思想把日本国民统一在以天皇为代表的所谓的日本国家意志之下，当大陆政策作为国家意志付诸实施时，要求任何国民和团体为其贡献一切力量。《清末》一文中所论述的东亚同文会和河原操子的行为，可以说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国家主义教育政策达到了山县有朋等人所期待的效果。没有国家主义教育，就不会有河原操子这样一个集“间谍论”和“教育贡献论”为一身的极富争议的人物，当然毓正女学堂会不会产生也就成了疑问，毓正女学堂的教育情况也会大为不同3。

山县有朋等人推动发布的《教育勅語》在思想领域明确了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在日本教育领域的主体地位，标志着日本国家主义教育体制的正式建立。它的内容规定了国家主义、皇国主义思想在教育中的核心地位，其目的也是在于维护天皇的权威、统和全体国民的意志，以便更好地应对外来的民族危机，达成富国强兵的目标。从《教育敕语》所规定的教育目标再联想到山县有朋的表述，我们不难得出一个判断，就是《教育勅語》在大陆政策正式确立之时由山县有朋推动提出意味着教育以“国家主义”的形式被纳入到了日本大陆政策的框架之内，日本近代教育从此时起就正式具有了为大陆政策服务的倾向。可以说，直到二战结束之前的日本的很多教育政策和教育理论，特别是有关殖民地的教育政策和理论，其根源都在于《教育敕语》，教育敕语让千百万日本民众成为了日本对外扩张侵略的牺牲者。

古川万太郎的关于大陆政策思想源流和形成过程的考察非常重要，根据他的研究我们至少从时间上可以确定大陆政策、国家主义教育政策与东亚同文会的对外教育策略，特别是日本语教育策略之间的先后关系，这种时间上的先后关系为进一步说明东亚同文会的对外教育策略与日本大陆政策和国家主义教育政策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提供了条件。

2） 东亚同文会的成立以及在此之前的日本国家的日本语教育经验中日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在中国获得了很多现实利益，但同时又使中国和日本开始面临更加严峻的来自西方列强的威胁。战后西方各国开始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而日本在这一竞争中一直处于守势，特别是与俄国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地区的争夺上完全处于劣势。俄国在三国干涉还辽之后强租
大连和旅顺，甚至有意独霸朝鲜的势头直接威胁到了日本。日本无力参与到列强分割中国的竞争当中的现实，以及俄国势力南下带来的威胁迫使日本开始思考东亚新形势中的中日关系。于是，对抗3 就此问题，请参考包贺喜格图（2013）《河原操子についての一考察》（《九州共立大学研究纪要》第3 卷第2 号）4

俄国、保全中国，从而保全自己并实现自身势力在大陆的扩张就成为日本许多政治家的共同愿望。东亚同文会就是在这样的东亚政治环境中于1898 年11 月合并先前的东亚会和同文会而形成的政治团体，会长为近卫笃磨，副会长为长冈護美。其纲领中强调“保全中国；助成改善中国；研讨中国时事并期望实际行动；唤起相应国论”（一年后在第二、三两项中的“中国”之后加入“朝鲜”，说明东亚同文会对东亚大陆关注范围的扩大）。“主意书”中则强调中日“同文同种”、“唇齿辅车”。东亚同文会的前身之一的同文会是以贵族院议长近卫笃磨为中心，由常年在中国从事各种活动的乐善堂的岸田吟香、以及曾经加入到荒尾精的汉口乐善堂门下的宗方小太郎、井手三郎、中岛真雄等热心于中国事业的人加入组成的团体。它的活动包括日本国内和中国方面的研究调查、机关杂
志的出版发行、学校经营等各种内容。这说明在同文会阶段，近卫笃磨等人就已经十分重视教育活动的开展。而到了东亚同文会时期教育更成为了其主要事业，以东亚同文书院为代表的在中国的各种学校教育活动正是这方面的最好体现。

教育活动中，东亚同文会尤其重视语言教育，这与前面提到的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所处的被动地位也有一定的关系。正如阿部洋所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欧美列强围绕中国的政治、经济利权的竞争变得激烈，日本教育界也开始逐渐形成一种认识，就是为了弥补在列强面前的绝对的劣势，需要尽早培养出精通中国事务的人才。这已成为日本教育界刻不容缓的课题。［阿部2002：123］”而精通中国事务的前提，必然是要精通中国的语言。另外，甲午战争中所体现出的中国语人才不足这一教训，也使日本教育界开始重视语言人才的培养［阿部2002：124］。1896 年1 月，《关于清韩露语学校设置的建议》被递交到第九次帝国议会，三年之后的1899 年东京外国语学校正式成立。宫岛大八作为日本近代中国语教育的开创者，也是于1895 年5 月回国并在东京平河町住所开办了“詠归塾”（后于1898 年改称善邻书院），开始了正规的中国语教育事业。除此之外，大鸟圭介在《支那语
学劝学说》一文中，批评了传统的日本式的“汉文训读法”，力主将中国语作为外语来进行正规的学习。中岛裁之也在《关于支那传道》中提出“从日本佛教在清国的传道事业来看，培养精通清国语言和人情风俗的人才也是不可欠缺的工作。”［阿部2002：124］这些都表明，语言教育，特别是对日本在中国扩张势力来讲必不可少的中国语教育事业在甲午战后日本落后于西方列强、并且急切的要确保和扩大自己在中国利益的特殊形势中被逐渐重视起来。

语言交流是双向的，日本方面既然可以认识到中国语教育的重要性，那么对日本语教育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所能发挥的作用当然也会心中有数。与对中国语教育的认识形成不同，日本对于日本语教育在异民族同化问题上的所具有的强大功能有更早更系统的体会。这可以从日本对冲绳和台湾地区的日本语教育经验上得到证明。

日本在1879 年设立了冲绳县，并同时发布了“教育令”，开始了对冲绳的皇民化教育。因当时冲绳人对中国还抱有向往之情，为消除这一现象，培养冲绳人的日本国民意识，明治政府于次年，5也就是1880 年在县厅开设了“会话传习所”，并开始设立小学校，强力推行日本语教育。冲绳县学务课编撰的《冲绳对话》教材也在1880 年开始使用。据多仁安代的研究，经过多年的日本语教育、皇民化教育，“甲午战争中日本战胜中国后，冲绳人对中国的依存意识完全消失了，学生入学率明显上升，对日本本土的归属感也得到增强。”［多仁安代2006：85］这说明到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对冲绳的日本语教育已经起到了很大的同化作用。日本在冲绳一直实行日本语的标准语厉行运动，意图消除冲绳方言，这种运动据说持续到了20 世纪60 年代［多仁安代2006：85］。可见日本对在冲绳的
日本语教育的重视。

再看台湾方面。1895 年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把台湾给让给了日本，从此开始了长达50 年的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日本语教育的开创者是伊泽修二，他在《明治28 年的教育社会》（1895 年1 月、《国家教育》杂志第33 号）中阐述了他所理解的对新领地，对异民族进行殖民统治的“高超手段”。

他认为只用武力来征服是不够的，还要“以武力征服其外形的同时，施行精神上的征服。让他们忘记旧国家，焕发新国民的精神。这也就是日本化的过程，改造他们的思想，使之具有与日本人相同的思想，成为日本国家的真正国民” ［伊泽1895④：10］。除此之外，他赴任台湾之前，还在《广岛新闻》（1895 年5 月25 日）上表达了“尽力使（台湾人）通用日本语，然后再致力于他们头脑的开拓”的想法［关正昭1997：8］。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极力推动在台湾的日本语教育。1896 年伊泽修二赴台湾担任台湾总督府首任学务部长，并在台北郊外的芝山岩开始了“国语教育”（即日本语
教育）。之后“国语传习所”“国语学校”相继成立，其中的日本语教育始终贯穿的主题就是尊皇爱国（日本）的精神教育。伊泽修二在台湾的两年时间里，不仅设立学校，还在日本语教育上使用了特殊的教学方法-——“对译法”，虽然在他离任后“对译法”被“直译法”取代，但是他的这些实践表明，在他任学务部长期间，台湾的日本语教育摸索出了比较成型的教学方式。1880 年开始的冲绳的日本语教育和1895 年开始的台湾日本语教育都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令日本政府满意的效果，并积累了较多的经验。这些实践和经验是甲午战争后日本对外日本语教育扩张政策形成的客观条件，当然也为东亚同文会在中国和朝鲜开展日本语教育奠定了思想和经验基础。

Ⅱ. 日俄战争前东亚同文会针对中国的日本语教育策略
如前所述，东亚同文会从以往日本语教育所发挥的作用以及甲午战争后日本与西方列强，特别是俄国相抗衡，谋求在中国的现实利益的要求出发，认识到日本语教育在对中国的扩张和渗透中的特殊意义。这种认识可以从东亚同文会及其成员的文章论述中得到证实。由于论文篇幅所限，下面就选取其中的一部分内容做一简单的介绍。6

1）《 支那的觉醒与吾人的责任》（《东亚时论》第10 号、1899 年4 月25 日发行、“东亚时论”专栏）中的针对中国的日本语教育策略《东亚时论》第10 号（1899 年4 月25 日发行）中的“东亚时论”专栏文章《支那的觉醒与吾人的责任》一文中，明确阐明了东亚同文会“对中国教育文化活动的基本构想”。文章认为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目的有二，一是促进中国的觉醒，二是维护东亚的和平。中国的觉醒意味着甲午战争的目的达到了一半，而另一半目标由于西方列强对中国分割热潮的出现而近于失败。因此，在中国面
临被瓜分的危险，且已出现觉醒迹象的形势下，日本应该起到“诱掖启发”的作用。文章从教育事业、新闻杂志及译书、交通往来等三个方面提出了日本方面对中国所应采取的具体“方策”。其中“教育事业”被列于第一位，并且提出了三项内容。第一项中说到，“应在中国各要地，如
上海、杭州、汉口、天津、广州、福州等地由日本人亲自开设日本语学校，以便对中国的先进青年进行教育。并且，如果我国人力所能及的话，还应在中国内陆要地开设日本语学校。”［东亚同文会1899：4］“中国人知道日本语易学易读，因此欲向其传授新知识就必须从开设语言学校开始。”［东亚同文会1899：4］第二项内容中特别提到应该借助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开设日本语学校，“如果中国的有志之士有愿意开设日本语学校的，日本方面应该给与支持和指导，并向其派遣日本教师。这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东亚同文会1899：4］第三项内容则是提到让有意愿深造学习的中国学生务必来日本留学，“百闻不如一见，即使不是来攻读专门学问的学生，他们也会达到通日本语、读日本书的程度，并且会知晓当今时事，掌握文明之利器。”［东亚同文会1899：4、5］

仔细观察东亚同文会所提出的对中国教育活动的基本构想，我们会发现三项内容中无一例外在强调日本语教育的重要性。在东亚同文会的对中国教育理念中，似乎日本语教育成为了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似乎如果离开日本语教育，中国对新文化新知识的吸收将会困难重重。正如甲午战争的真实目的在于实现日本的大陆政策，实现对朝鲜的控制，而不是文中所说的为了东亚和平和中国的觉醒一样，这里东亚同文会所强调的日本语教育也绝不仅仅是为了向中国的有志青年教授新知识新文化，除了一定程度的教育支援的目的之外，实现以日本语为代表的日本文化、日本教育在中国的扩张和渗透才是其真实的意图所在。东亚同文会成立之初就在其对中国教育活动基本构想中突出强调日本语教育的作用，这为以后该会的一系列日本语教育活动定下了方向基调。

2）伊泽修二的《支那教育说》（《东亚时论》第10、11、14 号）中的针对中国的日本语教育策略东亚同文会成立时，伊泽修二就加入为首批会员。在中国戊戌变法失败后不久，他在东亚同文会机关刊物《东亚时论》第10（1899 年4 月）、11（1899 年4 月）、14（1899 年6 月）号上发表了连载文章《支那教育说（1、2、3）》。从时间上看，该文章发表于伊泽修二任国家教育社会长、发行7《国家教育》刊物宣传国家主义教育，以及1895 年赴台湾任学务局长、开展在台湾的日本语教育活动之后。因此，毫无疑问伊泽修二是站在国家主义教育提倡者和实践者的立场撰写此文的。另外，其在台湾开创日本语教育事业的经历应该是他在此文章中极力呼吁把日本语教育植入中国这一思想认识的经验基础。下面就看一看伊泽修二在这篇文章中有关日本语教育的论述。

文中伊泽修二首先提出为何中国没能很好的接受西方文明的问题，他指出四点原因，一是中国把西方科学技术视为形而下的东西没有真正给与重视。二是西方形而上的知识在中国也遭到排斥，没有学者真正加以研究。三是所谓中国的文字和文章不适合表达西方精巧细致的思想。四是中国与西方距离遥远，风俗人情大相径庭。

为了解决这些所谓的难点，他提出了他自己的“解救策略”。第一条就是“必须让中国学生学习日语”。［伊泽修二1899③：275］。这也是基于他所说的中国的文字文章不适合表达西方的精致思想的想法。他认为与汉语相反，日语“在语格、屈折、时态变化等方面与西方语言相近，不管多么细微精致的思想都可以很好地加以记述。这是和汉语相比非常优越的地方。日语文字中夹杂着汉字，这对中国人来说也是极为易学且易于理解之处，因此要想在中国普及西方文明，以日语为媒介是最好的策略。”［伊泽修二1899③：275］因此，他“建议不仅是来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在中国的各个学校也必须要让学生学习正规语法指导下的日语。而且，这种讲授日语的地点不可以只限于所谓的新式学校，在中国全国的学校都要作为一般必修科目加以切实规定。”［伊泽修二1899③：275］伊泽修二的第二条“解救策略”是在中国“奖励理工科学和哲学的讲授”。这一条中他除了建议中国在学校教育中大力讲授理工科学和哲学课程之外，还特别强调这些科目最好用日语来讲授，并且他支持派遣日本教习到中国担任这些讲授指导任务［伊泽修二1899③：276-277］。
伊泽修二的最后一条“解救策略”是“确定中国的大的教育方向”。这其中他强调了三个“要义”，第一要义是把理学数学等科目加入到中国官私教育科目之中。第二要义是把儒教作为一个宗教独立起来，使哲学、政治、法学等学科可以与儒教脱离开，从而便于开展大规模的研究。第三要义是奖励外国语的学习，特别是把日语作为必修科目加入到学校课程计划之中。他认为这三个要义要是得到落实，“中国大的教育方针也就会自然而然的在从大学到小学的整个教育系统中得到完备和发展。”［伊泽修二1899③：277-278］
伊泽修二的这个对中国教育意见中特别强调日语相对于汉语的优越性，强调要把日语的讲授和学习确定为中国教育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看来只有通过日语这个语言的讲授和学习，中国的教育才能真正走向“完备”，中国的教育才会取得切实的成效，中国才会真正学习到西方先进的文明。这时的伊泽修二所提出的对中国教育意见其实还是他以往教育渗透教育侵略思想的延续，只不过不同的是，这时的伊泽修二已经经历了在台湾的日语教育实践，这使他更加确信语言在教育扩张和渗透中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8

3）东亚同文会主导的《对清教育策》中的对中国日本语教育策略
《对清教育策》以社论形式共分六次连载于《教育时论》4第607-612 号（1902 年2 月25 日-4月15 日）。笔者之所以认为《对清教育策》与东亚同文会有关，有以下依据。首先，明治30 年代至40 年代（大致1898 年至1918 年）日本开发社《教育时论》的社长兼编辑人是汤本武比古与提倡“中国保全论”的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磨在政治立场上比较接近［阿部2002：125］。另外，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这段时间，开发社中致力于中国教育问题研究的副社长兼《教育时论》编辑主任辻武雄也是东亚同文会会员（1899 年4 月入会）。他曾在1898 年8 月赴中国进行教育状况调查，并在《清国新式学校概况》一文中就当时中国人热衷于学习日本语发表自己的看法说，“（前略）他们虽知日本文明与西方文明相比有不足之处，但为一时的便宜，奖励修习日本语，并认为这是（较快学习先进知识的——笔者加）上策。我在中国的日本国民，有心者，应了解此情况，乘此机会将日本语根植
于他们中间，以便于将来建立更为紧密的政治、经济上的关系。”［阿部2002：130］由此可以看出，辻武雄热心于以教育改善中国这一点上与东亚同文会的目标是一致的。以日本语的学习来促进中日政治、经济上的联系也暴露出他通过教育达到一些其他国家目的的企图，这也与东亚同文会一致。从时间上看，《对清教育策》是在甲午战后，特别是1898 年到1902 年这段时间里逐步成型的，与辻武雄加入东亚同文会并担当《教育时论》编辑实务的时间相一致。总之，人际关系上，政治观念上，《教育时论》与东亚同文会有实质性的内在关系。此外，正如《清末》一文中介绍的，井手三郎、根津一等东亚同文会重要成员也在《教育时论》发表关于对中国教育策略的文章，直接参与到了《对清教育策》形成过程之中。因此，综合以上情况进行判断，可以得出《对清教育策》与东亚同文会有紧密关系，甚至出自东亚同文会的结论。

《对清教育策》分六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主要是总结中国当时教育革新的新进展（废八股，兴学校，奖游学），强调这种形势下，尤其是列强教育势力争夺中国教育权的情况下日本扶助中国教育的重要性。明确指出“日本人远渡中国，兴办各种事业，并欲逐渐扶植日本势力，就必须保持中国的和平状态，帮助振兴其文化教育”［教育时论社说1902：3］。当然，这里突出强调日本的先进国家、东西文明调和者的优越地位，反复说明日本对中国的教育援助是“世界人道中的国家天职”［教育时论社说1902：4］。

其后的第二部分至第六部分，实际上是日本对中国教育政策的具体措施的提示。主要内容有，应设立清国教育调查会；日本教育家应陆续赴中国实际考察；应在清国要地设立日本国语学校；应扩展日本的汉语科和汉学科；应让清国聘用日本学务顾问；应让清国聘用日本人充任学校教师；应培养赴清国任教的学校教师；应设立收容清国留学生的预备校及其宿舍；应加强日本与清国间的教4 创刊于1885 年，昭和初期停刊。日本近代具有代表性的教育杂志，对当时教育舆论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明治后期积极关注中国教育，其对中国教育策略与东亚同文会较为一致。9

育上的联系；应设立译书局；
在题为“应在清国要地设立日本国语学校”一节中，明确提出日本“今日之急务就是尽早在中国要地设立我国语学校（即日本语学校——笔者加），依托教育输入我文化，扶植我势力。我政府应尽快着手制定此类学校的设立计划，次第行之，以期今后在政事上、通商上产生良好效果。”［教育时论社说1902②：5］不仅如此，文章还对设立日本语学校的地点、教学内容、资金来源做了规划。

作为设立地点，北京、南京、汉口、福州等四城市被列为首选，其后渐次展开的预定地点是：天津、牛庄、济南、苏州、杭州、长沙、成都、重庆、厦门、广州。教授科目为日本语和普通学科，经费为
日本国库支出（文中特别指出由清朝政府的赔款中支出）。
对于日本语教育会带来的效果，文中也做了预测——“其结果，我国语将通过其子弟逐渐传播
至家族和乡里，随着对我国文化国情的了解，其必会敬慕我国，需要我国之产品，信赖我国人，并与我共同开办经营各种事业。”［教育时论社说1902②：5］这样的预测和期待又一次证明了对中国施行日本语教育的输入、日本教育文化的输入，目的还是在于“扶植我势力”，并“在政事上、通商上产生良好效果”。

4）户水宽人的《日本语的移植和东洋的勃兴》（1902 年8 月、《外交时报》第5 卷55 号）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科教授、法学博士户水宽人具有强烈的大陆扩张意识，是日本大陆政策的忠实支持者。他一直关注满洲、蒙古和俄罗斯方面的情况，撰写了很多这方面的文章，并实地考察了长城沿线和蒙古地区。在《万里长城及蒙古旅行谈》中，他曾说，“我总是可怜日本政治家所从事的工作规模之小，这些政治家实在应该放眼大陆，做规模大一些的工作”［户水1902②：14］。这里暗含了日本应向大陆扩张的意图。另外，他在《张家口外的俄国人势力》一文中还说，“俄国人要向张家口铺设铁路，并要设立专管居留地，以此在张家口扶植俄国势力，压制北京。（中略）如此，北京将被俄国人彻底压制。我日本方面该做些什么应对此局面呢，这是需要认真考虑的。在我看来，应尽快与俄国一战，挫败其势力，如若成功北京将免于受制于俄国。因此，应尽可能将日本势力至少推进到张家口一线。”［户水1902③：26］这些言论清楚无疑的表明了户水宽人支持日本向大陆扩张的立场。

关于户水宽人的研究目前还不多见，他的大陆扩张意识是怎样形成的，具体表现如何，发表过哪些有关满蒙和俄国的意见等考察有待今后进行。现就户水宽人作为东亚同文会会员（于1901 年2月加入东亚同文会）［东亚同文会报告之会报1901：176］如何倡导针对中国的日本语教育做一简单说明。

户水宽人于1902 年8 月在《外交时报》（第5 卷55 号）上发表了署名文章《日本语的移植和东洋的勃兴》。文中首先对中国努力学习日本，日本派遣大量专家顾问赴中国援助表示支持，并明确指出在对中国的教育“开发”和文化“输入”上，“最好的方法、最应特别重视的手段就是日本语的移10植。”［户水1902：70］户水对日本方面以译书的形式进行对中国的教育开发和文化输入表示赞同，但觉得这样还不够，他认为，“应该再进一步，让中国人直接阅读日本文字。在中国，如果官方和民间都提倡读日本文章，并在其各个教育机构、各学校教授日本语的话，中国人的智力开发、日本文明的输入就指日可待了。”［户水1902：70］而且，他认为中国的落后在于形而上的学问过多，形而下的研究不足。而“如果中国知识人能努力研究学习日本语，直接用日本语来阅读，引进形而下的
诸学问，旧来的迷信误想也就不难排除掉。有朝一日排除迷信误想，开发中国人智识，导入日本文明都得以实现的话，东洋的勃兴也就随之而来了。”［户水1902：71］最能体现户水宽人用日本语教育实现其日本势力在中国的扩张，甚至侵略意图的是文章最后部分。户水引用了满清在占领中国大陆初期施行满语扩张，最终失败的例子，承认日本语在中国的扩张也并非易事。但他觉得日本不会失败，他说，“清初之时，汉人的文明实在满人之上，因此满人最终被汉人同化，以致今天满人自身也不得不使用汉语。而今日的日本与中国相比较，日本的新文明远高于中国。因此，只要方法得当，日本语在中国的移植还是可以成功的。”［户水1902：72］文章最后，户水谈到“（前略）东洋事务由东洋人自己来处理，不容欧美人插手。如果做到这样，东洋人的幸福将比今日大几十倍。而实现这一目标之前，应切实完成对中国的日本语的移植。我所希望的日本语在中国的普及，不仅意味着日本势力在中国的扩张，还意味着中日携手创造东洋的勃兴。”［户水1902：73］
户水宽人的文章表面上是要追求东亚的繁荣，实际是在谋求日本在中国大陆的势力扩张，这从他的表述再联系到他一贯的支持大陆政策的立场上可以判断出来。尤其是引用满清的满语扩张的例子后发表的言论，把他的日本语扩张意图暴露无遗。

结语
以上，就日俄战争前东亚同文会针对中国的日本语教育策略及其出现的历史条件作了概述性的介绍和分析。从这些东亚同文会及其成员，以及与之有密切关系的《教育时论》杂志的言论可以看出，东亚同文会在对抗俄国、保全中国这一总政治目标之下提出的针对中国的日本语教育策略言论具有明显的教育扩张和渗透，并谋求其国家政治、军事、经济利益的倾向。得出这一结论并不是要全面抹杀东亚同文会对中国教育援助的积极意义，正像河原操子的思想和行动所体现出的“教育援助者”和“战争协作者”共存于一身，以及毓正女学堂在内蒙古近代教育上的积极贡献和在日俄战争中所起到的协从作用同时并存一样，东亚同文会在中日近代关系史上的作用也应该从正反两个方面得到客观的观察和判断。
另外，作为补充内容要交代的是，在这样一个系统的对中国日本语教育策略的影响下，东亚同文会先后进行了许多日本语教育活动。概略观之，其代表性的有关日本语教育的学校有：福州东文11学堂（1898 年）、南京同文书院（1900 年）、东亚同文书院（上海、1901 年）北京东文学社（1901年）、内蒙古喀喇沁右旗毓正女学堂（1903 年）等。在朝鲜半岛还设立了城津学堂（1899 年10 月）、平壤日语学校（1899 年10 月）。从此情况来看，内蒙古喀喇沁右旗的毓正女学堂正是东亚同文会所设立的学校中的一个，其日本语教育设立的目的和教育内容与其他学校在本质上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被利用为日本实现大陆政策的工具。东亚同文会兴办经营的各学校身上的这种共性，也许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东亚同文会对中国教育活动的扩张性、渗透性确实存在。由此，认为东亚同文会在日俄战争前的日本语教育具有关正昭所说的“侵略性”也就具有了一定的事实依据。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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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川万太郎（1991）《近代日本の大陸政策》東京書籍株式会社
堀松武一（1959）《日本近代教育史—明治国家与教育》 理想社
阿部洋（2002）近代アジア教育史研究会編《近代日本のアジア教育認識・資料篇――明治後期教育雑誌所収中国・韓国・台湾関係記事 所収記事目録、解題篇》
多仁安代（2006）《日本語教育と近代日本》 岩田書院
东亚同文会(1899)《支那の醒覚と吾人の責務》 《東亜時論》第1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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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泽修二（1899②）《支那教育说（二）》 《东亚时论》第11 号
伊泽修二（1899③）《支那教育说（三）》 《东亚时论》第14 号
伊泽修二（1895④）《明治28 年の教育社会》 《国家教育》 第33 号
教育時論社説（1902）《对清教育策（3）》 第609 号
户水宽人（1902）《日本语的移植和东洋的勃兴》 《外交时报》第5 卷55 号
户水宽人（1902②）《万里长城及蒙古旅行谈》 《外交时报》第5 卷59 号
户水宽人（1902③）《張家口外に於ける露西亜人の勢力》 《外交时报》第5 卷59 号
东亚同文会报告之会报（1901）《东亚同文会报告》第3 卷第16 回报告12
大阪大学中国文化フォーラム ディスカッションペーパー No.2013-6
Discussion Papers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Osaka University Forum on China No.2013-6
日露戦争前における東亜同文会の対中国日本語教育方策 包 賀喜格図（ボ ヘシクト）
A Study of Japanese Educational Policy against China by Toadobunkai before Japan-Russia War BAO Hexigetu

要 旨
東亜同文会は、日露戦争の戦略的要地である内蒙古における毓正女学堂設にあたって決定的役割を果した。毓正女学堂の教育活動の実態から、東亜同文会の中国への教育拡張、教育浸透の傾向を理解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が、なかでも日本語教育方策がこの傾向の代表的なものとして注目される。すなわち、日本語教育によって蒙古社会に日本国家への親近感を生みだし、それによって日本側の内蒙古における教育以外の政治的、軍事的な活動を構想していたのである。毓正女学堂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は孤立的な歴史現象ではなく、東亜同文会を代表とする日本勢力の推進した一連の在中国教育拡張、教育浸透活動の中の典型的な事例であった。

（担当委員：周太平∗）
http://www.law.osaka-u.ac.jp/~c-forum/box2/discussionpaper.htm
∗ 中国内蒙古大学・蒙古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