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建立对内蒙古地区的统治之后，视内蒙古为自己的长城，对其上层甚为优礼。为了能后控制这个有过辉煌历史而又桀骜不驯的民族，联姻、分封和大力推行黄教就成为最有效的手段。
联姻，使得蒙古上层贵族和清朝皇族成为了“一家人”，据学者统计，有清一代，满清皇室公主下嫁蒙古王公多达32人，而蒙古贵族女子嫁入满清皇室的也很多，就皇太极一人的后妃自庶妃以上的就有6人，一家人之间即使有冲突，也可以在家里解决。分封，使得曾经拥有强大武力的蒙古贵族们，所统领的百姓和领土越分越小，对中央构不成威胁，如内蒙古原三大部被分为六盟四十九旗，外蒙古原四大部被分为八十六旗，卫拉特蒙古分为34旗，青海蒙古分为26旗。而推广黄教，则使蒙古人的好战、善战的民族特性被消磨殆尽，而人口也无法得到增长，甚至出现锐减。
但是，清朝对于内蒙古诸王公一向都是“另眼相看”，倍加宠信。在蒙古各旗当中，只有内蒙古各旗的扎萨克拥有统帅兵丁之权，并且各旗事务均由扎萨克自行处理。
相对于清朝对外蒙古的横征暴敛，对于内蒙古则是采取轻徭薄赋政策，按照清朝有关蒙古赋役的条文规定，内蒙古只需供应少量的战马、汤羊、乳酒、石青等物，虽然也要承担一些守卡、驿递等劳役，但相对负担较轻。这种轻徭薄赋的政策，在清代前期一直奉行不渝。另外，对于天灾，清廷还进行慷慨的赈济，规定蒙古但凡遇到重大天灾，都要调拨大量的米粮、皮裘、牲畜、毡房、银两给予救济。除此之外，对于内蒙古，清廷还实行养赡制度，《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优恤〉》记载，在荒年岁月：“先察明贫乏之户，由本旗扎萨克及富户、喇嘛等抚养，不足则各旗公助牛羊。每贫台吉给牛三头，羊十只，每贫人给牛二头，羊十只。”如本地无力养赡，由“盟内等共出牛羊协济养赡。设若连年饥馑，该盟内力乏不能养济，可申报理藩院遣官查勘，发布赈济。
这样的优厚待遇，使得内蒙古地区很快摆脱了清初因为战乱而经济凋敝的状况。张穆的《蒙古游牧记》，记载在康熙三十五年时，“进边口，于沿途见蒙古生计，阿巴垓、苏尼特等旗骆驼皆健，马匹较少，牛羊饶裕”，鄂尔多斯地区“见其人多有礼貌，不失旧时蒙古规矩，各旗县和睦一体。无盗贼，驼马牛羊不必防守，生计周全，牲畜繁盛，较它蒙古殷富，围猎娴熟，稚兔复多，所献马皆极驯，取马不用套杆，随手执之，水土食物皆甚宜。”
在这种欣欣向荣的情况下，无论是上层王公，还是普通牧民，都感到“皇恩浩荡”，自然不可能如外蒙古一样对于清廷素怀二心的。而在康乾盛世过去之后，清朝迅速向衰世滑落，内蒙古地区也一损俱损的告别了自己的黄金时代，和清廷的蜜月也结束了。
因为视内蒙古为自己的长城，清廷对于王公们的土地也和自己的龙兴之地一样禁止流民进入开荒。然而，在嘉庆、道光两朝发生的川陕白莲教、回民起义波及到蒙古地区时，蒙古各旗兵勇表现的软弱无能、战斗力低下，使得清朝统治者大失所望，再加上鸦片战争爆发，“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来临，国库空虚。于是清廷于1840年对蒙古地区开禁，在木兰围场（锡林郭勒南部）招佃放垦，分片出卖草原，换取饷银。
其实虽然清朝对于蒙古地区的禁垦推行的甚为严厉，但在乾隆中期以后，“违禁出关”“违禁开垦”的流民就形成了“移民潮”，达到了“至出口垦荒者，动辄以千万计”（《清仁宗实录》嘉庆十一年七月已未）的地步。但那属于民间自发，清廷也予以限制，《大清会典》记载，当农耕和牧业发生冲突时，清廷是要保护牧民利益的：“蒙古地方基已耕种，不可牧马，非数十年，草不复茂，尔等酌量耕种，其草佳者，应多留之，蒙古牲口惟赖牧地而已”，而流民垦荒也应和了蒙古地区需要农业的要求。但到政府开禁，性质便全然不同，规模巨大，且毫无限制，与牧民争夺土地，这就引起了大量的抗垦运动，原本相安无事的满蒙、蒙汉民族之间，开始出现了裂痕。
当然，这些摩擦和裂痕还不足以让内蒙古对于清朝产生离心力，各王公还是对清廷忠心耿耿。在辛亥革命爆发，清廷岌岌可危的时候，内蒙古各王公并没有如外蒙古王公一样谋求独立，而是力图延续清朝的寿命。
清朝覆亡前夜，当时驻京蒙古王公有：“清廷御前大臣中的喀尔喀赛音诺颜札萨克亲王那彦图、科尔沁辅国公博迪苏；八旗都统、副都统的科尔沁札萨克亲王阿穆尔灵圭、土默特札萨克贝子棍布札布、科尔沁辅国公达赉、喀尔喀亲王那彦图之子祺诚武；资政院钦选议员中的喀喇沁札萨克郡王贡桑诺尔布、喀尔喀车臣汗部郡王多尔济帕拉穆；新疆旧土尔扈特部札萨克郡王帕拉塔、科尔沁札萨克宾图郡王棍楚克苏隆、巴林札萨克郡王扎噶尔、奈曼札萨克郡王苏珠克图巴图尔等”（参阅《宣统政纪》、《东方杂志》第二辑；陈仲言《近代史资料》总48号）。
在京的蒙古王公们，面对清朝覆亡、共和将兴的局势，为挽救清王朝覆亡的命运，在京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活动。10月24日，首先在京成立了“蒙古王公联合会”，亦称“蒙古同乡联合会”。该会订立《章程》八章二十一条及《附件》一条。“本会以开通蒙古风气，改良政治，保存权利，联络全体，互相结睦为宗旨”；规定"本会以蒙古汗、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札萨克、议员及现有任职之台吉、塔布囊、旗号等为会员"；还规定“设总会于京师，设分会于蒙古各地。”
“蒙古王公联合会”成立后，即以全体蒙古王公的名义，于宣统三年十一月初七日向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呈递了一件请愿书，其中写道：“代表等世居朔漠，久濯王灵，于大皇帝无二心，于强邻无异志……故代表等痛心疾首，期复旧观”。并说：“前此库伦所以宣言独立者，非叛大皇帝，亦非深识共和之意义为何物也。实以改为民主之讹传，恐失其统于一尊之效。”于是，他们殷望恳求袁世凯“详示就里，以释群疑”，以便于 “此意通告内外各蒙藩，俾识德意，咸生爱戴”。
这封请愿书不但宣称自己“于大皇帝无二心，于强邻无异志”，而且还为外蒙古的独立运动辩解，说“非叛大皇帝”而是“亦非深识共和之意义为何物也”。在他们心中，只要不实行共和制度，外蒙古便不会独立。这当然是他们的一厢情愿，与外蒙古独立的真正原因完全南辕北辙。蒙古王公拥戴清廷反对共和，自然有他们自身的利益考虑和情感因素，更多的，是对共和提倡者们的恐惧。
按照孙文所说：既然“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既然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国”，既然要“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与日本。”怎么能不让与清廷休戚相关的蒙古王公胆战心惊？他们发电给南北议和的南方代表伍廷芳发电，指责革命派是“狭隘民族主义者”，当是肺腑之言。
代表革命派利益的伍廷芳，收到蒙古王公的电报后，以民国议和全权代表的身份和名义，向内蒙古王公发出覆电，晓以五族共和大义，规劝他们拥护民国。指出“军民起义之目的，欲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大共和国，此举并非为汉人之自私自利起见，乃俗与蒙、满、回、藏，同脱专制奴仆之苦，而享共和兄弟之乐，此与满人大有利益。即如今日满人不能贸易自由等弊，将来民国，何致有此制度。至于蒙古，若能除去苛政，同享平权，其为利益，更不待言。故共和者，非仅汉人之利，汉、满、蒙、回、藏所同利也。今诸王公何以于专制之满清，尚思拥戴，于共和之民国，反不赞同，此诚本代表所未喻。颇闻京中有人布散流言，谓民军所持民族主义，至为狭隘，想诸王公闻之，致生疑虑，故有此言。若以本代表所闻，民国成立，汉、满、蒙、回、藏一律平等，确无疑义。其满、蒙、回、藏原有之王公爵俸，及旗丁口粮等，必为谋相当之位置，决不有稍有向隅。且国民平权，将来之大总统，汉、满、蒙、回、藏人，皆得被举，政治上之权利，决无偏畸。此皆本代表所敢为诸王公明告者，幸同扶人道，同卫中国，毋惑浮言，自相疑贰，是所深望。”（《辛亥革命始末记.要件》）。
这“五族共和”的说辞，“故共和者，非仅汉人之利，汉、满、蒙、回、藏所同利也”的解释，对于蒙古王公消除疑虑，是起到一定作用的。虽然还有诸多王公反对共和，但在1月26日皇族宗社党首领良弼被革命党炸伤身亡，清廷再也没有挽救的可能的时候。蒙古王公也就顺势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表示“若以中国国体而论，本宜于君主，而不宜于民主。惟今日全国人心既皆坚持共和，且各亲贵亦多赞成此事，我辈又何所用其反对。今惟全听御前会议如何解决，如决定共和，我蒙古自无不加入大共和国家” (《辛亥革命始末记.要件》)。
同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2月1日，那彦图、阿穆尔灵圭以“蒙古王公联合会”的名义，致电孙中山、伍廷芳，称：“合五大民族组织共和政体……此本无所用其反对。惟以蒙古制度、风俗、语言、文字，与内地不同，又以地居全国大半，民风强悍，逼外强邻，危险实多……”，要求新建立的中华民国政府，不仅要考虑蒙古王公的特殊利益，而且应该维持蒙古固有的社会制度。2月6日，清帝正式颁诏退位。蒙古王公在袁世凯召集的皇族近支、军政会议上又表示：“某等对于君主，共和并无成见，只要双方和平了解，则为五大族之幸福。况朝廷已欲颁诏共和，某等敬谨遵旨，决不反对”(同上)。
然而，在驻京蒙古王公表示对共和“敬谨遵旨，决不反对”的时候，外蒙古独立政府对于内蒙古各王公散发了大量的檄文，希望他们能够响应独立运动。并颁布《致内蒙古王公八项优待条件》，其内容是：
一、凡内蒙古王公归顺者，仍袭现职，年俸皆加倍赐给，由库伦政府支取；
二、凡王公以下皆晋升一级，其年俸由库伦政府支给；
三、各旗政费及军费，若有不足，库伦政府予以适当补助；
四、各旗若有改革之处，库伦政府竭力援助；
五、内蒙古人民也可充库伦政府官吏，得外蒙古人享有同等权利；
六、一切租税均与外蒙古一律，不加偏重；
七、库伦政府有维持内蒙治安之责，若民国加压迫，政府必派军队保护；
八、以上各条，由呈归顺库伦政府之日起生效（柏屈孝久、滨田纯一《蒙古地志》上卷）。
在这样的条件诱惑下，当时内蒙古六盟四十九旗中，相继有三十五旗蒙古王公响应或者支持库伦独立。（《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第2卷）在这三十五个旗中，“包括锡林郭勒盟的所有十个旗；哲里木盟十个旗中的七个旗；昭乌达盟十一个旗中的六个旗；乌兰察布盟六个旗中的五个旗；卓索图盟五个旗中的两个旗；伊克昭盟七旗中的五个旗”（［蒙古］Sh.桑达克《蒙古的政治与外交》第1卷）。
当然，内蒙古王公不仅仅是对于外蒙古独立的支持，也在寻求自己的独立。1912年8月，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前旗札萨克郡王乌泰，联合科尔沁右翼后札萨克镇国公拉喜敏珠尔，并纠集扎赉特旗王公，发动武装政变，宣布“独立”。9月，昭乌达盟扎鲁特左右两旗、奈曼旗等部分王公潜往库伦归顺。还有克什克腾旗蒙古平民乐山也参与了当地的“独立”运动。当时，在卓索图盟以贡桑诺尔布郡王为首的索得那木、海山、罗布桑却珠等蒙古王公，也卷入了这次“独立”运动。此外，在锡林郭勒盟十个旗的蒙古王公和一些喇嘛，在外蒙古和东部蒙旗“独立”运动的影响下，东、西浩齐特旗有大量蒙古居民投往外蒙古，还有东阿巴嘎旗和阿巴哈纳尔旗等王公，对外蒙古独立的态度，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倾向性。至于内蒙古西部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十三个旗的蒙古王公，从最初自发的反应来看也是支持外蒙古独立的，并有的王公派人到库伦发生过联系。
这些独立运动，虽然一时让人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但都没有成为外蒙古独立那样的既成事实。原因有多方面，但主要是内外蒙古的人文环境和地理环境有着极大的差别。
从地理上来说，外蒙古距离中国中心地带“山高皇帝远”，民族较为单一，主要是蒙古人，而汉人和其他民族人数少的可以忽略不计。“独立”的客观可能性大。而内蒙古靠近中国政治中心，一举一动对于中国来说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难以成事。
从人文情况来说，外蒙古还保持着传统的蒙古特征，其他民族文化进入较少，对于中国的离心力也大。而内蒙古地区，明清两代大量汉族、回族人口迁入，人口已经超过原住民蒙古人，文化交流频繁，民族差别小，对于中国的向心力也大。在外蒙古有着至高无上地位的黄教，在内蒙古并不能成为实现独立的法宝。虽然有很多王公倾向独立或是并入外蒙古，但无法形成外蒙古那种一呼百应的局面。
著名的蒙古王公贡桑诺尔布在进行独立运动时的遭遇便可说明。贡王在1912年3月回到本旗后，“就召集旗内高级官员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宣布了他的关于内蒙古独立计划和主张”。然后，他同来自东蒙古的各旗王公和代表在乌兰哈达(今赤峰市)召开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作为主要领袖和发言人之一，明确主张脱离中国加入大蒙古国”(扎奇斯钦《贡桑诺尔布王，内蒙古现代化的先驱》)。但在这次会议上，除了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的出身于蒙古平民的乐山支持采取独立行动以外，“大多数内蒙古王公对于独立的心情是矛盾的，更确切地说，他们是对脱离中国感到担心”；“同时他们又认识到，由于他们的领地位于内蒙古南部，靠近中国的政治中心，像沈阳、承德这样的军事驻地，这种举动是危险的”（《内蒙古近代史译丛》第一辑）。
所以，出席会议的蒙古王公，由于考虑到个人安危问题，“会场默然，不发一言”，最后“不欢而散”，未取得任何结果。会议结束后，贡王除了派遣罗布桑却珠前往库伦与外蒙古独立政府联系外，还指派阿拉坦敖其尔(金永昌)前往大连的日本基地联系领取原定在铁岭车站接运的日本武器。但日本泰平公司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地点运到铁岭，而是把标有“东蒙古开垦用新式农具”字样、内装枪支弹药的十几个木箱错运到郑家屯站。阿拉坦敖其尔到郑家屯后，当把这些军火分别装在十几辆牛车上，准备运往喀喇沁旗王府的时候，突被东北驻军吴俊升的军队查获，车上十几名穿着中国服装押运军火的日本人亦被枪决，武器全部被缴获，阿拉坦敖其尔只身脱逃。
不久，贡桑诺尔布又准备“热河境内实行自治”的运动。同年冬，这次热河蒙旗自治运动刚一开始，就被热河都统熊希龄所侦悉，贡王便被袁世凯以赴京就职为由调离了热河，终未能成事。
这位内蒙古现代化的先驱，当年兴业变革，创建邮电事业、开办工厂商店，兴办教育，创办培养蒙古族技术军事人才的崇正学堂、守正武学堂和蒙古族第一所新式女子学校——毓正女子学堂。何等雷厉风行，意气风发，但要谈到独立和自治，则是寸步难行。
综上所述，清末内蒙古的独立运动是在挽救清王朝灭亡无果的情况下才出现的，由于地理和人文环境的不同，内蒙古倾向独立的王公并不像外蒙古王公有着鲜明的宗教色彩，而有着更多的民族主义思潮。
2010年1月2日星期六
“东进”的高昂的代价：苏联从蒙古撤军实录
1987年1月5日。苏联外交部宣布，1987年4-6月间，苏联将从蒙古撤回一个摩托化步兵师。
1987年1月11日，苏联国防部宣布、苏军驻扎蒙古的一个摩托化步兵师和几支独立部队开始从蒙古撤回苏联。
岁月匆匆，时光易逝，然而，被蒙古人称之为"俄国佬"的苏联军队撤出外蒙的步履却颇显难难，一点都不利索。
1989年，苏联宣布，他们将在1990年从蒙古撤走他们5万驻军的75％、以此作为部署在中国边界地区的军队减少20万人的一部分。
一年之后，美国《芝加哥论坛报》发表的一篇题为"在蒙古，苏联人撤走并不很快"的报道，现摘录点滴如下：
"在铁路的运货车上，停着一辆辆苏联的T-52型坦克，坦克的履带上挂着一根根冰柱，它们正等待着被运回国内。不远处，空空的停机库洞门大开，就象建在白雪皑皑的草原上的爱斯基摩人的圆顶茅屋，苏联的车队正在撤出蒙古，这场运动是要结束插在中国和苏联之间的这个缓冲国的69年之久的新殖民地的地位。"
"在站台上，一位中年妇女朝薄薄的冰面上吐了一口痰，然后咒骂了一句'俄国佬'，表达了大多数蒙古人对驻扎在蒙古的估计为15万苏联士兵和技术人员的蔑视。苏联驻军的人数接近蒙古人口的8％。"
1990年，苏军在蒙古撤军史上又艰难地碾下了蠕动的一环。
1991年8月19日，苏联爆发了改写苏联70年历史的"八·一九"事件，戈氏被高高架空，各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整个苏联陷入山重水复疑无路之境，苏联何去何从，这对戈氏来说，己如衣服上的扣子，无需他去多想了。
1992年，撤军工作完毕！
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外蒙"独立"终于拉上了帷幕。正如蒙古政府的一位新闻官员所言："在苏联操纵下的'独立'滋味受够了，真正的独立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评论家惊呼："呵，苏联东进！代价多么大的高姿态啊！"这句话言中了一半，至于代价，与沙俄17-19世纪的东进比起来，这算不了什么，那蒙古独立的前后的风风雨雨，无言地诉说着这一切……
1987年1月11日，苏联国防部宣布、苏军驻扎蒙古的一个摩托化步兵师和几支独立部队开始从蒙古撤回苏联。
岁月匆匆，时光易逝，然而，被蒙古人称之为"俄国佬"的苏联军队撤出外蒙的步履却颇显难难，一点都不利索。
1989年，苏联宣布，他们将在1990年从蒙古撤走他们5万驻军的75％、以此作为部署在中国边界地区的军队减少20万人的一部分。
一年之后，美国《芝加哥论坛报》发表的一篇题为"在蒙古，苏联人撤走并不很快"的报道，现摘录点滴如下：
"在铁路的运货车上，停着一辆辆苏联的T-52型坦克，坦克的履带上挂着一根根冰柱，它们正等待着被运回国内。不远处，空空的停机库洞门大开，就象建在白雪皑皑的草原上的爱斯基摩人的圆顶茅屋，苏联的车队正在撤出蒙古，这场运动是要结束插在中国和苏联之间的这个缓冲国的69年之久的新殖民地的地位。"
"在站台上，一位中年妇女朝薄薄的冰面上吐了一口痰，然后咒骂了一句'俄国佬'，表达了大多数蒙古人对驻扎在蒙古的估计为15万苏联士兵和技术人员的蔑视。苏联驻军的人数接近蒙古人口的8％。"
1990年，苏军在蒙古撤军史上又艰难地碾下了蠕动的一环。
1991年8月19日，苏联爆发了改写苏联70年历史的"八·一九"事件，戈氏被高高架空，各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整个苏联陷入山重水复疑无路之境，苏联何去何从，这对戈氏来说，己如衣服上的扣子，无需他去多想了。
1992年，撤军工作完毕！
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外蒙"独立"终于拉上了帷幕。正如蒙古政府的一位新闻官员所言："在苏联操纵下的'独立'滋味受够了，真正的独立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评论家惊呼："呵，苏联东进！代价多么大的高姿态啊！"这句话言中了一半，至于代价，与沙俄17-19世纪的东进比起来，这算不了什么，那蒙古独立的前后的风风雨雨，无言地诉说着这一切……
为了争取民族独立的蒙古民族
在满清从1636年到1911年对蒙古275年的殖民统治期间，蒙古民族为摆脱满清的统治和压迫，为了争取民族独立，以民族英雄戈尔丹等为代表的蒙古人民同满清统治者进行了长久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同样，中国人民从1644年清兵入关起，反抗压迫，反抗奴役的斗争和起义风气云涌，抗清名将史可法为代表的反清复明的志士仁人层出不穷，抗清战事更是此起彼伏，“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斗争从未中断。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满清王朝就此寿终正寝。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为什么要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纲领口号？如果大清王朝是是中国的改朝换代，是中国的“正统王朝”，完全可以说“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就可以了，毫无必要用“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
相比满人，蒙古人在朱元璋收复中国“驱逐鞑虏”时，从民众到皇帝都保持着自己的语言文化，而且被“驱逐”时，长城以北的大漠草原仍然是自己的蒙古帝国，蒙元王朝有国可退，有家可归。而辛亥革命时的满清就不行了，满人在近300年对中国的统治中，自己已经被彻底汉化了，不仅广大满族民众，就连皇室都把满语满文丢的一干二净，更何况曾经是自己民族发祥地，开始建立大清帝国的白山黑水的东北，早已成了汉人的天地。所以，辛亥革命“驱逐鞑虏”，要驱逐谁？怎么驱？往哪里驱？孙中山以及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们不是不清楚。
但之所以必须要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就是要证明大清是外来政权，是侵略者，就是要证明，也就是说，大清王朝根本不是中国的正统王朝。所谓“我大清”的满清王朝根本不等于中国，更不是中国的“正统王朝”的观点是一致的。
外蒙古也开始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哲布尊丹巴活佛通告脱离满清政权的占领和统治，宣布蒙古独立。1919年北洋政府对蒙古独立军事干预未果，1921年蒙古在苏赫巴托尔、乔巴山和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领导下革命成功，彻底取得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1924年废除君主立宪，成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成为仅次于苏联的，世界第二个老资格的社会主义国家。蒙古，蒙古族一同受满清殖民统治压迫近300年，现在各自同时取得独立解放，按说是合情合理的。
中国人一直到今天都对独立的蒙古耿耿于怀，非把蒙古的独立说成是“国家的分裂和领土的缺失”。中国人可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蒙古为什么不可以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呢？摆脱了满清殖民统治，汉人有什么理由必须要继承和延续满清对蒙古的殖民统治呢？如此蛮横不讲道理的做法到哪又能讲的过去呢？中国在自己恢复中华，摆脱殖民统治时，说满清是外来政权，满清不等于中国，满清与中国是两回事。而在对待蒙古独立的问题上，又把满清等同于中国，是一回事，把满清对蒙古的占领和统治就说成是“中国不可分割的”，把蒙古的独立看做是“国家的分裂和领土的缺失”，如此以双重标准来解释历史也太岂有此理了吧。
这分明是用政治来解释历史，为利益而歪曲历史，以当下来诠释过去，完全印证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名言。可见，国家利益，总是以领土为最大，必须要寸土必争。而历史，又是服务国家利益的工具之一，为了国家利益，历史可以根据需要变换解释，甚至可以歪曲和篡改。而且，为了领土权益，可以把自己被统治被奴役的屈辱史淡化了。
所以，中国人把元清两朝的历史作为正史，不认为是外来政权对中国的占领和统治，不认为是被殖民统治“做了奴才”，也就不难理解了。但无论怎样对历史变换解释、歪曲和篡改，其视蒙古为“国家的分裂和领土的缺失”的理由，都是根本经不起历史的推敲的；既非割让，也非租借，“回归”也就毫无道理；所谓“收复”的叫嚣无非是霸权主义和扩张野心的暴露。蒙古从1911年满清王朝垮台，开始争取独立，到1921年彻底独立至现在也将近百年了。独立的蒙古是联合国成员国之一，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主权国家，与中国有着正式的外交关系，政府与民间往来也在不断发展。国际社会对蒙古的独立一直都予以认同和支持，而很多中国人直到现在还是贬言诽语一直不断，实属有损中蒙关系的错误之举。
对于蒙古是在俄国与苏联的支持下取得了独立，是可以这么说的，但不能说是不对的。蒙古当时作为一个人口稀少，经济实力弱小的国家，寻求外来力量的支持争取独立也是必然的，尤其是面对挖空心思，一直想延续继承满清对蒙古殖民统治的中华民国，这也是不得已的唯一选择。这与前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都有外来势力的背景是一个道理。世界上，任何国家之间的结盟都是双方出于利益需求，苏联出于政治和战略上的需求，支持蒙古独立也是无可厚非的。
至于说独立后的蒙古沦为了苏联的殖民统治的说法，就有点言过其实了。做为处在中苏两个大国夹缝中的国家，尤其是中苏发生矛盾的时期，蒙古倒向苏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政治经济上受苏联的影响也是很正常的。但是蒙古当时毕竟还是联合国的成员国，与苏联有着大使级外交关系的独立主权国家，完全不同于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和中国的自治区，并且与之有着本质的区别。苏联解体后，民主的蒙古和蒙古人民，正在努力开拓和发展国家的经济实力。在发展与中国、俄罗斯的友好平衡外交关系的同时，也在积极走向世界，建立第三、第四邻国的国际背景，积极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往来，巩固国家的独立，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
汉人对蒙古的关注与垂涎，尤其是很多过激言论，在现代通讯条件下，尤其是网络通讯如此发达的今天，懂汉语的蒙古人在网络上经常看到很多中国人，背离中国政府与蒙古的国际关系准则，对蒙古放言“回归”与“收复”的叫嚣，必然使蒙古人对中国人处于高度警惕和戒备状态，甚至产生敌视与憎恨。难怪很多来过蒙古国的人说，“想知道中国人在蒙古人的心里是什么位置吗？，日本人在中国人心里是什么样，中国人在蒙古人心里就是什么样”。
一些富起来的，在蒙古投资贸易的中国人将恶劣品行带入蒙古，摆阔斗富，一掷千金，污言秽语，调戏妇女，在蒙古人中造成极坏的影响，也是不争的事实。在贸易往来中，很多中国商人裹挟着伪劣商品到蒙古国淘金；很多中国人用假冒伪劣商品欺骗蒙古人，不能不让人想起旧社会旅蒙商对蒙古人的欺骗劣行；在二连口岸受理蒙古人投诉中国商人欺诈的案件更是屡见不鲜。可见，把蒙古人眼里的中国人，比做中国人眼里的日本人也并不过分。当一些对蒙古关注与垂涎的中国人，感到所谓“回归”无望，“收复”无理时，竟然又说什么：只要内蒙古的经济高速发展，内蒙古百姓的生活水平远远超过蒙古，必然要使得蒙古人民大感羡慕，蒙古“回归”也就指日可待了。如此把经济利益与国家主权联系起来是既荒唐又幼稚的想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因为“穷”而放弃主权。如果以这种想法和观点，美国和日本以及西欧的经济不是当今世界上最发达的吗，中国作为还不算富裕的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要求美国等发达国家来托管吗，甚至可以要求中国“回归”美国。
草原上的狼饥一顿饱一顿，但它总是在依靠自己的拼搏来生存，而对人摇尾晃脑的狗倒是天天都能混个饱，那总还是个乞求施舍的哈巴狗。说蒙古穷的人，可曾见过几个偷渡越境去内蒙古，去中国的蒙古人？相反，“富裕的”中国人，每天不都是以几万甚至几十万计的往境外偷渡吗。内蒙古的经济虽然比蒙古强，但基本都是靠出卖资源所来。2400万人中只有百分之十几的蒙古人，所谓富裕，又富裕了几个蒙古人，内蒙古的所谓富裕都富了谁了呢？当蒙古国的游客在内蒙古的繁华大街上，在熙熙攘攘、人头攒动的人群中，看到内蒙古的蒙古人从文化到血统都已被同化的不像蒙古人的时候；当我们在媒体上，或与亲戚朋友的交谈中得知，内蒙古草原蒙古牧民正在被生态移民逐离家园，被推向即将毁灭的边缘时，我们不仅不会羡慕这所谓的繁华和富裕，反而更会恐惧和戒备这汪洋大海似的同化大潮。蒙古现代工业欠发达，但并不等于人民生活水平差，生活水平高低主要还看百姓的衣食住行。
乌兰巴托的大街上，奔驰、宝马等名牌轿车不比内蒙古少，而且卖价要比中国便宜，中国人不是曾经从蒙古走私过高档汽车吗。蒙古人在服饰着装的国际超前上要远远早于中国。数千年来，做为游牧民族的蒙古人，一直都是以牛羊肉、奶食品为日常食物，发达国家现在的最好营养食品也不就是如此吗，中国人也不就是近几年才开始喝上牛奶吗。比起农耕民族，蒙古人自古以来就是富裕民族。看内蒙古就知道，何曾有过蒙古人进入内地农区谋生计的，反过来再看看如今草原上，那不计其数的内地氓流，不都是为逃避贫困而来草原谋生计的吗。像某些世界穷国骨瘦如柴的人，在蒙古又何曾有过。蒙古人世世代代以高营养的肉奶奠定的强壮彪悍的体魄，如果一对一的较量，恐怕世界上很难有哪个民族能抵挡的过。
2008北京奥运会上，蒙古获得2金2银的奖牌，如果以人口比例计算，蒙古应该是超越中国、美国和俄罗斯等大国的，世界真正的体育强国。如今民主的蒙古国，人民都生活在非常宽松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中，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百姓畅所欲言，从地方领导人到国家总统的选举都是自由投票。在首都乌兰巴托，世界各地电视台随意观看。而在中国，连香港特区的凤凰卫视都禁止收看，更何况外国的了。蒙古每天都全程转播内蒙古卫视的蒙古语频道，而内蒙古却根本不能收视蒙古的电视频道。对比之下，别说所谓“回归”根本没有道理，即便是有“道理”，蒙古人也不会“回归”到中国去的，更不会为追求所谓富裕而出卖主权。蒙古是独立的主权国家，中国人应该承认这个现实；满清王朝是对蒙古和中国的占领统治，对这段历史也应该予以证实!
相比满人，蒙古人在朱元璋收复中国“驱逐鞑虏”时，从民众到皇帝都保持着自己的语言文化，而且被“驱逐”时，长城以北的大漠草原仍然是自己的蒙古帝国，蒙元王朝有国可退，有家可归。而辛亥革命时的满清就不行了，满人在近300年对中国的统治中，自己已经被彻底汉化了，不仅广大满族民众，就连皇室都把满语满文丢的一干二净，更何况曾经是自己民族发祥地，开始建立大清帝国的白山黑水的东北，早已成了汉人的天地。所以，辛亥革命“驱逐鞑虏”，要驱逐谁？怎么驱？往哪里驱？孙中山以及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们不是不清楚。
但之所以必须要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就是要证明大清是外来政权，是侵略者，就是要证明，也就是说，大清王朝根本不是中国的正统王朝。所谓“我大清”的满清王朝根本不等于中国，更不是中国的“正统王朝”的观点是一致的。
外蒙古也开始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哲布尊丹巴活佛通告脱离满清政权的占领和统治，宣布蒙古独立。1919年北洋政府对蒙古独立军事干预未果，1921年蒙古在苏赫巴托尔、乔巴山和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领导下革命成功，彻底取得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1924年废除君主立宪，成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成为仅次于苏联的，世界第二个老资格的社会主义国家。蒙古，蒙古族一同受满清殖民统治压迫近300年，现在各自同时取得独立解放，按说是合情合理的。
中国人一直到今天都对独立的蒙古耿耿于怀，非把蒙古的独立说成是“国家的分裂和领土的缺失”。中国人可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蒙古为什么不可以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呢？摆脱了满清殖民统治，汉人有什么理由必须要继承和延续满清对蒙古的殖民统治呢？如此蛮横不讲道理的做法到哪又能讲的过去呢？中国在自己恢复中华，摆脱殖民统治时，说满清是外来政权，满清不等于中国，满清与中国是两回事。而在对待蒙古独立的问题上，又把满清等同于中国，是一回事，把满清对蒙古的占领和统治就说成是“中国不可分割的”，把蒙古的独立看做是“国家的分裂和领土的缺失”，如此以双重标准来解释历史也太岂有此理了吧。
这分明是用政治来解释历史，为利益而歪曲历史，以当下来诠释过去，完全印证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名言。可见，国家利益，总是以领土为最大，必须要寸土必争。而历史，又是服务国家利益的工具之一，为了国家利益，历史可以根据需要变换解释，甚至可以歪曲和篡改。而且，为了领土权益，可以把自己被统治被奴役的屈辱史淡化了。
所以，中国人把元清两朝的历史作为正史，不认为是外来政权对中国的占领和统治，不认为是被殖民统治“做了奴才”，也就不难理解了。但无论怎样对历史变换解释、歪曲和篡改，其视蒙古为“国家的分裂和领土的缺失”的理由，都是根本经不起历史的推敲的；既非割让，也非租借，“回归”也就毫无道理；所谓“收复”的叫嚣无非是霸权主义和扩张野心的暴露。蒙古从1911年满清王朝垮台，开始争取独立，到1921年彻底独立至现在也将近百年了。独立的蒙古是联合国成员国之一，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主权国家，与中国有着正式的外交关系，政府与民间往来也在不断发展。国际社会对蒙古的独立一直都予以认同和支持，而很多中国人直到现在还是贬言诽语一直不断，实属有损中蒙关系的错误之举。
对于蒙古是在俄国与苏联的支持下取得了独立，是可以这么说的，但不能说是不对的。蒙古当时作为一个人口稀少，经济实力弱小的国家，寻求外来力量的支持争取独立也是必然的，尤其是面对挖空心思，一直想延续继承满清对蒙古殖民统治的中华民国，这也是不得已的唯一选择。这与前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都有外来势力的背景是一个道理。世界上，任何国家之间的结盟都是双方出于利益需求，苏联出于政治和战略上的需求，支持蒙古独立也是无可厚非的。
至于说独立后的蒙古沦为了苏联的殖民统治的说法，就有点言过其实了。做为处在中苏两个大国夹缝中的国家，尤其是中苏发生矛盾的时期，蒙古倒向苏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政治经济上受苏联的影响也是很正常的。但是蒙古当时毕竟还是联合国的成员国，与苏联有着大使级外交关系的独立主权国家，完全不同于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和中国的自治区，并且与之有着本质的区别。苏联解体后，民主的蒙古和蒙古人民，正在努力开拓和发展国家的经济实力。在发展与中国、俄罗斯的友好平衡外交关系的同时，也在积极走向世界，建立第三、第四邻国的国际背景，积极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往来，巩固国家的独立，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
汉人对蒙古的关注与垂涎，尤其是很多过激言论，在现代通讯条件下，尤其是网络通讯如此发达的今天，懂汉语的蒙古人在网络上经常看到很多中国人，背离中国政府与蒙古的国际关系准则，对蒙古放言“回归”与“收复”的叫嚣，必然使蒙古人对中国人处于高度警惕和戒备状态，甚至产生敌视与憎恨。难怪很多来过蒙古国的人说，“想知道中国人在蒙古人的心里是什么位置吗？，日本人在中国人心里是什么样，中国人在蒙古人心里就是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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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北京奥运会上，蒙古获得2金2银的奖牌，如果以人口比例计算，蒙古应该是超越中国、美国和俄罗斯等大国的，世界真正的体育强国。如今民主的蒙古国，人民都生活在非常宽松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中，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百姓畅所欲言，从地方领导人到国家总统的选举都是自由投票。在首都乌兰巴托，世界各地电视台随意观看。而在中国，连香港特区的凤凰卫视都禁止收看，更何况外国的了。蒙古每天都全程转播内蒙古卫视的蒙古语频道，而内蒙古却根本不能收视蒙古的电视频道。对比之下，别说所谓“回归”根本没有道理，即便是有“道理”，蒙古人也不会“回归”到中国去的，更不会为追求所谓富裕而出卖主权。蒙古是独立的主权国家，中国人应该承认这个现实；满清王朝是对蒙古和中国的占领统治，对这段历史也应该予以证实!
2012年圣主诞辰850周年,蒙古人准备好了吗?
2012年圣主诞辰850周年,蒙古人准备好了吗?
2012年是"众汗之汗""千年第一人""史上最成功的人"(极尽所有赞美之词)伟大的圣主成吉思汗诞辰850周年,虽然距今还有3年多,但作为蒙古人,我们准备好了吗?
2006年大蒙古国成立800周年庆祝时,中国蒙古族几乎是悄无声息的,援引BBC的话,也许中国蒙古族真的已处于边缘. 也许,两年前我们还有"借口":我们在56个民族共同当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开纪念中国历史上一个"朝代",也许是有损和睦的. 但3年后圣主的诞辰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搪塞过去呢?中国历史书上也写着成吉思汗是"民族英雄"(不管是哪个族的).
在1962年,圣主诞辰800周年时,内蒙是庆祝了的(规模未知),相反,外蒙当时迫于苏联的压力,没有大搞.就我个人看来,此次纪念意义将颇大.首先,它将是世界蒙古人接受现代文明以来第一次全体纪念圣主诞辰(如果是"全体"的话),它将再次增强世界蒙古人的自豪感,不仅很有利于蒙古国经济的发展,对于中国和俄罗斯的蒙古族来说,也是一次积极复兴民族文化的契机.
当然,世界蒙古人能共同纪念,那也将是圣主所乐见的,尤其是蒙古人间的交流. 所以,可以这么说,现在中国和俄罗斯的蒙古族应该多攒些钱,不管到时内蒙和俄国的纪念如何,应该去圣主的出生地拜谒一下.而蒙古国也应在这3年多中大力发展经济,完善基础设施. 世界蒙古人也应拿出不亚于举办一界奥运会的热情!圣主在天有灵,也许也会为我们这些"不挣气的"子孙欣慰的。
2012年是"众汗之汗""千年第一人""史上最成功的人"(极尽所有赞美之词)伟大的圣主成吉思汗诞辰850周年,虽然距今还有3年多,但作为蒙古人,我们准备好了吗?
2006年大蒙古国成立800周年庆祝时,中国蒙古族几乎是悄无声息的,援引BBC的话,也许中国蒙古族真的已处于边缘. 也许,两年前我们还有"借口":我们在56个民族共同当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开纪念中国历史上一个"朝代",也许是有损和睦的. 但3年后圣主的诞辰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搪塞过去呢?中国历史书上也写着成吉思汗是"民族英雄"(不管是哪个族的).
在1962年,圣主诞辰800周年时,内蒙是庆祝了的(规模未知),相反,外蒙当时迫于苏联的压力,没有大搞.就我个人看来,此次纪念意义将颇大.首先,它将是世界蒙古人接受现代文明以来第一次全体纪念圣主诞辰(如果是"全体"的话),它将再次增强世界蒙古人的自豪感,不仅很有利于蒙古国经济的发展,对于中国和俄罗斯的蒙古族来说,也是一次积极复兴民族文化的契机.
当然,世界蒙古人能共同纪念,那也将是圣主所乐见的,尤其是蒙古人间的交流. 所以,可以这么说,现在中国和俄罗斯的蒙古族应该多攒些钱,不管到时内蒙和俄国的纪念如何,应该去圣主的出生地拜谒一下.而蒙古国也应在这3年多中大力发展经济,完善基础设施. 世界蒙古人也应拿出不亚于举办一界奥运会的热情!圣主在天有灵,也许也会为我们这些"不挣气的"子孙欣慰的。
游牧民族社会结构问题刍议
传统的古代史讲述的实际是文明史，而文明史是原始社会和农耕文明的历史。游牧民族建立国家之前的漫长历史，往往不被列入文明史。直到游牧民族征服农耕民族，在农耕区建立国家，或受农耕民族先进文化的影响，建立起自己的国家，才算进入文明史，登上历史舞台。游牧民族建立国家前的社会结构、社会状况是怎样的?事实
上并不明确。习惯上认为，游牧民族长期停留于氏族部落制。似乎很有道理。
因为依据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论断：“国家和旧的氏族组成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按地域划分它的国民。”“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这种公共权力已不再同自己组织为武装力量的居民直接符合了。”［1］也就是说，依此两点衡量，要么符合这两点，表明“国家”已经产生；要么不符合，断定其必然处于原始的氏族公社阶段。多年来，不少教材中采用此结论，研究中也随便引用，未加推敲。现在看来“游牧民族建立国家前一直(甚至‘长期’)处于氏族制”的论点，并非无懈可击，尚需做具体分析，仔细研究。
按地域划分居民是国家区别于氏族的第一特征，但也有例外
游牧民族建立国家前，不是不依地域划分民众。血缘与民众之别，不能简单推论，否则会曲解恩格斯著作。说游牧民族长期保持浓厚的血缘关系，也并不准确。
恩格斯结论下的原文是：“由血缘关系形成和保持下去的旧的氏族公社，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已经很不够了，这多半是因为它们是以氏族成员关系与一定地区的联系为前提的，而这种联系早已不复存在。地区依然，但人们已经是流动的了。因此，按地区划分就被作为出发点，并允许公民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实现他们的公共权力或者义务，不管他们属于哪一氏族或哪一部落。这种按照居住地组织国民的办法，是一切国家共同的。”［2］恩格斯在这里只是一种概括，并未具体说明：按居住地域划分居民即表示血缘关系松弛。原来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时期，是否地域关系不重要?以居住地域划分居民是否仅在国家形成后才显得突出，没形成国家的部落或民族是否仅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不存在地区划分?没有非此即彼的含义。
在世界上古史的一般表述中，总是简单化为：国家是按地域划分居民，氏族是按血缘关系划分居民。血缘纽带松弛，即以地域划分居民。由此得出结论：游牧民族落后，当农耕地区进入文明社会时，游牧民族仍保持着浓厚的血缘关系。
问题在于：即使血缘关系浓厚，也可能以居住地划分居民；即使形成国家之后，也可能保持血缘关系的维系因素；就血缘关系而论，游牧民族的血缘关系松弛程度是不亚于定居的农耕民族的。
马克思曾指出：“并不是所有的原始公社都是按照同一形式建立起来的。相反，它们有好多种社会结构，这些结构的类型，存在时间的长短彼此都不相同，标志着依次进化的各个阶段。”［3］所以，在肯定历史发展多样性的前提下，具体看待这一问题。
“血缘是相对地缘而言的。但是，事实上，血缘的真正出现在实行父母和子女辈不通婚才有可能。”［4］而它的松弛程度在不同地区不同部落的情形千差万别，没法确切估计。不过可以说，其下限是在文明时代发展了很长时间以后的事。首先，应看到氏族制的阶段，也是“以氏族成员与一定地区的联系为前提的”［5］。例如：起步较晚的日耳曼民族，野蛮时代既以血缘和亲族关系管理民众、编制军队，但也存在政治性组织形式。日耳曼的“高乌”和“马尔克”是一种模式。“日耳曼人部落为了便于军事征课而设置马尔克(markgenossenschaft)和一种更大的团体，称为高乌(gau)，凯撒和塔西佗称之为帕古斯(pagus)”。
摩尔根倾向于肯定马尔克和高乌在严格意义上是地理名称，二者的关系相当于“乡区”和“县”，住有按政治上组织的居民［6］。其次，我们应看到相反的例子：有些部落“正是因为没有产生个体私有制，古代社会的血缘亲属关系没有被彻底破坏，反而得到了新的发展。经过各部落互相吞并、融合而逐渐产生的奴隶制国家，不仅以地域为基础，而且保留了血缘关系的纽带。〔中国〕夏、商、周的奴隶制国家，国家代替氏族组织后，血缘亲属关系逐渐演变成了宗族关系”［7］。侯外庐指出，中国是在没有清算氏族制度反而保存了血缘纽带的情况下进入奴隶社会的，“这是一条亚细亚式古代的维新路程”［8］。
还有一个需探究的问题：就血缘关系而论，断定游牧民族血缘关系浓厚，一直保留着氏族制残余，是不大可信的。我们为什么不能认为，游牧民族比农耕民族血缘关系更松弛?有这样几点理由：第一，农耕民族是定居的，他们的生活与土地紧密联系在一起，可耕种的土地是固定的也是有条件限制的，再说，只有连年耕种收获才能保持较稳定的食物，农耕民族是不能轻易转移的，原始氏族遗风、根深蒂固的血缘关系是很难轻易破坏的。第二，游牧民族寄生于动物(各类牲畜)，牲畜找到草和水，比农民取得收获物容易得多。
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一个部落到了一个新的水草肥美之地，也许碰到另几个部落捷足先登，接下来的事可以想像，要么是冲突，通过武力，获胜者成为新牧场的主人，失败者要么逃离，要么屈服于胜利者暂住下来。或者是相安无事，共同享用同一片牧场。总之，人员的流动和杂居的机会比农耕民族多得多。第三，如果生物遗传学上的近亲有害论适用于任何情形的话，我们完全可以推断，游牧民族体格健壮，除了饮食的优势外，不得不归功于异部落的通婚。因为遗传学上说的近血缘、血亲婚配，势必影响后辈发育。游牧民族族外杂婚也是有可能的。在性道德约束几乎不存在的情况下，游牧民族抢掠其他部落的女子，尤其将女俘占为己有完全可能。这为优生后代提供了条件。
游牧民族建立国家并登上历史舞台之前，有发动战争、组织转场的“公共权力”存在，不是停留于原始的氏族部落制“国家是一种组织，一种特定的社会组织，在一个社会里它体现了这个社会特有的社会秩序，它是‘被复杂的关系体系联结起来的个人集合体’。……‘国家’一词以表示社会中的现存关系，用以表示与权力、权威、强制、司法、财产以及许多别的现象有关的概念。……国家是一种特定的，具有历史限定性的人类组织形式。”“作为国家组织的主要特征和职能的政府，可以分成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权力’(存在有相互争取的派别)和‘行政’。‘权力’从根本上讲，就是足以支配旁人的行为选择的能力。‘行政’一词，指的是国家事务的管理或管理国家事务的机构。”［9］
这里主要引出三个重要概念，权力、行政(包含司法)、财产。关于权力和行政的阐释，与恩格斯观点相同。恩格斯著作中进一步指出“捐税”，原文是“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交纳费用——捐税。……官吏既然掌握了公共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驾于社会之上”［10］。在国家所包含的权力、行政、财产权、征税权等概念中，最核心的是权力。
学术界又将权力分为“自然权力”和“社会权力”两种。卢梭、霍布斯、洛克等人相信，人类在“自然状态下”(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原始社会)，存在着一种“人人基于自然所享有的权力”［11］。他们把这种权力称为“自然权力”。他们认为，这种权力一般包括如下内容：1.平等的权力；2.自由的权力；3.处罚侵犯行为的权力；4.父权或亲权。“社会权力”即“公共权力”：其一，权力从属于财产关系；其二，权力关系的不平等［12］。
无论“城邦”、“地域王国”、“城市国家”或“诺姆国家”，无不以私有制为基础并具备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而“公共权力”的体现，一是通过征税，二是保护私有财产，三是包括武装及监狱等的强制机关，四是依成熟的行政组织手段动员民众的力量。
游牧民族在侵入农耕区之前，没有在生活区域内建起国家，但他们既有社会组织，又有“公共权力”存在。
理由之一，游牧民族的私有财产是牲畜和俘虏。酋长或部落头人往往多占私有财产和战俘。这和农业国家的统治者占有土地和其他财富性质是一样的。
理由之二，游牧民族的部落组织能有效管理民众。“游牧民族在残存的原始氏族部落组织基础上实行兵农合一的部落兵制，……实行部落兵制的游牧民族是以氏族部落为单位编制军队的，在原始氏族部落生活中一般生产与军事活动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整个社会就是一个严密的军事体系。”［13］
理由之三，关于征税权。我们从斯拉夫等民族的“索贡巡行”式可以推断，在游牧集团内，酋长或头人收取“贡物”，一定是较行之有效的方式，这和农业国的征租调性质相似。 理由之四，“在文明史中，常以城墙作为检验国家之形成与发展的尺度”［14］，
因为“对远古时代来说，夯土城墙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工程。不但需要相当成熟的行政组织来组织大批从事筑城的人员，也需要积存剩余粮食以养活不从事生产的劳力。可见，城墙实际上标志着资本的集中，人力的控制以及行政组织的复杂化——这些都是国家机构得以运作的必要条件”［15］。
尽管游牧民族不筑城，不能以此衡量其行政组织的力量，但游牧民族的类似的“政权力量”体现在别的方面：首先，游牧民族的军事组织严密，军队的战斗力强，来自“狩猎”的练兵方式，都需要有严格的组织，并非天然形成。游牧民族在战争取胜，除了马车、精良武器，就是统帅的指挥有方，士兵的集体协作，归根结底，统帅的权威，对士兵的约束力，都是不可低估的非自然权力。其次，游牧民族的主要生产活动是放牧、剪毛、挤奶、与邻近部落进行贸易、转场等。重要的是组织转场，不管是由于找到更理想的牧场而主动转场，还是由于自然灾害被迫转场，从人口、牲畜的迁徙，到毡帐的搬迁等，都需要有组织和计划，没有政权力量，是不可想像的。
游牧民族没有在活动领域内建立国家，但有“类似国家的结构”，并具备农业国家的主要特征。有学者提出过“类似国家的结构”，其含义与前苏联的史学家涅乌西辛(1898～1969年)提出的“未开化的王国”概念差不多。“这一说法，用来揭示阶级划分尚未十分明显和‘一个阶级或阶层对其他社会阶层的政治权力’尚未充分发展的那个阶段。”［16］
将“类似国家的结构”引入游牧民族研究，是为证明，游牧民族在进入农耕区并建立国家之前，并不是停留于氏族部落制阶段，而是一种“类似国家的结构”，公共权力是存在的。
为证明此说成立，笔者可举出更多的理由，例如：“类似国家的结构”可与“早期国家”互证。“最早的、真正的原始类型的、紧接着原始社会解体之后的国家，被称作‘早期国家，”［17］“它们代表一种不稳定的群体政体，保留着很多先前发展阶段的特征，社会结构是复杂而不稳定的，有不同种类的从属关系，其中没有一种关系占据肯定或绝对的优势”［18］。在早期国家中，领土的概念似乎是十分模糊的，它首先是指一定的人口和其所居住的地区的某种关系。早期国家和真正意义上的后来的国家不同，“游牧部落的国家就具有早期国家的全部特征。但是这种游牧国家的政府并不直接干涉生产，而其最高权力则认为被属于整个统治的民族。由此发展了采邑制度”［19］。
例二，“类似国家的结构”可与城市国家特征互证。“城市国家实质上是城市政治国家，而不在于有没有城市。只要是具备了城市政治国家的特征，没有城市的部落也可称之为国家”［20］。那么游牧民族的类似国家结构是成立的。例三，原始社会也存在“城”和“国”。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辽宁喀左县发掘的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遗址，距今4895±70年。又在辽宁西部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发掘的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是红山文化大型祭祀遗址和墓葬［21］。
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新概念和新课题。其中“古国是高于氏族部落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东山嘴、牛河梁遗址，说明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就已经产生了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22］。可以说，游牧民族的“类似国家的结构”，大致相当于原始的“国”，是氏族公社与真正国家之间的组织形式，或特定条件下的另一种组织形式。例四，日耳曼人、东斯拉夫人、蒙古人等直接过渡到封建制度的民族，肯定存在过“类似国家结构”，公共权力得到充分发展，否则，“直接过渡论”是不可信的。
注释：
［1］［2］［10］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67、168、169页，人民出版社。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8页，人民出版社。
［4］时佑平：《应该重新探讨摩尔根的原始社会分期法》，《历史研究》1981年第1期。
［6］摩尔根：《古代社会》(下)，第358页。
［7］黄敏兰：《略论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和东西方奴隶社会所有制形式》，《人文杂志》1983年第3期。
［8］《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第44～45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
［9］［16］H.J.M.克列逊、P 斯卡尔尼克：《关于早期国家的各种学说和假说》，《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第289页。
［11］洛克：《政府论》（下），第90页，商务印书馆，1964年。
［12］赵磊：《论自然权力与社会权力》，《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2年第2期。
［13］张文伟：《试析原始残余对游牧民族征服战争的影响》，《上饶师专学报》1993年第1期。
［14］杜正胜：《夏代考古及其国家发展的探索》，《考古》1991年第1期。
［15］吴锐：《从中西早期城市国家和城邦的性质看中西文化的起源》，《青海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
［17］［18］［19］A.M.哈赞诺夫：《关于早期国家研究的一些理论》，《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第268、270、281页。
［20］田昌五：《有关奴隶制社会形态的一些问题》，《史学理论》1989年第1期。
［21］《文物》1986年第8期。
［22］苏秉琦：《辽宁古文化与城古国》，《文物》1986年第8期。
来源:《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二辑》（内蒙古社科院）
上并不明确。习惯上认为，游牧民族长期停留于氏族部落制。似乎很有道理。
因为依据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论断：“国家和旧的氏族组成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按地域划分它的国民。”“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这种公共权力已不再同自己组织为武装力量的居民直接符合了。”［1］也就是说，依此两点衡量，要么符合这两点，表明“国家”已经产生；要么不符合，断定其必然处于原始的氏族公社阶段。多年来，不少教材中采用此结论，研究中也随便引用，未加推敲。现在看来“游牧民族建立国家前一直(甚至‘长期’)处于氏族制”的论点，并非无懈可击，尚需做具体分析，仔细研究。
按地域划分居民是国家区别于氏族的第一特征，但也有例外
游牧民族建立国家前，不是不依地域划分民众。血缘与民众之别，不能简单推论，否则会曲解恩格斯著作。说游牧民族长期保持浓厚的血缘关系，也并不准确。
恩格斯结论下的原文是：“由血缘关系形成和保持下去的旧的氏族公社，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已经很不够了，这多半是因为它们是以氏族成员关系与一定地区的联系为前提的，而这种联系早已不复存在。地区依然，但人们已经是流动的了。因此，按地区划分就被作为出发点，并允许公民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实现他们的公共权力或者义务，不管他们属于哪一氏族或哪一部落。这种按照居住地组织国民的办法，是一切国家共同的。”［2］恩格斯在这里只是一种概括，并未具体说明：按居住地域划分居民即表示血缘关系松弛。原来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时期，是否地域关系不重要?以居住地域划分居民是否仅在国家形成后才显得突出，没形成国家的部落或民族是否仅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不存在地区划分?没有非此即彼的含义。
在世界上古史的一般表述中，总是简单化为：国家是按地域划分居民，氏族是按血缘关系划分居民。血缘纽带松弛，即以地域划分居民。由此得出结论：游牧民族落后，当农耕地区进入文明社会时，游牧民族仍保持着浓厚的血缘关系。
问题在于：即使血缘关系浓厚，也可能以居住地划分居民；即使形成国家之后，也可能保持血缘关系的维系因素；就血缘关系而论，游牧民族的血缘关系松弛程度是不亚于定居的农耕民族的。
马克思曾指出：“并不是所有的原始公社都是按照同一形式建立起来的。相反，它们有好多种社会结构，这些结构的类型，存在时间的长短彼此都不相同，标志着依次进化的各个阶段。”［3］所以，在肯定历史发展多样性的前提下，具体看待这一问题。
“血缘是相对地缘而言的。但是，事实上，血缘的真正出现在实行父母和子女辈不通婚才有可能。”［4］而它的松弛程度在不同地区不同部落的情形千差万别，没法确切估计。不过可以说，其下限是在文明时代发展了很长时间以后的事。首先，应看到氏族制的阶段，也是“以氏族成员与一定地区的联系为前提的”［5］。例如：起步较晚的日耳曼民族，野蛮时代既以血缘和亲族关系管理民众、编制军队，但也存在政治性组织形式。日耳曼的“高乌”和“马尔克”是一种模式。“日耳曼人部落为了便于军事征课而设置马尔克(markgenossenschaft)和一种更大的团体，称为高乌(gau)，凯撒和塔西佗称之为帕古斯(pagus)”。
摩尔根倾向于肯定马尔克和高乌在严格意义上是地理名称，二者的关系相当于“乡区”和“县”，住有按政治上组织的居民［6］。其次，我们应看到相反的例子：有些部落“正是因为没有产生个体私有制，古代社会的血缘亲属关系没有被彻底破坏，反而得到了新的发展。经过各部落互相吞并、融合而逐渐产生的奴隶制国家，不仅以地域为基础，而且保留了血缘关系的纽带。〔中国〕夏、商、周的奴隶制国家，国家代替氏族组织后，血缘亲属关系逐渐演变成了宗族关系”［7］。侯外庐指出，中国是在没有清算氏族制度反而保存了血缘纽带的情况下进入奴隶社会的，“这是一条亚细亚式古代的维新路程”［8］。
还有一个需探究的问题：就血缘关系而论，断定游牧民族血缘关系浓厚，一直保留着氏族制残余，是不大可信的。我们为什么不能认为，游牧民族比农耕民族血缘关系更松弛?有这样几点理由：第一，农耕民族是定居的，他们的生活与土地紧密联系在一起，可耕种的土地是固定的也是有条件限制的，再说，只有连年耕种收获才能保持较稳定的食物，农耕民族是不能轻易转移的，原始氏族遗风、根深蒂固的血缘关系是很难轻易破坏的。第二，游牧民族寄生于动物(各类牲畜)，牲畜找到草和水，比农民取得收获物容易得多。
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一个部落到了一个新的水草肥美之地，也许碰到另几个部落捷足先登，接下来的事可以想像，要么是冲突，通过武力，获胜者成为新牧场的主人，失败者要么逃离，要么屈服于胜利者暂住下来。或者是相安无事，共同享用同一片牧场。总之，人员的流动和杂居的机会比农耕民族多得多。第三，如果生物遗传学上的近亲有害论适用于任何情形的话，我们完全可以推断，游牧民族体格健壮，除了饮食的优势外，不得不归功于异部落的通婚。因为遗传学上说的近血缘、血亲婚配，势必影响后辈发育。游牧民族族外杂婚也是有可能的。在性道德约束几乎不存在的情况下，游牧民族抢掠其他部落的女子，尤其将女俘占为己有完全可能。这为优生后代提供了条件。
游牧民族建立国家并登上历史舞台之前，有发动战争、组织转场的“公共权力”存在，不是停留于原始的氏族部落制“国家是一种组织，一种特定的社会组织，在一个社会里它体现了这个社会特有的社会秩序，它是‘被复杂的关系体系联结起来的个人集合体’。……‘国家’一词以表示社会中的现存关系，用以表示与权力、权威、强制、司法、财产以及许多别的现象有关的概念。……国家是一种特定的，具有历史限定性的人类组织形式。”“作为国家组织的主要特征和职能的政府，可以分成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权力’(存在有相互争取的派别)和‘行政’。‘权力’从根本上讲，就是足以支配旁人的行为选择的能力。‘行政’一词，指的是国家事务的管理或管理国家事务的机构。”［9］
这里主要引出三个重要概念，权力、行政(包含司法)、财产。关于权力和行政的阐释，与恩格斯观点相同。恩格斯著作中进一步指出“捐税”，原文是“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交纳费用——捐税。……官吏既然掌握了公共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驾于社会之上”［10］。在国家所包含的权力、行政、财产权、征税权等概念中，最核心的是权力。
学术界又将权力分为“自然权力”和“社会权力”两种。卢梭、霍布斯、洛克等人相信，人类在“自然状态下”(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原始社会)，存在着一种“人人基于自然所享有的权力”［11］。他们把这种权力称为“自然权力”。他们认为，这种权力一般包括如下内容：1.平等的权力；2.自由的权力；3.处罚侵犯行为的权力；4.父权或亲权。“社会权力”即“公共权力”：其一，权力从属于财产关系；其二，权力关系的不平等［12］。
无论“城邦”、“地域王国”、“城市国家”或“诺姆国家”，无不以私有制为基础并具备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而“公共权力”的体现，一是通过征税，二是保护私有财产，三是包括武装及监狱等的强制机关，四是依成熟的行政组织手段动员民众的力量。
游牧民族在侵入农耕区之前，没有在生活区域内建起国家，但他们既有社会组织，又有“公共权力”存在。
理由之一，游牧民族的私有财产是牲畜和俘虏。酋长或部落头人往往多占私有财产和战俘。这和农业国家的统治者占有土地和其他财富性质是一样的。
理由之二，游牧民族的部落组织能有效管理民众。“游牧民族在残存的原始氏族部落组织基础上实行兵农合一的部落兵制，……实行部落兵制的游牧民族是以氏族部落为单位编制军队的，在原始氏族部落生活中一般生产与军事活动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整个社会就是一个严密的军事体系。”［13］
理由之三，关于征税权。我们从斯拉夫等民族的“索贡巡行”式可以推断，在游牧集团内，酋长或头人收取“贡物”，一定是较行之有效的方式，这和农业国的征租调性质相似。 理由之四，“在文明史中，常以城墙作为检验国家之形成与发展的尺度”［14］，
因为“对远古时代来说，夯土城墙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工程。不但需要相当成熟的行政组织来组织大批从事筑城的人员，也需要积存剩余粮食以养活不从事生产的劳力。可见，城墙实际上标志着资本的集中，人力的控制以及行政组织的复杂化——这些都是国家机构得以运作的必要条件”［15］。
尽管游牧民族不筑城，不能以此衡量其行政组织的力量，但游牧民族的类似的“政权力量”体现在别的方面：首先，游牧民族的军事组织严密，军队的战斗力强，来自“狩猎”的练兵方式，都需要有严格的组织，并非天然形成。游牧民族在战争取胜，除了马车、精良武器，就是统帅的指挥有方，士兵的集体协作，归根结底，统帅的权威，对士兵的约束力，都是不可低估的非自然权力。其次，游牧民族的主要生产活动是放牧、剪毛、挤奶、与邻近部落进行贸易、转场等。重要的是组织转场，不管是由于找到更理想的牧场而主动转场，还是由于自然灾害被迫转场，从人口、牲畜的迁徙，到毡帐的搬迁等，都需要有组织和计划，没有政权力量，是不可想像的。
游牧民族没有在活动领域内建立国家，但有“类似国家的结构”，并具备农业国家的主要特征。有学者提出过“类似国家的结构”，其含义与前苏联的史学家涅乌西辛(1898～1969年)提出的“未开化的王国”概念差不多。“这一说法，用来揭示阶级划分尚未十分明显和‘一个阶级或阶层对其他社会阶层的政治权力’尚未充分发展的那个阶段。”［16］
将“类似国家的结构”引入游牧民族研究，是为证明，游牧民族在进入农耕区并建立国家之前，并不是停留于氏族部落制阶段，而是一种“类似国家的结构”，公共权力是存在的。
为证明此说成立，笔者可举出更多的理由，例如：“类似国家的结构”可与“早期国家”互证。“最早的、真正的原始类型的、紧接着原始社会解体之后的国家，被称作‘早期国家，”［17］“它们代表一种不稳定的群体政体，保留着很多先前发展阶段的特征，社会结构是复杂而不稳定的，有不同种类的从属关系，其中没有一种关系占据肯定或绝对的优势”［18］。在早期国家中，领土的概念似乎是十分模糊的，它首先是指一定的人口和其所居住的地区的某种关系。早期国家和真正意义上的后来的国家不同，“游牧部落的国家就具有早期国家的全部特征。但是这种游牧国家的政府并不直接干涉生产，而其最高权力则认为被属于整个统治的民族。由此发展了采邑制度”［19］。
例二，“类似国家的结构”可与城市国家特征互证。“城市国家实质上是城市政治国家，而不在于有没有城市。只要是具备了城市政治国家的特征，没有城市的部落也可称之为国家”［20］。那么游牧民族的类似国家结构是成立的。例三，原始社会也存在“城”和“国”。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辽宁喀左县发掘的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遗址，距今4895±70年。又在辽宁西部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发掘的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是红山文化大型祭祀遗址和墓葬［21］。
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新概念和新课题。其中“古国是高于氏族部落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东山嘴、牛河梁遗址，说明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就已经产生了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22］。可以说，游牧民族的“类似国家的结构”，大致相当于原始的“国”，是氏族公社与真正国家之间的组织形式，或特定条件下的另一种组织形式。例四，日耳曼人、东斯拉夫人、蒙古人等直接过渡到封建制度的民族，肯定存在过“类似国家结构”，公共权力得到充分发展，否则，“直接过渡论”是不可信的。
注释：
［1］［2］［10］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67、168、169页，人民出版社。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8页，人民出版社。
［4］时佑平：《应该重新探讨摩尔根的原始社会分期法》，《历史研究》1981年第1期。
［6］摩尔根：《古代社会》(下)，第358页。
［7］黄敏兰：《略论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和东西方奴隶社会所有制形式》，《人文杂志》1983年第3期。
［8］《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第44～45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
［9］［16］H.J.M.克列逊、P 斯卡尔尼克：《关于早期国家的各种学说和假说》，《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第289页。
［11］洛克：《政府论》（下），第90页，商务印书馆，1964年。
［12］赵磊：《论自然权力与社会权力》，《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2年第2期。
［13］张文伟：《试析原始残余对游牧民族征服战争的影响》，《上饶师专学报》1993年第1期。
［14］杜正胜：《夏代考古及其国家发展的探索》，《考古》1991年第1期。
［15］吴锐：《从中西早期城市国家和城邦的性质看中西文化的起源》，《青海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
［17］［18］［19］A.M.哈赞诺夫：《关于早期国家研究的一些理论》，《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第268、270、281页。
［20］田昌五：《有关奴隶制社会形态的一些问题》，《史学理论》1989年第1期。
［21］《文物》1986年第8期。
［22］苏秉琦：《辽宁古文化与城古国》，《文物》1986年第8期。
来源:《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二辑》（内蒙古社科院）
百年误读游牧文明
问题出在这“土地”二字。原蒙古文歌词中的“努图格-希若”，它的准确含意为牧场营盘，即指蒙古牧民的“草地”，并非指纯粹的土地。这“土地”二字是内地习惯的农耕用语，把“努图格-希若”简单译成土地，一是用农耕文明用语混肴了游牧文明的草地概念，而当时嘎达梅林起义的社会经济背景是游牧经济，达尔罕旗（即科尔沁草原）那时还没有农耕化，嘎达梅林造反起义的目的就是反对把放牧的“草地”开垦成农耕的“土地”；二是译成这“土地”之后，便有了农地疆土概念，嘎达梅林起义似乎变成了一场只是争夺农耕土地疆域的斗争，没有了反对开垦草地的真正含意, 实际改换和削弱了这场斗争的长远深刻的历史意义。当时北洋政府大元帅东北大军阀张作霖，受日本人怂恿起初准备搞东北独立称王，他嫌地盘小觊觎已久邻近广袤的达尔罕旗的科尔沁草原，并用清朝皇帝惯用的联姻政策，与当时腐败的败家子达尔罕王那木济勒-舍楞结成亲家，让其“出荒”，即出售草地开垦。当初美国白人侵占印地安人地盘时，还划出一块山谷和草地让他们生存，可东北军阀开垦科尔沁草原时所有原住十几万牧民统统迁走，至于去哪里怎么生存他们一概不管，被逼无奈，逼上梁山，引发了以广大牧民的起义反抗，打出的口号就是保护草牧场，反对把草原开垦成农田。说穿了那场波澜壮阔的斗争，是一场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碰撞，是两种文化的冲突，两种生存方式的矛盾。固而，这简单化的“土地”二字是无法正确表达这场斗争的实质。
好多历史学家和生态学家现在感叹，倘若当初尊重了嘎达梅林和六十二名牧民代表赴沈阳请愿时的意见，不是狭义地把那场起义定性为“地方分裂”和“蒙匪闹事”，加以残酷镇压，那么广袤的科尔沁草原如今不会被联合国命名为八百里瀚海“科尔沁沙地”，北京以及东三省乃至日韩东南亚也不会每年遭受十几次沙尘暴袭击，天安门城楼也不会每年从上边扫除十几吨黄沙了。
究其原因，以农耕文明为代表的主流执政者，还是不了解或者说误读了以游牧文明为代表的北方草原，不清楚那里的自然状况到底是什么样。草原千万年来叫“草原”, 那里只能是“草”的“原”,并非“农”的“原”,原因很简单，草原的植被只有一尺左右, 下边全是几米深的沙质层, 一旦开垦头几年还长粮食, 往后就被翻耕到上边来的沙土就肆虐了, 开始沙化，历史证明草原根本就不适宜农耕。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北方草原平均年降水量只200毫升左石，仅够草的生长，草原上甚至没有大面积的森林出现，因为树林对水分的需求和蒸发太大，不容易生存，这是大自然法则决定的。可农耕文明主政之后，往往忽略这一点。清道光之后，为缓解内地社会冲突以及经济灾难，大量移民开垦草原，尤其晚清政府为还八国联军债务更是允许大面积开垦北方草原，从招垦中抽去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利润去还外债，这对生态脆弱的北方草原来说是一场毁灭性灾难拉开了序幕。
用农耕文化的主流心态面对了游牧文明和北方草原，秉承和延续了清政府因政治需要而违背游牧经济规律设置的“盟、旗”制，限制远距离大范围游牧，限制适应自然法则及天地所赐的生存方式。然而，千万年来形成的草原游牧经济的魂就是游牧，逐水草而居，顺应天意地理。因降水量低，不知哪块旱哪块涝，牧民只能适时地迁徙游牧寻找好草场，这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好跟内地农耕经济那般牢牢固定在特定的一个村县境内，牧民通过这种倒场游牧使得脆弱的草原生态得以休息恢复和缓解，这是非常科学而顺应自然的生存方式。清政府设置盟旗制后，断绝了跨旗游牧，旱涝都固死在一个旗境内，使得生态脆弱的草场不堪重负，得不到养息，这在人口少的状况下免强还能应付，可解放后各旗盟内人口膨胀，到六十年代又号召“牧业学大寨”，再次大量开垦起草原，这更是毁灭性的，草原大面积沙化的灾难也就无法挽回地延续了。
一位到内蒙古旅行的美国朋友很奇怪地问我：你们中原的人，到了这最适宜于放牧的草原上，依旧锄地播种，真像是向土地里钻，看不到其他利用这片土地的方法了。” 这真是个无奈的事，农耕文明进入游牧文明地盘后依旧不能“入乡随俗”，反而还举起“农耕比游牧更先进” 这一大旗，为自己开垦草地找出看似合理的诡辩说。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人们开始尝到近百年来开垦草原的恶果，每年的十几次沙尘暴袭击，以及浑善达克沙地步步紧逼首都北京，使国家才意识到政策上的偏颇，开始退耕还牧还草，治理沙化，然而已经晚了三秋。而且，实际当中政策又落不到实处，只限制牧民不许游牧，搞舍饲养畜搞圈养，如养猪般养牛养，可那些偷摸开垦草地现像反而在地方领导的短期利益考量和睁一眼闭一眼下更加泛滥了。这证明，我们始终无法改掉用农耕文明的心态面对草原游牧文明的习惯思维，这最终结果将是彻底扼杀游牧经济和它体现出的游牧文明，并将彻底埋葬北方草。
百年之后，内蒙古草原将变成第二个楼兰国，请别把这预言当成危言耸听。因为我们的误读还在继续。如误读《嘎达梅林》歌词。我们只会用农耕的“发财”这短期的实用经济的目光，面对草原，只知往土里钻，因为我们都是深受农耕文化熏陶成才的农业干部。我们只知“征服自然”，还没学会尊重自然。
当游动的黄羊群，纷纷血淋淋地撞挂在为限制游牧而设置的“刺儿鬼”铁丝网上边时；当那些躁动的鱼群“嘭嘭”撞击三峡大坝想超越它去长江上游生仔时，我想起了中东地区的“肉体炸弹”。
可我们依然无动于衷，我们麻木的神经除了经济利益之外，对一切都已经熟视无睹。我们似乎已经永远学不会顺应自然法则生存，永远不及祖先那般“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了。这不是先人的悲哀，是后人的悲哀。当我们的子孙指着黄沙下边的我们坟墓说，这些无知无能的祖辈时，我们的灵魂将在地下长久地颤栗，将永远无法摆脱这冰冷的诅咒。
好多历史学家和生态学家现在感叹，倘若当初尊重了嘎达梅林和六十二名牧民代表赴沈阳请愿时的意见，不是狭义地把那场起义定性为“地方分裂”和“蒙匪闹事”，加以残酷镇压，那么广袤的科尔沁草原如今不会被联合国命名为八百里瀚海“科尔沁沙地”，北京以及东三省乃至日韩东南亚也不会每年遭受十几次沙尘暴袭击，天安门城楼也不会每年从上边扫除十几吨黄沙了。
究其原因，以农耕文明为代表的主流执政者，还是不了解或者说误读了以游牧文明为代表的北方草原，不清楚那里的自然状况到底是什么样。草原千万年来叫“草原”, 那里只能是“草”的“原”,并非“农”的“原”,原因很简单，草原的植被只有一尺左右, 下边全是几米深的沙质层, 一旦开垦头几年还长粮食, 往后就被翻耕到上边来的沙土就肆虐了, 开始沙化，历史证明草原根本就不适宜农耕。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北方草原平均年降水量只200毫升左石，仅够草的生长，草原上甚至没有大面积的森林出现，因为树林对水分的需求和蒸发太大，不容易生存，这是大自然法则决定的。可农耕文明主政之后，往往忽略这一点。清道光之后，为缓解内地社会冲突以及经济灾难，大量移民开垦草原，尤其晚清政府为还八国联军债务更是允许大面积开垦北方草原，从招垦中抽去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利润去还外债，这对生态脆弱的北方草原来说是一场毁灭性灾难拉开了序幕。
用农耕文化的主流心态面对了游牧文明和北方草原，秉承和延续了清政府因政治需要而违背游牧经济规律设置的“盟、旗”制，限制远距离大范围游牧，限制适应自然法则及天地所赐的生存方式。然而，千万年来形成的草原游牧经济的魂就是游牧，逐水草而居，顺应天意地理。因降水量低，不知哪块旱哪块涝，牧民只能适时地迁徙游牧寻找好草场，这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好跟内地农耕经济那般牢牢固定在特定的一个村县境内，牧民通过这种倒场游牧使得脆弱的草原生态得以休息恢复和缓解，这是非常科学而顺应自然的生存方式。清政府设置盟旗制后，断绝了跨旗游牧，旱涝都固死在一个旗境内，使得生态脆弱的草场不堪重负，得不到养息，这在人口少的状况下免强还能应付，可解放后各旗盟内人口膨胀，到六十年代又号召“牧业学大寨”，再次大量开垦起草原，这更是毁灭性的，草原大面积沙化的灾难也就无法挽回地延续了。
一位到内蒙古旅行的美国朋友很奇怪地问我：你们中原的人，到了这最适宜于放牧的草原上，依旧锄地播种，真像是向土地里钻，看不到其他利用这片土地的方法了。” 这真是个无奈的事，农耕文明进入游牧文明地盘后依旧不能“入乡随俗”，反而还举起“农耕比游牧更先进” 这一大旗，为自己开垦草地找出看似合理的诡辩说。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人们开始尝到近百年来开垦草原的恶果，每年的十几次沙尘暴袭击，以及浑善达克沙地步步紧逼首都北京，使国家才意识到政策上的偏颇，开始退耕还牧还草，治理沙化，然而已经晚了三秋。而且，实际当中政策又落不到实处，只限制牧民不许游牧，搞舍饲养畜搞圈养，如养猪般养牛养，可那些偷摸开垦草地现像反而在地方领导的短期利益考量和睁一眼闭一眼下更加泛滥了。这证明，我们始终无法改掉用农耕文明的心态面对草原游牧文明的习惯思维，这最终结果将是彻底扼杀游牧经济和它体现出的游牧文明，并将彻底埋葬北方草。
百年之后，内蒙古草原将变成第二个楼兰国，请别把这预言当成危言耸听。因为我们的误读还在继续。如误读《嘎达梅林》歌词。我们只会用农耕的“发财”这短期的实用经济的目光，面对草原，只知往土里钻，因为我们都是深受农耕文化熏陶成才的农业干部。我们只知“征服自然”，还没学会尊重自然。
当游动的黄羊群，纷纷血淋淋地撞挂在为限制游牧而设置的“刺儿鬼”铁丝网上边时；当那些躁动的鱼群“嘭嘭”撞击三峡大坝想超越它去长江上游生仔时，我想起了中东地区的“肉体炸弹”。
可我们依然无动于衷，我们麻木的神经除了经济利益之外，对一切都已经熟视无睹。我们似乎已经永远学不会顺应自然法则生存，永远不及祖先那般“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了。这不是先人的悲哀，是后人的悲哀。当我们的子孙指着黄沙下边的我们坟墓说，这些无知无能的祖辈时，我们的灵魂将在地下长久地颤栗，将永远无法摆脱这冰冷的诅咒。
神奇的蒙古语言文字
（韩）佚名：
语言是思维工具和交际工具。我在乌兰巴托学了两年蒙古语，用了八年。我除了蒙语还懂10种语言，所以看到了蒙古语比其他语言的优点，在这里与各位分享。
1.蒙古语一直保持着自身的纯粹性。朝鲜语和日本语因为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所以运用的汉字很多，但是蒙古语不同。现代朝鲜语和日本语的词汇当中有8成以上都源于汉字。但是蒙古语当中来自汉语的外来语出奇的少。朝鲜语和日本语受到汉语因果关系的支配丢失了很多纯粹的词汇。例如：现在在朝鲜（韩国）专指<男人><女人>的原有的词汇已经不再使用了。而是称男人为namja（男子）称女人为yooja（女子）。
我想很久以来蒙古人比朝鲜人和日本人更加接近汉语环境，却能更成功的保护着自己的语言这件事说明蒙古语有着比日本语和朝鲜语更加坚不可摧的基础。
2.蒙古语有多个元音和辅音。很多语言都有5个元音，蒙古语却有7个。朝鲜语，日本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都没有这么多的元音。英语有26个字母，意大利语有24个字母，朝鲜语有26个字母。但是蒙古语却有35个字母（西利尔蒙古文）。掌握着拥有多个元音和辅音的语言的人们肯定能更容易学会其他语言的发音。以我看蒙古人比起朝鲜人，日本人，汉人更容易学会其他语言。在蒙古国生活的1000多朝鲜人（韩国）大多数都承认这一点。
3.动词变化。我知道的语言当中没有一个语言能有像蒙古语那样多的动词变化。英语动词只有等五种变化形态。但是蒙古语当中词根为的动词却有1944个。古犹太语或古希腊语也只有一千多种变化形态。大多数也不能像蒙古语那样以多种词义来变化。例如：蒙古语等词汇不能单个的翻译成其他语言。这说明蒙古人能很细致的观察事物的动作。我想这与游牧文化有关。
4.诗体丰富。因为朝鲜语和日本语的助词比蒙古语的单调，所以写起施来比较难。但是蒙古语动词的过去时助词，未来时助词等有多种表达方式，很丰富。但是，朝鲜语和日本语中过去时只能用来表达。蒙古很多著名的诗歌都同时应用字首押韵和字尾押韵。据我所知，其他语言的诗歌不能够同时应用这两种押韵方式。同一个词根可以以多种形态变化。以等等多种形态变化。动词是由这个名词上直接加助词变化的。可以变 --- 民族的，世界的！notaglah（居住）,可以变uruvdeh（怜惜），还有些名词后面加等助词变化为名词性形容词。
可惜的是这样丰富的语言在内蒙古却出现了衰弱情况。这不仅仅是蒙古人的失物，而是全人类的失物。
$美国著名的〈华盛顿邮报〉评选成吉思汗为1000—2000的一千年以来最有影响的人物。如果蒙古语消失了，谁还能更深入的研究他的足迹。本人很感谢中国政府很关注蒙古语的保护。街道上的牌匾上蒙汉间用。公交车上也是用蒙汉两种语言报导很让我感动。希望蒙古语言永远成为人类的自豪。译者：searchlight.
语言是思维工具和交际工具。我在乌兰巴托学了两年蒙古语，用了八年。我除了蒙语还懂10种语言，所以看到了蒙古语比其他语言的优点，在这里与各位分享。
1.蒙古语一直保持着自身的纯粹性。朝鲜语和日本语因为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所以运用的汉字很多，但是蒙古语不同。现代朝鲜语和日本语的词汇当中有8成以上都源于汉字。但是蒙古语当中来自汉语的外来语出奇的少。朝鲜语和日本语受到汉语因果关系的支配丢失了很多纯粹的词汇。例如：现在在朝鲜（韩国）专指<男人><女人>的原有的词汇已经不再使用了。而是称男人为namja（男子）称女人为yooja（女子）。
我想很久以来蒙古人比朝鲜人和日本人更加接近汉语环境，却能更成功的保护着自己的语言这件事说明蒙古语有着比日本语和朝鲜语更加坚不可摧的基础。
2.蒙古语有多个元音和辅音。很多语言都有5个元音，蒙古语却有7个。朝鲜语，日本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都没有这么多的元音。英语有26个字母，意大利语有24个字母，朝鲜语有26个字母。但是蒙古语却有35个字母（西利尔蒙古文）。掌握着拥有多个元音和辅音的语言的人们肯定能更容易学会其他语言的发音。以我看蒙古人比起朝鲜人，日本人，汉人更容易学会其他语言。在蒙古国生活的1000多朝鲜人（韩国）大多数都承认这一点。
3.动词变化。我知道的语言当中没有一个语言能有像蒙古语那样多的动词变化。英语动词
4.诗体丰富。因为朝鲜语和日本语的助词比蒙古语的单调，所以写起施来比较难。但是蒙古语动词的过去时助词
可惜的是这样丰富的语言在内蒙古却出现了衰弱情况。这不仅仅是蒙古人的失物，而是全人类的失物。
$美国著名的〈华盛顿邮报〉评选成吉思汗为1000—2000的一千年以来最有影响的人物。如果蒙古语消失了，谁还能更深入的研究他的足迹。本人很感谢中国政府很关注蒙古语的保护。街道上的牌匾上蒙汉间用。公交车上也是用蒙汉两种语言报导很让我感动。希望蒙古语言永远成为人类的自豪。译者：searchlight.
建立新十进制，实现蒙古民族伟大复兴！
我们神奇而强悍的蒙古民族，自从匈奴国时期开始就创建了及其简便有效的社会机制--“十进制”。到了大蒙古帝国时期“十进制”更是充分体现了其科学实用性，充分发挥了蒙古民族人少力量大的神奇魅力，释放了蒙古民族核爆炸般的社会力量，创建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后无来者的世界帝国！
但是到了满清，满清王朝把我们蒙古分成了一百多个旗，明确划定了旗与旗之间的界限并严格限制其相互自由往来。当时蒙古人跨越旗界比现在出国还要困难。这种把蒙古人剁成肉馅的邪恶政策把十进制压缩到了极点，蒙古民族进入了一个低谷时期。
而现在我们蒙古民族又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被同化掉！这意味着蒙古民族的消亡！！面对笑里藏刀棉里抱针的tong化者,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才能做到“就在眼前，拒在千里”而不被同化掉，免遭成为汉文化奴隶的厄运呢？
那么，现在我们蒙古人能够利用的资源都有哪些呢？一，武器，我们手无寸铁，所以首先放弃这条路吧。二，社会舆论，表面上看来各大媒体报纸都被严格监管了起来，我们并没有社会舆论的主导权。但是互联网，手机短信，口头交流等加快了我们蒙古人之间的交流速度缩短了我们蒙古人之间的距离，我们完全可以以自己的方式主导蒙古社会舆论。
在这里新十进制将再次发挥其无穷的力量，将天下蒙古人再次凝聚在一起。每一位爱蒙古人士，蒙古民族主义者！我们不求大的，只要我们带头担当十户长的职责，以身作则影响并带领周围的十位蒙古人（安达），对继承和发扬蒙古语言文字及传统文化的人，给予积极的赞扬和帮助，而对那些背叛蒙古民族蒙古文化的少数人要进行严厉的批评，努力营造一种蒙古人热爱蒙古的良好社会风气。我们批评那些少数人也是为了帮助他们不成为汉文化的奴隶。每一位十户长要努力帮助安达们成为新的十户长，继续扩大蒙古影响力。就这样一个人影响带领十个人，那十位安达又影响带领一百个人，一百个人又影响带领千千万万人，最终再次用十进制将天下蒙古人团结在一起，抵抗抗同化，拯救蒙古民族，实现蒙古民族的伟大复兴！要让蒙古民族成为中国最具民族特色的民族，文化水平最高的民族，人均物质生活最富裕的民族，最先进的民族！要让大多数蒙古人都能过上拥有蒙古特色的富裕生活！
注：社会舆论的压力与法律的强制力量，对人的思想行为有着同样强大的影响力。蒙古精英们！我们要努力得到蒙古社会舆论主导权。
但是到了满清，满清王朝把我们蒙古分成了一百多个旗，明确划定了旗与旗之间的界限并严格限制其相互自由往来。当时蒙古人跨越旗界比现在出国还要困难。这种把蒙古人剁成肉馅的邪恶政策把十进制压缩到了极点，蒙古民族进入了一个低谷时期。
而现在我们蒙古民族又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被同化掉！这意味着蒙古民族的消亡！！面对笑里藏刀棉里抱针的tong化者,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才能做到“就在眼前，拒在千里”而不被同化掉，免遭成为汉文化奴隶的厄运呢？
那么，现在我们蒙古人能够利用的资源都有哪些呢？一，武器，我们手无寸铁，所以首先放弃这条路吧。二，社会舆论，表面上看来各大媒体报纸都被严格监管了起来，我们并没有社会舆论的主导权。但是互联网，手机短信，口头交流等加快了我们蒙古人之间的交流速度缩短了我们蒙古人之间的距离，我们完全可以以自己的方式主导蒙古社会舆论。
在这里新十进制将再次发挥其无穷的力量，将天下蒙古人再次凝聚在一起。每一位爱蒙古人士，蒙古民族主义者！我们不求大的，只要我们带头担当十户长的职责，以身作则影响并带领周围的十位蒙古人（安达），对继承和发扬蒙古语言文字及传统文化的人，给予积极的赞扬和帮助，而对那些背叛蒙古民族蒙古文化的少数人要进行严厉的批评，努力营造一种蒙古人热爱蒙古的良好社会风气。我们批评那些少数人也是为了帮助他们不成为汉文化的奴隶。每一位十户长要努力帮助安达们成为新的十户长，继续扩大蒙古影响力。就这样一个人影响带领十个人，那十位安达又影响带领一百个人，一百个人又影响带领千千万万人，最终再次用十进制将天下蒙古人团结在一起，抵抗抗同化，拯救蒙古民族，实现蒙古民族的伟大复兴！要让蒙古民族成为中国最具民族特色的民族，文化水平最高的民族，人均物质生活最富裕的民族，最先进的民族！要让大多数蒙古人都能过上拥有蒙古特色的富裕生活！
注：社会舆论的压力与法律的强制力量，对人的思想行为有着同样强大的影响力。蒙古精英们！我们要努力得到蒙古社会舆论主导权。
蒙古人的天敌
鸦片曾使内蒙古王爷们身体干扁，草原变黑，蒙古民族流离失所沧桑巨变。外蒙古由于天高皇帝远的地理优势远离鸦片不失时机地积极地探索到了自己的出路。
栗樱花固然美丽但我们现在依然把它拒绝在了门外，而对五谷杂粮我们蒙古人也必然不能离开它，但我们现在却栽倒在“五粮液”里。
回顾历史，在我们蒙古人还没有接触纯粮酒时，蒙古确实是一个响当当的民族。即使在北元满清时期，蒙古依然是一个强大的民族。当年日本人侵略中国时说过：“想占领中国就要征服满洲人和蒙古人”。
自从文化大革命对蒙古上层人士进行大屠杀及改革开放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纯粮酒的普及，剩下的没头没脑的蒙古人们集体贪焚在酒杯中，被纯粮酒被自己的感官所奴役着。我们蒙古人现在正重演着满清的戏，被享乐主义绑架了灵魂，贪懒地躺在床上，喝了还想喝！
据科学实验表明，酒精可直接有效地抑制人体雄激素的释放。而雄激素恰恰就是工作精力和事业心的源泉（对男女都一样）。一个多行房事或熏酒的人由于体内缺少雄激素所以总是四肢酸软无精打采注意力不能集中，慢慢地就变得懒散，胆怯。这样一来这种人在学习和工作中自然而然地就被淘汰成为落伍者。由这样的人们组成的民族自然就要落后于其他民族啦。
如果蒙古民族不戒酒或不适当饮酒，那么普通蒙古人就很难过上富裕的生活，知识分子们就很难有新的突破，干部们就很难提拔升迁，蒙古孩子们也就跟着很难得到良好的家庭和学校教育啦！一个竟顺着感官的舒服而行事的人或民族将很快堕落灭亡。酒正散发着迷人的芳香滋润着蒙古人的唇舌咽喉，侵蚀着他的身体灵魂，让奴性十足的蒙古人愈加享用着安乐死的痛快。
酒不愧是蒙古人的天敌。任何想弄蒙古的人都可以拿酒来整他。因为他们是酒的奴隶，感官的奴隶。
栗樱花固然美丽但我们现在依然把它拒绝在了门外，而对五谷杂粮我们蒙古人也必然不能离开它，但我们现在却栽倒在“五粮液”里。
回顾历史，在我们蒙古人还没有接触纯粮酒时，蒙古确实是一个响当当的民族。即使在北元满清时期，蒙古依然是一个强大的民族。当年日本人侵略中国时说过：“想占领中国就要征服满洲人和蒙古人”。
自从文化大革命对蒙古上层人士进行大屠杀及改革开放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纯粮酒的普及，剩下的没头没脑的蒙古人们集体贪焚在酒杯中，被纯粮酒被自己的感官所奴役着。我们蒙古人现在正重演着满清的戏，被享乐主义绑架了灵魂，贪懒地躺在床上，喝了还想喝！
据科学实验表明，酒精可直接有效地抑制人体雄激素的释放。而雄激素恰恰就是工作精力和事业心的源泉（对男女都一样）。一个多行房事或熏酒的人由于体内缺少雄激素所以总是四肢酸软无精打采注意力不能集中，慢慢地就变得懒散，胆怯。这样一来这种人在学习和工作中自然而然地就被淘汰成为落伍者。由这样的人们组成的民族自然就要落后于其他民族啦。
如果蒙古民族不戒酒或不适当饮酒，那么普通蒙古人就很难过上富裕的生活，知识分子们就很难有新的突破，干部们就很难提拔升迁，蒙古孩子们也就跟着很难得到良好的家庭和学校教育啦！一个竟顺着感官的舒服而行事的人或民族将很快堕落灭亡。酒正散发着迷人的芳香滋润着蒙古人的唇舌咽喉，侵蚀着他的身体灵魂，让奴性十足的蒙古人愈加享用着安乐死的痛快。
酒不愧是蒙古人的天敌。任何想弄蒙古的人都可以拿酒来整他。因为他们是酒的奴隶，感官的奴隶。
蒙古人并不崇拜狼
蒙古人崇拜长天的力量，崇拜山神，崇拜祖先，但并不崇拜狼!
1.讹传之一：《蒙古秘史》成吉思汗的祖先卜儿帖赤那，豁阿马日勒。由于明朝把《蒙古秘史》当作学蒙古语的教材，所以逐字逐句翻译，把人名的字面意义也翻译了，造成后人的盲目抄袭，都认为蒙古人祖先有“苍狼、白鹿”的传说。而实际上今天也有叫阿尔斯郎的蒙古人，他的名字就叫阿尔斯朗，而他的人非其字面意义“狮子”。
2.新近发行的现代汉语版《蒙古秘史》沿袭了此说法，并收入一幅苍狼白鹿图，误导广大读者。是无知和愚昧的表现。
3.《狼图腾》作为文学作品，从另一方个角度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了反思，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好评是没错，但也宣传了此说法，实际上蒙古人并不崇拜狼，也没有该小说中毕力格老人那样爱护狼，只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角度有个某种人与动物的默契而已。
4. 游牧社会里狼主要以威胁体现，即狼害。蒙古人忌讳说狼的名字，而代替以“长耳朵”“野狗”等等。这并不等于崇拜，如同在湿地里走路忌讳说蛇一样。一句话：蒙古人并不崇拜狼！更没有祭祀、图腾一说！
1.讹传之一：《蒙古秘史》成吉思汗的祖先卜儿帖赤那，豁阿马日勒。由于明朝把《蒙古秘史》当作学蒙古语的教材，所以逐字逐句翻译，把人名的字面意义也翻译了，造成后人的盲目抄袭，都认为蒙古人祖先有“苍狼、白鹿”的传说。而实际上今天也有叫阿尔斯郎的蒙古人，他的名字就叫阿尔斯朗，而他的人非其字面意义“狮子”。
2.新近发行的现代汉语版《蒙古秘史》沿袭了此说法，并收入一幅苍狼白鹿图，误导广大读者。是无知和愚昧的表现。
3.《狼图腾》作为文学作品，从另一方个角度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了反思，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好评是没错，但也宣传了此说法，实际上蒙古人并不崇拜狼，也没有该小说中毕力格老人那样爱护狼，只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角度有个某种人与动物的默契而已。
4. 游牧社会里狼主要以威胁体现，即狼害。蒙古人忌讳说狼的名字，而代替以“长耳朵”“野狗”等等。这并不等于崇拜，如同在湿地里走路忌讳说蛇一样。一句话：蒙古人并不崇拜狼！更没有祭祀、图腾一说！
中共建政后牵涉到--南蒙古的问题
1947--1952年牧区实行“三不两利”政策
50年代中期推广、学习斯拉夫蒙文运动及其废止
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
1960－1963年三年自然灾害及三千上海孤儿被牧民抚养
1964年四清运动
1966年文革，挖肃（挖NRD ）运动开展，牧区重划阶级，知青下蒙古包，盲流进入草原。
1969年，东三盟、西三旗划出内蒙古。
60年代，中苏交恶及中蒙交恶，文革中，内蒙古军区降级，军队进驻内蒙古,边境牧民内迁。
1969年12月19日，锡林郭勒盟革命委员会被北京军区锡林郭勒盟前线指挥部接管。
60--70年代，生产建设兵团进驻内蒙古牧区并大规模开荒，牧区进行“牧业学大寨”运动。
1978年平反文革冤假错案，知青返城。 东三盟、西三旗复归内蒙古，恢复兴安盟，建立阿拉善盟。
1981年内蒙古发生抵制和抗议移民汉人到内蒙古的学潮
1983年昭乌达盟改赤峰市，掀开了“盟改市、旗改市”的序幕。同年人民公社撤消，牧区公社改称“苏木”。
1984年牧区实行“草畜双承包责任制”。
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蒙关系改善。
50年代中期推广、学习斯拉夫蒙文运动及其废止
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
1960－1963年三年自然灾害及三千上海孤儿被牧民抚养
1964年四清运动
1966年文革，挖肃（挖NRD ）运动开展，牧区重划阶级，知青下蒙古包，盲流进入草原。
1969年，东三盟、西三旗划出内蒙古。
60年代，中苏交恶及中蒙交恶，文革中，内蒙古军区降级，军队进驻内蒙古,边境牧民内迁。
1969年12月19日，锡林郭勒盟革命委员会被北京军区锡林郭勒盟前线指挥部接管。
60--70年代，生产建设兵团进驻内蒙古牧区并大规模开荒，牧区进行“牧业学大寨”运动。
1978年平反文革冤假错案，知青返城。 东三盟、西三旗复归内蒙古，恢复兴安盟，建立阿拉善盟。
1981年内蒙古发生抵制和抗议移民汉人到内蒙古的学潮
1983年昭乌达盟改赤峰市，掀开了“盟改市、旗改市”的序幕。同年人民公社撤消，牧区公社改称“苏木”。
1984年牧区实行“草畜双承包责任制”。
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蒙关系改善。
南蒙古人正在被同化
我正在被同化
这个过程还在很多人身上继续
所以我看到了一个可能发生的未来
我们的民族走向消亡
就和从前的鲜卑、契丹人一样
你现在已看到这点就很好！
现在开始改变也不迟啊！
蒙古魂还在
但我看见更多的人在继续那条路
那更让人心痛
那种人还称的上是蒙古人？
他只考虑到自己的生活！
那种人不知道男人的最高使命：责任，国家，荣誉！
......都是蒙古人
但他们很少说蒙语了
他们的孩子上汉语的学校
那个孩子现在不会自己的母语了
将来呢，将来还会剩下什么！
孩子是希望
能改变的！只要有那种信念就天下无难事！
都是为民族的命运而奋斗的人！加油！
佛教推崇的是“善” 之类的东西！
能让狼一样的蒙古人变成绵羊！所以放弃吧！
朝圣之路 魂归八白室
曾惊叹于去麦加朝圣的穆斯林
人山人海的气势
举手投足间透露出的虔诚
才明白伊本·白图泰为什么历尽艰辛也要去一次圣城
去亲吻那黑色的陨石
为了信仰啊！
人的精神世界中最神圣之所在
于是想
我们蒙古人不也有着自己的圣地吗
不也有着自己的精神图腾吗
但为什么很少有人去朝拜
去进行生命中一次神圣的旅行
我们在淡忘啊！
淡忘祖先的教诲，淡忘自己的精神世界
我们是不肖的子孙
荣耀、光辉在被我们挥霍
我们依旧碌碌无为，依旧沾沾自喜
我们的魂灵正变的堕落
何时才能涤尽肮脏，彼岸重生？
但愿有一天
我用双膝代替双脚
踏上那条朝圣之路
去聆听800多年的岁月与热血
去碰触800多年来一直跳动着的一颗蒙古人的心
我们要做的是让更多的蒙古人觉醒
去保护我们的语言、文化、信仰
去加入复兴民族的大业
这个过程还在很多人身上继续
所以我看到了一个可能发生的未来
我们的民族走向消亡
就和从前的鲜卑、契丹人一样
你现在已看到这点就很好！
现在开始改变也不迟啊！
蒙古魂还在
但我看见更多的人在继续那条路
那更让人心痛
那种人还称的上是蒙古人？
他只考虑到自己的生活！
那种人不知道男人的最高使命：责任，国家，荣誉！
......都是蒙古人
但他们很少说蒙语了
他们的孩子上汉语的学校
那个孩子现在不会自己的母语了
将来呢，将来还会剩下什么！
孩子是希望
能改变的！只要有那种信念就天下无难事！
都是为民族的命运而奋斗的人！加油！
佛教推崇的是“善” 之类的东西！
能让狼一样的蒙古人变成绵羊！所以放弃吧！
朝圣之路 魂归八白室
曾惊叹于去麦加朝圣的穆斯林
人山人海的气势
举手投足间透露出的虔诚
才明白伊本·白图泰为什么历尽艰辛也要去一次圣城
去亲吻那黑色的陨石
为了信仰啊！
人的精神世界中最神圣之所在
于是想
我们蒙古人不也有着自己的圣地吗
不也有着自己的精神图腾吗
但为什么很少有人去朝拜
去进行生命中一次神圣的旅行
我们在淡忘啊！
淡忘祖先的教诲，淡忘自己的精神世界
我们是不肖的子孙
荣耀、光辉在被我们挥霍
我们依旧碌碌无为，依旧沾沾自喜
我们的魂灵正变的堕落
何时才能涤尽肮脏，彼岸重生？
但愿有一天
我用双膝代替双脚
踏上那条朝圣之路
去聆听800多年的岁月与热血
去碰触800多年来一直跳动着的一颗蒙古人的心
我们要做的是让更多的蒙古人觉醒
去保护我们的语言、文化、信仰
去加入复兴民族的大业
保护少数族群权利
"我有一个梦，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小孩子将生活在一个不是根据肤色而根据内在品格来衡量他们的国度里。"
1963年8月在华盛顿游行集会上的演说 ─ 小马丁·路德·金博士
美国《宪法》起草人将奴隶问题留给后代人解决，而南北战争和重建时期(Civil War and Reconstruction)仅仅使昔日对奴隶及其子女的种族歧视得到暂时缓解。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最高法院开始对那些以种族、肤色和祖籍为由实行歧视的法律给予严格审视，禁止政府制度中的几乎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
国会也开始制订法律，禁止在投票、就业、公共设施、住房以及联邦资助项目等公共与私人活动领域中实行种族歧视。其后，最高法院也对那些基于性别的法律予以仔细审查，而国会则不仅在各种领域禁止性别歧视，而且也禁止以残疾为由的不平等待遇。
围绕扩大平等观念的辩论是美国历史上最痛苦、然而也最为深刻的一部份经历。也许除了那些最为同一化的社会以外，公正对待少数族群是一个国家所面临的最根本、也是最艰难的责任之一。一个社会不可能做到完全相同地对待每一个人。政府经常不得不在法律上做出划分，将人们分为不同的群体，对某一群体的人比对另一群体的人给予或多或少的优惠。税率依收入水平高低而有别，投票或取得驾驶执照都必须达到一个基本年龄 ─ 这些都是这类法规的常见例子。只要是为了合法和重要的社会利益，这种分类被视为是合情理的，有理由期待公民予以服从。
反之，那些把人们根据种族、原籍国家、族裔、性别、宗教信仰或类似的因素加以区别对待的政策，在理智的人们看来，是与施政目的根本不相干的。政府如果出于对天生的特点的考虑，或者出于与人们是否享有福利或承担责任无甚关系的理由而给予某些人不平等的待遇，那么，人们就会怀疑，有关官员的做法完全是出于对个人价值与行为的偏见和成见，而不是追求明确合法的公共目的。
但是，在这些原则之外，划分族群的方式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被视为不公正因而受到谴责，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态度。如果一个群体是社会人口中的少数，具有其他人觉得奇怪别扭的明显外在特徵或生活方式，曾经长期受到由政府认可的种种资格限制，或是信奉非正统的政治或宗教信仰与习俗，那么，要实行改变，会遇到社会很大的阻力，要他们完全融入社会可能会令人感到有着难以逾越的障碍。
不公平地对待少数族裔和其他群体的做法，并不限于对法治不太尊重或根本不尊重的专制制度。以英国为例。尽管英国有着致力于民主和公平的悠久传统，但在20世纪60年代也曾必须面对给非白人移民待遇的问题。此外，围绕着奴隶制及其残余影响的历史斗争，显然也是美国最为深刻的法律和社会发展经历。
即使一个国家决定要结束对少数族裔或其他弱势群体的歧视，也仍然存在着应该采取何种补救措施的问题。反歧视政策究竟是只应该对政府官员有约束力、还是也应该对私人和民间机构有效？是不是制止眼前的歧视就已经足以、还是有必要采取种种办法，以纠正昔日的不公正所留下的后果 ─ 例如为寻找就业机会、升迁机会、大学入学机会和其他利益的弱势族群成员提供优惠待遇？总而言之，是否可以把昔日的不平等作为今后的特定权益？如果可以，那么，这种权益究竟是应该限于那些昔日亲身蒙受歧视的个人呢，还是应该惠及某一特定族群的所有成员？
歧视使民主社会蒙受公开耻辱
纵观美国历史，它在处理各种各样的涉及少数族裔和其他弱势群体的议题时 ─ 从围绕奴隶制及其遗留问题的痛苦斗争，到将平等原则扩大到性别和其他非种族性质的歧视问题；从努力为美国残疾人确立和保证平等竞争机会，到近年来争取将个人的性取向纳入应受法律保护的隐私权之列 ─ 几乎总是要面对上述那些问题。
有一些基本主旨一直贯穿在每一次运动中，它们包括：第一，某些形式的歧视是对开放和民主化社会这一观念的公开侮辱。1963年，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总统在对全国发表的一次讲话中，雄辩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那一天，法院面对主张种族隔离的阿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的反对，下令取消阿拉巴马大学的种族隔离。总统在当天晚上说，"我希望，每一个美国人，不论他住在哪里，都会为这一事件和其他相关事件而驻足扪心自问。这个国家由来自许多国家与背景的人所创立。立国的原则是人人生而平等，只要有一个人的权利受到威胁，所有人的权利都被削弱。"
随后，在同一年的夏天，当时最重要的民权运动领袖小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通过他的"我有一个梦"的演说，动人心弦地表达出平等运动中的又一基本原则，把在华盛顿的民权大游行推向高潮。马丁·路德·金博士在他在签署《解放宣言》(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结束奴隶制的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总统的纪念堂前向20万人发表的讲话中，对将公共政策及私人行为方式基于对人的价值的成见的这种社会不公给予公开谴责。马丁·路德·金大声疾呼，"我有一个梦，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小孩子将生活在一个不是根据肤色而根据内在品格来衡量他们的国度里。"
第三，人们对自身利害的实际考虑为少数族裔及其他弱势群体争取保护的运动增添了动力和支持。如果一个社会可以任意歧视某一类的人，那么它怎么可能防止其他偏见的出现？许多公民们可能认识到，对某一人种、宗教、族裔背景或非正统习俗及取向的人的歧视，有可能导致对其他群体的攻击。
反对奴隶制的运动
由于有这些担心，美国逐渐扩大了不为国家所容忍的歧视类别，在司法、立法与行政领域，并且从公众舆论上，向这些歧视开刀，其中以对奴隶制及其残余的斗争最为艰难和旷日持久。当20世纪80年代美国庆祝《宪法》诞生200周年时，于1967年被任命的美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位非洲裔最高法院法官瑟古德·马歇尔(Thurgood Marshall)就曾说过，对他这个种族的人来说，并没有多少理由要为《宪法》最初的施行拍手庆贺。马歇尔说，非洲裔美国人，要称颂就应该称颂《宪法》的第十三、第十四与第十五条修正案，称颂南北战争与重建时期的那些禁止奴隶制、禁止在投票权及国家生活其他领域中实行歧视的法令。
也许可以说，马歇尔法官的这番话都很多言之有理之处。毕竟，1787年的《宪法》原文规定，在确定各州人口数量以便决定该州在国会众议院的代表人数时，将奴隶按五分之三个人计算。《宪法》还包括了一项条款，在1808年前一直禁止制订任何针对限制输入奴隶的法律修正案，而且还保证奴隶主可以追回逃亡的奴隶，甚至是那些已经跑到奴隶制被定为非法的州的奴隶。而且，直到美国围绕奴隶制和有关问题爆发南北流血战争的前夕，最高法院还在1857年的"德雷德·斯科特诉桑德福案(Dred Scott v. Sandford)"中裁决，非洲裔美国人，无论是自由人还是奴隶，都不是美国公民；他们也不享有《宪法》保障的公民权利。
南北战争后，由国会通过并经各州批准了一系列《宪法》修正案，旨在保障那些在战争时期已被林肯总统1863年的《解放宣言》解放的前奴隶享有完全的公民权。1868年批准的《第十四条修正案》的一个关键规定是："任何一州不得制定或实施任何剥夺合众国公民特权或豁免权的法律；任何一州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亦不得拒绝给予在其管辖下的任何人平等的法律保护。"
重建时期的这些宪法修正案的通过及其早期的施行，只是局部和暂时地在美国结束了对少数族群的歧视。国会根据它所具有的实施修正案的权力，通过了若干重大的民权法规。例如1875年的《民权法》(Civil Rights Act)，禁止在公共交通、旅馆、影剧院中实行种族隔离或歧视。但是，即使是曾经通过了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国会仍然准许在国家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学校中实行种族隔离。而且，到了19世纪70和80年代，随着全国重建热情的平息，最高法院对国会原先通过的这些民权法律或做出狭义的解释，或视其为违宪而推翻。
种族隔离法律的兴衰
重建时期后的最高法院还给一些实行种族隔离的法律予以袒护认可。在审理1896年"普莱西诉弗格森案"(Plessy v. Ferguson)时，最高法院支持各州有权要求在火车和其他公共和私人场所实行种族隔离，只要被隔离的设施"相等"即可。最高法院的多数法官的结论是，规定种族隔离的法律对黑人和白人产生同等的影响，没有给任何一方打上低等的烙印。州还可以有理由确定，这些法律是促进公共安定秩序所必需的。
唯一表示异议的最高法院法官是曾经身为肯塔基州奴隶主的约翰·马歇尔·哈伦(John Marshall Harlan)。他驳斥了大多数法官所认为的种族隔离法律对占统治地位的白人和对从前的奴隶一视同仁的观点。他在自己的裁决意见中指出，按照重建时期的那些修正案，"我们的《宪法》是不区分肤色的，既不知道也不容忍公民中的等级。就民权来说，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哈伦预言，最高法院如此袒护各州，任各州将非洲裔美国人困在半奴隶状态，"长期下去，其为害之烈，势必不亚于本法院对'普莱西诉弗格森案'的裁决决定。"
在"普莱西案"之后的半个世纪内，"隔离但平等"论在美国一直被奉为圭臬，种族歧视唯有闹到最不像话的地步时，才偶尔在法院遭到挫败。不过，到了20世纪30、40年代，最高法院开始用更为批判的目光来看待种族隔离法律和与此有关的种族歧视行为。最高法院法官哈伦·菲斯克·斯通(Harlan Fiske Stone)在1938年为"合众国诉卡罗林物产公司案"(United States v. Carolene Products Co.)所写的裁决理由中，有一个著名的"脚注4"，他在其中提出了那些应受到严格司法审核的法律，其中包括"对个别和孤立的少数族群的偏见"。虽然最高法院曾以军事需要为根据维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日裔美国人的制裁，但是法官雨果·L ·布莱克还是代表多数法官强调："一切针对限制单独一个族裔的公民权利的法律规定都立即令人生疑。"最高法院在那个时期的一个最重大裁决中，开始逐步清除在研究生教育与职业教育领域中的种族隔离。在对1950年"斯韦特诉佩因特案"(Sweatt v. Painter)的裁决中，法院不仅确定得克萨斯州新创办的一所专供黑人就读的法学院比只有白人就读的得克萨斯大学法学院要差，而且还裁定，审案法院在确定隔离的学校条件是否相等时，既要将有形的因素，也要将无形的因素 ─ "那些无法客观衡量但却与一所法学院的地位相关的因素(如该校的声誉)"，一并予以考虑。
瑟古德·马歇尔当时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的律师，他和其他一些民权律师在看到最高法院在这件案子上收紧了对"隔离但平等"论的解释后决定，现在应该是向"隔离但平等"论本身提出挑战的时候了，尤其是其中所含的隔离设施可以做到平等的假定。经过大量的讼争，最高法院在1954年5月17日认同了他们的论点。首席法官厄尔·沃伦(Earl Warren)在法院做出的对"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及其相关案件的一致裁决结论中说，到按照法律隔离的学校就读，给少数族群的儿童带来低人一等的感觉，对他们的学习能力产生不良影响。因此，在这样的学校受到的教育绝不是平等的，绝不符合《第十四条修正案》所规定的保证"平等保护"的要求。次年，在第二个一致裁决(Brown II)中，沃论首席法官指令各下级法院和各教育委员会"稳步全速地"实施公立学校的非种族隔离化。
在1969年沃伦首席法官退休之前，最高法院和一些下级法院还推翻了存在于国家生活其他许多领域中的种族隔离方式，其中包括弗吉尼亚州的禁止不同种族的人通婚的法律。在沃伦·伯格(Warren Burger，任期1969-86年)和威廉·H·伦奎斯特(William H. Rehnquist，任期1986年至今)两位首席法官的先后主持下，最高法院准许各级法院法官在对学校种族隔离问题的诉讼案中具有广泛的补救措施决定权，其中包括由法院下令用校车接送学生，以保证设在种族隔离居民区内的学校实现种族混合，并且规定了学生中和教职工中的种族比例。但是，最高法院法官对于法律上(即官方)的隔离同既成事实的隔离(即完全是由于住房布局上的分离而产生的隔离)做出明显区分，断定后者没有受到《宪法》的禁止。另外，大多数法官还指令各审理法院，在将种族双轨校制转变为单一校制方面一旦有切实的努力成效，就可将废除隔离的命令撤销。最后，最高法院将《第十四条修正案》对"平等保护"的保障局限于判断政策是否有歧视的意图，而不仅仅是它是否对种族有不同的影响。
虽然从许多方面来说，美国最高法院对实现种族平等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但是，白宫和国会也为防止种族歧视设立了重要保障。在警察同民权游行示威者在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发生的暴力冲突引起举国声讨后，肯尼迪政府提出了一些影响深远的民权法律，在肯尼迪总统1963年遇刺身亡后，林登·B·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总统推动国会通过了这些法律。由国会通过实施的旨在管理州际贸易并贯彻《第十四条修正案》规定的1964年的《民权法》，禁止在公共膳宿设施、就业及联邦资助项目中实行种族及类似形式的歧视，其中最后一项对于加速取消公立学校中的种族隔离起到了比任何法院命令都更为有效的作用。在阿拉巴马州争取投票权的游行示威者遭到暴力袭击后，国会在1965年实施了《投票权法案》(Voting Rights Act)，禁止那些有选民登记歧视历史的州对选民进行识字测验及其他选民测验，并且要求它们在实施新的有关选举的法律之前，必须经过联邦官员的"事先许可"("pre-clearance")。1965年的这项法律使南方各州办理选民登记的非洲裔美国人人数大幅度增加，同时导致在政治角逐中用种族主义讨好选民的做法相应减少。而且，国会通过1968年的《公平住房法》(Fair Housing Act)，开始消除大多数住房事务中的歧视现象。
所有少数族群的权利
在美国遭受种族歧视的当然不仅是非洲裔美国人。美国对待土著美国人的历史是同样令人遗憾的。许多年来，国会和法院推动向西部扩展，以牺牲印第安人的财产权为代价，没收了他们的土地，把他们隔离到生活条件往往很差的保留区。
但是，印第安人最终得到了公民权和投票权。而且，自20世纪60年代起，印第安人的民权团体行动起来，争取到了有关狩猎、捕鱼、土地权的一些重大胜利，包括对墓地和其他圣地的保护。但是，在1990年的一个重大案件中，最高法院拒绝对某些部落在仪式中使用佩奥特仙人掌的做法给予有力的保护，法院裁定，宗教行为必须符合不具宗教色彩的刑事法律，包括有关药物的法规。
多元化的西班牙语裔美国人也在融入美国社会的过程中遇到类似的困难。语言障碍以及社会对非法移民，尤其是对来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感到的担心，使西语裔在就业、住房和教育方面很容易成为歧视对象。而且，争取使英语成为国家正式语言的运动所针对的主要是西班牙语。不过，同美国其他少数族裔群体一样，西语裔美国人近年来也取得了进展。1982年，最高法院推翻了得克萨斯州的一项不让非法移民的无身份子女免费就读公立学校的政策，法官强调了教育对儿童日后发展的重要性。
尽管以人数而论，美国妇女在全国人口中并不占少数，但是，如同在大多数国家一样，妇女从传统上受到很多基于性别的观念的限制。在1920年美国宪法《第十九条修正案》通过之前，法院常常维护各州不让妇女有投票权的法律。最早期的若干裁决维护的是那些禁止妇女从事法律、医药等职业的规定。甚至到了1961年，最高法院还维护了佛罗里达州的一项法律，这项法律规定，除非妇女特地表示希望担任陪审团成员，否则排除妇女参与陪审团的工作。然而， 性别几乎与种族一样，不属于政府应该用来决定利益和责任分配的适当理由。妇女像非洲裔美国人一样，也长期一贯被拒于政治进程之外，因而也就没有掌握自己命运的机会。
基于这些考虑，国会在1964年的《民权法》中，将性别歧视列为被禁止的就业歧视之一。1972年的《教育修正案第九条》(Title IX of the Educational Amendments)禁止接受联邦资助的学校歧视女生。在"全国妇女组织"(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 和其他一些团体的压力下，国会于同一年提出《平等权利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建立各州立法议会予以批准。这项法案规定，"法律面前的权利平等不应被合众国或是任何一州基于性别原因而拒绝或削减"，并且将执行权授予国会。但是最后，《平等权利修正案》没有得到足够数目的州的批准，而最高法院一般拒绝将按性别区分的问题同按种族区分的问题等同而论。不过，1971年，最高法院第一次以"平等保护"为理由推翻了一项性别歧视的法律。几年之后，最高法院的多数法官裁定，以性别作基础的法律属于"较可疑"的范畴(quasi suspect)，故只有当同政府重大的利益有实质的联系时，方可维持其效力。由于妇女可以自行怀孕，在1973年的"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中得到承认的有争议的堕胎权，既被视为一个对个人隐私权的保障，也被许多妇女看作是防止性别歧视的保障。
一般说来，美国一向不太情愿对基于性取向的歧视给予禁止，也不愿意承认成年人有权在两相情愿的情况下发生同性关系。只有若干城市、县或州已经禁止用性取向作为分类标准，其中有些甚至承认了同性恋婚姻。在1996年的"罗默诉埃文斯案"(Romer v. Evans)中，最高法院以六比三的多数，基于平等保护的理由，推翻了一项州宪法修正案，这项修正案要禁止在现在和将来制订保护个人不因其性取向而遭到歧视的任何法规。虽然最高法院拒绝将同性恋者宣布为一个受特殊保护的群体，但它谴责该修正案是一个州要将同性恋者贬为二等公民的、不能被允许的尝试。
1971年，伯格主持下的最高法院宣布，外侨身份，即作为非法移民的法律地位，不具有宪法上的可靠性，并且保证要对那些把美国公民和非公民区别对待的法律进行严格的司法审核。日后的一些裁决推翻了只让公民享有公共福利待遇的若干法律。同时，法官们明确表示，联邦当局将公民同外籍居民加以区别的措施，在执行中应优先于州当局采取的措施。法官们还确认，在对公民与非公民待遇一视同仁这个总规则下存在例外，维持了若干关于只允许公民担任公职的法规。
鉴于一般来说年龄的增长同工作职责表现相互关联，最高法院拒绝将与就业有关的年龄分类列入法律上的"较可疑"之列。但是，毫不奇怪，随着老龄人的政治影响的日益增加，国会实施了若干防范年龄歧视的法规。例如1964年的《民权法》就将年龄列入几种被禁止的就业歧视方式。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退伍军人和美国的其他残疾人向国会进行游说，要求得到保护，不因残疾而遭受歧视。1990年，一个致力于这项立法的联盟说服国会通过了《美国残疾人法》(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这项法律将残疾人的概念定为肢体或精神上的损伤导致一种或多种"生活活动"受限制的人，它保证让符合这一定义的所有残疾人能够使用公共设施、得到就业机会、享用通讯服务，同时要求雇主和其他方面必须做出必要的调整，以便达到法律的要求。《美国残疾人法》对于减少残疾人在就业、教育及其他场合中所遇到的障碍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最高法院有若干裁决对该法的规定做出了狭义的解释。例如：在1992年的一个案子中，大多数法官裁决，《美国残疾人法》没有一定要求航空公司雇用视力近视的飞行驾驶员，即使其视力能够得到矫正。
有关反歧视行动的辩论
伯格和伦奎斯特先后主持的最高法院还遇到一个沃伦主持时期未曾遇到过的有关歧视的问题，即围绕"反歧视行动"(Affirmative Action)的激烈纠纷。为了扭转昔日在就业和高等教育领域对少数族群和妇女的偏见所造成的影响，政府机关和大学自20世纪60年代起陆续设立了一些项目，在录取、雇用和晋升方面向少数族群和妇女提供不同程度的优惠。支持这些项目的人声称，这是一种临时措施，为的是保证那些在历史上受到蓄意歧视的族群的成员能得到公正的待遇，并且加速形成一个真正融合的社会。他们还强调，虽然作为这些项目的所谓受害者的白人指责这是"反向歧视"，但其实白人作为已有地位的族群所面临的情况，同那些曾长期因种族或肤色而受到不公待遇的非洲裔美国人和其他族群的情况不能相提并论，因而这些族群现在有权受到特别的司法保护。对这种做法持批评意见的人则提出，反歧视行动项目既构成了违宪的"反向歧视"，而且也与《宪法》"不区分肤色"这一观念背道而驰，违反了凭资格提升的原则，加重了种族不和，并且可能使这些项目所帮助的对象产生低人一等的感觉。
对于那些向反歧视行动项目提出挑战的诉讼案，最高法院的裁决结果不一。在第一件主要案子中，即1978年的"加利福尼亚州大学董事诉巴基案"(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v. Bakke)，法院面对的是配额制度问题。这个配额制度规定，在州立医学院100个新生录取名额中，有16个留给少数族群的申请人。在审理这个案件中代表主导裁决意见的刘易斯·鲍威尔(Lewis Powell)法官，对最高法院的决定发挥了关键作用。鲍威尔代表自己和另外四位法官推翻了受到起诉的配额规定。他裁定，一切种族分类，无论涉及的是哪个种族，都必须受到严格的司法审核；无论多么有力的理由， 都不能成为实行单纯基于种族因素的录取政策的根据。但是，鲍威尔和另外四位法官同时表示，一个州对学生成份多元化的关注，足以构成在录取决定过程中将种族与其他因素一并考虑的根据。
在次年裁决的"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诉韦伯案"(Steelworkers v. Weber)中，最高法院的多数法官维持了一家公司及其工会共同做出的决定，即将某些职位中的50%分给少数族群的成员，直到少数族群的员工所占的百分比接近于少数族群在当地劳动力中所占的百分比。一个名叫布赖恩·韦伯(Brian Weber)的白人职工反对公司规定的这个配额，他的主要根据是，这种做法违反了1964年《民权法》的禁止就业歧视的规定。但是，最高法院的大多数法官确定，该法律并不涉及公司为纠正当地过去的就业歧视后果而自愿做出的种族配额的决定。
在伯格首席法官余下的任期内，最高法院既肯定也废止了多种反歧视行动措施。在1980年的"富利洛夫诉克卢茨尼克案"(Fullilove v. Klutznick)中，最高法院确定，国会通过的一项将联邦公共工程经费的一个百分比专门留给少数族群企业承包的规定是合法的，法官们明确表示，联邦一级的这种反歧视行动项目应该比类似的州和地方项目更受到司法上的尊重。在伦奎斯特担任首席法官以后，各位法官最初仍然奉行伯格主持下的最高法院的这个立场，但是在1995年的"阿达兰德建筑公司诉佩纳案"(Adarand Constructors, Inc. v. Pena)中，大多数法官认定，无论是联邦项目还是州项目，都要受到同等严格的司法审核。
最高法院近年来对反歧视行动的反对态度也在选举问题上反映出来。在1990年的人口普查后，在司法部的压力下，有些州划分出一些非洲裔美国人或西班牙语裔美国人占多数的选区；在这些选区中，少数族裔的候选人更有可能当选为国会议员。从一个意义上说，鉴于最高法院维持了1982年做出的对1965年《投票权法案》的各项修正案，它支持了这种特别选区的划分。1982年的这些修正案规定，不但含有歧视意图的州选举法无效，而且如果州的选举法具有分散少数族裔选民、使他们难以选出他们所中意的候选人的效果的话，亦将无效。但是，在对"肖诉亨特案"(Shaw v. Hunt)等一些案子的裁决中，最高法院允许白人选民对划分这种所谓少数占多数的选区的做法提出挑战。最高法院还以微弱多数裁定，如果主要是出于保证少数族裔候选人当选的种族目的来划分选区，这种少数族裔占多数的选区是违宪的。
个人平等的信条
历经司法裁决、国会立法、行政执行以及公众态度的演变，美国社会已经稳步地转向从法律上承认少数族群的权利。美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非洲裔美国人和其他历史上的弱势族群长期被迫经受的最明显的不平等。最高法院法官哈伦在1896年裁决"普莱西案"时提出的不同意见中曾经说过的一段铿锵有力的话，现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现实："从《宪法》角度来看，在法律面前，我们这个国家没有高人一等、居主宰地位、掌握统治权的公民阶层。这里没有等级制度。"
在美国，为结束对少数族群的歧视而进行的斗争主要是在法院、国会和州立法机构中进行。有两个原因使这些努力取得成功。第一个原因，是法治及美国老百姓长期以来的信念，即个人或群体即使不同意法院或立法机构最后所确定的政策，公民也有义务服从这一政策。如果他们不同意某一政策或法律，他们会到立法机构进行游说和到法院提起诉讼，而不是上街去横冲直撞。
第二个原因，是体现在《宪法》、《独立宣言》和立法与法院长期传统中的美国的公民社会信念，即人人生而平等，都有权在法律下得到平等的保护。即使某个美国人因某些群体的肤色、生活习惯和语言等而不喜欢他们，但基于广泛传播的人人平等的信条，美国人必须与自己的偏见作斗争。尽管美国仍然没有完全脱离歧视某些族群的历史，但是，这个国家已经公开保证，要最终铲除种族偏见和其他各种遗留的偏见。
虽然这两个信念 ─ 法治和人人平等 ─ 可能同美国的历史经历密切相关，但是，其基本原则可适用于普天下：法律面前必须人人平等。否则，国家就要生内乱。
相关读物：
Charles A. Lofgren, The Plessy Case (Oxford, 1987)
Richard F. Kluger, Simple Justice: The History of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and Black America's Struggle for Equality (Knopf, 1976)
J. Harvie Wilkinson, III, From Brown to Bakke (Oxford, 1979)
Deborah Rhode, Justice and Gender (Harvard, 1989)
Andrew Kull, The Color-Blind Constitution (Harvard, 1994)
作者介绍：
廷斯利·亚伯勒(Tinsley E. Yarbrough)是北卡罗来纳州格林维尔的东卡罗来纳大学政治学人文科学杰出教授。他撰写过有关几位法官的书，包括最高法院法官雨果·L·布莱克和同一姓名的祖孙两位法官约翰·马歇尔·哈伦。他最近的著作有：《伦奎斯特法院与宪法》(牛津，2000年)和《伯格法院：法官、裁决、业绩》(ABC-CLIO，2001年)。
1963年8月在华盛顿游行集会上的演说 ─ 小马丁·路德·金博士
美国《宪法》起草人将奴隶问题留给后代人解决，而南北战争和重建时期(Civil War and Reconstruction)仅仅使昔日对奴隶及其子女的种族歧视得到暂时缓解。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最高法院开始对那些以种族、肤色和祖籍为由实行歧视的法律给予严格审视，禁止政府制度中的几乎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
国会也开始制订法律，禁止在投票、就业、公共设施、住房以及联邦资助项目等公共与私人活动领域中实行种族歧视。其后，最高法院也对那些基于性别的法律予以仔细审查，而国会则不仅在各种领域禁止性别歧视，而且也禁止以残疾为由的不平等待遇。
围绕扩大平等观念的辩论是美国历史上最痛苦、然而也最为深刻的一部份经历。也许除了那些最为同一化的社会以外，公正对待少数族群是一个国家所面临的最根本、也是最艰难的责任之一。一个社会不可能做到完全相同地对待每一个人。政府经常不得不在法律上做出划分，将人们分为不同的群体，对某一群体的人比对另一群体的人给予或多或少的优惠。税率依收入水平高低而有别，投票或取得驾驶执照都必须达到一个基本年龄 ─ 这些都是这类法规的常见例子。只要是为了合法和重要的社会利益，这种分类被视为是合情理的，有理由期待公民予以服从。
反之，那些把人们根据种族、原籍国家、族裔、性别、宗教信仰或类似的因素加以区别对待的政策，在理智的人们看来，是与施政目的根本不相干的。政府如果出于对天生的特点的考虑，或者出于与人们是否享有福利或承担责任无甚关系的理由而给予某些人不平等的待遇，那么，人们就会怀疑，有关官员的做法完全是出于对个人价值与行为的偏见和成见，而不是追求明确合法的公共目的。
但是，在这些原则之外，划分族群的方式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被视为不公正因而受到谴责，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态度。如果一个群体是社会人口中的少数，具有其他人觉得奇怪别扭的明显外在特徵或生活方式，曾经长期受到由政府认可的种种资格限制，或是信奉非正统的政治或宗教信仰与习俗，那么，要实行改变，会遇到社会很大的阻力，要他们完全融入社会可能会令人感到有着难以逾越的障碍。
不公平地对待少数族裔和其他群体的做法，并不限于对法治不太尊重或根本不尊重的专制制度。以英国为例。尽管英国有着致力于民主和公平的悠久传统，但在20世纪60年代也曾必须面对给非白人移民待遇的问题。此外，围绕着奴隶制及其残余影响的历史斗争，显然也是美国最为深刻的法律和社会发展经历。
即使一个国家决定要结束对少数族裔或其他弱势群体的歧视，也仍然存在着应该采取何种补救措施的问题。反歧视政策究竟是只应该对政府官员有约束力、还是也应该对私人和民间机构有效？是不是制止眼前的歧视就已经足以、还是有必要采取种种办法，以纠正昔日的不公正所留下的后果 ─ 例如为寻找就业机会、升迁机会、大学入学机会和其他利益的弱势族群成员提供优惠待遇？总而言之，是否可以把昔日的不平等作为今后的特定权益？如果可以，那么，这种权益究竟是应该限于那些昔日亲身蒙受歧视的个人呢，还是应该惠及某一特定族群的所有成员？
歧视使民主社会蒙受公开耻辱
纵观美国历史，它在处理各种各样的涉及少数族裔和其他弱势群体的议题时 ─ 从围绕奴隶制及其遗留问题的痛苦斗争，到将平等原则扩大到性别和其他非种族性质的歧视问题；从努力为美国残疾人确立和保证平等竞争机会，到近年来争取将个人的性取向纳入应受法律保护的隐私权之列 ─ 几乎总是要面对上述那些问题。
有一些基本主旨一直贯穿在每一次运动中，它们包括：第一，某些形式的歧视是对开放和民主化社会这一观念的公开侮辱。1963年，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总统在对全国发表的一次讲话中，雄辩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那一天，法院面对主张种族隔离的阿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的反对，下令取消阿拉巴马大学的种族隔离。总统在当天晚上说，"我希望，每一个美国人，不论他住在哪里，都会为这一事件和其他相关事件而驻足扪心自问。这个国家由来自许多国家与背景的人所创立。立国的原则是人人生而平等，只要有一个人的权利受到威胁，所有人的权利都被削弱。"
随后，在同一年的夏天，当时最重要的民权运动领袖小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通过他的"我有一个梦"的演说，动人心弦地表达出平等运动中的又一基本原则，把在华盛顿的民权大游行推向高潮。马丁·路德·金博士在他在签署《解放宣言》(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结束奴隶制的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总统的纪念堂前向20万人发表的讲话中，对将公共政策及私人行为方式基于对人的价值的成见的这种社会不公给予公开谴责。马丁·路德·金大声疾呼，"我有一个梦，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小孩子将生活在一个不是根据肤色而根据内在品格来衡量他们的国度里。"
第三，人们对自身利害的实际考虑为少数族裔及其他弱势群体争取保护的运动增添了动力和支持。如果一个社会可以任意歧视某一类的人，那么它怎么可能防止其他偏见的出现？许多公民们可能认识到，对某一人种、宗教、族裔背景或非正统习俗及取向的人的歧视，有可能导致对其他群体的攻击。
反对奴隶制的运动
由于有这些担心，美国逐渐扩大了不为国家所容忍的歧视类别，在司法、立法与行政领域，并且从公众舆论上，向这些歧视开刀，其中以对奴隶制及其残余的斗争最为艰难和旷日持久。当20世纪80年代美国庆祝《宪法》诞生200周年时，于1967年被任命的美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位非洲裔最高法院法官瑟古德·马歇尔(Thurgood Marshall)就曾说过，对他这个种族的人来说，并没有多少理由要为《宪法》最初的施行拍手庆贺。马歇尔说，非洲裔美国人，要称颂就应该称颂《宪法》的第十三、第十四与第十五条修正案，称颂南北战争与重建时期的那些禁止奴隶制、禁止在投票权及国家生活其他领域中实行歧视的法令。
也许可以说，马歇尔法官的这番话都很多言之有理之处。毕竟，1787年的《宪法》原文规定，在确定各州人口数量以便决定该州在国会众议院的代表人数时，将奴隶按五分之三个人计算。《宪法》还包括了一项条款，在1808年前一直禁止制订任何针对限制输入奴隶的法律修正案，而且还保证奴隶主可以追回逃亡的奴隶，甚至是那些已经跑到奴隶制被定为非法的州的奴隶。而且，直到美国围绕奴隶制和有关问题爆发南北流血战争的前夕，最高法院还在1857年的"德雷德·斯科特诉桑德福案(Dred Scott v. Sandford)"中裁决，非洲裔美国人，无论是自由人还是奴隶，都不是美国公民；他们也不享有《宪法》保障的公民权利。
南北战争后，由国会通过并经各州批准了一系列《宪法》修正案，旨在保障那些在战争时期已被林肯总统1863年的《解放宣言》解放的前奴隶享有完全的公民权。1868年批准的《第十四条修正案》的一个关键规定是："任何一州不得制定或实施任何剥夺合众国公民特权或豁免权的法律；任何一州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亦不得拒绝给予在其管辖下的任何人平等的法律保护。"
重建时期的这些宪法修正案的通过及其早期的施行，只是局部和暂时地在美国结束了对少数族群的歧视。国会根据它所具有的实施修正案的权力，通过了若干重大的民权法规。例如1875年的《民权法》(Civil Rights Act)，禁止在公共交通、旅馆、影剧院中实行种族隔离或歧视。但是，即使是曾经通过了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国会仍然准许在国家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学校中实行种族隔离。而且，到了19世纪70和80年代，随着全国重建热情的平息，最高法院对国会原先通过的这些民权法律或做出狭义的解释，或视其为违宪而推翻。
种族隔离法律的兴衰
重建时期后的最高法院还给一些实行种族隔离的法律予以袒护认可。在审理1896年"普莱西诉弗格森案"(Plessy v. Ferguson)时，最高法院支持各州有权要求在火车和其他公共和私人场所实行种族隔离，只要被隔离的设施"相等"即可。最高法院的多数法官的结论是，规定种族隔离的法律对黑人和白人产生同等的影响，没有给任何一方打上低等的烙印。州还可以有理由确定，这些法律是促进公共安定秩序所必需的。
唯一表示异议的最高法院法官是曾经身为肯塔基州奴隶主的约翰·马歇尔·哈伦(John Marshall Harlan)。他驳斥了大多数法官所认为的种族隔离法律对占统治地位的白人和对从前的奴隶一视同仁的观点。他在自己的裁决意见中指出，按照重建时期的那些修正案，"我们的《宪法》是不区分肤色的，既不知道也不容忍公民中的等级。就民权来说，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哈伦预言，最高法院如此袒护各州，任各州将非洲裔美国人困在半奴隶状态，"长期下去，其为害之烈，势必不亚于本法院对'普莱西诉弗格森案'的裁决决定。"
在"普莱西案"之后的半个世纪内，"隔离但平等"论在美国一直被奉为圭臬，种族歧视唯有闹到最不像话的地步时，才偶尔在法院遭到挫败。不过，到了20世纪30、40年代，最高法院开始用更为批判的目光来看待种族隔离法律和与此有关的种族歧视行为。最高法院法官哈伦·菲斯克·斯通(Harlan Fiske Stone)在1938年为"合众国诉卡罗林物产公司案"(United States v. Carolene Products Co.)所写的裁决理由中，有一个著名的"脚注4"，他在其中提出了那些应受到严格司法审核的法律，其中包括"对个别和孤立的少数族群的偏见"。虽然最高法院曾以军事需要为根据维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日裔美国人的制裁，但是法官雨果·L ·布莱克还是代表多数法官强调："一切针对限制单独一个族裔的公民权利的法律规定都立即令人生疑。"最高法院在那个时期的一个最重大裁决中，开始逐步清除在研究生教育与职业教育领域中的种族隔离。在对1950年"斯韦特诉佩因特案"(Sweatt v. Painter)的裁决中，法院不仅确定得克萨斯州新创办的一所专供黑人就读的法学院比只有白人就读的得克萨斯大学法学院要差，而且还裁定，审案法院在确定隔离的学校条件是否相等时，既要将有形的因素，也要将无形的因素 ─ "那些无法客观衡量但却与一所法学院的地位相关的因素(如该校的声誉)"，一并予以考虑。
瑟古德·马歇尔当时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的律师，他和其他一些民权律师在看到最高法院在这件案子上收紧了对"隔离但平等"论的解释后决定，现在应该是向"隔离但平等"论本身提出挑战的时候了，尤其是其中所含的隔离设施可以做到平等的假定。经过大量的讼争，最高法院在1954年5月17日认同了他们的论点。首席法官厄尔·沃伦(Earl Warren)在法院做出的对"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及其相关案件的一致裁决结论中说，到按照法律隔离的学校就读，给少数族群的儿童带来低人一等的感觉，对他们的学习能力产生不良影响。因此，在这样的学校受到的教育绝不是平等的，绝不符合《第十四条修正案》所规定的保证"平等保护"的要求。次年，在第二个一致裁决(Brown II)中，沃论首席法官指令各下级法院和各教育委员会"稳步全速地"实施公立学校的非种族隔离化。
在1969年沃伦首席法官退休之前，最高法院和一些下级法院还推翻了存在于国家生活其他许多领域中的种族隔离方式，其中包括弗吉尼亚州的禁止不同种族的人通婚的法律。在沃伦·伯格(Warren Burger，任期1969-86年)和威廉·H·伦奎斯特(William H. Rehnquist，任期1986年至今)两位首席法官的先后主持下，最高法院准许各级法院法官在对学校种族隔离问题的诉讼案中具有广泛的补救措施决定权，其中包括由法院下令用校车接送学生，以保证设在种族隔离居民区内的学校实现种族混合，并且规定了学生中和教职工中的种族比例。但是，最高法院法官对于法律上(即官方)的隔离同既成事实的隔离(即完全是由于住房布局上的分离而产生的隔离)做出明显区分，断定后者没有受到《宪法》的禁止。另外，大多数法官还指令各审理法院，在将种族双轨校制转变为单一校制方面一旦有切实的努力成效，就可将废除隔离的命令撤销。最后，最高法院将《第十四条修正案》对"平等保护"的保障局限于判断政策是否有歧视的意图，而不仅仅是它是否对种族有不同的影响。
虽然从许多方面来说，美国最高法院对实现种族平等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但是，白宫和国会也为防止种族歧视设立了重要保障。在警察同民权游行示威者在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发生的暴力冲突引起举国声讨后，肯尼迪政府提出了一些影响深远的民权法律，在肯尼迪总统1963年遇刺身亡后，林登·B·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总统推动国会通过了这些法律。由国会通过实施的旨在管理州际贸易并贯彻《第十四条修正案》规定的1964年的《民权法》，禁止在公共膳宿设施、就业及联邦资助项目中实行种族及类似形式的歧视，其中最后一项对于加速取消公立学校中的种族隔离起到了比任何法院命令都更为有效的作用。在阿拉巴马州争取投票权的游行示威者遭到暴力袭击后，国会在1965年实施了《投票权法案》(Voting Rights Act)，禁止那些有选民登记歧视历史的州对选民进行识字测验及其他选民测验，并且要求它们在实施新的有关选举的法律之前，必须经过联邦官员的"事先许可"("pre-clearance")。1965年的这项法律使南方各州办理选民登记的非洲裔美国人人数大幅度增加，同时导致在政治角逐中用种族主义讨好选民的做法相应减少。而且，国会通过1968年的《公平住房法》(Fair Housing Act)，开始消除大多数住房事务中的歧视现象。
所有少数族群的权利
在美国遭受种族歧视的当然不仅是非洲裔美国人。美国对待土著美国人的历史是同样令人遗憾的。许多年来，国会和法院推动向西部扩展，以牺牲印第安人的财产权为代价，没收了他们的土地，把他们隔离到生活条件往往很差的保留区。
但是，印第安人最终得到了公民权和投票权。而且，自20世纪60年代起，印第安人的民权团体行动起来，争取到了有关狩猎、捕鱼、土地权的一些重大胜利，包括对墓地和其他圣地的保护。但是，在1990年的一个重大案件中，最高法院拒绝对某些部落在仪式中使用佩奥特仙人掌的做法给予有力的保护，法院裁定，宗教行为必须符合不具宗教色彩的刑事法律，包括有关药物的法规。
多元化的西班牙语裔美国人也在融入美国社会的过程中遇到类似的困难。语言障碍以及社会对非法移民，尤其是对来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感到的担心，使西语裔在就业、住房和教育方面很容易成为歧视对象。而且，争取使英语成为国家正式语言的运动所针对的主要是西班牙语。不过，同美国其他少数族裔群体一样，西语裔美国人近年来也取得了进展。1982年，最高法院推翻了得克萨斯州的一项不让非法移民的无身份子女免费就读公立学校的政策，法官强调了教育对儿童日后发展的重要性。
尽管以人数而论，美国妇女在全国人口中并不占少数，但是，如同在大多数国家一样，妇女从传统上受到很多基于性别的观念的限制。在1920年美国宪法《第十九条修正案》通过之前，法院常常维护各州不让妇女有投票权的法律。最早期的若干裁决维护的是那些禁止妇女从事法律、医药等职业的规定。甚至到了1961年，最高法院还维护了佛罗里达州的一项法律，这项法律规定，除非妇女特地表示希望担任陪审团成员，否则排除妇女参与陪审团的工作。然而， 性别几乎与种族一样，不属于政府应该用来决定利益和责任分配的适当理由。妇女像非洲裔美国人一样，也长期一贯被拒于政治进程之外，因而也就没有掌握自己命运的机会。
基于这些考虑，国会在1964年的《民权法》中，将性别歧视列为被禁止的就业歧视之一。1972年的《教育修正案第九条》(Title IX of the Educational Amendments)禁止接受联邦资助的学校歧视女生。在"全国妇女组织"(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 和其他一些团体的压力下，国会于同一年提出《平等权利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建立各州立法议会予以批准。这项法案规定，"法律面前的权利平等不应被合众国或是任何一州基于性别原因而拒绝或削减"，并且将执行权授予国会。但是最后，《平等权利修正案》没有得到足够数目的州的批准，而最高法院一般拒绝将按性别区分的问题同按种族区分的问题等同而论。不过，1971年，最高法院第一次以"平等保护"为理由推翻了一项性别歧视的法律。几年之后，最高法院的多数法官裁定，以性别作基础的法律属于"较可疑"的范畴(quasi suspect)，故只有当同政府重大的利益有实质的联系时，方可维持其效力。由于妇女可以自行怀孕，在1973年的"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中得到承认的有争议的堕胎权，既被视为一个对个人隐私权的保障，也被许多妇女看作是防止性别歧视的保障。
一般说来，美国一向不太情愿对基于性取向的歧视给予禁止，也不愿意承认成年人有权在两相情愿的情况下发生同性关系。只有若干城市、县或州已经禁止用性取向作为分类标准，其中有些甚至承认了同性恋婚姻。在1996年的"罗默诉埃文斯案"(Romer v. Evans)中，最高法院以六比三的多数，基于平等保护的理由，推翻了一项州宪法修正案，这项修正案要禁止在现在和将来制订保护个人不因其性取向而遭到歧视的任何法规。虽然最高法院拒绝将同性恋者宣布为一个受特殊保护的群体，但它谴责该修正案是一个州要将同性恋者贬为二等公民的、不能被允许的尝试。
1971年，伯格主持下的最高法院宣布，外侨身份，即作为非法移民的法律地位，不具有宪法上的可靠性，并且保证要对那些把美国公民和非公民区别对待的法律进行严格的司法审核。日后的一些裁决推翻了只让公民享有公共福利待遇的若干法律。同时，法官们明确表示，联邦当局将公民同外籍居民加以区别的措施，在执行中应优先于州当局采取的措施。法官们还确认，在对公民与非公民待遇一视同仁这个总规则下存在例外，维持了若干关于只允许公民担任公职的法规。
鉴于一般来说年龄的增长同工作职责表现相互关联，最高法院拒绝将与就业有关的年龄分类列入法律上的"较可疑"之列。但是，毫不奇怪，随着老龄人的政治影响的日益增加，国会实施了若干防范年龄歧视的法规。例如1964年的《民权法》就将年龄列入几种被禁止的就业歧视方式。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退伍军人和美国的其他残疾人向国会进行游说，要求得到保护，不因残疾而遭受歧视。1990年，一个致力于这项立法的联盟说服国会通过了《美国残疾人法》(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这项法律将残疾人的概念定为肢体或精神上的损伤导致一种或多种"生活活动"受限制的人，它保证让符合这一定义的所有残疾人能够使用公共设施、得到就业机会、享用通讯服务，同时要求雇主和其他方面必须做出必要的调整，以便达到法律的要求。《美国残疾人法》对于减少残疾人在就业、教育及其他场合中所遇到的障碍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最高法院有若干裁决对该法的规定做出了狭义的解释。例如：在1992年的一个案子中，大多数法官裁决，《美国残疾人法》没有一定要求航空公司雇用视力近视的飞行驾驶员，即使其视力能够得到矫正。
有关反歧视行动的辩论
伯格和伦奎斯特先后主持的最高法院还遇到一个沃伦主持时期未曾遇到过的有关歧视的问题，即围绕"反歧视行动"(Affirmative Action)的激烈纠纷。为了扭转昔日在就业和高等教育领域对少数族群和妇女的偏见所造成的影响，政府机关和大学自20世纪60年代起陆续设立了一些项目，在录取、雇用和晋升方面向少数族群和妇女提供不同程度的优惠。支持这些项目的人声称，这是一种临时措施，为的是保证那些在历史上受到蓄意歧视的族群的成员能得到公正的待遇，并且加速形成一个真正融合的社会。他们还强调，虽然作为这些项目的所谓受害者的白人指责这是"反向歧视"，但其实白人作为已有地位的族群所面临的情况，同那些曾长期因种族或肤色而受到不公待遇的非洲裔美国人和其他族群的情况不能相提并论，因而这些族群现在有权受到特别的司法保护。对这种做法持批评意见的人则提出，反歧视行动项目既构成了违宪的"反向歧视"，而且也与《宪法》"不区分肤色"这一观念背道而驰，违反了凭资格提升的原则，加重了种族不和，并且可能使这些项目所帮助的对象产生低人一等的感觉。
对于那些向反歧视行动项目提出挑战的诉讼案，最高法院的裁决结果不一。在第一件主要案子中，即1978年的"加利福尼亚州大学董事诉巴基案"(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v. Bakke)，法院面对的是配额制度问题。这个配额制度规定，在州立医学院100个新生录取名额中，有16个留给少数族群的申请人。在审理这个案件中代表主导裁决意见的刘易斯·鲍威尔(Lewis Powell)法官，对最高法院的决定发挥了关键作用。鲍威尔代表自己和另外四位法官推翻了受到起诉的配额规定。他裁定，一切种族分类，无论涉及的是哪个种族，都必须受到严格的司法审核；无论多么有力的理由， 都不能成为实行单纯基于种族因素的录取政策的根据。但是，鲍威尔和另外四位法官同时表示，一个州对学生成份多元化的关注，足以构成在录取决定过程中将种族与其他因素一并考虑的根据。
在次年裁决的"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诉韦伯案"(Steelworkers v. Weber)中，最高法院的多数法官维持了一家公司及其工会共同做出的决定，即将某些职位中的50%分给少数族群的成员，直到少数族群的员工所占的百分比接近于少数族群在当地劳动力中所占的百分比。一个名叫布赖恩·韦伯(Brian Weber)的白人职工反对公司规定的这个配额，他的主要根据是，这种做法违反了1964年《民权法》的禁止就业歧视的规定。但是，最高法院的大多数法官确定，该法律并不涉及公司为纠正当地过去的就业歧视后果而自愿做出的种族配额的决定。
在伯格首席法官余下的任期内，最高法院既肯定也废止了多种反歧视行动措施。在1980年的"富利洛夫诉克卢茨尼克案"(Fullilove v. Klutznick)中，最高法院确定，国会通过的一项将联邦公共工程经费的一个百分比专门留给少数族群企业承包的规定是合法的，法官们明确表示，联邦一级的这种反歧视行动项目应该比类似的州和地方项目更受到司法上的尊重。在伦奎斯特担任首席法官以后，各位法官最初仍然奉行伯格主持下的最高法院的这个立场，但是在1995年的"阿达兰德建筑公司诉佩纳案"(Adarand Constructors, Inc. v. Pena)中，大多数法官认定，无论是联邦项目还是州项目，都要受到同等严格的司法审核。
最高法院近年来对反歧视行动的反对态度也在选举问题上反映出来。在1990年的人口普查后，在司法部的压力下，有些州划分出一些非洲裔美国人或西班牙语裔美国人占多数的选区；在这些选区中，少数族裔的候选人更有可能当选为国会议员。从一个意义上说，鉴于最高法院维持了1982年做出的对1965年《投票权法案》的各项修正案，它支持了这种特别选区的划分。1982年的这些修正案规定，不但含有歧视意图的州选举法无效，而且如果州的选举法具有分散少数族裔选民、使他们难以选出他们所中意的候选人的效果的话，亦将无效。但是，在对"肖诉亨特案"(Shaw v. Hunt)等一些案子的裁决中，最高法院允许白人选民对划分这种所谓少数占多数的选区的做法提出挑战。最高法院还以微弱多数裁定，如果主要是出于保证少数族裔候选人当选的种族目的来划分选区，这种少数族裔占多数的选区是违宪的。
个人平等的信条
历经司法裁决、国会立法、行政执行以及公众态度的演变，美国社会已经稳步地转向从法律上承认少数族群的权利。美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非洲裔美国人和其他历史上的弱势族群长期被迫经受的最明显的不平等。最高法院法官哈伦在1896年裁决"普莱西案"时提出的不同意见中曾经说过的一段铿锵有力的话，现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现实："从《宪法》角度来看，在法律面前，我们这个国家没有高人一等、居主宰地位、掌握统治权的公民阶层。这里没有等级制度。"
在美国，为结束对少数族群的歧视而进行的斗争主要是在法院、国会和州立法机构中进行。有两个原因使这些努力取得成功。第一个原因，是法治及美国老百姓长期以来的信念，即个人或群体即使不同意法院或立法机构最后所确定的政策，公民也有义务服从这一政策。如果他们不同意某一政策或法律，他们会到立法机构进行游说和到法院提起诉讼，而不是上街去横冲直撞。
第二个原因，是体现在《宪法》、《独立宣言》和立法与法院长期传统中的美国的公民社会信念，即人人生而平等，都有权在法律下得到平等的保护。即使某个美国人因某些群体的肤色、生活习惯和语言等而不喜欢他们，但基于广泛传播的人人平等的信条，美国人必须与自己的偏见作斗争。尽管美国仍然没有完全脱离歧视某些族群的历史，但是，这个国家已经公开保证，要最终铲除种族偏见和其他各种遗留的偏见。
虽然这两个信念 ─ 法治和人人平等 ─ 可能同美国的历史经历密切相关，但是，其基本原则可适用于普天下：法律面前必须人人平等。否则，国家就要生内乱。
相关读物：
Charles A. Lofgren, The Plessy Case (Oxford, 1987)
Richard F. Kluger, Simple Justice: The History of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and Black America's Struggle for Equality (Knopf, 1976)
J. Harvie Wilkinson, III, From Brown to Bakke (Oxford, 1979)
Deborah Rhode, Justice and Gender (Harvard, 1989)
Andrew Kull, The Color-Blind Constitution (Harvard, 1994)
作者介绍：
廷斯利·亚伯勒(Tinsley E. Yarbrough)是北卡罗来纳州格林维尔的东卡罗来纳大学政治学人文科学杰出教授。他撰写过有关几位法官的书，包括最高法院法官雨果·L·布莱克和同一姓名的祖孙两位法官约翰·马歇尔·哈伦。他最近的著作有：《伦奎斯特法院与宪法》(牛津，2000年)和《伯格法院：法官、裁决、业绩》(ABC-CLIO，2001年)。
为什么要保护少数族群？
多数族群对少数族群的仇视自古就存在，比如部族之间的仇杀。理由可以很简单：他们跟我们不是一族的。到了现代社会，人们就不能这样相处。尤其像中国这样有13亿人口的大国。人一多，就会有差异。跟自己不一样的就仇视，就赶尽杀绝，那是绝对行不通的。汉族对少数民族是这样，异性恋对同性恋也是这样。坚持对少数族群持仇视态度的，只能被视为野蛮人。
还有一种对少数族群持仇视态度的人是社会上的可怜人。鲁迅讲到过这种人。这种人自己社会地位低下，常常被人欺负，活得窝囊。突然发现社会上有一群人比自己还可怜，就会产生冲动，要去欺负一下，找心理平衡。一个汉族的可怜人，就有可能从欺负少数民族找自己的心理平衡；一个异性恋的可怜人，就更爱从欺负同性恋找平衡。
身为多数族群成员中的很多人既不是野蛮人，也不是可怜人，只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比较自私，比较冷漠。他们只是想：谁的急谁着去，关我屁事。少数族群被人欺负就欺负了，我自己不去欺负他们就行了。这样的人是自私的人。对这样的人，我想讲两个道理来说明，为什么保护少数族群跟你也有一点点关系：
第一个道理是：社会公正不仅和少数族群有关，跟多数族群也有关。王小波杂文中提到过一个德国新教牧师的忏悔，他说：起初，他们抓共产党员，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后来，他们抓犹太人，我不说话，因为我是雅利安人；后来他们抓天主教徒，我不说话，因为我是新教徒；最后他们来抓我，已经没人能为我说话了。这个道理是说，你如果容忍了对别人的不公正，最后你自己也有被不公正侵害的可能，即使你是多数群体的一员。
第二个道理是：少数族群的利益也许与你无关，但是如果你不保护少数族群，进而欺负少数族群，我们的社会就会失去与少数族群和谐相处这样一种大家相亲相爱其乐融融的社会气氛，多数群体中的人们也将生活在仇恨和紧张的社会关系之中，不会有快乐，社会也不会有和谐。
我一再传播保护同性恋这个少数族群的理念，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做野蛮人，不要做充满报复心的可怜人，不要做自私冷漠的人，而要做一个文明的充满爱心的人。
还有一种对少数族群持仇视态度的人是社会上的可怜人。鲁迅讲到过这种人。这种人自己社会地位低下，常常被人欺负，活得窝囊。突然发现社会上有一群人比自己还可怜，就会产生冲动，要去欺负一下，找心理平衡。一个汉族的可怜人，就有可能从欺负少数民族找自己的心理平衡；一个异性恋的可怜人，就更爱从欺负同性恋找平衡。
身为多数族群成员中的很多人既不是野蛮人，也不是可怜人，只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比较自私，比较冷漠。他们只是想：谁的急谁着去，关我屁事。少数族群被人欺负就欺负了，我自己不去欺负他们就行了。这样的人是自私的人。对这样的人，我想讲两个道理来说明，为什么保护少数族群跟你也有一点点关系：
第一个道理是：社会公正不仅和少数族群有关，跟多数族群也有关。王小波杂文中提到过一个德国新教牧师的忏悔，他说：起初，他们抓共产党员，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后来，他们抓犹太人，我不说话，因为我是雅利安人；后来他们抓天主教徒，我不说话，因为我是新教徒；最后他们来抓我，已经没人能为我说话了。这个道理是说，你如果容忍了对别人的不公正，最后你自己也有被不公正侵害的可能，即使你是多数群体的一员。
第二个道理是：少数族群的利益也许与你无关，但是如果你不保护少数族群，进而欺负少数族群，我们的社会就会失去与少数族群和谐相处这样一种大家相亲相爱其乐融融的社会气氛，多数群体中的人们也将生活在仇恨和紧张的社会关系之中，不会有快乐，社会也不会有和谐。
我一再传播保护同性恋这个少数族群的理念，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做野蛮人，不要做充满报复心的可怜人，不要做自私冷漠的人，而要做一个文明的充满爱心的人。
内蒙古破解母语危机的普世价值
齐·达日汗
内蒙古将力争使蒙古语授课和加授蒙古语学生达到蒙古族学生在校生总数的50%，民族教育力争率先实现普及高中教育目标。2008年，内蒙古将加快《内蒙古自治区民族教育条例》立法步伐，以法律的形式体现民族意志，规范和约束全社会的行为，保证民族教育优先重点地位的落实。有关部门将研究制定促进民族教育发展的引导性、鼓励性政策，以确保民族教育在经费分配上优先、基础建设上优先、资源配置上优先。（据2月20日的《内蒙古日报》）这或许是迄今为止国内首次将母语教育纳入法制化轨道。
近年来，母语危机成了全球普遍关注的问题，引起了各国政府重视。以我国为例，尽管各地呼声很高，似乎并没找到破解的“处方”，因而看不到相应政策出台。内蒙古是以蒙古族为主体民族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在现代化建设、全球化的进程中，蒙古语的母语地位正在遭受西方文化和网络文化冲击。如今，在国家民族政策惠泽下，内蒙古以法律形式保障民族教育，在校蒙古族学生的50%学习母语，对于破解母语危机具有普世价值。
全球化和网络化引发了母语危机，学者们认为这种表述很准确：全球化对母语的冲击是语际冲突，表现为文化冲突；网络化对母语的冲击是符号冲突，表现为语图冲突，即传统的语言符号和电子多媒体的符号之间发生的冲突。母语是一个民族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载体。母语危机本质是文化的危机、思想的危机。母语作为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民族文化的核心即母语思想，现代蒙古语的表达方式、价值内涵与传统文化的血缘关系已经越来越稀薄。蒙古语与其他语言杂交现象严重，从母语文化圈出逃的人数越来越多，并有非精英化的趋势。更迫切的是，这一切是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动社会的进步？
然而，大量不争事实证明：语言的转换很容易导致斩断根脉，脱离民族传统文化基础，只能构筑空中楼阁。如果说现代有些民族陷入困境的话，恰恰是丢掉了自己民族伟大传统和主体性地位，生搬硬套其他民族的生存模式所致。单以教育为例，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教育都和这个民族一样，要想得到发展、创新，必须在牢固的坚守住本民族的传统和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再吸收其他民族的有益成分，日本、德国的成功早已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抛弃自己的传统和主体地位，一味模仿，数典忘祖，那将永远不能在世界各民族中平等的对话与交流，只能在无聊的争论中丧失自我。我们这样一个民族大家庭，必须看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多元汇注的事实。各民族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不同，活动范围和生存方式也不同，如果忽视民族教育，就很难适应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更谈不上科教兴国了。
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的坚决主张：“只有在每种文化自身的基础上才能深入每种文化，只有深入研究每个民族的思想，并把在人类各个部分发现的文化价值列入我们总的客观研究范围，客观的严格科学的研究才有可能。”令人欣慰的是，博氏“文化价值相对论”提出后，很快就荡涤了充斥美国学术界的“种族优越论”，赢得了大批的追随者，影响了全世界人类学发展的方向。这在当代超越了人类学方法论的范畴，成为一种值得提倡的世界性的文化精神。
民族文化是有生命的，有尊严的，应得到人们的尊重和爱戴。我们要将传统文化当作有性灵的精神载体，心心相通的“精神知音”，放到文化高台和精神高台上，以仰望的姿态去审视，去汲取，去使用。那些蹂躏文化、践踏文化的做法，都应受到严肃批评。所有侵犯文化规则、亵渎文化尊严的行为，都应受到全社会的鄙视和抵制。
民族教育立法，有助于化解母语边缘化，以往传统文化受到冷落和边缘化的现状，必将不断得到有效改变。
内蒙古将力争使蒙古语授课和加授蒙古语学生达到蒙古族学生在校生总数的50%，民族教育力争率先实现普及高中教育目标。2008年，内蒙古将加快《内蒙古自治区民族教育条例》立法步伐，以法律的形式体现民族意志，规范和约束全社会的行为，保证民族教育优先重点地位的落实。有关部门将研究制定促进民族教育发展的引导性、鼓励性政策，以确保民族教育在经费分配上优先、基础建设上优先、资源配置上优先。（据2月20日的《内蒙古日报》）这或许是迄今为止国内首次将母语教育纳入法制化轨道。
近年来，母语危机成了全球普遍关注的问题，引起了各国政府重视。以我国为例，尽管各地呼声很高，似乎并没找到破解的“处方”，因而看不到相应政策出台。内蒙古是以蒙古族为主体民族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在现代化建设、全球化的进程中，蒙古语的母语地位正在遭受西方文化和网络文化冲击。如今，在国家民族政策惠泽下，内蒙古以法律形式保障民族教育，在校蒙古族学生的50%学习母语，对于破解母语危机具有普世价值。
全球化和网络化引发了母语危机，学者们认为这种表述很准确：全球化对母语的冲击是语际冲突，表现为文化冲突；网络化对母语的冲击是符号冲突，表现为语图冲突，即传统的语言符号和电子多媒体的符号之间发生的冲突。母语是一个民族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载体。母语危机本质是文化的危机、思想的危机。母语作为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民族文化的核心即母语思想，现代蒙古语的表达方式、价值内涵与传统文化的血缘关系已经越来越稀薄。蒙古语与其他语言杂交现象严重，从母语文化圈出逃的人数越来越多，并有非精英化的趋势。更迫切的是，这一切是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动社会的进步？
然而，大量不争事实证明：语言的转换很容易导致斩断根脉，脱离民族传统文化基础，只能构筑空中楼阁。如果说现代有些民族陷入困境的话，恰恰是丢掉了自己民族伟大传统和主体性地位，生搬硬套其他民族的生存模式所致。单以教育为例，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教育都和这个民族一样，要想得到发展、创新，必须在牢固的坚守住本民族的传统和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再吸收其他民族的有益成分，日本、德国的成功早已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抛弃自己的传统和主体地位，一味模仿，数典忘祖，那将永远不能在世界各民族中平等的对话与交流，只能在无聊的争论中丧失自我。我们这样一个民族大家庭，必须看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多元汇注的事实。各民族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不同，活动范围和生存方式也不同，如果忽视民族教育，就很难适应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更谈不上科教兴国了。
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的坚决主张：“只有在每种文化自身的基础上才能深入每种文化，只有深入研究每个民族的思想，并把在人类各个部分发现的文化价值列入我们总的客观研究范围，客观的严格科学的研究才有可能。”令人欣慰的是，博氏“文化价值相对论”提出后，很快就荡涤了充斥美国学术界的“种族优越论”，赢得了大批的追随者，影响了全世界人类学发展的方向。这在当代超越了人类学方法论的范畴，成为一种值得提倡的世界性的文化精神。
民族文化是有生命的，有尊严的，应得到人们的尊重和爱戴。我们要将传统文化当作有性灵的精神载体，心心相通的“精神知音”，放到文化高台和精神高台上，以仰望的姿态去审视，去汲取，去使用。那些蹂躏文化、践踏文化的做法，都应受到严肃批评。所有侵犯文化规则、亵渎文化尊严的行为，都应受到全社会的鄙视和抵制。
民族教育立法，有助于化解母语边缘化，以往传统文化受到冷落和边缘化的现状，必将不断得到有效改变。
内蒙古蒙古语使用现状调查
内蒙古蒙古语使用现状调查 照日格图(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
一、 我们对蒙古语使用情况调查所收集到的材料进行统计、归纳、分析，得到的初步结果如下：
(一)社会使用中的蒙古语情况
1．在牧区行政单位中50％以上的人使用蒙古语，96％以上的人使用蒙古语或蒙汉两种语言，4％以下的人使用汉语，在半农半牧单位中50％ 以上的人使用蒙古语，91％左右的人使用蒙古语或蒙汉两种语言，9％以下的人使用汉语。在口岸城市行政单位中50％左右的人使用蒙古语言，86．4％的人使用蒙古语或蒙汉两种。13．6％的人使用汉语。在学校中使用蒙古语的比例更高。
2．在牧区社会活动和交往中一般使用蒙古语或蒙汉两种语言，但商业活动中20．7％ 的人使用汉语，召开会议讨论问题时，有汉族同胞的情况下13．9％ 的人使用汉语。在半农半牧区社会活动和交往中一般也使用蒙古语或蒙汉两种语言，但在商业活动中12．7％的人使用汉语，召开会议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时23．5％的人使用汉语。在口岸城市社会活动和交往中以使用蒙汉两种语言为主(66．3％)，使用汉语为副(26．6％)，只有7．1％的人使用蒙古语。
(二)个人使用情况
1．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交往中主要使用蒙古语，有时也使用蒙汉两种语言，但很少使用汉语。不过，同下一代人的交往中出现了使用蒙古语的比例下降(在牧区或半农半牧区大约下降了 10％ ，在口岸城市大约下降了20％)，使用蒙汉两种语言的比例上升(在牧区或半农半牧区大约上升了10％ ，在口岸城市大约上升了20％)的趋势。在牧区，同上一代人的交往中88．7％ 的人使用蒙古语，10．8％的人使用蒙汉两种语言；而同下一代人的交往中77．7％ 的人使用蒙古语，20．1％ 的人使用蒙汉两种语言。在半农半牧区，同上一代人的交往中94．3％ 的人使用蒙古语，5％ 的人使用蒙汉两种语言；而同下一代人的交往中85．2％ 的人使用蒙古语，14．8％ 的人使用蒙汉两种语言。在口岸城市，同上一代人的交往中91％的人使用蒙语，9％的使用蒙汉两种语言；而同下一代人的交往中66．7％ 的人使用蒙古语，27．8％ 的人使用蒙汉两种语言。
2．在牧区，50％ 以上的人用蒙古语，91％ 以上的用蒙古语或蒙汉两种语言，9％以下的人用汉语满足读报、看书、听广播、看电视等个人文化生活的需求。在半农半牧区，29．4％__41．1％ 的人用蒙古语，71．6％一86．5％ 的人用蒙古语或蒙汉两种语言，13．5％_28．4％ 的人用汉语满足读报、看书、听广播、看电视等个人文化生活的需求。在口岸城市中，9．1％__40％ 的人用蒙古语、40％一77．3％的人用蒙汉两种语言，9．1％_29．4％ 的人用汉语满足他们文化生活的需求。
(三)孩子应该用何种语言受教育方面 在牧区37．0％一30．1％ 的人认为孩子们应用他们的母语一蒙古语受教育，54．9％—60．9％的人认为孩子们应用蒙汉两种语言受教育，而8．1％一9％ 的人认为他们应用汉语受教育。在半农半牧区23．6％一19．4％ 的人认为孩子们应用他们的母语一蒙古语受教育，67．1％__69．1％ 的认为孩子们应用蒙汉两种语言受教育，而9．3％-11．5％的人认为他们应用汉语受教育。而在口岸城市36．4％一22．8％ 的人认为孩子们应用他们的母语一蒙古语受教育，50％__63．6％的人认为孩子们应用蒙汉两种语言受教育，而13．6％ 的人认为他们应用汉语受教育。
(四)使用蒙古语的心态 牧区有91％_一97％ 的人，半农半牧区有96．5％_一99．3％ 的人，口岸城市有86．4％一100％的人认为自己喜欢说和用蒙古语，需要学习掌握使用蒙古语，也有条件学习掌握使用蒙古语，而牧区有9％一3％ 的人，半农半牧区有0．7％一3．5％ 的人，口岸城市有0％一l3．6％ 的人持有相反的观点。
(五)城市使用情况 各城市蒙古语使用情况不尽相同。锡林郭勒盟东乌穆沁旗(牧区)、二连浩特市(口岸城市)的情况较好，通辽市科左右旗(半农半牧区)、兴安盟科右前旗(半农半牧区)的情况较差。
(六)蒙古语使用中存在的问题 绝大多数人认为各地都普遍存在蒙古语与汉语混用、名词术语不统一、不太使用标准语等情况。 二 通过分析蒙古语使用情况调查所收集到的材料我们发现蒙古语使用中存在的几个问题，并对其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
(一)蒙古语使用情况比较好，但存在问题 在行政单位的工作，学校的教学中，社会活动与交往中，家庭成员之间的来往中，个人文化生活中使用蒙古语的情况普遍比较好。这是蒙古语使用的好的一面，积极的一面。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在牧区和半农半牧区的人口中蒙古族占多数，大约70％ 以上；
2．蒙古语基本上能够满足他们的各种需求；
3．他们对自己的母语有着深厚的感情并有学习掌握使用蒙古语的意识及决心等。 不过，各级机关执行公务时很少使用蒙古语言文字。例如：在行政机关召开会议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时使用蒙古语的比例下降，各级行政单位几乎不用蒙古文收发文件。这是蒙古语使用中不尽人意的一面、消极的一面。其原因在于各级领导班子的政策意识薄弱，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理解不深，忽视了行使自治权的重要工具——使用蒙古语言文字。
(二)汉语使用比率增加 表现在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中，采用蒙汉两种语言工作的人员的比例相对增多，商业活动中或召开会议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时使用汉语的比例增加，9％—29％的蒙古族用汉语就能满足他们的文化生活的需求等情况上。其原因有：
1．行政机关的工作范围较广，需要同全区乃至全国的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各民族的同胞来往交流；
2．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越来越多的蒙古族同胞下海经商，与他们来往的大部分买卖人是汉人，从而必须用汉语交流；
3．一些蒙古族的同胞对自己的母语失去了信心，产生了只学汉语或让孩子只学汉语的心态，而这种心态消极地影响了其他蒙古族成员。
(三)蒙古语使用比例下降，出现了让孩子接受蒙汉两种语言教育的趋向 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交往中使用蒙古语的比例在下降。比如，同下一代人的交往中使用蒙古语的比例下降，而使用蒙汉两种语言的比例则上升了。同时，认为孩子应该接受蒙汉两种语言教育的家长人数增多，已达到50％ 以上。在我国，由于民族人口比例、经济的发展、文化教育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各民族语言使用范围、受重视程度等都发生了变化。事实上，汉语已经成为强势语言，其它少数民族语言成为弱势语言。正因为各民族语言之间有了这种差别，人们越来越重视强势语言的学习和使用。作为父母，让孩子用强势语言接受教育是无可厚非的。这就是蒙古语使用比例下降，让孩子接受蒙汉两种语言教育趋向的原因。
(四)使用蒙古语心态很好，但母语意识中出现了消极因素 9l％以上的人认为自己喜欢说和用蒙古语，有需要学习掌握使用蒙古语，并且也有学习掌握使用蒙古语的条件。这说明绝大多数蒙古族对自己的母语有着深厚的感情和信心。这是蒙古语使用中表现出来的蒙古族心态的积极反映，也是主流。就是说蒙古民族的母语意识很强，但是9％以下的人持有相反的观点。这说明一些蒙古人在汉语成为强势语言的情况下对自己的母语失去了信心。这是蒙古语使用中表现出来的民族心态的消极方面，是支流。这说明蒙古民族的母语意识在部分人中正在淡化。
(五)在蒙古语的使用中语言混用，名词术语不统一，不用标准语等情况较严重 这有两方面原因：
1．从个人角度讲，一方面没有足够重视母语的纯洁性，另一方面尊重标准语，学习掌握标准语的意识差。
2．从蒙古语文工作部门的角度讲，既没有做好宣传普及标准语工作，又没有及时制定蒙古文名词术语，满足社会大众的需求。
三 我们针对蒙古语使用中存在的上述几个问题，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想法与思路，供有关部门参考。
1．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政策意识，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尊重行使自治权的重要工具——蒙古语言文字的使用。
2．在各级公务员考试中适当增加蒙汉双语人才的录取比例，以便充实各级政府部门，增加兼通蒙汉两种语言的工作人员。在各级政府部门、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重新建立翻译室。这样才能真正保障各级机关在执行公务，上传下达文件时使用蒙古语言文字。
3．“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蒙古语言文字授课的学校给予政策优惠和资金补贴”，“应当制定特殊政策，拓宽蒙古语言文字授课的大中专毕业生的就业渠道”，毕业分配时优先录用兼通蒙汉双语的学生到各级政府部门、行政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工作，为蒙古语言文字的使用提供便利。
4．积极宣传母语教育的优越性，增强母语意识，使广大人民群众形成不仅学习掌握好蒙古语言文字，而且还要学习掌握好汉语言文字的意识。
5．大力宣传普及标准语的重要性，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尊重、学习标准语的意识。制定标准语测试制度，广播电视台工作人员、大专院校教师、各级领导干部首先通过标准语测试，持证上岗。蒙古语文工作部门及时制定蒙文名词术语，满足社会大众的需求，及早解决名词术语不统一的问题。
一、 我们对蒙古语使用情况调查所收集到的材料进行统计、归纳、分析，得到的初步结果如下：
(一)社会使用中的蒙古语情况
1．在牧区行政单位中50％以上的人使用蒙古语，96％以上的人使用蒙古语或蒙汉两种语言，4％以下的人使用汉语，在半农半牧单位中50％ 以上的人使用蒙古语，91％左右的人使用蒙古语或蒙汉两种语言，9％以下的人使用汉语。在口岸城市行政单位中50％左右的人使用蒙古语言，86．4％的人使用蒙古语或蒙汉两种。13．6％的人使用汉语。在学校中使用蒙古语的比例更高。
2．在牧区社会活动和交往中一般使用蒙古语或蒙汉两种语言，但商业活动中20．7％ 的人使用汉语，召开会议讨论问题时，有汉族同胞的情况下13．9％ 的人使用汉语。在半农半牧区社会活动和交往中一般也使用蒙古语或蒙汉两种语言，但在商业活动中12．7％的人使用汉语，召开会议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时23．5％的人使用汉语。在口岸城市社会活动和交往中以使用蒙汉两种语言为主(66．3％)，使用汉语为副(26．6％)，只有7．1％的人使用蒙古语。
(二)个人使用情况
1．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交往中主要使用蒙古语，有时也使用蒙汉两种语言，但很少使用汉语。不过，同下一代人的交往中出现了使用蒙古语的比例下降(在牧区或半农半牧区大约下降了 10％ ，在口岸城市大约下降了20％)，使用蒙汉两种语言的比例上升(在牧区或半农半牧区大约上升了10％ ，在口岸城市大约上升了20％)的趋势。在牧区，同上一代人的交往中88．7％ 的人使用蒙古语，10．8％的人使用蒙汉两种语言；而同下一代人的交往中77．7％ 的人使用蒙古语，20．1％ 的人使用蒙汉两种语言。在半农半牧区，同上一代人的交往中94．3％ 的人使用蒙古语，5％ 的人使用蒙汉两种语言；而同下一代人的交往中85．2％ 的人使用蒙古语，14．8％ 的人使用蒙汉两种语言。在口岸城市，同上一代人的交往中91％的人使用蒙语，9％的使用蒙汉两种语言；而同下一代人的交往中66．7％ 的人使用蒙古语，27．8％ 的人使用蒙汉两种语言。
2．在牧区，50％ 以上的人用蒙古语，91％ 以上的用蒙古语或蒙汉两种语言，9％以下的人用汉语满足读报、看书、听广播、看电视等个人文化生活的需求。在半农半牧区，29．4％__41．1％ 的人用蒙古语，71．6％一86．5％ 的人用蒙古语或蒙汉两种语言，13．5％_28．4％ 的人用汉语满足读报、看书、听广播、看电视等个人文化生活的需求。在口岸城市中，9．1％__40％ 的人用蒙古语、40％一77．3％的人用蒙汉两种语言，9．1％_29．4％ 的人用汉语满足他们文化生活的需求。
(三)孩子应该用何种语言受教育方面 在牧区37．0％一30．1％ 的人认为孩子们应用他们的母语一蒙古语受教育，54．9％—60．9％的人认为孩子们应用蒙汉两种语言受教育，而8．1％一9％ 的人认为他们应用汉语受教育。在半农半牧区23．6％一19．4％ 的人认为孩子们应用他们的母语一蒙古语受教育，67．1％__69．1％ 的认为孩子们应用蒙汉两种语言受教育，而9．3％-11．5％的人认为他们应用汉语受教育。而在口岸城市36．4％一22．8％ 的人认为孩子们应用他们的母语一蒙古语受教育，50％__63．6％的人认为孩子们应用蒙汉两种语言受教育，而13．6％ 的人认为他们应用汉语受教育。
(四)使用蒙古语的心态 牧区有91％_一97％ 的人，半农半牧区有96．5％_一99．3％ 的人，口岸城市有86．4％一100％的人认为自己喜欢说和用蒙古语，需要学习掌握使用蒙古语，也有条件学习掌握使用蒙古语，而牧区有9％一3％ 的人，半农半牧区有0．7％一3．5％ 的人，口岸城市有0％一l3．6％ 的人持有相反的观点。
(五)城市使用情况 各城市蒙古语使用情况不尽相同。锡林郭勒盟东乌穆沁旗(牧区)、二连浩特市(口岸城市)的情况较好，通辽市科左右旗(半农半牧区)、兴安盟科右前旗(半农半牧区)的情况较差。
(六)蒙古语使用中存在的问题 绝大多数人认为各地都普遍存在蒙古语与汉语混用、名词术语不统一、不太使用标准语等情况。 二 通过分析蒙古语使用情况调查所收集到的材料我们发现蒙古语使用中存在的几个问题，并对其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
(一)蒙古语使用情况比较好，但存在问题 在行政单位的工作，学校的教学中，社会活动与交往中，家庭成员之间的来往中，个人文化生活中使用蒙古语的情况普遍比较好。这是蒙古语使用的好的一面，积极的一面。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在牧区和半农半牧区的人口中蒙古族占多数，大约70％ 以上；
2．蒙古语基本上能够满足他们的各种需求；
3．他们对自己的母语有着深厚的感情并有学习掌握使用蒙古语的意识及决心等。 不过，各级机关执行公务时很少使用蒙古语言文字。例如：在行政机关召开会议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时使用蒙古语的比例下降，各级行政单位几乎不用蒙古文收发文件。这是蒙古语使用中不尽人意的一面、消极的一面。其原因在于各级领导班子的政策意识薄弱，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理解不深，忽视了行使自治权的重要工具——使用蒙古语言文字。
(二)汉语使用比率增加 表现在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中，采用蒙汉两种语言工作的人员的比例相对增多，商业活动中或召开会议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时使用汉语的比例增加，9％—29％的蒙古族用汉语就能满足他们的文化生活的需求等情况上。其原因有：
1．行政机关的工作范围较广，需要同全区乃至全国的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各民族的同胞来往交流；
2．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越来越多的蒙古族同胞下海经商，与他们来往的大部分买卖人是汉人，从而必须用汉语交流；
3．一些蒙古族的同胞对自己的母语失去了信心，产生了只学汉语或让孩子只学汉语的心态，而这种心态消极地影响了其他蒙古族成员。
(三)蒙古语使用比例下降，出现了让孩子接受蒙汉两种语言教育的趋向 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交往中使用蒙古语的比例在下降。比如，同下一代人的交往中使用蒙古语的比例下降，而使用蒙汉两种语言的比例则上升了。同时，认为孩子应该接受蒙汉两种语言教育的家长人数增多，已达到50％ 以上。在我国，由于民族人口比例、经济的发展、文化教育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各民族语言使用范围、受重视程度等都发生了变化。事实上，汉语已经成为强势语言，其它少数民族语言成为弱势语言。正因为各民族语言之间有了这种差别，人们越来越重视强势语言的学习和使用。作为父母，让孩子用强势语言接受教育是无可厚非的。这就是蒙古语使用比例下降，让孩子接受蒙汉两种语言教育趋向的原因。
(四)使用蒙古语心态很好，但母语意识中出现了消极因素 9l％以上的人认为自己喜欢说和用蒙古语，有需要学习掌握使用蒙古语，并且也有学习掌握使用蒙古语的条件。这说明绝大多数蒙古族对自己的母语有着深厚的感情和信心。这是蒙古语使用中表现出来的蒙古族心态的积极反映，也是主流。就是说蒙古民族的母语意识很强，但是9％以下的人持有相反的观点。这说明一些蒙古人在汉语成为强势语言的情况下对自己的母语失去了信心。这是蒙古语使用中表现出来的民族心态的消极方面，是支流。这说明蒙古民族的母语意识在部分人中正在淡化。
(五)在蒙古语的使用中语言混用，名词术语不统一，不用标准语等情况较严重 这有两方面原因：
1．从个人角度讲，一方面没有足够重视母语的纯洁性，另一方面尊重标准语，学习掌握标准语的意识差。
2．从蒙古语文工作部门的角度讲，既没有做好宣传普及标准语工作，又没有及时制定蒙古文名词术语，满足社会大众的需求。
三 我们针对蒙古语使用中存在的上述几个问题，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想法与思路，供有关部门参考。
1．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政策意识，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尊重行使自治权的重要工具——蒙古语言文字的使用。
2．在各级公务员考试中适当增加蒙汉双语人才的录取比例，以便充实各级政府部门，增加兼通蒙汉两种语言的工作人员。在各级政府部门、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重新建立翻译室。这样才能真正保障各级机关在执行公务，上传下达文件时使用蒙古语言文字。
3．“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蒙古语言文字授课的学校给予政策优惠和资金补贴”，“应当制定特殊政策，拓宽蒙古语言文字授课的大中专毕业生的就业渠道”，毕业分配时优先录用兼通蒙汉双语的学生到各级政府部门、行政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工作，为蒙古语言文字的使用提供便利。
4．积极宣传母语教育的优越性，增强母语意识，使广大人民群众形成不仅学习掌握好蒙古语言文字，而且还要学习掌握好汉语言文字的意识。
5．大力宣传普及标准语的重要性，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尊重、学习标准语的意识。制定标准语测试制度，广播电视台工作人员、大专院校教师、各级领导干部首先通过标准语测试，持证上岗。蒙古语文工作部门及时制定蒙文名词术语，满足社会大众的需求，及早解决名词术语不统一的问题。
生态移民工程对蒙古族生活文化的冲击
草原游牧文化的历史冲击
内蒙古大草原并非是一个封闭的生态系统，尤其是近四五百年，大量移民的入侵及受农耕文化的影响，草原游牧文化的原始形态不断受到冲击和挑战。
移民不仅增加了内蒙古大草原的人口压力，更重要的是，这些移民还将农耕文化一并带入了内蒙古大草原，和草原游牧文化不断碰撞。据历史记载，明朝和清朝期间，有大量的农民移入内蒙古，他们在大草原上垦荒种田。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内蒙古为解决周边地区的困难或者说是全国之困难，国家允许东北三省，华北四省，南方诸省及宁夏、甘肃等西部地区迁入内蒙古，这一历史时期，内蒙古增加人口约600万。这种大量的汉民移入，不仅增加了人口压力，更重要的是不断改变蒙古族的原始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生产生活方式，种植业不断兴起，千百年来蒙古族用来进行畜牧业生产的草地遭到破坏。
20世纪80年代牧区实施的“草畜双承包”政策是效仿农区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制定的，而这一政策的实施，是蒙古民族由游牧转变为半游牧或定居的巨大转折点，素以游牧而闻名的时代从此成为历史。蒙古民族游牧生产方式的结束，从很大程度上阻断了游牧文化的传承、传播和发展，但是，蒙古人仍然生活在这片虽然已经退化了的大草原上，从事着与他们的祖先方式不同的生产活动，饮食种类、习俗、传统美德在他们身上仍有部分的保留和体现。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草原巨变
近些年，无论是科学研究、新闻媒体都在不断的报道内蒙古草地退化、沙化的惊人消息，也因此内蒙古大草原也就背负上“沙尘暴之源”的罪名，事实上内蒙古是受沙尘暴影响最为严重的地区，而这一点却常常被人们所忽略。
草地退化的主要缘由是草地超载，超载有源于人口过多，而“草畜双承包”的产物“围栏”又无形地加剧了草地承载强度。在典型草原地区，大面积的草地退化主要表现在植物种类减少、矮化，地面裸露，生产力下降；沙地植被减少，流沙横溢。而这种恶劣的环境，给当地的牧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不便，同时，频繁的自然灾害每年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锡林郭勒盟“围封转移”战略
为切实保护锡林郭勒草原生态环境，2001年，锡林郭勒盟提出“围封转移”战略，即通过围封禁牧、春季休牧、划区轮牧等措施，保护和恢复草原植被。在全盟生态环境极度恶化、已失去基本生存条件的地区，实施生态移民，对迁出区草场进行围封禁牧；对植被有一定再生能力的地区实行春季休牧或划区轮牧；农区大力推进退耕还林还草。因此，近些年在各地都相继出现了生态移民的踪影。截至2005年，锡林郭勒盟有9049户40250人告别了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曾经美丽富饶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成为生态移民。
解读生态移民的内涵
移民是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古老话题，中国移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在中国这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里。中国的移民大致可以简略地划分为四个时期，即先秦黄河中下游方向移民期；秦国统一至两宋时期从黄河中下游到长江中下游由北向南的移民期；元明清长江流域由东向西移民期及近代沿边多方向移民期。这些移民都属于生存移民，其目的是为了找到可以生存居住的地方，在内蒙古地区历史上生存移民也很多，主要的两次是明朝以后至清朝末期，另一次是建国初期，这两次移民过程是大量的汉族人口迁移到草原上使农耕文明逐渐渗透到草原上，内蒙古地区历史上的几次草原大开垦也与汉族人口的迁入有密切的关系。
生态移民和普通意义上的移民有所不同，它是为了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加快脱贫步伐将农牧民迁移到生态与环境较好的地方，这是我国近年来所实施的生态保护策略之一。内蒙古生态移民的基本思路，是以生态经济学原理为指导，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兼顾经济实力、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环境保护四个方面，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生态移民工程。实施围封转移战略，必须遵照三个原则：(1)迁出地已经恶劣到人们不可生存；(2)迁入地必须具备生存的条件，或者适于人类生存的条件；(3)迁移过程中移民从心理上、生活习惯上都应该能够适应一个转变过程。
新兴的“奶牛村”
锡林郭勒盟近几年由于实施“围封转移”战略，在各城镇边建立起了许多移民新村，这些新村以饲养奶牛而著称，因此又叫“奶牛村”。 奶牛村的村民大都是来自牧区的牧民，他们告别世代生活的草原，举家搬迁来到城镇边缘，开始了新的生活、新的生产。
移民新村实施统一建设规划，住房由国家补助和个人补贴，每户牧户集资2500元(正蓝旗桑根达来苏木)或者8000元(锡林浩特市)，其余费用由国家补贴，这样牧民可以分到2间砖瓦房(按户分配，不管每户有多少人)。
移民新村的生产活动主要饲养奶牛，牧民从牧区走进移民村后，告别了放牧，由个人出资(3000元)，国家贷款(15000元)，政府统一采购奶牛。新村的村民们每户一般有2~3头奶牛，也有仅有一头的，奶牛头数多的可以达到10头或者50头。
移民后，牧民原来的草地处理情况各地均有不同。在正蓝旗桑根达来苏木移民新村的村民，仍然拥有草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不能够在原来的草场上居住和放养牲畜，但是可以进行打草。而在锡林浩特市，政府给他们很少的补贴，便把草地收归。
新村村民说“在这里生活没有以前好”
移民新村的村民们普遍反映“在这里生活没有以前好”。当然，这种感觉并非没有根据，他们充足的理由和亲身的体会让我们对他们的说法没有任何怀疑。
第一，生活空间狭窄了，这是没有任何疑义的。他们生活在牧区的时候，每家少说也有几百亩草地，而今，他们生活的空间仅有两间房子和一个棚圈，总共加起来不到一百平方米，在辽阔的草原上祖祖辈辈生活，他们在草原上留下了美好的童年记忆，开阔、坦荡塑造了他们的性格与脾性，来到新村，自然会感觉到空间的狭小和生活的压抑，这种无形的束缚，对于他们来讲也是一种折磨。
第二，生活环境嘈杂了。过去他们生活在牧场里，少则几百亩大则几千甚至上万亩草地中仅有一户人家，他们从事牧业生产，在宽阔的空间里只有牛马羊的欢歌而没有汽车、工厂带给他们的嘈杂。
第三，邻里关系难处了。在牧区，他们生活的空间大，一个家庭和另一个家庭之间的距离比较远，除了有牲畜侵犯边界偶尔会产生邻里矛盾之外，一般不会因生活琐事造成邻里关系的紧张。而来到新村之后，生活空间的急剧减小拉近了邻里间的“距离”，两家虽没共处一室，但是共用一堵墙。邻里间的生产生活琐事由于“距离”的拉近，难免会发生这样那样的冲突，为了避免冲突，他们每天都过得小心翼翼，难怪很多人说自己过得累。
第四，生活节奏紧张了。在牧区，他们从事放牧生产，每天将牲畜(牛和羊为主)从圈里放出，牲畜自己就去吃草了，基本不需要人去管，牧场有网围栏，牲畜也不会走丢，而且到了晚上赶上头羊，它们自然就回到棚圈了。除了喂养简单之外，饲养的蒙古羊疾病少，防疫也简单。而如今养了奶牛，每天要给它们定时喂料、赶着牛去站上(挤奶站)挤奶，而且，奶牛比羊“娇气”，容易得病。总之，对于他们来说，养两头奶牛比养1000只羊累得多，他们不习惯这种生活节奏，很无奈。
第五，感觉生活开支大了。在牧区，他们的日常消耗主要来源于牲畜，比如燃烧的是羊砖，投资很小却永久可用的风力发电，吃的以肉食为主，花钱买蔬菜时候很少，廉价的砖茶和自己家挤得牛奶就能制作出营养丰富、味美可口的奶茶等等，习惯了自给自足的牧场生活的牧民如今进了城，这一进城不要紧，电费每月上了百，牛羊不能宰杀了，想吃还要买商品肉，燃料由粪变成煤，燃烧能量高了，钱也得出腰包了……
第六，吃得不如以前好。在牧区生活，他们每年可以宰杀自己的牲畜，富裕的牧户每个人拥有的羊肉量可达10只，每户宰杀一头牛，除此之外，牛奶以及奶食品也很多，除了自己消费，还可以把传统的、纯正的白食送给亲戚朋友、贵宾高客。再看新村的村民，他们没有了全部的羊，吃肉需到城里买，一掏腰包就心疼，只能买点蔬菜凑合着过。
第七，手紧没有余钱花。在牧区，他们每年都出售羊羔，生产投入比较少，每年都有结余。可是到了奶牛村，形势就大变样了。村民核算着卖奶钱勉强能够给奶牛买饲料的，这还得遇上好奶牛(当年下了犊，挤奶量每天在40斤以上)，一旦倒霉，遇上病牛、不下犊的或者产奶少的，眼看着钱往火坑里扔。
第八，村民有贷款，心理负担重。这些移民来到新村的时候，购买每头“黑白花”贷款15000元，他们在牧区，自给自足还有结余，而如今，刚进新村，就背上了欠债的包袱，他们心里总惦记贷款的事，因为移了几年大部分人没得钱挣，国家贷款要到期还不了贷款怎么办。
第九，生活困难，打工也难。这些人举家搬迁到城镇边缘，两三头奶牛一个人照顾是忙了些，但是为了生计，有些人准备去城镇打工，试过之后，才知打工难。他们大都来自牧区，文化程度不高甚至没有，汉语言也不太好，这样来到城里，也只能做些体力活。问题又随之出现，体力活城里没得干，即使干了活好多都不给钱，他们无奈，也不知怎么办。还有，即使有合适的工作，他们习惯了牧区自由自在的生活，来到城里被约束，有些不习惯，加上豪放的自然脾性，冲突事件常常发生。
第十，好客之情难以述表。蒙古人热情好客是公认的美德，在牧区，他们招待客人是有规矩的，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重，其中除了语言的表述，更重要的是通过饮食礼节来表达。如今，移到“奶牛村”的那些蒙古人，生产、饮食发生重大的变化，贵客登门，他们再也无法用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礼节表达他们敬客的心意。
当然，新村的村民们不喜欢现在的生活，理由多多，他们眷恋家乡，思念曾经美好的家园，向往那里和谐安宁，怀念那里的祖祖辈辈留给他们的一切……
改变的背后
蒙古族牧民世世代代的从事牧业生产，在历史的冲击中，定居代替了游牧，给游牧文化带来了重大的创伤，但是，在蒙古人身上仍然可以找到传统游牧文化的踪影，因为他们是蒙古人，流着蒙古民族的血，虽然告别了游牧，可是仍然还生活在这片大草原上，吃得是肉，喝的是奶和茶，在那片土地上可以去体味祖辈们的生活，品味祖先们留下来的传奇故事，尊崇祖先们的宗教信仰。
文化离不开生产生活，它是在生产生活中不断积累沉淀的产物，脱离开生产生活的文化要么被扭曲，要么就在沉默中消逝，远离曾经孕育他们的土地，作为历史的曾经或者神话，风俗与美德只能被传唱而无法世代传承。
草原游牧文化的产生、发展及传承与游牧生产、蒙古民族以及他们生活的大草原休戚相关。在近代历史的碰撞中，草原游牧文化不断的遭到冲击，但是，哪次冲击都没有像生态移民这样彻底。游牧变成定居，富有生态哲理的生产方式只能记载在历史的一页上，蒙古人虽然不能游牧了，但是，他们仍然在那片土地上从事着与他们的祖先相似的生产活动——畜牧业生产，离他们生活最近还是牛马羊和茫茫无际的草原，他们的生活、习俗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吃的仍然是肉，喝得仍然是奶和茶，信仰的仍然是“天”和“地”，他们沿袭着祖先的脚步，承载着祖先的文化在蹒跚。
如今，牧民变成了新村的村民，身份的改变表达了一切，他们虽然还向往大草原上奔马走将的生活，怀念饮酒吃肉的情趣，但是，这一切已经不能从头再来。他们的生产方式、生产对象彻底发生了改变，生活环境已经不再是草原，吃的、喝的、用的也被迫因为生产对象与生产方式的改变而改变，粗放的牧业生产被近似于精细的农业生产所代替，这种替代，是一种彻底的、无奈的代替，没有任何选择。这种改变不只是蒙古人生产、生活的改变，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草原游牧文化，在改变中不断受到冲击。
无法阻抑的冲击波
草原游牧文化千百年来在生活在大草原上的蒙古人中间世代传承，就像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经久不衰。生态移民工程改变了蒙古人的生活环境，这一过程和结果，剥离了蒙古人与大草原的关系，远离草原、远离放牧的蒙古人，是否能够一如既往地把草原游牧文化传承给他们的子孙，这将留给我们一个巨大的问号。
信仰找不到实体，图腾又成神话。信仰是一个民族精神的支柱，是蒙古族人民千百年来与自然和谐的最具权威的法则，对“天”和“地”的崇拜和尊重，是草原游牧文化得以形成、发展的动力源泉。原始的蒙古人，用“山”、“水”和“木”来替代无形的“天”和“地”，把尊重“天”和“地”延展到对自然生灵的尊重和保护。而如今，牧民变成了村民，离开了祖先文化传播的自然环境——美丽富饶的草原，对“天”和“地”的崇敬又会加载到哪里，没有实体的信仰又怎么延续，这一切都值得我们思考和质疑。
蒙古人敬天地的另一种表达就是祭祀山神——敖包。在他们生活的地方，不远就会有敖包，祭祀敖包是蒙古人非常隆重的事情，直至今天，那些蒙古“村民”都会坚定的说“祭祀敖包试探们永远都不会丢掉的事情”，然而，他们也会叹息的说，过去祭祀敖包非常隆重，每家都捐送牛羊，而现在，没了牛、没了羊，只能捐上点钱了，没有以前热闹隆重了，而且现在有些蒙古人居住的新村离原来生活的地方比较远，养奶牛也很忙，到了祭祀的时候，如果有时间还是会一家出个人参加的，如果实在脱不开身，也就不去了。就这样，一种信条，一种坚定的信条，将在这种无奈中不断遭到冲创，我们不敢肯定的说这一代会被冲创出什么结果，但可以推断的是，祭祀敖包的传统蒙古文化对于他们的后代来说也许只能成为传说。
马背民族——蒙古族，和马有着深厚的感情，马在蒙古族人的生产生活以及蒙古人创造辉煌历史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今，在奶牛村几乎看不到一匹马，“马上行国”的历史会因为马的消逝而中断，“马上行国”创造的游牧文化，是否也会因为马的消逝而逐渐远离蒙古人呢？
草原文化艺术，因为有草原而生，有草原而传唱，有草原而令人向往。勤劳勇敢的蒙古人与草原和谐相处，创造了具有民族特色的草原文化艺术，在草原上每个蒙古人都是好歌手，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留有蒙古人的血脉，更重要的是茫茫草原与草原上驰骋的骏马赋予了他们深厚的情感，像著名歌唱家拉苏荣说，“长调是草原上的歌，是马背上的歌离开草原是找不到长调感觉的，如果只有坐在沙发上的感觉，没有骑在马背上的感觉，是体会不到长调意境的”。
总之，草原、河流、骏马、羊群、蒙古包、敖包、长调……共同构建了一个和谐的天堂，蒙古人曾经在这个天堂纵意驰骋奔翔，骏马驮带着马背民族的时代子孙，追赶着羊群游荡在锡林河畔，悠久的历史沉淀下无比灿烂的辉煌。如今的蒙古族移民，无奈的远离自己的家乡，来到陌生的地方，草原、河流、骏马、羊群、蒙古包、敖包只能化作曾经的记忆在心头思念回荡。他们，只有一个梦想，有那么一天回到生我养我的家乡。
历史留有我们的遐想
社会是不断进步的，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可阻抑的历史潮流。在中国北方广阔的草原大地上，以牧业生产为主的民族——蒙古民族，以及他们千百年来创造的草原文化正在遭受新的挑战。草原退化、土地沙化是不可争辩的事实，但是，这一历史责任并不能全部归罪给我们勤劳勇敢的蒙古人。
保护传统游牧文化势在必行，这不但是科学家们的呼唤，更是蒙古民族的呼唤。一种文化的保护，不仅仅是作为历史的记载，永远陈列在博物馆里，让后代子孙瞻仰、感叹。草原游牧文化来自生产、生活，是保护草原的最好法则，我们不但要保护民族文化，更重要的是发挥民族文化对保护内蒙古大草原的积极作用，让这样悠久而又优秀的文化不断地在蒙古民族的血统里、在大草原上传承和发展。（节选）
内蒙古大草原并非是一个封闭的生态系统，尤其是近四五百年，大量移民的入侵及受农耕文化的影响，草原游牧文化的原始形态不断受到冲击和挑战。
移民不仅增加了内蒙古大草原的人口压力，更重要的是，这些移民还将农耕文化一并带入了内蒙古大草原，和草原游牧文化不断碰撞。据历史记载，明朝和清朝期间，有大量的农民移入内蒙古，他们在大草原上垦荒种田。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内蒙古为解决周边地区的困难或者说是全国之困难，国家允许东北三省，华北四省，南方诸省及宁夏、甘肃等西部地区迁入内蒙古，这一历史时期，内蒙古增加人口约600万。这种大量的汉民移入，不仅增加了人口压力，更重要的是不断改变蒙古族的原始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生产生活方式，种植业不断兴起，千百年来蒙古族用来进行畜牧业生产的草地遭到破坏。
20世纪80年代牧区实施的“草畜双承包”政策是效仿农区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制定的，而这一政策的实施，是蒙古民族由游牧转变为半游牧或定居的巨大转折点，素以游牧而闻名的时代从此成为历史。蒙古民族游牧生产方式的结束，从很大程度上阻断了游牧文化的传承、传播和发展，但是，蒙古人仍然生活在这片虽然已经退化了的大草原上，从事着与他们的祖先方式不同的生产活动，饮食种类、习俗、传统美德在他们身上仍有部分的保留和体现。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草原巨变
近些年，无论是科学研究、新闻媒体都在不断的报道内蒙古草地退化、沙化的惊人消息，也因此内蒙古大草原也就背负上“沙尘暴之源”的罪名，事实上内蒙古是受沙尘暴影响最为严重的地区，而这一点却常常被人们所忽略。
草地退化的主要缘由是草地超载，超载有源于人口过多，而“草畜双承包”的产物“围栏”又无形地加剧了草地承载强度。在典型草原地区，大面积的草地退化主要表现在植物种类减少、矮化，地面裸露，生产力下降；沙地植被减少，流沙横溢。而这种恶劣的环境，给当地的牧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不便，同时，频繁的自然灾害每年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锡林郭勒盟“围封转移”战略
为切实保护锡林郭勒草原生态环境，2001年，锡林郭勒盟提出“围封转移”战略，即通过围封禁牧、春季休牧、划区轮牧等措施，保护和恢复草原植被。在全盟生态环境极度恶化、已失去基本生存条件的地区，实施生态移民，对迁出区草场进行围封禁牧；对植被有一定再生能力的地区实行春季休牧或划区轮牧；农区大力推进退耕还林还草。因此，近些年在各地都相继出现了生态移民的踪影。截至2005年，锡林郭勒盟有9049户40250人告别了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曾经美丽富饶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成为生态移民。
解读生态移民的内涵
移民是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古老话题，中国移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在中国这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里。中国的移民大致可以简略地划分为四个时期，即先秦黄河中下游方向移民期；秦国统一至两宋时期从黄河中下游到长江中下游由北向南的移民期；元明清长江流域由东向西移民期及近代沿边多方向移民期。这些移民都属于生存移民，其目的是为了找到可以生存居住的地方，在内蒙古地区历史上生存移民也很多，主要的两次是明朝以后至清朝末期，另一次是建国初期，这两次移民过程是大量的汉族人口迁移到草原上使农耕文明逐渐渗透到草原上，内蒙古地区历史上的几次草原大开垦也与汉族人口的迁入有密切的关系。
生态移民和普通意义上的移民有所不同，它是为了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加快脱贫步伐将农牧民迁移到生态与环境较好的地方，这是我国近年来所实施的生态保护策略之一。内蒙古生态移民的基本思路，是以生态经济学原理为指导，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兼顾经济实力、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环境保护四个方面，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生态移民工程。实施围封转移战略，必须遵照三个原则：(1)迁出地已经恶劣到人们不可生存；(2)迁入地必须具备生存的条件，或者适于人类生存的条件；(3)迁移过程中移民从心理上、生活习惯上都应该能够适应一个转变过程。
新兴的“奶牛村”
锡林郭勒盟近几年由于实施“围封转移”战略，在各城镇边建立起了许多移民新村，这些新村以饲养奶牛而著称，因此又叫“奶牛村”。 奶牛村的村民大都是来自牧区的牧民，他们告别世代生活的草原，举家搬迁来到城镇边缘，开始了新的生活、新的生产。
移民新村实施统一建设规划，住房由国家补助和个人补贴，每户牧户集资2500元(正蓝旗桑根达来苏木)或者8000元(锡林浩特市)，其余费用由国家补贴，这样牧民可以分到2间砖瓦房(按户分配，不管每户有多少人)。
移民新村的生产活动主要饲养奶牛，牧民从牧区走进移民村后，告别了放牧，由个人出资(3000元)，国家贷款(15000元)，政府统一采购奶牛。新村的村民们每户一般有2~3头奶牛，也有仅有一头的，奶牛头数多的可以达到10头或者50头。
移民后，牧民原来的草地处理情况各地均有不同。在正蓝旗桑根达来苏木移民新村的村民，仍然拥有草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不能够在原来的草场上居住和放养牲畜，但是可以进行打草。而在锡林浩特市，政府给他们很少的补贴，便把草地收归。
新村村民说“在这里生活没有以前好”
移民新村的村民们普遍反映“在这里生活没有以前好”。当然，这种感觉并非没有根据，他们充足的理由和亲身的体会让我们对他们的说法没有任何怀疑。
第一，生活空间狭窄了，这是没有任何疑义的。他们生活在牧区的时候，每家少说也有几百亩草地，而今，他们生活的空间仅有两间房子和一个棚圈，总共加起来不到一百平方米，在辽阔的草原上祖祖辈辈生活，他们在草原上留下了美好的童年记忆，开阔、坦荡塑造了他们的性格与脾性，来到新村，自然会感觉到空间的狭小和生活的压抑，这种无形的束缚，对于他们来讲也是一种折磨。
第二，生活环境嘈杂了。过去他们生活在牧场里，少则几百亩大则几千甚至上万亩草地中仅有一户人家，他们从事牧业生产，在宽阔的空间里只有牛马羊的欢歌而没有汽车、工厂带给他们的嘈杂。
第三，邻里关系难处了。在牧区，他们生活的空间大，一个家庭和另一个家庭之间的距离比较远，除了有牲畜侵犯边界偶尔会产生邻里矛盾之外，一般不会因生活琐事造成邻里关系的紧张。而来到新村之后，生活空间的急剧减小拉近了邻里间的“距离”，两家虽没共处一室，但是共用一堵墙。邻里间的生产生活琐事由于“距离”的拉近，难免会发生这样那样的冲突，为了避免冲突，他们每天都过得小心翼翼，难怪很多人说自己过得累。
第四，生活节奏紧张了。在牧区，他们从事放牧生产，每天将牲畜(牛和羊为主)从圈里放出，牲畜自己就去吃草了，基本不需要人去管，牧场有网围栏，牲畜也不会走丢，而且到了晚上赶上头羊，它们自然就回到棚圈了。除了喂养简单之外，饲养的蒙古羊疾病少，防疫也简单。而如今养了奶牛，每天要给它们定时喂料、赶着牛去站上(挤奶站)挤奶，而且，奶牛比羊“娇气”，容易得病。总之，对于他们来说，养两头奶牛比养1000只羊累得多，他们不习惯这种生活节奏，很无奈。
第五，感觉生活开支大了。在牧区，他们的日常消耗主要来源于牲畜，比如燃烧的是羊砖，投资很小却永久可用的风力发电，吃的以肉食为主，花钱买蔬菜时候很少，廉价的砖茶和自己家挤得牛奶就能制作出营养丰富、味美可口的奶茶等等，习惯了自给自足的牧场生活的牧民如今进了城，这一进城不要紧，电费每月上了百，牛羊不能宰杀了，想吃还要买商品肉，燃料由粪变成煤，燃烧能量高了，钱也得出腰包了……
第六，吃得不如以前好。在牧区生活，他们每年可以宰杀自己的牲畜，富裕的牧户每个人拥有的羊肉量可达10只，每户宰杀一头牛，除此之外，牛奶以及奶食品也很多，除了自己消费，还可以把传统的、纯正的白食送给亲戚朋友、贵宾高客。再看新村的村民，他们没有了全部的羊，吃肉需到城里买，一掏腰包就心疼，只能买点蔬菜凑合着过。
第七，手紧没有余钱花。在牧区，他们每年都出售羊羔，生产投入比较少，每年都有结余。可是到了奶牛村，形势就大变样了。村民核算着卖奶钱勉强能够给奶牛买饲料的，这还得遇上好奶牛(当年下了犊，挤奶量每天在40斤以上)，一旦倒霉，遇上病牛、不下犊的或者产奶少的，眼看着钱往火坑里扔。
第八，村民有贷款，心理负担重。这些移民来到新村的时候，购买每头“黑白花”贷款15000元，他们在牧区，自给自足还有结余，而如今，刚进新村，就背上了欠债的包袱，他们心里总惦记贷款的事，因为移了几年大部分人没得钱挣，国家贷款要到期还不了贷款怎么办。
第九，生活困难，打工也难。这些人举家搬迁到城镇边缘，两三头奶牛一个人照顾是忙了些，但是为了生计，有些人准备去城镇打工，试过之后，才知打工难。他们大都来自牧区，文化程度不高甚至没有，汉语言也不太好，这样来到城里，也只能做些体力活。问题又随之出现，体力活城里没得干，即使干了活好多都不给钱，他们无奈，也不知怎么办。还有，即使有合适的工作，他们习惯了牧区自由自在的生活，来到城里被约束，有些不习惯，加上豪放的自然脾性，冲突事件常常发生。
第十，好客之情难以述表。蒙古人热情好客是公认的美德，在牧区，他们招待客人是有规矩的，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重，其中除了语言的表述，更重要的是通过饮食礼节来表达。如今，移到“奶牛村”的那些蒙古人，生产、饮食发生重大的变化，贵客登门，他们再也无法用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礼节表达他们敬客的心意。
当然，新村的村民们不喜欢现在的生活，理由多多，他们眷恋家乡，思念曾经美好的家园，向往那里和谐安宁，怀念那里的祖祖辈辈留给他们的一切……
改变的背后
蒙古族牧民世世代代的从事牧业生产，在历史的冲击中，定居代替了游牧，给游牧文化带来了重大的创伤，但是，在蒙古人身上仍然可以找到传统游牧文化的踪影，因为他们是蒙古人，流着蒙古民族的血，虽然告别了游牧，可是仍然还生活在这片大草原上，吃得是肉，喝的是奶和茶，在那片土地上可以去体味祖辈们的生活，品味祖先们留下来的传奇故事，尊崇祖先们的宗教信仰。
文化离不开生产生活，它是在生产生活中不断积累沉淀的产物，脱离开生产生活的文化要么被扭曲，要么就在沉默中消逝，远离曾经孕育他们的土地，作为历史的曾经或者神话，风俗与美德只能被传唱而无法世代传承。
草原游牧文化的产生、发展及传承与游牧生产、蒙古民族以及他们生活的大草原休戚相关。在近代历史的碰撞中，草原游牧文化不断的遭到冲击，但是，哪次冲击都没有像生态移民这样彻底。游牧变成定居，富有生态哲理的生产方式只能记载在历史的一页上，蒙古人虽然不能游牧了，但是，他们仍然在那片土地上从事着与他们的祖先相似的生产活动——畜牧业生产，离他们生活最近还是牛马羊和茫茫无际的草原，他们的生活、习俗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吃的仍然是肉，喝得仍然是奶和茶，信仰的仍然是“天”和“地”，他们沿袭着祖先的脚步，承载着祖先的文化在蹒跚。
如今，牧民变成了新村的村民，身份的改变表达了一切，他们虽然还向往大草原上奔马走将的生活，怀念饮酒吃肉的情趣，但是，这一切已经不能从头再来。他们的生产方式、生产对象彻底发生了改变，生活环境已经不再是草原，吃的、喝的、用的也被迫因为生产对象与生产方式的改变而改变，粗放的牧业生产被近似于精细的农业生产所代替，这种替代，是一种彻底的、无奈的代替，没有任何选择。这种改变不只是蒙古人生产、生活的改变，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草原游牧文化，在改变中不断受到冲击。
无法阻抑的冲击波
草原游牧文化千百年来在生活在大草原上的蒙古人中间世代传承，就像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经久不衰。生态移民工程改变了蒙古人的生活环境，这一过程和结果，剥离了蒙古人与大草原的关系，远离草原、远离放牧的蒙古人，是否能够一如既往地把草原游牧文化传承给他们的子孙，这将留给我们一个巨大的问号。
信仰找不到实体，图腾又成神话。信仰是一个民族精神的支柱，是蒙古族人民千百年来与自然和谐的最具权威的法则，对“天”和“地”的崇拜和尊重，是草原游牧文化得以形成、发展的动力源泉。原始的蒙古人，用“山”、“水”和“木”来替代无形的“天”和“地”，把尊重“天”和“地”延展到对自然生灵的尊重和保护。而如今，牧民变成了村民，离开了祖先文化传播的自然环境——美丽富饶的草原，对“天”和“地”的崇敬又会加载到哪里，没有实体的信仰又怎么延续，这一切都值得我们思考和质疑。
蒙古人敬天地的另一种表达就是祭祀山神——敖包。在他们生活的地方，不远就会有敖包，祭祀敖包是蒙古人非常隆重的事情，直至今天，那些蒙古“村民”都会坚定的说“祭祀敖包试探们永远都不会丢掉的事情”，然而，他们也会叹息的说，过去祭祀敖包非常隆重，每家都捐送牛羊，而现在，没了牛、没了羊，只能捐上点钱了，没有以前热闹隆重了，而且现在有些蒙古人居住的新村离原来生活的地方比较远，养奶牛也很忙，到了祭祀的时候，如果有时间还是会一家出个人参加的，如果实在脱不开身，也就不去了。就这样，一种信条，一种坚定的信条，将在这种无奈中不断遭到冲创，我们不敢肯定的说这一代会被冲创出什么结果，但可以推断的是，祭祀敖包的传统蒙古文化对于他们的后代来说也许只能成为传说。
马背民族——蒙古族，和马有着深厚的感情，马在蒙古族人的生产生活以及蒙古人创造辉煌历史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今，在奶牛村几乎看不到一匹马，“马上行国”的历史会因为马的消逝而中断，“马上行国”创造的游牧文化，是否也会因为马的消逝而逐渐远离蒙古人呢？
草原文化艺术，因为有草原而生，有草原而传唱，有草原而令人向往。勤劳勇敢的蒙古人与草原和谐相处，创造了具有民族特色的草原文化艺术，在草原上每个蒙古人都是好歌手，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留有蒙古人的血脉，更重要的是茫茫草原与草原上驰骋的骏马赋予了他们深厚的情感，像著名歌唱家拉苏荣说，“长调是草原上的歌，是马背上的歌离开草原是找不到长调感觉的，如果只有坐在沙发上的感觉，没有骑在马背上的感觉，是体会不到长调意境的”。
总之，草原、河流、骏马、羊群、蒙古包、敖包、长调……共同构建了一个和谐的天堂，蒙古人曾经在这个天堂纵意驰骋奔翔，骏马驮带着马背民族的时代子孙，追赶着羊群游荡在锡林河畔，悠久的历史沉淀下无比灿烂的辉煌。如今的蒙古族移民，无奈的远离自己的家乡，来到陌生的地方，草原、河流、骏马、羊群、蒙古包、敖包只能化作曾经的记忆在心头思念回荡。他们，只有一个梦想，有那么一天回到生我养我的家乡。
历史留有我们的遐想
社会是不断进步的，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可阻抑的历史潮流。在中国北方广阔的草原大地上，以牧业生产为主的民族——蒙古民族，以及他们千百年来创造的草原文化正在遭受新的挑战。草原退化、土地沙化是不可争辩的事实，但是，这一历史责任并不能全部归罪给我们勤劳勇敢的蒙古人。
保护传统游牧文化势在必行，这不但是科学家们的呼唤，更是蒙古民族的呼唤。一种文化的保护，不仅仅是作为历史的记载，永远陈列在博物馆里，让后代子孙瞻仰、感叹。草原游牧文化来自生产、生活，是保护草原的最好法则，我们不但要保护民族文化，更重要的是发挥民族文化对保护内蒙古大草原的积极作用，让这样悠久而又优秀的文化不断地在蒙古民族的血统里、在大草原上传承和发展。（节选）
锡尼河事件
1945年8月11日，今鄂温克族自治旗锡尼河地区爆发了呼伦贝尔现代史上反抗日本的重大事件，即锡尼河事件。在这一事件中，伪满第十军管区中将司令官郭文林、少将参谋长正珠尔扎布在带领所属部队南下途中，于锡尼河地区打死部队内的30余名日本军官，而后集体向苏联红军投诚，从而加速了包括呼伦贝尔在内的我国东北地区的解放。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一重大事件在呼伦贝尔、在内蒙古自治区却鲜有人知，更不为史学著作和相关的书籍所收录，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适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笔者经过两三年的努力，有幸在中央档案馆查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档案，从而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现拟就郭文林本人、锡尼河事件及其影响，以及若干思考做一阐述，以期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取得共识，推动对呼伦贝尔现代史的研究。
一、郭文林其人其事
郭文林，别名彬儒，原名色尔曾格，达斡尔族，郭布勒哈拉，生于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今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托海镇人。其父、伯父均在当时的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中任职。青少年时代，郭文林受过良好的教育，先后于1914年、1920年入海拉尔蒙旗两级学校、蒙旗中学学习，1922～1926年就读于齐齐哈尔黑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赴北平蒙藏学校学习。1928年，经呼伦道尹赵仲仁①和日本陆军步兵少佐寺田利光②的介绍，东渡日本，先是在东京善邻学僚学习日语，后于次年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骑兵科，10月又入陆军士官学校本科学习，直至1931年7月毕业回家。“9·18”事变后，郭文林一度参与蒙古自治运动(主要是招募少数民族青年到日本军队受训，约5个月)。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前后，郭文林追随凌升③参与“满洲国”的“建国”活动，并经伪满兴安北分省省长凌升的推荐，被委任为骑兵上校、伪满执政府侍卫官兼护军统领，后以护军统领任禁卫步兵团团长，主要负责“执政府”的警备、警卫任务。
正当郭文林感到踌躇满志的时候，1936年4月，兴安北省省长凌升等4人被日本关东军以“通蒙通苏”的罪名杀害，一大批人受到株连，郭文林的父亲、伯父也被罢官免职，不久先后离开人世。郭文林是凌升的近亲，又曾被推荐任军职，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对他进行了多次“讯问”，原拟定去日本陆军大学学习的机会因此被取销。因没有证据和出于统治的需要，只好解除对他的怀疑。这一期间，郭文林于1935年10月至1936年10月人奉天伪满陆军训练专科班学习，结业后任伪满宫内府上校侍从武官。凌升事件对郭文林是有影响的，他不相信日本特务机关强加给凌升等人的罪名，也为自己所受到的“讯问”不满，但这只能埋在自己的内心深处。
1938年9月，郭文林调任伪满兴安军管区参谋长，次年晋衔少将。其间，郭文林以军管区参谋长身份，负责对到华北参加“讨伐”的甘珠支队的后方勤务事宜；“诺门罕”事件爆发后，先后负责编成乌尔部队、野村部队，赴中蒙边境，同时担任参加诺门罕作战的伪满兴安军后方勤务，并于事件之后“统裁”在诺门罕取得的教训和作战经验，研究对苏作战。当然，这一事件也使他意识到日本军国主义在利用少数民族士兵充当炮灰，与“外蒙古”士兵互相残杀，对他内心深处是有所触动的。
1940年2月，伪满治安部改编兴安军和撤销兴安军管区，郭文林以伪满兴安军管区参谋长转任伪满第二师师长(第二师直属伪满第九军管区)。次年3月，升任伪满第九军管区司令官(司令部驻通辽)，1942年8月又代行防卫司令官职务。这一期间，出于军事行动和治安部的命令，在军管区内开始修筑公路、架设桥梁，新设粮秣囤集所，加强搜收武器弹药。这一命令的强制实施，使大批居住国境附近的老百姓不得不背井离乡，流离失所。适值冬季，又使许多百姓因饥饿寒冷而在半途中死亡，就是侥幸抵达指定地点后，又因为无住房而不得不挖洞居窑过冬。据郭文林自己的交待，“那年冬季在围场附近猖狂的流行了百斯笃，而死去了一百余名”。
1943年3月，郭文林调任伪满兴安陆军军官学校校长(校址设今兴安盟乌兰浩特)。1944年12月，晋级中将军衔，升任伪满第十军管区司令官(司令部驻海拉尔)。军管区下辖骑兵47团、48团和炮兵营(均驻南屯——今鄂温克旗巴彦托海镇)、辎重营、通讯队、汽车班、陆军看守所、军事部海拉尔病院，司令部的编成包括参谋处、副官处、军需处、军法处、兵器处、兽医处、军医处等，各处处长均由日本校级军官担任，全军管区共约2000余人。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日本侵略军已有穷途末路之感，难逃失败的厄运。郭文林上任后，即按伪满军事部的部署，命令所属部队分别到即设防线构筑工事，以应付突然事变的发生。
综上所述，郭文林在东北沦陷时期为伪满洲国的统治、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统治是卖力的，是为他们所信任的。正因为如此，其职务与军衔不断上升，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由一名军校学生升至中将司令官，被委以重任。然而，还有另一面。如前所述，1936年4月的凌升事件，1939年夏季的诺门罕事件，以及随之而来的日本侵略军在太平洋战场不断战败和德国的投降，这些不能不对他有所触动，不能不使他认识到日本统治的残暴，不能不认识到伪满洲国统治的垮台和日本军国主义难逃失败的下场。而这些内心深处的变化，为其以后顺应形势的发展，进而领导锡尼河事件提供了思想方面的准备。
二、锡尼河事件
1945年8月8日，根据雅尔塔协议，苏联对日本国宣战。9日凌晨，苏联红军飞机开始轰炸海拉尔的日伪军军事设施，并向边界一侧的日军守备队发动进攻。上午9时许，驻海拉尔地区日军司令野村登龟江少将派参谋到军管区司令部，在说明苏军进攻情况后，命令第十军管区所属部队当日向第一、二防区——大兴安岭南麓一带出发，抵达后固守阵地，阻止苏军前进，不得已时向扎兰屯逐次撤退。当日下午5时，郭文林与参谋长正珠尔扎布率司令部及部分部队抵达南屯，与那里的骑兵50团、51团留守部队会合。撤离海拉尔时，按日军司令官的命令，郭文林下令烧毁司令部的20余所房屋和百余间的物资武器仓库、营房，以及大批文件、档案等。
10日凌晨两点，郭文林率领所属部队500多人由南屯出发，出发时，又烧毁那里的兵营、仓库和军官宿舍。当日上午，部队抵达锡尼河地区休息。还在部队行军途中和抵达锡尼河地区后，郭文林与参谋长正珠尔扎布④商议目前的形势，感到再继续追随日本军国主义肯定没有好下场，唯一的出路就是趁此机会，打死部队内的日本军官，然后向苏军投诚。此事决定下来以后，遂由正珠尔扎布找一些可靠的蒙古族军官秘密商议具体行动方案，决定首先把非武装人员、病患者(包括日本人)送到后方扎兰屯；其次，力争全部打死部队内的日本军官，而后投降苏军，行动时间定在8月11日上午。
部队在锡尼河休息时，司令部内的日本军官反对郭文林和正珠尔扎布下达的“就地构筑工事，整顿待命”的命令，要求部队火速进入防区，阻击苏军。正在此时，苏联飞机空投传单，号召伪满官兵认清形势，消灭日本侵略军，向苏军投诚。苏军传单在部队内引起很大震动，亦坚定了郭、正两人率部起义的决心与信心。为慎重起见，10日晚再次召集军官会议，决定在第二天早晨部队行动时，由参谋长正珠尔扎布发出信号后一起动手。
8月11日早晨，全军向兴安岭进发(实际上这是计划的一部分，用以迷惑日本军官)，日本军官则毫无警惕地骑着马走在部队中间。当部队行至锡尼河庙东面不远的地方时，由正珠尔扎布发出“军队向后退”的命令和连长玛格斯尔连放3枪以后，部队内知情的官兵开始动手消灭日本军官。经过几十分钟激战，除跑掉几人外，共有20多名日本军官和军士被打死。据正珠尔扎布在1954年9月的一份交待材料中称，这些被打死的日本军官有：高级副官南作太郎中校、参谋处富泽吉沿上尉、副官川龙上尉、军需处长官岛中校、军需处小和口信中尉、军需佐藤稔中尉、军需佐藤中尉、兽医处大井敏中校、松本少校、辎重队长酒井顺平中校、炮兵营长大岛少校、炮兵营连长工泽上尉、炮兵营某少尉、通讯队长森三次少校、骑兵第50团副平泽保少校(在苏联听说跑出去了)、骑兵第51团副伊势荣作少校、兽医冈田中尉(在苏联听说跑出去了)、兽医森村中尉、辎重连长山本上尉、宪兵团长内泽伊中校、宪兵平井上尉、宪兵某中尉和通讯队军属三、四名、副官处军属两名等。
应该说，这一事件的策划是比较周密的，起事也完全获得了成功，从而为呼伦贝尔现代史留下了极为光辉和有深远影响的一页。事后，全军将士将伪满军的帽徽肩章全部摘下，部队改称为“兴蒙汉第一军”。同时，请当时的索伦旗旗长色仁⑤(布里亚特蒙古族，郭文林的俄语老师)做特使，携带由正珠尔扎布口述、色仁执笔的俄文投诚书，向苏军接洽投诚事宜。鉴于海拉尔方向尚有日本军队，遂决定向乌兰哈热嘎那(今鄂温克旗南部)苏军投诚。12日，根据事先约定，全军渡过伊敏河，在指定地点放下武器，正式向苏军投诚。随后，郭、正两人和郭的副官鄂信台被苏军送往后方指挥部。13日，苏军飞机空投印有郭、正两人照片的《郭文林、正珠尔扎布劝降伪军将士通告书》，号召第十军管区其他部队放下武器，向苏军投诚。正是在这一事件的影响下，在南线红花尔基修筑工事的骑兵50团700余人、在北线哈克一带构筑工事的骑兵51团400余人，在金永福、郭美郎上校团长的带领下，分别打死部队内的日本军官，于8月15日前后分别向苏军投诚。此后，苏军将第十军管区的部队收容在蒙古境内，由于管理不善和疾病流行，有不少人死于收容之中。一个多月以后，苏军将所剩人员全部遣回海拉尔原日军兵营内，修筑苏军烈士纪念塔，完工后经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请求，于1946年初全部释放回家(笔者的父亲额尔敦巴图，时任中尉排长，当时即在哈克一带，亲眼目睹了打死日本人的一幕，亦参加了修筑纪念塔工程)。
三、锡尼河事件的影响、意义
如前所述，郭文林、正珠尔扎布领导和发动锡尼河事件决不是偶然的。这里既有日本关东军一系列的倒行逆施而引发的民族意识觉醒，又有形势出人意料的发展促使其猛醒而有此一举。当然，这里有“被迫”的性质，如果没有苏联对日本宣战，没有苏联红军的全面进攻，他们或许不会发动锡尼河事件，至少不会在8月11日起事。但是，我们还要注意，在当时——8月10日，苏联红军还没有对郭、正两人领导的部队形成军事压力，他们之间还没有发生冲突或战斗。他们是在得知苏联已对日本宣战，在南下途中认识到日本已无可避免地战败、再继续追随下去没有出路的情况下，决定打死日本军官向苏军投诚的。在这点上说，他们还是能认清形势的，能够在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毅然决然走上光明之路，这点我们是应该肯定的。由郭、正两人率部起义，我们还可以想到，在解放战争时期，特别是后期，许多国民党军队不正是迫于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压力而不得不投诚的吗?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所以，无论是主动也好，被迫也好，锡尼河事件在当时的影响和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这是自1932年12月日本军队侵占呼伦贝尔地区以后，第一起由少数民族领导和发动、主要由少数民族士兵参加的自上而下的武装起义，且是成建制的部队参加(这远比同日发生在葛根庙8·11起义规模大的多，其领导人级别之高、参与士兵之广、打死日本军官之多，都是葛根庙起义无法相比的)，这在当时内蒙古地区是绝无仅有的，其意义不可低估。
其二，由于郭文林、正珠尔扎布领导第十军管区主力部队的投诚，加速了日本军队在呼伦贝尔地区的崩溃，加速了苏联红军解放呼伦贝尔、进而解放我国东北地区的进程。
其三，由于第十军管区主力部队迅速起义投诚，从而避免了一场与苏联红军抗衡的流血战争，也使大批少数民族士兵避免了在无谓的抵抗中充当炮灰的下场，并使自己获得了一条出路。
其四，第十军管区起义投诚的部队在被苏军收容期间，由于苏、蒙方人员的教育与开导，初步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因而在被释放以后，有不少人参加了革命，参加内蒙古自治军，为新中国的诞生贡献自己的力量。
总之，锡尼河事件我们是应该肯定的，尽管其动机可能“不纯”，但它所带来的影响和意义却是不可低估的。如果说1932年10月苏炳文⑥在海拉尔率部誓师抗日，打响了呼伦贝尔地区反对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枪，那么，1945年8月，郭文林、正珠尔扎布顺应历史潮流，率部起义，则为呼伦贝尔地区反对外来侵略者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郭、正两人率部在锡尼河地区的壮举，将在呼伦贝尔地区各族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将在呼伦贝尔的现代史上，永远留下光辉的一页。
四、由锡尼河事件引发的思考
郭文林、正珠尔扎布率部投诚以后，苏军先是将他们带往蒙古的塔木斯克布勒嘎收容，后将其与溥仪等伪满重要官员和日军高级将领关押在苏联哈布茹斯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方于1950年7月将溥仪、郭文林在内的前伪满重要官员由绥芬河口岸移交给中国，并被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1959年12月，国家主席刘少奇签署特赦令，郭文林走出战犯管理所的大门。他先是在呼和浩特长子家中居住，后安置到玉泉区废品收购站、木器厂工作。由于年龄的关系，子女劝他不要再工作，他说我还得干，还要接受劳动改造(每月有40多元的收入)。当他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选民证时，很激动，说自己重新做人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他身份特殊，有关方面出面保护，未受到冲击。1969年9月5日，郭文林因患脑溢血，猝死于呼和浩特医院，终年63岁。一代伪满洲国的中将司令官就这样默默走完了自己最后10年的人生之路。是悲剧还是别的什么?我以为，在其最后10年，甚至再向前延伸十几年，在总共20多年的人生道路上，总让人感觉到他的后半生带有苦涩味，读来感到不顺畅。同时，不能不引发我们的若干思考：
第一、新中国成立以后，由国家宣判定为战争罪犯的，特别是少数民族战争罪犯，在内蒙古自治区仅有几人。前文提到的正珠尔扎布是其一，其二为正的兄长甘珠尔扎布，郭文林是第三位。以民族而论，前两人为蒙古族，郭是达斡尔族，亦是达斡尔族中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战争罪犯。
第二、在国家先后几批特赦的国民党将军战争罪犯，多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在战场上被俘的，作为战犯——改造10年或10多年，那是应该的，理应如此。郭文林不是被俘的，而是率部反正以后被拘押的。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他不可能率部向中共武装投诚，那时这里还没中共的组织，也没有它所领导的武装力量——那都是近一年以后的事。他只能率部向苏军投诚，难道是投错了门?
第三、1957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曾派专人到海拉尔，以了解郭、正两人供述的于日本投降前投降苏军的真实情况。尽管在结论中称郭、正两人率部投诚“具有被迫性质，在投降前是另有打算的，在其到外蒙的企图不能实现后才不得已投降了苏军”，但仍认为“二犯于日本投降前率队投降苏军是肯定的”。既然主要事实是肯定的，为什么还要把他们当做战犯?或许他们的这一举动不足以弥补、减轻他们在过去十几年犯下的罪过，因而在量刑时不予考虑。或许这件事还不算大，还不到认真考虑的程度，因而在量刑时“疏忽”过去。显然，在肯定这一事件与认定战犯之间有着某种差异，这是比较少见的，是特殊的个例。
第四、如果说上述三点还可以忽略过去的话，那么，这第四点则实在不能不是一个遗憾。在笔者目前所见的图书史册（指正式公开出版发行者）中，无一提到锡尼河事件，也很少有人去谈论它。外界不了解倒也罢了，可悲的是我们自己、呼伦贝尔，也是一问很多人不知道，这难道不是一个遗憾吗？适值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锡尼河事件60周年，我们有责任、有必要去纪念这一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深入发掘相关资料，促进对呼伦贝尔现代史的研究。
郭文林或许是个悲剧式的人物，由他，我们还想到了苏炳文，他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也遭到了厄运。但是，他们俩人所领导和发动的海满抗战、锡尼河事件，却是惊天动地、意义深远的。
注释：
①赵仲仁，曾任呼伦贝尔善后督办兼交涉员、呼伦贝尔道尹。日本侵占黑龙江省后，沦落为汉轩。后因与同为汉奸的程志远（时任伪满洲国参议府参议）有隙，为其所杀。
②寺田利光（1884~1937），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毕业，后选送东京外语大学学习。曾长期在呼伦贝尔从事特务活动。日本侵占呼伦贝尔地区后，任兴安北省警备军顾问，大佐军衔。
③凌升（1886~1936），字云志，达斡尔族，莫日登哈拉，今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曾任额鲁特旗总管、署理索伦右翼总管等职。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任兴安北省省长。因对日本统治不满，遂于1936年4月被日本关东军以“通蒙通苏”罪名杀害于长春。
④正珠尔扎布（1906~1968），又名韩信宝、韩绍德，蒙古族，原卓索图盟土默特左旗人。其父巴布扎布，曾从事“满蒙独立”活动，后被打死。正珠尔扎布曾赴日本士官学校炮兵科学习。1937年后任伪满骑兵上校、兴安军管区上校参谋长等职。1943年3月任伪满第十军管区少将参谋长。1950年与郭文林等一起由苏联移交中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60年特赦，安置在海拉尔苗圃工作，1968年2月自缢身亡。
⑤色仁（1897~1953），布里亚特蒙古族。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随同全家迁居呼伦贝尔锡尼河地区。曾任额尔古纳左翼旗、索伦旗旗长、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政务处处长等职。
⑥苏炳文（1882~1975），字翰章，辽宁省新民县人。1914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曾历任东北军上校参谋长、团长、少将旅长、师长、黑龙江省军务督办公署中将参谋长、步兵15旅中将旅长兼呼伦贝尔警备司令。哈满护路军司令。新中国成立后，任黑龙江省政协常委，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作者：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档案史志局 副编审）
一、郭文林其人其事
郭文林，别名彬儒，原名色尔曾格，达斡尔族，郭布勒哈拉，生于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今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托海镇人。其父、伯父均在当时的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中任职。青少年时代，郭文林受过良好的教育，先后于1914年、1920年入海拉尔蒙旗两级学校、蒙旗中学学习，1922～1926年就读于齐齐哈尔黑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赴北平蒙藏学校学习。1928年，经呼伦道尹赵仲仁①和日本陆军步兵少佐寺田利光②的介绍，东渡日本，先是在东京善邻学僚学习日语，后于次年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骑兵科，10月又入陆军士官学校本科学习，直至1931年7月毕业回家。“9·18”事变后，郭文林一度参与蒙古自治运动(主要是招募少数民族青年到日本军队受训，约5个月)。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前后，郭文林追随凌升③参与“满洲国”的“建国”活动，并经伪满兴安北分省省长凌升的推荐，被委任为骑兵上校、伪满执政府侍卫官兼护军统领，后以护军统领任禁卫步兵团团长，主要负责“执政府”的警备、警卫任务。
正当郭文林感到踌躇满志的时候，1936年4月，兴安北省省长凌升等4人被日本关东军以“通蒙通苏”的罪名杀害，一大批人受到株连，郭文林的父亲、伯父也被罢官免职，不久先后离开人世。郭文林是凌升的近亲，又曾被推荐任军职，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对他进行了多次“讯问”，原拟定去日本陆军大学学习的机会因此被取销。因没有证据和出于统治的需要，只好解除对他的怀疑。这一期间，郭文林于1935年10月至1936年10月人奉天伪满陆军训练专科班学习，结业后任伪满宫内府上校侍从武官。凌升事件对郭文林是有影响的，他不相信日本特务机关强加给凌升等人的罪名，也为自己所受到的“讯问”不满，但这只能埋在自己的内心深处。
1938年9月，郭文林调任伪满兴安军管区参谋长，次年晋衔少将。其间，郭文林以军管区参谋长身份，负责对到华北参加“讨伐”的甘珠支队的后方勤务事宜；“诺门罕”事件爆发后，先后负责编成乌尔部队、野村部队，赴中蒙边境，同时担任参加诺门罕作战的伪满兴安军后方勤务，并于事件之后“统裁”在诺门罕取得的教训和作战经验，研究对苏作战。当然，这一事件也使他意识到日本军国主义在利用少数民族士兵充当炮灰，与“外蒙古”士兵互相残杀，对他内心深处是有所触动的。
1940年2月，伪满治安部改编兴安军和撤销兴安军管区，郭文林以伪满兴安军管区参谋长转任伪满第二师师长(第二师直属伪满第九军管区)。次年3月，升任伪满第九军管区司令官(司令部驻通辽)，1942年8月又代行防卫司令官职务。这一期间，出于军事行动和治安部的命令，在军管区内开始修筑公路、架设桥梁，新设粮秣囤集所，加强搜收武器弹药。这一命令的强制实施，使大批居住国境附近的老百姓不得不背井离乡，流离失所。适值冬季，又使许多百姓因饥饿寒冷而在半途中死亡，就是侥幸抵达指定地点后，又因为无住房而不得不挖洞居窑过冬。据郭文林自己的交待，“那年冬季在围场附近猖狂的流行了百斯笃，而死去了一百余名”。
1943年3月，郭文林调任伪满兴安陆军军官学校校长(校址设今兴安盟乌兰浩特)。1944年12月，晋级中将军衔，升任伪满第十军管区司令官(司令部驻海拉尔)。军管区下辖骑兵47团、48团和炮兵营(均驻南屯——今鄂温克旗巴彦托海镇)、辎重营、通讯队、汽车班、陆军看守所、军事部海拉尔病院，司令部的编成包括参谋处、副官处、军需处、军法处、兵器处、兽医处、军医处等，各处处长均由日本校级军官担任，全军管区共约2000余人。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日本侵略军已有穷途末路之感，难逃失败的厄运。郭文林上任后，即按伪满军事部的部署，命令所属部队分别到即设防线构筑工事，以应付突然事变的发生。
综上所述，郭文林在东北沦陷时期为伪满洲国的统治、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统治是卖力的，是为他们所信任的。正因为如此，其职务与军衔不断上升，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由一名军校学生升至中将司令官，被委以重任。然而，还有另一面。如前所述，1936年4月的凌升事件，1939年夏季的诺门罕事件，以及随之而来的日本侵略军在太平洋战场不断战败和德国的投降，这些不能不对他有所触动，不能不使他认识到日本统治的残暴，不能不认识到伪满洲国统治的垮台和日本军国主义难逃失败的下场。而这些内心深处的变化，为其以后顺应形势的发展，进而领导锡尼河事件提供了思想方面的准备。
二、锡尼河事件
1945年8月8日，根据雅尔塔协议，苏联对日本国宣战。9日凌晨，苏联红军飞机开始轰炸海拉尔的日伪军军事设施，并向边界一侧的日军守备队发动进攻。上午9时许，驻海拉尔地区日军司令野村登龟江少将派参谋到军管区司令部，在说明苏军进攻情况后，命令第十军管区所属部队当日向第一、二防区——大兴安岭南麓一带出发，抵达后固守阵地，阻止苏军前进，不得已时向扎兰屯逐次撤退。当日下午5时，郭文林与参谋长正珠尔扎布率司令部及部分部队抵达南屯，与那里的骑兵50团、51团留守部队会合。撤离海拉尔时，按日军司令官的命令，郭文林下令烧毁司令部的20余所房屋和百余间的物资武器仓库、营房，以及大批文件、档案等。
10日凌晨两点，郭文林率领所属部队500多人由南屯出发，出发时，又烧毁那里的兵营、仓库和军官宿舍。当日上午，部队抵达锡尼河地区休息。还在部队行军途中和抵达锡尼河地区后，郭文林与参谋长正珠尔扎布④商议目前的形势，感到再继续追随日本军国主义肯定没有好下场，唯一的出路就是趁此机会，打死部队内的日本军官，然后向苏军投诚。此事决定下来以后，遂由正珠尔扎布找一些可靠的蒙古族军官秘密商议具体行动方案，决定首先把非武装人员、病患者(包括日本人)送到后方扎兰屯；其次，力争全部打死部队内的日本军官，而后投降苏军，行动时间定在8月11日上午。
部队在锡尼河休息时，司令部内的日本军官反对郭文林和正珠尔扎布下达的“就地构筑工事，整顿待命”的命令，要求部队火速进入防区，阻击苏军。正在此时，苏联飞机空投传单，号召伪满官兵认清形势，消灭日本侵略军，向苏军投诚。苏军传单在部队内引起很大震动，亦坚定了郭、正两人率部起义的决心与信心。为慎重起见，10日晚再次召集军官会议，决定在第二天早晨部队行动时，由参谋长正珠尔扎布发出信号后一起动手。
8月11日早晨，全军向兴安岭进发(实际上这是计划的一部分，用以迷惑日本军官)，日本军官则毫无警惕地骑着马走在部队中间。当部队行至锡尼河庙东面不远的地方时，由正珠尔扎布发出“军队向后退”的命令和连长玛格斯尔连放3枪以后，部队内知情的官兵开始动手消灭日本军官。经过几十分钟激战，除跑掉几人外，共有20多名日本军官和军士被打死。据正珠尔扎布在1954年9月的一份交待材料中称，这些被打死的日本军官有：高级副官南作太郎中校、参谋处富泽吉沿上尉、副官川龙上尉、军需处长官岛中校、军需处小和口信中尉、军需佐藤稔中尉、军需佐藤中尉、兽医处大井敏中校、松本少校、辎重队长酒井顺平中校、炮兵营长大岛少校、炮兵营连长工泽上尉、炮兵营某少尉、通讯队长森三次少校、骑兵第50团副平泽保少校(在苏联听说跑出去了)、骑兵第51团副伊势荣作少校、兽医冈田中尉(在苏联听说跑出去了)、兽医森村中尉、辎重连长山本上尉、宪兵团长内泽伊中校、宪兵平井上尉、宪兵某中尉和通讯队军属三、四名、副官处军属两名等。
应该说，这一事件的策划是比较周密的，起事也完全获得了成功，从而为呼伦贝尔现代史留下了极为光辉和有深远影响的一页。事后，全军将士将伪满军的帽徽肩章全部摘下，部队改称为“兴蒙汉第一军”。同时，请当时的索伦旗旗长色仁⑤(布里亚特蒙古族，郭文林的俄语老师)做特使，携带由正珠尔扎布口述、色仁执笔的俄文投诚书，向苏军接洽投诚事宜。鉴于海拉尔方向尚有日本军队，遂决定向乌兰哈热嘎那(今鄂温克旗南部)苏军投诚。12日，根据事先约定，全军渡过伊敏河，在指定地点放下武器，正式向苏军投诚。随后，郭、正两人和郭的副官鄂信台被苏军送往后方指挥部。13日，苏军飞机空投印有郭、正两人照片的《郭文林、正珠尔扎布劝降伪军将士通告书》，号召第十军管区其他部队放下武器，向苏军投诚。正是在这一事件的影响下，在南线红花尔基修筑工事的骑兵50团700余人、在北线哈克一带构筑工事的骑兵51团400余人，在金永福、郭美郎上校团长的带领下，分别打死部队内的日本军官，于8月15日前后分别向苏军投诚。此后，苏军将第十军管区的部队收容在蒙古境内，由于管理不善和疾病流行，有不少人死于收容之中。一个多月以后，苏军将所剩人员全部遣回海拉尔原日军兵营内，修筑苏军烈士纪念塔，完工后经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请求，于1946年初全部释放回家(笔者的父亲额尔敦巴图，时任中尉排长，当时即在哈克一带，亲眼目睹了打死日本人的一幕，亦参加了修筑纪念塔工程)。
三、锡尼河事件的影响、意义
如前所述，郭文林、正珠尔扎布领导和发动锡尼河事件决不是偶然的。这里既有日本关东军一系列的倒行逆施而引发的民族意识觉醒，又有形势出人意料的发展促使其猛醒而有此一举。当然，这里有“被迫”的性质，如果没有苏联对日本宣战，没有苏联红军的全面进攻，他们或许不会发动锡尼河事件，至少不会在8月11日起事。但是，我们还要注意，在当时——8月10日，苏联红军还没有对郭、正两人领导的部队形成军事压力，他们之间还没有发生冲突或战斗。他们是在得知苏联已对日本宣战，在南下途中认识到日本已无可避免地战败、再继续追随下去没有出路的情况下，决定打死日本军官向苏军投诚的。在这点上说，他们还是能认清形势的，能够在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毅然决然走上光明之路，这点我们是应该肯定的。由郭、正两人率部起义，我们还可以想到，在解放战争时期，特别是后期，许多国民党军队不正是迫于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压力而不得不投诚的吗?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所以，无论是主动也好，被迫也好，锡尼河事件在当时的影响和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这是自1932年12月日本军队侵占呼伦贝尔地区以后，第一起由少数民族领导和发动、主要由少数民族士兵参加的自上而下的武装起义，且是成建制的部队参加(这远比同日发生在葛根庙8·11起义规模大的多，其领导人级别之高、参与士兵之广、打死日本军官之多，都是葛根庙起义无法相比的)，这在当时内蒙古地区是绝无仅有的，其意义不可低估。
其二，由于郭文林、正珠尔扎布领导第十军管区主力部队的投诚，加速了日本军队在呼伦贝尔地区的崩溃，加速了苏联红军解放呼伦贝尔、进而解放我国东北地区的进程。
其三，由于第十军管区主力部队迅速起义投诚，从而避免了一场与苏联红军抗衡的流血战争，也使大批少数民族士兵避免了在无谓的抵抗中充当炮灰的下场，并使自己获得了一条出路。
其四，第十军管区起义投诚的部队在被苏军收容期间，由于苏、蒙方人员的教育与开导，初步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因而在被释放以后，有不少人参加了革命，参加内蒙古自治军，为新中国的诞生贡献自己的力量。
总之，锡尼河事件我们是应该肯定的，尽管其动机可能“不纯”，但它所带来的影响和意义却是不可低估的。如果说1932年10月苏炳文⑥在海拉尔率部誓师抗日，打响了呼伦贝尔地区反对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枪，那么，1945年8月，郭文林、正珠尔扎布顺应历史潮流，率部起义，则为呼伦贝尔地区反对外来侵略者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郭、正两人率部在锡尼河地区的壮举，将在呼伦贝尔地区各族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将在呼伦贝尔的现代史上，永远留下光辉的一页。
四、由锡尼河事件引发的思考
郭文林、正珠尔扎布率部投诚以后，苏军先是将他们带往蒙古的塔木斯克布勒嘎收容，后将其与溥仪等伪满重要官员和日军高级将领关押在苏联哈布茹斯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方于1950年7月将溥仪、郭文林在内的前伪满重要官员由绥芬河口岸移交给中国，并被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1959年12月，国家主席刘少奇签署特赦令，郭文林走出战犯管理所的大门。他先是在呼和浩特长子家中居住，后安置到玉泉区废品收购站、木器厂工作。由于年龄的关系，子女劝他不要再工作，他说我还得干，还要接受劳动改造(每月有40多元的收入)。当他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选民证时，很激动，说自己重新做人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他身份特殊，有关方面出面保护，未受到冲击。1969年9月5日，郭文林因患脑溢血，猝死于呼和浩特医院，终年63岁。一代伪满洲国的中将司令官就这样默默走完了自己最后10年的人生之路。是悲剧还是别的什么?我以为，在其最后10年，甚至再向前延伸十几年，在总共20多年的人生道路上，总让人感觉到他的后半生带有苦涩味，读来感到不顺畅。同时，不能不引发我们的若干思考：
第一、新中国成立以后，由国家宣判定为战争罪犯的，特别是少数民族战争罪犯，在内蒙古自治区仅有几人。前文提到的正珠尔扎布是其一，其二为正的兄长甘珠尔扎布，郭文林是第三位。以民族而论，前两人为蒙古族，郭是达斡尔族，亦是达斡尔族中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战争罪犯。
第二、在国家先后几批特赦的国民党将军战争罪犯，多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在战场上被俘的，作为战犯——改造10年或10多年，那是应该的，理应如此。郭文林不是被俘的，而是率部反正以后被拘押的。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他不可能率部向中共武装投诚，那时这里还没中共的组织，也没有它所领导的武装力量——那都是近一年以后的事。他只能率部向苏军投诚，难道是投错了门?
第三、1957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曾派专人到海拉尔，以了解郭、正两人供述的于日本投降前投降苏军的真实情况。尽管在结论中称郭、正两人率部投诚“具有被迫性质，在投降前是另有打算的，在其到外蒙的企图不能实现后才不得已投降了苏军”，但仍认为“二犯于日本投降前率队投降苏军是肯定的”。既然主要事实是肯定的，为什么还要把他们当做战犯?或许他们的这一举动不足以弥补、减轻他们在过去十几年犯下的罪过，因而在量刑时不予考虑。或许这件事还不算大，还不到认真考虑的程度，因而在量刑时“疏忽”过去。显然，在肯定这一事件与认定战犯之间有着某种差异，这是比较少见的，是特殊的个例。
第四、如果说上述三点还可以忽略过去的话，那么，这第四点则实在不能不是一个遗憾。在笔者目前所见的图书史册（指正式公开出版发行者）中，无一提到锡尼河事件，也很少有人去谈论它。外界不了解倒也罢了，可悲的是我们自己、呼伦贝尔，也是一问很多人不知道，这难道不是一个遗憾吗？适值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锡尼河事件60周年，我们有责任、有必要去纪念这一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深入发掘相关资料，促进对呼伦贝尔现代史的研究。
郭文林或许是个悲剧式的人物，由他，我们还想到了苏炳文，他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也遭到了厄运。但是，他们俩人所领导和发动的海满抗战、锡尼河事件，却是惊天动地、意义深远的。
注释：
①赵仲仁，曾任呼伦贝尔善后督办兼交涉员、呼伦贝尔道尹。日本侵占黑龙江省后，沦落为汉轩。后因与同为汉奸的程志远（时任伪满洲国参议府参议）有隙，为其所杀。
②寺田利光（1884~1937），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毕业，后选送东京外语大学学习。曾长期在呼伦贝尔从事特务活动。日本侵占呼伦贝尔地区后，任兴安北省警备军顾问，大佐军衔。
③凌升（1886~1936），字云志，达斡尔族，莫日登哈拉，今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曾任额鲁特旗总管、署理索伦右翼总管等职。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任兴安北省省长。因对日本统治不满，遂于1936年4月被日本关东军以“通蒙通苏”罪名杀害于长春。
④正珠尔扎布（1906~1968），又名韩信宝、韩绍德，蒙古族，原卓索图盟土默特左旗人。其父巴布扎布，曾从事“满蒙独立”活动，后被打死。正珠尔扎布曾赴日本士官学校炮兵科学习。1937年后任伪满骑兵上校、兴安军管区上校参谋长等职。1943年3月任伪满第十军管区少将参谋长。1950年与郭文林等一起由苏联移交中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60年特赦，安置在海拉尔苗圃工作，1968年2月自缢身亡。
⑤色仁（1897~1953），布里亚特蒙古族。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随同全家迁居呼伦贝尔锡尼河地区。曾任额尔古纳左翼旗、索伦旗旗长、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政务处处长等职。
⑥苏炳文（1882~1975），字翰章，辽宁省新民县人。1914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曾历任东北军上校参谋长、团长、少将旅长、师长、黑龙江省军务督办公署中将参谋长、步兵15旅中将旅长兼呼伦贝尔警备司令。哈满护路军司令。新中国成立后，任黑龙江省政协常委，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作者：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档案史志局 副编审）
正珠尔扎布
1967年11月中旬，正珠尔扎布以自缢的方式在海拉尔国营林场附近默默地结束了自己60余年的人生旅途。此时，海拉尔已是漫天皆白的冬季，又赶上“如火如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的死，很快就湮没在无尽的雪花和喧嚣的“革命洪流”之中。然而，此人却有着非同寻常的经历，并在呼盟现代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他就是前“满洲国”第十军管区少将参谋长、特赦伪满战犯。
正珠尔扎布，又名韩信宝、韩绍德，曾用名川岛成信，蒙古族，生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原卓索图盟土默特左旗人。其父巴布扎布，曾于1913年投奔宣布“独立”的外蒙古库伦(乌兰巴托)政府，并于1916年6月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纠集起几千人的“勤王师扶国军”，由哈拉哈河(呼盟西南边境)分路南下，实施武装叛乱，妄图实现“满蒙独立”。同年10月，巴布扎布在林西县被打死，“满蒙独立”遂告破产。其兄甘珠尔扎布(韩绍约)，曾任“内蒙自治军”第三军司令、伪满中将司令官，战犯，1966年4月被特赦。巴布扎布被打死以后，日本浪人川岛速浪将正珠尔扎布全家由哈拉哈河接送到日本租借地旅顺口，入日本第二高等小学校读书。1922年，正珠尔扎布小学毕业，在考上旅顺中学获取留学资格后，他随回国的川岛赴日本上中学。三年后，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学习。期间，日本帝国主义着力培养教育正珠尔扎布，并与日本的极右翼团体和军政要人广泛接触，使其成为地地道道的崇日、亲日分子，到处宣扬“日蒙亲善”、“蒙古独立”。
1928年夏季，正珠尔扎布由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到东北后，由于一时无法安排，只好先到“满铁”郑家屯公所任嘱托，借以研究蒙古事情和维持生活。“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正珠尔扎布与其兄在日本关东军的支持下，参与策划组织“蒙古独立军”(后改为“内蒙自治军”)，担任后方联络，即与关东军联络的任务。几个月以后，“内蒙自治军”失败，“满洲国”成立，正珠尔扎布到兴安局警务科任职。1937年6月，又任治安部警务司检阅科检阅股长。期间，他因通晓日语，曾以翻译身份随同兴安总署参观团(主要成员有兴安总署长官齐默特色木丕勒、兴安东省省长额勒春、兴安北省省长凌升等)到日本参观访问，两次参加以日“满”为一方、苏蒙为另一方的满洲里边界谈判。这一时期，他仍未放弃“蒙古独立”的幻想，并为此活动和争取日本关东军的支持。
1937年11月，在日本关东军的扶持下，正珠尔扎布出任伪满治安部骑兵上校。次年1月，又被任命为伪兴安军管区(驻郑家屯)上校参谋处长。诺门罕事件(1939年5月至9月发生在呼盟西南边境的大规模军事冲突，以日“满”失败求和告终)发生后，他曾于7月中旬在战场上停留过两个星期。年底，他由奉天(沈阳)陆军中央训练处专科毕业，任伪兴安师步兵上校团长(驻钱家店)。1943年3月，正珠尔扎布终于遂了几年的心愿，到兴安北省出任伪满第十军管区少将参谋长(驻海拉尔)。此时，用正珠尔扎布在多年以后所写的回忆录中的话说：“官升了，地位也有了，左胸挂着所谓勋章和记章，左肩挂着金黄色的参谋饰绪，又戴上铁十字武功章，挂着日本军刀，皮靴上金色刺马针，满身黄橙橙的，得意洋洋，昂首阔步。”然而，凌升事件(原兴安北省省长，1936年4月以“通苏通蒙”罪名与其他三人被日本关东军杀害)和诺门罕事件的阴影却始终笼罩着他。前者，他始终抱有不满，不相信日本关东军给凌升等人捏造的罪名；后者，由于日本关东军以兴安军在诺门罕战场上充当炮灰和溃败，他感到了幻灭的悲哀。而太平洋战场上日军的节节败退和欧洲战场上苏联红军的不断胜利，也对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此外，耳闻目睹日本统治者种种的倒行逆施和不再承诺帮助“蒙古独立”，也使他产生了逆反心理。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9日，苏联红军开始越过边界并轰炸海拉尔的日伪军事目标。当天上午，驻海拉尔地区的日军盐泽师团向第十军管区发布紧急命令：其所属部队在两日内急赴第一、二防区（兴安岭南麓一带），阻击苏军。同时，要求“全军将士务必死守阵地”，直到为皇帝陛下“玉碎全殁”。10日凌晨，第十军管区中将司令官郭文林(达斡尔族，1944年12月到任，亦系伪满战犯。1959年12月，被特赦。1995年10月12日《呼伦贝尔日报》曾刊登“特赦战犯郭文林”一文)和少将参谋长正珠尔扎布向全军下达由南屯（今鄂温克旗巴彦托海镇，当时为第十军管区主力部队驻地）向兴安岭进发的命令，各部遂以骑兵五十团、五十一团和第十炮兵营、第十辎重队、第十通讯队、第十汽车队、司令部、警卫连、第十宪兵团的即定序列开拔。还在部队出发之前和行军之际，两人即已深感在目前的形势下继续追随日军是肯定没有好下场的，而唯一的出路就是趁苏联对日宣战的机会，消灭部队内的日本军官，向苏军投诚。正珠尔扎布在征得郭文林的同意后，着手找一些蒙古族军官秘密布置此事，并派人打探苏军情况。11日，由于计划周密，除跑掉几人外，共打死30多名日本军官和军属，起事获得成功。这就是呼伦贝尔现代史上有影响的锡尼河事件，亦同王爷庙“八·一一”起义共同谱写了内蒙古地区现代史上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光辉篇章。
事后，全军将士撕去伪满军的帽徽肩章，并将部队改称为“兴蒙汉第一军”。当天下午，由正珠尔扎布口述，索伦旗旗长色仁(布里雅特蒙古人，通晓俄语)执笔写就并以军使身份带着这份有郭文林、正珠尔扎布签字的投降书向苏军接洽。12日早晨五点多钟，全军在乌兰哈日嘎那(鄂温克旗南部)向苏军投降。13日，苏军飞机空投印有郭、正俩人照片的劝降书。在劝降书的号召下，第十军管区在南线和北线修筑工事的部队在金永福、郭美郎两位上校团长的领导下，也打死部队内的日本军官，于15日前向苏军投降。正是由于郭、正俩人在紧要关头顺应历史潮流，毅然率全军2000多人投诚，从而减少了苏军的伤亡和加快了其向前推进的速度，也使大批少数民族的伪满官兵避免了充当炮灰的结局和地方的生灵涂炭，促进了呼伦贝尔全境早日获得解放。
郭、正俩人率部投诚以后，不久由苏方将其与溥仪等伪满重要官员监管于哈布茹斯克，1950年7月移交给中国。此后，他们以战犯身份开始了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长达10年的改造生活。
在改造生活的初期，由于过去所受的教育和影响，正珠尔扎布在内心深处始终不忘继承亡父遗志。他认为，汉族与蒙古族是统治民族与被统治民族的关系，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平等；同样是战犯，蒙古族人是不可能享受与汉族一样待遇的。他因此而有“押到死为止”的思想，持“过一天少一天”的消极态度。以后，战犯管理所在给全体战犯进行全面体检时，发现他过去患过性病，至今尚未痊愈。此后，经过长时间的治疗，终于彻底治好了他的这个病。他非常感动地说：“政府不但改造我的旧思想，还把我在旧社会染上的宿疾治好了。我过去不相信政府的政策，太对不起政府了，今后要好好改造，绝不辜负政府的恩情”。从此，他以积极的态度对待改造，并于1960年11月28日第二批特赦国内战犯时获释。
获释后，正珠尔扎布被有关部门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安排到海拉尔国营林场上班。此时，正珠尔扎布已孑然一身，既无妻室(其妻在苏军飞机轰炸中死去)，又无子女，住林场宿舍。或许是10余年的改造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或许是有感于新中国十几年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他积极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号召，在短短的几年中，以惊人的记忆、广博的知识和笔耕不辍的努力，将个人亲历、亲见、亲闻的有关史实写了下来，达10余万宇。其中有：《我的半生回忆》(原题为《日本帝国主义豢养下的正珠尔扎布》)、《满洲里会议》、《所谓“凌升通苏”事件的真相》、《诺门罕事件回忆片断》、《伪第十军管区投降苏军情况》、《巴布扎布事略》、《伪蒙自治军始末》、《肃亲王一家》、《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的特务间谍活动》等。这些资料无论是了解正珠尔扎布的一生，还是认识和理解呼伦贝尔现代史的若干重大问题，都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也可说是极为珍贵。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正珠尔扎布和林场的几名“牛鬼蛇神”、“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同被隔离反省。1967年11月中旬，在某校“红卫兵”让他写有关材料之后，他或许是带着不理解、不托底的心态自缢而去，没有留下任何话语，仅在雪地上平放着他的蓝色布面羊皮帽子，还有整齐摆放的三枚当时社会上很少见、又很精致的毛主席像章。他的哥哥，前文提到的甘珠尔扎布在一年多前被特赦，此时赶来收拾弟弟的遗物，并与林场职工一起将其遗体埋葬在海拉尔东郊满是积雪的坟坑之中。
正珠尔扎布中等身材，一张典型的蒙古人面孔。他自恃巴布扎布的家庭背景和与日本较为深切的关系，在任军职时，敢作敢为，不把一般的日本人放在眼里。生活也受日本影响较深，加之一口地道、标准的日本语，这在当时的伪满军政人员中是较为少见的，甚至分不清他到底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也正因为如此，日本人也不敢轻视他，他们以为，正珠尔扎布已与日本人没有什么两样。锡尼河事件发生以后，日本人对此感到困惑，他们不明白正珠尔扎布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这样“无情”，答案对他们可能永远是个谜。
作为一名特赦的伪满战犯，一名有着不同寻常经历的少数民族中的历史人物，正珠尔扎布以特殊的方式在30多年前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但发生在半个多世纪前的那场英勇壮举，那些以亲历、亲见、亲闻写就的文字，留在了呼伦贝尔的现代史册之中。（作者单位：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档案史志局）
正珠尔扎布，又名韩信宝、韩绍德，曾用名川岛成信，蒙古族，生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原卓索图盟土默特左旗人。其父巴布扎布，曾于1913年投奔宣布“独立”的外蒙古库伦(乌兰巴托)政府，并于1916年6月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纠集起几千人的“勤王师扶国军”，由哈拉哈河(呼盟西南边境)分路南下，实施武装叛乱，妄图实现“满蒙独立”。同年10月，巴布扎布在林西县被打死，“满蒙独立”遂告破产。其兄甘珠尔扎布(韩绍约)，曾任“内蒙自治军”第三军司令、伪满中将司令官，战犯，1966年4月被特赦。巴布扎布被打死以后，日本浪人川岛速浪将正珠尔扎布全家由哈拉哈河接送到日本租借地旅顺口，入日本第二高等小学校读书。1922年，正珠尔扎布小学毕业，在考上旅顺中学获取留学资格后，他随回国的川岛赴日本上中学。三年后，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学习。期间，日本帝国主义着力培养教育正珠尔扎布，并与日本的极右翼团体和军政要人广泛接触，使其成为地地道道的崇日、亲日分子，到处宣扬“日蒙亲善”、“蒙古独立”。
1928年夏季，正珠尔扎布由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到东北后，由于一时无法安排，只好先到“满铁”郑家屯公所任嘱托，借以研究蒙古事情和维持生活。“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正珠尔扎布与其兄在日本关东军的支持下，参与策划组织“蒙古独立军”(后改为“内蒙自治军”)，担任后方联络，即与关东军联络的任务。几个月以后，“内蒙自治军”失败，“满洲国”成立，正珠尔扎布到兴安局警务科任职。1937年6月，又任治安部警务司检阅科检阅股长。期间，他因通晓日语，曾以翻译身份随同兴安总署参观团(主要成员有兴安总署长官齐默特色木丕勒、兴安东省省长额勒春、兴安北省省长凌升等)到日本参观访问，两次参加以日“满”为一方、苏蒙为另一方的满洲里边界谈判。这一时期，他仍未放弃“蒙古独立”的幻想，并为此活动和争取日本关东军的支持。
1937年11月，在日本关东军的扶持下，正珠尔扎布出任伪满治安部骑兵上校。次年1月，又被任命为伪兴安军管区(驻郑家屯)上校参谋处长。诺门罕事件(1939年5月至9月发生在呼盟西南边境的大规模军事冲突，以日“满”失败求和告终)发生后，他曾于7月中旬在战场上停留过两个星期。年底，他由奉天(沈阳)陆军中央训练处专科毕业，任伪兴安师步兵上校团长(驻钱家店)。1943年3月，正珠尔扎布终于遂了几年的心愿，到兴安北省出任伪满第十军管区少将参谋长(驻海拉尔)。此时，用正珠尔扎布在多年以后所写的回忆录中的话说：“官升了，地位也有了，左胸挂着所谓勋章和记章，左肩挂着金黄色的参谋饰绪，又戴上铁十字武功章，挂着日本军刀，皮靴上金色刺马针，满身黄橙橙的，得意洋洋，昂首阔步。”然而，凌升事件(原兴安北省省长，1936年4月以“通苏通蒙”罪名与其他三人被日本关东军杀害)和诺门罕事件的阴影却始终笼罩着他。前者，他始终抱有不满，不相信日本关东军给凌升等人捏造的罪名；后者，由于日本关东军以兴安军在诺门罕战场上充当炮灰和溃败，他感到了幻灭的悲哀。而太平洋战场上日军的节节败退和欧洲战场上苏联红军的不断胜利，也对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此外，耳闻目睹日本统治者种种的倒行逆施和不再承诺帮助“蒙古独立”，也使他产生了逆反心理。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9日，苏联红军开始越过边界并轰炸海拉尔的日伪军事目标。当天上午，驻海拉尔地区的日军盐泽师团向第十军管区发布紧急命令：其所属部队在两日内急赴第一、二防区（兴安岭南麓一带），阻击苏军。同时，要求“全军将士务必死守阵地”，直到为皇帝陛下“玉碎全殁”。10日凌晨，第十军管区中将司令官郭文林(达斡尔族，1944年12月到任，亦系伪满战犯。1959年12月，被特赦。1995年10月12日《呼伦贝尔日报》曾刊登“特赦战犯郭文林”一文)和少将参谋长正珠尔扎布向全军下达由南屯（今鄂温克旗巴彦托海镇，当时为第十军管区主力部队驻地）向兴安岭进发的命令，各部遂以骑兵五十团、五十一团和第十炮兵营、第十辎重队、第十通讯队、第十汽车队、司令部、警卫连、第十宪兵团的即定序列开拔。还在部队出发之前和行军之际，两人即已深感在目前的形势下继续追随日军是肯定没有好下场的，而唯一的出路就是趁苏联对日宣战的机会，消灭部队内的日本军官，向苏军投诚。正珠尔扎布在征得郭文林的同意后，着手找一些蒙古族军官秘密布置此事，并派人打探苏军情况。11日，由于计划周密，除跑掉几人外，共打死30多名日本军官和军属，起事获得成功。这就是呼伦贝尔现代史上有影响的锡尼河事件，亦同王爷庙“八·一一”起义共同谱写了内蒙古地区现代史上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光辉篇章。
事后，全军将士撕去伪满军的帽徽肩章，并将部队改称为“兴蒙汉第一军”。当天下午，由正珠尔扎布口述，索伦旗旗长色仁(布里雅特蒙古人，通晓俄语)执笔写就并以军使身份带着这份有郭文林、正珠尔扎布签字的投降书向苏军接洽。12日早晨五点多钟，全军在乌兰哈日嘎那(鄂温克旗南部)向苏军投降。13日，苏军飞机空投印有郭、正俩人照片的劝降书。在劝降书的号召下，第十军管区在南线和北线修筑工事的部队在金永福、郭美郎两位上校团长的领导下，也打死部队内的日本军官，于15日前向苏军投降。正是由于郭、正俩人在紧要关头顺应历史潮流，毅然率全军2000多人投诚，从而减少了苏军的伤亡和加快了其向前推进的速度，也使大批少数民族的伪满官兵避免了充当炮灰的结局和地方的生灵涂炭，促进了呼伦贝尔全境早日获得解放。
郭、正俩人率部投诚以后，不久由苏方将其与溥仪等伪满重要官员监管于哈布茹斯克，1950年7月移交给中国。此后，他们以战犯身份开始了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长达10年的改造生活。
在改造生活的初期，由于过去所受的教育和影响，正珠尔扎布在内心深处始终不忘继承亡父遗志。他认为，汉族与蒙古族是统治民族与被统治民族的关系，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平等；同样是战犯，蒙古族人是不可能享受与汉族一样待遇的。他因此而有“押到死为止”的思想，持“过一天少一天”的消极态度。以后，战犯管理所在给全体战犯进行全面体检时，发现他过去患过性病，至今尚未痊愈。此后，经过长时间的治疗，终于彻底治好了他的这个病。他非常感动地说：“政府不但改造我的旧思想，还把我在旧社会染上的宿疾治好了。我过去不相信政府的政策，太对不起政府了，今后要好好改造，绝不辜负政府的恩情”。从此，他以积极的态度对待改造，并于1960年11月28日第二批特赦国内战犯时获释。
获释后，正珠尔扎布被有关部门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安排到海拉尔国营林场上班。此时，正珠尔扎布已孑然一身，既无妻室(其妻在苏军飞机轰炸中死去)，又无子女，住林场宿舍。或许是10余年的改造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或许是有感于新中国十几年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他积极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号召，在短短的几年中，以惊人的记忆、广博的知识和笔耕不辍的努力，将个人亲历、亲见、亲闻的有关史实写了下来，达10余万宇。其中有：《我的半生回忆》(原题为《日本帝国主义豢养下的正珠尔扎布》)、《满洲里会议》、《所谓“凌升通苏”事件的真相》、《诺门罕事件回忆片断》、《伪第十军管区投降苏军情况》、《巴布扎布事略》、《伪蒙自治军始末》、《肃亲王一家》、《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的特务间谍活动》等。这些资料无论是了解正珠尔扎布的一生，还是认识和理解呼伦贝尔现代史的若干重大问题，都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也可说是极为珍贵。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正珠尔扎布和林场的几名“牛鬼蛇神”、“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同被隔离反省。1967年11月中旬，在某校“红卫兵”让他写有关材料之后，他或许是带着不理解、不托底的心态自缢而去，没有留下任何话语，仅在雪地上平放着他的蓝色布面羊皮帽子，还有整齐摆放的三枚当时社会上很少见、又很精致的毛主席像章。他的哥哥，前文提到的甘珠尔扎布在一年多前被特赦，此时赶来收拾弟弟的遗物，并与林场职工一起将其遗体埋葬在海拉尔东郊满是积雪的坟坑之中。
正珠尔扎布中等身材，一张典型的蒙古人面孔。他自恃巴布扎布的家庭背景和与日本较为深切的关系，在任军职时，敢作敢为，不把一般的日本人放在眼里。生活也受日本影响较深，加之一口地道、标准的日本语，这在当时的伪满军政人员中是较为少见的，甚至分不清他到底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也正因为如此，日本人也不敢轻视他，他们以为，正珠尔扎布已与日本人没有什么两样。锡尼河事件发生以后，日本人对此感到困惑，他们不明白正珠尔扎布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这样“无情”，答案对他们可能永远是个谜。
作为一名特赦的伪满战犯，一名有着不同寻常经历的少数民族中的历史人物，正珠尔扎布以特殊的方式在30多年前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但发生在半个多世纪前的那场英勇壮举，那些以亲历、亲见、亲闻写就的文字，留在了呼伦贝尔的现代史册之中。（作者单位：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档案史志局）
21 世纪--蒙古人何去何从
新的一个世纪新的一个百年轮回已开始。21世纪内蒙古人何去何从？ 我们如何去掌握自己的未来？在新的一个世纪我们的出路何在？这是每个蒙古人都因该，而却必须去认真思考研究摸索的问题。
一个民族一个被异族统治、面临着灭亡危机的民族，它不再去思考不再去保护自己而奋斗，不知道自己因该干什么，那它的命运只是灭亡！现在真是我们去考虑我们民族命运为民族而奋斗的时候，比起个人的渺小的利益民族的利益和命运实在太大了。
我们必须把民族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不要总是先考虑自己然后再考虑民族或总是想沾一些民族的小便宜。我们的知识分子、工人、牧民、农民大家必须考虑民族的未来，而必须去为民族利益而工作。 希望大家每天思考《内蒙古之命运----21 世纪蒙古人何去何从》并为此写出个人的观点和想法来！今天对于内蒙古人来说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
一个民族一个被异族统治、面临着灭亡危机的民族，它不再去思考不再去保护自己而奋斗，不知道自己因该干什么，那它的命运只是灭亡！现在真是我们去考虑我们民族命运为民族而奋斗的时候，比起个人的渺小的利益民族的利益和命运实在太大了。
我们必须把民族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不要总是先考虑自己然后再考虑民族或总是想沾一些民族的小便宜。我们的知识分子、工人、牧民、农民大家必须考虑民族的未来，而必须去为民族利益而工作。 希望大家每天思考《内蒙古之命运----21 世纪蒙古人何去何从》并为此写出个人的观点和想法来！今天对于内蒙古人来说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
蒙古人的分布
蒙古族是一个世界民族，在世界各地（主要是亚欧大陆）都散落着蒙古部族。大致分布情况如下：俄罗斯联邦境内的属于蒙古语族的是卡尔梅克(Kalmyk或Kalmuk)人和布里亚特(Buryat)人，鞑靼人和图瓦人属突厥语族，但和蒙古有很大的联系。俄罗斯联邦境内的蒙古人只有卡尔梅克人和布里亚特人，总数不到一
百万人。外蒙古总人口为261万7千多人(1999年7月)，其中蒙古族占90%，为235万多人，其它为哈萨克族、汉族、俄罗斯族等。而中国境内的蒙古人分布在内蒙古、新疆、青海、东北三省等地，人数达500万左右。所以说蒙古族的主体在中国。
鄂尔多斯部
“为猛隼之羽翼，为驾辇之护卫，为刚毅之明哲，将如山之白室，竭诚护卫者等等”这是蒙文文献《蒙古大黄册》一书中对鄂尔多斯万户的记载。鄂尔多斯一词，是古突劂语，意为汗的殿宇、陵寝之地。公元十四世纪，守护成吉思汗陵寝的卫士们，改自已“艾马克”（部）的名称，始称鄂尔多斯部，这里所谓“八白室”的护卫者，正是鄂尔多斯人。当初称他们是全蒙古六万户之一的鄂尔多斯万户。
清天聪九年（一六三五年）鄂尔多斯部内附归清，各授札萨克，共六旗（后在雍正九年增设一旗，计七旗），所部六旗自为一盟，称伊克昭盟。
察哈尔部
关于“察哈尔”的词义，目前学术界有多种解释，据蒙文文献，“察哈尔”是古突劂语，意为“汗之宫殿的侍卫”。古代蒙古察哈尔部，原驻牧于阿尔泰山，强盛于明代时期，成为蒙古各部的中心，其汗为蒙古各部的“共主”，世袭蒙古汗位。明时，察哈尔本部分八个“爱马克”（部）：敖汉、奈曼、苏尼特、乌珠穆沁，称岭南四察哈尔鄂托克（或爱马克，变亦即四部）；主固特、布里雅特、阿特，称岭北四察哈尔鄂托克。统称察哈尔八部（鄂托克）万户（蒙古左翼三万户之一）。
清朝皇帝又将察哈尔部蒙古以分散驻防等形式，迁居于全蒙古各地，因此蒙古九部以及兴安岭至天山的三十八旗，都有察哈尔部蒙古。
卫拉特部
在中国汉文史籍中，对卫拉特，元代称为斡亦剌惕，明代称作瓦剌，清代又称为额鲁特或厄鲁特，一般则称之为卫拉特蒙古或西蒙古。它是蒙古民族的组成部分。
卫拉特人最早居于叶尼塞河上游，以狩猎为生。十三世纪初归附成吉思汗，改营畜牧。十五世纪中叶形成了强大的卫拉特联盟，其首领也先汗（一四0七年至一四五四年）曾短期统一东西蒙古各部，建立卫拉特人统治的国家组织，势力范围东起兴安岭，西越阿尔泰山至巴尔喀什湖、葱岭，北起安卡拉河、贝加尔湖，南
抵大漠，成为元朝灭亡（公元一三六八年）后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民族的最后一股强大势力，它对东方历史产生过不可忽略的影响。
十六世纪以后，卫拉特联盟活动重心移到大西北（今新疆地区）。联盟中实力最强的准噶尔部，把其它部落统一了起来，建立强大政权，创制自己的文字，确定法律制度（卫拉特法典），改进放牧方法，经营农业种植和手工业，利用外国先进技术发展制绒业、金属品制造业。当时准噶尔地区经济繁荣，人口增长。
我国学术界认为，卫拉特史是蒙古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卫拉特历史，对于今天开发建设大西北具有启迪作用。
据了解，国际学术界早已瞩目于卫拉特，把它视作蒙古学的一部分。苏联、日本、联邦德国的专家曾先后出版发表探索卫拉特历史之谜的专著和文章。
一九七九年以来，我国学术界对卫拉特史的研究也蓬勃兴起。七年来，内蒙古、新疆、甘肃、青海、黑龙江、北京等地学者发表了三百余篇论文和一批专著，如《论四卫拉特联盟》、《卫拉特历史文献》、《准噶尔史略》、《准噶尔的历史与文物》以及有关卫拉特的史料摘编等书。
西套蒙古族
西套之名，由其位于河套之西而来。“贺兰山厄鲁特者，俗称阿拉山蒙古也，阿拉山即贺兰山亦名阿兰善山，皆语音之转，地在河套以西。”（《圣武记》卷三）
西套蒙古族，原属新疆乌鲁木齐的硕特和青海和硕特部落。
西套厄鲁特，其“始视为元太祖弟哈布图哈萨尔，七传至阿克萨噶勒泰”（《清史稿》藩部王）。元时为翰亦刺，后发展为名代瓦刺，清代的厄鲁特或卫拉特。明末，瓦刺分四大部：和硕特部、准噶尔部、杜尔伯特和土尔扈特部，“号四卫拉特，统称额鲁特”（《西域图志》卷首一）。四部之间虽“分牧而居”“部自为长”，却“以伊犁为会宗地”，结成松散的部落联盟，设有盟主，以调节四大部落之间的纠纷。从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中期，担任盟主的是和硕特部首领拜巴噶斯。
十七世纪初期，游牧于伊犁地区的准噶尔部逐渐强大起来，不断向邻近部落发动掠夺战争，迫使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率领五万余帐，离开塔尔巴哈召，于一六三0年左右逐步移牧于额济勒河（今伏尔加河）下游。在一六三六年和硕特部首领拜巴噶斯率众至西套—这便是由新疆迁移西套的开始，距今已有三百四十多年。拜巴噶斯死后，其弟“和硕特部的顾什汗始强大”。“顾什汗季子巴延阿布该阿玉什生子十六，其四人居青海，共和罗理等十二人亦牧套西是为二部分地之始。”（《圣武记》卷三）这便是由青海迁移西套的开始。和罗理，号巴图尔额尔克济农，即阿拉善旗的第一代祖先。
准部噶尔丹与鄂齐尔图车臣汗的孙女阿奴结婚。当噶尔丹实力日渐强大后，于一六七七年杀害了鄂齐尔图车臣汗。西套厄鲁特即溃，或奔依达赖喇嘛，或被噶尔丹掠去（祁韵士：《皇朝藩都要略》）。和罗理率族属避居大草滩，庐帐万余，仍逐水草，游牧于近边。一六八六年（康熙二十五年），上书清朝请求牧地。一六九七年（康熙三十六年），清廷援内蒙古四十九旗之例，置旗偏佐领，赐印援扎萨克，封和罗理为多罗贝勒。这便是阿拉善旗的由来。
阿拉善厄鲁特为特别旗，不设盟而直隶中央。一九二八年，阿拉善旗属宁夏省管理。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和平解放，先后归甘肃、宁夏管辖。一九五四年设蒙古族自治州。一九六一年阿旗划为阿左、阿右二旗。一九六九年阿左旗划归宁夏，阿右旗划归甘肃。一九七九年七月一日，二旗重归内蒙。同年十二月，国务院批准设阿拉善盟。
由于多年在其驻牧地上生活，使他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活习惯。其婚礼、年俗、熬奶茶和做奶制品的方式及包房的布置也与东部蒙古族不完全一样。
阿拉善盟盟府所在地设在巴彦浩特。巴彦浩特旧名“定远营”，一七三0年建成，历来是阿拉善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历代西套阿拉善蒙古族，则用“富饶辽阔的阿拉善”，来赞美阿拉善草原。
青海蒙古族
青海境内的蒙古族与内蒙古、新疆的蒙古族风俗习惯基本相同。但因长期与藏、汉、回、土等民族杂居，风俗习惯既有蒙古族的特点，也吸收了其他民族的优点。他们信奉藏传佛教，住传统的蒙古包，也有受藏族影响，住牛毛帐篷的。穿长大襟长袍，头戴毡帽或皮帽，腰束各色腰带，足穿长统靴。妇女头上梳长辫，
脖子上戴金银、珠宝、珊瑚等首饰。蒙古族的饮食与藏族基本相同，喜食炒面和牛羊肉。用鲜牛奶和酥油晒「曲拉」，用马奶造酒，马奶酒芳香纯正，味道独特，是招待客人的佳品。在盛大喜庆的日子，按照传统习惯，把煮熟的整只羊摆到宴席上，作为最珍贵的食品敬奉长者或贵宾。蒙古族热情奔放，喜爱歌舞和文化活动，每年夏、秋季节，人们按照传统习惯，举行祭山活动，届时杀牛宰羊，喝酒唱歌，还要举行射箭打靶、赛马等活动。现在虽然不再举行祭山活动，但每年都要举行一次那达慕大会，欢庆丰收，进行物资交流和赛马、摔角、射箭等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蒙古族的祭海和祭俄博活动在青海颇有特色。这里的海是指青海湖。
自从清朝有组织地召集青海一带的蒙古族头领们，到青海湖边祭海立碑时起，现在已经变成蒙古族牧民们自发的群众活动。每年到了农历7月25日，青海的蒙古牧民们就从很远的地方赶著牲畜，来到青海边，他们在湖边摆上供桌，把杀好的牛羊摆在供桌上，然後宣读祭祀青海湖的祭文，再向著滔滔湖水顶礼膜拜。最後大家争相抢割献祭用过的牛羊肉，人称「抢宴」，按照蒙古人的习惯，谁能最先抢到供肉，或者抢得多，就算是吉祥。祭海活动结束後还要进行摔角、赛马、射箭比赛。「俄博」是指草原上蒙古牧民用石头堆起高高的石堆。蒙古族牧民对俄博十分崇拜，凡是经过俄博的牧民，都要围著俄博转上几圈，再取来几块石头堆在俄博上，於是俄博越堆越高。事实上，俄博是茫茫草原上重要的方向标，有了俄博的指引，即使是在风沙弥漫的天气里，也不会迷失方向。祭俄博在每年的7月13-15日，是青海蒙古族牧民一年一度的草原盛会。祭俄博期间，牧民们聚集在高高的俄博边，听活佛和喇嘛念经、参加由喇嘛带领祭祀山神的祭典，祈度诵髿q岁平安。祭祀完毕，照例要举行赛马、摔角、射箭、唱歌、跳舞比赛。蒙古人也过春节，其风俗习惯与汉族没有多大差别，只是他们之间互赠送礼品。
黑龙江蒙古族
黑龙江省的蒙古族聚居在松嫩平原中部。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辽阔，河流纵横，水草丰美，是宜牧宜农的好地方。蒙古族在这里从事畜牧业有着悠久的历史。明代洪熙年间，成吉思汗次弟哈布图哈撒尔的14世孙奎孟克塔斯哈喇就游牧在这里，15世纪中期，奎孟克塔斯哈喇的孙子爱嘎析产分牧来到嫩江东岸，以其分牧次序为四而称为杜尔伯特部（杜尔伯特，蒙语“四”之意）。千百年来，骠悍的蒙古族人民，在这“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肥美土地上生息繁衍。现在，全省蒙古族有9.6万多人，其中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就有3万多人，主要以牧业为主，或农牧结合。蒙古族古代信仰萨满教，16世纪改信格鲁派喇嘛教。建国后，蒙古族人民宗教观念逐渐淡薄，大批喇嘛还俗成家，现在信教的人已为数不多。蒙古族有丰富的文化艺术遗产，数来宝就是其中之一。它是说唱结合的艺术，一般由两个人表演，使用马头琴或四胡琴配乐。数来宝有固定的曲调，唱词是见景生情即兴创作，讲比喻、讲感情、讲辙口，妙趣横生。蒙古族由单一的牧业经济转入农牧业结合生产后，加之与汉族杂居，生活习 俗有了很大变化。服饰，平时穿长袍的已不多，在节日、盛大集会、婚礼上穿长袍，扎腰带的还不少。饮食，过去以牛羊肉和奶食为主，现以粮食为主，奶食为辅，喜欢饮红茶。
云南蒙古族
云南的蒙古族是公元1253年随忽必烈征战遗留在云南的蒙古族下级士兵后裔。现主要聚居在通海县杞麓湖沿岸，部分居住在文山州的马关县，少部分散居在文山、红河、思茅等地州的一些地区。云南蒙古族人民善于农耕和渔业，并从事划船运输和土木建筑。民间多崇拜能工巧匠，组织有鲁班会。
妇女要套穿三件间衬，第一件为贴身衣，袖长至腕；第二件外衣，袖长至肘；第三件为无领对襟坎肩，钉有直排闪光纽扣，显得格外别致美观。有团结互助风尚，至今上山砍柴、背柴仍然彼此互相帮助接应。
云南的蒙古族为元朝初年随忽必烈征战遗留的后裔。云南有1．3万人，聚居在通海县新蒙乡，分中村、下村、白阁、交椅湾和陶家嘴5个自然村。云南的蒙古族会彝语和汉语，其蒙古语与北方的蒙古语大致可相通，现以农耕为主。男子穿长袍和围腰，妇女衣袖上绣有花边图案，上衣高领，仍与蒙古族服饰相似。妇女喜欢穿三件长短不一的衣服。婚姻为一夫一妻制，丧葬行棺木土葬，信仰佛、道、土主、多神及鲁班，工匠中有鲁班会。他们喜欢的舞蹈叫“跳乐”，众人围成一圈，一边舞蹈，一边击掌高歌。隆重的节日为“那达慕”盛会。
喀尔喀蒙古
蒙古国地处东北亚内陆，只有两个邻国：北邻俄罗斯联邦，南邻中华人民共和国。其边界长逾8千公里，蒙中4676.8公里，蒙俄3485公里。国土面积150万平方公里，北部茂密的森林与南部著名的戈壁滩形成鲜明的对照。整个大陆西南部高于东北部，梯次构成平坦的草原、高原和海拔一万三千英尺的高山，平均海拔1580公尺。在国土面积方面，蒙古国为亚洲第六大国，全球第十八大国。蒙古国属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干旱多风，年降雨量200－300毫米，气温偏低，平均－2.7°C。最冷月份一月，在－15°C至－35°C之间，北部可达－54°C。最热月份七月，月均气温25°C，南部沙漠可达41°C。蒙古国是由众多同属蒙古血统的不同部落所组成。唯一的例外是哈萨克人，他们属突厥血统，生活在蒙古西部的一些省份，拥有自己的语言和宗教信仰。蒙古最大的部落是柯尔克孜部落，还有Buryats、Dorbods、Zahchins、Harchins和其它很多操特殊蒙古方言的部落。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市（人口63万人），工商业中心有乌兰巴托、达尔汗、额尔敦特、乔巴山。官方语言为蒙古语，为90%以上人口所使用。主要外语为俄、英、德、日语。人口241万（1998年10月统计），其中15岁以下占40%，60岁以上占4%。
1990年蒙古结束了共产党统治，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主义理想，开始推动西方式政经改革。1992年实施新宪法，使蒙古国成为国会（一院制－国家大呼拉尔）制衡体制的民主开放国家。国家元首总统实行民选，最高行政长官总理由国家大呼拉尔多数党任命。1998年起国会议员得担任总理、部长职。 主要政党：人民革命党、社会民主党、民族民主党。蒙古国自然资源丰富，主要牧业资源-草原曾达1.32亿公顷（占国土面积的84%），但近年沙化严重，面积缩减。矿藏有煤（储藏量约500亿吨）、铜、金、铀、铁、钨、钼、萤石、石油、磷等，目前已开采的主要有煤、铜、钼、萤石、金。农业耕地138万公顷，占全国土地1%，利用率低，1996年只利用34.7万公顷。1997年蒙古国人均ＧＤＰ为360美元（世界银行统计，同年除了蒙古国之外，尚有64个国家低於390美元），被世界银行列入低所得国家之列。国家货币：图格里克（Tugrik），1美元＝1000图格里克（1999年4月价格）。
1996年蒙古畜牧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30%左右，产品有羊毛、驼绒、兽皮、骨、卡斯米尔羊毛年产2500吨，绵羊毛年产1.7万吨，羊毛产值占工业生产总值11.5%左右。小麦产量21.3万吨，只有经改前1989年的30%。面粉只够需求的三分之二，必须从中国大陆和其他国家进口。1997年蒙古失业人口为6.5万人，贫困人口占全国人口３６％（1998年2月统计）。蒙古外债对象主要是俄罗斯，为数高达103亿兑换卢布，这是自1949年以来前苏联对蒙古长期提供贷款所形成的债务。1997年蒙古出口总额443.4百万美元，进口总额418百万美元。中国大陆仅次於俄罗斯，为蒙古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外蒙主要从中国大陆进口食品、日用品、服装，向中国大陆出口畜产品和矿产品。从1990年至1997年，已有超过600家外资参与的公司在蒙完成登记，主要为日本、俄罗斯、中国大陆、美国、韩国、德国、土耳其等五十多国家，台湾也有七家公司在蒙古注册。蒙古国具有发展潜力的行业有农产品加工、采矿、旅游（以上为蒙古国建议）、电子、造纸、塑胶成品、汽机车制造、糕饼、啤酒、成衣加工、运输、电线、电缆、农药等。在公共设施方面，所有工业化城市都有水、电、通讯、电
视、国际互联网等设施，现有商业银行15家，其中2家政府持有部份所有权，其它都为民营。陆路运输需取道西伯利亚铁路或经中国内蒙、河北由天津出海，航空运输自乌兰巴托至北京、莫斯科有固定航班。
卡尔梅克(Kalmyk或Kalmuk)部
卡尔梅克共和国位于俄罗斯联邦欧洲部分的伏尔加河下游地区，首府埃利斯塔， 卡尔梅克是欧洲人对厄鲁特(Eleut或Olot)蒙古人即卫拉特(Oyrat或Oirat)亦即元代的斡亦剌、明代的瓦剌的称呼。明末清初卫拉特蒙古人分四部：和硕特(Khoshut)、准噶尔(Dzungar或Jungar)、杜尔伯特(Dorbet)、土尔扈特torgut)，后准噶尔部强盛，土尔扈特部不服准部统治，于1616年在首领和鄂尔勒克带领下，越过吉尔吉斯草原，同年与俄人讲和。和鄂尔勒克移居于托波尔河上游，以其女嫁西伯利亚汗后人，并征服花拉子模部分领地。1643年，和鄂尔勒克移营至伏尔加河下游阿斯特拉罕附近，与诺盖人密谋，使其脱离俄国。1650年，西伯利亚的土尔扈特部遣使向顺治皇帝表示臣服。1673年，顿河和额济勒河（伏尔加河）间的土尔扈特部首领阿玉奇，为得到俄国每年的丰厚赠礼，向沙皇表示效忠，但土尔扈特部与克里米亚汗国、达赖喇嘛、中国皇帝都继续保持联系。后来沙皇俄国不断向其征兵用于对奥斯曼土耳其作战，激起了土尔扈特人的反抗，部分土尔扈特人在首领握巴锡（阿玉奇的孙子）率领下东归故土，遭俄军和哈萨克人拦截，死伤无数，最后剩几万人到达中国新疆境内。其他未能东归的人留在伏尔加河下游地区继续受到沙俄的统治。1920年成立卡尔梅克自治州，1935年成为自治共和国，1943年自治共和国建制被撤消，1957年重设自治州，1958年重新恢复自治共和国，苏联解体后升格为俄罗斯联邦内的共和国。卡尔梅克人至今还信奉藏传佛教，讲卫拉特蒙古语。卡尔梅克共和国是欧洲唯一的佛教国家，在首府埃利斯塔有很多佛像。
布里亚特(Buryat)部
布里亚特元代称不里牙惕，布里亚特蒙古人从种族上是厄鲁特蒙古人近支，原游牧于外贝加尔地区，后来向北发展到叶尼塞河与勒拿河之间地区。1631年，俄人到达叶尼塞河支流通古斯卡河上游，立即与布里亚特人发生冲突。经过二十五年的战争，布里亚特人被完全压服，才臣服于俄国。但其中一部分反抗俄人到底，向南移入喀尔喀领地。另外一部分，当清军在黑龙江以西打败俄人时投向中国，被赐名巴尔虎人，编入八旗，并安置在呼伦贝尔地区。布里亚特共和国位于贝加尔湖以东，南同蒙古国接壤，首府乌兰乌德。1923年成立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1958年改为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1990年，苏联解体前昔升格为俄罗斯联邦内的共和国。另外俄罗斯联邦境内还有两个布里亚特自治区在贝加尔湖以西：乌斯特奥尔丁布里亚特自治区（属伊尔库茨克州）、阿金布里亚特自治区（属赤塔州）。
鞑靼部落
鞑靼(Tatar或Tartar)人属突厥语族，混合了蒙古人和跟随蒙古人西征的其他种类的突厥人的血统，他们主要居住在俄罗斯联邦的鞑靼斯坦共和国和西西伯利亚、中亚的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1944年被斯大林从克里米亚强行迁入），原苏联共有六百多万鞑靼人，分喀山鞑靼人、克里米亚鞑靼人、西伯利亚
鞑靼人等很多种，是今俄罗斯联邦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迁入中国新疆境内的称塔塔尔族，他们大多是逊尼派穆斯林，少数改信东正教（称楚瓦什人，主要在俄联邦楚瓦什共和国境内），还有部分信原始的萨满教。鞑靼斯坦共和国的鞑靼人属喀山鞑靼人，他们的祖先主要是伏尔加-保加尔人(The Volga Bolgars)，保加尔人原居中亚一带，后随匈奴人西迁到黑海以北，七世纪时分成五部，一部西迁到多瑙河下游地区，联合斯拉夫人打败了东罗马帝国的军队，建立保加利亚汗国，后被当地的斯拉夫人同化，成为基督徒。后来保加利亚人就成为同化了这支保加尔人的斯拉夫人的名称。另一支保加尔人北上到伏尔加河中游、卡马河流域一带，称伏尔加-保加尔人，蒙古西征时称他们为不里阿耳，被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征服。拔都在西征结束时建立钦察（金帐）汗国，跟随拔都留下的蒙古人只有四千户（参加拔都西征的军队约15万人，西征结束后，其他各系宗王的部队都回原来的地方去了，剩下的是拔都自己的部队，大多是来自中亚的突厥人），他们淹没在突厥人的汪洋大海里（突厥人的数量是他们的百倍以上），他们后来逐渐被周围的操突厥语诸部混血同化，讲突厥语，信伊斯兰教。后来蒙古人和钦察汗国统治下的伏尔加-保加尔、钦察（奇卜恰克）等突厥语民族共同使用蒙古人带来的名字--鞑靼人，伏尔加-保加尔人失去了自己原来的名字。
图瓦部落
图瓦人（Tuvas），或译作土瓦人，自称“特瓦人”（Tyiva）。中国史籍称之为“都波人”、“萨彦乌梁海人”、“唐努乌梁海人”等。国外（主要是俄国）旧称“索约特人”（Сойоты，源自Сойон，萨彦人之意）、“唐努图瓦人”等。图瓦人的族源主要有两方面，一个是铁勒－突厥，另一个是鲜卑－蒙古。
从族名来看，图瓦无疑与都播（都波）有较大的渊源。都播是九姓铁勒最北的一部之一，大致分布在今贝加尔湖西南方位、叶尼塞河上游一带，这里也是古突厥人南迁之前的摇篮。公元二世纪时，匈奴衰微，鲜卑大举进据漠北，遂与留居其地的匈奴－丁零馀部（为数尚不少）发生了大规模的混血融合，其中拓跋鲜卑迁徙最远，漠北的北部和西部都受到了影响，都播部落更为显著，其得名当与“拓跋”有关，至少其组成是加入了一些鲜卑因素的。突厥兴起後，都播役属于突厥，因其原本就是铁勒之一部，又远处僻地，故也颇怡然自得，今人研究发现图瓦语保留了许多古代突厥语的特点，应与此不无关系。按照前苏联突厥学家巴斯卡阔夫的划分法，图瓦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东匈语支－维吾尔语组－维吾尔突厥次语组。
图瓦的另一个源头与乌梁海有关。“乌梁海”是清代的译法，元、明时多译作“兀良哈”。兀良哈是蒙古的一部，猛将速不台即出自兀良哈部，速不台之子兀良哈台更是蒙元帝国的得力干将，西征欧洲，南灭大理，其功业无须在此赘述。兀良哈在蒙古形成之前以“斡良该”或“愠良改”之名居于漠北的极北部，即今贝加尔湖以东以北、鄂嫩河上游一带，再往前追述，就是隋唐时的“骨力干”。骨力干是九姓铁勒最北的一部，位于都播之东北，距当时的京城长安最远，因此给著史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说来说去，最初的源头还是在铁勒，其实按蒙古是一新兴部族，虽以东胡系统的室韦诸部为主体，但加入了不少像兀良哈这样原属铁勒－突厥系统的部落（最著者如克烈部、乃蛮部等）也是毫不奇怪的。有趣的是，对于图瓦来说，都播和骨力干真可谓“殊途而同归” 了。现今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阿勒泰地区居住着一部分操图瓦语的人，其民族成分是蒙古族。不将其单独划族或划为相同语族语支、邻近地域的哈萨克族，应该主要与人数少有关，据1982年统计，仅有2000人左右；还有就是考虑到在历史上他们与哈萨克人很少有共同之处，倒是唐努乌梁海在并入苏联之前一直是属于外蒙古的；并且新疆的蒙古族大多属西蒙古，即瓦剌－厄鲁特的後裔，本来就与东蒙古有较大的差异，铁勒－突厥因素更浓，特别其先世斡剌惕部更是正好就分布于今唐努乌梁海地区，因此将阿勒泰图瓦人划入蒙古族还是有所依据的。图瓦人多信喇嘛教，但萨满教还保持着较深的影响，也有少数人信俄罗斯正教；图瓦人总数接近20万左右，有约2万人分布在蒙古国境内；外国的图瓦人用基里尔字母，中国的图瓦人无文字，通用哈萨克语文或蒙古语文。图瓦人分布的地域大体上位于西伯利亚南部叶尼塞河上游，具体来说主要是指萨彦岭和唐努山之间的广阔地区。
这一地区面积近20万平方公里，清代称为唐努乌梁海，设佐领四十八，分隶外蒙的乌里雅苏台的定边左副将军、哲布尊丹巴大活佛及札萨克图、三音诺颜两部。同治三年，中俄签订《塔城条约》（即《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被割去唐努乌梁海西北部十佐领之地。1914年沙俄强占乌梁海，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收复中东部三十六佐领，但不久又被迫撤退。从此，乌梁海东部九佐领之地，属今蒙古国，中部俄占二十七佐领之地，于1924年宣布成立唐努- 图瓦人民共和国，1926年改称图瓦人民共和国（有的书说是1924年宣布成立乌梁海共和国，1926年改称唐努图瓦人民共和国），1944年加入苏联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享有自治州的权力，1961年改为图瓦自治共和国，苏联解体后升格为俄罗斯联邦内的共和国。
乌珠穆沁部
乌珠穆沁是蒙古民族古老部落之一。成吉思汗16世孙图罗博罗特由杭爱山徙牧戈壁南，他的第三个儿子翁滚都拉尔开始称所部为《乌珠穆沁》，蒙古语为《葡萄山人》，因为他们原在阿尔泰山脉葡萄山一带驻牧，故名。
17世纪，金太祖（努尔哈赤）年间，乌珠穆沁部落首领道尔吉与林丹汗不合，率所部迁到克鲁伦河一带驻牧。崇德元年（1636）归附满清。顺治3年（1646）分乌珠穆沁部置左翼和右翼两个旗。左翼扎萨克（执政王）驻在鄂尔虎河（乌拉盖河）畔之奎苏陀罗海（乌拉盖苏木东北）。1934年属锡林郭勒盟。1945年乌珠穆沁部道尔吉王与乌兰夫部冲突兵败，率一半左翼旗人迁至蒙古国克鲁伦河附近驻牧至今。
现在国内计划生育，少数民族生一个或两个会有奖励，而蒙古国奖励多生，现在国内蒙古族有500万，蒙古国有230万，就以国内一对夫妇生2个孩子，蒙古国一对夫妇生3个孩子，80年后蒙古国就会比国内蒙古族多100万。一 个民族的兴盛与人口的基数是分不开的，凡强盛之国人口都在3000万以上，为了民族的兴盛请大家做伟大的父亲和母亲！
蒙古有望在５0年内成为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之一。福利将会是世界第一。人口在未来100年将增长５倍以上。文字最终将改为拉丁蒙古语，共世界蒙古族使用。语言将保持各地现有方言。5年后蒙古国经济将飞速发展，创世界新高。我建议在中国的蒙古人都学习基里尔蒙文和汉语，这样学习基里尔蒙文后就业范围就会增加，并按蒙古国的的拉丁转写方案使用。不但可以上网，手机上使用。就是到蒙古国也可以使用。
我们应当大力发展新蒙文。并按蒙古国的的拉丁转写方案使用。如果不这样，我们岂不是在重复清朝的悲剧。民族进一步分化。请大家想一想旧蒙文在100年后会怎么样？（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下）。大家学习新蒙文，不但可以上网，手机上使用。就是到蒙古国也可以使用，对旧蒙文我们也不是一下就放弃，而是逐步拉丁转写与蒙古国的拉丁转写一样。在重要的书籍，建筑，事件上标注‘蒙古’‘成吉思汗’等旧蒙文。书面上都用基里尔蒙文 ,基里尔蒙文很好学的。
大家对旧蒙文有感情，中国可以留两个学校继续学习旧蒙文，对文字研究，我们只不过是借用俄文，就像旧蒙文借用维文一样。和世界上好多文字一样没什么两样只要符合我们的利益就行. Minii Mongol!! миний монгол !!
成吉思汗的子孙会像一把箭一样团结,不会轻易弯曲!!
百万人。外蒙古总人口为261万7千多人(1999年7月)，其中蒙古族占90%，为235万多人，其它为哈萨克族、汉族、俄罗斯族等。而中国境内的蒙古人分布在内蒙古、新疆、青海、东北三省等地，人数达500万左右。所以说蒙古族的主体在中国。
鄂尔多斯部
“为猛隼之羽翼，为驾辇之护卫，为刚毅之明哲，将如山之白室，竭诚护卫者等等”这是蒙文文献《蒙古大黄册》一书中对鄂尔多斯万户的记载。鄂尔多斯一词，是古突劂语，意为汗的殿宇、陵寝之地。公元十四世纪，守护成吉思汗陵寝的卫士们，改自已“艾马克”（部）的名称，始称鄂尔多斯部，这里所谓“八白室”的护卫者，正是鄂尔多斯人。当初称他们是全蒙古六万户之一的鄂尔多斯万户。
清天聪九年（一六三五年）鄂尔多斯部内附归清，各授札萨克，共六旗（后在雍正九年增设一旗，计七旗），所部六旗自为一盟，称伊克昭盟。
察哈尔部
关于“察哈尔”的词义，目前学术界有多种解释，据蒙文文献，“察哈尔”是古突劂语，意为“汗之宫殿的侍卫”。古代蒙古察哈尔部，原驻牧于阿尔泰山，强盛于明代时期，成为蒙古各部的中心，其汗为蒙古各部的“共主”，世袭蒙古汗位。明时，察哈尔本部分八个“爱马克”（部）：敖汉、奈曼、苏尼特、乌珠穆沁，称岭南四察哈尔鄂托克（或爱马克，变亦即四部）；主固特、布里雅特、阿特，称岭北四察哈尔鄂托克。统称察哈尔八部（鄂托克）万户（蒙古左翼三万户之一）。
清朝皇帝又将察哈尔部蒙古以分散驻防等形式，迁居于全蒙古各地，因此蒙古九部以及兴安岭至天山的三十八旗，都有察哈尔部蒙古。
卫拉特部
在中国汉文史籍中，对卫拉特，元代称为斡亦剌惕，明代称作瓦剌，清代又称为额鲁特或厄鲁特，一般则称之为卫拉特蒙古或西蒙古。它是蒙古民族的组成部分。
卫拉特人最早居于叶尼塞河上游，以狩猎为生。十三世纪初归附成吉思汗，改营畜牧。十五世纪中叶形成了强大的卫拉特联盟，其首领也先汗（一四0七年至一四五四年）曾短期统一东西蒙古各部，建立卫拉特人统治的国家组织，势力范围东起兴安岭，西越阿尔泰山至巴尔喀什湖、葱岭，北起安卡拉河、贝加尔湖，南
抵大漠，成为元朝灭亡（公元一三六八年）后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民族的最后一股强大势力，它对东方历史产生过不可忽略的影响。
十六世纪以后，卫拉特联盟活动重心移到大西北（今新疆地区）。联盟中实力最强的准噶尔部，把其它部落统一了起来，建立强大政权，创制自己的文字，确定法律制度（卫拉特法典），改进放牧方法，经营农业种植和手工业，利用外国先进技术发展制绒业、金属品制造业。当时准噶尔地区经济繁荣，人口增长。
我国学术界认为，卫拉特史是蒙古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卫拉特历史，对于今天开发建设大西北具有启迪作用。
据了解，国际学术界早已瞩目于卫拉特，把它视作蒙古学的一部分。苏联、日本、联邦德国的专家曾先后出版发表探索卫拉特历史之谜的专著和文章。
一九七九年以来，我国学术界对卫拉特史的研究也蓬勃兴起。七年来，内蒙古、新疆、甘肃、青海、黑龙江、北京等地学者发表了三百余篇论文和一批专著，如《论四卫拉特联盟》、《卫拉特历史文献》、《准噶尔史略》、《准噶尔的历史与文物》以及有关卫拉特的史料摘编等书。
西套蒙古族
西套之名，由其位于河套之西而来。“贺兰山厄鲁特者，俗称阿拉山蒙古也，阿拉山即贺兰山亦名阿兰善山，皆语音之转，地在河套以西。”（《圣武记》卷三）
西套蒙古族，原属新疆乌鲁木齐的硕特和青海和硕特部落。
西套厄鲁特，其“始视为元太祖弟哈布图哈萨尔，七传至阿克萨噶勒泰”（《清史稿》藩部王）。元时为翰亦刺，后发展为名代瓦刺，清代的厄鲁特或卫拉特。明末，瓦刺分四大部：和硕特部、准噶尔部、杜尔伯特和土尔扈特部，“号四卫拉特，统称额鲁特”（《西域图志》卷首一）。四部之间虽“分牧而居”“部自为长”，却“以伊犁为会宗地”，结成松散的部落联盟，设有盟主，以调节四大部落之间的纠纷。从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中期，担任盟主的是和硕特部首领拜巴噶斯。
十七世纪初期，游牧于伊犁地区的准噶尔部逐渐强大起来，不断向邻近部落发动掠夺战争，迫使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率领五万余帐，离开塔尔巴哈召，于一六三0年左右逐步移牧于额济勒河（今伏尔加河）下游。在一六三六年和硕特部首领拜巴噶斯率众至西套—这便是由新疆迁移西套的开始，距今已有三百四十多年。拜巴噶斯死后，其弟“和硕特部的顾什汗始强大”。“顾什汗季子巴延阿布该阿玉什生子十六，其四人居青海，共和罗理等十二人亦牧套西是为二部分地之始。”（《圣武记》卷三）这便是由青海迁移西套的开始。和罗理，号巴图尔额尔克济农，即阿拉善旗的第一代祖先。
准部噶尔丹与鄂齐尔图车臣汗的孙女阿奴结婚。当噶尔丹实力日渐强大后，于一六七七年杀害了鄂齐尔图车臣汗。西套厄鲁特即溃，或奔依达赖喇嘛，或被噶尔丹掠去（祁韵士：《皇朝藩都要略》）。和罗理率族属避居大草滩，庐帐万余，仍逐水草，游牧于近边。一六八六年（康熙二十五年），上书清朝请求牧地。一六九七年（康熙三十六年），清廷援内蒙古四十九旗之例，置旗偏佐领，赐印援扎萨克，封和罗理为多罗贝勒。这便是阿拉善旗的由来。
阿拉善厄鲁特为特别旗，不设盟而直隶中央。一九二八年，阿拉善旗属宁夏省管理。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和平解放，先后归甘肃、宁夏管辖。一九五四年设蒙古族自治州。一九六一年阿旗划为阿左、阿右二旗。一九六九年阿左旗划归宁夏，阿右旗划归甘肃。一九七九年七月一日，二旗重归内蒙。同年十二月，国务院批准设阿拉善盟。
由于多年在其驻牧地上生活，使他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活习惯。其婚礼、年俗、熬奶茶和做奶制品的方式及包房的布置也与东部蒙古族不完全一样。
阿拉善盟盟府所在地设在巴彦浩特。巴彦浩特旧名“定远营”，一七三0年建成，历来是阿拉善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历代西套阿拉善蒙古族，则用“富饶辽阔的阿拉善”，来赞美阿拉善草原。
青海蒙古族
青海境内的蒙古族与内蒙古、新疆的蒙古族风俗习惯基本相同。但因长期与藏、汉、回、土等民族杂居，风俗习惯既有蒙古族的特点，也吸收了其他民族的优点。他们信奉藏传佛教，住传统的蒙古包，也有受藏族影响，住牛毛帐篷的。穿长大襟长袍，头戴毡帽或皮帽，腰束各色腰带，足穿长统靴。妇女头上梳长辫，
脖子上戴金银、珠宝、珊瑚等首饰。蒙古族的饮食与藏族基本相同，喜食炒面和牛羊肉。用鲜牛奶和酥油晒「曲拉」，用马奶造酒，马奶酒芳香纯正，味道独特，是招待客人的佳品。在盛大喜庆的日子，按照传统习惯，把煮熟的整只羊摆到宴席上，作为最珍贵的食品敬奉长者或贵宾。蒙古族热情奔放，喜爱歌舞和文化活动，每年夏、秋季节，人们按照传统习惯，举行祭山活动，届时杀牛宰羊，喝酒唱歌，还要举行射箭打靶、赛马等活动。现在虽然不再举行祭山活动，但每年都要举行一次那达慕大会，欢庆丰收，进行物资交流和赛马、摔角、射箭等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蒙古族的祭海和祭俄博活动在青海颇有特色。这里的海是指青海湖。
自从清朝有组织地召集青海一带的蒙古族头领们，到青海湖边祭海立碑时起，现在已经变成蒙古族牧民们自发的群众活动。每年到了农历7月25日，青海的蒙古牧民们就从很远的地方赶著牲畜，来到青海边，他们在湖边摆上供桌，把杀好的牛羊摆在供桌上，然後宣读祭祀青海湖的祭文，再向著滔滔湖水顶礼膜拜。最後大家争相抢割献祭用过的牛羊肉，人称「抢宴」，按照蒙古人的习惯，谁能最先抢到供肉，或者抢得多，就算是吉祥。祭海活动结束後还要进行摔角、赛马、射箭比赛。「俄博」是指草原上蒙古牧民用石头堆起高高的石堆。蒙古族牧民对俄博十分崇拜，凡是经过俄博的牧民，都要围著俄博转上几圈，再取来几块石头堆在俄博上，於是俄博越堆越高。事实上，俄博是茫茫草原上重要的方向标，有了俄博的指引，即使是在风沙弥漫的天气里，也不会迷失方向。祭俄博在每年的7月13-15日，是青海蒙古族牧民一年一度的草原盛会。祭俄博期间，牧民们聚集在高高的俄博边，听活佛和喇嘛念经、参加由喇嘛带领祭祀山神的祭典，祈度诵髿q岁平安。祭祀完毕，照例要举行赛马、摔角、射箭、唱歌、跳舞比赛。蒙古人也过春节，其风俗习惯与汉族没有多大差别，只是他们之间互赠送礼品。
黑龙江蒙古族
黑龙江省的蒙古族聚居在松嫩平原中部。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辽阔，河流纵横，水草丰美，是宜牧宜农的好地方。蒙古族在这里从事畜牧业有着悠久的历史。明代洪熙年间，成吉思汗次弟哈布图哈撒尔的14世孙奎孟克塔斯哈喇就游牧在这里，15世纪中期，奎孟克塔斯哈喇的孙子爱嘎析产分牧来到嫩江东岸，以其分牧次序为四而称为杜尔伯特部（杜尔伯特，蒙语“四”之意）。千百年来，骠悍的蒙古族人民，在这“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肥美土地上生息繁衍。现在，全省蒙古族有9.6万多人，其中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就有3万多人，主要以牧业为主，或农牧结合。蒙古族古代信仰萨满教，16世纪改信格鲁派喇嘛教。建国后，蒙古族人民宗教观念逐渐淡薄，大批喇嘛还俗成家，现在信教的人已为数不多。蒙古族有丰富的文化艺术遗产，数来宝就是其中之一。它是说唱结合的艺术，一般由两个人表演，使用马头琴或四胡琴配乐。数来宝有固定的曲调，唱词是见景生情即兴创作，讲比喻、讲感情、讲辙口，妙趣横生。蒙古族由单一的牧业经济转入农牧业结合生产后，加之与汉族杂居，生活习 俗有了很大变化。服饰，平时穿长袍的已不多，在节日、盛大集会、婚礼上穿长袍，扎腰带的还不少。饮食，过去以牛羊肉和奶食为主，现以粮食为主，奶食为辅，喜欢饮红茶。
云南蒙古族
云南的蒙古族是公元1253年随忽必烈征战遗留在云南的蒙古族下级士兵后裔。现主要聚居在通海县杞麓湖沿岸，部分居住在文山州的马关县，少部分散居在文山、红河、思茅等地州的一些地区。云南蒙古族人民善于农耕和渔业，并从事划船运输和土木建筑。民间多崇拜能工巧匠，组织有鲁班会。
妇女要套穿三件间衬，第一件为贴身衣，袖长至腕；第二件外衣，袖长至肘；第三件为无领对襟坎肩，钉有直排闪光纽扣，显得格外别致美观。有团结互助风尚，至今上山砍柴、背柴仍然彼此互相帮助接应。
云南的蒙古族为元朝初年随忽必烈征战遗留的后裔。云南有1．3万人，聚居在通海县新蒙乡，分中村、下村、白阁、交椅湾和陶家嘴5个自然村。云南的蒙古族会彝语和汉语，其蒙古语与北方的蒙古语大致可相通，现以农耕为主。男子穿长袍和围腰，妇女衣袖上绣有花边图案，上衣高领，仍与蒙古族服饰相似。妇女喜欢穿三件长短不一的衣服。婚姻为一夫一妻制，丧葬行棺木土葬，信仰佛、道、土主、多神及鲁班，工匠中有鲁班会。他们喜欢的舞蹈叫“跳乐”，众人围成一圈，一边舞蹈，一边击掌高歌。隆重的节日为“那达慕”盛会。
喀尔喀蒙古
蒙古国地处东北亚内陆，只有两个邻国：北邻俄罗斯联邦，南邻中华人民共和国。其边界长逾8千公里，蒙中4676.8公里，蒙俄3485公里。国土面积150万平方公里，北部茂密的森林与南部著名的戈壁滩形成鲜明的对照。整个大陆西南部高于东北部，梯次构成平坦的草原、高原和海拔一万三千英尺的高山，平均海拔1580公尺。在国土面积方面，蒙古国为亚洲第六大国，全球第十八大国。蒙古国属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干旱多风，年降雨量200－300毫米，气温偏低，平均－2.7°C。最冷月份一月，在－15°C至－35°C之间，北部可达－54°C。最热月份七月，月均气温25°C，南部沙漠可达41°C。蒙古国是由众多同属蒙古血统的不同部落所组成。唯一的例外是哈萨克人，他们属突厥血统，生活在蒙古西部的一些省份，拥有自己的语言和宗教信仰。蒙古最大的部落是柯尔克孜部落，还有Buryats、Dorbods、Zahchins、Harchins和其它很多操特殊蒙古方言的部落。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市（人口63万人），工商业中心有乌兰巴托、达尔汗、额尔敦特、乔巴山。官方语言为蒙古语，为90%以上人口所使用。主要外语为俄、英、德、日语。人口241万（1998年10月统计），其中15岁以下占40%，60岁以上占4%。
1990年蒙古结束了共产党统治，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主义理想，开始推动西方式政经改革。1992年实施新宪法，使蒙古国成为国会（一院制－国家大呼拉尔）制衡体制的民主开放国家。国家元首总统实行民选，最高行政长官总理由国家大呼拉尔多数党任命。1998年起国会议员得担任总理、部长职。 主要政党：人民革命党、社会民主党、民族民主党。蒙古国自然资源丰富，主要牧业资源-草原曾达1.32亿公顷（占国土面积的84%），但近年沙化严重，面积缩减。矿藏有煤（储藏量约500亿吨）、铜、金、铀、铁、钨、钼、萤石、石油、磷等，目前已开采的主要有煤、铜、钼、萤石、金。农业耕地138万公顷，占全国土地1%，利用率低，1996年只利用34.7万公顷。1997年蒙古国人均ＧＤＰ为360美元（世界银行统计，同年除了蒙古国之外，尚有64个国家低於390美元），被世界银行列入低所得国家之列。国家货币：图格里克（Tugrik），1美元＝1000图格里克（1999年4月价格）。
1996年蒙古畜牧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30%左右，产品有羊毛、驼绒、兽皮、骨、卡斯米尔羊毛年产2500吨，绵羊毛年产1.7万吨，羊毛产值占工业生产总值11.5%左右。小麦产量21.3万吨，只有经改前1989年的30%。面粉只够需求的三分之二，必须从中国大陆和其他国家进口。1997年蒙古失业人口为6.5万人，贫困人口占全国人口３６％（1998年2月统计）。蒙古外债对象主要是俄罗斯，为数高达103亿兑换卢布，这是自1949年以来前苏联对蒙古长期提供贷款所形成的债务。1997年蒙古出口总额443.4百万美元，进口总额418百万美元。中国大陆仅次於俄罗斯，为蒙古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外蒙主要从中国大陆进口食品、日用品、服装，向中国大陆出口畜产品和矿产品。从1990年至1997年，已有超过600家外资参与的公司在蒙完成登记，主要为日本、俄罗斯、中国大陆、美国、韩国、德国、土耳其等五十多国家，台湾也有七家公司在蒙古注册。蒙古国具有发展潜力的行业有农产品加工、采矿、旅游（以上为蒙古国建议）、电子、造纸、塑胶成品、汽机车制造、糕饼、啤酒、成衣加工、运输、电线、电缆、农药等。在公共设施方面，所有工业化城市都有水、电、通讯、电
视、国际互联网等设施，现有商业银行15家，其中2家政府持有部份所有权，其它都为民营。陆路运输需取道西伯利亚铁路或经中国内蒙、河北由天津出海，航空运输自乌兰巴托至北京、莫斯科有固定航班。
卡尔梅克(Kalmyk或Kalmuk)部
卡尔梅克共和国位于俄罗斯联邦欧洲部分的伏尔加河下游地区，首府埃利斯塔， 卡尔梅克是欧洲人对厄鲁特(Eleut或Olot)蒙古人即卫拉特(Oyrat或Oirat)亦即元代的斡亦剌、明代的瓦剌的称呼。明末清初卫拉特蒙古人分四部：和硕特(Khoshut)、准噶尔(Dzungar或Jungar)、杜尔伯特(Dorbet)、土尔扈特torgut)，后准噶尔部强盛，土尔扈特部不服准部统治，于1616年在首领和鄂尔勒克带领下，越过吉尔吉斯草原，同年与俄人讲和。和鄂尔勒克移居于托波尔河上游，以其女嫁西伯利亚汗后人，并征服花拉子模部分领地。1643年，和鄂尔勒克移营至伏尔加河下游阿斯特拉罕附近，与诺盖人密谋，使其脱离俄国。1650年，西伯利亚的土尔扈特部遣使向顺治皇帝表示臣服。1673年，顿河和额济勒河（伏尔加河）间的土尔扈特部首领阿玉奇，为得到俄国每年的丰厚赠礼，向沙皇表示效忠，但土尔扈特部与克里米亚汗国、达赖喇嘛、中国皇帝都继续保持联系。后来沙皇俄国不断向其征兵用于对奥斯曼土耳其作战，激起了土尔扈特人的反抗，部分土尔扈特人在首领握巴锡（阿玉奇的孙子）率领下东归故土，遭俄军和哈萨克人拦截，死伤无数，最后剩几万人到达中国新疆境内。其他未能东归的人留在伏尔加河下游地区继续受到沙俄的统治。1920年成立卡尔梅克自治州，1935年成为自治共和国，1943年自治共和国建制被撤消，1957年重设自治州，1958年重新恢复自治共和国，苏联解体后升格为俄罗斯联邦内的共和国。卡尔梅克人至今还信奉藏传佛教，讲卫拉特蒙古语。卡尔梅克共和国是欧洲唯一的佛教国家，在首府埃利斯塔有很多佛像。
布里亚特(Buryat)部
布里亚特元代称不里牙惕，布里亚特蒙古人从种族上是厄鲁特蒙古人近支，原游牧于外贝加尔地区，后来向北发展到叶尼塞河与勒拿河之间地区。1631年，俄人到达叶尼塞河支流通古斯卡河上游，立即与布里亚特人发生冲突。经过二十五年的战争，布里亚特人被完全压服，才臣服于俄国。但其中一部分反抗俄人到底，向南移入喀尔喀领地。另外一部分，当清军在黑龙江以西打败俄人时投向中国，被赐名巴尔虎人，编入八旗，并安置在呼伦贝尔地区。布里亚特共和国位于贝加尔湖以东，南同蒙古国接壤，首府乌兰乌德。1923年成立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1958年改为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1990年，苏联解体前昔升格为俄罗斯联邦内的共和国。另外俄罗斯联邦境内还有两个布里亚特自治区在贝加尔湖以西：乌斯特奥尔丁布里亚特自治区（属伊尔库茨克州）、阿金布里亚特自治区（属赤塔州）。
鞑靼部落
鞑靼(Tatar或Tartar)人属突厥语族，混合了蒙古人和跟随蒙古人西征的其他种类的突厥人的血统，他们主要居住在俄罗斯联邦的鞑靼斯坦共和国和西西伯利亚、中亚的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1944年被斯大林从克里米亚强行迁入），原苏联共有六百多万鞑靼人，分喀山鞑靼人、克里米亚鞑靼人、西伯利亚
鞑靼人等很多种，是今俄罗斯联邦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迁入中国新疆境内的称塔塔尔族，他们大多是逊尼派穆斯林，少数改信东正教（称楚瓦什人，主要在俄联邦楚瓦什共和国境内），还有部分信原始的萨满教。鞑靼斯坦共和国的鞑靼人属喀山鞑靼人，他们的祖先主要是伏尔加-保加尔人(The Volga Bolgars)，保加尔人原居中亚一带，后随匈奴人西迁到黑海以北，七世纪时分成五部，一部西迁到多瑙河下游地区，联合斯拉夫人打败了东罗马帝国的军队，建立保加利亚汗国，后被当地的斯拉夫人同化，成为基督徒。后来保加利亚人就成为同化了这支保加尔人的斯拉夫人的名称。另一支保加尔人北上到伏尔加河中游、卡马河流域一带，称伏尔加-保加尔人，蒙古西征时称他们为不里阿耳，被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征服。拔都在西征结束时建立钦察（金帐）汗国，跟随拔都留下的蒙古人只有四千户（参加拔都西征的军队约15万人，西征结束后，其他各系宗王的部队都回原来的地方去了，剩下的是拔都自己的部队，大多是来自中亚的突厥人），他们淹没在突厥人的汪洋大海里（突厥人的数量是他们的百倍以上），他们后来逐渐被周围的操突厥语诸部混血同化，讲突厥语，信伊斯兰教。后来蒙古人和钦察汗国统治下的伏尔加-保加尔、钦察（奇卜恰克）等突厥语民族共同使用蒙古人带来的名字--鞑靼人，伏尔加-保加尔人失去了自己原来的名字。
图瓦部落
图瓦人（Tuvas），或译作土瓦人，自称“特瓦人”（Tyiva）。中国史籍称之为“都波人”、“萨彦乌梁海人”、“唐努乌梁海人”等。国外（主要是俄国）旧称“索约特人”（Сойоты，源自Сойон，萨彦人之意）、“唐努图瓦人”等。图瓦人的族源主要有两方面，一个是铁勒－突厥，另一个是鲜卑－蒙古。
从族名来看，图瓦无疑与都播（都波）有较大的渊源。都播是九姓铁勒最北的一部之一，大致分布在今贝加尔湖西南方位、叶尼塞河上游一带，这里也是古突厥人南迁之前的摇篮。公元二世纪时，匈奴衰微，鲜卑大举进据漠北，遂与留居其地的匈奴－丁零馀部（为数尚不少）发生了大规模的混血融合，其中拓跋鲜卑迁徙最远，漠北的北部和西部都受到了影响，都播部落更为显著，其得名当与“拓跋”有关，至少其组成是加入了一些鲜卑因素的。突厥兴起後，都播役属于突厥，因其原本就是铁勒之一部，又远处僻地，故也颇怡然自得，今人研究发现图瓦语保留了许多古代突厥语的特点，应与此不无关系。按照前苏联突厥学家巴斯卡阔夫的划分法，图瓦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东匈语支－维吾尔语组－维吾尔突厥次语组。
图瓦的另一个源头与乌梁海有关。“乌梁海”是清代的译法，元、明时多译作“兀良哈”。兀良哈是蒙古的一部，猛将速不台即出自兀良哈部，速不台之子兀良哈台更是蒙元帝国的得力干将，西征欧洲，南灭大理，其功业无须在此赘述。兀良哈在蒙古形成之前以“斡良该”或“愠良改”之名居于漠北的极北部，即今贝加尔湖以东以北、鄂嫩河上游一带，再往前追述，就是隋唐时的“骨力干”。骨力干是九姓铁勒最北的一部，位于都播之东北，距当时的京城长安最远，因此给著史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说来说去，最初的源头还是在铁勒，其实按蒙古是一新兴部族，虽以东胡系统的室韦诸部为主体，但加入了不少像兀良哈这样原属铁勒－突厥系统的部落（最著者如克烈部、乃蛮部等）也是毫不奇怪的。有趣的是，对于图瓦来说，都播和骨力干真可谓“殊途而同归” 了。现今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阿勒泰地区居住着一部分操图瓦语的人，其民族成分是蒙古族。不将其单独划族或划为相同语族语支、邻近地域的哈萨克族，应该主要与人数少有关，据1982年统计，仅有2000人左右；还有就是考虑到在历史上他们与哈萨克人很少有共同之处，倒是唐努乌梁海在并入苏联之前一直是属于外蒙古的；并且新疆的蒙古族大多属西蒙古，即瓦剌－厄鲁特的後裔，本来就与东蒙古有较大的差异，铁勒－突厥因素更浓，特别其先世斡剌惕部更是正好就分布于今唐努乌梁海地区，因此将阿勒泰图瓦人划入蒙古族还是有所依据的。图瓦人多信喇嘛教，但萨满教还保持着较深的影响，也有少数人信俄罗斯正教；图瓦人总数接近20万左右，有约2万人分布在蒙古国境内；外国的图瓦人用基里尔字母，中国的图瓦人无文字，通用哈萨克语文或蒙古语文。图瓦人分布的地域大体上位于西伯利亚南部叶尼塞河上游，具体来说主要是指萨彦岭和唐努山之间的广阔地区。
这一地区面积近20万平方公里，清代称为唐努乌梁海，设佐领四十八，分隶外蒙的乌里雅苏台的定边左副将军、哲布尊丹巴大活佛及札萨克图、三音诺颜两部。同治三年，中俄签订《塔城条约》（即《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被割去唐努乌梁海西北部十佐领之地。1914年沙俄强占乌梁海，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收复中东部三十六佐领，但不久又被迫撤退。从此，乌梁海东部九佐领之地，属今蒙古国，中部俄占二十七佐领之地，于1924年宣布成立唐努- 图瓦人民共和国，1926年改称图瓦人民共和国（有的书说是1924年宣布成立乌梁海共和国，1926年改称唐努图瓦人民共和国），1944年加入苏联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享有自治州的权力，1961年改为图瓦自治共和国，苏联解体后升格为俄罗斯联邦内的共和国。
乌珠穆沁部
乌珠穆沁是蒙古民族古老部落之一。成吉思汗16世孙图罗博罗特由杭爱山徙牧戈壁南，他的第三个儿子翁滚都拉尔开始称所部为《乌珠穆沁》，蒙古语为《葡萄山人》，因为他们原在阿尔泰山脉葡萄山一带驻牧，故名。
17世纪，金太祖（努尔哈赤）年间，乌珠穆沁部落首领道尔吉与林丹汗不合，率所部迁到克鲁伦河一带驻牧。崇德元年（1636）归附满清。顺治3年（1646）分乌珠穆沁部置左翼和右翼两个旗。左翼扎萨克（执政王）驻在鄂尔虎河（乌拉盖河）畔之奎苏陀罗海（乌拉盖苏木东北）。1934年属锡林郭勒盟。1945年乌珠穆沁部道尔吉王与乌兰夫部冲突兵败，率一半左翼旗人迁至蒙古国克鲁伦河附近驻牧至今。
现在国内计划生育，少数民族生一个或两个会有奖励，而蒙古国奖励多生，现在国内蒙古族有500万，蒙古国有230万，就以国内一对夫妇生2个孩子，蒙古国一对夫妇生3个孩子，80年后蒙古国就会比国内蒙古族多100万。一 个民族的兴盛与人口的基数是分不开的，凡强盛之国人口都在3000万以上，为了民族的兴盛请大家做伟大的父亲和母亲！
蒙古有望在５0年内成为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之一。福利将会是世界第一。人口在未来100年将增长５倍以上。文字最终将改为拉丁蒙古语，共世界蒙古族使用。语言将保持各地现有方言。5年后蒙古国经济将飞速发展，创世界新高。我建议在中国的蒙古人都学习基里尔蒙文和汉语，这样学习基里尔蒙文后就业范围就会增加，并按蒙古国的的拉丁转写方案使用。不但可以上网，手机上使用。就是到蒙古国也可以使用。
我们应当大力发展新蒙文。并按蒙古国的的拉丁转写方案使用。如果不这样，我们岂不是在重复清朝的悲剧。民族进一步分化。请大家想一想旧蒙文在100年后会怎么样？（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下）。大家学习新蒙文，不但可以上网，手机上使用。就是到蒙古国也可以使用，对旧蒙文我们也不是一下就放弃，而是逐步拉丁转写与蒙古国的拉丁转写一样。在重要的书籍，建筑，事件上标注‘蒙古’‘成吉思汗’等旧蒙文。书面上都用基里尔蒙文 ,基里尔蒙文很好学的。
大家对旧蒙文有感情，中国可以留两个学校继续学习旧蒙文，对文字研究，我们只不过是借用俄文，就像旧蒙文借用维文一样。和世界上好多文字一样没什么两样只要符合我们的利益就行. Minii Mongol!! миний монгол !!
成吉思汗的子孙会像一把箭一样团结,不会轻易弯曲!!
上帝之鞭--阿提拉演讲
“军人们！在击败了那样多的民族，征服了那么广阔的土地之后，你们终于有资格站在这块原野上了。因此我感觉，自己在现在这种环境下，还想用演说再进一步激励你们的行动，显得有些多余和愚蠢，好像你们还不明白，目前我们面对的是怎样的情况。嗯，对一位新入伍的士兵，或一支从未参过战的部队来说，这可能还会起点作用。事实上，我也的确想不出什么你们乐意听的话了。
这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比战争更让你们感到熟悉呢？对一位勇敢的武士来说，又还有什么事情，比亲手复仇更加甜美呢？满足自己复仇的欲望，是自然母亲赐予我们人类的伟大礼物。所以，让我们立即向敌军发动猛烈的攻击吧！哪一方首先开始战斗，就说明他们比敌人更勇敢，而两军相逢勇者胜。让我们蔑视这些乌合之众吧！依靠同盟的力量保护自己，恰好是他们懦弱的证明。甚至在我们的攻击开始之前，他们的心中就会满怀恐惧。
瞧，他们现在正忙着占领丘陵和高地，并为自己贸然下到开阔地带和我们作战而后悔呢！你们知道，罗马人的武器轻得就像灰尘一样，一点小伤就足以使得他们士气低落，而且这还是在他们保持着阵形，高举着盾牌的时候！用你们习惯的耐力去战斗吧，不要去关心敌人兵力的多寡！让我们冲垮这些阿兰人，压碎这些西哥特人！在这敌军主力所在的核心地带，我们最容易迅速地赢得战争的胜利。当我们的第一条弓弦被拉断的时候，他们的队伍就必然会开始动摇，敌军阵形的骨架就支撑不住它的躯干了。
这便是你们运用你们的勇气，发泄你们熟悉的怒火之时！胡人们，我阿提拉请求你们，拿起你们的武器来！谁要是受伤了，就要用敌人的死亡来回击！谁要是还没有挂彩，就要用敌人的血肉填饱自己的饥肠！胜利者是永远不会被敌人击中要害的，那些战死者在和平时期反正也一样会死。是谁为我们的祖先打开了从亚速海到这里的通路？是谁在保佑我们的军队上百年来所向披靡？是谁在正呀呀学语的你们腰间别上刀剑？又是谁把正蹒跚学步的你们扶上马鞍？是那永生之神，我的勇士们！我在你们的面孔上为什么看到了不安和恐惧？如果天神自己并不准备把胜利赐予他人的话，为什么胡人多年来百战百胜的幸运之路又要在这里结束呢？你们知道，胡人犀利的目光向来是其它民族所不能承受的，而神谕也已经作出了对我们有利的裁决。今天你们脚下的这块战场，已经许诺给予我以如此辉煌的胜利。
你们不要让我为与胜利擦肩而过而懊丧，请速速把敌军主将的首级提来见我！让敌人的财富填满你们的钱袋，让敌人的骷髅装饰你们的胸膛吧！愿苍天和众神和你们在一起！我阿提拉和你们在一起！我本人将首先向敌人射击。如果有谁胆敢在阿提拉作战的时候犹豫观望，他就将第一个丧失自己的生命！”
这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比战争更让你们感到熟悉呢？对一位勇敢的武士来说，又还有什么事情，比亲手复仇更加甜美呢？满足自己复仇的欲望，是自然母亲赐予我们人类的伟大礼物。所以，让我们立即向敌军发动猛烈的攻击吧！哪一方首先开始战斗，就说明他们比敌人更勇敢，而两军相逢勇者胜。让我们蔑视这些乌合之众吧！依靠同盟的力量保护自己，恰好是他们懦弱的证明。甚至在我们的攻击开始之前，他们的心中就会满怀恐惧。
瞧，他们现在正忙着占领丘陵和高地，并为自己贸然下到开阔地带和我们作战而后悔呢！你们知道，罗马人的武器轻得就像灰尘一样，一点小伤就足以使得他们士气低落，而且这还是在他们保持着阵形，高举着盾牌的时候！用你们习惯的耐力去战斗吧，不要去关心敌人兵力的多寡！让我们冲垮这些阿兰人，压碎这些西哥特人！在这敌军主力所在的核心地带，我们最容易迅速地赢得战争的胜利。当我们的第一条弓弦被拉断的时候，他们的队伍就必然会开始动摇，敌军阵形的骨架就支撑不住它的躯干了。
这便是你们运用你们的勇气，发泄你们熟悉的怒火之时！胡人们，我阿提拉请求你们，拿起你们的武器来！谁要是受伤了，就要用敌人的死亡来回击！谁要是还没有挂彩，就要用敌人的血肉填饱自己的饥肠！胜利者是永远不会被敌人击中要害的，那些战死者在和平时期反正也一样会死。是谁为我们的祖先打开了从亚速海到这里的通路？是谁在保佑我们的军队上百年来所向披靡？是谁在正呀呀学语的你们腰间别上刀剑？又是谁把正蹒跚学步的你们扶上马鞍？是那永生之神，我的勇士们！我在你们的面孔上为什么看到了不安和恐惧？如果天神自己并不准备把胜利赐予他人的话，为什么胡人多年来百战百胜的幸运之路又要在这里结束呢？你们知道，胡人犀利的目光向来是其它民族所不能承受的，而神谕也已经作出了对我们有利的裁决。今天你们脚下的这块战场，已经许诺给予我以如此辉煌的胜利。
你们不要让我为与胜利擦肩而过而懊丧，请速速把敌军主将的首级提来见我！让敌人的财富填满你们的钱袋，让敌人的骷髅装饰你们的胸膛吧！愿苍天和众神和你们在一起！我阿提拉和你们在一起！我本人将首先向敌人射击。如果有谁胆敢在阿提拉作战的时候犹豫观望，他就将第一个丧失自己的生命！”
蒙古族传统教育（格言警句）
家庭教育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人们生活的基本组织。以游牧经济为主、居无定处的蒙古人非常重视家庭教育。其谚语曰："冬季的余寒直到春，老人的遗训传子孙。""父亲的教导--黄金；母亲的嘱托--智慧；哥哥的指点--利益；姐姐的劝解--慈爱。"他们主张对子女要严格管教："杂草铲除要趁早，孩子教育要趁幼。"蒙古族的家庭教育蕴含着丰富的内涵，深邃的哲理。
其内容主要包括：牧业知识的传授、骑射、摔跤等劳动技能的传授、道德品质的教育、传统文化的教育。
骑射、摔跤等劳动技能的传授
严酷的自然环境、逐水草而奔波的牧业生活方式，需要的是娴熟的生产技能和强健的体魄。蒙古族十分重视对儿童的培养锻炼。《绥蒙辑要》载：蒙古人居常门前系马并着鞍，凡牧畜等举动必乘之，故无论老幼妇女皆习于马，又能乘驭。小儿五六岁，则伴父兄至牧场，其往复皆由父兄之助而跨于马背；十岁以后，概巧于乘驭，不着鞍之马亦能乘骑之。如斯，彼等不啼生长于马上，故其乘驭乃极巧妙，虽数日数夜，竟不以为劳乏也。" 对儿童实行乘马的驯练是自古的传统。《黑鞑事略》载："其骑射，则孩时绳束以板，络之马上，随母出入。三岁以索维之鞍，伸手有所执，从众驰骋。四、五岁挟小弓短矢，及其长也，四时业田猎。"古时练习骑射有狩猎、打仗等目的。对此《夷俗记·教战》谈得更为详细："今观胡儿五、六岁时，即教之乘马，其案以木为之。前后左右皆高五、六寸。置儿于中，虽马逸亦无倾跳之患也。稍长，即教之蟠鞍超乘，弯弓鸣镝，又教之上马，则追狐逐兔，下马则控拳臂张，少而弓马，长而精焉。"古代教子骑射具有生产和军事的双重意义，而近代只是劳动技能的培训了。
蒙古族从小就培养男儿摔跤。《啸亭杂录》卷2云："……顺至中喀尔喀使臣至，与近喀使臣虽非名摔跤手，但他会摔跤。"《蒙古风俗鉴》记云："各地青年从十几岁开始就十分爱好这种活动，从小就摔跤，没有专门教摔跤的学校和门庭，都是各地年轻人出于自己的爱好而练习。"摔跤，是对毅力和胆量的锻炼，也是对智慧和技能的锻炼。
骑射和摔跤都是其对后代勇敢无畏的精神素质的塑造。这样他们才可能在匮乏中忍耐、在困苦中坚毅、在肆虐的自然面前乐观而豪迈。
传统文化的教育
从民族精神的特异性看，蒙古族堪称独树一帜。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蒙古族经历了惊心动魄的撕杀、经过无数次血与火的洗礼。再加之平时马背上的颠簸和历经严寒酷暑的牧业生涯，因此其传统文化浸润着苍劲、雄健、粗犷、豪放的审美理想。他们教育后代崇尚威武和雄健，崇尚强悍和力量。《蒙古风俗鉴》载："自古对英雄信赖的蒙古族认为：'男人如果是聪明的英雄，可以盖世。'这些教育内容，一般都是借古代历史上的人和事进行教导。说古代有某某英雄名震四方，敌人听了他的名字就偃旗息鼓。""他们用英雄人物的名字建造敖包，称某某英雄敖包。"鞭策后代崇尚勇敢、鄙视孱弱；崇尚进取，鄙视退却，崇尚牺牲，鄙视卑怯。
这种教育方法古已有之，《元史译文证补》说："蒙兀先无文字，世系事迹，口相传述。"其教育内容还往往围绕着成吉思汗的传说进行。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是蒙古民族崇拜的偶像、英雄的代表，集高尚的品德、勇敢的精神、超人的智慧，盖世的胆略于一身，成吉思汗之祖先阿阑豁阿折箭训子的故事，成吉思汗之母河额仑夫人用草根、乳汁养育英雄儿子的故事，成吉思汗胸怀大志、勇敢善战、知人善任的故事，成吉思汗化为老者教育其弟的故事。此外，还有蒙古族史诗中的英雄江格尔的故事，格斯尔可汗的故事，长久地流传于民间，在寂静的草原之夜，在温馨的蒙古包里，蒙古族母亲的娓娓叙述如一脉脉清流滋润着少男少女的心田。
牧业知识的传授
蒙古族是一个经营奋牧业的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养畜就是生活。草原牧人培养自己的后代，首先传授给他们的就是畜牧业的知识。
蒙古族牧养牛、马、羊、驼，而以羊和马为经济生活的主要标志。因此，首先要教育后代识别牲畜。教育他们辨清青、黑、白、红、紫、黄、海蓝七种颜色，以便管理牲畜；教育他们对不同颜色、不同年龄、按其雌雄有不同叫法；教育他们知道不同牲畜的生长期、怀孕期、生产期、教育他们数数，从一到万、亿、兆等，总之，教育其掌握牧业管理规律。
由于牧业和狩猎业的阶段性和物候变化，牧人特别注意用积累起来的天文历法知识启迪后代。自然界星辰出没、日夜交替、寒来暑往的变化，对牧人的生产和生活有重大的影响。所以教育后代"关于四时(春夏秋冬)和四面(东西南北)八方之知识，以及天、地、日、月、星、云、雨、雾、风、雪、冰、泉、河、海、山的知识。" 有经验的牧人可以通过天气看年景，对自然灾害有充分的认识和必要的防备。为寻找失散的牲畜，牧人们教会子女从小就学会辨识方向。
道德品质的教育
蒙古族历来重视对子女进行道德规范的教育，在蒙古族的传统观念中，道德规范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成吉思汗颁布的札撒中就有不少关于这方面格言。例如："凡子不率父教、弟不率兄教；夫疑其妻、妻忤其夫，男虐待具已聘之女，女慢视已字之男；长者不约束幼者，幼者不受长者约束；高位达官，信用亲近，遗弃琉逖；富贵之家，不急公而吝财；若是之人，必至流为匪类，变为叛贼。家则丧，国则亡，临敌则遭殃。我严加告诫，以防此弊"。蒙古族把家庭的道德教育提高到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安危的程度。
在家庭教育中，蒙古族十分重视尊重长者，讲究礼仪。在平时饮食习俗、节日礼宴、集会时都给长者以极为尊重的地位。蒙古族谚语说："尊敬德高的人、敬爱年老的人，抬举思慧的人，躲开阴险的人。"在《元史译文证补》里就有"幼者见长者，长者未问，幼者勿先发"的记载。《元史》卷120载，成吉思汗对察罕非常赞赏，因他对长者彬彬有礼，"脱帽置杖端、跪拜歌舞"。尊重老人是蒙古族的传统习俗。
蒙古族特别注重让孩子尊重父母和教师。蒙古族的谚语说："金银可以获得、父母不能再得。""别看是鬓发蓬乱，也还是慈爱的母亲，别看是草檐茅舍，也还是可爱的家庭。""对喂乳汁的母亲，要敬爱；对教字母的老师，要尊重。"不尊重父母和教师，要受到公众的指责和惩罚。
蒙古族的家庭还重视平时的礼貌教育。其教育子女平时要爱整洁、说话和气，不随便动人家的器具，不随便骑人家的马，来客人时记住客人的长相、穿戴、马的颜色、鞍具的样式等。蒙古族把平时的礼仪做为衡量其是否成材的标准。
蒙古族重视维系人与人之间团结互助的关系，特别注重家庭之间的团结。他们用"增殖的牲畜，毛色一致，兴旺的人家，语言一致"告诫后代。在大自然的怀抱里靠游牧为生的蒙古族特别教育后代应互助协作，广泛交友。他们说："与其有一百两银子，不如有一百个朋友。""像绵羊似地，合群走就有力；像沙土似地，散放着就无力。"聪明人也需要朋友帮助，伛偻人更需要朋友搀扶。""亲友多的人，走遍草原，没亲友的人，势如孤掌。"早期的蒙古人，常结为"安答"。(朋友)安答，需要相濡以沫，同舟共济，困顿时相帮，危厄时相助。《蒙古秘史》第117节说："凡结为安答，要相依为命，要互相帮助、要相亲相爱。"由于家庭和社会团结互助的教育，蒙古族自古以来就形成崇高的道德风尚。约翰·普兰诺、加宾尼记叙："他们很少互相争吵，或从来不互相争吵，并且从来不动手打架，在他们中间，殴打、口角、伤人、杀人这类事情从来没有遇到过……他们相互之间表示相当尊敬，十分友好地相助，他们乐意互相共享他们的食物，虽然他们的食物并还是很充足的。……他们不爱好奢侈；他们不互相嫉妒；在他们之间实际没有诉讼，没有人轻视别人，而是帮助别人，并在环境许可的范围内促进别人的利益。" 纯朴的协作精神体现在他们的言教身教中。
蒙古族的家庭重视培养后代忠诚、信义、矢志不渝的品德。从蒙古族传统文化的角度看：战争的胜利、牲畜的兴旺都靠长生天的护佑。然而长生天只能保佑其诚者，谁如果对天不忠诚，谁就会道到天的惩罚。因此，忠诚是衡量人们一切行为、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高准则。《夷俗记·习尚》篇载：蒙古人"最敬者笃实不欺、最喜者胆力出众，其最重者然诺，其最惮者盟誓，伪则不誓，一誓死不渝也。"他们教育后代："从酒壶里倒出来的酒热乎，打心眼里说出的话真实"。"炒米不能种，谎话不能说。""宁失肥牛，勿失己言"。"烈火中看出金子的质量，诺言上看出朋友的品质。"这种告诫代代相传。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人们生活的基本组织。以游牧经济为主、居无定处的蒙古人非常重视家庭教育。其谚语曰："冬季的余寒直到春，老人的遗训传子孙。""父亲的教导--黄金；母亲的嘱托--智慧；哥哥的指点--利益；姐姐的劝解--慈爱。"他们主张对子女要严格管教："杂草铲除要趁早，孩子教育要趁幼。"蒙古族的家庭教育蕴含着丰富的内涵，深邃的哲理。
其内容主要包括：牧业知识的传授、骑射、摔跤等劳动技能的传授、道德品质的教育、传统文化的教育。
骑射、摔跤等劳动技能的传授
严酷的自然环境、逐水草而奔波的牧业生活方式，需要的是娴熟的生产技能和强健的体魄。蒙古族十分重视对儿童的培养锻炼。《绥蒙辑要》载：蒙古人居常门前系马并着鞍，凡牧畜等举动必乘之，故无论老幼妇女皆习于马，又能乘驭。小儿五六岁，则伴父兄至牧场，其往复皆由父兄之助而跨于马背；十岁以后，概巧于乘驭，不着鞍之马亦能乘骑之。如斯，彼等不啼生长于马上，故其乘驭乃极巧妙，虽数日数夜，竟不以为劳乏也。" 对儿童实行乘马的驯练是自古的传统。《黑鞑事略》载："其骑射，则孩时绳束以板，络之马上，随母出入。三岁以索维之鞍，伸手有所执，从众驰骋。四、五岁挟小弓短矢，及其长也，四时业田猎。"古时练习骑射有狩猎、打仗等目的。对此《夷俗记·教战》谈得更为详细："今观胡儿五、六岁时，即教之乘马，其案以木为之。前后左右皆高五、六寸。置儿于中，虽马逸亦无倾跳之患也。稍长，即教之蟠鞍超乘，弯弓鸣镝，又教之上马，则追狐逐兔，下马则控拳臂张，少而弓马，长而精焉。"古代教子骑射具有生产和军事的双重意义，而近代只是劳动技能的培训了。
蒙古族从小就培养男儿摔跤。《啸亭杂录》卷2云："……顺至中喀尔喀使臣至，与近喀使臣虽非名摔跤手，但他会摔跤。"《蒙古风俗鉴》记云："各地青年从十几岁开始就十分爱好这种活动，从小就摔跤，没有专门教摔跤的学校和门庭，都是各地年轻人出于自己的爱好而练习。"摔跤，是对毅力和胆量的锻炼，也是对智慧和技能的锻炼。
骑射和摔跤都是其对后代勇敢无畏的精神素质的塑造。这样他们才可能在匮乏中忍耐、在困苦中坚毅、在肆虐的自然面前乐观而豪迈。
传统文化的教育
从民族精神的特异性看，蒙古族堪称独树一帜。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蒙古族经历了惊心动魄的撕杀、经过无数次血与火的洗礼。再加之平时马背上的颠簸和历经严寒酷暑的牧业生涯，因此其传统文化浸润着苍劲、雄健、粗犷、豪放的审美理想。他们教育后代崇尚威武和雄健，崇尚强悍和力量。《蒙古风俗鉴》载："自古对英雄信赖的蒙古族认为：'男人如果是聪明的英雄，可以盖世。'这些教育内容，一般都是借古代历史上的人和事进行教导。说古代有某某英雄名震四方，敌人听了他的名字就偃旗息鼓。""他们用英雄人物的名字建造敖包，称某某英雄敖包。"鞭策后代崇尚勇敢、鄙视孱弱；崇尚进取，鄙视退却，崇尚牺牲，鄙视卑怯。
这种教育方法古已有之，《元史译文证补》说："蒙兀先无文字，世系事迹，口相传述。"其教育内容还往往围绕着成吉思汗的传说进行。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是蒙古民族崇拜的偶像、英雄的代表，集高尚的品德、勇敢的精神、超人的智慧，盖世的胆略于一身，成吉思汗之祖先阿阑豁阿折箭训子的故事，成吉思汗之母河额仑夫人用草根、乳汁养育英雄儿子的故事，成吉思汗胸怀大志、勇敢善战、知人善任的故事，成吉思汗化为老者教育其弟的故事。此外，还有蒙古族史诗中的英雄江格尔的故事，格斯尔可汗的故事，长久地流传于民间，在寂静的草原之夜，在温馨的蒙古包里，蒙古族母亲的娓娓叙述如一脉脉清流滋润着少男少女的心田。
牧业知识的传授
蒙古族是一个经营奋牧业的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养畜就是生活。草原牧人培养自己的后代，首先传授给他们的就是畜牧业的知识。
蒙古族牧养牛、马、羊、驼，而以羊和马为经济生活的主要标志。因此，首先要教育后代识别牲畜。教育他们辨清青、黑、白、红、紫、黄、海蓝七种颜色，以便管理牲畜；教育他们对不同颜色、不同年龄、按其雌雄有不同叫法；教育他们知道不同牲畜的生长期、怀孕期、生产期、教育他们数数，从一到万、亿、兆等，总之，教育其掌握牧业管理规律。
由于牧业和狩猎业的阶段性和物候变化，牧人特别注意用积累起来的天文历法知识启迪后代。自然界星辰出没、日夜交替、寒来暑往的变化，对牧人的生产和生活有重大的影响。所以教育后代"关于四时(春夏秋冬)和四面(东西南北)八方之知识，以及天、地、日、月、星、云、雨、雾、风、雪、冰、泉、河、海、山的知识。" 有经验的牧人可以通过天气看年景，对自然灾害有充分的认识和必要的防备。为寻找失散的牲畜，牧人们教会子女从小就学会辨识方向。
道德品质的教育
蒙古族历来重视对子女进行道德规范的教育，在蒙古族的传统观念中，道德规范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成吉思汗颁布的札撒中就有不少关于这方面格言。例如："凡子不率父教、弟不率兄教；夫疑其妻、妻忤其夫，男虐待具已聘之女，女慢视已字之男；长者不约束幼者，幼者不受长者约束；高位达官，信用亲近，遗弃琉逖；富贵之家，不急公而吝财；若是之人，必至流为匪类，变为叛贼。家则丧，国则亡，临敌则遭殃。我严加告诫，以防此弊"。蒙古族把家庭的道德教育提高到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安危的程度。
在家庭教育中，蒙古族十分重视尊重长者，讲究礼仪。在平时饮食习俗、节日礼宴、集会时都给长者以极为尊重的地位。蒙古族谚语说："尊敬德高的人、敬爱年老的人，抬举思慧的人，躲开阴险的人。"在《元史译文证补》里就有"幼者见长者，长者未问，幼者勿先发"的记载。《元史》卷120载，成吉思汗对察罕非常赞赏，因他对长者彬彬有礼，"脱帽置杖端、跪拜歌舞"。尊重老人是蒙古族的传统习俗。
蒙古族特别注重让孩子尊重父母和教师。蒙古族的谚语说："金银可以获得、父母不能再得。""别看是鬓发蓬乱，也还是慈爱的母亲，别看是草檐茅舍，也还是可爱的家庭。""对喂乳汁的母亲，要敬爱；对教字母的老师，要尊重。"不尊重父母和教师，要受到公众的指责和惩罚。
蒙古族的家庭还重视平时的礼貌教育。其教育子女平时要爱整洁、说话和气，不随便动人家的器具，不随便骑人家的马，来客人时记住客人的长相、穿戴、马的颜色、鞍具的样式等。蒙古族把平时的礼仪做为衡量其是否成材的标准。
蒙古族重视维系人与人之间团结互助的关系，特别注重家庭之间的团结。他们用"增殖的牲畜，毛色一致，兴旺的人家，语言一致"告诫后代。在大自然的怀抱里靠游牧为生的蒙古族特别教育后代应互助协作，广泛交友。他们说："与其有一百两银子，不如有一百个朋友。""像绵羊似地，合群走就有力；像沙土似地，散放着就无力。"聪明人也需要朋友帮助，伛偻人更需要朋友搀扶。""亲友多的人，走遍草原，没亲友的人，势如孤掌。"早期的蒙古人，常结为"安答"。(朋友)安答，需要相濡以沫，同舟共济，困顿时相帮，危厄时相助。《蒙古秘史》第117节说："凡结为安答，要相依为命，要互相帮助、要相亲相爱。"由于家庭和社会团结互助的教育，蒙古族自古以来就形成崇高的道德风尚。约翰·普兰诺、加宾尼记叙："他们很少互相争吵，或从来不互相争吵，并且从来不动手打架，在他们中间，殴打、口角、伤人、杀人这类事情从来没有遇到过……他们相互之间表示相当尊敬，十分友好地相助，他们乐意互相共享他们的食物，虽然他们的食物并还是很充足的。……他们不爱好奢侈；他们不互相嫉妒；在他们之间实际没有诉讼，没有人轻视别人，而是帮助别人，并在环境许可的范围内促进别人的利益。" 纯朴的协作精神体现在他们的言教身教中。
蒙古族的家庭重视培养后代忠诚、信义、矢志不渝的品德。从蒙古族传统文化的角度看：战争的胜利、牲畜的兴旺都靠长生天的护佑。然而长生天只能保佑其诚者，谁如果对天不忠诚，谁就会道到天的惩罚。因此，忠诚是衡量人们一切行为、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高准则。《夷俗记·习尚》篇载：蒙古人"最敬者笃实不欺、最喜者胆力出众，其最重者然诺，其最惮者盟誓，伪则不誓，一誓死不渝也。"他们教育后代："从酒壶里倒出来的酒热乎，打心眼里说出的话真实"。"炒米不能种，谎话不能说。""宁失肥牛，勿失己言"。"烈火中看出金子的质量，诺言上看出朋友的品质。"这种告诫代代相传。
演 说
以长生天恩宠加身的勇士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我看见你们的眼中闪耀着血色的光芒！我看见你们森长的兵刃指向不远的战场！帝国的荣誉将你们引向彼方，那里，秋天的风把大地吹成金黄。看，成群的战俘在那里摇晃，他们项上的头颅正等待你们将之一扫而光！他们脆弱的身躯正等待用血来融去你们马刀上的冰霜！
蒙古为之骄傲的勇士们！我知道你们战无不胜，我知道你们攻无不摧。请记住，你们是伟大的蒙古帝国的光荣战士，你们成长在蒙古，你们的勇气来自蒙古，你们的力量由蒙古赐予。是长生天，使你们君临天下的梦想成为可能。因此，你们的存在就是为了蒙古辉煌的延续，你们所行的一切册落，都是为了蒙古的威权在世间的扩张！ 对你们而言，这世界就是一座祭坛，你们的崇拜就是不间断的战争！让那些不敬畏长生天的人成为你们最好的祭礼！
看，就在你们横行的这片大地，漂浮着的朽木带来了一群蝼蚁，一群不敬畏力量的蝼蚁。然而，正因为他们还不曾遭遇真正的勇猛，因此，他们竟敢在你们面前陈兵列阵！不！在蒙古的无尽权威之下，有什么勇猛值得夸耀！我们不过是真正勤于收割的农夫，收割吧！让作物倒下！收割吧！把成群的敌人放倒在深旷的原野上！
现在，握紧你们干渴的兵器，让那片供神之野在你们的怒火中震颤！
我看见你们的眼中闪耀着血色的光芒！我看见你们森长的兵刃指向不远的战场！帝国的荣誉将你们引向彼方，那里，秋天的风把大地吹成金黄。看，成群的战俘在那里摇晃，他们项上的头颅正等待你们将之一扫而光！他们脆弱的身躯正等待用血来融去你们马刀上的冰霜！
蒙古为之骄傲的勇士们！我知道你们战无不胜，我知道你们攻无不摧。请记住，你们是伟大的蒙古帝国的光荣战士，你们成长在蒙古，你们的勇气来自蒙古，你们的力量由蒙古赐予。是长生天，使你们君临天下的梦想成为可能。因此，你们的存在就是为了蒙古辉煌的延续，你们所行的一切册落，都是为了蒙古的威权在世间的扩张！ 对你们而言，这世界就是一座祭坛，你们的崇拜就是不间断的战争！让那些不敬畏长生天的人成为你们最好的祭礼！
看，就在你们横行的这片大地，漂浮着的朽木带来了一群蝼蚁，一群不敬畏力量的蝼蚁。然而，正因为他们还不曾遭遇真正的勇猛，因此，他们竟敢在你们面前陈兵列阵！不！在蒙古的无尽权威之下，有什么勇猛值得夸耀！我们不过是真正勤于收割的农夫，收割吧！让作物倒下！收割吧！把成群的敌人放倒在深旷的原野上！
现在，握紧你们干渴的兵器，让那片供神之野在你们的怒火中震颤！
历代蒙古帝王
蒙古帝国下课跟两个因素有很大的关系:一是正因为太强大而太分散,二是因为贵族之间的挣位有关.请各位同胞们看看,看看我们帝王的命运,不是英年去世就是被内乱杀害,难道蒙古人只有有难同挡,有福不能同享么?
1.成吉思汗，名铁木真，乞颜氏、孛儿只斤蒙古人。
成吉思汗于1162(壬午年)年出生于蒙古贵族世家。成吉思汗曾祖合不勒汗统治了全体蒙古，成为蒙古部第一个称汗的首领。合不勒汗弟俺巴孩汗、成吉思汗伯祖父忽都剌汗都做过蒙古部主。成吉思汗的父也速该，母斡额仑，其父为忽都剌汗之后的蒙古部首领。成吉思汗夫人有孛儿帖格勒真、忽兰、也遂、也速干等。1189年(己酉年)，被推举为全蒙古可汗，尊号成吉思汗；1206年(丙寅年)统一蒙古高原，建立大蒙古国，称大汗。1227年(丁亥年)逝世，享年六十六。元朝忽必烈追谥成吉思汗为太祖。
2.元太宗窝阔台，蒙古大汗，又称合罕皇帝,成吉思汗第三子。母光献皇后。弘吉刺氏。
公元1186年生，太宗十三年(公元124l年)卒，终年56岁。窝阔台即位前曾随太祖伐金，定西域，屡立战功，受封于今额尔齐斯河上游和巴尔喀什湖以东一带。太祖成吉思汗死后，耶律楚材于公元1229年召集诸王，以太祖遗招立窝阔台。时年44岁。即位后，他大举出兵攻金，并约南宋共同灭金。金王朝灭亡后，他并未践约退兵，再举兵攻宋，同时分兵入侵欧洲和高丽，灭宋。他重用耶律楚材为中书令，采用“汉法”统治汉族地区，推行了一系列新措施。公元1241年十一月死于行殿，葬起辇谷。谥曰太宗英文皇帝。
3.元定宗孛儿只斤贵由。即简平皇帝，元太宗长子。母六皇后，乃马真氏。
公元1206年生，公元1248年卒，终年43岁。贵由曾随诸王伐金。西征中亦立战功。太宗死时，立皇孙失烈门为嗣，其母乃马真不从，遂称制于和林，史称“乃马真氏称制”。公元1206年七月，乃马真氏集会诸王．奉贵由为大汗。贵由即位时年已41岁，但政权仍由其母乃马真氏和中书右金相镇海所左右，政令皆乱。诸王各自盘剥一方、鱼肉百姓。民怨四起，元初开创的稳定局面尽遭破坏。公元1248年三月，定宗卒，皇后海速失欲再立失烈门听政，诸亲王多反对，朝内争讼不已，乃至3年无君，国内混乱不堪。定宗死异起辇谷。谥曰定宗简平皇帝。
4.元宪宗孛儿只斤蒙哥，即桓肃皇帝。成吉思汗之孙，拖雷长子。母庄献太后，怯烈氏，名唆鲁禾帖尼。
公元1208年生，公元1259年卒，终年52岁。 宪宗即位前，曾随拔都等诸王西征，屡立奇功，手中握有重兵。公元1251年，蒙哥承袭大汗位，时年44岁。窝阔台子孙失烈门等皆不服，策动反叛。蒙哥力平叛乱，诛杀失烈门等贵族。他在位时，曾令忽必烈南征，降服大理、吐蕃。又令其弟旭烈兀征掠西亚，先后攻灭木刺夷(今伊朗)、极达(今巴格达)等国。再征撒里等征忻都(今印度)和怯失速儿(今克什米尔)等国,亦获大捷.公元1258年，他分兵三路攻宋，先后占领成都等地。次年，蒙哥率军沿嘉陵江进围合州(今四川合川)，遭南宋军顽强抵抗，苦战半年未克，蒙哥亦受伤。公元1259年七月，死于军中，一说病死城下，葬起辇谷。谥曰宪宗桓肃皇帝。
5.元世祖孛儿只斤忽必烈，又称薛禅皇帝，乃元王朝第一代皇帝。
成吉思汗孙，拖雷第四子，蒙哥汗宪宗弟。母庄圣太后，怯烈氏。公元1215年生，元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卒，终年80岁。忽必烈曾于公元1251年受命总制漠南汉地，以汉法统治中原颇有成效。后攻云南，灭大理时，蒙歌汗出世。他与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于公元1260年三月抵开平，废除由忽里勒台选举大汗制度，凭借军事实力即汗位，建年号中统。4年后，阿里不哥投降，忽必烈稳居帝位，并迁都燕京，改名大都，奠定了北京城的规模。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他以及儒之请，定国号为元，旋即发动灭南宋的战争。经8年苦战，忽必烈统一全国。他沿袭金制设中书省。在全国设行省，以后历代相沿，并加强对边疆的管理，巩固发展了统一多民族国家。世祖死葬起辇谷。谥曰世祖圣德神功文武皇帝。
6.元成宗孛儿只斤铁穆耳，又称完泽笃皇帝。世祖之孙、父皇太子真金，母徽仁裕圣皇后，弘吉烈氏。
元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生，元大德十一年（公元1307年）卒，终年43岁。皇太子真金早死，世祖尚在位，便册封铁穆耳为皇太子，派其镇守上都，防御北方蒙古贵族反叛。即位后，基本按照世祖开创的政策治国，罢中外土木之殁。大败海都叛军，惩治贪吏，遣使巡行全国。然成宗滥赏权贵，乃至将国库耗尽，遂加重赋税，不但四处生乱，连各处军队皆叛，致使国内大乱。成宗晚年多病，朝政由宠幸之人把握，群龙无首，渐趋腐弊。成宗死葬起辇谷谥曰成宗钦明广孝皇帝。
7.元武宗孛儿只斤海山，又称曲律皇帝，成宗之兄答刺麻用语刺之长之。母兴圣皇太后，弘吉剌氏。
公元1281年生，公元1311年卒，终年3l岁。武宗即位前多立战功，受封怀宁王，赐金印。成宗死后，海山在上都即帝位，大肆封爵赏赐，即位4个月内库告专罄。此后。他欲创制改法，设立资国院，大肆采铜铸钱，添设漠北行省。各地官吏遂滥行课税，闹得民不聊生，叛事迭起。武宗在位5年，病死后葬起辇谷，谥曰武宗仁惠孝皇帝。
8.元仁宗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又称普颜笃皇帝，武宗弟，父答刺麻八刺。母兴圣皇太后，弘吉剌氏。公元1285年生，公元1320年卒，终年36岁。
仁宗于武宗即位之初立为皇储，自幼熟读汉族典籍，尤倾心于释典，不事游猎，不喜征伐，不崇货利。他倚重汉人文臣，处死蒙丞相托克托等，排除朝中异己。又仿唐宋旧制，诏行科举，荐举隐遗，将《贞观政要》和《资治通鉴》等书摘译为蒙文，令蒙古、色目人诵习。但他听从右孙相铁木这迭儿的建议，推行括田法。此外，他与武宗曾约兄终弟及，叔死侄袭位，立武宗子和世赉为皇太子。仁宗死葬起辇谷，谥曰仁宗圣文钦教皇帝。
9.元英宗孛儿只斤硕德八剌，又称格坚皇帝，仁宗嫡子。母庄懿慈圣皇后，弘吉剌氏。
公元1313年生，公元1323年被害身亡，终年21岁。英宗自幼学习汉儒典籍，公元1316年立为皇太子，即位时年18岁，次年改元至治。即位后，他与拥立自己的答己太后和右丞相铁木迭儿的意见相悖，便任命拜住为左丞相，限制铁木迭儿的权力，朝内矛盾加剧。不久，太后与铁木迭儿相继去世，英宗大权在握，遂推行了一系列新政。他重用汉儒，颁布《振举台纲制》，举善荐贤、裁汰冗员，轻徭减赋，推行《大元通制》，使国内形势好转。英宗崇信三宝，弘扬佛教，下令全国广造寺塔。公元1323年，英宗下令清查铁木迭儿的贪污案，事涉许多官员。御史大夫铁失为道貌岸然的涉嫌者震恐异常，密谋剌杀英宗。同年八月五日夜，英宗偕拜住等从上都返大都，途经上都以南30里的南坡店时，铁失等人设伏袭击，杀死英宗及拜住等同行者，史称“南坡之变”。英宗死葬起辇谷，谥曰英宗睿圣文孝皇帝。
10.元泰定帝也孙铁木儿，父甘麻剌。公无1293年生，公元1328年卒上都，终年36岁。
也孙铁木儿初袭封晋王，镇守漠北。铁失发动政变前，曾派人告也孙铁木儿，他囚押来使，并遣使至上都告变，英宗未接到消息便遭杀害。公元1323年九月，也孙铁木儿被铁失拥立称帝，翌年改元泰定。泰定帝即位后，加封拥立他登基的铁失等人，后大肆捕杀了发动南坡之变的官员。他在位时，虽令张硅等进讲《资治通鉴》、《贞观政要》等经史书籍，却笃信佛教，对国家经济无所贡献，财政极为困窘。泰定帝在位5年，病死于上都，葬起辇谷，谥曰泰定帝。
11.名阿速吉八(阿速和瓦)，1320年(庚申年)生，也孙铁木儿汗的长子。1328年(戊辰年)7月，9岁在上都即汗位。此时，在大都的忽鲁格(曲律)汗的老臣颜帖木儿把忽鲁格(曲律)汗的次子图布帖睦尔推举为汗，两者发生征战，名阿速吉八(阿速和瓦)失败，交出大印，是年10月被废，在位3个月。谥号天顺帝。
12.元明宗孛儿只斤和世琜，武宗长子，母仁献章圣皇后，亦乞烈氏。
公元l300年生，公元1329年卒，终年30岁。明宗曾受封为周王，封地在云南。他行至陕西。危从诸臣皆不欲南行，遂向西至金山，西北诸王咸率众附归，留镇西北。公元1328年泰定帝死后，留守大都的签枢密院事燕帖木儿政变，谋立和世琜为帝，以路远未能迎请。公元1328年九月，武宗次子怀王图贴睦尔于大都称帝，即元文宗，改元天历。九月，大都左丞相倒剌沙等又在上都拥立泰定帝幼子厄速吉八为帝，改元天顺，其时和世琜已率兵从漠北南下。倒剌沙派兵破居庸关，与燕木儿军大战于昌平，上都军大败，倒剌沙奉玺投隆，天顺帝不知去向。公元1329年正月，明宗在漠北即皇帝位，于四月遣使立图贴睦尔为皇太子。八月，明宗南下至上都附近的王忽察都，设宴请文宗与燕贴木儿，反被对方下毒害死，葬直辇谷。封谥为明宗翼献景孝皇帝。
13.元文宗孛儿只斤图帖睦尔，又称札牙骂皇帝，武宗次子，明宗弟，母文献昭圣皇后，唐兀氏。
公元1304年生，公元1332年卒，终年28岁。英宗时，图帖睦尔曾被流放至海南琼州，泰定帝即位后召还京，晋封怀王，出居建康，江陵等地。泰定帝死后，留守大都的签枢密院事燕帖木儿谋立武宗长子周王和世赉为帝，后以路远改立图帖睦尔，即文宗，改元天历。是年(公元1328年)九月，上都的贵族拥立泰定帝幼子为帝，建号天顺，并起兵攻入居庸关。文宗派燕帖木儿出战，大败对手，使明宗在漠北即位。天历二年(公元1329年)八月，文宗和燕帖木儿在宴会上毒死明宗，文宗遂复位。 文宗在位期间，两次派兵征讨四川、云南的蒙古贵族叛乱。燕帖木儿以拥立之功，擅权揽政，荒淫无度，成为文宗时的肘腋之患。公元1332年八月，文宗病死，死前自悔谋害兄长之事，吐露真情，遗诏立明宗之子以自赎。死后葬起辇谷、封谥曰文宗圣明元孝皇帝。
14.额仁臣巴垃(懿璘质班，藏名，蒙名称额尔德尼朝格图)，1326年 (丙寅年)3月29日生，护都笃（护图格图）汗的次子。1332年(壬申年) 10月4日，7岁即汗位，是年11月26日去世，终年7岁，在位一个多月。谥号宁宗。
15.元顺帝(惠宗)孛儿只斤妥灌帖睦尔，明宗长子，母罕禄鲁氏。
公元1320年生，明洪公元1332年病死，终年51岁。顺帝的即位斗争十分激烈，燕铁木儿欲立文宗幼子燕帖古思，皇后卜答失里则主张立明宗长于妥灌帖睦尔为帝。公元1333年六月，燕铁木儿死，顺帝即位，改元元统。公元1335年，顺帝挫败了燕铁木儿之子左丞相唐其势的叛乱，从此不设左丞相之职，以右丞相伯颜独揽朝政。伯颜揽权擅政，停止科考，贬斥汉人，使汉蒙矛盾加剧。时政府腐败，贿赂公行，灾荒不断，终于爆发了刘福通等人领导的红巾军起义，极大地撼动了元王朝统治根基。公元1368年，朱元璋部将徐达领兵逼大都，顺帝率后妃太子北撤至应昌(今内蒙阿巴哈纳尔旗东南)，后病死于此。朱元璋建明王朝后，以顺帝知天顺命，特加其号曰顺帝。谥曰惠宗顺帝。
16.名阿尤希热达热(爱猷识里达腊)，1338年 (戊寅年)生，乌哈哈图汗的长子。1370年(庚戌年) ，33岁即汗位。1378年(戊午年)4月去世，终年41岁，在位8年。谥号昭宗，蒙古语称必力克图汗。
17.名脱古思帖木儿，1342年 (壬午年)生，乌哈哈图汗的儿子，必力克图汗的弟弟。1378年(戊午年) ，37岁即汗位。1388年(戊辰年)10月被蒙古一个部落首领也速迭儿杀害，终年47岁，在位10年。谥号益宗，蒙古语称乌萨哈尔(乌萨哈勒)汗。
18.名恩克，1359年 (己亥年)生，乌萨哈尔(乌萨哈勒)汗的长子。1389年(己巳年) ，31岁即汗位。1392年(壬申年)去世，终年34岁，在位4年。称恩克酌力克图汗。
19.名额勒伯克，1361年 (辛丑年)生，乌萨哈尔(乌萨哈勒)汗的儿子，恩克酌力克图汗的弟弟。1393年(癸酉年) ，33岁即汗位。1399年(己卯年)被卫拉特的乌格齐哈什哈等人杀害，终年39岁，在位7年。谥号尼古埒苏克齐汗。
20.名坤帖木儿，1377年 (丁巳年)生，额勒伯克汗的长子。 1400年(庚辰年) ，24岁即汗位。1402年(壬午年)去世，终年26岁，在位3年。
21.名乌格齐，官职哈什哈，卫拉特蒙古首领。1399年(己卯年) 杀害额勒伯克汗，1403年(癸未年)称蒙古汗，1408年被卫拉特蒙古首领巴图拉杀害，在位6年。乌格齐为蒙古黄金家族以外即汗位的第一人。称为乌格齐(鬼力赤)哈什哈汗。
22.名宝颜希日(本雅失里)，1379年(己未年)生，额勒伯克汗的儿子，坤帖木儿汗的弟弟。1408年(戊子年)，30岁即汗位。1411年(辛卯年)被卫拉特人巴图拉丞相杀害，终年33岁，在位4年。谥号乌力吉(额勒锥)特穆尔汗。
23.名特力必格，1395年(乙亥年)生，乌力吉(额勒锥)特穆尔汗的儿子。1411年(辛卯年)，17岁即汗位。1415年(乙未年)被卫拉特人乌格齐(鬼力赤)哈什哈汗的儿子额色库杀害，终年21岁，在位5年。
24.名额色库，1387年(丁卯年)生，乌格齐(鬼力赤)哈什哈汗的儿子。1415年(乙未年)，29岁即汗位。1425年(乙巳年)去世，终年39岁，在位11年。额色库为蒙古黄金家族以外即汗位的第二人。人们称他为卫拉岱汗。
25.名阿岱，1400年(庚辰年)生，成吉思汗弟弟哈撒儿的后代。在东部蒙古的阿鲁台太师的帮助下，于1426年(丙午年)，27岁即汗位。1438年(戊午年)被卫拉特的首领脱欢太师杀害。终年39岁，在位13年。
26.名脱脱不花，1422年(壬寅年)生，父亲为额勒伯克汗的弟弟哈尔古楚格台吉的儿子阿寨台吉。1439年(己未年)，18岁时在卫拉特的首领脱欢太师的帮助下即汗位。1452年(壬申年)，已成为卫拉特的首领的额森(也先，脱欢太师的儿子)与岱宗汗弟弟阿噶巴尔吉攻打岱宗汗，岱宗汗避难中被岳父彻卜登杀害。终年31岁，在位14年。谥号岱宗汗。
27.名阿噶巴尔吉，1423年(癸卯年)生，阿寨台吉的次子，岱宗汗的弟弟。1452年(壬申年)，30岁时与卫拉特的首领额森(也先，脱欢太师的儿子)一起攻打哥哥岱宗汗，占据汗位。1453年(癸酉年)被额森(也先)杀害，终年31岁，在位1年。谥号岱宗汗。
28.名额森(也先)，1407年(丁亥年)生，卫拉特的首领、太师，原卫拉特的首领脱欢太师的儿子。1453年(癸酉年)，47岁时杀害阿噶巴尔吉汗，占据汗位。他是蒙古黄金家族以外即汗位的第三人。1454年(甲戌年)卫拉特的左、右翼两位丞相阿拉格、哈丹特木尔攻打额森(也先)，他在逃难中被杀害，终年48岁，在位1年。自封“大元国天子圣汗”。
29.名玛哈古尔赫思，1448年(戊辰年)生，岱宗汗的次子。1454年(甲戌年)，7岁时在东部蒙古哈剌沁王孛来太师的帮助下即汗位。1465年(乙酉年)又被孛来太师杀害，终年18岁，在位12年。亦号小王子，称乌格格图汗。
30.名木伦，1437年(丁巳年)生，岱宗汗的长子。1465年(乙酉年)，翁牛特部首领毛里海王杀死孛来太师，使身边的29岁的木伦即汗位。1467年(丁亥年)又被毛里海杀害，终年31岁，在位3年。
31.名满都鲁，1426年(丙午年)生，父亲为额勒伯克汗的弟弟哈尔古楚格台吉的儿子阿寨台吉。是岱宗汗脱脱不花的弟弟。1472年(壬辰年)，永谢布部首领孛格尔森太师等推举47岁的满都鲁即汗位。1479年(己亥年)去世，终年54岁，在位8年。
32.名巴图蒙克，1474年(甲午年)生，父亲为阿噶巴尔吉汗的儿子哈尔古楚格台吉的儿子巴颜猛克济农。1480年(庚子年)，7岁时在满都海彻辰夫人(原为满都鲁汗的夫人)的帮助下即汗位。1517年(丁丑年)去世，终年44岁，在位38年。谥号达延汗，称巴图蒙克达延汗。
33.名巴尔斯博罗特，1488年(戊申年)生，巴图蒙克达延汗的四子，右翼三万户济农。1517年(丁丑年)，巴图蒙克达延汗去世，应由长子的儿子博迪即汗位。但有权势的巴尔斯博罗特以博迪年幼为由即汗位，时年30岁。1519年(己卯年)，将汗位让给博迪，是年去世，终年32岁，在位3年。谥号赛音阿拉克汗。
34.名博迪，1504年(甲子年)生，巴图蒙克达延汗的长子图鲁博罗特的长子，父早卒。1519年(己卯年)，博迪台吉带领左翼三万户官臣到鄂尔多斯成吉思汗八白室祭祀，并威胁其叔叔。巴尔斯博罗特看局势不妙，给博迪让位。17岁的博迪在成吉思汗八白室前即汗位。1547年(丁未年)去世，终年44岁，在位28年。称博迪阿拉克汗。
35.名达莱逊，1520年(庚辰年)生，博迪阿拉克汗的长子。1548年(戊申年)， 29岁即汗位。1557年(丁巳年)去世，终年38岁，在位10年。谥号库登汗。
36.名图们，1539年(己亥年)生，库登汗的长子。1558年(戊午年)， 29岁即汗位。1592年(壬辰年)去世，终年54岁，在位35年。谥号札萨克图汗，称图们札萨克图汗。
37.名布延，1555年(乙卯年)生，图们札萨克图汗的长子。1593年(癸巳年)， 39岁即汗位。1603年(癸卯年)去世，终年49岁，在位11年。谥号车臣汗，称布延车臣汗。
38.名林丹，1592年(壬辰年)生，布延车臣汗的长子莽和克的长子，父早卒。1604年(甲辰年)， 13岁即汗位。1632年，后金重兵攻打林丹汗所在的察哈尔万户，林丹率部迁至青海，1634年(甲戌年)去世，终年43岁，在位31年，是蒙古王朝最后一位汗。谥号库图克图汗，称林丹库图克图汗。
林丹库图克图汗去世后，其长子额尔克洪果尔(额哲)于1635年(乙亥年)5月携汗印投靠满清。
1.成吉思汗，名铁木真，乞颜氏、孛儿只斤蒙古人。
成吉思汗于1162(壬午年)年出生于蒙古贵族世家。成吉思汗曾祖合不勒汗统治了全体蒙古，成为蒙古部第一个称汗的首领。合不勒汗弟俺巴孩汗、成吉思汗伯祖父忽都剌汗都做过蒙古部主。成吉思汗的父也速该，母斡额仑，其父为忽都剌汗之后的蒙古部首领。成吉思汗夫人有孛儿帖格勒真、忽兰、也遂、也速干等。1189年(己酉年)，被推举为全蒙古可汗，尊号成吉思汗；1206年(丙寅年)统一蒙古高原，建立大蒙古国，称大汗。1227年(丁亥年)逝世，享年六十六。元朝忽必烈追谥成吉思汗为太祖。
2.元太宗窝阔台，蒙古大汗，又称合罕皇帝,成吉思汗第三子。母光献皇后。弘吉刺氏。
公元1186年生，太宗十三年(公元124l年)卒，终年56岁。窝阔台即位前曾随太祖伐金，定西域，屡立战功，受封于今额尔齐斯河上游和巴尔喀什湖以东一带。太祖成吉思汗死后，耶律楚材于公元1229年召集诸王，以太祖遗招立窝阔台。时年44岁。即位后，他大举出兵攻金，并约南宋共同灭金。金王朝灭亡后，他并未践约退兵，再举兵攻宋，同时分兵入侵欧洲和高丽，灭宋。他重用耶律楚材为中书令，采用“汉法”统治汉族地区，推行了一系列新措施。公元1241年十一月死于行殿，葬起辇谷。谥曰太宗英文皇帝。
3.元定宗孛儿只斤贵由。即简平皇帝，元太宗长子。母六皇后，乃马真氏。
公元1206年生，公元1248年卒，终年43岁。贵由曾随诸王伐金。西征中亦立战功。太宗死时，立皇孙失烈门为嗣，其母乃马真不从，遂称制于和林，史称“乃马真氏称制”。公元1206年七月，乃马真氏集会诸王．奉贵由为大汗。贵由即位时年已41岁，但政权仍由其母乃马真氏和中书右金相镇海所左右，政令皆乱。诸王各自盘剥一方、鱼肉百姓。民怨四起，元初开创的稳定局面尽遭破坏。公元1248年三月，定宗卒，皇后海速失欲再立失烈门听政，诸亲王多反对，朝内争讼不已，乃至3年无君，国内混乱不堪。定宗死异起辇谷。谥曰定宗简平皇帝。
4.元宪宗孛儿只斤蒙哥，即桓肃皇帝。成吉思汗之孙，拖雷长子。母庄献太后，怯烈氏，名唆鲁禾帖尼。
公元1208年生，公元1259年卒，终年52岁。 宪宗即位前，曾随拔都等诸王西征，屡立奇功，手中握有重兵。公元1251年，蒙哥承袭大汗位，时年44岁。窝阔台子孙失烈门等皆不服，策动反叛。蒙哥力平叛乱，诛杀失烈门等贵族。他在位时，曾令忽必烈南征，降服大理、吐蕃。又令其弟旭烈兀征掠西亚，先后攻灭木刺夷(今伊朗)、极达(今巴格达)等国。再征撒里等征忻都(今印度)和怯失速儿(今克什米尔)等国,亦获大捷.公元1258年，他分兵三路攻宋，先后占领成都等地。次年，蒙哥率军沿嘉陵江进围合州(今四川合川)，遭南宋军顽强抵抗，苦战半年未克，蒙哥亦受伤。公元1259年七月，死于军中，一说病死城下，葬起辇谷。谥曰宪宗桓肃皇帝。
5.元世祖孛儿只斤忽必烈，又称薛禅皇帝，乃元王朝第一代皇帝。
成吉思汗孙，拖雷第四子，蒙哥汗宪宗弟。母庄圣太后，怯烈氏。公元1215年生，元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卒，终年80岁。忽必烈曾于公元1251年受命总制漠南汉地，以汉法统治中原颇有成效。后攻云南，灭大理时，蒙歌汗出世。他与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于公元1260年三月抵开平，废除由忽里勒台选举大汗制度，凭借军事实力即汗位，建年号中统。4年后，阿里不哥投降，忽必烈稳居帝位，并迁都燕京，改名大都，奠定了北京城的规模。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他以及儒之请，定国号为元，旋即发动灭南宋的战争。经8年苦战，忽必烈统一全国。他沿袭金制设中书省。在全国设行省，以后历代相沿，并加强对边疆的管理，巩固发展了统一多民族国家。世祖死葬起辇谷。谥曰世祖圣德神功文武皇帝。
6.元成宗孛儿只斤铁穆耳，又称完泽笃皇帝。世祖之孙、父皇太子真金，母徽仁裕圣皇后，弘吉烈氏。
元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生，元大德十一年（公元1307年）卒，终年43岁。皇太子真金早死，世祖尚在位，便册封铁穆耳为皇太子，派其镇守上都，防御北方蒙古贵族反叛。即位后，基本按照世祖开创的政策治国，罢中外土木之殁。大败海都叛军，惩治贪吏，遣使巡行全国。然成宗滥赏权贵，乃至将国库耗尽，遂加重赋税，不但四处生乱，连各处军队皆叛，致使国内大乱。成宗晚年多病，朝政由宠幸之人把握，群龙无首，渐趋腐弊。成宗死葬起辇谷谥曰成宗钦明广孝皇帝。
7.元武宗孛儿只斤海山，又称曲律皇帝，成宗之兄答刺麻用语刺之长之。母兴圣皇太后，弘吉剌氏。
公元1281年生，公元1311年卒，终年3l岁。武宗即位前多立战功，受封怀宁王，赐金印。成宗死后，海山在上都即帝位，大肆封爵赏赐，即位4个月内库告专罄。此后。他欲创制改法，设立资国院，大肆采铜铸钱，添设漠北行省。各地官吏遂滥行课税，闹得民不聊生，叛事迭起。武宗在位5年，病死后葬起辇谷，谥曰武宗仁惠孝皇帝。
8.元仁宗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又称普颜笃皇帝，武宗弟，父答刺麻八刺。母兴圣皇太后，弘吉剌氏。公元1285年生，公元1320年卒，终年36岁。
仁宗于武宗即位之初立为皇储，自幼熟读汉族典籍，尤倾心于释典，不事游猎，不喜征伐，不崇货利。他倚重汉人文臣，处死蒙丞相托克托等，排除朝中异己。又仿唐宋旧制，诏行科举，荐举隐遗，将《贞观政要》和《资治通鉴》等书摘译为蒙文，令蒙古、色目人诵习。但他听从右孙相铁木这迭儿的建议，推行括田法。此外，他与武宗曾约兄终弟及，叔死侄袭位，立武宗子和世赉为皇太子。仁宗死葬起辇谷，谥曰仁宗圣文钦教皇帝。
9.元英宗孛儿只斤硕德八剌，又称格坚皇帝，仁宗嫡子。母庄懿慈圣皇后，弘吉剌氏。
公元1313年生，公元1323年被害身亡，终年21岁。英宗自幼学习汉儒典籍，公元1316年立为皇太子，即位时年18岁，次年改元至治。即位后，他与拥立自己的答己太后和右丞相铁木迭儿的意见相悖，便任命拜住为左丞相，限制铁木迭儿的权力，朝内矛盾加剧。不久，太后与铁木迭儿相继去世，英宗大权在握，遂推行了一系列新政。他重用汉儒，颁布《振举台纲制》，举善荐贤、裁汰冗员，轻徭减赋，推行《大元通制》，使国内形势好转。英宗崇信三宝，弘扬佛教，下令全国广造寺塔。公元1323年，英宗下令清查铁木迭儿的贪污案，事涉许多官员。御史大夫铁失为道貌岸然的涉嫌者震恐异常，密谋剌杀英宗。同年八月五日夜，英宗偕拜住等从上都返大都，途经上都以南30里的南坡店时，铁失等人设伏袭击，杀死英宗及拜住等同行者，史称“南坡之变”。英宗死葬起辇谷，谥曰英宗睿圣文孝皇帝。
10.元泰定帝也孙铁木儿，父甘麻剌。公无1293年生，公元1328年卒上都，终年36岁。
也孙铁木儿初袭封晋王，镇守漠北。铁失发动政变前，曾派人告也孙铁木儿，他囚押来使，并遣使至上都告变，英宗未接到消息便遭杀害。公元1323年九月，也孙铁木儿被铁失拥立称帝，翌年改元泰定。泰定帝即位后，加封拥立他登基的铁失等人，后大肆捕杀了发动南坡之变的官员。他在位时，虽令张硅等进讲《资治通鉴》、《贞观政要》等经史书籍，却笃信佛教，对国家经济无所贡献，财政极为困窘。泰定帝在位5年，病死于上都，葬起辇谷，谥曰泰定帝。
11.名阿速吉八(阿速和瓦)，1320年(庚申年)生，也孙铁木儿汗的长子。1328年(戊辰年)7月，9岁在上都即汗位。此时，在大都的忽鲁格(曲律)汗的老臣颜帖木儿把忽鲁格(曲律)汗的次子图布帖睦尔推举为汗，两者发生征战，名阿速吉八(阿速和瓦)失败，交出大印，是年10月被废，在位3个月。谥号天顺帝。
12.元明宗孛儿只斤和世琜，武宗长子，母仁献章圣皇后，亦乞烈氏。
公元l300年生，公元1329年卒，终年30岁。明宗曾受封为周王，封地在云南。他行至陕西。危从诸臣皆不欲南行，遂向西至金山，西北诸王咸率众附归，留镇西北。公元1328年泰定帝死后，留守大都的签枢密院事燕帖木儿政变，谋立和世琜为帝，以路远未能迎请。公元1328年九月，武宗次子怀王图贴睦尔于大都称帝，即元文宗，改元天历。九月，大都左丞相倒剌沙等又在上都拥立泰定帝幼子厄速吉八为帝，改元天顺，其时和世琜已率兵从漠北南下。倒剌沙派兵破居庸关，与燕木儿军大战于昌平，上都军大败，倒剌沙奉玺投隆，天顺帝不知去向。公元1329年正月，明宗在漠北即皇帝位，于四月遣使立图贴睦尔为皇太子。八月，明宗南下至上都附近的王忽察都，设宴请文宗与燕贴木儿，反被对方下毒害死，葬直辇谷。封谥为明宗翼献景孝皇帝。
13.元文宗孛儿只斤图帖睦尔，又称札牙骂皇帝，武宗次子，明宗弟，母文献昭圣皇后，唐兀氏。
公元1304年生，公元1332年卒，终年28岁。英宗时，图帖睦尔曾被流放至海南琼州，泰定帝即位后召还京，晋封怀王，出居建康，江陵等地。泰定帝死后，留守大都的签枢密院事燕帖木儿谋立武宗长子周王和世赉为帝，后以路远改立图帖睦尔，即文宗，改元天历。是年(公元1328年)九月，上都的贵族拥立泰定帝幼子为帝，建号天顺，并起兵攻入居庸关。文宗派燕帖木儿出战，大败对手，使明宗在漠北即位。天历二年(公元1329年)八月，文宗和燕帖木儿在宴会上毒死明宗，文宗遂复位。 文宗在位期间，两次派兵征讨四川、云南的蒙古贵族叛乱。燕帖木儿以拥立之功，擅权揽政，荒淫无度，成为文宗时的肘腋之患。公元1332年八月，文宗病死，死前自悔谋害兄长之事，吐露真情，遗诏立明宗之子以自赎。死后葬起辇谷、封谥曰文宗圣明元孝皇帝。
14.额仁臣巴垃(懿璘质班，藏名，蒙名称额尔德尼朝格图)，1326年 (丙寅年)3月29日生，护都笃（护图格图）汗的次子。1332年(壬申年) 10月4日，7岁即汗位，是年11月26日去世，终年7岁，在位一个多月。谥号宁宗。
15.元顺帝(惠宗)孛儿只斤妥灌帖睦尔，明宗长子，母罕禄鲁氏。
公元1320年生，明洪公元1332年病死，终年51岁。顺帝的即位斗争十分激烈，燕铁木儿欲立文宗幼子燕帖古思，皇后卜答失里则主张立明宗长于妥灌帖睦尔为帝。公元1333年六月，燕铁木儿死，顺帝即位，改元元统。公元1335年，顺帝挫败了燕铁木儿之子左丞相唐其势的叛乱，从此不设左丞相之职，以右丞相伯颜独揽朝政。伯颜揽权擅政，停止科考，贬斥汉人，使汉蒙矛盾加剧。时政府腐败，贿赂公行，灾荒不断，终于爆发了刘福通等人领导的红巾军起义，极大地撼动了元王朝统治根基。公元1368年，朱元璋部将徐达领兵逼大都，顺帝率后妃太子北撤至应昌(今内蒙阿巴哈纳尔旗东南)，后病死于此。朱元璋建明王朝后，以顺帝知天顺命，特加其号曰顺帝。谥曰惠宗顺帝。
16.名阿尤希热达热(爱猷识里达腊)，1338年 (戊寅年)生，乌哈哈图汗的长子。1370年(庚戌年) ，33岁即汗位。1378年(戊午年)4月去世，终年41岁，在位8年。谥号昭宗，蒙古语称必力克图汗。
17.名脱古思帖木儿，1342年 (壬午年)生，乌哈哈图汗的儿子，必力克图汗的弟弟。1378年(戊午年) ，37岁即汗位。1388年(戊辰年)10月被蒙古一个部落首领也速迭儿杀害，终年47岁，在位10年。谥号益宗，蒙古语称乌萨哈尔(乌萨哈勒)汗。
18.名恩克，1359年 (己亥年)生，乌萨哈尔(乌萨哈勒)汗的长子。1389年(己巳年) ，31岁即汗位。1392年(壬申年)去世，终年34岁，在位4年。称恩克酌力克图汗。
19.名额勒伯克，1361年 (辛丑年)生，乌萨哈尔(乌萨哈勒)汗的儿子，恩克酌力克图汗的弟弟。1393年(癸酉年) ，33岁即汗位。1399年(己卯年)被卫拉特的乌格齐哈什哈等人杀害，终年39岁，在位7年。谥号尼古埒苏克齐汗。
20.名坤帖木儿，1377年 (丁巳年)生，额勒伯克汗的长子。 1400年(庚辰年) ，24岁即汗位。1402年(壬午年)去世，终年26岁，在位3年。
21.名乌格齐，官职哈什哈，卫拉特蒙古首领。1399年(己卯年) 杀害额勒伯克汗，1403年(癸未年)称蒙古汗，1408年被卫拉特蒙古首领巴图拉杀害，在位6年。乌格齐为蒙古黄金家族以外即汗位的第一人。称为乌格齐(鬼力赤)哈什哈汗。
22.名宝颜希日(本雅失里)，1379年(己未年)生，额勒伯克汗的儿子，坤帖木儿汗的弟弟。1408年(戊子年)，30岁即汗位。1411年(辛卯年)被卫拉特人巴图拉丞相杀害，终年33岁，在位4年。谥号乌力吉(额勒锥)特穆尔汗。
23.名特力必格，1395年(乙亥年)生，乌力吉(额勒锥)特穆尔汗的儿子。1411年(辛卯年)，17岁即汗位。1415年(乙未年)被卫拉特人乌格齐(鬼力赤)哈什哈汗的儿子额色库杀害，终年21岁，在位5年。
24.名额色库，1387年(丁卯年)生，乌格齐(鬼力赤)哈什哈汗的儿子。1415年(乙未年)，29岁即汗位。1425年(乙巳年)去世，终年39岁，在位11年。额色库为蒙古黄金家族以外即汗位的第二人。人们称他为卫拉岱汗。
25.名阿岱，1400年(庚辰年)生，成吉思汗弟弟哈撒儿的后代。在东部蒙古的阿鲁台太师的帮助下，于1426年(丙午年)，27岁即汗位。1438年(戊午年)被卫拉特的首领脱欢太师杀害。终年39岁，在位13年。
26.名脱脱不花，1422年(壬寅年)生，父亲为额勒伯克汗的弟弟哈尔古楚格台吉的儿子阿寨台吉。1439年(己未年)，18岁时在卫拉特的首领脱欢太师的帮助下即汗位。1452年(壬申年)，已成为卫拉特的首领的额森(也先，脱欢太师的儿子)与岱宗汗弟弟阿噶巴尔吉攻打岱宗汗，岱宗汗避难中被岳父彻卜登杀害。终年31岁，在位14年。谥号岱宗汗。
27.名阿噶巴尔吉，1423年(癸卯年)生，阿寨台吉的次子，岱宗汗的弟弟。1452年(壬申年)，30岁时与卫拉特的首领额森(也先，脱欢太师的儿子)一起攻打哥哥岱宗汗，占据汗位。1453年(癸酉年)被额森(也先)杀害，终年31岁，在位1年。谥号岱宗汗。
28.名额森(也先)，1407年(丁亥年)生，卫拉特的首领、太师，原卫拉特的首领脱欢太师的儿子。1453年(癸酉年)，47岁时杀害阿噶巴尔吉汗，占据汗位。他是蒙古黄金家族以外即汗位的第三人。1454年(甲戌年)卫拉特的左、右翼两位丞相阿拉格、哈丹特木尔攻打额森(也先)，他在逃难中被杀害，终年48岁，在位1年。自封“大元国天子圣汗”。
29.名玛哈古尔赫思，1448年(戊辰年)生，岱宗汗的次子。1454年(甲戌年)，7岁时在东部蒙古哈剌沁王孛来太师的帮助下即汗位。1465年(乙酉年)又被孛来太师杀害，终年18岁，在位12年。亦号小王子，称乌格格图汗。
30.名木伦，1437年(丁巳年)生，岱宗汗的长子。1465年(乙酉年)，翁牛特部首领毛里海王杀死孛来太师，使身边的29岁的木伦即汗位。1467年(丁亥年)又被毛里海杀害，终年31岁，在位3年。
31.名满都鲁，1426年(丙午年)生，父亲为额勒伯克汗的弟弟哈尔古楚格台吉的儿子阿寨台吉。是岱宗汗脱脱不花的弟弟。1472年(壬辰年)，永谢布部首领孛格尔森太师等推举47岁的满都鲁即汗位。1479年(己亥年)去世，终年54岁，在位8年。
32.名巴图蒙克，1474年(甲午年)生，父亲为阿噶巴尔吉汗的儿子哈尔古楚格台吉的儿子巴颜猛克济农。1480年(庚子年)，7岁时在满都海彻辰夫人(原为满都鲁汗的夫人)的帮助下即汗位。1517年(丁丑年)去世，终年44岁，在位38年。谥号达延汗，称巴图蒙克达延汗。
33.名巴尔斯博罗特，1488年(戊申年)生，巴图蒙克达延汗的四子，右翼三万户济农。1517年(丁丑年)，巴图蒙克达延汗去世，应由长子的儿子博迪即汗位。但有权势的巴尔斯博罗特以博迪年幼为由即汗位，时年30岁。1519年(己卯年)，将汗位让给博迪，是年去世，终年32岁，在位3年。谥号赛音阿拉克汗。
34.名博迪，1504年(甲子年)生，巴图蒙克达延汗的长子图鲁博罗特的长子，父早卒。1519年(己卯年)，博迪台吉带领左翼三万户官臣到鄂尔多斯成吉思汗八白室祭祀，并威胁其叔叔。巴尔斯博罗特看局势不妙，给博迪让位。17岁的博迪在成吉思汗八白室前即汗位。1547年(丁未年)去世，终年44岁，在位28年。称博迪阿拉克汗。
35.名达莱逊，1520年(庚辰年)生，博迪阿拉克汗的长子。1548年(戊申年)， 29岁即汗位。1557年(丁巳年)去世，终年38岁，在位10年。谥号库登汗。
36.名图们，1539年(己亥年)生，库登汗的长子。1558年(戊午年)， 29岁即汗位。1592年(壬辰年)去世，终年54岁，在位35年。谥号札萨克图汗，称图们札萨克图汗。
37.名布延，1555年(乙卯年)生，图们札萨克图汗的长子。1593年(癸巳年)， 39岁即汗位。1603年(癸卯年)去世，终年49岁，在位11年。谥号车臣汗，称布延车臣汗。
38.名林丹，1592年(壬辰年)生，布延车臣汗的长子莽和克的长子，父早卒。1604年(甲辰年)， 13岁即汗位。1632年，后金重兵攻打林丹汗所在的察哈尔万户，林丹率部迁至青海，1634年(甲戌年)去世，终年43岁，在位31年，是蒙古王朝最后一位汗。谥号库图克图汗，称林丹库图克图汗。
林丹库图克图汗去世后，其长子额尔克洪果尔(额哲)于1635年(乙亥年)5月携汗印投靠满清。
苏联历史学家眼中的"土尔扈特回归中国"事件
论18世纪卫拉特人的大迁徙，【原文出处】西北民族研究，【原刊地名】兰州，【原刊期号】199301，【原刊页号】171～180，【分 类 号】K24，【分 类 名】明清史，【复印期号】199309
【作 者】[苏]Ш.Б.齐米德道尔吉叶夫，【译 者】阿拉腾奥其尔
【正 文】
1771年的“土尔扈特大逃亡”，是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有许多著作对这一事件做了记 述①。但，卡尔梅克人返回准噶尔的历史、尤其是其返回准噶尔的原因、俄国与清帝国 对“土尔扈特大逃亡”的政策以及土尔扈特人以后的命运等都没有得到阐述。这里，我 们仅就手头资料来探讨“土尔扈特大逃亡”的历史。
伏尔加卡尔梅克人的大部分是土尔扈特人。1771年离开俄国的卡尔梅克人当中的大部 分也是土尔扈特人。这正是为什么叫做“土尔扈特大逃亡”的原因所在。
值得指出的是，17世纪至18世纪上半叶准噶尔的汗王们曾多次试图说服卡尔梅克的台 什们返回准噶尔。于1758年征服准噶尔的满清帝帝国的博格多汗亦有此想法。由于俄国 在卡尔梅克草原殖民统治的加强，大约始于18世纪40年代的离俄返准的思潮吸引了大批 卡尔梅克贵族。1745年和1747年，当由于俄国移民的涌入而引起的紧张局势笼罩卡尔梅 克的时候，一些台什积极筹划了返回准噶尔的计划②。
在研究历史事件本身及卡尔梅克经济与政治生活的过程中，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即1771年卡尔梅克人出走是沙皇当局的殖民政策所制。Л.С.布尔齐诺娃在其论文③中探讨了俄国沙皇当局对卡尔梅克草原的殖民政策，并批评了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学者就这一问题的观点。
许多十月革命前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在其研究著述中，都肯定了俄国政府的卡尔梅克政策。据Ф.比尤列尔、К.科斯坚科夫、А.波兹德涅耶夫等人的论著，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1771年以前，沙皇当局没有对卡尔梅克人进行监视④。显然，他们只注意了卡尔梅克人出走的原因，但却忽视了沙皇当局政策的作用。
苏联著名卡尔梅克学家Н.帕里莫夫在解释“土尔扈特大逃亡”的原因时，也未能超出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学者。但他注意到沙皇当局对卡尔梅克生活的干涉以及卡尔梅克人对 沙皇当局的不满情绪。不过他却认为卡尔梅克人出走是他们的统治者渥巴锡的主意。
应当指出的是，沙皇当局推行了残忍的殖民政策。卡尔梅克游牧地因人烟稀少吸引了 大批无地游民。他们或得到沙皇政府的准许、或未经准许就移居到了卡尔梅克领土上⑤。日益要求扩大原料市场的俄国工商资本的发展说明了俄国向卡尔梅克草原发动广泛攻 势的原因。
1765年，渥巴锡指出，萨拉托夫城外，在伊尔吉兹河和其他河流草木茂盛的一边居住 着俄国人，他们经常欺压卡尔梅克人。如，任意掠夺他们的牲畜、甚至任意抓人⑥。卡尔梅克显贵之一，策伯克多尔济声称：“你们看看，你们的权利在所有方面都受到限制 ，俄国官吏对待你们极坏，而政府则想把你们都变成耕地的庄稼人；你们再看看，哥萨 克人的大小城镇布满了乌拉尔河和伏尔加河两岸，在你们大草原的北边又都是日耳曼人 。要不了多久，顿河、捷列克河和库马河也将被他们占去，而你们将被挤到干旱的不毛之地上。他们还要毁掉你们的牲畜、你们唯一赖以生存的源泉。已有圣旨要拿渥巴锡的儿子作人质，还已定下300名优秀的卡尔梅克人移居首都。现在你们很清楚你们的处境 ，今后只有两条路供你们选择：或者承受沉重的奴役；或者远离俄国来结束一切灾难… …”⑦。这一宣言，有点戏剧性地反映了沙皇当局的殖民政策，但其实质基本上是可信的。
18世纪，由于经济上的困难以及因俄国开发伏尔加河两岸而造成的牧地的缩小，卡尔梅克人当中，产生了经常的骚动与不安。
沙皇政府和地方汗国当局，时常对这些骚动的原因做出解释。按照俄国政府代表的看法，卡尔梅克人骚动不安的主要根源在于汗国享有很大行动自由的领主政权。卡尔梅克 汗是通过地方行政司法办事机构，即通过所谓汗的扎尔固来推行其治国之策的。扎尔固 的全部8名成员是汗根据直属汗的兀鲁思宰桑人数任命的。这种管理形式引起了代表其 他非直属汗的各兀鲁思利益的宰桑、封建主方面的不满。
认为卡尔梅克人骚动不安的主要原因是管理形式不完善的俄国当局表示，要进行行政 司法改革，并通过补充各兀鲁思的代表来扩充汗的扎尔固成员。如果说以前扎尔固的成 员是由汗任命和确定的话，那么，现在他们则应该是经过所谓全民选举选出来的，然后 提交沙皇政府批准。有人还曾提出要更改扎尔固的名称——即不再称其为汗的扎尔固， 而叫人民的扎尔固⑧。在这种情况下，汗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会失去作用。如果改革能 带来这一切，那么，汗国的管理就会被置于沙皇当局以及由彼得堡任命的官吏们的严密 控制之下。这引起了那些不愿丧失其昔日对同族统治权的卡尔梅克大王公们的极大不满 。可见，这个旨在削弱汗权、加强沙皇当局地位的改革才是“逃亡”的直接原因。
中国(清代)学者七十一，通过卡尔梅克人为争取独立的努力，看到了他们脱离俄国的 原因之一，在伏尔加他们屈从于俄国政府⑨。按七十一的话说，卡尔梅克人渴望回到伊犁，那里气候宜人、草场肥沃、河流纵横。但有一点，他一点也没有说错，那就是所有 蒙古地区，包括卡尔梅克人的故乡准噶尔已处于异邦清王朝的桎梏之下。正如史料所表 明的那样，卡尔梅克迁徙的主要目的是为得到自由、自由开发被所清灭的同族的牧地、在准噶尔建立独立的统一国家。
事实证明，为迁移进行了数年的秘密准备活动。与卡尔梅克总督渥巴锡一样，前汗敦 杜克鄂木巴之孙策伯克多尔济也为“逃亡”的准备表现出了极大的积极性。策伯克多尔 济曾是觊觎汗权者之一。他曾为达到获得汗权的目的亲赴彼得堡，但被拒绝了。从此以后，策伯克多尔济成为俄国当局有关卡尔梅克措施的坚决反对者。
从事反俄宣传活动的还有其他有影响的卡尔梅克人。如舍楞台什传播谣言说，俄国人 想把全体卡尔梅克人武装起来并把他们并入俄国军队之中，然后对他们进行迫害⑩。
以朗钦(即罗布藏丹增)(Ланчин/Джалчин)喇嘛为首的宗教界人士也成了卡尔梅克人迁离俄国的积极宣传者。他们号召卡尔梅克人返回离佛教中心拉萨不远的准噶尔去。曾参加1771年远征队行动的Н.雷齐科夫大尉写道：“与其说是他们的领主们号召逃亡，不如说是洛桑朗钦喇嘛号召逃亡。洛桑喇嘛激起了人民返回准噶尔并在那里建立昔日统治的愿望”(11)。作者援引了在一位哈萨克汗的大本营与哈萨克人谈判的卡尔梅克使节的话。当哈萨克人指责卡尔梅克人变节和对俄国忘恩负义时，使节声明，他们被迫逃走，大部分卡尔梅克人只是奉自己统治者之旨，是违背自己的意愿而走的(12)。
所以说，资料证明沙皇当局的殖民政策、沙皇政府削弱卡尔梅克汗作用的企图以及一 些大的台什要求保留独立的愿望等就是卡尔梅克人要求出走的主要原因。宗教界人士和 诺颜们关于只有回到准噶尔，卡尔梅克人才能保持汗国的自治，才能恢复准噶尔昔日的 强大，才能过上富裕的生活并最终靠近喇嘛教中心的秘密宣传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显然 ，由于繁重的苛捐杂税、双重压迫及各种天灾人祸造成的卡尔梅克艰难的经济状况并不 是决定性的。但土尔扈特人在踏上准噶尔大地、即伊犁河谷地之际，向清朝地方当局声 称，他们是由于生活条件艰难和饥饿被迫离开俄国的(13)。
卡尔梅克人牧游于伏尔加河两岸。1771年他们在迁离俄国之前分为两大部分，即左岸 卡尔梅克和右岸卡尔梅克。其大部分(主要是土尔扈特人)居住在左岸，而右岸的主要是 和硕特人和杜尔伯特人。就迁离一事两岸已有秘密约定，决定于1770年10月一俟伏尔加 河流封冻、且游牧于右岸的同胞赶着畜群安全越过河，全体卡尔梅克人就举族起事(14) 。而且为此事先已采取了安全措施，如扣押了在逃亡准备阶段住在卡尔梅克各兀鲁思的 俄国商人和其他人员。
出乎意料的是，1770年由于气候温暖，伏尔加河没有封冻，右岸居民未能在约定的时 间过河。此时，渥巴锡召集左岸各兀鲁思长官——宰桑们，宣布第一阶段计划未能完成 ，并号召左岸的卡尔梅克人立即上路。但，只是到了1771年1月5日他们才有组织地离开 了伏尔加河。右岸居民本应在稍晚些时候，即当有利时机到来之时撤离。但他们未能象 左岸同胞那样迁离伏尔加。因为，沙皇政府对留下来的卡尔梅克进行了严密的监视。
根据俄国档案资料，迁离伏尔加河的卡尔梅克人数有1万帐(15)。《日记》作者Н.雷齐科夫大尉引的数字是3万帐、共12万人，其中3万为军队(16)。Н.雷齐科夫认为，3万多帐前往准噶尔，而留在俄国伏尔加之畔的有1.1万帐(17)。我们在日本史学家矢野的著作中见到数字为：“有3.3万户迁离了伏尔加河，或者说有16万9千人(16.9万人)(18)。我们在涉及土尔扈特史的中国学者的著作中看到的数字却五花八门。如果说卫今、黎工说的于1771年自俄前来伊犁的男女老幼有27～28万人，那么张平一、蒋其祥则强调有7万抵达伊犁(19)。而我们认为，3万户接近实际数字。如果说一个卡尔梅克家庭有4～6口人，那么迁离伏尔加的卡尔梅克总人数则应该是15～16万人。
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即沙皇政府代表是否知道卡尔梅克人准备逃亡?事实证明，关于此 事他们已得到情报。另外，对渥巴锡怀恨在心的扎米扬诺颜也事先向阿斯特拉罕省省长 别克托夫通报了卡尔梅克人正在准备迁移的消息。但是地方官吏们对这些情报未引起足 够的注意。1770年，渥巴锡汗出征库班归来后，立即渡过伏尔加河来到左岸，给监督官 И.А.基申斯科夫(驻在叶诺塔耶夫斯克城)去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他这样做是因为经常受到哈萨克人的袭击。监督官命令杜丁大尉弄清情况。但为时已晚。渥巴锡袭击了杜丁的兵营，并俘获了大尉本人及40名士兵。卡尔梅克的先锋部队摧毁了雅依克河沿岸的数座俄国哨卡，并向更远的东方进发了(20)。我们看到，对于土尔扈特人没有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
1771年1月24日，国务院在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场的情况下做出决定，要“尽一切力量使 他们返回伏尔加”(21)，并命令奥伦堡省省长“指挥所有雅依克部队”、巴什基尔人和 龙骑兵团骑兵捉拿卡尔梅克人。可是，首先由于当时起义的雅依克部队拒绝追击，省长 未能及时组织追击(22)。只是到了1771年4月，一些正规军和非正规军军团在特劳奔别 尔格(Траубенберг)少将的指挥下参加了追击。4月12日，也就是说卡尔梅克人离开伏尔加3个月之后，特劳奔别尔格才从奥伦堡出发。显然，追上土尔扈特人并使其返回伏尔加已不可能了。
追踪卡尔梅克人的行军路线如何呢?参加特劳奔别尔格将军远征的Н.雷齐科夫大尉的 《日记》能帮助我们画出一条路线图来。以渥巴锡为首的卡尔梅克人于1月21日渡过了 雅依克河。然后，已深入哈萨克草原的卡尔梅克人掉头向恩巴河前进。归顺俄罗斯帝国 的小玉兹和中玉兹哈萨克人千方百计地阻挠了卡尔梅克人行军道路。
卡尔梅克人再往后的行军路线为：卡梅什洛夫河——伊尔吉兹河——图尔盖河——萨 西库尔湖——喀拉赛湖——吉杰里沙漠——玛尔古特——切科拉克沙漠——库姆。过了沙漠地带再往东就是泥泞的沼泽地和莞丛。然后，卡尔梅克人就进入了巴尔喀什湖周围 无人烟的荒漠和钦格斯察干平原。大部分路段都经过哈萨克人游牧的地方。
冬季，在很短的时间内穿越无边无际的哈萨克草原是很困难的。我们手头资料表明，1771年4月初，卡尔梅克人仅仅靠近了位于哈萨克草原中部的图尔盖河(23)。他们遇到了 巨大的困难——缺少食物和药品。很多人死于疾病，严寒与恶劣的天气又影响了行军的 步伐。几乎是在上路的最初，土尔扈特人就失去了许多马匹。“卡尔梅克人感到马匹非 常不够……，由于冬季艰难的路途而失去自己座骑后，他们不得不徒步行军”(24)。最 后，卡尔梅克人遭到哈萨克和吉尔吉斯宫廷的多次进攻。由于这一切，卡尔梅克的人迁 徙队伍迅速减少。
离开伏尔加时，卡尔梅克人“从阿斯特拉罕强行带走了许多俄罗斯人和……土库曼人 ”(25)。至于有多少俄国人、鞑靼人、巴什基尔人以及所谓“俄罗斯人”，我们不得而 知。但我们相信，被土尔扈特人带走的人当中，除俄罗斯人以外，还有伏尔加河流域的 其他民族代表。有一些文献记载了土库曼人及其财产的数字。当卡尔梅克人经过哈萨克 阿布赖汗的领地时，有320名土库曼人被哈萨克人抢去做了俘虏，另外还有1463匹马和114只骆驼也被哈萨克人掠去。这些土库曼人被分散在哈萨克兀鲁思，“俘虏并交给不同 人手中做奴隶”(26)。就在这种状况下，土库曼人过了10多年，直到1781年阿布赖汗死去。其继承汗位的儿子瓦里苏丹于80年代中叶遣返200名土库曼人，使他们回到阿斯特 拉罕城外、其往日的游牧地。而将其余的土库曼人及俘虏的卡尔梅克人一起留了下来。 到1791年，被哈萨克俘虏的全体土库曼人才得以返回故乡或移居阿斯特拉罕城外的伏尔 加下游地区。那么，被哈萨克人俘虏的部分卡尔梅克人和其他“俄罗斯人”同他们一起 被遣返伏尔加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从奥伦堡被派去追击的俄国军队得知，哈萨克诸汗、苏丹和巴图鲁(勇士们)与土尔扈 特人发生了多次会战，使行途中的土尔扈特人损失了一定的战斗力及大量的牲畜、财物 。当然，哈萨克人也有损失。在哈萨克人与卡尔梅克人的谈判中，双方讨论了交换俘虏 和哈萨克方面停止进攻的问题。可是，19世纪还有没有统一的哈萨克国家，哈萨克诸汗 和苏丹们彼此为敌。在这种情况下，在对待卡尔梅克人的态度上，哈萨克人不可能达成 协议一致行动。一些苏丹可以停止进攻，但另一些苏丹却可以对逃亡者重新发起进攻。
俄国军队一直未与卡尔梅克人相遇，但他们却发现了卡尔梅克人留下来的各种踪迹。 如，在卡拉赛湖畔，发现了卡尔梅克人“因嫌湖水难喝”(27)而挖得的水井。在图尔盖 河上发现了他们建造的桥梁。Н.雷齐科夫对这座桥进行了描述。桥是用河中芦苇修建 的，卡尔梅克人先将芦苇扎成大而形似木桶的大捆，然后用绳子将其一个个连结起来，十分结实，以至于任何急流或任何马群、畜群从上走过都不能使其摇晃。通过当地居民 的打听，俄国人了解到，有两批土尔扈特人过河。第一批人马是由巴木巴尔和舍楞率领 的，第二批则由渥巴锡汗亲自率领。
特劳奔别尔格的俄国兵团已无任何追上逃亡者的指望，甚至谁都不知他们在什么地方 。一些资料显示，5月初俄国人与土尔扈特人之间仅相距6天的路程。但对于已疲惫不堪 、忍饥挨饿、病殃殃的俄国士兵来说，追上他们已力不从心了。所以，1771年5月15日，指挥部决定兵团向最近的俄国边界要赛乌斯季-乌依斯克方向撤退。俄国部队忍受着 饥饿与病疫的折磨，走了半个多月，渡过了伊希姆河，于6月初到达了汇入托波尔河的 乌亚河畔的要塞。
从奥伦堡又来了新的命令：从兵团中挑选出身体健康的士兵派往西伯利亚与从西伯利 亚出发、为切断逃亡者的通道而向阿尔泰山进军的几个团汇合。这支部队由Н.雷齐科夫率领前往西伯利亚。看来，西伯利亚兵团也未成功。他们或者是未能在卡尔梅克人之前到达阿尔泰山，或者是在冲突中惨遭失败。遗憾是，我们的史料中没有关于西伯利亚兵团和雷齐科夫部队行动的资料记载。
土尔扈特人逃亡之后，沙皇政府废除了行政司法机构——扎尔固，中止了汗权。为监 视和管理卡尔梅克人在阿斯特拉罕成立了卡尔梅克事务处。在阿斯特拉罕省衙门下设立 了卡尔梅克事务科(28)。
1771年5月(时间应为阴历6月——译者)，卡尔梅克人在渥巴锡汗的率领下抵达了边界并进入了伊犁河谷地。众所周知，在他们于1771年回去之前，那里已不存在独立的蒙古 国家了，统治准噶尔的是清政权。因此，卡尔梅克人不得不承认异国统治。清帝国政府 为迎接他们做了积极的准备。在伊犁边区集结了大部队。因此，当伏尔加卡尔梅克人进 入伊犁地区的时候，“中国卡伦的边防兵严厉地挡住了他们回归故乡的入口。卡尔梅克 人只能通过此口回到已丧失独立的故土。人民的极度疲劳使得渥巴锡与其他王公无条件 地归服于中国”(29)。S.D.伯克曼写道，土尔扈特人并没有打算归顺清朝，他们渴望自 由和在准噶尔独立地存在(30)。可是，这一切都没有实现。中国学者松筠在其《西陲总 统事略》(台北，1965年，卷11，页26)中指出，卡尔梅克人“凡八阅月，历万余里。本 有户三万三千有奇、口十六万九千有奇，及抵伊犁仅存其半，且皆饥馁状甚惫”(31)。
应该指出的是，中国对卡尔梅克人的到来最初持怀疑态度。怕这里面会有什么阴谋，耽心卡尔梅克人与俄国秘密串通来反对清帝国。卡尔梅克人越过边界后，渥巴锡带着礼 物前往固尔扎城。从北京赶来的有皇帝的额驸色布腾巴尔珠尔以及其他一些来自首都的 高官。他们带着渥巴锡奔赴皇帝在北京城外的避署山庄热河(32)。乾隆皇帝确立了渥巴 锡汗的地位，并分别给策伯克多尔济、舍楞、巴木巴尔、恭格、默们图封了爵位。
卡尔梅克人被宣布为清帝国的藩属。还给他们提供了帐篷、牲畜、米、茶叶、棉衣及 其他衣物，还给了3万两银元。清朝慷慨地奖赏了卡尔梅克封建贵族。赏赐给渥巴锡汗 一千匹马、一千块茶叶、一千匹绸料。其余诸台什则分别各百。皇帝颁布谕旨，在伊犁 给伏尔加卡尔梅克人划出游牧地(33)。但很快，于乾隆三十八年(1774年)又从吐鲁番给 他们划出了新的游牧地。
依清廷的决议，来自伏尔加的游牧民被划分为16个领地。在军事方面，每个领地就是 一个“旗”。卡尔梅克所以如此被分散，是为防止他们跑回去。清廷完全不能容忍出现 他们再次逃跑的可能性。Н.я•比丘林写道：“卡尔梅克人被中国卡伦和秘探所包围，彼此相距遥远的卡尔梅克人没有任何实现自己愿望的可能”(34)。
自卡尔梅克人踏上准噶尔的土地之后，清朝加强了边界防御、向边界和卡尔梅克人居 住地区派遣了增员部队，其中有喀尔喀人。有5千名喀尔喀蒙古人被动员入伍，还有来自帝国其他地区、包括乌梁海的5千人。史料证明，某位大臣向博格多汗乾隆建议从喀 尔喀和乌梁海招募2万士兵。博格多汗先是踌躇不定，但后来宣布这是行不通的。因为 ，喀尔喀不愿意派遣部队(35)。这一事实证明，蒙古人曾想方设法抵制了政府的措施。
因此，伏尔加卡尔梅克人迁居伊犁的主要目的——自由开发被清所灭的同部落游牧地 及过独立生活——没有达到。清政府以建立军事行政机构为支柱，强加给前来伊犁(新 疆)的卡尔梅克人许多律例，要求服首听命、不得反抗。为了根除建立反清联盟的可能 性，清政府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政策，把卡尔梅克人分散在各地使其不能彼此往来。
俄国沙皇政府在土尔扈特逃亡之后不久，向北京发出了信函，请求清帝国协助遣返俄国属民——卡尔梅克人。
1771年春，伊尔库茨克省省长布里利接到发自首都的沙皇谕旨。谕旨说“要隆重接待 所有出现在边界上的、逃离俄国的原伏尔加卡尔梅克人(36)。
北京立即通知了库伦土尔扈特人的到来和俄国来函的情况，指示边疆地区的长官们不要擅自与俄国人就土尔扈特问题进行谈判。北京的指令说明了这个问题，其意思是让俄 国人给理藩院写信。信中详细例举了俄国可能采取的行动。来自北京的信中写道：如果 俄国人向边界派遣部队，那么，我们将与之开战。命令加强边界防御，向俄国境内遣派秘探，搞清俄国对土尔扈特的措施(37)。
1771年～1773年间，有不少秘探(李波、古尔扎布、策文扎布、江齐布等)以政治和商 业代表的身份来俄国活动，但他们无权与俄国人谈论土尔扈特人的事。例如，古尔扎布 在回答有关土尔扈特人的提问时说：“我们的国家幅圆辽阔，民族众多。既然他们是俄 国属民，怎么会跑到我们那里去了呢?”(38)。作为秘探来俄国的还有土尔扈特人的代 表。如，1791年萨迈伦喇嘛经哈萨克草原来到了鄂木斯克和托姆斯克，然后经恰克图返 回。萨迈伦指出，俄国军队人数不多，更没有训练有素的军人。
下列事实将证明俄国当局就迁回卡尔梅克人所采取的措施。
俄国外交要求西伯利亚独立团长官、А.М.拉甫罗夫少将采取一切手段使卡尔梅克人返回俄国。外交部的指令是这样写的：“请通报为吸引卡尔梅克人回到我方，军官们都用了些什么办法、以及表示愿意返回俄国的卡尔梅克户数(39)。
在许多卡尔梅克人当中出现了不满情绪。而普通百姓对生活条件、对清廷方面的经济 和政治压迫则公开表示不满。开始有人提出要返回伏尔加河畔，回到俄罗斯帝国的土地 上。А.М.拉甫罗夫向首都通报说，伏尔加卡尔梅克人对清帝国境内的生活很失望，他们的对外和对内贸易无任何效益，因为他们不信任满洲当局(40)。
1790年，部分土尔扈特人请求西伯利亚兵团指挥官、步兵上将施特兰得曼将其送回俄 国。施特兰得曼又并奏了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女皇于1791年初下诏要求查明土尔扈特 人的意图(41)。我们知道，有两封叶卡捷琳娜写给施特兰得曼的信反映了沙皇政府在土 尔扈特问题上的立场。其实质是：女皇对其南面的邻居提出了指责，说“中国人不仅没 有对接受他们(土尔扈特人)感到为难，而且后来还拒绝交出”；同时命令：必须采取有 利措施带回卡尔梅克人，一俟卡尔梅克人进入边界之内，就派遣一支小部队护送，还应 小心谨慎，不允许出现任何“对中国人不友好的行为”，但是，一旦中国人袭击俄国部 队或他们的军队进入我国领土，那么就对他们进行还击(42)。叶卡捷琳娜二世曾问施特 兰得曼：“伊尔库茨克省和科雷万斯克省是否有所有移民(准噶尔卡尔梅克人和蒙古人) 居住的地方?”。看来，俄国政府曾打算卡尔梅克人回来后，将他们迁移到南西伯利亚 。
施特兰得曼向首都报告了关于押回卡尔梅克人的企图。但正如将军所述，由于卡尔梅 克人的疏忽大意，这一计划未取得成功。清朝对他们返俄计划了如指掌。例如，以嘎班 (Габун)为首的部分卡尔梅克人应俄国人的邀请前往鄂木斯克要塞，但他们在途中在边境上被中国人截住。显然，清朝侦察部队看出了卡尔梅克人的秘密企图。所有准备前往鄂木斯克的卡尔梅克人都被判处了死刑(43)。
顺便说说，满洲文献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嘎班的情况。按照这些文件的说法，嘎班是受 土尔扈特济农策零乌巴什委托赴北京呈交信函和礼物的。可在半道上，嘎班被俄国人截 住并被送到了鄂木斯克。在那里，他被告知土尔扈特人正在重返俄国，很快将有6万俄 国军队前来帮助他们(44)。俄国当局写给居住在库巴克—萨里地方的土尔扈特人的信件证明，俄国人就迁回土尔扈特人已采取了措施。信中说，土尔扈特人都出生在俄国，有7代土尔扈特人是俄国属民。宽阔而美丽的伏尔加河两岸，有7万户卡尔梅克人在放牧。如 果土扈特人愿意回来，俄国当局将给予帮助。但必须在6个月之内向鄂木斯克通知此事 。有一支俄国军队将沿黑额尔齐斯河前往科布多，另一支将前往塔尔巴哈台(45)。
这封信在清帝国首都引起了惊慌。他们马上向俄国枢密院发出函询，但接到的回函则否认了这封信的存在和有什么关于土尔扈特人的措施。至于说到俄国在中央亚西亚的政策，不能不考虑到俄国政府在西方的外交政治活动中 常常碰到的困难(18世纪末的俄土战争、俄法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等)。
1796年即位的保罗皇帝给施特兰得曼的信函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说明当年俄国的“中央 亚西亚”政策。信中写道：“有利于国家的恰克图贸易的生产理应得到尊重，要采取一 切办法防止造成中国政府中止恰克图贸易的口实。另一方面，使卡尔梅克人返回俄国亦 很重要……。因此，朕要求阁下采取措施和行动，以达到保持前者、做到后者的目的。 若有卡尔梅克人代表前来，请向其说明，只要他们还在中国界内，我国与中国目前的形 势不允许我们向他们提供任何公开的帮助。但只要他们有人越界进入我方领土，那么， 意想中的事情就会自动实现，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止我们给予他们帮助……(46)。
所以，愿与清帝国保持贸易关系，首先是恰克图贸易的俄国政府，虽然还没有放弃把土尔扈特人迁回来的打算，但却不准备因此而将与这个相邻帝国的关系搞僵。
注释：
①如，《尼古拉•雷齐科夫于1771年赴吉尔吉斯-哈萨克草原的旅行日记》(圣彼得堡 ，1772年)；《土尔扈特赴俄及自俄返准记》(中国王公七十一著，С.В利波夫采夫译自汉文，载《西伯利亚通讯》，圣彼得堡，1820年，第2部分，页177～182)；(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史纲)(莫斯科，1967年)；Н.А.帕里莫夫：《卡尔梅克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阿斯特拉罕，1922年)；А.波兹德涅耶夫：《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人及其至本世纪与俄国的关系》(《国民教育杂志》，1886年3/4期)；А.И.切尔内舍夫：《论1771年伏尔加卡尔梅克人迁徙准噶尔》(《中国的国家与社会》，莫斯科，1984年，卷2，页158。)；S.D.伯克曼：《土尔扈特归华记》(《东方学杂志》，香港，1955年，卷11，1期，页91～92)。
②《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史纲》，莫斯科，1967年，页213；E.乔诺夫：《17、18世纪 和1812年俄国军队中的卡尔梅克人》，圣彼得堡，1914年，页15。
③Л.С.布尔齐诺娃：《从俄国历史文献上看沙皇当局对卡尔梅克的殖民政策》，载 《卡尔梅克语言、文学、历史研究所通报》，埃利斯塔，1968年第3期。
④Ф.比尤列尔：《游牧与定居于阿斯特拉罕省的异民族》(载《祖国纪事》1846年，卷47～49)；К.科斯坚科夫：《有关游牧于阿斯特拉罕省的卡尔梅克人的历史资料和统计资料》(圣彼得堡，170年)；А.波兹得涅耶夫：《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人及其至本世纪与俄国的关系》(载《国民教育杂志》1886年，3/4期)。
⑤Л.С.布尔齐诺娃：《从俄国历史文献看沙皇当局对卡尔梅克的殖民政策》，载《卡尔梅克语言、文学、历史研究所通报》，埃利斯塔，1968年3期，页34。
⑥Н.А.帕里莫夫：《有关伏尔加卡尔梅克人历史的论著》，阿斯特拉罕，1992年，卷3、4，页1。
⑦《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史纲》，莫斯科，1967年，页214。
⑧А.波兹德涅耶夫：《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人及其至本世纪与俄国的关系》，载《国 民教育杂志》，1886年，3/4期。
⑨《土尔扈特赴俄及自俄返准记》(中国王公七十一著)，С.В.利波夫采夫译自汉文，载《西伯利亚通讯》，圣彼得堡，1820年，卷2，页177。
⑩《土尔扈特赴俄及自俄返准记》(中国王公七十一著)，С.В.利波夫采夫译自汉文，载《西伯利亚通讯》，圣彼得堡，1820年，卷2，页177。
(11)《尼古拉•雷齐科夫大尉于1771年赴吉尔吉斯-哈萨克草原的旅行日记》，圣彼得 堡，1772年，页53。
(12)《尼古拉•雷齐科夫大尉于1771年赴吉尔吉斯-哈萨克草原的旅行日记》，圣彼得 堡，1772年，页53。
(13)蒙古国立中央历史档案馆，卷宗M-1，档案259，页109。
(14)《土尔扈特赴俄及自俄返华记》，《西伯利亚通讯》，1820年，卷2，页182。
(15)国立苏联中央历史档案馆(列宁格勒)，全宗1264，目录1，档59，页15。
(16)《尼古拉•雷齐科夫于1771年赴吉尔吉斯-哈萨克草原的旅行日记》，圣彼得堡， 1772年，页55。
(17)Н.А.帕里莫夫：《卡尔梅克族在俄国境内时期历史概况》，阿斯特拉罕，1922 年，页76。
(18)矢野仁一：《近世蒙古史研究》，卷1，蒙古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手稿部。
(19)Х.佩尔列、Г.苏赫巴托尔：《蒙古史探源》，《蒙古科学院通报》，乌兰巴托，1976年，第3期。
(20)S.D.伯克曼：《土尔扈特归华记》，《东方学杂志》，香港，1955年，卷11，第1 期。
(21)《国务院档案》，圣彼得堡，1869年，卷1，第2册。
(22)古里：《***在蒙古诸部落中传播史纲》，喀山，1915年，卷1，页221。
(23)《尼古拉•雷齐科夫大尉于1771年赴吉尔吉斯-哈萨克草原旅行记》，圣彼得堡， 1772年，页6。
(24)《尼古拉•雷齐科夫大尉于1771年赴吉尔吉斯-哈萨克草原旅行记》，圣彼得堡， 1772年，页17。
(25)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吉尔吉斯-哈萨克档(中帐)》，目录122/3，档案б/н， 1792年，页5。
(26)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吉尔吉斯-哈萨克档(中帐)》，目录122/3，档案б/н， 1792年，页7。
(27)《尼古拉•雷齐科夫大尉于1771年赴吉尔吉斯-哈萨克草原旅行日记》，圣彼得堡 ，1772年，页39。
(28)А.波兹德涅耶夫：《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人及其至本世纪与俄国的关系》，《国 民教育杂志》，1886年，3/4期。
(29)Н.Я.比丘林：《15世纪至迄今的卫拉特人或卡尔梅克人的历史概述》，圣彼得 堡，1834年，页235。
(30)S.D.伯克曼：《土尔扈特归华记》，《东方学杂志》，香港，1955年，卷11，第1 期。
(31)А.И.切尔内舍夫：《论1771年伏尔加卡尔梅克人返准记》，载《中国社会与国 家》，莫斯科，1984年，卷2，页158。
(32)《土尔扈特赴俄及自俄返准记》，《西伯利亚通讯》，1820年，卷2。
(33)矢野仁一：《近世蒙古史研究》卷1，蒙古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手稿部，页221。
(34)Н.я.比丘林：《15世纪至迄今卫拉特人或卡尔梅克人的历史概述》，圣彼得堡，1834年。
(35)S.D.伯克曼：《土尔扈特归华记》，《东方学杂志》，香港，1955年，卷11，第1 期。页92。
(36)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吉尔吉斯—哈萨克(中帐)全宗》，目录112/3，档б/н，1972年，页5。
(37)蒙古国立中央历史档案馆，全宗M-1，档案97，页112。
(38)蒙古国立中央历史档案馆，全宗M-1，档案97，页156。
(39)苏联国立中央历史档案馆(列宁格勒)，全宗1264，目录1，档59，页2～10。
(40)苏联国立中央历史档案馆(列宁格勒)，全宗1264，目录1，档59。
(41)苏联国立中央历史档案馆(列宁格勒)，全宗1264，目录1，档59，页23。
(42)苏联国立中央历史档案馆(列宁格勒)，全宗1264，目录1，档59，页12；国立中央 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199，藏书单位150，第9部分，档5，页5。
(43)苏联国立中央历史档案馆(列宁格勒)，全宗1264，目录1，档59，页12。
(44)蒙古国立中央历史档案馆，全宗M—1，档259，页30。
(45)蒙古国立中央历史档案馆，全宗M—1，档97，页54～58。
(46)苏联国立中央历史档案馆(列宁格勒)，全宗1264，目录1，档59，页26。
【作 者】[苏]Ш.Б.齐米德道尔吉叶夫，【译 者】阿拉腾奥其尔
【正 文】
1771年的“土尔扈特大逃亡”，是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有许多著作对这一事件做了记 述①。但，卡尔梅克人返回准噶尔的历史、尤其是其返回准噶尔的原因、俄国与清帝国 对“土尔扈特大逃亡”的政策以及土尔扈特人以后的命运等都没有得到阐述。这里，我 们仅就手头资料来探讨“土尔扈特大逃亡”的历史。
伏尔加卡尔梅克人的大部分是土尔扈特人。1771年离开俄国的卡尔梅克人当中的大部 分也是土尔扈特人。这正是为什么叫做“土尔扈特大逃亡”的原因所在。
值得指出的是，17世纪至18世纪上半叶准噶尔的汗王们曾多次试图说服卡尔梅克的台 什们返回准噶尔。于1758年征服准噶尔的满清帝帝国的博格多汗亦有此想法。由于俄国 在卡尔梅克草原殖民统治的加强，大约始于18世纪40年代的离俄返准的思潮吸引了大批 卡尔梅克贵族。1745年和1747年，当由于俄国移民的涌入而引起的紧张局势笼罩卡尔梅 克的时候，一些台什积极筹划了返回准噶尔的计划②。
在研究历史事件本身及卡尔梅克经济与政治生活的过程中，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即1771年卡尔梅克人出走是沙皇当局的殖民政策所制。Л.С.布尔齐诺娃在其论文③中探讨了俄国沙皇当局对卡尔梅克草原的殖民政策，并批评了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学者就这一问题的观点。
许多十月革命前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在其研究著述中，都肯定了俄国政府的卡尔梅克政策。据Ф.比尤列尔、К.科斯坚科夫、А.波兹德涅耶夫等人的论著，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1771年以前，沙皇当局没有对卡尔梅克人进行监视④。显然，他们只注意了卡尔梅克人出走的原因，但却忽视了沙皇当局政策的作用。
苏联著名卡尔梅克学家Н.帕里莫夫在解释“土尔扈特大逃亡”的原因时，也未能超出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学者。但他注意到沙皇当局对卡尔梅克生活的干涉以及卡尔梅克人对 沙皇当局的不满情绪。不过他却认为卡尔梅克人出走是他们的统治者渥巴锡的主意。
应当指出的是，沙皇当局推行了残忍的殖民政策。卡尔梅克游牧地因人烟稀少吸引了 大批无地游民。他们或得到沙皇政府的准许、或未经准许就移居到了卡尔梅克领土上⑤。日益要求扩大原料市场的俄国工商资本的发展说明了俄国向卡尔梅克草原发动广泛攻 势的原因。
1765年，渥巴锡指出，萨拉托夫城外，在伊尔吉兹河和其他河流草木茂盛的一边居住 着俄国人，他们经常欺压卡尔梅克人。如，任意掠夺他们的牲畜、甚至任意抓人⑥。卡尔梅克显贵之一，策伯克多尔济声称：“你们看看，你们的权利在所有方面都受到限制 ，俄国官吏对待你们极坏，而政府则想把你们都变成耕地的庄稼人；你们再看看，哥萨 克人的大小城镇布满了乌拉尔河和伏尔加河两岸，在你们大草原的北边又都是日耳曼人 。要不了多久，顿河、捷列克河和库马河也将被他们占去，而你们将被挤到干旱的不毛之地上。他们还要毁掉你们的牲畜、你们唯一赖以生存的源泉。已有圣旨要拿渥巴锡的儿子作人质，还已定下300名优秀的卡尔梅克人移居首都。现在你们很清楚你们的处境 ，今后只有两条路供你们选择：或者承受沉重的奴役；或者远离俄国来结束一切灾难… …”⑦。这一宣言，有点戏剧性地反映了沙皇当局的殖民政策，但其实质基本上是可信的。
18世纪，由于经济上的困难以及因俄国开发伏尔加河两岸而造成的牧地的缩小，卡尔梅克人当中，产生了经常的骚动与不安。
沙皇政府和地方汗国当局，时常对这些骚动的原因做出解释。按照俄国政府代表的看法，卡尔梅克人骚动不安的主要根源在于汗国享有很大行动自由的领主政权。卡尔梅克 汗是通过地方行政司法办事机构，即通过所谓汗的扎尔固来推行其治国之策的。扎尔固 的全部8名成员是汗根据直属汗的兀鲁思宰桑人数任命的。这种管理形式引起了代表其 他非直属汗的各兀鲁思利益的宰桑、封建主方面的不满。
认为卡尔梅克人骚动不安的主要原因是管理形式不完善的俄国当局表示，要进行行政 司法改革，并通过补充各兀鲁思的代表来扩充汗的扎尔固成员。如果说以前扎尔固的成 员是由汗任命和确定的话，那么，现在他们则应该是经过所谓全民选举选出来的，然后 提交沙皇政府批准。有人还曾提出要更改扎尔固的名称——即不再称其为汗的扎尔固， 而叫人民的扎尔固⑧。在这种情况下，汗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会失去作用。如果改革能 带来这一切，那么，汗国的管理就会被置于沙皇当局以及由彼得堡任命的官吏们的严密 控制之下。这引起了那些不愿丧失其昔日对同族统治权的卡尔梅克大王公们的极大不满 。可见，这个旨在削弱汗权、加强沙皇当局地位的改革才是“逃亡”的直接原因。
中国(清代)学者七十一，通过卡尔梅克人为争取独立的努力，看到了他们脱离俄国的 原因之一，在伏尔加他们屈从于俄国政府⑨。按七十一的话说，卡尔梅克人渴望回到伊犁，那里气候宜人、草场肥沃、河流纵横。但有一点，他一点也没有说错，那就是所有 蒙古地区，包括卡尔梅克人的故乡准噶尔已处于异邦清王朝的桎梏之下。正如史料所表 明的那样，卡尔梅克迁徙的主要目的是为得到自由、自由开发被所清灭的同族的牧地、在准噶尔建立独立的统一国家。
事实证明，为迁移进行了数年的秘密准备活动。与卡尔梅克总督渥巴锡一样，前汗敦 杜克鄂木巴之孙策伯克多尔济也为“逃亡”的准备表现出了极大的积极性。策伯克多尔 济曾是觊觎汗权者之一。他曾为达到获得汗权的目的亲赴彼得堡，但被拒绝了。从此以后，策伯克多尔济成为俄国当局有关卡尔梅克措施的坚决反对者。
从事反俄宣传活动的还有其他有影响的卡尔梅克人。如舍楞台什传播谣言说，俄国人 想把全体卡尔梅克人武装起来并把他们并入俄国军队之中，然后对他们进行迫害⑩。
以朗钦(即罗布藏丹增)(Ланчин/Джалчин)喇嘛为首的宗教界人士也成了卡尔梅克人迁离俄国的积极宣传者。他们号召卡尔梅克人返回离佛教中心拉萨不远的准噶尔去。曾参加1771年远征队行动的Н.雷齐科夫大尉写道：“与其说是他们的领主们号召逃亡，不如说是洛桑朗钦喇嘛号召逃亡。洛桑喇嘛激起了人民返回准噶尔并在那里建立昔日统治的愿望”(11)。作者援引了在一位哈萨克汗的大本营与哈萨克人谈判的卡尔梅克使节的话。当哈萨克人指责卡尔梅克人变节和对俄国忘恩负义时，使节声明，他们被迫逃走，大部分卡尔梅克人只是奉自己统治者之旨，是违背自己的意愿而走的(12)。
所以说，资料证明沙皇当局的殖民政策、沙皇政府削弱卡尔梅克汗作用的企图以及一 些大的台什要求保留独立的愿望等就是卡尔梅克人要求出走的主要原因。宗教界人士和 诺颜们关于只有回到准噶尔，卡尔梅克人才能保持汗国的自治，才能恢复准噶尔昔日的 强大，才能过上富裕的生活并最终靠近喇嘛教中心的秘密宣传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显然 ，由于繁重的苛捐杂税、双重压迫及各种天灾人祸造成的卡尔梅克艰难的经济状况并不 是决定性的。但土尔扈特人在踏上准噶尔大地、即伊犁河谷地之际，向清朝地方当局声 称，他们是由于生活条件艰难和饥饿被迫离开俄国的(13)。
卡尔梅克人牧游于伏尔加河两岸。1771年他们在迁离俄国之前分为两大部分，即左岸 卡尔梅克和右岸卡尔梅克。其大部分(主要是土尔扈特人)居住在左岸，而右岸的主要是 和硕特人和杜尔伯特人。就迁离一事两岸已有秘密约定，决定于1770年10月一俟伏尔加 河流封冻、且游牧于右岸的同胞赶着畜群安全越过河，全体卡尔梅克人就举族起事(14) 。而且为此事先已采取了安全措施，如扣押了在逃亡准备阶段住在卡尔梅克各兀鲁思的 俄国商人和其他人员。
出乎意料的是，1770年由于气候温暖，伏尔加河没有封冻，右岸居民未能在约定的时 间过河。此时，渥巴锡召集左岸各兀鲁思长官——宰桑们，宣布第一阶段计划未能完成 ，并号召左岸的卡尔梅克人立即上路。但，只是到了1771年1月5日他们才有组织地离开 了伏尔加河。右岸居民本应在稍晚些时候，即当有利时机到来之时撤离。但他们未能象 左岸同胞那样迁离伏尔加。因为，沙皇政府对留下来的卡尔梅克进行了严密的监视。
根据俄国档案资料，迁离伏尔加河的卡尔梅克人数有1万帐(15)。《日记》作者Н.雷齐科夫大尉引的数字是3万帐、共12万人，其中3万为军队(16)。Н.雷齐科夫认为，3万多帐前往准噶尔，而留在俄国伏尔加之畔的有1.1万帐(17)。我们在日本史学家矢野的著作中见到数字为：“有3.3万户迁离了伏尔加河，或者说有16万9千人(16.9万人)(18)。我们在涉及土尔扈特史的中国学者的著作中看到的数字却五花八门。如果说卫今、黎工说的于1771年自俄前来伊犁的男女老幼有27～28万人，那么张平一、蒋其祥则强调有7万抵达伊犁(19)。而我们认为，3万户接近实际数字。如果说一个卡尔梅克家庭有4～6口人，那么迁离伏尔加的卡尔梅克总人数则应该是15～16万人。
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即沙皇政府代表是否知道卡尔梅克人准备逃亡?事实证明，关于此 事他们已得到情报。另外，对渥巴锡怀恨在心的扎米扬诺颜也事先向阿斯特拉罕省省长 别克托夫通报了卡尔梅克人正在准备迁移的消息。但是地方官吏们对这些情报未引起足 够的注意。1770年，渥巴锡汗出征库班归来后，立即渡过伏尔加河来到左岸，给监督官 И.А.基申斯科夫(驻在叶诺塔耶夫斯克城)去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他这样做是因为经常受到哈萨克人的袭击。监督官命令杜丁大尉弄清情况。但为时已晚。渥巴锡袭击了杜丁的兵营，并俘获了大尉本人及40名士兵。卡尔梅克的先锋部队摧毁了雅依克河沿岸的数座俄国哨卡，并向更远的东方进发了(20)。我们看到，对于土尔扈特人没有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
1771年1月24日，国务院在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场的情况下做出决定，要“尽一切力量使 他们返回伏尔加”(21)，并命令奥伦堡省省长“指挥所有雅依克部队”、巴什基尔人和 龙骑兵团骑兵捉拿卡尔梅克人。可是，首先由于当时起义的雅依克部队拒绝追击，省长 未能及时组织追击(22)。只是到了1771年4月，一些正规军和非正规军军团在特劳奔别 尔格(Траубенберг)少将的指挥下参加了追击。4月12日，也就是说卡尔梅克人离开伏尔加3个月之后，特劳奔别尔格才从奥伦堡出发。显然，追上土尔扈特人并使其返回伏尔加已不可能了。
追踪卡尔梅克人的行军路线如何呢?参加特劳奔别尔格将军远征的Н.雷齐科夫大尉的 《日记》能帮助我们画出一条路线图来。以渥巴锡为首的卡尔梅克人于1月21日渡过了 雅依克河。然后，已深入哈萨克草原的卡尔梅克人掉头向恩巴河前进。归顺俄罗斯帝国 的小玉兹和中玉兹哈萨克人千方百计地阻挠了卡尔梅克人行军道路。
卡尔梅克人再往后的行军路线为：卡梅什洛夫河——伊尔吉兹河——图尔盖河——萨 西库尔湖——喀拉赛湖——吉杰里沙漠——玛尔古特——切科拉克沙漠——库姆。过了沙漠地带再往东就是泥泞的沼泽地和莞丛。然后，卡尔梅克人就进入了巴尔喀什湖周围 无人烟的荒漠和钦格斯察干平原。大部分路段都经过哈萨克人游牧的地方。
冬季，在很短的时间内穿越无边无际的哈萨克草原是很困难的。我们手头资料表明，1771年4月初，卡尔梅克人仅仅靠近了位于哈萨克草原中部的图尔盖河(23)。他们遇到了 巨大的困难——缺少食物和药品。很多人死于疾病，严寒与恶劣的天气又影响了行军的 步伐。几乎是在上路的最初，土尔扈特人就失去了许多马匹。“卡尔梅克人感到马匹非 常不够……，由于冬季艰难的路途而失去自己座骑后，他们不得不徒步行军”(24)。最 后，卡尔梅克人遭到哈萨克和吉尔吉斯宫廷的多次进攻。由于这一切，卡尔梅克的人迁 徙队伍迅速减少。
离开伏尔加时，卡尔梅克人“从阿斯特拉罕强行带走了许多俄罗斯人和……土库曼人 ”(25)。至于有多少俄国人、鞑靼人、巴什基尔人以及所谓“俄罗斯人”，我们不得而 知。但我们相信，被土尔扈特人带走的人当中，除俄罗斯人以外，还有伏尔加河流域的 其他民族代表。有一些文献记载了土库曼人及其财产的数字。当卡尔梅克人经过哈萨克 阿布赖汗的领地时，有320名土库曼人被哈萨克人抢去做了俘虏，另外还有1463匹马和114只骆驼也被哈萨克人掠去。这些土库曼人被分散在哈萨克兀鲁思，“俘虏并交给不同 人手中做奴隶”(26)。就在这种状况下，土库曼人过了10多年，直到1781年阿布赖汗死去。其继承汗位的儿子瓦里苏丹于80年代中叶遣返200名土库曼人，使他们回到阿斯特 拉罕城外、其往日的游牧地。而将其余的土库曼人及俘虏的卡尔梅克人一起留了下来。 到1791年，被哈萨克俘虏的全体土库曼人才得以返回故乡或移居阿斯特拉罕城外的伏尔 加下游地区。那么，被哈萨克人俘虏的部分卡尔梅克人和其他“俄罗斯人”同他们一起 被遣返伏尔加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从奥伦堡被派去追击的俄国军队得知，哈萨克诸汗、苏丹和巴图鲁(勇士们)与土尔扈 特人发生了多次会战，使行途中的土尔扈特人损失了一定的战斗力及大量的牲畜、财物 。当然，哈萨克人也有损失。在哈萨克人与卡尔梅克人的谈判中，双方讨论了交换俘虏 和哈萨克方面停止进攻的问题。可是，19世纪还有没有统一的哈萨克国家，哈萨克诸汗 和苏丹们彼此为敌。在这种情况下，在对待卡尔梅克人的态度上，哈萨克人不可能达成 协议一致行动。一些苏丹可以停止进攻，但另一些苏丹却可以对逃亡者重新发起进攻。
俄国军队一直未与卡尔梅克人相遇，但他们却发现了卡尔梅克人留下来的各种踪迹。 如，在卡拉赛湖畔，发现了卡尔梅克人“因嫌湖水难喝”(27)而挖得的水井。在图尔盖 河上发现了他们建造的桥梁。Н.雷齐科夫对这座桥进行了描述。桥是用河中芦苇修建 的，卡尔梅克人先将芦苇扎成大而形似木桶的大捆，然后用绳子将其一个个连结起来，十分结实，以至于任何急流或任何马群、畜群从上走过都不能使其摇晃。通过当地居民 的打听，俄国人了解到，有两批土尔扈特人过河。第一批人马是由巴木巴尔和舍楞率领 的，第二批则由渥巴锡汗亲自率领。
特劳奔别尔格的俄国兵团已无任何追上逃亡者的指望，甚至谁都不知他们在什么地方 。一些资料显示，5月初俄国人与土尔扈特人之间仅相距6天的路程。但对于已疲惫不堪 、忍饥挨饿、病殃殃的俄国士兵来说，追上他们已力不从心了。所以，1771年5月15日，指挥部决定兵团向最近的俄国边界要赛乌斯季-乌依斯克方向撤退。俄国部队忍受着 饥饿与病疫的折磨，走了半个多月，渡过了伊希姆河，于6月初到达了汇入托波尔河的 乌亚河畔的要塞。
从奥伦堡又来了新的命令：从兵团中挑选出身体健康的士兵派往西伯利亚与从西伯利 亚出发、为切断逃亡者的通道而向阿尔泰山进军的几个团汇合。这支部队由Н.雷齐科夫率领前往西伯利亚。看来，西伯利亚兵团也未成功。他们或者是未能在卡尔梅克人之前到达阿尔泰山，或者是在冲突中惨遭失败。遗憾是，我们的史料中没有关于西伯利亚兵团和雷齐科夫部队行动的资料记载。
土尔扈特人逃亡之后，沙皇政府废除了行政司法机构——扎尔固，中止了汗权。为监 视和管理卡尔梅克人在阿斯特拉罕成立了卡尔梅克事务处。在阿斯特拉罕省衙门下设立 了卡尔梅克事务科(28)。
1771年5月(时间应为阴历6月——译者)，卡尔梅克人在渥巴锡汗的率领下抵达了边界并进入了伊犁河谷地。众所周知，在他们于1771年回去之前，那里已不存在独立的蒙古 国家了，统治准噶尔的是清政权。因此，卡尔梅克人不得不承认异国统治。清帝国政府 为迎接他们做了积极的准备。在伊犁边区集结了大部队。因此，当伏尔加卡尔梅克人进 入伊犁地区的时候，“中国卡伦的边防兵严厉地挡住了他们回归故乡的入口。卡尔梅克 人只能通过此口回到已丧失独立的故土。人民的极度疲劳使得渥巴锡与其他王公无条件 地归服于中国”(29)。S.D.伯克曼写道，土尔扈特人并没有打算归顺清朝，他们渴望自 由和在准噶尔独立地存在(30)。可是，这一切都没有实现。中国学者松筠在其《西陲总 统事略》(台北，1965年，卷11，页26)中指出，卡尔梅克人“凡八阅月，历万余里。本 有户三万三千有奇、口十六万九千有奇，及抵伊犁仅存其半，且皆饥馁状甚惫”(31)。
应该指出的是，中国对卡尔梅克人的到来最初持怀疑态度。怕这里面会有什么阴谋，耽心卡尔梅克人与俄国秘密串通来反对清帝国。卡尔梅克人越过边界后，渥巴锡带着礼 物前往固尔扎城。从北京赶来的有皇帝的额驸色布腾巴尔珠尔以及其他一些来自首都的 高官。他们带着渥巴锡奔赴皇帝在北京城外的避署山庄热河(32)。乾隆皇帝确立了渥巴 锡汗的地位，并分别给策伯克多尔济、舍楞、巴木巴尔、恭格、默们图封了爵位。
卡尔梅克人被宣布为清帝国的藩属。还给他们提供了帐篷、牲畜、米、茶叶、棉衣及 其他衣物，还给了3万两银元。清朝慷慨地奖赏了卡尔梅克封建贵族。赏赐给渥巴锡汗 一千匹马、一千块茶叶、一千匹绸料。其余诸台什则分别各百。皇帝颁布谕旨，在伊犁 给伏尔加卡尔梅克人划出游牧地(33)。但很快，于乾隆三十八年(1774年)又从吐鲁番给 他们划出了新的游牧地。
依清廷的决议，来自伏尔加的游牧民被划分为16个领地。在军事方面，每个领地就是 一个“旗”。卡尔梅克所以如此被分散，是为防止他们跑回去。清廷完全不能容忍出现 他们再次逃跑的可能性。Н.я•比丘林写道：“卡尔梅克人被中国卡伦和秘探所包围，彼此相距遥远的卡尔梅克人没有任何实现自己愿望的可能”(34)。
自卡尔梅克人踏上准噶尔的土地之后，清朝加强了边界防御、向边界和卡尔梅克人居 住地区派遣了增员部队，其中有喀尔喀人。有5千名喀尔喀蒙古人被动员入伍，还有来自帝国其他地区、包括乌梁海的5千人。史料证明，某位大臣向博格多汗乾隆建议从喀 尔喀和乌梁海招募2万士兵。博格多汗先是踌躇不定，但后来宣布这是行不通的。因为 ，喀尔喀不愿意派遣部队(35)。这一事实证明，蒙古人曾想方设法抵制了政府的措施。
因此，伏尔加卡尔梅克人迁居伊犁的主要目的——自由开发被清所灭的同部落游牧地 及过独立生活——没有达到。清政府以建立军事行政机构为支柱，强加给前来伊犁(新 疆)的卡尔梅克人许多律例，要求服首听命、不得反抗。为了根除建立反清联盟的可能 性，清政府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政策，把卡尔梅克人分散在各地使其不能彼此往来。
俄国沙皇政府在土尔扈特逃亡之后不久，向北京发出了信函，请求清帝国协助遣返俄国属民——卡尔梅克人。
1771年春，伊尔库茨克省省长布里利接到发自首都的沙皇谕旨。谕旨说“要隆重接待 所有出现在边界上的、逃离俄国的原伏尔加卡尔梅克人(36)。
北京立即通知了库伦土尔扈特人的到来和俄国来函的情况，指示边疆地区的长官们不要擅自与俄国人就土尔扈特问题进行谈判。北京的指令说明了这个问题，其意思是让俄 国人给理藩院写信。信中详细例举了俄国可能采取的行动。来自北京的信中写道：如果 俄国人向边界派遣部队，那么，我们将与之开战。命令加强边界防御，向俄国境内遣派秘探，搞清俄国对土尔扈特的措施(37)。
1771年～1773年间，有不少秘探(李波、古尔扎布、策文扎布、江齐布等)以政治和商 业代表的身份来俄国活动，但他们无权与俄国人谈论土尔扈特人的事。例如，古尔扎布 在回答有关土尔扈特人的提问时说：“我们的国家幅圆辽阔，民族众多。既然他们是俄 国属民，怎么会跑到我们那里去了呢?”(38)。作为秘探来俄国的还有土尔扈特人的代 表。如，1791年萨迈伦喇嘛经哈萨克草原来到了鄂木斯克和托姆斯克，然后经恰克图返 回。萨迈伦指出，俄国军队人数不多，更没有训练有素的军人。
下列事实将证明俄国当局就迁回卡尔梅克人所采取的措施。
俄国外交要求西伯利亚独立团长官、А.М.拉甫罗夫少将采取一切手段使卡尔梅克人返回俄国。外交部的指令是这样写的：“请通报为吸引卡尔梅克人回到我方，军官们都用了些什么办法、以及表示愿意返回俄国的卡尔梅克户数(39)。
在许多卡尔梅克人当中出现了不满情绪。而普通百姓对生活条件、对清廷方面的经济 和政治压迫则公开表示不满。开始有人提出要返回伏尔加河畔，回到俄罗斯帝国的土地 上。А.М.拉甫罗夫向首都通报说，伏尔加卡尔梅克人对清帝国境内的生活很失望，他们的对外和对内贸易无任何效益，因为他们不信任满洲当局(40)。
1790年，部分土尔扈特人请求西伯利亚兵团指挥官、步兵上将施特兰得曼将其送回俄 国。施特兰得曼又并奏了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女皇于1791年初下诏要求查明土尔扈特 人的意图(41)。我们知道，有两封叶卡捷琳娜写给施特兰得曼的信反映了沙皇政府在土 尔扈特问题上的立场。其实质是：女皇对其南面的邻居提出了指责，说“中国人不仅没 有对接受他们(土尔扈特人)感到为难，而且后来还拒绝交出”；同时命令：必须采取有 利措施带回卡尔梅克人，一俟卡尔梅克人进入边界之内，就派遣一支小部队护送，还应 小心谨慎，不允许出现任何“对中国人不友好的行为”，但是，一旦中国人袭击俄国部 队或他们的军队进入我国领土，那么就对他们进行还击(42)。叶卡捷琳娜二世曾问施特 兰得曼：“伊尔库茨克省和科雷万斯克省是否有所有移民(准噶尔卡尔梅克人和蒙古人) 居住的地方?”。看来，俄国政府曾打算卡尔梅克人回来后，将他们迁移到南西伯利亚 。
施特兰得曼向首都报告了关于押回卡尔梅克人的企图。但正如将军所述，由于卡尔梅 克人的疏忽大意，这一计划未取得成功。清朝对他们返俄计划了如指掌。例如，以嘎班 (Габун)为首的部分卡尔梅克人应俄国人的邀请前往鄂木斯克要塞，但他们在途中在边境上被中国人截住。显然，清朝侦察部队看出了卡尔梅克人的秘密企图。所有准备前往鄂木斯克的卡尔梅克人都被判处了死刑(43)。
顺便说说，满洲文献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嘎班的情况。按照这些文件的说法，嘎班是受 土尔扈特济农策零乌巴什委托赴北京呈交信函和礼物的。可在半道上，嘎班被俄国人截 住并被送到了鄂木斯克。在那里，他被告知土尔扈特人正在重返俄国，很快将有6万俄 国军队前来帮助他们(44)。俄国当局写给居住在库巴克—萨里地方的土尔扈特人的信件证明，俄国人就迁回土尔扈特人已采取了措施。信中说，土尔扈特人都出生在俄国，有7代土尔扈特人是俄国属民。宽阔而美丽的伏尔加河两岸，有7万户卡尔梅克人在放牧。如 果土扈特人愿意回来，俄国当局将给予帮助。但必须在6个月之内向鄂木斯克通知此事 。有一支俄国军队将沿黑额尔齐斯河前往科布多，另一支将前往塔尔巴哈台(45)。
这封信在清帝国首都引起了惊慌。他们马上向俄国枢密院发出函询，但接到的回函则否认了这封信的存在和有什么关于土尔扈特人的措施。至于说到俄国在中央亚西亚的政策，不能不考虑到俄国政府在西方的外交政治活动中 常常碰到的困难(18世纪末的俄土战争、俄法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等)。
1796年即位的保罗皇帝给施特兰得曼的信函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说明当年俄国的“中央 亚西亚”政策。信中写道：“有利于国家的恰克图贸易的生产理应得到尊重，要采取一 切办法防止造成中国政府中止恰克图贸易的口实。另一方面，使卡尔梅克人返回俄国亦 很重要……。因此，朕要求阁下采取措施和行动，以达到保持前者、做到后者的目的。 若有卡尔梅克人代表前来，请向其说明，只要他们还在中国界内，我国与中国目前的形 势不允许我们向他们提供任何公开的帮助。但只要他们有人越界进入我方领土，那么， 意想中的事情就会自动实现，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止我们给予他们帮助……(46)。
所以，愿与清帝国保持贸易关系，首先是恰克图贸易的俄国政府，虽然还没有放弃把土尔扈特人迁回来的打算，但却不准备因此而将与这个相邻帝国的关系搞僵。
注释：
①如，《尼古拉•雷齐科夫于1771年赴吉尔吉斯-哈萨克草原的旅行日记》(圣彼得堡 ，1772年)；《土尔扈特赴俄及自俄返准记》(中国王公七十一著，С.В利波夫采夫译自汉文，载《西伯利亚通讯》，圣彼得堡，1820年，第2部分，页177～182)；(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史纲)(莫斯科，1967年)；Н.А.帕里莫夫：《卡尔梅克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阿斯特拉罕，1922年)；А.波兹德涅耶夫：《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人及其至本世纪与俄国的关系》(《国民教育杂志》，1886年3/4期)；А.И.切尔内舍夫：《论1771年伏尔加卡尔梅克人迁徙准噶尔》(《中国的国家与社会》，莫斯科，1984年，卷2，页158。)；S.D.伯克曼：《土尔扈特归华记》(《东方学杂志》，香港，1955年，卷11，1期，页91～92)。
②《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史纲》，莫斯科，1967年，页213；E.乔诺夫：《17、18世纪 和1812年俄国军队中的卡尔梅克人》，圣彼得堡，1914年，页15。
③Л.С.布尔齐诺娃：《从俄国历史文献上看沙皇当局对卡尔梅克的殖民政策》，载 《卡尔梅克语言、文学、历史研究所通报》，埃利斯塔，1968年第3期。
④Ф.比尤列尔：《游牧与定居于阿斯特拉罕省的异民族》(载《祖国纪事》1846年，卷47～49)；К.科斯坚科夫：《有关游牧于阿斯特拉罕省的卡尔梅克人的历史资料和统计资料》(圣彼得堡，170年)；А.波兹得涅耶夫：《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人及其至本世纪与俄国的关系》(载《国民教育杂志》1886年，3/4期)。
⑤Л.С.布尔齐诺娃：《从俄国历史文献看沙皇当局对卡尔梅克的殖民政策》，载《卡尔梅克语言、文学、历史研究所通报》，埃利斯塔，1968年3期，页34。
⑥Н.А.帕里莫夫：《有关伏尔加卡尔梅克人历史的论著》，阿斯特拉罕，1992年，卷3、4，页1。
⑦《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史纲》，莫斯科，1967年，页214。
⑧А.波兹德涅耶夫：《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人及其至本世纪与俄国的关系》，载《国 民教育杂志》，1886年，3/4期。
⑨《土尔扈特赴俄及自俄返准记》(中国王公七十一著)，С.В.利波夫采夫译自汉文，载《西伯利亚通讯》，圣彼得堡，1820年，卷2，页177。
⑩《土尔扈特赴俄及自俄返准记》(中国王公七十一著)，С.В.利波夫采夫译自汉文，载《西伯利亚通讯》，圣彼得堡，1820年，卷2，页177。
(11)《尼古拉•雷齐科夫大尉于1771年赴吉尔吉斯-哈萨克草原的旅行日记》，圣彼得 堡，1772年，页53。
(12)《尼古拉•雷齐科夫大尉于1771年赴吉尔吉斯-哈萨克草原的旅行日记》，圣彼得 堡，1772年，页53。
(13)蒙古国立中央历史档案馆，卷宗M-1，档案259，页109。
(14)《土尔扈特赴俄及自俄返华记》，《西伯利亚通讯》，1820年，卷2，页182。
(15)国立苏联中央历史档案馆(列宁格勒)，全宗1264，目录1，档59，页15。
(16)《尼古拉•雷齐科夫于1771年赴吉尔吉斯-哈萨克草原的旅行日记》，圣彼得堡， 1772年，页55。
(17)Н.А.帕里莫夫：《卡尔梅克族在俄国境内时期历史概况》，阿斯特拉罕，1922 年，页76。
(18)矢野仁一：《近世蒙古史研究》，卷1，蒙古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手稿部。
(19)Х.佩尔列、Г.苏赫巴托尔：《蒙古史探源》，《蒙古科学院通报》，乌兰巴托，1976年，第3期。
(20)S.D.伯克曼：《土尔扈特归华记》，《东方学杂志》，香港，1955年，卷11，第1 期。
(21)《国务院档案》，圣彼得堡，1869年，卷1，第2册。
(22)古里：《***在蒙古诸部落中传播史纲》，喀山，1915年，卷1，页221。
(23)《尼古拉•雷齐科夫大尉于1771年赴吉尔吉斯-哈萨克草原旅行记》，圣彼得堡， 1772年，页6。
(24)《尼古拉•雷齐科夫大尉于1771年赴吉尔吉斯-哈萨克草原旅行记》，圣彼得堡， 1772年，页17。
(25)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吉尔吉斯-哈萨克档(中帐)》，目录122/3，档案б/н， 1792年，页5。
(26)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吉尔吉斯-哈萨克档(中帐)》，目录122/3，档案б/н， 1792年，页7。
(27)《尼古拉•雷齐科夫大尉于1771年赴吉尔吉斯-哈萨克草原旅行日记》，圣彼得堡 ，1772年，页39。
(28)А.波兹德涅耶夫：《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人及其至本世纪与俄国的关系》，《国 民教育杂志》，1886年，3/4期。
(29)Н.Я.比丘林：《15世纪至迄今的卫拉特人或卡尔梅克人的历史概述》，圣彼得 堡，1834年，页235。
(30)S.D.伯克曼：《土尔扈特归华记》，《东方学杂志》，香港，1955年，卷11，第1 期。
(31)А.И.切尔内舍夫：《论1771年伏尔加卡尔梅克人返准记》，载《中国社会与国 家》，莫斯科，1984年，卷2，页158。
(32)《土尔扈特赴俄及自俄返准记》，《西伯利亚通讯》，1820年，卷2。
(33)矢野仁一：《近世蒙古史研究》卷1，蒙古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手稿部，页221。
(34)Н.я.比丘林：《15世纪至迄今卫拉特人或卡尔梅克人的历史概述》，圣彼得堡，1834年。
(35)S.D.伯克曼：《土尔扈特归华记》，《东方学杂志》，香港，1955年，卷11，第1 期。页92。
(36)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吉尔吉斯—哈萨克(中帐)全宗》，目录112/3，档б/н，1972年，页5。
(37)蒙古国立中央历史档案馆，全宗M-1，档案97，页112。
(38)蒙古国立中央历史档案馆，全宗M-1，档案97，页156。
(39)苏联国立中央历史档案馆(列宁格勒)，全宗1264，目录1，档59，页2～10。
(40)苏联国立中央历史档案馆(列宁格勒)，全宗1264，目录1，档59。
(41)苏联国立中央历史档案馆(列宁格勒)，全宗1264，目录1，档59，页23。
(42)苏联国立中央历史档案馆(列宁格勒)，全宗1264，目录1，档59，页12；国立中央 古代文书档案馆，全宗199，藏书单位150，第9部分，档5，页5。
(43)苏联国立中央历史档案馆(列宁格勒)，全宗1264，目录1，档59，页12。
(44)蒙古国立中央历史档案馆，全宗M—1，档259，页30。
(45)蒙古国立中央历史档案馆，全宗M—1，档97，页54～58。
(46)苏联国立中央历史档案馆(列宁格勒)，全宗1264，目录1，档59，页26。
成吉思汗箴言
箴言第一：
我的七尺身躯无足轻重，但我们的国家与子民要万世永存！
箴言第二：
玉石没有表层，钢铁不需粘合，骄生的身体无常。你们要百折不回，意志刚强，完成百种事业，才算最高的事业。
箴言第三：
没有铁的纪律，战车就开得不远。
箴言第四：
你的心胸有多宽广，你的战马就能驰骋多远。
箴言第五：
不要理会能走多远，只管前进，目标必会达到；不要怕险阻，尝试便成功。
箴言第六：
用我们的刀箭带来的惩罚警告一切为非作歹者。
箴言第七：
一枝脆弱的箭，当它成倍的增加，得到别的箭的支援，哪怕大力士也折不断它，对它束手无策。因此，只要弟兄间相互帮助，彼此支援，再强大的敌人也战胜不了你们。
箴言第八：
人生最大的快乐就是击败敌人。
箴言第九：
要让青草覆盖的地方都成为我们的牧马之地。
箴言第十：
平时应像牛犊般驯顺，战时应像扑向野禽的饿鹰一样凶狠。
箴言第十一：
如果隶属于国君的许多后裔们的权贵、勇士和那颜们都不严遵法令，国事就将动摇和停顿。
箴言第十二：
战胜敌人时，不可贪财。战胜了敌人，那些财物我们共同分配。
箴言第十三：
在明亮的白昼要像雄狼一样深沉细心！在黑暗的夜里，要像乌雅鸦一样，有坚强的忍耐力！
箴言第十四：
只有知道这种饥渴并据以推知别人的情况，只有在行军时考虑到不让军队饥渴、牲畜消瘦的人，才配担任首长。
箴言第十五：
万夫长，千夫长和百夫长们，每一个人都应将自己的军队保持的秩序井然，随时做好作战的准备，一旦诏令和指令不分昼夜的下达时，就能在任何时候出征。
箴言第十六：
马肥时能疾驰，肥瘦适中或瘦时也能疾驰，才可称为良马，只能在这三状态之一下疾驰的马，不能称为良马。
箴言第十七：
跋山涉水远途行军，要爱惜战马于未瘦之时，要节省粮草于未尽之时。如果战马瘦弱了，再想爱惜也来迟了；如果粮草用尽了，再想节省也晚了。
箴言第十八：
能清理自身内部者，也能清理国土上的盗贼。
箴言第十九：
我一旦得到贤士和能人，就让他们紧随我不叫远去……让他们称心如意的献计出力。
箴言第二十：
有别勒古台之力，哈撒儿之射，此朕之所以得天下也。
箴言第二十一：
衣人以己衣，乘人以己马。
箴言第二十二：
国以民为本，杀了人即使夺了地与国何益？况且杀害无罪者，也就促使敌人增强其抵抗决心。
箴言第二十三：
治家者即能治国。
箴言第二十四：
治乱国者，宜以法齐之，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箴言第二十五：
与长者相处时，长者未发问，不应发言。长者发问以后，才应做适当的回答。
箴言第二十六：
凡是敌人做了杀害人的事，总是隐瞒不露的，一个人不隐瞒杀害人的事，诚实的说出来，这样的人是可以做朋友的。
箴言第二十七：
不肯背弃本主的人必能忠于所事。
箴言第二十八：
嗜酒者昏，若聋若瞽，心首无主，执业俱废。
－－－－（“酒醉的人，就成了瞎子，他什么也看不见，他也成了聋子，喊他的时候，他听不到，他还成了哑巴，有人同他说话时他不能回答。他喝醉了时，就象快要死的人一样，他想挺直地坐下也做不到，他象个麻木发呆头脑受损伤的人。喝酒既无好处，也不增进智慧和勇敢，不会产生善行美德：[在酒醉时人们只会]干坏事、杀人、吵架。[酒]使人丧失知识、技能，成为他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和事业的障碍。他丧失了明确的途径，将食物和桌布投入火中，[掷进]水里。国君嗜酒者不能主持大事、颁布训诫和重要的习惯法；将士嗜酒者不能掌管十人队、百人队或千人队；卫士嗜酒者将遭受严惩。” -- [波斯]拉施特《史集》成吉思汗训言）
箴言第二十九：
只要有草原在，蒙古人就能生存！
箴言第三十：
雏鹰只有自己去飞，翅膀才会变硬；孩子只有离开爹娘，才能学会生活。
箴言第三十一：
说话时要想一下：这样说妥当吗？要知道无论是认真的说出来或者开玩笑地说出去，话再也收不回来了。
箴言第三十二：
宁可折断骨头，也不可背弃信义。
箴言第三十三：
若是没有智慧和技巧，就是胯下的山羊羔也杀不着吃不到；若是智慧深广办法妙，即使深山野岭中的青羊羔宰杀烹吃也做得到。
箴言第三十四：
在我的力量还不足的时候，我就得忍让，违心的忍让！先把自己的翅膀练硬，那时即使有风有雨也挡不住我往高处飞翔！
箴言第三十五：
不要想有人保护你，不要乞求有人替你主持公道。只有学会了靠自己的力量活下来，你才是算是真正的蒙古人，也才是任何人都打不落马的蒙古人！
箴言第三十六：
遇事必须谨慎小心。
箴言第三十七：
敌人的敌人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
箴言第三十八：
苦难，能使人坚强，也容易使人暴烈；能使人容忍，也容易使人残酷无情。
箴言第三十九：
虽有风雪，也不失约；虽遇大雨，也不误期。
箴言第四十：
若想治身，必先修心，责人之前，必先责己。
箴言第四十一：
不可因胜而骄。
箴言第四十二：
人虽长得聪明，不学没有智慧。
箴言第四十三：
谁要是种下仇怨的苗，谁就将摘取悔恨的果实。
箴言第四十四：
美人和名马，谁都喜爱。然而只醉心于这些，那就要身败名裂。
箴言第四十五：
与其悲叹自己的命运，不如相信自己的力量。
箴言第四十六：
没有一个好朋友比智慧还好，没有一个恶敌人比愚笨还坏。
箴言第四十七：
人之正，图财智，非贪财也。
箴言第四十八：
与其谈论他人事非，不如反省自己过错。
箴言第四十九：
分歧之事要讲和气，对敌斗争要讲智谋。
箴言第五十：
忠贤者的劝告要听取，离间者的美言要三思。
箴言第五十一：
若能节制贪婪之心，可望必家致富；若能分清是非曲直，可谓贤者。
箴言第五十二：
知己之弊病，问他人而知之；辨治国之失误，向贤者而学之。
箴言第五十三：
读书的糊涂人，必定要超过生来的聪明人。
箴言第五十四：
不要用金银珠宝装饰身体，而要以道德充实内心。
箴言第五十五：
嫉恨他人进财发家，反而冲了自家的财神。
箴言第五十六：
君臣才智，治国之本；妻子贤惠，安家之宝。
箴言第五十七：
拾遗者，诛其身。
箴言第五十八：
凡弟子不率父兄之教，夫疑其妻，妻忤其夫，...... 富不济贫，下不敬上，......若是之人，必至流为匪类，国破家亡，临敌则遇殃。
箴言第五十九：
爱护邻人如同爱护自己，人人须互敬互爱，包括尊重老人和穷人。
我的七尺身躯无足轻重，但我们的国家与子民要万世永存！
箴言第二：
玉石没有表层，钢铁不需粘合，骄生的身体无常。你们要百折不回，意志刚强，完成百种事业，才算最高的事业。
箴言第三：
没有铁的纪律，战车就开得不远。
箴言第四：
你的心胸有多宽广，你的战马就能驰骋多远。
箴言第五：
不要理会能走多远，只管前进，目标必会达到；不要怕险阻，尝试便成功。
箴言第六：
用我们的刀箭带来的惩罚警告一切为非作歹者。
箴言第七：
一枝脆弱的箭，当它成倍的增加，得到别的箭的支援，哪怕大力士也折不断它，对它束手无策。因此，只要弟兄间相互帮助，彼此支援，再强大的敌人也战胜不了你们。
箴言第八：
人生最大的快乐就是击败敌人。
箴言第九：
要让青草覆盖的地方都成为我们的牧马之地。
箴言第十：
平时应像牛犊般驯顺，战时应像扑向野禽的饿鹰一样凶狠。
箴言第十一：
如果隶属于国君的许多后裔们的权贵、勇士和那颜们都不严遵法令，国事就将动摇和停顿。
箴言第十二：
战胜敌人时，不可贪财。战胜了敌人，那些财物我们共同分配。
箴言第十三：
在明亮的白昼要像雄狼一样深沉细心！在黑暗的夜里，要像乌雅鸦一样，有坚强的忍耐力！
箴言第十四：
只有知道这种饥渴并据以推知别人的情况，只有在行军时考虑到不让军队饥渴、牲畜消瘦的人，才配担任首长。
箴言第十五：
万夫长，千夫长和百夫长们，每一个人都应将自己的军队保持的秩序井然，随时做好作战的准备，一旦诏令和指令不分昼夜的下达时，就能在任何时候出征。
箴言第十六：
马肥时能疾驰，肥瘦适中或瘦时也能疾驰，才可称为良马，只能在这三状态之一下疾驰的马，不能称为良马。
箴言第十七：
跋山涉水远途行军，要爱惜战马于未瘦之时，要节省粮草于未尽之时。如果战马瘦弱了，再想爱惜也来迟了；如果粮草用尽了，再想节省也晚了。
箴言第十八：
能清理自身内部者，也能清理国土上的盗贼。
箴言第十九：
我一旦得到贤士和能人，就让他们紧随我不叫远去……让他们称心如意的献计出力。
箴言第二十：
有别勒古台之力，哈撒儿之射，此朕之所以得天下也。
箴言第二十一：
衣人以己衣，乘人以己马。
箴言第二十二：
国以民为本，杀了人即使夺了地与国何益？况且杀害无罪者，也就促使敌人增强其抵抗决心。
箴言第二十三：
治家者即能治国。
箴言第二十四：
治乱国者，宜以法齐之，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箴言第二十五：
与长者相处时，长者未发问，不应发言。长者发问以后，才应做适当的回答。
箴言第二十六：
凡是敌人做了杀害人的事，总是隐瞒不露的，一个人不隐瞒杀害人的事，诚实的说出来，这样的人是可以做朋友的。
箴言第二十七：
不肯背弃本主的人必能忠于所事。
箴言第二十八：
嗜酒者昏，若聋若瞽，心首无主，执业俱废。
－－－－（“酒醉的人，就成了瞎子，他什么也看不见，他也成了聋子，喊他的时候，他听不到，他还成了哑巴，有人同他说话时他不能回答。他喝醉了时，就象快要死的人一样，他想挺直地坐下也做不到，他象个麻木发呆头脑受损伤的人。喝酒既无好处，也不增进智慧和勇敢，不会产生善行美德：[在酒醉时人们只会]干坏事、杀人、吵架。[酒]使人丧失知识、技能，成为他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和事业的障碍。他丧失了明确的途径，将食物和桌布投入火中，[掷进]水里。国君嗜酒者不能主持大事、颁布训诫和重要的习惯法；将士嗜酒者不能掌管十人队、百人队或千人队；卫士嗜酒者将遭受严惩。” -- [波斯]拉施特《史集》成吉思汗训言）
箴言第二十九：
只要有草原在，蒙古人就能生存！
箴言第三十：
雏鹰只有自己去飞，翅膀才会变硬；孩子只有离开爹娘，才能学会生活。
箴言第三十一：
说话时要想一下：这样说妥当吗？要知道无论是认真的说出来或者开玩笑地说出去，话再也收不回来了。
箴言第三十二：
宁可折断骨头，也不可背弃信义。
箴言第三十三：
若是没有智慧和技巧，就是胯下的山羊羔也杀不着吃不到；若是智慧深广办法妙，即使深山野岭中的青羊羔宰杀烹吃也做得到。
箴言第三十四：
在我的力量还不足的时候，我就得忍让，违心的忍让！先把自己的翅膀练硬，那时即使有风有雨也挡不住我往高处飞翔！
箴言第三十五：
不要想有人保护你，不要乞求有人替你主持公道。只有学会了靠自己的力量活下来，你才是算是真正的蒙古人，也才是任何人都打不落马的蒙古人！
箴言第三十六：
遇事必须谨慎小心。
箴言第三十七：
敌人的敌人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
箴言第三十八：
苦难，能使人坚强，也容易使人暴烈；能使人容忍，也容易使人残酷无情。
箴言第三十九：
虽有风雪，也不失约；虽遇大雨，也不误期。
箴言第四十：
若想治身，必先修心，责人之前，必先责己。
箴言第四十一：
不可因胜而骄。
箴言第四十二：
人虽长得聪明，不学没有智慧。
箴言第四十三：
谁要是种下仇怨的苗，谁就将摘取悔恨的果实。
箴言第四十四：
美人和名马，谁都喜爱。然而只醉心于这些，那就要身败名裂。
箴言第四十五：
与其悲叹自己的命运，不如相信自己的力量。
箴言第四十六：
没有一个好朋友比智慧还好，没有一个恶敌人比愚笨还坏。
箴言第四十七：
人之正，图财智，非贪财也。
箴言第四十八：
与其谈论他人事非，不如反省自己过错。
箴言第四十九：
分歧之事要讲和气，对敌斗争要讲智谋。
箴言第五十：
忠贤者的劝告要听取，离间者的美言要三思。
箴言第五十一：
若能节制贪婪之心，可望必家致富；若能分清是非曲直，可谓贤者。
箴言第五十二：
知己之弊病，问他人而知之；辨治国之失误，向贤者而学之。
箴言第五十三：
读书的糊涂人，必定要超过生来的聪明人。
箴言第五十四：
不要用金银珠宝装饰身体，而要以道德充实内心。
箴言第五十五：
嫉恨他人进财发家，反而冲了自家的财神。
箴言第五十六：
君臣才智，治国之本；妻子贤惠，安家之宝。
箴言第五十七：
拾遗者，诛其身。
箴言第五十八：
凡弟子不率父兄之教，夫疑其妻，妻忤其夫，...... 富不济贫，下不敬上，......若是之人，必至流为匪类，国破家亡，临敌则遇殃。
箴言第五十九：
爱护邻人如同爱护自己，人人须互敬互爱，包括尊重老人和穷人。
现代蒙古民族与匈奴突厥等古代游牧民族的关系
说历史要讲实际,讲逻辑,不能为全部靠那些活在围墙里封闭农耕民族的记载;不能认为那些教授,什么历史学家的全是权威的.我看了很多人的评论及现代人的观念,其实你们都是容易被洗脑的家伙,有些观点是有政治目的的.
首先论点是匈奴,东胡,鲜卑,突厥,柔然,回纥等不是民族名称,而是国度名称.自称5000年历史的华夏民族,有了民族这个称呼才几年几天啊?更何况一个游牧民族,一个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既然是一个国度,可能一个国家就有几个语言,也可能是所有北方民族都是一个语言,但我认为基本都是一种语言,因为游牧民族流动频,走动快.
这些名称是汉人起的或着汉人叫的谐音,汉人根本就对这些民族的内部不会太的了解,只有挨打时候或反击的时候有所体会,从生存方式来讲一个是农耕民族,一个是游牧民族,这种差异比宗教差异还严重,互相不喜欢是肯定的.
这些部落或国度的强盛时代时间顺序为东胡,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纥.其中回纥和现在的蒙古民族关系不大,是现在的维吾尔族;其他都是今天的蒙古族的祖先.当然很多人一说蒙古族就想到成吉思汗,那么就推论为蒙古人的祖先是东胡,是没错,但是成吉思汗的祖先只不过是蒙古人的一个小部落而已,上世纪的蒙古族是非常强大的,固定居住有东至太平洋,西至天山,南至长城,北至俄罗斯的这么大一片蓝天下居住,那么这片土地也几乎都属于他们.既然这样,这么多人口从哪里来的?蒙古人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你们只由"蒙古"这词来研究来源就错了,一个曾经没有文字的游牧民族来说从这方面研究的话不够全面.
很多人说匈奴不是蒙古人祖先,这是完全不对,说匈奴只在河套地区,这也是不对,只是河套地区是他们的首都,从打败东胡后整个蒙古高原都属于他们,在这方面长城就是例子,长城从山海关到大西北,证明匈奴活动在整个长城以北,知道长城为什么建的吗?就是防止我们蒙古人的祖先打你们中原地区,死了那么多人,费了那么多财力来修长城,看来当时中原怕北方草原人是听着名字就拉在裤裆里.
从血统角度说的话,其实这些名称都是不同时期对同一个民族的不同名称而已.很多人认为蒙古只是乞彦部,只是成吉思汗的部落同化了其他民族,这是完全不对的,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整个蒙古高原都是用蒙古语言,当然也有一部分民族溶入了蒙古族,比如契丹,女真等民族被杀的杀,剩下的大部分为溶入了蒙古民族,从而形成了现代蒙古民族.游牧民族当时没有文字,只靠语音来同化另一种语言是需要漫长的过程的,只有一百多年的统治是做不到的,因此在12世纪生活在长城以北蒙古高原的民族几乎都是蒙古人,只是没有民族名称和自己的历史记载而已.
说到东胡,鲜卑,突厥的后代是现代蒙古人,几乎没有多少人有意见的,但是说到匈奴是蒙古人的祖先的话很多人反对,反对者都是汉人而已,一是悲观的民族历史观,二是政治目的.你说目前长城以北不算后来迁进的汉人,以前都是蒙古人生活的地方.而且当时的匈奴都死光拉?不是吧,汉朝时候出征汉朝就能拿出30万骑兵,这个可不是小数目,当年成吉思汗也就20万,而且成吉思汗年代的人口远多于七国时期.很多人说匈奴被汉朝打败后逃避到欧洲去了,纯他妈放屁,难道北方草原就空掉了?西方人说的是HUNS,而我们说的是HUN,是不一样的,我认为那些HUNS应该是哈撒克民族和阿拉伯民族的合体,当然长城以北的匈奴人游牧到西方也有可能,但那毕竟是少数.汉朝打败匈奴是赶走匈奴,又不是去占领那个地方,失败了可能死了些人,有必要大规模都逃跑吗?自古华夏人只不过是自我保护而已,真正的侵略他人土地有吗!
匈奴被解散后被东胡后代鲜卑统一,接着和中原地区作战,鲜卑解散后被柔然统一接着作战中原,鲜卑解散后是突厥,就这样换朝换代而已,就算那是一个民族的名称也只不过是主权部落的名称而已,其实就是一个民族,所谓的现代蒙古族是一样的.
所以不同朝代出现的东胡,匈奴,鲜卑,突厥是按现代民族概念来说的话都是同一个民族,就是蒙古族,一个世世代代居住在长城以北,频繁骚扰中原地区的游牧人,我们蒙古人的祖先.请不要政治目的或悲观历史观而歪曲我们的民族历史.
首先论点是匈奴,东胡,鲜卑,突厥,柔然,回纥等不是民族名称,而是国度名称.自称5000年历史的华夏民族,有了民族这个称呼才几年几天啊?更何况一个游牧民族,一个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既然是一个国度,可能一个国家就有几个语言,也可能是所有北方民族都是一个语言,但我认为基本都是一种语言,因为游牧民族流动频,走动快.
这些名称是汉人起的或着汉人叫的谐音,汉人根本就对这些民族的内部不会太的了解,只有挨打时候或反击的时候有所体会,从生存方式来讲一个是农耕民族,一个是游牧民族,这种差异比宗教差异还严重,互相不喜欢是肯定的.
这些部落或国度的强盛时代时间顺序为东胡,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纥.其中回纥和现在的蒙古民族关系不大,是现在的维吾尔族;其他都是今天的蒙古族的祖先.当然很多人一说蒙古族就想到成吉思汗,那么就推论为蒙古人的祖先是东胡,是没错,但是成吉思汗的祖先只不过是蒙古人的一个小部落而已,上世纪的蒙古族是非常强大的,固定居住有东至太平洋,西至天山,南至长城,北至俄罗斯的这么大一片蓝天下居住,那么这片土地也几乎都属于他们.既然这样,这么多人口从哪里来的?蒙古人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你们只由"蒙古"这词来研究来源就错了,一个曾经没有文字的游牧民族来说从这方面研究的话不够全面.
很多人说匈奴不是蒙古人祖先,这是完全不对,说匈奴只在河套地区,这也是不对,只是河套地区是他们的首都,从打败东胡后整个蒙古高原都属于他们,在这方面长城就是例子,长城从山海关到大西北,证明匈奴活动在整个长城以北,知道长城为什么建的吗?就是防止我们蒙古人的祖先打你们中原地区,死了那么多人,费了那么多财力来修长城,看来当时中原怕北方草原人是听着名字就拉在裤裆里.
从血统角度说的话,其实这些名称都是不同时期对同一个民族的不同名称而已.很多人认为蒙古只是乞彦部,只是成吉思汗的部落同化了其他民族,这是完全不对的,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整个蒙古高原都是用蒙古语言,当然也有一部分民族溶入了蒙古族,比如契丹,女真等民族被杀的杀,剩下的大部分为溶入了蒙古民族,从而形成了现代蒙古民族.游牧民族当时没有文字,只靠语音来同化另一种语言是需要漫长的过程的,只有一百多年的统治是做不到的,因此在12世纪生活在长城以北蒙古高原的民族几乎都是蒙古人,只是没有民族名称和自己的历史记载而已.
说到东胡,鲜卑,突厥的后代是现代蒙古人,几乎没有多少人有意见的,但是说到匈奴是蒙古人的祖先的话很多人反对,反对者都是汉人而已,一是悲观的民族历史观,二是政治目的.你说目前长城以北不算后来迁进的汉人,以前都是蒙古人生活的地方.而且当时的匈奴都死光拉?不是吧,汉朝时候出征汉朝就能拿出30万骑兵,这个可不是小数目,当年成吉思汗也就20万,而且成吉思汗年代的人口远多于七国时期.很多人说匈奴被汉朝打败后逃避到欧洲去了,纯他妈放屁,难道北方草原就空掉了?西方人说的是HUNS,而我们说的是HUN,是不一样的,我认为那些HUNS应该是哈撒克民族和阿拉伯民族的合体,当然长城以北的匈奴人游牧到西方也有可能,但那毕竟是少数.汉朝打败匈奴是赶走匈奴,又不是去占领那个地方,失败了可能死了些人,有必要大规模都逃跑吗?自古华夏人只不过是自我保护而已,真正的侵略他人土地有吗!
匈奴被解散后被东胡后代鲜卑统一,接着和中原地区作战,鲜卑解散后被柔然统一接着作战中原,鲜卑解散后是突厥,就这样换朝换代而已,就算那是一个民族的名称也只不过是主权部落的名称而已,其实就是一个民族,所谓的现代蒙古族是一样的.
所以不同朝代出现的东胡,匈奴,鲜卑,突厥是按现代民族概念来说的话都是同一个民族,就是蒙古族,一个世世代代居住在长城以北,频繁骚扰中原地区的游牧人,我们蒙古人的祖先.请不要政治目的或悲观历史观而歪曲我们的民族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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