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误读游牧文明

问题出在这“土地”二字。原蒙古文歌词中的“努图格-希若”，它的准确含意为牧场营盘，即指蒙古牧民的“草地”，并非指纯粹的土地。这“土地”二字是内地习惯的农耕用语，把“努图格-希若”简单译成土地，一是用农耕文明用语混肴了游牧文明的草地概念，而当时嘎达梅林起义的社会经济背景是游牧经济，达尔罕旗（即科尔沁草原）那时还没有农耕化，嘎达梅林造反起义的目的就是反对把放牧的“草地”开垦成农耕的“土地”；二是译成这“土地”之后，便有了农地疆土概念，嘎达梅林起义似乎变成了一场只是争夺农耕土地疆域的斗争，没有了反对开垦草地的真正含意, 实际改换和削弱了这场斗争的长远深刻的历史意义。当时北洋政府大元帅东北大军阀张作霖，受日本人怂恿起初准备搞东北独立称王，他嫌地盘小觊觎已久邻近广袤的达尔罕旗的科尔沁草原，并用清朝皇帝惯用的联姻政策，与当时腐败的败家子达尔罕王那木济勒-舍楞结成亲家，让其“出荒”，即出售草地开垦。当初美国白人侵占印地安人地盘时，还划出一块山谷和草地让他们生存，可东北军阀开垦科尔沁草原时所有原住十几万牧民统统迁走，至于去哪里怎么生存他们一概不管，被逼无奈，逼上梁山，引发了以广大牧民的起义反抗，打出的口号就是保护草牧场，反对把草原开垦成农田。说穿了那场波澜壮阔的斗争，是一场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碰撞，是两种文化的冲突，两种生存方式的矛盾。固而，这简单化的“土地”二字是无法正确表达这场斗争的实质。

好多历史学家和生态学家现在感叹，倘若当初尊重了嘎达梅林和六十二名牧民代表赴沈阳请愿时的意见，不是狭义地把那场起义定性为“地方分裂”和“蒙匪闹事”，加以残酷镇压，那么广袤的科尔沁草原如今不会被联合国命名为八百里瀚海“科尔沁沙地”，北京以及东三省乃至日韩东南亚也不会每年遭受十几次沙尘暴袭击，天安门城楼也不会每年从上边扫除十几吨黄沙了。

究其原因，以农耕文明为代表的主流执政者，还是不了解或者说误读了以游牧文明为代表的北方草原，不清楚那里的自然状况到底是什么样。草原千万年来叫“草原”, 那里只能是“草”的“原”,并非“农”的“原”,原因很简单，草原的植被只有一尺左右, 下边全是几米深的沙质层, 一旦开垦头几年还长粮食, 往后就被翻耕到上边来的沙土就肆虐了, 开始沙化，历史证明草原根本就不适宜农耕。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北方草原平均年降水量只200毫升左石，仅够草的生长，草原上甚至没有大面积的森林出现，因为树林对水分的需求和蒸发太大，不容易生存，这是大自然法则决定的。可农耕文明主政之后，往往忽略这一点。清道光之后，为缓解内地社会冲突以及经济灾难，大量移民开垦草原，尤其晚清政府为还八国联军债务更是允许大面积开垦北方草原，从招垦中抽去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利润去还外债，这对生态脆弱的北方草原来说是一场毁灭性灾难拉开了序幕。

用农耕文化的主流心态面对了游牧文明和北方草原，秉承和延续了清政府因政治需要而违背游牧经济规律设置的“盟、旗”制，限制远距离大范围游牧，限制适应自然法则及天地所赐的生存方式。然而，千万年来形成的草原游牧经济的魂就是游牧，逐水草而居，顺应天意地理。因降水量低，不知哪块旱哪块涝，牧民只能适时地迁徙游牧寻找好草场，这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好跟内地农耕经济那般牢牢固定在特定的一个村县境内，牧民通过这种倒场游牧使得脆弱的草原生态得以休息恢复和缓解，这是非常科学而顺应自然的生存方式。清政府设置盟旗制后，断绝了跨旗游牧，旱涝都固死在一个旗境内，使得生态脆弱的草场不堪重负，得不到养息，这在人口少的状况下免强还能应付，可解放后各旗盟内人口膨胀，到六十年代又号召“牧业学大寨”，再次大量开垦起草原，这更是毁灭性的，草原大面积沙化的灾难也就无法挽回地延续了。

一位到内蒙古旅行的美国朋友很奇怪地问我：你们中原的人，到了这最适宜于放牧的草原上，依旧锄地播种，真像是向土地里钻，看不到其他利用这片土地的方法了。” 这真是个无奈的事，农耕文明进入游牧文明地盘后依旧不能“入乡随俗”，反而还举起“农耕比游牧更先进” 这一大旗，为自己开垦草地找出看似合理的诡辩说。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人们开始尝到近百年来开垦草原的恶果，每年的十几次沙尘暴袭击，以及浑善达克沙地步步紧逼首都北京，使国家才意识到政策上的偏颇，开始退耕还牧还草，治理沙化，然而已经晚了三秋。而且，实际当中政策又落不到实处，只限制牧民不许游牧，搞舍饲养畜搞圈养，如养猪般养牛养，可那些偷摸开垦草地现像反而在地方领导的短期利益考量和睁一眼闭一眼下更加泛滥了。这证明，我们始终无法改掉用农耕文明的心态面对草原游牧文明的习惯思维，这最终结果将是彻底扼杀游牧经济和它体现出的游牧文明，并将彻底埋葬北方草。

百年之后，内蒙古草原将变成第二个楼兰国，请别把这预言当成危言耸听。因为我们的误读还在继续。如误读《嘎达梅林》歌词。我们只会用农耕的“发财”这短期的实用经济的目光，面对草原，只知往土里钻，因为我们都是深受农耕文化熏陶成才的农业干部。我们只知“征服自然”，还没学会尊重自然。

当游动的黄羊群，纷纷血淋淋地撞挂在为限制游牧而设置的“刺儿鬼”铁丝网上边时；当那些躁动的鱼群“嘭嘭”撞击三峡大坝想超越它去长江上游生仔时，我想起了中东地区的“肉体炸弹”。

可我们依然无动于衷，我们麻木的神经除了经济利益之外，对一切都已经熟视无睹。我们似乎已经永远学不会顺应自然法则生存，永远不及祖先那般“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了。这不是先人的悲哀，是后人的悲哀。当我们的子孙指着黄沙下边的我们坟墓说，这些无知无能的祖辈时，我们的灵魂将在地下长久地颤栗，将永远无法摆脱这冰冷的诅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