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嘉.洛桑图旦活佛曾经是中国大陆青海省“塔尔寺”的住持，担任过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等重要职务。1998年，阿嘉活佛逃离中国，辗转来到了美国。阿嘉活佛现在是美国印第安納州“蒙藏佛教文化中心”的住持，不久前，他出版了自传《顺水逆风》（《Surviving the Dragon》）。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琪薇本周二在华盛顿总部对阿嘉活佛进行了专访。记者：您好！阿嘉活佛，非常感谢您能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首先，我想请教一下有关您的自传的问题。您为什么要给您的新书起这样一个名字呢？
阿嘉活佛：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就想写一本自己的书。所以九八年我出走之后到了美国就开始我的自传了。是先用中文写的，当然写一个书的话要有一个名字，就想，想了以后呢我就起了一个名字叫做《顺水逆风》，意思什么呢？大自然也好，人的社会的方向是一个正的方向走的，但是我们在这个正的方向里头遇到很多坎坷，所以我为了反映这个就起了这样一个名字。
记者：现在是不是还只有英文版？中文版什么时候会出来呢？
阿嘉活佛：中文版什么时候出来我还说不上。我也是想早一点和读者见面。
记者：您最希望读者从这本书里了解什么样的历史呢？
阿嘉活佛：这个书里面呢反映了我自己有一个比较不平凡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我是五零年生，五十年代的时候呢在青海藏区还保持原来的传统。到了一九五八年，也就是大跃进和宗教改革，寺庙遭关闭，僧人尤其是住持等有些主要人物被逮捕。这个后面又是到大饥荒的时候怎么炼钢呀，因为我自己是可以说是这段时间的见证人。到了文革期间我们是当时的所谓批判的这个‘牛鬼蛇神’。那我们的这些老师，我们一个生产队劳动改造。通过他们的鼓励和教导，我们就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最后呢就是把班禅喇嘛的情况也反映的很多，因为班禅喇嘛呢当时有一些误会，人们不会理解，国外的藏人也不理解，国内的藏人也甚至不理解他。他和我们都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我把这个情况也反映了一下。总的说吧就是这五十年的坎坎坷坷都想反映出来，用不同的角度，以我自己的亲身的经历做一个见证，跟大家一起分享，是这样的。
记者：那我们知道您在两岁的时候就被确定为转世灵童。我就很好奇，我想您小时候的经历是不是一定非常独特呢？这么小就被人顶礼膜拜，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阿嘉活佛：是。当然两岁的时候我也不清楚了。我父母说起来的话呢又是喜悦又是难受，因为他要离开这么小的小孩儿，那么寺庙里面也很照顾。我父母亲到寺庙里头跟我一起生活。那么我有两个哥哥，他们是陪我来，在寺庙里跟我一起玩耍。这样慢慢慢慢地在寺庙里头成长，一直到五八年之前，我还不到八岁的时候呢在寺庙里头学习成长，同时呢这些喇嘛怎么来抬举你，照顾你等等这些情况都在这里头反映了。
记者：那您曾经担任过青海塔尔寺的住持、中国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等等重要职务，那您为什么会想到在1998年逃离中国呢？因为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当时您在政治上可谓是春风得意。我想这背后是不是有非常不同寻常的故事呢？
阿嘉活佛：对，我出走以后呢有很多朋友，尤其是我的中国的朋友，官方的朋友都问，他说‘你到底是要寻求一个什么东西呀？’我寻求的就是我的出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班禅喇嘛的灵童转世的问题。他在一九八九年圆寂，去世之后呢他的灵童转世的问题当时政府和统战部也是非常合作的，那个时候也是比较开放的。最后的决定权是中央的，但是可以参照达赖喇嘛的意见。
记者：那是哪年的事情？
阿嘉活佛：这是九零年左右的时候。那么，由于天安门学生运动整个有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的比较积极的这些领导，象赵紫阳先生呀、胡启立呀、统战部的严明复呀这些人呢都受到牵连，提倡安定第一。那么这个转世灵童这里头参考达赖喇嘛意见这也是当做一个不安定的因素，所以呢就跟达赖喇嘛的接触也就取消了。当时呢又开了一个非常紧急的会议，叫做‘119会议’，在九五年的十一月九号，我大概没有记错的话在北京开。所有藏区的这些大活佛、名人、高僧大德都参加。有三个问题要解决，第一个要排除达赖喇嘛所认定的十一世班禅大师的灵童；第二个就是扎什伦布寺的住持恰扎仁波切，他也是全国政协的常委。他呢私下和达赖喇嘛联系，要批判他；第三呢要支持中央定的金瓶抽签仪式。开会之前，中央的领导跟我们私下做工作，谈话，那跟我谈话的是中央统战部当时的副部长。那么那次我们开会的时候，中央统战部当时的副部长李德珠先生，我也跟他提出要求恰扎仁波齐能不能释放？恰扎仁波齐抓起来的话呢宗教界呀反响很大，我们大家都心里有很大的顾虑，所以以后跟政府一起工作的话呢有很大的顾虑，思想上有很大的压力，所以呢能不能释放？第二呢就是说达赖喇嘛认定的这个灵童还是是不是能放到这个转世的三个人选里头?因为他假的话呢金瓶抽签的自己会排除。用宗教的方式排除的话呢比用政治的方式排除还比较融洽一点，容易接受。那金瓶抽签呢我们可以拥护。最后到了这个灵通转世定下来以后呢，藏区的广大的群众心里不承认啊，当然他表面上也不好说。那么，有很多汉地的信佛的人他也是心里不满意。因为宗教的应该举行宗教的仪式来，政府这样定的话呢就好像是心里不接受。那么我们宗教界的也是心里一个很大的负担。那么到了最后统战部的人呢暗示我说要我来当他的经师，我是最好的人选，因为什么呢？我的舅舅是十世班禅大师的经师。我的舅舅呢叫嘉亚活佛，也是全国政协常委啦，我的师傅。那么这样一个情况呀如果按照中央的制定去做的话呢，我的这个职务也会上升，当时呢就是说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可以提升为会长，政协还可以安排常委呀等等职务，那这个时候呢我已经想要离开。为什么呢？这个宗教的问题呀就是信仰的问题不能用职务来取代。所以，我就选择了这样一个流亡的路。
记者：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大概是上小学的时候我看过一本书叫做《春满青藏线》，是一本纪事文学。我对那本书的印象非常深刻。感觉那个地方呢特别的美，也特别的艰苦。很多汉人背井离乡去支援西藏，牺牲了家庭幸福，甚至是自己的生命。我想在中国目前这种信息流通不自由的情况下，这就是中国大陆大部分汉人对西藏的感觉，所以他们往往不能理解为什么藏人会不喜欢去援助他们的汉人？往往会很简单地把藏人要求自治理解成分裂祖国？而且他们中还有很多人认为共产党当年进军西藏要推翻的并不是达赖喇嘛个人，而是西藏的农奴制度。您对这些想法是怎么看的呢？
阿嘉活佛：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 58年59年这些宗教改革对宗教冲击很大。中央以后拨款去维修，汉人认为， 尤其是官方认为这是一个援助。那么藏人认为这是对这些破坏的一个补充，而这个补充还不够， 有这个理解。另外一个，藏人的信仰很重要。这个奴隶制， 中国皇帝的时候也是个奴隶制度，西藏这个奴隶制度也是同样的，整个这个的变化是一个历史的变化， 不是说一个人的变化， 那么现在达赖喇嘛为主的有很多人要寻求自治， 要保护宗教和文化，我想他寻求的是一个比较人文自由的， 像西方一样的比较民主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而不是说他要恢复奴隶制度。那么中国政府的提法说达赖喇嘛寻求的是奴隶制度，要他自己的精神上的享受啊， 这个可能有点不同的理解，产生很多的误解。
记者：您觉得现在的流亡政府应该从哪些方面来做工作才能消除中国大陆汉人的这些误解呢？
阿嘉活佛：我看主要是一个沟通啦， 沟通这个方面是一个缺陷。藏人， 尤其是在海外的藏人对西藏的本身的文化，和这几年的这些变化好的、不好的、积极的、消极的方面都不是那么太了解。沟通的渠道现在也是很狭窄，官方互相谈， 谈有个局限性。民间的交流很少，这几年慢慢的学生啊、或者是佛教徒的交流，就是汉人和藏人的（交流）慢慢的多了，多起来以后这里头明显有改善。所以沟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记者：达赖喇嘛不久前说过， 如果西藏民众同意的话，转世灵童制度可以取消。那前两天中国大陆举行的人大政协两会上，西藏代表团在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则表示，在达赖喇嘛转世的问题上， 不能由达赖喇嘛说了算，他们还表示转世这个问题，应该等达赖喇嘛去世了以后再说。其实之前就有美国学者认为中国方面是希望等到达赖喇嘛离开人世， 西藏人的奋斗目标也会随之而亡。 那您认为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呢？一旦达赖喇嘛圆寂， 西藏要求真正自治的希望会不会更加渺茫呢？
阿嘉活佛：中国的这个历史的变化和政治的变化很大。按我自己的经验说， 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之后，1980年那个时候寺庙开放， 那么寺庙开放不是一个明确的规定，当时有一个提法，对宗教的问题政府是不会管、不敢管、也不去管。这样的情况下， 藏区私自建庙， 私自开放的寺庙很多。开始一段时间是不承认， 叫做非法开放的寺庙，后来大家认可了。那么灵童转世问题当时的明文规定寺庙可以开放， 宗教可以搞，但是活佛转世是一个封建制度的产物，所以坚决排除。可是人们去私下的转世灵童最后政府给认可了。 所以达赖喇嘛的灵童问题， 达赖喇嘛说的我看也是比较客观， 就是说广大的藏族人民还需要这个制度的话呢， 他自己都不好定， 是这个意思。政府现在明确规定的是政府说了算，可是呢这个问题到底政府说了算不算？ 这个也很难说，这个是信仰的问题， 所以我对这个问题将来怎么样， 这个很难说！
记者：您觉得如果达赖喇嘛圆寂的话，西藏要求真正自治的希望会不会更加渺茫？
阿嘉活佛：当然会受到很多的影响，达赖喇嘛可以说代表整个西藏或者是藏族人民。但是我想在国外的藏族对西藏的自治也好、民主也好，对这一方面的努力是不会放弃的，当然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记者：明天就是西藏3.10事件51周年纪念日，距离2008年的3.14事件也快两年了，我们知道09年新疆也发生了所谓的7.5骚乱。我想请教一下，在您看来新疆问题和西藏问题有什么相同之处呢？最大的不同又是什么呢？
阿嘉活佛：他们都是一个少数民族区域， 少数民族区域它对宗教和民族的需求提倡的很多。 在再早的时候， 清代的时候，对于民族区域的工作， 清皇帝统战做得比较好，比如说他有个提法， ‘开十万兵不如盖一座庙’，就是说盖了庙， 把这个人心笼络， 对汉藏的民族关系或者说对汉和其他民族的关系搞得很好。 那么50年代虽然是有右派、宗教改革、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等的冲击，但是早期50年代，政府的宗教政策他还是比较好。 那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民族区域的宗教问题和民族的语言问题等等，对这个我看冲击比较大， 所以少数民族就起来要求他自己这一方面的一个保护。那么这个慢慢形成了一个民族主义的分歧，所以就演化成这个情况。
记者：那最后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我知道您非常地想念西藏，那您想过有一天您会回去吗？
阿嘉活佛：对， 我是从青海塔尔寺来， 我没有选择。我走的那一天开始， 我就想回到自己的家乡。 那么我有个梦想吧，十年以后我可能能回去，那我现在已经出来十二年了，那当然我现在回去也是很难。所以我总是想有一天能回去啊。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琪薇对“蒙藏佛教文化中心” 美国印第安納州住持阿嘉活佛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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