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28日星期二

1981年蒙古族反抗风潮


邓来阁
【编者说明】此文是作者尚未发表的《文化大革命在内蒙古:挖肃运动与民族关系》一书的第十章第二节。本刊发表时略有删节。
1981年8月22日晚,内蒙古党校的灰砖墙上三条大标语赫然醒目——“强烈要求中共中央撤回28号文件”,“保卫民族自治权利”,“争取民族生存”。同类的标语也同时出现在呼市其它地方。问题显然出在内蒙党内上层——中央28号文件8月10日发到内蒙,8月13日区党委召开工作会议,向盟市、旗县党委书记传达。这次会议结束的当天就出现了上述标语。8月23日上午,标语被官方撕掉,但事情刚刚开始。
9月5日下午,内蒙古大学召开全校师生大会,传达28号文件——《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内蒙古自治区工作纪要》。会场坐得满满的,几十年来中国人对付会议的各种手段:看书、写信、睡觉、聊天、打毛衣等等暂时收了起来——77、78级大学生分配在即,没准这红头文件与他们的前途有关。而生於斯、长於斯的蒙族学生对此更是格外关注,他们早已从各种渠道听说了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是81年7月16日上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第111次会议讨论通过的,该会议由胡耀邦主持,万里、习仲勋、方毅、宋任穷、姚依林、余秋里等人出席,乌兰夫、杨静仁、邓立群、朱穆之等人列席。由时任内蒙古第一把手的周惠汇报情况,汇报的依据就是内蒙党委几次讨论通过的《汇报提纲》。这个文件共八条,基本内容集中在前七条,主要是肯定内蒙党委“坚决贯彻执行了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平反冤假错案,认真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干部政策”。“因而,民族关系处理得比较好,生产恢复得比较快,”。“中央也是满意的”。
文件传达完,汉族学生并未感到有什么不可接受,蒙族学生却议论纷纷:
——我们蒙古人被整死了上万人,作为直接责任者的汉人领导却不受任何法律制裁。我们三番五次投书中央,以至万人联名,请求依法惩办滕海清等人,中央一概置之不理,如果蒙人上万条人命顶不上一个汉人,我们这个主体民族还有什么权利可言?所谓“民族关系处理得比较好”,“各民族比较满意”纯属强奸民意,周惠的汇报是欺上瞒下,中央的态度是大汉族专制独裁。
——我们的新闻机构不是一直宣传“外蒙在苏修的掠夺盘剥下国弱民穷”吗?现在又让我们赶超外蒙,这不等於说内蒙更弱更穷吗?中国的宣传机构为什么骗人?!内蒙古地大物博,人口稀少,为什么抱着金碗讨饭吃?外蒙受苏修的掠夺,内蒙受谁的掠夺呢?
——关於流入人口问题,28号文件前後矛盾,既肯定“今後不向内蒙古移民的方针是对的,”又允许外省人流到内蒙去。还不能堵,堵也堵不住,这不是鼓励外省向内蒙移民吗?内蒙的蒙族才二百万,汉人是蒙人的九倍,流进来的都是汉人,其结果必然是使我们这个主体民族有名无实。内蒙是我们蒙族自治区,我们有权利保卫自己的土地,保护自己的生活空间。
——文件上一面强调民族团结,一面排挤、歧视少数民族,为什么蒙人的自治区非要汉人当第一把手?滕海清、郑维山、尤太忠、周惠哪个不是汉人?文革时民族团结高唱入云,可蒙族人却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什么"双依靠",是你们汉族人离不开内蒙这块肥肉。我们蒙人凭什么离不开你们汉人!离开你们,我们会少死多少人!少吃多少苦!少受多少气!……。
“挖肃”留下的悲惨记忆,被侮辱、被歧视的民族心理,受摆布、被愚弄的感受,弱小民族自我保护意识与偏狭过激的民族情绪混杂在一起,使蒙族大学生迅速聚集到一个旗帜之下。
28号文件在别的院校也引起了同样的反响,失望、不满和仇恨在内蒙大地上如燎原之火蔓延开来。
如同北京大学在北方各高校中的地位,内蒙古大学成了呼市乃至全内蒙大专院校的旗帜。精英人物应运而生——内大学生会民族部部长、历史系四年级学生席海明被推选为首席代表。
28号文件成了触发内蒙古民族民主运动的导火索,文革後的第一次大型学潮,第一次少数民族清算大汉族专制体系的抗议活动拉开了帷幕。事情後来的发展,仿佛是八年後六·四民主运动的预演。
1981年9月10日上午十时许,内大蒙生代表十人到内蒙党委请愿,在党委大楼前被拦住,代表们向门卫说明了来意,递交了请愿书:因内蒙古只有周惠同志参加了书记处汇报工作会议,所以最好请周书记解释,如有困难,请党委指定人选,凡能代表区党委者均可。晚上八时许,大楼里走出两个人来,一位是党委副秘书长李俊谭,一位是办公厅副主任苏瑞峰。两人对代表们满脸陪笑,歉歉连声:“同学们,对不起,我们来晚了,让你们等了十个小时。”说毕,一一握手,嘘寒问暖,赔礼道歉,其情景与八年後天安门广场上慰问绝食学生的中央大员大致相同。他们的答复更是感人肺腑:“同学们的要求及行为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绝不能和文革时期一样,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整整一天没接待你们是我们的错误,周惠同志到北京开会去了,经宝音图秘书长同意,决定在三、五天内一定召开区党委与学生代表的座谈会,你们有什么要求和意见可以在会上详谈。会议的具体时间,我们事先用电话通知你们。请大家放心,难道区党委还能欺骗你们吗?”代表们不胜感动,满腹怨愤顿时云散。
闻知代表们凯旋,内大校园一片欢腾。学生会刷出海报:“党委决定在三、五日内与代表座谈,请同学们静候佳音。”
翌日,其他院校的蒙生亦纷纷派代表到党委大楼请求解释28号文件,要求参加座谈会,得到同样的答复後,欢天喜地而归。他们高兴得太早了。
一天之後,风云陡转,党委第二书记廷茂(蒙族)在内蒙古团校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内大学生连文件都没看,就到党委闹事!”消息传出,各校哗然。
——我们到党委反映情况,上合宪法,下顺民情,宪法难道是给汉人定的?我们蒙人不受宪法保护吗?
——什么叫“闹事”?辞典上写的明白:“聚众捣乱,破坏社会秩序”,才叫闹事。几个代表到党委递个请愿意书就是捣乱吗?等了十几个小时就是破坏社会秩序吗?
一石激起千层浪,廷茂一字贬损,引起了席卷整个呼市的轩然大波,矛盾迅速升级、转化,和平的请愿上访变成了对抗性的集会游行,对中央文件的疑问变成了对内蒙党委的谴责。官逼民反,这一下学生可真的“闹事”了。
廷茂讲话的第二天,呼市各大专院校的蒙生两千余人聚会新华广场,席海明、白燎原登台演讲,说明事情经过,其它院校的代表亦上台发言,抗议党委诬蔑学生。会後,部分蒙生举行游行,散发传单。“惩办杀人凶手滕海清”、“维护宪法”,“保护民族权利”,“不许污蔑学生”等口号此起彼伏,多年的积愤终於找到了渲泄口。
三个月後(12月8日)学潮扑灭不久,周惠在直属机关支部书记会上披露出事情的“原委”,拿出了“闹事说”的根据:关於这次闹事,很多同志不知原委。会上给大家印发了一个传单言论摘录。还有两份传单,我想把情况向同志们谈谈。这次学潮已经三个月了,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学生出面闹事之前,就有人张贴标语,做舆论酝酿。…… 周大人不愧是中共党内的“秀才”,风刚刚起於青萍之未,他就洞察事物的本质——这次闹事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学生们後面肯定有後台,後台就在党委内部,他们为学生通风报信,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这是民族分裂的严重事件。在文革中吃了极左的大苦头的王铎则从历史上找出了这次学潮的"反动脉络":在内蒙古,历来就有那么一股势力(极少数人),他们以民族利益代表者为幌子,出来蒙蔽、拉拢群众,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这种活动在内蒙古的历史上有过三次,第一次是47年自治区政府成立後,第二次是文革,第三次是现在。
十三年前,在挖“内人党”的高潮中,滕海清就说过同样的话:“阶级敌人的另一个阴谋就是利用民族问题大做文章。”滕海清说这话的时候,周惠正在外省挨斗,王铎正在本区的牛棚中受审查。在民族问题上,周惠、王铎的思维方式与他们竭力主张惩办的滕海清等人是别无二致的。
地方民族主义常常是大民族主义压迫的产物,区党委的“闹事说”对於日益高涨的民族情绪来说,如同火上浇油。蒙生们面临着被打成“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险恶命运,决心背水一战。各种传单、标语出现在大学内外。各校蒙生互通声气、互相支援,蒙族干部、工人、知识分子满怀同情,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要求党委与蒙生对话的呼声越来越高。
要平息事态,必须有人出面,内蒙党委把难题下放给内大党委。9月15日上午,遵照上级指示,内大召开学生代表座谈会,《人民日报》、《新华社》记者列席。会上,校方一再劝告学生,要按照正常渠道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不要扩大事态,一意孤行。学生们则一再要求内蒙党委兑现诺言,否定“闹事说”。
会开完了,问题丝毫未得解决。从9月16日起,呼市各大专院校的蒙生代表继续前往党委请愿,至10月24日,仅内大代表就去了二十多次,电话询问逾百次。
9月25日,地处哲盟的通辽民族师范学院的三名蒙生代表,从两千里外来到呼市,代表哲盟93万蒙人,请求周惠到这个蒙族人口最多的盟去解释28号文件。
与此同时,中央民族学院的蒙族学生寄来了热情洋溢的声援信,信中说;“你们是在为维护真理,争取民族平等而战。你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不会孤立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我们永远和你们站在一起。”
更激烈的呼喊来自锡林郭勒草原,9月26日呼市街头出现了署名“锡林浩特蒙古族青年”的宣言书,宣言书说:“广大的内蒙古草原已掀起了一场热爱民族,保卫土地的斗争。”“动员广大蒙古民族斩断伸向蒙古地区破坏民族自由的黑爪!”“还我故乡内蒙古。自治、自由、自主的内蒙古万岁!”
9月28日,一份署名“部分牧民”的蒙文传单出现在呼市街头:“大汉族主义越来越猖狂地阻碍民族统一和独立!”“为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