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16日星期一

喇嘛教安定了蒙古各部

当初对清朝政权构成最大威胁的是蒙古。因为蒙古位于北方,在中原的背后。蒙古民族非常彪悍,善骑术,机动性大,有远途征战的传统,而且明灭元之际,蒙古人跑回了老家,保存了有生力量,以后一直不安生,伺机觊觎中原,经常骚扰边疆,甚至内地。康熙皇帝继位后,成功地制定和执行了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蒙古。他打出了两张王牌,一张是用喇嘛教安抚蒙古人,团结广大蒙古人民,另一张是将自己诸多公主嫁给蒙古王爷,团结蒙古的上层人士。此两招一出,蒙古问题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后患全无。对喇嘛教和蒙古的关系康熙皇帝的孙子乾隆皇帝在《喇嘛说》中给了精辟说明和高度评价。
  
   雍和宫《喇嘛说》碑文有一句话特别值得注意:“兴黄教,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
   蒙古人远在元朝就有信奉喇嘛教的传统,但当时元朝统治者的政策不对,有曲庇馅敬番僧之弊,西僧甚至在政治上能和执政者平起平坐,闹出许多事端,为害四方。康熙皇帝决定反其道而行之,让蒙古民众普遍信奉佛教,去当喇嘛,取怀柔之道,对宗教上层人士则采取团结争取的政策。
  
   这样一来,按规定有一个男孩的要去当喇嘛,有两个男孩的,其中之一去当喇嘛;当喇嘛就不能结
婚,不能生育,结果客观上蒙古各部人口锐减,其最有活力的人层变成了丧失战斗力的教徒。  
   这就是“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的要害。  
   乾隆皇帝在《喇嘛说》中明确表示不相信活佛转世的说法,但表示尊重活佛转世这种风俗,固而加以改进,不让它成为一家之私,一族之私,择有福相聪慧者数人,将生年月日归瓶签掣,由驻藏大巨主持秉公办理。这就是“金瓶掣签”制度的由来。通过这次重大的宗教改革,把决定西藏宗教和政治最高领袖――达赖和班禅――的任免大权,集中到了中央政权。
  
   乾隆的《喇嘛说》还将康熙皇帝主张的奖罚分明政策加以公示:“不尊王法即是违背佛法”,“悖道法之人则惩之”,对“妨害国政”者“按律治罪”,即对违背国家利益的宗教人士要采取极为严厉的惩罚镇压政策。
  
   这么看来,这块石碑的内容实在是太重要了:喇嘛教安定了蒙古各部;西藏自古以来便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是不争的事实;中央对西藏行使主权从此有了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措施。
  
   一块石头,很美,很大,很沉,它是智慧的化身,是凝聚力的象征,是魄力的体现,是团结的旗帜
,光芒四射,永垂青史。雍和宫很好看,而且在“好看”里有着非常深刻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