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嘛教安定了蒙古各部

当初对清朝政权构成最大威胁的是蒙古。因为蒙古位于北方，在中原的背后。蒙古民族非常彪悍，善骑术，机动性大，有远途征战的传统，而且明灭元之际，蒙古人跑回了老家，保存了有生力量，以后一直不安生，伺机觊觎中原，经常骚扰边疆，甚至内地。康熙皇帝继位后，成功地制定和执行了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蒙古。他打出了两张王牌，一张是用喇嘛教安抚蒙古人，团结广大蒙古人民，另一张是将自己诸多公主嫁给蒙古王爷，团结蒙古的上层人士。此两招一出，蒙古问题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后患全无。对喇嘛教和蒙古的关系康熙皇帝的孙子乾隆皇帝在《喇嘛说》中给了精辟说明和高度评价。
　　
　　 雍和宫《喇嘛说》碑文有一句话特别值得注意：“兴黄教，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
　　 蒙古人远在元朝就有信奉喇嘛教的传统，但当时元朝统治者的政策不对，有曲庇馅敬番僧之弊，西僧甚至在政治上能和执政者平起平坐，闹出许多事端，为害四方。康熙皇帝决定反其道而行之，让蒙古民众普遍信奉佛教，去当喇嘛，取怀柔之道，对宗教上层人士则采取团结争取的政策。
　　
　　 这样一来，按规定有一个男孩的要去当喇嘛，有两个男孩的，其中之一去当喇嘛；当喇嘛就不能结
婚，不能生育，结果客观上蒙古各部人口锐减，其最有活力的人层变成了丧失战斗力的教徒。　　
　　 这就是“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的要害。　　
　　 乾隆皇帝在《喇嘛说》中明确表示不相信活佛转世的说法，但表示尊重活佛转世这种风俗，固而加以改进，不让它成为一家之私，一族之私，择有福相聪慧者数人，将生年月日归瓶签掣，由驻藏大巨主持秉公办理。这就是“金瓶掣签”制度的由来。通过这次重大的宗教改革，把决定西藏宗教和政治最高领袖――达赖和班禅――的任免大权，集中到了中央政权。
　　
　　 乾隆的《喇嘛说》还将康熙皇帝主张的奖罚分明政策加以公示：“不尊王法即是违背佛法”，“悖道法之人则惩之”，对“妨害国政”者“按律治罪”，即对违背国家利益的宗教人士要采取极为严厉的惩罚镇压政策。
　　
　　 这么看来，这块石碑的内容实在是太重要了：喇嘛教安定了蒙古各部；西藏自古以来便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是不争的事实；中央对西藏行使主权从此有了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措施。
　　
　　 一块石头，很美，很大，很沉，它是智慧的化身，是凝聚力的象征，是魄力的体现，是团结的旗帜
，光芒四射，永垂青史。雍和宫很好看，而且在“好看”里有着非常深刻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