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边游牧社会的历史与现实

作者：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研究员 王明珂

“游牧”（nomadic pastoralism），是人类对于边缘资源环境的一种有效利用方式。利用草食动物之食性与卓越的移动性，将广大地区人类无法直接消化、利用的植物资源，转换为人们的肉类、乳类等食物及其它生活所需。许多人对“游牧民族”都有一些浪漫想像。他们逐水草而居，过着自由不拘的生活；“风吹草低见牛羊”，是汉人文人对这种生活的浪漫写照。然而，人类学的游牧社会研究首先便让我们摆脱这些浪漫想像，强调这是人们利用边缘、不稳定自然环境的一种经济社会生态体系。

生活中处处充满危机与不确定性，毫无浪漫可言。人们对游牧社会的另一个误解为，“游牧”，相对于“农业”，是一种原始的人类经济生产方式，在人类文明史上属于由“渔猎”到“农耕”的中间进化阶段。

事实上正因为游牧所利用的是边缘的、不稳定的自然资源，因此它需要高度技术性的对自（环境与生物）的理解与掌握，并配合经济、社会各方面之种种精巧设计――这不是8000年前至5000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原始农民所能做到的。

因此在人类历史上，世界几种主要类型的专化游牧都大约出现在公元前1000年至前400年之间，远较原始农业的出现为晚。人们对游牧的第三个误解是，似乎“游牧生活”、“游牧经济”代表一些同质性的经济生产与生活方式。事实上，游牧是人类对于环境的一种精巧利用与适应，因此各种不同纬度、地形与植被环境的“游牧”皆有其特色。也因此，游牧的多样性是人类学游牧研究的重点之一。

以动物利用环境资源

游牧人群在不同环境中形成其专化适应（specialization）。这种特别的适应常表现在不同的畜类组合、移动方式、辅助性生计、亲属关系、部落组织等方面。以环境来说，许多传统之游牧地区都有低温季节长、雨量不足等不利农业的因素。

但更重要的是环境中的“不确定”因素。如中东游牧区，当地雨量并非全然不足，而是其降落的时间、地点、雨量，完全不确定。在中国蒙古草原、在东非、西北非等地也有同样的现象。环境中的“不确定”因素，使得人们不但要靠草食动物来获得食物，也要靠它们的移动力来逃避环境中不时发生的风险，以及追寻不确定的资源。

在牲畜构成方面，在不同气候环境、地形下，宜于养不同的畜类。一些简单的例子，如西藏那样高寒的地方较宜于养旄牛，而不宜养黄牛。旄牛的舌头可以“舔刮”地面、岩石上的苔藓植物――在高原地区季节性草资源匮乏时，这是它们重要的食料。

在高原上常有难以预测的暴风雪，数小时内可积雪及腰。此时成群的旄牛前行，有如在雪地上以铲雪机开道，让它们自己及其他人畜得以离开危险的山区。又如，一般黄牛需要大量饮水，因此养牛的环境需水量充分。

牛怕热、怕牛蝇骚扰，在闷湿、牛蝇多的环境中，牛吃不好、睡不好，容易生病，所以通风、凉爽的环境较宜。牛是反刍性动物，它们一天约花上八小时吃足相当份量的草，然后休息反刍消化。如此只要草食充沛，牛无需长时间、大范围移动以觅食。牛也较能保护自己，所以日常牧牛花费的人力较少。

各品种的山羊与绵羊都有其特殊动物性，以适于生活在特定环境中。羊的品种多，广泛分布在各种纬度的游牧类型中，因而它们成为对牧民――或说对人类――最有贡献的一种牧畜。我曾在新巴尔虎地区观察羊群由冬季草场转移到春季草场，那时的夜间气温是摄氏零下28度。

据牧民称，本地冬季气温常在摄氏零下40度左右，这对巴尔虎羊来说还不构成问题。山羊与绵羊的高产乳量（特别是山羊），使得人们在资源极端匮乏地区得赖以为生。它们的高繁殖率，也使得在此高风险环境中当牧产遭受大量折损后，羊的数量可以在短短几年内恢复。这些都使得羊成为全球各种游牧经济类型中，最普遍、最重要的牧畜。

山羊与绵羊的食性不同，使得它们各有所宜的环境。绵羊基本上是草食动物（grazing animal），它们只爱吃青草，而山羊则是偏爱啃食嫩枝叶甚于食草的动物（browzing animal）。山羊可兼容各种植物资源的食性，使得它们非常宜于生存于多石、高山、干旱而富于灌木丛的环境中；它们对各种极端环境的适应力，以及赖极少资源便可维生的生物特质，也使得人们常依赖它们（山羊）来生存于极艰困的环境中。

另一方面，羊相较于牛、马来说，不太会保护自己，须相当人力照料。因此在多狼的环境，或人力吃紧的情况下，养羊都不宜太多。许多牧人都知道山羊与绵羊混合放牧有好处――绵羊吃草不太移动，让山羊领着棉羊缓缓前行，可以避免过度啃食一片草地。在移牧时有山羊领头，绵羊较易于成群跟随移动。

阿拉伯半岛的干燥沙漠宜于养骆驼，而不宜养牛。骆驼耐渴，此特别的动物性使得它们可生存于干旱且水源不定的环境中。在夏季，骆驼可以视其所食植物的含水性高低及当时气温，而3-7天不饮水；在冬季若草料含水够，它们甚至可以全然不喝水。在仅能放牧骆驼的阿拉伯沙漠最干旱的牧区，当地骆驼夏季约4天喝一次水，春、秋季7-10天喝一次水，冬季可约一个月或一个半月才喝一次水。

在所有被人类驯养的动物中，除了狗以外，马应是与人类关系最亲密的动物了。马的胃只有单胃室，对食物的消化利用不如牛、羊等有反刍胃的动物那样有彻底，因此消耗草食不甚经济。它们的肉、乳产量与生殖率也不如牛、羊。

然而，马卓越的移动力让它们可利用远方的草资源；在冬季马可用蹄踢、刨，以打开冰层吃下面的草，别的牧畜也因此可吃到草。过去无现代化工具协助游牧之时，除了它们的乳、肉、皮、粪可作为是人们生活所赖之外，它又可以助人们沟通讯息，让人们快速远离危机。这些都使得近代以前，马在欧亚草原游牧上有其优势。

中国北方游牧世界的形成

中国北方游牧世界，约在公元前七至三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形成，且与“华夏”及其帝国的出现有密切的互生关系。首先，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华北之原始农业聚落分布已扩及黄土农业的边缘地带──青海河湟地区、内蒙古中南部（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与西辽河流域。

到了约公元前2000-1000年前后，全球气候变得干冷，对这些边缘农业聚落人群造成很大的冲击。公元前1500至前600年，内蒙古中南部大部分地区皆少有人居，人类活动遗存极少。宜于农牧之地南移至本地的南方边缘，也就是陕、晋、冀之北的山岳地带。约从公元前1300至前900年，陕北、晋北出现农牧兼营、定居程度低并有武装倾向的混合经济人群。后来在公元前12世纪兴起于渭水流域的周人，便是出于此人群。

先秦文献提及，周人在进入周原之前曾辗转迁徙于“戎狄”之间。周人克商之后，西周反而成了南方农业定居国家的保护者，并与北方、西方“戎狄”愈来愈远。后来一波波农牧混合经济人群（戎狄）南下，灭了西周，周王逃往东方。

西周之亡，激起南方农业定居国家（周所封之诸侯国）的危机意识，也因此形成他们的“华夏”认同意识。在此群体认同下，华夏国家齐、晋、燕等联合驱逐戎狄，并建长城以隔断、垄断南方资源。被隔绝于北方的农牧人群，早在长期战争中习于仅靠牲畜到处迁徙生活，此时便以全面“游牧化”来适应此不利的环境。

于是在春秋战国至汉初，华夏之域的北方周边普遍游牧人群。他们的文化遗存，在考古学上所见便是：农业生产工具几乎完全消失，牲畜以马、牛、羊为主，猪完全消失，很少发现居住遗址，陶器种类、数量皆减少，人们的随身饰品增加。

这些都显示，利用“草食动物”并以“移动”方式获得广大、分散的生活资源，人们才得以在这不利农业的环境中生存；这样的生活，不利于养猪、不利制陶与拥有大型陶器，无需建永久性房屋，人们的“财产”除了有腿能走的牲畜外，随身饰物最为方便。

在南方华夏建立秦、汉帝国时，北方各游牧部族也因其游牧生态，而分别集结为三种游牧社群――东北方的“东胡”（鲜卑、乌桓），正北的“匈奴”，西北方的“西羌”――与华夏帝国继续沿长城争夺资源。

当代蒙古族、藏族游牧经济

（后半段时间，我以照片、影片介绍当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新巴尔虎右旗的蒙古牧民，以及四川西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若尔盖的藏族牧民，以及羌族的高山放牧情形。）
总之，近三十年来世界许多传统牧区经常是烽火连天或饿殍遍地，相对的，当前中国各牧区在畜产管理、草场分配、兽医防疫、城镇建设、冬场牧民村建设等方面，都有长足进步。

在新巴尔虎右旗，牧主开着吉普车，以手机和骑马驱赶羊群的牧工互相联系，是一新的“游牧”景象。在克什克腾与川西红原，老年人都感慨，现在年轻人只愿骑摩托车而不愿骑马。

虽然如此，由于对“游牧”的历史与人类学认知不周全，在中国，人们对“牧民”与“少数民族”仍有许多偏见与错误认知。如以经济补助来换取政治稳定，以鼓励牧民定居、圈养牲畜或转业来解决草场退化、沙化等问题，这些都无法解决许多当前问题，更非长久之道。

因此如何一方面在中国现有体制下让人们的农牧资源能互助共享，一方面如何让各牧区人群维护其文化、宗教与社会传统，在这其间仍有许多待解决、改进的地方。而深入的游牧社会人类学研究，配合去本位主义的历史知识，可以让我们对这些问题及其解决之道提出积极的看法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