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內人黨案──蒙古人心中永遠的痛

娜仁花

今年2月是文革“內人黨”案37周年。大陸媒體把這一重大曆史事件列爲言論禁區。只有海外出版了原北京大學法律系教師袁紅冰揭露中共對蒙古人實施種族滅絕罪的小說《自由在落日中》。我只讀了這部
著作的片段，心靈就被強烈地震憾，還勾起了我痛苦的回憶。

究竟有多少人在文革內人黨案中被迫害致死？據中共內蒙古官方的事後統計，有34.6萬人遭到汙陷、迫害，有16,222人被迫害致死。在《內蒙古自治區史》（內蒙古大學編）中記錄，有27,900余人被迫害致死，有12萬多人被迫害致殘。而實際數字肯定遠遠高于中共官方的統計數字。遭受打擊迫害的主要是蒙古族，也有其他少數民族。考慮到1968年中國全境的蒙古族人口只有200萬人，按民族人口比例，其致死、致殘、被迫害人數之高，是駭人聽聞的。

極權專制國家都無法處理好民族問題。前蘇聯在斯大林主義橫行時，有3.1萬布裏亞特蒙古人被槍斃（見《古拉格群島》）。毛澤東比斯大林有過之而無不及。他說：“民族鬥爭，說到底就是階級鬥爭問題”。挖“內人黨”就是在“清理階級隊伍”的借口下，把“階級鬥爭”演變成民族鬥爭。

所謂的“內人黨”即“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是由共産國際及中共所創建並操控的、在民族地區的共産黨的外圍組織。內人黨1925年10月在張家口成立，30年代中期已經解散。1945年抗戰勝利後，一部分老黨員又重組“新內人黨”，1947年內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前解散。

“挖肅”運動就是要把早已根本不存在的“內人黨”組織挖出來，“尋找內人黨至今還有地下活動的證據”。在毛澤東、周恩來、康生等的授意下，由內蒙古革命委員會主任、軍人滕海清親自指揮，以軍宣隊、工宣隊爲主導，在內蒙古自治區全境對蒙古族展開了大規模的酷刑逼供、殘酷迫害。文明在驚人地墮落，人類古往今來一切能想象出的肉體刑罰都用上了。在逼供誘供之下，從城市到農村、牧區、林區，並輻射到全國有蒙古人的地方，制造出無數五花八門的“內人黨”及其變種組織；蒙古人從大人到孩子人人自危，整個民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滅頂之災。

我是蒙古族。我的父親抗戰時加入共産黨並在赤峰從事地下活動，後轉入內蒙古騎兵部隊，解放後成爲新中國的第一代蒙古族大學生。畢業後，他在北京工作。我的母親也是1945年參加革命的蒙古族幹部。我們家正是《贊歌》裏唱的“從草原來到了天安門廣場”。在父母的影響下，我曾經對共産黨懷有最美好的感情。可是，在文革“內人黨”案中，我失去了兩位親人：爺爺、父親。我的全家都成了“內人黨”。我在內蒙古的親人也無人能夠幸免。叔叔、伯父、姨、舅舅都被打殘。我的叔叔是呼市醫院副院長，左耳被打聾，在批鬥會上被公安局正式逮捕。我的伯父受的刑罰叫“凍冰棍”，就是在數九寒天，逼人光著腳板站在戶外雪地裏，往腳下潑冷水，把人生生凍在地上。文革後，阿拉善左旗的旗長蘇德寶（蒙古族）來我家探望。我問他，“挖‘內人黨’您受的什麽罪？”他說：“腦袋上釘了個釘子。”他說這話時就跟說“手上紮了個刺”那麽平靜，平靜得令我震驚。他腦袋上的釘子已經無法取出了，若取，有生命危險。蒙古族婦女受到的酷刑虐待更是喪失人倫，難以言說。

“內人黨”案最可怕的是以種族的名義進行屠殺迫害。這同希特勒迫害猶太人是完全一樣的。哪怕你是“反黨”的罪名，你還可以認罪、檢查；以種族名義所進行的迫害，你無可逃遁，板上釘釘，沒有任何希冀、出路，是待宰的羔羊，只有絕望。希特勒迫害猶太人和斯大林大清洗兩樁罪惡，被毛澤東合二爲一地加害于蒙古人頭上。毛澤東至死只承認內蒙問題“擴大化了”。中共官方文件把挖“內人黨”的罪責扣在了林彪、江青、康生頭上，找來替罪羊，試圖僞造曆史、逃避曆史責任，以保持神壇上毛澤東、周恩來的牌位。在今天，反思文革內人黨案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