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下，内蒙古正在全力营造庆祝自治区成立60周年的喜庆气氛。内蒙古自治区甚至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资格都老，成立于1947年。在这种本当全面回顾60年曲折路程、总结反思经验教训的关头，当局对史册上的某几页却不许翻开，宁愿选择忽略。但是民众中却有很多有识之士，顽强地拒绝遗忘。内蒙“文革”风云人物高树华就在去世之前写下他的亲身经历，在其学生兼朋友程铁军帮助下，于2007年出版《内蒙文革风雷：一位造反派领袖的口述史》（明镜出版社），并参加了香港书展。
1966年6月3日，25岁的内蒙师范学院教师高树华与三个同事，写下“内蒙第一张大字报”，从一个根正苗红的“接班人”被甩进了“文革”政治斗争的绞肉机。他的“文革”以被工作组关押近两个月始，又在1977年12月被隔离审查，后以“帮派骨干分子”名义被关押五年半告终，1983年7月以“不予起诉”获释。
在两次铁窗生涯之间，高树华走过曲折的人生轨迹：被推选为造反派组织负责人，1967年2月参加中央关於内蒙问题的“四方会谈”，随后又参与内蒙革委会筹备，被任命为办事组组长；在内蒙革委会成立时，担任政治部副主任兼文艺办主任，参加中共九大、全国四届人大，历任内蒙教育局普教组组长、土左旗旗委副书记、革委副主任，1976年他升任内蒙首府呼和浩特市市委书记、革委副主任。高树华十多次谒见周恩来，同毛泽东、朱德、林彪握手；他在九大上发言肯定胡耀邦的共青团工作，支持胡当中央委员，得罪江青，受到江当面斥责；他更经历过挖“内人党”冤案的惨烈。
程铁军在读内蒙师院英语本科时是高的学生，后来是同一造反组织成员，“文革”后赴美留学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为澳门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蒙因为是蒙古族聚居地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又处在中苏对峙的最前沿，“文革”中的政治冲突和社会冲突分外复杂、激烈，短短几年间先后换过几任领导人，而像滕海清等不少军人，不懂蒙族历史、文化和心理，也不懂民族政策，每一任上任都意味着血雨腥风，无数干部和民众家破人亡。其中最惨烈的就是所谓“挖内人党”事件，整人数以十万计。
多维经授权，独家选载高树华、程铁军《内蒙文革风雷：一位造反派领袖的口述史》一书中若干章节。
------------------------------------------
1968年11月下旬，我离开呼和浩特返回巴盟时，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市公安局军管会”），发出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进行登记的第二号通告，把挖内人党的运动推向新高潮。
一，挖声阵阵响
公安和群专的宣传车，不分昼夜，在大街小巷高声广播《通告》内容。《通告》以咄咄逼人之势宣布：“时至今日，仍有那麽一小撮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的顽固分子，对我党政策置若罔闻，负隅顽抗，……”呼和浩特市群专组织，把大标语刷遍街头巷尾，“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都是反革命组织！”“打一场围歼内人党的人民战争！”其紧张气氛，让人感到内人党徒处处都有，似乎就在你身边，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我的心难以平静。回到杭锦后旗，我仍感到忐忑不安。
我向下乡干部和五四大队党支部，传达了中共八届十二次会议精神和内蒙第四次全委扩大会议情况，一种不祥弥漫在我们中间，众人无心讨论，只有几位与我关系较好的朋友留下来和我深谈。我的房东，70岁的张大爷在炕头抽着旱烟听着，突然打断了我们的话说：“你们念书人就是东猜西想，想得太多，天下每天发生的事多了，和我们有多大关系？我活了70岁，经见得多了，也没像你们这麽愁得慌。”也许，我们的担心是多馀的。
每天，我们仍按计划伴同大青马去积肥。五四大队社员们对来年丰收的信心一天比一天高。在与社员共同的劳动中，我的心情慢慢好起来。这里没有批斗，没有纷争，没有高音喇叭。每星期政治夜校举办二、三次文体活动，学习与娱乐交织在一起，好似一处世外桃源。
几天后，我们队去巴盟乌拉特中后联合旗（简称中后旗）要帐的人回来了，神态怪异，满脸惊慌。中后旗有个牧业大队，每年从我们这里打草作饲料，冬季结算，是多年形成的常例。今年派去的人没有要回钱，他说：“那里在打内人党，所有牧民集合起来办学习班，白天念政策，让挨着个揭发谁是内人党。晚上，棚子里的惨叫声到天明。实在呆不下去，只能回来。”
我问谁在那里，他说，是旗里的军宣队和贫宣队。我们的心又一次揪紧了。我们担心，如果其他地方也像中后旗这麽干，不知全区要制造多少冤魂。
1969年元旦在不清晰的感觉中匆匆渡过。
村里农民们却不理睬上面的你争我夺，照样过自己的日子。公社里的体育比赛和赛诗会，附近几个村的农民扶老携幼赶过来看，笑得前仰后合。中国农民毕竟是很容易满足的。
二，挖到家门口
一天夜晚，我刚从政治夜校回到房东家，大队看门人跑过来交给我一封信。信是从呼和浩特市发出的，妻子熟悉的字体让我有种预感，“家里出事了”。她在信中说，学校里挖内人党搞得挺厉害，特格舍、黄金贵、王淑媛、傅荣、大乌云等老师已经被隔离，每天强行推在桌子下“坐飞机”（向前弯腰，向后举双手），或者拷打。她也被勒令进了内人党学习班，每天遭训斥，限时间交待谁是内人党。信的最后告诉我，儿子放在姥姥家，还一一交待家中衣物的位置。
我看着信，怒火满胸，边看边流泪。房东大爷感到不对劲，赶快叫来工作队几位好友。我把信扔给他们后，立即收拾东西。上月常委会的羞辱我忍了，“七人黑信”的诬陷也耐过去了，当妻子陷入困境时，男儿的血气、丈夫的责任心让我怒发冲冠。我急忙给工作队和大队党支书安排了几句，便和两位陪伴的队友连夜赶往几公里外的公社，那里与外界联系更方便些。第二天大早，我赶上了从兰州途经呼和浩特的火车。
下了火车，我直奔滕海清办公室，我知道那些该死的军宣队、工宣队到处作孽的后台在哪里。滕海清本人不在，滕的几个秘书正准备吃晚饭，看见我风风火火闯进去，感到很突然。其中一位问我：“啊，你怎麽回来了？”我的怒火立时喷发：
“我怎麽回来了，我再不回来就家破人亡了。我下去劳动，你们抄我的后路，把我老婆打成内人党，凭什麽？天下还有没有王法，我只问你们管不管，你们若不管，我自有解决办法。”
滕办秘书还是见过世面、有几分修养的。他们如长兄般让我坐下慢慢说。我把妻子的信交给他们，他们立即拨电话给16中工宣队政委。
我妻子所在的学校原是内蒙师院附属中学，与师院属於一个单位。文革前搞教改，划为市属16中，多数人仍然习惯称附中。文革中，16中与师院根本无法分开，所以，又将两者合二为一，16中的运动派系，随着师院的形势划分。当时进驻16中的是内蒙华建派出的工人宣传队，队长原是个站错队的保守派，军队代表任工宣队政委。他们一进校，就围歼16中教职工中的造反派，先打现行反革命，又乘挖内人党之风，把造反派负责人隔离在办公楼的黑屋子＿堙A将一般人员围在学习班逼供。
几十分钟后，姓刘的政委到了滕办，证实了我妻子信中写的内容。滕办立即命令16中的内人党学习班停下来，并答应我，第二天让工宣队派出单位——呼和浩特市工代会去调查。
夜晚回到家，妻子详细述说了16中挖内人党学习班的情况。被揪出的人中，有我的同学、多年邻居，他们怎麽是内人党徒？我至死不信。我只相信，这一切都是人为作乱，是有意的伤害，必须主动出击，警示警示这类恶行。
我的反击是无奈的，在强权之下，我太弱小，无法对谁发号施令，也不想站出来公开对抗，担负与新生红色政权对立的罪名。唯一可行的是老办法，重返呼三司求援，做些暗中的小动作，以解除眼下危机。明知是下策，但迫不得已。
两天后，滕办通知我去一趟，那里坐着呼市工代会的造反派头头。他们问我知道不知道，16中工宣队队长晚上回家时，被人捆起来扔在路边，并警告他不准再踏入16中一步，否则将严惩不贷一事。我佯装不知，避而不答他们的问题。呼市工代会的几个人也认为，工宣队队长作孽多端，活该挨捆。
“小儿科”手术暂解了自己的燃眉之急，但对许许多多受苦受难的人们，我自知身单力薄，实在是爱莫能助。（注1）
一天晚饭后，我去看望16前排宿舍的董绍章老师。董和妻子曾祥莹老师都是北京师大毕业的高材生，学问和人品极好。
文革中，夫妻俩均造反。这次打内人党，关押的第二梯队将挖到他们头上。我和董、曾老师见面时，开始还可正常交谈，说着说着，董老师便嚎啕大哭起来。他说：“要不是你回来及时干预，我也没今天了。”
他讲述，内人党学习班开办后，全校停课。在一间大教室里，造反派教职工坐在南侧受审，保守派教师坐北侧，一个接一个地训话，敦促南侧的“喽罗们”揭发楼上头头们的罪行，限期交待内人党名单，过期将如何、如何。工宣队还组织学生
担任看守，让不谙世事的孩子对阶级敌人逼供，行刑。16中100多名教职工，加上已揪出的死老虎，挖出30多名内人党。
年轻汉子的哭泣，让我伤感。这位山东籍大学生，学生时期入党的北师大又红又专的毕业生，来内蒙不过仅仅几年，怎麽会是阶级敌人！曾祥莹老师说，他们夫妻俩可以豁出去，可两个年幼的孩子怎麽办？
我的心紧紧地缩成一团，无言对答。
我的东邻是位优秀的数学老师，她的丈夫是蒙族，夫妻双双被隔离在师院和16中，家中孤零零留下两个幼小的孩子。其夫因是“内人党党魁”被打，腿留下残疾，她则因多日钻在桌下受刑，背过早地驼了。（注2）
三，处处闻泣声
回乡下前，我踏进内蒙师院校门，校园里死一样的静，没有一点儿活力。一些教师、职工正在军宣队、工宣队支持下挖内人党，听说挖的指标是上百人。我质问是谁定的指标，工宣队长对我的问话很不以为然，熟悉我的老师强行把我拉走。外语系已不似往日模样。一些教师正在擦玻璃，打扫卫生我与蹲在窗台上擦玻璃的郑梅娟老师搭话，我当学生时，她由华东师?大学毕业来校当教师。她悄悄对我说：“王履安已被抓起来了，正在打内人党，什麽时候再把你抓起来，外语系的任务可能就算完成了。”
我不能在普通教师面前表现怒色，便回身去办公楼找师院军宣队队长、实际的第一把手任政委询问。他否认此事，还劝我不要听人挑拨，追问是何人造谣。
事后两个月，师院果然打了上百名内人党，完成了内部预定的指标。在军、工宣队的操纵下，外语系把王履安打得死去活来，逼问他外语系有几个内人党，他拒绝乱咬，拒绝回答“高树华是内人党”。王履安一直被关押到1969年毛领袖“5?22”批示下达前，才获准释放。
我刚刚返回乡下不久，核心小组成员，在内蒙主持工作的李树德打电话说，中央让各省市草拟一份中共新党章，供九大筹备处审议选择，筹备九大的事情也很多，滕、吴等人同意让我参与。回到呼市，到处传说挖内人党的事，呼市第二毛纺厂造反派头头段建勋也被打成内人党，已关押月馀。
一天晚间，原内蒙文艺革命办公室一起工作的军区文工团的董福华结婚，请我参加。八、九点钟时，从远处传来凄惨的呼救声，我很奇怪，内蒙军区政治部大院内竟有此类声音。董福华夫妇告诉我，正在打内人党，主持这事的是内蒙军区支左办公室马殿元等人。我无心再听下去，出董家门后直奔滕办，滕办不承认有武斗的事。争论不下，他们拨通了马殿元的电话，让我和马对话，马极力否认。
我说：“刚才在政治部大院亲耳所听，事实俱在，你无法否认。”马承认有武斗，他说：“对坏人打几下没什麽。”我问他：“你们没有证据证明人家是坏人就动手，况且坏人也不能打，你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哪＿?h了？”他讥讽我变了，右得差不多和敌人站在一起了。我反唇相讥说：“你很左，左得能当打手，下
一步是不是还要杀人！”双方的争论以摔电话结束。
这是我最后一次和马殿元说话。1970年，内蒙军管后，马调到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在审查他打内人党问题时，他思维陷入紊乱，继而精神崩溃，跳楼自杀身亡。（注3）
注释：
1，行文至此，不得不再次面对良心的责问。说心里话，我不是没有考虑过再当一次反潮流的带头人。如果再造一次反，我当时有两个可以选择的方案：一个是继续发挥我写“6.3大字报”的精神，另写一篇反击滥挖内人党的大字报。其后果是我被立刻逮捕，并有可能导致全区造反派的大分裂和内战武斗，但这个动乱的局面是我所不愿意见到的；另一个方案，是给周恩来写信反映内蒙情况，希望中央派人调查，我有往上递信的通畅管道。然而，鉴於我当官以来经受的种种坎坷，我也缺乏这个勇气，因为我害怕被中央贴上右倾保守的标签。我当时隐约感到，中央知道内蒙的情况，甚至还默认内蒙胡来。否则，为什麽连高锦明这样的高官，都被批判了呢？
后来才知道，中央对内蒙挖内人党的实际情况，还真的蒙在鼓里，连高锦明被罢官批判，也是滕海清一手遮天的结果。周恩来最后搞清内蒙问题的严重性，是通过他在锡盟下乡的侄女周秉高才知道的。如果反思自己的历史教训，可以罗列许多许多。往轻里说，是四面楚歌的危险处境，迷住了个人的双眼，再也没有当年造反时的胆识和魄力；往重里说，是中共这架陈旧腐朽的官僚专制机器，阻挡了下情上达和自由表达意见的正常管道。在这样的体制下，不出大乱子是幸运，出大乱子很正常。
2，师院附中挖内人党的情况，与全区其他基层单位相比，应该算是比较幸运的地方，基本上没发生打人致死的事件。而这段时间在其他地方，致死致残的案例成千上万，司空见惯。详情参见图们和祝东力合著：《康生与“内人党”冤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北京。另请参考阿拉腾德力海所编著的书稿：《内蒙古挖肃灾难实录》，第85－116页，1999年9月印刷。其中既有数字，也有具体的案例分析。--------------------------------------------------------------------------------( 26 ) 多维独家报导：亲身经历的“挖内人党”冤案
3，对於马殿元在石家庄步校的跳楼自杀事件，外界也有不同版本。一种说法认为，马殿元被调离内蒙军区，原本是要被军方保护起来。但在调查内人党问题过程中，马殿元透露了太多内情，涉及到军方上层与内蒙血案的关系。为了抛清上层领导人的法律责任，因此才制造了马“畏罪自杀”事件，有“舍车保帅，杀人灭口”之嫌。四，12月俦ㄌ岣?
高锦明被批判后，权星垣、李质自然受到牵连，名义上还保留着职务，实际与停职差不多。中共内蒙核心小组只剩下滕、吴、李树德三位。李树德主持工作，滕在北京的时间比在内蒙多，吴主持内蒙军区工作。
滕海清在内蒙高层角逐中虽暂居上风，但他也因此被权力两字蒙住了双眼，完全无视高锦明在9月25日讲话中所提的问题。他把高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时，也把全区百姓拖入灾难。
1968年12月，李树德在解释毛领袖最高指示“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与国民党斗争的继续”时说，在内蒙古，则表现为“共产党与内人党斗争的继续”。滕海清不仅同意，而且在内蒙古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注4）连级以上干部讲话时，重复了这段“解释”。幸亏滕办秘书提出“此解释不妥”，滕才停止在更大的范围内宣扬，避免了更深更广的思想混乱。
1968年12月，滕海清准备向中央俦ㄍ凇澳谌说场蔽侍猓从呻熘魅卫畹鲁贾幢剩?写出了一份《关於“内人党”问题的俦ㄌ岣佟罚饩褪怯忻?2月俦ㄌ岣佟？把哉?样写道：
……根据四盟、二市（欠呼、哲、巴三盟）的不完全统计，到12月10日已挖出内人党徒10900名。从已揭露出来的情况看，这个集团不仅是一个分裂祖国，妄图实现内外蒙合并的反革命集团，而且是一个与苏、蒙修特务，美、蒋、日本特务有密切勾结，以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为目的的庞大的特务情报组织。……
前文提到过，李树德、李德臣曾内定十大专案为突破口，最早突破的是军队内鲍音扎布和内大巴图两个专案。12月俦ㄌ岣俚乃新鄣愫徒崧郏饕醋员桶土饺吮槐瞥龅摹翱?供”。
然而事实上，内蒙大地上发生的情况，远远超出提纲所言。到1968年12月份，全区挖内人党的人数根本不是几万人这个数字。全区当时到底挖出了多少人，办了多少挖内人党学习班，有多少人被致死、致残，有多少仍在关押中，有多少人仍受着折磨，有多少人已被列为怀疑目标……这些问题滕海清、吴涛、李树德都说不清楚。
据滕的秘书陈晓庄，后来在唐山学习班所写大字报透露，滕在1968年12月20日到京后，听到北京军区一位部长反映内蒙的打人情况，於12月30日曾提出严禁逼、供、信等五条政策，交李树德传达。此时，滕感到对运动发展没底，有些摇摆，但又不能放弃原定目标。五，滕将军不识号音
1969年1月25日至2月6日，滕海清在北京把内蒙各盟、市负责人召集到北京军区所属的解放饭店开会。会议研究三个问题：一是1969年的工作安排；二是内人党问题；三是一元化领导问题。在各盟、市俦ㄊ保Ｇ宓牟寤叭允羌绦从摇?
回忆至此，我很难选择一个准确的辞倮疵杌骐Ｇ宓笔钡男睦碜刺Ｋ邓从曳椿枇?头，神志有毛病都不准确，说他已经“疯了”，可能差不多。参加过这次会议的内蒙革委会常委、呼伦贝尔盟革委会副主任李枫，会后曾说：“这次会上，滕司令员讲了解放初三反运动时打‘老虎’，开始打了一大堆，最后落实仅几个，我心里感到放松了，我怕不好收摊子。”李枫毕竟知道一些下情，於是才动摇、犹豫。但，滕海清以三反打虎之例鼓动下属的蠢举，把一大批干部也拖进了罪恶的泥潭。（注5）
滕海清为什麽不静下心研究一下，或揣摩一下毛这时对清理阶级队伍是收还是放？这不是什麽复杂的事情，连一般的红卫兵对这一套已烂熟於心，滕海清却浑然不觉。这个疑问，我已无法向九泉之下的司令员追问了，如同历史的许多谜团一样，让它永远神秘下去吧！曾记否，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后，1968年12月26日，毛领袖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的《关於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中，加了如下的话：
“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
毛领袖这段话，与文革初期“把走资派定为敌对分子，必置於死地而后快”的初衷，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毛的改变意味着什麽？打了半辈子仗的滕将军，竟然连“停止进攻，退回原地”的号音也浑然不知；连起码的察言观色，听听上面有什麽动静的世俗之道也不懂。只能说，可叹滕海清，天生就不是封疆大吏的材料。
1968年12月以后，许多与滕同为地方大吏的极善揣摩动向者，正是利用了毛领袖“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这个新概念，为解放一大批打倒的人找到了依据。
1969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明显降低了阶级斗争的温度。社论中转达了毛领袖最新指示，“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要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这麽明确的政治斗争指向，滕海清硬是没有警觉，没有悬崖勒马的意识，竟然在1969年1月，以内蒙革委会名义发出的第5号文件中，仍然坚持全区进一步深挖。
当毛领袖明显地把落实政策定为运动主调之后，滕海清和中共内蒙核心小组再刹车为时已晚，已失去了回头的机会。
虽然，1969年3月后，正在北京参加中共九大预备会议的滕海清、吴涛，以滕、吴首长名义三天一封电报，五天一次指示，要求全区立即停止挖肃，要求放人，要求落实政策，已为时晚矣。下边各级军宣队、工宣队、贫宣队及群专组织已挖红了眼，百米冲刺后想停下来，也有惯性的推动。而且，那些第一线的挖肃斗士们，这次轮到他们犯糊涂了：“怎麽了，挖得好好的，又让停下来！”当时有句顺口溜：“叫我挖我就挖，你挖一个我挖仨；挖出错来谁坐蜡？滕海清和李大麻【指李树德——引者】。”对愚钝的滕将军来说，如果他当时能听到这个顺口溜，难道不是一记发人深省的耳光吗！
不久，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内蒙古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批判滕海清的狂潮，成千上万的受害群众，涌入呼和浩特市找滕海清算帐。1969年5月，滕海清终於在一片“打倒”声中，低下了那颗倔强的头。注释：
4，《人民日报》1966年8月1日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中，发表了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如“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此后，此类大学校在全国各地应运而生，学校编制仿照部队，与五七干校和各种学习班大同小异。
5，这里涉及到如何评价中共建国后所搞的其他政治镇压运动。从滕海清的讲话来看，“三反五反”的扩大化也十分严重，那麽其他运动呢？近年来，有许多老干部写回忆录，开始逐渐恢复被官方媒介所尘封的历史真面目。我们逐渐看到，几乎每次镇压运动，都充满所谓的“扩大化”和冤假错案，三反五反如此，整风反右如此，四清文革如此，反胡风、反彭德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四五镇压、六四镇压，等等，好像莫不如此。如果再往上追溯，就连中共教科书上一向歌颂的农民运动、古田会议、三湾改编、延安整风、土改镇反等等灿烂辉煌的历史亮点，好像也都有许多见不得人的阴暗面。问题之多，也并非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那麽简单。如今痛定思痛，应该到了认真总结历史教训的时候。我手头保存着当年的三份材料，均与挖“内人党”有关。一份是发表在1969年7月20日造反派组织小报《工人东方红》上的“关於西苏旗问题的反映”；一份是《内蒙古交通厅科学研究所调查报告》，是驻所工宣队1969年4月11日上报的；再一份是昭盟巴林右旗上访团所反映的白音汗公社深挖内人党的情况。本章详细介绍，以窥挖肃灾情之全豹。一，逼供出的“硕果”例一
锡林郭勒盟西苏旗上访团，1969年6月14日写给内蒙革委会核心小组的一份“情况报告”。
锡盟西苏旗（正式名“苏尼特右旗”）挖肃，是滕海清在全区挖内人党推广的一个典型，有过1968年7月24日的讲话和4月26日的批示。西苏旗挖肃经验曾三次登上《内蒙古日报》。该旗面积二万多平方公里，近乎於欧洲的阿尔巴尼亚，全旗人口十几万人，以牧业为主。1968年6月25日，部队介入西苏，副政委陈必如、副参谋长邱维善为旗革委会负责人。
这份报告共分三部分：（一）挖肃概况；（二）我们为什麽第二次上访；（三）我们的要求。这里我只介绍（一）中的部分内容。
……1969年1月，旗革委会宣布，全旗挖出“内人党”、“统一党”、“莎窑子党”、“新蒙青党”、“黑虎厅”、“白虎厅”等反动组织30多种，“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成员，占全旗总人数的13.45％，其中蒙族占挖出总数的87.4％。……，据我们初步调查，全旗共挖出×万人，约占总人口的25％。
全旗共产党组织被打为内人党组织。共产党员被打成内人党的，占全旗党员的85％，85％的国家干部定为阶级敌人。旗委副部（副科）级以上干部，全部被打；公社一级干部中，只剩下4名不是“内人党”；生产队一级干部，除25属怀疑目标外，其馀全被打成“内人党”成员。
旗内造反派组织成员，90％以上未脱干系。造反派组织都定为“内人党”黑据点、黑窝子、黑势力。全旗150多名战斗队长以上头头，只剩下一名，还是怀疑对象。新民公社共有造反派300多人，全被打成新内人党变种组织成员。
原旗直属机关各单位革委会中，结合进的革命造反派全部因内人党被扫地出门，顶替他们的是原保守派组织的人员。
在一些牧业基层单位，如赛汉勒吉公社、布士木吉公社等，原蒙族干部均未幸免，生产队第一把手都换成汉人担任。其中相当一些身份不清的人员（注6）掌权后，任意挥霍集体财产，给广大蒙古族百姓造成精神伤害，民族关系日趋紧张。敖干希里大队，14岁以上的蒙族，几乎全部登了记。贫下中牧说：“再挖连牛羊也挖进去了。”
全旗所有挖肃“学习班”均设有禁闭室、审讯室。使用的刑罚有100多种，如“压杠子”、“过电”、“扎火罐”、“坐火炉”、“开水烫”、“插竹签”、“钳手指”、“吊头发”等。新民公社一位贫农社员，是1938年参加共产党抗日的老同志，曾身负27处伤，是国家二等一级残废军人。在刑讯中，他被炉钩子在原伤处烫了27处。至於刑讯中污辱人格，污辱妇女的恶行数不胜数，根本登不上统计表格。（引文完）
西苏旗挖内人党带来的是毁灭性灾难，上百人致死，上千人致残，许多家庭惨遭蹂躏，本不发达的工、农、牧业生产，均受到严重破坏。二，逼供出的“硕果”例二
内蒙古交通厅是内蒙直属的一个部门，其下属的科学研究所在1968年3月曾进驻了一支工人宣传队，为呼市工代会所派遣。工宣队共7人，进驻后与原来的军宣队代表，时任所革委会主任发生矛盾。作为情况反映，他们上报过一份材料转到我手中，故保留至今。这份材料包括该所概况、科研所斗争史、革委会情况、群众组织、专案组、敌情等问题。现摘录如下：
一，概况：
全所由四个测量队、一个钻探队、一个科研所、一个办公室组成，共有职工190人，其中行政干部26名，占13.7％；工程技术人员93名，占48.9％；工人71名，占37.4％。共产党员20名、共青团员34名、国民党员7人，三青团员7人。……
地、富、资本家家庭出身的48人，占25.2％
商人、小商、小手工业家庭出身的6人，占3.2％
职员家庭出身的5人，占2.7％
上中农家庭出身的3人，占1.6％
中农家庭出身的37人，占19.5％
自由职业者家庭出身的3人，占1.6％
贫农、城市贫民、工人共85人，占44.7％
出身不清的3人，占1.6％
大学文化程度的35人、中专57人、高中14人、初中以下的84人
原东方红造反组织成员94人（其中工人43人、知识份子51人）
原井冈山造反组织成员58人（其中工人24人，知识份子34人）
未参加组织的7人。
其馀为已揪出的或当权派等。
二，斗争史：
东方红总部於1967年3月18日在师院东纵二楼成立，19日回所时23人，社会上是三司观点，挂在“市工交总部”属下，受到工学院学生的支持。井冈山纵队是（1967年）3月26日由无产者保守组织内退出的13人组成。它们向“市工交总部”挂 被拒，认为是老保，后来跨行业归属市工总司。
东方红、井冈山在1967年9月27日大联合，成立“革联”，但组织上联合了，思想上始终未联合。
三，革委会成立
革委会由5人组成，暂缺主任，……
1968年12月，军代表任主任以来，就把原东方红观点的副主任（革命干部）、两名委员（造反派头头）等三人下放到基层蹲点，同时整理材料准备吐出，并吸收原井冈山观点的人掌权。……
工人宣传队进驻后，着重整顿领导班子……关於下放的三人，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是有缺点错误，但不够吐出的条件，……但我们说话不顶用。
四，群众组织[略]
五，专案组[略]
六，敌情（以下姓名均略，只列出身，“罪名”和处理决定）
1，地主，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特嫌、阶级异己分子，群众审查
2，内人党变种组织“农牧民前进会”骨干分子，隔离审查
3，伪职员，三青团逃台未遂、国际宗教特务、统一党，隔离审查
4，地主，CC特务、国民党、伪法院法官，群专
5，伪官僚，国民党、日伪特务，群专
6，地主，三青团区队副、力行社（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的公开名称））成员，1957年历史反革命
7，地主，国民党员、伪科长、中统潜伏特务，1968年4月逮捕
8，官僚地主，三青团员、军统特务、有潜伏嫌疑，群专
9，商人，国民党中校、有组织军统潜特，群专
10，资本家，国民党员、英国从香港派遣特务，群专
11，资本家，右派集团成员，群众审查
12，地主，对新社会不满，阶级复仇分子，群专
13，地主，坏分子、右派集团成员，群众监督
14，贫农，对社会不满，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群专
15，贫农，叛徒、逃兵，群专
16，伪职员，台湾派遣特务分子，群专
24，贫农，伪造证件；贪污，“统一党”副书记，审查
25，地主，漏划地主分子，审查
科研所特务嫌疑案件五起：
1，国际美蒋特务，待令潜伏分子案，未破；
2，香港照片案，未破；
3，特务组织案，未破；
4，内人党变种组织“农牧民前进会”案，未破；
5，“统一党”案，已破。
在这份材料中还有一段“概括俦ā钡乃得魑淖郑?
原东方红观点的人最多时94个人，其中有88名在“统一党”案。这80多名是怎样在案的，我们初步掌握：1，有逼、供、信现象；2，逼供出来后，又拿到未交待人面前诱供，不承认再逼；3，只要有供词就写上，科研所咬出来的“统一党”，几乎全是原东方红的头头和队员。……
内蒙交通厅科研所是一个不大的单位，挖肃“成果”竟涉及50％以上的人员，造反派成员从头头到一般队员几乎全军覆没。注释：
6，此处指从内地农村流落到边疆牧区来的所谓“盲流”人员。大部分在六十年代早期，由河北、河南、山西等省的农村流出，跑到内蒙牧区来谋条生路。其中多数人未必是坏人，只是由於害怕被遣送原籍，许多人用假名字和假籍贯，因此被本地牧民视为身份不清的外来人口。这里也涉及民族、地域和文化等复杂的矛盾冲突。
三，逼供出的“硕果”例三
下边是发表在内蒙革委会批滕联络总站编印的《5.22通讯》第四期（1969年6月16日）第五版上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白音汗公社挖‘内人党’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全文转载了昭盟巴林右旗上访团1969年6月10日递交的反映材料，笔者择其要者，摘录如下：
白音汗公社有11个生产大队（其中6个牧业大队，42个生产小队，6000多人，其中蒙族近3000人）。
白音汗公社革委会共由14人组成，8名蒙族委员中有7名被打成内人党。公社直属机关95名职工干部中，48名被挖，占52％；蒙族干部则占64％，共产党员占47％。全家被打成内人党的有10户，有两个共产党支部被打成内人党支部。
全公社6个牧业大队的134名党员，98名未逃厄运。全自治区有名的红旗牧业大队一位先进代表，被打成内人党后，不顾他身患重病，强行拉进会场，轮番批斗。
这样多的“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究竟是怎样挖出来的呢？一句话，就是私设公堂，酷刑拷打逼出来的。所用的刑罚是：上吊、毒打、压杠子、绑小绳、蹲凳子等40来种。有的人昼夜不让睡觉，逼迫兄弟、父子、夫妻、朋友之间互相乱咬。有个牧业大队主任，在毒打之下，只好交出一份奶牛统计数字和饲料播种计划，作为内人党的“证据”。
“内人党”家属得了病不准医，导致两户小孩，重病死亡。公社一女教师，被逼抱着不满一岁的小孩弯腰，在脖子上压杠子。
他们不让我们说蒙语，教训我们“要说中国话！”
如果说，进驻内蒙古交通厅科研所的工宣队，毕竟还保留了一点人道精神，那么军宣队则干得更加彻底，这和西苏旗及许多地方的情况一样。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军队始终是毛领袖手中重要的“王牌”。邓大人及其之后的执政者，抛却真相，把本来该由军队担负的责任，转嫁给造反派，把红卫兵做挡箭牌。更有甚者，还歪曲历史，并通过各种传媒，散布到全世界。
文革初的造反派仅是毛领袖的冲杀工具，一、二年后便被打入冷宫，任意宰割。文革后，又被官方文革史贬为“万能垃圾桶”，把一切坏事、脏事、丑事，统统扔进桶内，一了百了。
读者不妨从几个省留下的烙印，窥见内情。在河北省，38军支一派，省军区支另一派；山西省，69军支持一派，65军支另一派，省军区同样袒护一方。内蒙古的二月逆流，是内蒙军区几个领导人一手炮制的；在挖肃、打内人党运动中，又是军队领导人起支配作用，例如：全内蒙的滕海清、吴涛；呼和铁路局军管会主任夏一超；锡盟军分区司令员赵德荣；哲盟军分区司令员赵玉温；乌盟京字411部队政委周发言、骑五师师长武尚志、军分区司令员贺寿其；呼盟军分区政委尚民等等。
这些人闯下大祸后，仅草草检查，便纷纷调离原地，保职的保职，升迁的升迁，实在不能平民愤者，退役后进入军队在各地的干休所养起来。
军队在中国是个特殊群体，一个封建专制的堡垒，享受着特殊待遇，有沿袭的法权保护。三，指标、数字和名单
中国官方有个奇特嗜好，就是定指标，定数字。
1968年初，挖肃开始不久，革委会负责人高锦明、权星垣、李树德等都向群众算过这样一笔账：全区共1800万人口，如果揪出三、五万人，还不到百分之一。毛主席说过百分之九十五与百分之五的关系（注7），内蒙并没超过这一范围。按他们的逻辑，真正达到5％，全区要预设一个90万人的敌人圈子，涉及90万个家庭，那么，受牵连的人将是几百万。这一简单的数学题内涵不简单，听起来骇人听闻，但这确实是当权者的思维逻辑，而且风靡全国。（注8）
滕海清于1968年7月24日对西苏旗的讲话中，曾说过“你们西苏旗复杂，但还有百分之四十、百分之五十是好的吧”。滕本人对西苏旗毫不知情，他一天也没去那里过，他何以如此定论？西苏百姓说，“滕海清在胡说八道”，实在不过分。
1968年10月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滕与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在饭厅里相遇。私下交谈中，滕得知江西已清出40万，还将继续清下去。滕掐指一算，内蒙挖肃远不够这个数字。（注9）
陈晓庄在唐山学习班的一张大字报《关于内人党和其他问题的一些决断》，对挖内人党有一段淋漓尽致的描述：
我们滕办几个人，1969年3月底去乌盟了解集_市挖内人党问题时，在火车上遇到乌盟绒毛厂贾成元（盟革委会副主任、乌盟造反派主要负责人）。他人已变形，刚刚从严刑逼供中跑出来，到北京去上访。贾说，挖内人党是1968年9月21日至10月21日的内人党登记月开始的。开始无人登记，上面一级级要数字。1968年10月17日，根据集宁市＿?漱f供材料，先挖出绒毛厂原人事科长，在逼供下，该人咬了一大堆，就这样，鸡生蛋，蛋变鸡，在1300多人的厂中挖出了90多人。……
当时的集宁市革委会主任叫陈明至，是北京军区下属一个师的作战训练科科长。在他指挥下，用这种不顾任何事实，只要名单、数字、指标的做法，逼市革委会机关100多名干部在武斗和刑讯下，打出90多名内人党。
上述对乌盟地区挖内人党的描绘，形象地再现了可憎的思维形态。1951年“三反”“五反”要数字；1957年反右，为完成指标，不惜牺牲无辜；1958年粮食亩产放卫星；1959年打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指标和数字，照样层层下达……
令人可悲的是，1969年群众批滕时提出“内蒙到底挖了多少人？”“多少人伤？”“多少人死？”等至关重要的数字，反而无人披露，连媒体避之唯恐不及。（注10）注释：
7，按照毛领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各级政府和专政机构，定出了一套对人群的划分比例，其中95％属于人民内部矛盾，5％则属于敌我矛盾。
8，这里需要进一步说明，搞镇压、划敌人、定指标，并非群众的创造，更不是人们观念上的一时误会。它首先是上层领导人的指导思想和专政机关的政策基础，推行久了，当然会误导基层干部和执法人员的思想，从而导致“_左勿右”大行其道。始作俑者是毛领袖和他的专政机器，是他们首先破坏法制，并进而毒化全社会的观念。上梁不正下梁歪，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9，这个可伶的滕海清，他也不问问江西和内蒙人口总数的差别有多大！尽管江西省的面积只有内蒙的几分之一，可它当时的人口总数，却是内蒙的好几倍。如果内蒙学习江西，挖同样多的阶级敌人，那么按人口比例计算，内蒙岂不要比江西高出好几倍！草莽治国，夫复何言！
10，老百姓如此关心的这些血泪数字，千呼万唤之后，1980年11月份，终于披露在中共对康生、谢富治和林彪、四人帮的“起诉书”上。官方的数字说：“有34万6千多名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16,222人被迫害致死（见《康生与“内人党”冤案》第2页）。但是，受害者们普遍认为，这是个大大缩小的数字。真实数字是多少，有比较保守和比较夸张两种。综合而言，遭到挖肃的人员总数，有可能高达50万左右，伤残者8到10万，迫害致死者3到5万（详见《南蒙古人权资讯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