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文化就要濒临绝灭了，在这个时刻我的诗其实是一种害怕、畏惧，很想跟别人说，我们要怎么才能传承下去 -- 席慕蓉

近日，席慕蓉最新诗集《以诗之名》在台湾和大陆同步出版，这是她的第七本诗集，离首部诗集《七里香》的面世，期间正好隔了三十年。三十年前，她的一句“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家喻户晓，三十年后的今天，她再次感慨...

席慕蓉著名诗人、散文家、画家。祖籍内蒙古察哈尔盟明安旗，是蒙古族王族之后，外婆是王族公主，后随家定居台湾。她于1981年出版第一本新诗集《七里香》，刮起一阵旋风，其销售成绩也十分惊人，“席风”抒情灵动，透露着淡淡的欢喜或幽怨，她被誉为“诗界琼瑶”。

年过六旬依旧写爱情诗
羊城晚报：您最初是以爱情诗闻名的，据我所知有很多小女生都把您的诗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现在新出的这本《以诗之名》却是以“英雄”为题材，是否因为经过了一番思索，上了年龄了，很容易，或者说更不愿意写那种爱情诗了，就追求体例比较大的，能够有深刻思想内容的史诗性的东西？

席慕蓉：我现在也还在写爱情诗啊。其实我没有主动往哪里走，而是诗在带我走，诗是带着人成长的。情诗本身也是一种对生命的珍惜。我这本诗集里写英雄，就是对那个历史现场的一种揣摩，也是一种渴望。我是心里有那个渴望，然后才写出来。但是在我生命里面，很多东西还是触动我。我记得中学读古诗的时候，我的国文老师总要说，这个虽然是情诗，但是它是表达一个忠君爱国的意思，或者是所谓的香草美人，它不是一个感情，它是代表一个人怀才不遇什么的……我长大以后才知道，情诗有什么不好？但是你一定要把它放在跟国家、跟民族放在一起的时候，其实蛮可惜的，你反而把诗的力量减弱了。人跟人之间的情感是多么复杂的事啊。这么大的世界我能遇到一个人，我能爱上一个人，如果我们不能在一起，那我会想念他；如果我们可以在一起，那我们就可以相守一辈子。比如我跟我先生，我们两个是在比利时认识的，如果在台湾，我们可能永远见不到，两个人跑到比利时去，然后两个人就遇见了。其实我们永远无法预知我什么时候会遇见我爱的人。我小的时候问过我父亲：这世界这么多人，你怎么知道你会喜欢什么人？结果我父亲说了一句话，他说你放心，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一个女孩子出生了，就会有一个男孩子在等她。我很喜欢我父亲的这种想法，有人在等她，但是命运什么时候把他们放在一起，那就不知道了，我想这是游牧文化里面传下来的那种感觉吧。

羊城晚报：有人说，诗歌是属于青春时代的，您已年过六旬，还在写诗，这种写的状态跟您年轻的时候有什么不同吗？

席慕蓉：绝对不一样的。就像人们常说的———人回不去的。

前两天网络上有小孩子问说，害怕衰老吗？我说会啊，会害怕。可问题是，我在衰老的路上，发现好奇心还在，想象力还在，热情还在，而且我觉得现在的理解力处于最高峰。比方说，现在古代英雄的史诗性的东西对我有了很强的吸引力，可能我年轻的时候不觉得，我现在踏上了蒙古高原以后，有些东西就突然间变得很明显。我记得我在第四本诗集的时候，那些诗里面表现的多半是———我见到蒙古高原了，我父亲过世了，我自己心里的那种兴奋和对父亲的追怀和愧疚等等。

可是我一直没有真正试着去了解过自己的父亲是怎么过他的日子的，我小的时候就觉得他是我的父亲，他要爱我，我有什么需要他就要为我解决，我从来没有问过我父亲后半生是怎么过来的？我回到老家也是去问一些我要知道的事情，让父亲解答我，却从没有问过我父亲一句话：你是怎么过的？直到我父亲走了，我才发现我没有真正试着去了解过他们。所以我现在的诗跟我父亲在的时候，或者我年轻的时候，一定不一样。

羊城晚报：在爱情诗方面，前期和后期有什么不同？

席慕蓉：其实我有一个心得，不过这个心得其实是已经来不及的心得。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写过———“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我现在发现一生也是一本太仓促的书。所以，怎么办呢？

不知道怎么办？只好用文字来把我的这种悔之不及的感觉写下来吧。我们台湾有一个诗人，痖弦先生，他说唯一可以跟时光抗衡的恐怕只有诗了，我不知道您同意不同意？

羊城晚报：对读者来说，您的诗最大的变化可能是从主要写个人的生活、个人的感悟转向更关注社会，您好像更在意诗歌的社会价值？

席慕蓉：对。我的《七里香》

这些诗，确实是写给我自己的，但是从第四本之后，我从1989年踏上了蒙古高原之后，才知道我原来心里有一个火种，然后那一年是燃点，我就烧起来了。我希望别人能够了解游牧文化。包括我写了很多散文，《追寻梦》、《蒙文课》等。我在行走的途中发现，我20年以前在内蒙古所拍到的相片，所接触到的人或者一些事物已经变成历史了，那个小学没有了，那个孩子再不说蒙古话了，我认得的哪一个年轻的朋友自杀死了……再有比如鄂温克的朋友，住进了一个红瓦白墙的屋子里，我希望他享受这个幸福，不会挨饿，但是这些幸福感和成就感跟自己祖先的文化应该是连在一起的，而不是断裂的。所以这些东西也让我比较害怕。那里的人即使读了蒙文，但是出来也找不到工作，所以就必须去读汉文的书，所以我们就要有一个忧患意识———我们的文化就要濒临绝灭了，在这个时刻我的诗其实是一种害怕、畏惧，很想跟别人说，我们要怎么才能传承下去。

每个诗人都是一个自己的国度

羊城晚报：相比起小说、戏剧等文学样式来说，诗歌似乎越来越受冷落，可是今年的诺贝尔奖颁给诗人了，很多人觉得诗歌又开始得到重视了，您有什么感觉？

席慕蓉：那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在没有得奖以前，早就是瑞典人很爱的诗人了。他获奖的好处是什么？让全世界看见一个诗人，同时也使诗这个文体让全世界知道。所以我觉得王鼎均先生说过一句话很好———每个人都得到文学奖。奖励对从事文学的人是很大的鼓励，当然，鼓励并不是说我必须要去得奖，而是让我们去重视文学。一句诗就会让我们变成一个群体。就这么一首诗，突然之间我们都有了共鸣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了一个群体。中国人其实都知道，像《唐诗三百首》里面，那么多，就像一个小孩子读到“慈母手中线”的时候，他的慈母其实小时候也读过“慈母手中线”，所以就这么一句诗，就让一个文化就变成一个群体。所以诗真的是很奇妙的，我每次讲起来就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但是很兴奋。我就觉得诗在带我们往前走，包括个人，包括一个社会，包括一个族群，我觉得，诗绝对有这个力量。

羊城晚报：我们一些很优秀的诗人，似乎都有一点虚无主义，像海子选择了自杀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现在不少人都认为写诗的人多少有点“不正常”，太浪漫或者太务虚了，但我发现您好像不是这样的，我想知道您对写诗与生活的看法？

席慕蓉：我觉得其实诗人也是一个国度。那这个国度就是，我自己的感觉。诗本身就是要把日常的规矩跟束缚放到另外一边去，我们在这个诗的国度里找到我们自己要追求的东西。我喜欢海子的诗，我真的很喜欢海子的诗。但是，每个人的个性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无法替他解释他为什么要自杀。我对1949年之前的那种流离、战乱的东西很有记忆。我记得小时候在码头上要坐船了，父母给我们穿一件一件的军大衣，然后给我们一人一个金戒指，其实父母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们离散了，希望你们捡到这个孩子的人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希望他看在这个金戒指的份上，带你生存下去。这些记忆的阴影一直在我的心上，所以我才会对很多很平常的东西很珍惜，所以我常常说感谢这个，感谢那个，有人会觉得我总是对小事情都看得那么重，对我来说很小的事情的那种幸福也是很难得的。因为小时候有那个阴影，所以我不会毁掉自己的生命。

诗会让人狭路相逢

羊城晚报：说说您的日常生活？

席慕蓉：我自己住在乡下。

我家周围五公里没有交通工具，所以我必须要开车出去，从我家到台北，以前大概一个钟头会到，现在人多了，可能要一个钟头20分钟。好处是：如果我不想去凑热闹，我躲起来，人家嫌我的家住得太远，不会来找我。我是一个需要过安静日子的人，我安静的日子其实还蛮规律的，早上起来吃了早饭，把自己梳洗完毕了，喂过我的猫了，浇过花了，然后就开始写东西了，一般来讲我是从10点钟就开始做功课了。

羊城晚报：除了是诗人外，您还是位画家，能不能谈一下写诗与作画中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席慕蓉：其实我是一个写生者，没有什么派别，我很喜欢画荷花。我以前觉得画画是我的理想，诗是我的痴狂，散文是我的生活笔记。我现在发现，好像诗在某一个时刻也是在整理我自己的日子，也算是一个生活的笔记。

羊城晚报：能不能给我们的读者谈谈如何读书？

席慕蓉：我觉得读书不要功利，别指望读了什么书就会得到什么。尤其是读诗，恰恰相反，就是说在诗里面所得到的不是一种马上看得见的，或者是马上可以用上的。所以我想在这里讲讲叶嘉莹老师。她说了一段话：诗是从小读了，然后存在心里面。

包括古诗，包括新诗，从小读了一些然后存在心里面。然后在生命的某一个时刻的时候，它会突然出现，好像跟你狭路相逢那种感觉。叶老师的意思是说，到了大学才想到去读文学，或者选修什么东西，其实是有一点晚的。

生命其实是早就需要有诗存着，存着是拿来干吗呢？就是让我们陶冶，这种陶冶是不知不觉的。

我们读书的时候不要急着从书里面求什么优异的成绩，或者是求什么看得见的东西。其实书是给你应该特别珍惜的那个灵魂提供营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