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斯哈蒙古人蒙文语言的衰落

阿斯哈蒙古人中，在上世纪初出生的那一代人，说纯真的蒙古话，基本不会汉话。他们在农耕的犁头和普遍化的偷盗抢劫中，在红柳、枳芨林里东躲西藏；实在躲不掉了，面对土匪的大棒或乱兵的枪口磕头如捣蒜，脱口说一句生硬的汉话：“沙门人，沙门人”（咱们人）......意思是咱们都是一家人，饶命吧。幸而土匪加意于抢牲畜，给人留性命，于是“沙门人”（咱们人）便成了有魔力的求救咒语，在辛酸的笑谈中，被人们广泛掌握。笔者的父亲说这个掌故的主角有名有姓，可惜没有记住。这些世纪老人的汉语水平，始终停留在这类关键语的水平。文革中，政治大帽子乱飞，在斗争会上黑五类被勒令自报罪名，要把双手高举的牌子上的黑字高声说一番，用的自然是汉语。轮到一漏网牧主老太婆，她哆哆嗦嗦说：我是那巴牧主某某，意思是恶霸牧主。积极分子嫌她故意做对，咋呼她不老实，要实行革命专政，她一急，屙裤子里里了。幸亏有展丹老太不嫌弃，扶她出去，清理了屎尿，给换了一条旧裤子。公社的一个走资派，轮他举牌自报罪名，他细声细气说，我是奇你妈……立刻招来一顿拳脚，施虐者边打边骂道：我才是骑你大（爹）！他名字就叫奇尼马，蒙古人说汉话走音，说成骑你妈了，并非骂人，他都那样了，还敢骂么？在这种种挤迫下，蒙古人的生动鲜活的诗一般的语言，自然委顿了下去。

蒙古人的本真的活的语言，那可是有非同一般味道的。元史记载：成吉斯汗接见远来投诚的女性首领姚里氏说：“健鹰飞不到之地，尔妇人乃能来耶！”赐之酒，慰劳甚至。还有“太祖征蔑里乞，其主火都奔钦察，亦纳思纳之。太祖谴使谕之曰：”汝蹊匿负吾箭之麋？亟以相还，不然祸且及汝。”亦纳思答曰：“逃颤之雀，丛薄犹能生之，吾顾不如草木耶？”于是开战，败而降。这种巧妙的比喻、押韵的排比，特别是英雄气概和令人忍俊不禁的驳难幽默，一脉相传，那些老人们在生活秩序正常的时候也时露此类话锋。可是到了1960年代后，在村里鲜见有如此对答的人才。

上世纪20——40年代出生的人，一般都用蒙古话交流，遇上汉人，则用生硬的汉语交流。其中担任大小队领导的，在会上都说汉话，因为有汉人在，照顾他们。有意思的是，他们把蒙古话中表示气概的话也自己译成汉话夹在句子中，表示一种决绝的决心和威武气势。比如有名五斤者，1970年代初移牧到梁外沙漠，受尽干旱之苦，于是在小队社员会上用汉话声言：我五斤小子，腿肚子如果再朝北，不是我爹做的！他果然一直腿肚子朝南而行，回到了河畔住下，证明了自己是小子，更是他爹的小子。这里，名字加小子是蒙古男子的威武自表句式，表示我是男子汉，是有爹的人。他在本可以用蒙古话表达的场合，突然用汉话说了蒙古句式，给人表现出一种男子的威武兼具开化了的风度。这一代人中，识文断字的占小一半，以蒙古文为主，粗知汉文，还是解放初扫盲的成果。但是不知是师傅教错了，还是弟子学差了，他们说出不少别字，如“剿匪肃特”他们都说成"巢匪肃特”，而且坚决认定他们的念法对，因为那时的区长书记就这样说的，错不了。

这一代人说蒙古话基本不搀杂汉话；用汉话说，则带有浓重的蒙古音。他们说的蒙古话，史诗化的表述能力大为减退，只是说些柴米油烟。惟有礼仪场合说几句程式化的妙言奇语，如在婚宴上，女方客人驳难娶亲人道：怎么姗姗来迟？路不好还是马惊了？娶亲人应答道：朝着既定的方向，箭一般飞过来了，启明星刚闪耀，金太阳还早咧！这都是成套的话。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平常交流中说汉话的比重达到50——60%。从小和汉人娃娃玩耍，一块放驴掏苦菜、背柴禾，学到了很多顺口溜，如见坟地起旋风，就啐一口，咒道：旋风旋风你是鬼，切刀案板铡死你！此类顺口溜朗朗上口，学得乐此不疲。上小学三年级，开始学习汉语文，到五年级就看开汉文小人书了。文革中，背红宝书，念批判稿，写心得体会基本是汉文的。他们在说蒙古话时，说不了完整的蒙文句子，总要夹汉词，比如说：麻乃阿布（我爸）飞鸽车乌努着百那（骑飞鸽自行车）。这里就是半蒙半汉了。蒙古语文老师劝戒再三，也在难有改观。在平常场合，蒙古话的巧言妙语说不来。沙漠里的蒙古人相见之下，说：扎，雨水好，草场好，牲畜好，除夕的炮仗声硬，包子扁食的味道好……一连串的祝好。河畔的蒙古人讪笑着，随声对一句：好好好，再也说不来。1990年代初，在一次婚宴上，主持人让笔者把登记在白纸上的礼单誊写到红纸上，并嘱咐稍融色一下。笔者一五一十誊写完成。主持人看后不满意，说了一句，你们把蒙古礼节蒙古话忘彻底了。提笔改动，叫我重誊写。笔者一看，诸如父母表达浓浓的爱女之情，为解其洗濯之劳的洗衣机，带给欢乐的电视机，光芒耀眼春色满屋的绸缎被褥，昭示金银满箱的衣柜……在主持人朗朗上口的宣读礼单时，笔者心里很不是滋味：我的蒙古文水平已经从诗史语言退化成干干巴巴的应用文水平了。

在蒙文蒙语的衰落过程中，人们态度不同，看法各异。牧民持无奈的顺应态度，但是多数送子女念蒙古文授课学校。为的是以后好考大校，而且给的助学金高些。至于大学毕业以后找工作难，到时候再说。有工作的人想法就多了。有人崇奉蒙古语是拼音文字，所以先进；蒙古语承载着蒙古族灿烂的历史文化，是永恒之火，永不熄灭。有个信用社会计对着笔者睁眼大叫：《红楼梦》是谁写的？!蒙古人！你什么也不知道！笔者见他酒大的样子也没有心思辩论。笔者的初中蒙古语文老师笑眯眯地坚持说蒙古语文在世界上的先进性，“不然，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先进国家都在学习研究蒙古学？”另一派是学好汉文学会蒙文的主张。他们认为汉语用处多，必须学好；至于蒙古文，念到初中就行了，会念会写了嘛。实践这个观点者在实际生活中往往得心应手，在官场上如鱼得水，因为和汉族人交往，在语言文字上没有阻碍，习俗没有隔阂，想法的雷同性也不少，甚至对潜规则也掌握到相当程度。所以在官场升迁比较容易。重蒙语派对此很是不平，对自己的遭际也感伤，认为吃了“方块字”的亏了。

蒙古语文的使用，一要看社会应用，二要看官场命运。1990年代曾经有盟里的高官下乡检查工作，对翻着笔记本用磕磕绊绊的汉语汇报工作的苏木长大发雷霆兼讽刺挖苦，并且每到一处举此例为证，强调提高干部素质的紧迫性，使那个苏木长压力很重，不久被调整为旗里一个单位的副手，基本结束了官场的黄金时日。那个高官实际上也是蒙古人，只不过不会说蒙古话了，反而把会说蒙古话而不会用流利的汉语表述的同族视为低能，的确叫人不舒服。这个掌故广泛流传，给蒙古话的应用自然雪上加霜。也偶有单位第一把手懂些蒙文蒙语，下面的不会说写蒙古语文的属员就紧张起来，认为这是升迁的瓶颈，悄悄学写自己的蒙古名字，在蒙文报上发表文章，特地嘱咐记者把自己久弃不用的蒙古名字署上。但是这属于特例。

干部子弟中多数念汉校的另一个原因是，这些孩子们从小被包围在汉语世界里，平常说蒙古语的机会少，所以蒙文词汇贫乏，如果上了蒙古学校，从会话到写作文不但词汇贫乏，而且读不懂课文，只好弃蒙学汉了。再看街上的牌匾，汉文书写得很大，蒙古文的象蜥蜴那么点，纯粹是应景。对此的反对也有，但是很微弱。1980年代初有阿斯哈村出来的干部是旗里一个部门的会计，不服气，用蒙古语填写支票，被银行退回，告知写汉文。他理直气壮道：民族地区为什么不能用自己的语言？虽然最终还是不被接受，但是一时传为佳话。这个阶段的思维是用蒙语思考，译成汉文的，这点可以从蒙古化的汉文句子看出来。

1970年代后期出生的娃娃蒙汉话混杂得更厉害了。还是前边的例句，他们现在说成：“麻乃阿爸骑的飞鸽车子轧布来。”（我爸骑飞鸽牌自行车走了），基本是一半对一半。去年秋天笔者的一个外甥在电话上托我找个开车的营生，我说注意看看招工信息什么的，他的兴趣立刻锐减，用汉语说了一声行了。我是尽量用蒙古语说的，他倒用汉语回我，多少有些不对等的感觉。再发展下去就是准格尔旗蒙古人那样表述：我啊爸骑上飞鸽车子走了。百分之九十九的汉语。笔者最近在准格尔旗参加蒙古人的婚礼，孩子的父亲给客人满酒，说，扎，赛，敬大家一杯。这是唯一的蒙古元素。这个阶段是用汉文思维，再费劲地改装为生硬的蒙古语零碎。连应用文也连缀不了。

然而，蒙古人的语言风格、语义结构还有很多闪现。说到谁也有脾气，蒙古语说：撅屁虫弹一下还撅屁股了，何况活人呢。牧民用汉话说不了撅屁虫，只说是虫虫。说谁怪怨，蒙古俗语云：狗指尾巴，尾巴指梢毛。河畔的蒙古人干脆译为：狗阿下也算在我名下了？还有一种是蒙古语言风格的汉语表达，如笔者有一次说，烧酒是你的，但是敬酒的手可是我的呀。不会说汉话的一个蒙古人听了，笑得眯了眼，说：对对，这话是蒙古人说的话。这里隐约有驳难文化风格的痕迹。还有，乡干部说，给贫困户送了几十块钱，叫买面和砖茶，过个好年，并嘱咐说，这是这位领导代表政府关怀的。那女的直楞道：生活不好的都给的吧，不是我一个的吧。出来后，干部以掌抵额，道：瞎人，怪不得日子过成光景了。蒙古人的直倔脾气在谀次词盛行的时代，更难掌握机巧的汉语了。这是性格化的语言，语言等外在性文化变化，但是深层的性格气质很难以融化。阿斯哈村语言变异的下一阶段估计是语言和深层心理同步化的趋向了，那是需要更强的领悟性的，估计还有不少人留下不会变通的笑话掌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