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共产党政府向遭受不公待遇的黑五类子孙道个歉

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当时被称为五类分子，没有公民权，属于阶级敌人，是专改的对象，在群众监督下，规规矩矩地劳动，不许乱说乱动,不准外出，文革又规定每周都要写思想汇报，每月要写总结，定期受训.当时根本不把五类份子当人，后来就叫黑五类，他们的子孙常常被叫做黑五类狗崽子，文革中后期改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虽然党的文件中称其为可以教育好，但当时很少有人能认为他们会教育好，因此入党、入团、升学、参军、重点企业招工这些大门都对他们关闭着。黑五类子弟政治上低人一等，受到歧视，爱情属被遗忘角落，无人肯去与他们相爱，他们也不敢去爱别人，黑五类女青年也想改变一下自己的政治地位，不想嫁给黑五类，要嫁给根红苗壮的男青年；但往往并不如意，即使有根红男青年一时冲动和他们相爱，往往要遭到父母、亲友、或者党、团组织给予拆散；不被拆散的被称为被窝搂狼，搂狼者！也要受到歧视。黑五类男女青年往往很大年龄才有归宿，黑五类的女孩子一般降低标准下嫁，住在城里的黑五类男青年就由家在农村亲友，从农村中给介绍；农村中的条件好一些的姑娘嫁到城里去，这样造成农村的男女未婚青年的比例失调，最后住在农村的黑五类男青年，往往找不到对象，没有办法到三十来岁，为了传宗接代不得不降低标准，或与有残疾的女青年或寡妇凑合，了此一生。

农村的地主、富农份子，和历史反革命分子被村民视为老运动员，村里开展阶级斗争，搞各样运动都少不了他们。农村生产队搞批判斗争比较简单，被批斗的对象叫到房中间，举起双手，双膝跪下，造反头率先呼一阵口号，继之一顿痛打，一顿痛骂；造反派有时为了作弄他们，叫他们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或者黑五类份子之间互相对打;有时为了开心叫被斗者爬街，小孩骑在背上、成群小孩用小鞭子当牛、马抽打、把他们当猴子耍…...,所谓的监督改造就是把他们当作不付酬的苦力，长年打扫生产队院落、街道卫生，打扫厕所、掏大粪，清理马厩起粪便，有时中午掏水浇田、夜晚苫场院。活多了份子门干不过来，就责令黑五类子女一同干。文革时吉林市城市黑五类份子挂牌站在大街上示众，后又被遣送农村接受改造。地主富农份子受到长期专政，无自由，失去做人的尊严。更甚者，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子女，同样遭到歧视，得不到平等待遇，直到改革开放，地富子女才获得平等。文革时期对地富及其子女政策，是极其左倾，被邓小平给否定了、并给地、富子女改了成份，地富子女欣喜若狂、如获得新生，从心里感谢政府。

黑五类子孙，多数生在1949年以后，没有吃过所谓剥削饭，但生下来就低人一等，在幼儿园里就开始受到歧视，被人欺负，长大了，得不到公正的待遇。笔者考高中时，报名要公社大队给开信介绍，大队韩姓书记说：“你已经是初中生了，大队正需要你这样人才呢！介绍信死活不给开，我曾在农村劳动一年，生产队里最需要知识的莫如是会计，当时的生产队领导认可用小学生将就，也不用黑五类子女的高中生，就连赶马车、放牛、放马的“好活”也没有黑五类子孙的份，怕他们害死牛马。大队书记所说农村需要我这样人才是假，不让地富子女再继续受教育、学到更多知识这才是真。后来多亏我小学时的张魁元校长，当时在公社当主任，他同情我，背着主要领导给开了同意报考高中的介绍信，我才有机会上高中。上文提及，我只是证明地主伯父说的“枪的收条确实洗碎了”是事实，因为我是地主的后代，就可以被批斗、毒打，这哪有一点人权？孝敬长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文革基层领导人以革命的名义逼迫我用木棍打伯父，我拒绝打，就骂我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还遭到批斗、毒打，这种革命多么邪恶，多么荒唐。文革中黑五类及“走资派”子女被逼迫着去揭发父母的所为罪行，如刘少奇的女儿刘涛，数不胜数；有的遄优吮硐指锩鞫曳ⅰ⒓炀僮约焊改浮⑶子眩械木谷欢峙勾颉⑿呷枳约焊改福蜓舴苫圃斐У澄榧悄衬常1947年在晋察冀边区将其地主父亲串上牛鼻绞拉着游斗；文革中到处都有此等败类，百见不鲜。

有一次从上边下来一个姓管的干部到我屯蹲点，他曾当过伊通县法院的院长，因犯错误而下放。有一次，他将我屯所有地富子孙男男女女数十人，召集一起进行训话，这个犯过错误的干部，为了表现革命，大骂这些地富子孙：“没有一个好东西，个个是男盗女娼，你们他妈的必须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老老实实劳动，才是你们的出路。”可以看出这个极左的法院院长多么没有水准，为了表现革命，张口就骂地富子弟，在当年的地富子弟哪有一点做人的尊严。

文化大革命前，北京曾有一个叫杨国庆的青年，因为“阶级路线”政策而对前途绝望，在友谊商店砍伤一名非洲和一名欧洲外交官。制造国际事件，让世界关注他们的生活。杨犯被处于死刑当然属于咎由自取，但反过来也可以想想，当时没有挺而走险但类似绝望的年轻人有多少。这种整体性的歧视政策在文革中发展成为赤裸裸的血统论，以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著称，最突出的表现在1966年在“红色恐怖的8月”中北京大兴县原地主、富农及其子女300多人被杀，其中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出生38天。摘自《领导文萃》2007年第11期作者徐友渔。湖南道县于1967年文革高潮中杀死黑五类及其子女万余人....

在极左路线的铁蹄下，苦苦煎熬二十八年的黑五类子孙们，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生不如死。在那极权疯狂的年代，别说是地富子女，就是共产党的各级干部上致国防部长彭德怀、国家主席刘少奇都遭到非人待遇，迫害致死。四十多年过去了，彭德怀、刘少奇都获得平反昭雪，那么在极左铁蹄下煎熬二十八年的地富子弟们除邓小平为他们改了成份，又有谁向这数千万的人群道一声欠，说一声对不起.1962年3月2日在广州会议上周恩来总理说：“对待知识分子，一定要称认我们有错误，应该道歉。”文革及文革前28年对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遭受的不公待遇政府没有错误吗？不应该道个歉吗？周总理能给知识分子道歉，难道对寮捌渥优桓玫栏銮嘎穑勘收吣杲哐恢サ馗澳芊裉揭簧狼福部赡苷馐蛉嗣挥腥擞杏缕蚁蛘府乞求，我今天站出来，请求政府为遭受28年不公待遇的黑五类子孙道一声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