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在中国还能走多远？

语言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标志，种族血统是一个民族的根基，这是作为一个民族的两个基本要素，而当这两个要素都已丧失殆尽的时候，这个民族也就走到了尽头。

蒙古人，这个曾经在蒙古高原建立过强大的蒙古帝国，曾经创造过震惊世界的辉煌与荣耀，永远都让蒙古人为之骄傲的民族，如今在中国已今非昔比。仅短短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由于汉族移民的大量涌入，被“尊称”为主体民族的蒙古人，在内蒙古自治区这块蒙古人世世代代繁衍生息，游牧劳作的土地上，现如今已被挤缩到仅占全区总人口百分之十几的少数地步，从语言文化到种族血统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被同化、汉化。面对如此境况，作为蒙古人不仅要问：蒙古人在中国究竟还能走多远？

具有56个民族，13亿人口的中国，虽说是多民族国家，汉族人却占据了总人口的压倒多数，其他55个民族的总人口也只占13亿人口的百分之七，所以被统称为少数民族。在世界所有多民族国家或地区中，民族间在人口数量上如此之悬殊，中国当属唯一。在中国的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中，内蒙古和新疆、西藏这3个自治区在中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原因主要在于其所拥有的辽阔疆土几乎占据中国的半壁江山，对于人口众多，资源匮乏的中国内地，这半壁江山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所以，“56个民族谁也离不开谁”也只是汉民族一厢情愿的提法，其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

蒙古人在中国大约有580多万，大部分聚居在内蒙古，其余分布在中国东北、西北等地。内蒙古自治区总面积近120万平方公里，占整个中国国土面积的八分之一，在全国所有省份中仅次于新疆、西藏，居第三位。内蒙古自治区现有人口近2400万，作为自治区主体民族的蒙古人却只有400万多点，仅占全区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七不到，近2000万的汉族移民占据了全自治区总人口的绝对多数，因此，对内蒙古这个自治行政区域也就有了一个牵强的称谓：“以蒙古族为主体，以汉族为多数”。由于汉族人口的不断增加，一百多年来，蒙古人在语言文化和种族血统上一直处于被同化的状态。从历史上大清、民国的放垦移民以及源源不断走西口、闯关东乞讨谋生的流民涌入，再到新中国的“支援边疆”以及无节制的放任盲流人口的移民，汉人增加的速度一直有增无减。而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推进，地大物博、资源丰厚的120万平方公里的高原圣土自然成了资源开发、投资谋利的风水宝地，一时间投资拓业的商贾富豪、淘金打工的内地人流似波涛汹涌般的从四面八方咆哮而来。

在过去数千年蒙汉文化的碰撞中，依仗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格格不入，蒙古民族顽强的抵御了汉文化的侵袭和诱惑，使蒙古民族和蒙古文化能够生存与传承至今已实属不易。虽然有很大一部分蒙古人在文化和血统上已被汉化，但总算还有相当一部分蒙古人仍然保留着纯正血统，传承着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化。然而时至今日，随着现代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经济的加速推进，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蒙古人的游牧文明已不再是有效抵御汉文化侵袭的坚固盾牌，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蒙古人无论从种族血统，还是语言文化上，都在以不可阻挡之势被迅速同化、汉化。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自治大法，少数民族虽具有使用自己民族语言文化的权利，但是，如果没有使用民族语言文化的环境与条件，所谓权力也只是一句空话而已。如今的内蒙古，由于汉族移民的大量涌入，蒙古人使用蒙古语言文化的环境和条件几乎已被蚕食殆尽，能够掌握和使用蒙古语言文化的人数在逐年迅速递减。

内蒙古的蒙古人现在百分之六十都生活在城市和农村，继续劳作生息，固守在草原牧区的蒙古人也已只有百分之四十。蒙古人在语言文化上被汉化的人数至少已达所有蒙古人的一半以上，还能够掌握和使用蒙古语言的蒙古人，绝大部分也只有生活在草原牧区的蒙古牧民，虽说草原牧区还算是蒙古人较为集中的地方，但长期以来不断涌入的汉人也已占据了全部牧民人口的一半左右，汉文化的冲击使得蒙古族牧民中的百分之90以上都已会讲较为流利的汉语。而农村和城市的蒙古人不要说使用蒙古语，大部分蒙古人根本连懂都已不懂了。所谓农村的蒙古人并不是由牧区迁入农村的，他们如今所生活的农村曾经都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牧场，在一百多年前的放垦移民时已被改变成为了农耕种植区，这里的蒙古人无论老小都早已完全丧失了蒙古语言文化，甚至连蒙古血统都已不再纯正了。城市里的蒙古人中的百分之九十不会讲蒙古语，即便是那百分之十会讲蒙古语的人，也是一些从事蒙古语言文化宣传教育方面的人和一些刚离开草原进城落脚不久的蒙古人。在内蒙古，无论农村还是城市，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还是工商企业等各个领域，全部都是以汉人居多，汉文化是各领域的通用语言，即便是会讲蒙古语的那一小部分人也很难具有使用蒙古语言的条件与环境。7、80年代之前，上至自治区，下至旗镇、苏木，各级政府下发文件都是用蒙汉两种文字打印书写，在蒙古人集中的牧区旗、苏木，开据发票收据都是使用蒙文版的。而现在不要说自治区和盟市级政府，即便是在蒙古人较多的牧区苏木、嘎查，上级政府下发的文件除汉文的之外根本没有蒙古文的了，至于蒙文版的发票收据就更已不见踪影了。过去蒙古文的文件和发票，如今都已成了收藏家寻觅的古董。如今在牧区最基层的很多苏木、嘎查，蒙古语除起到蒙古人之间相互交谈的作用外，无论是开会、聚会等集体活动还是宣读文件下发通知基本都是使用汉语，蒙古语言文字基本已不在集体场合使用。

在内蒙古的宣传媒体中，现有一个蒙古语电视频道和一个蒙古语广播电台，还有一份蒙文版的《内蒙古日报》。但由于使用蒙古语言文化的环境场所几乎已被蚕食殆尽，能懂会说蒙古语言的蒙古人越来越少，无论是蒙古语电视台、还是广播电台以及蒙文版《内蒙古日报》其存在的作用，除能体现国家民族大法中关于少数民族有使用自己民族语言文化的权利之外，从其收视率、收听率和发行量之低来看，几乎可以说是形同虚设。蒙古语电视频道的收视率最多有千分之一就不错了，这还只是说在所有蒙古人中，如果以全区总人口来计算，那也许连万分之一都到不了，而蒙古语广播电台的收听率就更低了。至于蒙文版的《内蒙古日报》，除了一些蒙古语言文化方面的专门机构由单位派定作为摆设之外，其他任何单位、企业或者个人家里基本是看不到的，因此，蒙古语言文化在内蒙古的使用人群和使用环境也就可见一斑了。如果在若干年后（最多一百年），政府宣布停播蒙古语电视和蒙古语广播，停止发行蒙文版《内蒙古日报》，那也应该是不足为奇和意料之中的事。从如今蒙古人被挤缩和蒙古语言文化使用环境被蚕食的现状，现在就连很多蒙古族百姓，出于对蒙古民族未来的担忧都说：将来要想知道蒙古人是什么样子，只能到博物馆去看了，蒙古语言文字将来也只是专家学者们研究破译的东西了。好在如今有现代化的音像设备，可以对蒙古人的历史资料以动态方式真实的录制下来，未来“蒙古人”还可以通过音像资料一睹自己的先辈——真正蒙古人曾经的风采。

蒙古人之所以对汉文化的普遍接受，并不是因为汉文化比蒙古文化先进而情愿接受，汉文化只不过是依仗其人口数量的强势以及汉民族在政治经济领域所占据的支配地位，迫使蒙古人为生存不得已接受而已。尤其是在以“适者生存”为游戏法则的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别说已经不会蒙古语言文化的蒙古人，即便是还会蒙古语或从事蒙古语言文化工作的很多蒙古人，出于对子女未来前途的考虑，都在不得已让子女放弃蒙古语言文化的学习，转而接受汉文化的教育，即便是从小学到高中都接受过蒙古语言文化教育的学子为了生存和将来的发展，有很大一部分在进入高等教育阶段往往都会弃蒙从汉。蒙古人在内蒙古虽被尊誉为主体民族，但由于汉族在自治区内占据绝对多数，蒙古语言文化的使用环境，适用场所已是极其有限，即使接受了蒙古语言文化的高等教育，毕业后谋生求职也是一大难题，更何况谋求大的发展了。官方在任用选拔公职人员，以及对公职人员在政治仕途的升迁使用上也从没有对是否掌握蒙古语言文化有所要求或作为优先录用提拔的条件，所以蒙古语言文化的学习对很多蒙古人来说也就可有可无了，由此，学习蒙古语言文化的必要性也就可见一斑了。

在民族语言文化的使用方面，就连历届的自治区主席、副主席都没有几个能懂会讲蒙古语的，而接受过蒙古语言文化高等教育，在日常生活工作中经常使用蒙古语言文化的就更不多见了。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以来举行过数次成立庆祝大会，每次成立庆祝集会上的自治区主席讲话，没有一次是用蒙古语发表讲话，都是用汉语讲话，再由播音员用蒙古语进行翻译（而新疆、西藏都是播音员进行汉语翻译）。其原因首先是主席中极少有会蒙古语言的，另外，无论是庆祝集会现场还是通过转播收看收听的人群绝大多数都是以汉人为主。由此可见，在内蒙古自治区能够使用蒙古语言文化的环境条件是多么的有限了。

一个民族被同化，不仅仅表现在语言文化上，种族血统的异变同样是被同化的重要标志，甚至预示着一个民族的彻底消亡。内蒙古2400万人口中，无论是乡农村牧区还是城镇都市汉族人都居绝对多数，仅百分之十几的蒙古人，在本民族内部的通婚必然会受到限制，特别是如今生活在农村和城市的蒙古人中，至少百分之五十以上已非纯正血统，甚至有许多蒙古人的民族血统已不足百分之一。蒙古族人口虽说有所增加，但纯正血统的蒙古人却在逐年递减。如果说语言文化的丧失还能补救的话，种族血统的变异可就是一个民族走向彻底消亡的不归路。

如果是初次来内蒙古的朋友，那呈现在你眼前的内蒙古很可能与你想象中的内蒙古有天壤之别。不管是蒙古人还是汉人，也不管是外地人还是内蒙古人，当你走在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以及其他城市的大街上，或者是农村的屯落中，无论是从语言上还是从相貌上，想辨认出一个区别于汉人的蒙古人，那简直可以说是犹如大海捞针。难怪很多来过内蒙古的外地人都说，真正的蒙古人是不住在城市（农村）的，由此不难看出蒙古人被汉化的严重程度。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那些既不会蒙古语言文化，又非纯正血统的蒙古人，虽然还算是蒙古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同化速度的加快，未来蒙古人如果都变成这样的话，“蒙古人”这个词也仅仅是未来蒙古人的一个户籍符号而已，到那个时候“蒙古人”可能比现在要多，甚至会是现在的几倍，可那样的“蒙古人”除了能够装点粉饰国家的民族政策以及民族自治大法之外，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蒙古民族也就无从可言了。蒙古人在“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内蒙古自治区的现状尚且如此，而那些分布在东北、西北等省份的蒙古人的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昔日强大的满洲民族，曾经既有语言又有文字，但入主中原的300年间，政治上的强势终究没能抵御大汉民族人口上的强势，时至今日，不仅语言文字早已丢的一干二净，大多数满人的满族血统几乎都已无从验证，“满族”一词如今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一个户籍符号而已。以如今蒙古人在中国的现状和今后的发展趋势，蒙古人的未来距满族人的现状为时也不会太晚。

历史以来，少数民族在中国被汉族同化直至消亡的示例不胜枚举：一个曾经强大的鲜卑民族早已消失了；一个曾经强大的契丹民族也已消失了；扬威中原近300年的满洲民族，现在也已近乎面临消亡的厄运，蒙古人入主中原幸亏只有短暂的一百年，否则可能比满洲民族还要悲惨，但是未来同样的厄运很难说能够避免。

同化一词毕竟不是描述民族关系的褒奖词语，谈起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同化与被同化的关系时，汉族向来不用同化一词，而是牵强的使用融合一词。融合与同化两个词虽然不是同义词，但在中国这样一个汉族占绝对多数的国家，尤其是少数民族在中国被同化变异的过程中，融合与同化两个词的意义实际已没什么区别。现实的理解同化与融合的区别，就要看站在哪个民族的角度来说了，站在汉族的角度说是融合，但站在少数民族角度来说无疑就是同化。

民族间的融合与同化其实质上的区别在于，融合是基于平等和自愿基础上，同化则是基于不平等和一方不情愿的基础上的。

真正的 “民族融合”应该是被融合的几个民族相互基本都处于一个平等的地位，从而使得被融合的几个民族都发生了变化而成为一个新的民族。在融合的过程中，既不存在人口数量上的悬殊，也不存在政治上的强势与弱势之差，是自然而非强制形成的。“民族融合”既可以是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影响,也可以是落后文明对先进文明影响的结果。所以，民族融合应该是指被融合的几个民族都完全消失而成为了一个新的民族的一部分。世界有许多多民族地区和国家，各民族间的人口数量基本相当，即便是有悬殊也并不太大，因而在文化与血统上不但谁也同化不了谁，而且通过相互交往，在既保持自己母语文化的同时，又能相互学会和使用对方的语言文化，有的甚至会好几种民族的语言文化，这在世界上并不少见，曾为多民族国家的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就是其中之例，数十年的聚合并没有使各民族在种族血统和语言文化上发生变化。民族多样化自然会形成文化的多元化，即便是最后会走向融合，也总还是经过了一个其乐融融、丰富多彩的融合过程。

相对于 “民族融合”，“民族同化”的根本区别，首先是具有先进文明、强势文明的民族对落后文明、弱势文明的民族施加影响，使其成为自己民族的一部分；再就是依仗人数上和政治上的强势，把人数上处于劣势的弱小民族胁裹同化进自己民族中来，被裹胁同化的民族完全是被迫的、不情愿的、无可奈何的全盘采用另一民族的文化，并在血统人种上也被彻底稀释溶解，从而导致完全消亡的结局。也就是说"同化"的结果使弱势民族完全消亡，使强势民族在人口数量上得到了增加，而其强势文明并没有受到弱势文明的任何影响，即使有也是非常微弱的。

中国这样的所谓多民族国家，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在人口上的悬殊，相比世界其他多民族国家，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大汉民族在人口上的优势，如果顺其自然的发展下去，人口处于劣势的少数民族不可避免的都要被同化直至消亡。新疆、西藏凭借地理与气候的天然屏障，藏族和维族虽然目前还在自治区内保持着多数，但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经济一体化和市场经济的加速推进，蒙古人的现状与满族人的厄运在其头上降临也只是迟早之事。

中国的所谓55个少数民族相对于汉族，除人数上具有绝对少数和所处地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外，各少数民族本身还具有不同的特点：有的有语言，有文字；有的虽有语言，却没有文字，也有的既无语言也无文字。还有的民族曾经既有语言也有文字，但因人口数量上处于劣势语言文化早已被汉化的一无所有了。而针对全国55 个少数民族的不同特点，不同文化习俗，不同地域环境等等差异，仅仅一个笼统的缺乏相应的针对性，实质性自治内容和具体自治条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其可操作性是显而易见的。

所谓“民族自治区”还加上什么“区域”自治，顾名思义，应该是在所属区域范围内的主体民族自己治理自己，其核心内容当属“民族自治”四字，也就是说自治区的主体民族首先必须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其次对自治区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有相当的自主权。而纵观中国少数民族的自治现状，可以说就像一个自己不能做主，任人进入的人家，不但自己被挤缩的快无立锥之地，而且自家一切也都在由人支配。比之香港澳门的高度自治，如此形容中国民族自治的现状，想必也并不为过吧。

民族大法通篇除了强调必须对国家利益、法律法规的“维护、贯彻、遵守、执行”等条款与字眼外，能够体现民族自治特点的条款也只有寥寥几个。大法中规定的自治区主席由实行区域自治的主体民族的公民担任，这一自治特点倒是得到了兑现，但接下来的在自治地方政府实行自治区主席负责制，可谓徒有虚名了。因为，真正握有实权的是“持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汉族一把手的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主席仅仅是二把手而已，名为主席负责制，实为书记负责制，作为主席既无政治经济方面的掌控权力，更没有涉及民族利益事务方面的决策权限，除对书记负责，遵旨行事外，绝不许越雷池一步，说其是聋子耳朵配伴也实不为过。

蒙古人在内蒙古虽然被尊称为主体民族，但也只许老老实实维护所谓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决不能随意主张民族权利和民族利益。内蒙古自治区成立60多年来，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其他任何领域，从未看到有什么区别于内地省市的所谓自主权，甚至相比内地能够达到二等省的标准就算不错了。新疆西藏由于经常出现“东突”、“疆独”、 “藏独”等事件，还可获得比被誉为“模范自治区”的内蒙古较优厚的经济利益，但也仅仅如此，民族自主权上也并无二样。而内蒙古之所以被誉为“模范自治区”，无非是在被汉化方面的突出成就而获得的“殊荣”。看来，蒙古人执行“蒙独”也势在必行。在内蒙古自治区，被尊誉为主体民族的蒙古人，除了依照自治大法恩赐一个徒有虚名的蒙古族自治区政府主席外，也仅只有蒙古族学生在升学考试上给予的一定加分优待而已，而在工作就业方面不仅要与超出蒙古人近十倍的汉族移民同等竞争，甚至在考取公务员时，连用自己民族语言文化（文字）参与的权利都要受限，更别说民族语言文化在公务员考试中能占有一定比重或者给予加分的照顾了。但仅这一点待遇还被很多汉族人视为不该有的照顾，认为是国家公民不该有的不平等待遇，而持此不满怨言者实属鼠目寸光，孰不理解中央政府的深谋大计。如果有朝一日，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再度 “施恩”：凡是少数民族，特别是有民族语言文化的少数民族，从小学到大学，特别是入汉语学校的一律免试入学，如此“待遇”岂不更是加快少数民族被汉化进程的重大举措。

面对如今蒙古民族被汉化的现状以及对未来蒙古民族命运的担忧，有蒙古人认为，必须在未来的几年或几十年内造就一批蒙古民族自己的领袖、政治家、企业家，科学家、艺术家以及各行各业的民族精英，以再造蒙古民族的文化，发展蒙古民族的经济和创造一个蒙古民族自己的上帝，从而才能避免蒙古民族濒临消亡的厄运。出于民族责任感和对民族的忧患意识，此设想尚可理解，但是，造就民族精英就真的能拯救处于如此现状的蒙古民族吗？

回答无疑是否定的。众所周知，对于一个处在和汉族为伍的少数民族，无论是在人口数量上，还是在政治经济上都处于劣势，只要不能够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不能够有效限制外来移民在地域环境上和经济文化方面的蚕食，无论造就出多少民族精英，都无法挽救被同化的现实，无法避免走向消亡的命运，相反只会起到装点粉饰国家民族政策的作用而已。所谓蒙古人自己的政治家，现在不是没有，在中国大陆，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家民委主任和自治区政府主席，这些人应该都算是精英了吧，而且是身居高位的政界精英，还有自治区以下各级政府部门中实权在握的政界精英也不在少数。但是，这其中又有几个是具有民族责任感和民族忧患意识的精英分子，而真正具有民族责任感和民族忧患意识的蒙古人又很难成为政界精英。在自治区成立60多年来，为争取民族权益而被冠以“民族分裂分子”帽子的民族精英不计其数，而实际他们大都除为民族权益仗义执言外，真正搞“民族分裂”者寥寥无几，相反，数十年来却从未见过一个被扣以“大汉族主义”帽子的人。所以，即便是有民族责任感和民族忧患意识的政界精英，也是举步维艰的一路走来，谁又会敢冒险为民族利益而仗义执言。很多政界精英，棱角早已被打磨的圆润光滑，特别是一些高级政界精英分子，如自治区主席和副主席等，无不都是靠“皇恩浩荡”的“恩典”，诚惶诚恐报恩效忠还来不及呢，岂肯为民族利益抗旨行事丢掉乌纱？更何况在如今这个人利益至上的社会里，政界精英无不是以个人或相互之间的现实利益为根本目标，哪还能顾得上考虑民族的现状与未来。

蒙古族的科学家也好，专家学者也好，不管是建树多么辉煌，成就多么丰硕，他们取得成就的途径基本都是以汉文化为基础获得的，他们的成就只能说明他们是蒙古人中的佼佼者，他们的地位，他们的辉煌成就无论从那个方面都从未对蒙古民族和蒙古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起到过明显作用。即使是蒙古语言文化，历史人文方面的学者专家，对日益被挤缩的蒙古民族及其文化也难以起到拯救与弘扬的作用。即便是有民族忧患意识的学者专家，除现实的来颂扬国家对少数民族的“恩典”外，没有谁会冒险去为争取民族权益仗义执言或著书立说。在汉族居统治地位的中国，所有的民族精英一路拼搏走来，可以说没有一个不是为生存和仕途之目的，所以说，再多的，再有辉煌建树的民族精英，对蒙古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也都无济于事。曾经的李四光也好，如今的旭日干也好，以及其他等等出类拔萃的蒙古族科学家以及学者专家，他们的出现又为蒙古民族带来过什么，民族地位没因他们的成就而提高，语言文化也没因他们的辉煌而发扬光大。而精英们的作用也只是被官方作为民族政策的累累硕果加以宣扬而已。

如果说精英们真的还能起到点作用的话，那么近几十年来，作为精英的蒙古族艺术家们在蒙古音乐文化的发展上还是有一定功绩的。是他们使得具有独特优美旋律的蒙古音乐，越来越受到广大汉族人的欣赏与青睐，不仅被占内蒙古人口绝对多数的汉族人所青睐，甚至传唱到全国各地，而且还走进了世界音乐最高殿堂——维也纳金色大厅。但是，无论是接受人群之多还是传唱范围之广，基本都是以汉语演唱的方式达到的推广普及，而蒙古语言文化并没有因蒙古音乐的普及而得到发展，甚至有很多蒙古族艺术家本身都不会蒙古语，也只是用汉语演唱方式来表现个人艺术天赋和蒙古歌曲的优美动听。所以，蒙古音乐得到推广传唱，只能证明并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蒙古音乐乃世界上最优美动听的音乐，而对蒙古民族在中国的生存与发展同样起不到什么作用。

面对超过自己十几倍的，骨子里就不乏巧取豪夺、尔虞我诈之经商本能的汉族移民，对于祖辈上就缺乏商业头脑的蒙古人，一时间想成为企业家又谈何容易。当然，现在也不是说没有蒙古族企业家，但很多都是早已被汉化了的蒙古人，他们无论是国有企业的老总还是私营企业的老板，在市场经济竞争激烈的今天，除了关注经济利益之外，民族忧患意识对他们来说几乎是无从谈起，即便是有民族忧患意识的企业家，还能关注民族的危亡，会为民族利益慷慨解囊，但又能以什么方式，何种途径才能做到为蒙古民族的复兴出力建功，这还是有待探讨的事情。

面对蒙古人在中国的如此现状，看看我们民族精英的表现，其中不乏是心怀民族忧患意识，但迫于现实而无可奈何者，但也不乏以出卖民族利益为代价来获取高官厚禄的奴者。

近几年来，在保护草原恢复生态的移民禁牧方面，由于方法措施的盲目简单，很可能会把蒙古民族推向毁灭的境地。媒体曾经报道，自治区有关方面多次召开过生态移民与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问题的研讨会，与会的自治区有关领导和学者专家中不乏很多蒙古族精英分子。令人遗憾的是，精英们除了随声附和的强调保护草原恢复生态的重要性外，只是轻描淡写简单笼统的说一下生态移民中应注意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众所周知，汉族盲流无节制的大量涌入草原牧区是导致超载放牧草原退化的根本原因，但一刀切式的移民举措不仅把蒙古族牧民逐离家园，更有甚的是把被移民的蒙古族牧户全都分散安置在汉人居多数的农村城镇，此举无疑是在加速对蒙古民族的同化与毁灭。在此关系蒙古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关头，精英们除了明哲保身外，能有谁会敢于直言进谏？实际精英们的暧昧表现也并不奇怪，在以往诸多民族问题的研讨与论证方面这类现象已屡见不鲜，司空见惯。回头想想，即便是直言进谏，又能奈何，弄不好会被冠以“民族主义分子”的帽子而身败名裂。

为仕途利益甘当奴才，甘愿出卖同胞和民族利益，这样的蒙族精英也不乏其人。不久前应内蒙古电视台之邀，参加一个关于培养蒙汉兼通警官学员的必要性与现实意义的讨论节目，应邀参加节目的有警察学院的领导、教师和一个班的蒙古族警察学生，以及公安厅和教育厅的处长和几个基层旗县的公安局长，除主持人之外所有都是蒙古人。然而所有发言的几位领导除一味的讲些民族自治法以及使用蒙古语言文化的权利等冠冕堂皇的话外，就连几位基层旗县的公安局长除了述说基层办案的辛苦外，没一个讲到办案审讯中因语言不通遇到麻烦的情况。当笔者应主持人之邀谈到：由于使用蒙古语言的人越来越少，即便是牧区的牧民也基本都会汉语，所以，即便是在牧区，在办案审讯中因语言不通遇到麻烦的现象已非常罕见。因此培养蒙汉兼通的警察的必要性和现实性已实属不大，而重要的是，如今应在保护和传承蒙古语言文化上采取积极必要的措施。特别是当笔者谈及目前在保护和传承蒙古语言文化上存在一些不尽人意的问题时，当即引起教育厅一处长和一位警官（都是蒙古人）的猛烈攻击，特别是那位警官（可能是个班主任老师）的激动态势还真有点义愤填膺的样子，这二位作为蒙古人，如此之举真还有点始料未及。作为蒙古人，无论反对或赞同悄然而过也就罢了，但对这位警官来说，这也可能是在精英之路上一次难得的大义灭族的表现机会。而警校学生们最关注的要属将来毕业后如何能学有所用的得到安置，但要想当警察，是必须要经公务员统考的，这些孩子虽说是蒙汉兼通，但蒙古语言文化不仅无参与公务员考试的权利，公务员的录用也更没有对蒙汉兼通有优先录用的规定，可见培养蒙汉兼通的警察学员也仅仅是在体现自治法中所谓“使用民族语言文化的权利”而已。

在蒙古民族语言文化教育方面，记得十几年前有位自治区教育系统的负责人（蒙古族），据说要把 “蒙古语授课加授汉语文”的模式干脆改为“汉语授课加授蒙语文”，如此之改法无疑会加速蒙古民族语言文化的消亡，因而当即遭到了众多蒙古族群众的反对，甚而有很多蒙古族群众到北京上访，把这位领导告到了中央，此举才没有被采纳实施。然而被告了御状的这位领导不仅毫发无损，随后还被提升为自治区常委级的更具权利部门的负责人。以如今的现状和今后的发展趋势，十几年前的这一提议很可能会在十几年后付诸实施。可见，如此民族精英再多也只是蒙古民族的悲哀而已。

总之，在以“适者生存”为游戏法则的现实中国的社会里，无奈的蒙古人也无不都在寻找适应的途径，否则就会无法立足。不管是普通百姓，还是各类精英，都是以个人利益为生存之本，以仕途前程为拼搏目标，即便是有民族忧患意识的蒙古人，也只能无奈的认可现实和适应现实。至于功成名就之后，那就更不能轻易为争取民族权益而去冒险了。蒙古人在中国，无论是政界精英还是学者专家，这也是无奈之抉择。

蒙古人在中国要想避免被彻底同化而走向衰亡的厄运，除了实现名副其实的民族自治，真正能够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之外别无出路。然而，这又谈何容易，依靠自己无能为力，指望别人毫无希望。所以，不管现在的蒙古人多么的为自己的民族感到自豪与骄傲，也不管现在的蒙古人又多么的为自己民族的现状而痛心疾首，除对现实的悄然面对和闭目思索不愿接受的未来之外也实在别无选择。当然了，将未来民族衰亡的厄运，权当是为人类大同的遥远之梦率先作出的贡献，也未尝不可说是一种自我安慰。

但是，蒙古人未来在中国的衰亡，并不意味着蒙古人会从世界上消失，因为还有同为一个民族的蒙古国的蒙古同胞，但前提是在未来世界发展的走势中，蒙古国不被伦为中俄两国政治交易的牺牲品，蒙古人将会继续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兄弟民族的朋友们，蒙古族同胞们，大家不妨都来想一想：蒙古人在中国究竟还能走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