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民族人口变迁

蒙古帝国的的建立，对亚、欧两大洲的民族演变均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首先，蒙古帝国的大元朝（中国部分）时，分布在中国境内各地特别是南方的蒙古族，后来逐渐融入汉族或其他民族。例如，蒙古兵进入内地后，便错居民间，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元政府为促进农业发展，在农业地区普遍立“社”，并“命蒙古、探马赤军人一体入社，依例劝课”（9），被编入社的蒙古军人与当地人相互通婚，血缘上也融为一体。大元，以皇室宗王镇守云南，因而定居云南的蒙古人约达10万以上。而至今云南的聚居蒙古族仅有通海县的一个民族乡，人口仅数千人，不增反降，其习俗已大有变异。

其次，西征后分布在中亚、西亚、欧洲各地的蒙古族，在中亚地区的成为“突厥化蒙古人”，例如，乌兹别克斯坦即为成吉思汗五世孙月即别所建，国因其名；在阿拉伯地区的皆接受了伊斯兰教，后融入当地民族；曾建立印度莫卧尔（“蒙兀勒”之谐音）王朝的蒙古人后裔，也最终融入了当地的居民。这一状况与自东胡、匈奴以来草原民族的形成、兴盛与扩散、演变（有些是消失了）的状况是一致的。

因此，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时，蒙古族的人口约120万人左右。至蒙古帝国四大汗国鼎盛时，蒙古族的人口约达2000万之众。而目前，全世界的蒙古人约1000万，说明：中国、俄罗斯等国家打压蒙古人口的增长，而且有相当多的蒙古人融合到其他民族中被同化掉了。

萨满教不但使得蒙古剽悍，也使得人口增加较快。满清时期蒙古的宗教与人口：蒙古本有一千二百万人。在满清长期统治之后，今已减少至五十万人。

满清入关之后，为了保证北方退路的安全，对蒙古民族明拉拢实打压防范了两百年。重要手段就是利用藏传佛教作为柔服蒙古的工具，实行“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国策，通过影响生育文化以减少蒙古民族的人口（乾隆帝认为：“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以为怀柔之道而已”）。

通过物质刺激鼓励人们当喇嘛，喇嘛地位高，清政府在其《理藩院则例》中规定“喇嘛辖众者，令其治事如札萨克”，使掌权的喇嘛有了与旗长同等待遇和权力，上层喇嘛享有与蒙古王公同等的优厚待遇，人们愿意当喇嘛（类似于现在的“少生奖”、“丁克奖”、“关爱女孩”）。

为了尽快推广喇嘛教，不仅给喇嘛优厚待遇，而且清帝亲自从国库中拨出国帑修建寺庙。“修庙一座，胜用十万兵”，“家有二子者以一子当喇嘛，有三子者以二子当喇嘛”，喇嘛人口甚至占到了总人口数的1/3。经顺治至乾隆一个半世纪（数千年一遇的全球人口快速增加时期）的优礼，藏传佛教的地位日崇，影响很大，其势力已伸入漠北、漠南和西部额鲁特整个蒙古地区，拥有寺庙千余座，僧侣数十万人。

喇嘛教的盛行，使得大量人口出家为僧而不事社会生产和人类生产，严重限制了人口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其他民族人口快速增加几十倍的同时，蒙古族人口却不断减少。如鄂尔多斯地区，清初人口有40万，到清末下降到仅有8万左右。

中共建政后，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蒙古族人口迅速锐减，据中国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内蒙古蒙古族人口为88.8万，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为138.4万，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为248.9万，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为338.0万，2000年增加到399.53万。可见，内蒙古蒙古族人口的增加速度是非常缓慢。

2000年，中国境内的南蒙古地区蒙古族总人口581万，蒙古国人口260万，俄罗斯大约有90万蒙古族，加上其他国家的蒙古族，总计接近1000万。可见满清政府和中共政权对蒙古族的“计划生育”是非常“卓有成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