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残存的游牧文明

我这几年一直在北京找杂志社，想报一个游牧文化的选题，想通过媒体的力量让人们有机会重新认识这种文化。辗转了很多杂志社《中国国家地理》，《华夏地理》都试过，一直没有消息。编辑首先对这个选题不感兴趣，他们觉得这个话题“不热”。虽然关系着几百万蒙古族牧民的每一天、每一日的生活，但对于外面的世界来说它不是个热点，不值得关注。后来《华夏地理》的一位编辑，我的一位老朋友终于说服了她的主编，把选题通过了。我于是得到一点经费可以出去采访。

我的编辑朋友问我准备去哪里，我说去东乌珠穆沁旗，她问我是否肯定那里有游牧文明。她很怕去了以后什么材料也抓不到，杂志社白花了钱，他们主编还要怪罪，他们采访一些其他少数民族传统的时候碰到过类似的情况。虽然不愿意连累朋友，但是我还是硬着头皮说肯定有，事实上我并不确定——以前我以为到内蒙古就能见到游牧文化，但是没有，跑了内蒙古很多地方都没有。后来我听说乌珠穆沁保存游牧文明，就跑了几趟西乌旗，但是我看到的是牧民住在房子里，牲畜住在棚圈里，聚居点就像一个没规划的村庄，周围的草地大面积退化。别人告诉我东乌珠穆沁还有保存游牧文化的地方，就在满都宝力格。我找了“天下溪”（一个关注草原环保和牧民生计的NGO）去过东乌旗的人打听，他们说他们去的时候，看到过蒙古包，但不确定是否有完整的游牧文化保存。后来又问了陈继群老师，他谨慎地说“还在游”，并且给了我满都一个干部的联系方式。我就带着这点谨慎的信息去寻找游牧文明。

一只苍蝇的旅行
我去东乌珠穆沁之前，要解决一个棘手的事情，我需要翻译才能和牧民交流，四处问了很多人，踏破铁鞋无觅处，不过得来倒也不算费功夫，我的一个朋友乌兰巴拉愿意请一星期假陪我去。我们是在网络上认识的，乌兰巴拉是一个蒙古族文化类网站的乌兰巴拉，我是那网站的常客，有很多年交往了。乌兰巴拉现在在赤峰的一个证券公司工作，和很多进城的蒙古人一样做着与家乡与民族文化无关的事情。不过他是从牧场上走出来的，小时候放过羊，因此我相信他能懂很多牧场上的词汇，这些词汇很多城里的蒙古人都不懂了。但是他只有一星期假，我于是迅速买了张去赤峰的票，上了火车。虽然酝酿了很多年，但是旅途真正开始时非常匆忙。

到赤峰和乌兰巴拉会合以后，我们一同去了东乌旗，车从赤峰出发，一路上两边一直是农田，土地平缓干涩，庄稼像卸了顶的人头上长的头发，裸露的沙土暴露在七月如火的阳光下。这样的地方，农垦仍然顽强的深入。虽然进入内蒙古境内很深了，但是看不到什么畜牧业的迹象。一路上司机都在放令人作呕的东北二人转，前几年，我在内蒙各处跑，汽车上还都是放深情悠远的蒙古族歌曲，现在已经不是了。从上午一直走到晚上，进入西乌旗境内，周围终于变成大草原。路况却也立刻变坏了，柏油路全部翻浆了，大客车只能在压过很多次，积了很多水的草原上路行驶，车子一会颠上去，一会儿沉下来，屏幕上粗俗的东北女子吵闹不止。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到西乌旗时的感觉，那时坐在我身边的马头琴手贺希格在草原展开的时候，忽然轻声哼唱起蒙语的《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我从来没听过那首歌是那样美的。那一天有羊群在暮色中跑过我们车前，我感动得几乎想流泪。这一次不像上次那样感动，可能被那些反胃的二人转闹的。像一只苍蝇飞到了一副画里，而我们就在那苍蝇的肚子里。

印象满都
这次出门目的地有两个，都在东乌旗，一个是满都宝力格，一个是哈日高壁。之所以选这两个地方是因为杂志社需要一些“噱头”。满都宝力格是前你年流行的小说《狼图腾》的故事发生地。那里地处偏远，靠近国境线，一方面据说有保存较好的游牧文化，一方面有杂志社需要的噱头。而哈日高壁在东乌旗旗府的西面，那里出了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叫浩毕斯哈拉图，北京的很多NGO的人，做草原项目的人都知道他，他搞了个牧民合作社，对恢复游牧可能有帮助。所以编辑部极力推荐我去见见他，但我并不报太大希望。

我从东乌旗向东四百公里左右，到达了满都宝力格小镇，虽然今年雨水很好，但一路上所见的草原并不十分丰茂，直到进入满都情况才有所变化。看来选择这个地方还算不错。但进入小镇，我的情况再次变得不乐观起来。满都小镇如果用外人的眼光，可能会用“偏远、落后”这样的形容词，的确，小镇只有一条主要公路，没有排水设施，这几天的大雨把公路完全淹没了，一直淹到旁边小店铺的门口。我不认为这里是应该被叫做“落后”的地方，他原本是一种文化的核心区，现在正在被另一种文化入侵，正在蜕变，蜕变的过程中，他当然没有失去了原来文化核心的骄傲，又没有达到入侵他的文化在自己的核心区时能达到的高度。

临街的小店铺上都镶着方方的牌子，牌子上用蒙汉两种文字写着店名。在这个小镇上，我第一次注意到，那些蒙古语的店名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蒙古语，是把汉语店名的发音直接用蒙古语拼写出来。我从赤峰到东乌旗，只要在城里就没有多少身处内蒙古的感觉，街上人们都说汉语，只有这点蒙古文招牌算是有点民族特色，直到满都，我才在街上不太敢说话了，因为很多人听不懂我说话。但是就在这样的地方，那些蒙古文的招牌居然都是把汉语直接拼过去的，汉名是有意义的，而蒙古名完全没有任何意义，原来那些蒙古字是给看不懂蒙文的人看的。

呼日查是我要找的满都的镇长，他已经是镇里的副书记了，这个变化对我们这些外人来说是无所谓的事情，不过对他们还是挺大的事，接下来的几天里，时常有人提醒我呼日查是书记了，不是镇长，大概是升官了吧？当时自治区正好有人下来检查工作，呼日查在忙那个，对我这个不速之客并不太重视，是啊，我来采访一种即将在中国消失的文明，对他们这些想着自己前程大事的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呢？我大概两天后见到呼日查，他问我，我们的杂志在哪里发行？他们能不能看到？对宣传满都有什么作用。我也只好实话实说，只是在北京和一些大城市能看到，至少对他的政绩应该没什么作用。

负责接待我们的人叫布仁巴雅尔，一个身材高大，脸色偏黑，挂着点官员气质的人。他安排我们在镇上的一家旅店住下，除了我们，旅店里住的都是来开矿的人。布仁巴雅尔的这点官员气质令我有点意外，在这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我所看到的第一个人不是一个具有当地特点的人，甚至不如我们大都帮的人那样有蒙古人的特点，而是一个气质上更接近生活中或电视镜头前那些公务员的人，他们是这个国家行政系统的末梢，却也已经完全融入到了那里面。

我们下午没有什么事，第二天仍然没有什么事，看着流逝的时间，我有点着急。乌兰巴拉意外的和他的一个外甥联系上了，他正在满都，于是我们有机会在满都结识了很多朋友。朋友们告诉我，其实我要采访的事情大家都可以帮忙，但是因为我事先和呼日查联系过，大家也就不好伸手了，让我耐心等他的安排。中国的官本位什么时候在蒙古族干部中也成了真理？我很想知道这个问题。但我没问。
巴拉沁老人 我被安排去见巴拉沁老人，我以为我终于可以离开这个破败的小镇，到牧场上去。但是巴拉沁老人就住在小镇另一头的一所房子里。我们进了屋，很不好意思地打了招呼，按照我在西乌学到的礼节，送上文化衫和糖。老人对此似乎并不满意，大概是我学得太不像了。

我们在他家饭厅的桌子旁坐下，开始聊天。聊天开始时，我的心情并不好，我急于到牧场上，看到现在人们在牧场上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如果找一个人讲给我什么是游牧文化，我就不必大老远的跑到满都来了。老人对我似乎也心存疑虑，不知道我这个记者到底想做些什么。我们的谈话就在这种气氛中开始，为了表示对老人的尊重，我拿出本子来记笔记，其实我没有这个习惯，但是老人看到我记，他就愿意讲。

我有很多问题想问老人，游牧的生活方式到底是怎么变迁的？现在到底处于什么状态？这种变化中草原上的植物有什么变化？动物有什么变化？人有什么变化？

“文明来自生活！”老人目光炯炯地看着我，跟我强调这句话。“文明来自生活。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这样的环境，游牧就是适应这种环境的生活方式！”他这样说着，我在想：还是这片土地，现在人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在满都就到1985年。”老人说。这和我事先采到的一些情况是完全吻合的，到内地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广到草原上，游牧文明就被终结了。有的地方早些，有的地方晚些，满都是在1985年。老人告诉我解放以后50年代到85年以前草原上一直保持着传统的游牧方式。那时草原经历了所有制变迁，经历了一场大革命，但是游牧的方式并没有什么变化。有了生产队，有了公社，人们仍然可以游牧，几家人聚在一起，共同使用草场，一起迁徙。1985苏木成立的时候，老人还正当年，是巴音布日图嘎查的书记。当时旗里要求每个嘎查建十三个牲口棚圈、两个网围栏围住种牛和种养，每个围栏占地300亩。老人和当时的旗长乔龙巴特发生争执，他说满都的地方足够大，用不着网围栏，最后旗长允许老人不建网围栏，但是明年要下来检查工作，看他的牲口棚圈建得怎么样了。第二年，老人把棚圈建得漂漂亮亮的，旗长对他的工作也很满意。这个小故事讲下来，我听着有点不自在，建棚圈是旗长要求的，但是谁要求旗长的呢？要求旗长的人懂不懂草原呢？草原发生了改变，推动这种改变的人是谁？最懂草原的牧民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最没有发言权。现在每家每户都有了牲畜棚，有了网围栏，盖了房子，老人说，居住是方便多了，冬天也暖和，但是也退化了。老人说的退化不是草场退化了，是人。

老人告诉我，以前有一种牧业协作方式叫撒哈拉特，直译成汉语的意思就是“邻居”，但他又不是简单的邻居，而是一种敬称，一种古老的牧业协作方式。过去没有羊圈，必须靠人的约束把母羊和小羊分开。于是两个住得近的家就相互帮助，一家放母羊做奶食，一家放小羊。现在有羊圈了，不需要这种协作了。

过去这里的操场上有上万头牛，现在只有几千头了，草场分了以后，五畜共养就比较困难了，因为草场小了，大牲畜活动不开，人们主要是养绵羊、山羊这样的小牲畜。过去没有能源消耗，生活方式很环保，马代替汽车、摩托车、手机，一两个月都不用购物，现在人们要买很多东西，还要买煤气罐。石化燃料也侵入到这个遥远的牧场上。

出此之外，气候也变了，85年以后很少有很冷的冬天，66年就曾有过特别寒冷的冬天，牛犊全部冻死了。77年曾经发生过大雪灾。老人说起这些，并不像外面的人那样，认为蒙古人生活苦啊，冬天特别冷，会冻死牲畜冻死人，老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没有那么冷的冬天了，蒙古人的生活中缺少了什么。传统上，下雨下雪人们必须跟着牧群走，夏天放牧在风的上端，冬天在风的下端。以前牧民家没有羊倌、佣人这种，现在都有了，有了网围栏，有了羊圈，人不用每天跟着，生产方便了，但是退化了。是的，蒙古人的力量和勇气是在风暴中催炼出来的，征服世界的能量也由此而来，现在安逸了，以后呢？

我对采访到的内容不是很满意。虽然不愿意主题先行，但这次毕竟是拿着杂志社的经费下来的，他们需要我找到现存的游牧文明，找到游牧文明存在的证据，找到它承传的动力。但是老人告诉我的都是变迁，越来越不行了。我只能皱着眉头耐心地听。老人似乎看出我不满意，他也给我鼓劲说：“游牧的事情我都知道，你想问什么尽管问。”

老人很激动地拿来一本挂历，挂历上有一张照片，在太阳金色的光辉下，隐隐约约的一队牛拉着勒勒车在缓缓的迁徙。巴拉沁激动地指着勒勒车说：“我来讲给你游牧的事情，这是很重要的！”以前牧户迁移用五至七辆勒勒车，非常灵活，也很讲究。套上牛拉车，第一辆车坐老人和孩子，第二辆车放上最重要的家具——柜子，第三辆车放生活必需品，第四辆车放其它家具，最后一辆车放拆下来的蒙古包。一队车迁移到了地方，手快的人家一个小时就可以把蒙古包架起来，并且让家具归位。现在不同了，90年代初，牧民开始购置拖拉机，现在家家都有机动车，越野车或卡车，有的人家还有轿车。“现在没有人用勒勒车了，能套的牛也越来越少了。”话题再次回归到游牧文明的流失上，有什么办法吗？这就是事实呀！

谈了一个上午，乌兰巴拉把我来的T恤衫打开，给老人看背后的字，那些字是呼盟在北京的小伙子白金桩写的，大抵的意思是：我的故乡不能离开，我们的语言不能忘怀。那是我为这次访谈特地准备的。几次跑牧区，我发现，牧民待人很诚挚，把家里的好吃的都拿出来招待我，但是我不能带给他们什么，无以为报。按照牧民的习惯买一点糖，从旗里买的，不太好，牧民家并不稀罕，从北京买，要去的人家太多，我又背不动，所以我发明了印T恤衫这种方法。我把800年前牛群拉着帐车的图案印在正面，把金桩的字印在背面，这件礼物有一点讲头。牛群拉着帐车迁徙是蒙古人游牧最鼎盛的时期，而金桩字代表今天蒙古人对文化的一种坚守。乌兰巴拉把这层意思讲给老人，老人很激动地说了一些话，看来他还满意这件礼物。在老人家的客厅里，乌兰巴拉发现一幅绘着佛像的唐卡，他把准备好的奶豆腐和糖掰成小块，敬献上去，老人一家对我们一行的印象一下子提升了很多，我想乌兰巴拉的举动更为“专业”，不过这种提升只能从他们的眼角和嘴角微微看出一点点。我记得歌唱家布仁巴雅尔给我讲过，牧民通常不会对人立刻做出判断，不会一见到你就热情起来，他们会观察你的言行，直到决定接受你。一上午的访谈，老人对我们的接受程度有所提高，对我来说这很重要，和这次采访本身一样重要。
老人还讲给我很多草原上的变化——人的、环境的、野生动物的，我决定要到老人的牧场上去看看，看看老人惦念的布日图湖，看看老人留在牧场上的孩子现在怎样生活。

朝克图董事长
去巴音布日图嘎查之前，我们先去了乃林高勒的夏牧场。这是呼日查书记给安排的行程，我们不好随便更改。我有点担心，乃林高勒已经开发成了旅游区，几乎所有到满都的记者、干部都要跑去那个地方玩两天，不知道我的行程会不会出问题？我可没时间四处观光，我还好，乌兰巴拉只有一星期假，在满都，离开乌兰巴拉，我简直寸步难行。
给我们开车的大哥叫苏伊拉巴特，他说他认识我，在北京见过。我想可能是哪一次陈老师带着牧民来北京的时候见过。我们于是聊到陈老师。陈老师是个老知青，这些年一直关注草原环保方面的事情，我开始接触这事就和陈老师有关。和北京其他关心草原环保的人不一样，其他人都是关心草原上的环境项目、在理念上发表观点和各方争执，而陈老师是少有的愿意帮牧民为了土地打官司的人。虽然我们都知道外来人口的涌入是草原退化的重要原因，而涌入的外来人口必定占用土地，所以土地问题是草原环保的根本，而且也是牧民的切肤之痛。但是我们很少有人愿意放下手里的事情帮牧民打官司，而且那些官司往往看不到一点希望。但是陈老师愿意做这件事，而且真的帮牧民打赢过官司，虽然赢得不多，但是其它的事情上牧民全是干吃亏的，帮达木林扎布打官司那一次，总还是有点收效。苏伊拉巴特大哥兴奋起来，他说陈老师是他的大姐夫，过年他孩子回来还住在他们家。我的感觉也立刻不同，陈老师对我们来说是一位老师，一位前辈，关心草原的人，但是对满都的牧民来说，是朋友、是亲戚、是他们中间的一个。

乃林高勒确实是个适合发展旅游业的地方，这地方实在太美了。姜戎的小说里写到的两个天鹅湖还在，我们去的季节还有一些水鸟在飞。度假村位于湖边500-1000米以外，不靠近湖水，不知道这是不是处于保护的有意安排，还是仅仅因为湖边蚊虫多，地面潮湿，不适于建度假村。度假村的侧面是个敖包山，后面是乃林高勒。乃林高勒和很多图片上内蒙古的河水一样是弯弯区区的，缓缓的盘绕在草原上，羊群和牛群散落在河岸边。苏伊拉巴特大哥带着我们去了度假村、又上敖包山（按照当地的规矩，我没上山，乌兰巴拉他们上去了）、然后去河边。我们这一行也搞得像游客似的。我心里虽然有点不是滋味，但是服从了这个安排。
      
度假村在坐落在一片开满鲜花的草地上，有十几个蒙古包，但是和我在其他地方看到的度假村一样，蒙古包都建在水泥台子上面。有几座固定的建筑，是红砖房，那是职工宿舍和办公室。朝克图董事长是乃林高勒度假村的领导者，他身材十分高大，足有一米九几，他把我领进其中一间蒙古包喝茶，问我有什么要问的，他的汉语很好，向我介绍说这个度假村的位置就是姜戎先生当年养狼的地方，现在他们也养了两只狼。我们并没交流太多东西，我有点意外，因为我听说的乃林高勒牧民合作社是一个为恢复游牧增加牧民收入而办的组织，可他们却在经营一个度假村。村子里大声地放着女高音尖利、配器很模式化的“蒙古民歌”，在安静的草原上显得很不协调。两只狼养在一个地洞里，度假存的人正在往地洞里灌水，以便让狼出来，到地面上的笼子里，以供夏天即将到来的游客参观。这个广告中打着《狼图腾》招牌的度假村对待狼的态度确实这样的世俗。我隔着笼子，趴在狼洞的洞口，看到两只狼无辜的眼神，我想据说世界上千奇百怪的狗都是狼变的，这两只草原狼，会不会有一天充满了“狗性”？现在，他们的目光里还有那么一点点锐利。

朝克图董事长家里有大约1700只羊，现在由羊倌放着，他的主要工作是经营这个度假村和选育种畜，种牛种羊，种牛已经没什么可选的了，因为已经本地牛差不多都骟掉了，种羊目前还有生存空间，乌珠穆沁羊目前还名声在外。我因为总想着我的题目，没有问一问朝克图度假村经营的问题，只问了游牧的问题。他很自豪的说，现在这周围保存这正宗的游牧文化，游牧文化就剩他们这里了。我将信将疑，经营旅游业的人说这样的话已经不那么可靠了。

羊倌的世界
我们在乃林高勒访问了一户牧民，他们家不仅在冬牧场盖了房子，在夏牧场也盖了房子，房子小一些，他们还直向我们解释说他们的家实际在冬牧场，夏牧场上是临时的，所以简陋一些。我们被安排访问他家的原因几乎就是因为主人很健谈。他给我讲了一些以前游牧怎么转场的事情。他们家不仅使用煤气罐，而且用奶粉对奶茶。这个局面让我都问不出问题来。
      
他们家的网围栏外面有一个蒙古包，是羊倌住着的，我提出来要采访一下羊倌，我现在已经变成很浅薄的媒体记者，只要看见还有蒙古包，我就想采访，好赖不是总是在房子之间跑来跑去，怎么能采访到游牧文化呢？羊倌家的蒙古包内部很简陋，他们是从巴林右旗来到这里放羊的。羊倌不太健谈，他的话很少，我们问了，他才说，很少的话，笑得很随和。他说他的家乡已经不能放羊了，现在他的理想是在这里放几年羊，将来能有一些自己的牲畜。虽然我来之前听说羊倌是外来人口，增加对土地的压力，但是到了满都才发现，这一点残存的游牧文化正是由这些羊倌保持着。
  
那木吉勒道尔吉是朝克图家的羊倌，起初他并不是我的采访对象，认识他的原因很意外，那天离开朝克图董事长那里之后，我们被安排去一个地方吃饭，原来就是我在路上看到的山坡上的那两个蒙古包。走进蒙古包，我发现主人气质不凡，沉稳、坚毅、有那种典型的经历过风霜和风暴的蒙古人的冷淡和平静。我简单的问了主人几个问题，主人告诉我他们的羊群还随着季节的变化迁徙，他们整个夏天都住在蒙古包里，我于是浅薄起来，我终于找到一个住蒙古包的蒙古人了，我要留下来采访他。苏依拉巴特大哥对我的决定也有点意外，他们本地的牧民多少在羊倌面前有点优越感吧——我前面采访了那么多本地人都没有被我选做跟踪采访的对象，现在突然要留在羊倌家。不过他很厚道的同意了我的决定。我们就在这家停下来。

那木吉勒道尔吉的家在一个三岔路口附近，路的一头通向满都宝力格小镇，路正好在他家的山坡下转弯，通向乃林高勒度假村，一条岔道通向一个铅锌矿。我们第一次路过他家的时候，看到山坡上的两个蒙古包，我想看到救命稻草一样想去拜访，但是苏依拉巴特大哥说，那个蒙古包是钢结构的，不是传统的，等会我们会看到传统的。可等一会儿我们看到的传统蒙古包却是度假村里建在水泥台上的。那木吉勒道尔吉家的狗给我印象很深，一有车从路上开过，那狗就凶巴巴地一边吠一边追。1700多只羊散落在道路两侧的山坡上，牧场的生命力在起伏的山峦间涌动。
      
离开北京之前，我的编辑问我，游牧的消失是不是历史的趋势？是不是蒙古人自己也不愿意游牧了？她说需要有人仍然喜欢这种生活方式才能证明它的价值。所以我要寻找这种人，现在我找到了。
       
那木吉勒道尔吉来自锡盟南部的白旗，他的家乡因为人口多，每人分到五百亩草场。以草定畜后，牧群的数量已经不能满足家里的日常开销，孩子们还要上学，草场在退化，那木吉勒道尔吉那时需要出路。他们当地有个汉族人，到东乌珠穆沁承包了草场，他于是决定北上，给这个人放羊。那木吉勒道尔吉这趟北上和一般的羊倌不同，不是赤手空拳来的，他带来了在家乡住了近三十年的蒙古包，还带来二百只羊，这样的羊倌并不多见，他不仅仅是来谋生的，也是来寻找更广阔的牧场。现在他为朝克图放羊，牧场已经分了，每年都要在同一个地方放羊，但是朝克图家还有冬营盘、夏营盘和秋营盘。冬营盘距夏营盘八十多公里，夏营盘距秋营盘三十五公里。那木吉勒道尔吉还可以在这三点之间来回迁徙。现在即使在还能勉强游牧的地方，有秋营盘的也极少了，他很珍惜这个福分，说到这的时候，还特地点点头。
      
我们在那木吉勒道尔吉家吃饭，他的妻子和女儿为我们做了黄油饼和干肉炒土豆。牧民们在牧场上也并不是有吃不尽的肉，在炎热的夏天他们更多吃奶食和干肉炒的菜。这个地方离种植蔬菜的地方已经很远了，但是蔬菜可以顽强得卖到这个地广人稀的地方。交往并不很多，主人已经赢得了同行的人的尊敬，他们按照蒙古族的传统礼节给主人敬了杯酒，主宾都戴上帽子，郑重其事地举行这个活动。牧场上的牧民完全没有大吃大喝的习惯，酒也不过这小小的一杯，作为一种礼仪，吃饭时喝得都是奶茶。
      
那木吉勒道尔吉家的蒙古包是钢结构的，六个钢质的“门框”相连接，代替了传统蒙古包的哈那墙。他特地向我们介绍说，这个蒙古包是当年旗里奖给他岳父的，因为他是当地的劳动模范，当时只奖励了两个，另一个给了一名得冠军的博克手。成为劳动模范的原因竟然是因为打猎，在那个年代猎杀以狼为主的野生动物。现在那些野生动物不用说是在南方的白旗，就是在靠近边境的东乌旗也将近灭绝了。现在他给朝克图放羊一个月的工资是一千七百块，除此之外他自己的羊群的收入也由自己支配，现在他的羊有四百多只了，不过当地似乎要出台政策限制羊倌的畜群数量。我想这可能是保护草场的措施，也可能是保护本地人利益的措施。朝克图已经搬到苏木（就是现在的满都小镇）里住，冬场上的三间砖瓦房他们可以住在里面过冬。现在满都的牧场主都喜欢雇佣有牧群的羊倌，因为有自己牧群的羊倌照顾起羊来更细心，这好比城里面员工有公司的股票一样。那木吉勒道尔吉说这样的生活发不了财，但是达到小康没有问题。他对生活要求并不高，生活也能满足他。就像我们在他家吃饭，吃饱肚子，还挺好吃是没问题的，但是要几个菜几个碟是没有的，这样的生活其实才是上天本来安排给我们的。谈话间我们也说到当地的年轻人很浮躁，没有两千块钱都不到旗里去一趟。乌兰巴拉翻译完了跟我说：“你说说，我们俩两千块钱都从赤峰跑到这了！”看起来在这纯朴的表象背后还有很多我所不了解的东西，正如整个时代一样，一切纯朴的东西都在剧烈的变化中像流沙一样被打碎、被抬升或埋没。

第二天清晨，我起得很早，想趁着太阳的角度低、阳光的色彩好看去拍几张好片子，到东乌珠穆沁以来，一直没有拍到很满意的照片。
      
那木吉勒道尔吉家的狗静静地趴在蒙古包前面，追车时凶悍的样子全然不见，很温顺地和我打招呼。这狗原来只对汽车很凶，大概附近也有活畜偷盗的现象，所以特地把狗训练成那样。山坡绿油油地，阳光平射过来，有一点金色，羊群挤在山坡下靠近公路的地方还睡着，几只大牛散落在附近。我忽然想到狼，这一片草原就是小说《狼图腾》的故事发生的地方，按照小说里的描写，当年这一带，骑着马走路都会碰到狼，但是现在，羊群放心地睡着，草原狼已经很久没有踪影了。忽然牛“哞哞”地叫起来，接着一个人出现在我的视野里，是那木吉勒道尔吉正在把母牛赶往蒙古包附近牛犊那里。呆一会儿就要挤牛奶了。那木吉勒道尔吉家的劳动力不少——他和他的妻子、大女儿阿丽玛、没过门的女婿达赖、还有刚刚高中毕业回到牧场的小女儿。所以他的月收入听起来不低，但实际上是大家共同的收入。
      
太阳渐渐升高，那木吉勒道尔吉的妻子和女儿出现在牛栏旁边，阿丽玛带着口罩，熟练地把小牛一头一头地放出来，小牛先吃上几口，然后再把小牛拴住，母牛这时就有奶可以挤了。小女儿没有出现，她刚从外面上学回来，干活还不太行。

那木吉勒道尔吉家的两个蒙古包分别担任着客厅和厨房的职能，当然同时都兼做卧室。我主要在那件担任客厅职责的蒙古包里活动，做厨房的那件蒙古包也是钢结构的，哈那墙是弯曲相连的钢架构成的。我进去的时候一家人已经起来，正赶上那木吉勒道尔吉的妻子要做奶豆腐，我于是拍了几张照片，也算记录一下游牧生活中一个典型的劳动过程。虽然不愿意打搅别人劳动，我还是决定加一点个人体验进去，我接过勺子在锅边试着搅了几下，不过我的动作不够快，或者手法不对，眼看着有点糊了，乌兰巴拉让我别添乱了，我于是把勺子交还给主人。我在草原上的时候，城里面还没有闹牛奶事件，但是我也能知道我们平日所喝的牛奶，远不及这里的牛奶。看上去，似乎我们喝得牛奶更细腻，但是却有点塑料的质感，那时我还不知道我们喝的牛奶里真的有塑料。
      
在草原上上午的时间显得特别长，晚上的时间相对比较短，和城市里正好相反。我六点钟起来，晃了三个多小时，才九点多，我有点无聊了。他们的交谈我都听不懂，也不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多亏乌兰巴拉告诉我，他们今天要剪羊毛。
      
那木吉勒道尔吉家右边的山坡上还有一个蒙古包，也住着一户羊倌，户主是孩子们的姑姑，他们给朝克图的弟弟放羊，亲戚们之间一直相互照应，也共同劳作。剪羊毛的时候他们一家人都来了。姑父和达赖一起逮羊、捆羊，长辈和女人剪毛。有的羊脱毛厉害，就把羊毛直接撕下来，撕下毛的羊浑身红红的，变得小小的。被捆住的母羊躺在地上，淘气的小山羊就跳到他们身上，踩来踩去欺负它们。那木吉勒道尔吉轰了它们好多次，它们下去了，又上来，一会儿又去踩装好袋的羊毛，他于是把小山羊扔到羊圈外面，这些淘气包很快就在羊圈外聚了一大群，它们又对羊圈外的摩托车产生了好奇心，一大群围着车子，用小蹄子蹬着摩托车用鼻子去闻。我和乌兰巴拉在旁边照相，什么忙也帮不上。我们很无聊地逮住小羊羔抱着他们照相，乌兰巴拉说他小的时候在家里放牧，小羊羔的脸他都能认识，现在不行了。
  
 “撒哈拉特！”乌兰巴拉忽然说，“你看，这两家人就是巴拉沁老人说的撒哈拉特！”因为现在剪毛是把羊圈住，羊不能吃草，所以两家人都到一家剪毛，集中剪完这家，再把羊都放出去。我想到巴拉沁老人说撒哈拉特主要互相帮助是因为没有羊圈约束母羊和小羊，所以两家相互帮助，现在却是因为有羊圈圈住羊。生活和以前不一样了，有了羊羔们也好奇的摩托车，有羊圈圈住羊，牧民虽然还迁场，但每个季节只能在固定的草场上放牧。
      
中午的时候，羊都放出去了，一家人回来做饭吃，我很想帮忙，又没有帮上。在牧场上帮助主人干活是对主人款待最好的回报，可惜我什么活都不会干，不仅如此，我因为不小心还把主人家蒙古包门上的玻璃打碎了。达赖一边用胶条粘玻璃，一边说：“你看，你来我们家还把玻璃打碎了，还得到旗里去买，七百多公里啊！”我才第一次觉得这是个很偏远的地方，不然并没有这种感觉，在牧场上生活并没有感觉出什么不便。虽然我们是这样没用，但是主人对我们的态度还是越来越好。我们对主人也越来越崇敬。乌兰巴拉发现那木吉勒道尔吉家里有几本书，就把他带了一路的一本蒙古文的书送给了主人，那木吉勒道尔吉说了一句古老的谚语：“还有比书更珍贵的礼物吗？”
      
下午来了一辆车，一个讲汉语的人走下来，他是收羊毛的，电话里商量好的价钱是3块6，来了以后他却说是3块5，和他啰嗦了不大一会儿，达赖说：“算了，就这样吧！”于是就按3块5卖掉了羊毛，本来说换一杆自家的秤，结果也没换，似乎只是因为嫌麻烦。就这样把几天的劳动成果卖掉了。不能说大家缺少商业头脑，我很理解讨价还价嫌麻烦的感觉。
      
我本想在草原上多住几天，但是乌兰巴拉的假期快到了，我还要去往巴音布日图，所以我们决定返程了。主人说欢迎我们再到冬牧场来，也欢迎我们去他家的秋营盘看看。我真是很想再去一趟。

白云生处有人家
还在我们第一次到达满都小镇的时候，因为镇上没什么安排，我们于是自己四处走走。小镇的后面有个山包，山包上有个中国移动的发射塔。我们走上山包，发现山包背后是一片平旷的草原。草原无边无际，景色一直从清晰延伸到模糊，直到浸润在云雾里。在云雾的边缘，有两个白色的蒙古包静静的立着。“白云生处有人家”，我感叹说：这一家人简直是生活在一副画里。我们朝那个蒙古包走去，走到近前，静悄悄的，没有人出来，我们猜想主人一定不在，于是离开了。两辆勒勒车停在一旁，一匹黄色的骏马拴在勒勒车上。
      
后来的几天，我们只要在满都，就经常往那个方向散步，经常看见那两个蒙古包静静地立在白云升起的地方。很早以前，文人们就有文章相互告诫，远远地看到的美景不要轻易走近一探究竟，因为那会打破你的梦想。但是从乃林高勒回来的那天早晨，我乘着兴，决定去贸然拜访一下没有准备的主人。

清晨十分，太阳刚刚升起来不久，天地都笼罩在一片金黄中。我们过去得很早，几点钟我也记不清了，但是在草原上也到了牧人们开始劳作的时间。我们兜了一个大圈靠近蒙古包。按照草原的礼节，拜访蒙古人家不应该直直的过去，那是土匪进蒙古包的办法。我们靠近的时候，看到蒙古包的炊烟升起来，女主人在作为厨房用的那件蒙古包进进出出。我们过去打招呼，她于是邀请我们到另一个包里喝茶。

一进另一个包，我有点窘迫，两个男人睡在地板上，一个5、6岁大的小姑娘看见我们就从被窝里爬起来开始穿衣服，两个男人被我们打搅了醒过来，带着没有消尽的酒气聊起天来。乌兰巴拉说他们在聊谁谁喝酒厉害，谁谁不太行之类的话题。乌兰巴拉向他们介绍了我的来意，告诉他们我是来采访游牧文化的。“哦”男主人打量了我一下也没有说什么别的。他本来以为，我们只是来镇上的游客，到他家来是来照相的。他们家的位置离小镇近，游客常来，他们都见惯了，所以对我们并不热情，也不太反对。
      
茶倒上来，我们简单聊了几句。虽然觉得到哪都打听别人的家产不太合适，但是毕竟有任务在身，我也就问起来。原来这片草场是他们家的草场，但是并不是夏牧场，他们的羊群由羊倌赶着放到夏牧场去了。远处我们一直看到的一群羊并不是他家的。他们家现有600多只羊，原来有一千多只现在没有了，羊倌也有600多只羊一起放着呢。他们每天没什么事情，把蒙古包扎在离镇子近的地方，方便孩子上幼儿园，女主人每天做家务，男主人每天喝酒。我们都意识到，他们家的羊倌很快会变得比他们还要富有，放着放着，剩下的600只羊也会变成羊倌的，但这也是正常的，一个不劳动的人怎么能不变穷呢？但他们自己有没有意识我们无法知道。和我们交谈几句，他们继续讨论喝酒的话题。东乌珠穆沁草场广阔，牧民收入高，雇佣羊倌的现象非常普遍。雇佣羊倌有几个问题，首先是增加了草原的人口压力，原来草原上没有这些羊倌的时候，同样的土地面积养活的人口就要少一些，现在很多羊倌实际上是南方的牧民，那里的土地因为人口负载过重已经不能放牧了，他们于是向北迁移，主要的方法是到北方当羊倌，条件好的也有来这里承包土地的，于是北方的人口负载也增加了。再有就是本地牧民生活虽好，但放弃劳动之后也会变穷，也会无所事事，形成很多社会问题。
      
我们注意到他们家的墙上有一张小女儿的照片，她穿着厚厚的乌珠穆沁式样的蒙古袍，站在雪地里，后面是高大的骆驼，这是张艺术照，可见孩子在他们的家里是多么宝贵，但是他们这样的家庭能给孩子提供什么样的未来呢？我们也注意到女主人还是很勤劳，生火、熬茶、下面条，照顾着整个家，对男主人毫无怨言，她看我们照相，就找出一件小蒙古袍给女儿换上，配合我们。我把一瓶瓶子很漂亮的花露水送个了小姑娘。
      
离开他们的家，我真的觉得他们家的风景不美了，幸而小姑娘很美，幸而女主人还很勤劳。

布日图湖畔
去布日图湖那天，给我们开车的人是哈斯巴特大哥。他是巴音布日图现在的嘎查长。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个很有名的嘎查长，很多北京的NGO和呼市的学者都知道他。他经常往返于呼市、北京等地，学习外面的知识和新的思想，这些交流使他更多懂得了自己文化的宝贵，并且为保存这种文化做出很多努力。他和苏依拉巴特、朝克图同属于一个牧民协会，不过他们虽然都意识到了游牧文化的重要，但也还没有找到什么有效的保存他的办法。
  
 路上，我们自然聊到游牧文化的话题，他说的和巴拉沁老人差不多，也是说草场一承包，游牧就不行了，地都分成小块没地方了。不过他又立即很骄傲的说他们家还有连成片的三万亩土地。原来当初分草场的时候，他们家开了家庭会议，讨论自家分到的草场怎么使用，最后大家一致通过，家内兄弟几个之间不在分了，草场连起来共同使用。虽然和数百万亩草原连起来使用的时代不同，但是现在在每家只有几千亩甚至几百亩草场的时代，三万亩草场还是值得惊喜一下的。我问他，现在有没有牧民想联合起来共同使用草场。他摇摇头说：“想都不敢想，现在草场分了，人们还想分得更小，一家人得到了，家里的兄弟几个还要分，越分越小，亲戚之间也会因为抢草场打架。”
      
去往布日图湖之前，我们先路过一处铁矿。哈斯巴特大哥把车子开上一处高坡，把远处一片浩瀚的湖水指给我看，这个湖是铁矿的污水湖。这个湖过去是没有的，因为有了这个铁矿，要洗矿，就打了十一眼井，渐渐有了这个巨大的污水湖。哈斯巴特大哥说这个湖的水是循环用的，但是在这样平坦干旱的地方，不继续抽取地下水补充可能吗？自从有了这十一眼井，巴音布日图湖就干了。巴拉沁老人曾经说，巴音布日图湖本来是永远不干的湖，即使很旱的年份，别的湖都干了布日图湖也不会干，每年会有很多天鹅来此“度假”，雪白的一片，但是有了铁矿，布日图湖就干了。鱼都死了，天鹅和其他的水鸟都不见了。虽然这些年一直努力在为草原做点什么，但是我所看到的只是越来越多的这种事情在草原上发生。我终于渐渐理解，为什么陈老师选择通过普法，保护牧民权益来保护草原，草原真的能保证在牧民手里的话，这种事情才不会这么嚣张地发生。如果在城市里一个人的行为，致使住在附近的人的受损，明确的这是损害了相邻关系，但是草原上，铁矿损害了布日图湖，损害了湖边牧民的利益，却没有地方说理，而更多的牧民不知道这事可以说理。
      
离开铁矿，我们尽量谈点轻松的话题。我们谈到草，我问哈斯巴特大哥，这两年草种有没有什么变化，他没有正面回答我，而是把草原上的草介绍给我。在一处网围栏边上，他突然停下车，把地上一种红色茎秆，长得很高的草指给我，告诉我这种草含水很丰富，马、牛吃了可以补充水分。他掰下一段，把底部的红皮撕开，我尝了一下酸酸的，水分很大。他又把旁边的一棵拔起来，我惊讶地发现这种草根很浅，半米高的一棵草只有两三公分深的根，我还以为草原上的草都是根系发达防风固沙的呢！我是来寻找多样性的，但是却在骨子里充满了单一化的各种认知。这种草到了秋天就会枯死，风一吹就会随风滚动，原来是这一带的一种景观，现在则会大量挂在网围栏上。
  
哈斯巴特大哥还指给我很多草，我对这些草的作用反应很迟钝，我原来对草的理解只有防风固沙，所以对草原上多种多样的草有点不能理解。他笑了笑说：“你不行啊！”然后他提到刘书润老师。刘书润老师认识草原上的每一种草，他能通过到的根、茎、叶、花、果的任何一部分判断出这是哪种草，不仅认识夏天的青草，还认识冬天的枯草。因为多年在草原上研究草，刘老师有机会深入的了解游牧文化，了解游牧文化和草原的互动关系。他深信，只有游牧文化是最适应草原生态环境的，禁牧和围封不是出路。刘老师的思想得到很多牧民的认同，很多居住在很遥远的地方的牧民都知道他。那天，我采访巴拉沁老人的时候，问起草原上草种的变化，他竟然引用刘老师来这里做样方得到的成果。我都傻了！我本来是希望的到牧民的第一手经验以验证我在城里从刘老师那里听说的事情，没想到会是这样！不过不是每一个专家的经验都可以在牧民中流传的，牧民不能接受的，即使被迫做了，也还是不会接受。哈斯巴特大哥见我对草没感觉，就想起刘老师，他也曾开车拉着刘老师在草原上四处走。
      
靠近布日图湖的时候，哈斯巴特大哥再次停下车，我们下了车，脚下都是水，这里已经是沼泽地。哈斯巴特大哥指着远处一片很深的草，我看了好一会儿，才明白，原来那里有两只鹤，灰色的野生蓑羽鹤。两只鹤离我们足有五百米，远远看去小小的一点点。乌兰巴拉一定要用他的照相机追踪这两只鹤，踏着水穿过草地，两只鹤远远地发现他，就飞起来。
      
草原上的野生动物现在越来越少了。据巴拉沁老人说，这里过去狼多的时候四、五十只成群的来回走，到了73、74年就变成二、三十只一群，到98年，他还见过十多只一群的狼，但是三年前只听人说见过十一只狼，去年听说见过四只，但是这两次都没有亲眼见过，实际上狼已经从这片草原上退场了。巴拉沁老人年轻时也打过狼，那时候打狼是有奖励的，但老人们反对打狼，说狼对羊是有好处的，巴拉沁老人自己也曾不理解。后来他才明白，狼可以防止传染病在羊群中传播。有一种病叫阿而扇病，就是羊身上起水泡溃烂，狼一进去就把病羊吃掉了，这种病就没了，不像现在还要防疫、打针费很多力气。
      
98年以前这里的鸟类也很多，后来天鹅变少了，只是二、三十只的路过，布日图湖干了以后，天鹅更是彻底消失了。从牧场上消失的还有黄羊和旱獭。以前这些动物都是除家畜以外最重要的动物，但是现在没有了。据说今年因为雨水好，草好，又有一群黄羊从蒙古国跑过来，但是很快被打光了。“谁打的呢？”我问。“有枪的人打的。”哈斯巴特大哥笑眯眯的看着我好像在说一个人人皆知的秘密。然后他和乌兰巴拉说了些什么。乌兰巴拉解释说，牧民是没有抢的，抢都收缴了，有枪的人就是边境上的武警、那些旗里、自治区来的官员、还有就是那些有钱的矿主们。我被蚊子咬得厉害，虽然穿着长裤，也没有见到蚊子，但是我的腿上还是起了十几个包。看来现在的野生动物也就是蚊子家族还比较兴旺了。
      
我们终于到了布日图湖边，湖岸还在，但湖岸以下也是草，只是远远的有两片水泡子，几只小型的水鸟在湖上面飞，这是今年雨水大新形成的，原来那个地图上都看得见的湖已经消失了。四周的草青青的，无边无际，草原生态系统默默地宽容着人类的罪过，不知道它会宽容到几时？

孩子们都去哪了？
我们住在满都宝力格小镇上的时候，认识了一对夫妇，乌日格西勒图大哥和他的妻子。我们只要在镇上就常去他家喝早茶或者一起吃晚饭。他们夫妻俩共同经营一个小小的药店，待我们十分诚恳，待镇上的年轻人也极好。我们结识了他们好多天，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快走的时候，忽然有一天，嫂子拿出一些照片，一个皮肤白皙的小男孩在照片上。嫂子十分喜爱地说：“你看看，这是我们家的儿子。”“啊？”多么可爱的孩子！我想，他在哪？“他现在在旗里上学。”嫂子这样告诉我。这时我才意识到，这样的一个家庭，这样的一对夫妇，应该有一个可爱的孩子在家里跑来跑去，这才是正常的，不然这家太寂静了。这时我才意识到，整个小镇都很寂静，除了住在山后那两个蒙古包里的小姑娘其其格，我们没有遇到任何孩子，无论在镇上还是在牧场上。孩子们都哪去了？
      
答案是这样的，孩子们都上学去了。 我在采访巴拉沁老人的时候，老人曾把草原上教育请况的变迁讲给我，那时他特地跟我说，如果我能帮他们呼吁这件事，那可太好了！但那并不在我的采访提纲里，我并不确定能做什么，实际上我做不了什么。
      
在过去，也就是民主革命以前，草原上是没有学校的，但是草原上的孩子也可以受教育，那时的教育机构就是寺庙。喇嘛庙里有三个学科，一个教医学，一个教技术，一个教经营。虽然只有三个学科但是教得很实用，也能满足草原上要求。巴拉沁老人本人是13岁上的学，当时东乌旗和西乌旗还是一个旗，有一个共建的小学“阿尔山宝力格小学”。当时共有六十三个学生，两个老师，那是在1950年。到了1956年，东乌旗的旗府乌里雅苏台镇上建了小学，后来，各个苏木都建了小学，那时候很多孩子受了教育，情况非常好。但是三年前学校开始撤并，苏木嘎查里的小学都撤掉了，孩子们又必须到旗里去上学。

情况发生了变化。尽管外面的世界对学校撤并的事情争论得很厉害，但这个举措到地方上，还是被强有力地推行了。巴拉沁老人很认真的跟我说他的看法，这一次他的看法是真正原生态的。他说学校并到旗里之后，各家的人员、劳动力支出非常不便。要有人陪着孩子去旗里上学，有人留在家里劳动，家里的劳动力少了，支出的花销大了。苏木里设立学校还可以带动商业和饮食，活跃苏木的经济。老人的眼光也会看到城里人人都关心的经济问题。家庭没有了孩子缺少生气，缺少很多东西。更重要的东西是，孩子受教育的地方离家远了，离开了自己的文化氛围。老人说：“教育首先是本民族的东西：文字、文化、然后是别的东西。教育首先来自家庭，是上一代传授给下一代的，技能、做人的方法、面对生活的态度，然后才是学其他的东西。”现在孩子从小离开家庭环境，这些都学不到了，只学一些书本上的只是，会学成傻子。老人举了个例子，巴彦淖尔盟，有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子，第一次看到奔跑的马的时候大吃一惊，因为过去她只在图片上见过马，以为马是图片上那种不动的东西。这就是现代教育的可悲之处。教育者以为有了书本和挂图学生就什么都知道了，其实他们应该首先接触教室以外的大世界，然后才是书本和挂图。东乌珠穆沁一个偏远小镇上的老人对本地的教育看得很明白，但是教育的决策者却看不明白，他们只是主观的认为盟里比旗里教学水平高，旗里比苏木里教学水平高，苏木里比嘎查里教学水平高。但是事实是这样吗？事实是这个想法根本没有任何根据，完全不靠谱。每一个学校都会有好学生和差学生，每一个学校走出的学生都会有人离开草原，有人回到草原。我后来的旅行中遇到的世界著名的蒙古学学者贺希格陶克陶教授，就是在自己家附近的嘎查里上的小学。
  
现在满都宝力格镇保留着全自治区最后一个苏木级小学。实际上，满都小镇里旗里好几百公里，孩子们去旗里上学非常不方便。有了这个小学，不仅满都镇，附近的乌拉盖的人也有很多把孩子送到这里上学。今年六一的时候，学校的操场上，二百多个孩子一起搞了了活动，巴拉沁老人和很多老人家都流下了眼泪。我去的时候，学校已经放假，没有看到孩子。学校有一座漂亮的楼房，一个简朴的操场。城市里那些小学校也就是这样。这所学校面临着很强的压力，上面仍然要求他们撤销。我不确定现在这个学校是不是还在。
      
除了教育的决策者以外，很多家长也没有意识到孩子贴近家庭的重要性。像乌日格西勒图大哥那样的家庭就是主动把孩子送到城里的。他们平日里只能看看孩子的相片，想念他们的孩子。
      
在布日图湖畔，我见到了巴拉沁老人的孙子，一个十九岁大的青年人。那时，我们去巴拉沁老人牧场上的家拜访，老人的儿子不在，他去牧场上剪羊毛了，只有妻子和儿子在，那男孩子和很多城里的孩子一样看无聊的电视剧，看见我们来了就躲到自己的房间去。我问起她的妈妈游牧文化承传的问题，这是巴拉沁老人心心念念的问题。她妈妈说，孩子似乎会做牧场上的事情，但是现在的年轻人跟以前不同了。看来即使在老人的家里，承传也是很难的事情。何况蒙古人也像西方人一样习惯尊重孩子的选择，不会强制孩子做什么，他们受了外面的教育，就有权利选择外面的世界。但是他们有能力选择外面的世界吗？我们问年轻人的妈妈，他在城里学得什么，妈妈笑着说：“大概是学技术的吧？我也不清楚。现在大概是毕业了，既然回家了应该是毕业了，但是也不太知道……”这就是现代教育在牧区的影响，这孩子在城里学了什么家里并不清楚，学了能干什么家里更不清楚，从他的年岁看，他应该是中专毕业，我们都是在城里工作的人，知道中专毕业对在城里就业几乎没有帮助。混熟了，我们跟年轻人进入他的房间，他的墙上贴着蒙古国明星的相片，屋角上有一台笔记本电脑，那是他在外面上学时买的。我们问他对未来有什么打算，他笑了一下逃跑了。这是一个没法想的问题。十几岁的年轻人在家里无所事事，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传统文化中并没有这中现象，而我们这些真正的城里人也不会这样，只有在这样扭曲的教育环境中长大的人才会这样。
  
我很早以前看过一个电影，我经常给别人讲，在美国的一个小村庄里，有一所小学校，乡长要把小学校拆了，引进一笔投资，并且承诺把孩子们都送到城里更好的学校里去。有些家长反对，但大多数家长还是赞同的。一个流浪的摇滚乐手路过此地，嘲笑乡长是个傻子，并且在一个晚上带走了村里所有的孩子，村子里忽然安静下来，所有的家长都意识到自己错了，他们需要孩子，孩子不能离开家。家长们于是否决了乡长的引资计划，共同维修学校，学校修好的时候，孩子们也回来了。一个年长的牧师说：“我们总是认为孩子是未来的财富，我们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们的未来打算，但是我们都忽视了，孩子是现在的财富。”是的，孩子是现在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为了一个未来的虚幻的理由离开孩子是个盲目的举动。
      
我也看过另外一个电影，加拿大曾经给印第安人办学校，把孩子从他们的部落里骗走，强行带到学校，教他们英语，给他们剪头发，起英文名字，一个年轻的女教师认为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满怀热忱的投入到这个事业中，经过很长时间，她终于理解了孩子们的痛苦，放一个逃跑的女孩子远走，走之前用她的印第安名字叫她。影片的结尾说，最后一所这种学校在1982年才关闭。而在我们的国家，这样的学校正在兴建之中。蒙古民族的文化比西方国家中的很多原著民族发达得多，完全有能力教育自己的孩子成为现代社会的一员，但是偏激的应试教育理论会仅仅因为分数不高否定遥远牧场上种种重要的传统教育。没法说了，澳大利亚也给土著人办过学校，现在澳大利亚称那时上学的土著人为“被偷窃的一代”，他们被从他们的文化中偷走了。但是中国对少数民族，甚至对汉族的乡村仍然这样偷窃，他们真的需要那么多城里人吗？
      
现在撤并学校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很多学校根本没有那么多教室和宿舍容纳并过来的学生，学生们被迫寄宿在陌生人家里，学校附近开满了小旅店，家长们为了看孩子，每年多花费数千元，牧场上的人一年才收入多少啊？
      
我们离开满都小镇的时候，同车上又遇到两个孩子，两个妈妈抱着孩子，她们是陪孩子去城里上幼儿园的。真的很荒唐，我从小在城里长大，一直很羡慕在乡村长大的同学，他们的童年丰富多彩，可以自由地探索周围的世界，而我们的童年生活在充满危险的城市，飞驰的汽车、不可靠的陌生人，从小家长死死的管着哪里都不让去。我一直认为乡下长大的孩子心理比我们健康，但是现在这么多乡下的孩子要去城里长大，为什么呢？仅仅因为城市里的学校考分高？城里的生活一定比牧场上好吗？这不是开玩笑吗？我们用脚步丈量了一下巴拉沁老人的儿子的家，他们家的房子大约100平米，但相当于城里买的150-160平米楼房的面积，城里有的东西他们家都有，一定要去城里吗？不一定去城里为什么要从小生活在城里呢？孩子是上天赐给人间的礼物，就是是谁在和上天开这样的玩笑？

额吉淖尔的宝音      
乌兰巴拉一直说他要去一趟额吉淖尔，那里有个贫困生资助点，资助过一个贫困生，现在好几年没联系了。我很乐意多跑一些地方，漫无目的地在草原上漫游就是我的目的。虽然都在东乌旗但是额吉淖尔和满都宝力格相距遥远。我们乘车一路向西，400还是700公里我也不知道。车上我们碰到一位长者，他给我们讲起年轻时去额吉淖尔拉盐的故事，他那时在克什克腾旗，一个勒勒车队，从克什克腾到额吉淖尔要走7天。车队里有个重要的人物就是木匠，一路负责维修车辆。这是个充满感情的故事，额吉淖尔也是个充满感情的湖。它为草原上的蒙古人提供盐很多年了，蒙古人用虔诚的爱惦念它，朝圣般的心情靠近它，用歌声赞美它。在飞驰的汽车里听到长者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的反应远没有乌兰巴拉强烈，因为我没有他懂得额吉淖尔。
      
我们到达额吉淖尔的之后，先去了苏木里的小学校。撤乡并镇后，这个苏木已经没有政府办公机关，但是还有一些人家，一些买卖，一座化工厂，还有就是那座废弃的小学校。
      
我们在小学校从前的教室里见到宝音，我有点惊讶，他是我认识的人，他从前也到过北京，在北京穿着明艳的蓝绿色蒙古袍，很是显眼。那时他来北京参加民间合作组织的会议，他在东乌旗搞了一个牧民协会，不过很快被取缔了。我感到惊讶的是，我一直对东乌旗没概念，我还以为他和哈斯巴特大哥他们是一回事，没想到相差这么遥远，外面的人总会对草原充满误解，怎么都不可能没有。我自以为我这么关心草原，还是这么基本的事情都搞不清楚。既然这样，那些外面的人为什么那么喜欢拿着外面的理论来指挥草原上的人干这干那呢？
      
小学校已经废弃了，现在宝音用它来做信息站。他们的信息站只有一台电脑，只需要一间办公室。其它的房间全部空着，整整三排房子。虽然是平房但是是很好的房子，前面有宽阔的操场。房子前还有几尊寂寞的雕塑。我们小的时候，北京二环路以外的学校还没有这样的条件。现在中国人是不是真的自以为富裕了？发达了？这样的小学校都可以不要了？

宝音把电脑上他拍的照片放给我看，展示他们这里草场退化的情况。其中有一张照片我印象很深，宝音在有草的地面和秃掉的地面各踩了一个深深地脚印，脚印下，有草的地方土是湿的，没草的地方土是干的。乌兰巴拉在一旁说，这就想是长头发的人洗了头不爱干，短头发的人一会儿就会干，草越少地面干得越快。草场退化是个恶性循环。
       宝音的汉语说得不错，我们完全可以交流，他正在筹划一个牧民合作社，合作的方式对恢复游牧有帮助，我于是决定留下来。乌兰巴拉的假期快到了，他要先回去了。临别前，乌兰巴拉去额吉淖尔捞了一把带泥土的盐，看得出这对他是件很重要的事情。
      
下午，宝音陪我去见了名声在外的浩毕斯哈拉图，他也在做一个牧民合作社，并且颇有成绩，不像宝音，虽然尝试很久，一直不见太大的成效。浩毕斯哈拉图所在的哈日高壁离宝音家所在的嘎查四十公里，分手的时候，他把我们送到大路上就离开了。那时已是黄昏，我们在公路边等了一会儿车，车都满着，于是沿着公路往回走。宝音帮我背着包，他问我能不能走，我说能。他说，那就走。他不愿意来草原的人只是看到表面的草原，要对草原有体验，要知道草原真实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他们从小经常这样走，草原是个艰苦的地方，我有必要知道艰苦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沿着公路走，偶尔有车过的时候也招一下手，但是一直没有空车。天色渐渐黑了，离开收费站和加油站都很远了，没有灯，没有月亮，只有一条若隐若现的公路在脚下。公路边没有树木是广阔的草原，但我感觉不到，因为黑暗裹在我们周围，周围的世界似乎很狭窄，只有飞驰而过的汽车照亮的一束光构成一条长长的隧道。
      
宝音问我行不行。我说行。他呵呵地笑了。我其实有一点害怕，但是我愿意相信宝音，他说这样走可以，那就这样走。走了不知道几个小时，一辆从对面开过来的车猛然停下来，掉过头接上我们。宝音又呵呵地笑。他早就从家里叫好了车，四十公里我们真走要走到明天早上。他逗逗我，也看看我的表现，他得到的答案就是“我还行”。
  
宝音的家里有很温暖的一大家人，有哥哥、弟弟、嫂子和弟媳，还有宝音的未婚妻。到了家，喝上热茶，感觉很舒适。我在这里住下来，准备跟踪采访宝音几天。宝音说接下来的几天里他要四处跑一跑，和大家谈谈建合作社的事情。看样子我们会得到一些有用的东西。

与浩毕斯哈拉图的会面
东乌旗西部的草原与东边的满都相比退化相当明显。草看着既不茂盛也不润泽。这不禁让我心惊。东乌旗，传说中的东乌旗以水草最好，保存着最后的游牧文明而名声在外的东乌旗，至少一半的草原退化了，退化得那么明显。
      
浩毕斯哈拉图和东乌旗一样名声在外，见到浩毕斯哈拉图之前，我只知道他建了个牧民合作社，并且外面的人对合作社都充满期待，相信它能为恢复游牧和改善牧民生计做出贡献。那时我还没有听到浩毕斯哈拉图很多传奇的故事。还不能对他心怀敬意。我只是根据我的实际感受感觉他和他的牧场。我到达他的牧场的时候，发现这里不仅草场退化，游牧文明也已消失殆尽。连满都那木吉勒道尔吉那样形式上的游牧也不见踪影了，草场上是纵横地网围栏，草地稀疏，斑秃状的退化，浩毕斯哈拉图不仅在冬牧场盖了房子，在夏牧场也盖了房子。我们一开始不知道他在夏牧场，开车去往他冬牧场的房子，穿过苏木的时候，发现苏木的房子、院子的北墙外都堆着半人高的沙子，草场还绿着，不知这沙子来自何方，但它分明在。
      
我们终于找到浩毕斯哈拉图的家，他不在家，东乌旗有一座重要的敖包山要祭祀了，浩毕斯哈拉图要负责组织工作，他去准备了。电话里他说过一会儿回来，让我们在家里等他。我和宝音等在那，桌上摆着糖和饼干，茶倒上来，嫂子也不太招呼我们，到一旁干活，她也在为祭敖包准备什么东西，把很多布裁成细条，再订成布带子，缝纫机踩得很响，我和宝音都没法交谈，这时有了一点拜访大人物的感觉了。宝音委婉地劝我耐心一点，草原上的人对时间不敏感，等上几个小时很正常。

浩毕斯哈拉图出现的时候，有点出乎预料，事先没人告诉我他长得那么帅！——瘦消身材、骨感的面颊、坚毅深邃的眼神。我那时还不知道，浩毕斯哈拉图主演过一部电影，也不知道他英俊的长相会成为几天后我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我的采访带着这一点意外开始了。浩毕斯哈拉图对我的到来没有感觉任何意外，来采访他的人太多了。嫂子还在做活，我们于是把采访地点搬到户外，三个人坐三个小板凳，宝音担任翻译，同声传译。
  
 “蒙古族过去有五畜，马、牛、山羊、绵羊、骆驼。五畜兴旺才是好草场。”浩毕斯哈拉图一张嘴就很专业。“自从草场分到各家各户，大牲畜的饲养变得十分困难，因为这些牲畜需要的活动范围很大，需要广阔地连成片的草场。现在牛、马都减少了，骆驼几乎消失了，牧民只养些小草场上好养的动物，也就是小型的羊。”“在过去游牧的时候，谁家要是把草吃得很短了还不搬家，会被人笑话，现在都在自己家的草场上，吃秃了也搬不出去。羊群在一个地方走来走去，不吃也踩呀！”“有了网围栏以后，去哪都要绕着走，马走起来太辛苦，很多人都心疼马，就改骑摩托车，我们的传统就这样丢掉了。”浩毕斯哈拉图皱着眉望着远方。不多的交谈之间，我已经发现这个人不同凡响，他真的在想游牧，真的惦念着自己的文化，不像我前面遇到的人，维持着游牧的人只是出于自己的喜好和习惯，放弃了游牧的人只是随波逐流。

他说分户承包以后草场也退化的厉害，草没有以前长得密了了。他并没有说学者们常说的没有了大牲畜对草种的影响，草场之间不能交流草籽对草场的影响，他只是说他真实地看到体会到的东西。我问他分草场以前草草可以长多高，因为我总听说以前草可以长得没过马肚子甚至没过马背什么的。问了他几遍之后，他说，他们这里的草原一直就是这样，草长得很短，不高，以前只是长得密，现在长得稀了，他说不要动不动就说以前的草长得多高多高，没有那样的事，他们这的草一直就这么矮，只是原来草根草之间很密，现在稀疏了。我笑了，我又错了。草原从来就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任何观点先行都可能随时受打击。
      
浩毕斯哈拉图办合作社的初衷绝不是为了恢复游牧，而是他认为合作对牧民来说，在经济上有好处。他告诉我很多分了草场以后的变化，草场分了以后，大家的开销都变大了，原来他们整个嘎查只有四个大口井，一个机井，现在有一百多个机井了，因为每户牧民都得在自己的牧场上打井。每口机井至少十几万，牧民挣的钱就这样没有了。修网围栏也需要花很多钱，就凭数万吨钢铁扔在了锡盟草原上，牧民为重工业做了多大的贡献呀！原来大家的牲畜在一起，一个嘎查出几个羊倌、几个牛倌、几个马倌就可以了，现在每家人牲畜即使少也要有专人管，很多人家劳动力都不足了。我想这要是按照我们以前上学学的劳动生产率计算方法，这是单位劳动生产率下降了，也就是说承包牧场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即使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这也是一种倒退而不可能是进步。
      
现在浩毕斯哈拉图把十户左右的牧民联合起来，共同经营草场。他的希望是将来有人可以专门放牛，有人家可以专门养马，有些网围栏可以拆掉，整片的草场可以四级轮流使用。他说，现在上面不让说游牧，推行“轮牧”，“轮牧”是什么？不就是蒙古人的游牧吗？一个牧民能意识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太多生活在基层的人习惯生活在指责和自卑中，对上面的政策言听计从。轮牧的情况我有一些了解，不完全像浩毕斯哈拉图理解的那样。现在进行的轮牧试验有两种，两种都非常可笑。一种是把牧场联合起来，用网围栏裁成十一个长条，分十一个月轮流使用。这个方法是从“发达国家”澳大利亚学过来的。首先澳大利亚的牧场每年的牧草生长期是十一个月，内蒙古的牧草生长期也就2-4个月。其次我们城里面做IT的人都知道所谓“发达国家”也就那么回事，他们的很多方面并没有我们发达，我们和澳大利亚人合作项目，经常说他们是乡下人。另一种轮牧的方式是四季轮牧，也就是把牧场划成四块轮流使用，这真的跟蒙古人传统的游牧没有本质区别。也就是多了些网围栏。
      
可以讲几个浩毕斯哈拉图的传奇故事了。他只上过小学，该上中学的时候，家里的草场包产到户落实了，家里的劳动力就不够了，于是他的爸爸让他回家放牧。他很高兴可以不上学了，天天骑着马在草原上跑，有了这样的生活一个少年成长为一个坚强的牧民。我们后来到呼市的时候，海山老师说，他如果上了学，那么聪明的人肯定考上大学离开草原了，幸好没有上学。他二十二岁成为哈日高壁的嘎查长，现在已经当了十多年，是个很有经验的嘎查长了，而且还相当年轻。他现在搞了个牧民协会。把十几户牧民联合起来。而且曾经成功的避免了本地的牧民借高利贷，避免他最终因高利贷把草场出卖给外面的人。现在东乌旗外来移民的压力非常大，虽然政府忙着转移东乌旗的本地人口离开草原，但是对移民的涌入却无动于衷。在这种背景下，浩毕斯哈拉图通过合作社的共同帮助，使一个人没有借高利贷，没有把牧场卖给外人，变成了一个令外面关心草原的人普遍充满希望和向往的事情，他的故事于是流传开来。除此之外，浩毕斯哈拉图还有一个很八卦的故事，有一次，一个摄制组到草原上拍一部电影，反应一个城里女人和草原男人的爱情，他们本来带着男主角来的，但是看到浩毕斯哈拉图以后，导演当场换了男主角。采访时，有人告诉我浩毕斯哈拉图是今年赤峰站的奥运火炬手，我问他对此有何看法？他说：“他们让我去的，不是我自己愿意去的！”有了这些故事浩毕斯哈拉图给外面的世界的人很多希望。外面的学者、NGO、国家民委的官员都争着认识他，争着帮助他。希望他的模式能给草原带来好的未来。
      
但是浩毕斯哈拉图仍然是自发的东西比自觉的东西多。他得到了几十万的国家经费，这笔经费竟然是用来打井，种200亩饲料田。又是种植业！又是打井！浩毕斯哈拉图对于这些对环境的影响显然并不十分清楚。这笔经费是带着项目下来的，专门用来干这事，浩毕斯哈拉图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经费，他的实验会不会因为这些经费最终偏离了方向呢？
      
临别的时候，浩毕斯哈拉图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很多记者来采访他，问他很多问题，他都回答了，那么我们能不能带给他什么呢？比如好的项目，或者好的方法。我想了想，我为牧民做过的有点实际意义的事情只有为蒙古文的法律手册捐过钱，我把这个告诉他。他立刻说，他看过那些法律手册，那很好！我不好意思了，因为这么多年，我所做的事情里真实地能给牧民带来好处的，只有那么一点儿。

797号路桩
宝音也想搞个牧民合作社，他曾经搞起来过，但是被当做非法组织取缔了。现在眼看这别人都搞起来了，自己的合作社却没有什么动静。宝音说他这几天准备跑一跑，去一些家。谈谈他的想法。我于是坐上他那辆破烂的小夏利跟着他四处转转。车子在草原上沿着网围栏一路开，牧人的家明明就在那边的山坡上，却要沿着网围栏绕很久。宝音说：“你看，车绕起来都这么难，别说马了，现在有网围栏了更没人骑马了。”宝音家还有马群，他们的房子后面栓着一匹马，那马是今年春天应该驯的，但是春天马跑了，没抓着，错过了驯马的季节，现在宝音的哥哥和弟弟每天都研究一会儿，说要驯那马，但是又很害怕，现在这个季节马长得太结实了，不敢驯。不知道他们现在驯马还有什么用处，还是已经完全蜕变为一种爱好。

我们到了一家，男主人不在家，只有一位老妇人和两个小姑娘。老妇人出去给我们拿茶。我看到她正在缝制很漂亮的东西，就拿那彩色的布在小姑娘的头上比划。宝音告诉我那是袖子上的，是蒙古袍的马蹄袖。
      
我们稍微坐了一会儿，就起身走了，男主人不在家，我们什么也没谈成。之后我们又跑了几家，男主人都不在家，我问宝音为什么不事先打电话约好。宝音问我：“你们出来跑项目怕什么？”我说：“怕打搅牧民，怕给他们添麻烦，或者让他们太多时间接待我们这种人而改变了他们自然的生活。”他说：“是啊，我们在草原上跑，到谁家的时间都是不一定的，如果打电话约了，人家就要等，这样就改变了人家原有的生活。我们做合作社是大事，不在这一天两天。”我不知道宝音是真的这么想的，还是有点灰心，不敢大张旗鼓的搞。但至少我喜欢这种方式，我不喜欢把大家草率的组织起来指手画脚的工作方式。

我们跑了很多家，都住房子，忽然有一家住在两个蒙古包里。我们走进去，这一家的条件要差一些，没有住房子的好。他们的蒙古包周围有大约一百亩地的一个圆圈寸草不生。我问主人这是为什么？他们回答，这是好几年的夏营盘了，一直没换过地方，所以这样。这家显然不是因为搬家方便才住蒙古包的，恐怕是盖不起房子，住蒙古包也没能挽留游牧文化的流失，他们照样好几年不搬家。
      
终于有一家男主人在家，宝音和他聊了合作社的事情，他说，宝音应该找些外面的人来指导，他们自己干不行。我在一旁用汉语说，合作社最重要的是要牧民自觉自愿，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没必要让外人干涉。不知道宝音翻译了没有，反正那个人一直强调要外面的人来讲一讲，光靠他们自己不行。难到牧民已经习惯了听那些不懂草原的人的指挥了吗？不过我还是决定帮宝音一下，既然这样，我就给我天下溪的朋友周维打电话，问问天下溪最近有没有游学活动，如果有让他们到宝音的嘎查来一趟。天下溪有一个“人与草原网络”，关注草原保护和牧民生计。我和他们接触以后发现他们找到的保护草原和改善牧民生计的办法就是合作化，所以我想也许他们能帮助宝音，带来“外面”的经验。周维听到我的电话很惊讶，她正在锡林浩特。我很快说服周维改变行程，到宝音的嘎查来一趟。
      
宝音的家离嘎查办公室很近，只有大约不到一千米，嘎查办公室外面就是公路，另一边是一个出产硝的水泡子，俗称硝泡子。我把地点说给周维，周维听得一头雾水。最后宝音说让他们在公路的797号路桩处下车，就这样说定了。
      
周维要两天以后才到，我于是住在宝音家等她。第二天，我本以为可以和宝音继续跑，旗里忽然来了任务，要给羊打针上耳标，宝音是嘎查里的防疫员，他得先忙这事。宝音起初不愿意，因为旗里发的药很猛，打了针羊会掉膘，他说先过两天糊弄一下就行了，但是旗里的通知很严厉，说要奥运会了，如果草原上发生疫情，谁也担待不起。宝音只好放弃跑合作社的计划，去给羊打针。我跟着他去了一家，要把几百羊一只一只逮住，每只羊身上杵一针，同时用一个大夹子在打了针的羊耳朵上打上一个桔黄色的耳标，草原上有雾，羊圈里都是水，这事做起来很繁琐，也很辛苦。我碍手碍脚的，什么忙也帮不上，跑了一家就没再跟他跑。

宝音家在从797号路桩下路不远的地方。有两所房子，一所“老房子”，一所弟弟盖的新房子，房子里面的空间很大，隔成很多小间，和草原上很多地方的房子一样没有院子，两间房子的关系就像两个蒙古包一样孤立地摆着，房子的门上没有锁。我起初和宝音家的其他人一起呆在老房子里，想帮他们家人干点活，可他们都把我当客人，我一伸手他们就笑。我看到宝音的对象刷碗时把碗在水里轻轻摆一摆就拿出来，用抹布擦干净，有点接受不了，不过我能理解，草原上水很珍贵，浪费水形同犯罪。宝音家的机井在原来的压泵井旁边，把电闸一合，水就静静的从水管里流出来，像用自来水一样方便。值得庆幸地是这一家人仍然保持着节水的习惯。我和宝音家的人没法聊天，就一个人到他弟弟的大房子里呆着，偶尔给他的小侄女从冰箱里拿一点甜食。宝音的小侄女也没法跟我说话，她需要什么，就拉着我的手走到那东西附近，然后用她小手去指，我不留神用汉语问她对不对时，她就“啊？”一声，非常可爱。但是这种时候也很少。我以前听说过草原上的人很寂寞，所以才好客，我现在也有点寂寞，但是应该不是以前那种独自出去放牧时的感受。不过我开始用勉强闪动在手机上的信号给四面八方的朋友打电话。很久以后还有朋友问我那天的采访后来怎么样了？我才记起我那天给他打过电话，打太多电话了。

到了天下溪的朋友该到的那天，我早早地和宝音走到公路边上，我们在797号路桩下面坐下不太耐心地数着偶尔飞驰而过的班车。宝音在前一天晚上和他的女朋友一起把很久没人用的嘎查办公室打扫出来，带着一头灰土去苏木里洗了澡。现在嘎查里的积极分子正从四面八方赶过来，现在谈不到不打搅大家生活的问题了，北京要来人。我觉得真遗憾，大家还是想听“外面人”的话，很少发现自己的长处。我跟宝音说起我的感受，他说：“现在三、四十岁正当家的人都是在批判父辈的教育中长大的，谁会关心自己的传统呢？四、五十岁的都不行。只有六、七十岁的老爷子还有两下子，但是年轻人又不听他们的。”“现在人放牧真的是乱放，以前的老爷子真的会放牧啊！好多讲究呢！现在不行了……”即使是草原上的人也会变的不懂自己的草原。
      
终于有一辆紫色的班车停下来，两个人下了车，一个是周维，另一个就是希望的守护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希望的守护者。两个远道的朋友来了真令人高兴，虽然在草原上才呆了几天，我也开始感觉客人到来的快乐。
      
嘎查的会议室挺大，一圈桌椅围着墙边放。十来个人稀稀拉拉地做在房间里。不过来的人已经不少了，这个嘎查统共只有百十户。来的人大部分都是年龄偏大的牧民，也有两个年轻的。有意思的是，这里面竟然有一个汉族人。我并不想对比文化差异，但是他真是不同凡响。他的话明显比其他人多，带着点东北口音的汉语响彻在会场上。话题一开始说到浩毕斯哈拉图搞了饲料地项目的事情，几个牧民说：“我们不能搞。”那个汉族人来劲了：“那玩意不能闹！我那几亩地过两年全扬沙子了，我那网围栏都被沙子埋了半截！咱这地方不行，不能闹那个！”
      
会场稍稍安静大家开始说合作社的事情。周维站起来说，她做NGO很多年了，帮助农民、牧民都建立过合作社。做合作社重要的在于大家有合作的愿望，并且文化中有合作的传统，最忌讳的就是从一开始就紧盯着利益。很多合作社都是因为紧盯着利益失败的。希望的守护者把这话翻译给大家听。这时那汉族人就发言了：“我说咱们嘎查的事情就是没法搞，合作啥呀？要是把那硝泡子闹回来，一年产的硝都归咱们嘎查，你看大家跟不跟你干？”没有人说话。我想大家是都知道，硝泡子是闹不回来的。草原上的矿产被某一级政府拿走了，再包给某个企业的情况很多，当地牧民都无法从中受益。很多地方的牧民争取了好多年，毫无希望。宝音小声地跟周维说，希望周维介绍一些外面合作社的成功案例，给大家一些信心。
      
周维于是介绍了她以前帮助过的达茂旗的成功案例，周维再次强调，合作成功是因为大家认识到需要合作，不能以利益为导向。达茂旗的合作也有赔有赚，但是合作了，大家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总的来说加强了。希望的守护者帮她翻译。希望的守护者似乎不是个很忠诚的翻译，他自己有很多想法，都在他翻译的时候表达出来。他说蒙语的时候，会突然冒出一句汉语，竟然是说：“在合作社这方面，有什么信息和项目我们可以帮助你们。”周维赶紧拉他的衣角：“你可别大包大揽啊！”的确天下溪的资源也非常有限，能给大家的帮助也仅限于信息的交流和一些理念层面的指导。会场上有位老牧民面色黝黑，目光深邃，但语言迟缓，甚至有些迟钝。他偶尔说一句话，大家都表示赞许。很快我们知道，他是这个嘎查退休的老书记。
      
“老书记我最佩服了！”那个汉族人又说话了，“要说咱们嘎查的草场，就老书记家那块保护得好！老书记那羊会养！……”他说了很多恭维老书记的话，但是老书记并没有什么表现。只是说：“合作是有好处的，大家都知道，但是怎么干呢？得有一个可行的办法。”
      
宝音想建合作社，是想把一个村民小组的四十多户都联合起来，一次成功。及时浩毕斯哈拉图也只联合了十来户。蒙古族传统游牧时期，一个浩特乌苏大约只有五到六户，都是一个放牧季节自愿结合在一起的。现在要一下子联合四十来户确实有些不切实际。那汉族人又站起来说了很多话，大家显然不太愿意听他说话了，他于是说：“咱们嘎查的事我就是没法搞，我也知道，我汉人，一句蒙古话不会说，可我当过四年兵啊！你看看咱们嘎查的草场数我那块保护得好！”我有点奇怪，他开始的时候还说他的网围栏被沙子埋了一半，现在又说他的草场好。难道他就这么习惯说话不实在吗？我并不想有意扩大文化差异，但是在这个小小的嘎查会议上，文化差异就摆在那。一个汉族人：能说，能忽悠，说话不负责任，前后矛盾，凡事看上去很积极。蒙古人沉稳、安静、话不多、略显得有些迟钝，但是每句话都有他们要表达的意思。周维会后和我说，真奇怪，这个汉族人在这里生活了这么多年，为什么文化上丝毫没有受到影响，还是那么典型的汉族人。
  
参加会议的人的话题在这次会后从要不要搞合作社，变成了合作是有好处的，问题是怎么做才好。我想请周维他们跑一趟还是没有白来。
再访奶牛村

我们在宝音家时，周维接到海山老师的电话，说克什克腾旗有一个嘎查没有分草场，那里的牧民还在游牧。我立刻决定去看看。我不太确定这个消息是否准确，我几年前去过克旗，那里的夏天虽然有人带着蒙古包走，但是冬天都是集中住在“营子”里，那里大约曾经驻扎过很多军队，所以有把村庄叫做“营子”的习惯。但是我决定去看看，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比较完整的游牧文化保留地。东乌旗的情况已经是这样，其他旗恐怕很难有保存得更好的。我们于是告别宝音往锡林浩特和天下溪团队的其他人会合，一起去克什克腾旗。
      
我们在锡林浩特有一个晚上的时间，按照计划，我要去采访锡林浩特北边的奶牛村。那里是政府建立的定居点，把牧民从草原上搬出来的定居点，也就是我们常听说的“围封转移”。
  
我之前已经到奶牛村去过两次了，一次是奶牛村刚建的时候时间是2005年春节，一次是一年后。奶牛村刚建的时候，我正好到我的朋友萨日娜家过年，同时利用过年时间去采访西乌旗的牧马人。那时候萨日娜告诉我她的表妹家围封转移了。我在萨日娜的家里第一次见到乌云花和她的丈夫哈斯，他们是一对俊男靓女。他们有个小女儿海热，也是个很漂亮的小姑娘。因为过年一家人穿着考究的蒙古袍，金光闪闪的。我从西乌旗回来后，跟着萨日娜的姐姐姐夫在锡林浩特的近郊转了转，晚上去了奶牛村。奶牛村就在锡林浩特市北边的敖包山后面。他们家在最后一排院子里。当时还没有盖房，把牧场上的两个蒙古包搬过来，住在蒙古包里。包里的火烧得很热，我们连毛衣都穿不住。乌云花给我盛上热腾腾的羊肉面条，感觉非常温暖。他们家原来有五百多头各种牲畜，现在已经买了三头奶牛，奶牛放在牧场上了，她妈妈的牧场还可以放牧，所以没有把牛放在村子里。当时围封转移还是个新词，我们大家对它充满争议，但直觉上觉得它破坏了蒙古民族的传统文化，可它是不是会带来经济上或生态上的好处，我们也不知道。
      
第二次访问奶牛村是在第二年秋天。让我非常惊讶的是，美丽的乌云花竟然变得像个小老太太一样，海热也变成了土土的农村女孩。他们家的院子里有堆积如山的草料，两头蔫头耷脑的奶牛卧在院子里。很多年轻人聚在一起讨论今年草料的价格，他们说黄旗受灾了，今年的草料特别贵，他们那样讨论大概是想把草料往那里卖。萨日娜的父亲告诉我，现在养奶牛不合算，奶牛比本地的牲畜能吃，他指着窗外的草料捆给我算账，一头牛一天吃掉多少草料，一捆草料多少钱，最后算出一头牛一个夏天的草料开销就是二千块。现在乌云花家的奶牛都是二岁口的小母牛，还没有下小牛犊，所以没有奶，只能白养。乌云花家还算好的，草场上让打草，所以有草料，还有三头牛放在妈妈的牧场上代养，省去很多草料费。他们家把牧场上放牧时的积蓄拿出来盖了房，牛的贷款没有还，还要再白养一年。现在他们留在奶牛村的唯一动力是海热，因为政府说，离开草原的牧民的孩子都可以免费上学。不过他们不知道这个政策能持续多久，因为海热还小。那次调查让我很不舒服，回北京以后听说，锡盟的奶牛户现在都成了贫困户。从那时起我一直很挂念乌云花一家。
      
现在乌云花他们这样的人有一个新的称谓了，他们不再是牧民，而是“奶农”，养奶牛的农民，他们住在村庄里，用农民养牲畜的方法饲养奶牛，用农业的经营方式经营牛奶。我们从东乌旗坐车将到锡林浩特的时候，发现锡林浩特市北边开挖了巨大的露天矿。虽然蒙古族有句古老的谚语：“北边一挖土，幸福就带跑”但是这两个巨大的矿坑就在敖包山的北面挖开了。以前，从北面进入锡林浩特时，远远看见敖包山就能感觉到一阵温暖，现在敖包山和巨大的矿坑相比已经渺小得不能再渺小了。我们经过矿坑附近时，看见了很多奶牛，当地的奶农把牛从家里赶出来，吃矿坑附近残存的一点青草。他们一定是草料不够了。奶牛拖着沉重的乳房，在尘土飞扬的矿坑边吃落满灰尘的并不是牧草的一些生命力较强的硬硬的草。
  
我在萨日娜家吃过晚饭，萨日娜的父亲开车，我们又路过矿区，到了奶牛村。村子里土路依然。乌云花家的情况似乎比几年前好些，窗明几净，有一台很扎眼的大彩电。他们的牛产奶了，还下了小母牛，贷款免掉了一些，他们说等够了十头牛就可以进入正常的循环了，现在还不行。哈斯说，现在养奶牛的还是汉族人赚钱，他们这些围封转移的牧民都不行，因为这么养奶牛得上规模，最好养几十上百头，有自己的奶站才可以。现在他们这样养赚不到钱，只能勉强求得收支平衡。乌云花家的情况其实有一点出乎我们意料，他们的生活还过得去，而且经过调整比前几年还要好一些。很多奶牛村的牧民都已经跑了，跑回草原了，或跑出去打工了，乌云花一家却在奶牛村住下来，还有很漂亮的大彩电。海热长大了，长得很漂亮，还参加了自治区的歌舞比赛，或了奖，说不定这孩子会走进城牧民常走的那条路——做一个演员。海热还多了个小妹妹，乌云花照顾着小孩子，他们还在努力地把生活经营好。
      
一户牧民的生活因为一个政策完全改变了，他们经过调整适应着这种变化，虽然还亏钱，虽然外面的人们不断地讨论着这个政策的不合理，但是他们还是很顽强地适应着。作为普通的牧户，除了适应和逃跑还有别的选择吗？

星星塔拉度假村
克什克腾旗和锡盟不一样，锡盟土地平旷，山峦大起大伏，几乎没有树，草色微白，更显得大地辽阔苍茫。克旗草色油绿，山峦秀丽，有松林、湖泊、河流、草原、沙地，时而有小山隆起，时而有河谷宽阔，时而草原开阔，时而是树木稀疏的沙地。有了这样的自然景观，克旗极适合旅游业发展。进入克旗境内不久，路边就出现一个接一个的度假村，有的是蒙古包群落，有的干脆在草原上直接盖起一座楼。我并不清楚我们要找的还在游牧的嘎查在哪里，不过我们直奔白音敖包风景区去了。
      
到了风景区，我们被带到星星塔拉度假村。在那里，我们见到那个嘎查的书记，宝音贺西格。星星塔拉度假村我以前来过，那时只有一排砖房和十几个蒙古包。有一个很大的蒙古包给我印象很深，大概十五个哈那。度假村的前面有一个小湖，后面的山包上磊着个敖包。我们晚上在度假村吃饭时，几个汉族小姑娘穿着蒙古袍，一边唱歌一边逼着客人喝酒。
      
几年过去了，这个度假村已然鸟枪换炮，那个大蒙古包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砖砌的圆形房子，是现在的厨房。有了一个巨大的宴会厅也是圆形的，一楼是大厅，二楼是许多小包间。一楼大厅有巨大的窗户，从一侧绵延至另一侧，透过那窗户看到草原和小湖，比任何壁画都要漂亮上百倍，这是这个度假村里我唯一觉得可取之处。两旁的空地上，立着几十个“蒙古包”。那些蒙古包都是砖砌的，刷得很白，绘着蒙古包的图案，正面是个大玻璃窗，远看像个张开的大嘴，里面是个标间，有两张床和一个卫生间。很搞的是，这些砖砌的蒙古包没有天窗，天窗的位置插着苏鲁锭，远远看去非常古怪的一排建筑。蒙古包最重要的功能是可以搬迁，但游客不需要搬迁，度假村也不需要，蒙古包需要天窗，游客不需要，度假村也不需要，蒙古包没有张着大嘴的窗户，但是游客需要采光、需要观赏风景。这就是旅游业，有人说旅游业能保护传统文化，我看是扯淡。游客需要的是猎奇，旅游业经营者做的就是把文化符号化堆砌。堆砌的同时在这种文化的本乡本土把这种文化践踏了。我出来寻找游牧文化，却寻找到这么古怪的一个地方。我很担心在白浪费钱。
      
宝音书记请我们在那个巨大建筑的圆形包间里吃饭，有酒有肉一大桌，一路上一直吃住在牧民家，几乎没有喝酒，夏天里牧民也很少吃肉，吃肉也是用带油的干肉做点菜吃。现在面对这么一大桌，每个人都倒上了啤酒，好几大捆啤酒被放在旁边，大有推杯换盏的意思，我担心主人弄错了，我们不是北京来的官员啊！酒桌上很多客套话，度假村的经理也来敬酒，原来度假村用的是这个嘎查的土地。
      
酒后，度假村为我们在宾馆里开了两个标间，宝书记来房间跟我们谈他们嘎查的情况。他们嘎查原有一百万亩草场，其中一部分是红衫林，50年代，建了林场，林场占了八十万亩，这样牧民挤在剩下的二十万亩上，因为牧场太少了，所以一直没有分。尽管这样，他们也对外声称分了，因为国家的规定在那，谁不分草场就是不跟中央保持一致。
      
下午，我们去度假村后面的敖包山上看了看，那敖包是假的，歪着堆在山顶，和如今规模宏大的度假村相比，也显得很渺小，很不正规。希望的守护者和天下溪其他一些同事准备回赤峰去，从那里回北京。我和周维决定留下，明天去看看本地的牧场，看看没有分牧场的牧民怎样生活。牧场上也有个叫宝音的人，他的亲戚——北京的蒙古学教授贺希格陶克陶老师也在牧场上。我有点担心，宝书记名叫宝音贺希格，牧民叫宝音达赖，教授叫贺希格陶克陶，如果我将来写文章给没有蒙古文化背景的人看，他们会不会晕了。
      
我和周维暂时被安排在度假村的宾馆里，一天四百多元的房费，让我们俩都担心经费问题。

贺西格教授
贡格尔塔拉名声在外，因为旅游业，从贡格尔塔拉走出来的贺希格陶克陶教授很少有人知道，虽然他是世界著名的蒙古学家。他曾经获得蒙古国颁发的大奖，获得那个奖项的蒙古学家全世界只有十人，中国只有贺希格陶克陶教授一人。
      
第二天早上，宝音的弟弟一大早开着车来接我们。穿过宝音敖包下的红杉林区，在林子的边缘，开阔的草原地区，我们见到三个蒙古包，宝音的家就在中间的那一个里面，宝音的弟弟住右边那一个，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在宝音的蒙古包里小坐，了解本地游牧的情况。宝音忽然问我们，你们不想见见贺希格老师吗？他在哪？我们有点惊讶。他就在旁边那个包里。宝音回答。这种感觉真是很意外，我们虽然知道贺希格老师在牧场上，一直有一种云深不知处的感觉，现在忽然知道他就在近前。我们从宝音的蒙古包出来，进了贺希格教授的蒙古包。他笑着欢迎我们的到来，我们问他是不是也是来草原考察的？他说不是，这就是他的家，宝音是他的侄子，这个蒙古包就是他的家！一个世界上重要的学者竟然还在草原上有一个住蒙古包的家！现在我觉得很奇怪了，但这才是真正的蒙古人啊！蒙古人原本的生活就应该是这样的!
      
跟贺希格教授喝上茶，他开始给我们讲宝音家附近的草原，讲白音敖包山。白音敖包山透过贺希格教授家的门就可以看到。“你们看着这敖包山有什么感觉？”他问。我摇摇头说不知道。“你没有那种很神圣，被感动的感觉吗？”我有点不好意思，我第一次接触白音敖包是作为一个旅游项目接触的，所以没什么感觉，我后面遇到很多敖包山，心里也会有神圣和被感动的感觉，但是对白音敖包却没有。他轻轻地摇摇头说：“这敖包山就是给人那样的感觉。我从小就在这山下，我就是这嘎查的小学里毕业的。这地方多好啊！这么看着有多好！”
      
喝了一会儿茶，贺希格教授带我们去附近走一走，看看贡格尔河，看看宝音家的冬营盘。话题离不开蒙古人那些糟心的事情：白音敖包山上原来有密密层层的森林，蒙古人世代居住在这里，世代守护着森林。过去大家夏天在草原上放牧，冬天就到林子里面。五十年代一支外面来的“护林队”来到这里，把大片的森林划归了他们，牧民不能再进去放牧，他们护林队一人拿着一把斧子，上山砍树，现在这山上的树已经很少了。这里的树是一种很珍贵的红杉树，现在越来越少了，说是要保护，可是现在因为这种树树形漂亮，又把小树整棵的挖起，卖到城里去。现在的白音敖包山已经光秃秃的了，也就是山下还有一点树。现在国家又出了公益林项目，把牧民们剩下的二十万亩草原也划成了公益林，说是以后就不让牧民放牧了，现在大家都不清楚这个嘎查的牧民的未来将会怎样？这二十万亩草原原本不是林场的，而且自古不生长树木。现在国家拨发的公益林补偿款，牧民也没有得到一分，都让林场拿走了。

我们朝另一个方向走，走到一条小河边。这小河弯弯曲曲的，这就是著名的贡格尔河。河水清澈，河底有点发红，这是因为上游有个铁矿，一直在向这条河排污。

感叹一番后，我们又走到一个红砖的圆圈边上，教授告诉我们这是宝音家的冬营盘，这些红砖其实砌成一个火炕，热气可以在下面游走，冬天的蒙古包也是暖和的。贺希格老师又说：“这地方多好啊！”贺希格老师去哪都走得很快，我们一路照相，一会儿就被他落下。他带我们看了宝音家的羊圈，羊圈地面黑黑的，不长草，老师说这块地挖出来都是好燃料，羊粪砖挖走以后过几年才会长草。羊圈边，有一个半地下的窝棚，里面有不少工具，那是过去宝音家羊倌冬天住的。

我不确定我是否找到了游牧文化比较完整的存在，只是在这片危机四伏的土地上又听见贺希格老师感叹说：“这地方多好啊！”

白音敖包
白音敖包是个很有名的敖包山，关于它有不少故事。最近的一个发生在二十多年以前。白音敖包原来是个重要的敖包山，但是解放以后，这个敖包山一度被认为是封建迷信，被拆除了。在敖包原来的位置上，林场盖了个望火楼。就这样年复一年，过了很多年，似乎人们已经把敖包山遗忘了。
      
文革结束以后，有人提出要恢复敖包山，但是上面不同意，还是有人说敖包是封建迷信。一个夏天的夜里，牧民们突然上山把望火楼拆除了，把敖包重新磊起来。这一天正好是七月一号。这一下事情闹起来，有人说这是跟党过不去，派了工作队下来调查。工作组驻进嘎查里调查。嘎查里八岁的孩子到八十岁的老人都说自己是领头的。大家都知道这事关系重大，领头人一旦被抓出来肯定重判，于是人人都说自己是领头的。工作组查了半年，还是查不出来，但是牧民也没有办法过踏实的日子。大家辗转上访，把官司打到乌兰夫那里。乌兰夫听说以后，立即批示：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抓人，抓了人要赶紧放，工作组立刻撤出。就这样这个风波结束了。直到今天人们仍然不知道领头的人是谁，我问宝音贺希格书记的时候，他眯起眼向我笑着，我意识到问错了——实际上大家仍然心有余悸，不敢说出来。只有白音敖包静静地立在山顶，保佑着这片美丽的草原风调雨顺，水草丰美。

杭盖
今天的中国境内，可以称之为“杭盖”的地方已经很少了，白音敖包嘎查算是其中一个地方。这里有山，山上有森林，山下是草原，草原上有条弯曲的河。符合构成杭盖的一切特征。在过去上千年的时光里，蒙古人守护着这片土地，“只求不要改变我的杭盖”是游牧人对这片土地的态度。在过去，牧民在草原上度过夏天，冬天把牲畜赶到温暖的森林中。夏天森林中虫子太多，牲畜会不舒服，冬天草原上风大。这是这个地方游牧的规律。我听说，在蒙古国，有些地方的情况相反，因为那里的草原上没有河流，没有水源，所以夏天，牲畜在有溪水的森林边，冬天牲畜赶到下过雪的草场上。这样的生活经历了很多年，很多年过去了，草原依然清脆，森林依然郁郁葱葱。
      
这种生活对于白音敖包现在两三代的牧民来说，已经生疏了。但年长一点的牧民都还记得很清楚。五十年代，护林队驻进了林区，他们声称要保护森林，从此有了白音敖包林场，八十万亩土地禁止了牧民放牧。经过护林队几十年的努力，白音敖包林区的林木已经变得稀稀拉拉。直到人们发现这里的林木是稀有的红杉，它才没有被砍伐殆尽。
      
在宝音家吃过饭，我们坐上车子，到林区里面转一转，林区的另一头，有个铁矿，在贡格尔河的源头，据说铁矿一直在向贡格尔河排污，我们决定去看一下。
      
进入林区，空气立刻变得润泽起来。周围开着各种各样的野花。紫色的，一大串一大串，白色的铺满没有树的山坡，风一吹在青草间摆动，像无数眼睛在眨。有花的地方有一种巨大的昆虫在飞，起初我们以为是蜜蜂，后来发现是牛虻。这些昆虫都长得苍蝇的形状。有三个普通苍蝇大，落在人身上，隔着衣服就能咬。我们在路边发现巨大的土坑，原来是整棵的红杉树被刨走以后留下来的。现在人们发现红杉树的树形很漂亮，适合城市绿化，甚至适合做圣诞树。于是出了这个新买卖，把整棵的红杉树连根刨走，运去城里卖掉。

白音敖包林场是大兴安岭的余脉。狭长的一条，走着走着，我们忽然出了林区，走到一条公路上，昨晚住过的度假村又出现在公路侧面，顶上戳着苏鲁锭的古怪的“蒙古包”排成阵型立在巨大的圆形建筑两侧，招揽着路过的游客，进处，一片清清的湖水。“这个地方原来就是宝音家的牧场，这片湖水原来是一口井，有一天井里冒水形成了这个湖。这在我们蒙古人是非常吉祥的事情。但是度假村看上了这片地方，硬要宝音家搬迁了。”贺希格老师说。
      
车子越过公路，进入公路的另一边，先是草原区，然后是林区。贡格尔河在这里水蚀出河谷，虽然河水很小，但是河谷很深很宽，河谷的侧面坡地上有一块一块的斑秃，露出很多黄沙。那里原来也是宝音家的草场，后来让林场占了，不让牧民放牧，但是防火队搞三产，在这里放牧，二十年的时间就把草场放成这样。“我们牧民是不会做这种事的。我们放了好几百年也没这样，他们占了倒好好经营啊，二三十年就这样了！”
      
车子再次进入林区，林区里没有路，不过伐木的车辆早已压出两条车辙，我们就沿着这个车辙往前开。开了很久只看到满眼绿色，满地鲜花，周围是深而茂密的草丛，我们虽然感叹各种破坏，我们这些外来人还是觉得这里的风景足够美丽。直到我们听见贺希格老师一声感叹，我们才觉得这里实际上少了什么，而且少了很重要的东西。他说：“哎呀！都没有了！原来这里面有一群一群的鹿，现在都没有了。”我们的司机，宝音的弟弟听到后也说：“是啊！二三十只一群的我还见过呢，都打光了！林场的人有枪。”忽然，他停下车，“就是这个！”他说。我们很奇怪，不知道他发现了什么，下了车去看，成群的牛虻围着我们。原来路边的山坡上有四个大洞，很大很深，进去一个人站在里面毫无问题。洞的周围已经长满了草，不太容易发现。不过当地人的眼尖，一眼就看出来。这是以前猎鹿挖的陷阱，现在已经废弃了，所以上面没有铺东西。
      
继续走下去，林场的美景不再能吸引我的注意力，一捆一捆的白桦树堆积在路边，这些是新采的。采伐下来的白桦树间出现两个窝棚，我们很好奇，下去一探究竟。两个工人走出来，警惕地看着我们，他们都不是本地人。他们做的工作就是切碎木头，把白桦树粉碎成小片。我们问他们是做什么用的，他们小的拿去种蘑菇，另外那些是卖给正蓝旗的造纸厂的。
      
正蓝旗的造纸厂真是草原上的噩梦。它当年在保定，因为严重污染被关停，就迁到了东乌旗。在东乌旗干旱的草原上，把宝贵的水资源变成了污水。污水渗到地下，污染了地下水，大面积草原寸草不生。当地的牧民达木林扎布和造纸厂打了很多年官司，终于把造纸厂请走。但是污水湖至今还留在东乌旗的草原上。这个造纸厂从东乌旗搬走后，就迁到正蓝旗。继续污染着正蓝旗最好的草场，也污染着北京的水源地。但是它的各种环报指标检测都通过，虽然有污水日夜流淌。周维在到东乌旗之前，去正蓝旗了解了造纸厂的情况。造纸厂说他们的原料全部是城里收来的废旧报纸、纸箱、纸盒。但是现在，我们却找到了他们的原料——浑善达克地区森林里的白桦树。这个造纸厂在东乌旗几年让一个曾经水草丰美的湖里的芦苇荡然无存，现在他们正在蚕食白音敖包的白桦树。
      
我们在林区里沿着草丛里压出的道路转，不觉从白音敖包林场进入黄岗梁林场。我们看到前面有座很高的山，绕上去是一片开阔的水域，这里是一个水库。水库边围着网围栏。里面有养鱼插的标记。想不到贡格尔河那样细小的河竟然能支撑起这么大一个水库。这个水库使贡格尔河下游的达赖淖尔的水面缩小了，湖岸边出现许多沙地。但是还是算了吧，这里至少有座山，我见过在没有山的地方声称要修水电站的，这里还有森林，还会下雨，我见过在干旱无雨的地方截断生命之河的。中国人这么热衷于修“水利”怎么办才好呢？这些水利工程导致黑河断流、居延海干涸、罗布泊消失、民勤沙化。但是又怎么样呢？我只是看着一个又一个水利工程在草原上拔地而起，把草原上细弱的河流截断。让数百万亩草场失去母亲河的滋养。其实根本原因只有一个，水利工程是可以赚钱的，谁也没法卖天然河流里的水，但是谁修了水库谁就可以卖水库的水。
      
我们在森林中穿行，一路向前。成群的牛虻追随着我们的汽车，像追随一头奔跑的巨兽，那只是它们的习性，它们有追随像动物一样移动的东西的习惯。在一个山谷中，我们看到山头上树木像被推子推过的头发一样有几道明显被砍伐过的痕迹。这是这里砍树的方法，一长条的山林，不管大小树木，全部砍光，据说这样作业起来比较方便。当年刚刚跟俄罗斯恢复关系时，中国的伐木工人曾经被允许到俄罗斯伐木，结果很快他们发现中国工人的这种砍树方法，就中止了合作。因为太破坏环境了，西方的伐木业都是把粗壮的树木挑出来，把小树幼树留下。他们为了不破坏周边的树木甚至用直升飞机把树木吊出来。但是在这，这种竭泽而渔的伐木方法仍然普遍盛行。我们刚才看到的一捆一捆白桦，也都是不太粗的树木。
      
黄岗梁林场的树种已经变化了，不见了那种珍贵的红杉，也不见白桦，但这里的树种会不会有一天也变得很珍贵谁也不好说。
      
我们终于走到贡格尔河的源头，源头有道水坝，水坝里有一间小房子，里面有水泵，污水花花的从里面流出来，再往上走不远，就可以见到排污口，灰红色的水从里面冒出来。不远处的地面上有一个清水的泉眼，那就是贡格尔河的源头之一。泉眼的水和污水在小房子那里混合，一同流入贡格尔河。我们去了水样，污水口的水、泉水、小房子里面流出的水分别取了样。后来我们也去化验了，但是面对一大堆化学数据我们毫无办法，不知道他们的含义，也不知道能做什么。
      
从排污口下来，我们上了一条公路，黄岗梁林场和铁矿的种种建设成果立在公路两边。方方的小楼、巨大的水管，推土机正将大片山林夷为平地修建公路。这里已经感觉不到一点蒙古文化氛围，很像是在东北的哪个基地。铁矿带来的方便是这里有很多班车去旗里，我们于是和贺希格老师、宝音达赖告别，去往旗里。从那里转往呼市。
      
关于游牧我到底找到了什么呢？宝音家还在住蒙古包，在草原上放牧，贡格尔河还有一点微弱的流水流过草原。牧民所剩的二十万亩草场已经划给了林场，作为公益林区，原来的林区已经砍伐得只剩不到一半。这迷人的杭盖还能存在多久呢？

刚更湖畔的黑牛
在贡格尔草原上，有一个美丽的湖叫刚更淖尔，湖畔曾经生活着一种黑牛，这种黑牛适应本地寒冷的环境，牛肉的味道很独特，而且据说很漂亮，是一种罕见的优秀品种，曾经在蒙古族地区非常出名。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个子小，产肉量低。在推行新品种改良的过程中，这种牛被作为经济效益不好的牛改良掉了。
      
我们到达贡格尔草原的时候，草原上有很多橙红色带百花的西门塔尔牛。从东乌珠穆沁到克什克腾，到处都是西门塔尔牛。西门塔尔牛是外国人选育出来的，被认为是优良的品种，它作为国家项目到草原上被大力推广开来。我还在东乌珠穆沁的时候，曾经和一位牧民聊天。他们家地处偏远，还保存着一些土种牛，因此他为我比较了两种牛的优劣。他们那里的土种牛是草原红牛，也是非常好的品种，也是没有西门塔尔牛产肉多。一头西门塔尔牛可以比土种牛多卖一千多块钱。但是它们不适应草原的气候，到了冬天得人工喂，耗费的草料和人工成本就把多卖的肉钱顶了。牧民并不能从西门塔尔牛身上得到什么。而且西门塔尔牛的身体没有土种牛健壮，那位牧民大哥当年引进西门塔尔牛时，第一年就被本地牛顶死了一头，这个损失要好几年才能弥补。除此之外，西门塔尔牛的牛肉味道也不如本地牛香，当地人都更喜欢吃土种牛的肉。尽管这样，西门特肉牛还是被作为一种优良品种硬性推广，野蛮到工作队拿着刀去牧民家骟掉种公牛。现在土种红牛只有在一些极偏远的角落里才有，而在不够偏远的刚更湖畔，本地的黑牛经过多年的努力已经彻底消失了。家畜虽然不是野生动物，但也是一个物种，人为地是一个物种消失，竟然不是犯罪，而是推进了一种事业，草原上的事情有时就是这么荒唐。
      
在草原上硬性推广的物种还有很多，比如克什克腾旗多年来一直有人在那里推广细毛羊，而且得到当地政府大力支持，据说可以拉动内需，就是让牧民花钱。细毛羊和其他推广的生物品种一样不适应本地环境，饲养成本高。搞笑的是在现在的收购体制下，土种牛肉不会因为味道好而价格高。改良的羊也不会因为羊毛细而多卖钱。但就是这样，细毛羊一直被作为一种科研成功，在草原上大力推广。
      
我回到北京后不久，参加了一个介绍鄂尔多斯的广播节目。节目中当地官员还在大谈畜种改良，说鄂尔多斯的山羊改良以后产绒量提高了二十倍，但实际上，高产羊的羊绒质量很差，而原来鄂尔多斯的土种羊的羊绒织成的围巾可以从一枚戒指里穿过去，和藏羚羊的羊绒一样珍贵。但这珍贵的物种在它的价值被发掘出来之前就消失了，就是据说产量高的品种是新品种。
      
达理湖和刚更湖畔的贡格尔草原世世代代是蒙古贵族的封地，这里曾经有非常优秀的本地品种的牲畜，这些牲畜不仅本地牧民世世代代赖以为生，而且是牧民世世代代的劳动成果和智慧结晶。它们在不伦不类的现代科技成功的攻势下默默消失了，热闹的草原上现在到处是傻乎乎的西门塔尔牛。

去呼市的慢车
我和周维回到克什克腾旗旗府经棚镇，我们又见到宝音书记，他照例按照接待官员的方式接待我们，请我们喝豪华的蒙古式早茶，又是肉又是奶豆腐。白音敖包这个点是呼市的海山老师推荐给周维的，之前海山老师还特地嘱咐周维下去调查不要给当地添麻烦。可是这一路我们却不断受到豪华的招待，从度假村的午宴、度假村的住房、到这顿早茶。我一路上碰到很多嘎查长和当过嘎查长的人，巴拉沁老人、哈斯巴特大哥、浩毕斯哈拉图、宝音嘎查上的老书记，他们都和我面对的宝音书记不同。也许是跟林场扯了太久皮的缘故，也许是度假村兴旺发达的缘故，宝音书记现在是另一样的人了，好像是个很大的官，在一方土地上跺脚乱颤的人。宝音书记的女儿也来陪我们喝早茶，她说一口东北味的汉语，竟然不是蒙古人说汉语那种比较标准的发音，而是浓重的东北口音。宝音书记殷勤之余，也时常用眼睛斜我们，似乎在琢磨我们的心思。他也感觉到我们不是北京来的官员，我们关心的事情和他们不一样。
      
宝音书记一直送我们到车站，我们上了去呼市的慢车。车上照例蒙古人很少，到处是操着东北口音的汉族人。汉族人闯关东不过百来年时间，但是人口繁衍能力真强，已经数百倍于原著居民了。
      
火车一路向西穿过浑善达克沙地，大地郁郁葱葱，沙丘起伏，像绿色的海面，时而绿衣撕开裂缝露出沙子，像海浪的泡沫。浑善达克沙地并不是北京人想象中的洪水猛兽，它不仅有丰富的植被，而且有丰富的水源。津京地区的河流，甚至西辽河都由此发源。它在北京恶名昭著其实仅仅因为它叫做“沙地”，而北京的人们听到沙子就害怕，不理解沙地是有水有植物的地方。
      
穿过克什克腾，穿过正蓝旗，进入乌兰察布境内沙地渐渐退却，草原并没有回到视野里，窗外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耕地。乌兰察布是一个自然条件比克什克腾、比正蓝旗都更差的地方，更加偏西，降水量更少，但是这里是走西口的人较早到达的地方。耕地上稀疏的苗像操场上站队的小学生，远远的一棵，中间的土地全空着，暴露在干燥的阳光下，苗多为玉米，蔫蔫的，矮矮的。在鸹噪的恢复草原生态的吵闹声中，嚷着禁牧的声音很大，但极少听到有缩小种植面积的呼声，而且种植业一直在以各种名目继续侵蚀生态脆弱的草原。
      
车上偶尔有人说蒙语，一个年轻的蒙古族小伙子，光着膀子，占着一个长座睡觉，他不知为什么睡觉时把双手举得高高的，搭在窗边的墙上，他睡得很香，我所忧心的一切应该不会出现在他的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