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厥语族、蒙古语族、满—通古斯语诸语族在语音与语法方面的内在亲缘关系

阿尔泰语系研究概述
　　自印欧语系诸语言间的亲属关系得到语言科学证明之后，语言学界就试图把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到其他语言的谱系分类上。譬如，“阿尔泰语言学理论”认为，突厥语族、蒙古语族、满—通古斯语族诸语言和朝鲜语（有的也包括日本语）同属于一个语系，这些语言之间具有同源关系。
　　1862年，卡斯特伦首次将芬兰—乌戈尔、萨摩亚、突厥、蒙古、满—通古斯等语言归结为一个语群，叫作“阿尔泰语言”，有的学者称之为“乌拉尔—阿尔泰语言”。但随着乌拉尔—阿尔泰语言的不断深入研究，人们逐渐认识到，语言间有些共同性或相似性等特征并不能说明它们一定是原始语言的特征。
　　19世纪末20世纪初，精通芬兰—乌戈尔语和阿尔泰语言的芬兰学者兰司铁从突厥语和蒙古语的关系着手，对阿尔泰诸语言的数词与动词构词词缀和语音语法特性作了有意义的研究。依靠丰富的第一手语言材料，证明了突厥语族、蒙古语族、满—通古斯语族诸语言和朝鲜语具有亲缘关系，系统阐述了突厥语族、蒙古语族、满—通古斯语族诸语言在语音与语法方面的内在亲缘关系，从而建立了“阿尔泰学理论”，使得阿尔泰诸语言从乌拉尔—阿尔泰语系独立而出。
　　美国学者鲍培是20世纪继兰司铁之后最著名和多产的阿尔泰语言学家和蒙古语言学家。他撰写的一系列论著，不仅进一步描写了阿尔泰诸语言的概貌，而且进行了相关语言之间的历史比较研究，对阿尔泰语言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此外，各国还有很多阿尔泰学方面的研究学者，他们都发表了不少有相当学术价值的论著。可以说，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努力，阿尔泰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同时也应看到，阿尔泰语系研究还远不如印欧语系那样已经得到理论上的肯定。还有不少学者对阿尔泰语言学理论抱有怀疑态度或持反对意见，认为目前对阿尔泰诸语言在语源上是否存在亲缘关系的问题做肯定回答为时过早。也有学者认为，蒙古语和突厥语等语言之间不存在数词的共同性和一些基本词汇的同源性，因此突厥语族、蒙古语族、满—通古斯语族诸语言之间不存在发生学上的同源关系，只存在类型学上的相似性。

内蒙古大学原副校长呼格吉勒图，现被北京语言大学中国周边语言文化协同创新中心聘请为“银龄学者”，主导该中心相关课题研究。他的研究范围涉及现代蒙古语、蒙古语方言、蒙古语标准音、蒙古文正字法、中世纪蒙古语、八思巴文、17—18世纪蒙古文献语言、阿尔泰语系诸语言（包括蒙古语族、突厥语族、满-通古斯语族）比较研究等。近日，记者就当前蒙古语族整体研究现状及未来研究重点等问题，采访了呼格吉勒图。
　　
　　蒙古语族语言研究由分散走向系统
采访人：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关于蒙古语族的现代语言学研究历程。
呼格吉勒图：对蒙古语族展开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研究，始于19世纪初期的欧洲语言学界。早在1832年，俄罗斯学者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撰写了第一本蒙古语语法的著作。
　　按照研究顺序，欧洲学界首先对分布在俄罗斯南部（欧洲部分）的卡尔梅克语展开研究，随之对分布在俄罗斯贝加尔湖周围地区的布里亚特语进行了研究，其后对与俄布里亚特地区接壤的喀尔喀蒙古语和偏中国西部的卫拉特蒙古语方言进行研究，最后才对中国内蒙古境内的蒙古语和分布在青海、甘肃以及中国东北地区蒙古语族诸语言和方言展开研究。
　　可以说，这个研究历程伴随着欧洲近代扩张、国际形势发展而发展，伴随着社会变迁、文化接触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伴随着现代语言科学发展而发展。对蒙古语族这一概念的认识也是一个由浅入深、由少到多、由不规范到规范的过程。
　　采访人：很多国内学者将国内的蒙古语族所属语种列为7种，分别是蒙古语、达斡尔语、土族语、东乡语、保安语、东部裕固语、康家语。其中康家语属于新发现语种。您怎么看待这种分类？
　　呼格吉勒图：最早没有“蒙古语族”这个概念，而是把一些蒙古亲属语言看成是“蒙古语方言”或“近似于蒙古语的某种话”。直到1955—1956年，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全国语言普查工作结束后，在总结蒙古语族语言调查结果时，才比较科学地提出了蒙古语方言划分和蒙古语族语言划分的意见。著名蒙古语言学、阿尔泰学家清格尔泰先生在《现代蒙古语》序言中提出蒙古语族包含9种语言的概念，即包括分布在我国和蒙古国境内的蒙古语、达斡尔语、西拉裕固语（现称东部裕固语）、东乡语、保安语、土族语，以及分布在俄罗斯境内的布里亚特语、卡尔梅克语和分布在阿富汗境内的莫戈勒语。
　　至于康家语，是否可以成为一种独立语言，我们还要做更多研究才能确认。
　　采访人：整个蒙古语族语言研究是否已经全面、系统化？
　　呼格吉勒图：应该说，在中国的阿尔泰语系研究中，研究最好、成果最多的是蒙古语族。
　　起步于欧洲的研究基本属于分散研究或单一语言的描写研究，系统研究很不够。20世纪50年代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系统调查研究蒙古语族语言和方言，也是世界上首次对蒙古语族进行的系统调查。通过这次调查，学术界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对蒙古语族语言和方言的区分有了更可靠的依据和科学认识。
　　第二次系统调查是1980年，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所的相关研究人员对达斡尔语、东部裕固语、东乡语、土族语、保安语以及蒙古语巴尔虎—布里亚特方言和卫拉特方言展开田野调查，基本涵盖了我国境内蒙古语族的全部语种。调查结束后，对这五种语言、两种蒙古语方言编写了三种资料：调查报告（包括语音、语法）、词汇集和话语材料，共出版21本著作。这套“蒙古语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高度评价。日本学者认为，这套丛书的出版使蒙古语族语言研究进入可进行比较研究的阶段。同时，参加此次调研的研究生对这些语言分别做了比较研究。
　　采访人：语言比较研究解决了哪些蒙古语族的学术问题？
　　呼格吉勒图：根据比较研究结果，证明蒙古语族诸语言都是从原始蒙古语发展而来的，也基本捋清了蒙古语族各语言之间的亲疏关系。
　　比如，我通过对蒙古语族基本元音的比较研究，特别是通过圆唇元音的比较发现，东乡语、土族语、保安语比较亲近。这样的比较研究，弄清了蒙古语族语言基本元音的历史发展轨迹，从而科学论证了蒙古语族语言之间的相互关系。整个蒙古语族的比较研究，都是通过对各个亲属语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进行抽丝剥茧的研究，才逐渐达到如今的研究水平。
　　国际阿尔泰学研究
　　采访人：蒙古语族的9种语言，有6种分布在中国境内；突厥语族、满—通古斯语族中的大部分语言也分布在中国。但阿尔泰语系的研究重镇一直以来却在欧洲。
　　呼格吉勒图：是的。国外对阿尔泰语系的研究起步很早，有系列的研究成果和杰出的研究学者，学术积淀很深厚。
　　采访人：那么，中国的阿尔泰语系研究在世界学术界占有怎样的地位？
　　呼格吉勒图：应该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民族学研究和民族语言研究都得到了空前发展。特别是近10年来，中国阿尔泰学力量得到了更大发展，已进入国际阿尔泰学研究的大国行列。
　　2004年，《阿尔泰学丛书》（共10本）正式出版；同年，“民族语言学会阿尔泰语言分会”（即阿尔泰学会）正式成立，并成功召开了首届国际阿尔泰语学会议。俄罗斯著名阿尔泰语言学家拉萨金在会上表示：“阿尔泰学会的成立和《阿尔泰学丛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阿尔泰学已经达到国际水平。”到会的多位世界著名阿尔泰学和蒙古语言学学者高度肯定了的研究成就，认为中国已成为国际阿尔泰学研究中心之一。2009年，第52届常设国际阿尔泰学会议（PIAC）在内蒙古大学召开，标志着中国阿尔泰学水平已进入国际阿尔泰学主流。
　　采访人：有学者认为，相较于中国在阿尔泰学研究领域的蒸蒸日上，一度领先的西方学界反而呈下滑趋势。是这样吗？
　　呼格吉勒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这样说。欧洲东方学的兴起、阿尔泰学的发展与辉煌，是伴随着西方国家近几百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极大进步而发展起来的。同时，与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和世界大战的爆发也有一定关联。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东方国家的相继独立和崛起，欧洲东方学研究规模逐渐缩小。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和信息科学的发展，西方社会科学领域受到巨大冲击，出现了不断萎缩的趋势。相反，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内蒙古的阿尔泰学、蒙古学、突厥学、满—通古斯学等各个学科领域都得到了迅速发展。目前，的蒙古语族语言研究、阿尔泰学研究，在世界上的学术地位越来越高，影响越来越大。
　　蒙古语族研究任重而道远
　　
　　采访人：蒙古语族语言研究还需要做哪些工作？境外蒙古语族语言的调查研究开展得如何？
　　呼格吉勒图：为弥补20世纪50年代及80年代两次田野调查未能对俄罗斯、蒙古和阿富汗等三国的蒙古语、布里亚特语、卡尔梅克语和莫戈勒语进行调查的缺憾，2004年，我带学生到俄罗斯的卡尔梅克共和国调查了卡尔梅克语。课题组撰写了语音语法的调查报告、词汇集和话语材料，并建立了语料库。布里亚特语的调研成果正在整理中。而分布在阿富汗境内的莫戈勒语，由于无法入境，目前我国学界还没有相关实地调研成果。内蒙古大学学者则根据国外论著，汇总出版了《莫戈勒语研究》。我们也计划对蒙古国的语言进行实地调查。
　　采访人：总体而言，蒙古语族研究目前还存在哪些不足？
　　呼格吉勒图：就蒙古语族语言研究而言，需要研究的领域还很多，首先要解决蒙古语族语言田野调查不全的问题，应当尽快出版有关卡尔梅克语、布里亚特语和莫戈勒语的著作。在此基础上需要编写更高水平的《蒙古语族语言概论》、《蒙古语族语言比较研究》、《蒙古语族语言比较词典》等著作。从蒙古语角度，要进一步收集和整理回鹘式蒙古文、八思巴文、阿拉伯文、汉文等文字的蒙古语文献，进一步研究断代文献语言，编写“蒙古语言史”，建立各种语言文字数据库，编纂各种类型的辞书等。
　　采访人：未来我们如何进一步深化蒙古语族语言研究？
　　呼格吉勒图：首先，基础研究仍需做大量工作。对方言、语族和其他亲属语言还要做进一步的详细调查或补充调查。其次，历史比较研究刚刚起步，需要进一步开展语族乃至语系视野下的语言历史比较研究。再次，进一步拓展古文字文献的收集整理，推动语言史的研究。当前，蒙古语族的辞书种类太少，缺乏词源词典、词汇比较词典、文献词典、方言词典等。最后，理论语言学研究、语言描写研究、语言文字规范化研究都等都有待加强。
　　科学研究永无止境，与人类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语言研究更是如此。蒙古语族语言研究仍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