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国家民族政策

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南斯拉夫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提供了最惨痛的教训，这些国家所实行的民族政策，和民族问题上的宣传策略，和现在的中国是一脉相传，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对历史上的民族问题极尽回避掩盖压制之能事，不是以史为鉴，树立正确的是非观念，不是把民族之间的道理说清楚说透彻，而是用压制回避的方式来换取表面的团结，自我满足自我麻痹，他们的这种自以为得意的做法最终换来的是什么结果呢？最终就是民族问题的爆炸，就是惨绝人寰的仇杀！
　　　　
　　　　《巴尔干纷争》一书说“（二战后社会主义时期）当时民族问题在巴尔干国家也是一个‘禁区’，历史的真相不准在报刊上披露，社会各界对此知之甚少。国内的民族问题被千方百计加以掩盖，而‘兄弟国家’之间若提出民族问题，即被认为是‘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和团结’，是‘干涉别国的内政’，是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分立主义和复仇主义的表现，是‘外部反动势力的颠覆活动’。”[1]
　　　　
　　　　而所有这些国家中，南斯拉夫又是表现最突出，对历史上民族问题掩盖回避压制的最厉害的一个。
　　　　
　　　　首先应该说明一下，南斯拉夫这种对历史上民族问题掩盖回避的背景是什么？应该说这种掩盖回避从一开始就是在带有强烈倾向性的背景下进行的。这个背景就是铁托以“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为口号，对国内人口占多数的民族（塞尔维亚）拼命打压，在铁托统治时期甚至流行着“弱塞强南”的荒唐口号。
　　　　
　　　　在《民族主义幽灵与苏联裂变》一书中有这么一段话“要让小民族放心，大民族没有野心，就必须让大的变小，小的变大，基于这种逻辑，铁托时期解决民族问题的政策：一是把塞族人居多的波黑划出一个共和国，并以宗教为由划分成一个波黑穆斯林族，借以分割塞尔维亚，这在现代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也为30年后发生的波黑战争埋下了祸根。二是在塞尔维亚境内建立了两个自治省，并给予它们几乎和共和国一样的地位，以牵制和削弱塞尔维亚在联邦内的老大形象和发言权。铁托时期流行一个口号‘弱塞强南’，好象只有塞尔维亚被削弱了，南斯拉夫才能强大起来。这种本来可以避免的人为做法在各民族之间不但加剧了原来的矛盾，而且又埋下新的矛盾种子，不尊重历史现实和民族发展的客观规律，以绝对的人为的平等和短期效果去处理民族问题，从表面上看一时间好象问题解决了，其实矛盾只是在压力和发生变化以后潜伏更加深了。”[2]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为了维护所谓“民族团结”，对历史上塞尔维亚遭受其他民族侵略和屠杀的历史自然也是能回避则回避，能淡化则淡化，通过直面正视历史来树立正确的是非观，来疏导化解历史上积压的民族情绪也自然无从谈起。
　　　　
　　　　比如在14世纪到15世纪晚期，塞尔维亚被奥斯曼土耳其侵略征服，从此被奴役了长达五个世纪，原本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在被奴役的过程，有相当一批人因此而改信奥斯曼土耳其的伊斯兰教，这也是所谓说塞尔维亚语穆斯林的由来。铁托既然根据宗教信仰，从塞尔维亚中划分出一个穆斯林族来，那么为了照顾这个所谓穆斯林族的民族情感，就自然刻意淡化这段历史，避免对当时伊斯兰教侵略塞尔维亚的暴行充分揭露和鞭挞，以维护所谓的“民族团结”。
　　　　
　　　　他的这种种做法表面上看暂时压制了塞尔维亚人的民族情绪，但实际上却使塞尔维亚人的民族情绪不能通过正当理性的渠道进行释放，积蓄得越来越多；而那些从塞族中划分出来的穆族也因为没有能对历史进行正确的反思，病态的情绪无形中得到助长和纵容。后来南斯拉夫解体后，波黑内战穆族和塞族的疯狂仇杀，不能不说和铁托当年推行的这种政策有着密切关系。这个事例足以生动说明那种刻意压制一个民族理性的正义的对侵略和压迫的谴责和鞭挞，其结果只能是让民族情绪通过疯狂的狭隘的非理性的渠道来释放，其结果是惨痛不堪的。
　　　　
　　　　此外铁托时期的南斯拉夫对克族和塞族历史上的恩怨仇杀也没有做到充分的正视与揭露鞭挞，同样是以回避掩盖淡化的方式来处理，还自以为这样做就能化解民族矛盾，实现民族团结。
　　　　
　　　　1929年，克罗地亚人成立了一个叫乌斯塔沙的组织，该组织信奉纳粹的意识形态，推行种族主义政策，在德国攻占南斯拉夫期间充当了德国法西斯的帮凶，建立集中营，进行了大规模的民族屠杀，受害的塞尔维亚人成千上万。而与之针锋相对，塞尔维亚人也建立切特尼克组织进行报复。
　　　　
　　　　很显然，对这种历史，正确的态度是将其作为反面典型，浓墨重彩的加以宣传，严厉批判谴责，让当时南斯拉夫的每个民族每个成员都痛恨这种民族屠杀的行为，都为本民族历史上屠杀迫害其他民族的行为感到羞耻惭愧，只有这样才能把历史上积压下来的民族对立情绪，仇恨情绪通过合理的渠道释放掉，但很显然铁托等人采取的政策依然是尽量淡化这段历史。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的矛盾不但没有化解，反而依旧积压下来，一旦遇到合适的条件下，就再次爆发出来，这也是造成南斯拉夫后来解体并陷入战乱的一个重要因素。
　　　　
　　　　南斯拉夫的惨痛教训可以让人引以为鉴！任何对历史回避掩盖，粉饰歪曲，纵然可以在一段时间来压住矛盾，来获得虚假的表面的和平团结，但本质上都是在变相的鼓励纵容民族迫害乃至民族屠杀的行为！是打着维护民族团结的招牌，从根本上破坏民族的团结！南斯拉夫是如此，中国未尝不是如此！　　　　
　　　　　　　
　　　　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政策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受了西方民族国家观念毒害的结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本来就不过是把民族国家观念当成一个工具利用，需要时就用，不需要时就踢开，或者用文字游戏的方法来篡改其含义
　　　　
　　　　而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对任何领域的公平与正义，都有一种狂热的信仰，真诚的尊崇[1]。包括民族领域也同样是如此。所以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往往是真心诚意的受西方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影响的，一方面对这个理论提出了修改，另一方面这种修改并不是完全，其造成的影响仍旧扎实的体现在民族政策上面。
　　　　
　　　　于是一方面为了迎合民族国家的理论，人为的制造一了一个国族的概念，比如所谓苏联民族，南斯拉夫民族，以及中华民族之类的概念，表示自己确实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另一方面为体现民族平等，用政策的方式，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把民族的界限人为的固定化，人为阻断了正常情况下民族之间的融合与同化。
　　　　
　　　　这种心理的来由是什么？本来真诚的相信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现在为了国家的需要尽量要把不同民族放在一个国家里，而不愿意都分裂成独立的国家，于是政府当局觉得对那些少数民族好象亏欠了什么，好象万分内疚，于是拼命的给少数民族以种种刻意的优待，给予行政上的自治，甚至对本来没有文字的民族都要制造出文字来，更有甚者，对原先没有基本认同的群体，也不是将其融合到主体民族中来，而硬要指派成一个独立的民族。
　　　　
　　　　这种做法实质上已经不是站在国家本身的立场上去考虑问题，去推行政策了；已经是为了平等而平等，乃至牺牲国家的整体利益，实际上也牺牲这些民族的人民本身的利益。造成的结果是人为加深了一个国家内不同民族之间的隔阂与对立，人为削弱了国家的凝聚力向心力，人为促成了民族分裂势力的增长强大。
　　　　
　　　　我们可以摘引一些论述，来看前社会主义国家包括现在的中国在内，所实行的民族政策的荒谬性。
　　　　
　　　　“在苏联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进一步指出，悉心致力于在那些从未组成过民族行政单位的地方，或从不曾考虑要组成民族行政单位的民族当中，依据族裔语言的分布创造出一个个民族行政单位的，正是共产党政权本身，认为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塔吉克、土库曼这几个苏维埃共和国，都是民族主义的产物，显然只是苏维埃知识分子一相情愿的想法，而非这些民族想要追寻的目标”[2]
　　　　
　　　　:“这一政策还有一些离奇可笑之处。有时会碰到这种情况 ,即在 20 年代建国时命名的某个民族实际上没有自己的语言 ,或者已习惯于使用别民族的语言。然而 ,苏维埃政权却硬性规定 ,作为行政单位的每一个民族都必须拥有并使用一种自己的语言 ……更离奇的是 ,他们还组织一些语言学家把只有几百人的小部落才讲的一些地方方言变成书面的文学语言。尽管很穷 ,苏维埃国家却把大量的力量和费用用于这种文化发展 ,有时甚至去无中生有地生造文化。”[3]
　　　　
　　　　“1987 年哈萨克共和国科学实践会议披露的材料表明 ,哈萨克族学生在高校的比例已上升到 75 % ,而当时哈萨克族人仅占共和国人口的 38 %。苏联学者批评这种“放宽条件”的照顾政策使一部分居民产生了民族的特殊感和优越感 ,而在另一部分居民中则不断引起不满。 总的看来 ,这还不是全局性问题 ,但在各民族的心理上却是个不祥的阴影。”[4]
　　　　
　　　　“一位塞尔维亚著名院士著文道:南共‘用党的决定制造新的民族 ,首先是黑山族。然后又用自治社会主义的名义制造出穆斯林族———全世界第一个这样的民族。这样就加深了南斯拉夫各民族的种族的、宗教的及历史的分歧与对抗 ,从而导致了今天的四分五裂’。”[5]
　　　　
　　　　前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刻意维护少数民族利益，强化少数民族意识的做法是否因此得到了西方学者的赞美呢？答案是恰恰相反！以对南斯拉夫的评价而言，吉尔著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中说
　　　　
　　　　“乐观的看法，正是从共产主义制度的南斯拉夫特殊性中，产生了南斯拉夫的后共产主义灾难，悲观者认为，共产主义并未在任何地方消除种族紧张，只是通过武力将其冻结并同时加强了这种紧张”[6]
　　　　
　　　　中国所实行的民族和苏联与南斯拉夫本质上是一脉相传的。比如中国与苏联一样，不是尽量把那些原本没有自己文字的民族融合到主体民族汉族中去，而是刻意为那些民族去创造文字。
　　　　
　　　　“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得到广泛尊重和使用分不开的少数民族文字的创制和改革。新中国成立以后，一些原来没有文字或没有通用文字的少数民族迫切要求政府解决他们的文字问题。于是，帮助这些民族创制和改革文字就成为民族平等在语言文字方面的一项重要内容”
　　　　
　　　　“1955年，全国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在两三年内普遍调查少数民族语言，并完成对民族文字的创制和改革的设计工作。……1956年制订了布依文、4种苗文、彝文、新傈傈文方案；1957年制订了两种哈尼文、佤文、拉诂文、纳西文、黎文方案，……1958年制定了侗文方案，……80年代设计了白文、瑶文、土家语等方案”[7]
　　　　
　　　　中国少数民族政策更为离奇的地方是，原本一些群体并没有明确的民族归属，融合入主体民族汉族中去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而政府为标榜彰显所谓的民族平等，置国家利益和这些群体本身的利益不顾，硬是人为指派他们属于一个少数民族。
　　　　
　　　　比如20世纪50年代广西民族识别，乐尧山区陇人，本来的情况是“部分群众认为是汉族，个别群众也有说是瑶族，一般都自称是陇人”这种情况下，划分成汉族是比较合理的选择。结果当时政府工作人员“认为陇人生活苦，又居住在山区”，就把他们划成了瑶族。
　　　　
　　　　“据1953年7月桂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工作队实地调查的材料云：‘有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民族，如参加桂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大会代表潘德茂说：我去参加开会是以瑶族身份为代表，……其瑶族的根据，我也不懂，以后我做代表回去，也跟着宣传是瑶族。因此，乐尧山群众说自己是瑶族是由此而来的。这次到县参加学习的积极分子也说：我们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族，政府给我们定什么民族，我们就定什么民族’”[8]
　　　　
　　　　让一些人说出“政府给我们定什么民族，我们就定什么民族”的话来，这真是只有前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荒唐到极点的民族政策下才有可能出现的笑话！为了体现政府所谓的民族平等，政策几乎已经到病态可笑的地步。而实际上，这样的政策与其说是民族平等，不如说是人为制造一个国家内人群的隔阂对立分化！
　　　　
　　　　此外还有所谓对大汉族主义的批判，“实际上，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和中期，我们党是将民族政策的颁行和对大汉族主义的批判放在同一位置上的。…… 在批判大汉族主义的同时，我们党的一个基本态度就是要求汉族同志‘凡事都‘求其在我’’，承认在历史上是汉族对不起少数民族，多向少数民族做解释工作。……”
　　　　
　　　　至于刻意制造一些眼前利益上向少数民族偏斜的优惠政策，比如高考加分，计划生育上的优免，这是尽人皆知的，无须多说。
　　　　
　　　　作为对照，我们不妨把被一些人吹嘘成自由民主的西方所实行的民族政策同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政策来做一个对照。
　　　　
　　　　加拿大的威尔.金里卡著《少数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一书，有许多段落是能够说明西方实行的是什么民族政策的。
　　　　
　　　　西方人也构建所谓民族国家，但他们对本国所构建的民族国家，意思已经不是鼓励国内的少数民族独立建国（而民族国家的本义却恰恰是指少数民族有独立建国的权利），更不是造出一个空洞的国族概念，类似于苏联民族，南斯拉夫民族，中华民族等等，而是彻底歪曲成符合他们自己利益的那个含义，是毫不含糊的用西方人的主流文化去彻底同化国内的少数民族。
　　　　
　　　　“自由民主国家从以下意义上讲，都曾有过构建民族国家的历史：它们鼓励，有时甚至是强迫生活在国家领土上的公民融入到使用一种共同语言的共同公共体制中。西方国家曾使用了各种各样的策略来取得这种语言和体制的融合：国籍和归化法、教育法、语言法，有关公务人员雇佣、兵役制度和国家传播媒体的政策等等。”[9]
　　　　
　　　　以美国为例，美国行政区域的划分都是刻意保证说英语的人口占据多数：
　　　　
　　　　“美国被认为是‘中立’国家的原型，那么就让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的的实际政策。历史上政府边界的划定和它们加入联邦的时间都经过了精心安排，以确保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可以在美国联邦的50个州中都占多数，这帮助确立了英语在美国全部领土上的主导地位”[10]
　　　　
　　　　“盎格鲁撒克逊殖民者占据了后来组成美国最初的全部13个州，就象约翰.杰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说的那样，‘上帝乐于把这个连成一片的国家赐予一个团结的人民——这个人民是同一祖先的后裔，语言相同，宗教信仰相同，隶属于政府同样原则，风俗习惯非常相似。’杰伊夸大了殖民地人口的族裔文化均一性 ——最为明显的是他忽略了黑人——不过十三个州中没有一个控制在少数民族手中，这是事实”[11]
　　　　
　　　　“若是在19世纪，建立一个比如说纳瓦霍人、墨西哥裔美国人、波多黎各人、或是夏威夷土著人的州是完全有可能的。当时这些民族被并入美国，在他们的家乡占人口的多数。然而政府作出了一个审慎的决定，即不将联邦制度用以包容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相反，还决定，直到少数民族在数量上不占多数，这一领土才会被接受未联邦的一个州。在一些案例中，政府通过划分边界的方式使印第安部落和西班牙裔群体在数量上变为少数（如在佛罗里达）。还有一些案例是拖延建州的时间，直至盎格鲁撒克逊人涌入该地区，并超过了原住居民（如夏威夷，西南各州）。结果是50个州没有一个象在魁北克保证魁北克人的自治那样来保证实行少数民族自治。
　　　　
　　　　“总之，美国式的领土联邦制远非为了包容少数民族，而是使事态恶化，这并不令人吃惊，因为设计美国联邦制度的人根本对包容少数民族毫无兴趣”[12]
　　　　
　　　　美国的邻居加拿大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19世紀加拿大总理麦克唐纳爵士在谈及混血人时曾说到，‘这些原始地半开化人……必须用强有力地手段加以压制，直到他们被涌入地移民淹没’”[13]
　　　　
　　　　把前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民族政策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民族政策产生的效果对比一下，究竟哪个的效果更好呢？
　　　　
　　　　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说，确实后者的效果更好！
　　　　
　　　　前社会主义国家为了体现和标榜的所谓的民族平等（其实根本不是平等），千方百计的打压主体民族，给予少数民族种种自治的权利，种种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的优惠，甚至让主体民族自虐来千方百计委屈恭顺到极点的讨好少数民族，结果是陷入民族分裂的泥沼中苦苦挣扎，难以自拔。苏联解体了，南斯拉夫分裂，就算原本也属于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现在也因为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弄的焦头烂额，苦不堪言。
　　　　
　　　　而看看美国这样从建国一开始就建立在用西方白人文化强迫同化其他民族基础之上的国家，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民族矛盾，更不存在民族分裂势力，就算是闹矛盾最厉害的黑人，他们所希望的也不过是融入美国主流社会，而不是独立建国。
　　　　
　　　　难怪西方的学者可以得意洋洋的嘲笑前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并未在任何地方消除种族紧张，只是通过武力将其冻结并同时加强了这种紧张”[14]
　　　　
　　　　“按照通行的文化学派标准，美国和瑞士这两个联邦合众国的人口庞杂程度绝不亚于南斯拉夫，但却并未陷入内战的泥沼”[15]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既然实践已经说明美国等西方国家所实行的民族政策确实相对来说更为合理，更有助于消除民族分裂势力，化解民族之间的对立与矛盾，那就说明他们所实行的民族政策中的内容确实有许多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当然，这种学习，也不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的照搬，而是应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并且结合中国的国情实际来进行。
　　　　
　　　　所谓糟粕，美国从建国一开始所推行的同化融合政策，就带有相当的暴力强迫成分，以及对少数民族的歧视色彩，这些必须是坚决摈弃的。而且其同化本身也确实是造成了大量少数民族文化的衰落停滞乃至消亡，这点也是必须反对的。
　　　　
　　　　至于精华么，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尽量发扬多数民族的文化，尽量提倡少数民族融合到主体民族中来，这点确实应该好好学习。
　　　　
　　　　更具体的说，中国应该实现这样的民族政策。
　　　　
　　　　首先彻底取消把民族部族化的短视政策，也即彻底取消把民族血统化、行政化、眼前利益化的政策。
　　　　
　　　　凡是政府下发要求人民填写的表格，一律取消民族一栏。民族身份完全由每个人的自愿认同来决定，也即每个人宣称自己是什么民族，并且他所宣称归属的那个民族其他人也认可认同他的归属，那么他就是什么民族。
　　　　
　　　　承接上面这一点，既然政府的表格取消民族一栏，那么根据民族身份来决定一些所谓的优惠政策比如高考加分之类的也自然取消，那些优惠政策其实是对少数民族变相的歧视。
　　　　
　　　　其次在行政上取消民族自治区，在教育上，汉语教育应该推广到所有地区，凡是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任何民族的人都应该接受汉语教育，但允许少数民族的人在自愿基础上另外选修本民族的语言文字。
　　　　
　　　　在文化上，国家的立场不应该是绝对平均主义。通过弱化主体民族文化的方式来体现民族平等，实际上导致的结果是全面西化，是国家范围内所有民族的文化都逐渐被西方同化。应该在增强主体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发扬光大境内所有民族的文化。首先一点是做好倡导汉族文化的工作，倡导和强迫的关系一定要区分清楚。所谓倡导汉文化，是指国家应该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光明正大用国家的力量，用国家的资金对汉文化进行宣传推广发扬。比如用国家的资金建设汉族历史人物的纪念场所，汉文化的研究机构，倡导汉文化中一些优良传统和习俗。这样才能真正和强势的西方文化抗衡，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此外对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化也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宣传推广，这在中国过去也做过，现在的中国反而不怎么做了！比如用拍摄电影或动画片的方式把少数民族的一些神话传说，少数民族的历史，少数民族的艺术，以及少数民族的经典文学反映出来，使少数民族的文化也能被全国范围内的人所接触了解。
　　　　
　　　　上面几点中，在少数民族也尽量推广汉语的教育，可能会引起一些不理解。认为这样做会导致少数民族自己语言文字的消亡。我的看法是语言文字固然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表现，也并非是全部表现。在国家范围内，一种语言一种文字的通行使用就已经足够了。少数民族保留和发扬自己的文化完全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比如民族艺术，民族服装，民族的传统习俗。语言文字是交流的工具，如果少数民族不能熟练掌握这个国家最通行的语言文字，无异于使他们在竞争的起点上就落后于国家的大多数公民，必然导致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经济上发展的落后，而经济的落后最后还是会反映在文化的落后上。
　　　　
　　　　因此为了少数民族人民自己的经济利益发展利益考虑，让他们国家大多数人一样接受汉语教育也使应该的。
　　　　
　　　　不要过度夸大少数民族的民族情绪，在中国历史上，即便汉族并非统治地位的民族，少数民族也往往逐渐放弃自己的民族语言，而改用汉字汉语，比如南北朝时期的鲜卑族。至于后来满清统治，对汉人极尽残酷压迫之能事，但他们自己也逐渐放弃满语的使用，也能够说明问题。
　　　　
　　　　那种把使用民族语言，民族文字的神圣化，宗教化的观点，本身就是部族主义的表现，真正文族主义的观点应该是从实现世界范围内文化多样性的角度去考虑！世界上的拼音文字已经有这么多种，再增加一种有什么意义？
　　　　
　　　　我们不是为民族而民族，那样的民族主义不过是黑帮民族主义而已，应该以促进世界范围内文化多样性为最高标准，在中国范围内，让所有人熟练掌握汉语，增加中国的凝聚力，向心力，这在目前西方文化占据绝对强势的情况下，对促进世界文化多样性发展而言，是最大利益所在，这点是必须想通的。
　　　　
　　　　让一些小的民族，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最终从中国独立出去，对他们自己发展民族文化也没有任何好处。这种缺乏强大实力的小国家，最终的结果只有一个，在经济上成为西方的附庸，在文化上也必然成为西方的附庸，最终的结果就是彻底被西方同化。相反如果在中国领土内，通过与汉文化的结合，其民族文化反而可以保留和发扬的更多。
　　　　
　　　　这就是我的观点，绝不能迂腐的实行文化上的绝对平均主义，前社会主义国家四分五裂，乃至陷入内战的惨烈恶果已经是前车之鉴了。
　　　　
　　　　这些政策目标不是构建什么民族国家，而是建立以汉文化为主体，多种民族文化并存互补的局面，这样才能为世界文化多样性发展作出实质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