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四大毒瘤”

蒙独、疆独、藏独及台独的威胁一直是挥之不去的阴影。从长远看，台独、藏独、蒙独皆不为虑，唯独疆独是我们心头之患。

台独问题关键是美国干涉，美国问题解决了台湾问题就不难办，时间在我们只一边。藏独短期掀不起大浪，从长远看局势对我们有利。蒙独尚未成气候，解决起来比较容易。最难解决的是疆独。

分裂势力存在的基础一是外部干涉，二是内部存在的社会问题。最根本最长远的还是内部问题，主要是种族、宗教、民族和文化四个方面（下文简称“四个方面”）。

蒙古族和藏族差不多，四个方面和我们大部分相同少部分有差异：宗教基本相同（以佛教为主），文化相关度高，同为蒙古人种。民族不同，但与汉民族融合程度高于藏族。蒙古不但有元朝八十九年的融合历史，在清朝又和满族（他们源于一个民族）共同融入中国社会近二百七十年，但由于地域的分离，相对于满族他们保留了更多一些的民族特性。原来由于苏联和外蒙的支持和西方其他势力的介入，尚有一定力量，但现已不成气候。

台湾在这四个方面和我们大同小异。难度在于我们目前对台不拥有实际管辖权，美国一直从中作梗。美国的问题毛邓解决了百分之八十。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因素将会弱化。最不利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有军事手段的选择，统一后不存在种族、民族、文化、宗教的深层障碍。

藏族四个方面和我们大部分相同少部分有差异：宗教基本相同，文化部分相通，人种相同，民族不同。但民族之间可以通婚，长远看相互之间可以融合。加之达赖老矣，主动权在我们这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发展和强大，藏独势力会逐渐减弱，国外流亡者空间会被大大压缩，一部分可能会融入当地社会，一部分会“叔齐下首阳”，返回中国。

最大的隐患来自疆独。新疆的少数民族四个方面相比和我们是大异小同：首先宗教不同，他们绝大部分信伊斯兰教。其次民族不同，人种也不同，他们属于白种人。再有文化差异很大。一个最大的障碍是不能通婚，这使相互交融非常困难。汉族的女孩嫁过去一定要信仰他们的宗教，反之如果汉族小伙子娶他们的姑娘，男方也必须皈依伊斯兰教。伊斯兰教这种封闭、排他的特性和政教相关度高的特点，是相互融合的很大障碍，即使再过一百年、二百年这个问题也解决不了，而且只会扩大。我们现在的自治区制度又人为地加大了相互之间沟通的距离。

胡耀邦八十年代的一次关于民族问题的不恰当的讲话刺激和吊起了一部分疆独分子的胃口，而后引发了一系列恶性事件，直至今日还留有后遗症。这不但反映了胡耀邦在民族问题上的幼稚和肤浅，更说明了民族问题的敏感性和复杂性。九十年代初去新疆出差，听到一些五十年代过去的老支边干部忧心忡忡地说：我们很难和他们交流，他们很排斥汉族干部，长期这样下去我们有可能会失控。而新疆军区的裁撤也造成我们新的被动。要不是当年毛泽东决策让王震带领军队（后改为生产建设兵团）屯田戍边，那里的形势问题会更大。

目前那里的政治形势虽不如毛泽东时期，但比九十年代好了很多。原因是“九一一”之后美国（包括土耳其阿富汗）等外部颠覆势力大大减弱，苏联解体后中亚国家向我们靠拢，《上合组织》起到了对疆独势力的抑制作用。新疆经济的发展形成的与周边国家的对比优势，也大大有利于那里的社会稳定。

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从长远看，疆独的问题还是很严重的。随着马列主义在那里生活中影响的减退，宗教和宗教首领的势力在不断扩大（阿訇的作用已经浸透到普通家庭的方方面面），我们与之融合的能力在相对减弱。

随着少数民族地方官员的崛起，形成一股难以控制的力量，我们的领导力也在不同程度的减弱。这个地区少数民族人口比例的优势和偏远的地域条件都是对那里社会的稳定是不利的。如果我们的周边发生变化，国际有风吹草动，都有可能给我们带来麻烦。。

一，实行人口和民族的大迁徙，以促进各民族的交融，从长远看要改变那里的人口比例，保证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比例优势。

二，随着人口的比例变化要逐渐改变自治区制度，自治只能是过渡性的，决不能是永久的。

三，要重新调整行政区划，把过大的省级行政单位一分为二或一分为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