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16日星期四

漢人居多,蒙族面臨印地安化

民族國家和種族分離席捲後冷戰的世界之際,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正在新聞封閉下騷動不安。儘管北京的中央政府仍然以鐵腕控制著大局,少數民族的分離運動,正在獲得更多的空間和條件。

九十年代繼新疆穆斯林之後,內蒙古的民族緊張逐漸升溫,引起國內外的關注。西元十三實世紀,成吉思汗蒙古部落振興時,傳說他一度想把中原辟爲牧場,將漢人遊牧化。後經策士力諫漢人務農可以納稅,才打消此念。但從此而後,從黑龍江到阿爾泰山之間的大片土地,卻吸引了半數的蒙古人定居,與漢族人處於共生狀態。是爲內蒙古,而那些繼續保持遊牧習性者,散居於今日的外蒙。

面積相當於德、法兩國總和的內蒙,迄今已爲漢人所牢牢控制。但蒙古人保持著自己的語言和文化習慣,尚不能被完全同化。隨著外蒙結束共產黨當權,內蒙的蒙古人與漢人間傳統的不信任正在滋長,越來越多的開始尋求政治、文化的自我認同,北京的開放政策使他們有機會與外部世界建立聯繫,甚至組織地下運動,要求民主和更多的自治。

內蒙的地下運動類似八十年代初期的立陶宛。他們秘密結社,進行獨立的政治活動,並且公開地呼籲“復興蒙古文化”。歷史學家要求修訂由漢人寫的蒙古史。一位元地下獨立運動人士對“紐約時報”記者稱,如果我們再不復興蒙古文化,我們將落得美國印第安人那樣的命運——被保留、被同化、甚至被滅絕。

一些蒙古分離主義者,最近流亡到外蒙首都烏蘭巴托,並以此爲基地尋求內蒙獨立。一位地下運動負責人烏合哈達表示,他們正在建立有組織的反對運動。現在他的組織已有兩千多人參加,一半的成員在內蒙境內生活。這個新成立的團體叫做“內蒙復興運動總協調委員會”。中共當局已經禁止該委員會在內蒙活動。烏合哈達擔心,北京會通過外交壓力,壓迫烏蘭巴托禁止該委員會在外蒙的活動。

外蒙古作爲獨立國家,一九九零年在蘇東波的衝擊下,放棄一黨專政開放選舉,迄今已進行了兩次大烏拉爾(議會之意)選舉,前共產黨蛻變的政黨,繼續執政。這一事實對內蒙造成文化上的衝擊,因爲傳統的蒙古宗教和文化在內蒙復活,內蒙可以清楚地吸收外蒙的無線廣播,內外蒙邊境的軍事緊張解除後,兩邊的蒙古人貿易大增,來往頻繁。民族主義苗頭也迅速滋長。

內蒙自治區到目前爲止,尚未象西藏和新疆那樣,引起北京的劇烈頭痛。在西藏,在北京高壓的統治下,迫使西藏人不斷反抗,在北京高壓的統治下;在新疆,一九九零年發生過一起未遂的武裝起義。但內蒙正在趨向與新疆和西藏同步。蒙族人民開始反對漢人的移民和同化,要求自治和經濟的特殊化,對北京鎮壓獨立聲音感到憤怒。

在烏蘭巴托流亡的另一蒙獨分子岑賴表示:“內蒙經濟完全依賴漢人的殖民政策。我們現在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了少數民族,漢人大量移入,使蒙古人比什麽時候都窮”。

但中共官方宣稱內蒙的生活條件相當不錯。內蒙的蒙古人民享受少數民族的優惠待遇,收入增幅很高,特別是醫療衛生條件大爲改善。但是中共官方也承認與近年來中國大陸漢人的生活迅速改善比較,蒙古族人還是差了一大截。

同西藏新疆一樣,蒙古人最不滿的是漢人大批移居內蒙自治區。漢人在清朝初才開始移民內蒙古。到一九四九年中共上臺時,內蒙的漢、蒙人口比例已達五比一。到一九九零年最新統計內蒙人口共有兩千一百五十萬,其中蒙古人口只有三百四十萬,不到七分之一。漢蒙人口比例爲六點四比一。儘管北京宣稱對少數民族實行開放政策,不要求少數民族生育節制,但中共官方承認內蒙的漢人還是增加得比蒙族迅速。

近年來國際社會周期性地持續有內蒙古發生大規模反抗運動的報導,但是中共當局甚少批准外國記者進入內蒙採訪。詳情外人無從得知。

北京官方多次否認有關內蒙動亂的報導,斥爲謊言,但許多前往內蒙公幹的外國人,都承認那裏的不滿和民族情緒在加溫當中。異見分子努力尋求與西方的聯繫,將內蒙的人權狀況報導於外界。亞洲觀察的研究員蒙洛指出,“內蒙古的持不同政見者往往被當局秘密鎮壓了,沒有人知道他們的處境,但最近的一兩年內蒙正在與國際社會建立特別的資訊管道,所以有一些鎮壓爲外間獲悉”。亞洲觀察在過去十二個月裏,報導了兩起內蒙的動亂與鎮壓的消息。這些消息又被西方電臺傳回內蒙,使本來孤立的事件,被許多人知道。也使得分離主義者受到鼓勵,繼續他們的活動。在中國大陸,持不同政見者都會遭遇失去人身自由的危險。已經確知至少有十七名內蒙人因政治行動而被關進監獄。相信實際的數位會更多。

許多分離主義者希望內蒙最終與外蒙合併,建立一個大蒙古共和國。但他們承認達到此目的幾乎不可能。因爲內蒙境內的大多數是漢人,他們對此不能接受。一些激進的分離者甚至提出驅逐內蒙的漢人,或讓他們自行遷入別的省。

對內蒙的異見人士而言,現下首先和最迫切的,是言論自由和新聞開放。流亡到烏蘭巴托的一個內蒙地下文化復興組織負責人圖曼說:“內蒙需要真正的自治,而非現有的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