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力挺的治疆强人王乐泉

　　多维社记者陈湘编译报导/ 7日黄昏，就在成群结队的汉族人于在乌鲁木齐的大街上四处游荡寻觅，欲向在2天前杀死了不少汉人的穆斯林维吾尔人暴乱者复仇时，一名秃顶的共产党官僚突然出现在这个城市的电视台屏幕上，呼吁民众要保持冷静。

　　这位官僚就是王乐泉，他的9分钟的演讲，大体上也是政府陈词滥调的官话：这次暴乱不是一次中国的内部问题，而是一次境内外敌对势力蓄意破坏破坏中国民族团结的“大阴谋”；乌鲁木齐民众应该同仇敌忾，“把矛头对准境内外敌对势力，”而不是自己的民族兄弟和姐妹；不论是汉族还是维吾尔族受到攻击，都是令人心痛的。



　　然后，他向在街道上寻找复仇机会的汉族民众喊话：“同志们，这种行动，根本没有必要，我们的专政力量完全可以把坏人打掉，无需采取这种行动。”

　　纽约时报刊登该报记者迈克尔•外恩斯（Michael Wines）一篇题为“一名强人是中国在民族冲突中的砥柱”（A Strongman Is China’s Rock in Ethnic Strife）的报导。该报导说，这位现年64岁的王乐泉，是共产党派遣至新疆的自治区党委书记，在新疆拥有绝对的权势。这个人在中国之外，还无人知晓，而且直到最近，在国内还都一直处于聚光灯外。但是，中国领导层的精英，特别是他的顶头上司、国家主席胡锦涛，都对他极为信任：他们让他治理新疆长达15年，远远超出了通常一个省级负责人在拥有实权的职位上10年的任期。他们更提拔他至中央政治局，进入了党的内部核心机构。

　　他们视他为少数民族政策决策时的专家。如今，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占了13亿总人口中的1亿左右。据说，那些掌握着中国国家权力的人，给王乐泉在调控和监督少数民族政策的中央高级顾问团里安排了一个领导者的角色。他们还任命了王乐泉的下属，原新疆副党委书记，去负责管理难以驾驭的西藏。

　　据那些观察王乐泉的人说，北京高层做所有这些事情的原因，正是因为王乐泉有着像他这次在乌鲁木齐电视屏幕上那样的表现。

　　中国政府的媒体可能把这次的暴乱视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严重的民族暴力，它杀死了至少184人，使得100多人受伤。但是，王乐泉完全有能力平定暴乱，镇压邪恶分子。他在1997年时就这么做过，镇压了靠近哈萨克斯坦边界的伊宁的暴乱，而这次镇压过程中所付出的死人代价至今仍未对外界公开。



　　纽约时报的这篇报导说，软硬兼施的王乐泉，压制伊斯兰，欢迎工商业进来，在使维吾尔族语言边缘化的同时，又为新疆修建了连接外界的公路和铁路，而且，在封堵恐怖主义和让维吾尔族融入中国大家庭的名义下，监视、逮捕了无数少数民族公民。

　　甚至批评他的人都承认他干得出色。他获得了“稳定书记”的外号，就归功于他的控制混乱，维持秩序的能力。

　　“他巩固了一片占中国国土六分之一的领土。几个世纪以来，在民族冲突和安定西部方面，那里的事情一直令北京当局头痛不已，”香港的人权观察组织的研究员的尼克拉斯?比奎林（Nicholas Bequelin）先生说，他对王乐泉的少数民族政策发表过尖锐的批评。“他在那里为国家控制打下牢固的基础。这在中国政治系统里，是份量很重的功劳。”

　　纽约时报的这篇报导指出，现在的一个具有标志性问题是，这样做，是否继续会有“份量”。因为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密室政局变动的时期，中共领导人正在准备任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在2012年后的接班人。一些中国局势分析师怀疑，这次在新疆，以及去年在西藏的暴乱，都可能成为中国未来权力斗争中的利器。

　　从一种简单的层面来看，现在的问题是，北京的领导层将如何评判在中国两个最难驯服的地区的镇压暴乱，是军事上的成功呢，还是政策上的失败。但是，中国政治很少会是那么简单地论成败；它是由一种基于忠诚、自身利益和理念形成的联盟之间形成的缠结。王乐泉的成功还是失败，都将由站在他那一边的朋友和师父们共享，而在这个名单上，列首位的就是胡锦涛。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身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领导人的胡锦涛，吸纳了不少有才干的成员作为自己的盟友，其中就包括了王乐泉，当时他是共青团山东省委的负责人。胡锦涛就任党和国家第一把手以来，已经提拔了许多团干部进入到中央政治局和重要的政府领导职位。

　　王乐泉和胡锦涛还有另外一层关系：胡锦涛在西藏任职时，王乐泉也于1991年从山东调入到新疆。他们两人在少数民族事务上都是以强硬政策闻名。胡锦涛于1992年突然跃入中共领导高层的原因之一，就是他顺利的镇压了1989年的西藏暴乱。

　　一些中国学者猜测，胡锦涛于乌鲁木齐骚乱后突然从意大利的经济峰会返回北京，就是为了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争取支持，保证西部这次暴乱不至于引发最高领导层内部的政治冲突。



　　不过目前尚不清楚，本次新疆暴乱会不会被视为一次黑色信号。而中国领导人判断成功或失败的观点，与美国的政界领导人是非常不一样的。

　　“没有人会从基本面上重新考虑针对少数民族的政策，除非这些政策无法带来稳定，”密切注视中国领导层精英的北京分析师美国教授墨儒思(Russell Leigh Moses)说。但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稳定有一种特殊的含义。

　　“这里谈的不是街道上的稳定，”他说。“而是在谈关系统治正当性的稳定。”墨儒思认为，乌鲁木齐暴乱证实了许多外国分析家的看法：社会动乱对中国共产党的持续统治构成了直接威胁。如果中国官方不设法努力避免这类动乱，中共的政府甚至有倒台之虞。

　　王乐泉也已经积累了自己的政治资本，这大多数都归功于他得以有效地，同时无情地解决北京面临的最严峻考验的名声。

　　王乐泉“是强硬派的重要人物之一，在他们看来，比起经济低迷，民族问题更有可能成为中共的软肋，”墨儒思如是说。

　　纽约时报的这篇报导说，王乐泉出生在中国的工业和石油大省山东省。文革期间，21岁的他被下放到了农村。他于1966年回城后，加入了共产党，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25年后到达了副省级。

　　他熟悉石油业，这可能也是他被调往盛产石油的新疆的原因之一。不过，他上任后，在积极开发经济的同时，采取铁血手段，让突厥新疆重新打上汉族中国的形象。

　　王乐泉到达新疆就任时，正值苏联解体，苏联在中亚的原“殖民地”纷纷独立。数百万在1949年被毛泽东的中国军队占领新疆后迁居至当地的汉族公民纷纷离开新疆。北京当局担心，新疆逐渐壮大的穆斯林维吾尔族人口会试图效仿他们的前苏联邻居，要求独立。

　　王乐泉的“解药”，是一种“大剂量”的促使古代维吾尔文化现代化的政策。他开放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领域的钻探，将管线的埋设东达中国腹地，西及哈萨克斯坦，并把生产建设兵团，这样一个为汉族退伍士兵提供就业机会而安排工作的叽叽嘎嘎的安置工程，变成了一个在上海证交所上市的赚钱机器。

　　汉族工人开始回流新疆，他们是被企业和政府提供的工作吸引回来，但是维吾尔人说不公平，因为新的工作机会都不相称地分配给了外地来的汉族人。在20世纪90年代，人权观察组织的比奎林先生说，大约有200万汉人迁移到了新疆。



　　与此同时，王乐泉严格地限制维吾尔族的文化和宗教。他规定在小学一律用普通话取代了维吾尔族的语言，说少数民族的语言是“与21世纪格格不入”，并且禁止或限制政府工作人员参加伊斯兰宗教和祷告活动，包括留胡须和匝头巾和诸如在工作时间祈祷和禁食。

　　而在美国发生“9.11”袭击事件后，王乐泉加强了防范和打击。几个月后，他开始了一项针对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运动的打击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行动，这是当时还鲜为人知的一个维吾尔组织。2002年布什政府同意，将这个组织列入和基地组织一起的恐怖组织名单。

　　在随后几年中，新疆展开了一系列的“严打”运动，横扫了成千上万被控犯有恐怖主义或宗教极端主义的维吾尔人。

　　在运动开始后的同一年，胡锦涛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席位奖励了王乐泉先生。

　　“王乐泉到来后厉行镇压，推出‘严打'运动，你瞧瞧！他因此得道，提升到了政治局，”莫纳学院的太平洋盆地研究所所长和中国事务专家杜磊(Dru C．Gladney)说。

　　纽约时报的这篇报导最后说，现在，新疆的暴力已经爆发，西方的批评者可能会认为，王乐泉的铁腕治疆政策已经失败，就像美国20世纪60年代爆发的城市种族骚乱被看作是社会和法律政策的失败一样。

　　不过迄今为止，没有迹象显示，这种论点将被北京的领导人所接受。

　　王乐泉在新疆的副手，张庆黎，在2005年成为西藏的党委书记，然后迅速以与王乐泉同样的铁腕治藏政策而闻名。在2008年，西藏遭受了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动乱。今天，张庆黎先生端坐党的中央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