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代中前期，满蒙联姻在构建满蒙关系。然而，当进入近代民族国家构筑之时代，国家构建成为时代呼声之时，清朝统治者发现，过于执拗“满蒙联姻”与构建一个统一的民族共同体相颉颃。为了维护其统治的合法性，清朝统治者开始放弃满蒙联姻，取消原有人为的地域分离和血缘区隔，努力创造一个“各族群体平等”的神话，然后在此基础上走上了铸造近代国民的道路，构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可以说，满蒙联姻的解体，在很大程度上与清朝统治者试图构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历程是一致的。
关键词：晚清；满蒙联姻；民族国家构建；国民
一、引言
在清代历史上，“满蒙联姻”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作为有清一代奉行不替的基本国策，这种联姻活动已经远超出了单纯的家族间通婚的含义，而成为清朝统治者怀柔蒙古、巩固自身统治的重要边疆民族政策之一。
直至目前，诸多学者对这一课题作了深入研究。这些先行研究成果大多从满蒙联姻的政治、军事实践领域对其予以探究，并强调了满蒙联姻对构建满蒙关系、促进民族融合、维护清朝统治方面的重要意义。关于这一点，杜家骥在《清代的满蒙联姻》一文中对“满蒙联姻”作如下评价：不同民族成员间的通婚、繁衍子女，是民族融合的一种重要形式。满蒙贵族间长期、地域广泛的通婚，繁衍了大批满蒙混血后裔，……这些结姻事件，很多都是离现在时间不太远的史事，他（她）们所结成的姻亲，所生育的子孙后代（包括女性），很多人现在还应在世。宣传并让人们了解这些融合之事，对于今日加强民族团结与友好关系，也是有意义的。[1]（P18）华立认为，“满蒙联姻”的发展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是边疆少数民族与中央政权的政治结合不断紧密的过程。“如果我们充分考虑到当时的世界形势，考虑到资本主义列强觊觑中国的野心在这一时期内的急剧膨胀，沙俄的阴影曾浓重地笼罩着我国的西北疆，我们就会更清楚地意识到这种维系在当时对于巩固清朝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所具有的积极意义。”[2]（P54）满蒙两族通过婚姻亲情关系的建立，形成了政治联盟，安定了北部边疆，巩固了国家统一和清朝的统治。清朝皇室贵胄和蒙古王公的血统结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满蒙两民族之间的融合。更重要的是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两族有了广泛的交流，促进了社会进步。[3]（P47）
显然，如果将时间的经度延伸至前近代的视域，上述评价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合理性，亦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然而，当进入近代民族国家构筑之时代，国家构建成为时代呼声之时，过于执拗“满蒙联姻”与构建一个统一的民族共同体是否两相得洽？在新的历史社会语境中，“满蒙联姻”之地位是否需要重新界定？清朝统治者是否认识到了这一点？又做了何种应对？面对上述追问，我们不得不说，当前的“满蒙联姻”研究，是不充分的；毫无疑问，诸多问题都有进一步的探讨余地，本文拟从近代民族国家构筑之视角，对上述问题予以究明。
二、晚清国家观念的整合与近代国家的构筑
传统王朝国家在处理民族关系时，一般遵循以服事制度为基础的“华夷之辨”观念。然而自进入晚近“交通之时代”以来，随着近代世界对王朝中国的渗透和西方近代思想的舶入，中国逐渐被纳入近代条约体制，清朝统治者不得不依赖与外部世界的互动来定位自己的位置，甚至到了失此凭依就无法自足性地处理内部事务，有效确立自己的身份，或者说无法根据自古确立的标准来应对当前所面临的政治社会问题的地步。当清朝统治者在正常的状态下无法应对周边事务所带来的问题时会产生某种焦虑感，这种焦虑感的弥散和累积会随着问题出现的程度和性质演变成为“危机意识”。[4]
这种“危机意识”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会使清朝统治者对周边世界的认知态度发生改变，进而形成新的历史观念。就当时情形而言，他们抱有的传统天下观遭受冲击，并逐渐演变成近代民族国家观，传统的文化至上主义亦转化为一种民族国家主义。可以这样认为，这种危机意识的发生不仅仅是清朝统治者单纯地面对西方的挑战做出的政治回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应做出更为有力的改变。在历史的后进者即我们当代人看来，清朝统治者的确做出了重要改变，他们开始学习选择新的路径，统合王朝疆域，并将其纳入一个统一的国家视域内，同时还试图构建统一的身份认同，铸造新国民，构建新国家，从而确立自身统治的合法性。
原本具有多样性特征的王朝国家“中国”是如何整合为一元化的主权国家“中国”的呢？在此，拟从理念、制度两个方面予以揭明。
1．从“天朝”到“中国”。①
“天朝”一词，作为表示传统王朝国家的假体，它内在的含义即表示历代统治者以“中华世界帝国”的概念来把握中国和周边各国的关系，维持这种关系的是“中华帝国世界秩序原理”。而这种原理的第一条就是天朝定制论。一般而言，天朝被认为是和“近代”相对立的传统的象征，或者是贯穿清朝两百年历史的概念。作为一个与“天朝”对举的概念，“中国”一词作为史料专用名词或叙述名词，则显得中性得多。从“天朝”到“中国”的转变，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宇宙认知模式和国家观的转变。在此仅以清代外交史料中“天朝”与“中国”两词使用的频度为例，略作说明。
嘉庆年间的外交史料编撰的有《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该书收集了嘉庆十年以后的对外关系史料。统计其中的“天朝”和“中国”的使用频度，嘉庆十年“天朝”10次，“中国”6次，“中华”2次。从嘉庆十一年到十三年，这种趋势一直在延续，这三年中，“天朝”51次，“中国”9次。外交档案比较多的嘉庆二十一年，“天朝”22次，“中国”13次。整个嘉庆朝，“中国”的使用频度在微弱的增加。
道光年间的外交史料编纂的有《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和《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前一书中，道光最初十年“天朝”50余次，“中国”不满10次。《筹办夷务始末》收集道光十六年以后的外交史料，其卷一（道光十六年四月至十七年四月）中“天朝”6次，“中国”5次，卷二（道光十八年一月至五月）中“天朝”仅1次，“中国”14次，“中国”首次超过了天朝。从整体来看，道光十年至二十年间，“天朝”使用的依然较多，但可以看出在逐渐减少。道光二十年以后，即鸦片战争前后，“天朝”使用的次数减少，“中国”使用的频度相对增加。此外，还需注意的是，在对英国的照会中，开始使用“大清国”，出现了称呼多样化趋势。咸丰年间的外交史料《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中，最初五卷中“天朝”出现约5次。至光绪年间，的《清季外交史料》中，“天朝”已经式微，几乎不用了。“天朝”减少后，出现在史料中的自称主要是“大清国”、“中国”。
在分析上述天朝——中国、天朝——大清国的转化过程时，应该注意到：如果说，天朝一词本身代表了大一统的天下观，则有清一代，越到晚期，“中国”、“大清国”使用的频度越高，这说明即使清朝统治者在意识上未必把外国作为平等国家看待，但可能觉得在文书中将“天朝”作为某国的对应词并不合适。在外交话语体系中，“国”和“朝”这两个词本身并不是对立的概念，但在对外关系的维度中，“国”是清朝世界观念中低一层次的概念。在整体上自称转变为“大清国”、“中国”这种带有“国”字话语，这一事实表明，清朝开始将自身置于作为下层概念的“国”的层次，认识到自己是万国之一员。由此也说明，清朝统治者开始抛弃传统的天下意识，转而形成一种近代世界意识。
2．在对西方近代国家的认同与近代世界意识产生的基础上开始建立近代国家形态。
如果说，中国传统的国家形态，主要由皇帝制度、宰辅制度、郡县制度及乡绅制度构成，清朝统治者改变传统国家形态并构建近代国家形态的首次尝试便是清末“预备立宪”。1908年发布的《钦定宪法大纲》虽不是正式的宪法，但它却是制定宪法的根本准则。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是一个充满了清廷在君权问题上矛盾态度的文件，虽制定大权统于君上，但毕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从制度上对以往君主的专制表示了否定，它赋予君主的权力与专制时代的君主权力是不同的。给臣民设定了一些权利，同时限制了部分君权。总的说来，它离宪政的要求还很远，但在中国宪政历史上终于迈出了艰难的一步。这表现在：首先，君权要受宪法的约束。改革之初，首席军机大臣奕劻即说：“宪法一立，全国之人，皆受治于法，无有差别。”《宪法大纲》序言道：“夫宪法者，国家之根本法也，为君民所共守，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当率循，不容逾越。”明确规定君主也要遵守宪法。其次，规定三权分立原则。《宪法大纲》序言对国家政体和君主权力做了如下概括：“君主立宪政体，君上有统治国家大权，凡立法，行政，司法皆归总揽，而以议院协赞立法，以政府辅弼行政，以法院遵律司法。”[5]（P5975）这就确定了国家政体采取“三权分立”的原则，君主在行使权力时，必须受议院、政府和法院的制约。除了根本法之外，其它普通法也不得随意推翻。如“君上大权”11条规定的“惟已定之法律，非交议院协赞奏请钦定时，不以命令更改废止。”规定君主要改变法律，也需经过法定程序，先由议院“协赞”（即批准通过）。审判时也得“遵钦定法律行之，不以诏令随时更改”，朝令夕改、“朕即是法”的状况得到了改变，至高无上的皇帝也要受到法律的约束了。以上都是对专制时代无限君权的否定，而把君权限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再次，人民的权利受到一定的保护。与《宪法大纲》同时颁布的还有《九年预备立宪清单》。规定要做的工作有：筹办咨议局，办理城镇乡与厅州县地方自治，建立资政院，编订民律、商律、刑事与民事诉讼等法典等等。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又匆匆颁布《宪法十九信条》。与史学家不同，宪法学家对《十九信条》一般有着不错的评价，杨幼炯《近代中国立法史》认为它是“有清一代之唯一宪法，亦我国历史上之第一次宪法也”。陈茹玄的《中国宪法史》语：“《十九信条》深得英宪之精神，以代议机关为全国政治之中枢，苟其施行，民治之功可期，独借其出之太晚耳。倘能早十年宣布实行，清祚或因以不斩，未可知也！”
清政府以《宪法大纲》为依托，并依靠《宪法十九信条》提升议院地位，抑制君权，推动中国新的政治重心的构建，对于国家和社会基层的整合，乃至近代社会的成长及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变，发挥了重要作用。惜乎这次尝试尚未完全成形，便因清朝统治的崩溃而夭折了。由此可知，毋论其收效几何，随着西方民族主义的舶入，晚清政府统治者倒着力于与西方国家接轨，致力于构建一个统一的“中华”了。②
三、近代国民铸造语境中的满蒙联姻
如果说，传统王朝的合法性，仅在于确立王朝法统谱系的正统性，那么，在近代“西方中心”的国际秩序框架内，这种合法性则至少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涵：其一，在国内，统治者应当整合各族群，使之成为一个统一的利益共同体，致力于构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其二，于对外一层，应当以一个民族国家的面貌出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能够得到他国的承认和认同。就当时情势而言，清朝统治者获取合法性身份的两重路径中，对外一层实非问题，列强乐于在保证其既得利益的前提下，承认其“万国之一”的身份；相反，于国内一层，整合新国民，构建一个民族共同体，倒显得异常迫切，且困难重重了。
可见，塑造国民共同体、构建国家认同对一个实体国家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白鲁恂亦指出，一个后进的现代化国家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可能会在它发展的每个不同阶段遭遇到六种危机。而这其中，“最首位和最基本的”，就是民族国家的认同危机。对此，他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一个新国家的人民需要逐渐将他们国家的领土确认为自己真正的家园，应当感觉到他们的个人认同部分地是由与他们成为一体的有明确疆域的国家来界定的。在大多数新的国家里，从部落到种性、再到种族或语言集团等各种传统认同形式，都会与一种范围更大的民族国家认同的意识相冲突。……认同危机也会涉及如何解决传统遗产与现代习俗的冲突问题，并且也涉及在地方性意识与世界惯例之间的两难抉择。”[6]（P63）
在此，我们不拟对清帝国构筑国家认同所做的各项努力予以全体像式的探讨，惟从清代满蒙联姻之兴废的视角，阐述清统治者构筑国民共同体的努力。据清代皇家族谱《玉牒》记载，有清一代200余年中，满蒙联姻共559次，其中出清廷嫁给蒙古的公主、格格达432人次，娶蒙古王公之女163人。其中又因具体历史条件的变化，在目的、作法及实施效果上有所差异，显示出相对的阶段性。[7]
从17世纪中期定鼎北京时起，清朝统治者就着力以宗教为精神纽带，以满蒙联姻为血缘纽带，加强与蒙古王公贵族的联系，同时限制他们与内地民人的联系，以维持蒙古民族对满洲统治认同的纯粹性。乾隆十四年（1749年），乾隆帝谕示蒙古王公：“蒙古旧俗，择水草地游牧，以孳牲畜，非若内地民人，依赖种地。”“特派大臣，将蒙古典民人地亩查明，分别年限赎回，徐令民人归赴原处，盖怜惜蒙古使复旧业。”[8]至嘉庆时期，进一步禁止内地民人与蒙古人接触，声称“不准多垦一亩，增居一户”。[9]对蒙古人，清政府则不许他们建造房屋，演听戏曲，不许取汉人字义名字，不准延请内地书吏教读，不可任令学习汉字，公文呈词等不得擅用汉文。[10]可见，为了不让蒙古族沾染汉族的文弱风习，保持其淳朴勇武的传统，清朝对蒙古地方实施了封禁政策。依照这一举措，将蒙汉境界明确划分，维护固有的地域秩序。[11]
基于这样一种时代背景，此期“满蒙联姻”异常频繁。据《清实录》统计，清朝入关前，是皇室与漠南蒙古诸部双方联姻的鼎盛时期，仅与科尔沁部多达33桩，居二十四部之首，其中娶蒙古王公21女，下嫁公主、格格12人。清皇室与蒙古各部一直维系“北不断亲”。清入关以后至乾隆朝中后期的联姻开始从漠南蒙古向漠北蒙古、漠西蒙古发展，所有蒙古额驸都为清王朝奔走效力，从而巩固了对蒙古的统治。恰如前引诸学者所评价的那样，清代中前期，满蒙联姻对清朝统治的确立、边疆局势的稳定和满蒙关系的融洽起到了重要作用。
如果说，在清朝前中期，满蒙联姻作为一根维系满洲民族共同体与蒙古王公的纽带，为维护一个来自边疆地区的民族政权还具有积极意义的话，那么，到了晚清这种联姻的战略意义空间似乎已经不复存在了。
晚近以降，随着西方器物和制度的贩入，清朝统治者的心理发生了微妙变化。同、光年间，对蒙古地区的封禁已逐渐松动，至宣统年间，清政府又以法律的形式，宣布取消历史上有关蒙汉民人接触的种种禁令。宣统二年八月十六日（1910年9月19日），理藩部奏：“藩部预备立宪，首在振兴蒙务，开浚利源，莫重于辟地利，启牖蒙智，莫急于化畛域，通文字诸大端。谨先酌将旧例量为变通，以为筹办蒙务措手之方。曰变通禁止出边开垦各条，拟请将已经奏准开垦之各旗，凡旧例内禁止出边开垦地亩，禁止民人典当蒙古地亩，及私募开垦地亩牧场治罪等条，酌量删除，以期名实相副。其已经招垦之各盟旗，或酌照内地旗民交产之例，许各蒙旗与民人交易，报官核办。其未经招垦之各蒙旗，或由各边省督抚及各路将军大臣商同蒙旗奏请开放，由臣部咨商将军大臣督抚酌各处情形，妥拟章程，纂入则例，奏明办理。曰变通禁止民人聘娶蒙古妇女之条，旗汉现已通婚，蒙汉自可仿照办理。拟以各边将军都统大臣各省督抚出示禁止蒙古行用汉文各条，旧例内外蒙古不准延用内地书吏教读，公文禀牍呈词等件，不得擅用汉文，蒙古人等不得擅用汉字命字之理。应请将以上诸例一并删除，以利推行而免窒碍。从之。”[12]这样，清政府试图从准允蒙汉通婚、教授蒙汉双语、公文改革等举措入手，扩展旧有的“满蒙同盟”，构建一个更为广泛的族群同盟，以期实施对边疆地区的“均质化”③治理。
伴随着上述政策的实施，从“满蒙一家”这一传统政策衍生出来的蒙古族王公贵族的政治特权、经济独占权急剧丧失。“满蒙一家”之国策亦不得不从历史的舞台上退去。其直接后果是，从乾隆朝中后期到清末，与蒙古王公的姻亲，表现为皇室选择蒙古额驸数量的锐减和地域、部族范围的缩小。“备指额驸”也把选额驸范围限制在漠南蒙古的7部13旗。至清光绪宣统年间，逐渐趋于消亡。④恰如金启孮先生所言：“满蒙联姻国初最盛，中叶以后，逐世递减。观此可知满蒙二族亲疏关系之演变。”[13]（P225）
或可这样解释上述现象，19世纪中后期以降，在中西接触后，清朝统治者仍要保持传统式的中国社会国家观念，事实上非常困难。面临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和先进制度，清政府开始寻求改变。而所谓的满蒙政治同盟，逐渐被淡化。随后，清朝统治者对满蒙联姻的政治意义的认识有所转变，它不再视为满洲共同体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基于这种态度和心理上的转变，满蒙联姻亦不再被统治者所提倡。同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比如，清朝统治者对蒙地的放垦，乃至以帝国法律的形式明文规定准允蒙汉通婚、满汉通婚的事实来分析，我们知道，此期清朝统治者已不再像康雍乾时期那样，汲汲于构建一个统一的满洲共同体，同时通过与蒙古的联姻，建立政治同盟，用以统治广大的汉族群体，以维护满洲根本。与此相反，倒着力于塑造新国民了。
显然，这一改变意义重大。也许在当代人看来，——以一种后发的眼光予以推阅，这并非什么大事，毫无疑问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是走向近代国家的全球趋势中的一个“东方式”链条而已。但是，对于当事人——清朝统治者而言，这是一个痛苦的转变，其中包含着他们自身情感、心理的转变，体现了一种强烈的精神上的“危机意识”。同样，对于当事人的另一方蒙古王公来说，也经历了一个心理调适过程，甚至在某些王公的心中，这一调适程度远远超过了他们所能承受的极限，以至于在清朝覆亡后，他们仍对此耿耿于怀。⑤
可以这样认为，满蒙联姻的解体，在很大程度上与清朝统治者试图构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历程是一致的。或可言之，清朝统治者构建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步骤即包括“放弃满蒙联姻”，取消原有人为的地域分离和血缘区隔，努力创造一个“各族群体平等”的神话，然后在此基础上走上了铸造近代国民的道路，构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维护其统治的合法性。
四、结语
正如本文构架所展示的那样，笔者的旨趣不在于对满蒙联姻做一全景性的解读，惟在于构建一种新的研究框架，即在近代民族国家构筑和国民铸造的话语里对满蒙联姻作一尝试性的探讨。
“民族性”（nationhood）这一观念是随着19世纪民族国家首先在欧洲随后在其他地区崛起而得到充分发展的。[14]如柯娇燕所指出的那样，将这一术语用于更早的时期是时代性的错误，是对历史的扭曲。[15]（P1-34）可以这样认为，清朝前中期的统治者并不具备这种观念，如果说尚具备一丝萌芽的话，这或仅仅是基于一种自发的自我认同和认同他人的概念。为此，清初满洲统治者将许多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人纳入八旗组织，力图把这些人塑造为满洲人——用同样的法律、着装规范和社会规则管辖他们。满蒙联姻可被视为这种形式的典型代表。他们试图利用满蒙联姻的方式，构建一个超稳定的“满蒙政治同盟”体系，服务于自身的统治。
19世纪中后期以降，满洲统治者面对西方列强的挑战和内部汉人“种族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开始思索着新形势下满洲共同体和清王朝的前途和命运。为此，满洲统治者超越了对小集团利益的维护，开始注重于从构筑近代民族国家的高度关注时势的演变。在他们看来，就文化上统一的、同质的民族国家的要求而言，地方的或者部族（种族）的方言，应该被一种标准的国家共通语言所取代；地方的或者部族的习惯与传统，应该成为一种规范的官定的历史叙事与记忆程序所取代。随后形势的演绎，恰如芮玛丽评价的那样：“至1860年，一个联合起来的满汉上层阶级统治了中国，他们共同的宏伟目标是要保护汉文化遗产，不受国内起义的劫掠和西方控制的威胁。”[16]（P66）显然，满洲统治者找到了一个“志同道合”的新同盟——满汉上层为了共同的政治目标迅速联合在一起，构建起了新的政治军事统治体系。⑥此间晚清统治者渐次将这一理念予以推行，并培养具有同质性的国民。满蒙联姻在此情景下被清朝统治者淡化，黯然退出历史舞台。
注释：
①本节参阅了川岛真著，沈中琦译：《从天朝到中国——清末外交文书中“天朝”和“中国”的使用》（复旦大学历史系编：《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认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66-281页）一文研究成果。
②关于这一点，具体可参见1901年慈禧太后发表的新政上谕。其具体措施虽不出于戊戌变法的版本，但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个上谕中，“中国”这个词语被三度使用。这个“中国”，虽然还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国民国家，虽然还不能简单地将国民国家与此时的“清国”重合，但不能不说，连被视为最“反动的”西太后也不得不着手于体制的变革，也在积极地将“清朝”（王朝国家）构建成“中国”（民族国家）。
③“均质”一词来源于日语，原意是指同类物体或某一事物各部分的质量、密度、成分都一样，即均质、等质、均匀、同质。疆域“均质化”是指内地与边疆程度不同地依照近代民族（国民）国家的基本标准，改革国家的国体与政体，重构中央与地方的行政体制，铸造全新的国民等，使得内地与边疆同处于中央政府的直接统制下，实施大体相同的制度，执行基本相同的体制等。使用此概念的初衷是为了与国内常用的“内地化”、“一体化”等相区分。“内地化”、“一体化”等词语，在某种意义上带有歧视性，隐含着强烈的预设的不平等性，暗示着内地高于边疆，只有边疆达到了与内地一样的程度才是先进的，否则就是落后或愚昧的。换言之，就是用所谓的“内地标准”来衡量边疆的先进或落后，忽视了边疆本位，否定了内地也好，边疆也罢，其价值取向都是外来的近代民族（国民）国家标准这个前提。
④清初康熙时期下嫁蒙古的有八个女儿和一个养女，雍正时期唯一的一个亲生女儿并未远嫁，远嫁外藩的是三个养女，乾隆的五名亲女，仅有两名嫁给了蒙古王公，嘉庆时期也只有两名，而道光皇帝的五名亲女中，仅有一名嫁给蒙古王公。到光、宣时期，满蒙上层之间的联姻逐渐减少。
⑤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外蒙古王公哲布尊丹巴递交给俄国沙皇的文书中反映出来，他们特意强调了对清朝满洲统治者放弃满蒙联姻，准允蒙汉结婚的不满。并将其视为“满蒙同盟”离合的标志。详情可参阅：Dender，MongolynTovchT??kh，Ulanbaatar1934，pp．7-15．
⑥显然，此间两者的结合绝非满洲人“汉化”。罗友枝指出，清朝统治的种种汉化因素，以及满洲人对长城以南的前明王朝领土的管理问题的高度关注，使得许多研究者忽略了清朝统治者的非汉族背景，把汉化当作清代的历史主流加以强调。她认为，清朝统治者从来没有淡化把自己与汉族区分开来的意识，从来没有放弃他们的满洲认同。换个角度来说，汉化绝非清朝统治者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它能够成功的关键因素是其针对帝国之内陆亚洲边疆地区主要的少数民族采取了富有弹性的不同文化政策的能力。（参阅罗友枝著，周卫平译：《清代宫廷社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2、8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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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川久保悌郎．柳条边墙管见[J]．东洋学报，71卷，3、4号，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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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金启孮．漠南集[M]．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
[14]参阅：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M]．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3；班纳迪克·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对民族主义产生与发展的思考[M]，伦敦，1991．
[15]柯娇燕．对近代早期中国族性的思考[J]．帝制中国晚期研究，1990，（1）．
[16]芮玛丽．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M]．房德邻，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2010年8月29日星期日
草原帝国与同心圆史观--，“新疆”、“内蒙古”、“西藏”这些词汇都有汉民族沙文主义色彩
在此书的阅读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同心圆史观”的问题（在华语知识界这个概念由杜正胜最先提出，他认为台湾过去的历史教育及研究都是以中国为中心，这是不对的。他将一幅东亚地图逆时针转九十度，让台湾在中央位置，中国大陆、菲律宾及日本围绕四周，呼吁国人以不同角度看问题，台湾也可以是世界中心。同心圆史观是希望扭转过去总是以中国皇帝都城为中心的历史研究及教育观念，改从台湾出发，认识台湾，然后了解中国大陆、亚洲及全世界。这一套理论让他受到大中华主义者猛烈的攻击和抹黑）。站在汉族中心主义的角度，北方草原地区是我们的边疆（通常说法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匈奴人、突厥人、蒙古人、图博人、通古斯各族等等都是中国（这其实是一个历史概念）历史上的所谓少数民族。这一套史观是为近代中华民族国家的建构而服务的，而近代中华民族国家的建立一方面是中国抵御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另一方面其实也是中华帝国主义在东突厥斯坦、南蒙古、满洲、图博地区加强统治的过程。
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晚清历史被描绘成一个中国被西方帝国主义肆意侵略，边疆领土日益丧失的屈辱过程，灌输给学生满州、蒙古、新疆、西藏、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观念，以此激发青年们心中的爱国热情。这作为近代中国建构的一部分本无可厚非，但时间已经走向21世纪，全球化与多元化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时，我们却还在向青年们灌输充满中央集权主义意涵的中华民族主义史观，从小就在他们心中埋下仇恨的种子，让他们觉得中国在内蒙、新疆、西藏的统治是理所当然，还剩一个台湾等着我们去“统一”！
在格鲁塞的《草原帝国》里，突厥、蒙古、通古斯民族成为历史的“中心”。波澜壮阔的草原帝国不在是中华帝国、印度、阿拉伯帝国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的野蛮“边陲”，他们是在“中央”位置，中华帝国、印度、阿拉伯帝国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等是草原帝国的边疆。草原上突厥—蒙古各部落斗争频繁，他们经常会借助周边中国、阿拉伯、俄罗斯统治者的力量，而不仅仅是我们史书中所谓的中国藩属。满清对东突厥斯坦的战争其实是一种侵略，而不是什么祖国的统一。
最后说一句，“新疆”、“内蒙古”、“西藏”、“东北”这些词汇都有汉民族沙文主义色彩，以中国皇帝都城为中心来称呼这些被征服地区。个人还是觉得“东突厥斯坦”、“南蒙古”、“图博”、“满洲”这些词汇来称呼这些地区更好一点，因为大家都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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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帝国(含地图目录)
作者: 勒尼·格鲁塞
页数: 705
定价: 34.8
出版社: 青海人民出版社
装帧: 平装
出版年: 1991-05
简介 · · · · · ·
当在中国内蒙古受佛教影响的《蒙古源流》问世时，在中亚细亚受伊斯兰教影响的《突厥世系传记》，由基发汗圆王、蒙古遗族阿不合乞八哈都儿（1605—1665）于1663—1665年间完成。这部书共分九卷，①自亚当创世至蒙古汗，②自蒙古汗至成吉思汗；⑨成吉思汗；④窝阔台及其后裔；⑤察合台及其后裔；⑥拖雷及其后裔；⑦术赤及其后裔；⑧在乌浒河外地、克里米亚，哈萨克与都兰的昔班汗的后裔；⑨在花刺子模的昔班汗的后裔。1854年，俄国学者萨布洛柯夫将其译为俄文，二乌名易为《突厥族源流》。其后，1871—1874年，该书由法同学者戴美桑分二册译为法文在彼得堡出版，书名为《蒙古与鞑靼民族史》。
作者简介 · · · · · ·
勒内·格鲁塞（Rene Grousset，1885-1952）系法国历史学家，法国研究亚洲史学界的泰斗，一生潜心研究东方历史与文化，著述甚丰，其中，《成吉思汗》，《草原帝国》均系世界历史名著。他还专门对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对世界历史学的杰出贡献，使他成了著名的学者，被接纳为法兰西学院院士。
目录 ······
著者原序
导言 草原与历史
第一章 十三世纪前的亚洲高原
第一节 草原上的古代历史：斯基泰人与匈奴人
一 草原文明的古代
二 斯基泰人
三 斯基泰艺术
四 萨儿马忒人与西伯利亚西部
五 在突厥以前的阿尔泰文化
六 匈奴的起源与匈奴艺术
七 匈奴人的第一次外侵与月氏人的迁徙
八 匈奴最初胜利后的反应。希腊在阿富汗统治的失败
九 匈奴对前汉的斗争。西匈奴的分裂
十 后汉朝代中国对匈奴的斗争。南匈奴的分裂
十一 丝绸之路
十二 塔里木盆地的被班超征服
十三、上古末期与中世纪初期的塔里木盆地绿洲上的文明
十四 蒙古地区内北匈奴的被鲜卑所代替
十五 第四世纪的大侵寇。华北之被匈奴与鲜卑所征服
十六 拓跋族突厥族或拓跋氏王国与蠕蠕（柔然）人的蒙古汗国
十七 米努辛斯克的末期文化
十八 匈奴（口厌）哒族
十九 在欧洲匈奴人：阿提拉
第二节 上中世纪：突厥、回纥和契丹
第三节 十三世纪前的突厥
第四节 第六至第十三世纪时的俄罗斯草原
第二章 成吉思汗族蒙古人
第一节 成吉思汗
第二节 成吉思汗的最初三个继承人
第三节 忽必烈与中国的蒙古王朝
第四节 察合台王室统治下的突厥斯坦
第五节 蒙古波斯与旭烈兀王室
第六节 钦察汗国
第七节 帖木儿
第三章 蒙古人的后裔
第一节 俄罗斯的蒙古人
第二节 昔班汗的后裔
第三节 察合台王室的后裔
第四节 十五－十八世纪时蒙古境内的帝国
附录
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晚清历史被描绘成一个中国被西方帝国主义肆意侵略，边疆领土日益丧失的屈辱过程，灌输给学生满州、蒙古、新疆、西藏、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观念，以此激发青年们心中的爱国热情。这作为近代中国建构的一部分本无可厚非，但时间已经走向21世纪，全球化与多元化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时，我们却还在向青年们灌输充满中央集权主义意涵的中华民族主义史观，从小就在他们心中埋下仇恨的种子，让他们觉得中国在内蒙、新疆、西藏的统治是理所当然，还剩一个台湾等着我们去“统一”！
在格鲁塞的《草原帝国》里，突厥、蒙古、通古斯民族成为历史的“中心”。波澜壮阔的草原帝国不在是中华帝国、印度、阿拉伯帝国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的野蛮“边陲”，他们是在“中央”位置，中华帝国、印度、阿拉伯帝国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等是草原帝国的边疆。草原上突厥—蒙古各部落斗争频繁，他们经常会借助周边中国、阿拉伯、俄罗斯统治者的力量，而不仅仅是我们史书中所谓的中国藩属。满清对东突厥斯坦的战争其实是一种侵略，而不是什么祖国的统一。
最后说一句，“新疆”、“内蒙古”、“西藏”、“东北”这些词汇都有汉民族沙文主义色彩，以中国皇帝都城为中心来称呼这些被征服地区。个人还是觉得“东突厥斯坦”、“南蒙古”、“图博”、“满洲”这些词汇来称呼这些地区更好一点，因为大家都是“中心”！
————————————————————————————————
作者: 勒尼·格鲁塞
页数: 705
定价: 34.8
出版社: 青海人民出版社
装帧: 平装
出版年: 1991-05
简介 · · · · · ·
当在中国内蒙古受佛教影响的《蒙古源流》问世时，在中亚细亚受伊斯兰教影响的《突厥世系传记》，由基发汗圆王、蒙古遗族阿不合乞八哈都儿（1605—1665）于1663—1665年间完成。这部书共分九卷，①自亚当创世至蒙古汗，②自蒙古汗至成吉思汗；⑨成吉思汗；④窝阔台及其后裔；⑤察合台及其后裔；⑥拖雷及其后裔；⑦术赤及其后裔；⑧在乌浒河外地、克里米亚，哈萨克与都兰的昔班汗的后裔；⑨在花刺子模的昔班汗的后裔。1854年，俄国学者萨布洛柯夫将其译为俄文，二乌名易为《突厥族源流》。其后，1871—1874年，该书由法同学者戴美桑分二册译为法文在彼得堡出版，书名为《蒙古与鞑靼民族史》。
作者简介 · · · · · ·
勒内·格鲁塞（Rene Grousset，1885-1952）系法国历史学家，法国研究亚洲史学界的泰斗，一生潜心研究东方历史与文化，著述甚丰，其中，《成吉思汗》，《草原帝国》均系世界历史名著。他还专门对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对世界历史学的杰出贡献，使他成了著名的学者，被接纳为法兰西学院院士。
目录 ······
著者原序
导言 草原与历史
第一章 十三世纪前的亚洲高原
第一节 草原上的古代历史：斯基泰人与匈奴人
一 草原文明的古代
二 斯基泰人
三 斯基泰艺术
四 萨儿马忒人与西伯利亚西部
五 在突厥以前的阿尔泰文化
六 匈奴的起源与匈奴艺术
七 匈奴人的第一次外侵与月氏人的迁徙
八 匈奴最初胜利后的反应。希腊在阿富汗统治的失败
九 匈奴对前汉的斗争。西匈奴的分裂
十 后汉朝代中国对匈奴的斗争。南匈奴的分裂
十一 丝绸之路
十二 塔里木盆地的被班超征服
十三、上古末期与中世纪初期的塔里木盆地绿洲上的文明
十四 蒙古地区内北匈奴的被鲜卑所代替
十五 第四世纪的大侵寇。华北之被匈奴与鲜卑所征服
十六 拓跋族突厥族或拓跋氏王国与蠕蠕（柔然）人的蒙古汗国
十七 米努辛斯克的末期文化
十八 匈奴（口厌）哒族
十九 在欧洲匈奴人：阿提拉
第二节 上中世纪：突厥、回纥和契丹
第三节 十三世纪前的突厥
第四节 第六至第十三世纪时的俄罗斯草原
第二章 成吉思汗族蒙古人
第一节 成吉思汗
第二节 成吉思汗的最初三个继承人
第三节 忽必烈与中国的蒙古王朝
第四节 察合台王室统治下的突厥斯坦
第五节 蒙古波斯与旭烈兀王室
第六节 钦察汗国
第七节 帖木儿
第三章 蒙古人的后裔
第一节 俄罗斯的蒙古人
第二节 昔班汗的后裔
第三节 察合台王室的后裔
第四节 十五－十八世纪时蒙古境内的帝国
附录
对汉人初夜权是民国革命党的谣言
“明朝那些事”，文章开头有这样一段话：“此时的中国，正在极其腐败的元王朝的统治下，那些来自蒙古的征服者似乎不认为在自己统治下的老百姓是人，他们甚至经常考虑把这些占地方的家伙都杀掉，然后把土地用来放牧（元史），从赋税到徭役，只要是人能想出来的科目，都能用来收钱，过节要收“过节钱”、干活有“常例钱”、打官司有“公事钱”，怕了吧，那我不出去还不行吗，不干事还不行吗，那也不行，平白无故也要钱，要收“撒花钱”。服了吧 ”
网上也经常有人说，蒙古人是野蛮民族，元朝的100年是中国历史上黑暗的100年，当时中国的人口下降比例比八年抗战还大，从1亿人下降到只有2000多万。还有什么初夜权，等等，把元朝描写的和地狱似的。
东汉人口当时从将近五千万，经过到三国时期，下降到知道西晋统一左右才有1千万。下降比例更大。 所谓的十把菜刀，初夜权之类的，民国时期的程树德在《国故谈苑》卷二《元代士人之思想及生活》就解释过: 故老相传，有十家一把刀，归蒙古人管之说。并云凡有娶妇者，管理之蒙古人，有首夕优先权，此事于史无征。挑拨汉族和蒙古族的贴子最近总是不时出现,大家要提高警惕.请提供具体 真实历史资料,4等人 是 "北人为甲长"衍生出去的.而8.15朱发明月饼造反 更是谣传,宋时期就有吃月饼的风俗.初夜权更是荒诞, 民国革命党的造谣也能拿出来糊弄人.还原历史真相是好的！可是挑动民族矛盾就不对了！元朝所谓人分四等，分十等，当时并没有此明文规定，于史无证。二十户为一甲是宋朝创立的里甲制度,甲长相当于现在的村长，元朝不过是继承了宋朝的制度。
有人说，元朝的民族压迫，十分残酷。据《元典章》记载：“诸蒙古与汉人争斗，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 但实际情况是，根据元典章校正,其中诸蒙古应为诸蒙古人员,根据上下文，应为怯薛蒙古人员，怯薛军为元朝禁军,全部蒙古人担任，普通蒙古人不享受这一待遇。
有人说，元朝的汉族人“顶笠左衽，衣冠尽变，短衣辫发”，这也是谣言。实际是，元朝时期汉族服饰没有变化，而且官服就是乌纱帽,和前代没有不同。蒙古族服装也依旧，不过，蒙古族和其他游牧民族不同的是,蒙古族服装和汉族服装一样都是右衽。
百姓
元朝对百姓是最好的朝代之一. 清朝有永不加赋，元朝也不错。明朝人记录元朝的田赋很低。
万历初年华亭人范濂记述元、明两代松江田赋的情况，说：“元入中国，……赋虽轻，不足法也”，他认为元朝是“以貉道治天下”，然未否认元朝赋轻。（卷四，《记赋役》）
万历后期秀水人沈德符一样认为元朝的做法“固不可法”，也承认：“前元取民最轻”。（补遗卷二，《岁入》，p.849）
《元史》卷十六，《世祖》十三，至元二十八年（1291）十二月壬申，中书省臣言：
江南在宋时，差徭为名七十有余，归附元朝后一切未征。而且这不仅是元初的记述，即在元末的情况亦复如此。
谈迁在《国榷》卷一，元顺帝至正二十三年二月癸酉中引朱国桢话曰：又其时赋税甚轻，徭役极省，侈汰狂惑，酿成臃肿之势，于是群盗叠起，几遍天下。（卷一p.300）
成化时太仓人陆容在其《菽园杂记》卷五中则称： 苏州自汉历唐，其赋皆轻，宋元丰间（1078~1085），为斛者止三十四万九千有奇。元虽互有增损，亦不相远。至我朝止增崇明一县耳，其赋加至二百六十二万五千九百三十五石。”
明末著名的史学家谈迁曾就宋、元、明三代在苏松地区的征赋数目加以比较，并总结说： 宋时赋征八分，版曹往催其赋。平江（苏州）粟二百万，元人减之仅百万。……当元之初，闽广稍警，旋即安枕，吴、浙晏然。（苏松人）以苦宋公田之累，如释重负，有祝而无诅，则轻徭薄赋，实以招徕而深结之也。（《纪文·上大司农陈素庵书》，p.265) “自唐以来，江南号为殷富。宋时亩税一斗；元有天下，令田税无过亩三升，吴民大乐业，元统、至元之间，吴中富盛闻天下。自明初没入张氏故臣及土豪田，按其私租籍征之，亩至八斗，而民始困。……盖吴中之民，莫乐于元，莫困于明，非治有升降，田赋轻重使然也。”
元朝科技文化兴盛
忽必烈时期，波斯东来的天文学者扎马鲁丁制作了波斯的天文仪器。1271年的，元设立了回回天文台，直到1276年才设立了太史局，郭也就是在这个时间才有机会做这个伟大的历法，而先前回回人在仪器上的制作郭是很好的吸收了进来的。郭守敬的《授时历》，无论是仪器还是计算法，都领先世界几百年。
王桢的历史贡献可不仅仅是一本《农书》，还创造了木活字，发明了转轮检字法，这两个创制解决了以前陶活字不方便用墨的难题，减轻了排字的难度，提高了效率，这个在印刷术上的改进对于我国，特别是明以后书籍大规模印刷是奠定了基础，历史影响可比一本无多少人能读到的《农书》大得到。
还有金元四大家在医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也是作医学史不得不提的，加上外科专家危亦林的麻醉和复骨技术也是这个时期医学上的重大突破。
文化上，元诗主要就元好问可以比肩唐宋，其他多可不提，反而在书法绘画上，赵孟俯、黄公望的作品更值得珍赏。
元朝是知识分子的乐园
有人说，元朝教职方面待遇却极其低下，也不对，元朝最低的九品官，月俸是三十两白银, 待遇较之明清应该是很高了。 有人说，元朝对科举制进行摧残。实际上，科举三年一科是宋朝定的制度,并非独独元朝,后来的明清都是三年一科。
元朝孔齐《至正直记》有一条记载宋遗民梁栋因作诗被仇家诬告，说他“讪谤朝廷，有思宋之心”，最后礼部判决说：“诗人吟咏情性，不可诬以谤讪，倘使是谤讪，亦非堂堂天朝所不能容者。”可见元朝统治者在文化问题上是宽容不仅是没有文化的问题。
元代统治者的一个特点，倾向于“风俗统治”的原因，所以法律和政策都带有随意性，也可以说是马背上民族的诗性使然的，和清朝相比要好的多 ，朱元璋和他的大臣们经常说：“宋元宽纵，今宜肃纪纲”“其失在于纵驰”（《明会要》）
元朝不缺乏思想家,从元初的许衡,郝经,到后来张养浩,都是思想家,张养浩的政治论被日本首相大平正方视为经典。张养浩还很有气节，不次于明朝海瑞。张养浩的《三事忠告》，即《牧民忠告》，影响了日本一代企业界精英。 埋没元朝,可以说会埋没很多我们中国在世界上有影响的著作。
张养浩（1270年─1329年），字希孟，号云庄，元朝散曲作家。历任县尹、监察御史、礼部尚书。以直言敢谏著称。弃官归隐后，因关中大旱，复出治旱救灾，劳瘁而死。著名的一首【山坡羊· 潼关怀古】常为人引用：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元朝的戏曲与小说创作繁荣，涌现关汉卿等一批优秀的剧作家。元曲成为与唐诗、宋词并称的中国优秀文学遗产。
蒙古人口
通常人们认为，蒙古人在成吉思汗归西时，整个民族的总人数不过一百万，兵士的数量仅仅占总人口十分之一左右。就靠这十来万人，蒙古铁骑横行天下，称霸欧亚，建立起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庞大帝国，不得不让后人拍案称奇。这是错误的。
当时的蒙古族究竟有多少人口呢？虽然当时没有留下明确的数字记载，但对《蒙古秘史》、《史集》等史料的分析与研究，还是可以大致得出一个数字来。从《蒙古秘史》所记载的12世纪末蒙古统一战争中最出名的十三翼之战来分析，交战双方都动员了三万左右的部队，合计约六万。按照北方游牧民族一户一兵的习俗，铁木真和札木合的部落人口应在六万户。按照五口一户计算，总计三十万人左右。这还不算兀哈良、失主儿惕、别速惕等未参战的蒙古部落。这些部落加起来接近一万户。则蒙古总户数在七万左右，人口三十五万左右。即使成吉思汗统一蒙古的战争造成了伤亡，但还有出生率的补充，因此在建立蒙古汗国的时候，总人口即使没有大幅度增加，也不会低于三十五万。
通过战争征服和政治融合被纳入蒙古族的其他部落的人口情况：
1.克烈亦惕。在被征服后融入蒙古部落的民族中，克烈亦惕是人口最多的民族。根据纪元1009年，中亚马鲁的聂思托利安基督教（中国称景教）主教埃贝德─杰苏致巴格达主教让六世的书信称，“约二十万克烈亦惕牧民和他们的国王接受了洗礼”。这说明克烈亦惕人在蒙古建立两个世纪之前，人口规模已经很大了。那么克烈亦惕人在这两个世纪里强盛起来，又兼并了其他一些部落，因此在十三世纪初的总人口以三十五万计，是不为过的。
2.汪古惕人。据《史集》记载，该突厥裔部落有“四千帐”，在归顺成吉思汗之后又被编为四个千户，因此通常以为其在二万人左右。但《史集》在后面又提及，有一万多汪古惕人参加了木华黎对金国的征讨，同时还有部分人数不明的汪古惕人加入成吉思汗的西征军。这样，至少有二万以上汪古惕人在蒙古军中服役。据此加以保守的判断，汪古惕的户数在二万户左右，人口以十万计。
3.塔塔儿人，《史集》称他们有七万户。想塔塔儿人曾经是蒙古多年的劲敌，户口理应与蒙古部相当，因此三十五万的人口当无异意。
4.乃蛮人，做为西蒙古的霸主，克烈亦惕人的劲敌，且占有西蒙古科布多湖沼地区的富饶草原，因此人口应该在二十五──三十万人左右。
5.篾儿乞惕人。他们能够与金、蒙古、克烈亦惕人多年为敌，其实力不容低诂。虽然领地色愣格河流域接近西伯利亚泰加森林的荒凉之地，但贝加尔湖周边却有一些较为温暖的溪谷和草原，足以供养如《史集》所述的“一支强大的军队”，因此总人口在十五万人左右，也大致不会错。
6.斡亦剌惕人，蒙古汗国建立时，被编为四千户，但实际上应该超过这个数字。据《蒙古秘史》载，他们有一土绵（即一万户）之多。因此人口约在四──伍万之间。
八剌忽诸部，也就是“林木中百姓”，他们散居在北方泰加森林之中，人口难以统计，但既然被成吉思汗组成万户，则可估计为五万人是只少不多的。
将以上数字相加，蒙古草原上的总人口应在170万左右。纪元1206年蒙古汗国正式建立的时候，减去二十多年争战的死亡数字，蒙古汗国的总人口应不少于150万。蒙古军在成吉思汗末年的总兵力，俄罗斯人巴尔托德(V.V.Bartol'd)考证为129000人。
总之，元朝是中国的一个伟大朝代，但是儒教信徒们，怀着老子天朝上国，尔等番邦蛮夷的自大心理，把元朝大肆丑化，元朝的名字和 秦桧有一拼，奇臭无比，实际上，两者都是被儒教冤枉的。成吉思汗是中国人的英雄，但，不少儒教信徒不承认。看看日本人是怎么做的吧。
日本人说成吉思汗是日本古代名将源义经
源义经死后，他的战功和人品得到京都贵族的赏识，他短暂的人生悲剧得到人们的同情。随着历史的推移，产生了许多关于他的传说和故事，以净琉璃、歌舞伎、幸若舞、谣曲等形式广泛流传于民间，受到大家的崇拜和歌颂，成了日本人典型的英雄人物。
由于大家对他的死寄以同情和不平，便出现了许多义经没有死的传说：当时义经将与自己面貌很相似的杉目太郎行信留在高馆当替身，自己则于1188年4月和辩庆等家臣逃到北方，渡海入北海道，再经由库页岛到大陆，最后成为成吉思汗。
北陆三县(石川、福井、富山)关于义经的传说和遗迹特别多是可以想象的，如果义经没有死，可能在这一带活动。北海道也有关于义经的传说，如《本朝通鉴》 (1670年完成)说，或许义经在衣川之战没有死，逃往虾夷岛(北海道)，留下其子孙。新井白石的《虾夷志》、水户藩的《大日本史》里都记载着义经到过虾夷岛的传说。
至于金国的始祖是义经，经及义经就是成吉思汗的这一些说法，完全出于日本侵略中国的需要，为侵略中国寻找根据。如明治时期曾为伊藤博文内阁的大臣末松谦澄，在其剑桥大学的毕业论文中汇集了义经即成吉思汗的说法，后来它作为《义经再兴记》出版。又如大正十一年 (1922)出版了小谷部全一郎的《成吉思汗就是源义经》，当时就遭到正统史学家的批驳。战后，1958年在推理小说杂志《宝石》上连载了高木彬光的《成吉思汗的秘密》，它后来作为文库本出版。高木彬光的主要论据是，“成吉思汗”这个名字中有秘密，这个名字是他自己取的。成吉思汗这个名字用日本式汉文来读可以读成“吉成思汗”， “汗”可以分解为“三点水”和“干”，即“水干”，而“水干”就是义经爱妾静所擅长的白拍子舞的衣裳。也就是说因“吉(吉野山)成”而想“水干”——因为在吉野山订立了山盟海誓，所以想念静，而静就是义经喜欢的情人即白拍子舞女。高木彬光还认为义经和成吉思汗出身年代几乎相同，而且衣川之战后约五年成吉思汗才开始活动，这不能说是偶然的一致。高木彬光的说法虽不能说牵强附会，但光凭一个名字的巧合来断定义经就是成吉思汗这样一个历史上的大事件，未免太武断了。
网上也经常有人说，蒙古人是野蛮民族，元朝的100年是中国历史上黑暗的100年，当时中国的人口下降比例比八年抗战还大，从1亿人下降到只有2000多万。还有什么初夜权，等等，把元朝描写的和地狱似的。
东汉人口当时从将近五千万，经过到三国时期，下降到知道西晋统一左右才有1千万。下降比例更大。 所谓的十把菜刀，初夜权之类的，民国时期的程树德在《国故谈苑》卷二《元代士人之思想及生活》就解释过: 故老相传，有十家一把刀，归蒙古人管之说。并云凡有娶妇者，管理之蒙古人，有首夕优先权，此事于史无征。挑拨汉族和蒙古族的贴子最近总是不时出现,大家要提高警惕.请提供具体 真实历史资料,4等人 是 "北人为甲长"衍生出去的.而8.15朱发明月饼造反 更是谣传,宋时期就有吃月饼的风俗.初夜权更是荒诞, 民国革命党的造谣也能拿出来糊弄人.还原历史真相是好的！可是挑动民族矛盾就不对了！元朝所谓人分四等，分十等，当时并没有此明文规定，于史无证。二十户为一甲是宋朝创立的里甲制度,甲长相当于现在的村长，元朝不过是继承了宋朝的制度。
有人说，元朝的民族压迫，十分残酷。据《元典章》记载：“诸蒙古与汉人争斗，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 但实际情况是，根据元典章校正,其中诸蒙古应为诸蒙古人员,根据上下文，应为怯薛蒙古人员，怯薛军为元朝禁军,全部蒙古人担任，普通蒙古人不享受这一待遇。
有人说，元朝的汉族人“顶笠左衽，衣冠尽变，短衣辫发”，这也是谣言。实际是，元朝时期汉族服饰没有变化，而且官服就是乌纱帽,和前代没有不同。蒙古族服装也依旧，不过，蒙古族和其他游牧民族不同的是,蒙古族服装和汉族服装一样都是右衽。
百姓
元朝对百姓是最好的朝代之一. 清朝有永不加赋，元朝也不错。明朝人记录元朝的田赋很低。
万历初年华亭人范濂记述元、明两代松江田赋的情况，说：“元入中国，……赋虽轻，不足法也”，他认为元朝是“以貉道治天下”，然未否认元朝赋轻。（卷四，《记赋役》）
万历后期秀水人沈德符一样认为元朝的做法“固不可法”，也承认：“前元取民最轻”。（补遗卷二，《岁入》，p.849）
《元史》卷十六，《世祖》十三，至元二十八年（1291）十二月壬申，中书省臣言：
江南在宋时，差徭为名七十有余，归附元朝后一切未征。而且这不仅是元初的记述，即在元末的情况亦复如此。
谈迁在《国榷》卷一，元顺帝至正二十三年二月癸酉中引朱国桢话曰：又其时赋税甚轻，徭役极省，侈汰狂惑，酿成臃肿之势，于是群盗叠起，几遍天下。（卷一p.300）
成化时太仓人陆容在其《菽园杂记》卷五中则称： 苏州自汉历唐，其赋皆轻，宋元丰间（1078~1085），为斛者止三十四万九千有奇。元虽互有增损，亦不相远。至我朝止增崇明一县耳，其赋加至二百六十二万五千九百三十五石。”
明末著名的史学家谈迁曾就宋、元、明三代在苏松地区的征赋数目加以比较，并总结说： 宋时赋征八分，版曹往催其赋。平江（苏州）粟二百万，元人减之仅百万。……当元之初，闽广稍警，旋即安枕，吴、浙晏然。（苏松人）以苦宋公田之累，如释重负，有祝而无诅，则轻徭薄赋，实以招徕而深结之也。（《纪文·上大司农陈素庵书》，p.265) “自唐以来，江南号为殷富。宋时亩税一斗；元有天下，令田税无过亩三升，吴民大乐业，元统、至元之间，吴中富盛闻天下。自明初没入张氏故臣及土豪田，按其私租籍征之，亩至八斗，而民始困。……盖吴中之民，莫乐于元，莫困于明，非治有升降，田赋轻重使然也。”
元朝科技文化兴盛
忽必烈时期，波斯东来的天文学者扎马鲁丁制作了波斯的天文仪器。1271年的，元设立了回回天文台，直到1276年才设立了太史局，郭也就是在这个时间才有机会做这个伟大的历法，而先前回回人在仪器上的制作郭是很好的吸收了进来的。郭守敬的《授时历》，无论是仪器还是计算法，都领先世界几百年。
王桢的历史贡献可不仅仅是一本《农书》，还创造了木活字，发明了转轮检字法，这两个创制解决了以前陶活字不方便用墨的难题，减轻了排字的难度，提高了效率，这个在印刷术上的改进对于我国，特别是明以后书籍大规模印刷是奠定了基础，历史影响可比一本无多少人能读到的《农书》大得到。
还有金元四大家在医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也是作医学史不得不提的，加上外科专家危亦林的麻醉和复骨技术也是这个时期医学上的重大突破。
文化上，元诗主要就元好问可以比肩唐宋，其他多可不提，反而在书法绘画上，赵孟俯、黄公望的作品更值得珍赏。
元朝是知识分子的乐园
有人说，元朝教职方面待遇却极其低下，也不对，元朝最低的九品官，月俸是三十两白银, 待遇较之明清应该是很高了。 有人说，元朝对科举制进行摧残。实际上，科举三年一科是宋朝定的制度,并非独独元朝,后来的明清都是三年一科。
元朝孔齐《至正直记》有一条记载宋遗民梁栋因作诗被仇家诬告，说他“讪谤朝廷，有思宋之心”，最后礼部判决说：“诗人吟咏情性，不可诬以谤讪，倘使是谤讪，亦非堂堂天朝所不能容者。”可见元朝统治者在文化问题上是宽容不仅是没有文化的问题。
元代统治者的一个特点，倾向于“风俗统治”的原因，所以法律和政策都带有随意性，也可以说是马背上民族的诗性使然的，和清朝相比要好的多 ，朱元璋和他的大臣们经常说：“宋元宽纵，今宜肃纪纲”“其失在于纵驰”（《明会要》）
元朝不缺乏思想家,从元初的许衡,郝经,到后来张养浩,都是思想家,张养浩的政治论被日本首相大平正方视为经典。张养浩还很有气节，不次于明朝海瑞。张养浩的《三事忠告》，即《牧民忠告》，影响了日本一代企业界精英。 埋没元朝,可以说会埋没很多我们中国在世界上有影响的著作。
张养浩（1270年─1329年），字希孟，号云庄，元朝散曲作家。历任县尹、监察御史、礼部尚书。以直言敢谏著称。弃官归隐后，因关中大旱，复出治旱救灾，劳瘁而死。著名的一首【山坡羊· 潼关怀古】常为人引用：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元朝的戏曲与小说创作繁荣，涌现关汉卿等一批优秀的剧作家。元曲成为与唐诗、宋词并称的中国优秀文学遗产。
蒙古人口
通常人们认为，蒙古人在成吉思汗归西时，整个民族的总人数不过一百万，兵士的数量仅仅占总人口十分之一左右。就靠这十来万人，蒙古铁骑横行天下，称霸欧亚，建立起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庞大帝国，不得不让后人拍案称奇。这是错误的。
当时的蒙古族究竟有多少人口呢？虽然当时没有留下明确的数字记载，但对《蒙古秘史》、《史集》等史料的分析与研究，还是可以大致得出一个数字来。从《蒙古秘史》所记载的12世纪末蒙古统一战争中最出名的十三翼之战来分析，交战双方都动员了三万左右的部队，合计约六万。按照北方游牧民族一户一兵的习俗，铁木真和札木合的部落人口应在六万户。按照五口一户计算，总计三十万人左右。这还不算兀哈良、失主儿惕、别速惕等未参战的蒙古部落。这些部落加起来接近一万户。则蒙古总户数在七万左右，人口三十五万左右。即使成吉思汗统一蒙古的战争造成了伤亡，但还有出生率的补充，因此在建立蒙古汗国的时候，总人口即使没有大幅度增加，也不会低于三十五万。
通过战争征服和政治融合被纳入蒙古族的其他部落的人口情况：
1.克烈亦惕。在被征服后融入蒙古部落的民族中，克烈亦惕是人口最多的民族。根据纪元1009年，中亚马鲁的聂思托利安基督教（中国称景教）主教埃贝德─杰苏致巴格达主教让六世的书信称，“约二十万克烈亦惕牧民和他们的国王接受了洗礼”。这说明克烈亦惕人在蒙古建立两个世纪之前，人口规模已经很大了。那么克烈亦惕人在这两个世纪里强盛起来，又兼并了其他一些部落，因此在十三世纪初的总人口以三十五万计，是不为过的。
2.汪古惕人。据《史集》记载，该突厥裔部落有“四千帐”，在归顺成吉思汗之后又被编为四个千户，因此通常以为其在二万人左右。但《史集》在后面又提及，有一万多汪古惕人参加了木华黎对金国的征讨，同时还有部分人数不明的汪古惕人加入成吉思汗的西征军。这样，至少有二万以上汪古惕人在蒙古军中服役。据此加以保守的判断，汪古惕的户数在二万户左右，人口以十万计。
3.塔塔儿人，《史集》称他们有七万户。想塔塔儿人曾经是蒙古多年的劲敌，户口理应与蒙古部相当，因此三十五万的人口当无异意。
4.乃蛮人，做为西蒙古的霸主，克烈亦惕人的劲敌，且占有西蒙古科布多湖沼地区的富饶草原，因此人口应该在二十五──三十万人左右。
5.篾儿乞惕人。他们能够与金、蒙古、克烈亦惕人多年为敌，其实力不容低诂。虽然领地色愣格河流域接近西伯利亚泰加森林的荒凉之地，但贝加尔湖周边却有一些较为温暖的溪谷和草原，足以供养如《史集》所述的“一支强大的军队”，因此总人口在十五万人左右，也大致不会错。
6.斡亦剌惕人，蒙古汗国建立时，被编为四千户，但实际上应该超过这个数字。据《蒙古秘史》载，他们有一土绵（即一万户）之多。因此人口约在四──伍万之间。
八剌忽诸部，也就是“林木中百姓”，他们散居在北方泰加森林之中，人口难以统计，但既然被成吉思汗组成万户，则可估计为五万人是只少不多的。
将以上数字相加，蒙古草原上的总人口应在170万左右。纪元1206年蒙古汗国正式建立的时候，减去二十多年争战的死亡数字，蒙古汗国的总人口应不少于150万。蒙古军在成吉思汗末年的总兵力，俄罗斯人巴尔托德(V.V.Bartol'd)考证为129000人。
总之，元朝是中国的一个伟大朝代，但是儒教信徒们，怀着老子天朝上国，尔等番邦蛮夷的自大心理，把元朝大肆丑化，元朝的名字和 秦桧有一拼，奇臭无比，实际上，两者都是被儒教冤枉的。成吉思汗是中国人的英雄，但，不少儒教信徒不承认。看看日本人是怎么做的吧。
日本人说成吉思汗是日本古代名将源义经
源义经死后，他的战功和人品得到京都贵族的赏识，他短暂的人生悲剧得到人们的同情。随着历史的推移，产生了许多关于他的传说和故事，以净琉璃、歌舞伎、幸若舞、谣曲等形式广泛流传于民间，受到大家的崇拜和歌颂，成了日本人典型的英雄人物。
由于大家对他的死寄以同情和不平，便出现了许多义经没有死的传说：当时义经将与自己面貌很相似的杉目太郎行信留在高馆当替身，自己则于1188年4月和辩庆等家臣逃到北方，渡海入北海道，再经由库页岛到大陆，最后成为成吉思汗。
北陆三县(石川、福井、富山)关于义经的传说和遗迹特别多是可以想象的，如果义经没有死，可能在这一带活动。北海道也有关于义经的传说，如《本朝通鉴》 (1670年完成)说，或许义经在衣川之战没有死，逃往虾夷岛(北海道)，留下其子孙。新井白石的《虾夷志》、水户藩的《大日本史》里都记载着义经到过虾夷岛的传说。
至于金国的始祖是义经，经及义经就是成吉思汗的这一些说法，完全出于日本侵略中国的需要，为侵略中国寻找根据。如明治时期曾为伊藤博文内阁的大臣末松谦澄，在其剑桥大学的毕业论文中汇集了义经即成吉思汗的说法，后来它作为《义经再兴记》出版。又如大正十一年 (1922)出版了小谷部全一郎的《成吉思汗就是源义经》，当时就遭到正统史学家的批驳。战后，1958年在推理小说杂志《宝石》上连载了高木彬光的《成吉思汗的秘密》，它后来作为文库本出版。高木彬光的主要论据是，“成吉思汗”这个名字中有秘密，这个名字是他自己取的。成吉思汗这个名字用日本式汉文来读可以读成“吉成思汗”， “汗”可以分解为“三点水”和“干”，即“水干”，而“水干”就是义经爱妾静所擅长的白拍子舞的衣裳。也就是说因“吉(吉野山)成”而想“水干”——因为在吉野山订立了山盟海誓，所以想念静，而静就是义经喜欢的情人即白拍子舞女。高木彬光还认为义经和成吉思汗出身年代几乎相同，而且衣川之战后约五年成吉思汗才开始活动，这不能说是偶然的一致。高木彬光的说法虽不能说牵强附会，但光凭一个名字的巧合来断定义经就是成吉思汗这样一个历史上的大事件，未免太武断了。
内蒙古师范生因工作问题上访被拘，待业生发出紧急信
（维权网信息员朝格图报道）8月28日，本网信息员获悉，内蒙古包头市达茂旗蒙汉师范生因工作问题进京上访，8月12日12个师范毕业生到国家信访局反映情况，包头市达茂旗政府得知情况后，进京将6名女生（5名蒙族，1名汉族）以“非访”为由，于8月13日进行扣留，15日又将其6名女生送进包头市古城湾看守所非法拘禁！ 在没有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将这6名女师范生关押至今，已经10余天了！ 既没有拘留证，也没有逮捕证！ “非法拘禁”的六个人是：
姓名 性别 年龄 毕业学校 入学时间 专业 毕业时间
傲登图亚 女 34 乌兰察布市蒙古族师范学校 1994 普师 1998
旭仁其其格 女 33 乌兰察布市蒙古族师范学校 1994 普师 1998
苏伊拉其其格 女 33 乌兰察布市蒙古族师范学校 1994 普师 1998
乌吉莫 女 31 乌兰察布市蒙古族师范学校 1994 普师 1998
陶德格乐 女 32 乌兰察布市蒙古族师范学校 1995 美术 1999
高芳 女 27 包头师范学校 1999 音乐 2001
另：8月28日下午，又有两名参与上访的同学被当地政府拘留，一位叫付斌武，另一位叫布合。
为此包头师范学生特向内蒙古自治区领导紧急求助：
尊敬的自治区领导：
我们是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达茂旗1994——1999级未分配的蒙汉师范毕业生，毕业十几年，工作问题一直没有落实，无数次向旗政府反映我们的情况，都没有结果，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走上了上访路，也有同学因此被拘留。希望领导们能在百忙中给予帮助，释放我们的同学，协调解决我们的工作问题。我们反映的问题是：
一、编制问题（应分配理由）：
1994——1999级未分配的蒙汉师范毕业生，都属于国家统招统配生，依据是：
内政发[1998]46、[1998]44号、[1999]46号《关于做好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就业报告的通知》规定：“应届定向毕业生，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的定向生仍实行定向分配”和“少数民族毕业生，特别是蒙语授课的少数民族毕业生要优先予以安排”，“师范毕业生由教育主管部门负责安排工作。
内教师训发[1998]4号、包府发号[1999]33号、包人发[2007]148号明确规定：中师生实行“定向招生，定向分配”。“从旗、县、乡、苏木录取的学生，毕业后必须返回原所在旗县的乡、苏木任教。” 其中内教发[2002]87号文件对内教师发[2000]6号文件中有关全区中师小教大专毕业生就业政策提出了调整意见：“2002年以前招收的中师和小教大专毕业生，凡本人服从分配，愿意到基层学校任职的，由盟市统筹负责安置。”
依据上述文件精神，我们这批毕业生是国家统一分配的师范生，可到目前为止，达茂旗政府未给我们落实教师岗位。
二、上访情况：
从1998年到现在，我们没有间断地进行上访。
首先，不同届的毕业生多次向地方政府、人事局、教育局询问分配情况，却始终没有结果。
其次，不同届的毕业生在不同年里多次向上级部门反映解决毕业分配问题。
1、2000年8月，蒙古族师范毕业生及家长在开展全国性的三讲教育时，到包头教委反映毕业分配问题。
2、2000年11月，汉语师范毕业生到包头市教委、市委政府信访局反映解决毕业分配问题。
3、2001年7月，师范毕业生赴京上访，反映解决毕业分配问题，达茂旗政府于8月分配了大部分汉语授课师范生，蒙语授课生和少数汉语授课生未给予分配。
4、2005年5月，达茂旗政府对外招聘人才，学历条件限制在大专、本科生，从而限制了我们的报考条件。达茂旗政府在有编制的条件下对外招聘，在无奈的情况下，我们经上访与政府协调，从30个名额中争取到10个名额，但必须服从旗政府的“凡进必考”条件进入。
5、2001到现在，蒙古族师范毕业生没间断地上访，多次到过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信访局反映解决毕业分配问题。
⑴、2002年8月20日，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宝英德力格尔给包头市道尔吉副市长批示道：“请道尔吉副市长和达茂旗协商解决”，道尔吉副市长写道：“牧民培养一个孩子不容易，务必安排”。
⑵、2002年8月26日，达茂联合旗委员会向市委并张铁网副书记上报案件时的几点说明中：“我旗乌盟蒙族师范学校98届毕业生家长子女分配就业问题频繁上访，引起了上级的关注，自治区岳福主席、宝英德力格尔副主席、以及市委胡忠书记、市政府韩志然市长、市委孙桂芳副书记均有过重要批示。”从这段话可以说明有过许多盟市领导都为此我们的毕业分配问题都给以重要批示。
⑶、2002年10月16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信访局办信处对我们致乌主席书信以《信访条例》原则将书信转给了包头市委邢云书记，经邢云书记批示道：“要按政策规定研究解决”。2005年3月，达茂旗委举行先进性教育活动征求意见函，我们向领导班子提出意见或要求，要求达茂旗以执行国家政策，解决分配问题，但没有结果。
⑷、2005年5月，中央王炜同志对我们的书信所反映的毕业分配问题非常重视，以积极的态度与我们电话联系，并表明对三届蒙语授课毕业生正常分配安置就业问题，中央巡视组已签注了：“要让自治区妥善解决的反馈意见”。
而达茂旗政府的答复意见有：《2000年第46号提案答复》、《秘字（2001）第6号》、《2002年第64号提案的答复》、《2002年几点说明》、《2005年先进性教育活动中答复》、《人民来信办理通知单》办理意见等都以财政紧张、编制短缺、凡进必考等理由拒绝我们的毕业分配问题，而又以提出改进、化解矛盾等意见：“积极寻找新的安置途径，本着‘能安置一个就安置一个’原则，尽量减少未分配毕业生的存量”。“对于这部分学生旗委、政府的意见是待我旗经济和就业形势好转后按照有关政策和一定的录用程序给予安置，特别是对蒙学校毕业的少数民族大中专学生，将按照党的民族政策给予优先安置。”“正在想办法解决”意见等编造出的谎言进行欺上瞒下。还有，以18名蒙古族师范生岗前培训1个月，以16人上岗为由进行上报，而事实是无一人上岗，隐瞒了事实真相。
6、2009年5月，金书记接待了我们，6月2日，达茂旗人事局、教育局、信访局三方下达了答复意见是：第一，“凡进必考，择优录用”的原则，在公开招聘事业人员时放宽条件降低门槛。第二，按照《包头市进一步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实施办法的通知》包府办发[2009]55号精神，对大中专毕业生开展政策咨询，就业指导和推荐，提供劳动技能培训等服务，推荐毕业生到中小企业、民营企业、风电等企业。第三，鼓励和支持自主创业，优先给予发放小额代款，享受政府贴上政策等理由拒绝我们的分配问题。
我们对此答复不服，到国家信访局反映问题。
2010年6月7日，达茂旗政府为了缓和上访压力，以达茂联合旗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名义下发达人劳字【2010】37号《关于处理王保和反映问题的处理意见书》，按内政办字【2009】17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配备嘎查村劳动保障协理员和民政协管员的通知》的文件精神临时安置我们为达茂旗劳动保障监察协管员和协理员，每月工资680元，扣除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234元，实发446元，合同期限3年，来处理我们的就业问题，我们于2010年6月20日，收到此处理意见书。
我们对此处理意见不服，按照此处理意见书中提到的“收到本处理意见书之日起30日内向信访局提出复查申请”。我们于7月7日将复查申请书递交内蒙古信访局，那里的工作人员以“属地管理”打回原籍，不予受理。而达茂旗领导以越级访为理由将我们带回达茂旗，并承诺回去后安排主要领导接访，回去一个月后，无领导接访。在此期间，我们将复查申请送往达茂旗信访局，信访工作人员以“应送往达茂旗人事局”为理由，拒接收我们的复查申请，我们又将复查申请送到达茂旗人事局，人事局工作人员推到教育局，三个部门来回推脱，不予受理。
2010年8月12日，我们12个师范毕业生到国家信访局反映情况，包头市达茂旗政府得知情况后，进京将6名女生（5名蒙族，1名汉族）以“非访”为由，于8月13日进行扣留，15日又将其6名女生送进包头市古城湾看守所非法拘禁！！！ 在没有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将这6名女师范生关押至今，已经整整10天了！！！ （既没有拘留证，也没有逮捕证！）不知道她们在里面会遭到怎样的折磨？！！！ 其他6名一同进京师范生至今流浪它乡不敢回家。被“非法拘禁”的六个人是：
姓名 性别 年龄 毕业学校 入学时间 专业 毕业时间
傲登图亚 女 34 乌兰察布市蒙古族师范学校 1994 普师 1998
旭仁其其格 女 33 乌兰察布市蒙古族师范学校 1994 普师 1998
苏伊拉其其格 女 33 乌兰察布市蒙古族师范学校 1994 普师 1998
乌吉莫 女 31 乌兰察布市蒙古族师范学校 1994 普师 1998
陶德格乐 女 32 乌兰察布市蒙古族师范学校 1995 美术 1999
高芳 女 27 包头师范学校 1999 音乐 2001
三、达茂旗政府行为：
达茂旗政府一直以旗财政紧张、没有编制、凡进必考等理由拒绝未分配大中专毕业生的分配问题，而旗政府又是如何做的呢？
1、1998年，达茂旗政府没有通过考试分配中等师范毕业生18人。
2、2000年，因计算机、英语刚步入学校，缺乏计算机教师，达茂旗政府向社会招聘计算机、英语教师30名，其中分配4名，共34名，招聘公务员12人。
3、2001年8月，达茂旗政府没有通过考试分配中等师范生50多人。
4、2005年5月，达茂旗政府向社会招聘30人。其教师10名，分配9人，共39人。
5、2006年8月，达茂旗政府向社会招聘教师70名，分配5人，共75名。
6、2008年12月，达茂旗政府向社会招聘事业人员 人， 其中教师18人。
7、2010年6月份，达茂旗政府通过内蒙人事厅向社会招聘特岗教师50名。其中小学教师35名，中学教师15名。
试问：
1、达茂旗政府的行为怎能说明旗财政紧张、没有编制这一问题呢？
2、达茂旗政府以凡进必考拒绝未分配大中专毕业生分配问题，但每年都有未参加考试人员进入事业单位，又怎能说明凡进必考这一问题呢？
3、从1997年开始旗政府就以编制紧缺，无法安置大中专毕业生为理由，而旗政府为什么又在以后的年限里根据旗人才短缺，向上级部门提供培养招生计划呢？
4、达茂旗政府分配和招聘那么人，为何不能解决我们的分配问题呢？
通过上述上访情况，可以看出，政府根本没有诚意来解决我们的毕业分配问题，也没有诚意承担大中专毕业生就业的责任。例如：
1、考试制度没有透明度，不公开不公正。
2、以专业不对口、学历不高限制我们的分配工作。
3、达茂旗现在空编184个，在编制空缺的情况下，旗政府以没有编制为理由，拒绝我们的请求，使我们有编不能就业。
4、同是包头市范围内，九原、石拐、土右、白云、固阳等旗县都以安置（附：解决方案），而我们达茂旗怎么就搞特殊呢？
四、我们的实际情况：
1、身份没有确定，户口挂在亲属或朋友户籍上，还有部分毕业生至今没有落户。
2、我们都是自谋生路，有的摆摊设点，有的给别人打工，有的在学校代课。
3、社会资源无法享受，由于没有完整户籍，农村考生没有土地，国家的各种对农村的优惠政策我们无法享受，城市不列入统筹范围，城市的各种优惠政策无法享受，我们介于农村与城市的边缘人。
五、我们的请求：
我们希望能通过网络让更多的人帮助我们。为我们指点迷途，我们需要您的帮助！ 好心人啊，帮帮我们吧！真的是身在异乡的人走投无路啊 ！……
附件：
1、关于中共达茂旗联合旗委员会给市委并张铁网副书记《关于达茂旗乌盟蒙族师范学校98届毕业生家长信访案件协调处理情况的几点说明》。
2、包人发[2007]148号《关于做好2000—2002级包头生源中师和小教大专毕业生招聘就业工作的意见》。
3、包府发[1999]33号《关于做好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就业报告的通知》。
4、内教发[2002]87号《关于调整我区中师和小教大专毕业生就业政策的意见》。
5、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信访局办信处对孟格宝力格同志的简复。
6、包头市各旗县对中师生及大专小教毕业生解决分配实施方案。
达茂旗1994——1999级大中专生师范生求助！
姓名 性别 年龄 毕业学校 入学时间 专业 毕业时间
傲登图亚 女 34 乌兰察布市蒙古族师范学校 1994 普师 1998
旭仁其其格 女 33 乌兰察布市蒙古族师范学校 1994 普师 1998
苏伊拉其其格 女 33 乌兰察布市蒙古族师范学校 1994 普师 1998
乌吉莫 女 31 乌兰察布市蒙古族师范学校 1994 普师 1998
陶德格乐 女 32 乌兰察布市蒙古族师范学校 1995 美术 1999
高芳 女 27 包头师范学校 1999 音乐 2001
另：8月28日下午，又有两名参与上访的同学被当地政府拘留，一位叫付斌武，另一位叫布合。
为此包头师范学生特向内蒙古自治区领导紧急求助：
尊敬的自治区领导：
我们是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达茂旗1994——1999级未分配的蒙汉师范毕业生，毕业十几年，工作问题一直没有落实，无数次向旗政府反映我们的情况，都没有结果，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走上了上访路，也有同学因此被拘留。希望领导们能在百忙中给予帮助，释放我们的同学，协调解决我们的工作问题。我们反映的问题是：
一、编制问题（应分配理由）：
1994——1999级未分配的蒙汉师范毕业生，都属于国家统招统配生，依据是：
内政发[1998]46、[1998]44号、[1999]46号《关于做好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就业报告的通知》规定：“应届定向毕业生，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的定向生仍实行定向分配”和“少数民族毕业生，特别是蒙语授课的少数民族毕业生要优先予以安排”，“师范毕业生由教育主管部门负责安排工作。
内教师训发[1998]4号、包府发号[1999]33号、包人发[2007]148号明确规定：中师生实行“定向招生，定向分配”。“从旗、县、乡、苏木录取的学生，毕业后必须返回原所在旗县的乡、苏木任教。” 其中内教发[2002]87号文件对内教师发[2000]6号文件中有关全区中师小教大专毕业生就业政策提出了调整意见：“2002年以前招收的中师和小教大专毕业生，凡本人服从分配，愿意到基层学校任职的，由盟市统筹负责安置。”
依据上述文件精神，我们这批毕业生是国家统一分配的师范生，可到目前为止，达茂旗政府未给我们落实教师岗位。
二、上访情况：
从1998年到现在，我们没有间断地进行上访。
首先，不同届的毕业生多次向地方政府、人事局、教育局询问分配情况，却始终没有结果。
其次，不同届的毕业生在不同年里多次向上级部门反映解决毕业分配问题。
1、2000年8月，蒙古族师范毕业生及家长在开展全国性的三讲教育时，到包头教委反映毕业分配问题。
2、2000年11月，汉语师范毕业生到包头市教委、市委政府信访局反映解决毕业分配问题。
3、2001年7月，师范毕业生赴京上访，反映解决毕业分配问题，达茂旗政府于8月分配了大部分汉语授课师范生，蒙语授课生和少数汉语授课生未给予分配。
4、2005年5月，达茂旗政府对外招聘人才，学历条件限制在大专、本科生，从而限制了我们的报考条件。达茂旗政府在有编制的条件下对外招聘，在无奈的情况下，我们经上访与政府协调，从30个名额中争取到10个名额，但必须服从旗政府的“凡进必考”条件进入。
5、2001到现在，蒙古族师范毕业生没间断地上访，多次到过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信访局反映解决毕业分配问题。
⑴、2002年8月20日，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宝英德力格尔给包头市道尔吉副市长批示道：“请道尔吉副市长和达茂旗协商解决”，道尔吉副市长写道：“牧民培养一个孩子不容易，务必安排”。
⑵、2002年8月26日，达茂联合旗委员会向市委并张铁网副书记上报案件时的几点说明中：“我旗乌盟蒙族师范学校98届毕业生家长子女分配就业问题频繁上访，引起了上级的关注，自治区岳福主席、宝英德力格尔副主席、以及市委胡忠书记、市政府韩志然市长、市委孙桂芳副书记均有过重要批示。”从这段话可以说明有过许多盟市领导都为此我们的毕业分配问题都给以重要批示。
⑶、2002年10月16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信访局办信处对我们致乌主席书信以《信访条例》原则将书信转给了包头市委邢云书记，经邢云书记批示道：“要按政策规定研究解决”。2005年3月，达茂旗委举行先进性教育活动征求意见函，我们向领导班子提出意见或要求，要求达茂旗以执行国家政策，解决分配问题，但没有结果。
⑷、2005年5月，中央王炜同志对我们的书信所反映的毕业分配问题非常重视，以积极的态度与我们电话联系，并表明对三届蒙语授课毕业生正常分配安置就业问题，中央巡视组已签注了：“要让自治区妥善解决的反馈意见”。
而达茂旗政府的答复意见有：《2000年第46号提案答复》、《秘字（2001）第6号》、《2002年第64号提案的答复》、《2002年几点说明》、《2005年先进性教育活动中答复》、《人民来信办理通知单》办理意见等都以财政紧张、编制短缺、凡进必考等理由拒绝我们的毕业分配问题，而又以提出改进、化解矛盾等意见：“积极寻找新的安置途径，本着‘能安置一个就安置一个’原则，尽量减少未分配毕业生的存量”。“对于这部分学生旗委、政府的意见是待我旗经济和就业形势好转后按照有关政策和一定的录用程序给予安置，特别是对蒙学校毕业的少数民族大中专学生，将按照党的民族政策给予优先安置。”“正在想办法解决”意见等编造出的谎言进行欺上瞒下。还有，以18名蒙古族师范生岗前培训1个月，以16人上岗为由进行上报，而事实是无一人上岗，隐瞒了事实真相。
6、2009年5月，金书记接待了我们，6月2日，达茂旗人事局、教育局、信访局三方下达了答复意见是：第一，“凡进必考，择优录用”的原则，在公开招聘事业人员时放宽条件降低门槛。第二，按照《包头市进一步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实施办法的通知》包府办发[2009]55号精神，对大中专毕业生开展政策咨询，就业指导和推荐，提供劳动技能培训等服务，推荐毕业生到中小企业、民营企业、风电等企业。第三，鼓励和支持自主创业，优先给予发放小额代款，享受政府贴上政策等理由拒绝我们的分配问题。
我们对此答复不服，到国家信访局反映问题。
2010年6月7日，达茂旗政府为了缓和上访压力，以达茂联合旗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名义下发达人劳字【2010】37号《关于处理王保和反映问题的处理意见书》，按内政办字【2009】17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配备嘎查村劳动保障协理员和民政协管员的通知》的文件精神临时安置我们为达茂旗劳动保障监察协管员和协理员，每月工资680元，扣除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234元，实发446元，合同期限3年，来处理我们的就业问题，我们于2010年6月20日，收到此处理意见书。
我们对此处理意见不服，按照此处理意见书中提到的“收到本处理意见书之日起30日内向信访局提出复查申请”。我们于7月7日将复查申请书递交内蒙古信访局，那里的工作人员以“属地管理”打回原籍，不予受理。而达茂旗领导以越级访为理由将我们带回达茂旗，并承诺回去后安排主要领导接访，回去一个月后，无领导接访。在此期间，我们将复查申请送往达茂旗信访局，信访工作人员以“应送往达茂旗人事局”为理由，拒接收我们的复查申请，我们又将复查申请送到达茂旗人事局，人事局工作人员推到教育局，三个部门来回推脱，不予受理。
2010年8月12日，我们12个师范毕业生到国家信访局反映情况，包头市达茂旗政府得知情况后，进京将6名女生（5名蒙族，1名汉族）以“非访”为由，于8月13日进行扣留，15日又将其6名女生送进包头市古城湾看守所非法拘禁！！！ 在没有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将这6名女师范生关押至今，已经整整10天了！！！ （既没有拘留证，也没有逮捕证！）不知道她们在里面会遭到怎样的折磨？！！！ 其他6名一同进京师范生至今流浪它乡不敢回家。被“非法拘禁”的六个人是：
姓名 性别 年龄 毕业学校 入学时间 专业 毕业时间
傲登图亚 女 34 乌兰察布市蒙古族师范学校 1994 普师 1998
旭仁其其格 女 33 乌兰察布市蒙古族师范学校 1994 普师 1998
苏伊拉其其格 女 33 乌兰察布市蒙古族师范学校 1994 普师 1998
乌吉莫 女 31 乌兰察布市蒙古族师范学校 1994 普师 1998
陶德格乐 女 32 乌兰察布市蒙古族师范学校 1995 美术 1999
高芳 女 27 包头师范学校 1999 音乐 2001
三、达茂旗政府行为：
达茂旗政府一直以旗财政紧张、没有编制、凡进必考等理由拒绝未分配大中专毕业生的分配问题，而旗政府又是如何做的呢？
1、1998年，达茂旗政府没有通过考试分配中等师范毕业生18人。
2、2000年，因计算机、英语刚步入学校，缺乏计算机教师，达茂旗政府向社会招聘计算机、英语教师30名，其中分配4名，共34名，招聘公务员12人。
3、2001年8月，达茂旗政府没有通过考试分配中等师范生50多人。
4、2005年5月，达茂旗政府向社会招聘30人。其教师10名，分配9人，共39人。
5、2006年8月，达茂旗政府向社会招聘教师70名，分配5人，共75名。
6、2008年12月，达茂旗政府向社会招聘事业人员 人， 其中教师18人。
7、2010年6月份，达茂旗政府通过内蒙人事厅向社会招聘特岗教师50名。其中小学教师35名，中学教师15名。
试问：
1、达茂旗政府的行为怎能说明旗财政紧张、没有编制这一问题呢？
2、达茂旗政府以凡进必考拒绝未分配大中专毕业生分配问题，但每年都有未参加考试人员进入事业单位，又怎能说明凡进必考这一问题呢？
3、从1997年开始旗政府就以编制紧缺，无法安置大中专毕业生为理由，而旗政府为什么又在以后的年限里根据旗人才短缺，向上级部门提供培养招生计划呢？
4、达茂旗政府分配和招聘那么人，为何不能解决我们的分配问题呢？
通过上述上访情况，可以看出，政府根本没有诚意来解决我们的毕业分配问题，也没有诚意承担大中专毕业生就业的责任。例如：
1、考试制度没有透明度，不公开不公正。
2、以专业不对口、学历不高限制我们的分配工作。
3、达茂旗现在空编184个，在编制空缺的情况下，旗政府以没有编制为理由，拒绝我们的请求，使我们有编不能就业。
4、同是包头市范围内，九原、石拐、土右、白云、固阳等旗县都以安置（附：解决方案），而我们达茂旗怎么就搞特殊呢？
四、我们的实际情况：
1、身份没有确定，户口挂在亲属或朋友户籍上，还有部分毕业生至今没有落户。
2、我们都是自谋生路，有的摆摊设点，有的给别人打工，有的在学校代课。
3、社会资源无法享受，由于没有完整户籍，农村考生没有土地，国家的各种对农村的优惠政策我们无法享受，城市不列入统筹范围，城市的各种优惠政策无法享受，我们介于农村与城市的边缘人。
五、我们的请求：
我们希望能通过网络让更多的人帮助我们。为我们指点迷途，我们需要您的帮助！ 好心人啊，帮帮我们吧！真的是身在异乡的人走投无路啊 ！……
附件：
1、关于中共达茂旗联合旗委员会给市委并张铁网副书记《关于达茂旗乌盟蒙族师范学校98届毕业生家长信访案件协调处理情况的几点说明》。
2、包人发[2007]148号《关于做好2000—2002级包头生源中师和小教大专毕业生招聘就业工作的意见》。
3、包府发[1999]33号《关于做好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就业报告的通知》。
4、内教发[2002]87号《关于调整我区中师和小教大专毕业生就业政策的意见》。
5、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信访局办信处对孟格宝力格同志的简复。
6、包头市各旗县对中师生及大专小教毕业生解决分配实施方案。
达茂旗1994——1999级大中专生师范生求助！
突厥化的蒙古人-- 诺盖人
诺盖人，又称为高加索蒙古人，已完全突厥化。分布在达吉斯坦共和国及乌拉尔河一带，曾经在金帐汗国分裂后有自己的汗国。有大小之分。一部分迁往俄罗斯波多利亚，留在东欧平原即是钦察草原，接受脱脱宗主权的，称小诺盖；一部分留下在里海以北乌拉尔河区的，称大诺盖。全世界的诺盖人有221000人。广义上的诺盖人有103万，在阿斯特拉罕鞑靼人、高加索鞑靼人、西伯利亚鞑靼人、哈萨克人弘吉剌，吉尔吉斯人也有诺盖部落，立陶宛也有，分4部落：ak nogay、kara nogai、astarkan nogai、achikulak nogay，下有若干小部落，除NOGAYBAK，全部信仰伊斯兰教。
分布
主要分布于俄罗斯联邦、罗马尼亚、土耳其三个国家，在摩尔多瓦、乌克兰（克里米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保加利亚、立陶宛、约旦、美国都有为数不多的诺盖人分布。目前俄罗斯联邦的诺盖人约有10万，土耳其有9.5万诺盖人、罗马尼亚有1.2万诺盖人，乌克兰克里米亚约有6000人，摩尔多瓦约有2000人，保加利亚约有1000人，哈萨克斯坦有400多人，乌兹别克斯坦有200多人。诺盖人有两支,在黑海以北的随克里米亚汗国,里海以北有自己的领袖。
他们有四个人口较为多的大部落：bujak、edisan、jambulak、edishkul一个核心部落曼吉特，还有5个人口较多部落：mansur(曼苏尔)、kypchak(钦察)、karamuzra、tokhtam、novruz人口较多。
bucak诺盖人居住在多瑙河至德涅斯特河之间
cedsan诺盖人居住在德聂斯特河至布格河之间。
Camboyluk诺盖人居住在克里米亚半岛
Cedişku住在克里米亚半岛以北
库班诺盖居住在阿速海一带
除此之外，诺盖还有以下分支
Ak Nogays（白诺盖）：主要分布在俄罗斯联邦卡拉恰伊-切尔克斯共和国，人数约1.52万。因为他们毗邻库班河而居，所以又得名库班诺盖（Kuban nogays），Ak Nogays说诺盖语的Aknogay方言，语言受到邻近的阿巴扎人、切尔克斯人（卡巴尔达人）、卡拉恰伊人和巴尔卡尔人的影响。
Nogaybaks（诺盖巴克）：主要分布在俄罗斯联邦伏尔加－乌拉尔盆地的鞑靼斯坦共和国和其它几个州，另外一些人定居在巴什科尔托斯坦和车里雅宾斯克州的上乌拉尔地区，混居在鞑靼人中的Nogaybaks，语言带有浓重的鞑靼口音，定居在巴什基尔Nogaybaks，带有巴什基尔人口音。大部分Nogaybaks目前信仰东正教(他们是唯一不信伊斯兰教的诺盖人),也成为了哥萨克。有一些是突厥化的马札儿人。
Astrakhan (Hajitarkhan) Nogays（阿斯特拉罕诺盖）：在伏尔加河下游延伸地区，也就是今天俄罗斯联邦的阿斯特拉罕州，定居着3万多诺盖人，他们叫做阿斯特拉罕诺盖，其下又分为4个部落，分别是Kundura (Karakash 或Karaagash)、Kundrovets、Utar-Alabugaty、Yurt (Kara üyli)。其中Yurt部落分布在Privolzhsk地区，Kundrovets部落分布在Tuluganovka村，Karagash部落分布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区以及邻近地区，Utar-Alabugaty部落邻近卡尔梅克共和国的地区。Yurts、Kundrovets、Utar-Alabugaty 3个部落来自大诺盖汗国，17世纪初逃避卡尔梅克人迁到阿斯特拉罕地区。Karagash部落是18世纪末由库班的小诺盖汗国迁到这里。文化和语言上，Yurt部落受到伏尔加中部的喀山鞑靼人和米沙尔鞑靼人的强烈影响。Karagash部落受到的其它民族影响比较少，因为他们认为外部世界的环境相对堕落，由于邻近卡尔梅克人，Utar-Alabugaty部落在文化上也受到这些蒙古人的影响。
Qara (Kara) Nogays（黑诺盖）：又叫做东方诺盖，他们是最大的诺盖部落，也是唯一保留游牧生活方式的诺盖，黑诺盖约有4万人，说诺盖语的Karanogay方言。主要分布在达吉斯坦共和国的Khasavyurt地区，在达吉斯坦北部沿库玛河下游延伸到下库玛和下特雷克之间的地区，黑诺盖部其下有若干个分支部落，分别是Kïpshak、Nayman、Terik、Ming、katay、Khasav-Yurt、Baba-Yurt，还有受到库梅克人影响的库梅克诺盖（kumyk Nogays)3个部落（the Aksay (Yakhsay)、Kostek、and Tarki (Targu)），库梅克诺盖分布在捷列克河和苏拉特河之间的狭长地带
Achikulak Nogays（阿奇库拉克诺盖）：也叫做诺盖本部。主要分布于俄罗斯联邦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集中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Achikulak、Neftekumsk两个地区，阿奇库拉克诺盖有3个大部落，分别是Jemboyluk（Jambulak）、Yedisan（Edisan）、Yedishkul（Edishkul、Cedişkul、Jedishkul）、他们说的是诺盖语中部方言。Yedishkul部落有个旁支定居在克里米亚半岛，叫做Cedişkul (Jedishkul)诺盖，Jemboyluk部落也有部分人分布在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北部地区。Yedisan和Jemboyluk大部落下面还有若干个小部落，如：钦察、明格、弘吉剌、Manghit（Mangït）、Keneges、康里（Kanglï）、乃蛮、Uygïr、Ïrgaklï、As、乌孙、Kos tamgalï、Kazankulak、Ashamaylï，Burkit、Qitay等部落，这些小部落之下还细分为许多世系，如Nayman下面的世系(uruy)就有Moynapa、Harnalïk、Hazan ulï、Shursha、 Kalimerden、Üshkübi、Ökresh、Bakay、Keli avil。
Beshtav-Kum Nogays：这支诺盖部落也分布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其下又分为Beshtav、Kum、Kara murza3个部落。
Crimean Nogays（克里米亚诺盖）：Crimean Nogays主要分布在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共和国。克里米亚诺盖包括3个主要的部落，分别是Crimean、Cedişkul、Jemboyluk，他们和克里米亚鞑靼人的Barin、阿儿浑、钦察部落彼此交错分布，他们也是克里米亚汗国骑兵的重要组成部分。
Khazar (Kaz) Nogays（可萨人诺盖）：他们原来是隶属于可萨汗国的诺盖部落，哈扎尔汗国覆灭后，他们迁到亚速海滨，这是一支混有卡尔梅克血统的诺盖人，他们大体分布在亚速海、黑海北岸地区，主要集中在乌克兰境内的黑海沿岸地区，也有部分定居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可萨部落一般和Jemboyluk部落交错居住在一起
车臣共和国、印古什共和国境内的诺盖部落：主要有Kasay、Kaspulat（Kasbulats）、Mansur、Novruz、Tokhtamïsh（Tokhtam）、Ishterek等部落。
他们之中有很多突厥蒙古部落在哈萨克汗国中可以找到：弘吉剌、钦察、康里、乃蛮、克烈、契丹。
民族旗帜
诺盖人得名自术赤家族的宗王那海，他们本来支持阿斯特拉罕汗国，在被俄罗斯人并吞后，改为支持克里米亚汗国。他们保护汗国北方。许多诺盖人迁徙到克里米亚半岛，以作为汗国的骑兵。定居在那里，他们的贡献有助形成克里米亚鞑靼人，他们也有农业。他们的汗国在哈萨克汗国的哈克·纳札尔汗时代被哈萨克汗国合并，也成了小玉兹的主要组成部分。在16.17世纪时聚居乌拉尔河以东，有自己的君主，首都在乌拉尔河河口，萨莱楚克城,阿特劳(也是贾尼别克,哈斯木的陵地)。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放牧马与骆驼,捕捉斯拉夫人给克里米亚鞑靼人贩卖至土耳其帝国与布哈拉汗国。他们中主要部落曼吉特来自蒙古忙兀惕部。
在17世纪，卡尔梅克人受准噶尔推挤，前往南俄与黑海以北，诺盖人与小玉兹哈萨克人不敌，前往北高加索平原和克里米亚汗国、奥斯曼帝国。有些诺盖集团寻求俄罗斯驻军的保护。余下的突厥游牧部族，成为卡尔梅克汗的附庸。之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诺盖畜牧土地被占领的斯拉夫人定居，因为他们没有永久居留。
俄罗斯没收他们的土地，通过各种方式，例如焚烧帐篷，迫使他们定居。在1783年，俄罗斯总督屠杀数千库班诺盖人，有些前往安纳托利亚，有些前往车臣与达吉斯坦、印古什，融合在当地人之中。诺盖人主要分布在达吉斯坦北部，诺盖人一直希望要建立他们自己的民族国家而脱离达吉斯坦。诺盖人的历史领土现今由达吉斯坦（达格斯坦）、卡拉恰伊-切尔克斯、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和阿斯特拉罕四个联邦主体分别占据。诺盖民族主义者力图统一这些地区，以便使诺盖人拥有自己的自治地方。
分布
主要分布于俄罗斯联邦、罗马尼亚、土耳其三个国家，在摩尔多瓦、乌克兰（克里米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保加利亚、立陶宛、约旦、美国都有为数不多的诺盖人分布。目前俄罗斯联邦的诺盖人约有10万，土耳其有9.5万诺盖人、罗马尼亚有1.2万诺盖人，乌克兰克里米亚约有6000人，摩尔多瓦约有2000人，保加利亚约有1000人，哈萨克斯坦有400多人，乌兹别克斯坦有200多人。诺盖人有两支,在黑海以北的随克里米亚汗国,里海以北有自己的领袖。
他们有四个人口较为多的大部落：bujak、edisan、jambulak、edishkul一个核心部落曼吉特，还有5个人口较多部落：mansur(曼苏尔)、kypchak(钦察)、karamuzra、tokhtam、novruz人口较多。
bucak诺盖人居住在多瑙河至德涅斯特河之间
cedsan诺盖人居住在德聂斯特河至布格河之间。
Camboyluk诺盖人居住在克里米亚半岛
Cedişku住在克里米亚半岛以北
库班诺盖居住在阿速海一带
除此之外，诺盖还有以下分支
Ak Nogays（白诺盖）：主要分布在俄罗斯联邦卡拉恰伊-切尔克斯共和国，人数约1.52万。因为他们毗邻库班河而居，所以又得名库班诺盖（Kuban nogays），Ak Nogays说诺盖语的Aknogay方言，语言受到邻近的阿巴扎人、切尔克斯人（卡巴尔达人）、卡拉恰伊人和巴尔卡尔人的影响。
Nogaybaks（诺盖巴克）：主要分布在俄罗斯联邦伏尔加－乌拉尔盆地的鞑靼斯坦共和国和其它几个州，另外一些人定居在巴什科尔托斯坦和车里雅宾斯克州的上乌拉尔地区，混居在鞑靼人中的Nogaybaks，语言带有浓重的鞑靼口音，定居在巴什基尔Nogaybaks，带有巴什基尔人口音。大部分Nogaybaks目前信仰东正教(他们是唯一不信伊斯兰教的诺盖人),也成为了哥萨克。有一些是突厥化的马札儿人。
Astrakhan (Hajitarkhan) Nogays（阿斯特拉罕诺盖）：在伏尔加河下游延伸地区，也就是今天俄罗斯联邦的阿斯特拉罕州，定居着3万多诺盖人，他们叫做阿斯特拉罕诺盖，其下又分为4个部落，分别是Kundura (Karakash 或Karaagash)、Kundrovets、Utar-Alabugaty、Yurt (Kara üyli)。其中Yurt部落分布在Privolzhsk地区，Kundrovets部落分布在Tuluganovka村，Karagash部落分布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区以及邻近地区，Utar-Alabugaty部落邻近卡尔梅克共和国的地区。Yurts、Kundrovets、Utar-Alabugaty 3个部落来自大诺盖汗国，17世纪初逃避卡尔梅克人迁到阿斯特拉罕地区。Karagash部落是18世纪末由库班的小诺盖汗国迁到这里。文化和语言上，Yurt部落受到伏尔加中部的喀山鞑靼人和米沙尔鞑靼人的强烈影响。Karagash部落受到的其它民族影响比较少，因为他们认为外部世界的环境相对堕落，由于邻近卡尔梅克人，Utar-Alabugaty部落在文化上也受到这些蒙古人的影响。
Qara (Kara) Nogays（黑诺盖）：又叫做东方诺盖，他们是最大的诺盖部落，也是唯一保留游牧生活方式的诺盖，黑诺盖约有4万人，说诺盖语的Karanogay方言。主要分布在达吉斯坦共和国的Khasavyurt地区，在达吉斯坦北部沿库玛河下游延伸到下库玛和下特雷克之间的地区，黑诺盖部其下有若干个分支部落，分别是Kïpshak、Nayman、Terik、Ming、katay、Khasav-Yurt、Baba-Yurt，还有受到库梅克人影响的库梅克诺盖（kumyk Nogays)3个部落（the Aksay (Yakhsay)、Kostek、and Tarki (Targu)），库梅克诺盖分布在捷列克河和苏拉特河之间的狭长地带
Achikulak Nogays（阿奇库拉克诺盖）：也叫做诺盖本部。主要分布于俄罗斯联邦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集中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Achikulak、Neftekumsk两个地区，阿奇库拉克诺盖有3个大部落，分别是Jemboyluk（Jambulak）、Yedisan（Edisan）、Yedishkul（Edishkul、Cedişkul、Jedishkul）、他们说的是诺盖语中部方言。Yedishkul部落有个旁支定居在克里米亚半岛，叫做Cedişkul (Jedishkul)诺盖，Jemboyluk部落也有部分人分布在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北部地区。Yedisan和Jemboyluk大部落下面还有若干个小部落，如：钦察、明格、弘吉剌、Manghit（Mangït）、Keneges、康里（Kanglï）、乃蛮、Uygïr、Ïrgaklï、As、乌孙、Kos tamgalï、Kazankulak、Ashamaylï，Burkit、Qitay等部落，这些小部落之下还细分为许多世系，如Nayman下面的世系(uruy)就有Moynapa、Harnalïk、Hazan ulï、Shursha、 Kalimerden、Üshkübi、Ökresh、Bakay、Keli avil。
Beshtav-Kum Nogays：这支诺盖部落也分布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其下又分为Beshtav、Kum、Kara murza3个部落。
Crimean Nogays（克里米亚诺盖）：Crimean Nogays主要分布在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共和国。克里米亚诺盖包括3个主要的部落，分别是Crimean、Cedişkul、Jemboyluk，他们和克里米亚鞑靼人的Barin、阿儿浑、钦察部落彼此交错分布，他们也是克里米亚汗国骑兵的重要组成部分。
Khazar (Kaz) Nogays（可萨人诺盖）：他们原来是隶属于可萨汗国的诺盖部落，哈扎尔汗国覆灭后，他们迁到亚速海滨，这是一支混有卡尔梅克血统的诺盖人，他们大体分布在亚速海、黑海北岸地区，主要集中在乌克兰境内的黑海沿岸地区，也有部分定居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可萨部落一般和Jemboyluk部落交错居住在一起
车臣共和国、印古什共和国境内的诺盖部落：主要有Kasay、Kaspulat（Kasbulats）、Mansur、Novruz、Tokhtamïsh（Tokhtam）、Ishterek等部落。
他们之中有很多突厥蒙古部落在哈萨克汗国中可以找到：弘吉剌、钦察、康里、乃蛮、克烈、契丹。
民族旗帜
诺盖人得名自术赤家族的宗王那海，他们本来支持阿斯特拉罕汗国，在被俄罗斯人并吞后，改为支持克里米亚汗国。他们保护汗国北方。许多诺盖人迁徙到克里米亚半岛，以作为汗国的骑兵。定居在那里，他们的贡献有助形成克里米亚鞑靼人，他们也有农业。他们的汗国在哈萨克汗国的哈克·纳札尔汗时代被哈萨克汗国合并，也成了小玉兹的主要组成部分。在16.17世纪时聚居乌拉尔河以东，有自己的君主，首都在乌拉尔河河口，萨莱楚克城,阿特劳(也是贾尼别克,哈斯木的陵地)。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放牧马与骆驼,捕捉斯拉夫人给克里米亚鞑靼人贩卖至土耳其帝国与布哈拉汗国。他们中主要部落曼吉特来自蒙古忙兀惕部。
在17世纪，卡尔梅克人受准噶尔推挤，前往南俄与黑海以北，诺盖人与小玉兹哈萨克人不敌，前往北高加索平原和克里米亚汗国、奥斯曼帝国。有些诺盖集团寻求俄罗斯驻军的保护。余下的突厥游牧部族，成为卡尔梅克汗的附庸。之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诺盖畜牧土地被占领的斯拉夫人定居，因为他们没有永久居留。
俄罗斯没收他们的土地，通过各种方式，例如焚烧帐篷，迫使他们定居。在1783年，俄罗斯总督屠杀数千库班诺盖人，有些前往安纳托利亚，有些前往车臣与达吉斯坦、印古什，融合在当地人之中。诺盖人主要分布在达吉斯坦北部，诺盖人一直希望要建立他们自己的民族国家而脱离达吉斯坦。诺盖人的历史领土现今由达吉斯坦（达格斯坦）、卡拉恰伊-切尔克斯、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和阿斯特拉罕四个联邦主体分别占据。诺盖民族主义者力图统一这些地区，以便使诺盖人拥有自己的自治地方。
中亚东部的游牧人
[德］N.伊什詹茨
早期的蒙古高原
公元前一千纪，蒙古高原及其相邻的中亚地区不同于中国和其他定居的生活区，那里是清楚的原始游牧世界，居住着土著的部落与氏族，牧养绵羊、山羊和牛。他们的主要职业之一即是饲养马，特别是普尔泽瓦尔斯基马(Przhe valski)，这是较早时期就已驯养的一种马，矮小而壮实，具有异乎寻常的耐力，被匈奴人、突厥人和蒙古人所广泛使用。在戈壁沙漠的气候环境中，双峰的巴克特里亚骆驼极具重要性。而在戈壁沙漠以南，则畜养少量驴和骡子。颇有意思的是，这类马、骆驼、驴的野生先祖，在当时仍见于阿尔泰山以东蒙古戈壁的西南部、准噶尔盆地以及哈萨克斯坦。在我们所考察的时期内(公元前700～前300年)，蒙古高原及中亚其他部分充分发达的游牧生活方式通常被称为中亚游牧方式。
生活在今蒙古、内蒙古、准噶尔和南西伯利亚境内的居民，在其身后留下了大量“石板墓”、“驯鹿石”以及表明其存在的其他物质遗迹。
之所以称为“石板墓”，是因为坟墓的地面部分围以矩形的石板墙，墙根埋入地下。石板墓的一角通常立有一根石柱，有时饰以动物图形。墓中的尸骨背部着地而卧，头部往往朝东，并随葬家畜骨殖、陶罐与其他物件。有些容器用赤陶制作，带手柄；有些则用棕灰色陶土制作，覆以影线，犹如此后匈奴时期的陶器一般。
这些墓中的居民完全掌握了铸造技术。墓中藏有漂亮的青铜器和铁器，或可见到这类器物的残迹。蒙古石板墓中所见斯基泰型的青铜质地的壶、斧、短剑、箭镞以及青铜和铁的马嚼，与贝加尔湖外地区及河套地区墓中所见的同类物品极为相似。蒙古高原上还见到许多驯鹿石(即饰以奔驰驯鹿图形的石柱)、日盘和武器，这些物件在技术和图案方面，与欧亚草原地带其他部分所见的古代写生艺术纪念物的“动物风格”类似。
此外，尚有大批来自印度洋的贝壳、圆柱形的白磐石珠子、中国鼎的残片、软玉饰品(环状、圆盘状或半圆盘状)和珠母等见于蒙古高原上的石板墓中［1］。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是通过与中国、中亚、和田以及阿富汗的贸易而运抵蒙古高原的。当地与外界的文化联系通过索格底亚那而抵达印度，越过哈萨克斯坦而远至黑海地区与东欧。
这一地区生活着各种部落，显然操着不同的语言，人种与文化均各有区别，但是他们所用器物的形制却大多类似，尤其是武器、马具和装饰品。最初，最常见的武器形制乃是带青铜座的箭镞，它的杀伤部位为一偏平尖顶，呈椭圆形或偏菱形。后来，这种形制便被带插座的三棱或角锥状箭镞所取代。马嚼展示了极大的类似性。起初，只使用具有马蹬状端环的马嚼，后来则由具有圆形环的马嚼取而代之。随着马勒与金属马嚼的使用，远程驰马遂成为可能；这便使得诸部落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并且大大地加强了草原上遥远地区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按照普遍的发展水平来看，蒙古高原与欧亚草原地带其他部分在公元前7～前3世纪的石板墓及驯鹿石文化，大致相当于青铜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早期。公元前400～前300年，铁器已广泛地使用于蒙古高原和整个内陆亚细亚，从而宣告了另一个发展时代的到来。
根据中国的甲骨文、司马迁所撰的名著《史记》以及其他史料记载，今蒙古、内蒙古和准噶尔盆地境内，在此很久以前就居住着猃狁、匈奴和其他游牧部落。公元前一千纪，这些地方相继由“胡”、“东胡”、“西胡”以及“匈奴”所居住［2］。在上述诸族中，“胡”与“匈奴”占据着蒙古高原，“东胡”生活在蒙古东部和满洲西部，“西胡”则居住在蒙古高原的西南部与西部。
匈奴帝国
公元前7～前3世纪的考古证据提供了一幅游牧社会的构图：族长统治的氏族组织，使用通过掠夺或购买而获得的奴隶。随着牧马业与青铜文化的进一步发展，部落—氏族精英越来越强大，而部落社团的下层成员则更为削弱。财富的增加和社会分化的加剧导致了氏族组织的瓦解，而随着铁器时代的开始，便出现了大得多的游牧部落联盟。
在公元前7～前3世纪这段时期内，更为强大的部落联盟在内陆亚细亚兴起：河套地区与中部蒙古的匈奴、蒙古东部与满洲西部的东胡、甘肃及准噶尔与河套之间的月氏。在南方，党项—吐蕃部落则在青海附近过着游牧的生活。中亚的游牧世界日益变成军事和政治强国。
有时候，中国与游牧人的关系绝不是和睦相处的。秦王朝(前246～前207年)修筑了著名的长
城［3］，这一防御工事绵延于秦朝的北方边界上。公元前214年，秦廷派遣十万大军对付匈奴，夺得了河套地区，嗣后又占领了阴山山麓地带。公元前3世纪末，财富的增长(来自畜牧业的发展)、铁器加工业的发展以及军事技能的提高，使得24个匈奴部落力量大增，强大的匈奴帝国在这一部落联盟的基础上诞生。
史料记载了随着匈奴政权的兴起而出现的种种引人注目的事件，尽管略带一些传说性的味道。公元前3世纪末，一个名为“头曼”，号称“单于”(意为“最伟大的”或“最好的”)的部落酋长统率了匈奴部落联盟。据称他有两个异母所生的儿子，为了保证他所宠爱的小儿子日后得以继位，他将长子冒顿交给月氏作为质子，希望月氏能将他杀死。但是，冒顿却盗了一匹马，逃回家中；头曼便将一万户交给他治理。冒顿施展其军事才能，立即训练骑兵，并命令所有骑士，必须随他鸣镝所向的目标射箭，违令者立斩。当冒顿认为骑士们已能完全服从其命令时，便在一次狩猎中射杀了他的父亲。
公元前209年后，冒顿号称“单于”，匈奴政权便迅速地发展为强大的游牧帝国。“龙城”成为匈奴单于的大本营，它位于杭爱山脉的南端；那里即是后世的哈剌和林以及突厥人与蒙古人其他政治中心的所在地。匈奴的君主持有铭刻“匈奴单于之印”的印玺。匈奴有了一整套政权体系：都城、印玺、旗帜、边境守卫以及一个强大政权所具有的其他属性，这标志着具有特色的游牧强权的开始［4］。
东胡听说冒顿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决定利用由此而引起的骚乱，要求冒顿交出头曼的一匹千里马以及他的爱妻。冒顿一一照办。此后，东胡又要求得到一块不适宜放牧的无人居住的荒地，但是冒顿却答道：“地者，国之本也，奈何予人!”并随即率军征讨东胡，东胡完全没有料到，因而大败。返国途中，冒顿又
袭击了月氏，迫使他们西迁；同时征服了七河流域的乌孙，夺得河套地区。
公元前198年，匈奴与中国缔结了盟约。汉朝皇帝公开承认匈奴帝国享有与自己同样的权利，汉朝北方边界以外的全部领土均归匈奴所有；而匈奴也承认中国皇帝拥有长城以内的全部领
土［5］。这一和约还规定，汉廷将皇帝的女儿嫁给单于为妻，并每年赠送大量礼品：丝绸、织物、工艺品、大米、金子和钱币，这被匈奴视为一种贡品。匈奴还从乌桓那里征收贡品，并征服了其他诸族；匈奴单于还将女儿嫁往乌孙，同时索取质子。匈奴人控制了中国与西方进行队商贸易的联结线“丝绸之路”的关键部位，因此从中介贸易中牟取了巨额利润。他们渴望维持对这些商道的控制权，并在与中国争夺中亚霸权的斗争中占了上风。
自冒顿时代开始，匈奴与中国之间就有了正规的贸易，匈奴人用牲畜、羊毛织物和毛皮换取中国货物。然而，公元前129～前90年间，汉武帝改变了其前任的政策，对匈奴发动了几次大规模的征战，不过并未取得成功。当汉朝廷提出匈奴应该成为汉朝的属国时，匈奴人扣押了汉朝使臣，拒绝讨论此事，并诛杀允许汉使进入自己帐内的匈奴首领。
公元前70～前60年间，匈奴爆发了不同派别为争夺王位的内战。呼韩邪出任单于后，他的一个兄弟声称自己有权成为单于，便引军进击呼韩邪。公元前53年，呼韩邪遂被迫投靠汉廷，只是在形式上保持了匈奴政权。呼韩邪最终击溃其政敌后，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主权，便将其单于廷迁到了今乌兰巴托地区，其去世后仍留在该地。公元48年，由于日益恶化的内部纷争，匈奴分裂成为两部：南方八部大人拥立贵族比为单于，依附中国，托庇于汉廷，并南迁今陕西省以北的河套地区。
北匈奴则顽固地捍卫自己的犭虫立，但是终于在公元93年遭到中国与其他三个盟友的联合攻击：来自南方的南匈奴，来自北方的赤须碧眼的高大民族丁零，以及来自东方的鲜卑。自冒顿以来的最后一位北匈奴单于被杀，蒙古高原遂为鲜卑所得。显然是属于西部分支的一部分匈奴人则没有投降。
一个古匈奴人部落“呼衍”担当起了领导角色，率领部属西迁。他们有别于南匈奴与北匈奴，可以称为西匈奴，其后裔后来抵达了阿富汗、印度及罗马帝国。
鲜卑政权
在匈奴败亡之后接管蒙古高原的鲜卑人，早在公元前1世纪就开始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鲜卑主要氏族的游牧根据地建在蒙古高原的东南部，沿着辽河的中游流域。而控制蒙古高原之后，则有大量鲜卑人移居到了中部蒙古，早先居住在那里的十多万户匈奴人遂借用了鲜卑的部落名。公元155年，鲜卑部落联盟首领檀石槐建立了鲜卑政权，它旋即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帝国之一，犹如此前的匈奴一样。汉朝廷认为鲜卑的马较诸匈奴的更快，武器更为锐利，而鲜卑也确实在设法谋求小国边境地区的优质铁。其政治中心，即檀石槐的牙帐设在弹汗山的东南方，后来则迁至杭爱山的前单于廷［6］。
155～166年间，檀石槐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军事征战，从而将其势力范围扩大到远抵南西伯利亚的大草原地区，从乌苏里江一直到里海地区。公元3世纪30年代之前，鲜卑政权始终是中亚的最主要国家。
在鲜卑人的统治下，蒙古高原上出现了复杂的人种文化演变。由于匈奴人与鲜卑人的混合，便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化，它具有自己的语言特色，从而成为形成具有独特语言与文化的早期蒙古人种群的一个起点［7］。
此后，鲜卑政权分裂成几个分支。至3世纪末，它的有效控制区只剩下了蒙古的中部和东南部。鲜卑的亲缘部落“慕容”、“拓跋”、“吐谷浑”脱离它后在南方建立了犭虫立的政权。大约在此同时，另一支操蒙古语的民族出现在蒙古中部，这便是柔然，他们注定要在鲜卑人之后的历史时期中扮演关键性的角色［8］。
匈奴的经济、社会结构及政权组织
匈奴先祖们的主要功绩，便是开发了大草原和蒙古戈壁。在此之前，大草原与沙漠就如海洋一般，将有人居住的森林草原地区分割成两片截然不同的隔离地带。每片地带的居民(农耕者、定居的牲畜饲养者、森林狩猎者)都无法跨越戈壁，而拥有无数绿草地的大草原则被废弃不用。匈奴人牧养了大量马匹与拖曳牛，并且引进了有顶棚的高轮大车，作为机动的房屋。他们首次从事游牧的牲畜饲养和有组织的狩猎。这远较个人猎捕更为有效，而至公元前3世纪，他们已使用猎鹰［9］。
除了牲畜饲养与狩猎之外，他们还从事农耕，这从蒙古及长城地区发现的谷物脱粒器可以看出。来自中国和其他定居国的战俘与逃亡者，被广泛地用做农业劳力。
他们所居住的高轮有棚大车相当舒适，使居住者有效地避开了风霜，并更为安全，因为在遭遇危险之际，大车居住者可以携带他们的所有财产逃往其他营地。
虽然匈奴帝国由大量相异的民族构成，但匈奴人自己则仅分成24个大部落，每个部落由亲缘群、氏族和家族组成。“呼衍”、“须卜”、“兰”三姓被认为是最古老和最高贵的门第，但是从冒顿时代以降，匈奴单于则来自另一个贵族“挛”，是为最显贵者。
部落贵族组成了贵族精英，而部落的下层成员则相对贫穷。有相当多的奴隶从事农业、手工业和畜牧业［10］，不过他们更像是一种家奴。我们可以看到，匈奴社会正处于从部落体制向阶级体制过渡的阶段，匈奴的君主代表了一种特殊形式的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权组织［11］。
帝国的统治者是单于，他自称“撑犁孤涂”(意为“天子”)［12］。其权力相当大，而且是世袭的，但是并非绝对。在行政管理方面，分成几类官员，更确切地说，是将贵族分成东、西两部(含“资深”、“资浅”之意)。第一类官员由“屠耆王”即“贤王”组成，东贤王显然是王位继承者，但有时也会无视他的这种继承权；第二类官员由“谷蠡王”组成；第三类为“大将”；第四类为“大都尉”；第五类则为“大当户”。此外，东、西贤王与东、西谷蠡王称为“四角”，而大将、大都尉与大当户则称为“六角”。这些高级官员始终是单于氏族中的成员。与这些血缘贵族一起，还形成了一种凭借才干的贵族，即辅政型贵族(与单于家族无关)，称为“骨都侯”，他们辅佐最高级别的贵族，从事一切行政工作。除了顶级贵族之外，还有氏族贵族，他们是只隶属于氏族的王公，是特殊的氏族首领或当选的长老。
匈奴社会有其自己惯常的法律制度，中国史家注意到，其法简要，易于施行。最重的罪，如“拔刃尺”，处以死刑；偷盗者则非但籍没犯人的财产，还要籍没其家属。轻罪则处以面的惩罚。审讯的时间不会超过十天，一国的囚犯不过数人而已。在冒顿治下，除了习惯法之外，还开始形成公共法制。若违反军纪和逃避服役，则都将处以死刑。这些特别的法律极大地增强了匈奴的凝聚力，使之成为中亚最强大的政权。
匈奴的墓葬及诺音乌拉的发掘物
研究匈奴的最佳资料即是他们的墓葬和居地，后者的重要性稍逊于前者，因为他们过着游牧生活。许多墓葬见于蒙古高原、南西伯利亚及河套地区。有四处主要的匈奴墓葬遗址：两处位于蒙古中部，两处位于外贝加尔湖地区之南。最大的一处为胡内果尔(Khunui-gl)，位于杭爱山脉一僻远地区，在胡内河的盆地中。1956年，T.多尔兹苏伦和其他蒙古考古学者清点了三百多个墓
葬［13］。在诺音乌拉的山区，离乌兰巴托122公里处，则记录了212个墓葬地。19世纪末，俄国考古学家Y．D．塔尔科-格林策维奇在外贝加尔湖的苏津斯克(Sudzhinsk)，即基雅赫塔(Kyakhta)以东10公里处，比定了214个墓葬。他还在贝加尔湖以外的前色楞格区发掘了德雷崔(Derestui)墓地，约见到260座墓葬。十分可能的是，这四片大墓地属于匈奴的四个高贵氏族，冒顿与其他早期单于混葬在胡内果尔墓地，那里有着最为堂皇的匈奴陵墓，而呼韩邪及其子孙则葬在诺音乌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诺音乌拉山脉一座陵墓墓室中的随葬品，这座陵墓是1912年一位蒙古采金工程师偶然发现的，1924年对它进行了科学性发掘。如附近的其他墓一样，诺音乌拉六号墓呈正方形，边长24.5米，堤高1.62～1.95米。墓的南侧还有一道长堤加以保护。墓墙与护堤的正面用石块砌就，正对基本方位。墓的内室有棺木，正对南方，坐落在厚木板铺成的地板上，地板隐约显出油漆过的痕迹。发掘物中有一块毛料的遮篷，覆盖在外室的天花板上；还有一条厚毛毯，铺在棺木之下，上面饰有动物角斗的场景；一块绣有植物母题与各种动物图形的毛料粘贴在外室的天花板上，实际上覆盖了整个天花板表面。幸运的是发现了一只中国漆杯，上有两段铭文，因此得以确定六号墓的年代：公元1世纪初左右。事实上，这即是匈奴单于乌珠留的墓。
根据诺音乌拉诸墓的发掘物判断，匈奴人的长久性居处配备有木板床，而其机动居所则配备有短腿的矮桌。这些桌子的高度表明，当时人们是围桌席地而坐，桌上铺着厚毛毯。我们饶有兴趣地注意到，这类小矮桌广泛地使用于中亚的畜牧民族中。
诺音乌拉的墓葬中藏有各式各样的匈奴器皿，木制的、金属的和陶土的。最引人注目的金属器物乃是一盏青铜油灯，安置在三条腿的支座上，中央则有一根圆锥形茎干作为灯芯。还有用以煮肉的大青铜锅的残片，并有一只较小的锅，其柄铸成动物头颅模样。在其他发掘物中，则有微型的黄铁晶片，打以小孔，作为衣服的装饰品；还有孔雀石和各种彩色玻璃制成的小珠子，以及各种形状与尺寸的琥珀珠。最有意思的是制成狮头模样的琥珀珠。除了普通类型墓(主要是妇女的墓)中所见的珠子外，尚有属于各代单于的青铜镜及形形色色的衣服装饰品被陆续发现。
主要的运输工具是备鞍的马匹。马勒、马嚼和马鞍类似于斯基泰时代阿尔泰山地区的同类物件。马鞍通常由填以毛料的两块皮垫构成，不过少数马鞍配有一个木框，前后装有鞍头，并且配备马蹬。配有马蹬的马鞍象征了一大进步。
尽管匈奴人已经知道铁，并懂得冶炼技术，能够制作各种各样的铁器，但是他们却不用燧石取火，而是将两根棍棒相互摩擦而取火，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钻木取火。由于诺音乌拉墓中的木料保存得很好，因此我们得以知道大量用以取火的器物。
最杰出的一件骨制饰品，乃是一件雕刻的圆柱体，上饰一只有翼和长角的神话狼。尤为瞩目的是当地制造的绣边毛毯，见于诺音乌拉墓葬中。毯子中部的接缝部分绣以颇具特色的螺旋形图案；毯子的边缘则覆以争斗动物与树交替排列的图案。
匈奴不仅与中国进行直接和密切的接触交流，并与其东邻和西邻的诸族频繁来往，后者在文化方面与其十分相像。制成狼头形的一顶青铜冠见于诺音乌拉，它可与阿尔泰斯基泰艺术中的狼头相媲美。蒙古与河套地区的其他匈奴制品则展示了与南西伯利亚工艺品的极度相似性。动物被描绘得臀部十分突出，这正是该地所见艺术的特色。
饶有趣味的是，诺音乌拉毛毯上所描绘的场景：牦牛与有角狮之间的搏斗，以及半狮半鹫怪兽袭击一头鹿。牦牛表现得高度图案化，头异常大，低垂，吐出长舌。猛兽攻击偶蹄目动物的场景，乃是很早时期以来西亚诸族艺术的特征；这一母题从美索不达米亚传入小亚细亚，又通过塞克人而传播到南西伯利亚，后传入匈奴人中。
在诸如匈奴这样的欧亚游牧部落的艺术中，借鉴自植物界的母题十分鲜少。因此，诺音乌拉毛毯上所绘的传统树木更加令人感兴趣，这些树饰于动物角斗场景的间隔之中。我们在此见到一棵“圣树”的复制品，而“圣树”则是典型的亚述艺术。匈奴毛毯的边缘饰以方块、十字形、战斧和其他图形。毛毯接缝口所饰的最为广泛流传的母题，乃是以两种不同形式排列的扁菱形或螺旋形。颇有意思的是，这一匈奴母题后来普遍使用于蒙古与突厥诸族的艺术中，并且迄今仍能见于布里亚特人、柯尔克孜人及哈萨克人的毛毯与护盖物上。
在普通人的墓葬中并未发现中国艺术影响的确切痕迹，但是它们却见于贵族的墓葬中。诺音乌拉丝织品上所绣的神话动物，即基本上属于中国特色。其身体仿佛一只翘起尾巴的鹰，羽簇显得异乎寻常的大。动物的爪子则类似于斯基泰时代阿尔泰与南西伯利亚部落艺术中的虎爪。胸的前部画成一排排重叠的鳞片，而翼羽则属于阿黑门尼德朝的波斯风格。因此，我们见到了中国特色织物受匈奴、阿尔泰、斯基泰及波斯艺术影响的一个实例。
匈奴的习俗、宗教与文化
在军事领域，匈奴以及中亚和西亚对于中国的影响尤为巨大。早在公元前307年，周王朝的一位王公“武灵王”就将游牧“胡人”的服饰传入了中国内地，并指导其臣属们学习骑射之术。秦始皇则将庞大的骑兵编制引入中国军队之中，因此取得对匈奴征战的胜利。他的骑兵武装完备，穿戴甲胄，犹如以骑兵作为其军事组织一个方面的亚述军队一般，并且已经使用链甲、片甲以及战马的防护甲［14］。
冒顿重组匈奴军队时，用轻骑兵取代了重装甲的骑兵，装备着很长的组合弓，创建了一支极具机动性的部队。他严格训练军队，主要改善其战略与战术。在军事科学与武器方面的这些发展，对于中国和其他国家来说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组合弓与有蹬马鞍在欧亚草原地区、帕提亚及叙利亚广泛采用；而拥有传统弓箭的匈奴人的后裔，嗣后成为帕诺尼亚的罗马军团的最危险对手之一［15］。
匈奴强大帝国的出现，对于它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都有着巨大影响。虽然这不能根本地改变其游牧的生活方式，但是它使单于得以在杭爱山区建立起一个全新的中央指挥部，那里除了其住宅之外，还建造了圣所和其他建筑物。草原地带出现了定居地：供农业和手工业村社使用的设防地，诸如蒙古的瓜多夫(Gua-dov，367米×360米)、巴隆德里金赫伦(Baruun dereegiin kherem，345米×335米)以及外贝加尔湖地区的伊伏尔金斯克(Ivolginsk，348米×200米)居住地。在郅支单于统治时期，塔拉斯河流域曾建有一个城堡，展示出明显的罗马影响，那里可以驻扎一百多名步兵。有人认为，他们可能曾是克拉苏败军中的罗马军团；克拉苏在公元前53年卡尔海一战后，投降了帕提亚人，遂被遣往东界的木鹿服役，而那些罗马士兵正是在此变成了匈奴的雇佣兵。
不管怎样，匈奴的单于们并未改变其生活方式，他们仍在圆顶帐内接见外国使臣，只是这些帐篷比以前更漂亮而已。大多数的匈奴人，尤其是下层阶级，也还是居住在帐篷之中。当时圆顶帐篷的模样，乃是覆以顶棚的牛拖高轮大车，这见于南西伯利亚的一幅石雕上，而在南西伯利亚及华北的青铜器上见到牛轭的微型图像，也就不足为奇了［16］。在匈奴的圆顶帐篷内，入口处男走左，女走右，后世蒙古人与突厥人的帐篷依然如此。
狩猎与射术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史记》中有一段提到，匈奴人积极地鼓励子女幼小时就学习狩猎：“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17］匈奴妇女不仅是出色的骑手，也是出色的射手，她们帮助丈夫保护儿童与老人免遭敌人的攻击。在塔拉斯城堡的墙上，可以看到匈奴妇女与丈夫及罗马人肩并肩地英勇作战，对付中国军队，她们是最晚离开岗位的。妇女参与防卫以及训练儿童射箭，显然是出于生活的需要，游牧的匈奴人惟有以这种方式，才能以人数很少的群体来保卫自己的独立和生活方式。
匈奴人实施异族婚姻，但是其单于则能从数量有限的高贵氏族中娶妻。他们实行一夫多妻制，而类似“叔接嫂”的婚姻也习以为常，即当父亲或兄长去世后，其妻子可以再嫁死者的儿子或兄弟，只要她不是后夫的亲生母亲。单于的宫廷也遵照这一做法。
《史记》声称，匈奴单于死后，其最亲的亲人与妻妾们都要殉葬，但是考古发掘的结果却不能证实这一点。假若匈奴确曾有过这一风俗，那么以真人殉葬的方式肯定早已被象征性仪式所取代。丈夫死后，匈奴妇女可在其夫墓中放入一缕自己的头发，以作为悲悼的标志，象征着她已前赴另一世界陪伴她的丈夫。
匈奴人最初相信万物有灵论、图腾以及死后的另一种生活。自冒顿时代开始，萨满教就成了国教。主萨满从男巫师中挑选，并效忠于单于及其氏族和亲戚。萨满的冠饰见于诺音乌拉的一座墓葬中，它与蒙古“答剌罕”的头饰十分相像，惟一的区别在于前额图腾精灵的表达法。匈奴的头饰上有一只鸟，可能象征了祖先精灵的面孔。
匈奴人崇拜太阳、月亮和其他天体，向天、地、鬼神和自己的祖先献祭。单于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史记》载云：“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18］每年五月，匈奴贵族聚集在单于廷，祭拜祖先、天、地和鬼神。他们一年三次会集在月神庙，于正月、五月、九月的狗日献祭天神。
匈奴人是否绘有其祖先的图形，我们不得而知。有关这方面的一项颇有意思的发现，乃是见于诺音乌拉墓中的一块半透明石片，厚5毫米 ，上面刻着一幅简要的人像。人像上打了三个小孔，表明上面曾装了一些附件。这可能是某种神人护身符。统治青海和甘肃地区的一位匈奴王公曾崇拜一尊“金像”。
匈奴人用12种动物的循环标记来计算时间，其中的“狗日”和“蛇日”被认为是吉利的祭拜日。这种12循环的计时法源自印度或巴比伦，经由索格底亚那传入匈奴，它在匈奴生活的年代里始终对他们发挥着重要的影响。然而，他们的基本计算体系乃是十进位制，这应用于其军事组织中。他们惯于在满月时进军，但是其结果则以萨满、巫师及占卜者的预言为转移。犹如蒙古人一样，他们也用羊的肩胛骨预卜未来，将骨置于火中，以辨识上面显现的线纹来卜测未来。
汉文史料称，匈奴并无汉人那样的文字，但是在公元前2世纪，一名背叛汉朝，名叫中行说的人却“令单于以尺二寸牍，及印封皆令广长大，倨骜其辞”。不过同一史料表明，当匈奴在记录一些事情或传送一个信息时，则“刻木”，并还提到“胡字”。事实上，在诺音乌拉与蒙古及外贝加尔湖地区的其他匈奴人墓葬的发掘物中，见到过二十多个雕刻的字。这些字中的大部分相同或者类似于中世纪早期突厥人的鄂尔浑—叶尼塞字体，这类字体不时见于欧亚草原地区。有些专家根据这些资料，认为匈奴有一种类似古代欧亚“如尼”文的字体，这些字母后来即成了古突厥文字的基础。
神话、传说和其他形式的口头文学在匈奴的精神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传说在单于廷前有个人工开凿的水池，是为龙的居所，它曾从天上落下，因此成了受崇拜的对象。看来不仅仅是汉人才崇拜龙。史籍将匈奴人描绘成凶残尚武的可怕民族，但他们却是喜欢乐趣的人民。他们聚集在单于廷和祖先神庙前，组织诸如跳马、赛骆驼和其他欢宴等娱乐活动。他们会唱悲歌，这种习俗后来广泛地流行于蒙古人中。横笛、鼓以及少量弦乐器的乐声响遍整个草原。早在公元前2世纪初，匈奴的乐、舞就为汉朝皇帝所喜爱。箜篌与横笛在早期从索格底亚那传入中亚，汉人则从匈奴人那里引进了这些乐器。
许多中国丝绸和刺绣织物以及源于西方的布，都见于诺音乌拉的墓葬中。有一块毛质的壁毯，系在西方制造；有两块毛毯源于月氏或乌孙；一系列刺绣品，暂时可归为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制品；有两幅肖像展示了类似的工艺；最后还有一块来自帕提亚或小亚细亚的挂毯。还有一些墙壁悬挂物的残片，上面饰图案，如骑士、向一只鹰投掷标枪或戟的少年武士、半狮半鹫的怪兽以及花环等，K．V．特雷弗对此曾详细描述［19］。
最大一块残片上所画的两名骑土属于欧罗巴人种，他们的小胡子及前额上的头发卷，令人想起犍陀罗的雕刻。其服装与头饰为典型的伊朗式。不同的毛色、修剪的鬃毛、优雅的长颈和纤细的长腿，都使得这些马匹特别引人注目。它们可能是著名的帕提亚良种战马，或者是声名卓著的匈奴“千里马”。沿着此残片的下部边缘，在两条宽带之间，乃是刺绣的棕榈叶花冠，点缀着洋槐花，花蔓盘绕。这种边框是属于希腊式或希腊—印度式的图案［20］。在见于残片上的两幅肖像中，一幅保留了一位男子的脸部，并非蒙古人种，而是十分接近于中亚及波斯所见的土兰人种。特雷弗将这幅肖像和见于犍陀罗浅浮雕艺术中的头像做了比较，认为它代表了中亚的一个民族，该民族的文化曾与中亚的希腊化文化(诸如希腊—巴克特里亚人的文化)进行过接触交流。显然，这些制品是伟大的艺术文化和完美技能的代表作。
匈奴的游牧文明甚至对更为先进的汉人文化施加了影响［21］。有关这方面的例证，见于匈奴人对下列动物的处理手法：虎(中国“饕餮”的原型之一)、有翼狼、山羊、马，以及奇异的鹰-狮怪物——身躯为有翼的狮子，头颅状如凤凰。
鲜卑的文化
鲜卑文化也在许多方面体现了匈奴文化的影响，但是迄今为止尚未对其进行充分的研究。公元1～3世纪期间，它达到了与匈奴文化相似的水平。据史籍记载，鲜卑也刻木简而记事。他们信仰萨满教，起初崇拜木制神像，但是后来铁和其他金属的铸像则广泛流行于鲜卑人中，犹如中亚其他许多游牧民族一样。嗣后的数百年中，内蒙古与华北的其他鲜卑分支慕容、拓跋和吐谷浑创造了更为先进的文化形式，他们从匈奴人那里继承了不少要素，此外，也从中亚的邻国、东突厥斯坦和南西伯利亚借鉴了大量文化。同样，鲜卑文化也对他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具有创造性和鲜明特色的匈奴文化与鲜卑文化，一起构成了中亚游牧文明框架重要的第一阶段，在东西方之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联结了中国与中亚，与此同时，也对世界文化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注释：
［1］奥克拉德尼科夫(Okladnikov)，第261页，1955年。
［2］司马迁，1931年。
［3］白寿彝，第116页，1980年。
［4］科诺瓦洛夫(Konovalov)，第3页，1976年。
［5］塔斯金(Taskin)，第25、42、47、48页，1968年。
［6］佩尔列(Perlee)，第21页，1961年。
［7］比拉(Bira)，第379～380页，1977年。
［8］伊什詹茨(Tshjamts)，第24～26页，1974年。
［9］古米列夫(Gumilev)，第96页，1960年。
［10］德经(De Guignes)，第1卷，第2部分，第15页，1756～1758年。
［11］哈尔马塔(Harmatta)，第287页，1952年。
［12］班固，卷九四上。
［13］多尔兹苏伦(Dorzhsuren)，第6页，1958年。
［14］劳费尔(Laufer)，第217页，1914年；吉塞列夫(Kiselev)，第321页，1951年。
［15］乌赖-科哈尔密(Uray-Kohalmi)，第148页，1974年。
［16］比拉(Bira)等人，第48页，1984年。
［17］比丘林(Bichurin)，第1卷，第40页，1950年。
［18］同上引书，第50页。
［19］特雷弗(Trever)，第141～143页，图版39～44，1940年。
［20］罗斯托夫策夫(Rostovtzeff)，第87页，1929年。
［21］塞罗扎夫(Serodzhav)，第4、22、106、109～111页，1977年。
早期的蒙古高原
公元前一千纪，蒙古高原及其相邻的中亚地区不同于中国和其他定居的生活区，那里是清楚的原始游牧世界，居住着土著的部落与氏族，牧养绵羊、山羊和牛。他们的主要职业之一即是饲养马，特别是普尔泽瓦尔斯基马(Przhe valski)，这是较早时期就已驯养的一种马，矮小而壮实，具有异乎寻常的耐力，被匈奴人、突厥人和蒙古人所广泛使用。在戈壁沙漠的气候环境中，双峰的巴克特里亚骆驼极具重要性。而在戈壁沙漠以南，则畜养少量驴和骡子。颇有意思的是，这类马、骆驼、驴的野生先祖，在当时仍见于阿尔泰山以东蒙古戈壁的西南部、准噶尔盆地以及哈萨克斯坦。在我们所考察的时期内(公元前700～前300年)，蒙古高原及中亚其他部分充分发达的游牧生活方式通常被称为中亚游牧方式。
生活在今蒙古、内蒙古、准噶尔和南西伯利亚境内的居民，在其身后留下了大量“石板墓”、“驯鹿石”以及表明其存在的其他物质遗迹。
之所以称为“石板墓”，是因为坟墓的地面部分围以矩形的石板墙，墙根埋入地下。石板墓的一角通常立有一根石柱，有时饰以动物图形。墓中的尸骨背部着地而卧，头部往往朝东，并随葬家畜骨殖、陶罐与其他物件。有些容器用赤陶制作，带手柄；有些则用棕灰色陶土制作，覆以影线，犹如此后匈奴时期的陶器一般。
这些墓中的居民完全掌握了铸造技术。墓中藏有漂亮的青铜器和铁器，或可见到这类器物的残迹。蒙古石板墓中所见斯基泰型的青铜质地的壶、斧、短剑、箭镞以及青铜和铁的马嚼，与贝加尔湖外地区及河套地区墓中所见的同类物品极为相似。蒙古高原上还见到许多驯鹿石(即饰以奔驰驯鹿图形的石柱)、日盘和武器，这些物件在技术和图案方面，与欧亚草原地带其他部分所见的古代写生艺术纪念物的“动物风格”类似。
此外，尚有大批来自印度洋的贝壳、圆柱形的白磐石珠子、中国鼎的残片、软玉饰品(环状、圆盘状或半圆盘状)和珠母等见于蒙古高原上的石板墓中［1］。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是通过与中国、中亚、和田以及阿富汗的贸易而运抵蒙古高原的。当地与外界的文化联系通过索格底亚那而抵达印度，越过哈萨克斯坦而远至黑海地区与东欧。
这一地区生活着各种部落，显然操着不同的语言，人种与文化均各有区别，但是他们所用器物的形制却大多类似，尤其是武器、马具和装饰品。最初，最常见的武器形制乃是带青铜座的箭镞，它的杀伤部位为一偏平尖顶，呈椭圆形或偏菱形。后来，这种形制便被带插座的三棱或角锥状箭镞所取代。马嚼展示了极大的类似性。起初，只使用具有马蹬状端环的马嚼，后来则由具有圆形环的马嚼取而代之。随着马勒与金属马嚼的使用，远程驰马遂成为可能；这便使得诸部落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并且大大地加强了草原上遥远地区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按照普遍的发展水平来看，蒙古高原与欧亚草原地带其他部分在公元前7～前3世纪的石板墓及驯鹿石文化，大致相当于青铜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早期。公元前400～前300年，铁器已广泛地使用于蒙古高原和整个内陆亚细亚，从而宣告了另一个发展时代的到来。
根据中国的甲骨文、司马迁所撰的名著《史记》以及其他史料记载，今蒙古、内蒙古和准噶尔盆地境内，在此很久以前就居住着猃狁、匈奴和其他游牧部落。公元前一千纪，这些地方相继由“胡”、“东胡”、“西胡”以及“匈奴”所居住［2］。在上述诸族中，“胡”与“匈奴”占据着蒙古高原，“东胡”生活在蒙古东部和满洲西部，“西胡”则居住在蒙古高原的西南部与西部。
匈奴帝国
公元前7～前3世纪的考古证据提供了一幅游牧社会的构图：族长统治的氏族组织，使用通过掠夺或购买而获得的奴隶。随着牧马业与青铜文化的进一步发展，部落—氏族精英越来越强大，而部落社团的下层成员则更为削弱。财富的增加和社会分化的加剧导致了氏族组织的瓦解，而随着铁器时代的开始，便出现了大得多的游牧部落联盟。
在公元前7～前3世纪这段时期内，更为强大的部落联盟在内陆亚细亚兴起：河套地区与中部蒙古的匈奴、蒙古东部与满洲西部的东胡、甘肃及准噶尔与河套之间的月氏。在南方，党项—吐蕃部落则在青海附近过着游牧的生活。中亚的游牧世界日益变成军事和政治强国。
有时候，中国与游牧人的关系绝不是和睦相处的。秦王朝(前246～前207年)修筑了著名的长
城［3］，这一防御工事绵延于秦朝的北方边界上。公元前214年，秦廷派遣十万大军对付匈奴，夺得了河套地区，嗣后又占领了阴山山麓地带。公元前3世纪末，财富的增长(来自畜牧业的发展)、铁器加工业的发展以及军事技能的提高，使得24个匈奴部落力量大增，强大的匈奴帝国在这一部落联盟的基础上诞生。
史料记载了随着匈奴政权的兴起而出现的种种引人注目的事件，尽管略带一些传说性的味道。公元前3世纪末，一个名为“头曼”，号称“单于”(意为“最伟大的”或“最好的”)的部落酋长统率了匈奴部落联盟。据称他有两个异母所生的儿子，为了保证他所宠爱的小儿子日后得以继位，他将长子冒顿交给月氏作为质子，希望月氏能将他杀死。但是，冒顿却盗了一匹马，逃回家中；头曼便将一万户交给他治理。冒顿施展其军事才能，立即训练骑兵，并命令所有骑士，必须随他鸣镝所向的目标射箭，违令者立斩。当冒顿认为骑士们已能完全服从其命令时，便在一次狩猎中射杀了他的父亲。
公元前209年后，冒顿号称“单于”，匈奴政权便迅速地发展为强大的游牧帝国。“龙城”成为匈奴单于的大本营，它位于杭爱山脉的南端；那里即是后世的哈剌和林以及突厥人与蒙古人其他政治中心的所在地。匈奴的君主持有铭刻“匈奴单于之印”的印玺。匈奴有了一整套政权体系：都城、印玺、旗帜、边境守卫以及一个强大政权所具有的其他属性，这标志着具有特色的游牧强权的开始［4］。
东胡听说冒顿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决定利用由此而引起的骚乱，要求冒顿交出头曼的一匹千里马以及他的爱妻。冒顿一一照办。此后，东胡又要求得到一块不适宜放牧的无人居住的荒地，但是冒顿却答道：“地者，国之本也，奈何予人!”并随即率军征讨东胡，东胡完全没有料到，因而大败。返国途中，冒顿又
袭击了月氏，迫使他们西迁；同时征服了七河流域的乌孙，夺得河套地区。
公元前198年，匈奴与中国缔结了盟约。汉朝皇帝公开承认匈奴帝国享有与自己同样的权利，汉朝北方边界以外的全部领土均归匈奴所有；而匈奴也承认中国皇帝拥有长城以内的全部领
土［5］。这一和约还规定，汉廷将皇帝的女儿嫁给单于为妻，并每年赠送大量礼品：丝绸、织物、工艺品、大米、金子和钱币，这被匈奴视为一种贡品。匈奴还从乌桓那里征收贡品，并征服了其他诸族；匈奴单于还将女儿嫁往乌孙，同时索取质子。匈奴人控制了中国与西方进行队商贸易的联结线“丝绸之路”的关键部位，因此从中介贸易中牟取了巨额利润。他们渴望维持对这些商道的控制权，并在与中国争夺中亚霸权的斗争中占了上风。
自冒顿时代开始，匈奴与中国之间就有了正规的贸易，匈奴人用牲畜、羊毛织物和毛皮换取中国货物。然而，公元前129～前90年间，汉武帝改变了其前任的政策，对匈奴发动了几次大规模的征战，不过并未取得成功。当汉朝廷提出匈奴应该成为汉朝的属国时，匈奴人扣押了汉朝使臣，拒绝讨论此事，并诛杀允许汉使进入自己帐内的匈奴首领。
公元前70～前60年间，匈奴爆发了不同派别为争夺王位的内战。呼韩邪出任单于后，他的一个兄弟声称自己有权成为单于，便引军进击呼韩邪。公元前53年，呼韩邪遂被迫投靠汉廷，只是在形式上保持了匈奴政权。呼韩邪最终击溃其政敌后，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主权，便将其单于廷迁到了今乌兰巴托地区，其去世后仍留在该地。公元48年，由于日益恶化的内部纷争，匈奴分裂成为两部：南方八部大人拥立贵族比为单于，依附中国，托庇于汉廷，并南迁今陕西省以北的河套地区。
北匈奴则顽固地捍卫自己的犭虫立，但是终于在公元93年遭到中国与其他三个盟友的联合攻击：来自南方的南匈奴，来自北方的赤须碧眼的高大民族丁零，以及来自东方的鲜卑。自冒顿以来的最后一位北匈奴单于被杀，蒙古高原遂为鲜卑所得。显然是属于西部分支的一部分匈奴人则没有投降。
一个古匈奴人部落“呼衍”担当起了领导角色，率领部属西迁。他们有别于南匈奴与北匈奴，可以称为西匈奴，其后裔后来抵达了阿富汗、印度及罗马帝国。
鲜卑政权
在匈奴败亡之后接管蒙古高原的鲜卑人，早在公元前1世纪就开始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鲜卑主要氏族的游牧根据地建在蒙古高原的东南部，沿着辽河的中游流域。而控制蒙古高原之后，则有大量鲜卑人移居到了中部蒙古，早先居住在那里的十多万户匈奴人遂借用了鲜卑的部落名。公元155年，鲜卑部落联盟首领檀石槐建立了鲜卑政权，它旋即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帝国之一，犹如此前的匈奴一样。汉朝廷认为鲜卑的马较诸匈奴的更快，武器更为锐利，而鲜卑也确实在设法谋求小国边境地区的优质铁。其政治中心，即檀石槐的牙帐设在弹汗山的东南方，后来则迁至杭爱山的前单于廷［6］。
155～166年间，檀石槐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军事征战，从而将其势力范围扩大到远抵南西伯利亚的大草原地区，从乌苏里江一直到里海地区。公元3世纪30年代之前，鲜卑政权始终是中亚的最主要国家。
在鲜卑人的统治下，蒙古高原上出现了复杂的人种文化演变。由于匈奴人与鲜卑人的混合，便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化，它具有自己的语言特色，从而成为形成具有独特语言与文化的早期蒙古人种群的一个起点［7］。
此后，鲜卑政权分裂成几个分支。至3世纪末，它的有效控制区只剩下了蒙古的中部和东南部。鲜卑的亲缘部落“慕容”、“拓跋”、“吐谷浑”脱离它后在南方建立了犭虫立的政权。大约在此同时，另一支操蒙古语的民族出现在蒙古中部，这便是柔然，他们注定要在鲜卑人之后的历史时期中扮演关键性的角色［8］。
匈奴的经济、社会结构及政权组织
匈奴先祖们的主要功绩，便是开发了大草原和蒙古戈壁。在此之前，大草原与沙漠就如海洋一般，将有人居住的森林草原地区分割成两片截然不同的隔离地带。每片地带的居民(农耕者、定居的牲畜饲养者、森林狩猎者)都无法跨越戈壁，而拥有无数绿草地的大草原则被废弃不用。匈奴人牧养了大量马匹与拖曳牛，并且引进了有顶棚的高轮大车，作为机动的房屋。他们首次从事游牧的牲畜饲养和有组织的狩猎。这远较个人猎捕更为有效，而至公元前3世纪，他们已使用猎鹰［9］。
除了牲畜饲养与狩猎之外，他们还从事农耕，这从蒙古及长城地区发现的谷物脱粒器可以看出。来自中国和其他定居国的战俘与逃亡者，被广泛地用做农业劳力。
他们所居住的高轮有棚大车相当舒适，使居住者有效地避开了风霜，并更为安全，因为在遭遇危险之际，大车居住者可以携带他们的所有财产逃往其他营地。
虽然匈奴帝国由大量相异的民族构成，但匈奴人自己则仅分成24个大部落，每个部落由亲缘群、氏族和家族组成。“呼衍”、“须卜”、“兰”三姓被认为是最古老和最高贵的门第，但是从冒顿时代以降，匈奴单于则来自另一个贵族“挛”，是为最显贵者。
部落贵族组成了贵族精英，而部落的下层成员则相对贫穷。有相当多的奴隶从事农业、手工业和畜牧业［10］，不过他们更像是一种家奴。我们可以看到，匈奴社会正处于从部落体制向阶级体制过渡的阶段，匈奴的君主代表了一种特殊形式的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权组织［11］。
帝国的统治者是单于，他自称“撑犁孤涂”(意为“天子”)［12］。其权力相当大，而且是世袭的，但是并非绝对。在行政管理方面，分成几类官员，更确切地说，是将贵族分成东、西两部(含“资深”、“资浅”之意)。第一类官员由“屠耆王”即“贤王”组成，东贤王显然是王位继承者，但有时也会无视他的这种继承权；第二类官员由“谷蠡王”组成；第三类为“大将”；第四类为“大都尉”；第五类则为“大当户”。此外，东、西贤王与东、西谷蠡王称为“四角”，而大将、大都尉与大当户则称为“六角”。这些高级官员始终是单于氏族中的成员。与这些血缘贵族一起，还形成了一种凭借才干的贵族，即辅政型贵族(与单于家族无关)，称为“骨都侯”，他们辅佐最高级别的贵族，从事一切行政工作。除了顶级贵族之外，还有氏族贵族，他们是只隶属于氏族的王公，是特殊的氏族首领或当选的长老。
匈奴社会有其自己惯常的法律制度，中国史家注意到，其法简要，易于施行。最重的罪，如“拔刃尺”，处以死刑；偷盗者则非但籍没犯人的财产，还要籍没其家属。轻罪则处以面的惩罚。审讯的时间不会超过十天，一国的囚犯不过数人而已。在冒顿治下，除了习惯法之外，还开始形成公共法制。若违反军纪和逃避服役，则都将处以死刑。这些特别的法律极大地增强了匈奴的凝聚力，使之成为中亚最强大的政权。
匈奴的墓葬及诺音乌拉的发掘物
研究匈奴的最佳资料即是他们的墓葬和居地，后者的重要性稍逊于前者，因为他们过着游牧生活。许多墓葬见于蒙古高原、南西伯利亚及河套地区。有四处主要的匈奴墓葬遗址：两处位于蒙古中部，两处位于外贝加尔湖地区之南。最大的一处为胡内果尔(Khunui-gl)，位于杭爱山脉一僻远地区，在胡内河的盆地中。1956年，T.多尔兹苏伦和其他蒙古考古学者清点了三百多个墓
葬［13］。在诺音乌拉的山区，离乌兰巴托122公里处，则记录了212个墓葬地。19世纪末，俄国考古学家Y．D．塔尔科-格林策维奇在外贝加尔湖的苏津斯克(Sudzhinsk)，即基雅赫塔(Kyakhta)以东10公里处，比定了214个墓葬。他还在贝加尔湖以外的前色楞格区发掘了德雷崔(Derestui)墓地，约见到260座墓葬。十分可能的是，这四片大墓地属于匈奴的四个高贵氏族，冒顿与其他早期单于混葬在胡内果尔墓地，那里有着最为堂皇的匈奴陵墓，而呼韩邪及其子孙则葬在诺音乌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诺音乌拉山脉一座陵墓墓室中的随葬品，这座陵墓是1912年一位蒙古采金工程师偶然发现的，1924年对它进行了科学性发掘。如附近的其他墓一样，诺音乌拉六号墓呈正方形，边长24.5米，堤高1.62～1.95米。墓的南侧还有一道长堤加以保护。墓墙与护堤的正面用石块砌就，正对基本方位。墓的内室有棺木，正对南方，坐落在厚木板铺成的地板上，地板隐约显出油漆过的痕迹。发掘物中有一块毛料的遮篷，覆盖在外室的天花板上；还有一条厚毛毯，铺在棺木之下，上面饰有动物角斗的场景；一块绣有植物母题与各种动物图形的毛料粘贴在外室的天花板上，实际上覆盖了整个天花板表面。幸运的是发现了一只中国漆杯，上有两段铭文，因此得以确定六号墓的年代：公元1世纪初左右。事实上，这即是匈奴单于乌珠留的墓。
根据诺音乌拉诸墓的发掘物判断，匈奴人的长久性居处配备有木板床，而其机动居所则配备有短腿的矮桌。这些桌子的高度表明，当时人们是围桌席地而坐，桌上铺着厚毛毯。我们饶有兴趣地注意到，这类小矮桌广泛地使用于中亚的畜牧民族中。
诺音乌拉的墓葬中藏有各式各样的匈奴器皿，木制的、金属的和陶土的。最引人注目的金属器物乃是一盏青铜油灯，安置在三条腿的支座上，中央则有一根圆锥形茎干作为灯芯。还有用以煮肉的大青铜锅的残片，并有一只较小的锅，其柄铸成动物头颅模样。在其他发掘物中，则有微型的黄铁晶片，打以小孔，作为衣服的装饰品；还有孔雀石和各种彩色玻璃制成的小珠子，以及各种形状与尺寸的琥珀珠。最有意思的是制成狮头模样的琥珀珠。除了普通类型墓(主要是妇女的墓)中所见的珠子外，尚有属于各代单于的青铜镜及形形色色的衣服装饰品被陆续发现。
主要的运输工具是备鞍的马匹。马勒、马嚼和马鞍类似于斯基泰时代阿尔泰山地区的同类物件。马鞍通常由填以毛料的两块皮垫构成，不过少数马鞍配有一个木框，前后装有鞍头，并且配备马蹬。配有马蹬的马鞍象征了一大进步。
尽管匈奴人已经知道铁，并懂得冶炼技术，能够制作各种各样的铁器，但是他们却不用燧石取火，而是将两根棍棒相互摩擦而取火，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钻木取火。由于诺音乌拉墓中的木料保存得很好，因此我们得以知道大量用以取火的器物。
最杰出的一件骨制饰品，乃是一件雕刻的圆柱体，上饰一只有翼和长角的神话狼。尤为瞩目的是当地制造的绣边毛毯，见于诺音乌拉墓葬中。毯子中部的接缝部分绣以颇具特色的螺旋形图案；毯子的边缘则覆以争斗动物与树交替排列的图案。
匈奴不仅与中国进行直接和密切的接触交流，并与其东邻和西邻的诸族频繁来往，后者在文化方面与其十分相像。制成狼头形的一顶青铜冠见于诺音乌拉，它可与阿尔泰斯基泰艺术中的狼头相媲美。蒙古与河套地区的其他匈奴制品则展示了与南西伯利亚工艺品的极度相似性。动物被描绘得臀部十分突出，这正是该地所见艺术的特色。
饶有趣味的是，诺音乌拉毛毯上所描绘的场景：牦牛与有角狮之间的搏斗，以及半狮半鹫怪兽袭击一头鹿。牦牛表现得高度图案化，头异常大，低垂，吐出长舌。猛兽攻击偶蹄目动物的场景，乃是很早时期以来西亚诸族艺术的特征；这一母题从美索不达米亚传入小亚细亚，又通过塞克人而传播到南西伯利亚，后传入匈奴人中。
在诸如匈奴这样的欧亚游牧部落的艺术中，借鉴自植物界的母题十分鲜少。因此，诺音乌拉毛毯上所绘的传统树木更加令人感兴趣，这些树饰于动物角斗场景的间隔之中。我们在此见到一棵“圣树”的复制品，而“圣树”则是典型的亚述艺术。匈奴毛毯的边缘饰以方块、十字形、战斧和其他图形。毛毯接缝口所饰的最为广泛流传的母题，乃是以两种不同形式排列的扁菱形或螺旋形。颇有意思的是，这一匈奴母题后来普遍使用于蒙古与突厥诸族的艺术中，并且迄今仍能见于布里亚特人、柯尔克孜人及哈萨克人的毛毯与护盖物上。
在普通人的墓葬中并未发现中国艺术影响的确切痕迹，但是它们却见于贵族的墓葬中。诺音乌拉丝织品上所绣的神话动物，即基本上属于中国特色。其身体仿佛一只翘起尾巴的鹰，羽簇显得异乎寻常的大。动物的爪子则类似于斯基泰时代阿尔泰与南西伯利亚部落艺术中的虎爪。胸的前部画成一排排重叠的鳞片，而翼羽则属于阿黑门尼德朝的波斯风格。因此，我们见到了中国特色织物受匈奴、阿尔泰、斯基泰及波斯艺术影响的一个实例。
匈奴的习俗、宗教与文化
在军事领域，匈奴以及中亚和西亚对于中国的影响尤为巨大。早在公元前307年，周王朝的一位王公“武灵王”就将游牧“胡人”的服饰传入了中国内地，并指导其臣属们学习骑射之术。秦始皇则将庞大的骑兵编制引入中国军队之中，因此取得对匈奴征战的胜利。他的骑兵武装完备，穿戴甲胄，犹如以骑兵作为其军事组织一个方面的亚述军队一般，并且已经使用链甲、片甲以及战马的防护甲［14］。
冒顿重组匈奴军队时，用轻骑兵取代了重装甲的骑兵，装备着很长的组合弓，创建了一支极具机动性的部队。他严格训练军队，主要改善其战略与战术。在军事科学与武器方面的这些发展，对于中国和其他国家来说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组合弓与有蹬马鞍在欧亚草原地区、帕提亚及叙利亚广泛采用；而拥有传统弓箭的匈奴人的后裔，嗣后成为帕诺尼亚的罗马军团的最危险对手之一［15］。
匈奴强大帝国的出现，对于它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都有着巨大影响。虽然这不能根本地改变其游牧的生活方式，但是它使单于得以在杭爱山区建立起一个全新的中央指挥部，那里除了其住宅之外，还建造了圣所和其他建筑物。草原地带出现了定居地：供农业和手工业村社使用的设防地，诸如蒙古的瓜多夫(Gua-dov，367米×360米)、巴隆德里金赫伦(Baruun dereegiin kherem，345米×335米)以及外贝加尔湖地区的伊伏尔金斯克(Ivolginsk，348米×200米)居住地。在郅支单于统治时期，塔拉斯河流域曾建有一个城堡，展示出明显的罗马影响，那里可以驻扎一百多名步兵。有人认为，他们可能曾是克拉苏败军中的罗马军团；克拉苏在公元前53年卡尔海一战后，投降了帕提亚人，遂被遣往东界的木鹿服役，而那些罗马士兵正是在此变成了匈奴的雇佣兵。
不管怎样，匈奴的单于们并未改变其生活方式，他们仍在圆顶帐内接见外国使臣，只是这些帐篷比以前更漂亮而已。大多数的匈奴人，尤其是下层阶级，也还是居住在帐篷之中。当时圆顶帐篷的模样，乃是覆以顶棚的牛拖高轮大车，这见于南西伯利亚的一幅石雕上，而在南西伯利亚及华北的青铜器上见到牛轭的微型图像，也就不足为奇了［16］。在匈奴的圆顶帐篷内，入口处男走左，女走右，后世蒙古人与突厥人的帐篷依然如此。
狩猎与射术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史记》中有一段提到，匈奴人积极地鼓励子女幼小时就学习狩猎：“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17］匈奴妇女不仅是出色的骑手，也是出色的射手，她们帮助丈夫保护儿童与老人免遭敌人的攻击。在塔拉斯城堡的墙上，可以看到匈奴妇女与丈夫及罗马人肩并肩地英勇作战，对付中国军队，她们是最晚离开岗位的。妇女参与防卫以及训练儿童射箭，显然是出于生活的需要，游牧的匈奴人惟有以这种方式，才能以人数很少的群体来保卫自己的独立和生活方式。
匈奴人实施异族婚姻，但是其单于则能从数量有限的高贵氏族中娶妻。他们实行一夫多妻制，而类似“叔接嫂”的婚姻也习以为常，即当父亲或兄长去世后，其妻子可以再嫁死者的儿子或兄弟，只要她不是后夫的亲生母亲。单于的宫廷也遵照这一做法。
《史记》声称，匈奴单于死后，其最亲的亲人与妻妾们都要殉葬，但是考古发掘的结果却不能证实这一点。假若匈奴确曾有过这一风俗，那么以真人殉葬的方式肯定早已被象征性仪式所取代。丈夫死后，匈奴妇女可在其夫墓中放入一缕自己的头发，以作为悲悼的标志，象征着她已前赴另一世界陪伴她的丈夫。
匈奴人最初相信万物有灵论、图腾以及死后的另一种生活。自冒顿时代开始，萨满教就成了国教。主萨满从男巫师中挑选，并效忠于单于及其氏族和亲戚。萨满的冠饰见于诺音乌拉的一座墓葬中，它与蒙古“答剌罕”的头饰十分相像，惟一的区别在于前额图腾精灵的表达法。匈奴的头饰上有一只鸟，可能象征了祖先精灵的面孔。
匈奴人崇拜太阳、月亮和其他天体，向天、地、鬼神和自己的祖先献祭。单于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史记》载云：“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18］每年五月，匈奴贵族聚集在单于廷，祭拜祖先、天、地和鬼神。他们一年三次会集在月神庙，于正月、五月、九月的狗日献祭天神。
匈奴人是否绘有其祖先的图形，我们不得而知。有关这方面的一项颇有意思的发现，乃是见于诺音乌拉墓中的一块半透明石片，厚5毫米 ，上面刻着一幅简要的人像。人像上打了三个小孔，表明上面曾装了一些附件。这可能是某种神人护身符。统治青海和甘肃地区的一位匈奴王公曾崇拜一尊“金像”。
匈奴人用12种动物的循环标记来计算时间，其中的“狗日”和“蛇日”被认为是吉利的祭拜日。这种12循环的计时法源自印度或巴比伦，经由索格底亚那传入匈奴，它在匈奴生活的年代里始终对他们发挥着重要的影响。然而，他们的基本计算体系乃是十进位制，这应用于其军事组织中。他们惯于在满月时进军，但是其结果则以萨满、巫师及占卜者的预言为转移。犹如蒙古人一样，他们也用羊的肩胛骨预卜未来，将骨置于火中，以辨识上面显现的线纹来卜测未来。
汉文史料称，匈奴并无汉人那样的文字，但是在公元前2世纪，一名背叛汉朝，名叫中行说的人却“令单于以尺二寸牍，及印封皆令广长大，倨骜其辞”。不过同一史料表明，当匈奴在记录一些事情或传送一个信息时，则“刻木”，并还提到“胡字”。事实上，在诺音乌拉与蒙古及外贝加尔湖地区的其他匈奴人墓葬的发掘物中，见到过二十多个雕刻的字。这些字中的大部分相同或者类似于中世纪早期突厥人的鄂尔浑—叶尼塞字体，这类字体不时见于欧亚草原地区。有些专家根据这些资料，认为匈奴有一种类似古代欧亚“如尼”文的字体，这些字母后来即成了古突厥文字的基础。
神话、传说和其他形式的口头文学在匈奴的精神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传说在单于廷前有个人工开凿的水池，是为龙的居所，它曾从天上落下，因此成了受崇拜的对象。看来不仅仅是汉人才崇拜龙。史籍将匈奴人描绘成凶残尚武的可怕民族，但他们却是喜欢乐趣的人民。他们聚集在单于廷和祖先神庙前，组织诸如跳马、赛骆驼和其他欢宴等娱乐活动。他们会唱悲歌，这种习俗后来广泛地流行于蒙古人中。横笛、鼓以及少量弦乐器的乐声响遍整个草原。早在公元前2世纪初，匈奴的乐、舞就为汉朝皇帝所喜爱。箜篌与横笛在早期从索格底亚那传入中亚，汉人则从匈奴人那里引进了这些乐器。
许多中国丝绸和刺绣织物以及源于西方的布，都见于诺音乌拉的墓葬中。有一块毛质的壁毯，系在西方制造；有两块毛毯源于月氏或乌孙；一系列刺绣品，暂时可归为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制品；有两幅肖像展示了类似的工艺；最后还有一块来自帕提亚或小亚细亚的挂毯。还有一些墙壁悬挂物的残片，上面饰图案，如骑士、向一只鹰投掷标枪或戟的少年武士、半狮半鹫的怪兽以及花环等，K．V．特雷弗对此曾详细描述［19］。
最大一块残片上所画的两名骑土属于欧罗巴人种，他们的小胡子及前额上的头发卷，令人想起犍陀罗的雕刻。其服装与头饰为典型的伊朗式。不同的毛色、修剪的鬃毛、优雅的长颈和纤细的长腿，都使得这些马匹特别引人注目。它们可能是著名的帕提亚良种战马，或者是声名卓著的匈奴“千里马”。沿着此残片的下部边缘，在两条宽带之间，乃是刺绣的棕榈叶花冠，点缀着洋槐花，花蔓盘绕。这种边框是属于希腊式或希腊—印度式的图案［20］。在见于残片上的两幅肖像中，一幅保留了一位男子的脸部，并非蒙古人种，而是十分接近于中亚及波斯所见的土兰人种。特雷弗将这幅肖像和见于犍陀罗浅浮雕艺术中的头像做了比较，认为它代表了中亚的一个民族，该民族的文化曾与中亚的希腊化文化(诸如希腊—巴克特里亚人的文化)进行过接触交流。显然，这些制品是伟大的艺术文化和完美技能的代表作。
匈奴的游牧文明甚至对更为先进的汉人文化施加了影响［21］。有关这方面的例证，见于匈奴人对下列动物的处理手法：虎(中国“饕餮”的原型之一)、有翼狼、山羊、马，以及奇异的鹰-狮怪物——身躯为有翼的狮子，头颅状如凤凰。
鲜卑的文化
鲜卑文化也在许多方面体现了匈奴文化的影响，但是迄今为止尚未对其进行充分的研究。公元1～3世纪期间，它达到了与匈奴文化相似的水平。据史籍记载，鲜卑也刻木简而记事。他们信仰萨满教，起初崇拜木制神像，但是后来铁和其他金属的铸像则广泛流行于鲜卑人中，犹如中亚其他许多游牧民族一样。嗣后的数百年中，内蒙古与华北的其他鲜卑分支慕容、拓跋和吐谷浑创造了更为先进的文化形式，他们从匈奴人那里继承了不少要素，此外，也从中亚的邻国、东突厥斯坦和南西伯利亚借鉴了大量文化。同样，鲜卑文化也对他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具有创造性和鲜明特色的匈奴文化与鲜卑文化，一起构成了中亚游牧文明框架重要的第一阶段，在东西方之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联结了中国与中亚，与此同时，也对世界文化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注释：
［1］奥克拉德尼科夫(Okladnikov)，第261页，1955年。
［2］司马迁，1931年。
［3］白寿彝，第116页，1980年。
［4］科诺瓦洛夫(Konovalov)，第3页，1976年。
［5］塔斯金(Taskin)，第25、42、47、48页，1968年。
［6］佩尔列(Perlee)，第21页，1961年。
［7］比拉(Bira)，第379～380页，1977年。
［8］伊什詹茨(Tshjamts)，第24～26页，1974年。
［9］古米列夫(Gumilev)，第96页，1960年。
［10］德经(De Guignes)，第1卷，第2部分，第15页，1756～1758年。
［11］哈尔马塔(Harmatta)，第287页，1952年。
［12］班固，卷九四上。
［13］多尔兹苏伦(Dorzhsuren)，第6页，1958年。
［14］劳费尔(Laufer)，第217页，1914年；吉塞列夫(Kiselev)，第321页，1951年。
［15］乌赖-科哈尔密(Uray-Kohalmi)，第148页，1974年。
［16］比拉(Bira)等人，第48页，1984年。
［17］比丘林(Bichurin)，第1卷，第40页，1950年。
［18］同上引书，第50页。
［19］特雷弗(Trever)，第141～143页，图版39～44，1940年。
［20］罗斯托夫策夫(Rostovtzeff)，第87页，1929年。
［21］塞罗扎夫(Serodzhav)，第4、22、106、109～111页，1977年。
吁请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领导就包头市达茂旗师范生被拘事件做出批示
尊敬的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春华：
尊敬的自治区政府主席巴特尔：
内蒙古包头市达茂旗蒙汉师范毕业生因工作问题进京上访。2010年8月12日，12名师范毕业生到国家信访局反映问题，包头市达茂旗政府得知情况后，进京将6名女生（5名蒙族，1名汉族）以“非访”为由，于8月13日进行扣留，15日又将其6名女生送进包头市古城湾看守所进行强制非法拘禁。在没有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将这6名女师范生关押至今，已经半月有余。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当地政府部门既没有向被拘禁人出示拘留证，也没有出示逮捕证。
被非法拘禁关押在当地看守所的六名女师范毕业生是：
姓名 、性别、 年龄 、毕业学校 、入学时间、 专业 、毕业时间
傲登图亚 、女 、34、 乌兰察布市蒙古族师范学校、 1994、 普师、 1998
旭仁其其格 、女、 33、 乌兰察布市蒙古族师范学校 、1994、 普师 、1998
苏伊拉其其格、 女、 33、 乌兰察布市蒙古族师范学校、 1994、 普师 、1998
乌吉莫、 女 、31、 乌兰察布市蒙古族师范学校、 1994、 普师 、1998
陶德格乐 女 32 乌兰察布市蒙古族师范学校 1995 美术 1999
高芳、 女、 27、 包头师范学校、 1999、 音乐、 2001
另：8月28日下午，又有两名参与上访的同学被当地政府拘留，一位叫付斌武，另一位叫布合。
这些师范毕业生在人身自由和生命安全无法得到保障，时刻面临被当地政府有关部门非法拘禁的情况下，特向内蒙古自治区各级领导及新闻媒体发出紧急求助信，希望能够引起自治区主要领导的重视，并能及时做出批示，要求包头市达茂旗政府严肃认真依法解决蒙汉师范毕业生反映的问题，并对此事件责任人追究责任。
我们认为，包头市达茂旗政府，对这些持有合理合法诉求的蒙汉师范毕业生采取非法拘禁、威胁恐吓等专政手段，已经涉嫌严重违法。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给这些年轻学子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就在昨天（8月28日）下午，当事人向我们诉说他们同学又有两位遭遇监禁的时候，内心充满了恐惧。他们不断地向我们询问：“他们会不会抓我？会不会对我的家人打击报复？我的电话会不会被监听？”我向他们承诺：“我们会通过各种渠道，想办法让内蒙古自治区的最高党务和行政长官了解到你们真实的遭遇，并设法营救出你们的同学。”
因此，我们特向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春华、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巴特尔发出紧急呼吁：敬请你们对此事件高度关注并做出批示，立即释放所有被非法拘禁的蒙汉师范毕业生，依法解决其合理诉求，严肃追究地方政府有关部门领导的责任，尽快消除由此事件带给内蒙古自治区的不良影响。
专此布达 顺致台安
全民和解与社会公正促进工作室 姜力钧
电话：13941002147
全文转发内蒙古包头市达茂旗蒙汉师范毕业生发出的公开信：
关于解决毕业分配问题情况的反映
尊敬的各位领导：
您们好！
我们是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达茂旗1994——1999级未分配的蒙汉师范毕业生，毕业十几年，工作问题一直没有落实，无数次向旗政府反映我们的情况，都没有结果，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走上了上访路，也有同学因此被拘留。希望领导们能在百忙中给予帮助，释放我们的同学，协调解决我们的工作问题。我们反映的问题是：
一、编制问题（应分配理由）：
1994——1999级未分配的蒙汉师范毕业生，都属于国家统招统配生，依据是：
内政发[1998]46、[1998]44号、[1999]46号《关于做好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就业报告的通知》规定：“应届定向毕业生，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的定向生仍实行定向分配”和“少数民族毕业生，特别是蒙语授课的少数民族毕业生要优先予以安排”，“师范毕业生由教育主管部门负责安排工作。
内教师训发[1998]4号、包府发号[1999]33号、包人发[2007]148号明确规定：中师生实行“定向招生，定向分配”。“从旗、县、乡、苏木录取的学生，毕业后必须返回原所在旗县的乡、苏木任教。” 其中内教发[2002]87号文件对内教师发[2000]6号文件中有关全区中师小教大专毕业生就业政策提出了调整意见：“2002年以前招收的中师和小教大专毕业生，凡本人服从分配，愿意到基层学校任职的，由盟市统筹负责安置。”
依据上述文件精神，我们这批毕业生是国家统一分配的师范生，可到目前为止，达茂旗政府未给我们落实教师岗位。
二、上访情况：
从1998年到现在，我们没有间断地进行上访。
首先，不同届的毕业生多次向地方政府、人事局、教育局询问分配情况，却始终没有结果。
其次，不同届的毕业生在不同年里多次向上级部门反映解决毕业分配问题。
1、2000年8月，蒙古族师范毕业生及家长在开展全国性的三讲教育时，到包头教委反映毕业分配问题。
2、2000年11月，汉语师范毕业生到包头市教委、市委政府信访局反映解决毕业分配问题。
3、2001年7月，师范毕业生赴京上访，反映解决毕业分配问题，达茂旗政府于8月分配了大部分汉语授课师范生，蒙语授课生和少数汉语授课生未给予分配。
4、2005年5月，达茂旗政府对外招聘人才，学历条件限制在大专、本科生，从而限制了我们的报考条件。达茂旗政府在有编制的条件下对外招聘，在无奈的情况下，我们经上访与政府协调，从30个名额中争取到10个名额，但必须服从旗政府的“凡进必考”条件进入。
5、2001到现在，蒙古族师范毕业生没间断地上访，多次到过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信访局反映解决毕业分配问题。
⑴、2002年8月20日，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宝英德力格尔给包头市道尔吉副市长批示道：“请道尔吉副市长和达茂旗协商解决”，道尔吉副市长写道：“牧民培养一个孩子不容易，务必安排”。
⑵、2002年8月26日，达茂联合旗委员会向市委并张铁网副书记上报案件时的几点说明中：“我旗乌盟蒙族师范学校98届毕业生家长子女分配就业问题频繁上访，引起了上级的关注，自治区岳福主席、宝英德力格尔副主席、以及市委胡忠书记、市政府韩志然市长、市委孙桂芳副书记均有过重要批示。”从这段话可以说明有过许多盟市领导都为此我们的毕业分配问题都给以重要批示。
⑶、2002年10月16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信访局办信处对我们致乌主席书信以《信访条例》原则将书信转给了包头市委邢云书记，经邢云书记批示道：“要按政策规定研究解决”。2005年3月，达茂旗委举行先进性教育活动征求意见函，我们向领导班子提出意见或要求，要求达茂旗以执行国家政策，解决分配问题，但没有结果。
⑷、2005年5月，中央王炜同志对我们的书信所反映的毕业分配问题非常重视，以积极的态度与我们电话联系，并表明对三届蒙语授课毕业生正常分配安置就业问题，中央巡视组已签注了：“要让自治区妥善解决的反馈意见”。
而达茂旗政府的答复意见有：《2000年第46号提案答复》、《秘字（2001）第6号》、《2002年第64号提案的答复》、《2002年几点说明》、《2005年先进性教育活动中答复》、《人民来信办理通知单》办理意见等都以财政紧张、编制短缺、凡进必考等理由拒绝我们的毕业分配问题，而又以提出改进、化解矛盾等意见：“积极寻找新的安置途径，本着‘能安置一个就安置一个’原则，尽量减少未分配毕业生的存量”。“对于这部分学生旗委、政府的意见是待我旗经济和就业形势好转后按照有关政策和一定的录用程序给予安置，特别是对蒙学校毕业的少数民族大中专学生，将按照党的民族政策给予优先安置。”“正在想办法解决”意见等编造出的谎言进行欺上瞒下。还有，以18名蒙古族师范生岗前培训1个月，以16人上岗为由进行上报，而事实是无一人上岗，隐瞒了事实真相。
6、2009年5月，金书记接待了我们，6月2日，达茂旗人事局、教育局、信访局三方下达了答复意见是：第一，“凡进必考，择优录用”的原则，在公开招聘事业人员时放宽条件降低门槛。第二，按照《包头市进一步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实施办法的通知》包府办发[2009]55号精神，对大中专毕业生开展政策咨询，就业指导和推荐，提供劳动技能培训等服务，推荐毕业生到中小企业、民营企业、风电等企业。第三，鼓励和支持自主创业，优先给予发放小额代款，享受政府贴上政策等理由拒绝我们的分配问题。
我们对此答复不服，到国家信访局反映问题。
2010年6月7日，达茂旗政府为了缓和上访压力，以达茂联合旗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名义下发达人劳字【2010】37号《关于处理王保和反映问题的处理意见书》，按内政办字【2009】17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配备嘎查村劳动保障协理员和民政协管员的通知》的文件精神临时安置我们为达茂旗劳动保障监察协管员和协理员，每月工资680元，扣除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234元，实发446元，合同期限3年，来处理我们的就业问题，我们于2010年6月20日，收到此处理意见书。
我们对此处理意见不服，按照此处理意见书中提到的“收到本处理意见书之日起30日内向信访局提出复查申请”。我们于7月7日将复查申请书递交内蒙古信访局，那里的工作人员以“属地管理”打回原籍，不予受理。而达茂旗领导以越级访为理由将我们带回达茂旗，并承诺回去后安排主要领导接访，回去一个月后，无领导接访。在此期间，我们将复查申请送往达茂旗信访局，信访工作人员以“应送往达茂旗人事局”为理由，拒接收我们的复查申请，我们又将复查申请送到达茂旗人事局，人事局工作人员推到教育局，三个部门来回推脱，不予受理。
2010年8月12日，我们12个师范毕业生到国家信访局反映情况，包头市达茂旗政府得知情况后，进京将6名女生（5名蒙族，1名汉族）以“非访”为由，于8月13日进行扣留，15日又将其6名女生送进包头市古城湾看守所非法拘禁！！！ 在没有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将这6名女师范生关押至今，已经整整10天了！！！ （既没有拘留证，也没有逮捕证！）不知道她们在里面会遭到怎样的折磨？！！！ 其他6名一同进京师范生至今流浪它乡不敢回家。被“非法拘禁”的六个人是：
姓名 性别 年龄 毕业学校 入学时间 专业 毕业时间
傲登图亚 女 34 乌兰察布市蒙古族师范学校 1994 普师 1998
旭仁其其格 女 33 乌兰察布市蒙古族师范学校 1994 普师 1998
苏伊拉其其格 女 33 乌兰察布市蒙古族师范学校 1994 普师 1998
乌吉莫 女 31 乌兰察布市蒙古族师范学校 1994 普师 1998
陶德格乐 女 32 乌兰察布市蒙古族师范学校 1995 美术 1999
高芳 女 27 包头师范学校 1999 音乐 2001
三、达茂旗政府行为：
达茂旗政府一直以旗财政紧张、没有编制、凡进必考等理由拒绝未分配大中专毕业生的分配问题，而旗政府又是如何做的呢？
1、1998年，达茂旗政府没有通过考试分配中等师范毕业生18人。
2、2000年，因计算机、英语刚步入学校，缺乏计算机教师，达茂旗政府向社会招聘计算机、英语教师30名，其中分配4名，共34名，招聘公务员12人。
3、2001年8月，达茂旗政府没有通过考试分配中等师范生50多人。
4、2005年5月，达茂旗政府向社会招聘30人。其教师10名，分配9人，共39人。
5、2006年8月，达茂旗政府向社会招聘教师70名，分配5人，共75名。
6、2008年12月，达茂旗政府向社会招聘事业人员 人， 其中教师18人。
7、2010年6月份，达茂旗政府通过内蒙人事厅向社会招聘特岗教师50名。其中小学教师35名，中学教师15名。
试问：
1、达茂旗政府的行为怎能说明旗财政紧张、没有编制这一问题呢？
2、达茂旗政府以凡进必考拒绝未分配大中专毕业生分配问题，但每年都有未参加考试人员进入事业单位，又怎能说明凡进必考这一问题呢？
3、从1997年开始旗政府就以编制紧缺，无法安置大中专毕业生为理由，而旗政府为什么又在以后的年限里根据旗人才短缺，向上级部门提供培养招生计划呢？
4、达茂旗政府分配和招聘那么人，为何不能解决我们的分配问题呢？
通过上述上访情况，可以看出，政府根本没有诚意来解决我们的毕业分配问题，也没有诚意承担大中专毕业生就业的责任。例如：
1、考试制度没有透明度，不公开不公正。
2、以专业不对口、学历不高限制我们的分配工作。
3、达茂旗现在空编184个，在编制空缺的情况下，旗政府以没有编制为理由，拒绝我们的请求，使我们有编不能就业。
4、同是包头市范围内，九原、石拐、土右、白云、固阳等旗县都以安置（附：解决方案），而我们达茂旗怎么就搞特殊呢？
四、我们的实际情况：
1、身份没有确定，户口挂在亲属或朋友户籍上，还有部分毕业生至今没有落户。
2、我们都是自谋生路，有的摆摊设点，有的给别人打工，有的在学校代课。
3、社会资源无法享受，由于没有完整户籍，农村考生没有土地，国家的各种对农村的优惠政策我们无法享受，城市不列入统筹范围，城市的各种优惠政策无法享受，我们介于农村与城市的边缘人。
五、我们的请求：
我们希望能通过网络让更多的人帮助我们。为我们指点迷途，我们需要您的帮助！ 好心人啊，帮帮我们吧！真的是身在异乡的人走投无路啊 ！……
附件：
1、关于中共达茂旗联合旗委员会给市委并张铁网副书记《关于达茂旗乌盟蒙族师范学校98届毕业生家长信访案件协调处理情况的几点说明》。
2、包人发[2007]148号《关于做好2000—2002级包头生源中师和小教大专毕业生招聘就业工作的意见》。
3、包府发[1999]33号《关于做好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就业报告的通知》。
4、内教发[2002]87号《关于调整我区中师和小教大专毕业生就业政策的意见》。
5、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信访局办信处对孟格宝力格同志的简复。
6、包头市各旗县对中师生及大专小教毕业生解决分配实施方案。
达茂旗1994——1999级大中专生师范生紧急求助！
姜力钧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10/08/201008291527.shtml
尊敬的自治区政府主席巴特尔：
内蒙古包头市达茂旗蒙汉师范毕业生因工作问题进京上访。2010年8月12日，12名师范毕业生到国家信访局反映问题，包头市达茂旗政府得知情况后，进京将6名女生（5名蒙族，1名汉族）以“非访”为由，于8月13日进行扣留，15日又将其6名女生送进包头市古城湾看守所进行强制非法拘禁。在没有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将这6名女师范生关押至今，已经半月有余。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当地政府部门既没有向被拘禁人出示拘留证，也没有出示逮捕证。
被非法拘禁关押在当地看守所的六名女师范毕业生是：
姓名 、性别、 年龄 、毕业学校 、入学时间、 专业 、毕业时间
傲登图亚 、女 、34、 乌兰察布市蒙古族师范学校、 1994、 普师、 1998
旭仁其其格 、女、 33、 乌兰察布市蒙古族师范学校 、1994、 普师 、1998
苏伊拉其其格、 女、 33、 乌兰察布市蒙古族师范学校、 1994、 普师 、1998
乌吉莫、 女 、31、 乌兰察布市蒙古族师范学校、 1994、 普师 、1998
陶德格乐 女 32 乌兰察布市蒙古族师范学校 1995 美术 1999
高芳、 女、 27、 包头师范学校、 1999、 音乐、 2001
另：8月28日下午，又有两名参与上访的同学被当地政府拘留，一位叫付斌武，另一位叫布合。
这些师范毕业生在人身自由和生命安全无法得到保障，时刻面临被当地政府有关部门非法拘禁的情况下，特向内蒙古自治区各级领导及新闻媒体发出紧急求助信，希望能够引起自治区主要领导的重视，并能及时做出批示，要求包头市达茂旗政府严肃认真依法解决蒙汉师范毕业生反映的问题，并对此事件责任人追究责任。
我们认为，包头市达茂旗政府，对这些持有合理合法诉求的蒙汉师范毕业生采取非法拘禁、威胁恐吓等专政手段，已经涉嫌严重违法。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给这些年轻学子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就在昨天（8月28日）下午，当事人向我们诉说他们同学又有两位遭遇监禁的时候，内心充满了恐惧。他们不断地向我们询问：“他们会不会抓我？会不会对我的家人打击报复？我的电话会不会被监听？”我向他们承诺：“我们会通过各种渠道，想办法让内蒙古自治区的最高党务和行政长官了解到你们真实的遭遇，并设法营救出你们的同学。”
因此，我们特向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春华、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巴特尔发出紧急呼吁：敬请你们对此事件高度关注并做出批示，立即释放所有被非法拘禁的蒙汉师范毕业生，依法解决其合理诉求，严肃追究地方政府有关部门领导的责任，尽快消除由此事件带给内蒙古自治区的不良影响。
专此布达 顺致台安
全民和解与社会公正促进工作室 姜力钧
电话：13941002147
全文转发内蒙古包头市达茂旗蒙汉师范毕业生发出的公开信：
关于解决毕业分配问题情况的反映
尊敬的各位领导：
您们好！
我们是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达茂旗1994——1999级未分配的蒙汉师范毕业生，毕业十几年，工作问题一直没有落实，无数次向旗政府反映我们的情况，都没有结果，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走上了上访路，也有同学因此被拘留。希望领导们能在百忙中给予帮助，释放我们的同学，协调解决我们的工作问题。我们反映的问题是：
一、编制问题（应分配理由）：
1994——1999级未分配的蒙汉师范毕业生，都属于国家统招统配生，依据是：
内政发[1998]46、[1998]44号、[1999]46号《关于做好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就业报告的通知》规定：“应届定向毕业生，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的定向生仍实行定向分配”和“少数民族毕业生，特别是蒙语授课的少数民族毕业生要优先予以安排”，“师范毕业生由教育主管部门负责安排工作。
内教师训发[1998]4号、包府发号[1999]33号、包人发[2007]148号明确规定：中师生实行“定向招生，定向分配”。“从旗、县、乡、苏木录取的学生，毕业后必须返回原所在旗县的乡、苏木任教。” 其中内教发[2002]87号文件对内教师发[2000]6号文件中有关全区中师小教大专毕业生就业政策提出了调整意见：“2002年以前招收的中师和小教大专毕业生，凡本人服从分配，愿意到基层学校任职的，由盟市统筹负责安置。”
依据上述文件精神，我们这批毕业生是国家统一分配的师范生，可到目前为止，达茂旗政府未给我们落实教师岗位。
二、上访情况：
从1998年到现在，我们没有间断地进行上访。
首先，不同届的毕业生多次向地方政府、人事局、教育局询问分配情况，却始终没有结果。
其次，不同届的毕业生在不同年里多次向上级部门反映解决毕业分配问题。
1、2000年8月，蒙古族师范毕业生及家长在开展全国性的三讲教育时，到包头教委反映毕业分配问题。
2、2000年11月，汉语师范毕业生到包头市教委、市委政府信访局反映解决毕业分配问题。
3、2001年7月，师范毕业生赴京上访，反映解决毕业分配问题，达茂旗政府于8月分配了大部分汉语授课师范生，蒙语授课生和少数汉语授课生未给予分配。
4、2005年5月，达茂旗政府对外招聘人才，学历条件限制在大专、本科生，从而限制了我们的报考条件。达茂旗政府在有编制的条件下对外招聘，在无奈的情况下，我们经上访与政府协调，从30个名额中争取到10个名额，但必须服从旗政府的“凡进必考”条件进入。
5、2001到现在，蒙古族师范毕业生没间断地上访，多次到过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信访局反映解决毕业分配问题。
⑴、2002年8月20日，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宝英德力格尔给包头市道尔吉副市长批示道：“请道尔吉副市长和达茂旗协商解决”，道尔吉副市长写道：“牧民培养一个孩子不容易，务必安排”。
⑵、2002年8月26日，达茂联合旗委员会向市委并张铁网副书记上报案件时的几点说明中：“我旗乌盟蒙族师范学校98届毕业生家长子女分配就业问题频繁上访，引起了上级的关注，自治区岳福主席、宝英德力格尔副主席、以及市委胡忠书记、市政府韩志然市长、市委孙桂芳副书记均有过重要批示。”从这段话可以说明有过许多盟市领导都为此我们的毕业分配问题都给以重要批示。
⑶、2002年10月16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信访局办信处对我们致乌主席书信以《信访条例》原则将书信转给了包头市委邢云书记，经邢云书记批示道：“要按政策规定研究解决”。2005年3月，达茂旗委举行先进性教育活动征求意见函，我们向领导班子提出意见或要求，要求达茂旗以执行国家政策，解决分配问题，但没有结果。
⑷、2005年5月，中央王炜同志对我们的书信所反映的毕业分配问题非常重视，以积极的态度与我们电话联系，并表明对三届蒙语授课毕业生正常分配安置就业问题，中央巡视组已签注了：“要让自治区妥善解决的反馈意见”。
而达茂旗政府的答复意见有：《2000年第46号提案答复》、《秘字（2001）第6号》、《2002年第64号提案的答复》、《2002年几点说明》、《2005年先进性教育活动中答复》、《人民来信办理通知单》办理意见等都以财政紧张、编制短缺、凡进必考等理由拒绝我们的毕业分配问题，而又以提出改进、化解矛盾等意见：“积极寻找新的安置途径，本着‘能安置一个就安置一个’原则，尽量减少未分配毕业生的存量”。“对于这部分学生旗委、政府的意见是待我旗经济和就业形势好转后按照有关政策和一定的录用程序给予安置，特别是对蒙学校毕业的少数民族大中专学生，将按照党的民族政策给予优先安置。”“正在想办法解决”意见等编造出的谎言进行欺上瞒下。还有，以18名蒙古族师范生岗前培训1个月，以16人上岗为由进行上报，而事实是无一人上岗，隐瞒了事实真相。
6、2009年5月，金书记接待了我们，6月2日，达茂旗人事局、教育局、信访局三方下达了答复意见是：第一，“凡进必考，择优录用”的原则，在公开招聘事业人员时放宽条件降低门槛。第二，按照《包头市进一步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实施办法的通知》包府办发[2009]55号精神，对大中专毕业生开展政策咨询，就业指导和推荐，提供劳动技能培训等服务，推荐毕业生到中小企业、民营企业、风电等企业。第三，鼓励和支持自主创业，优先给予发放小额代款，享受政府贴上政策等理由拒绝我们的分配问题。
我们对此答复不服，到国家信访局反映问题。
2010年6月7日，达茂旗政府为了缓和上访压力，以达茂联合旗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名义下发达人劳字【2010】37号《关于处理王保和反映问题的处理意见书》，按内政办字【2009】17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配备嘎查村劳动保障协理员和民政协管员的通知》的文件精神临时安置我们为达茂旗劳动保障监察协管员和协理员，每月工资680元，扣除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234元，实发446元，合同期限3年，来处理我们的就业问题，我们于2010年6月20日，收到此处理意见书。
我们对此处理意见不服，按照此处理意见书中提到的“收到本处理意见书之日起30日内向信访局提出复查申请”。我们于7月7日将复查申请书递交内蒙古信访局，那里的工作人员以“属地管理”打回原籍，不予受理。而达茂旗领导以越级访为理由将我们带回达茂旗，并承诺回去后安排主要领导接访，回去一个月后，无领导接访。在此期间，我们将复查申请送往达茂旗信访局，信访工作人员以“应送往达茂旗人事局”为理由，拒接收我们的复查申请，我们又将复查申请送到达茂旗人事局，人事局工作人员推到教育局，三个部门来回推脱，不予受理。
2010年8月12日，我们12个师范毕业生到国家信访局反映情况，包头市达茂旗政府得知情况后，进京将6名女生（5名蒙族，1名汉族）以“非访”为由，于8月13日进行扣留，15日又将其6名女生送进包头市古城湾看守所非法拘禁！！！ 在没有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将这6名女师范生关押至今，已经整整10天了！！！ （既没有拘留证，也没有逮捕证！）不知道她们在里面会遭到怎样的折磨？！！！ 其他6名一同进京师范生至今流浪它乡不敢回家。被“非法拘禁”的六个人是：
姓名 性别 年龄 毕业学校 入学时间 专业 毕业时间
傲登图亚 女 34 乌兰察布市蒙古族师范学校 1994 普师 1998
旭仁其其格 女 33 乌兰察布市蒙古族师范学校 1994 普师 1998
苏伊拉其其格 女 33 乌兰察布市蒙古族师范学校 1994 普师 1998
乌吉莫 女 31 乌兰察布市蒙古族师范学校 1994 普师 1998
陶德格乐 女 32 乌兰察布市蒙古族师范学校 1995 美术 1999
高芳 女 27 包头师范学校 1999 音乐 2001
三、达茂旗政府行为：
达茂旗政府一直以旗财政紧张、没有编制、凡进必考等理由拒绝未分配大中专毕业生的分配问题，而旗政府又是如何做的呢？
1、1998年，达茂旗政府没有通过考试分配中等师范毕业生18人。
2、2000年，因计算机、英语刚步入学校，缺乏计算机教师，达茂旗政府向社会招聘计算机、英语教师30名，其中分配4名，共34名，招聘公务员12人。
3、2001年8月，达茂旗政府没有通过考试分配中等师范生50多人。
4、2005年5月，达茂旗政府向社会招聘30人。其教师10名，分配9人，共39人。
5、2006年8月，达茂旗政府向社会招聘教师70名，分配5人，共75名。
6、2008年12月，达茂旗政府向社会招聘事业人员 人， 其中教师18人。
7、2010年6月份，达茂旗政府通过内蒙人事厅向社会招聘特岗教师50名。其中小学教师35名，中学教师15名。
试问：
1、达茂旗政府的行为怎能说明旗财政紧张、没有编制这一问题呢？
2、达茂旗政府以凡进必考拒绝未分配大中专毕业生分配问题，但每年都有未参加考试人员进入事业单位，又怎能说明凡进必考这一问题呢？
3、从1997年开始旗政府就以编制紧缺，无法安置大中专毕业生为理由，而旗政府为什么又在以后的年限里根据旗人才短缺，向上级部门提供培养招生计划呢？
4、达茂旗政府分配和招聘那么人，为何不能解决我们的分配问题呢？
通过上述上访情况，可以看出，政府根本没有诚意来解决我们的毕业分配问题，也没有诚意承担大中专毕业生就业的责任。例如：
1、考试制度没有透明度，不公开不公正。
2、以专业不对口、学历不高限制我们的分配工作。
3、达茂旗现在空编184个，在编制空缺的情况下，旗政府以没有编制为理由，拒绝我们的请求，使我们有编不能就业。
4、同是包头市范围内，九原、石拐、土右、白云、固阳等旗县都以安置（附：解决方案），而我们达茂旗怎么就搞特殊呢？
四、我们的实际情况：
1、身份没有确定，户口挂在亲属或朋友户籍上，还有部分毕业生至今没有落户。
2、我们都是自谋生路，有的摆摊设点，有的给别人打工，有的在学校代课。
3、社会资源无法享受，由于没有完整户籍，农村考生没有土地，国家的各种对农村的优惠政策我们无法享受，城市不列入统筹范围，城市的各种优惠政策无法享受，我们介于农村与城市的边缘人。
五、我们的请求：
我们希望能通过网络让更多的人帮助我们。为我们指点迷途，我们需要您的帮助！ 好心人啊，帮帮我们吧！真的是身在异乡的人走投无路啊 ！……
附件：
1、关于中共达茂旗联合旗委员会给市委并张铁网副书记《关于达茂旗乌盟蒙族师范学校98届毕业生家长信访案件协调处理情况的几点说明》。
2、包人发[2007]148号《关于做好2000—2002级包头生源中师和小教大专毕业生招聘就业工作的意见》。
3、包府发[1999]33号《关于做好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就业报告的通知》。
4、内教发[2002]87号《关于调整我区中师和小教大专毕业生就业政策的意见》。
5、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信访局办信处对孟格宝力格同志的简复。
6、包头市各旗县对中师生及大专小教毕业生解决分配实施方案。
达茂旗1994——1999级大中专生师范生紧急求助！
姜力钧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10/08/201008291527.shtml
匈奴人西迁和厄鲁特部落的历史关系
[ 内容提要] 历史的发展轨迹往往留给人们它神秘的一点，兴的是我们可以透过先辈们的记忆（文字的和口头的传说...）去放大，梳理那个几乎难以想象的历史的一点一滴。何况象以下谈到的神秘消失的罗马军团、匈奴人中的奇特军队、匈奴人西迁和有关厄鲁特部落的一段话在“历史的交叉点”上找到了其合理的解释。
[关键词] 神秘消失的罗马军团 匈奴人西迁 有关厄鲁特部落
前言
我一直想在匈奴人西迁乃至与厄鲁特部落关系方面需要说一两句，象众多问题一样，捆绕历史学家们的匈奴人西迁、对为什么西迁的回答只是很顺起自然的说到“因受到当时汉朝政府的打击”，我下面的谈到内容不是勉强的凑合，而是从侧面上去考虑、并努力回答以上的问题，即从我们需要更加细心关注的细节上的去探讨有关问题。
1、神秘消失的罗马军团
公元前54年，强大的罗马帝国出兵四万，由克拉苏统帅军队进行征战，在安息（今伊朗）如入无人之境，获取了大片的土地并掠夺了大量的金银财宝。一年后，当这支耀武扬威的军队继续向前推进的时候，却陷入了重围。他们在安息人强有力的围攻下很快就被打得四分五裂，溃不成军。残兵退向亚美尼亚，但就在这时，波斯的军队又出其不意地将他们包围起来，经过几天的激战，大部分士兵都被杀死，只有克拉苏的长子所指挥的第一军团的6000人侥幸逃脱灭顶之灾。而克拉苏被俘后则被安息人杀死。
几年之后，罗马帝国与安息又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争之后，终于化干戈为玉帛，两国签订了和约。双方相互遣返了战争俘虏，罗马人却大失所望：当年突围出来的第一军团竟然没有一丝踪影。第一军团的消失成了罗马史上的一桩悬案，千百年来一直困扰着西方史学界。
2、匈奴人中的奇特军队
据中国史籍《汉书·陈汤传》记载：公元前36年，汉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带领约四万精兵走出西域，讨伐单于。在征战的过程中，他们看到单于手下有一支很奇特的雇佣军（被匈奴人收容编在军队中）：他们“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阵，讲习用兵”，“土城外有重木城”…”从这些记载中可发现，这支雇佣军用圆形盾牌组成鱼鳞阵的进攻阵式和在土城外修重木城的防御手段，正是当年罗马军队出奇制胜、继而成为大帝国的重要战术之一。而这种作战手段是罗马人所独有的。因此，有史学家认为，当年陈汤等看到的这支队伍就是曾被单于降服的罗马军队。
3、匈奴人西迁
据《后汉书》记载，永元元年（89年），车骑将军窦宪等大破北匈奴于稽落山。永元三年（91年），窦宪又遣将“击北虏于金微山，大破之。……北单于逃走，不知所在。”受到东汉数次重创的北匈奴，远遁西北，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民族大迁徙。
据当时汉文献纪录看，北匈奴西迁的大体情况是：一部分南下并入南匈奴，一部分西“走乌孙”（《魏书·西域传》），其后又有一部分人转徒康居（《后汉书·袁安传》）。
他们中间主力部分先是到达了乌孙国小昆弥的领地（今新疆焉耆以西的巴音布鲁克草原和伊犁河上游）。百年之后，这支匈奴人在鲜卑的攻击下，被迫西迁，经咸海和里海以北，逐渐转徙至小亚细亚和欧洲，征服了哥特人，击败了东罗马大军。公元434年，阿提拉继位为单于，西征西欧；北征北欧，直达波罗的海；南征意大利，创建了欧洲的匈奴大帝国。
而未能随北匈奴单于西迁欧洲的老弱，则继续留居巴音布鲁克草原和伊犁河上游，在魏晋南北朝时建立了悦般国。悦般国对西域历史产生过及其深远的影响。
4、有关厄鲁特部落的一段话
据《卫拉特历史文献》（托忒文）中记载着有关厄鲁特部落的一段话： “大厄鲁特被黄魔（本人认为是蒙古人对白种人的习惯称呼）引向日落处而消失，小厄鲁特留在了原地”。*
*注：《卫拉特历史文献》（托忒文）中有关这样的记录还有几种：
（一）《和舒德诺因巴图尔吾巴锡图门所著四卫拉特历史》中写到“四卫拉特之一为厄鲁特，它们被黄魔引诱从卫拉特奔离而称之为厄鲁特”/189页；
（二）《嘎帮西尔比历史》中写到“四十（以万为单位，后面也一样）为蒙古，四为四个卫拉特，第一个是厄鲁特，被黄魔引诱迁走而失踪”/244页；（三）《呼伦贝尔地区概略》（第六章，五，厄鲁特）中写到“厄鲁特是四卫拉特之重员，与霍尔，布里雅特是一源......巴尔胡巴图尔者有三个儿子，一是霍尔太，另一个是布里雅太，第三子为厄里古太，因厄里古太喜好征战奔向西方.......”/271页。
关于“厄鲁特”的这些断断续续的记录我们应该认为它的题材来源于一个古老的传说，而它的题材就想我们要证明的一样，与一个古代民族有关！
懂蒙古历史的人都知道卫拉特蒙古（包括最初的13世纪的卫拉特和后来的卫拉特联盟）中就没有“大厄鲁特”或“小厄鲁特”之分的，那么上面那段话的根据在那里呢？！我的猜测是基于神秘消失的罗马军团、匈奴人中的奇特军队及匈奴人后来的西迁，我们可以得到较合理的答案，即：（一）促使匈奴人西迁的原因除了与汉朝的对抗中失利及后来的鲜卑人的攻击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匈奴人通过留在他们当中的罗马军人知道了“日落之处”还有一个比较适合他们的地方。他们除了有继续留在亚洲的危险之外还有一个新的生存机遇，而这个机遇的诱惑恰恰压倒了别的选择。极可能当年罗马军人的话语把匈奴人引向了极其陌生而充满挑战的地域。关于这一推测是来自《后汉书·南匈奴传》“乃远引而去。”的纪录，虽然文献没有更加详细的关于北匈奴“远引”的解释，但我们前面提出的解释是很恰当并且接近当时历史客观事实。（二）在漫长的西迁（包括匈奴人占领乌孙国小昆弥领地的百年）过程中，匈奴人当中的罗马人已经被他们同化，最后到达欧洲的匈奴人有了一些白种人的特征。西方史家为匈奴有白，黑之分，说与外族通婚的称为白匈奴(巴克：《鞑靼千年史》所引吉朋语)的说法，这个外族我们理解是正对匈奴人当中与匈奴人生理特征少不的一群人而讲的,所以这个外族是不同于匈奴人的.这为我们这一推理提供了真实的旁证。我想我们在这里可以解决欧洲人关于“匈人”人种的争论！。（三）“北匈奴留下来的老弱”这一事实，与以上“小厄鲁特留在了原地”和很多学者关于“厄鲁特”这个名字本义的解释（即“遗留者”）是相符的（注：厄鲁特（Oeled）这个名字的来历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大体内容就是因对自己同胞极度失望，丢下故土而奔走远方得的这个名字）。为什么会对“对自己同胞极度失望”这个传说没有交代，但我们可以假设：可能因西迁的问题，当时匈奴人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西迁，另一派坚持留下。但不管是怎么样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最后的结果使全体匈奴人是失望的、选择西迁是不得已的选择。
附录 ：
1、关于匈奴“Onlaa”和厄鲁特原称“Oelaa”
“匈奴”的“匈”一词在古代汉语中读“gong”，与“恭”字是同一个音，而“奴”是丑化的符号。
突厥语中“匈奴”读为“Onlaa”意为“十”，来源于匈奴军事划分的“十进制”。而厄鲁特原来的称呼是“Oelaa”（众多学者关于这个字本义的解释：“长子”、“高大身子”、“遗留者”等）。因突厥语中“laa”表示复数，我们可以把它去掉，就剩下“On”、“Oe”两个读音。在本人看来这两个读音极其接近“匈”字的读音Hun，理应古代蒙语中的h音可读为k，同样O 可读为h或k。
2、关于“卫拉特”
这个名称的来历有几种解释，我比较同意的观点是“卫拉特”这个名称来源于“厄鲁特（也写额鲁特）”。理由：（一）厄鲁特部落对卫拉特联盟的形成起着极其重要的组织奠基作用，它在卫拉特历史上一直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这一点蒙古学者是肯定的。因为北方游牧民族有着一个历史习惯和特征既：在很多部落中那个部落的势力较强盛时，别的部落就以这个部落的名称来代替自己部落称呼。从匈奴到鲜卑，从突厥到蒙古，都是这样的。（二）“厄鲁特”的称呼在蒙古文献上包括两种含义（1）广义上指巴尔胡、布里雅特、乌梁海（图瓦）及古代卫拉特蒙古（2）狭义上指厄鲁特，这里本人应用的是第一解释。所以“厄鲁特”的称呼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游牧社会组织特征，现代的“卫拉特(Oirad)”这个名称应该是来之“厄鲁特(Oeled)”的译音或谐音。
3、关于卫拉特人生活的地域
我们知道蒙古学家们都认可，八河流域的广大地区是卫拉特蒙古生活的区域。换一句话，也就是说阿尔泰山以西巴尔喀什湖以东地区都是卫拉特蒙古活动的区域。这跟西迁欧洲的北匈奴把“老弱”留下于今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和伊犁河上游的事实是可以吻合的。
[关键词] 神秘消失的罗马军团 匈奴人西迁 有关厄鲁特部落
前言
我一直想在匈奴人西迁乃至与厄鲁特部落关系方面需要说一两句，象众多问题一样，捆绕历史学家们的匈奴人西迁、对为什么西迁的回答只是很顺起自然的说到“因受到当时汉朝政府的打击”，我下面的谈到内容不是勉强的凑合，而是从侧面上去考虑、并努力回答以上的问题，即从我们需要更加细心关注的细节上的去探讨有关问题。
1、神秘消失的罗马军团
公元前54年，强大的罗马帝国出兵四万，由克拉苏统帅军队进行征战，在安息（今伊朗）如入无人之境，获取了大片的土地并掠夺了大量的金银财宝。一年后，当这支耀武扬威的军队继续向前推进的时候，却陷入了重围。他们在安息人强有力的围攻下很快就被打得四分五裂，溃不成军。残兵退向亚美尼亚，但就在这时，波斯的军队又出其不意地将他们包围起来，经过几天的激战，大部分士兵都被杀死，只有克拉苏的长子所指挥的第一军团的6000人侥幸逃脱灭顶之灾。而克拉苏被俘后则被安息人杀死。
几年之后，罗马帝国与安息又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争之后，终于化干戈为玉帛，两国签订了和约。双方相互遣返了战争俘虏，罗马人却大失所望：当年突围出来的第一军团竟然没有一丝踪影。第一军团的消失成了罗马史上的一桩悬案，千百年来一直困扰着西方史学界。
2、匈奴人中的奇特军队
据中国史籍《汉书·陈汤传》记载：公元前36年，汉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带领约四万精兵走出西域，讨伐单于。在征战的过程中，他们看到单于手下有一支很奇特的雇佣军（被匈奴人收容编在军队中）：他们“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阵，讲习用兵”，“土城外有重木城”…”从这些记载中可发现，这支雇佣军用圆形盾牌组成鱼鳞阵的进攻阵式和在土城外修重木城的防御手段，正是当年罗马军队出奇制胜、继而成为大帝国的重要战术之一。而这种作战手段是罗马人所独有的。因此，有史学家认为，当年陈汤等看到的这支队伍就是曾被单于降服的罗马军队。
3、匈奴人西迁
据《后汉书》记载，永元元年（89年），车骑将军窦宪等大破北匈奴于稽落山。永元三年（91年），窦宪又遣将“击北虏于金微山，大破之。……北单于逃走，不知所在。”受到东汉数次重创的北匈奴，远遁西北，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民族大迁徙。
据当时汉文献纪录看，北匈奴西迁的大体情况是：一部分南下并入南匈奴，一部分西“走乌孙”（《魏书·西域传》），其后又有一部分人转徒康居（《后汉书·袁安传》）。
他们中间主力部分先是到达了乌孙国小昆弥的领地（今新疆焉耆以西的巴音布鲁克草原和伊犁河上游）。百年之后，这支匈奴人在鲜卑的攻击下，被迫西迁，经咸海和里海以北，逐渐转徙至小亚细亚和欧洲，征服了哥特人，击败了东罗马大军。公元434年，阿提拉继位为单于，西征西欧；北征北欧，直达波罗的海；南征意大利，创建了欧洲的匈奴大帝国。
而未能随北匈奴单于西迁欧洲的老弱，则继续留居巴音布鲁克草原和伊犁河上游，在魏晋南北朝时建立了悦般国。悦般国对西域历史产生过及其深远的影响。
4、有关厄鲁特部落的一段话
据《卫拉特历史文献》（托忒文）中记载着有关厄鲁特部落的一段话： “大厄鲁特被黄魔（本人认为是蒙古人对白种人的习惯称呼）引向日落处而消失，小厄鲁特留在了原地”。*
*注：《卫拉特历史文献》（托忒文）中有关这样的记录还有几种：
（一）《和舒德诺因巴图尔吾巴锡图门所著四卫拉特历史》中写到“四卫拉特之一为厄鲁特，它们被黄魔引诱从卫拉特奔离而称之为厄鲁特”/189页；
（二）《嘎帮西尔比历史》中写到“四十（以万为单位，后面也一样）为蒙古，四为四个卫拉特，第一个是厄鲁特，被黄魔引诱迁走而失踪”/244页；（三）《呼伦贝尔地区概略》（第六章，五，厄鲁特）中写到“厄鲁特是四卫拉特之重员，与霍尔，布里雅特是一源......巴尔胡巴图尔者有三个儿子，一是霍尔太，另一个是布里雅太，第三子为厄里古太，因厄里古太喜好征战奔向西方.......”/271页。
关于“厄鲁特”的这些断断续续的记录我们应该认为它的题材来源于一个古老的传说，而它的题材就想我们要证明的一样，与一个古代民族有关！
懂蒙古历史的人都知道卫拉特蒙古（包括最初的13世纪的卫拉特和后来的卫拉特联盟）中就没有“大厄鲁特”或“小厄鲁特”之分的，那么上面那段话的根据在那里呢？！我的猜测是基于神秘消失的罗马军团、匈奴人中的奇特军队及匈奴人后来的西迁，我们可以得到较合理的答案，即：（一）促使匈奴人西迁的原因除了与汉朝的对抗中失利及后来的鲜卑人的攻击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匈奴人通过留在他们当中的罗马军人知道了“日落之处”还有一个比较适合他们的地方。他们除了有继续留在亚洲的危险之外还有一个新的生存机遇，而这个机遇的诱惑恰恰压倒了别的选择。极可能当年罗马军人的话语把匈奴人引向了极其陌生而充满挑战的地域。关于这一推测是来自《后汉书·南匈奴传》“乃远引而去。”的纪录，虽然文献没有更加详细的关于北匈奴“远引”的解释，但我们前面提出的解释是很恰当并且接近当时历史客观事实。（二）在漫长的西迁（包括匈奴人占领乌孙国小昆弥领地的百年）过程中，匈奴人当中的罗马人已经被他们同化，最后到达欧洲的匈奴人有了一些白种人的特征。西方史家为匈奴有白，黑之分，说与外族通婚的称为白匈奴(巴克：《鞑靼千年史》所引吉朋语)的说法，这个外族我们理解是正对匈奴人当中与匈奴人生理特征少不的一群人而讲的,所以这个外族是不同于匈奴人的.这为我们这一推理提供了真实的旁证。我想我们在这里可以解决欧洲人关于“匈人”人种的争论！。（三）“北匈奴留下来的老弱”这一事实，与以上“小厄鲁特留在了原地”和很多学者关于“厄鲁特”这个名字本义的解释（即“遗留者”）是相符的（注：厄鲁特（Oeled）这个名字的来历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大体内容就是因对自己同胞极度失望，丢下故土而奔走远方得的这个名字）。为什么会对“对自己同胞极度失望”这个传说没有交代，但我们可以假设：可能因西迁的问题，当时匈奴人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西迁，另一派坚持留下。但不管是怎么样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最后的结果使全体匈奴人是失望的、选择西迁是不得已的选择。
附录 ：
1、关于匈奴“Onlaa”和厄鲁特原称“Oelaa”
“匈奴”的“匈”一词在古代汉语中读“gong”，与“恭”字是同一个音，而“奴”是丑化的符号。
突厥语中“匈奴”读为“Onlaa”意为“十”，来源于匈奴军事划分的“十进制”。而厄鲁特原来的称呼是“Oelaa”（众多学者关于这个字本义的解释：“长子”、“高大身子”、“遗留者”等）。因突厥语中“laa”表示复数，我们可以把它去掉，就剩下“On”、“Oe”两个读音。在本人看来这两个读音极其接近“匈”字的读音Hun，理应古代蒙语中的h音可读为k，同样O 可读为h或k。
2、关于“卫拉特”
这个名称的来历有几种解释，我比较同意的观点是“卫拉特”这个名称来源于“厄鲁特（也写额鲁特）”。理由：（一）厄鲁特部落对卫拉特联盟的形成起着极其重要的组织奠基作用，它在卫拉特历史上一直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这一点蒙古学者是肯定的。因为北方游牧民族有着一个历史习惯和特征既：在很多部落中那个部落的势力较强盛时，别的部落就以这个部落的名称来代替自己部落称呼。从匈奴到鲜卑，从突厥到蒙古，都是这样的。（二）“厄鲁特”的称呼在蒙古文献上包括两种含义（1）广义上指巴尔胡、布里雅特、乌梁海（图瓦）及古代卫拉特蒙古（2）狭义上指厄鲁特，这里本人应用的是第一解释。所以“厄鲁特”的称呼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游牧社会组织特征，现代的“卫拉特(Oirad)”这个名称应该是来之“厄鲁特(Oeled)”的译音或谐音。
3、关于卫拉特人生活的地域
我们知道蒙古学家们都认可，八河流域的广大地区是卫拉特蒙古生活的区域。换一句话，也就是说阿尔泰山以西巴尔喀什湖以东地区都是卫拉特蒙古活动的区域。这跟西迁欧洲的北匈奴把“老弱”留下于今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和伊犁河上游的事实是可以吻合的。
不明事理的“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听完今天18：30开始的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后，我感到非常气愤。原因如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的世界各国支持乌鲁木齐采取的反分裂斗争措施的国家中，只有越南、阿富汗、菲律宾等三个国家，余下的就是华人华侨的支持声明(央广也是，在播报华人华侨的支持声明时，应该注明一下这些华人华侨中有多少非汉族的人，以说明我们的支持基础具有广泛的跨民族性）。
俗话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那些没有发表声明表示支持的大多数国家太不像话了，太不明事理了。还有，与中国签有一起反对“三股势力”条约的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有没有发表支持声明？所谓“战略合作伙伴”国家俄罗斯有没有发表支持声明？去年中共没有跟着俄罗斯承认南奥塞梯，他们不会因此而有什么意见吧？
俗话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那些没有发表声明表示支持的大多数国家太不像话了，太不明事理了。还有，与中国签有一起反对“三股势力”条约的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有没有发表支持声明？所谓“战略合作伙伴”国家俄罗斯有没有发表支持声明？去年中共没有跟着俄罗斯承认南奥塞梯，他们不会因此而有什么意见吧？
如此“繁荣”民族文化
最近在媒体上经常看到“繁荣”、“发展”民族文化之类的报道。我这个人看问题总有那么一种另类，喜欢从反方向思考问题。于是乎，这个“繁荣”、“发展”在我眼里就变成了有关方面似乎已经意识到“繁荣”、“发展”得还远远不够，甚至严重滞后的形势。从比较的角度看，日本在经济高度发展的20世纪60-70年代已经有了自己的若干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当然包括文学等人文领域。记得去年有位华裔米国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时候，中国有记者曾自作多情的问对方：“作为华裔中国人科学家，您的获奖对中国的科学工作者将会产生什么影响？”,结果却得到了“对不起，我不是中国人。我出生在米国，受教育也是在美国”的回答。就是说，给那位科学家带来诺贝尔成果的并不是中国人这个血统，而是美国这个后天的土壤。于是问题就出来了，为什么中国这个土壤不行？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刚才提到的经济现代化这个话题说开来。
中国的文化侏儒。由于先天的被害者心理，几千年重复往返的内战所带来的邻里仇杀、亲朋反目等悲剧，中国人中漠视他人的存在、缺乏诚信与良知的要素根深蒂固且肆虐横行。这种文化阴暗面与经济暴发户的得意忘形结合起来，造成了今天中国在文化方面的国粹主义和国家关系中的民族主义。
这种国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容不得异质文化的存在。反映在文化、学术研究的政策层面上就是只允许你歌颂大一统的美好一面，只允许你挖掘有利于各民族团结奋斗的历史文化遗产。于是，歌颂所谓“中华民族”主义即汉民族主义大大的好，钱的、出版的、论文的应有尽有，反之则对不起了。于是，真正有学术良心和独立人格的学人不屑为之，而那些肩负“繁荣”、“发展”民族文化重任的民族所谓“精英们”，只得在事先划定的范围内寻找“繁荣”、“发展”的空间-温室中培养出的东西经得起风考雨验吗？！
记得去年在中共新华网内蒙古网站上曾经登出来一则要为“昭君文化”申请文化遗产的消息。消息还附有一位垃圾专家（这是我给那种人起的专有名词）的一段豪言壮语。好一个不知天高地厚、厚颜无耻的“美好愿望”啊！世界文化遗产是什么？我们先简单看看她的几个标准：1、表现人类创造性才能的杰作；2、在一定时期的一定文化范围内，其建筑、技术、里程碑式的艺术、都市计划、景观造型，表现了重要的人类价值的交流；3、现存的或已经消失的文化传统或文明的唯一的或稀有的证据；4、表现人类历史上重要时代的建筑样式、建筑群或技术积累、景观造型；5、在无法抵御的环境变化中处于危机状态的、表现一种文化或多元文化的传统村落或土地利用方面的例子；6、显著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事件、与现存的传统、思想、信仰或艺术、文学有明显的关联性的东西。
看看，你的昭君文化和昭君墓除了是官方制造的文化以外，哪个部分跟上述六点沾上边？不信我们打个赌，再过5亿年，它也上不了世界文化遗产的台面。若有关方面果真听信那些半瓶子专家的建议，把它提上参评的平台，只能徒然增加笑料而已。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刚才提到的经济现代化这个话题说开来。
中国的文化侏儒。由于先天的被害者心理，几千年重复往返的内战所带来的邻里仇杀、亲朋反目等悲剧，中国人中漠视他人的存在、缺乏诚信与良知的要素根深蒂固且肆虐横行。这种文化阴暗面与经济暴发户的得意忘形结合起来，造成了今天中国在文化方面的国粹主义和国家关系中的民族主义。
这种国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容不得异质文化的存在。反映在文化、学术研究的政策层面上就是只允许你歌颂大一统的美好一面，只允许你挖掘有利于各民族团结奋斗的历史文化遗产。于是，歌颂所谓“中华民族”主义即汉民族主义大大的好，钱的、出版的、论文的应有尽有，反之则对不起了。于是，真正有学术良心和独立人格的学人不屑为之，而那些肩负“繁荣”、“发展”民族文化重任的民族所谓“精英们”，只得在事先划定的范围内寻找“繁荣”、“发展”的空间-温室中培养出的东西经得起风考雨验吗？！
记得去年在中共新华网内蒙古网站上曾经登出来一则要为“昭君文化”申请文化遗产的消息。消息还附有一位垃圾专家（这是我给那种人起的专有名词）的一段豪言壮语。好一个不知天高地厚、厚颜无耻的“美好愿望”啊！世界文化遗产是什么？我们先简单看看她的几个标准：1、表现人类创造性才能的杰作；2、在一定时期的一定文化范围内，其建筑、技术、里程碑式的艺术、都市计划、景观造型，表现了重要的人类价值的交流；3、现存的或已经消失的文化传统或文明的唯一的或稀有的证据；4、表现人类历史上重要时代的建筑样式、建筑群或技术积累、景观造型；5、在无法抵御的环境变化中处于危机状态的、表现一种文化或多元文化的传统村落或土地利用方面的例子；6、显著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事件、与现存的传统、思想、信仰或艺术、文学有明显的关联性的东西。
看看，你的昭君文化和昭君墓除了是官方制造的文化以外，哪个部分跟上述六点沾上边？不信我们打个赌，再过5亿年，它也上不了世界文化遗产的台面。若有关方面果真听信那些半瓶子专家的建议，把它提上参评的平台，只能徒然增加笑料而已。
泛蒙古运动组织介入蒙古国中国建筑工地的冲突
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一处中国援建蒙古国项目工地，日前饮水管发生爆裂，中国承建公司员工在进入隔壁工地维修时，由于语言沟通不畅，发生冲突，双方各有损伤，本是一起小小的摩擦却在事发后的几天不断升级。
8月21日，蒙古警方来到专案工地现场，有人报案，中资企业员工打人，警察欲将两名中资企业员工带走时，被现场赶来的120多名中资企业员工包围，殴打蒙古警察，砸损了警方车辆，打伤了两名蒙古警员。
中国大使馆人员赶到后，平息了事件，由于是政府援建专案，该事件转由双方政府有关部门协商处理。8月22日，2名“泛蒙古运动”组织成员进入专案工地找茬，与中资企业员工发生肢体冲突被殴打。泛蒙古运动组织成员：“我们认为殴打蒙古员警就是侮辱我们的政府，破坏我们的法律，因此我们要求严惩凶手，驱逐参与肇事的中国人。”
目前，蒙古国已成立特别调查小组，对该事件进行彻底调查。在结果出来之前，该援建专案暂停施工。
呼伦贝尔日报网
8月21日，蒙古警方来到专案工地现场，有人报案，中资企业员工打人，警察欲将两名中资企业员工带走时，被现场赶来的120多名中资企业员工包围，殴打蒙古警察，砸损了警方车辆，打伤了两名蒙古警员。
中国大使馆人员赶到后，平息了事件，由于是政府援建专案，该事件转由双方政府有关部门协商处理。8月22日，2名“泛蒙古运动”组织成员进入专案工地找茬，与中资企业员工发生肢体冲突被殴打。泛蒙古运动组织成员：“我们认为殴打蒙古员警就是侮辱我们的政府，破坏我们的法律，因此我们要求严惩凶手，驱逐参与肇事的中国人。”
目前，蒙古国已成立特别调查小组，对该事件进行彻底调查。在结果出来之前，该援建专案暂停施工。
呼伦贝尔日报网
2010年8月28日星期六
成吉思汗不会想到，脆弱的草原正遭受无情地破坏
“看！左面就是成吉思汗陵！”公路远处绿草如茵，一片草原特有景色，远处屹立着一片蒙古建筑，中间是一顶金色大帐，这就是成吉思汗的衣冠冢，距离鄂尔多斯东胜区70公里。
成吉思汗不会想到，今天的内蒙草原已经深深烙上了农耕文明的痕迹，水草丰沛的内蒙草原上已屹立起一座座巨大的城市，脆弱的草原生态正在遭受无情地破坏。
气派的草原新城
鄂尔多斯康巴什新城，从建设到现在只有5年历史。对于一个只有5年历史的新区，眼前的一切都太“豪华”了：柏油马路宽阔而整齐，城市中心广场上竖立着巨大的雕像，街道上有草坪、鲜花和喷泉。以广场为中心，四周围绕着博物馆、图书馆等气派豪华的现代建筑物。而远处是一片一片正在建设中的楼盘。
但是人们是否会记起这里的年降水量350毫米，蒸发量3000毫米。人们是否知道几年前这里是内蒙古水草丰沛的草原。人们可否知道这里正在过度开采地下水来满足城市景观。
著名环保人士汪永晨告诉考察团，鄂尔多斯要把这里打造成一个生态城市，现在用于维持城市运转的全部是地下水，并且鄂尔多斯市正在向中央申请引入黄河水。“我们是否需要在水资源如此匮乏的地方新建一座城市？是否需要用浪费大量水资源为代价来打造一座所谓的‘生态城市’？”汪永晨提出了她的担忧。
过度开垦加剧草场退化
草原上有这样的说法：一年开草场、二年打点粮、三年五年变沙梁。汪永晨说：“作为以农耕文化为背景的汉人在很早之前就进入了内蒙草原，以汉人的文化传统和生产方式对游牧地区进行开垦。”
汉人自以为自己的文化比游牧民族先进，不理解草原生态系统，将水草丰沛的草场逐步开垦为农田，并教导游牧民族对牛羊进行圈养，而由于圈养引起的超载放牧进一步加剧了草场的退化。
“发财菜”吃出了内蒙草原的荒漠
“发菜”又称地毛，主要生长在戈壁地区。大约10年前，200万左右人次的非法挖发菜者涌入内蒙古草原挖掘发菜，涉及的草场面积约为2.2亿多亩，遍布内蒙古中西部的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巴彦淖尔盟、伊克昭盟、阿拉善盟等12个地方。
发菜挖掘致使0.6亿亩草原遭到完全破坏，成为荒漠化地带；其余1亿多亩草原在遭到严重破坏后，正处于沙化过程中。草原总面积的急剧减少加重了超载放牧的趋势，进一步加剧了整个大草原的破坏。内蒙古每年为此损失近30亿元，发菜挖掘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失不可估量。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10/08/201008271423.shtml
成吉思汗不会想到，今天的内蒙草原已经深深烙上了农耕文明的痕迹，水草丰沛的内蒙草原上已屹立起一座座巨大的城市，脆弱的草原生态正在遭受无情地破坏。
气派的草原新城
鄂尔多斯康巴什新城，从建设到现在只有5年历史。对于一个只有5年历史的新区，眼前的一切都太“豪华”了：柏油马路宽阔而整齐，城市中心广场上竖立着巨大的雕像，街道上有草坪、鲜花和喷泉。以广场为中心，四周围绕着博物馆、图书馆等气派豪华的现代建筑物。而远处是一片一片正在建设中的楼盘。
但是人们是否会记起这里的年降水量350毫米，蒸发量3000毫米。人们是否知道几年前这里是内蒙古水草丰沛的草原。人们可否知道这里正在过度开采地下水来满足城市景观。
著名环保人士汪永晨告诉考察团，鄂尔多斯要把这里打造成一个生态城市，现在用于维持城市运转的全部是地下水，并且鄂尔多斯市正在向中央申请引入黄河水。“我们是否需要在水资源如此匮乏的地方新建一座城市？是否需要用浪费大量水资源为代价来打造一座所谓的‘生态城市’？”汪永晨提出了她的担忧。
过度开垦加剧草场退化
草原上有这样的说法：一年开草场、二年打点粮、三年五年变沙梁。汪永晨说：“作为以农耕文化为背景的汉人在很早之前就进入了内蒙草原，以汉人的文化传统和生产方式对游牧地区进行开垦。”
汉人自以为自己的文化比游牧民族先进，不理解草原生态系统，将水草丰沛的草场逐步开垦为农田，并教导游牧民族对牛羊进行圈养，而由于圈养引起的超载放牧进一步加剧了草场的退化。
“发财菜”吃出了内蒙草原的荒漠
“发菜”又称地毛，主要生长在戈壁地区。大约10年前，200万左右人次的非法挖发菜者涌入内蒙古草原挖掘发菜，涉及的草场面积约为2.2亿多亩，遍布内蒙古中西部的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巴彦淖尔盟、伊克昭盟、阿拉善盟等12个地方。
发菜挖掘致使0.6亿亩草原遭到完全破坏，成为荒漠化地带；其余1亿多亩草原在遭到严重破坏后，正处于沙化过程中。草原总面积的急剧减少加重了超载放牧的趋势，进一步加剧了整个大草原的破坏。内蒙古每年为此损失近30亿元，发菜挖掘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失不可估量。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10/08/201008271423.shtml
2010年8月27日星期五
所谓“中华母亲节”
有媒体报道说全国政协委员李汉秋与45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呼吁要把孟子母亲的诞生日设置为“中华母亲节”（新华网2007年5月12日电），可后来又没有了消息，不知道最近又有什么新的动向。以国家名义设置节日，一个基本前提是该节日必须得到境内全体国民的认可，孟母能达到这个标准吗？要知道，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而孟子是汉族，孟子的母亲自然也是汉族。为什么要以某个特定民族的某个特定人物的母亲的诞生日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母亲节”呢？照此逻辑，有人是不是也有权力提出以成吉思汗的母亲或努尔哈赤的母亲或阿凡提或松赞干布的母亲的诞生日为母亲节呢？逻辑上成立嘛！
诚然，中国官方的论理是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皆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不过，即使这个论理能够成立，也有一个时限，即，“中华民族”是在进入近代以后，在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的斗争中形成的，而孟母的诞生是公元前的事情，离19世纪相差几千年。
恕笔者孤陋寡闻，在美国有没有过把圣母玛利亚或莎士比亚或华盛顿母亲的诞生日定为母亲节的动议？俄罗斯是不是应该把伊凡三世或托尔斯泰母亲的诞生日定为母亲节？览遍民主制国家的国定节日，从没有看到过或听说过把某一特定民族的某个祖先的诞生日定为国定节日的先例。是他们不爱祖先或者是白痴吗？非也。人家没有那么做恰恰是因为他们非常清醒。因为人家知道，要想在由不同族群组成的国度建立一个大家都认同的文化标示，必须超越特定民族或地域的界限，否则适得其反。
为了说明究竟什么是超越民族、地域界限的问题，下面我们不妨举几个例子，看看人家的母亲节是怎么来的。
英国的母亲节上溯到17世纪，源于作公务的孩子每年一次在教堂与母亲相见的传统；美国的母亲节则源自19世纪美国女权活动家朱利亚（Julia Ward How）。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朱利亚发起发动妇女参加拒绝把丈夫和孩子送往战场的运动，并组织妇女参加改善敌我双方负伤士兵的卫生状况的被称作“母亲日”（Mother's work day)的工作。朱利亚去世2年后的1907年，其女儿为了怀念母亲，在母亲生前任教的教会举行纪念集会，给母亲遗像赠送母亲生前所喜欢的石竹。到了1914年，美国正式规定每年的5月2日为母亲日，并以石竹为象征物。
毋庸赘述，上述两个国家的母亲节都是与公务、无私的爱等有关系。尤其是美国的母亲节，她超越了敌我、民族等界限，与这个文明、那个传统或民族搭不上界。正是这种能够自由表达意志的、基于基督教的救赎与普爱精神的文化土壤，造就了超越民族、阶级界限的宽容，使其成为全世界绝大多数民族和国民所认同的价值追求。
我们的核心文化建设也应该而且只能着眼于多民族国家这个前提，在这个前提下着手实施争取不同民族的忠诚心于国家甚至人类的文化工程。我们羡慕美国国民对国家的忠诚，羡慕他们在如日本偷袭珍珠港或“9.11”事件时表现出的前所未有的团结和爱国。当然，我们也可以拿“多难兴邦”来安慰自己，说我们在抗日战争时是怎样的举国一致，在四川汶川地震时是怎样的共赴国难。但是请不要忘了，除了每当有国难，汉族地区都会出现比侵略军多几倍的伪军以外，文川地震时期也是藏独或东土势力威胁要阻扰奥运会的最盛时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国难时期，也是周边非汉民族争取离开中国中央政府的控制，建立自己独立国家的活动最为活跃的时期。就是说，危难时期，他们并没有如美国的民众那样，把忠诚心献给了国家。为什么？究其原因，我们除了大弹帝国主义的渗透、侵略等陈年老调以外，难道就没有值得反省的东西吗？
诚然，中国官方的论理是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皆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不过，即使这个论理能够成立，也有一个时限，即，“中华民族”是在进入近代以后，在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的斗争中形成的，而孟母的诞生是公元前的事情，离19世纪相差几千年。
恕笔者孤陋寡闻，在美国有没有过把圣母玛利亚或莎士比亚或华盛顿母亲的诞生日定为母亲节的动议？俄罗斯是不是应该把伊凡三世或托尔斯泰母亲的诞生日定为母亲节？览遍民主制国家的国定节日，从没有看到过或听说过把某一特定民族的某个祖先的诞生日定为国定节日的先例。是他们不爱祖先或者是白痴吗？非也。人家没有那么做恰恰是因为他们非常清醒。因为人家知道，要想在由不同族群组成的国度建立一个大家都认同的文化标示，必须超越特定民族或地域的界限，否则适得其反。
为了说明究竟什么是超越民族、地域界限的问题，下面我们不妨举几个例子，看看人家的母亲节是怎么来的。
英国的母亲节上溯到17世纪，源于作公务的孩子每年一次在教堂与母亲相见的传统；美国的母亲节则源自19世纪美国女权活动家朱利亚（Julia Ward How）。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朱利亚发起发动妇女参加拒绝把丈夫和孩子送往战场的运动，并组织妇女参加改善敌我双方负伤士兵的卫生状况的被称作“母亲日”（Mother's work day)的工作。朱利亚去世2年后的1907年，其女儿为了怀念母亲，在母亲生前任教的教会举行纪念集会，给母亲遗像赠送母亲生前所喜欢的石竹。到了1914年，美国正式规定每年的5月2日为母亲日，并以石竹为象征物。
毋庸赘述，上述两个国家的母亲节都是与公务、无私的爱等有关系。尤其是美国的母亲节，她超越了敌我、民族等界限，与这个文明、那个传统或民族搭不上界。正是这种能够自由表达意志的、基于基督教的救赎与普爱精神的文化土壤，造就了超越民族、阶级界限的宽容，使其成为全世界绝大多数民族和国民所认同的价值追求。
我们的核心文化建设也应该而且只能着眼于多民族国家这个前提，在这个前提下着手实施争取不同民族的忠诚心于国家甚至人类的文化工程。我们羡慕美国国民对国家的忠诚，羡慕他们在如日本偷袭珍珠港或“9.11”事件时表现出的前所未有的团结和爱国。当然，我们也可以拿“多难兴邦”来安慰自己，说我们在抗日战争时是怎样的举国一致，在四川汶川地震时是怎样的共赴国难。但是请不要忘了，除了每当有国难，汉族地区都会出现比侵略军多几倍的伪军以外，文川地震时期也是藏独或东土势力威胁要阻扰奥运会的最盛时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国难时期，也是周边非汉民族争取离开中国中央政府的控制，建立自己独立国家的活动最为活跃的时期。就是说，危难时期，他们并没有如美国的民众那样，把忠诚心献给了国家。为什么？究其原因，我们除了大弹帝国主义的渗透、侵略等陈年老调以外，难道就没有值得反省的东西吗？
从蒙古看大盛魁--第三只眼看旅蒙商
最近因了偶然的原因，看到一篇盛赞大盛魁商号的网络文章。兴趣所致，在百度上打入大盛魁几个字，还真发现了不少有关该商号的新闻报道或学术文章，且大多数都是内蒙古人写的，有的还发表在“内蒙古新闻网”甚至“内蒙古党委”的“机关刊物”“实践”杂志上。
近几年，从中共北京到地方都在号召宣传“主旋律”，从历史中挖掘所谓“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伟大传统”。可大盛魁号算哪门子“主旋律”、哪类“团结奋斗”的传统？翻开蒙古高原近三百年的历史，蒙古人心目中的旅蒙商是什么样子，只要熟悉蒙古民歌的人都知道，“奸诈、高利盘剥、不诚实”是其缩影。蒙古语对贸易或买卖行为表述为“Hodalduga”，意即虚伪、虚妄、撒谎之意。旅蒙商从内地廉价购进各种茶、糖、针线、丝绸等生活用品，以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价格贩卖给蒙古人，牟取暴利。包括今天的蒙古国在内的蒙古近代社会陷入经济凋敝，旅蒙商是主要的罪魁祸首。正因为如此，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起，当时的东蒙古自治政府及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发起组织农牧民贸易合作社，以避免旅蒙商的高利盘剥，恢复、发展内蒙古经济。
可以说，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旅蒙商对蒙古高原的经济社会发展都没有起过什么值得宣扬的积极作用。
当然，如果我们换个视角，从繁荣学术研究的角度观察旅蒙商，那问题又应另当别论了。不过，既是从繁荣学术的角度看问题，我们可不可以写一个“蒙古人眼中的旅蒙商”、“从蒙古看大盛魁”或“第三只眼看旅蒙商”之类的学术著作呢？要写这类著作，除了汉文记录的文献典籍是必不可少的论据来源之外，用非汉文写成的文献、记录、观察记显得更为重要。这就与观察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及其作用的时候，不能光靠中国官方或义和团等民间的记载，更要广泛借鉴传教士本人用自己的母语写成的记录以及各国驻中国的使领馆及传教组织的原始记录是一个道理。
笔者知道，在中国、蒙古以及俄、美、日、英、瑞、德等国家都保存有大量的、用各种文字写成的有关旅蒙商人在蒙古活动的各种文献史料。仅就笔者所知的用蒙古文、英文、日文写成的有关旅蒙商的记录，与国内有些人仅靠汉文典籍写成的旅蒙商或大盛魁商号的实际就有很大的出入甚至是截然不同的论断。
有人认为大盛魁商号在清末民初走向没落是因为内部腐败等等因素所致。其实这只触及到了问题的细枝末节，真正的原因在于俄美英日等列强大贸易公司在蒙古社会的渗透，打破了旅蒙商对蒙贸易的垄断，使他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进行高利盘剥所致。
谈到这里，问题的实质就出来了。原来，我们还是不能写从第三只眼看旅蒙商的书，这个学术还是不能繁荣。因为，这里涉及到该怎样评价近代列强与蒙古社会的关系、蒙古民族的觉醒与列强在内陆亚洲的渗透等一系列的敏感问题。说穿了，这个问题涉及到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不是我们所认为的“各民族人民共同反抗帝国主义”的政治公式问题，是不是如费孝通所说的“各族人民在共同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形成了命运共同体”的问题--归根结底，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不是如我们的教科书所说的“对内是各族人民推翻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压迫，取得阶级解放，对外则是中国境内各族人民以中华民族的身份从列强这个外来压迫民族的奴役下取得民族解放的问题”。你说，这本书能写吗？既然不能写，那上述那些已经写成的书还能算是公平起点上的竞争吗？是不是一家之言啊？
近几年，从中共北京到地方都在号召宣传“主旋律”，从历史中挖掘所谓“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伟大传统”。可大盛魁号算哪门子“主旋律”、哪类“团结奋斗”的传统？翻开蒙古高原近三百年的历史，蒙古人心目中的旅蒙商是什么样子，只要熟悉蒙古民歌的人都知道，“奸诈、高利盘剥、不诚实”是其缩影。蒙古语对贸易或买卖行为表述为“Hodalduga”，意即虚伪、虚妄、撒谎之意。旅蒙商从内地廉价购进各种茶、糖、针线、丝绸等生活用品，以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价格贩卖给蒙古人，牟取暴利。包括今天的蒙古国在内的蒙古近代社会陷入经济凋敝，旅蒙商是主要的罪魁祸首。正因为如此，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起，当时的东蒙古自治政府及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发起组织农牧民贸易合作社，以避免旅蒙商的高利盘剥，恢复、发展内蒙古经济。
可以说，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旅蒙商对蒙古高原的经济社会发展都没有起过什么值得宣扬的积极作用。
当然，如果我们换个视角，从繁荣学术研究的角度观察旅蒙商，那问题又应另当别论了。不过，既是从繁荣学术的角度看问题，我们可不可以写一个“蒙古人眼中的旅蒙商”、“从蒙古看大盛魁”或“第三只眼看旅蒙商”之类的学术著作呢？要写这类著作，除了汉文记录的文献典籍是必不可少的论据来源之外，用非汉文写成的文献、记录、观察记显得更为重要。这就与观察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及其作用的时候，不能光靠中国官方或义和团等民间的记载，更要广泛借鉴传教士本人用自己的母语写成的记录以及各国驻中国的使领馆及传教组织的原始记录是一个道理。
笔者知道，在中国、蒙古以及俄、美、日、英、瑞、德等国家都保存有大量的、用各种文字写成的有关旅蒙商人在蒙古活动的各种文献史料。仅就笔者所知的用蒙古文、英文、日文写成的有关旅蒙商的记录，与国内有些人仅靠汉文典籍写成的旅蒙商或大盛魁商号的实际就有很大的出入甚至是截然不同的论断。
有人认为大盛魁商号在清末民初走向没落是因为内部腐败等等因素所致。其实这只触及到了问题的细枝末节，真正的原因在于俄美英日等列强大贸易公司在蒙古社会的渗透，打破了旅蒙商对蒙贸易的垄断，使他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进行高利盘剥所致。
谈到这里，问题的实质就出来了。原来，我们还是不能写从第三只眼看旅蒙商的书，这个学术还是不能繁荣。因为，这里涉及到该怎样评价近代列强与蒙古社会的关系、蒙古民族的觉醒与列强在内陆亚洲的渗透等一系列的敏感问题。说穿了，这个问题涉及到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不是我们所认为的“各民族人民共同反抗帝国主义”的政治公式问题，是不是如费孝通所说的“各族人民在共同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形成了命运共同体”的问题--归根结底，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不是如我们的教科书所说的“对内是各族人民推翻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压迫，取得阶级解放，对外则是中国境内各族人民以中华民族的身份从列强这个外来压迫民族的奴役下取得民族解放的问题”。你说，这本书能写吗？既然不能写，那上述那些已经写成的书还能算是公平起点上的竞争吗？是不是一家之言啊？
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ry)
今年是达赖喇嘛出走印度、组织流亡政府50周年。为纪念达赖喇嘛，藏人们紧锣密鼓地进行宣传活动。由此想到去年奥运会前的拉萨抗暴、国外的藏独势力抵制、抗议奥运圣火传递以及新疆东土势力抗议奥运会等一系列事件。每当你有重大的喜庆活动的时候，人家都不要让你尽情享受这种喜悦是不是也是一种国力方面的巨大消耗啊？是不是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有较大的负面影响啊？因为这说明我们还没有走完把境内全体国民的忠诚心凝聚到中央政府的权威这个建设近代民族国家所必须要经历的路程。
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要建立一个完全认同中央政府权威的国民群体，关系到能否铸造得到普遍认同的、持久国力的问题，也关系到中国能不能在国外发挥值得信赖的软实力、能否真正融入到以互信为基础的国际多元合作机制的问题-就是能否让人家放心地接受你的问题。记得在“9.11”事件发生后不久，美国的阿拉伯裔人纷纷举着美国国旗上街游行，表示自己忠于美国、支持阿富汗战争。美国虽然是个多民族国家，恕我孤陋寡闻，从没有听说过在美国的少数裔族想要从美国分裂出去的说法。相反，凡是在美国的少数裔都无不希望尽快融入到美国社会，以成为有资格向着星条旗宣誓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为荣。正因为如此，美国才敢于在远离国土的地方放手宣扬国威，因为它不存在后院起火之忧。一个当初以奴隶身份远涉重洋来到美洲大陆的黑人的后代奥巴马都能够当选美国总统的事不正印证了美国社会的宽容和这个国家在吸纳不同民族对国家的忠诚心方面所取得的旷世业绩吗？！
比起远离故土移民到美国的任何一个少数裔（印第安人除外），中国的象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等都是在历史上拥有过自己独特的文化、政治实体的民族。这种情况要求中国在吸纳这些民族的忠诚心方面应该下更多的功夫、更宽松的制度性安排。
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要建立一个完全认同中央政府权威的国民群体，关系到能否铸造得到普遍认同的、持久国力的问题，也关系到中国能不能在国外发挥值得信赖的软实力、能否真正融入到以互信为基础的国际多元合作机制的问题-就是能否让人家放心地接受你的问题。记得在“9.11”事件发生后不久，美国的阿拉伯裔人纷纷举着美国国旗上街游行，表示自己忠于美国、支持阿富汗战争。美国虽然是个多民族国家，恕我孤陋寡闻，从没有听说过在美国的少数裔族想要从美国分裂出去的说法。相反，凡是在美国的少数裔都无不希望尽快融入到美国社会，以成为有资格向着星条旗宣誓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为荣。正因为如此，美国才敢于在远离国土的地方放手宣扬国威，因为它不存在后院起火之忧。一个当初以奴隶身份远涉重洋来到美洲大陆的黑人的后代奥巴马都能够当选美国总统的事不正印证了美国社会的宽容和这个国家在吸纳不同民族对国家的忠诚心方面所取得的旷世业绩吗？！
比起远离故土移民到美国的任何一个少数裔（印第安人除外），中国的象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等都是在历史上拥有过自己独特的文化、政治实体的民族。这种情况要求中国在吸纳这些民族的忠诚心方面应该下更多的功夫、更宽松的制度性安排。
国民的忠诚
也许是由于职业使然，也许是出于习惯，我对一些所谓分裂问题、分裂分子这些我们司空见惯的词组或概念有着与别人不一样的看法。就拿夫妻关系来讲，如果其中的一方总想与你闹离婚，只要有机会就红杏出墙或倒向她人的怀抱，那么，在指责对方不道德、不守妇道或男道以前，是不是也该反思一下你这个家的构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你自己是不是也有很多不道德的地方？也许有人会说，某某问题是因为国外某某的分裂活动引起的。那我反问一下，如果你的家庭牢固，你有足够的吸引力，你的爱能使对方感到幸福，外人的引诱能达到目的吗？你和对方生活了那么长的时间，经过了那么多的岁月，为什么外人稍微有所动作，你的家庭就会起波澜，家的稳定和和谐就受到破坏，你们的感情就受到威胁呢？你所谓的稳定和和谐是不是掺水了？答案不外乎有以下几个：要么你这个婚姻本来就不道德，不是包办婚姻或一方被强迫之下草率组建的就是强奸对方意思的结果；要么其中的一方早就看透了你的本质，知道与你在一起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
我可从来没听说过有哪个美国的族群要离开美国独立，也没听说过在世界各地旅游、行走的美国人，无论是在何时何地被何人问到来自哪个国家时，不首先说国籍“来自美国”而说族源的。我遇到过一些仅从肤色看既不是白人也不是黑人的美国人，当问到来自何国时，他们马上会说“来自U.S”。与此相反，只要你跟在海外留学的中国籍藏、维、蒙、朝鲜族学生问到来自哪里，我敢肯定你首先听到的是她（他）的族籍，只有在不得不回答国籍时才极不情愿地回“中国”这个词。此外，从法律意义上来讲，香港和澳门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吧？所有在海外遇到过香港和澳门居民的人，当你跟他们问到来自哪里时，得到的回答我也敢肯定都是“香港”或“澳门”而很少有说“来自中国”的。
为什么？
国民的忠诚心取决于国家的品质或占这个国家绝大多数居民的族群的品质。当只要在国外有什么风吹草动或你的国内要办什么重大的喜庆活动时，你总要提防那些不与你保持一致，总想在全世界面前暴露一下你有一些不值得庆祝的东西的势力存在，不觉得是一件值得深深反思的事情吗？
1、环境问题：打开全国的旅游地图看看，除了人文景观以外仅存的几个自然旅游点都处在尚未来得及被农民开垦掉的边疆地区。农业文明带给边疆的除了环境的破坏以外还有什么？
2、文化建设：白人开发美洲大陆，给了印第安文明毁灭性打击，但同时还成就了从近代至今一直是世界很多国家和民族趋之若鹜的自由、平等思想之大本营的美国精神。与此相反，近代内地人进入边疆的结果是什么？除了上边提到的灾难性的环境恶果以外，更主要的是带来了没有规则可言的人治垃圾、丧失诚信和人性的的奸诈与冷漠。它破坏了原来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却没有建立起一套双方都能接受的文明。前段时间媒体吵嚷长江上有人有偿救人、捞尸的事情。我认为在中国这个文化环境里，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不值得当做新闻。要不是那样，就不是中国了！
可怕的是，随着移居海外的中国人的增加，这种以冷漠和无人性加奸诈为商标的垃圾文化正在向世界的各个角落扩展，成为腐蚀、败坏清正文明和民族风格的洪水猛兽。
我可从来没听说过有哪个美国的族群要离开美国独立，也没听说过在世界各地旅游、行走的美国人，无论是在何时何地被何人问到来自哪个国家时，不首先说国籍“来自美国”而说族源的。我遇到过一些仅从肤色看既不是白人也不是黑人的美国人，当问到来自何国时，他们马上会说“来自U.S”。与此相反，只要你跟在海外留学的中国籍藏、维、蒙、朝鲜族学生问到来自哪里，我敢肯定你首先听到的是她（他）的族籍，只有在不得不回答国籍时才极不情愿地回“中国”这个词。此外，从法律意义上来讲，香港和澳门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吧？所有在海外遇到过香港和澳门居民的人，当你跟他们问到来自哪里时，得到的回答我也敢肯定都是“香港”或“澳门”而很少有说“来自中国”的。
为什么？
国民的忠诚心取决于国家的品质或占这个国家绝大多数居民的族群的品质。当只要在国外有什么风吹草动或你的国内要办什么重大的喜庆活动时，你总要提防那些不与你保持一致，总想在全世界面前暴露一下你有一些不值得庆祝的东西的势力存在，不觉得是一件值得深深反思的事情吗？
1、环境问题：打开全国的旅游地图看看，除了人文景观以外仅存的几个自然旅游点都处在尚未来得及被农民开垦掉的边疆地区。农业文明带给边疆的除了环境的破坏以外还有什么？
2、文化建设：白人开发美洲大陆，给了印第安文明毁灭性打击，但同时还成就了从近代至今一直是世界很多国家和民族趋之若鹜的自由、平等思想之大本营的美国精神。与此相反，近代内地人进入边疆的结果是什么？除了上边提到的灾难性的环境恶果以外，更主要的是带来了没有规则可言的人治垃圾、丧失诚信和人性的的奸诈与冷漠。它破坏了原来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却没有建立起一套双方都能接受的文明。前段时间媒体吵嚷长江上有人有偿救人、捞尸的事情。我认为在中国这个文化环境里，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不值得当做新闻。要不是那样，就不是中国了！
可怕的是，随着移居海外的中国人的增加，这种以冷漠和无人性加奸诈为商标的垃圾文化正在向世界的各个角落扩展，成为腐蚀、败坏清正文明和民族风格的洪水猛兽。
蒙古民族文化历史已经断代了
近几年来，在旅游热潮-这个商业利益与政绩需要相结合的双重要素的驱动下，内蒙古各地竞相建设具有蒙古民族或民族团结符号特征的建筑物，召集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召开什么“蒙元文化”、昭君文化之类的会议，意在通过加强被官方称之为“地方文化特色”来吸引游客，开发资源，发展经济。发展经济的初衷本无可指责，关键是应该怎样看待文化发展的问题。难道建几个标志性建筑物、命名几个以蒙古民族历史文化人物、事件为名称的街道、桥梁就意味着发展、发荣民族文化了？要是这样，这个民族的文化也过于廉价了，廉价到就如同灰姑娘甚或娼妓，任人都可以自己的需要为标准进行装扮，让其表演。
从历史中寻找民族文化的支撑点，是凝聚民族认同，提高民族自豪感的有效途径。但是，笔者在网上走马观花内蒙古恢复所谓蒙古文化特性的政策举动或商业操作，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些建筑物无一例外都是古代的，即从蒙古民族的起源到兴盛时期的东西，最晚的也很少有超过元朝末期的。这就奇怪了，难道蒙古民族的历史到元朝就结束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进入80年代以后，中国在所谓的“振兴中华”的口号下，逐渐摈弃毛泽东时期的阶级路线，代之以从儒家文化、汉文化中寻找民族认同，以提高民族自豪感，实现“中华之腾飞”。当然，由于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民族主义的宣扬还需做到用官制的中华民族作为凝聚不同民族的巢臼。于是就出现了持续至今的从历史中寻找民族的发展轨迹的文化寻根活动。其结果就是承认历史的延续性，承认自古代尤其是近代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内地历史的连续性，承认连接这种历史延续性的就是文化的同一性和在抵抗外来侵略、巩固统一方面表现出来的爱国、爱民族的精神。可是，这种承认历史延续性的话语体系到了周边非汉民族地区就显得不那么突出，甚至有点躲躲闪闪、语焉不详了。
纵观近代内蒙古的历史，其实就是为保卫草牧场，并为此寻求国际帮助以达到民族文化和matherland完整性的历史。这是任何想真正弘扬蒙古民族文化的有学术良心、底蕴、自信的学者和公众所无法回避也不应回避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只有直面历史、顾及现实，我们才会在弘扬民族文化的活动中找到真正的立足点，各方都能接受的结果。若不然，只会带来对蒙古民族文化的片面的理解，以为所谓的蒙古文化只有装饰、观赏的价值，而没有深刻的历史内涵，没有贯穿至今的爱草原、爱故土、敬天地良知的神圣感。当然，从政治层面考虑，如今的所谓繁荣民族文化其实就是早在50年代从原苏联引进的、斯大林的“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在现今时代的翻版罢了，只不过随时代的变迁而少了阶级意识形态时期的“社会主义”而代之以“民族的形式，统一、团结和经济第一的内容”。
从历史中寻找民族文化的支撑点，是凝聚民族认同，提高民族自豪感的有效途径。但是，笔者在网上走马观花内蒙古恢复所谓蒙古文化特性的政策举动或商业操作，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些建筑物无一例外都是古代的，即从蒙古民族的起源到兴盛时期的东西，最晚的也很少有超过元朝末期的。这就奇怪了，难道蒙古民族的历史到元朝就结束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进入80年代以后，中国在所谓的“振兴中华”的口号下，逐渐摈弃毛泽东时期的阶级路线，代之以从儒家文化、汉文化中寻找民族认同，以提高民族自豪感，实现“中华之腾飞”。当然，由于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民族主义的宣扬还需做到用官制的中华民族作为凝聚不同民族的巢臼。于是就出现了持续至今的从历史中寻找民族的发展轨迹的文化寻根活动。其结果就是承认历史的延续性，承认自古代尤其是近代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内地历史的连续性，承认连接这种历史延续性的就是文化的同一性和在抵抗外来侵略、巩固统一方面表现出来的爱国、爱民族的精神。可是，这种承认历史延续性的话语体系到了周边非汉民族地区就显得不那么突出，甚至有点躲躲闪闪、语焉不详了。
纵观近代内蒙古的历史，其实就是为保卫草牧场，并为此寻求国际帮助以达到民族文化和matherland完整性的历史。这是任何想真正弘扬蒙古民族文化的有学术良心、底蕴、自信的学者和公众所无法回避也不应回避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只有直面历史、顾及现实，我们才会在弘扬民族文化的活动中找到真正的立足点，各方都能接受的结果。若不然，只会带来对蒙古民族文化的片面的理解，以为所谓的蒙古文化只有装饰、观赏的价值，而没有深刻的历史内涵，没有贯穿至今的爱草原、爱故土、敬天地良知的神圣感。当然，从政治层面考虑，如今的所谓繁荣民族文化其实就是早在50年代从原苏联引进的、斯大林的“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在现今时代的翻版罢了，只不过随时代的变迁而少了阶级意识形态时期的“社会主义”而代之以“民族的形式，统一、团结和经济第一的内容”。
内蒙古各旗县蒙古族人口所占总人口比例排名
第一；科右中旗（兴安盟）。人口25.47万，其中蒙古族人口占83.17%，是全国蒙古族比例最高的地区。
第二； 新巴尔虎右旗（呼伦贝尔市）。全旗人口近 5 万，其中牧业人口 1.5 万人， 蒙古族人口占全旗总人口的 79.8% 。
第三；新巴尔虎左旗（呼伦贝尔市）。全旗总人口40143人，蒙古族人口30231人，占总人口75.27%。
第四；科尔沁左翼后旗（哲理木盟）。总人口390 286人，其中蒙古族人口占全旗总人口的75.16%。
第五；东乌珠穆沁旗（锡林郭勒盟）。全旗户籍人口5.65万人，其中蒙古族人口4.08万人，占总人口的72%，牧民人口2.78万人,占总人口的49%。
第六；西乌珠穆沁旗（锡林郭勒盟）。现有人口72376人，蒙古族占68%，其中牧业人口39914人，占55.1%，城镇人口32462人，占44.9%。
第七；科左中旗（哲里木盟）。人口54．65万，蒙古族37．1万人，占总人口的67.8％。是自治区蒙古族人口数最多的旗县。
第八；苏尼特左旗（锡林郭勒盟）。全旗总人口3.2万人，其中蒙古族人口占60.8％。
第九：库伦旗（哲里木盟）。人口17.4万，其中蒙古族104988人，占总人口的59.17%。
第十：镶黄旗（锡林郭勒盟）。人口3.1万人，其中蒙古族1.6万 人，占总人口的52%。
第十一：阿巴嘎旗（锡林郭勒盟）。总人口4.8万，其中蒙古族2.3万，占总人口的48%。
第十二；扎鲁特旗（哲里木盟)。总人口30万人,由蒙、汉、回、等13个民族组成,其中蒙古族占48%。
第十三；巴林右旗(昭乌达盟）。总人口17.7万人，其中蒙古族人口8.3万人，占全旗总人口的46%。
第十四；陈巴尔虎旗。人口5.6万，其中蒙古族占43%。
第十五：喀喇沁旗（昭乌达盟）。总人口34.6万，其中蒙古族14.5万，占全旗总人口的42%。
第十六：正蓝旗（锡林郭勒盟）。人口8.3万人，蒙古族人口32305人，占全旗总人口的41.3%。
第十七：扎赉特旗（兴安盟）。全旗总人口391 831人，其中蒙古族162 161人，占全旗总人口的40.3%左右。
第十八：科尔沁右翼前旗（兴安盟）。人口42．23万，蒙古族16．13万人，占全旗总人口的37.5%。
第十九：奈曼旗（哲里木盟）。总人口43.2万，其中蒙古族人口16万，占全旗总人口的37%。
第二十：阿鲁科尔沁旗（昭乌达盟）。蒙族人口11.3万人，占全旗总人口的36.3%。
第二十一：巴林左旗（昭乌达盟）。总人口360277人,其中蒙古族118499人,占总人口33.5%。
第二十二：阿拉善右旗（阿拉善盟）。总人口24290人，蒙古族7827人，占32.2%。
第二十三：苏尼特右旗（锡林郭勒盟）。总人口68773人，其中蒙古族22595人，占总人口的32%。
第二十四：鄂托克前旗（鄂尔多斯市）。总人口7.33万人,其中蒙古族人口占总人口的31.7%。
第二十五：乌审旗（鄂尔多斯市）。人口9．11万，蒙古族2.67万人，约占全旗总人口的30%。
第二十六：额济纳旗（阿拉善盟）。总人口17023人，蒙古族人口占29.5%。
第二十七：正镶白旗（锡林郭勒盟）。总人口71975人，蒙古族占总人口的28．20％。
第二十八：乌拉特后旗（巴彦诺尔盟）。总人口62060人，有蒙古族16490人，占26.6%。
第二十九：阿拉善左旗（阿拉善盟）。总人口140741人，其中，蒙古族36531人，占26%。
第三十：乌拉特中旗（巴彦诺尔盟）。总人口139475人，蒙古族有25762人，占18.7%。
第三十一：杭锦旗（鄂尔多斯市）。总人口13.2万人,其中蒙古族2.3万人杭锦旗蒙古族占18. 15%。
第三十二：突泉县(兴安盟)。总人口30.72万人，其中蒙古族人口5.41万人，占全旗总人口的17%左右。
第三十三：鄂温克族自治旗(呼伦贝尔市）。全旗总人口128733人。其中，蒙古族21674人。占16．8％。
第三十四：鄂托克旗(鄂尔多斯市）。总人口15.3万人，其中蒙古族2.4万人，占总人口15.07%。
第三十五：开鲁县（哲里木盟）。蒙古人口为5.4万，占全县总人口的14.16%。
第三十六：翁牛特旗（昭乌达盟）。总人口45万，其中蒙古族5．8万人，占全旗总人口的13%。
第三十七：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包头市）。总人口11.1万，其中蒙古族1.66万人，占10%。
第三十八：克什克腾旗（昭乌达盟）。总人口25.6万人，其中蒙古族人口2.3万人，占全旗总人口的9%。
第三十九：四子王旗（乌兰察布盟）。境内蒙古族人口达16 739人，占全旗总人口的8.17%。
第四十：伊金霍洛旗（鄂尔多斯市）。人口15万,其中蒙古族9372人,占全旗总人口的6.5%。
第四十一：太仆寺旗（锡林郭勒盟）。全旗总人口20.8万，14个民族，其中蒙古族等1.2万人，占总人口的6%。
第二； 新巴尔虎右旗（呼伦贝尔市）。全旗人口近 5 万，其中牧业人口 1.5 万人， 蒙古族人口占全旗总人口的 79.8% 。
第三；新巴尔虎左旗（呼伦贝尔市）。全旗总人口40143人，蒙古族人口30231人，占总人口75.27%。
第四；科尔沁左翼后旗（哲理木盟）。总人口390 286人，其中蒙古族人口占全旗总人口的75.16%。
第五；东乌珠穆沁旗（锡林郭勒盟）。全旗户籍人口5.65万人，其中蒙古族人口4.08万人，占总人口的72%，牧民人口2.78万人,占总人口的49%。
第六；西乌珠穆沁旗（锡林郭勒盟）。现有人口72376人，蒙古族占68%，其中牧业人口39914人，占55.1%，城镇人口32462人，占44.9%。
第七；科左中旗（哲里木盟）。人口54．65万，蒙古族37．1万人，占总人口的67.8％。是自治区蒙古族人口数最多的旗县。
第八；苏尼特左旗（锡林郭勒盟）。全旗总人口3.2万人，其中蒙古族人口占60.8％。
第九：库伦旗（哲里木盟）。人口17.4万，其中蒙古族104988人，占总人口的59.17%。
第十：镶黄旗（锡林郭勒盟）。人口3.1万人，其中蒙古族1.6万 人，占总人口的52%。
第十一：阿巴嘎旗（锡林郭勒盟）。总人口4.8万，其中蒙古族2.3万，占总人口的48%。
第十二；扎鲁特旗（哲里木盟)。总人口30万人,由蒙、汉、回、等13个民族组成,其中蒙古族占48%。
第十三；巴林右旗(昭乌达盟）。总人口17.7万人，其中蒙古族人口8.3万人，占全旗总人口的46%。
第十四；陈巴尔虎旗。人口5.6万，其中蒙古族占43%。
第十五：喀喇沁旗（昭乌达盟）。总人口34.6万，其中蒙古族14.5万，占全旗总人口的42%。
第十六：正蓝旗（锡林郭勒盟）。人口8.3万人，蒙古族人口32305人，占全旗总人口的41.3%。
第十七：扎赉特旗（兴安盟）。全旗总人口391 831人，其中蒙古族162 161人，占全旗总人口的40.3%左右。
第十八：科尔沁右翼前旗（兴安盟）。人口42．23万，蒙古族16．13万人，占全旗总人口的37.5%。
第十九：奈曼旗（哲里木盟）。总人口43.2万，其中蒙古族人口16万，占全旗总人口的37%。
第二十：阿鲁科尔沁旗（昭乌达盟）。蒙族人口11.3万人，占全旗总人口的36.3%。
第二十一：巴林左旗（昭乌达盟）。总人口360277人,其中蒙古族118499人,占总人口33.5%。
第二十二：阿拉善右旗（阿拉善盟）。总人口24290人，蒙古族7827人，占32.2%。
第二十三：苏尼特右旗（锡林郭勒盟）。总人口68773人，其中蒙古族22595人，占总人口的32%。
第二十四：鄂托克前旗（鄂尔多斯市）。总人口7.33万人,其中蒙古族人口占总人口的31.7%。
第二十五：乌审旗（鄂尔多斯市）。人口9．11万，蒙古族2.67万人，约占全旗总人口的30%。
第二十六：额济纳旗（阿拉善盟）。总人口17023人，蒙古族人口占29.5%。
第二十七：正镶白旗（锡林郭勒盟）。总人口71975人，蒙古族占总人口的28．20％。
第二十八：乌拉特后旗（巴彦诺尔盟）。总人口62060人，有蒙古族16490人，占26.6%。
第二十九：阿拉善左旗（阿拉善盟）。总人口140741人，其中，蒙古族36531人，占26%。
第三十：乌拉特中旗（巴彦诺尔盟）。总人口139475人，蒙古族有25762人，占18.7%。
第三十一：杭锦旗（鄂尔多斯市）。总人口13.2万人,其中蒙古族2.3万人杭锦旗蒙古族占18. 15%。
第三十二：突泉县(兴安盟)。总人口30.72万人，其中蒙古族人口5.41万人，占全旗总人口的17%左右。
第三十三：鄂温克族自治旗(呼伦贝尔市）。全旗总人口128733人。其中，蒙古族21674人。占16．8％。
第三十四：鄂托克旗(鄂尔多斯市）。总人口15.3万人，其中蒙古族2.4万人，占总人口15.07%。
第三十五：开鲁县（哲里木盟）。蒙古人口为5.4万，占全县总人口的14.16%。
第三十六：翁牛特旗（昭乌达盟）。总人口45万，其中蒙古族5．8万人，占全旗总人口的13%。
第三十七：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包头市）。总人口11.1万，其中蒙古族1.66万人，占10%。
第三十八：克什克腾旗（昭乌达盟）。总人口25.6万人，其中蒙古族人口2.3万人，占全旗总人口的9%。
第三十九：四子王旗（乌兰察布盟）。境内蒙古族人口达16 739人，占全旗总人口的8.17%。
第四十：伊金霍洛旗（鄂尔多斯市）。人口15万,其中蒙古族9372人,占全旗总人口的6.5%。
第四十一：太仆寺旗（锡林郭勒盟）。全旗总人口20.8万，14个民族，其中蒙古族等1.2万人，占总人口的6%。
2010年8月18日星期三
加拿大元素渗透蒙古经济国防 对华能源利益是诱因
<加拿大军事杂志》最新一期发表文章称，尽管地理位置相距较远，但加拿大和蒙古之间存在共同的战略利益和政策目标，特别是在国际维持和平行动方面有着较多共同点。近年来，加拿大通过军事训练援助计划，向蒙古提供军事人员培训等帮助。未来，两国间在军事合作层面还有非常大的合作空间。
文章指出，加拿大和蒙古在地理位置、极端气候、稀少人口等方面存在一定相似性，同时在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方面拥有共同的战略利益。过去的几十年，蒙古一直是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战略缓冲器。蒙古的军队依照苏联军事学说和战略构建。上世纪80年代后期，蒙古开始了民主改革和市场化经济变革，在国防建设方面也有新的变化，如建立一支职业化军队等。自1996年以来，蒙古军队不断增加参与联合国和其他联盟的和平行动，并将原来的训练地变成了地区维和训练中心，以提高自身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并建立地区军队之间的信任。蒙古在致力于参与国际维和行动的同时也遇到一些难题，这其中就包括语言不通、战术和作战行动方面存在差别等等。美国和比利时是最初帮助蒙古克服这些难题的两个国家。
在加拿大之后，蒙古政府承诺增加对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支持，这进一步提升了蒙古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形象。2002年，蒙古派出了首批两名军事观察员赴刚果民主共和国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次年，蒙古军队一个加强连加入驻伊拉克联军作战行动，同时部署一支移动培训队支持美国和北约在阿富汗的联合军事行动。迄今为止，蒙古已派出军事观察员参加联合国驻刚果民主共和国维和部队，联合国驻西撒哈拉维和部队，联合国驻苏丹维和部队，联合国驻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维和部队，联合国驻格鲁吉亚观察团、联合国驻利比里亚维和部队，并向伊拉克自由行动派遣作战部队，参与阿富汗国民军训练任务等等。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蒙古参加维和行动人员的数量增加了两倍。经过在伊拉克成功部署军事行动人员后，蒙古正在考虑向阿富汗派遣特遣队。因此，蒙古军队可看做是联合国或联盟维和行动一个坚定可靠的合作伙伴。和加拿大目前的军事政策类似，蒙古军方高层计划逐步轮换所有参与维和行动部署的人员，为的是使更多的军事人员积累作战经验。
加拿大在蒙古的利益
尽管加拿大国内蒙古移民较少、两国地理距离遥远阻碍了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蒙古在加拿大较少受到注意，但加拿大在蒙古的利益却在不断增长。1973年11月两国正式建立双边关系，上世纪90年代后期，加拿大是支持蒙古向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过渡的最重要西方国家之一。由于蒙古不断寻求加入亚太地区一体化进程，同时积极支持加拿大关于多边合作和全球稳定的倡议，两国的外交政策利益存在不少共同点和类似目标。加拿大政府支持将蒙古纳入亚太地区多个地区性组织，而蒙古政府支持加拿大的一些国际努力。例如，蒙古已采取分阶段方式加入《禁止杀伤性地雷公约》。
蒙古邻近中国这一能源消费大市场和其自身丰富的矿产吸引了加拿大众多的矿业公司。经济利益对加拿大政府的政治考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并终将促使双方更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合作。尽管蒙古与加拿大的年度双边贸易额少于1．8亿美元，但加拿大已成为蒙古第二大投资国，来自加国的投资占蒙古接受外国投资总额的12．4％。自1996年以来，加拿大的投资主要集中在采矿业（2．5亿美元），60家矿业公司已开始在蒙古开展投资和采矿行动。这也进一步增强了两国扩大合作的前景。和经济合作相比，加拿大和蒙古在安全和防务领域的双边关系起步不久，而且考虑到蒙古所处的地缘战略位置比较敏感，双方在处理这一问题上比较谨慎。因而，加拿大加大对提升蒙古军队维和能力的援助可以被用作扩大双边防务关系的主要理由。
文章指出，加拿大和蒙古在地理位置、极端气候、稀少人口等方面存在一定相似性，同时在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方面拥有共同的战略利益。过去的几十年，蒙古一直是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战略缓冲器。蒙古的军队依照苏联军事学说和战略构建。上世纪80年代后期，蒙古开始了民主改革和市场化经济变革，在国防建设方面也有新的变化，如建立一支职业化军队等。自1996年以来，蒙古军队不断增加参与联合国和其他联盟的和平行动，并将原来的训练地变成了地区维和训练中心，以提高自身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并建立地区军队之间的信任。蒙古在致力于参与国际维和行动的同时也遇到一些难题，这其中就包括语言不通、战术和作战行动方面存在差别等等。美国和比利时是最初帮助蒙古克服这些难题的两个国家。
在加拿大之后，蒙古政府承诺增加对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支持，这进一步提升了蒙古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形象。2002年，蒙古派出了首批两名军事观察员赴刚果民主共和国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次年，蒙古军队一个加强连加入驻伊拉克联军作战行动，同时部署一支移动培训队支持美国和北约在阿富汗的联合军事行动。迄今为止，蒙古已派出军事观察员参加联合国驻刚果民主共和国维和部队，联合国驻西撒哈拉维和部队，联合国驻苏丹维和部队，联合国驻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维和部队，联合国驻格鲁吉亚观察团、联合国驻利比里亚维和部队，并向伊拉克自由行动派遣作战部队，参与阿富汗国民军训练任务等等。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蒙古参加维和行动人员的数量增加了两倍。经过在伊拉克成功部署军事行动人员后，蒙古正在考虑向阿富汗派遣特遣队。因此，蒙古军队可看做是联合国或联盟维和行动一个坚定可靠的合作伙伴。和加拿大目前的军事政策类似，蒙古军方高层计划逐步轮换所有参与维和行动部署的人员，为的是使更多的军事人员积累作战经验。
加拿大在蒙古的利益
尽管加拿大国内蒙古移民较少、两国地理距离遥远阻碍了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蒙古在加拿大较少受到注意，但加拿大在蒙古的利益却在不断增长。1973年11月两国正式建立双边关系，上世纪90年代后期，加拿大是支持蒙古向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过渡的最重要西方国家之一。由于蒙古不断寻求加入亚太地区一体化进程，同时积极支持加拿大关于多边合作和全球稳定的倡议，两国的外交政策利益存在不少共同点和类似目标。加拿大政府支持将蒙古纳入亚太地区多个地区性组织，而蒙古政府支持加拿大的一些国际努力。例如，蒙古已采取分阶段方式加入《禁止杀伤性地雷公约》。
蒙古邻近中国这一能源消费大市场和其自身丰富的矿产吸引了加拿大众多的矿业公司。经济利益对加拿大政府的政治考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并终将促使双方更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合作。尽管蒙古与加拿大的年度双边贸易额少于1．8亿美元，但加拿大已成为蒙古第二大投资国，来自加国的投资占蒙古接受外国投资总额的12．4％。自1996年以来，加拿大的投资主要集中在采矿业（2．5亿美元），60家矿业公司已开始在蒙古开展投资和采矿行动。这也进一步增强了两国扩大合作的前景。和经济合作相比，加拿大和蒙古在安全和防务领域的双边关系起步不久，而且考虑到蒙古所处的地缘战略位置比较敏感，双方在处理这一问题上比较谨慎。因而，加拿大加大对提升蒙古军队维和能力的援助可以被用作扩大双边防务关系的主要理由。
什么阻碍了蒙古国的经济发展？
蒙古首都乌兰巴托随处可见高耸的脚手架，这里在建豪华酒店，那边在盖银行和西餐馆。虽然宫方数字显示蒙古2006年的经济增长有望达到6.3%，预计2007年将会提高到8.6%，可是很多人从这种欣欣向荣的景象中看到的不是经济的健康发展，而是腐败侵蚀国家经济的又一个表现。
蒙古向市场经济过渡，受益最大的是私人投资者和政界人士。历史学家兼作家巴阿巴尔认为，“几乎所有政界人士都与私营经济利益有关联”。虽然11月出台的一部法津规定要成立一个反贪局，但是组成人员的名单还未确定。蒙古一非政府组织负责人苏马蒂说：“根据我们最近的一项调查，最近几个月近四分之一的国民有掏钱行贿的经历。”在普通市民当中，受贿最严重的是教师和医生。蒙古非政府组织“环球国际”的负责人认为：“腐败是蒙古最大的问题。只有有效打击腐败才有可能消除贫困。”
而低收入反过来也更加助长了腐败的蔓延。蒙古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到500美元。民主过渡损害了很大一部分蒙古人的利益，36%的蒙古人每人每天只有不到两美元的生活费。根据联合国人文发展指标，蒙古在177个国家中名列第114位。
蒙古仍然要依靠外来援助，只不过国际援助取代了过去来自莫斯科的援助。1993年至2002年间，蒙古共拿到29亿美元的发展援助。2007年它还将得到14亿美元的贷款，其中一亿由中国提供，1000万来自世界银行，还有3000万来自日本。贷款和援助占到蒙古国内生产总值的20%至30%，使蒙吉成为世界上受接最多的国家之一。
蒙古250万人口有近一半生活在首都乌兰巴托。城郊地区到处是成片的蒙古包，只有有钱人才能有一个砖瓦盖成的小房子。这望没有自来水，也很难搞到煤来抵御冬日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失业率已经高达70%。苏联时代的工厂一个个关门，大批失业者拥向城市。1999年到2002年间恶劣的气候变化使损失了牲畜的大批牧民离开草原去乌兰巴托谋生，这种浪潮如今有增无减，使城市贫民的数量不断增加。世界银行2006年的一项研究认为，牧民是最贫困的阶层。
蒙古向市场经济过渡，受益最大的是私人投资者和政界人士。历史学家兼作家巴阿巴尔认为，“几乎所有政界人士都与私营经济利益有关联”。虽然11月出台的一部法津规定要成立一个反贪局，但是组成人员的名单还未确定。蒙古一非政府组织负责人苏马蒂说：“根据我们最近的一项调查，最近几个月近四分之一的国民有掏钱行贿的经历。”在普通市民当中，受贿最严重的是教师和医生。蒙古非政府组织“环球国际”的负责人认为：“腐败是蒙古最大的问题。只有有效打击腐败才有可能消除贫困。”
而低收入反过来也更加助长了腐败的蔓延。蒙古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到500美元。民主过渡损害了很大一部分蒙古人的利益，36%的蒙古人每人每天只有不到两美元的生活费。根据联合国人文发展指标，蒙古在177个国家中名列第114位。
蒙古仍然要依靠外来援助，只不过国际援助取代了过去来自莫斯科的援助。1993年至2002年间，蒙古共拿到29亿美元的发展援助。2007年它还将得到14亿美元的贷款，其中一亿由中国提供，1000万来自世界银行，还有3000万来自日本。贷款和援助占到蒙古国内生产总值的20%至30%，使蒙吉成为世界上受接最多的国家之一。
蒙古250万人口有近一半生活在首都乌兰巴托。城郊地区到处是成片的蒙古包，只有有钱人才能有一个砖瓦盖成的小房子。这望没有自来水，也很难搞到煤来抵御冬日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失业率已经高达70%。苏联时代的工厂一个个关门，大批失业者拥向城市。1999年到2002年间恶劣的气候变化使损失了牲畜的大批牧民离开草原去乌兰巴托谋生，这种浪潮如今有增无减，使城市贫民的数量不断增加。世界银行2006年的一项研究认为，牧民是最贫困的阶层。
蒙古国即将开通科布多--乌鲁木齐国际航线
据蒙古媒体报道,蒙古民航总局按照政府施政纲领要求,积极开展将蒙古西部机场---科布多省科布多机场升格为国际机场的筹备工作。
蒙古民航总局为开通科布多---乌鲁木齐国际航线，紧锣密鼓地进行改善机场硬件、软件条件。除尚未建立国际机场边检、海关、检验检疫、移民局、情报局等查验部门共享信息平台外，开通国际航线其它条件基本就绪。目前已有国内几家航空公司向蒙古民航总局提出对该航线的执飞申请。蒙古航空公司计划7月1日开通科布多―乌鲁木齐往返航线，乌鲁木齐将成为继呼和浩特、北京、天津之后第四个与蒙古国正式通航的中国内地省级城市。
蒙古民航总局为开通科布多---乌鲁木齐国际航线，紧锣密鼓地进行改善机场硬件、软件条件。除尚未建立国际机场边检、海关、检验检疫、移民局、情报局等查验部门共享信息平台外，开通国际航线其它条件基本就绪。目前已有国内几家航空公司向蒙古民航总局提出对该航线的执飞申请。蒙古航空公司计划7月1日开通科布多―乌鲁木齐往返航线，乌鲁木齐将成为继呼和浩特、北京、天津之后第四个与蒙古国正式通航的中国内地省级城市。
中国企业加大在蒙古探矿，买矿，开矿
在海外收购战场上屡屡受挫的中国矿产、能源企业，正在将投资的目光转向蒙古。
中国中铁、中国冶金、中国铝业、中色股份、中投公司、神华集团、大唐电力等一系列大型央企蜂聚蒙古，谋求大型矿山的开采权甚至是股权是这些公司的不二目标。
与此同时，在中国山西矿业兼并重组潮中退出的民间资本也开始转战蒙古。一时间，蒙古矿业淘金热风起云涌。
“不管是明的还是暗地里，现在还很难评估有多少中国资本进入蒙古，但蒙古储量丰富而优质的矿产资源、低廉的收购及开发价格正在成为中国人的投资乐土。”8月5日，在蒙古进行矿产投资多年的中国人吕梁(化名)告诉记者。
“战略矿”进入充满变数
“‘战略矿’是由蒙古国家探明储量的大型矿山，拥有储量丰富而品质优良的资源，很多都是全球最好的矿藏之一，是全球大型企业与投资人争夺的重点。”吕梁解释。
“在蒙古投资很简单，只要花上10万美金到当地的外商投资局注册一家公司，走点后门，塞点钱，你就可以向地矿管理中心任意申请探矿权证，或者直接就可以从其他公司或个人手中购买。”
蒙古矿产资源丰富，但目前由蒙古国家探明储量的大型矿山有200多个，在当地被称为战略矿，深受当地国民的关注。此外大部分矿山的探矿权都掌握在私人公司和个人手里。
根据蒙古现行的《矿产资源法》，外国公民、法人同蒙古公民一样有权申请并获得矿产资源勘探证和开发许可证，所以，随着上世纪90年代蒙古国的开放，加上近几年的优惠政策，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英国、巴西、俄罗斯、韩国的一些外资公司和合资公司纷纷前往蒙古国进行地质勘探以及矿业淘金。
“虽然是近邻，但中国在这方面的动作却相对较不透明，甚至可以说比较隐蔽，其中大型央企只是在近两十年才开始频繁到蒙古考察。不过，中国民间资本的动作却相当快。”
只是，中国的大型央企看中的并不是这些私人公司手里的矿山，他们更关注上述所说的战略矿，像铀矿等制造核武器等矿藏。不过战略矿也是各国大型企业与投资人角逐的目标。
2009年10月份蒙古国政府与加拿大艾芬豪矿业集团(Ivanhoe Mines)和澳大利亚力拓公司签署了合作开采奥尤陶勒盖(Oyu Tolgoi)铜金矿的协议，更是刺激了这些大型央企的神经。
“这足以让中国正在广泛寻找资源的大型国企动心，但是战略矿的国际争夺却相当激烈，加上蒙古国民对战略矿的关注(蒙古国曾有政策，战略矿的部分收益向国民分红)，以及正在不断变动的政策，使得战略矿的进入也充满变数。” 一位负责央企海外投资的负责人说。
“在蒙古与中国的锡林浩特、阿拉善盟、二边浩特接壤的地区，有一个蒙古已探明焦煤储量为64亿吨的大型战略性煤矿，神华集团一直在跟进这个项目，期待能够共同开发，但是来自韩国、日本、美国、加拿大的不少大型企业也同样在关注这一项目。”吕梁表示。
蒙古曾经希望通过招标的方式与国外企业进行合作，即转让部分股权，共同开发，但后来又改变主意，希望自己国家保留100%的股权，只是拿开采权对外合作，不过，目前仍没有结果。
即便如此，各国仍然没有放弃对蒙古战略矿的角逐，尤其是对于战略矿中的煤矿、金矿、银矿及铀矿，更是竞争激烈。中铝就希望通过力拓入股奥尤陶勒盖，但受制于艾芬豪董事会的决议，目前结果仍未可知。
央企的策略
在战略矿的全球争夺中，一些企业开始放弃直接竞争的方式，转而寻找“曲线救国”的策略，大唐电力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2009年的信息显示，蒙古正在面临煤炭生产和出口的障碍。“大唐电力正是看到了这样的机会，将进驻蒙古的落脚点放在了蒙古首府乌兰巴托5号电厂的投资上。”吕梁告诉记者。
5号电厂计划发电量30万千瓦，是乌兰巴托目前最大的电厂，将承载起乌兰巴托全市的供暖任这是一个BOT的项目，即如果大唐电力最后中标，将百分之百由大唐电力出资，大唐电力经营20年后，把电厂转给政府。从经济效益角度来看，大唐并不亏，因为蒙古电价相对较高，一度电0.6元，而煤矿资源又便宜，可以赚取其中的差价。
与此同时，大唐电力也在当地洽谈收购煤矿的事宜,“这是两个品质非常好的煤矿，储量至少有2亿～3亿吨，距离阿拉善盟的额尔古沁旗只有50公里，运输方便，同时距离大唐电力在甘肃的5个电厂也不远，正好可以满足5个电厂每年1000多万吨的煤炭需求。
针对不少企业、个人持有许可证的违法行为，为确保国家战略发展的前景，不让蒙古矿产及土地全部落入中国汉人的手里，蒙古国总统查希亚·额勒贝格道尔吉宣布从4月20日17：00时起，暂时停止办理发放矿产勘探、开采许可证和审批许可证转手过户手续。
吕粱透露，上述过户手续的办理将在2010年12月恢复，大唐电力的“曲线救国”策略即可以继续推进，以实现其在蒙进行煤矿开发、开采及运输一整条产业链的目标。与此同时，已经进驻蒙古的中铁公司也可以跟随这些中国大型资源公司的步伐，加快在蒙古的铁路建设。
民间资本开辟“掘金第二战场”
除了真正谋求资源性开发的大型国企之外，还有无数中国民间农民投资人的身影，这些人中，有些从事矿业开采，有些做的就是矿业权的转手生意。
“举例来说，收购一个100万到200万美元的矿，探明储量、品位之后，把开采证办下来，转手就可以卖到3000万美元，扣除1%～2%的转手费(税)，投资人(企业)可以赚到丰厚的利润。”吕梁告诉记者。
“之前是加拿大人做这种生意，因为加拿大较早进入蒙古淘金，如今中国人越来越多起来。去年中国山西矿业兼并重组后，不少退出的民间资本开始转战蒙古，开辟掘金的第二战场，目前这些人很多来自中国的山西、温州以及东北地区。但总量还无法统计。”吕梁看来，与中国本土相比，便宜的矿产资源费以及简便的手续是吸引越来越多中国民间资本涌入蒙古的另一原因。
在蒙古，取得探矿权后，第一年的土地使用费每公顷只有0.2美元，以后虽然逐年增加，但基本上都维持在较低的水平。而且探矿权在3年到期后再续两次，每次3年，共计9年，政策不可谓不优惠。
矿产资源也比中国国内便宜，以电煤为例，在国内买矿，通常是每吨3～20元，而在蒙古，每吨只有1.5元，便宜很多。
一位与吕梁相熟，并同样看好蒙古投资的中国私企老板向记者感叹，“从各种迹象来看，转战蒙古正在为中国矿业重组中退出的民间资本打开第二扇获利的隐蔽大门。”
全球最大的律师事务所之一的霍金路伟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艾德(Michael Aldrich)提示，“伴随着全球投资人到蒙古的矿业淘金热潮，一系列与矿产开发相关的法律正在被酝酿修改，由此带来的政策上的变化及变化背后所隐含的风险，亟须引起投资人的注意。”
中国中铁、中国冶金、中国铝业、中色股份、中投公司、神华集团、大唐电力等一系列大型央企蜂聚蒙古，谋求大型矿山的开采权甚至是股权是这些公司的不二目标。
与此同时，在中国山西矿业兼并重组潮中退出的民间资本也开始转战蒙古。一时间，蒙古矿业淘金热风起云涌。
“不管是明的还是暗地里，现在还很难评估有多少中国资本进入蒙古，但蒙古储量丰富而优质的矿产资源、低廉的收购及开发价格正在成为中国人的投资乐土。”8月5日，在蒙古进行矿产投资多年的中国人吕梁(化名)告诉记者。
“战略矿”进入充满变数
“‘战略矿’是由蒙古国家探明储量的大型矿山，拥有储量丰富而品质优良的资源，很多都是全球最好的矿藏之一，是全球大型企业与投资人争夺的重点。”吕梁解释。
“在蒙古投资很简单，只要花上10万美金到当地的外商投资局注册一家公司，走点后门，塞点钱，你就可以向地矿管理中心任意申请探矿权证，或者直接就可以从其他公司或个人手中购买。”
蒙古矿产资源丰富，但目前由蒙古国家探明储量的大型矿山有200多个，在当地被称为战略矿，深受当地国民的关注。此外大部分矿山的探矿权都掌握在私人公司和个人手里。
根据蒙古现行的《矿产资源法》，外国公民、法人同蒙古公民一样有权申请并获得矿产资源勘探证和开发许可证，所以，随着上世纪90年代蒙古国的开放，加上近几年的优惠政策，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英国、巴西、俄罗斯、韩国的一些外资公司和合资公司纷纷前往蒙古国进行地质勘探以及矿业淘金。
“虽然是近邻，但中国在这方面的动作却相对较不透明，甚至可以说比较隐蔽，其中大型央企只是在近两十年才开始频繁到蒙古考察。不过，中国民间资本的动作却相当快。”
只是，中国的大型央企看中的并不是这些私人公司手里的矿山，他们更关注上述所说的战略矿，像铀矿等制造核武器等矿藏。不过战略矿也是各国大型企业与投资人角逐的目标。
2009年10月份蒙古国政府与加拿大艾芬豪矿业集团(Ivanhoe Mines)和澳大利亚力拓公司签署了合作开采奥尤陶勒盖(Oyu Tolgoi)铜金矿的协议，更是刺激了这些大型央企的神经。
“这足以让中国正在广泛寻找资源的大型国企动心，但是战略矿的国际争夺却相当激烈，加上蒙古国民对战略矿的关注(蒙古国曾有政策，战略矿的部分收益向国民分红)，以及正在不断变动的政策，使得战略矿的进入也充满变数。” 一位负责央企海外投资的负责人说。
“在蒙古与中国的锡林浩特、阿拉善盟、二边浩特接壤的地区，有一个蒙古已探明焦煤储量为64亿吨的大型战略性煤矿，神华集团一直在跟进这个项目，期待能够共同开发，但是来自韩国、日本、美国、加拿大的不少大型企业也同样在关注这一项目。”吕梁表示。
蒙古曾经希望通过招标的方式与国外企业进行合作，即转让部分股权，共同开发，但后来又改变主意，希望自己国家保留100%的股权，只是拿开采权对外合作，不过，目前仍没有结果。
即便如此，各国仍然没有放弃对蒙古战略矿的角逐，尤其是对于战略矿中的煤矿、金矿、银矿及铀矿，更是竞争激烈。中铝就希望通过力拓入股奥尤陶勒盖，但受制于艾芬豪董事会的决议，目前结果仍未可知。
央企的策略
在战略矿的全球争夺中，一些企业开始放弃直接竞争的方式，转而寻找“曲线救国”的策略，大唐电力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2009年的信息显示，蒙古正在面临煤炭生产和出口的障碍。“大唐电力正是看到了这样的机会，将进驻蒙古的落脚点放在了蒙古首府乌兰巴托5号电厂的投资上。”吕梁告诉记者。
5号电厂计划发电量30万千瓦，是乌兰巴托目前最大的电厂，将承载起乌兰巴托全市的供暖任这是一个BOT的项目，即如果大唐电力最后中标，将百分之百由大唐电力出资，大唐电力经营20年后，把电厂转给政府。从经济效益角度来看，大唐并不亏，因为蒙古电价相对较高，一度电0.6元，而煤矿资源又便宜，可以赚取其中的差价。
与此同时，大唐电力也在当地洽谈收购煤矿的事宜,“这是两个品质非常好的煤矿，储量至少有2亿～3亿吨，距离阿拉善盟的额尔古沁旗只有50公里，运输方便，同时距离大唐电力在甘肃的5个电厂也不远，正好可以满足5个电厂每年1000多万吨的煤炭需求。
针对不少企业、个人持有许可证的违法行为，为确保国家战略发展的前景，不让蒙古矿产及土地全部落入中国汉人的手里，蒙古国总统查希亚·额勒贝格道尔吉宣布从4月20日17：00时起，暂时停止办理发放矿产勘探、开采许可证和审批许可证转手过户手续。
吕粱透露，上述过户手续的办理将在2010年12月恢复，大唐电力的“曲线救国”策略即可以继续推进，以实现其在蒙进行煤矿开发、开采及运输一整条产业链的目标。与此同时，已经进驻蒙古的中铁公司也可以跟随这些中国大型资源公司的步伐，加快在蒙古的铁路建设。
民间资本开辟“掘金第二战场”
除了真正谋求资源性开发的大型国企之外，还有无数中国民间农民投资人的身影，这些人中，有些从事矿业开采，有些做的就是矿业权的转手生意。
“举例来说，收购一个100万到200万美元的矿，探明储量、品位之后，把开采证办下来，转手就可以卖到3000万美元，扣除1%～2%的转手费(税)，投资人(企业)可以赚到丰厚的利润。”吕梁告诉记者。
“之前是加拿大人做这种生意，因为加拿大较早进入蒙古淘金，如今中国人越来越多起来。去年中国山西矿业兼并重组后，不少退出的民间资本开始转战蒙古，开辟掘金的第二战场，目前这些人很多来自中国的山西、温州以及东北地区。但总量还无法统计。”吕梁看来，与中国本土相比，便宜的矿产资源费以及简便的手续是吸引越来越多中国民间资本涌入蒙古的另一原因。
在蒙古，取得探矿权后，第一年的土地使用费每公顷只有0.2美元，以后虽然逐年增加，但基本上都维持在较低的水平。而且探矿权在3年到期后再续两次，每次3年，共计9年，政策不可谓不优惠。
矿产资源也比中国国内便宜，以电煤为例，在国内买矿，通常是每吨3～20元，而在蒙古，每吨只有1.5元，便宜很多。
一位与吕梁相熟，并同样看好蒙古投资的中国私企老板向记者感叹，“从各种迹象来看，转战蒙古正在为中国矿业重组中退出的民间资本打开第二扇获利的隐蔽大门。”
全球最大的律师事务所之一的霍金路伟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艾德(Michael Aldrich)提示，“伴随着全球投资人到蒙古的矿业淘金热潮，一系列与矿产开发相关的法律正在被酝酿修改，由此带来的政策上的变化及变化背后所隐含的风险，亟须引起投资人的注意。”
阿拉善地区蒙古穆斯林
内蒙古阿拉善地区的“蒙古回回”最早出现在清朝初叶。现“蒙古回回”中部分是清乾隆年间，阿拉善王罗布藏多尔济从新疆带回的哈萨克、柯尔克孜、维吾尔人；一部分是从新疆来此地做买卖定居下来的；另一部分则是清末从西北、内地逃难流落至此的回族、维吾尔族。他们虽然对伊斯兰教信仰虔诚，但因长期与蒙古族相处，放在习俗上也带有蒙古族特点，参加一些喇嘛教的宗教活动，故人称“蒙古回回”。这些人主要分布在内蒙古阿拉善盟的吉兰泰盐湖以东、老登口以西、黄河沿岸、乌兰布和沙漠、罕乌拉一带，约1600多人。因宗教中心集中在科布尔巴格，故又称“科布尔回回”。
一,阿拉善旗的概况
阿拉善旗在贺兰山以西,东,南与甘肃省交界,西接额济纳旗,北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为邻.全旗22个苏木(蒙语中的乡级行政单位称为苏木),6个镇,除哈鲁乃,科布尔,沙金套海,道蓝苏海属河川地区,其余均为草原,荒山,戈壁以及低温潮湿沼泽地带.属于沙漠性气候,夏热冬寒,平均温度在摄氏五至九度,夏季温差极大.雨量每年平均为200-300毫米,西部尤为稀少.全旗总面积约为121700平方公里,据1990年人口普查,全旗人口为134223人,其中蒙古族为33553人,回族为8035人.
蒙古族穆斯林主要分布在阿拉善左旗东北部的敖龙布鲁格,巴彦木仁,乌素图,吉兰泰,汗乌拉苏木,占当地蒙古族人口的70%-80%.还有一些人散居于旗内其它几个苏木和巴彦淖尔盟,磴口县的一些地区,他们人数不多,据《内蒙古阿拉善盟志》资料统计:1875年170户,507人;1910年177户,599人;1989年2400人,现约为3000人左右.(因国家把他们当作蒙古族看待,不专门进行人口普查,而且他们散居各苏木,相隔较远,交通不便,无法确切统计人口.)他们讲蒙古语,使用蒙文,也与蒙古族一样过农牧生活.但他们信仰伊斯兰教,以伊斯兰的戒律要求自己,成为蒙古民族中最为奇特的一支.当地居民称他们为"蒙古回回","科布尔蒙古"或"缠头回回"(以下简称蒙回).
二,蒙古族穆斯林的历史渊源
关于蒙古族穆斯林的历史,史料中有相关记载:
蒙古回回"为清乾隆时札萨克罗布藏多尔济远征带回受降的兵卒之哈萨克人,俗称'缠回',迄今归华已久,一如旗内蒙民,说旗话,习旗俗,唯奉回教特持戒律,今居旗内沙金套海,可是儿四镇一带,约二百余家."[1]
认为:"是'缠回'之一支,即信仰伊斯兰教的新疆维吾尔族的一支."[2](p342-343)
图布吉日嘎拉先生认为:"早在清初和罗理率部移居阿旗时,在他所率部族中有信仰伊斯兰教的萨伊润,安答加,巴拉沟德(蒙古),维吾尔,准噶尔(蒙古)等五姓部分人被安置在阿左旗东北部游牧,其后在乾隆年间又来了一批系属相同的人和(部分)甘青地带的哈萨克人,撒拉人,构成了今天阿左旗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3]
嘎尔迪先生认为:"蒙回是清康熙年间至雍正初年从青海境内迁移到阿拉善地区的'托茂人'."[4]
上述几种说法都各有依据,大约都认为蒙古额鲁特部中有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哈萨克等外来民族被同化为蒙古族.笔者从阿拉善旗的档案中考证认为:阿旗蒙回是由几部分人共同演变融合而成,既有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也有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等族.根据有三: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蒙古准噶尔,杜尔伯特,吐尔扈特,和硕特四卫拉特(额鲁特)之一的和硕特酋长顾实汗之孙和罗理乃元太祖成吉思汗弟哈萨尔之后裔,姓博尔济古特,原游牧于天山北麓,为避噶尔丹侵袭,鄂齐尔图车臣汗战乱,率庐帐万余东迁至阿拉善时被康熙帝恩赐安置到贺兰山以西定居.在他所率约1700户7000余人口中有信仰伊斯兰教的五姓部族萨伊润,安答加,巴拉沟德(蒙古),维吾尔,准噶尔(蒙古)中的部分人由哈尔顾特蒙古族伊玛目和黄杨阿洪带领随迁而来.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帝向和罗理"授札萨克,赐牧阿拉善"[5].清政府按四十九旗之例设阿拉善和硕特旗,封和罗理为多罗贝勒,成为第一代旗王.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和罗理死,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子阿宝袭职.雍正二年(1724年)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平定后,敕阿拉善札萨克郡王阿宝饬青海部众归牧阿拉善之地.雍正九年(1731年)阿宝从青海带领部众迁入阿拉善大草原时带来青海西宁的"缠头回回"百余人.乾隆十二年(1747年)罗布桑多尔济奉命"从征准噶尔诸部,擒捕达瓦尔齐汗和辉特部汗巴维尔,以少众降哈萨克,歼灭柯尔柯斯诸部,追击阿睦尔撒那至俄罗斯境."[6]战争胜利后,罗布桑多尔济收纳了很多俘虏,其中有回,维吾尔,哈萨克族兵卒.哈密王管辖下的维吾尔,乌孜别克等人也先后来到阿拉善旗.这部分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与蒙古人相处既久,融合于其中,全部加入蒙古籍,形成了今天的蒙古穆斯林.
一,阿拉善旗的概况
阿拉善旗在贺兰山以西,东,南与甘肃省交界,西接额济纳旗,北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为邻.全旗22个苏木(蒙语中的乡级行政单位称为苏木),6个镇,除哈鲁乃,科布尔,沙金套海,道蓝苏海属河川地区,其余均为草原,荒山,戈壁以及低温潮湿沼泽地带.属于沙漠性气候,夏热冬寒,平均温度在摄氏五至九度,夏季温差极大.雨量每年平均为200-300毫米,西部尤为稀少.全旗总面积约为121700平方公里,据1990年人口普查,全旗人口为134223人,其中蒙古族为33553人,回族为8035人.
蒙古族穆斯林主要分布在阿拉善左旗东北部的敖龙布鲁格,巴彦木仁,乌素图,吉兰泰,汗乌拉苏木,占当地蒙古族人口的70%-80%.还有一些人散居于旗内其它几个苏木和巴彦淖尔盟,磴口县的一些地区,他们人数不多,据《内蒙古阿拉善盟志》资料统计:1875年170户,507人;1910年177户,599人;1989年2400人,现约为3000人左右.(因国家把他们当作蒙古族看待,不专门进行人口普查,而且他们散居各苏木,相隔较远,交通不便,无法确切统计人口.)他们讲蒙古语,使用蒙文,也与蒙古族一样过农牧生活.但他们信仰伊斯兰教,以伊斯兰的戒律要求自己,成为蒙古民族中最为奇特的一支.当地居民称他们为"蒙古回回","科布尔蒙古"或"缠头回回"(以下简称蒙回).
二,蒙古族穆斯林的历史渊源
关于蒙古族穆斯林的历史,史料中有相关记载:
蒙古回回"为清乾隆时札萨克罗布藏多尔济远征带回受降的兵卒之哈萨克人,俗称'缠回',迄今归华已久,一如旗内蒙民,说旗话,习旗俗,唯奉回教特持戒律,今居旗内沙金套海,可是儿四镇一带,约二百余家."[1]
认为:"是'缠回'之一支,即信仰伊斯兰教的新疆维吾尔族的一支."[2](p342-343)
图布吉日嘎拉先生认为:"早在清初和罗理率部移居阿旗时,在他所率部族中有信仰伊斯兰教的萨伊润,安答加,巴拉沟德(蒙古),维吾尔,准噶尔(蒙古)等五姓部分人被安置在阿左旗东北部游牧,其后在乾隆年间又来了一批系属相同的人和(部分)甘青地带的哈萨克人,撒拉人,构成了今天阿左旗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3]
嘎尔迪先生认为:"蒙回是清康熙年间至雍正初年从青海境内迁移到阿拉善地区的'托茂人'."[4]
上述几种说法都各有依据,大约都认为蒙古额鲁特部中有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哈萨克等外来民族被同化为蒙古族.笔者从阿拉善旗的档案中考证认为:阿旗蒙回是由几部分人共同演变融合而成,既有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也有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等族.根据有三: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蒙古准噶尔,杜尔伯特,吐尔扈特,和硕特四卫拉特(额鲁特)之一的和硕特酋长顾实汗之孙和罗理乃元太祖成吉思汗弟哈萨尔之后裔,姓博尔济古特,原游牧于天山北麓,为避噶尔丹侵袭,鄂齐尔图车臣汗战乱,率庐帐万余东迁至阿拉善时被康熙帝恩赐安置到贺兰山以西定居.在他所率约1700户7000余人口中有信仰伊斯兰教的五姓部族萨伊润,安答加,巴拉沟德(蒙古),维吾尔,准噶尔(蒙古)中的部分人由哈尔顾特蒙古族伊玛目和黄杨阿洪带领随迁而来.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帝向和罗理"授札萨克,赐牧阿拉善"[5].清政府按四十九旗之例设阿拉善和硕特旗,封和罗理为多罗贝勒,成为第一代旗王.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和罗理死,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子阿宝袭职.雍正二年(1724年)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平定后,敕阿拉善札萨克郡王阿宝饬青海部众归牧阿拉善之地.雍正九年(1731年)阿宝从青海带领部众迁入阿拉善大草原时带来青海西宁的"缠头回回"百余人.乾隆十二年(1747年)罗布桑多尔济奉命"从征准噶尔诸部,擒捕达瓦尔齐汗和辉特部汗巴维尔,以少众降哈萨克,歼灭柯尔柯斯诸部,追击阿睦尔撒那至俄罗斯境."[6]战争胜利后,罗布桑多尔济收纳了很多俘虏,其中有回,维吾尔,哈萨克族兵卒.哈密王管辖下的维吾尔,乌孜别克等人也先后来到阿拉善旗.这部分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与蒙古人相处既久,融合于其中,全部加入蒙古籍,形成了今天的蒙古穆斯林.
蒙古起源
对于蒙古族的起源，用蒙古人自己的说法，他们认为自己是苍狼和白鹿的后代。其实这和大多数民族以信奉图腾的思维意识来认同自己的归属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蒙古人之所以选择狼和鹿作为自己民族的图腾，从现在来看我们可以分析出这与他们祖先所生活的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因为狼和鹿就是生活在山林和草原当中。既然是图腾，那苍狼和白鹿就被蒙古人尊奉为神灵之物，同时又赋予了神秘而美好的传说。
据蒙古人自己编的《蒙古秘史》记载：苍狼和白鹿是成吉思汗的祖先，他们奉上天之命降生到人间。然后共同渡过腾汲思，在斡难河源头、不儿罕山前开始繁衍生息，生下了巴塔赤罕。这里所说的巴塔赤罕就是成吉思汗的始祖。其实，苍狼和白鹿在蒙古语中分别读为：勃儿帖赤那和豁埃马兰勒，只是汉译为苍狼和白鹿。也正如《蒙古秘史》译注者所说苍狼和白鹿只不过是传说中的两个人名，就像我们名字中带有“龙”、“虎”等字一样。
另据波斯蒙古王朝著名历史著作《史集》记载：北方草原上发生了一次惊天动地的战争，结果蒙古部落大败，大屠杀后只剩下两男两女。他们逃到一个叫额尔古涅?昆的险谷隘地，在那里他们结成了两对夫妻，经过世代繁衍之后，人口逐渐增加。传说两家一户叫捏古思，另一户叫乞彦。后来，他们历经几代终于回到了他们祖先生活过的呼伦贝尔草原。据说，成吉思汗就是乞彦氏族的后裔，也就是后来的蒙古部落。
其实，关于蒙古起源的传说还不止限于以上几个版本，因为每个民族都希望找到自己追根溯源的祖先，但在无法解释自己最早的祖源时，便利用各种各样的传说来解释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本身我们人类的想象力就是无穷无尽的。
蒙古地区，自古以来就是诸游牧部落的活动场所。自古至今，大大小小的部族和部落出没在这块广阔的草原地带，各部族和部落的兴衰、更替的历史，直到13世纪初才告结束，最终形成了稳定的民族共同体——蒙古民族。其实说到这些游牧民族，好多都是被我们混为一谈的，搞不清其中的关系由来。像：匈奴、胡人、鲜卑、契丹、女真……我们只有借史书来整理一下混乱的头绪了。
还是先回到蒙古民族的真正族源的问题上，现、当代多数学者认为蒙古族出自东胡。东胡，是包括同一族源、操有不同方言、各有名号的大小部落的总称。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在匈奴东，故曰东胡。”公元前5至前3世纪，东胡各部还处于原始氏族社会发展阶段，各部落过着“俗随水草，居无常处”的生活。
公元前3世纪末，形成东胡人的部落联盟，他们与匈奴为敌，不断向西侵袭。冒顿单于(前209-前174年)时，匈奴遂强，东袭东胡，破灭东胡各部，大掠其民众及牲畜。东胡各部均受匈奴人统治达3个世纪之久(公元前3世纪末至公元1世纪末)。公元48年，匈奴分裂为南匈奴和北匈奴，势力衰落。乌桓、鲜卑乘机而起。
乌桓、鲜卑是东胡人的后裔。公元前209年，冒顿单于破灭东胡以后，一部分东胡人居于辽河流域的乌桓山，一部分居于潢水流域的鲜卑山，故称乌桓、鲜卑。据《后汉书》记载，汉和帝永元年间(公元89-105年)，汉朝击破匈奴，北单于出走，鲜卑人转徙到该地居住。匈奴余者10万余落，皆自称鲜卑。鲜卑至此便强盛起来。
按语言学家从语系方面的推论，活动在蒙古地区的诸部分为蒙古语系和突厥语系两大部分。在突厥文史料中，称室韦为“达怛”(鞑靼)。公元732年在斡尔浑河右岸建立的《阙特勒碑》文中，记有三十姓达怛。三十姓达怛可能是紧邻突厥的一个强大的室韦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名称，突厥人用这一名字称呼所有的室韦部落。
后来，达怛又成为蒙古诸部的总称。因为，“他们在远古的大部分时间内，就是大部分部落和地区的征服者和统治者，伟大、强盛和充分受尊敬”“由于（他们）极其伟大和受尊敬的地位，其他突厥部落，尽管种类和名称各不相同，也逐渐以他们的名字著称，全都被称为鞑靼”(拉施特《史集》卷1第1册)。由于蒙古部的强大，“达怛”一名逐渐又被“蒙古”所代替，成为室韦诸部的总称。文字记载蒙古之称谓，始见于《旧唐书》，称作“蒙兀室韦”，是大室韦的一个成员，居住在额尔古纳河以南地区。
这些都是关于蒙古族起源的一些史书的记载，然而我们要讲述的真正主角成吉思汗，他的祖先又是怎样的呢？
成吉思汗真正有史可查的祖先是从勃端察儿开始的。相传他是阿兰豁阿夫人生的第5子，是日月之光所赐，是天的儿子。这天的儿子将来一定是有大作为的，按照历史惯例，不做皇帝也是不同凡响的。勃端察儿不就成了皇上的先人了吗？当然，这都是历史后人为他创造的神秘色彩罢了。他若不是成吉思汗的先人，这天赐的儿子怎么也不会落到他的头上。
勃端察儿的母亲在他们小的时候就对他们兄弟们说：“你们5人都是从我肚皮里生出来的，如果一个个分散开，就会像一支箭那样给任何人折断。要是大家相亲相爱，同心协力，就像合起来的5支箭那样坚牢，谁也折不断你们了。”母亲死后，五兄弟并不和睦。4个哥哥说小弟勃端察儿不喜欢说话，是傻子，不分牲畜给他。小弟弟只得骑了一匹秃尾巴生疮的瘦马，沿着斡难河出去打猎为生，甚至拣拾野狼吃过后剩下来的残肉。
但这却养成了勃端察儿狼一样的性格。他抢劫别人的牲口，抢漂亮的女人做妻子，俘虏别族的人做奴隶。其实，勃端察儿的这种行为在当时的游牧民族中是很普遍的一种现象，这也说明了当时他们的风俗，依然是无法回避的“弱肉强食”法则。在勃端察儿的孩子中有一个叫勇士合必赤，为什么说到他呢，就是因为他的曾孙海都是蒙古部落中公认的第一位汗。更主要的原因是勇士合必赤也是成吉思汗的祖先。
据蒙古人自己编的《蒙古秘史》记载：苍狼和白鹿是成吉思汗的祖先，他们奉上天之命降生到人间。然后共同渡过腾汲思，在斡难河源头、不儿罕山前开始繁衍生息，生下了巴塔赤罕。这里所说的巴塔赤罕就是成吉思汗的始祖。其实，苍狼和白鹿在蒙古语中分别读为：勃儿帖赤那和豁埃马兰勒，只是汉译为苍狼和白鹿。也正如《蒙古秘史》译注者所说苍狼和白鹿只不过是传说中的两个人名，就像我们名字中带有“龙”、“虎”等字一样。
另据波斯蒙古王朝著名历史著作《史集》记载：北方草原上发生了一次惊天动地的战争，结果蒙古部落大败，大屠杀后只剩下两男两女。他们逃到一个叫额尔古涅?昆的险谷隘地，在那里他们结成了两对夫妻，经过世代繁衍之后，人口逐渐增加。传说两家一户叫捏古思，另一户叫乞彦。后来，他们历经几代终于回到了他们祖先生活过的呼伦贝尔草原。据说，成吉思汗就是乞彦氏族的后裔，也就是后来的蒙古部落。
其实，关于蒙古起源的传说还不止限于以上几个版本，因为每个民族都希望找到自己追根溯源的祖先，但在无法解释自己最早的祖源时，便利用各种各样的传说来解释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本身我们人类的想象力就是无穷无尽的。
蒙古地区，自古以来就是诸游牧部落的活动场所。自古至今，大大小小的部族和部落出没在这块广阔的草原地带，各部族和部落的兴衰、更替的历史，直到13世纪初才告结束，最终形成了稳定的民族共同体——蒙古民族。其实说到这些游牧民族，好多都是被我们混为一谈的，搞不清其中的关系由来。像：匈奴、胡人、鲜卑、契丹、女真……我们只有借史书来整理一下混乱的头绪了。
还是先回到蒙古民族的真正族源的问题上，现、当代多数学者认为蒙古族出自东胡。东胡，是包括同一族源、操有不同方言、各有名号的大小部落的总称。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在匈奴东，故曰东胡。”公元前5至前3世纪，东胡各部还处于原始氏族社会发展阶段，各部落过着“俗随水草，居无常处”的生活。
公元前3世纪末，形成东胡人的部落联盟，他们与匈奴为敌，不断向西侵袭。冒顿单于(前209-前174年)时，匈奴遂强，东袭东胡，破灭东胡各部，大掠其民众及牲畜。东胡各部均受匈奴人统治达3个世纪之久(公元前3世纪末至公元1世纪末)。公元48年，匈奴分裂为南匈奴和北匈奴，势力衰落。乌桓、鲜卑乘机而起。
乌桓、鲜卑是东胡人的后裔。公元前209年，冒顿单于破灭东胡以后，一部分东胡人居于辽河流域的乌桓山，一部分居于潢水流域的鲜卑山，故称乌桓、鲜卑。据《后汉书》记载，汉和帝永元年间(公元89-105年)，汉朝击破匈奴，北单于出走，鲜卑人转徙到该地居住。匈奴余者10万余落，皆自称鲜卑。鲜卑至此便强盛起来。
按语言学家从语系方面的推论，活动在蒙古地区的诸部分为蒙古语系和突厥语系两大部分。在突厥文史料中，称室韦为“达怛”(鞑靼)。公元732年在斡尔浑河右岸建立的《阙特勒碑》文中，记有三十姓达怛。三十姓达怛可能是紧邻突厥的一个强大的室韦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名称，突厥人用这一名字称呼所有的室韦部落。
后来，达怛又成为蒙古诸部的总称。因为，“他们在远古的大部分时间内，就是大部分部落和地区的征服者和统治者，伟大、强盛和充分受尊敬”“由于（他们）极其伟大和受尊敬的地位，其他突厥部落，尽管种类和名称各不相同，也逐渐以他们的名字著称，全都被称为鞑靼”(拉施特《史集》卷1第1册)。由于蒙古部的强大，“达怛”一名逐渐又被“蒙古”所代替，成为室韦诸部的总称。文字记载蒙古之称谓，始见于《旧唐书》，称作“蒙兀室韦”，是大室韦的一个成员，居住在额尔古纳河以南地区。
这些都是关于蒙古族起源的一些史书的记载，然而我们要讲述的真正主角成吉思汗，他的祖先又是怎样的呢？
成吉思汗真正有史可查的祖先是从勃端察儿开始的。相传他是阿兰豁阿夫人生的第5子，是日月之光所赐，是天的儿子。这天的儿子将来一定是有大作为的，按照历史惯例，不做皇帝也是不同凡响的。勃端察儿不就成了皇上的先人了吗？当然，这都是历史后人为他创造的神秘色彩罢了。他若不是成吉思汗的先人，这天赐的儿子怎么也不会落到他的头上。
勃端察儿的母亲在他们小的时候就对他们兄弟们说：“你们5人都是从我肚皮里生出来的，如果一个个分散开，就会像一支箭那样给任何人折断。要是大家相亲相爱，同心协力，就像合起来的5支箭那样坚牢，谁也折不断你们了。”母亲死后，五兄弟并不和睦。4个哥哥说小弟勃端察儿不喜欢说话，是傻子，不分牲畜给他。小弟弟只得骑了一匹秃尾巴生疮的瘦马，沿着斡难河出去打猎为生，甚至拣拾野狼吃过后剩下来的残肉。
但这却养成了勃端察儿狼一样的性格。他抢劫别人的牲口，抢漂亮的女人做妻子，俘虏别族的人做奴隶。其实，勃端察儿的这种行为在当时的游牧民族中是很普遍的一种现象，这也说明了当时他们的风俗，依然是无法回避的“弱肉强食”法则。在勃端察儿的孩子中有一个叫勇士合必赤，为什么说到他呢，就是因为他的曾孙海都是蒙古部落中公认的第一位汗。更主要的原因是勇士合必赤也是成吉思汗的祖先。
列宁奶奶是蒙古人移民
前苏联的导师，亲自组建苏维尔联盟的缔造者列宁，之所以勤劳智慧聪明绝顶，这与他的基因在遥远的东方有很大关系。前苏联阿斯特拉罕省会的历史博物馆馆长曾经向扈尔布特蒙古族人介绍说：列宁奶奶1624年从西蒙古部移民来的蒙古族人，同样道理，苏联人的伟大领袖列宁自然也是蒙古族人的外甥。
列宁及其亲友曾经遭受过三次流放西伯利亚的厄运。两次是列宁本人闹革命时被沙皇流放到了极度寒冷的西伯利亚。第三次其亲友被打击报复，斯大林下令把曾经杀害过格鲁吉亚祖先的蒙古族人强制拉到西伯利亚。
1943年12月28日，几乎是一夜之间，来了大量荷枪实弹的红军，强行逼着精壮男人从欧洲大陆的伏尔加河西河岸迁往酷寒的亚洲大陆西伯利亚。有人说这是斯大林对列宁奶奶家族的大不敬，直到1956年斯大林死后，这些扈尔扈特人才重新迁到伏尔加西河岸与家人团聚。
有专家分析说，因伏尔加河暖冬推迟结冰之后，那些错失跟随沃巴锡东归的蒙古人，最后终于没逃过被俄罗斯人清算历史的厄运。
列宁简历：原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1870--1923)。于1870年4月22日出生在俄国伏尔加河畔的辛比尔斯克，父亲是一位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教育活动家，哥哥亚历山大因参加谋刺沙皇而被处死。在家庭的影响下，1887年秋列宁进入喀山大学法律系学习，然而，不久他就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而被学校开除，遭到逮捕和流放。第二年，回到喀山后，他开始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普列汉诺夫的著作。1892年，他又开始筹建马克思主义小组，并将《共产党宣言》译成了俄文，还写下了第一本著作《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
1895年，列宁在彼得堡创立了彼得堡工人解放协会。这年年底，他再次被捕入狱，14个月的狱中生活后，又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西伯利亚的3年中，他开始使用“列宁”这个化名，写出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并与另一位革命者克鲁普斯卡娅结了婚。
1900年2月，列宁在西伯利亚的流放结束，回到彼得堡后不久转赴西欧，在德国创办了第一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机关报《火星报》。1903年7月30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布鲁塞尔召开代表大会，会上形成了以列宁为核心的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的意思是多数派。布尔什维克及其思想体系的产生，标志着列宁主义的形成。
1905年11月，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后，列宁回到祖国直接领导革命，并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在民主革命中的策略。12月，莫斯科武装起义失败，列宁又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第二次流亡生活。在此期间，他写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等一系列著作，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全面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宁又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阐明了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或数国首先胜利的理论。1917年3月，沙皇政府被推翻。听到沙皇垮台的消息以后，列宁立即返回俄国，积极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人民终于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一伟大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纪元。
革命胜利后，列宁当选为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主席，他领导人民粉碎了帝国主义的三次武装进攻和国内的叛乱。
列宁在晚年患了脑溢血症，但他在病中仍口授了《论合作制》等文章和信件。列宁的全部著述达55卷，所以有人说他是一位多产的作家。1923年，列宁病情开始恶化，第二年去世，终年54岁。
列宁及其亲友曾经遭受过三次流放西伯利亚的厄运。两次是列宁本人闹革命时被沙皇流放到了极度寒冷的西伯利亚。第三次其亲友被打击报复，斯大林下令把曾经杀害过格鲁吉亚祖先的蒙古族人强制拉到西伯利亚。
1943年12月28日，几乎是一夜之间，来了大量荷枪实弹的红军，强行逼着精壮男人从欧洲大陆的伏尔加河西河岸迁往酷寒的亚洲大陆西伯利亚。有人说这是斯大林对列宁奶奶家族的大不敬，直到1956年斯大林死后，这些扈尔扈特人才重新迁到伏尔加西河岸与家人团聚。
有专家分析说，因伏尔加河暖冬推迟结冰之后，那些错失跟随沃巴锡东归的蒙古人，最后终于没逃过被俄罗斯人清算历史的厄运。
列宁简历：原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1870--1923)。于1870年4月22日出生在俄国伏尔加河畔的辛比尔斯克，父亲是一位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教育活动家，哥哥亚历山大因参加谋刺沙皇而被处死。在家庭的影响下，1887年秋列宁进入喀山大学法律系学习，然而，不久他就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而被学校开除，遭到逮捕和流放。第二年，回到喀山后，他开始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普列汉诺夫的著作。1892年，他又开始筹建马克思主义小组，并将《共产党宣言》译成了俄文，还写下了第一本著作《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
1895年，列宁在彼得堡创立了彼得堡工人解放协会。这年年底，他再次被捕入狱，14个月的狱中生活后，又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西伯利亚的3年中，他开始使用“列宁”这个化名，写出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并与另一位革命者克鲁普斯卡娅结了婚。
1900年2月，列宁在西伯利亚的流放结束，回到彼得堡后不久转赴西欧，在德国创办了第一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机关报《火星报》。1903年7月30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布鲁塞尔召开代表大会，会上形成了以列宁为核心的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的意思是多数派。布尔什维克及其思想体系的产生，标志着列宁主义的形成。
1905年11月，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后，列宁回到祖国直接领导革命，并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在民主革命中的策略。12月，莫斯科武装起义失败，列宁又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第二次流亡生活。在此期间，他写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等一系列著作，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全面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宁又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阐明了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或数国首先胜利的理论。1917年3月，沙皇政府被推翻。听到沙皇垮台的消息以后，列宁立即返回俄国，积极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人民终于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一伟大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纪元。
革命胜利后，列宁当选为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主席，他领导人民粉碎了帝国主义的三次武装进攻和国内的叛乱。
列宁在晚年患了脑溢血症，但他在病中仍口授了《论合作制》等文章和信件。列宁的全部著述达55卷，所以有人说他是一位多产的作家。1923年，列宁病情开始恶化，第二年去世，终年54岁。
青海蒙古人
青海蒙古族，是融合最完全的蒙古族之一，他们的血液中已经充分融合了漠南蒙古、漠北蒙古、西蒙古、唐古特蒙古、往流蒙古等许多部族的血。虽然这中间有许多血腥，但蒙古人必须面对历史事实，牧风将以“倒叙”的方式来介绍这为外界所知不多的蒙古族简历。
融合最完全的蒙古族
民国时，学者称青海“南番北蒙”（番指藏族），不涉及大的部落融合；
清时，提到青海蒙古族源流，人们自然会想到清时的青海蒙古29旗。青海蒙古族的组成，在清时相对固定，虽然有蒙古八旗军来此屯驻，但相比之下毕竟是少数。
清时的青海蒙古29旗：和硕特（在史料中也有译“霍硕特”）20旗、土尔扈特4旗、绰罗斯2旗、辉特1旗、喀尔喀1旗，另有一察汉诺们罕旗。
人们见旗名，习惯认为青海蒙古族大部分为西蒙古人，其实并非如此。青海蒙古人组成之全，当非其他地区所能比。只是在顾实汗之后，西蒙古和硕特部一直居领导地位。
顾实汗入青之前，青海蒙古族藏巴汗失势。漠北喀尔喀部却图汗入青，控制了青藏地区。顾实汗入青关键一役是1637年春的“血山战役”，顾实汗所率西蒙古联军打得很成功，顾实汗以1万兵力大胜却图汗3万精兵，却图汗也在退却中被擒杀。对此役之胜败，牧风认为有三方面原因：首先、顾实汗是非常有谋略的领导者；其次、却图汗虽拥有精兵三万，但大部分是从刚刚征服的青海蒙古各部中强征来的，军心不稳，难于协调统一；第三、是宗教因素，顾实汗是青藏黄教喇嘛请来维护黄教的，却图汗是排挤黄教的，而却图汗所辖军队中信仰黄教的部众又极多，导致在思想上顾实汗比却图汗更有号召力。
1万西蒙古兵大胜却图汗3万精兵，决定了西蒙古在青海蒙古族中的统治地位。但这一数字也反映出，西蒙古人在青海蒙古中顶多占四分之一左右。至此，以和硕特部顾实汗为首的西蒙古联军中“和硕特”、“土尔扈特”、“绰罗斯”、“辉特”四部融入青海蒙古族，战败的却图汗的漠北喀尔喀嫡系也融入了青海蒙古族中。随后，顾实汗在袭杀藏巴汗后，又控制了唐古特四部。那么青海蒙古族中除上述漠西蒙古、漠北蒙古与唐古特外，还融有哪些蒙古部族呢？
上文提到，却图汗所辖军队中信仰黄教的部众极多。这要追溯到1578年，蒙古右翼领袖“俺答汗”请黄教“索南嘉错”大师到青海蒙古各部中传教开始，到却图汗入青的半个世纪之间，黄教在青海蒙古各部之中已经牢牢扎根了。却图汗之前，要说一下蒙古右翼控制青海的部族。
蒙古右翼是与明直接对峙的蒙古政权，在东北长城边外的乌梁海三卫被蒙古右翼领袖“俺答汗”所征服并控制；在中部沿长城自东至西是俺答汗弟兄控制下的喀喇沁十大营、十二土默特、鄂尔多斯部；甘青地区是俺答汗之子“斌图”率喀喇沁一支和永谢布一支控制下的青海，此二部势力在发展中曾扩展到今甘南、临夏地区。蒙古右翼一直在明的东北、北、西北、西部的边疆压着打，逼明与蒙古进行贸易互市（汉文史料多载为“求贡”，即蒙古要求进贡，明政府不答应而不断打仗）。
蒙古右翼也就是漠南蒙古族进入青海，早在俺答的爷爷达延汗统一蒙古各部之前。青海地方史料载：十五世纪中期，东蒙古“亦卜剌”与“鄂尔多斯”两部入青。鄂尔多斯部在俺答汗时为俺答汗长兄所主，多数人对此都较熟悉。那么“亦卜剌”部是哪一部呢？
查达延汗统一蒙古各部的史料：十五世纪中期，达延汗打败了永谢布一名领主“亦卜剌太师”和鄂尔多斯领主“满都赉阿固勒呼”及西蒙古瓦剌等部，统一了蒙古各部。
结合上文可见，“亦卜剌”领原永谢布贵族集团退到青海后，以自己名为所部之名，但实际上此部应该是“永谢布”。
俺答汗继承祖业，最终控制了青海，留下了所属的喀喇沁一支和永谢布一支，“亦卜剌”部应该又回到了本源的“永谢布”之中。俺答汗之孙顺义王扯力克时，青海蒙古仍在蒙古翼俺答系控制之下。史载，1590年俺答汗之妻三娘子与扯力克护送三世达赖的骨灰进藏之时，青海蒙古攻明，明请三娘子约束青海蒙古，蒙古右翼联盟为维护开通20年的“明蒙互市”，让青海蒙古退还了攻明的战利品并且停战。
当扯力克与三娘子在17世纪初相继辞世，富足的蒙古右翼成了蒙古兄弟部族争食、欺凌的对象。蒙古左翼林丹汗是始作伥者，借明支持为害兄弟部族，蒙古右翼败林丹的“赵城之战”所消灭的军队中有上千明送钱粮的援军。当然中原政权一贯如此，利用新兴起的游牧民族势力，来夹攻直接敌对的游牧政权；虽然当时明自身难保，还是给“林丹”几千兵，做象征性的援助（明不但指望用“林丹”牵制后金，还指望“林丹”把威胁自己整个北部边境的“蒙古右翼”彻底毁灭，这也许是蒙古右翼在明与其走狗的夹击下，都纷纷倒向后金的原因）。蒙古右翼的青海部分自然先为漠北却图汗所并，后又为固实汗所并。
由上文，青海蒙古族中先后已经有唐古特、漠南蒙古、漠北蒙古、西蒙古的融入；所谓的往流蒙古，即成吉思汗诸弟系，和硕特的统治者都是成吉思汗大弟哈萨尔之后裔。
青海海西蒙古族旗名与俗称
青海蒙古族在1725年设旗之初，海西境内有蒙古九旗，都属于和硕特部（或霍硕特部）。
归青海蒙古左翼盟所属：
青和北左旗 俗称可鲁沟贝子旗
青和北右末旗 俗称可鲁可扎萨旗
青和北前旗 俗称布哈公旗
青和西前旗 俗称青海王家旗
青和西后旗 俗称柯柯贝勒旗
青和北左末旗 俗称盐池扎萨旗
青和西右中旗 俗称台吉乃尔扎萨旗
归青海蒙古右翼盟所属：
青和西右后旗 俗称巴隆扎萨旗
青和西左后旗 俗称宗家扎萨旗
清末民国时期，这一地区还有蒙古八旗，也就是上述九旗中“青和北前旗”之外的八个旗。因为1858年后，黄河南的藏族汪什代海千户部落迁入布哈河流域（今天的天峻县境内）驻牧，原驻此的蒙古族北迁到了祁连山（应该进入了今天的甘肃肃北地区）。
蒙古族左右两翼的划分要追溯到固实汗时期。
近八百年中蒙古人在青海活动简表
1229年，也就是蒙古太宗元年，海西归窝阔台次子阔端管辖。这表明蒙古族形成上升时期，青海地区就是蒙古族的主要牧地。
1253年，蒙哥汗在河州置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海西东部归其管辖。
1269年，忽必烈封其第七子奥鲁赤为西平王，海西为其封地之一。
1374年，驻牧在海西与新疆诺羌等地的元宁王卜烟帖木尔，为了商贸与经济，遣使到北京，明政府封其地为阿端、阿真、若先、帖里四部。1375年封卜烟帖木尔为安定王，辖地上形成了“罕东四卫”，也就是永乐时的“塞外四卫”，在以后的百多年中，这些蒙古部落与明政府多次发生战争。
1509年，蒙古永谢布部落酋长亦不剌与鄂尔多斯贵族反对达延汗失败，率部一万多人进入青海湖与海西地区，不久曾返回宁夏、河套地区。随后1512年他们二次入青，青海湖周边的“西宁卫”和海西地区的“塞外四卫”都为其所统治。东蒙古开始大规模入青，至少永谢布与鄂尔多斯部的贵族集团一万多人来此。
1559年，蒙古右翼俺答汗部进占青海，更多的东蒙古右翼部族也开始大规模入青。
1634年，因为佛教派争，漠北（今蒙古国）喀尔喀部却图汗入青，统一青海蒙古族。
1636年底至1637年初，同样是因为藏传佛教的教派之争，固实汗率西蒙古联军入青，以一万兵胜却图汗三万兵，杀却图汗统一青海，并进控西藏。
1645年，固实汗统一了唐古特四大部之后，将青海分为左右两翼，分给其十个儿子做领地。
也就是说自固实汗开始，海西蒙古族，统治者主要是和硕特部固实汗后裔，普通蒙古人融合了元时留守的蒙古族、东蒙古各部蒙古族、漠北喀尔喀蒙古族、西蒙古联军中的各卫拉特蒙古人，还有唐古特蒙古族。当然这么多年融血下来，已不可分。
固实汗后的清初，青海蒙古分封的各子，没有更强有力领导核心。清政府与准格尔葛尔丹的战争中，青海蒙古族也卷入其中，青海蒙古族站在清准两方的都有。
1723年，罗布藏丹津起兵反清，失败后青海蒙古族开始走向末落。
1725年，清政府正式把青海蒙古族纳入统治，将其编为29旗。并在每年秋季出3000蒙古兵在柴达木防御准格尔。
1735年，青海蒙古族实力仍有，每旗每年能依清政府令出兵200，以防准格尔。
1838年（道光18年），雍希叶布族（永谢布）与蒙古尔津族、年措族、卡纳族等被清政府安置在南柴达木诺木布塘驻牧，现属玉树州。
1931年，牧区流行瘟疫，牧民死亡甚多。
1934年，200多户哈萨克开始迁入青海，至1950年进入青海的哈萨克有2320多户。
1946年，都兰瘟疫和麻疹蔓延，不足300户的和硕特西左翼后旗（俗称宗加旗）就有300人死亡，其中60户全家死绝。
总之，民国时期青海的蒙藏牧民连遭瘟疫、自然灾害和战争破坏等，导致人口锐减。
1735年以后的百年中青海地区蒙藏矛盾
青海蒙古族本来在黄河南有蒙古六旗，河北全为蒙古族牧地，乾隆末年，到嘉庆年间，青海蒙古势力很弱，河南蒙古族多数都退入黄河北，而且此时藏族汪什代海部落陆续迁到黄河北岸驻牧。嘉庆、道光年间，番（藏族）蒙矛盾日益加深，蒙古族一直处于劣势，清政府把黄河南原蒙古族牧地夺回，蒙古族不敢去驻，在河北沿线派兵防守，蒙古各旗出不起人。
番（藏族）蒙矛盾起因是多方面的，唯恐天下不乱的一些人造谣生事，说俺答汗、固实汗等入主西藏维护黄教、打击红教说成是在藏区进行血腥黑暗统治，不提他们是虔诚的黄教信徒那一面。许多书更说俺答汗、固实汗等的进藏是后来番（藏族）蒙矛盾的火种。又说是清政府“以夷制夷”，故意让番（藏族）蒙有矛盾，而便于统治。
查历史上的清时奏折还有一个当时被称为“汉奸”的因素。一些汉、回投机商贩和游民冒充藏民，抢掠蒙古。制造番（藏族）蒙矛盾，如“提到奎舒遵旨审拟折”中所述：
至龙神庙碑碣，上年十二月，据伊什达尔济禀报“青海龙神庙碑碣被贼推倒”。因思番子虽素性犷悍，尚信神佛，推倒碑碣有何益，恐其中另有别故。
所幸今天，终于有人写相关史料时说“番（藏族）蒙矛盾”是因蒙古衰弱的情况下，奸人趁机把水搅浑。而从下段也可看出“汉奸”实在是一乱由：
嘉庆年间，那彦成采取清理牧地和抢劫纠纷，先清内地，酌安卡隘，严拿“汉奸”（金庸《书剑恩仇录》中所载“红花会”进入回族区参与回民反清活动，也许以此为背景，那彦成酌安卡隘，严拿“汉奸”也是为了防范此等对抗政府的势力四处扇风添乱）等措施后，藏族的北渡之势才得以缓和。
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兵乱，清政府无力他顾，藏族再度北渡，汉族也开始进入青海。青海的蒙古族除与藏族关系较好的察汉诺门汗部仍在黄河南外，其他多退入海西守着盐湖驻牧，至1949年，进入海西的藏族也已经与蒙古族人数相当。但清末民国战乱，蒙藏两族已能更和平的相处。
1949年，海西蒙古族占人口的40%多，藏族也占40%多；而1990年，这两族所占的人口比重都已经不足10%，汉族人口已经占70%多。
今天的青海蒙古族主要是在海西州与河南蒙古自治县。
青海海西地区的垦殖与环境破坏
1918年，民国7年，在都兰募民开荒，出告示劝藏民种燕麦。1923年设都兰垦务局，举办放垦事宜。因蒙古族不愿放垦，未及一年，停办。1929年青海正式建省，组织垦殖，形成小块农业区。
1949年，青海解放；1951年，解放军在阿拉尔地区开荒；1954年德令哈劳改农场创建，划耕地5万亩，以后又相继创立了香日德、诺木洪、赛什克等劳改农场。
随着50年代中期，境内农业的开发，全区先后共开垦耕地125.9万亩，因水源和热量不足而弃耕达68.5万亩，优良草场遭到重大破坏，草场退化面积达400万亩。
1950年后，大量内地人口的迁入，人口剧增，常年累月地挖掘植被充当燃料，全区每年约有2万吨荒漠植被及其根茎被挖，植被破坏速度每年约100万亩，全区原有沙生植物3000万亩，已破坏2016万亩，致使原来已固定和半固定沙丘又开始向东南移动，全区新增沙化面积9万亩，境内植被覆盖率已不足13％。
融合最完全的蒙古族
民国时，学者称青海“南番北蒙”（番指藏族），不涉及大的部落融合；
清时，提到青海蒙古族源流，人们自然会想到清时的青海蒙古29旗。青海蒙古族的组成，在清时相对固定，虽然有蒙古八旗军来此屯驻，但相比之下毕竟是少数。
清时的青海蒙古29旗：和硕特（在史料中也有译“霍硕特”）20旗、土尔扈特4旗、绰罗斯2旗、辉特1旗、喀尔喀1旗，另有一察汉诺们罕旗。
人们见旗名，习惯认为青海蒙古族大部分为西蒙古人，其实并非如此。青海蒙古人组成之全，当非其他地区所能比。只是在顾实汗之后，西蒙古和硕特部一直居领导地位。
顾实汗入青之前，青海蒙古族藏巴汗失势。漠北喀尔喀部却图汗入青，控制了青藏地区。顾实汗入青关键一役是1637年春的“血山战役”，顾实汗所率西蒙古联军打得很成功，顾实汗以1万兵力大胜却图汗3万精兵，却图汗也在退却中被擒杀。对此役之胜败，牧风认为有三方面原因：首先、顾实汗是非常有谋略的领导者；其次、却图汗虽拥有精兵三万，但大部分是从刚刚征服的青海蒙古各部中强征来的，军心不稳，难于协调统一；第三、是宗教因素，顾实汗是青藏黄教喇嘛请来维护黄教的，却图汗是排挤黄教的，而却图汗所辖军队中信仰黄教的部众又极多，导致在思想上顾实汗比却图汗更有号召力。
1万西蒙古兵大胜却图汗3万精兵，决定了西蒙古在青海蒙古族中的统治地位。但这一数字也反映出，西蒙古人在青海蒙古中顶多占四分之一左右。至此，以和硕特部顾实汗为首的西蒙古联军中“和硕特”、“土尔扈特”、“绰罗斯”、“辉特”四部融入青海蒙古族，战败的却图汗的漠北喀尔喀嫡系也融入了青海蒙古族中。随后，顾实汗在袭杀藏巴汗后，又控制了唐古特四部。那么青海蒙古族中除上述漠西蒙古、漠北蒙古与唐古特外，还融有哪些蒙古部族呢？
上文提到，却图汗所辖军队中信仰黄教的部众极多。这要追溯到1578年，蒙古右翼领袖“俺答汗”请黄教“索南嘉错”大师到青海蒙古各部中传教开始，到却图汗入青的半个世纪之间，黄教在青海蒙古各部之中已经牢牢扎根了。却图汗之前，要说一下蒙古右翼控制青海的部族。
蒙古右翼是与明直接对峙的蒙古政权，在东北长城边外的乌梁海三卫被蒙古右翼领袖“俺答汗”所征服并控制；在中部沿长城自东至西是俺答汗弟兄控制下的喀喇沁十大营、十二土默特、鄂尔多斯部；甘青地区是俺答汗之子“斌图”率喀喇沁一支和永谢布一支控制下的青海，此二部势力在发展中曾扩展到今甘南、临夏地区。蒙古右翼一直在明的东北、北、西北、西部的边疆压着打，逼明与蒙古进行贸易互市（汉文史料多载为“求贡”，即蒙古要求进贡，明政府不答应而不断打仗）。
蒙古右翼也就是漠南蒙古族进入青海，早在俺答的爷爷达延汗统一蒙古各部之前。青海地方史料载：十五世纪中期，东蒙古“亦卜剌”与“鄂尔多斯”两部入青。鄂尔多斯部在俺答汗时为俺答汗长兄所主，多数人对此都较熟悉。那么“亦卜剌”部是哪一部呢？
查达延汗统一蒙古各部的史料：十五世纪中期，达延汗打败了永谢布一名领主“亦卜剌太师”和鄂尔多斯领主“满都赉阿固勒呼”及西蒙古瓦剌等部，统一了蒙古各部。
结合上文可见，“亦卜剌”领原永谢布贵族集团退到青海后，以自己名为所部之名，但实际上此部应该是“永谢布”。
俺答汗继承祖业，最终控制了青海，留下了所属的喀喇沁一支和永谢布一支，“亦卜剌”部应该又回到了本源的“永谢布”之中。俺答汗之孙顺义王扯力克时，青海蒙古仍在蒙古翼俺答系控制之下。史载，1590年俺答汗之妻三娘子与扯力克护送三世达赖的骨灰进藏之时，青海蒙古攻明，明请三娘子约束青海蒙古，蒙古右翼联盟为维护开通20年的“明蒙互市”，让青海蒙古退还了攻明的战利品并且停战。
当扯力克与三娘子在17世纪初相继辞世，富足的蒙古右翼成了蒙古兄弟部族争食、欺凌的对象。蒙古左翼林丹汗是始作伥者，借明支持为害兄弟部族，蒙古右翼败林丹的“赵城之战”所消灭的军队中有上千明送钱粮的援军。当然中原政权一贯如此，利用新兴起的游牧民族势力，来夹攻直接敌对的游牧政权；虽然当时明自身难保，还是给“林丹”几千兵，做象征性的援助（明不但指望用“林丹”牵制后金，还指望“林丹”把威胁自己整个北部边境的“蒙古右翼”彻底毁灭，这也许是蒙古右翼在明与其走狗的夹击下，都纷纷倒向后金的原因）。蒙古右翼的青海部分自然先为漠北却图汗所并，后又为固实汗所并。
由上文，青海蒙古族中先后已经有唐古特、漠南蒙古、漠北蒙古、西蒙古的融入；所谓的往流蒙古，即成吉思汗诸弟系，和硕特的统治者都是成吉思汗大弟哈萨尔之后裔。
青海海西蒙古族旗名与俗称
青海蒙古族在1725年设旗之初，海西境内有蒙古九旗，都属于和硕特部（或霍硕特部）。
归青海蒙古左翼盟所属：
青和北左旗 俗称可鲁沟贝子旗
青和北右末旗 俗称可鲁可扎萨旗
青和北前旗 俗称布哈公旗
青和西前旗 俗称青海王家旗
青和西后旗 俗称柯柯贝勒旗
青和北左末旗 俗称盐池扎萨旗
青和西右中旗 俗称台吉乃尔扎萨旗
归青海蒙古右翼盟所属：
青和西右后旗 俗称巴隆扎萨旗
青和西左后旗 俗称宗家扎萨旗
清末民国时期，这一地区还有蒙古八旗，也就是上述九旗中“青和北前旗”之外的八个旗。因为1858年后，黄河南的藏族汪什代海千户部落迁入布哈河流域（今天的天峻县境内）驻牧，原驻此的蒙古族北迁到了祁连山（应该进入了今天的甘肃肃北地区）。
蒙古族左右两翼的划分要追溯到固实汗时期。
近八百年中蒙古人在青海活动简表
1229年，也就是蒙古太宗元年，海西归窝阔台次子阔端管辖。这表明蒙古族形成上升时期，青海地区就是蒙古族的主要牧地。
1253年，蒙哥汗在河州置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海西东部归其管辖。
1269年，忽必烈封其第七子奥鲁赤为西平王，海西为其封地之一。
1374年，驻牧在海西与新疆诺羌等地的元宁王卜烟帖木尔，为了商贸与经济，遣使到北京，明政府封其地为阿端、阿真、若先、帖里四部。1375年封卜烟帖木尔为安定王，辖地上形成了“罕东四卫”，也就是永乐时的“塞外四卫”，在以后的百多年中，这些蒙古部落与明政府多次发生战争。
1509年，蒙古永谢布部落酋长亦不剌与鄂尔多斯贵族反对达延汗失败，率部一万多人进入青海湖与海西地区，不久曾返回宁夏、河套地区。随后1512年他们二次入青，青海湖周边的“西宁卫”和海西地区的“塞外四卫”都为其所统治。东蒙古开始大规模入青，至少永谢布与鄂尔多斯部的贵族集团一万多人来此。
1559年，蒙古右翼俺答汗部进占青海，更多的东蒙古右翼部族也开始大规模入青。
1634年，因为佛教派争，漠北（今蒙古国）喀尔喀部却图汗入青，统一青海蒙古族。
1636年底至1637年初，同样是因为藏传佛教的教派之争，固实汗率西蒙古联军入青，以一万兵胜却图汗三万兵，杀却图汗统一青海，并进控西藏。
1645年，固实汗统一了唐古特四大部之后，将青海分为左右两翼，分给其十个儿子做领地。
也就是说自固实汗开始，海西蒙古族，统治者主要是和硕特部固实汗后裔，普通蒙古人融合了元时留守的蒙古族、东蒙古各部蒙古族、漠北喀尔喀蒙古族、西蒙古联军中的各卫拉特蒙古人，还有唐古特蒙古族。当然这么多年融血下来，已不可分。
固实汗后的清初，青海蒙古分封的各子，没有更强有力领导核心。清政府与准格尔葛尔丹的战争中，青海蒙古族也卷入其中，青海蒙古族站在清准两方的都有。
1723年，罗布藏丹津起兵反清，失败后青海蒙古族开始走向末落。
1725年，清政府正式把青海蒙古族纳入统治，将其编为29旗。并在每年秋季出3000蒙古兵在柴达木防御准格尔。
1735年，青海蒙古族实力仍有，每旗每年能依清政府令出兵200，以防准格尔。
1838年（道光18年），雍希叶布族（永谢布）与蒙古尔津族、年措族、卡纳族等被清政府安置在南柴达木诺木布塘驻牧，现属玉树州。
1931年，牧区流行瘟疫，牧民死亡甚多。
1934年，200多户哈萨克开始迁入青海，至1950年进入青海的哈萨克有2320多户。
1946年，都兰瘟疫和麻疹蔓延，不足300户的和硕特西左翼后旗（俗称宗加旗）就有300人死亡，其中60户全家死绝。
总之，民国时期青海的蒙藏牧民连遭瘟疫、自然灾害和战争破坏等，导致人口锐减。
1735年以后的百年中青海地区蒙藏矛盾
青海蒙古族本来在黄河南有蒙古六旗，河北全为蒙古族牧地，乾隆末年，到嘉庆年间，青海蒙古势力很弱，河南蒙古族多数都退入黄河北，而且此时藏族汪什代海部落陆续迁到黄河北岸驻牧。嘉庆、道光年间，番（藏族）蒙矛盾日益加深，蒙古族一直处于劣势，清政府把黄河南原蒙古族牧地夺回，蒙古族不敢去驻，在河北沿线派兵防守，蒙古各旗出不起人。
番（藏族）蒙矛盾起因是多方面的，唯恐天下不乱的一些人造谣生事，说俺答汗、固实汗等入主西藏维护黄教、打击红教说成是在藏区进行血腥黑暗统治，不提他们是虔诚的黄教信徒那一面。许多书更说俺答汗、固实汗等的进藏是后来番（藏族）蒙矛盾的火种。又说是清政府“以夷制夷”，故意让番（藏族）蒙有矛盾，而便于统治。
查历史上的清时奏折还有一个当时被称为“汉奸”的因素。一些汉、回投机商贩和游民冒充藏民，抢掠蒙古。制造番（藏族）蒙矛盾，如“提到奎舒遵旨审拟折”中所述：
至龙神庙碑碣，上年十二月，据伊什达尔济禀报“青海龙神庙碑碣被贼推倒”。因思番子虽素性犷悍，尚信神佛，推倒碑碣有何益，恐其中另有别故。
所幸今天，终于有人写相关史料时说“番（藏族）蒙矛盾”是因蒙古衰弱的情况下，奸人趁机把水搅浑。而从下段也可看出“汉奸”实在是一乱由：
嘉庆年间，那彦成采取清理牧地和抢劫纠纷，先清内地，酌安卡隘，严拿“汉奸”（金庸《书剑恩仇录》中所载“红花会”进入回族区参与回民反清活动，也许以此为背景，那彦成酌安卡隘，严拿“汉奸”也是为了防范此等对抗政府的势力四处扇风添乱）等措施后，藏族的北渡之势才得以缓和。
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兵乱，清政府无力他顾，藏族再度北渡，汉族也开始进入青海。青海的蒙古族除与藏族关系较好的察汉诺门汗部仍在黄河南外，其他多退入海西守着盐湖驻牧，至1949年，进入海西的藏族也已经与蒙古族人数相当。但清末民国战乱，蒙藏两族已能更和平的相处。
1949年，海西蒙古族占人口的40%多，藏族也占40%多；而1990年，这两族所占的人口比重都已经不足10%，汉族人口已经占70%多。
今天的青海蒙古族主要是在海西州与河南蒙古自治县。
青海海西地区的垦殖与环境破坏
1918年，民国7年，在都兰募民开荒，出告示劝藏民种燕麦。1923年设都兰垦务局，举办放垦事宜。因蒙古族不愿放垦，未及一年，停办。1929年青海正式建省，组织垦殖，形成小块农业区。
1949年，青海解放；1951年，解放军在阿拉尔地区开荒；1954年德令哈劳改农场创建，划耕地5万亩，以后又相继创立了香日德、诺木洪、赛什克等劳改农场。
随着50年代中期，境内农业的开发，全区先后共开垦耕地125.9万亩，因水源和热量不足而弃耕达68.5万亩，优良草场遭到重大破坏，草场退化面积达400万亩。
1950年后，大量内地人口的迁入，人口剧增，常年累月地挖掘植被充当燃料，全区每年约有2万吨荒漠植被及其根茎被挖，植被破坏速度每年约100万亩，全区原有沙生植物3000万亩，已破坏2016万亩，致使原来已固定和半固定沙丘又开始向东南移动，全区新增沙化面积9万亩，境内植被覆盖率已不足13％。
2010年8月12日星期四
成吉思汗箴言
我的七尺身躯无足轻重，但我们的国家与子民要万世永存！
箴言第二：
玉石没有表层，钢铁不需粘合，骄生的身体无常。你们要百折不回，意志刚强，完成百种事业，才算最高的事业。
箴言第三：
没有铁的纪律，战车就开得不远。
箴言第四：
你的心胸有多宽广，你的战马就能驰骋多远。
箴言第五：
不要理会能走多远，只管前进，目标必会达到；不要怕险阻，尝试便成功。
箴言第六：
用我们的刀箭带来的惩罚警告一切为非作歹者。
箴言第七：
一枝脆弱的箭，当它成倍的增加，得到别的箭的支援，哪怕大力士也折不断它，对它束手无策。因此，只要弟兄间相互帮助，彼此支援，再强大的敌人也战胜不了你们。
箴言第八：
人生最大的快乐就是击败敌人。
箴言第九：
要让青草覆盖的地方都成为我们的牧马之地。
箴言第十：
平时应像牛犊般驯顺，战时应像扑向野禽的饿鹰一样凶狠。
箴言第十一：
如果隶属于国君的许多后裔们的权贵、勇士和那颜们都不严遵法令，国事就将动摇和停顿。
箴言第十二：
战胜敌人时，不可贪财。战胜了敌人，那些财物我们共同分配。
箴言第十三：
在明亮的白昼要像雄狼一样深沉细心！在黑暗的夜里，要像乌雅鸦一样，有坚强的忍耐力！
箴言第十四：
只有知道这种饥渴并据以推知别人的情况，只有在行军时考虑到不让军队饥渴、牲畜消瘦的人，才配担任首长。
箴言第十五：
万夫长，千夫长和百夫长们，每一个人都应将自己的军队保持的秩序井然，随时做好作战的准备，一旦诏令和指令不分昼夜的下达时，就能在任何时候出征。
箴言第十六：
马肥时能疾驰，肥瘦适中或瘦时也能疾驰，才可称为良马，只能在这三状态之一下疾驰的马，不能称为良马。
箴言第十七：
跋山涉水远途行军，要爱惜战马于未瘦之时，要节省粮草于未尽之时。如果战马瘦弱了，再想爱惜也来迟了；如果粮草用尽了，再想节省也晚了。
箴言第十八：
能清理自身内部者，也能清理国土上的盗贼。
箴言第十九：
我一旦得到贤士和能人，就让他们紧随我不叫远去……让他们称心如意的献计出力。
箴言第二十：
有别勒古台之力，哈撒儿之射，此朕之所以得天下也。
箴言第二十一：
衣人以己衣，乘人以己马。
箴言第二十二：
国以民为本，杀了人即使夺了地与国何益？况且杀害无罪者，也就促使敌人增强其抵抗决心。
箴言第二十三：
治家者即能治国。
箴言第二十四：
治乱国者，宜以法齐之，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箴言第二十五：
与长者相处时，长者未发问，不应发言。长者发问以后，才应做适当的回答。
箴言第二十六：
凡是敌人做了杀害人的事，总是隐瞒不露的，一个人不隐瞒杀害人的事，诚实的说出来，这样的人是可以做朋友的。
箴言第二十七：
不肯背弃本主的人必能忠于所事。
箴言第二十八：
嗜酒者昏，若聋若瞽，心首无主，执业俱废。
－－－－（“酒醉的人，就成了瞎子，他什么也看不见，他也成了聋子，喊他的时候，他听不到，他还成了哑巴，有人同他说话时他不能回答。他喝醉了时，就象快要死的人一样，他想挺直地坐下也做不到，他象个麻木发呆头脑受损伤的人。喝酒既无好处，也不增进智慧和勇敢，不会产生善行美德：[在酒醉时人们只会]干坏事、杀人、吵架。[酒]使人丧失知识、技能，成为他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和事业的障碍。他丧失了明确的途径，将食物和桌布投入火中，[掷进]水里。国君嗜酒者不能主持大事、颁布训诫和重要的习惯法；将士嗜酒者不能掌管十人队、百人队或千人队；卫士嗜酒者将遭受严惩。” -- [波斯]拉施特《史集》成吉思汗训言）
箴言第二十九：
只要有草原在，蒙古人就能生存！
箴言第三十：
雏鹰只有自己去飞，翅膀才会变硬；孩子只有离开爹娘，才能学会生活。
箴言第三十一：
说话时要想一下：这样说妥当吗？要知道无论是认真的说出来或者开玩笑地说出去，话再也收不回来了。
箴言第三十二：
宁可折断骨头，也不可背弃信义。
箴言第三十三：
若是没有智慧和技巧，就是胯下的山羊羔也杀不着吃不到；若是智慧深广办法妙，即使深山野岭中的青羊羔宰杀烹吃也做得到。
箴言第三十四：
在我的力量还不足的时候，我就得忍让，违心的忍让！先把自己的翅膀练硬，那时即使有风有雨也挡不住我往高处飞翔！
箴言第三十五：
不要想有人保护你，不要乞求有人替你主持公道。只有学会了靠自己的力量活下来，你才是算是真正的蒙古人，也才是任何人都打不落马的蒙古人！
箴言第三十六：
遇事必须谨慎小心。
箴言第三十七：
敌人的敌人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
箴言第三十八：
苦难，能使人坚强，也容易使人暴烈；能使人容忍，也容易使人残酷无情。
箴言第三十九：
虽有风雪，也不失约；虽遇大雨，也不误期。
箴言第四十：
若想治身，必先修心，责人之前，必先责己。
箴言第四十一：
不可因胜而骄。
箴言第四十二：
人虽长得聪明，不学没有智慧。
箴言第四十三：
谁要是种下仇怨的苗，谁就将摘取悔恨的果实。
箴言第四十四：
美人和名马，谁都喜爱。然而只醉心于这些，那就要身败名裂。
箴言第四十五：
与其悲叹自己的命运，不如相信自己的力量。
箴言第四十六：
没有一个好朋友比智慧还好，没有一个恶敌人比愚笨还坏。
箴言第四十七：
人之正，图才智，非贪财也。
箴言第四十八：
与其谈论他人是非，不如反省自己过错。
箴言第四十九：
分歧之事要讲和气，对敌斗争要讲智谋。
箴言第五十：
忠贤者的劝告要听取，离间者的美言要三思。
箴言第五十一：
若能节制贪婪之心，可望必家致富；若能分清是非曲直，可谓贤者。
箴言第五十二：
知己之弊病，问他人而知之；辨治国之失误，向贤者而学之。
箴言第五十三：
读书的糊涂人，必定要超过生来的聪明人。
箴言第五十四：
不要用金银珠宝装饰身体，而要以道德充实内心。
箴言第五十五：
嫉恨他人进财发家，反而冲了自家的财神。
箴言第五十六：
君臣才智，治国之本；妻子贤惠，安家之宝。
箴言第五十七：
拾遗者，诛其身。
箴言第五十八：
凡弟子不率父兄之教，夫疑其妻，妻忤其夫，...... 富不济贫，下不敬上，......若是之人，必至流为匪类，国破家亡，临敌则遇殃。
箴言第五十九：
爱护邻人如同爱护自己，人人须互敬互爱，包括尊重老人和穷人。
箴言第二：
玉石没有表层，钢铁不需粘合，骄生的身体无常。你们要百折不回，意志刚强，完成百种事业，才算最高的事业。
箴言第三：
没有铁的纪律，战车就开得不远。
箴言第四：
你的心胸有多宽广，你的战马就能驰骋多远。
箴言第五：
不要理会能走多远，只管前进，目标必会达到；不要怕险阻，尝试便成功。
箴言第六：
用我们的刀箭带来的惩罚警告一切为非作歹者。
箴言第七：
一枝脆弱的箭，当它成倍的增加，得到别的箭的支援，哪怕大力士也折不断它，对它束手无策。因此，只要弟兄间相互帮助，彼此支援，再强大的敌人也战胜不了你们。
箴言第八：
人生最大的快乐就是击败敌人。
箴言第九：
要让青草覆盖的地方都成为我们的牧马之地。
箴言第十：
平时应像牛犊般驯顺，战时应像扑向野禽的饿鹰一样凶狠。
箴言第十一：
如果隶属于国君的许多后裔们的权贵、勇士和那颜们都不严遵法令，国事就将动摇和停顿。
箴言第十二：
战胜敌人时，不可贪财。战胜了敌人，那些财物我们共同分配。
箴言第十三：
在明亮的白昼要像雄狼一样深沉细心！在黑暗的夜里，要像乌雅鸦一样，有坚强的忍耐力！
箴言第十四：
只有知道这种饥渴并据以推知别人的情况，只有在行军时考虑到不让军队饥渴、牲畜消瘦的人，才配担任首长。
箴言第十五：
万夫长，千夫长和百夫长们，每一个人都应将自己的军队保持的秩序井然，随时做好作战的准备，一旦诏令和指令不分昼夜的下达时，就能在任何时候出征。
箴言第十六：
马肥时能疾驰，肥瘦适中或瘦时也能疾驰，才可称为良马，只能在这三状态之一下疾驰的马，不能称为良马。
箴言第十七：
跋山涉水远途行军，要爱惜战马于未瘦之时，要节省粮草于未尽之时。如果战马瘦弱了，再想爱惜也来迟了；如果粮草用尽了，再想节省也晚了。
箴言第十八：
能清理自身内部者，也能清理国土上的盗贼。
箴言第十九：
我一旦得到贤士和能人，就让他们紧随我不叫远去……让他们称心如意的献计出力。
箴言第二十：
有别勒古台之力，哈撒儿之射，此朕之所以得天下也。
箴言第二十一：
衣人以己衣，乘人以己马。
箴言第二十二：
国以民为本，杀了人即使夺了地与国何益？况且杀害无罪者，也就促使敌人增强其抵抗决心。
箴言第二十三：
治家者即能治国。
箴言第二十四：
治乱国者，宜以法齐之，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箴言第二十五：
与长者相处时，长者未发问，不应发言。长者发问以后，才应做适当的回答。
箴言第二十六：
凡是敌人做了杀害人的事，总是隐瞒不露的，一个人不隐瞒杀害人的事，诚实的说出来，这样的人是可以做朋友的。
箴言第二十七：
不肯背弃本主的人必能忠于所事。
箴言第二十八：
嗜酒者昏，若聋若瞽，心首无主，执业俱废。
－－－－（“酒醉的人，就成了瞎子，他什么也看不见，他也成了聋子，喊他的时候，他听不到，他还成了哑巴，有人同他说话时他不能回答。他喝醉了时，就象快要死的人一样，他想挺直地坐下也做不到，他象个麻木发呆头脑受损伤的人。喝酒既无好处，也不增进智慧和勇敢，不会产生善行美德：[在酒醉时人们只会]干坏事、杀人、吵架。[酒]使人丧失知识、技能，成为他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和事业的障碍。他丧失了明确的途径，将食物和桌布投入火中，[掷进]水里。国君嗜酒者不能主持大事、颁布训诫和重要的习惯法；将士嗜酒者不能掌管十人队、百人队或千人队；卫士嗜酒者将遭受严惩。” -- [波斯]拉施特《史集》成吉思汗训言）
箴言第二十九：
只要有草原在，蒙古人就能生存！
箴言第三十：
雏鹰只有自己去飞，翅膀才会变硬；孩子只有离开爹娘，才能学会生活。
箴言第三十一：
说话时要想一下：这样说妥当吗？要知道无论是认真的说出来或者开玩笑地说出去，话再也收不回来了。
箴言第三十二：
宁可折断骨头，也不可背弃信义。
箴言第三十三：
若是没有智慧和技巧，就是胯下的山羊羔也杀不着吃不到；若是智慧深广办法妙，即使深山野岭中的青羊羔宰杀烹吃也做得到。
箴言第三十四：
在我的力量还不足的时候，我就得忍让，违心的忍让！先把自己的翅膀练硬，那时即使有风有雨也挡不住我往高处飞翔！
箴言第三十五：
不要想有人保护你，不要乞求有人替你主持公道。只有学会了靠自己的力量活下来，你才是算是真正的蒙古人，也才是任何人都打不落马的蒙古人！
箴言第三十六：
遇事必须谨慎小心。
箴言第三十七：
敌人的敌人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
箴言第三十八：
苦难，能使人坚强，也容易使人暴烈；能使人容忍，也容易使人残酷无情。
箴言第三十九：
虽有风雪，也不失约；虽遇大雨，也不误期。
箴言第四十：
若想治身，必先修心，责人之前，必先责己。
箴言第四十一：
不可因胜而骄。
箴言第四十二：
人虽长得聪明，不学没有智慧。
箴言第四十三：
谁要是种下仇怨的苗，谁就将摘取悔恨的果实。
箴言第四十四：
美人和名马，谁都喜爱。然而只醉心于这些，那就要身败名裂。
箴言第四十五：
与其悲叹自己的命运，不如相信自己的力量。
箴言第四十六：
没有一个好朋友比智慧还好，没有一个恶敌人比愚笨还坏。
箴言第四十七：
人之正，图才智，非贪财也。
箴言第四十八：
与其谈论他人是非，不如反省自己过错。
箴言第四十九：
分歧之事要讲和气，对敌斗争要讲智谋。
箴言第五十：
忠贤者的劝告要听取，离间者的美言要三思。
箴言第五十一：
若能节制贪婪之心，可望必家致富；若能分清是非曲直，可谓贤者。
箴言第五十二：
知己之弊病，问他人而知之；辨治国之失误，向贤者而学之。
箴言第五十三：
读书的糊涂人，必定要超过生来的聪明人。
箴言第五十四：
不要用金银珠宝装饰身体，而要以道德充实内心。
箴言第五十五：
嫉恨他人进财发家，反而冲了自家的财神。
箴言第五十六：
君臣才智，治国之本；妻子贤惠，安家之宝。
箴言第五十七：
拾遗者，诛其身。
箴言第五十八：
凡弟子不率父兄之教，夫疑其妻，妻忤其夫，...... 富不济贫，下不敬上，......若是之人，必至流为匪类，国破家亡，临敌则遇殃。
箴言第五十九：
爱护邻人如同爱护自己，人人须互敬互爱，包括尊重老人和穷人。
阿道夫·希特勒的名言
1 如果一种文明没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来保护，那么这种文明是脆弱的，迟早会被野蛮所征服。
2 如果文明没有对野蛮进行排斥、打压，那么这种文明不是真正的文明。
3 要消灭一个民族，首先瓦解它的文化；要瓦解它的文化，首先先消灭承载它的语言；要消灭这种语言，首先先从他们的学校里下手。
4 社会事业的不易完成，它的症结所在，不在施行小惠，而在恢复民众的权利。
5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我知道明天全世界的人都会因为我战败而责备我, 但那又有什么呢?
6 如果日尔曼民族不在强大到可以浴血保卫它自己的存在的话，它就应当灭亡。
7 信仰比知识更难动摇；热爱比尊重更难变易；仇恨比厌恶更加持久。
8 我们已经设定了一个目标，并将为之努力奋斗，直到死亡！
9 你们必须跟着我庄严的宣誓：我们需要的是和平，我们需要的是献身于我们的事业。
10 我来到世界不是为了使人们更强，而是去利用他们的短处。
11 我们的斗争只可能有两种结果：要么敌人踏着我们的尸体过去，要么我们踏着敌人的尸体过去。
12 我们必须咬紧牙关，全力以赴去做一件事情；否则，我们将一事无成。
14 世界上变革的最强推动力不是统治群众的科学认识，而是赋予群众以力量的狂热，有时甚至是驱赶民众向前的歇斯底里。
15 国家的安全不能寄托于别人的恩赐上，历史总是在军刀上前进，这个世界就是弱肉强食的世界。要生存、要尊严，就需要有强大的军备。
16 人类的整个生命离不开三个论点：斗争产生一切，美德寓于流血之中，领袖是首要的、决定性的。
17 社会事业的不易完成，它的症结所在，不在施行小惠，而在恢复民众的权利。一个人的责任并不在于默然的去工作,而是在公然的铲除罪恶,力谋补救。
18 我们也许会毁灭，但当我们毁灭时将会把整个世界捆在一起，一同跳入火坑。
2 如果文明没有对野蛮进行排斥、打压，那么这种文明不是真正的文明。
3 要消灭一个民族，首先瓦解它的文化；要瓦解它的文化，首先先消灭承载它的语言；要消灭这种语言，首先先从他们的学校里下手。
4 社会事业的不易完成，它的症结所在，不在施行小惠，而在恢复民众的权利。
5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我知道明天全世界的人都会因为我战败而责备我, 但那又有什么呢?
6 如果日尔曼民族不在强大到可以浴血保卫它自己的存在的话，它就应当灭亡。
7 信仰比知识更难动摇；热爱比尊重更难变易；仇恨比厌恶更加持久。
8 我们已经设定了一个目标，并将为之努力奋斗，直到死亡！
9 你们必须跟着我庄严的宣誓：我们需要的是和平，我们需要的是献身于我们的事业。
10 我来到世界不是为了使人们更强，而是去利用他们的短处。
11 我们的斗争只可能有两种结果：要么敌人踏着我们的尸体过去，要么我们踏着敌人的尸体过去。
12 我们必须咬紧牙关，全力以赴去做一件事情；否则，我们将一事无成。
14 世界上变革的最强推动力不是统治群众的科学认识，而是赋予群众以力量的狂热，有时甚至是驱赶民众向前的歇斯底里。
15 国家的安全不能寄托于别人的恩赐上，历史总是在军刀上前进，这个世界就是弱肉强食的世界。要生存、要尊严，就需要有强大的军备。
16 人类的整个生命离不开三个论点：斗争产生一切，美德寓于流血之中，领袖是首要的、决定性的。
17 社会事业的不易完成，它的症结所在，不在施行小惠，而在恢复民众的权利。一个人的责任并不在于默然的去工作,而是在公然的铲除罪恶,力谋补救。
18 我们也许会毁灭，但当我们毁灭时将会把整个世界捆在一起，一同跳入火坑。
2010年8月9日星期一
曾经的蒙语地名
根河（呼伦贝尔）--Gegen gol(清澈的河水)
泰来县（黑龙江）——tariyaqi（种牛痘者）
讷河（黑龙江）——nemel gol（讷莫尔河，增加的河水）
肇源县（黑龙江）——gorlos hoito hoshoo(郭尔罗斯后旗）
白城市（吉林）——shaajagai hot（喜鹊城）或者Qagan hot（白城子）
突泉县（兴安盟）--bitu bolog
昌图县（辽宁）——昌图额勒克（美丽的草原）
彰武县（辽宁）——surug hoshoo（苏鲁克旗 ）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辽宁）——mongoljin hoshoo（蒙古贞旗）
北票县（辽宁）——tumed baruun hoshoo（土默特右旗）
沈阳——mugden穆克敦（满语）
叶柏寿（辽宁省建平县县城）——yih baishing（大平房）
天山（阿鲁科尔沁旗政府所在地）——Qabgan sum（查布干庙）
大板（巴林右旗政府所在地）——yih baixing（大平房）
乌丹（翁牛特旗政府所在地）——bor hot（紫色的城市）
经棚（克什克腾旗政府所在地）——biru hot（二岁牛犊城）
赤峰——Ulaan had(红色的山峰） joo oda aimag（昭乌达盟）
通辽市——jirim aimag（哲里木盟）
锦山（喀喇沁旗政府所在地）——gongin ordon（公爷府）
隆化县（河北）——波罗和屯
承德（河北）——喀喇和屯
张家口（河北）——Qogoltu halag（聚会的大门）
张北县（河北）——har balgas（黑镇子）
多伦县（锡盟）——doloon nuur（七个湖泊）
树林召（达拉特旗政府所在地）——zandan joo（檀香木庙）
榆林（陕西）——temee hot（骆驼城）
银川（宁夏）——yergai hot（意思不明）
塔城（新疆）——tarbagtai hot（旱獭子城）
拉萨（西藏）——munghe joo（孟和召，永远的寺庙）
彰武县（辽宁）——surug hoshoo（苏鲁克旗 ）[20世纪30年代]
Qagan hot（吉林白城子）
沈阳——mugden[20世纪初]
泰来县（黑龙江）——tariyaqi（种牛痘者）
讷河（黑龙江）——nemel gol（讷莫尔河，增加的河水）
肇源县（黑龙江）——gorlos hoito hoshoo(郭尔罗斯后旗）
白城市（吉林）——shaajagai hot（喜鹊城）或者Qagan hot（白城子）
突泉县（兴安盟）--bitu bolog
昌图县（辽宁）——昌图额勒克（美丽的草原）
彰武县（辽宁）——surug hoshoo（苏鲁克旗 ）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辽宁）——mongoljin hoshoo（蒙古贞旗）
北票县（辽宁）——tumed baruun hoshoo（土默特右旗）
沈阳——mugden穆克敦（满语）
叶柏寿（辽宁省建平县县城）——yih baishing（大平房）
天山（阿鲁科尔沁旗政府所在地）——Qabgan sum（查布干庙）
大板（巴林右旗政府所在地）——yih baixing（大平房）
乌丹（翁牛特旗政府所在地）——bor hot（紫色的城市）
经棚（克什克腾旗政府所在地）——biru hot（二岁牛犊城）
赤峰——Ulaan had(红色的山峰） joo oda aimag（昭乌达盟）
通辽市——jirim aimag（哲里木盟）
锦山（喀喇沁旗政府所在地）——gongin ordon（公爷府）
隆化县（河北）——波罗和屯
承德（河北）——喀喇和屯
张家口（河北）——Qogoltu halag（聚会的大门）
张北县（河北）——har balgas（黑镇子）
多伦县（锡盟）——doloon nuur（七个湖泊）
树林召（达拉特旗政府所在地）——zandan joo（檀香木庙）
榆林（陕西）——temee hot（骆驼城）
银川（宁夏）——yergai hot（意思不明）
塔城（新疆）——tarbagtai hot（旱獭子城）
拉萨（西藏）——munghe joo（孟和召，永远的寺庙）
彰武县（辽宁）——surug hoshoo（苏鲁克旗 ）[20世纪30年代]
Qagan hot（吉林白城子）
沈阳——mugden[20世纪初]
内蒙古人啊，内蒙古人 -- 哭泣的内蒙古人
内蒙古人啊，内蒙古人
不要跟我说你热爱祖国，因为你连自己的故土都不爱
不要跟我说你是蒙古人，因为你连自己的民族语言都在放弃
不要跟我说你来自大草原，因为内蒙已经没有大草原了
不要跟我说游牧是落后的，不科学的，因为事实告诉我们在草原它是最科学的。
不要跟我说你受过高等教育，因为你连自己近七十年的历史都不清楚
不要跟我说你崇拜某某英雄，因为你连自己的英雄都不知道
不要跟我说某某民族的败类，因为你连自己民族的败类都不知道。
不要跟我说你酒量有多高，因为没有人因为你酒量高而敬重你
不要跟我说你没有信仰，因为没有信仰的我们必定会被同化
不要跟我说藏传佛教负面的一面，因为你们根本就没有发现它博大地一面
不要跟我说牧民都富起来了，因为他们连象样的草场都没了
不要跟我说别人的文明礼仪，因为你连自己的文明礼仪都不知道
不要跟我说成吉思汗是我们的，因为他属于外蒙古
不要跟我说某某国家多么地贫穷，落后，因为那样只会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更加看不起你们
不要跟我说你有多富裕，因为再过几年你的富裕就变成沙子了
不要跟我说你今天的日子过得多么多么的好，因为大自然已经开始向你们报复啦
不要跟我说你多么爱自己的民族，因为你连自己儿子学习本民族语言的机会都放弃了
不要跟我说东蒙人不厚道，因为西蒙人的智慧都用在了东蒙人身上，而他们热情好客的性格都用在奉献上了。
不要跟我说你不认识哈丰阿，因为他为你们的利益奋斗了一生
不要跟我说他是个分裂分子，因为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他也没有办法
不要跟我说他是一个奸诈的小政客，因为他的一生是光明磊落地
不要跟我说他是败类，因为作为蒙古人你没有资格说他是败类
不要跟我说德王只是一个蒙古贵族，因为这世界他看得比谁都清楚
不要跟我说某某民族毁灭了我们的草原，因为当初是你自己选择了这条路
不要跟我说我们不爱国，因为我们也是中国人
不要跟我说这个社会不公，因为在中国人人平等
不要跟我说我是民族主义分子，因为连自己民族都不爱的人怎么可能爱一个五十六个民族的大家庭
不要跟我说这是排斥某某民族的日志，因为这只是每一个蒙古人都该做的自我检讨。
不要跟我说你热爱祖国，因为你连自己的故土都不爱
不要跟我说你是蒙古人，因为你连自己的民族语言都在放弃
不要跟我说你来自大草原，因为内蒙已经没有大草原了
不要跟我说游牧是落后的，不科学的，因为事实告诉我们在草原它是最科学的。
不要跟我说你受过高等教育，因为你连自己近七十年的历史都不清楚
不要跟我说你崇拜某某英雄，因为你连自己的英雄都不知道
不要跟我说某某民族的败类，因为你连自己民族的败类都不知道。
不要跟我说你酒量有多高，因为没有人因为你酒量高而敬重你
不要跟我说你没有信仰，因为没有信仰的我们必定会被同化
不要跟我说藏传佛教负面的一面，因为你们根本就没有发现它博大地一面
不要跟我说牧民都富起来了，因为他们连象样的草场都没了
不要跟我说别人的文明礼仪，因为你连自己的文明礼仪都不知道
不要跟我说成吉思汗是我们的，因为他属于外蒙古
不要跟我说某某国家多么地贫穷，落后，因为那样只会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更加看不起你们
不要跟我说你有多富裕，因为再过几年你的富裕就变成沙子了
不要跟我说你今天的日子过得多么多么的好，因为大自然已经开始向你们报复啦
不要跟我说你多么爱自己的民族，因为你连自己儿子学习本民族语言的机会都放弃了
不要跟我说东蒙人不厚道，因为西蒙人的智慧都用在了东蒙人身上，而他们热情好客的性格都用在奉献上了。
不要跟我说你不认识哈丰阿，因为他为你们的利益奋斗了一生
不要跟我说他是个分裂分子，因为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他也没有办法
不要跟我说他是一个奸诈的小政客，因为他的一生是光明磊落地
不要跟我说他是败类，因为作为蒙古人你没有资格说他是败类
不要跟我说德王只是一个蒙古贵族，因为这世界他看得比谁都清楚
不要跟我说某某民族毁灭了我们的草原，因为当初是你自己选择了这条路
不要跟我说我们不爱国，因为我们也是中国人
不要跟我说这个社会不公，因为在中国人人平等
不要跟我说我是民族主义分子，因为连自己民族都不爱的人怎么可能爱一个五十六个民族的大家庭
不要跟我说这是排斥某某民族的日志，因为这只是每一个蒙古人都该做的自我检讨。
蒙古大地之泪
每当人们提起草原，便会想到生活和主宰草原的——蒙古人。
草原用宽阔的胸怀和迷人的景色赋予他们矫健的身躯，和明朗的个性。他们热爱草原，热爱绿色，热爱这方土，热爱草原给他们所带来的每一份的快乐。他们骑着马在草原上驰骋，他们放开嗓子在草原上高唱。马背是他们永远割不下的爱，而马头琴便是他们生活的节奏，马的文化是蒙古人生活的一个主题。我不知道有一天马没有了，马的文化没有了，而只剩下马头琴悠扬的声音时，蒙古人会不会还会是现在这样：最爱喝的是烈属烈性的酒，最爱唱的是蒙古的长调！但可能多得是忧伤，多的是伤痛。蒙古人离不开马背，一旦离开了，他们的歌声，他们的豪爽都将失去本色，更不会是现在这样的高昂，至少不会有奔放了，而蒙古人也不会是一个完整的蒙古人，因为我们常说，不会骑马就不是的蒙古人，最起码不是完整意义上的蒙古人。
而我们现在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草场在退化，而更具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有限的草场也在分割，而蒙古人所热爱的骏马再也没有让它奔跑的草原了——而只能在围着勒勒车忧伤的嘶鸣。热爱骏马的蒙古人也不得不考虑减少所养的马群的头数，仅仅这二年里内蒙古大草原上的群马数量已经减少了近一半，而这不是最终的数字，随着草原的进一步的退化，也随着草场的进一步的分割，马群的数量还会减少，甚至是消失。看着这些数字，蒙古人的心都开始哭泣。因为他们在失去的不仅仅是多少多少头的马，而是正在失去整个民族的灵魂。赛马是蒙古族传统那达慕中的三大项之一，而没有马了，不知道大家还会不会去看那达慕？！到那时我们可能就象今天这样虚拟的网络中或者是简陋的陈列室里看看马的身影，讲述其历史。到那时，我想蒙古族的后代会怎么去评价我们这些人？每每说起这些，或者说是听到这些，我不知道热爱草原的人们都会不会为草原为那个民族，还会为他们所热爱的骏马，所牵动？会不会有一点占的伤感？！
一个民族之所以完整，很大程度上他的民族文化的保留是否完整。蒙古族的语言文字也有二千多年的历史，而现在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蒙古人的语言文字也正在逐步的失去更多的主人，城市中虽然教育发达但民族教育的落后已经是这些从草原来到都市的准都市一“族”心痛，为了孩子的未来，更为了孩子的生存不得不选择了其他民族的语言，而蒙古族的传统的语言文字，对他们的孩子已经失去了真正的意义。而这些不会说自己的语言，不会写自己的语言的都市蒙古人，再也不会体会到草原的文化，更对自己的民族的历史一片的茫然和无奈，我不知道一个不知道自己的民族历史的人会怎么去热爱自己的民族？而这些人的出现已经是蒙古族的一个终点了，他们再也不会为蒙古人传递这个民族的任何一个信息，只会在以后的各种登记栏里象征性的写上“民族：蒙古族”。
但也有很多为此奋斗的蒙古人......让我们为蓝色理想而努力..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吧!!
草原用宽阔的胸怀和迷人的景色赋予他们矫健的身躯，和明朗的个性。他们热爱草原，热爱绿色，热爱这方土，热爱草原给他们所带来的每一份的快乐。他们骑着马在草原上驰骋，他们放开嗓子在草原上高唱。马背是他们永远割不下的爱，而马头琴便是他们生活的节奏，马的文化是蒙古人生活的一个主题。我不知道有一天马没有了，马的文化没有了，而只剩下马头琴悠扬的声音时，蒙古人会不会还会是现在这样：最爱喝的是烈属烈性的酒，最爱唱的是蒙古的长调！但可能多得是忧伤，多的是伤痛。蒙古人离不开马背，一旦离开了，他们的歌声，他们的豪爽都将失去本色，更不会是现在这样的高昂，至少不会有奔放了，而蒙古人也不会是一个完整的蒙古人，因为我们常说，不会骑马就不是的蒙古人，最起码不是完整意义上的蒙古人。
而我们现在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草场在退化，而更具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有限的草场也在分割，而蒙古人所热爱的骏马再也没有让它奔跑的草原了——而只能在围着勒勒车忧伤的嘶鸣。热爱骏马的蒙古人也不得不考虑减少所养的马群的头数，仅仅这二年里内蒙古大草原上的群马数量已经减少了近一半，而这不是最终的数字，随着草原的进一步的退化，也随着草场的进一步的分割，马群的数量还会减少，甚至是消失。看着这些数字，蒙古人的心都开始哭泣。因为他们在失去的不仅仅是多少多少头的马，而是正在失去整个民族的灵魂。赛马是蒙古族传统那达慕中的三大项之一，而没有马了，不知道大家还会不会去看那达慕？！到那时我们可能就象今天这样虚拟的网络中或者是简陋的陈列室里看看马的身影，讲述其历史。到那时，我想蒙古族的后代会怎么去评价我们这些人？每每说起这些，或者说是听到这些，我不知道热爱草原的人们都会不会为草原为那个民族，还会为他们所热爱的骏马，所牵动？会不会有一点占的伤感？！
一个民族之所以完整，很大程度上他的民族文化的保留是否完整。蒙古族的语言文字也有二千多年的历史，而现在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蒙古人的语言文字也正在逐步的失去更多的主人，城市中虽然教育发达但民族教育的落后已经是这些从草原来到都市的准都市一“族”心痛，为了孩子的未来，更为了孩子的生存不得不选择了其他民族的语言，而蒙古族的传统的语言文字，对他们的孩子已经失去了真正的意义。而这些不会说自己的语言，不会写自己的语言的都市蒙古人，再也不会体会到草原的文化，更对自己的民族的历史一片的茫然和无奈，我不知道一个不知道自己的民族历史的人会怎么去热爱自己的民族？而这些人的出现已经是蒙古族的一个终点了，他们再也不会为蒙古人传递这个民族的任何一个信息，只会在以后的各种登记栏里象征性的写上“民族：蒙古族”。
但也有很多为此奋斗的蒙古人......让我们为蓝色理想而努力..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吧!!
蒙古人——觉醒：我的那片草原，我的母语去哪里了？
或许你和我一样，只是城市里面的一个游子，每天按时上班下班，为了一日三餐，为了得到更多而忙碌着，在拥挤的地铁上，在熙熙攘攘的车水马龙上。只是不知从何开始这样的充实生活会带来另一种空虚，这般无奈的空虚占据了你另一个心底，于是你开始怀念童年，怀念无忧无虑的少年，怀念所有曾经值得去回忆的那些事儿，而这其间还有我和我的草原永远不能割舍的那些日子。
忙碌着寻找自己的人们总是会在不经意间忽略了自己曾经拥有的一些，而我就是其中一位。在我13岁离开我的故乡，我的牧区。我一步步的疏远了自己的草原，这也是必然的，城市的诱惑很大也很多，但是这些不能足以取代你对草原的眷恋，或许是疏忽吧，我一直都没有好好想过这件事情，也许草原的博大原谅了我这个游子，原谅我多年不曾怀念的倔强，原谅我因为忙碌而推辞的理由，但是谁会知道这些原谅的另一个涵义便是你要疏远自己的草原。很多人不会相信我是牧区长大的，也有很多人会惊奇的发现我会说一口流利的蒙语。
当有一天开始速溶咖啡代替了醇厚的奶茶，没有了额吉的呢喃，没有了阿爸的训斥，没有兄弟姐妹们亲昵的称呼，你变得冷漠淡然，你圆滑的躲过所有你不想面对的事情，你开始有了城府，在所有的聚会中你很少提起自己的民族，你对历史变得不屑一顾，你和城市里的人一样按时看时尚杂志，经常上网偷菜，你脱掉了草原给你的纯朴穿上了城市的虚伪，操着一口不太流利的中文，不再是那个善良纯朴的草原汉子，不再是那个放牧撒欢的小子，只是一个人群中碌碌无为的上班族，斤斤计较、爱慕虚荣、贪得无厌、带着多层面具不再说真实的感觉，不再理所当然的选择自己的意见，获得虚荣和无奈。
这一切都让你变得空虚，越空虚越觉得你本不该属于这里，所以我开始反问自己。
编者序：
在城市化的推动下，千年草原在退化，“禁牧还草”和“牧畜圈养”成为游牧民族的灾难；曾几何时我们成为过真正的游牧的蒙古人？降生在城市或农村，吃着蔬菜和化肥，学习“义务教育”，喝着自来水，和KTD族通婚----
卖了牛羊、卖了驼马、卖了牧狗-----离开了草原
买了车、买了房子、买了KTD媳妇----走进了城市
这就是我们游牧生活吗？
忙碌着寻找自己的人们总是会在不经意间忽略了自己曾经拥有的一些，而我就是其中一位。在我13岁离开我的故乡，我的牧区。我一步步的疏远了自己的草原，这也是必然的，城市的诱惑很大也很多，但是这些不能足以取代你对草原的眷恋，或许是疏忽吧，我一直都没有好好想过这件事情，也许草原的博大原谅了我这个游子，原谅我多年不曾怀念的倔强，原谅我因为忙碌而推辞的理由，但是谁会知道这些原谅的另一个涵义便是你要疏远自己的草原。很多人不会相信我是牧区长大的，也有很多人会惊奇的发现我会说一口流利的蒙语。
当有一天开始速溶咖啡代替了醇厚的奶茶，没有了额吉的呢喃，没有了阿爸的训斥，没有兄弟姐妹们亲昵的称呼，你变得冷漠淡然，你圆滑的躲过所有你不想面对的事情，你开始有了城府，在所有的聚会中你很少提起自己的民族，你对历史变得不屑一顾，你和城市里的人一样按时看时尚杂志，经常上网偷菜，你脱掉了草原给你的纯朴穿上了城市的虚伪，操着一口不太流利的中文，不再是那个善良纯朴的草原汉子，不再是那个放牧撒欢的小子，只是一个人群中碌碌无为的上班族，斤斤计较、爱慕虚荣、贪得无厌、带着多层面具不再说真实的感觉，不再理所当然的选择自己的意见，获得虚荣和无奈。
这一切都让你变得空虚，越空虚越觉得你本不该属于这里，所以我开始反问自己。
编者序：
在城市化的推动下，千年草原在退化，“禁牧还草”和“牧畜圈养”成为游牧民族的灾难；曾几何时我们成为过真正的游牧的蒙古人？降生在城市或农村，吃着蔬菜和化肥，学习“义务教育”，喝着自来水，和KTD族通婚----
卖了牛羊、卖了驼马、卖了牧狗-----离开了草原
买了车、买了房子、买了KTD媳妇----走进了城市
这就是我们游牧生活吗？
蒙古与哈萨克斯坦
在中亚草原上，公元前1000年最初的几个世纪，正是古老的西徐亚-萨基游牧文明的繁荣兴盛时期，而其文明遗迹仍然保存至今。在这些文物中，尤其引人注意的是一些用青铜和金子制造的野兽艺术风格的生活和装饰用品。在离阿拉木图不远的伊塞克古城遗址中的萨基战士金墓，便是以其优雅美丽而闻名于世。
在此后的几百年中，哈萨克斯坦所在的大草原上形成了强大的匈奴人国家，并且对当时的世界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匈奴王阿提拉及其骑兵的打击下，强大的罗马帝国由此灭亡了。在此之后，匈奴人的后继者突厥人在此建立了许多汗国。突厥人的领土自中国东部的黄海绵延几千公里直至西亚的黑海。游牧民族国家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城市文化，有着极其浓厚的商贸传统。在中亚的绿洲里出现了很多城市以及商队驿站。正是以这些城市和驿站为基础，当时形成了可与此后的“丝绸之路”相媲美的交通大动脉，使拜占庭帝国与中国间发生了商业贸易往来。
具有重要意义的不只是锡尔河沿岸的商路，这条商路直达阿拉尔湖和南乌拉尔山，以及哈萨克斯坦和阿尔泰山至西西伯利亚地区的“貂皮商路”，就是这条商路，使近东和欧洲国家才得以获得珍贵的毛皮。在这些商路上建成了许多大城市以及商贸中心，其中最有名的如：奥特拉尔，塔拉兹，库朗，突厥斯坦，萨乌兰，巴拉萨贡等等。
丝绸之路不仅刺激了贸易的发展，而且也扩展了科技与文化领域中各种先进思想观念的交流。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个在东方被誉为继亚里士多德之后的第二个大师的阿依-法拉巴（870-959年），他在哲学、天文、音乐以及数学等许多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十二世纪时期，闻名整个穆斯林世界的苏菲派诗人霍奇-艾哈迈德-亚萨维亚也留下了其诗集《智慧之书》。那一时期的优秀遗产还有当时优雅美丽的城市建筑。
1221年，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骑兵占领了中亚，这次入侵对哈萨克斯坦民族形成了重大影响。自十五世纪后半期开始了草原游牧民族集结固定的过程，开始形成最初的哈萨克汗国。哈萨克这个族名在古突厥语中是“自由、无拘无束”的意思，这也充分反映了哈萨克民族的民族性格-无论何时总是渴望追求自由。
从十六世纪末开始，哈萨克汗国对外主要是维护自己的领土完整。十八世纪30年代，哈萨克汗国被强制支解以及国内汗王的疏远加深，汗王阿布尔哈伊尔和萨蔑卡都被迫尊俄罗斯为其保护国。很快，俄罗斯试图以战争使哈萨克汗国成为其殖民地。先是苏丹，后是阿贝莱汗都对此进行了成功的抵抗。在十八世纪极其不利的国内外环境下，阿贝莱灵活地在俄罗斯与中国的矛盾间调整平衡，终于成功地维护住了哈萨克斯坦的国家主权。
哈萨克斯坦那一代人的命运是悲惨的，他们领导了民族解放运动并且在1917-1918年组建了阿拉什党和阿拉什汗国政府。他们拥护赞成哈萨克人民挣脱殖民压迫，非常热切的渴望哈萨克的民族独立。
1917年的革命过后，哈萨克斯坦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哈萨克人民尝尽了极权制度的苦楚。在30年代的强制集体化过程中，哈萨克斯坦仅仅因饥饿而死的人数就超过了150万，相当于40%的哈萨克族人。成千上万的哈萨克人逃往外国。许多人民代表被惩治或是枪决。
随着苏联解体，哈萨克斯坦的历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开始了哈萨克斯坦民族国家独立发展的进程。1991年12月16日，哈萨克斯坦第一位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签署了宣布哈萨克斯坦国家独立的国家宪法。
新国家的建立转型并不轻松容易，它伴随着巨大的经济困难。同时，随着哈萨克斯坦国家独立宣言的发表，哈萨克斯坦经历了一个时间并不太长，但内容丰富的新型国家的建立过程。
在千百年以后的今天，哈萨克斯坦终于获得了机会，可以执行自主的对内对外政策，可以尽可能的发掘自己人民的潜力。并且实现了哈萨克人祖先千百年来向往至今的自由理想。新的历史现实是，已形成的国家社会经济危机问题，这需要国家领导层下很大决心和力度才能解决。最初，国家领导层采取了巩固国家主权独立以及建立社会民主法制的方针政策。
国家领导人表示，哈萨克斯坦外交的战略任务是--为了国内迫切的发展需求，在政治经济实行改革的基础上，对外建立和维持与他国良好的外交关系。因此，巩固国家安全是处于优先地位的国家外交政策。摆在新的主权国家面前有很多亟待解决的生命攸关的重大问题：经济体制转型改革；民主化进程；维持巩固社会以及民族间的和平稳定；确定合适的外交政策；维护领土主权完整；积极溶入国际社会。
1992年可以认为是哈萨克斯坦在外交上成绩辉煌的一年。哈萨克斯坦首次被国际社会承认为独立国家，与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3月2日，哈萨克斯坦加入了联合国；5月22日，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7月10日，签订了最终决议加入欧安会。
现今，在哈萨克斯坦活跃着许多政党，卓有成效的运作着独立的司法系统，而社会工作由2500个非政府组织负责管理。80%的报纸、杂志和电视频道都是非官方的，这就使媒体可以自由客观地报道国家大事。在哈萨克斯坦，几十个不同的宗教组织和宗教观念在一起相安无事，和平共处。
引人注目的是，哈萨克斯坦在维持国内政治经济稳定以及建立民主法制等方面的成绩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好评。
我们今天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国家已经成功地走过了建立自由独立的漫长路途。”这得益于国内政局的稳定、国际社会的承认和支持，哈萨克斯坦成功地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实质上都巩固了自己的独立地位。
哈萨克斯坦，这个极为重视民主价值的国度，成功地迈进了21世纪，哈萨克斯坦执行和平开放政策，因而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应有尊敬。
蒙古人在新疆三区革命的作用
新疆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吐 娜
一、三区革命的爆发
1933年随着迪化“4·12”政变的枪声，金树仁政府的倒台，新疆省开始了长达11年零5个月之久的盛世才军阀统治时期。盛世才统治后期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法西斯独裁统治，给新疆各族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国民党势力进入天山南北，贪污盛行，物价飞涨，又使各族人民遭受了苦难。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轰轰烈烈的三区革命不久爆发了。1944年8月，在盛世才离开新疆前夕，巩哈县（今尼勒克县）乌拉斯台山上的600多名由维吾尔、哈萨克族为主组成的游击队拿起武器，打响了伊犁地区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巩哈县的武装起义立即得到了伊犁、塔城、阿勒泰3个行政区各族人民的热烈响应，他们纷纷组织游击队，攻击分散驻防在各地的国民党军队和警察。并在上述地区建立了革命政权。11月12日，伊宁市各族起义军民成立了临时政府，宣布与国民党脱离关系。因这场革命发生在伊、塔、阿等3个区，故称为三区革命。三区革命是新疆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是在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苏联的影响和支持下爆发的。三区革命的爆发牵制了一批国民党军队，配合了解放战争，促进了新疆的和平解放。
在伊、塔、阿三区都有蒙古族居住。居住在伊犁的蒙古族主要有察哈尔、厄鲁特两部蒙古（清乾隆年间设立的察哈尔、厄鲁特营的后裔）和土尔扈特西路盟（俗称西部落）；在塔城有土尔扈特北路盟、东路盟及厄鲁特十苏木特别旗；阿勒泰地区有阿勒泰乌梁海部。三区革命爆发的三个区都有蒙古族参加革命。因三区革命发源地尼勒克、巩留与尤勒都斯草原（即现和静县巴音布鲁克区，当时属焉耆区管辖）仅一山之隔，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爆发革命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尤勒都斯草原，并在当地土尔扈特（南部落）蒙古人中产生了影响。他们在三区领导人的指导和帮助下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和革命政权。比较有影响的武装有博尔塔拉地区的蒙古骑兵团、和布克赛尔游击队、尤勒都斯骑兵营，尤鲁都斯县革命政权靠近南疆，比较特殊，在此也做一论述。
二、蒙古骑兵团的功绩
1、解放温泉、博乐
博乐、温泉、精河3个县，位于天山以北，地处扼亚欧腹部通道的中段要冲，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民国时期属于伊犁行政区管辖。当时这一带人烟稀少，其中主要居民有蒙古族、哈萨克族，其次是维吾尔族、汉族。蒙古族主要是西迁的察哈尔八旗蒙古的后代以及东归的土尔扈特西部落。察哈尔蒙古居住在博乐和温泉两县，土尔扈特主要居住在精河县。
三区革命爆发前夕，博乐、精河一带驻有少量的国民党军队。温泉也只有几十人的武装警察。伊宁暴动打响后国民党派了两个排的兵力驻守温泉县。11月29日国民党预七师师长李禹祥率部抵达精河，制定援伊作战军事计划，决定3路“进剿”伊犁，增援被围困的军队，收复伊犁。由于当时已届寒冬，大雪封山，山间道路阻隔，从南疆焉耆、阿克苏等地翻越天山进入伊犁地区的计划根本无法实现，只有从精河、博乐、温泉等地翻越天山，进入伊犁。
伊犁临时政府在苏联军事顾问团的帮助下，针对国民党的军事计划，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主要的措施是以登努斯口为中心，封锁库车木齐、科尔古琴达坂，并组织力量在精河、大河沿子等地开展游击活动。
曾留学苏联的察哈尔青年艾尔德（察哈尔营领队官布鲁根的长子，布鲁根被盛世才在狱中折磨致死）在三区临时政府的帮助下在伊犁组建了一支20余人的游击队的，他被临时政府任命为队长，队员基本上是察哈尔蒙古青年。游击队成立后，艾尔德带领游击队转战于伊宁一带。11月20日临时政府游击队总司令部命艾尔德率游击队返回博乐县，进行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宣传活动，吸收当地人民参加游击队以扩大力量。在艾尔德和游击队的宣传和动员下，一些蒙古族青年牧民自带鸟枪、弓箭加入游击队，此时蒙古游击队已壮大到200人。
为了争夺温泉县，12月18日临时政府总司令部派由艾尼（伊宁维吾尔人，巩哈暴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领导的一支由维吾尔、哈萨克、塔塔尔、俄罗斯、蒙古等民族约百余人的游击队开赴温泉县，与艾尔德蒙古游击队会合，总计300余人，临时政府给他们提供了武器弹药，令攻打温泉县城。在艾尼和艾尔德的领导下游击队经过两天的激战将县城攻下。温泉获得了解放。
温泉失守，从阿克苏达坂援伊的战斗失败后，国民党军队将重点转移为从精河南部翻越科尔古琴达坂（地处伊宁县，系科尔古琴山脉中的山口）进入伊犁河谷的军事行动上。此时艾尔德率领的蒙古游击队已发展到300人，总司令部命令艾尔德率蒙古游击队坚守登努斯口和二台达坂阵地。配合巩哈游击队，抵抗敌人的炮火。1945年2月1日，经过近一个月的激战，三区游击队打败了国民党守军，攻下了艾林巴克高地，解放了伊宁。
温泉、博乐为精河屏障，温泉已失，保博乐则显得更为重要，因此国民党加强了对博乐的防守，派了两个连的援兵进驻博乐（此前已有两个排）。另派两个连担任大河沿子、五台、四台一带的警戒任务。2月20日蒙古游击队同以巴拉提帕里为首的一批维吾尔族游击队一道与国民党军展开了激战。最后在从伊犁追讨过来的游击队的配合下，打得国民党军节节败退，败军70多人逃往精河。2月21日蒙古游击队进驻博乐县城。
4月上旬，蒙古游击队和伊犁回族游击队在苏联机械化师及5架飞机的配合下，攻占了精河大河沿西部，与在此地和国民党形成对峙。至此，三区政府统一了除精河外的伊犁全境。
2、解放乌苏、精河
为了整顿起义队伍，扩大革命成果，1945年4月8日，临时政府将分散各地的游击队约15000人的组成了民族军，下设团、营、连。艾尔德领导的蒙古游击队此时已壮大到360人，整编为蒙古独立骑兵营，下设两个骑兵连、一个侦察排、一个运输队，营长是艾尔德。
当时乌苏、精河驻守的国民党军队约有1万多人，其中精河县驻有一个师（7千多人）；塔城驻有两个团以上的兵力。6月初，民族军在苏联顾问团的帮助下着手拟定作战计划，制订了南、北、中三路的军事行动。北路由博乐北进至乌苏、塔城、阿山之间，阻隔乌苏（乌苏位于西去伊犁、北到塔城、阿尔泰，东至乌鲁木齐的交通枢纽中）与塔城、阿山的联系，并同当地的游击队会合，占领塔城、阿山两地区。
由于乌苏、精河是连接伊犁与塔城、阿勒泰的交通枢纽，也是通往乌鲁木齐的必经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国民党军队以重兵驻守着这两个重要据点。
1945年7月初，民族军总指挥部颇里诺夫率领二台骑三团、艾尔德的蒙古独立骑兵营和警卫营等部队从三台、博乐等地经过精河北部的红盐池进入塔城地区。除乌苏县外，塔城其他5个县驻有国民党两个团以上的兵力。受伊宁、博乐等地的影响，塔城地区的蒙古族、哈萨克族牧民也组织了游击队，他们在博乐蒙古独立骑兵营先头连的帮助下发展到200人。
解放塔城的战斗打响后，18日，艾尔德率蒙古独立骑兵营与玛依勒游击队占领塔城至乌苏的咽喉庙尔沟。23日民族军又兵分三路，其中蒙古独立骑兵营进攻塔尔塔斯，经过几日的战斗，独立骑兵营打败了国民党驻军，并占领了塔尔塔斯。民族军乘胜前进，攻占了额敏、塔城两县。
8月10日，民族军总指挥部又制定了新的军事部署，即兵分两路：一路是蒙古独立骑兵营和塔城骑六团（玛依勒游击队整编而成）约1000多人南下攻打乌苏；一路是二台骑三团和额敏骑四团北上攻打和丰（即今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和丰位于迪化和塔城通往阿山的要道上，又与苏联接壤。）。8月28、29日两天之内，蒙古独立骑兵营和塔城骑六团4000兵力包围了距乌苏西北约50公里处的第一阵地车排子，车排子驻有国民党一个团的守军。经过两天两夜的激战蒙古独立骑兵营和塔城骑六团拿下了重要据点车排子，由此切断了车排子与乌苏之间的交通，国民党一些败兵逃往乌苏。9月4日，民族军总指挥在苏联军事人员的帮助下，发动攻打乌苏县城的战斗。蒙古独立骑兵营、塔城骑六团和绥定步一团担任主攻，苏联战斗机和装甲车配合作战。经过4天的猛攻，将乌苏县城攻下。
总指挥部又令蒙古独立骑兵营和塔城骑六团配合精河方面的战斗，开往乌苏以西30公里处设防，以阻止精河守军东逃。9月8日，民族军向精河县城发起了全面的进攻，占领了精河县城。精河守军突围东逃，蒙古独立骑兵营在前面堵截，民族军在后追击，前后夹击，将他们歼灭。精河解放后，蒙古独立骑兵营又被派往独山子油田驻防。
乌苏、精河战役胜利后，伊犁、塔城、阿山三个专区全部解放，民族军将战线推进到距迪化150多公里的玛纳斯河西岸。
在攻打果子沟、塔城、乌苏等战役后，这些地区的不少蒙古族青年都加入了蒙古独立骑兵营，人数发展到1200多人，因此民族军总指挥部将其扩编为蒙古独立骑兵团（简称骑八团），下辖3个骑兵连，1个炮兵连，1个加强连，1个后勤连等，团长是艾尔德，政委是夏尔戈里（维吾尔族），参谋长是1名俄罗斯人。后来锡伯连200多人一度归蒙古骑兵团指挥，加上从其它部队过来的一些维吾尔、哈萨克、汉族战士，人数最多时达到2000余人。博尔塔拉的蒙古游击队由最初的20余蒙古人发展壮大成了一个以蒙古族为主的多民族骑兵团。
3、驻守玛纳斯河岸、镇压叛乱、维护治安
玛纳斯河距乌鲁木齐市150公里，乌苏战役后，国民党将该河大桥炸毁，民族军停留在河西岸，隔河与国民党对峙，该河成为三区与省政府控制区域的分界线。蒙古骑兵第八团被派驻该河西岸的沙湾县城。
1946年6月6日，由于三区革命政府与国民党省政府签署了和平协议，因此要精简部队，蒙古骑兵团除留有少部分军官外大部分都复员了。翌年春，国民党撕毁了和平条款。三区革命政府为了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决定迅速重建蒙古骑兵团等军队，7月中旬蒙古骑兵独立营在博乐再次组建，营长仍然是艾尔德。10月民族军总指挥部鉴于沙湾县县长哈力伯克背叛迹象日益显露，特从伊犁调来伊宁步二团和炮兵营，从博乐调来蒙古骑兵营进驻乌兰乌苏、石河子一带驻守，11月6日，哈力伯克和沙湾县公安局局长塔克曼公开发动了反对三区、投靠国民党的武装叛乱，11月16日—12月3日，蒙古骑兵营和民族军一道粉碎了哈力伯克的叛乱。巩固了三区。1948年4月，蒙古独立骑兵营奉命进驻和丰县，营部设在县城，在咽喉地带和什托洛盖设立了前方指挥所。当时和丰一带比较混乱，阿山的乌斯曼匪帮常常出没于迪化至阿山的公路上，他们杀人抢劫。还有国民党特务的活动，使得和丰社会极不安宁。所以蒙古独立骑兵营肩负着平息土匪的抢劫，打击国民党特务的捣乱，维护当地治安的重任。
4、蒙古骑兵团的作用
蒙古骑兵团在三区革命的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伊犁艾尼游击队的配合下，英勇顽强与驻守在家乡温泉、博乐两地的国民党驻军战斗，最终解放了这两个地区。在攻打乌苏这个国民党重兵把守的阵地时，作为主攻部队之一，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蒙古骑兵团配合民族军牵制了国民党在三区蒙古族聚居区及一些交通要道，如登努斯口、二台达坂、塔尔塔斯、精河的军事力量，为民族军乘胜前进扫除了障碍。在伊犁、塔城、阿山三区解放后，蒙古骑兵团继续作战，为维护三区的胜利果实出了一份力，他们驻守前线玛纳斯河岸，平息叛乱，打击土匪，维护三区各地的社会秩序和百姓的生命安全。总之，蒙古骑兵团作为三区革命军的一部分，在三区革命军配合和促进新疆的和平解放事业中做出了一份贡献。
三、土尔扈特蒙古骑兵营及尤勒都斯县革命政权的诞生
1、土尔扈特蒙古骑兵营
位于和静县西部的尤勒都斯（蒙古语意为铺着羊毛的毡子）草原（即现巴音布鲁克区）是新疆南部最优良的高山天然牧场，它由大小尤鲁都斯（俗称大、小山）盆地构成，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1941年南路土尔扈特（仅和静县）蒙古有1600多户，7400多人。
因三区革命发源地尼勒克、巩留与尤勒都斯草原仅一山之隔，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爆发革命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尤勒都斯草原，并在当地产生了影响。生活在此地的南路土尔扈特牧民也深受国民党的压迫和剥削，那些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使得他们的生产生活基本条件极度低下。当时尤勒都斯属和靖县管辖，县内除有国民党陆军第七预备师第二十团步兵第一营驻守外，还有警察局和蒙古保安队，尤勒都斯草原乌兰哈达设有派出所，有10余名警察。
巩哈起义后，当地一些国民党的官员和家属取道尤勒都斯逃往乌鲁木齐，派出所的警察因该冬雪大，给养困难，也随他们撤回了县城。巩哈爆发革命的消息鼓舞了尤勒都斯草原的人民，一些开明人士、部落头目及宗教上层积极响应三区革命。他们秘密集会商议举行武装起义，决定派强自德（又名姜木才，藏族人）到巩哈县向革命首领帕提赫·莫斯里莫夫（苏联侨民，塔塔尔族）汇报了当地的情况。帕提赫·莫斯里莫夫给了他一批枪支弹药，令他回去后先组建游击队。强自德回来后，和当地部落头人商量后，决定武装起义，脱离国民党的统治。他们经过在牧民中进行宣传，组建了一支草原游击队。
不久，焉耆的国民党要员又派了一个排的兵力协助原派出所的人马，进驻乌兰哈达（现巴音布鲁克区巴音乌鲁乡）。1945年4月15日，游击队在强自德的领导下，突袭了乌兰哈达的国民党驻军，歼灭了他们，占领了该地。
占守尤鲁都斯草原，可利于出击焉耆和库车，切断了国民党军队从焉耆支援伊犁的重要通道及迪化与阿克苏的公路交通线。为了抵制伊犁革命力量向南疆发展，新疆省主席吴忠信任命南部落汗王满楚克扎布（由于刚出狱，身体不佳）的福晋乌静彬为焉耆宣抚队领队，并给了武器，在焉耆、和静、和硕一带活动。乌静彬组织了300多人的蒙古族自卫队进驻小尤勒都斯、布鲁古斯台（又译作库尔克斯台）等地扎营。一方面他们严禁牧民去尤勒都斯游击队驻地大尤勒都斯，另一方面准备围剿尤勒都斯游击队。1945年5月10日，强自德、舍盖领导的牧民游击队包围了在布鲁古斯台的蒙古自卫队，自卫队副队长巴生临阵起义，自卫队不战自溃，尤勒都斯游击队占领了该地，俘敌220名，俘虏大都加入到游击队行列，壮大了尤勒都斯的革命力量。
尤勒都斯草原成了三区革命根据地的一块地盘了，三区革命政权以尤勒都斯草原作为天然屏障，进可以镇定南疆，退可以守住天山。为了巩固革命政权在该地的势力，特派哈萨克骑兵连长尼克腾(白俄)率骑兵连百余名军官、士兵，其中哈萨克军官士兵一百名，俄罗斯军官士兵40名，进驻大尤勒都斯，并帮助蒙古游击队扩建为蒙古骑兵营，尼克腾还给士兵配发了较为先进的武器，骑兵营共有300多士兵，营长为肖格，副营长为嘎尔登。由于尤鲁都斯地域辽阔，有9道达坂与外地相连，因此民族军分别在9个口子（9道达坂）各驻军20—30人，同时设一个骑兵连，流动巡逻。5月下旬，民族军和尤鲁都斯骑兵营沿开都河进攻哈尔尕图达坂，将驻守在该处的国民党驻军消灭大半。
1945年夏天，民族军开始实施三线作战计划以后，尤鲁都斯骑兵营也随民族军出击库车、轮台、焉耆直到托克逊一带的国民党军警，密切配合了民族军南线进攻库车的战斗。
2、尤鲁都斯县革命政权
1945年8月7日，三区临时政府发布命令，决定将尤勒都斯地区划做一个特别县，并委派铁依甫阿訇前往这一地区，着手组建尤勒都斯县政府。三区政府任命强自德为县长，查汗为副县长、铁依甫阿訇为秘书长。县政府所在地设在现在的巴音布鲁克区政府。三区政府对尤鲁都斯革命政权很关注，1946年4月17日，三区政府委员会通过267号决议，决定暂将新源县的耕地划出一部分给尤鲁都斯县蒙古族同胞，让其耕种，工商发展公司负责供给尤勒都斯县蒙古族人民所需的商品。
尤鲁都斯革命根据地虽然成立了县一级的革命政权，但焉耆区的国民党当局对这个由伊犁通向南疆的前沿阵地并不甘就此罢休，他们对尤鲁都斯实行经济封锁、军事围剿的策略。因此，尤鲁都斯县政府及蒙古骑兵营肩负着同国民党继续斗争，巩固革命成果，保卫革命前沿阵地的任务。尤勒都斯县政府成立的几年中做了不少有利于人民的工作：（1）宣传三区革命的意义，特别是向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发传单进行宣传。组织骑兵营继续痛击国民党的军事镇压。（2）设立基层组织，建立了巴伦、茶藤、谢米尔、对努尔4个乡政府。（3）当时牧民生活极度贫困，县政府决定免收1945—1946年两年的牧业税，以扶持发展生产。并在省工商发展公司的帮助下及时供给牧民所需的日用品。（4）成立了一个卫生所，苏联方面提供了医务人员、药品和器械，为方便牧民就医起了一定的作用。（5）发展教育事业，在尤鲁都斯草原明拉特地方创办了第一所公办小校，为牧民适龄儿童上学创造了条件。此外，1946年始，他们还将百余名小学高年级的学生送往位于新源县阿拉图伯地方的一所寄宿制蒙古小学，这所学校学生的学费及生活费用都由三区政府负担。
尤勒都斯骑兵营虽然人数不多，但他们作战勇敢，在伊犁临时政府的领导和帮助下，解放了家乡尤勒都斯草原，切断了国民党军队从焉耆支援伊犁的重要通道。打退了国民党和保安队的数次进攻，有利的牵制了国民党军队向北疆集结兵力，密切配合了民族军南线进攻库车的战斗。为巩固三区革命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勒都斯县政府不仅同国民党继续斗争，巩固革命成果，保卫革命前沿阵地，还作了不少有利于当地百姓的事情。
四、和丰蒙古游击队及其额敏、阿山等地的蒙古族对三区革命的贡献
1、和丰蒙古游击队
和丰县是个纯游牧区，包括和布克与和什托罗盖两城，它是塔城区面积最大的县份，与苏联有200华里的接壤，又是迪化和塔城通往阿山区的要道。当时居民主要是蒙古族和哈萨克族，蒙古族为土尔扈特北部落。盛世才统治末期，阿山的乌斯满匪帮常常出没于阿山至迪化的公路沿线。因此和布克赛尔驻有国民党一个团，这个团装备精良，士气高昂。北部落的乔嘉甫女亲王也组织了蒙古自卫队配合他们。早在1944年4月中旬，为反抗国民党的统治，特别是不满他们抓壮丁，和丰蒙古游击队成立，推举喇嘛宗古鲁甫·哈勒汗为领导人（其实指挥前线战斗的是土布敦千户长），同国民党展开了武装斗争，由于没有战斗经验，遭到国民党军的围剿，退入蒙古人民共和国。7月4日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帮助下，宗古鲁甫率150人的和丰蒙古游击队，返回和丰县继续开展反抗国民党的游击活动。7月上旬，吉木乃、和丰等县的哈萨克族、蒙古族部落首领以及和丰、吉木乃游击队领导人举行会议，研究部署攻打和丰县城的行动。7月15日夜，宗古鲁甫率领蒙古游击队同吉木乃的哈萨克游击队一道包围了和丰县城。次日拂晓战斗打响，由于游击队人员少，武器装备差，特别是国民党又派了一个团的兵力增援，因此游击队撤往山区，坚持游击战。他们拦截国民党的送粮队，夺取国民党的军马，袭击国民党驻军。1945年夏，游击队在一次战斗中曾俘虏国民党60名士兵，缴获战马62匹。和丰蒙古游击队还作为外围，协助吉木乃的哈萨克游击队突袭吉木乃县的国民党驻军，攻克了县城。7月底，和丰游击队奉三区民族军总司令部的命令配合民族军完成了包围额敏县城的军事部署，并攻占了县城。8月2日，和丰蒙古游击队在吉木乃游击队的配合下包围了和丰县城，困惑了城内国民党粮草的供应，并将城郊的居民迁往山上。
8月10日，民族军总指挥部根据新的军事部署，兵分两路：其中一路是二台骑三团和额敏骑四团北上攻打和丰。8月11日，两个骑兵团600多人在苏联军事顾问团多斯凯诺夫带领下于11日抵达和丰县，14日会同和丰蒙古游击队、吉木乃游击队攻打和布克城，遭到守军骑十一师三十一团及蒙古自卫队的顽强抵抗，民族军数日攻城不下，17日，调来重迫击炮，配合步骑兵，连续发起三次大的攻势，歼敌过半。21日夜，民族军又突袭，三十一团团长薛庭芳率残部突围逃往沙湾，民族军跟踪追击，消灭了大部分逃兵，终于攻占了和布克城，1945年9月8日，塔城专署组建和丰县政府，任命宫庆喇嘛为县长。
当时和布克赛尔的形势是严峻的，游击队还要抗击乌斯满匪帮的骚扰。北路的乔嘉甫女亲王受省主席吴忠信委托在塔城、和布克赛尔一带宣抚，号召百姓反对三区政府，投靠国民党。1947年9月初，乔嘉甫从乌鲁木齐派土匪头目本部落的莫依勒禾到和丰一带组织一股武装匪徒进行颠覆三区的活动，将牧民强行搬迁，并袭击民族军。宗古鲁甫·哈勒汗队长带领游击队配合民族军剿杀了这股匪帮，将牧民迁回了原处，为牧民夺回了被抢去的牲畜。剿匪战役宗古鲁甫立了大功，被三区政府任命为和丰县公安局局长。和丰游击队编入了塔城的民族军中，
和布克赛尔的蒙古游击队，在三区政府的支持下，队伍不断壮大。他们不时的突袭国民党驻军，拦截他们的送粮队。在攻打吉木乃、额敏县城时，和丰游击队作为外线，配合民族军攻下了县城，立了一功。特别是在攻打和丰县城时，他们先是将和布克县城围住，使他们弹尽粮绝，后来又作为主力攻下了县城，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和丰解放后，他们为保护三区的胜利果实，维护当地的治安做出了贡献。
2）额敏、乌苏、昭苏、阿山等地蒙古族在三区革命时期开展的活动
额敏、乌苏、阿山等地的聚集着一部分蒙古族，其中一些人以各种方式投入三区革命的运动中。如额敏厄鲁特蒙古达夏甫在临时政府的支持下，创办了新疆蒙古族的第一份蒙文报纸塔城专署机关报《人民之声报》，他担任该报编辑，向广大群众宣传三区革命。不久又被调到《伊犁日报》蒙文版任编辑，这一时期他还兼任伊犁蒙文协会秘书长等职，参加了革命青年团，达夏甫也因积极宣传和参加三区革命的活动，被三区政府任命为塔城行署副专员。还有进步青年吾守尔加甫在民族军解放额敏县时参加了工作，在任蒙古学校老师、校长，兼任县蒙文会秘书期间，积极宣传三区革命，并参加三区革命青年组织、民主同盟会等。额敏还有一些蒙古族参加了和丰游击队。
乌苏的牧区居住着土尔扈特东部落，在民族军攻打乌苏县城时，在山区活动的一支土尔扈特游击队也配合民族军攻城。后来他们被编入博尔塔拉蒙古骑兵第八团。
昭苏县居住着厄鲁特营上三旗的蒙古八旗兵。1944年11月16日，当该县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弃城南逃时，厄鲁特营上三旗的总管乌叙尔闻讯后，一面派人去伊宁与三区临时政府联络，一面组织数百人的武装，18日游击队在夏塔附近进行伏击，击毙昭苏县县长等人，除10余人逃脱外，其余全部投降。胜利后这支昭苏游击队，先后击溃了驻守在穆扎尔特达坂的2个营的国民党对昭苏县的3次进攻，切断了国民党军由南疆经昭苏增援伊宁的通道。
在阿山承化县有一些蒙古族参加了反抗乌斯满匪帮的战斗。在青河、二台有一些蒙古族参加了骑兵团。吉木萨尔（原孚远县）三台镇的蒙古族随部落首领宫清亲王参加和支持民族军攻打三台镇，为解放三台镇出了一份力。
结束语 综上所述，新疆蒙古族积极响应三区革命，适应形势的需要，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建立了自己的革命武装和革命政权，有力的配合了三区政府夺取解放战争。
一、三区革命的爆发
1933年随着迪化“4·12”政变的枪声，金树仁政府的倒台，新疆省开始了长达11年零5个月之久的盛世才军阀统治时期。盛世才统治后期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法西斯独裁统治，给新疆各族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国民党势力进入天山南北，贪污盛行，物价飞涨，又使各族人民遭受了苦难。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轰轰烈烈的三区革命不久爆发了。1944年8月，在盛世才离开新疆前夕，巩哈县（今尼勒克县）乌拉斯台山上的600多名由维吾尔、哈萨克族为主组成的游击队拿起武器，打响了伊犁地区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巩哈县的武装起义立即得到了伊犁、塔城、阿勒泰3个行政区各族人民的热烈响应，他们纷纷组织游击队，攻击分散驻防在各地的国民党军队和警察。并在上述地区建立了革命政权。11月12日，伊宁市各族起义军民成立了临时政府，宣布与国民党脱离关系。因这场革命发生在伊、塔、阿等3个区，故称为三区革命。三区革命是新疆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是在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苏联的影响和支持下爆发的。三区革命的爆发牵制了一批国民党军队，配合了解放战争，促进了新疆的和平解放。
在伊、塔、阿三区都有蒙古族居住。居住在伊犁的蒙古族主要有察哈尔、厄鲁特两部蒙古（清乾隆年间设立的察哈尔、厄鲁特营的后裔）和土尔扈特西路盟（俗称西部落）；在塔城有土尔扈特北路盟、东路盟及厄鲁特十苏木特别旗；阿勒泰地区有阿勒泰乌梁海部。三区革命爆发的三个区都有蒙古族参加革命。因三区革命发源地尼勒克、巩留与尤勒都斯草原（即现和静县巴音布鲁克区，当时属焉耆区管辖）仅一山之隔，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爆发革命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尤勒都斯草原，并在当地土尔扈特（南部落）蒙古人中产生了影响。他们在三区领导人的指导和帮助下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和革命政权。比较有影响的武装有博尔塔拉地区的蒙古骑兵团、和布克赛尔游击队、尤勒都斯骑兵营，尤鲁都斯县革命政权靠近南疆，比较特殊，在此也做一论述。
二、蒙古骑兵团的功绩
1、解放温泉、博乐
博乐、温泉、精河3个县，位于天山以北，地处扼亚欧腹部通道的中段要冲，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民国时期属于伊犁行政区管辖。当时这一带人烟稀少，其中主要居民有蒙古族、哈萨克族，其次是维吾尔族、汉族。蒙古族主要是西迁的察哈尔八旗蒙古的后代以及东归的土尔扈特西部落。察哈尔蒙古居住在博乐和温泉两县，土尔扈特主要居住在精河县。
三区革命爆发前夕，博乐、精河一带驻有少量的国民党军队。温泉也只有几十人的武装警察。伊宁暴动打响后国民党派了两个排的兵力驻守温泉县。11月29日国民党预七师师长李禹祥率部抵达精河，制定援伊作战军事计划，决定3路“进剿”伊犁，增援被围困的军队，收复伊犁。由于当时已届寒冬，大雪封山，山间道路阻隔，从南疆焉耆、阿克苏等地翻越天山进入伊犁地区的计划根本无法实现，只有从精河、博乐、温泉等地翻越天山，进入伊犁。
伊犁临时政府在苏联军事顾问团的帮助下，针对国民党的军事计划，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主要的措施是以登努斯口为中心，封锁库车木齐、科尔古琴达坂，并组织力量在精河、大河沿子等地开展游击活动。
曾留学苏联的察哈尔青年艾尔德（察哈尔营领队官布鲁根的长子，布鲁根被盛世才在狱中折磨致死）在三区临时政府的帮助下在伊犁组建了一支20余人的游击队的，他被临时政府任命为队长，队员基本上是察哈尔蒙古青年。游击队成立后，艾尔德带领游击队转战于伊宁一带。11月20日临时政府游击队总司令部命艾尔德率游击队返回博乐县，进行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宣传活动，吸收当地人民参加游击队以扩大力量。在艾尔德和游击队的宣传和动员下，一些蒙古族青年牧民自带鸟枪、弓箭加入游击队，此时蒙古游击队已壮大到200人。
为了争夺温泉县，12月18日临时政府总司令部派由艾尼（伊宁维吾尔人，巩哈暴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领导的一支由维吾尔、哈萨克、塔塔尔、俄罗斯、蒙古等民族约百余人的游击队开赴温泉县，与艾尔德蒙古游击队会合，总计300余人，临时政府给他们提供了武器弹药，令攻打温泉县城。在艾尼和艾尔德的领导下游击队经过两天的激战将县城攻下。温泉获得了解放。
温泉失守，从阿克苏达坂援伊的战斗失败后，国民党军队将重点转移为从精河南部翻越科尔古琴达坂（地处伊宁县，系科尔古琴山脉中的山口）进入伊犁河谷的军事行动上。此时艾尔德率领的蒙古游击队已发展到300人，总司令部命令艾尔德率蒙古游击队坚守登努斯口和二台达坂阵地。配合巩哈游击队，抵抗敌人的炮火。1945年2月1日，经过近一个月的激战，三区游击队打败了国民党守军，攻下了艾林巴克高地，解放了伊宁。
温泉、博乐为精河屏障，温泉已失，保博乐则显得更为重要，因此国民党加强了对博乐的防守，派了两个连的援兵进驻博乐（此前已有两个排）。另派两个连担任大河沿子、五台、四台一带的警戒任务。2月20日蒙古游击队同以巴拉提帕里为首的一批维吾尔族游击队一道与国民党军展开了激战。最后在从伊犁追讨过来的游击队的配合下，打得国民党军节节败退，败军70多人逃往精河。2月21日蒙古游击队进驻博乐县城。
4月上旬，蒙古游击队和伊犁回族游击队在苏联机械化师及5架飞机的配合下，攻占了精河大河沿西部，与在此地和国民党形成对峙。至此，三区政府统一了除精河外的伊犁全境。
2、解放乌苏、精河
为了整顿起义队伍，扩大革命成果，1945年4月8日，临时政府将分散各地的游击队约15000人的组成了民族军，下设团、营、连。艾尔德领导的蒙古游击队此时已壮大到360人，整编为蒙古独立骑兵营，下设两个骑兵连、一个侦察排、一个运输队，营长是艾尔德。
当时乌苏、精河驻守的国民党军队约有1万多人，其中精河县驻有一个师（7千多人）；塔城驻有两个团以上的兵力。6月初，民族军在苏联顾问团的帮助下着手拟定作战计划，制订了南、北、中三路的军事行动。北路由博乐北进至乌苏、塔城、阿山之间，阻隔乌苏（乌苏位于西去伊犁、北到塔城、阿尔泰，东至乌鲁木齐的交通枢纽中）与塔城、阿山的联系，并同当地的游击队会合，占领塔城、阿山两地区。
由于乌苏、精河是连接伊犁与塔城、阿勒泰的交通枢纽，也是通往乌鲁木齐的必经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国民党军队以重兵驻守着这两个重要据点。
1945年7月初，民族军总指挥部颇里诺夫率领二台骑三团、艾尔德的蒙古独立骑兵营和警卫营等部队从三台、博乐等地经过精河北部的红盐池进入塔城地区。除乌苏县外，塔城其他5个县驻有国民党两个团以上的兵力。受伊宁、博乐等地的影响，塔城地区的蒙古族、哈萨克族牧民也组织了游击队，他们在博乐蒙古独立骑兵营先头连的帮助下发展到200人。
解放塔城的战斗打响后，18日，艾尔德率蒙古独立骑兵营与玛依勒游击队占领塔城至乌苏的咽喉庙尔沟。23日民族军又兵分三路，其中蒙古独立骑兵营进攻塔尔塔斯，经过几日的战斗，独立骑兵营打败了国民党驻军，并占领了塔尔塔斯。民族军乘胜前进，攻占了额敏、塔城两县。
8月10日，民族军总指挥部又制定了新的军事部署，即兵分两路：一路是蒙古独立骑兵营和塔城骑六团（玛依勒游击队整编而成）约1000多人南下攻打乌苏；一路是二台骑三团和额敏骑四团北上攻打和丰（即今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和丰位于迪化和塔城通往阿山的要道上，又与苏联接壤。）。8月28、29日两天之内，蒙古独立骑兵营和塔城骑六团4000兵力包围了距乌苏西北约50公里处的第一阵地车排子，车排子驻有国民党一个团的守军。经过两天两夜的激战蒙古独立骑兵营和塔城骑六团拿下了重要据点车排子，由此切断了车排子与乌苏之间的交通，国民党一些败兵逃往乌苏。9月4日，民族军总指挥在苏联军事人员的帮助下，发动攻打乌苏县城的战斗。蒙古独立骑兵营、塔城骑六团和绥定步一团担任主攻，苏联战斗机和装甲车配合作战。经过4天的猛攻，将乌苏县城攻下。
总指挥部又令蒙古独立骑兵营和塔城骑六团配合精河方面的战斗，开往乌苏以西30公里处设防，以阻止精河守军东逃。9月8日，民族军向精河县城发起了全面的进攻，占领了精河县城。精河守军突围东逃，蒙古独立骑兵营在前面堵截，民族军在后追击，前后夹击，将他们歼灭。精河解放后，蒙古独立骑兵营又被派往独山子油田驻防。
乌苏、精河战役胜利后，伊犁、塔城、阿山三个专区全部解放，民族军将战线推进到距迪化150多公里的玛纳斯河西岸。
在攻打果子沟、塔城、乌苏等战役后，这些地区的不少蒙古族青年都加入了蒙古独立骑兵营，人数发展到1200多人，因此民族军总指挥部将其扩编为蒙古独立骑兵团（简称骑八团），下辖3个骑兵连，1个炮兵连，1个加强连，1个后勤连等，团长是艾尔德，政委是夏尔戈里（维吾尔族），参谋长是1名俄罗斯人。后来锡伯连200多人一度归蒙古骑兵团指挥，加上从其它部队过来的一些维吾尔、哈萨克、汉族战士，人数最多时达到2000余人。博尔塔拉的蒙古游击队由最初的20余蒙古人发展壮大成了一个以蒙古族为主的多民族骑兵团。
3、驻守玛纳斯河岸、镇压叛乱、维护治安
玛纳斯河距乌鲁木齐市150公里，乌苏战役后，国民党将该河大桥炸毁，民族军停留在河西岸，隔河与国民党对峙，该河成为三区与省政府控制区域的分界线。蒙古骑兵第八团被派驻该河西岸的沙湾县城。
1946年6月6日，由于三区革命政府与国民党省政府签署了和平协议，因此要精简部队，蒙古骑兵团除留有少部分军官外大部分都复员了。翌年春，国民党撕毁了和平条款。三区革命政府为了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决定迅速重建蒙古骑兵团等军队，7月中旬蒙古骑兵独立营在博乐再次组建，营长仍然是艾尔德。10月民族军总指挥部鉴于沙湾县县长哈力伯克背叛迹象日益显露，特从伊犁调来伊宁步二团和炮兵营，从博乐调来蒙古骑兵营进驻乌兰乌苏、石河子一带驻守，11月6日，哈力伯克和沙湾县公安局局长塔克曼公开发动了反对三区、投靠国民党的武装叛乱，11月16日—12月3日，蒙古骑兵营和民族军一道粉碎了哈力伯克的叛乱。巩固了三区。1948年4月，蒙古独立骑兵营奉命进驻和丰县，营部设在县城，在咽喉地带和什托洛盖设立了前方指挥所。当时和丰一带比较混乱，阿山的乌斯曼匪帮常常出没于迪化至阿山的公路上，他们杀人抢劫。还有国民党特务的活动，使得和丰社会极不安宁。所以蒙古独立骑兵营肩负着平息土匪的抢劫，打击国民党特务的捣乱，维护当地治安的重任。
4、蒙古骑兵团的作用
蒙古骑兵团在三区革命的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伊犁艾尼游击队的配合下，英勇顽强与驻守在家乡温泉、博乐两地的国民党驻军战斗，最终解放了这两个地区。在攻打乌苏这个国民党重兵把守的阵地时，作为主攻部队之一，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蒙古骑兵团配合民族军牵制了国民党在三区蒙古族聚居区及一些交通要道，如登努斯口、二台达坂、塔尔塔斯、精河的军事力量，为民族军乘胜前进扫除了障碍。在伊犁、塔城、阿山三区解放后，蒙古骑兵团继续作战，为维护三区的胜利果实出了一份力，他们驻守前线玛纳斯河岸，平息叛乱，打击土匪，维护三区各地的社会秩序和百姓的生命安全。总之，蒙古骑兵团作为三区革命军的一部分，在三区革命军配合和促进新疆的和平解放事业中做出了一份贡献。
三、土尔扈特蒙古骑兵营及尤勒都斯县革命政权的诞生
1、土尔扈特蒙古骑兵营
位于和静县西部的尤勒都斯（蒙古语意为铺着羊毛的毡子）草原（即现巴音布鲁克区）是新疆南部最优良的高山天然牧场，它由大小尤鲁都斯（俗称大、小山）盆地构成，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1941年南路土尔扈特（仅和静县）蒙古有1600多户，7400多人。
因三区革命发源地尼勒克、巩留与尤勒都斯草原仅一山之隔，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爆发革命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尤勒都斯草原，并在当地产生了影响。生活在此地的南路土尔扈特牧民也深受国民党的压迫和剥削，那些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使得他们的生产生活基本条件极度低下。当时尤勒都斯属和靖县管辖，县内除有国民党陆军第七预备师第二十团步兵第一营驻守外，还有警察局和蒙古保安队，尤勒都斯草原乌兰哈达设有派出所，有10余名警察。
巩哈起义后，当地一些国民党的官员和家属取道尤勒都斯逃往乌鲁木齐，派出所的警察因该冬雪大，给养困难，也随他们撤回了县城。巩哈爆发革命的消息鼓舞了尤勒都斯草原的人民，一些开明人士、部落头目及宗教上层积极响应三区革命。他们秘密集会商议举行武装起义，决定派强自德（又名姜木才，藏族人）到巩哈县向革命首领帕提赫·莫斯里莫夫（苏联侨民，塔塔尔族）汇报了当地的情况。帕提赫·莫斯里莫夫给了他一批枪支弹药，令他回去后先组建游击队。强自德回来后，和当地部落头人商量后，决定武装起义，脱离国民党的统治。他们经过在牧民中进行宣传，组建了一支草原游击队。
不久，焉耆的国民党要员又派了一个排的兵力协助原派出所的人马，进驻乌兰哈达（现巴音布鲁克区巴音乌鲁乡）。1945年4月15日，游击队在强自德的领导下，突袭了乌兰哈达的国民党驻军，歼灭了他们，占领了该地。
占守尤鲁都斯草原，可利于出击焉耆和库车，切断了国民党军队从焉耆支援伊犁的重要通道及迪化与阿克苏的公路交通线。为了抵制伊犁革命力量向南疆发展，新疆省主席吴忠信任命南部落汗王满楚克扎布（由于刚出狱，身体不佳）的福晋乌静彬为焉耆宣抚队领队，并给了武器，在焉耆、和静、和硕一带活动。乌静彬组织了300多人的蒙古族自卫队进驻小尤勒都斯、布鲁古斯台（又译作库尔克斯台）等地扎营。一方面他们严禁牧民去尤勒都斯游击队驻地大尤勒都斯，另一方面准备围剿尤勒都斯游击队。1945年5月10日，强自德、舍盖领导的牧民游击队包围了在布鲁古斯台的蒙古自卫队，自卫队副队长巴生临阵起义，自卫队不战自溃，尤勒都斯游击队占领了该地，俘敌220名，俘虏大都加入到游击队行列，壮大了尤勒都斯的革命力量。
尤勒都斯草原成了三区革命根据地的一块地盘了，三区革命政权以尤勒都斯草原作为天然屏障，进可以镇定南疆，退可以守住天山。为了巩固革命政权在该地的势力，特派哈萨克骑兵连长尼克腾(白俄)率骑兵连百余名军官、士兵，其中哈萨克军官士兵一百名，俄罗斯军官士兵40名，进驻大尤勒都斯，并帮助蒙古游击队扩建为蒙古骑兵营，尼克腾还给士兵配发了较为先进的武器，骑兵营共有300多士兵，营长为肖格，副营长为嘎尔登。由于尤鲁都斯地域辽阔，有9道达坂与外地相连，因此民族军分别在9个口子（9道达坂）各驻军20—30人，同时设一个骑兵连，流动巡逻。5月下旬，民族军和尤鲁都斯骑兵营沿开都河进攻哈尔尕图达坂，将驻守在该处的国民党驻军消灭大半。
1945年夏天，民族军开始实施三线作战计划以后，尤鲁都斯骑兵营也随民族军出击库车、轮台、焉耆直到托克逊一带的国民党军警，密切配合了民族军南线进攻库车的战斗。
2、尤鲁都斯县革命政权
1945年8月7日，三区临时政府发布命令，决定将尤勒都斯地区划做一个特别县，并委派铁依甫阿訇前往这一地区，着手组建尤勒都斯县政府。三区政府任命强自德为县长，查汗为副县长、铁依甫阿訇为秘书长。县政府所在地设在现在的巴音布鲁克区政府。三区政府对尤鲁都斯革命政权很关注，1946年4月17日，三区政府委员会通过267号决议，决定暂将新源县的耕地划出一部分给尤鲁都斯县蒙古族同胞，让其耕种，工商发展公司负责供给尤勒都斯县蒙古族人民所需的商品。
尤鲁都斯革命根据地虽然成立了县一级的革命政权，但焉耆区的国民党当局对这个由伊犁通向南疆的前沿阵地并不甘就此罢休，他们对尤鲁都斯实行经济封锁、军事围剿的策略。因此，尤鲁都斯县政府及蒙古骑兵营肩负着同国民党继续斗争，巩固革命成果，保卫革命前沿阵地的任务。尤勒都斯县政府成立的几年中做了不少有利于人民的工作：（1）宣传三区革命的意义，特别是向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发传单进行宣传。组织骑兵营继续痛击国民党的军事镇压。（2）设立基层组织，建立了巴伦、茶藤、谢米尔、对努尔4个乡政府。（3）当时牧民生活极度贫困，县政府决定免收1945—1946年两年的牧业税，以扶持发展生产。并在省工商发展公司的帮助下及时供给牧民所需的日用品。（4）成立了一个卫生所，苏联方面提供了医务人员、药品和器械，为方便牧民就医起了一定的作用。（5）发展教育事业，在尤鲁都斯草原明拉特地方创办了第一所公办小校，为牧民适龄儿童上学创造了条件。此外，1946年始，他们还将百余名小学高年级的学生送往位于新源县阿拉图伯地方的一所寄宿制蒙古小学，这所学校学生的学费及生活费用都由三区政府负担。
尤勒都斯骑兵营虽然人数不多，但他们作战勇敢，在伊犁临时政府的领导和帮助下，解放了家乡尤勒都斯草原，切断了国民党军队从焉耆支援伊犁的重要通道。打退了国民党和保安队的数次进攻，有利的牵制了国民党军队向北疆集结兵力，密切配合了民族军南线进攻库车的战斗。为巩固三区革命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勒都斯县政府不仅同国民党继续斗争，巩固革命成果，保卫革命前沿阵地，还作了不少有利于当地百姓的事情。
四、和丰蒙古游击队及其额敏、阿山等地的蒙古族对三区革命的贡献
1、和丰蒙古游击队
和丰县是个纯游牧区，包括和布克与和什托罗盖两城，它是塔城区面积最大的县份，与苏联有200华里的接壤，又是迪化和塔城通往阿山区的要道。当时居民主要是蒙古族和哈萨克族，蒙古族为土尔扈特北部落。盛世才统治末期，阿山的乌斯满匪帮常常出没于阿山至迪化的公路沿线。因此和布克赛尔驻有国民党一个团，这个团装备精良，士气高昂。北部落的乔嘉甫女亲王也组织了蒙古自卫队配合他们。早在1944年4月中旬，为反抗国民党的统治，特别是不满他们抓壮丁，和丰蒙古游击队成立，推举喇嘛宗古鲁甫·哈勒汗为领导人（其实指挥前线战斗的是土布敦千户长），同国民党展开了武装斗争，由于没有战斗经验，遭到国民党军的围剿，退入蒙古人民共和国。7月4日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帮助下，宗古鲁甫率150人的和丰蒙古游击队，返回和丰县继续开展反抗国民党的游击活动。7月上旬，吉木乃、和丰等县的哈萨克族、蒙古族部落首领以及和丰、吉木乃游击队领导人举行会议，研究部署攻打和丰县城的行动。7月15日夜，宗古鲁甫率领蒙古游击队同吉木乃的哈萨克游击队一道包围了和丰县城。次日拂晓战斗打响，由于游击队人员少，武器装备差，特别是国民党又派了一个团的兵力增援，因此游击队撤往山区，坚持游击战。他们拦截国民党的送粮队，夺取国民党的军马，袭击国民党驻军。1945年夏，游击队在一次战斗中曾俘虏国民党60名士兵，缴获战马62匹。和丰蒙古游击队还作为外围，协助吉木乃的哈萨克游击队突袭吉木乃县的国民党驻军，攻克了县城。7月底，和丰游击队奉三区民族军总司令部的命令配合民族军完成了包围额敏县城的军事部署，并攻占了县城。8月2日，和丰蒙古游击队在吉木乃游击队的配合下包围了和丰县城，困惑了城内国民党粮草的供应，并将城郊的居民迁往山上。
8月10日，民族军总指挥部根据新的军事部署，兵分两路：其中一路是二台骑三团和额敏骑四团北上攻打和丰。8月11日，两个骑兵团600多人在苏联军事顾问团多斯凯诺夫带领下于11日抵达和丰县，14日会同和丰蒙古游击队、吉木乃游击队攻打和布克城，遭到守军骑十一师三十一团及蒙古自卫队的顽强抵抗，民族军数日攻城不下，17日，调来重迫击炮，配合步骑兵，连续发起三次大的攻势，歼敌过半。21日夜，民族军又突袭，三十一团团长薛庭芳率残部突围逃往沙湾，民族军跟踪追击，消灭了大部分逃兵，终于攻占了和布克城，1945年9月8日，塔城专署组建和丰县政府，任命宫庆喇嘛为县长。
当时和布克赛尔的形势是严峻的，游击队还要抗击乌斯满匪帮的骚扰。北路的乔嘉甫女亲王受省主席吴忠信委托在塔城、和布克赛尔一带宣抚，号召百姓反对三区政府，投靠国民党。1947年9月初，乔嘉甫从乌鲁木齐派土匪头目本部落的莫依勒禾到和丰一带组织一股武装匪徒进行颠覆三区的活动，将牧民强行搬迁，并袭击民族军。宗古鲁甫·哈勒汗队长带领游击队配合民族军剿杀了这股匪帮，将牧民迁回了原处，为牧民夺回了被抢去的牲畜。剿匪战役宗古鲁甫立了大功，被三区政府任命为和丰县公安局局长。和丰游击队编入了塔城的民族军中，
和布克赛尔的蒙古游击队，在三区政府的支持下，队伍不断壮大。他们不时的突袭国民党驻军，拦截他们的送粮队。在攻打吉木乃、额敏县城时，和丰游击队作为外线，配合民族军攻下了县城，立了一功。特别是在攻打和丰县城时，他们先是将和布克县城围住，使他们弹尽粮绝，后来又作为主力攻下了县城，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和丰解放后，他们为保护三区的胜利果实，维护当地的治安做出了贡献。
2）额敏、乌苏、昭苏、阿山等地蒙古族在三区革命时期开展的活动
额敏、乌苏、阿山等地的聚集着一部分蒙古族，其中一些人以各种方式投入三区革命的运动中。如额敏厄鲁特蒙古达夏甫在临时政府的支持下，创办了新疆蒙古族的第一份蒙文报纸塔城专署机关报《人民之声报》，他担任该报编辑，向广大群众宣传三区革命。不久又被调到《伊犁日报》蒙文版任编辑，这一时期他还兼任伊犁蒙文协会秘书长等职，参加了革命青年团，达夏甫也因积极宣传和参加三区革命的活动，被三区政府任命为塔城行署副专员。还有进步青年吾守尔加甫在民族军解放额敏县时参加了工作，在任蒙古学校老师、校长，兼任县蒙文会秘书期间，积极宣传三区革命，并参加三区革命青年组织、民主同盟会等。额敏还有一些蒙古族参加了和丰游击队。
乌苏的牧区居住着土尔扈特东部落，在民族军攻打乌苏县城时，在山区活动的一支土尔扈特游击队也配合民族军攻城。后来他们被编入博尔塔拉蒙古骑兵第八团。
昭苏县居住着厄鲁特营上三旗的蒙古八旗兵。1944年11月16日，当该县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弃城南逃时，厄鲁特营上三旗的总管乌叙尔闻讯后，一面派人去伊宁与三区临时政府联络，一面组织数百人的武装，18日游击队在夏塔附近进行伏击，击毙昭苏县县长等人，除10余人逃脱外，其余全部投降。胜利后这支昭苏游击队，先后击溃了驻守在穆扎尔特达坂的2个营的国民党对昭苏县的3次进攻，切断了国民党军由南疆经昭苏增援伊宁的通道。
在阿山承化县有一些蒙古族参加了反抗乌斯满匪帮的战斗。在青河、二台有一些蒙古族参加了骑兵团。吉木萨尔（原孚远县）三台镇的蒙古族随部落首领宫清亲王参加和支持民族军攻打三台镇，为解放三台镇出了一份力。
结束语 综上所述，新疆蒙古族积极响应三区革命，适应形势的需要，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建立了自己的革命武装和革命政权，有力的配合了三区政府夺取解放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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