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成功说明了什么？

思汗主其子孙的成功是军事征服的结果，是暴力斗争的胜利，这个问题是不言而喻的。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前后用了25年时间（1182—1206年），大战六次，小战几十次；成吉思汗灭西夏，出兵六、七次之多，战争达23年之久（1205—1227年）；蒙古推翻金朝，前后费时24年（1211—1234年），经过了成吉思汗攻金时期，木华黎偏师经营，窝阔台集中兵力灭金几个阶段，其战争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全国各地亡之众都是相当惊人的；蒙古灭亡南宋朝，所用时间更长，从1235年窝阔台大举攻宋，中经蒙哥几次出兵，直到 1279年忽必烈才最后把南宋灭亡，前后花费了45年时间，近半个世纪。而蒙古灭西辽、统一吐蕃、大理等，也主要是依仗自己强大的武力，只有畏兀儿、哈剌鲁等是迫于当时的形势、为摆脱西辽的压迫，自动向蒙古投降的。蒙古建立的四大汗国已超出今天中国的版图，更是三次西征的产物。从1182年至1279年，蒙古经过五代帝王，前后进行近百年战争，逐步建立了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蒙古帝国。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就没有蒙古帝国，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

　　但需要回答的是，为什么只有一百多万口、十来万军队的蒙古国，居然可以战胜具有几千万人口，几十万、几百万大军的金国、花刺子模和南宋？为什么经济落后的小国可以战胜经济文化先进的大国？为什么奴隶制的国家可以战胜封建制的国家？是不是可以从此得出结论说暴力是万能的呢？是不是说谁掌握了强大的暴力谁就能为所欲为、任意改变历史的面貌呢？暴力征服与经济文化的发展究意是什么关系呢？成吉思汗的个人才能对历史的发展起了什么作用？究意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呢？分析一下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取得成功的前因后果，对进一步理解这些问题会有一定好处。

　　一、暴力是受经济制约的，任何暴力都要以一定的经济发展作为基础——铁器和马匹对蒙古族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
　　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发展，暴力斗争也产牛和发展起来，从原始人的拳头和棍棒，到以后的弓箭和刀枪，战车和马匹，直至近现代的飞机、坦克、大炮、火箭、原子武器等等，都是为暴力斗争服务的。暴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暴力是受经济制约的，任何暴力都要以一定的经济发展作为基础，蒙古族暴力的发展也完全说明了这一点。

　　据《黑鞑事略》记载：“鞑人始初草昧，百工之事，无一而有。其国除孽畜外，更何所产，其人椎朴，安有所能。止用白木为鞍桥，鞔以羊皮，镫亦剜木为之，箭镞则以骨，无从得铁。后来灭回回，始有物产，始有上匠，始有器械。盖回回百工技艺极精，攻城之具尤精。后灭金虏，百工之事，是大备。”《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十九）记载：“鞑靼止以射猎为生，无器甲，矢用骨镞而已。盖以地不产铁故也。契丹虽通其和市，而铁禁甚严。及金人得河东，废夹锡钱；执刘豫，又废铁钱，由是秦晋铁钱皆归之，遂大作军器，而国以益强。”

　　铁是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各种原料中最后的和最重要的一种原料。……铁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区，成为可能；它给手工业工人提供了一种其坚固和锐利非石头或当时所知道的其他金属所能抵挡的工具。”铁器的广泛使用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无疑对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也起了一种“革命作用”。蒙古人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铁器，各书的记载不尽相同，据《元史译文证补》（卷一上，p2）所说，早在蒙古的远代祖先生活在东北地区时，“乞颜后裔……得铁矿，洞穴深邃，篝火穴中，宰七十牛，剖革为筒，鼓风助火，铁石尽熔。”制成铁器，得以开辟山林，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活动范围的扩大。《新五代史》（卷七十三，p907）也说：契丹之“东北，至*劫子（蒙兀室韦）……其地多铜铁金银，其人工巧，铜铁诸器皆精好。”从这些材料看出，蒙古人居住地区并非“不产铁”，蒙古人使用铁器也不是晚在金人统治时期或灭回回之后，而是早在西迂以前。至蒙古诸部统一前后，蒙古就有了铁制工具“锛、斧、锯、凿等器”；畜产品加工工具有刀、剪、针、锥及铁锨等；还有铁镫、铁蹄、铁索、铁锅等，而且打铁已使用“风箱”，有了专门的铁匠。《长春真人西游记》（下卷，p12）也记载说：“俭俭州出良铁”。综合以上材料可以说明，蒙古人在远古时期处于“草昧”状态，“百工之事无一而有”。马鞍、马镫只能用木材、羊皮制造，箭镞也只能用骨头磨成。这时的生产不会有太大的发展，也不可能有脱待离生产的常备军，临时组织的队伍也不会有太强的战斗力，后来发现了铁矿，或者是经过与辽、金做买卖，获得了大量的铁，“遂大作军器，而国以益强。”到成吉思汗前后，蒙古的铁制军器已有箭镞、铁甲、钢枪、环刀、铁车等等，正是在这一基础上，蒙古人才有可能组成一支强大的军队，才可能征服周围比较先进的民族。而征服这些民族后，则进一步输入大量的金属材料，搜罗大批卫匠，利用其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进一步改进工具和武器装备，这对于提高蒙古军队的战斗力，无疑也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不仅武器的改进与生产的发展有直接关系，军队的产生和发展也与经济情况紧密相联。我们知道，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人们不能提供太多的剩余劳动，因此处于原始共产主义阶段的各个部落，尽管彼此之间也不断发生军事冲突，但那时并没有脱离生产的常备军。各部落的成年男子平时从事生产，遇到战事就临时组织起来出征打仗。直到奴隶社会初期，蒙古各部基本上还是实行这种平时游猎、战时出征的全民皆兵的制度。正因为如此，身为一个部落军事首领的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当他为自己的儿子去寻找对象时，既没有带领强大的卫队，也没有几个贴身的随从，致使自己半路上被塔塔儿人毒死。到了成吉思汗时代，这种全民皆兵的制度虽然还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但他的多达一万人的怯薛军却已经完全变成一支脱离了生产的常备军，他的千户军虽然没有完全脱离生产，但在连年不断的战争中，从事游猎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以后也逐步变成了一支常备军，这说明蒙古的社会生产力已大大提高，社会产品已经比较丰富，已经有可能养活一支脱离生产的强大的军队了。因此应该说，正是在蒙古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蒙古的军事力量才一步步发展壮大起来。它说明，暴力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因此也绝不会是万能的，它的产生与发展都受经济条件的制约。任何暴力都要以一定的经济发展作基础，这一点对于强大的蒙古族也不例外。

　　铁器的运用对蒙古族经济的发展、军事力量的增强起了重大作用，但蒙古周围的其他民族早在几百年、上千年前巳使用铁器，他们的军事力量为什么反而不如蒙古呢？这需要从多方面来分析其原因，其中重要的一条是马匹。铁在生产史上起过革命作用，马匹对生产力的发展无疑也起过重大作用，而对军事力量的发展也可以说起了一种革命的作用。在火药被用于战争以前，尤其是热武器代替冷武器以前，马匹被用于战争，尤其是骑兵代替步兵和车队，这在军事发展史上也是一个划时代的变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以步兵和马拉的战车相混合的车队就已经代替了单纯的步兵，而与匈奴为邻的赵武灵王甚至放弃车队，学习游牧民族的胡服骑射，开始注意发展骑兵部队。匈奴冒顿单于的40万骑兵，将战胜了楚霸王的刘邦包围在白登山上。面对着匈奴的军事优势，刘邦被迫献女求和。经过几代的发展，到了汉武帝时，卫青、霍去病主要依靠强大的骑兵部队，战胜了匈奴。但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原政权，为了装备一支强大的骑兵，不知要花费多大的代价，汉武帝最后也被搞得财政危机，临死前不得不下了一道轮台诏，表示要停止战争，注意发展生产。因此，尽管以后的中原王朝也不是没有骑兵部队，但基本上还是以步兵为主。而北方的游牧民族却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不断发展骑兵，并在与中原王朝的斗争中发挥了骑兵的优势。正如日本学者村上正二在《征服王朝》一文中所说的那样：“采用这种机动的编成法的游牧民骑士团，对于农耕民所编成的迟钝的战车集团，能够临机应变，顺应当时战况而巧妙的应用，将分散、集结重复的使用，令敌人眼花缭乱，使不够小心的敌人兵团在瞬息之间被捕捉，一齐蒙受射击而溃灭，但是如果形势不利的时侯，则迅速的将大部队分解，烟消云散。”

　　由于蒙古民族是游牧民族，马匹既是其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又是交通和作战工具。“故无步卒，悉是骑兵”，起兵数十万“人有数马，日轮一骑乘之。”而且蒙古的战马经过良好的训练，“阔壮而有力，柔顺而无性，能风寒而久岁月”，从而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蒙古的骑兵对于各国的步兵来说，在当时应该是一支 “现代化的部队”，它的威力不亚于现代化的装甲兵和坦克，据《黑鞑事略》记载：“其阵利野战，不见利不进。动静之间，知敌强弱，百骑环绕，可裹万众；千骑分张，可盈百里，摧坚陷阵，全藉前锋。”“敌分立分，敌合立合。故其驰突也，或远或近，或多或少，或聚或散，或出或没，来如天坠，去如电逝，谓之鸦兵散星阵。其合而分视马??之所向；其分而合听姑诡之声，以自为号，自迩而远，俄顷千里。其夜聚则望燎烟而知其所战。”“其破敌则登高眺远，先相地势，察敌情伪，专务乘机。”“不溃则冲，其破可必；或驱降俘，听其战败，乘敌力竭，击以精锐；或才交刃，佯北而走，诡弃辎重，故掷黄白。敌或谓是诚败，逐北不至，冲其伏骑，往往全没；或因喜败而巧计取胜，则在于彼纵此横之间，有古法之所未言者。其胜败尾敌袭杀，不容逋逸；其败则四散迸走，追之不及。”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蒙古的骑兵至少有如下几大优越性：一是擅长野战，也就是运动战，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二是有利于集中兵力；三是机动性强，有利于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及时捕捉战机；四是有利于歼灭战，敌人“往往全没”，“不容逋逸”；五是在不利条件下能随机应变，“去如电逝”，“追之不及”。这种骑兵团的作战特点确实“有古法所未言者”，是过去步兵和车队所不具备的，因此在对农业民族的作战中，蒙古骑兵发军了巨大的优势。金哀宗曾说：“蒙古所以常取胜者，恃北方之马力，就中国之技巧耳。”这是金哀宗的切身体会，他虽然回避了人和路线的作用，但也从一个角度说明：强大的骑兵和先进的武器装备是成吉思汗主其子孙能够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处于“以征服战争为职业”这一历史阶段的游牧民族，具有强大的战斗力。
　　武器和马匹是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但还不是决定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从事战争的人，是双方的兵士和将领。《蒙鞑备录·军政》说：“鞑人生长鞍马间，人自习战，自春徂冬，旦旦逐猎，乃其生涯。”《黑鞑事略》也说：“其骑射，则孩时绳束以板，络之马上，随母出入；三岁以索维之鞍，俾手有所执，从众驰骋；四、五岁挟小弓、短矢；及其长也，四时业田猎。”因此多桑《蒙古史》说蒙古人是“生而为战士者”。这种旦旦逐猎、年年游牧的生活，既锻炼了蒙古人强壮的体质，又磨练了他们坚强的意志，也培养了他们高超的骑射技术。以耕桑为主的农业民族无法与他们相比，以手工业、商业为主的城市居民无法与他们相比，各国封建统治者临时召集的未经训练的军队，以及那些纨绔子弟、乌合之众更无法与他们相比，他们是蒙古军队的基础，正是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战绩。

　　同时，由于蒙古人习惯于游牧生活，在作战期间，也“只是饮马乳以塞饥渴，凡一马之乳可饱三人。”因此蒙古军队“出入只饮马乳。或宰羊为粮”。只要有牧场能供应马匹和畜群的水草，蒙古军队就可以自给。即使一时缺乏马乳、羊肉，还可以以射猎作为补充。正如《蒙鞑备录》所说：“如出征于中国，食羊尽则射兔鹿野豕为食，故屯数十万之师，不举烟火。”后来虽然也需要一些粮食，但也不自备，而是“才犯他境，必务抄掠，孙武子曰：‘因粮于敌’是也。”这就是说：蒙古军队的生活来源主要靠马匹和畜群，或靠“因粮于敌”，从前线得到补充，这就大大减少了蒙古军队作战的困难，增强了部队的机动性，因此蒙古军队的进军速度往往是十分惊人的，一天能进军数百里乃至上千里，如电闪雷击，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蒙古军队作战的胜利。

　　蒙古人的风俗习惯也有利于蒙古军队战斗力的加强。乃蛮部太阳汗说：“人曾说达达每刚硬，眼上刺呵，不转睛；腮上刺呵不躲避。”《黑鞑事略》也说：蒙古人“俗以任事为当然，而不敢以为功，其相与告诫每日：其主遣我火里去或水里去，则与之去，言及饥寒艰苦者谓之*（不好）。”“其俗淳而心专，故言语不差。其法，说谎者死，故莫敢诈伪。”“鞑人贱老而喜壮。其俗无私斗事。”“凡诸临敌不用命者，虽贵必诛。”战士英勇无畏，以吃苦为荣，不怕饥寒艰苦，火里敢冲，水里敢闯，不敢进行私斗，也就是怯于私斗，勇于公战，为人淳朴认真，甚至不敢说一句谎话，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严格的纪律，“凡诸临敌不用命者，虽贵必诛。”这样一支军队是由蒙古族特有民族精神维系的军队，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它与以后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有某些类似之处，这种军队的战斗力自然是相当强大的。

　　掠夺，是蒙古军队作战的主要目的和基本动力。蒙古战士之所以舍生忘死去进行征战，并不仅仅是为成吉思汗卖命，同时也是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黑鞑事略》说：“其国平时无赏，惟用兵战胜则赏以马，或金银牌，或??丝段。陷城则纵其掳掠子女玉帛。掳掠之前后视其功之等差，前者插箭于门，则后者不敢入。”《蒙鞑备录》则说：“凡破城守，有所得则以分数均之，自上及下，虽多寡每留一分为成吉恩汗皇帝献，余物则滚敷有差，宰相等在于朔漠不临戎者有其数焉。”掠夺，大大激发了蒙古战士的积极性，因此他们才乐于跟随成吉思汗等到千里万里之外去进行战争。成吉思汗剖司他手下的将领： “人生河者最乐？”有的回答说：春大出借昆乐。成吉思汗说：“不然，人生最大之乐，即在胜敌。逐敌。夺其所有，见其最亲之人以泪洗面，乘其马，纳其妻女也。”儒家常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处在“以征服战争为职业”这一历史阶段的成吉思汗君臣不但没有什么…测隐之心”，反而以别人的痛苦和牺牲当作自己“最大之乐”。他们不仅通过战争掠夺其他民族的财物和马匹牛羊，而且掠夺其他民族的妇女做自己的妻妄。成吉思汗明确规定，各级将领都可以在战争中抢夺战败者的妻女，他自己更是任意掠夺，娶妻妄近五百人。正是这种“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促使成吉思汗的部队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这里没有什么儒家所倡导的“存天理，灭人欲”，而是恰恰相反，是发展人欲，毁灭了儒家的所谓“天理”。而在成吉思汗看来。满足广大将土的物质需要才是最高的大理，因此他说：“我愿其口唇肥甘，身匿文绣，居得华屋，牧得腴地，道途之内荆棘不生，此我之素志也。”鼓励其将士追求更多的物质利益，千方百计地满足他们的这种要求，这是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取得成功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三、暴力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暴力斗争的规律不完全等同于经济发展的规律。
　　暴力的发展受经济发展的制约，暴力的强弱与经济的先进和落后有关，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同时也不可忽视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暴力一旦产生以后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暴力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完全成正比，暴力斗争的规津并不完全等同于经济发展的规律。

　　我们常听人讲“国富兵强”，这说明一个国家经济上“富”，往往也表现为军事上“强”。经济上先进，军事上往往也比较强大；经济落后，军事力量一般也会比较衰弱。因此我们又说。落后就会挨打，就会受人欺侮，任人宰割。但蒙古贵族得大下的历史，以及其他许多历史事实又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国富不一定兵强，经济上的富国，不一定是军事上的强国。穷国可以打败富国，小国可以打败大国，落后者也可以打败先进者。这一事实说明，暴力斗争、军事斗争具有区别于经济发展规律的自己独特的发展规律。

　　我们知道，成吉思汗所在的蒙占·孛儿只斤·乞颜部，是蒙占高原上比较落后的一个部，而被它征服的塔塔儿部、克烈部，乃蛮部等，在经济上都比乞颜部先进。在蒙古统一以后，社会生产力虽然有了进一步发展，但与周围的其他国家相比，经济上仍然比较落后。当时的畏兀儿、西辽、西夏、金国以及南宋、花刺子模等，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的实力都比蒙古先进或强大。但九十年战争的结果，却是经济落后的战胜厂经济先进的，经济实力较弱的，战胜了经济实力较强的，人口较少的战胜了人口众多的，对这样一个历史现象究竟如何解释呢？为什么经济上先进的国家，军事上反而比较衰弱呢？

　　它首先说明，经济先进与军事强大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发展经济主要是解决人和自然界的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要求不断改进生产工具，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使之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当然也需要解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但向自然界开战，调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却是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而暴力、军队却属于上层建筑的问题，它的主要任务是解决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政治集团，以及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矛盾，摧毁过时的上层建筑，解决政权归谁所有的问题。保护或摧毁经济基础，调整生产关系使之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暴力的强弱尽管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有关，但它的主要目标却是“与人斗争”。军事力量是否强大，暴力斗争能否取得胜利，与武器、装备的是否先进有重要关系，但起决定性作用的还不是武器，而是掌握武器的人。生产力发展的核心也是人，是劳动者。但暴力斗争对人的要求与发展经济义有所不同。我国有句古语，叫做：“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利”。进行军事斗争、暴力斗争，成败的关键不仅在人，而且在于“人和”，在于军队的统一和团结，在于上下一心，全军一致，在于能否集中强大的军力，能否进行统一指挥、统一调动，能否实行灵活、统一的战略战术。而经济的发展却不一定要求“人和”。在奴隶社会，奴隶上奴役大批奴隶进行集体劳动，但这却是带着锁链的劳动，被迫的劳动，那里并没有什么“人和”。而分配在井田里或游牧民族的奴隶，也主要是进行个体劳动。在封建社会，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个体劳动符合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因此也可以造成封建社会的经济繁荣。它也不要求所谓“人和”。但进行军事斗争、暴力斗争，既不能靠带着锁链的奴隶，也不能由一家一户的个体农民去单独进行，而需要把他们高度地组织起来、统一起来，还需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乐于或者不得不为战争献身。因此，起义的奴隶、农民以及处于上升阶段的剥削阶级，他们所进行的战争不同程度地代表了当时多数人的利益，所以能比较好地做到 “人和”，能组织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而反抗民族压迫的战争，一般也符合一个民族多数人的利益，但关键在于这种战争的领导阶级能否最大限度地动员人民，组织人民，关键在于他们有没有做到“人和”的条件和能力。成吉思汗及其子孙正处于“以征服战争为职业”的阶段，他们的社会组织有利于他们最大限度地动员自己的兵力；以征服和掠夺为号召，也能调动广大战士的积极性。因此他们比较容易地做到了“人和”。再加上他们以畜牧业为主，战士具有善于征战的紊质，又能组织强大的骑兵部队，因此就形成了一支比较强的军事力量。而与它敌对的其他国家，经济的发展造成了统治阶级的腐化，内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日益尖锐，而广大从事个体生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一方面不满于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另一方面也缺乏战争的锻炼，因此很难组成一支强大的军队。即使有人数众多的军队，也难以做到“人和”，难以形成强大的战斗力。这是蒙古得天下，其他国家失天下的首要原因。

　　其次，先进的经济不等于强大的暴力，还因为经济先进只是为加强军事力量提供了可能性，而要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却需要各种社会条件的配合和人们的主观努力，需要最大限度地调动全国的物力和财力，借以装备一支强大的军队。金国、南宋、花刺子模等统治阶级，虽然有先进的社会经济，但在这种先进的经济中受益的只是少数皇亲国戚和大地主、大商人，他们根本不愿意拿出自己的财力和物力去装备抗战的军队，而只关心自己的富贵荣华和游玩享乐。面对着国破家亡的严重局面，统治阶级仍然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因此在这些国家，经济虽然先进，国家却并不富裕，有的甚至仓无储粟、国无积蓄，军队武器破旧，装备可怜，在前线奋斗牺牲的广大将上，往往得不到后方的有力支持。即使国库有钱，也是任凭少数人随意挥霍。因此，就很难组成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相反，蒙古是个新建立的国家，它的经济力量虽然没有金国、南宋和花刺子模那么雄厚，但它的统治阶级也不象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那样只知道醉生梦死，他们能够最大限度地动员自己的财力和物力，并且采取了“因粮于敌”的掠夺方针，不断加强和改善军队的武器装备。这就使它的装备力量得到了不断的发展与加强。谁能最大限度地动员和集中自己的财力和物力，谁就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这种规律与分散发展的封建经济不仅不相同，而且还有不少的抵触和矛盾。鼠目寸光的腐朽的封建地主阶级没有能力解决这个矛盾，因此他们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四、暴力只有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才能对历史的发展起促进作用，相反则会对社会起破坏作用，阻碍历史的进程。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之所以能依靠暴力取得成功，首先是因为他们所从事的历史活动，符合了时代的要求。当时的时代要求究竟是什么呢？概括说来，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随着蒙古高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蒙古高原各部的社会经济不断有所进步，人口不断增加，各部之间的交流和冲突也日益频繁。原来那种“小国寡民” 的初期奴隶制国家已经无法维持了，经济的发展要求打破各部族的界限，要求有更大范围内的统一。蒙古高原频繁的战争，社会的混乱给各部族人民带来了灾难，人们希望自己的生命财产能够得到保护，希望能有一个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二是蒙古高原各部族人民要求摆脱金王朝的民族压迫，反对金王朝的屠杀和掠夺政策。三是中国各族人民反对各地封建政权的割据混战，要求实现祖国的统一。成吉思汗所进行的战争，虽然是以个人复仇、血族复仇开始，而以民族征服告终的，但其中也包含弱者反抗强者，被统治民族反抗统治民族的性质，这种战争在客观上符合了时代发展的要求，成为扫除蒙古高原上各个割据力量、摧毁中国北方各个割据政权的强有力的手段，中华民族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各族人民长期进行生产斗争、阶级斗争，长期互相交往、互相融合的结果，蒙古族的暴力符合中国各民族人民要求祖国统一的愿望，因此才有可能取得胜利。

　　但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蒙古的暴力也对社会产生了破坏作用，他们是以落后的民族征服先进的民族，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都曾企图用蒙古落后的生产方式改造其他民族先进的生产方式，因此曾经大规模地屠杀人民，摧残社会生产力，大量地掠夺各族人民为奴，大量地掠夺和破坏社会财富，所有这些都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各族人民反对他们的屠杀和破坏，起来对蒙古征服者进行反抗，这种斗争是正义的，也是应该肯定的。这与我们肯定成吉思汗等人的历史功绩，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并不矛盾的。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对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不能作绝对的肯定或绝对的否定。蒙古族所进行的统一战争，同时又是民族征服战争。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各民族之间的统一不可能通过和平谈的形式完成，只能通过民族征服的方式完成。我们肯定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为统一中国所作的努力，又肯定反对民族征服的人们，既肯定了忽必烈，又肯定了被忽必烈下令杀害的文天祥。看来好象是自相矛盾，实际上是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所作的肯定。而从另一个角度、另一个方面来讲，他们又都有值得否定的一面。同世界上的一切事件一样，蒙古族的暴力也具有两重性，它是一把两面锋刃的尖刀，既有进步性，也有破坏性。

　　五、处于上升阶段的奴隶主阶级可以战胜处于没落阶段的封建地主阶级，少数民族统一中国是封建社会后期的特殊历史现象。

　　西夏、西辽、金朝以及南宋等，当时都是地主阶级掌权的封建国家，经济文化比较先进，但军事力量却不如蒙古强大。蒙古西征的对象花剌子模、斡罗思等国，当时也处于封建割据的状况，与金和南宋相比更加不堪一击。先进的经济和文化，腐朽没落的统治阶级，正是当时这些国家的基本状况。与此相反，成吉思汗所代表的蒙古奴隶主阶级在当时还是一个生气勃勃的阶级，他们所建立的蒙古国，经济文化虽然比较落后，但却形成了一支中央集权的统一指挥的强大的军事力量。九十年战争的结果，这些对手都先后被成吉思汗及其子孙所战败。它不仅说明经济与军事具有不同的发展规律，而且说明，处于上升阶段的奴隶主阶级也是一个真老虎、铁老虎，处于没落阶段的封建地主阶级却是一个纸老虎、豆腐老虎。强大的奴隶主政权可以从军事上打败和征服没落的封建主政权。这里的关键在于，一个国家掌权的阶级究竟处于什么状况，是生气勃勃、奋发向上，还是腐朽没落、江河日下。掌权的阶级处于什么状况，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政权的盛衰兴亡，这是一条值得注意的历史经验。

　　成吉思汗主其子孙战胜这些国家的历史事实还证明，割据分裂者无法保持自己的独立。当时中国处在一个割据时代，不仅各个政权之间你争我夺、矛盾重重，而且各个政权内部也充满了各个阶级、各个民族以及各个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花刺子模、斡罗思等国情况更加严重。因此他们只能被蒙古军队各个击破，被剥夺其生存的权力。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政权，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没有战胜敌人的力量，在强敌压境时还只顾内部纷争，不能联合抗战，或者只顾乞降逃跑，或者乞灵于宗教，乞灵于毫无实际价值的上帝和十字架，这个国家，这个政权在乱世中就无法生存，就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它的人民也就只能充当亡国奴，只能任人宰割、任人屠杀。相反，统一集权却可以形成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用于正确的方向，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用于错误的方向，又可能带来可怕的灾难。但它却揭示了一个重要真理，团结统一才有力量。在社会斗争中，各奔前程者必无前程，集体奋斗者才能成功，这也是一条值得注意的历史经验。

　　第三，如何看待少数民族统一中国这一历史现象？日本学者村上正二先生认为，元朝和清朝都属于征服王朝，它们之所以能统一中国首先与它们所采取的生产方式、民族心理有关。而匈奴和北魏等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与中原的农完全对立的畜牧业还不足以支持他们征服中国，这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历史现象。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多民族的国家理应由多民族联合治理，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但历史事实却不是这样：自从夏、商、周以及春秋战国，逐步形成了华夏族也就是后来的汉族以来，在多数时间内中国都是由汉族的剥削阶级来统治，其他少数民族虽然也曾在边疆地区建立过一些民族性的政权，或者也曾入主中国北方，但直到蒙古统一中国以前，少数民族从来没有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统治者。汉族的统治阶级，凭借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暴力，不仅对广大汉族人民进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而且对周围的少数民族实行民族征服和民族压迫。这种统治是极少数人对绝大多数人的统治，因此必须用暴力来维持，必须要有一支强大的军队。自周秦以来，一些少数民族及其统治者，曾多次反抗汉族剥削阶级的这种统治，或者企图同他们争夺对中华民族的统治权，但这种斗争往往以失败告终。战国和秦朝曾经抵抗或战胜了北方的匈权；西汉、东汉统治者迫使一部分匈奴人投降，另一部分匈奴人西迂欧洲；唐朝打败了突厥，并迫使一部分突厥人西迁；曾占领了中国北方的北魏统治者，也没能统一中国。

农业社会和游牧社会的对立，造成了不同生产方式、不同生活方式的对立，形成了不同的风俗习惯、不同的民族心理。几千年以来的民族冲突正是从此产生的。但处在上升阶段的汉族地主阶级还具有比较强大的力量，他们假借民族斗争的旗号还能对广大汉族人民起较大的号召作用，同时他们要捍卫的封建生产方式，也能在不同程度上被多数汉族人民所接受，因此他们才有可能战胜少数民族的进攻或侵扰。而自从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北宋以后，汉族的地主阶级在民族斗争中就屡打败仗，最多只能维持屈辱的和平，最后南宋又与金朝划淮为界，偏安一隅。这说明汉族的地主阶级已经走过了它的兴盛发展的阶段，正逐步走向衰弱和灭亡。只有十来万军队的蒙古统治者最后却战胜了拥有上百万军队、几千万人口的金朝和南宋，正是由于他们所面临的对手是一个正在走下坡路的封建统治阶级。蒙古贵族入主中原后也逐渐变成了封建统治者，继续走着汉族地主阶级腐化没落的道路，因此最后只能被农民起义的暴力所推翻。凭借农民起义力量上台的明朗统治者也没有力量阻止封建社会的进一步衰落，最后义灭亡于人数不多的满清贵族。蒙古贵族和满清贵族建立的元朝和清朝，不仅是少数统治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的统治，而且是人口很少的少数民族对人口众多的汉族和其他民族的统治，因此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少数民族统一中国是封建社会后期产生的特殊历史现象，随着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时代的到来，出现的只能是各族人民的平等联合，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各族劳动人民对极少数剥削者的统治和改造，无论是汉族的少数剥削者或者是少数民族的上层贵族统治中华民族的现象，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六、杰出人物对历史的发展具有不可抹煞的重大作用。
　　从成吉恩汗本人的经历和才能看，他不断取得胜利也绝不是偶然的。在蒙占高原的几十个部落中，与他争夺霸权的大有人在；在以后的南征和西征中，也曾遇到过强大的对手，但几十年征战的结果，他的对手都一个个倒下了，唯独成吉恩汗的力量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虽然也曾遭到严重的挫折，但最终还是战胜了别人，这与他的本人经历和才能有很大关系。

　　成吉恩汗曾说：“男子生于巴儿古真脱窟姆及斡难、克鲁伦之地皆聪慧有胆量，不待十分指示即能领会道理。”这句话包含一定的民族偏见，也含有一定的民族自豪感。它从一个角度说明，蒙古草原的游猎生活对造就一个机智勇敢的战士是一个相当优越的客观环境。成吉思汗正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尤其是青少年时代十几年的艰苦生活进一步培养了他勇敢的性格和坚强的意志，使他成为 “英勇果决，有度量，能容众，敬天地，重信义”的人，使他在困难中不屈服，在胜利面前不满足，对有用的人才十分重视，对天地鬼神十分虔诚，与人交往讲究信义，从而使他战胜了许多困难，争取到了有力的支持。

勇敢机智是一个游牧民族的领袖必须具备的起码条件。日本学者村上下二在《征服王朝》一文中说：“对于这种骑马战争能够发挥作用的，是骑士或统率者个人勇武和机略。因此有正确的射击技术和雄略的行动力和统率力者，受人尊崇，所以由此而获得胜利的骑士团的首长是战场上的风云人物，是部族内的英雄。尤其部族间的战争拖久了，在全体部族间期望有英雄出现时，如果真有一个英雄登场能够按照部族的期望而带来胜利，则不仅仅是成为部族内的英雄而已，也会成为新的权力者，这在游牧部族社会里也是自然的趋势。”成吉思汗正是这样一个英雄人物，因此能够得到各部贵族和属民、奴隶的支持和拥戴，在二十余岁时就被推举为蒙古乞颜部的首领。在以后的历次作战中，他往往是带兵亲征，身先士卒，因此部下将士都佩服他的“神武”，公认他“无坚不破”，这是成吉思汗屡次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

其次，成吉思汗不仅是一个“只识弯弓射大雕”、能征惯战的勇士，而且是一个精通战略战术、深明治国之道的军事战略家和政治家。纵观成吉思汗一生的征战，我们可以看到成吉思汗是十分重视战略战术的，而且确实有古法所未言者。第一，他十分重视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各个击破这一政治、军事斗争的原则。先是利用札木合、王罕与蔑几乞部的矛盾，依靠前者打败了后者；又利用金朝与塔塔儿等部的矛盾，依靠金朝、联合王罕打败了塔塔儿和札木合；然后又利用札木合、干罕、桑昆之间的矛盾，偷袭王罕，取得了胜利。在以后的南征和西征中，他也注意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一个时期总是集中力量进攻一个主要敌人，尽量避免两面作战，同时树敌过多。攻金前三攻西夏。破坏了西夏与金的联盟，然后集中力量攻金；西征时虽未能避免两面作战，但主力部队集中于西线，金国只留一、两万军队经营；在西征过程中也不是全线出击，而是一个时期集中解决一两个主要问题，为了破坏敌人的联合，甚至不惜使用挑拨离间的手段。第二，成吉思汗特别注意军队的建设和政权的建设，注意采取符合当时情况的政治、经济、军事措施。他所建立的怯薛和千户军是他取得胜利的重要依靠。他所建立的各级政权组织是他统一蒙古高原、建立大蒙古国的重要保证，他所颁布的法律和训言，促进了蒙古的统一和军令、政令的贯彻执行。成吉思汗特别强调纪律的严肃性和军队的集中统一，规定了军队的各种纪律以及对违犯纪律者的处置办法。“对于将校之有过者，只需遣派一最微贱之臣民，已足惩之。此将虽在极远之地，统兵十万。亦应遵守使者所传之命。若为受杖，则应伏于地，若为死刑，则应授其首。”第三，因敌攻敌，是成吉思汗取得胜利的又一秘诀。据《蒙鞑备录·军攻》记载：“凡攻大城，先击小嘟，掠其人民，以供驱使。乃下令曰：每一骑兵必欲掠十人，人足备则每名需草或柴薪或土石若干，昼夜迫逐，缓者杀之。迫逐填塞，壕堑立平。或供鹅洞炮座等用，不惜数万人。以此攻城壁无不破者。”一个骑兵掠夺十个俘虏作为攻城的先头部队或用以修筑作战工事，这说明俘虏队的人数远远超过了蒙古骑兵。人数较少的民族要征服人数众多的民族，就必须从对方得到人力的补充和支持，必须收编和改造敌方的军队，充分利用俘虏组成作战或后勤队伍。这种从前线获得人力补充，依靠敌方的力量攻击敌人的策略，对保证蒙古军队作战胜利起了巨大作用。第四，注意了解敌情，努力做到知己知彼是成吉思汗取得胜利的又一原因。成吉思汗虽然屡打胜仗，但其军队并不麻痹大意。《黑鞑事略》说：“其行军尝恐冲伏，虽偏师亦必先发精骑，四散而出，登高眺远，深哨一二百里间，掩捕居者行者，以审左右前后之虚实，如某道可进，某城可攻，某地可战，某处可营，某方有敌兵，某所有粮草，皆责办于哨马回报。”也就是说，蒙古军十分注意侦察工作，尽量做到对敌情了如指掌。由于骑兵利于野战，蒙古军一般不“屯重兵于城内”，“只城外村落有哨马星散摆布，忽遇风尘之警，哨马响应，四向探刺，如得其实，急报头目及大势军马也。”若遇敌人偷营劫寨，“一营有警，则旁营备马，以待追袭，余营则整整不动也。”象这样注重了解敌情，规定遇到突然事变时的应急办法，都进一步保证了蒙古军队作战的胜利。

　　成吉思汗还十分注意人才的选用，因才授任、破格用人是成吉思汗取得胜利的又一重要保证。成吉思汗曾说：“智勇兼备者，使之典兵。活泼跷捷者，使之看守辎重。愚钝之人则付之以鞭，使之看守牲畜。我由此意，并由次序纪律之维持，所以威权日增，如同新月，得天之保佑，地之敬从。我之后人继承我之威权者，能守同一规例，将在五百年千年万年之中，亦获天佑。”这是一条任人唯才、因才授任的用人路线。在这里成吉思汗强调的是人们的特长和才能，没有附加任何其他条件，他正是按这一原则来选择各种人才的。根据这一原则，他要求“十人之长不尽职者去之，即于此十人中选择为长。”他指出“能治家者即能治国，能辖十人者即能辖千人万人，能理己事即能理国事，为国御敌。”这样就取消了各级将领的等级界限，为破格提拔人才提供了理论根据。这是一种不问出身，不问等级、资历，只看实际才能的用人路线。因此在成吉思汗的将领中，有出身低微的牧马者巴歹和乞失里黑，有牧羊者迭该，木匠古出古等。被成吉思汗委以重任的四杰、四狗，也是来源于不同的部族，出身于不同的阶级，甚至有人还曾是成吉思汗的仇敌。如四杰之中的木华黎是扎刺亦儿部人，四狗中的者别是泰赤乌部人，忽必来是巴鲁刺思人，速不台是兀良合部人；至于失吉·忽秃忽、李尔忽、曲出、阔阔出等则是从敌人营盘里拾来的。他们都先后成为成吉思汗的重要将领。他们有的出身于平民，有的曾是俘虏，有的出身于奴隶，如者勒蔑是铁匠的儿子，最初是成吉思汗“门限内的奴隶，门户内的私仆”。木华黎兄弟是成吉思汗的部落奴隶，后又成为家庭奴隶。而者别则是成吉思汗的俘虏，在阔亦田之战时，据说曾一箭射中成吉思汗的白口黄战马，实际上是射伤了成吉思汗的脖颈。成吉思汗不记前仇，破格重用，使者别成为蒙古的名将。

　　由于成吉思汗能够打破民族界限用人，因此在成吉思汗手下收集了各民族大量有用的人才，如乃蛮太阳汗的掌印官畏兀儿人塔塔统阿，金国的降臣契丹人耶律楚材，畏兀儿人田镇海，出身汉族地主阶级的文臣武将，以及出身波斯、钦察、斡罗思、阿兰等部的一批人才。这些人不仅积极执行成吉思汗的政治军事路线，而且为成吉思汗出了不少主意，对他制定正确的政治军事路线起了重要作用。如塔塔统阿帮助成吉思汗创造了畏兀蒙古文。帮助成吉思汗完善了各种制度。耶律楚材对蒙古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由游牧经济向农业经济转化发挥了重大作用。田镇海首开屯田，建立了有名的镇海城。汉族和波斯等地的文臣武将对成吉思汗巩固和加强对这些地区的统治也发挥了重大作用。总之，在成吉思汗部下，既有出身于奴隶的将军、国王，又有原为仇敌的先锋大将，既有出身本族的宗王大臣、又有来自各部族、各民族的文臣武将。他们是贯彻成吉思汗政治军事路线的各级骨干，是成吉思汗取得胜利的主要依靠力量。

　　成吉思汗之所以能收集到大量人才，一是因为他能尽量满足这些人才的物质要求，赋予他们一些实际权力，乃至允许他们选择30个妻子；二是充分重视他们的才能。为发挥他们的才能创造了有利条件，使那些被人瞧不起、受人奴役、受人打击的人成为各级军事将领。三是成吉思汗的雄才大略使许多有见识的人十分佩服，他们认为只有投靠成吉思汗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才能称霸草原，征服各国，成吉思汗对人才十分爱护，他不忘将士的功勋，十分注意以功颁奖，因功授职。他建国后大封功臣，对许多功臣都一一列举了他们的功劳，根据他们功劳和贡献的大小，能力的高低，授以适当的官职。对于那些贴身的老护卫，成吉思汗甚至命令自己的子孙，以后要 “将这些护卫的想着，如我遗念一般，好生抬举，休教怀怨，福神般看着。”成吉思汗还十分关心将士，有时还亲自去看望伤员，“亲付以善药”。为了争取支持者，成吉思汗对于敌方的部众和属民也能以礼相待，甚至给予种种恩惠，致使泰赤乌的属民对成吉思汗感恩戴德，说：“铁木真，衣人以己衣，乘人以己马，安民定国，教养军队必此人也。”

　　完成伟大的历史事业需要大量杰出的人才，没有这些人才的共同努力，任何杰出人物都不会有所作为。成吉思汗积极争取人才，破格录用，因才授职，从而导致了各部族、各民族大量的人才纷纷投靠成吉思汗。从《蒙古秘史》的记载看，开始成吉思汗手下只有两个伴当（那可几），而当他离开札木合独立设营时，以及十三翼之战、战胜泰赤乌、主儿勤部以后，曾经出现了几次大的人才流动。原来拥护札木合、泰赤乌、主儿勤的各部贵族以及属民奴隶，纷纷投靠成吉思汗，这些人基本上都成为成吉思汗的功臣，成为建国以后的千户和万户。札木合等对手下的人才不能正确利用，甚至不能合理的对待，因此导致了人才的大量外流。人才的流动关系到事业的兴亡，大量有用的人才向成吉思汗方面流动，使他由两个伴当发展为九十五个千户，以后又吸收各民族许多人才，几十个部族和民族的文臣武将济济一堂，为成吉思汗所从事的事业共同奋斗，这是成吉思汗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成吉思汗的确不傀为一个“英勇果决”，雄才大略、“有度量、能容众”的人，是一个杰出的历史人物。他之所以能取得胜利，与他个人的才能有很大关系。认真研究他取得胜利的原因，对进一步认识成吉思汗，进一步掌握历史发展的规律都会有一定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