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蒙古语文论历史发展轨迹

呈·达木丁苏仑院士在其《蒙古文学史》中曾经提到：“若说蒙古文学有七百年的历史，那么蒙古文艺思想研究起码也有三百年的历史”⑴。达师的提法是依据蒙古族书面文学的诞生和蒙古族文艺理论遗产的历史形成史实提出的科学观点。蒙古族第一部书面文学作品《蒙古秘史》成书年代是蒙古帝国鼎盛时期的十三世纪，而蒙古语文艺理论遗产的形成年代大概在17——19世纪之间。八百年前已经有了书面文学辉煌成就的一个民族其文论研究为何推迟到三百年前才能形成呢，其历史文化的根源在何处，文学内部的发展轨迹又是如何。

一、蒙古高原从远古时代开始就留下了许许多多的书面文化痕迹。留存于蒙古国鄂尔浑河谷地，当属7—8世纪的突厥石碑，如厥特勤石碑、翁金碑、布古特石碑等等可以见证当时的蒙古高原已经经历了一次书面文化的高潮。据丹麦学者汤姆森、俄罗斯学者拉达诺夫等的解读，有些石碑上的碑文已具备较强的审美性（2）。

1225年的《成吉思汗石书》（又称也先哥石书），1246年的《贵由可汗印章》，1257年的《蒙哥汗碑文》以及《蒙古秘史》等书面文学作品的诞生标志着蒙古族从13世纪开始形成稳定的书面文化传统。许多学者认为在13世纪中叶诞生《蒙古秘史》那样的经典著作绝不可能是偶然现象。

“在口头文学的基础上很难形成抽象的理论思维，只有书面文学得到长足发展，文学史才能进入理论化阶段”（3）。因此我们在讨论蒙古文论发展的进程时只能从13世纪开始推算其起始年代。虽然蒙古族的历史悠长，但据可靠的史书记载蒙古民族只有从13世纪才开始了第一个书面文学的浪潮。然而根据距今为止所发现的文献资料，在这第一次书面文学浪潮的时期我们还很难找出足以称道的文艺理论遗产，这或许是因为“包括文学艺术理论在内的一切理论形态的产生，都要以时代的要求和由此而提出的各种可能性为条件”（4）的缘故。13世纪是蒙古民族形成和完善的世纪，书面文化正走向逐渐成熟的道路，但据笔者的研究，当时蒙古文学还没有进入“自觉的时代”。因为理论的产生有理论产生的自身规律，必须具备成熟的理论条件才可讨论理论问题，就是高度发达的中国古典文学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才进入“自觉年代”（鲁迅语）。因此我们绝不能盲目的认为蒙古帝国和元朝一代蒙古书面文化的第一个繁荣期，蒙古族文论就有了大的发展，学术探讨必须忠实于历史文献。蒙古族建立元朝以后，他们的文化形态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原来单一的蒙古文化被多元化的文化形态所代替，中国境内各民族文化开始产生影响和交融，尤其是占有优势的中原汉文化对蒙古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元一代除了蒙古语文化，汉语文化也是国民的主要文化形态之一。或者由于游牧文化的动态性和多年征战、毁坏，使已经产生的书面文学作品和理论遗产毁之殆尽，几乎没有一篇理论文章能够保留到今天。总之，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很难说13世纪是蒙古语文学“理论的时代”。

蒙古族在建立大元帝国之后，国家已经成为多民族的统一体。有元一代蒙古族和元朝境内其他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有了很大的发展。蒙古文化具有很强的开放性，非常容易接受外来文化，蒙古族是学习型的民族，善于通过接受兄弟民族的先进文化丰富和改善本民族文化。元朝的文化政策是开明的，它不面对单一的一个民族，而要顾及到元朝境内的各个民族，有学者认为忽必烈汗下令制造“八思巴文”，目的就是为了照顾到元朝境内的各个民族。蒙古帝王、大将大臣都有学习汉语和汉文化的纪录，元世祖忽必烈汗、伯颜丞相、元成宗铁幕耳、元顺帝妥懽帖睦尔都有汉语创作的迹象。元朝文化不是单一民族的文化，而是多民族共同的文化，因此蒙古语文化在当时只是全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不是建立元朝之前国家文化的全部形态，因此有许多知识分子在用母语工作的同时用汉语工作，甚至有的直接用汉语工作，据统计，元朝有一百多位蒙古族作家的汉语创作作品留存到现在。同样是游牧民族创作的作品，汉语创作作品留存这么多，蒙古语创作作品却如此之少，这不仅仅是文献保留的形态问题（这里仅指书面文学创作）。元朝时期《孝经》被译成蒙古文，班智达搠思吉斡节儿制订了蒙古语语法，固师希儒曾格留下了自己的作品。但为数更多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文学创作者用的却是汉语，而母语文学创作和母语文学研究，从当时留给我们这一代的少之又少，除了极个别的一些理论命题以外我们无法从元朝开始讨论蒙古语文学理论形态问题。

二、有元一代蒙古语文化按着它的历史规律得到发展，直至被称作“封建乱世”的15—16世纪也在缓慢的向前发展着。虽然经历着连年混战，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的毁坏，但“书面文化传统仍然没有停留”（5）。据肖大亨在《夷俗记》里的记载明朝或曰塞北“北元”时期，蒙古人中有“巴克希”的专门职业，而且有很严肃的尊重先生的制度（6）。德国学者海西希采集的211种手稿残迹，经化学实验而验证是15——16世纪的手抄文本，其中包括搠思吉斡节儿所译《菩萨入法礼》（7）。历代蒙古人都有“抄书”的好习惯，这个好习惯把13世纪《蒙古秘史》的光荣传统顺利经过“乱世”阶段一直延续到了16世纪末所谓的“复兴年代”。深受《蒙古秘史》编写体例影响的《黄金史》等历史著作诞生了，虽然蒙古文学主要以口头文学和英雄史诗的形式流传后世，但“抄书”的习惯，照样把光荣的书面文学创传统留给了后代。

“复兴年代”一说系苏联知名蒙古学家符拉基米尔佐夫所提。主要指16世纪末——19世纪的蒙古书面文化时代，这当然和西方“文艺复兴”风马牛不相及，指的是经过多年战乱毁坏，颠覆流离之后得到苏醒和恢复发展的蒙古书面文化传统。用客观的态度来说清朝几百年里蒙古书面文化的发展还是平稳的，遗留下来的历史文献和文学经典也是历史上的新高，因此“复兴”一说有其道理。

《蒙古秘史》的传统得到了继承。17世纪中叶创作的历史著作《大黄册》（佚名），罗布桑丹金的《黄金史》，1662年萨囊彻辰的《蒙古源流》，1677年京巴的《阿萨拉克齐史》，1739年达日玛的《金轮千辐》，1774---1775年的拉西朋楚克《水晶鬘》，1817年纳塔《金鬘》，1835年金巴道尔吉《水晶鬘》，同年宫其格扎布《珍珠鬘》，1841年噶尔丹《宝鬘》等等形成一股文化铁流，在历史的长河中滚滚荡漾。

同一个时期，蒙古书面文学创作进入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与以往传统有所不同的是这一时期作家们有意追求“纯文学创作”，注重史传与小说的区别，可谓进入自觉创作的年代。蒙古文学理论研究者格日勒图教授认为五世诺彦呼图克图·拉布杰，莫尔根活佛·洛桑丹毕坚赞和尹湛纳希是当时蒙古语文学的三巨头，他们以卓尔不群的做人风格，超群的艺术才华创作出风格各异的艺术作品，大大丰富了蒙古文学创作沃野。

五世诺彦呼图克图·拉布杰（1803————1856）是一位才华出众的诗人，他不仅是佛门转世活佛，而且还是个充满人性的抒情诗人，他创作的《圆满》《春暖》等作品在蒙古人民中有广泛影响。莫尔根活佛（1717----1766）继承佛教文学传统，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多首箴言诗。尹湛纳希（1837---1892）是诗人、小说家，他创作的四部长篇小说是蒙古古典文学的四大丰碑，他的许多诗歌作品是蒙古诗歌史上的经典。除此之外在17—19世纪的年代里还出现了散迪克，格里巴桑，贺喜格巴图，意喜丹曾旺杰，卓斯图盟作家群等母语创作的大家和队伍，蒙古书面文学创作有了前所未有的大繁荣。蒙古书面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蒙古书面文学创作的自觉化，使得蒙古书面语进一步规范，增强书面语的表达力度，为蒙古语文论体系的形成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蒙古语翻译是蒙古语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翻译介绍其他民族先进的文学艺术作品，对于丰富和发展本民族文化都是非常有意义的。蒙古国学者特木尔策仁说：“蒙古书面语和文学语言在17—18世纪的《甘珠尔》《丹珠尔》蒙古文翻译出版中得到充分体现”（8）。翻译事业的发展促进文学创作，对理论思维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一些外部刺激。

蒙古民族有着悠久的翻译文学传统。早在蒙古民族共同体形成后不久的14世纪，班智达搠思吉斡节儿翻译了数目不少的梵文佛经，固师希儒曾格又将搠思吉斡节儿的藏文作品译成了蒙古文，这些珍贵的蒙古文翻译作品遗产一部分留存到现在，成为研究元代蒙古族书面文化的宝贵资料。到了16世纪，这种翻译文学传统得到进一步的继承和发展。土默特部落的杰出首领俺答汗从西藏请来了几百个喇嘛进行黄教的传教活动，并领导学者们从藏文和汉文翻译了大量的佛教经典。在此背景下当时的蒙古文坛诞生了很多有名的翻译家，席力图固师绰尔吉、固师阿尤西、顿多布托音等是他们的杰出代表。符拉基米尔佐夫认为席力图固师绰尔吉是在16—17世纪蒙古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具有很高学问的高层人士（9）。他翻译了许多佛教经典和印度、西藏优秀诗歌作品。据我了解他翻译的《弥勒佛赞颂诗》的语言对中古时期经典蒙古语诗歌语言起到了奠基作用，绰尔吉翻译作品的许多语言风格后来在益希丹增旺杰的诗歌作品中得到体现。固师阿尤西不仅是有名的翻译家，而且是一位语言学家，他创造的“阿里噶里文”大大的丰富了蒙古文字的记述功能。

佛教经典的翻译工作在林丹汗时期到了至高点。1628年—1629年期间《甘珠尔》全文蒙古文译本诞生，共113卷，用金质水分抄写。这就是举世闻名的“altan ganjuur”——金字《金刚经》。一百多年以后的北京木刻版蒙古文《金刚经》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金字《金刚经》的文字体系。

在整个17---19世纪的历史长河中，蒙古文翻译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翻译的范围大大超出宗教文献的范围，从藏文和汉文翻译了大量的文学艺术作品，极大地丰富了蒙古文学的沃野。这里首先要提到的是印度古典诗歌理论巨著《诗镜论》的翻译和传播。固师格里杰桑翻译的这部经典后来被选入蒙古文《丹珠尔》经中，从而在蒙古僧侣中得以广泛传播，成为长期以来创作诗歌的模板和规则，古代梵文丰富的表现手法和清丽的艺术风格影响了几百年蒙古僧侣的诗文创作，也带来了蒙古族藏文创作和藏语文论研究的高潮。与此同时古印度杰出诗人迦里拖刹的《云使》，喀什米尔大诗人喀什闵达杰、印度诗人阿莎古巴沙棘的作品译介到蒙古地区。《甘珠尔》《丹珠尔》中的大量文学作品在蒙古俗民中得到传播，丰富了蒙古人民的审美趣味和审美修养。有清一代，汉民族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大量翻译和传播在蒙古高原。除了四大古典名著先后有不同几种翻译文本以外，《金瓶梅》《忠国母列传》等等不同的古典文学作品大量译介到蒙古地区。据《北京各图书馆蒙古文书籍总目录》介绍，除了文学作品以外，当时还有大量的哲学、伦理学、教育学的著作也被翻译成蒙古文，至今珍藏在北京地区图书馆里。

翻译事业的发展，尤其是文学翻译的发展，深刻影响了蒙古书面文学的发展，促进了书面语的规范化进程。如上述学者特木尔策仁提出的那样经典书面语和文学语言在翻译语言中得到充分体现。书面语、文学语言的规范化促进书面文学的创作，因此到便近代出现了书面文学创作高潮。纵观当时的历史情境，17—18世纪主要以翻译为主，而到了19世纪却出现了书面文学的创作高潮，表明翻译文学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一定的营养。随着书面文学创作的进一步发展，蒙古族的抽象思维也得到长足发展，一些思想家开始对文学艺术采取哲学的和美学的研究态度，于是迎来了蒙古语文论体系化的“历史年代”。

四、蒙古语文论的诞生受到来自其他民族文学理论遗产的影响。在蒙古族文论开始形成的初期阶段蒙古文论家开展的两项大型活动是印度古典文论《诗镜论》的翻译和汉古典文学《红楼梦》的研究。《诗镜论》是印度古代诗歌理论著作，《诗镜论》的翻译是17世纪末期，在此之前，很少见到文艺理论著作的翻译，而在此之后蒙古僧侣文人为了研究《诗镜论》和让蒙古诗歌创作符合《诗镜论》的规则付出了极大的劳动。值得一提的是《诗镜论》是基于古代梵文文学的诗歌理论，它既有符合其他民族文学创作的共性，也有不符合其他民族文学创作的个性。这种前提下，虽然《诗镜论》已经被译成蒙古文，但大多数熟悉藏文的僧侣文人仍然用藏语进行创作，因此在《诗镜论》观照下的藏语文论多之又多，而蒙古语文论却少之又少。

与“僧侣系统”文人不一样，“世俗系统”文人在学习和研究汉古典文学、翻译经典作品的过程中，有意进行母语创作，并在蒙古语语境里开展理论研究，为蒙古语文艺理论体系的形成做出了贡献。哈斯宝、尹湛纳希是他们的卓越代表。哈斯宝、尹湛纳希文艺思想的形成受到了汉古典文艺理论的影响，他们的一些提法、研究方法和论述手法等都有汉族古典文艺理论的痕迹，尤其受到明清评点派小说批评的影响。哈斯宝在《红楼梦》研究过程中表明自己深受金圣叹小说批评的影响，他的一些理论提法也直接引用过金圣叹和毛人瑞等的理论命题。尹湛纳希的长篇小说创作深受《红楼梦》《三国演义》等汉古典名著的影响，他的很多理论批评都有儒家和道家的思想痕迹。除此之外阿日那、拉西朋楚克等等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汉语文论的影响和观照。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现象，积极学习外来文化和兄弟民族的先进文化是创造型文人的优秀品质。关键是哈斯宝、尹湛纳希对待其他民族文论遗产时候的吸收态度————很好的吸纳了它的营养，丰富和发展了本民族的理论涵养，铸造了富具特色的理论体系。这也表明到了19世纪蒙古语书面文化已经达到了高度发展阶段。哈斯宝、尹湛纳希迈出了艰难的一步，在他们之前虽然有一些零星的理论提法，但很难说有了什么理论体系，而在他们之后蒙古语文论逐渐进入逐步发展的道路，这一点上他们对蒙古文艺理论事业作出的贡献是决不可小瞧的。

有一千多年历史的蒙古书面文明，以她的内在发展规律、外来文化影响等因素条件下于17—19世纪的历史年代，迎来了理论化的时机。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和当时文人学士努力奋斗的结果。据上所述在蒙古书面文化的高度发展和翻译事业的发展以及其他民族文艺理论研究的沉透和影响之下，蒙古语文论开始形成自己的体系，并逐渐向进一步科学化迈开了脚步。

注释：
（1）（2）呈·达木丁苏仑《蒙古文学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57年，p15, p42
（3）（4）巴·格日勒图《蒙古文论史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年，p43-44 , p22
（5）（7）（9）沙·比拉《蒙古文化》民族出版社，1992年，p78, p79, p91
（6）《圣武亲征录》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85年， p279
（8）《智慧之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年，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