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之后因“在内蒙古地区煽动民族主义、从事间谍活动、企图挑起武装冲突”等罪名被苏联官方判死刑，1934年改为10年有期徒刑，此后其生平未见记载。
1989年苏联当局为其平反。他是达斡尔蒙古人。
著有众多著作：其中有代表性的有：《蒙古问题》、《蒙古问题演讲录》等。
2015年7月30日星期四
1921年5月，著名的蒙古民族独立领袖郭道甫『本名Merse 墨尔森泰』先生和他的助手 -（图）
他之后因“在内蒙古地区煽动民族主义、从事间谍活动、企图挑起武装冲突”等罪名被苏联官方判死刑，1934年改为10年有期徒刑，此后其生平未见记载。
1989年苏联当局为其平反。他是达斡尔蒙古人。
著有众多著作：其中有代表性的有：《蒙古问题》、《蒙古问题演讲录》等。
内蒙古人民党——民族自决权对外新闻通气
2015年7月5号内人党席海明主席及日本、意大利、法国党部人员在德国科隆内部磋商——最终内人党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定位问题。
磋商会议中【席海明主席承诺不再谈联邦制、二元制及独立主张】，今年下半年会有一个正式党中央的批文下来，最终明确内人党执行——民族自决权政策。
磋商会议一致认为：内人党的政治主张是中立性的，即不喊独立也不喊联邦制、二元制。因为从现代政治学的角度上讲，我们一群流亡或生活在海外的蒙古人因为客观环境所致，我们无法经过南蒙古境内公民的正式选举从而获得代表他们的政治权利，所以我们也没有权利代表南蒙古人决定这片土地及民族的未来。
那么内人党存在的意义是什么？现阶段磋商结果大致可分三点。
第一 内人党坚定不移地为南蒙古公民争取人权领域中的“民族自决权”，实现“南蒙古人”一人一票决定南蒙古道路的选择权利，并以此为不可动摇之核心价值体系。
第二 内人党帮助南蒙古人反抗中国的专制殖民的统治，维护他们的基本人权。
第三 内人党为南蒙古公民提供政治的多项选择道路及保障维护他们的政治投票环境，以便他们在“南蒙古自决日”到来时进行投票。
注 {1}这里的南蒙古人是蒙古人。{2}南蒙古包含中国境内所有蒙古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等。
我们认为以上三点是我们海外蒙古人唯一在现代政治学观念下，可以实行的合理合法政治道路。 符合联合国人权公约及延伸出的现代国际道义的政治诉求。
磋商会议中【席海明主席承诺不再谈联邦制、二元制及独立主张】，今年下半年会有一个正式党中央的批文下来，最终明确内人党执行——民族自决权政策。
磋商会议一致认为：内人党的政治主张是中立性的，即不喊独立也不喊联邦制、二元制。因为从现代政治学的角度上讲，我们一群流亡或生活在海外的蒙古人因为客观环境所致，我们无法经过南蒙古境内公民的正式选举从而获得代表他们的政治权利，所以我们也没有权利代表南蒙古人决定这片土地及民族的未来。
那么内人党存在的意义是什么？现阶段磋商结果大致可分三点。
第一 内人党坚定不移地为南蒙古公民争取人权领域中的“民族自决权”，实现“南蒙古人”一人一票决定南蒙古道路的选择权利，并以此为不可动摇之核心价值体系。
第二 内人党帮助南蒙古人反抗中国的专制殖民的统治，维护他们的基本人权。
第三 内人党为南蒙古公民提供政治的多项选择道路及保障维护他们的政治投票环境，以便他们在“南蒙古自决日”到来时进行投票。
注 {1}这里的南蒙古人是蒙古人。{2}南蒙古包含中国境内所有蒙古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等。
我们认为以上三点是我们海外蒙古人唯一在现代政治学观念下，可以实行的合理合法政治道路。 符合联合国人权公约及延伸出的现代国际道义的政治诉求。
席海明印象記 - 民报
席海明近年受第十四世達賴喇丹增嘉措和流亡西藏中間道路政策的影響，亦公開表達擁護中間道路，願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下，尋求內蒙古問題長遠而根本地解決。他在2015年訪問臺灣並應南蒙古之友會邀請舉行公開演講時，表明內蒙古獨立無其可能性，而應以聯邦制下的真正自治來重建中國和內蒙古的關係。席海明的政治轉向，使他受到內人黨和蒙古獨立社群的批判，而於2015年3月1日遭新內人黨開除黨籍。
蒙古獨立問題，自中華民國建國之初即存在，1911年辛亥革命，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宣布外蒙古獨立並稱帝，1913年1月與西藏簽訂〈蒙藏友好條約〉互相承認，此後雖一度取消獨立，在中華民國名義下實施自治，但1921年後又再恢復，1924年大蒙古帝國改國體為人民共和國，1992年改國號為蒙古國。在內蒙古方面，1933年7月，內蒙古札薩克和碩杜稜親王德穆楚克棟魯普召開內蒙古王公會議，請求自治，為國民政府所允，1936年6月，德穆楚克棟魯普宣布建立蒙古軍政府，1937年合併察南和晉北自治政府成立蒙古聯盟自治政府，1939年改制為蒙疆聯合自治政府，1941年成立蒙古自治邦，1945年取消自治邦，由內蒙古人民委員會於9月召開內蒙古盟旗人民代表大會，於蒙古人民共和國拒絕合併請求後，通過〈內蒙古獨立宣言〉和〈內蒙古人民共和國臨時憲法〉，選出補英達賴為臨時政府主席。10月，中國共產黨組織之中華民國綏蒙省政府主席烏蘭夫召開內蒙古人民代表會議，取消內蒙古獨立，改組人民共和國臨時政府為蒙古自治政府，選舉烏蘭夫為自治政府主席，烏蘭夫復於11月改組自治政府為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1947年4月至5月間，內蒙古人民代表會議在烏蘭浩特召開，通過〈內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綱領〉，由臨時參議會選出烏蘭夫為內蒙古自治政府主席。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
196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派遣中國人民解放軍第69軍滕海清率部入內蒙古，出任內蒙古自治區革命委員會主任，以鎮壓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叛亂為由，展開挖肅運動，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對內蒙古人民展開十年的政治整肅和屠殺。這一事件在內蒙古的蒙古族民族心靈中，留下了難以癒合的歷史傷痕。
1976年，華國鋒接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兼中共總書記，平反了內人黨事件，放寬內蒙古自治空間。而由於文革期間內地民不聊生，漢人盲流大舉侵入內蒙古，時任內蒙古中國共產黨委員會第一書記的周惠上報中央，中共中央乃於1981年8月中旬做出結論，發佈了中發（1981）28號文件〈中央書記處討論內蒙古自治區工作的紀要〉，指示內蒙古自治區政府對漢族的人口流入不能堵；對境內蒙漢人民採雙照顧原則，特別是在入學考試和招聘工人時；在幹部任用上採雙為主原以起則，依各該地區蒙漢人數決定以蒙漢幹部何者為主體；蒙古人不能成立單一民族的群眾文化團體；更要求對蒙古人實施計劃生育。該一政策屈服於盲流現實，放任漢人移民實邊，使蒙古人面臨國家內部殖民導致的種族與文化滅絕。當時內蒙古全區只剩下科右中旗、科左中旗兩旗蒙古人居多數。蒙古社會意識到該一政策的嚴重後果，對於眼前民族生存的危機，他們不得不起而力挽狂瀾。
在地下反抗組織蒙古勞動黨的串聯下，8月22日夜裏，先有幾所院校的蒙古學生分頭上街，要求中共中央收回〈28號文件〉。接著，內蒙古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室主任茂敖海發表〈評因周惠彙報產生的（28號文件〉八條），形同學運的思想指導綱領。
內蒙古大學學生會民族事務部部長席海明於9月10日上午，帶領內蒙古大學蒙古學生代表團到達中共內蒙古黨委樓門前靜坐請願，要求周惠解釋〈28號文件〉。9月13日呼和浩特市六大院校蒙古學生領導人會議動員學生和群眾集結新華廣場，擴大示威。內蒙古黨委非但遲遲不作解釋，更於10月16日發出了（1981）第21號傳真電報〈自治區黨委、政府關於學習貫徹中央28號文件的決議〉，指蒙古學生是有組織、有目的地反黨鬧事。10月21日，內蒙古黨委和學生在內蒙古體育館召開高等院校師生大會展開對話，六校蒙古學生退席抗議，發表〈告全區人民書〉，於10月22日發動罷課，而以席海明為六院校罷課指揮部總指揮。由於內蒙當局相應不理，10月29日，由內大白燎原（忒木爾）領隊的六校學生代表團前往北京上訪，將形勢拉高，為此中共隔離中央民族學院，惟恐與外地蒙古學生連成一氣，甚至暫停北京與呼和浩特鐵路交通，以避免更多蒙古人湧入北京。最後中共中央在白燎原等六名蒙古學生絕食抗議下讓步，指示內蒙古政府頒佈了〈人口管理條例〉，調整了〈28號文件〉「人口流入不能堵」的政策。總計罷課維持了二十八天，運動前後堅持七十多天。此即內蒙古學生黨事件。
1980年代初期，席海明即與呼慶特古斯、王滿來及哈達等蒙古大學生討論成立以蒙古族為主的政黨，約定命名為「內蒙古人民黨」，但因東內蒙的呼慶特古斯和西內蒙的哈達意見不一致而未果。席海明因為領導了內蒙古學生黨事件，以致受到中共黨國監控排斥，長期依賴打工和兼課為業，這使他益發堅定內蒙古獨立建國的信念。1987年席海明與哈達等人共組內蒙古人權保衛同盟並擔任主席，1989年，席海明在內蒙古發動聲援北京學生的行動，北京屠城後，席海明於1991年流亡至蒙古國，而後轉赴德國。席海明憑藉其流利的漢語，在德國期間，和西藏、維吾爾民族解放運動、中國民主運動組織有著廣泛的接觸與往來，也從臺灣留學生與僑民身上，對於臺灣的民主化有了更多的認識。1993年9月組織了內蒙古人民解放陣線並擔任主席，於參加了在蒙古國烏蘭巴托市召開的首屆世界蒙古人大會，11月，出席了由西藏、新疆、內蒙古各個民族代表在德國慕尼黑召開的三方人民聯合委員會第四屆大會，被推舉為三方人民聯合委員會的共同主席，進而在此一基礎上，發起組織歐洲蒙維藏漢協商會，並出任主席。經過長期的醞釀和籌備，1997年3月，由流亡各國的內蒙古政治工作者共同組成的內蒙古人民黨在美國普林斯敦成立，席海明當選主席，躍身成為最具代表性的海外內蒙古民族領袖。
2000年美國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主席楊建利創辦了族群青年領袖研習營（Interethnic/ Interfaith Leadership Conference），2008年改由公民力量接續辦理，以促進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壓迫的各個民族與族群對話為宗旨，席海明和其他的內蒙古民族解放運動工作者，則是主要對話的對象。在長期與海外民族解放運動和民主運動的對話中，席海明關於內蒙古前途的想法，逐漸出現變化。他看到了流亡西藏在國際民間社會所受到的普遍同情與支持，達賴喇嘛選擇藏漢對話和中間道路政策，使西藏自治得到中國民運的支持，也使他成為超越族群的反共領袖。蒙古人亦崇拜藏傳佛教，因此達賴喇嘛的政治選擇，也對於席海明以及內蒙古民族解放運動內部產生巨大的影響，特別是世界維吾爾大會主席熱比婭・卡德爾，在達賴喇嘛的勸諭下，也於2008年公開表示支持中間道路之後。席海明認為蒙古文化和環境生態的搶救，他也認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內蒙古半世紀以後，200萬蒙古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落居為絕對少數的現實，已經很難改變，內蒙古人的自決，不可能不考慮當地3000萬漢人移民的問題。他曾認為，可以割讓部份漢人居於多數的地區予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內蒙古獨立的代價，但到了2011年5月2000多名蒙古學生和牧民在内蒙古錫林郭勒盟西烏珠穆沁旗抗議牧民莫日根遭漢人煤礦開發商卡車輾斃事件發生後 ，內蒙古部份地區一度戒嚴，席海明意識到蒙古人生活空間遭到侵略以致生存爆發危機的嚴重性更甚於以往，他乃從遷就現實的角度，提出了內蒙古的蒙漢二元主體論，主張「蒙人和漢人，互利共存，平等雙赢」，事實上接受漢人非法移民，但則要求設立蒙古文化特區，而以文化特區作為蒙古人游牧經濟和文化的最後保護區。
2013年5月，席海明與世維會副主席依里哈木・馬哈穆特、流亡西藏9-10-3前政治犯運動組織副會長李科先，共同應臺灣圖博之友會之邀訪問臺灣，並巡迴校園演講。2015年1月，內蒙古再度爆發多起牧民護土抗爭，席海明對內蒙古的蒙漢衝突更加心切，希望能找到和漢人社會對話的基礎。在此同時，席海明赴日本參與了南蒙古大呼拉爾太籌備委員會的成立並當選主席，然後乘便應臺灣南蒙古之友會邀請訪臺，而在臺灣公開表示接受中間道路，而以「太遙遠」和「不可能」為理由，放棄追求內蒙古獨立，此議違背了〈內人黨章程〉，這也就導致席海明的被開除黨籍。
我是臺灣圖博之友會的創會監事，我與席海明初識於2012年4月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長灘（Long Beach）舉行的第7屆族群青年領袖研習營會上，那是我第一次完整聽到有關當前內蒙古民族問題的演講，而且是來自內蒙古民族解放運動者的現身說法。當時與會者都強烈建議內蒙古民族解放運動的工作對象，一定要納入漢人，並同意在政府機關中設有涉蒙部會蒙藏委員會和擁有專項預算的臺灣，其自由的媒體、政治和學術環境，是內蒙古民族解放運動對漢人社會進行漢語宣傳與溝通對話的最佳平臺，故而在臺灣成立南蒙古之友會作為在臺聯絡窗口，應當是內蒙古民族解放運動的未來工作重點。2014年春天席海明訪臺，我有幸邀請他於3月8日到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中央與地方體制專題》課程演講〈中國民族治理〉，會後又一同出席獨立中文筆會在紀州庵文學森林舉辦的《還劉霞自由》劉霞詩歌朗誦會暨《劉霞詩選》新書發表會。席海明的演講，引經據典，妙語如珠，對內蒙古歷史如數家珍，對中國大陸民族問題之批判更是鞭辟入裡，十分精彩。在課堂上我也和席海明請教內蒙古民族解放運動的策略問題，我們都認為，內蒙古漢人的移入和濫墾，全然肇因於中共黨國專制下內蒙古自治的空洞化和政府的失能，而漢人對內蒙古的生態破壞，更是中國和東亞沙塵暴的禍根，所以內蒙古的蒙古文化、傳統游牧經濟和草原生態環境保護，是內蒙古當前的危機。至於內蒙古的自決或獨立，只有在中國民主化的條件下才有可能充分實現。所以當前內蒙古治理的問題，只能從尋求蒙漢在中國政治現狀下的合作與諒解，而這則應當要加強中國和內蒙古漢人對內蒙古問題的認識及其有關民族自決理念的素養。在臺灣此次的訪問中，就我所知，也有民主進步黨人和席海明深入討論內蒙古的認同問題，因為從臺灣的經驗角度而言，我們看到了內蒙古漢人移民如果對於內蒙古沒有認同，未視之為自己的新故鄉，就不會珍惜當地的人文、資源和環境，而極容易形成掠奪性的內部殖民政治與經濟，而要解決內蒙古漢人移民與土地的疏離情形，創造新的論述，把內蒙古漢人也視為某種意義上內蒙古的主人，而要求他們也來共同承擔內蒙古治理的責任，也是一個值得思考和推敲的方向。2015年，為歡迎席海明再次來臺，臺灣關懷和同情內蒙古人權的朋友們，於是便在《臉書》（Facebook）建置了一個網路社團，雖然成立實體社團的資源和人力皆有所不足，但至少一個聯絡的平臺和社群也就從此成形了。我們共同的信念是支持內蒙古的民族自決和關懷其人權，但於其他內蒙古內部事務或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間的關係，則不予介入。
席海明是當代內蒙古民族解放運動的領袖人物，其見識、閱歷和演說均屬上乘，我們很期待他和其他的內蒙古朋友能夠為自己族人和人類留下反殖民、反專制、反迫害的歷史記錄，為自由以及蒙古人當代的命運作出見證。
民國一○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四時半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三零一討論室
曾建元 - 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兼任副教授暨客家研究中心特約副研究員、華人民主書院董事、內政部政黨審議委員會委 員。2001 臺大優秀青年獎，2002年財團法人彭明敏文教基金會暨紀念陳同仁先生台灣研究博士論文獎，2011-2013 中華大學優良教師獎。曾任：台灣教授協會法政組召集人。
http://www.peoplenews.tw/news/373cbd78-f05f-45e4-8813-a28fbbdfd4fa
《客观判断与政治解读，论蒙古新闻网的舆论引导》 - 读者来稿
所谓客观判断，即对【现实环境】中存在的思维对象是否存在、是否具有某种属性以及事物之间是否具有某种关系的肯定或否定，在形式逻辑上用一个命题表达出来。所以说要想对客观事物进行判断，就必须依存于客观现实，不能脱离你所要判断的客观环境。这也是一个知识分子所应该具备的知识素养，也是一个法制社会应该具备的人文环境，所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就是这个道理。
2015年6月29日，囚禁十九载而获释的令人尊敬的哈达先生在其Facebook上传了两张照片，用母语手书两段文字于纸片上。分别是【1】一个政治人物，当人民不拥护你的时候你应该下台。这是最好的选择。【2】在南蒙古，现在和将来，谁也不能实行腐朽的独裁统治，这是因为人民只拥护民主的缘故。
随后“蒙古新闻网”快速转载并代表哈达先生进行舆论分析说，这是哈达先生针对海外蒙古政党，特别是针对内人党席海明主席的言论。
但小生用放大镜仔细看了两段文字，并没有出现内蒙古人民党或席海明的字眼。 而“蒙古新闻网”为何将这看似摸凌两可的话，可以毫不负责的揣测用舆论公开的方式指向内蒙古人民党主席席海明先生呢？ 该网站不仅涉嫌擅自代表哈达先生的立场发言，还对内人党席海明主席进行毫无理由的人身攻击。
如果关注海外蒙古政治圈的朋友有印象的话，就应该记得，此“蒙古新闻网”正是【今年三月早已退党的五六个人冒名顶替内人党党中央开除党主席席海明】这场闹剧导演者所创办的网站。 无论是今年三月还是六月举办所谓的“伪内人党党代会”，都是从这个网站中向外扩散的。这次哈达先生的两段文字，又被他们利用大肆曲解宣传用于攻击抹黑内人党及席海明主席。
受人尊敬的哈达先生因长期致力于维护南蒙古人的权利。1995 年12 月10 日，内蒙古公安人员闯入哈达家，搜走大批资料文件。1996年11 月11 日，哈达被中国当局以“间谍罪”、“分裂主义”等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5 年，狱中不仅克扣伙食连最基本读书看报的自由都被剥夺了。刑满后又被中国政府非法囚禁四年。 可以说在长达19年的岁月里，哈达先生是在牢房监狱里度过的，同时也是与社会隔绝的十九年。对中国大陆的政治局势与民间反抗信息等等客观判断也停留在1995年他被拘捕的年代。
在其妻子新娜女士不离不弃的探望与关怀，哈达先生也或多或少知道了些外界信息，但终究无法与社会普通人一般通过真实存在于社会之中而获得客观信息。 更不要说在这十九年的牢狱之中获取海外蒙古政党或政客的真实信息资料与判断是非。试想你如果被邪恶的政府也囚禁长达近二十年，你出狱后会了解本地的社会么？更何况横跨太平洋或欧亚大陆另一端的海外政治情况。
这是中国政府造成的客观现实，也是哈达先生最终获释后，巨量的客观信息与流言蜚语双管齐下造成的客观现实问题。作为关心哈达先生的人，必须承认这个问题。
所以看过此哈达先生那两段文字的人，就明白了一个问题：如果真如“蒙古新闻网”所说，哈达先生是针对内人党席海明主席，为何没有直接点出海外政党的名字的缘故。 正是因为哈达先生虽然刚出狱不久就获得了大量的内人党席海明主席的子虚乌有的负面消息，但哈达先生并没有着急进行客观判断。
哈达先生有言论的自由，但他绝不做【没有经过调查就轻易对他人进行言论指责】。这是一位蒙古知识分子高超的政治品德的所在，虽然身在国内被监视居住又被中国政府刻意传来的海外流言蜚语所干扰，但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哈达先生始终保持了一颗清醒的头脑，不会向他所不熟悉的海外政治界进行直接的、公开的客观判断，更不会对远在万里之外的内人党主席做出政治判断，因为直接判断即意味着：脱离客观判断的现实条件。
据可靠消息透露，中国政府因为恐惧今年底由内蒙古人民党、南蒙古自由联盟党、内蒙古民主党、南蒙古自由民主运动基金、青旗协会、南蒙古青年联盟发起的组建——南蒙古大呼拉议会。目前中国情报部门已经发起一项任务：想方设法阻止南蒙古大呼拉议会的建立，并于海内外不断制造升级冲突及扩散海外主要有影响力的南蒙古政客负面虚假的新闻，特别是对重要发起人席海明的抹黑造谣的人身攻击。对此，小生对中国政府雇用特务及其组建论坛“蒙古新闻网”，和网络五毛制造南蒙古矛盾的人，报以轻蔑之笑。
为了早日在海外能形成与印度达兰萨拉流亡藏人政府及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同等影响力的属于我们南蒙古自己的海外权威机构， 南蒙古大呼拉尔议会，势在必得！ 无论是谁反对，此权威机构都将成为整合团结海外南蒙古力量的势力。南蒙古大呼拉尔议会也是未来南蒙古民主化时，与中国政府谈判的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对手。
因组建南蒙古大呼拉尔议会需要一个有名望的人牵头才能赋予其灵魂与影响力。 正如热比娅女士在当选世维会主席前，没人知道他们维吾尔之前的机构的名声一样，是热比娅女士赋予了“世维会”频繁出现在国际世界特别是中国舆论的影响力。而海外，有谁能赋予南蒙古大呼拉尔议会同等的影响力呢？ 纵观北美还是日本、欧洲的蒙古政客群体， 席海明先生无论资历还是声望始终是排名第一。
对于今年制造无数闹剧者的无端指责，席海明主席早在去年就说了不会寻求改选举法，制造内人党主席的终身制。并且他对外不断表示：2015年南蒙古大呼拉尔议会一旦成功组建，他即退出内人党的主席，安心打造南蒙古大呼拉尔议会的活动。请诸位南蒙古同胞了解。 也请你们相互奔走宣传南蒙古大呼拉尔议会，并参与进来，竞选议员及主席职务。
为了南蒙古，请有识之士们团结起来组建南蒙古大呼拉尔议会吧。他不仅是南蒙古人的民主政治成熟后最具有划时代意义政治机构，也是承载海内外南蒙古人希望与力量的所在。
让我们为南蒙古民族自决权与南蒙古大呼拉议会，鞠躬尽瘁！
对一切企图阻止的人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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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内人党党部对于中共特务指责——席海明主席企图任党主席终身制的通报章节。
内蒙古人民党通告 第09 (15) 号
至于他们指责特木其勒图主席9年没有召开党的大会的事，说明他们对内蒙古人民党的章程都不了解。章程中明确：党的大会5年召开一次，在特殊情况下有主席提 议可以提前和推迟。为此内蒙古人民党主席行使职权推迟了会议。理由是2009年以后某些国家的情报结构通过拉拢、收买、渗透内蒙古人民党，极力控制内蒙古 人民党。想使内蒙古人民党成为他们控制的特务组织。为此他们培养了很多带 “阴谋” 的内蒙古人民党成员，而且在日本和蒙古国私刻内蒙古人民党公章乱发文件，甚至派情报员在海外成立特务支部。特木其勒图主席承受了他们的巨大压力，抵制了他 们的阴谋，维护了内蒙古人民党的自主与独立，同时也维护了内蒙古人民的尊严。
2015年6月29日，囚禁十九载而获释的令人尊敬的哈达先生在其Facebook上传了两张照片，用母语手书两段文字于纸片上。分别是【1】一个政治人物，当人民不拥护你的时候你应该下台。这是最好的选择。【2】在南蒙古，现在和将来，谁也不能实行腐朽的独裁统治，这是因为人民只拥护民主的缘故。
随后“蒙古新闻网”快速转载并代表哈达先生进行舆论分析说，这是哈达先生针对海外蒙古政党，特别是针对内人党席海明主席的言论。
但小生用放大镜仔细看了两段文字，并没有出现内蒙古人民党或席海明的字眼。 而“蒙古新闻网”为何将这看似摸凌两可的话，可以毫不负责的揣测用舆论公开的方式指向内蒙古人民党主席席海明先生呢？ 该网站不仅涉嫌擅自代表哈达先生的立场发言，还对内人党席海明主席进行毫无理由的人身攻击。
如果关注海外蒙古政治圈的朋友有印象的话，就应该记得，此“蒙古新闻网”正是【今年三月早已退党的五六个人冒名顶替内人党党中央开除党主席席海明】这场闹剧导演者所创办的网站。 无论是今年三月还是六月举办所谓的“伪内人党党代会”，都是从这个网站中向外扩散的。这次哈达先生的两段文字，又被他们利用大肆曲解宣传用于攻击抹黑内人党及席海明主席。
受人尊敬的哈达先生因长期致力于维护南蒙古人的权利。1995 年12 月10 日，内蒙古公安人员闯入哈达家，搜走大批资料文件。1996年11 月11 日，哈达被中国当局以“间谍罪”、“分裂主义”等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5 年，狱中不仅克扣伙食连最基本读书看报的自由都被剥夺了。刑满后又被中国政府非法囚禁四年。 可以说在长达19年的岁月里，哈达先生是在牢房监狱里度过的，同时也是与社会隔绝的十九年。对中国大陆的政治局势与民间反抗信息等等客观判断也停留在1995年他被拘捕的年代。
在其妻子新娜女士不离不弃的探望与关怀，哈达先生也或多或少知道了些外界信息，但终究无法与社会普通人一般通过真实存在于社会之中而获得客观信息。 更不要说在这十九年的牢狱之中获取海外蒙古政党或政客的真实信息资料与判断是非。试想你如果被邪恶的政府也囚禁长达近二十年，你出狱后会了解本地的社会么？更何况横跨太平洋或欧亚大陆另一端的海外政治情况。
这是中国政府造成的客观现实，也是哈达先生最终获释后，巨量的客观信息与流言蜚语双管齐下造成的客观现实问题。作为关心哈达先生的人，必须承认这个问题。
所以看过此哈达先生那两段文字的人，就明白了一个问题：如果真如“蒙古新闻网”所说，哈达先生是针对内人党席海明主席，为何没有直接点出海外政党的名字的缘故。 正是因为哈达先生虽然刚出狱不久就获得了大量的内人党席海明主席的子虚乌有的负面消息，但哈达先生并没有着急进行客观判断。
哈达先生有言论的自由，但他绝不做【没有经过调查就轻易对他人进行言论指责】。这是一位蒙古知识分子高超的政治品德的所在，虽然身在国内被监视居住又被中国政府刻意传来的海外流言蜚语所干扰，但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哈达先生始终保持了一颗清醒的头脑，不会向他所不熟悉的海外政治界进行直接的、公开的客观判断，更不会对远在万里之外的内人党主席做出政治判断，因为直接判断即意味着：脱离客观判断的现实条件。
据可靠消息透露，中国政府因为恐惧今年底由内蒙古人民党、南蒙古自由联盟党、内蒙古民主党、南蒙古自由民主运动基金、青旗协会、南蒙古青年联盟发起的组建——南蒙古大呼拉议会。目前中国情报部门已经发起一项任务：想方设法阻止南蒙古大呼拉议会的建立，并于海内外不断制造升级冲突及扩散海外主要有影响力的南蒙古政客负面虚假的新闻，特别是对重要发起人席海明的抹黑造谣的人身攻击。对此，小生对中国政府雇用特务及其组建论坛“蒙古新闻网”，和网络五毛制造南蒙古矛盾的人，报以轻蔑之笑。
为了早日在海外能形成与印度达兰萨拉流亡藏人政府及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同等影响力的属于我们南蒙古自己的海外权威机构， 南蒙古大呼拉尔议会，势在必得！ 无论是谁反对，此权威机构都将成为整合团结海外南蒙古力量的势力。南蒙古大呼拉尔议会也是未来南蒙古民主化时，与中国政府谈判的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对手。
因组建南蒙古大呼拉尔议会需要一个有名望的人牵头才能赋予其灵魂与影响力。 正如热比娅女士在当选世维会主席前，没人知道他们维吾尔之前的机构的名声一样，是热比娅女士赋予了“世维会”频繁出现在国际世界特别是中国舆论的影响力。而海外，有谁能赋予南蒙古大呼拉尔议会同等的影响力呢？ 纵观北美还是日本、欧洲的蒙古政客群体， 席海明先生无论资历还是声望始终是排名第一。
对于今年制造无数闹剧者的无端指责，席海明主席早在去年就说了不会寻求改选举法，制造内人党主席的终身制。并且他对外不断表示：2015年南蒙古大呼拉尔议会一旦成功组建，他即退出内人党的主席，安心打造南蒙古大呼拉尔议会的活动。请诸位南蒙古同胞了解。 也请你们相互奔走宣传南蒙古大呼拉尔议会，并参与进来，竞选议员及主席职务。
为了南蒙古，请有识之士们团结起来组建南蒙古大呼拉尔议会吧。他不仅是南蒙古人的民主政治成熟后最具有划时代意义政治机构，也是承载海内外南蒙古人希望与力量的所在。
让我们为南蒙古民族自决权与南蒙古大呼拉议会，鞠躬尽瘁！
对一切企图阻止的人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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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内人党党部对于中共特务指责——席海明主席企图任党主席终身制的通报章节。
内蒙古人民党通告 第09 (15) 号
至于他们指责特木其勒图主席9年没有召开党的大会的事，说明他们对内蒙古人民党的章程都不了解。章程中明确：党的大会5年召开一次，在特殊情况下有主席提 议可以提前和推迟。为此内蒙古人民党主席行使职权推迟了会议。理由是2009年以后某些国家的情报结构通过拉拢、收买、渗透内蒙古人民党，极力控制内蒙古 人民党。想使内蒙古人民党成为他们控制的特务组织。为此他们培养了很多带 “阴谋” 的内蒙古人民党成员，而且在日本和蒙古国私刻内蒙古人民党公章乱发文件，甚至派情报员在海外成立特务支部。特木其勒图主席承受了他们的巨大压力，抵制了他 们的阴谋，维护了内蒙古人民党的自主与独立，同时也维护了内蒙古人民的尊严。
2015年7月28日星期二
黨專政注定解不開民族問題這個结
與宗教問題密不可分的涉藏、涉疆民族問題，既是很多體制內惟黨意志馬首是瞻的御用學者不能充分展開論述，只能點到爲止的敏感議題，也是很多體制外反對黨專制、崇尚普世的海內外學者們瞻前顧後，不願過多捲入的棘手領域。
政治正確的“紅線”下，御用學者們只能一遍遍乾癟的重複著那些老掉牙的論調，什麽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什麽達賴幕後指使，什麽西方敵對勢力顛覆等如此種種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都沒人理睬的老套話；而過多拘泥於普世價值的聖潔，又讓很多獨立學者乃至不少西方媒體難以接受“弱小”民族一方時有醜陋乃至罪惡一面，選擇淡化乃至視而不見，搞雙重標準，一股腦把責任推給早就讓他們看不順眼的中共，更是難以面對這種現實：中共實際上治藏治疆的鐵腕有著近乎毫無疑問的施政合法性支撐——如果中國現實民意支持能代表這一合法性的話，甚至“以暴制暴”之必然邏輯下的鐵腕在現實中國政治中還無疑能爲中共殘存不多的執政合法性有加分效果。
這就形成了一個很無奈的現象，雙方學者們談起這些敏感問題時看似激揚慷慨，引經據典，實則只能劃地爲牢，自說自話，自欺欺人，“鴕鳥”邏輯大行其道。
而人們在現實裡看到的就是，黨警惕千遍萬遍嚴防死守的，照舊會發生，警告共産黨不要再怎樣怎樣做的事，也依舊如故——一輪又一輪的“以暴制暴”。這固然譲標榜自己民族政策光榮偉大正確和熱衷國際形象的中共一次次顔面喪盡，頭疼不已，但對那些熱衷製造針對平民的暴力恐怖事件的所謂“獨立精英們”而言,，又何嘗不是一次次致命般重創？
迄今，對包括民族間融合在內的世界大勢，人們既看不到黨的自我檢討和反省，更看不到“獨立精英們”的幡然醒悟（尤其是對疆獨而言，後文專門論述），結果就是偏激和極端行爲招致被更偏激和更極端的對待，看不到任何向良性解決方向靠攏的痕跡。
如此說，並非弱化共産黨在民族問題上的責任，也更無為“獨立精英們”的犯罪行爲開脫之意，只只是陳述一個事實。
共產黨和“獨立精英們”只有看清現實和國際大勢，才能回歸解決問題、熄滅任何不現實幻想所需的基本理性。
本身就崇尚說一不二的意識形態，具有暴力和極端邪教色彩的黨專政下，譲不同宗教信仰的民族間的實現真正的國家認同和民族融合是永遠不可能做到的，如果不是背道而馳的話。這道理很淺顯，譲一種可以説是邪教的凌駕於另外一種、幾種宗教之上，還期待能長治久安，實在是癡人說夢。
這點上，俄羅斯就是個好例子。面對俄羅斯族這個核心民族與以高加索人為代表的持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不同習俗和語言的少數族裔關係的棘手問題，從沙皇到蘇聯，一直都試圖用一種唯我獨尊的意識形態來建立統一民族。但從尼古拉一世時提出的“東正教、專制制度、人民性”這三位一體的用來統一各民族認同的口號，到蘇聯推出的“蘇聯人”模式，在內憂外患之際或許能用强制力維持，但總抵不過民族異心的大勢，沙皇的三位一體成了過眼煙雲，赫魯曉夫所稱的蘇聯已經培養出“蘇聯人”民族的說法更是淪爲笑談。
而“獨立精英們”則更是罔顧十多億中國國民的現實民意和國際大勢於不顧，沈醉於自己的癡心妄想，不知今夕是何年。中國主體民衆，其出發點是於公也好，於私也罷，是不可能讓你獨立的，搞獨立既沒有爲多數人所默許、支持又行之有效的理論支持，也沒有多少資本和實力做後盾，追求“獨立”的代價也是你遠遠不能承受得起的；指望國際上的聲援或者支持能綿綿不絕、後勁十足，更是錯判形勢。你得不到想得到的，也耗不起手裡僅有的幾張牌，沒有一個政府，也沒有一個國家為了你們和十幾億中國人結下這難以解開的仇恨冤結。
可悲的是，雙方均未能充分認清這個“現實”，導致理性解決民族問題的主動權越來越像手裡的流沙一般，自己攥得越緊，流失的就越多。
中共自作孽“攪渾”民族問題
先說說共産黨的問題。
其一，應該説，涉疆、涉藏民族問題的存在大大早於共産黨的成立。說中國的民族問題是共産黨一手造成的，不是有失偏頗的問題，而是常識性錯誤的問題。當然，中共早期爲了奪取政權而不顧一切的“攪渾”民族問題，對涉藏，涉疆等民族問題的複雜化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後來的達賴出走、涉藏問題國際化，新疆東突的借題發揮，烏蘭夫“內人黨案”等重大涉民族問題上都有中共自作孽的影子。
1934年，中共頒布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第十四條就明確規定：“中華蘇維埃政權承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民族自決權，一直承認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國脫離，自己成立獨立的國家的權利。蒙古、回、藏、苗、黎、高麗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國的地域的，他們有完全自決權；加入或脫離中國蘇維埃聯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區域。】”（《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見《陝甘寧邊區參議會（資料選集）》中共中央黨校科研辦公室發行，1985年，北京）
第二年的“三五宣言”是另外一例。
1935年12月20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對內蒙古人民宣言》由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署名發表，更是明確指出：“內蒙古民族只有與我們共同戰鬥，才能保持成吉思汗時代的光榮，避免民族的滅亡，走上民族復興的道路。而獲得如土耳其、波蘭、烏克蘭、高加索等民族一樣的獨立與自由。”……“我們認為內蒙古人民自己才有權利解決自己內部的一切問題，誰也沒有權利用暴力去干涉內蒙古民族的生活習慣、宗教道德以及其他一切權力。同時，內蒙古民族可以隨心所欲地組織起來，他們有權按自己的原則，組織自己的生活，建立自己的政府，【有權與其他民族結成聯邦的關係，也有權完全分立起來。】”
中共掌權前，用這些“自決權”和“獨立權”來誘惑、鼓動蒙藏等民族，尤其是其上層人士，鼓動他們跟共産黨走，幫自己打江山。可江山打下後，馬上翻臉不認帳，取消了獨立自決權，只給了一個空有其名的自治權。落得個言行不一，不守信用。而一批少數民族精英在對共産黨兌現承諾的期待落空後，心生間隙。
直到今天，中共的這些“法律”和宣言還屢屢被一些“獨立精英”拿來說事。有的更是明確指出，假如中共後來能履行這些承諾，今日中國國內就不會產生如此尖銳複雜的民族問題，把責任完全甩給中共。此說雖然未必客觀，但背信棄義的名聲卻注定譲共産黨臉上無光。
說到這裡，如今的中共動輒給人扣上“藏獨”、“疆獨、“分裂勢力”的大帽子，忘了自己就曾是“民族分裂”的大力倡導者和“分裂勢力”的急先鋒——從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國中之國，搞分裂、搞武裝暴動，到主動接受外國勢力資助、甘做蘇聯“傀儡”等等。
拿蘇聯和中國相提並論不準確
其二，中共如今在民族問題上的說教蒼白無力。動輒“自古以來”，什麼叫“自古以來”？“自古以來”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呢，這麼算的話，豈不是整個地球和全人類都是你家的？說到某朝某代如何如何納入版圖，那某朝某代之前，又怎麼算？更不要說，納入版圖後又失去的例子多了去了，又該如何解釋？爭論這些，既容易陷入無休止的論證徒勞，又有難以自圓其說的隱患，徒給自己添麻煩。借用學者劉國凱的話說，就是“中國當今的疆域不必從歷史上找根據。它早已形成確定，超過國際法所規定的起碼所需時間，已爲國際社會所公認。”中共的“自古以來”是“畫蛇添足”。
另外，必須要指出的是，老把蘇聯解體、蘇聯的民族問題，和中國可能的分裂和中國的民族問題放到一個層面上討論、論述，並不準確，也不客觀。
可以說，蘇聯這個龐然大物，是一個典型的“非正常國家”，那些少數民族和加盟共和國不管是出於被迫還是自願的加入或退出，都只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一種不能推廣、不具代表性的特例。蘇聯各少數民族和主體俄羅斯民族之間錯綜複雜的歷史和現實關係，其主體俄羅斯和各加盟共和國之間以及各加盟共和國之間的政治經濟摩擦之糾纏不清，和中國的主體民族漢族和少數民族間的問題根本不在一個規模和層面上。
蘇聯在其存在的70年間，很少被當作一個正常國家看待，其分裂不僅在國際上有心理預期，在蘇聯加盟共和國和國內少數民族中有心理預期，就連主體俄羅斯民族中有這種心理預期的也不罕見。某種意義上講，用意識形態和專政凝聚起的這個龐大怪物的解體只是個時間問題。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的獨立在國際上也被廣泛視為俄羅斯主體民族主動放棄的結果，這種心態和決絕維護大一統的漢族心態是全然不同的。
也就是說，拿蘇聯的民族和分裂問題，和中國潛在的民族和分裂問題相提並論，並有所印證和得出“前車之鑑”這種結論，有些言過其實，甚至危言聳聽。
如果要比，拿俄羅斯和中國比倒更準確。
俄羅斯和中國有很多相似之處，都是幅員廣闊，少數民族眾多。實際上，從主體民族人口比例上看，中國的漢族“更勝一籌”，漢族占中國人口的90%以上，俄羅斯族人口只占該國總人口的80%左右，其餘的民族有韃靼人（最大的少數民族）、巴什基爾人、車臣人、楚瓦什人、德意志人、烏克蘭人、達吉斯坦人、朝鮮人、猶太人和白俄羅斯人等。
俄羅斯聯邦行政分區中除了州、聯邦直轄市外，還有享有較大自由的的共和國（往往是少數民族聚居區）和自治區、自治州（比如猶太自治州）。
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走向民主化，其民族問題、分裂問題並沒有因民主化而煙消雲散，民族矛盾和分裂演繹出的暴力更是上升到成規模的戰爭層面，車臣問題就是典型。兩次車臣戰爭的規模就足以讓中國境內的任何分裂勢力搞得“動靜”相形見絀。但民主化的俄羅斯沒有解體，更沒有看出被迫分裂的跡象。對當年以蘇共解散、蘇聯解體警示全中國人的種種危言聳聽，似乎並不能適用在俄羅斯身上。
可見，聯邦和民主並不一定等於分裂。或者說，民主國家也可以防止國家分裂。俄羅斯如此，美國的南北戰爭的歷史也清晰證明這點。
中國的民族問題固然複雜，固然牽一髮而動全身，但動輒以開啓政治體制改革，走民主化道路會讓中國出現蘇聯那般支離破碎的“恐嚇”，更多只是共産黨維護自己專政權力，拒絕向現代政治文明轉型的藉口而已。黨嘴裡的“狼來了”未必是真，但政治體制改革的裹足不前甚至倒退，卻讓本來刻不容緩、亟待解決的民族問題越來越棘手，這樣下去，“狼可能真的要來了”！
更有諷刺意味的是，蘇聯分崩離析，各加盟共和國紛紛獨立，屢屢被中共拿來說事之時，全然忘了自己的歷史：從擺脫共産國際和蘇聯的控制，“搞獨立”，走自己的路，一直被毛澤東等共產黨人視為自己的豐功偉績。說得誇張點，若不是共産國際的鞭長莫及和國內國際形勢的突變，搞不好中共領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都能成爲蘇聯的一個加盟共和國。如果是這種局面，不知道一心想做老大的毛澤東或者有自己主見的鄧小平對蘇聯解體、對“8?19”、對自己因而獲得獨立會不會有另外一番感想？內心的欣喜肯定是有的。
“全心全意”的套路沒人信
其三，執政黨在民族政策上過分標榜自己為少數民族服務是全心全意付出，不求任何回報，其虛偽一面，別說有些少數民族難以接受，就連一些漢族人都看不下去。比如說，動輒以藏族人民“活菩薩”自居的的心態實在令人作嘔，試問哪個“菩薩”有這般嘴臉？再大的付出，再多的好處，再高的官帽，都不如作自己這一畝三分地的“王”過癮——共產黨給烏蘭夫待遇不可謂不好，不可謂不優越，又如何？人家還不是想做自己真正說了算的“蒙古王”？你付出得越多，投入得越多，就只能讓人覺得你能從這裡可以攫取得更多，如此而已。
試圖用這個“全心全意”的套路說服達賴、“疆獨”，或者一些少數民族民眾和國際輿論，是不現實的。相比之下，現在的共産黨遠沒有當年領導人來的“坦蕩”——
【無產階級拿到了政權，百萬富翁、千萬富翁、億萬富翁，一下子就可以打倒，無產階級就有了一切。】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節選）1966年5月18日，《林彪文選》第三卷，1968年9月版，第108—123頁）
【我國少數民族人數少，占的地方大。論人口，漢族占94%，是壓倒優勢。如果漢人搞大漢族主義，歧視少數民族，那就很不好。而土地誰多呢?土地是少數民族多，占50%-60%。我們說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實際上是漢族“人口眾多”，少數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資源很可能是少數民族“物博”。……天上的空氣、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寶藏，都是建設社會主義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質因素只有通過人的因素，才能加以開發利用。我們必須搞好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鞏固各民族的團結，來共同努力於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
（毛澤東論十大關係，1956年4月25日）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對海外流亡藏人運動成不了氣候，或者說他們擺脫不了“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的輪迴”的判斷是正確的。“但是一個永遠不會成功的對手並不等於不會成為一個永久的麻煩製造者，”“對達賴採取拖延戰術，讓達賴老死在境外，而使西藏問題自然消失的也過於自信。”（周農建）
達賴去世會是一把雙刃劍。海外流亡藏人失去精神領袖和其所帶來的國際關注度後，會有一陣進入群龍無首的低潮，但各自為政，更無所顧忌，“越左越革命”心態驅使下，西藏問題或許也會“新疆化”——長久化和暴力化。
這對執政黨來說，恐怕是更棘手的局面。
另外要指出的是，幾乎在任何公開場合下，達賴在談及中共領導人，中共時幾乎沒有故過粗言穢語和情緒失控，相反倒是中共一些高官嘴裡和文宣筆下動輒達賴“披著袈裟的豺狼”等等歇斯底里般的情緒化大批判實在讓人嘖嘖；而東拼西湊，毫無邏輯和根據的抹黑，連一些漢人都看不下去，更不知信奉藏傳佛教、視達賴為精神領袖的藏民會有何感想。
説什麼自焚是達賴幕後指使的，説什麼暴亂是達賴背後操弄，你如果有真憑實據擺出來也行，往往關鍵處語焉不詳，更是拿不出什麼過硬的證據，一次兩次可以，這種小把戲搞多了實在讓人覺得上不了檯面。西藏的自焚和暴亂在第14世達賴喇嘛在世時有，出生前也有，圓寂後還會有，他生前死後的，也要算在達賴身上？還能說是他幕後指使？
要意識到，精神領袖在其信眾那裡有神聖一面，如此污衊貶低達賴，往往適得其反。更要承認，現在如果達賴能回西藏，他一樣能一呼百應，藏人還是聽他的，還會跟他走，你共産黨做再多工作也沒用，再自我標榜是“活菩薩”也沒用，要接受這個現實。現在好歹是自焚，不是焚人，如果達賴真的如中共嘴裡那麼邪惡，他爲什麽不發起更讓中共疲於應付的靜坐示威，非暴力不合作等等大規模藏民運動？發起這些運動，也不會影響達賴在國際的形象。這點上説達賴是有節制的並不過分，倒是共産黨上綱上線的指責和謾駡，讓人覺得斯文掃地。
更要有自知之明。當年對藏區的民主改革，給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帶來不少民意支持。但也要承認，這種民主改革，並非真正意義上的民主改革，本質上講，不過是城頭變幻大王旗。廣大藏民和漢民一樣，翻身後都沒有能做成主人，更不要說，在西藏的這種執政合法性，早就隨著文革等一輪輪的折騰而近乎消失殆盡了。
海外學者周農建在“中國民族問題的困局與出路”一文中寫道：中國境內的藏人和維吾爾人總數僅僅各為幾百萬人（最新普查顯示，維吾爾族已有1000萬人），合計相當全國總人口的1%。多年來，為了安撫這僅僅1%的族群，北京傾全國之力，數十年各省對口支援，動輒耗費數十數百億的財政資源，年復一年，外忙於消音，內疲於滅火，卻始終未見情況有所改善。
而之所以如此不惜成本，只需要看看西藏和新疆的面積就能明白個大概。
假設說，西藏或者新疆只有靠近邊界的一個普通縣城那麼大？若其想真正自治，甚至想獨立，考慮到費那麼多心思，花全國那麼多人力物力，換來的種種不討好，讓不讓其自治？允不允其獨立？我看一部分中國人，或者共産黨的領導幹部會有動搖，如果只有一個鄉鎮那麼大呢？擺脫這個累贅，願獨就獨，“隨他們去吧”的聲音我想不會是少數。
俄羅斯和車臣心理轉變的借鑑
這並不是什麼誇張和天方夜譚。
面對車臣的分裂和恐怖暴力叛亂，深受恐怖襲擊帶來切膚之痛和經濟困頓帶來的窘迫的俄羅斯人曾同仇敵愾，反分裂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普京的鐵腕鎮壓也為其贏得巨大的民意支持。但隨著車臣形勢的初步穩定，形勢出現令人瞠目的轉捩——
2013年7月，俄羅斯三大輿論調查機構之一列瓦達中心的一份調查結果顯示：51%的俄羅斯人不反對車臣脫離俄聯邦，只有10%認為應該使用各種手段阻止車臣獨立。
雖然在蘇聯解體時，俄羅斯民族有主動拋棄其他民族及這些民族傳統居住的領土的先例，國際上對其二次解體也多有研究探討，但此民調結果，仍讓很多人有時空交錯，難以理喻之感。
過半俄羅斯人不反對車臣獨立，或許能從全俄社會輿論調查中心同期進行的名為“當代俄羅斯的身分認同：維度、挑戰與答案”的民調結果中窺出一些緣由。該調查結果顯示，多數俄羅斯人認為自己的首要身分是“俄羅斯人”，把自己定義為“愛國主義者”的超過了受訪者的80%。
而在被問道如何界定"俄羅斯人"時，35%的受訪者認為，在俄羅斯長大、受俄羅斯文化熏陶的人是“俄羅斯人”；16%的人認為，流淌著俄羅斯的血的人被視為“俄羅斯人”，認為講俄語的人是“俄羅斯人”的人占14%，還有11%的人認為，誠實地為了俄羅斯的福祉奉獻的人都可以被稱為“俄羅斯人”，6%的受訪者認為，尊崇俄羅斯東正教及其傳統的人算是“俄羅斯人”，只有5%的人認為，在俄境內生活的人都算“俄羅斯人”。
再考慮到這些年來，類似“停止餵養高加索！”這樣的口號在俄羅斯人中間頻繁出現，反少數族裔移民（尤其是高加索移民）的事件更是層出不窮，俄羅斯人對一直有二心的車臣心態轉變，表露出“隨便”的態度，就不難以理解了。
當然這其中也有私心盤算，畢竟不足兩萬平方公里的車臣在龐大的俄羅斯面前只是個彈丸之地，為之付出太多是否有足夠的回報？靜下心來的俄羅斯人不會不想這些現實問題。但如果車臣面積占俄羅斯的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呢？俄羅斯人必是另外一種心態。
同樣在車臣，“獨立精英們”憑空畫的一張張獨立後的大餅也漸漸被一般車臣人看透。即使在殘酷的第二次車臣戰爭剛結束不久後的2003年，車臣75個居民點舉行的一項民意調查結果表明，70%的車臣人仍認為，車臣應作為俄聯邦的一個主體留在俄羅斯版圖內，因為“這是歷史的必然，只有依靠強大的俄羅斯，車臣才能恢復經濟增長和法律制度”。
“不經風雨，難見彩虹。”從激情、動蕩和衝突回歸理性、務實與平和後，所達到的一種爲大多數人所接受的新平衡甚至貌似又回到最初的狀態——前後治理模式無大區別，但人是心已非——沒經歷此交鋒和碰撞，圍城心態總是難去，舒暢心情總是難求。這或許正是民族間關係分分合合發展演進之必然。
中國的民族關係的解决或也可從中有所借鑑。
其四，對教育、交流和經濟發展功效的盲目樂觀。國際上有這樣一種判斷：宗教極端勢頭源自青年一代的貧窮生存困境——他們爲無法接受教育、高失業率和絕望情緒所深深困擾。共產黨也表現出類似的邏輯，對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和教育普及能緩解民族矛盾寄予了過高的期待。
但正如塞繆爾?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所指出的，參與宗教復興運動的人中，一個主要組成部分是體現多爾所說的“第二代本土化現象”的新中間階級。正如凱伯爾所指出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團體中的積極分子並不是年邁的保守主義者或目不識丁的農民。”對於穆斯林和其他人來說，宗教復興是一個城市現象，它吸引了那些現代取向的、受過良好教育的，在專業部門、政府和商界中追求事業的人。在穆斯林中，一些年輕人信仰宗教，而他們的父母卻是世俗的。
這個判斷在中國乃至世界的現實中也得到驗證。
以新疆爲例，分裂勢力在新疆大中專院校師生和各界維族知識分子中有廣泛基礎，這些人既受過教育，很多也有穩定，體面的工作或者不錯的未來。甚至可以說有影響力的“分裂骨幹”多出自這一群體。
自由派學者的問題
一些自由派學者往往想當然的認爲現在搞聯邦制，涉藏、涉疆問等民族問題就會迎刃而解，這其實也是另外一種自欺欺人。幾乎可以肯定的是，以在目前這種狀態，盲目搞“聯邦制”，基本上就是“獨立”情緒一天天嚴重。
此類自由派學者還是不要亂拋這種橄欖枝的好，更不要學當年共産黨那樣爲了實現某種目的而瞎許諾。應看到，共產黨執政下，西藏、新疆沒有“獨立”、“聯邦”之可能，未來中國政治民主化後，西藏、新疆也無“獨立”之可能，“聯邦”也是飄渺。中國未來無論由誰執政，對西藏、新疆的立場都不會有什麼太大變化。到時候，民族區域制度和民族優惠政策還會不會存在都難說，更不要說“聯邦”和“獨立”這種八竿子沒一撇的事了。如果“獨立”勢態惡化，被以漢民族為主體的中國人賦予了執政合法性的新民選政府也注定會果斷鎮壓這種“獨立”。本質上和實際效果上講，這和現在“以暴制暴”的路子沒有任何區別，民主化後的俄羅斯對車臣就是很好的例證。
另外，動輒吹噓胡耀邦時代民族問題是如何得到改善、少數民族地區是如何穩定祥和那一套的，也應該審慎反思。
海外學者周農建在“中國民族問題的困局與出路 ”一文中，已經給了很好的解答：
【當年蔣經國在台灣重用本土人士，開放黨禁，台灣人曾為此萬眾歡呼，而後來卻幾乎要將蔣氏父子鞭屍體揚灰，徹底否定中華民國，實現台灣獨立。原因何在？這就在於，本土意識或民族意識的成長發酵有一個過程，從一種被限制的狀況，突然轉到一種較少限制的狀況，當然會受歡迎，也會有一段滿意的平靜期，而本土意識或民族意識經過一段時間的成長髮酵後，又會再度膨脹，出現新的不滿，要求更多。為消除不滿，治國者常會採用安撫之策，於是這就導致一種循環：滿足，膨脹，再滿足，再膨脹，直到無法滿足，矛盾爆發。】
事實也證明如此。
除了國際上伊斯蘭教復興浪潮，中東、西亞、中亞、南亞等地相繼出現伊斯蘭教的復興和擴散，伊斯蘭宗教極端主義在各地泛濫，進而對新疆產生影響外，國內因素也必須一提。
文革結束後，由於錯判新疆形勢，給包括“東突黨”在內大量民族分裂分子平反，並把大批長期在新疆工作的漢族幹部調回內地，一批批極具排斥性的宗教狂熱和極端分子抬頭並大肆活動，進而波及社會各個層面，終使得新疆局勢在80年代以後一發不可收拾。
當然，一些動輒吹噓毛時代民族大團結的也要有所收斂。當時的文宣下，好的吹噓的多，不好的深藏的也多。很多民族問題被人爲的掩蓋，毛時代的民族叛亂分子都有實力擊退配有機槍和迫擊炮的成建制的解放軍部隊。這嚴重程度，大大超過2008年拉薩“3?14”打砸搶燒暴力事件。
更有一些學者，對照沒有按民族分區而治的美國沒有出現民族分離主義，並援引中國歷朝歷代治國經驗和蘇聯和南斯拉夫等民族分裂等事實，來批評和否定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提出廢除或調整行政區劃，這也多是不切實際和多此一舉。
從歷史上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已經是對少數民族獨立自決承諾背信後的補償之舉，在這個基礎上再進一步，只能招惹更多不必要的爭議和壓力，沒有太大必要。更不要說現實裡，黨專制下，區域自治制度早已是個空殼，徒有其名，何勞再專門廢除？
具體到“淡化區域的民族特徵”，“把民族概念與區域概念相分離”，“鼓勵內地人口向邊疆地區流動和鼓勵邊疆少數民族人口向內地流動”等建言，本質上講，這些建議和封建王朝“分而治之”、“遷徙”、“改土歸流”等都是一個層面的權謀之術，並不能根本上解決民族問題，這也為中國歷史所證明。
實際上，“淡化區域的民族特徵”是本末倒置，明明是因爲先有的民族特徴才有了區域特徵。再者人家祖祖輩輩，“生於斯，長於斯”，你又如何能做到“把民族概念與區域概念相分離”？一廂情願而已。
“移民”、“人口流動”說得好聽。西藏那地理條件，健康都難以保證；新疆那治安現狀，小命都不一定能保，誰願意去？
而且鼓勵少數民族向內地和發達地區、城市流動的結果在全球已經證明：至少在一定時期內必然是強化他們的民族認同和宗教歸屬並激化與不同宗教和民族間的矛盾。
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就指出——
【全球性宗教復興最明顯、最突出也是最強有力的原因，恰恰是那些被認為會引起宗教消失的東西：20世紀後半葉席捲世界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現代化進程。認同和權力體系長期存在的根源瓦解了，人們從農村移居到城市，脫離了他們的根基，從事新的工作或沒有工作。他們與大批陌生人相互作用，面對著一套新的關係。他們需要新認同根源、新形式的穩定社會，以及一套新的道德規範來賦予他們意義和目的。不論是主流的，還是原教旨主義的宗教，都滿足了這些要求。
新移居到城市的流動人口更需要感情上、社會上以及物質上的支持和引導，在這方面宗教團體比其他任何機構都做得多。正如拉吉斯?德布里所說，宗教對於這些人來說，不是“人民的鴉片，而是弱者的維他命”。】
與其盲目鼓勵到內地流動，還不如放開讓他們多去中東、去穆斯林國家觀摩體驗。到了那裡，很多人才能明白，所追求和嚮往的泛伊斯蘭並不是想像和布道中那般完美和諧。良園雖好，終是異國他鄉。
民族化躲不開的“一劫”
應該説，每個人，每個民族既有自私一面，也有認知局限性。強扭的瓜不甜，一家人尚可分家過日子，離婚分開單過，爲什麽不同民族就不能有獨立的想法呢？理論上講，有這種想法和有這種表達自由是完全允許的，爲自己和本民族追求更多政治權益也是天經地義的事。
最理想的狀態莫過於，在憲法和法律的允許下，人人可以和平的闡述自己的主張，甚至可以理性的遊行集會宣示自己的主張。這種自由其實可以擴大到中國各民族人中，有漢人看現在動輒抓大V，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槽糕現狀，喊兩嗓子自己寧可生活在享有民主和政治自由的“湖南國”，也不願意生活在這個獨裁讓人窒息的大國，也應有不被敲門、不被請喝茶的自由。
實際上，這個表達自由和搞分裂叛亂的界限，歐美一些國家已經給出過太多先例。
簡單地說，這種自由只能建立在有理智的底綫意識和對很多有廣泛民意基礎的既成事實的接受之上。針對平民搞恐怖襲擊，濫用暴力已經完全超越這個底線，是不會有任何可能得到認同的，遭到根本不在一個等級的國家暴力的“以暴制暴”是必然後果，這麼搞註定也是死路一條。
藏疆少數民族普通民衆更要認識到，獨立精英們畫的獨立後美好的大餅和當年共産黨畫的民族自決大餅本質上沒有任何區別，都是忽悠，台下一套，台上一套。建立在虛僞、欺騙和暴力之上的也只能是虛僞、欺騙和暴力。
要承認，共産黨有私心，漢族人有私心，那些熱衷獨立的“民族精英們”們也有私心！人人都有私心，私心也不見得全是壞事。真如自治或獨立，有的人日子肯定比現在過得好得多，但普通少數民族民衆的政治、經濟自由和權益是否比得上從前還是一個大大的問號。一般民衆也應該以自己的私心來判斷，光鮮亮麗、天花亂墜的口號，終抵不過現實的柴米油鹽。認清形勢，才能做出最有利於自己、進而整個民族的判斷，並進而以務實心態，積極爭取自己和本民族更大的經濟和政治權益。
另外，對於民族化，要看清到大勢所向，懂得民族化和現代化（姑且不去爭議現代化是否就是西方化這種常見的議題）的辯證關係。
所謂“漢化”，聽上去很難接受，但接受現代化的洗禮是躲不開的“一劫”（這“一劫”其實也是千載難逢的“一次良機”）。
其實，漢民族過去百年從長袍馬褂到西裝革履，從背四書五經到推崇西學，其被現代化滌蕩洗禮的曲折經歷業已證明，只有與時俱進才能繼承和發展能得到他人尊重和認同的的民族性。
對民族性最好的保護就是學習。要有勇氣和魄力面對並擁抱這場摧枯拉朽的全球化和現代化大勢，固步自封，沒有任何前途。落後愚昧的民族，終究要被邊緣化，乃至被淘汰，此狀態下的民族特色，如裹腳和辮髮一樣，不過是塊遮羞布或者他人獵奇的觀賞物。
更要清楚，“自治”不僅是一種權利的享有，更是一種義務的擔當。這義務就包括公民義務，遵憲守法義務。自治權如同信用額度一樣，自治權的擴大、額度的不斷增加是相互信任、相互履約擔責、互相評測的結果。一味讓少數民族無條件相信中央，結果就是被忽悠；而一味認爲中央應該向少數民族放權，結果就是濫用信用，導致已有的權利被束縛、削減——八九十年代的新疆實踐已經清晰無誤的證明這一點。
還要看到，宗教信仰自由之下的世俗化社會和政教分離政權是全球大勢所趨。搞排他性的宗教狂熱和極端，就像共産黨今天搞的反憲政逆潮一樣，終不過是過眼雲煙，是站不住脚的，也是持續不了多久的。
民族融合的不二途徑
在當今世界，滅絕、驅逐不可能成為選項後，解決民族問題，長期看無外乎民族融合和民族獨立。在中國，民族獨立不太可能成為選項後，民族融合成了不二選擇。
“構建自由、平等和公正的民族利益格局，是實現長治久安的基礎和保障，唯有如此才是解決民族問題的根本出路”，學者們這類冠冕堂皇的話很多，但多是中聽不中用。
應該看到，大漢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都是客觀存在的，兩者在相互排斥中又往往相互刺激，對挑動民族間矛盾推波助瀾。大漢族主義者們應慎言甚至禁言“漢化”、“殺無赦”等等肆無忌憚、充滿狹隘認識又於事無益的歧視性語句；而少數民族也須知並不是每個人都有信仰所在民族宗教的義務。信教有自由，不信教也有自由，有多少公開表達信教的空間，就應有多少公開表達不信教的空間。過激化的反應，也只會適得其反，失去更多人的尊重。
要承認，目前的認知條件下，指望一團和氣中解決民族問題是不現實的。實現民族融合這一目標，其過程都必然伴隨著摩擦、紛爭、衝突和甚至暴力。對任何一方，都要具備高姿態驅使下的容忍和尊重，和不得已使然下的收斂和敬畏，二者缺一不可，並從而達到一種求同存異般共生共榮的新平衡，進而讓尋求民主和法制解決紛爭成為必然，由此才能從血緣、種族、民族等盲目感情，抱團上升到更高層面的對共同價值觀和建立在此價值觀上的公民社會和國家認同成的共同理性追求。這才是真正實現民族融合的不二途徑——世界上多民族國家無數，並不是所有多民族國家都秩序混亂的，並不是所有多民族國家最終都會走向分裂的，他們完美或不盡完美的經驗都證明了這點。
而用加強黨的領導，用意識形態專政灌輸，用一種近乎邪教般的理念，用強大的專政機器做後盾，強行推進不同民族間“宗教、文化、種族、地域”的同化或融合，無疑是大方向性的錯誤。
（發表于《大事件》雜志第25期，2013年11月） 黃博，《大事件》主編
政治正確的“紅線”下，御用學者們只能一遍遍乾癟的重複著那些老掉牙的論調，什麽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什麽達賴幕後指使，什麽西方敵對勢力顛覆等如此種種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都沒人理睬的老套話；而過多拘泥於普世價值的聖潔，又讓很多獨立學者乃至不少西方媒體難以接受“弱小”民族一方時有醜陋乃至罪惡一面，選擇淡化乃至視而不見，搞雙重標準，一股腦把責任推給早就讓他們看不順眼的中共，更是難以面對這種現實：中共實際上治藏治疆的鐵腕有著近乎毫無疑問的施政合法性支撐——如果中國現實民意支持能代表這一合法性的話，甚至“以暴制暴”之必然邏輯下的鐵腕在現實中國政治中還無疑能爲中共殘存不多的執政合法性有加分效果。
這就形成了一個很無奈的現象，雙方學者們談起這些敏感問題時看似激揚慷慨，引經據典，實則只能劃地爲牢，自說自話，自欺欺人，“鴕鳥”邏輯大行其道。
而人們在現實裡看到的就是，黨警惕千遍萬遍嚴防死守的，照舊會發生，警告共産黨不要再怎樣怎樣做的事，也依舊如故——一輪又一輪的“以暴制暴”。這固然譲標榜自己民族政策光榮偉大正確和熱衷國際形象的中共一次次顔面喪盡，頭疼不已，但對那些熱衷製造針對平民的暴力恐怖事件的所謂“獨立精英們”而言,，又何嘗不是一次次致命般重創？
迄今，對包括民族間融合在內的世界大勢，人們既看不到黨的自我檢討和反省，更看不到“獨立精英們”的幡然醒悟（尤其是對疆獨而言，後文專門論述），結果就是偏激和極端行爲招致被更偏激和更極端的對待，看不到任何向良性解決方向靠攏的痕跡。
如此說，並非弱化共産黨在民族問題上的責任，也更無為“獨立精英們”的犯罪行爲開脫之意，只只是陳述一個事實。
共產黨和“獨立精英們”只有看清現實和國際大勢，才能回歸解決問題、熄滅任何不現實幻想所需的基本理性。
本身就崇尚說一不二的意識形態，具有暴力和極端邪教色彩的黨專政下，譲不同宗教信仰的民族間的實現真正的國家認同和民族融合是永遠不可能做到的，如果不是背道而馳的話。這道理很淺顯，譲一種可以説是邪教的凌駕於另外一種、幾種宗教之上，還期待能長治久安，實在是癡人說夢。
這點上，俄羅斯就是個好例子。面對俄羅斯族這個核心民族與以高加索人為代表的持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不同習俗和語言的少數族裔關係的棘手問題，從沙皇到蘇聯，一直都試圖用一種唯我獨尊的意識形態來建立統一民族。但從尼古拉一世時提出的“東正教、專制制度、人民性”這三位一體的用來統一各民族認同的口號，到蘇聯推出的“蘇聯人”模式，在內憂外患之際或許能用强制力維持，但總抵不過民族異心的大勢，沙皇的三位一體成了過眼煙雲，赫魯曉夫所稱的蘇聯已經培養出“蘇聯人”民族的說法更是淪爲笑談。
而“獨立精英們”則更是罔顧十多億中國國民的現實民意和國際大勢於不顧，沈醉於自己的癡心妄想，不知今夕是何年。中國主體民衆，其出發點是於公也好，於私也罷，是不可能讓你獨立的，搞獨立既沒有爲多數人所默許、支持又行之有效的理論支持，也沒有多少資本和實力做後盾，追求“獨立”的代價也是你遠遠不能承受得起的；指望國際上的聲援或者支持能綿綿不絕、後勁十足，更是錯判形勢。你得不到想得到的，也耗不起手裡僅有的幾張牌，沒有一個政府，也沒有一個國家為了你們和十幾億中國人結下這難以解開的仇恨冤結。
可悲的是，雙方均未能充分認清這個“現實”，導致理性解決民族問題的主動權越來越像手裡的流沙一般，自己攥得越緊，流失的就越多。
中共自作孽“攪渾”民族問題
先說說共産黨的問題。
其一，應該説，涉疆、涉藏民族問題的存在大大早於共産黨的成立。說中國的民族問題是共産黨一手造成的，不是有失偏頗的問題，而是常識性錯誤的問題。當然，中共早期爲了奪取政權而不顧一切的“攪渾”民族問題，對涉藏，涉疆等民族問題的複雜化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後來的達賴出走、涉藏問題國際化，新疆東突的借題發揮，烏蘭夫“內人黨案”等重大涉民族問題上都有中共自作孽的影子。
1934年，中共頒布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第十四條就明確規定：“中華蘇維埃政權承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民族自決權，一直承認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國脫離，自己成立獨立的國家的權利。蒙古、回、藏、苗、黎、高麗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國的地域的，他們有完全自決權；加入或脫離中國蘇維埃聯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區域。】”（《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見《陝甘寧邊區參議會（資料選集）》中共中央黨校科研辦公室發行，1985年，北京）
第二年的“三五宣言”是另外一例。
1935年12月20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對內蒙古人民宣言》由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署名發表，更是明確指出：“內蒙古民族只有與我們共同戰鬥，才能保持成吉思汗時代的光榮，避免民族的滅亡，走上民族復興的道路。而獲得如土耳其、波蘭、烏克蘭、高加索等民族一樣的獨立與自由。”……“我們認為內蒙古人民自己才有權利解決自己內部的一切問題，誰也沒有權利用暴力去干涉內蒙古民族的生活習慣、宗教道德以及其他一切權力。同時，內蒙古民族可以隨心所欲地組織起來，他們有權按自己的原則，組織自己的生活，建立自己的政府，【有權與其他民族結成聯邦的關係，也有權完全分立起來。】”
中共掌權前，用這些“自決權”和“獨立權”來誘惑、鼓動蒙藏等民族，尤其是其上層人士，鼓動他們跟共産黨走，幫自己打江山。可江山打下後，馬上翻臉不認帳，取消了獨立自決權，只給了一個空有其名的自治權。落得個言行不一，不守信用。而一批少數民族精英在對共産黨兌現承諾的期待落空後，心生間隙。
直到今天，中共的這些“法律”和宣言還屢屢被一些“獨立精英”拿來說事。有的更是明確指出，假如中共後來能履行這些承諾，今日中國國內就不會產生如此尖銳複雜的民族問題，把責任完全甩給中共。此說雖然未必客觀，但背信棄義的名聲卻注定譲共産黨臉上無光。
說到這裡，如今的中共動輒給人扣上“藏獨”、“疆獨、“分裂勢力”的大帽子，忘了自己就曾是“民族分裂”的大力倡導者和“分裂勢力”的急先鋒——從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國中之國，搞分裂、搞武裝暴動，到主動接受外國勢力資助、甘做蘇聯“傀儡”等等。
拿蘇聯和中國相提並論不準確
其二，中共如今在民族問題上的說教蒼白無力。動輒“自古以來”，什麼叫“自古以來”？“自古以來”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呢，這麼算的話，豈不是整個地球和全人類都是你家的？說到某朝某代如何如何納入版圖，那某朝某代之前，又怎麼算？更不要說，納入版圖後又失去的例子多了去了，又該如何解釋？爭論這些，既容易陷入無休止的論證徒勞，又有難以自圓其說的隱患，徒給自己添麻煩。借用學者劉國凱的話說，就是“中國當今的疆域不必從歷史上找根據。它早已形成確定，超過國際法所規定的起碼所需時間，已爲國際社會所公認。”中共的“自古以來”是“畫蛇添足”。
另外，必須要指出的是，老把蘇聯解體、蘇聯的民族問題，和中國可能的分裂和中國的民族問題放到一個層面上討論、論述，並不準確，也不客觀。
可以說，蘇聯這個龐然大物，是一個典型的“非正常國家”，那些少數民族和加盟共和國不管是出於被迫還是自願的加入或退出，都只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一種不能推廣、不具代表性的特例。蘇聯各少數民族和主體俄羅斯民族之間錯綜複雜的歷史和現實關係，其主體俄羅斯和各加盟共和國之間以及各加盟共和國之間的政治經濟摩擦之糾纏不清，和中國的主體民族漢族和少數民族間的問題根本不在一個規模和層面上。
蘇聯在其存在的70年間，很少被當作一個正常國家看待，其分裂不僅在國際上有心理預期，在蘇聯加盟共和國和國內少數民族中有心理預期，就連主體俄羅斯民族中有這種心理預期的也不罕見。某種意義上講，用意識形態和專政凝聚起的這個龐大怪物的解體只是個時間問題。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的獨立在國際上也被廣泛視為俄羅斯主體民族主動放棄的結果，這種心態和決絕維護大一統的漢族心態是全然不同的。
也就是說，拿蘇聯的民族和分裂問題，和中國潛在的民族和分裂問題相提並論，並有所印證和得出“前車之鑑”這種結論，有些言過其實，甚至危言聳聽。
如果要比，拿俄羅斯和中國比倒更準確。
俄羅斯和中國有很多相似之處，都是幅員廣闊，少數民族眾多。實際上，從主體民族人口比例上看，中國的漢族“更勝一籌”，漢族占中國人口的90%以上，俄羅斯族人口只占該國總人口的80%左右，其餘的民族有韃靼人（最大的少數民族）、巴什基爾人、車臣人、楚瓦什人、德意志人、烏克蘭人、達吉斯坦人、朝鮮人、猶太人和白俄羅斯人等。
俄羅斯聯邦行政分區中除了州、聯邦直轄市外，還有享有較大自由的的共和國（往往是少數民族聚居區）和自治區、自治州（比如猶太自治州）。
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走向民主化，其民族問題、分裂問題並沒有因民主化而煙消雲散，民族矛盾和分裂演繹出的暴力更是上升到成規模的戰爭層面，車臣問題就是典型。兩次車臣戰爭的規模就足以讓中國境內的任何分裂勢力搞得“動靜”相形見絀。但民主化的俄羅斯沒有解體，更沒有看出被迫分裂的跡象。對當年以蘇共解散、蘇聯解體警示全中國人的種種危言聳聽，似乎並不能適用在俄羅斯身上。
可見，聯邦和民主並不一定等於分裂。或者說，民主國家也可以防止國家分裂。俄羅斯如此，美國的南北戰爭的歷史也清晰證明這點。
中國的民族問題固然複雜，固然牽一髮而動全身，但動輒以開啓政治體制改革，走民主化道路會讓中國出現蘇聯那般支離破碎的“恐嚇”，更多只是共産黨維護自己專政權力，拒絕向現代政治文明轉型的藉口而已。黨嘴裡的“狼來了”未必是真，但政治體制改革的裹足不前甚至倒退，卻讓本來刻不容緩、亟待解決的民族問題越來越棘手，這樣下去，“狼可能真的要來了”！
更有諷刺意味的是，蘇聯分崩離析，各加盟共和國紛紛獨立，屢屢被中共拿來說事之時，全然忘了自己的歷史：從擺脫共産國際和蘇聯的控制，“搞獨立”，走自己的路，一直被毛澤東等共產黨人視為自己的豐功偉績。說得誇張點，若不是共産國際的鞭長莫及和國內國際形勢的突變，搞不好中共領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都能成爲蘇聯的一個加盟共和國。如果是這種局面，不知道一心想做老大的毛澤東或者有自己主見的鄧小平對蘇聯解體、對“8?19”、對自己因而獲得獨立會不會有另外一番感想？內心的欣喜肯定是有的。
“全心全意”的套路沒人信
其三，執政黨在民族政策上過分標榜自己為少數民族服務是全心全意付出，不求任何回報，其虛偽一面，別說有些少數民族難以接受，就連一些漢族人都看不下去。比如說，動輒以藏族人民“活菩薩”自居的的心態實在令人作嘔，試問哪個“菩薩”有這般嘴臉？再大的付出，再多的好處，再高的官帽，都不如作自己這一畝三分地的“王”過癮——共產黨給烏蘭夫待遇不可謂不好，不可謂不優越，又如何？人家還不是想做自己真正說了算的“蒙古王”？你付出得越多，投入得越多，就只能讓人覺得你能從這裡可以攫取得更多，如此而已。
試圖用這個“全心全意”的套路說服達賴、“疆獨”，或者一些少數民族民眾和國際輿論，是不現實的。相比之下，現在的共産黨遠沒有當年領導人來的“坦蕩”——
【無產階級拿到了政權，百萬富翁、千萬富翁、億萬富翁，一下子就可以打倒，無產階級就有了一切。】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節選）1966年5月18日，《林彪文選》第三卷，1968年9月版，第108—123頁）
【我國少數民族人數少，占的地方大。論人口，漢族占94%，是壓倒優勢。如果漢人搞大漢族主義，歧視少數民族，那就很不好。而土地誰多呢?土地是少數民族多，占50%-60%。我們說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實際上是漢族“人口眾多”，少數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資源很可能是少數民族“物博”。……天上的空氣、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寶藏，都是建設社會主義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質因素只有通過人的因素，才能加以開發利用。我們必須搞好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鞏固各民族的團結，來共同努力於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
（毛澤東論十大關係，1956年4月25日）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對海外流亡藏人運動成不了氣候，或者說他們擺脫不了“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的輪迴”的判斷是正確的。“但是一個永遠不會成功的對手並不等於不會成為一個永久的麻煩製造者，”“對達賴採取拖延戰術，讓達賴老死在境外，而使西藏問題自然消失的也過於自信。”（周農建）
達賴去世會是一把雙刃劍。海外流亡藏人失去精神領袖和其所帶來的國際關注度後，會有一陣進入群龍無首的低潮，但各自為政，更無所顧忌，“越左越革命”心態驅使下，西藏問題或許也會“新疆化”——長久化和暴力化。
這對執政黨來說，恐怕是更棘手的局面。
另外要指出的是，幾乎在任何公開場合下，達賴在談及中共領導人，中共時幾乎沒有故過粗言穢語和情緒失控，相反倒是中共一些高官嘴裡和文宣筆下動輒達賴“披著袈裟的豺狼”等等歇斯底里般的情緒化大批判實在讓人嘖嘖；而東拼西湊，毫無邏輯和根據的抹黑，連一些漢人都看不下去，更不知信奉藏傳佛教、視達賴為精神領袖的藏民會有何感想。
説什麼自焚是達賴幕後指使的，説什麼暴亂是達賴背後操弄，你如果有真憑實據擺出來也行，往往關鍵處語焉不詳，更是拿不出什麼過硬的證據，一次兩次可以，這種小把戲搞多了實在讓人覺得上不了檯面。西藏的自焚和暴亂在第14世達賴喇嘛在世時有，出生前也有，圓寂後還會有，他生前死後的，也要算在達賴身上？還能說是他幕後指使？
要意識到，精神領袖在其信眾那裡有神聖一面，如此污衊貶低達賴，往往適得其反。更要承認，現在如果達賴能回西藏，他一樣能一呼百應，藏人還是聽他的，還會跟他走，你共産黨做再多工作也沒用，再自我標榜是“活菩薩”也沒用，要接受這個現實。現在好歹是自焚，不是焚人，如果達賴真的如中共嘴裡那麼邪惡，他爲什麽不發起更讓中共疲於應付的靜坐示威，非暴力不合作等等大規模藏民運動？發起這些運動，也不會影響達賴在國際的形象。這點上説達賴是有節制的並不過分，倒是共産黨上綱上線的指責和謾駡，讓人覺得斯文掃地。
更要有自知之明。當年對藏區的民主改革，給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帶來不少民意支持。但也要承認，這種民主改革，並非真正意義上的民主改革，本質上講，不過是城頭變幻大王旗。廣大藏民和漢民一樣，翻身後都沒有能做成主人，更不要說，在西藏的這種執政合法性，早就隨著文革等一輪輪的折騰而近乎消失殆盡了。
海外學者周農建在“中國民族問題的困局與出路”一文中寫道：中國境內的藏人和維吾爾人總數僅僅各為幾百萬人（最新普查顯示，維吾爾族已有1000萬人），合計相當全國總人口的1%。多年來，為了安撫這僅僅1%的族群，北京傾全國之力，數十年各省對口支援，動輒耗費數十數百億的財政資源，年復一年，外忙於消音，內疲於滅火，卻始終未見情況有所改善。
而之所以如此不惜成本，只需要看看西藏和新疆的面積就能明白個大概。
假設說，西藏或者新疆只有靠近邊界的一個普通縣城那麼大？若其想真正自治，甚至想獨立，考慮到費那麼多心思，花全國那麼多人力物力，換來的種種不討好，讓不讓其自治？允不允其獨立？我看一部分中國人，或者共産黨的領導幹部會有動搖，如果只有一個鄉鎮那麼大呢？擺脫這個累贅，願獨就獨，“隨他們去吧”的聲音我想不會是少數。
俄羅斯和車臣心理轉變的借鑑
這並不是什麼誇張和天方夜譚。
面對車臣的分裂和恐怖暴力叛亂，深受恐怖襲擊帶來切膚之痛和經濟困頓帶來的窘迫的俄羅斯人曾同仇敵愾，反分裂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普京的鐵腕鎮壓也為其贏得巨大的民意支持。但隨著車臣形勢的初步穩定，形勢出現令人瞠目的轉捩——
2013年7月，俄羅斯三大輿論調查機構之一列瓦達中心的一份調查結果顯示：51%的俄羅斯人不反對車臣脫離俄聯邦，只有10%認為應該使用各種手段阻止車臣獨立。
雖然在蘇聯解體時，俄羅斯民族有主動拋棄其他民族及這些民族傳統居住的領土的先例，國際上對其二次解體也多有研究探討，但此民調結果，仍讓很多人有時空交錯，難以理喻之感。
過半俄羅斯人不反對車臣獨立，或許能從全俄社會輿論調查中心同期進行的名為“當代俄羅斯的身分認同：維度、挑戰與答案”的民調結果中窺出一些緣由。該調查結果顯示，多數俄羅斯人認為自己的首要身分是“俄羅斯人”，把自己定義為“愛國主義者”的超過了受訪者的80%。
而在被問道如何界定"俄羅斯人"時，35%的受訪者認為，在俄羅斯長大、受俄羅斯文化熏陶的人是“俄羅斯人”；16%的人認為，流淌著俄羅斯的血的人被視為“俄羅斯人”，認為講俄語的人是“俄羅斯人”的人占14%，還有11%的人認為，誠實地為了俄羅斯的福祉奉獻的人都可以被稱為“俄羅斯人”，6%的受訪者認為，尊崇俄羅斯東正教及其傳統的人算是“俄羅斯人”，只有5%的人認為，在俄境內生活的人都算“俄羅斯人”。
再考慮到這些年來，類似“停止餵養高加索！”這樣的口號在俄羅斯人中間頻繁出現，反少數族裔移民（尤其是高加索移民）的事件更是層出不窮，俄羅斯人對一直有二心的車臣心態轉變，表露出“隨便”的態度，就不難以理解了。
當然這其中也有私心盤算，畢竟不足兩萬平方公里的車臣在龐大的俄羅斯面前只是個彈丸之地，為之付出太多是否有足夠的回報？靜下心來的俄羅斯人不會不想這些現實問題。但如果車臣面積占俄羅斯的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呢？俄羅斯人必是另外一種心態。
同樣在車臣，“獨立精英們”憑空畫的一張張獨立後的大餅也漸漸被一般車臣人看透。即使在殘酷的第二次車臣戰爭剛結束不久後的2003年，車臣75個居民點舉行的一項民意調查結果表明，70%的車臣人仍認為，車臣應作為俄聯邦的一個主體留在俄羅斯版圖內，因為“這是歷史的必然，只有依靠強大的俄羅斯，車臣才能恢復經濟增長和法律制度”。
“不經風雨，難見彩虹。”從激情、動蕩和衝突回歸理性、務實與平和後，所達到的一種爲大多數人所接受的新平衡甚至貌似又回到最初的狀態——前後治理模式無大區別，但人是心已非——沒經歷此交鋒和碰撞，圍城心態總是難去，舒暢心情總是難求。這或許正是民族間關係分分合合發展演進之必然。
中國的民族關係的解决或也可從中有所借鑑。
其四，對教育、交流和經濟發展功效的盲目樂觀。國際上有這樣一種判斷：宗教極端勢頭源自青年一代的貧窮生存困境——他們爲無法接受教育、高失業率和絕望情緒所深深困擾。共產黨也表現出類似的邏輯，對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和教育普及能緩解民族矛盾寄予了過高的期待。
但正如塞繆爾?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所指出的，參與宗教復興運動的人中，一個主要組成部分是體現多爾所說的“第二代本土化現象”的新中間階級。正如凱伯爾所指出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團體中的積極分子並不是年邁的保守主義者或目不識丁的農民。”對於穆斯林和其他人來說，宗教復興是一個城市現象，它吸引了那些現代取向的、受過良好教育的，在專業部門、政府和商界中追求事業的人。在穆斯林中，一些年輕人信仰宗教，而他們的父母卻是世俗的。
這個判斷在中國乃至世界的現實中也得到驗證。
以新疆爲例，分裂勢力在新疆大中專院校師生和各界維族知識分子中有廣泛基礎，這些人既受過教育，很多也有穩定，體面的工作或者不錯的未來。甚至可以說有影響力的“分裂骨幹”多出自這一群體。
自由派學者的問題
一些自由派學者往往想當然的認爲現在搞聯邦制，涉藏、涉疆問等民族問題就會迎刃而解，這其實也是另外一種自欺欺人。幾乎可以肯定的是，以在目前這種狀態，盲目搞“聯邦制”，基本上就是“獨立”情緒一天天嚴重。
此類自由派學者還是不要亂拋這種橄欖枝的好，更不要學當年共産黨那樣爲了實現某種目的而瞎許諾。應看到，共產黨執政下，西藏、新疆沒有“獨立”、“聯邦”之可能，未來中國政治民主化後，西藏、新疆也無“獨立”之可能，“聯邦”也是飄渺。中國未來無論由誰執政，對西藏、新疆的立場都不會有什麼太大變化。到時候，民族區域制度和民族優惠政策還會不會存在都難說，更不要說“聯邦”和“獨立”這種八竿子沒一撇的事了。如果“獨立”勢態惡化，被以漢民族為主體的中國人賦予了執政合法性的新民選政府也注定會果斷鎮壓這種“獨立”。本質上和實際效果上講，這和現在“以暴制暴”的路子沒有任何區別，民主化後的俄羅斯對車臣就是很好的例證。
另外，動輒吹噓胡耀邦時代民族問題是如何得到改善、少數民族地區是如何穩定祥和那一套的，也應該審慎反思。
海外學者周農建在“中國民族問題的困局與出路 ”一文中，已經給了很好的解答：
【當年蔣經國在台灣重用本土人士，開放黨禁，台灣人曾為此萬眾歡呼，而後來卻幾乎要將蔣氏父子鞭屍體揚灰，徹底否定中華民國，實現台灣獨立。原因何在？這就在於，本土意識或民族意識的成長發酵有一個過程，從一種被限制的狀況，突然轉到一種較少限制的狀況，當然會受歡迎，也會有一段滿意的平靜期，而本土意識或民族意識經過一段時間的成長髮酵後，又會再度膨脹，出現新的不滿，要求更多。為消除不滿，治國者常會採用安撫之策，於是這就導致一種循環：滿足，膨脹，再滿足，再膨脹，直到無法滿足，矛盾爆發。】
事實也證明如此。
除了國際上伊斯蘭教復興浪潮，中東、西亞、中亞、南亞等地相繼出現伊斯蘭教的復興和擴散，伊斯蘭宗教極端主義在各地泛濫，進而對新疆產生影響外，國內因素也必須一提。
文革結束後，由於錯判新疆形勢，給包括“東突黨”在內大量民族分裂分子平反，並把大批長期在新疆工作的漢族幹部調回內地，一批批極具排斥性的宗教狂熱和極端分子抬頭並大肆活動，進而波及社會各個層面，終使得新疆局勢在80年代以後一發不可收拾。
當然，一些動輒吹噓毛時代民族大團結的也要有所收斂。當時的文宣下，好的吹噓的多，不好的深藏的也多。很多民族問題被人爲的掩蓋，毛時代的民族叛亂分子都有實力擊退配有機槍和迫擊炮的成建制的解放軍部隊。這嚴重程度，大大超過2008年拉薩“3?14”打砸搶燒暴力事件。
更有一些學者，對照沒有按民族分區而治的美國沒有出現民族分離主義，並援引中國歷朝歷代治國經驗和蘇聯和南斯拉夫等民族分裂等事實，來批評和否定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提出廢除或調整行政區劃，這也多是不切實際和多此一舉。
從歷史上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已經是對少數民族獨立自決承諾背信後的補償之舉，在這個基礎上再進一步，只能招惹更多不必要的爭議和壓力，沒有太大必要。更不要說現實裡，黨專制下，區域自治制度早已是個空殼，徒有其名，何勞再專門廢除？
具體到“淡化區域的民族特徵”，“把民族概念與區域概念相分離”，“鼓勵內地人口向邊疆地區流動和鼓勵邊疆少數民族人口向內地流動”等建言，本質上講，這些建議和封建王朝“分而治之”、“遷徙”、“改土歸流”等都是一個層面的權謀之術，並不能根本上解決民族問題，這也為中國歷史所證明。
實際上，“淡化區域的民族特徵”是本末倒置，明明是因爲先有的民族特徴才有了區域特徵。再者人家祖祖輩輩，“生於斯，長於斯”，你又如何能做到“把民族概念與區域概念相分離”？一廂情願而已。
“移民”、“人口流動”說得好聽。西藏那地理條件，健康都難以保證；新疆那治安現狀，小命都不一定能保，誰願意去？
而且鼓勵少數民族向內地和發達地區、城市流動的結果在全球已經證明：至少在一定時期內必然是強化他們的民族認同和宗教歸屬並激化與不同宗教和民族間的矛盾。
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就指出——
【全球性宗教復興最明顯、最突出也是最強有力的原因，恰恰是那些被認為會引起宗教消失的東西：20世紀後半葉席捲世界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現代化進程。認同和權力體系長期存在的根源瓦解了，人們從農村移居到城市，脫離了他們的根基，從事新的工作或沒有工作。他們與大批陌生人相互作用，面對著一套新的關係。他們需要新認同根源、新形式的穩定社會，以及一套新的道德規範來賦予他們意義和目的。不論是主流的，還是原教旨主義的宗教，都滿足了這些要求。
新移居到城市的流動人口更需要感情上、社會上以及物質上的支持和引導，在這方面宗教團體比其他任何機構都做得多。正如拉吉斯?德布里所說，宗教對於這些人來說，不是“人民的鴉片，而是弱者的維他命”。】
與其盲目鼓勵到內地流動，還不如放開讓他們多去中東、去穆斯林國家觀摩體驗。到了那裡，很多人才能明白，所追求和嚮往的泛伊斯蘭並不是想像和布道中那般完美和諧。良園雖好，終是異國他鄉。
民族化躲不開的“一劫”
應該説，每個人，每個民族既有自私一面，也有認知局限性。強扭的瓜不甜，一家人尚可分家過日子，離婚分開單過，爲什麽不同民族就不能有獨立的想法呢？理論上講，有這種想法和有這種表達自由是完全允許的，爲自己和本民族追求更多政治權益也是天經地義的事。
最理想的狀態莫過於，在憲法和法律的允許下，人人可以和平的闡述自己的主張，甚至可以理性的遊行集會宣示自己的主張。這種自由其實可以擴大到中國各民族人中，有漢人看現在動輒抓大V，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槽糕現狀，喊兩嗓子自己寧可生活在享有民主和政治自由的“湖南國”，也不願意生活在這個獨裁讓人窒息的大國，也應有不被敲門、不被請喝茶的自由。
實際上，這個表達自由和搞分裂叛亂的界限，歐美一些國家已經給出過太多先例。
簡單地說，這種自由只能建立在有理智的底綫意識和對很多有廣泛民意基礎的既成事實的接受之上。針對平民搞恐怖襲擊，濫用暴力已經完全超越這個底線，是不會有任何可能得到認同的，遭到根本不在一個等級的國家暴力的“以暴制暴”是必然後果，這麼搞註定也是死路一條。
藏疆少數民族普通民衆更要認識到，獨立精英們畫的獨立後美好的大餅和當年共産黨畫的民族自決大餅本質上沒有任何區別，都是忽悠，台下一套，台上一套。建立在虛僞、欺騙和暴力之上的也只能是虛僞、欺騙和暴力。
要承認，共産黨有私心，漢族人有私心，那些熱衷獨立的“民族精英們”們也有私心！人人都有私心，私心也不見得全是壞事。真如自治或獨立，有的人日子肯定比現在過得好得多，但普通少數民族民衆的政治、經濟自由和權益是否比得上從前還是一個大大的問號。一般民衆也應該以自己的私心來判斷，光鮮亮麗、天花亂墜的口號，終抵不過現實的柴米油鹽。認清形勢，才能做出最有利於自己、進而整個民族的判斷，並進而以務實心態，積極爭取自己和本民族更大的經濟和政治權益。
另外，對於民族化，要看清到大勢所向，懂得民族化和現代化（姑且不去爭議現代化是否就是西方化這種常見的議題）的辯證關係。
所謂“漢化”，聽上去很難接受，但接受現代化的洗禮是躲不開的“一劫”（這“一劫”其實也是千載難逢的“一次良機”）。
其實，漢民族過去百年從長袍馬褂到西裝革履，從背四書五經到推崇西學，其被現代化滌蕩洗禮的曲折經歷業已證明，只有與時俱進才能繼承和發展能得到他人尊重和認同的的民族性。
對民族性最好的保護就是學習。要有勇氣和魄力面對並擁抱這場摧枯拉朽的全球化和現代化大勢，固步自封，沒有任何前途。落後愚昧的民族，終究要被邊緣化，乃至被淘汰，此狀態下的民族特色，如裹腳和辮髮一樣，不過是塊遮羞布或者他人獵奇的觀賞物。
更要清楚，“自治”不僅是一種權利的享有，更是一種義務的擔當。這義務就包括公民義務，遵憲守法義務。自治權如同信用額度一樣，自治權的擴大、額度的不斷增加是相互信任、相互履約擔責、互相評測的結果。一味讓少數民族無條件相信中央，結果就是被忽悠；而一味認爲中央應該向少數民族放權，結果就是濫用信用，導致已有的權利被束縛、削減——八九十年代的新疆實踐已經清晰無誤的證明這一點。
還要看到，宗教信仰自由之下的世俗化社會和政教分離政權是全球大勢所趨。搞排他性的宗教狂熱和極端，就像共産黨今天搞的反憲政逆潮一樣，終不過是過眼雲煙，是站不住脚的，也是持續不了多久的。
民族融合的不二途徑
在當今世界，滅絕、驅逐不可能成為選項後，解決民族問題，長期看無外乎民族融合和民族獨立。在中國，民族獨立不太可能成為選項後，民族融合成了不二選擇。
“構建自由、平等和公正的民族利益格局，是實現長治久安的基礎和保障，唯有如此才是解決民族問題的根本出路”，學者們這類冠冕堂皇的話很多，但多是中聽不中用。
應該看到，大漢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都是客觀存在的，兩者在相互排斥中又往往相互刺激，對挑動民族間矛盾推波助瀾。大漢族主義者們應慎言甚至禁言“漢化”、“殺無赦”等等肆無忌憚、充滿狹隘認識又於事無益的歧視性語句；而少數民族也須知並不是每個人都有信仰所在民族宗教的義務。信教有自由，不信教也有自由，有多少公開表達信教的空間，就應有多少公開表達不信教的空間。過激化的反應，也只會適得其反，失去更多人的尊重。
要承認，目前的認知條件下，指望一團和氣中解決民族問題是不現實的。實現民族融合這一目標，其過程都必然伴隨著摩擦、紛爭、衝突和甚至暴力。對任何一方，都要具備高姿態驅使下的容忍和尊重，和不得已使然下的收斂和敬畏，二者缺一不可，並從而達到一種求同存異般共生共榮的新平衡，進而讓尋求民主和法制解決紛爭成為必然，由此才能從血緣、種族、民族等盲目感情，抱團上升到更高層面的對共同價值觀和建立在此價值觀上的公民社會和國家認同成的共同理性追求。這才是真正實現民族融合的不二途徑——世界上多民族國家無數，並不是所有多民族國家都秩序混亂的，並不是所有多民族國家最終都會走向分裂的，他們完美或不盡完美的經驗都證明了這點。
而用加強黨的領導，用意識形態專政灌輸，用一種近乎邪教般的理念，用強大的專政機器做後盾，強行推進不同民族間“宗教、文化、種族、地域”的同化或融合，無疑是大方向性的錯誤。
（發表于《大事件》雜志第25期，2013年11月） 黃博，《大事件》主編
2015年7月27日星期一
《浅议人类的普遍进化的需求与南蒙古政客》- 读者投稿
根据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 人类需求的划分，现代人类大概是能够划分为五个层次的。 由物质或者心灵的刺激，从最低层次的生理需要（衣食住行性）渐渐过渡到到对其物质的保障“安全需求”、再上升到纯精神领域的“社会需求”、“尊重需求”，最后到达“自我实现的需求”这个人类精神顶端。其中底层次的“生理与安全、感情（被爱）”上的需要都属于低一级的需要，这些需要通过外部的客观环境就可以获得实现；而“被尊重”与“自我实现”这两个则是高级需要，他们是通过人类内部精神因素才能满足，而且一个人对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是无止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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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期，一个人可能有几种需要，但每一时期总有一种需要占主要支配地位，对其三观和行为起决定作用。在这里需要提醒一点：任何一种需要都不会因为更高层次需要的发展而消失。各层次的需要相互依赖和重叠，高层次的需要发展后，低层次的需要仍然存在，只是对其三观与行为影响的程度越来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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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一：一个孩童看见家乡穷人们的窘境便萌生出日后要成为慈善家、科学家或政治家的念头，以帮助穷人致富，这是他被客观环境刺激心灵后瞬间达到了“自我实现”的高级需要——通过努力实现自己的潜力，使自己越来越成为自己所期望的人物，以实现个人的个人理想与抱负。 但因为其孩童的客观条件（经验、智识）的局限，他很有可能随后遭遇困惑阻力而放弃这一需要，转而投身于更加容易获得的低级别需要，大多数人类都徘徊在这个过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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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二：一个知识分子看见家乡沦为殖民地、异族大规模进入定居，专制政府与异族企业肆意霸占牧民的草场，截断水流破坏环境、开垦草原与露天挖煤导致草场沙漠化，还不断的侵犯族人的基本人权，司法严重不公。他的知识涵养告诉他，如此下去家乡必然沦为沙漠，子孙后代必然为人奴隶，族人权利被践踏的悲剧会不断上演。他因此而对知识与法制的绝对推崇，而走上了捍卫真理与人权的民族维权事业，追求“自我实现”的需求。虽然底层次的（衣食住行、安全、被爱）需求还在制约着他，客观条件上也不是大富大贵或是勉强温饱之境，但这一点丝毫不会改变他对“自我实现”的强烈愿望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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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南蒙古哈达先生因拒绝屈服中国的专制殖民主义而被囚禁十九载而无惧，以示蒙古贵族之道德典范【这是义人与贵族的义务】。释放后继续为南蒙古发声，呼吁中国政府尊重维权牧民与所有南蒙古人的合法权益【公民的义务，南蒙古人的义务】。
又比如：南蒙古席海明先生从1981年至今，怀揣着对南蒙古的炽热的爱被迫流亡在外，自食其力中他还不断的游走在欧洲议会与政客间恳请国际社会干预谴责中国对南蒙古法西斯殖民暴政。他为无助的牧人；破败的草原；畸形的社会发展；囚牢中的政治犯，向全世界呼吁寻求列国的帮助。宁肯得罪中国专制政府而选择流亡海外二十余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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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二人是南蒙古人中追求最高的现实领域精神需求的代表，他们对于民族自决权与环境保护是没有任何物质利益上的追求的，否则也不会得罪强大的中国殖民专制而沦落到囚禁十九载和流亡二十余载的悲境。这种无条件为“自我理想与他人付出”的行为需求，正是通往一切学术的源头“宗教神学领域”中义人的道路，充满了神圣化而感召力极强，这是人世间最美丽的力量，超越了一切感性与理性认识，进而促成了一种神圣的使命感，由此构建成了义人的美学。它是充满了苛刻律己与痛苦矛盾的进化，勇于承担起时代所赋予的责任，赋予了人类生命最高形势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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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三：有一位在美国纽约居住的图门乌力吉(Tumenulzei Buyanmend) 先生，今年三月突然纠集五六个人掀起一场闹剧，后经调查此人事迹，也颇为令人唏嘘不已。观其一生在1981年爆发南蒙古学运事件时，他撇下对中国殖民暴政示威的同学而不顾，向中国共产党的提交入党申请书。因其对中共异常的乖巧的表现，随后他被分配到了内蒙古教育厅，但仕途不畅后90年代初前往日本下海经商，结果因个人能力依旧功亏于溃，因签证过期被递解出境在北京落魄之际结识中共统战部线人蒙克，随即开启了他为统战部工作的岁月。
从安排他就职前往蒙古国做访问学者，图门乌力吉每月从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领取近500美元的工资。随后的几年里又策划以金钱为诱饵主动向内蒙古人民党蒙古国分部主席苏亚拉图 “借钱”，数额达人民币8万元之多。 这期间又不断的向请阿拉坦先生用内蒙古人民党主席特木其勒图(席海明)的名义用英文给联合国难民署写信，号称在蒙古国安全没有保障，要求尽快去西方。
...（隐去牵涉其家庭私生活部分...编者）
纵观图门乌力吉先生的一生，从头到尾都是在“低级需求”中苦苦挣扎，对共匪专政的入党申请书到日本下海经商，从效忠中共统战部做访问学者实现特务人生，利用内人党主席席海明的身份为其开具政治难民的证明，再到美国定居购房积极投身抹黑、造谣、冒充内人党，打击曾经利用过的内人党主席。 不得不说为了中共的一些钱财他是发愤忘食式效忠卖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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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人类的普遍进化造成了人各有志的现状，高级需求者也不能对低级需求者报以蔑视，小编在此只能感叹一声：在进化的道路上，有些人是向高层次进步，而有些人徘徊在原地，但还有一些人却不断的超越人类的最低底线与需求，为了一些钱财食物丧失了现代社会基本人性之道德与法规，沦为飞禽走兽饥不择食的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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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期，一个人可能有几种需要，但每一时期总有一种需要占主要支配地位，对其三观和行为起决定作用。在这里需要提醒一点：任何一种需要都不会因为更高层次需要的发展而消失。各层次的需要相互依赖和重叠，高层次的需要发展后，低层次的需要仍然存在，只是对其三观与行为影响的程度越来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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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一：一个孩童看见家乡穷人们的窘境便萌生出日后要成为慈善家、科学家或政治家的念头，以帮助穷人致富，这是他被客观环境刺激心灵后瞬间达到了“自我实现”的高级需要——通过努力实现自己的潜力，使自己越来越成为自己所期望的人物，以实现个人的个人理想与抱负。 但因为其孩童的客观条件（经验、智识）的局限，他很有可能随后遭遇困惑阻力而放弃这一需要，转而投身于更加容易获得的低级别需要，大多数人类都徘徊在这个过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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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二：一个知识分子看见家乡沦为殖民地、异族大规模进入定居，专制政府与异族企业肆意霸占牧民的草场，截断水流破坏环境、开垦草原与露天挖煤导致草场沙漠化，还不断的侵犯族人的基本人权，司法严重不公。他的知识涵养告诉他，如此下去家乡必然沦为沙漠，子孙后代必然为人奴隶，族人权利被践踏的悲剧会不断上演。他因此而对知识与法制的绝对推崇，而走上了捍卫真理与人权的民族维权事业，追求“自我实现”的需求。虽然底层次的（衣食住行、安全、被爱）需求还在制约着他，客观条件上也不是大富大贵或是勉强温饱之境，但这一点丝毫不会改变他对“自我实现”的强烈愿望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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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南蒙古哈达先生因拒绝屈服中国的专制殖民主义而被囚禁十九载而无惧，以示蒙古贵族之道德典范【这是义人与贵族的义务】。释放后继续为南蒙古发声，呼吁中国政府尊重维权牧民与所有南蒙古人的合法权益【公民的义务，南蒙古人的义务】。
又比如：南蒙古席海明先生从1981年至今，怀揣着对南蒙古的炽热的爱被迫流亡在外，自食其力中他还不断的游走在欧洲议会与政客间恳请国际社会干预谴责中国对南蒙古法西斯殖民暴政。他为无助的牧人；破败的草原；畸形的社会发展；囚牢中的政治犯，向全世界呼吁寻求列国的帮助。宁肯得罪中国专制政府而选择流亡海外二十余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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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二人是南蒙古人中追求最高的现实领域精神需求的代表，他们对于民族自决权与环境保护是没有任何物质利益上的追求的，否则也不会得罪强大的中国殖民专制而沦落到囚禁十九载和流亡二十余载的悲境。这种无条件为“自我理想与他人付出”的行为需求，正是通往一切学术的源头“宗教神学领域”中义人的道路，充满了神圣化而感召力极强，这是人世间最美丽的力量，超越了一切感性与理性认识，进而促成了一种神圣的使命感，由此构建成了义人的美学。它是充满了苛刻律己与痛苦矛盾的进化，勇于承担起时代所赋予的责任，赋予了人类生命最高形势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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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三：有一位在美国纽约居住的图门乌力吉(Tumenulzei Buyanmend) 先生，今年三月突然纠集五六个人掀起一场闹剧，后经调查此人事迹，也颇为令人唏嘘不已。观其一生在1981年爆发南蒙古学运事件时，他撇下对中国殖民暴政示威的同学而不顾，向中国共产党的提交入党申请书。因其对中共异常的乖巧的表现，随后他被分配到了内蒙古教育厅，但仕途不畅后90年代初前往日本下海经商，结果因个人能力依旧功亏于溃，因签证过期被递解出境在北京落魄之际结识中共统战部线人蒙克，随即开启了他为统战部工作的岁月。
从安排他就职前往蒙古国做访问学者，图门乌力吉每月从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领取近500美元的工资。随后的几年里又策划以金钱为诱饵主动向内蒙古人民党蒙古国分部主席苏亚拉图 “借钱”，数额达人民币8万元之多。 这期间又不断的向请阿拉坦先生用内蒙古人民党主席特木其勒图(席海明)的名义用英文给联合国难民署写信，号称在蒙古国安全没有保障，要求尽快去西方。
...（隐去牵涉其家庭私生活部分...编者）
纵观图门乌力吉先生的一生，从头到尾都是在“低级需求”中苦苦挣扎，对共匪专政的入党申请书到日本下海经商，从效忠中共统战部做访问学者实现特务人生，利用内人党主席席海明的身份为其开具政治难民的证明，再到美国定居购房积极投身抹黑、造谣、冒充内人党，打击曾经利用过的内人党主席。 不得不说为了中共的一些钱财他是发愤忘食式效忠卖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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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人类的普遍进化造成了人各有志的现状，高级需求者也不能对低级需求者报以蔑视，小编在此只能感叹一声：在进化的道路上，有些人是向高层次进步，而有些人徘徊在原地，但还有一些人却不断的超越人类的最低底线与需求，为了一些钱财食物丧失了现代社会基本人性之道德与法规，沦为飞禽走兽饥不择食的之境。
让我们出埃及，吹响那自由的号角——席海明》 - 读者来稿
您好，我要投稿，还有很多不错的南蒙古文章或评论，日后慢慢发送到你们那里！
前段时间在巴黎时一直在听以色列的国歌《Hatikvah》，歌名翻译过来即“希望之歌”。深夜来临之际，我便会独自一人在房间整夜的单曲循环此歌，安静的听着犹太人在淡淡的哀伤中向着永恒的神明诉说着自己的苦难与两千年来的古老希望——在锡安之地和耶路撒冷，成为自由的人。每到此哀诉动情之处，我也不禁感同身受热泪盈眶。
公元前六世纪当犹太王国被巴比伦王国吞并，犹太人陆续逃离至埃及时，也许他们没有想到的是等待他们的是无尽的奴役与哭泣，上帝似乎对这个他们【圣经记载神是复数形式，三位一体】选的民族有特别的癖好，总是不厌其烦的通过苦难验证犹太人对神到底有没有忠贞的信心。斗转星移，几百年来埃及奴隶主用折磨与劳役无法迫使犹太人放弃礼拜日对神的祭拜，犹太人的弥赛亚精神反而越加顽固，他们坚信着神会得到他们对自由的见证，最终遣出使者拯救他们。 所谓求仁得仁，于是他出现了——摩西！
据《摩西五经》出埃及记章节中记载，摩西受上帝之命，率领被奴役的犹太人逃离古埃及，前往一块富饶的应许之地:迦南地。经历40多年的艰难跋涉，他在就要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去世了。在摩西的带领下，犹太人摆脱了被奴役的悲惨生活，学会遵守十诫，并第一次对着永恒的神明应征了渴望自由的心。可以说以色列在1948年复国独立前这二千多年期间，摩西对于犹太人来说意义非凡，是塑造一个民族灵魂与希望的奠基人。也是犹太人在屡次被外族压迫时，怀揣着希望向自由前进的号角。
摩西——这个自由的领路人，神灵意志的彰显者！他让我此时也想到了一个人，可以说他是我在中国殖民区生活时的希望之所在，因为强烈的被殖民压抑，他不自觉地成为了我心灵深处的某种层面上的精神支柱：只要他在，南蒙古就在。只要他在，希望就存在。这是一种年轻人朴素的心灵寄托，曾经何时在我年轻的灵魂中，他魅力非凡！他是我们南蒙古苦难与希望的流亡者——席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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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高中时期我在网络上搜索＜蒙古独立份子＞，网页中顿时如繁星般闪现出了无数的名字，当我立刻打开起首第一个链接＜内蒙古蒙独份子通缉名单>时，赫然出现了他的名字：席海明。此后再点开同类题材，这个名字始终顽固不化的排行第一，那种对他的神秘感和民族自豪感莫名悄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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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准格尔已然彻底沦陷，充斥着巨大的异族人口规模，所以对于我们准格尔人来说，每一份来自蒙古国或克尔梅克、布里亚特及南蒙古的积极有益的信息都会如数家珍式的令人兴奋不已。当我如饥似渴的看完内蒙古公安厅网页中夹枪塞棒抹黑式的对蒙独份子的详细资料后，我心中得到了巨大的慰籍，兴奋如狂：【看哪，立于天地之间的蒙古人他们还活着】，我永远不会孤独于这被满清及中国征服后的残垣断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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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世界中有一份独特的挚诚又沉重的爱，它不属于所有人又限制于客观条件，这是一份从悲伤叹息中拾起的坚韧，是理想主义者的咏叹调式的赞美。无论这份爱孤独终老还是埋骨他乡，怀揣着这份爱的人永远属于“流亡者”行列，这是义人最后的精神战场，它将流亡者的精神制作成一棵奇幻的种子投向远方故国的土地，生根发芽，开枝散叶，再等待后人为他取下那棵种子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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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到那年准格尔秋意渐浓，我的口袋里便有了两棵果实，一棵是我信步于田野、乡村与城市的愉悦念想，日本的达西东日布老师以极其优美典雅的文笔写下数篇短文如≪第四个奇迹≫，≪走过千年≫，≪我就是蒙古≫，≪跪下≫等等，这是一位蒙古贵族绅士向我发出了古典义人世界的邀请，我完全沉浸在着高雅的贵族世界中。
另一颗则是我苦于忧伤无助时的坚韧之伴，席海明从1981年至今，怀揣着对南蒙古的炽热的爱被迫流亡在外，他不断的游走在欧洲议会与政客间恳请国际社会干预谴责中国对南蒙古法西斯殖民暴政。他为无助的牧人；破败的草原；畸形的社会发展；囚牢中的政治犯，向全世界呼吁寻求列国的帮助。宁肯得罪中国专制政府而选择流亡海外二十余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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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位诗人说：“流亡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悲惨的命运，流亡者逃离困厄不前的现状，逃离专权独裁的国度，身体虽然是释放了，但却也被完全切断了和故国的关切联系，故国已经在地理意义上与他毫无关系。这是所有“流亡者”面对的集体境遇，这对忧愁伤感的流亡知识分子们是一个最大的精神打击，他们被割断了与母体的精神联系，被迫在异国他乡孤立于自我坚持的故国文化准则之中，顽固的彰显这个民族义人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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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对于流亡者来说，最能显现内心当中对于正义与真理的坚韧是缘于人类某种神赐于世人的本能吧。正如俄国哲学家列夫托尔斯泰所说的那样【在人类的精神领域中，一直有一种死而后生的力量存在，因为总会有那么一丝耀眼的光芒从人们的内心中升起，无论这个世界变得多么黑暗，这光芒将永远不会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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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年的秋天，有一些蒙古人匆匆忙忙在蒙古大地上撒下了种子便离去了，春夏秋冬四季轮回，另一群蒙古人无意间来到了这片丰美无比的草原，万物繁荣。
【小编：荣耀的君王，被钉死在他乡。用完全的义，担当我们的苦难。基督用死赎了我们的堕落与怯弱之罪，神才愿意与我们和解，让我们进入美好的世界，远离撒旦恶魔极致的奴役。
基督的这份舍身取义的恩典，只有真正懂得爱与正义的人才能理解，南蒙古是否能成为伊甸园在大地上的延伸之地，取决于怀揣着此信念的人是否足够多。
哈达先生用不屈之身投入进中国专制暴政的监狱，席海明先生则孤身一人游走海外吹响自由的号角。此二人是我海内外的自由的象征，让神灵{长生天}见证了我们蒙古人强烈的对“自由之国”的渴求之心。自由，此时便从神灵的权柄里赋予了南蒙古人。
至于我们是否接受这份来自神灵应许的自由，还要看南蒙古人是否召唤自由，毕竟神灵的大义，不是强拉硬拽式的。我们自己不召唤胜利，不为“自由见证我们的力量”，便永远沦为恶魔的奴隶。】
本小组强烈支持一切为南蒙古【民族自决权】而奋斗的组织和个人，强烈支持内人党及席海明主席！
- Borhonhuu
图门乌力吉评论席海明“二元主体”时得出了什么结论？－读者来搞
图门乌力吉评论席海明“二元主体”时得出了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结论：“1981年...蒙古族学生运动，...比中国89年学生运动早了整整八年。...足以证明，曾经创建过印度、中国和俄国三国版图的游牧民族政治敏感度是极高的。”
图门乌力吉难到不知道1976年的“四五运动”，不知道北京还有1978年的“西单民主墙”和魏京生？如果知道这些，是不是又会下结论说：汉人的政治敏感度极高呢？
接着他又说1981年抗议运动失败后三十年，南蒙古的汉人增加了两倍，“以至达到今天的三千多万，所有权利落入汉人之手也足以证明这点”。
他能不能说说他的数字出处，那里的统计说明汉人在80年代后在内蒙古人数增加了两倍？他说这个结果是所有权力落入汉人之手。我的疑问是，1981年之前蒙古人的权力有哪些，1981年后丢失了哪些？不能含糊其辞，否则无法令人信服。
图门乌力吉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正是这位前学生领袖席海明最近提出一个叫做“二元主体”的“新”理论。（参看田牧的报道：解读“内蒙古独立势力“真相）他的原话是：“内蒙古人民党最近提出新思维「二元主体」理论，即：蒙人和汉人，互利共存，平等双赢。”
“蒙人和汉人，互利共存，平等双赢”这口号有错吗？中国当局在内蒙古做到这点了吗？如果没有，这难道不是蒙古人合法手段争取自己自治权力的方向吗？
既然中共对内蒙古的自治承诺和宪法规定的民族权力没有成为现实，那就是内蒙古民族依法诉求的空间。自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以来内蒙古的有识之士，包括乌兰夫、茂敖海众多官员学者在内，也包括1981年抗议运动的领导者，参加者和支持者，都是在这个空间内争取民族权力。
图门乌力吉说“二元主体”也好，“多元一体”也罢，它的重点意思在于“体”上，断言只要说和中国一体，就是否定了“自治”的历史。我倒要问问图门乌力吉先生了解内蒙古自治运动的历史吗？你了解1981年抗议运动的历史吗？哪次运动是以建立独立体为明确目标的？
内蒙古自治运动和1981年的抗议运动的精神都是追求民族自决和民族权利的运动。如果南人党的理论家稍微有点理论常识，民族自决原则背后是民族平等，民族自决从来不是建立在歧视和压迫别民族的基础上。这也是我们反对大汉族主义，要求民族权利的原则基础。
内蒙古外来移民是产生民族矛盾的原因之一，移民问题是世界性的难题。移民矛盾也导致了世界种族战争，种族清洗和战争罪行。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即时在内蒙古自治区初期承认蒙古人是自治区主人的时期也没有完全抹杀汉人移民的权利，比如在土改和合作化运动时期，只是对权利多少做了区分。
在这里这位理论家显示出一点对历史的无知，“中共号称对南蒙古“自治“外加”照顾“，也就是说中国政府至少在口头上不得不承认蒙古人是这块土地的唯一的、真正的主人，然而其结果是蒙古人被大量的同化，蒙古文化濒临灭绝，牧场变成了外来非法移民的农耕地，所有权落到了汉人手里。” 中共什么时候承认过蒙古人是内蒙古的主人了？
看看中共领导人在有关问题上的讲话，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讲话就知道，乌兰夫当初推行一些区分蒙汉主客关系的政策都被北京制止了。还有似乎深受图门乌力吉推崇的茂敖海先生，他批评中华民族的概念是从马列关于民族自决的出发，不是从种族主义出发，这点要搞清楚了。
南人党理论家又说，“二元主体”反映了蒙古人的悲观情绪。他认为三千万汉人绝大部分是1947年后移民过来的，而中共政权倒塌，三千万汉人的“合法地位”也将随之结束。似乎在他眼中1947年以前的状态是合法的状态，理想的南蒙古应该恢复到从前。试问他了解1947年以前的南蒙古吗？那时候有内蒙古自治区这块统一的行政区吗？
说来说去，离开乌兰夫领导的内蒙古民族自治运动奠定的基础，你们挂在嘴上的那些反对移民和民族权利根本无从谈起。你们又凭什么大言不惭，否定这个，批判那个？！
南人党理论家最后说了些国际笑话。他说“外来者的占据在时间上的长久并不等于合法”，香港和澳门被英葡占领，因为有条约，所以合法，若没有条约，就是非法。按他的逻辑，解放军同西藏签订“十七条”的城下之盟就是统治西藏的合法基础。他可能从来没听说过国际上有不平等条约。
他又说““二元主体”和达赖喇嘛所倡导的“中间道路”是完全两码事，“中间道路”丝毫没有承认和接受外来移民”。达赖喇嘛中间道路强调在中国框架内解决西藏问题。按照他的逻辑，难道西藏人也都要去谴责达赖喇嘛接受了“一体”，也就是“一国”的现实吗？
最后又来了一个国际冷笑话：“在我看来，对蒙古人而言，是否正式承认和接受外来非法移民，与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对于巴勒斯坦人民的重要性是一样的！”
他的意思是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人的，因为以色列是移民过去的。不知他知道不知道，以前巴勒斯坦约旦以色列这些地方都叫巴勒斯坦，那块地方上的犹太人都是别处移民过去的，特别是在二战后大批的移民过去。那他是不是要承认整个巴勒斯坦是巴勒斯坦人的，以色列的存在是非法的？
但以色列的合法性理由是古代犹太人在两千年前在巴勒斯坦那块地方聚居过，所以要复国。最后回到内蒙古的汉人移民问题。他们要驱赶汉人，难道他们没有想过，汉人也可以拿出在内蒙古出土的汉人国家的文物作为根据驱赶他们吗？他敢肯定他的祖先两千年前一定在现在的内蒙古吗？
图门乌力吉难到不知道1976年的“四五运动”，不知道北京还有1978年的“西单民主墙”和魏京生？如果知道这些，是不是又会下结论说：汉人的政治敏感度极高呢？
接着他又说1981年抗议运动失败后三十年，南蒙古的汉人增加了两倍，“以至达到今天的三千多万，所有权利落入汉人之手也足以证明这点”。
他能不能说说他的数字出处，那里的统计说明汉人在80年代后在内蒙古人数增加了两倍？他说这个结果是所有权力落入汉人之手。我的疑问是，1981年之前蒙古人的权力有哪些，1981年后丢失了哪些？不能含糊其辞，否则无法令人信服。
图门乌力吉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正是这位前学生领袖席海明最近提出一个叫做“二元主体”的“新”理论。（参看田牧的报道：解读“内蒙古独立势力“真相）他的原话是：“内蒙古人民党最近提出新思维「二元主体」理论，即：蒙人和汉人，互利共存，平等双赢。”
“蒙人和汉人，互利共存，平等双赢”这口号有错吗？中国当局在内蒙古做到这点了吗？如果没有，这难道不是蒙古人合法手段争取自己自治权力的方向吗？
既然中共对内蒙古的自治承诺和宪法规定的民族权力没有成为现实，那就是内蒙古民族依法诉求的空间。自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以来内蒙古的有识之士，包括乌兰夫、茂敖海众多官员学者在内，也包括1981年抗议运动的领导者，参加者和支持者，都是在这个空间内争取民族权力。
图门乌力吉说“二元主体”也好，“多元一体”也罢，它的重点意思在于“体”上，断言只要说和中国一体，就是否定了“自治”的历史。我倒要问问图门乌力吉先生了解内蒙古自治运动的历史吗？你了解1981年抗议运动的历史吗？哪次运动是以建立独立体为明确目标的？
内蒙古自治运动和1981年的抗议运动的精神都是追求民族自决和民族权利的运动。如果南人党的理论家稍微有点理论常识，民族自决原则背后是民族平等，民族自决从来不是建立在歧视和压迫别民族的基础上。这也是我们反对大汉族主义，要求民族权利的原则基础。
内蒙古外来移民是产生民族矛盾的原因之一，移民问题是世界性的难题。移民矛盾也导致了世界种族战争，种族清洗和战争罪行。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即时在内蒙古自治区初期承认蒙古人是自治区主人的时期也没有完全抹杀汉人移民的权利，比如在土改和合作化运动时期，只是对权利多少做了区分。
在这里这位理论家显示出一点对历史的无知，“中共号称对南蒙古“自治“外加”照顾“，也就是说中国政府至少在口头上不得不承认蒙古人是这块土地的唯一的、真正的主人，然而其结果是蒙古人被大量的同化，蒙古文化濒临灭绝，牧场变成了外来非法移民的农耕地，所有权落到了汉人手里。” 中共什么时候承认过蒙古人是内蒙古的主人了？
看看中共领导人在有关问题上的讲话，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讲话就知道，乌兰夫当初推行一些区分蒙汉主客关系的政策都被北京制止了。还有似乎深受图门乌力吉推崇的茂敖海先生，他批评中华民族的概念是从马列关于民族自决的出发，不是从种族主义出发，这点要搞清楚了。
南人党理论家又说，“二元主体”反映了蒙古人的悲观情绪。他认为三千万汉人绝大部分是1947年后移民过来的，而中共政权倒塌，三千万汉人的“合法地位”也将随之结束。似乎在他眼中1947年以前的状态是合法的状态，理想的南蒙古应该恢复到从前。试问他了解1947年以前的南蒙古吗？那时候有内蒙古自治区这块统一的行政区吗？
说来说去，离开乌兰夫领导的内蒙古民族自治运动奠定的基础，你们挂在嘴上的那些反对移民和民族权利根本无从谈起。你们又凭什么大言不惭，否定这个，批判那个？！
南人党理论家最后说了些国际笑话。他说“外来者的占据在时间上的长久并不等于合法”，香港和澳门被英葡占领，因为有条约，所以合法，若没有条约，就是非法。按他的逻辑，解放军同西藏签订“十七条”的城下之盟就是统治西藏的合法基础。他可能从来没听说过国际上有不平等条约。
他又说““二元主体”和达赖喇嘛所倡导的“中间道路”是完全两码事，“中间道路”丝毫没有承认和接受外来移民”。达赖喇嘛中间道路强调在中国框架内解决西藏问题。按照他的逻辑，难道西藏人也都要去谴责达赖喇嘛接受了“一体”，也就是“一国”的现实吗？
最后又来了一个国际冷笑话：“在我看来，对蒙古人而言，是否正式承认和接受外来非法移民，与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对于巴勒斯坦人民的重要性是一样的！”
他的意思是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人的，因为以色列是移民过去的。不知他知道不知道，以前巴勒斯坦约旦以色列这些地方都叫巴勒斯坦，那块地方上的犹太人都是别处移民过去的，特别是在二战后大批的移民过去。那他是不是要承认整个巴勒斯坦是巴勒斯坦人的，以色列的存在是非法的？
但以色列的合法性理由是古代犹太人在两千年前在巴勒斯坦那块地方聚居过，所以要复国。最后回到内蒙古的汉人移民问题。他们要驱赶汉人，难道他们没有想过，汉人也可以拿出在内蒙古出土的汉人国家的文物作为根据驱赶他们吗？他敢肯定他的祖先两千年前一定在现在的内蒙古吗？
匈奴、鲜卑、突厥、蒙古的真实关系
匈奴是现代蒙古人和突厥人的共同祖先，匈奴帝国是蒙古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这是基本的历史常识。
2006年，在法国遗传学家Christine Keyser-Tracqui的名为“Population origins in Mongolia：genetic structure analysis of ancient and modernDNA”的研究当中，用2,300年前的古匈奴贵族尸体与现在蒙古地区的蒙古人群体，以及现代安纳托利亚的土耳其人群体进行的Y染色体、线粒体、常染色体脱氧核糖核酸分析。结果表明，古匈奴和当代蒙古人为延续世系，而现代土耳其人与蒙古人更多的是文化和语言学上的交流而非基因上的交流。
匈奴国末期被自然灾害、内斗折磨得逐渐衰败，此时四周长期受匈奴欺辱的鲜卑、汉朝、乌孙、丁零、乌桓热火朝天地进行反攻清算，鲜卑成为攻击匈奴的主力。公元46年，由于鲜卑和其他民族长年地进逼，加上内乱不断灾荒不绝，曾经雄踞朔原的北匈奴被迫败退到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和阿尔泰山地带。其后奄奄一息的北匈奴又屡屡惨败，最后由鲜卑国在匈奴国的原有领土上建立了强大的鲜卑国，60万匈奴人融入鲜卑国，另有一部分匈奴西迁。
2007年的另一项名为“Genetic analyse sontheaff inities between Tuoba Xianbei and Xiongnu populations”的研究中，遗传学者用拓拔鲜卑的mtDNA与匈奴进行对比，结果两者高度吻合，证明匈奴与鲜卑的基因传承关系。
突厥也是蒙古人种，高加索相貌是后来混入。所谓游牧民族，就是到处游荡的放牧，今年在中国长城脚下放牧，过几年草场闹鼠灾，蝗灾或其他疫情时，就可能转场去中亚草原了，再过十年中亚草原再闹灾时，可能就转场去东欧草原了，一路掠夺人口，可能一个突厥男人在中国长城下放牧时抢了一个中国女人生一个儿子是纯蒙古人种，在中亚又掠夺了一个波斯女人生一个儿子是欧亚混血，十年后他欧亚混血的儿子在东欧又掠夺了一个俄罗斯女人生个孙子是纯高加索人了，结果一家人蒙古人种，欧亚混血，欧洲人都有，最后没准这个家族后裔就成土耳其人。
蒙古语和突厥语都源自突厥语，两种语言底层都是相同的，两种语言分化是突厥西迁后的事情，而突厥西迁前的固有词汇，在当代蒙古语和当代土耳其语、乌兹别克语、维吾尔语是共同词汇。
中国人说的“东胡”就是匈奴的另外一种古代名称，中文是两种表达，但是同一群人。原始突厥是匈奴里的北匈奴一支，居住在贝加尔湖西边，属蒙古利亚类型，这个地方是苏武牧羊之地，当时看管苏武的匈奴人就是突厥人，贝加尔湖西岸跟西方人居住地很近，当时属于高加索种人的塞种人游牧地区跟此地接壤，所以突厥人在早期就混入高加索血统很正常，但那个时代突厥还是蒙古利亚人血统为主体的人群。
帖木儿时代，蒙古民族刚刚诞生，刚刚脱离了突厥别部概念，而突厥西迁也没多长时间，那个时代的突厥人和蒙古人的关系，有点像今日的新加坡人和中国人的关系，属于亲属的关系。
历史上匈奴、突厥、蒙古同波斯的关系远比同中国的关系要密切，匈奴、突厥的领土都是横亘东亚中亚的，当时中亚居民是讲波斯语的粟特人，塞种人等民族，这些民族也农耕民族，有富庶的城市群，匈奴、突厥人在东部边界打中国，在西部边界跟波斯语民族常年战争，并且匈奴经常直接管理中亚的波斯语城邦，而突厥更直接，突厥人则直接鸠占鹊巢的抢夺了波斯语民族在中亚的城市，进而中亚的突厥人融入了波斯血统成为欧亚混血的穆斯林人群，所以波斯历史书关于匈奴和突厥的记载远比中国历史详细。
土耳其人和蒙古人一样，原本也是信奉腾格里和萨满，后来才皈依了真主。阿提拉属于现在的蒙古和土耳其。
鞑靼人一名，最早於西元5世纪出现于游牧部族中（见“OtuzTatarBodu”，即“鞑靼三十部”），其活动范围在蒙古东北及贝加尔湖周围一带。鞑靼人使用蒙古语，在蒙古部出现前，塔塔儿（鞑靼）一词代表说蒙古语的部族。13世纪初，这些蒙古突厥游牧民族的不同群体成为蒙古征服者成吉思汗部队的一部分，其后蒙古人与突厥人互相混杂在一起，因而入侵俄罗斯和匈牙利的蒙古军队，就被欧洲人统称为鞑靼人。
公元6世纪突厥汗国王族的长相，典型的蒙古人种
成吉思汗时代是不存在蒙古民族的，成吉思汗本人是个突厥人，成吉思汗从来也不知道有个民族叫蒙古民族，因为蒙古民族形成是他死后的事，那个时代蒙古民族还没诞生。
先有成吉思汗统一北亚草原突厥各部，建立蒙古国，蒙古国民开始自称蒙古人，时间久了在共同的蒙古人认同下，才逐步诞生发展固定下来了蒙古文明（含服饰文字宗教）等蒙古民族才诞生，这个先后顺序要知道。成吉思汗西征，灭南宋的所谓蒙古人，准确定义是：蒙古国的人，而不是蒙古民族，因为那个时代蒙古国刚诞生，蒙古民族尚在形成初期，还没有摆脱突厥别部概念。所以元帝国时代从中亚大量引进自己的伊斯兰化的突厥亲戚色目人来华一起统治中国人。
中国史书一直混淆蒙古人和突厥人的关系，真实的史实是：蒙古是突厥人的一支，属于留守突厥人，突厥语和蒙古语在突厥西迁时才出现分裂，所以今天蒙古语的底层单词比如牛羊马这类的突厥时代就有的词汇跟土耳其语一样。帖木儿和成吉思汗时代突厥西迁不久，蒙古也刚刚脱离突厥别部概念，所以蒙古人只要西迁后皈依了伊斯兰教，就演变成新的西迁突厥人。
蒙古人不是成吉思汗时代就一夜间从天上掉下来的，蒙古人自古就生活在蒙古高原，他们古代属于北匈奴人的一支，属于同属北匈奴的突厥人，曾跟另外一个突厥部族土库曼人一起生活并结成联盟，中世纪突厥本部和土库曼人西迁后，一部分突厥人留守了下来，成为后世的蒙古人。突厥西迁并非中国人所谓的被唐朝击败，唐朝之后的五代十国中突厥人的一支沙陀人还曾建立过后晋，后唐，后汉，北汉等几个政权，突厥留守部族由多个部族组成，1162年留守突厥的蒙兀儿部里诞生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统一了突厥西迁后分裂的北亚草原（当时蒙古人未诞生，所以还没蒙古草原称北亚草原或突厥草原），统一了北亚草原后，成吉思汗以蒙兀儿的名字命名新的统一帝国为蒙古，蒙古帝国建立后，北亚草原各留守突厥人都以蒙古为这个统一的民族名字，蒙古民族从此诞生，蒙古人就是留守突厥人，蒙古民族诞生前从北亚草原西迁的所有人都叫突厥人，蒙古民族诞生后西迁的蒙古人再伊斯兰化后演变成新的西迁突厥人，会很自然的融入当地老突厥人中去。
突厥帝国建国前，突厥人（含蒙古人祖先）就叫匈奴人，属于北匈奴人，古代游牧民族和现在的俄罗斯一样没有人种概念，讲同一种语言居住在各地的人们，在不同时代都以自己的政权名字自称是什么人，突厥人和蒙古人就是这么诞生的，先有突厥帝国和蒙古帝国，后有突厥民族和蒙古民族，这个先后关系对农耕固定文化的汉人理解起来很困难，不论匈奴人，突厥人还是建国初期的蒙古人他们是一个语言群体，他们间一脉相承的关系并没有割裂，不是中国人眼中的所谓“北方草原经常你来我往的更换民族”。
突厥属于北匈奴人，突厥帝国建立后才诞生了突厥民族，蒙古属于突厥，蒙古帝国建立后，才诞生了蒙古民族。打个中国人能理解的比喻：秦国属于周朝人，秦人本是周朝西北地区的居民，秦人建立秦国后，秦民族才诞生，而刘邦属于秦朝中原人，刘邦建立汉朝后，汉民族诞生，不论周人，秦人，汉人都是一脉相承的同一群体，汉人与匈奴/突厥/蒙古体系的区别是：汉人是农耕民族，自古定居在一块地方轻易不迁移。而匈奴/突厥/蒙古体系民族是游牧民族，居无定所，经常是本部迁移游牧走了，强大的别部成为了新本部。
突厥蒙兀儿部大部分随突厥本部西迁中亚，定居在河中地区东南部并且伊斯兰化，就是蒙古尔斯坦地区，一部分蒙兀部留在了突厥草原（当时蒙古民族没形成了，不叫蒙古草原），成吉思汗就是这部分的人。
帖木儿就是蒙古尔斯坦的伊斯兰化突厥人，他祖先西迁前有与成吉思汗的祖先是亲戚。
蒙古西征的地区，其实多是自己的同胞，西迁突厥人的地区，蒙古西征到多瑙河时，当地还居住着几个西迁的突厥小部族，这些人日后演变成波黑人的祖先。
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纥、蒙古是一个国家的不同朝代，相当于中国的秦、汉、宋、明的传承概念。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也是很多异族建立的政权，道理跟匈奴、突厥、回纥、蒙古是一个国家的不同朝代一样。中国历史上各朝代都是由不同民族建立，秦是戎狄；汉是楚南蛮；唐是鲜卑。至于辽金元清，根本就是纯粹的外族国家了。
中国人一直强调中国的历史统一性，而重点强调其他民族的不完整性，试图给人一种错觉：中国一直是一个统一体，而蒙古你来我往，主人经常更迭。而真实的史实是：蒙古也是本部迁移，别部当了新本部，人家也没换主人，也是完整统一体的历史进程。
而中国将其他民族的定义缩到无限小，把所谓“中华民族”的伪定义扩到无限大。现在中国官方把“中华民族”的大帽子往别人身上一扣，搞得很多民族都很郁闷。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有56个成员组成，而这56个民族包括蒙古族、俄罗斯族、哈萨克族、满洲族、朝鲜族。那么以此类推，既然中国境内的蒙古族、俄罗斯族、哈萨克族、满洲族、朝鲜族都是中华民族，那么俄罗斯的俄罗斯人和蒙古人、蒙古国的蒙古人、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人，这些人与我国的俄罗斯族、蒙古族、哈萨克族等都是同一个民族，所以按“中华民族”的可笑逻辑：全世界的俄罗斯人、蒙古人、哈萨克人、满洲人和朝鲜人全部都是“中华民族”？
历史上，中国经常被这些北方外国人灭了半壁江山甚至灭国，如果这些外国人是“少数民族”的话，历史上那么多南迁汉人都成阻碍祖国统一和抗拒民族融合的罪人了，杨家将、岳飞、文天祥也都成阻碍祖国统一和抗拒民族融合的罪人了。
因为中国很多少当代少数民族都跟匈奴/突厥有关系，外加现在突厥和蒙古民族主体都在境外，而且都有自己的母国，所以中国历史书必须把匈奴/突厥和当代中国的很多民族割裂掉，千方百计的把匈奴/突厥纳入所谓的“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现代已经消失掉了。把匈奴/突厥打造成古代民族就跟当代很多少数民族没有关系了，那些少民自然就成了所谓“中华民族“的几十朵花了。
但是真实的史书和民族关系并不是这样，匈奴/突厥的后代并没灭绝。
中国千方百计的把匈奴/突厥纳入古民族现在已经消失的人群，毫不犹豫的把讲匈奴/突厥语言但在不同时代被汉字史书写成不同称呼的同一个人群或同一个人群中的一支，果断的当做一个跟匈奴/突厥人完全没关系的新民族，所以读习惯了国际正常史书的外国人阅读中国当代历史书时，经常一头雾水，“怎么很多少民都好像从天上突然掉下来的，没祖宗啊？”，“怎么北亚草原经常更换主人啊，原来的主人一夜间都好像死光光了”。呵呵
并且中国当代史书还像韩国当代史书一样固执的雷人，发明了很多让读习惯了正常史书的人喷饭的词汇，比如“突厥化的蒙古人”，这个词汇就跟“中国化的台湾人”，“中国化的香港人”一样雷人，但中国人却认为很正常，因为他们不知道突厥和蒙古的真实关系，果断的相信世界上有一种人叫“突厥化的蒙古人”。
突厥人原本就是跟今天蒙古人一样的蒙古利亚类型人种，当代突厥人的语言相近，但人种分一下几个集团：
【1】原始突厥人西迁中亚后，游牧突厥人很少跟波斯人混血，主体还保留原始突厥人血统，还是蒙古利益类型的人种，比如：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等民族。
【2】原始突厥人西迁中亚后混入波斯语诸民族的白种血统，农耕突厥人演变成欧亚混血的人种，比如：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维吾尔人等。
【3】欧亚混血人种的中亚伊斯兰化突厥人继续西迁，西迁的至高加索以西的欧亚混血突厥人混入了亚美尼亚人，希腊人血统，演变成白种人南欧型人种，比如：土耳其人，阿塞拜疆人等。
【4】欧亚混血人种和蒙古利亚人种的中亚伊斯兰化的突厥人继续北移，进入斯拉夫人的东欧，演变成东欧鞑靼民族。鞑靼人有两个人种：斯拉夫人种的鞑靼斯坦人，伏尔加鞑靼人。欧亚混血人种的克里米亚鞑靼人，西西伯利亚鞑靼人。
长生天就是萨满教，突厥人西迁前也是萨满教徒拜长生天，成吉思汗是突厥人蒙兀儿部，他当然也是萨满教徒。
长生天即蒙哥·腾格里，突厥语是ManguTangri，蒙古语是MongkeTangri
【安禄山】安禄山是突厥人，他儿时玩伴也是他日后的副手史思明也是突厥人，他们是同部族的老乡。安禄山这个名字是土耳其语“战斗力”的意思，最初被翻译成“阿荦山”或“扎荦山”，按照今天的翻译方式应该是“亚力山大”，“安”这个姓是安禄山在其母改嫁于突厥军官安延偃后冒用的姓。
【史思明】安史之乱的另一个始作俑者史思明也是突厥人，史思明本姓阿史那（Ashinas），他原名是阿史那·崒干，这个名字在土耳其语的意思是“苍色狼眼的狼”。
【石敬瑭】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本姓朱邪，属突厥沙陀部（TurkeyCigil），该部就是突厥阙特勤碑提到九姓乌古斯（Oghuz），是古代西突厥最大的部族联盟。突厥西迁后，在10世纪末，乌古斯改称土库曼（Turkmen）。
【李亚子】毛主席曾借用过一句古话“生子莫如李亚子”，李亚子暨李存勖，突厥沙陀人，后唐庄宗，生前实现了对中国北方的大部统一，以勇猛闻名。
安禄山，史思明，石敬瑭，李克用，李存勖都是土耳其语和汉语双语使用者
就如同意淫“汉朝打败匈奴导致匈奴西迁”一样，中国人同样意淫“唐朝打败突厥导致突厥西迁”。其实动动脑子就会发现，唐朝都灭亡了，留守突厥人还有能力建立后晋后唐后汉北汉等几个政权，突厥贵族石敬瑭都有出卖幽云十六州的能力。而西迁的突厥本部势力则更大，突厥西迁的真实情况是：当时中亚河中地区波斯人的庞大城市群被突厥人彻底拿下后，突厥人需要迁移大量人口去管理中亚的波斯城市群，而当代伊斯兰化的突厥文明正是形成在中亚河中地区的前波斯人城市里，河中地区是伊斯兰突厥文化的发源地，在此之前在东方时，突厥人就是近代的蒙古人形象，是萨满教徒而不是伊斯兰。
唐末大乱天下最有实力的两个集团就是突厥留守部族沙陀人和汉人朱温集团，可见西迁的突厥本部实力更是了得，突厥留守部族沙陀人最终建立了后唐等政权。
列宁的祖父尼可莱·乌里扬诺夫出生在一个卡尔梅克蒙古农民家庭。祖母安娜·丝米尔诺娃是一个来自阿斯特拉罕的卡尔梅克女子。列宁的姓氏“乌里扬诺夫”在蒙古语中意为“水边的白杨树”。
过去的俄罗斯史学界通常把蒙古人统治的两百多年的时间称为“鞑靼枷锁”，但对这一时期-的看法却不尽相同。其中，有些人对蒙古的统治持全盘否定态度。他们认为“蒙古的统治，是俄罗斯历史上最具悲剧性的一页，使俄罗斯脱离了欧洲大家庭”。但是，-也有人看法不同，如18—19世纪的历史学家卡拉姆津，就主张“莫斯科的强大应该归功于蒙古”。在当代学者中，以古米廖夫为代表，认为所谓的“鞑靼枷锁”-并不存在。相反，“俄罗斯与蒙古的联合，使俄罗斯在与西方的争斗中，立于不败之地”。今天，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俄罗斯的形成有明显的当年蒙古的因素。1920年代，俄罗斯的-欧亚主义就说：“俄罗斯族人与西方不相干，与斯拉夫（Slavdom）也无关。”克柳切夫斯基和他的学生认为俄罗斯的统一，蒙古至少有一-半功劳。另一位欧亚主义哲学家特鲁别茨科伊在他的经典着作《论俄罗斯文化中的图兰成份》指出莫斯科要感谢蒙古统治，俄罗斯政府制度也是蒙古式的。从本质上-说，俄罗斯是一个东正教蒙古国家。俄罗斯人的日常生活深受蒙古影响，有大量蒙古语借字、邮政、税收、服饰也受蒙古影响，军法制度也是从蒙古学的。
在蒙古四大汗国衰败之后，前金帐汗国属国的俄罗斯崛起并占领了从前蒙古帝国中的相当一部分。俄国统治者曾经代表蒙古进行收-税，因为蒙古人很少视察他们占有的土地。今天，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俄罗斯的形成有明显的--当年蒙古的因素。克柳切夫斯基和他的学生认为俄罗斯的统一，蒙古至少有一半功劳。另-一位欧亚主义哲学家特鲁别茨科伊在他的经典着作《论俄罗斯文化中的图兰成份》指出莫斯科要感谢蒙古统治，俄罗斯在占领喀山与阿斯特拉罕后才成为强国。在伊凡沙皇登基-时，俄罗斯宫廷中已有三分之一的人具有蒙古血统，俄罗斯政府的制度也是蒙古式的。从本--质上说，俄罗斯是一个东正教蒙古国家。俄罗斯人的日常生活深受蒙古影响，有大量蒙古-语借字、邮政、税收、服饰也受蒙古影响，军制与法制是从蒙古学的。
蒙古的喀山汗国、阿斯特拉汗国、西伯利亚汗国、克里米亚汗国、诺盖汗国、蓝帐汗国、白-帐汗国的蒙古贵族们后来供于俄罗斯公国，成为很多大公、王公贵族的姓氏起源。俄罗斯-曾有蒙古血缘的大公92个，50个王，13个公侯、300多个贵族姓氏。
根据弗朗西斯·福山的看法，俄罗斯的政府结构建立在传统的蒙古式掠夺性方法之上。俄罗斯从未民主过。斯大林所采用的统治原则跟蒙古人一样。而普京就是一个21世纪的蒙古人，而非其他。现在，因为俄罗斯还是一个富裕的国家，领头的蒙古人意识-到为了获得正统性和国民的爱戴，他必须分配出一部分财富。这就是现在低税负和低负债的原因。由于上述原因，现在的俄罗斯抗议活动，我们必须赞赏和鼓励的这-些活动，却也无法打败这个蒙古体系。
很多人误以为唐朝是汉人建立的朝代，历史上经常把唐朝跟汉朝并称“汉唐”，这容易让历史知识欠缺的人产生误解，尤其是在民族问题上。
那么唐朝是农耕民族汉人建立的吗？答案绝对是否定的，历史资料证明：唐朝建立者的民族属性毫无疑问是胡人（中国古代对北方和西方外国人的称呼），即李唐王朝的统治者是游牧民族的后代。一言以蔽之，唐朝是由游牧民族建立的、经过高度汉化、但是仍保留民族特色的朝代。——这一点唐和辽相似。
一、唐王朝统治者家族的血统
唐王朝的血统已经清楚显示出他们属于突厥阿尔泰游牧民族。当然这里说的突厥人是当时北亚蒙古人种、信仰萨满的突厥，也就是后世蒙古人的前身，而并不是现在伊斯兰化且长相波斯化的那些突厥旁支。唐高祖李渊父系的七世祖名叫李暠，就是晋末张掖地区（月氏故地）西凉国的“凉武昭王”，西凉国是“鲜卑秃发”，后为南匈奴单于沮渠蒙逊吞并。
《魏书·列传》记载，西凉灭后李暠的后裔李翻投奔了阿尔泰山的柔然，曰：
“翻，字士举（休屠），小字武疆（无者），奔伊吾（阿尔泰山），臣于蠕蠕（柔然汗国）。
李翻的儿子后来投奔了拓跋北魏，为“镇西大将军”，从此在北魏一朝“大享名器，世业不殒”，世袭贵族名号。
唐高祖李渊的祖父名叫李虎是西魏“八柱国”之一，另有“唐国公”称号。西魏的“八柱国”与后世努尔哈赤的“八和硕”有一样的文化内涵。
史载李虎娶妻“独孤氏”，独孤是西魏鲜卑帝族。李渊的皇后即李世民的生母也来自鲜卑，史称“窦皇后”。李世民也娶妻鲜卑，称“长孙氏”。唐帝室难觅一丝汉民族血缘成份。
渊起兵并非一人，这是与突厥始毕可汗联手干的。当时始毕可汗与李渊是君臣关系，他们可能还有血缘关系。史载李渊与始毕可汗有约，曰：“若入长安，民众土地入唐公，金玉缯帛皆可汗有之”。他们联手内侵，遵循着匈奴以来结盟南下的传统。由于有突厥可汗的武力撑腰，李渊顺利取得关中重地，突厥则满载而归。
二、唐太宗李世民会说突厥语
唐太宗李世民会说突厥语是明白无误的。史书记载，唐高祖李渊时突厥颉利可汗率军攻入渭水便桥，秦王李世民迎战。在桥边李世民屏退左右，单独一人“与颉利可汗隔津而语，责以负约”。“太宗独与颉利临水交言，麾诸军却而阵焉”（《旧唐书》）。其时李世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还有诱之以利，于是突厥人抽身引退，并相约几天后便桥再会。其后他们如约而至，“刑白马，与颉利同盟于便桥之上”。
李世民说突厥语明矣，否则怎么可能“临水交言”呢？他们是完全的同类，他们说同样的语言，有同样的行为方式，有同样的文化背景。《隋唐嘉话》说，单雄信曾呼李世民之弟李元吉为“胡儿”，李元吉小字亦叫三胡；《旧唐书》也说，李渊曾孙滕王李涉“状貌类胡”，就是说其状貌类同胡人。
史载突厥薛举可汗及部下常与李世民共同围猎，“太宗与之游猎驰射，无所间然”，于是突厥部众“咸愿效死”。如果李世民平时说汉语就不可能出现“无所间然”的情况。李世民频频狩猎，“狩与尧山”，“狩与岐山”，“狩与骊山”，不绝于史，这显然是游牧民族的生存方式。
李世民策划宫廷政变，杀了哥哥太子李建成，夺得皇位，史称“玄武门事变”。参与事变的五个主谋人物的姓名，也明白地显示出民族背景：
长孙无忌，此人是后魏献帝之兄的后代，与李世民祖先一样也是世袭“柱国”，原姓拓拔，后改姓长孙，长孙无忌是唐太宗长孙皇后之兄。
房玄龄，此人是后魏镇远将军的后代，与长孙皇后是同宗。
尉迟敬德，原为突厥一骁将，善骑射，后来归降了李世民，成心腹。
屈突通，原为突厥将领，以勇武著称，后归降李世民，啜是“矢”的注音异写，一种贵族称号。
秦叔宝，此人悍勇异常，自称“不习文法”，可能一个汉字也不识，一句汉语也不懂。
《阙特勤碑》中有这样的话：“突厥的伯克们听命了可汗，为之征战了50年，向东征战到日出之地，直到靺鞨可汗之国，向西征战到铁门，降服了那里的所有国家”。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唐太宗依靠的是草原民族的军事力量，在突厥人看来唐皇帝不过是入主汉人的突厥可汗。
当李世民还是秦王之时，他就与突厥贵族结为兄弟了，如突厥突利可汗（始毕可汗之子，颉利可汗之侄），西突厥大渡（鞑靼）可汗，都是李世民的“安答”（蒙古语“兄弟”的读音），这些可汗死讯传来之时，太宗都为之摆朝举哀。如果李世民不是突厥人就不会与之结拜，这是由游牧文化的特质决定了的。
三、唐朝为什么如此开放？
唐朝为什么显得比较开放？这跟唐朝建立者的民族成分有很大的关系。
史书记载唐王室屡现“乱伦”之象，太宗死后唐高宗便把太宗的美妾武则天拥为己有了。所谓“乱伦”是后人的说法，在唐高宗看来并无此嫌疑，“妻其后母”是游牧民族的古老习俗，对于突厥出生的唐王室来说不存在道德障碍，乃是一种很自然的事。游牧民族自古没有守寡的传统，故唐代公主再嫁也多。武则天的故事与清初皇太后下嫁多尔衮类似，在当事人看来并无不妥，完全符合风俗习惯。
李世民有废太子名叫“承乾”，史载他学胡人椎髻，说胡语，吃胡食，爱慕突厥狼头纛，甚至不愿过宫廷生活，喜欢去草原游牧，结果被废黜。同样的事情北魏也发生了，魏孝文帝太子元恂留恋草原竟不愿南下，被迫南下后又擅自北上，孝文帝大怒，把他废为庶人。两个太子的行为已经清楚地反映出他们的民族背景。
我们看到唐初的“刺史”（地方军政首领）为清一色的突厥人，并且都是世袭，那是游牧民族固有的氏族军事组织的影子，与辽金时代的“探马赤军”蒙元时代的“达鲁花赤”非常相似，这种军事制度并不来农耕文化。
唐太宗的身份首先是突厥可汗，其次才是中原人的皇帝，两者主次分明，就像忽必烈首先是蒙古的大汗，其次才是中国的皇帝一样。
唐太宗昭陵有14个蕃王石像，唐高宗乾陵有61个，这种立蕃王石像的葬制不是汉民族固有的葬制，那是突厥墓前立杀人石习俗延续。突厥可汗墓前立杀人石代表他生前杀死的敌方首领。《阙特勤碑》有这样的话：“我为我父可汗立了杀人石，以无者可汗石列其首”。唐太宗立蕃王石像是对古老游牧文化的认同和传承。
《阙特勤碑》把“唐人”视作自己的远房兄弟，告诫突厥子孙引以为戒，不要去走唐人的汉化之路，这从另一角度反映出他们存在血缘认同。而《阙特勤碑》的立碑者竟是唐朝皇帝，汉文碑文竟是唐玄宗所撰，又进一步说明了这个问题，碑文中有“结为父子”之语，如果没有对突厥的认同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正因为唐朝皇帝是突厥血统，他们才会以极开放的心态面对中亚的游牧民族国家，他们的眼光不局限于中原，他们有兴趣去开拓广阔的东北和西北，那里自古以来都是他们的活动区域。
我们看到唐朝与游牧民族交往的那种深度和广度是汉民族创建的朝代从未有过的，因为统治者的血缘对其基本国策必然产生深远的影响，唐朝皇帝的游牧民族血缘正是唐代开放大气的深层原因。历史上中国人一直在回避唐朝皇帝的血统来源，因为不愿看到大唐盛世与胡人的关系。当我们以此去阅读和思考《旧唐书》的时候，许多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了。
2006年，在法国遗传学家Christine Keyser-Tracqui的名为“Population origins in Mongolia：genetic structure analysis of ancient and modernDNA”的研究当中，用2,300年前的古匈奴贵族尸体与现在蒙古地区的蒙古人群体，以及现代安纳托利亚的土耳其人群体进行的Y染色体、线粒体、常染色体脱氧核糖核酸分析。结果表明，古匈奴和当代蒙古人为延续世系，而现代土耳其人与蒙古人更多的是文化和语言学上的交流而非基因上的交流。
匈奴国末期被自然灾害、内斗折磨得逐渐衰败，此时四周长期受匈奴欺辱的鲜卑、汉朝、乌孙、丁零、乌桓热火朝天地进行反攻清算，鲜卑成为攻击匈奴的主力。公元46年，由于鲜卑和其他民族长年地进逼，加上内乱不断灾荒不绝，曾经雄踞朔原的北匈奴被迫败退到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和阿尔泰山地带。其后奄奄一息的北匈奴又屡屡惨败，最后由鲜卑国在匈奴国的原有领土上建立了强大的鲜卑国，60万匈奴人融入鲜卑国，另有一部分匈奴西迁。
2007年的另一项名为“Genetic analyse sontheaff inities between Tuoba Xianbei and Xiongnu populations”的研究中，遗传学者用拓拔鲜卑的mtDNA与匈奴进行对比，结果两者高度吻合，证明匈奴与鲜卑的基因传承关系。
突厥也是蒙古人种，高加索相貌是后来混入。所谓游牧民族，就是到处游荡的放牧，今年在中国长城脚下放牧，过几年草场闹鼠灾，蝗灾或其他疫情时，就可能转场去中亚草原了，再过十年中亚草原再闹灾时，可能就转场去东欧草原了，一路掠夺人口，可能一个突厥男人在中国长城下放牧时抢了一个中国女人生一个儿子是纯蒙古人种，在中亚又掠夺了一个波斯女人生一个儿子是欧亚混血，十年后他欧亚混血的儿子在东欧又掠夺了一个俄罗斯女人生个孙子是纯高加索人了，结果一家人蒙古人种，欧亚混血，欧洲人都有，最后没准这个家族后裔就成土耳其人。
蒙古语和突厥语都源自突厥语，两种语言底层都是相同的，两种语言分化是突厥西迁后的事情，而突厥西迁前的固有词汇，在当代蒙古语和当代土耳其语、乌兹别克语、维吾尔语是共同词汇。
中国人说的“东胡”就是匈奴的另外一种古代名称，中文是两种表达，但是同一群人。原始突厥是匈奴里的北匈奴一支，居住在贝加尔湖西边，属蒙古利亚类型，这个地方是苏武牧羊之地，当时看管苏武的匈奴人就是突厥人，贝加尔湖西岸跟西方人居住地很近，当时属于高加索种人的塞种人游牧地区跟此地接壤，所以突厥人在早期就混入高加索血统很正常，但那个时代突厥还是蒙古利亚人血统为主体的人群。
帖木儿时代，蒙古民族刚刚诞生，刚刚脱离了突厥别部概念，而突厥西迁也没多长时间，那个时代的突厥人和蒙古人的关系，有点像今日的新加坡人和中国人的关系，属于亲属的关系。
历史上匈奴、突厥、蒙古同波斯的关系远比同中国的关系要密切，匈奴、突厥的领土都是横亘东亚中亚的，当时中亚居民是讲波斯语的粟特人，塞种人等民族，这些民族也农耕民族，有富庶的城市群，匈奴、突厥人在东部边界打中国，在西部边界跟波斯语民族常年战争，并且匈奴经常直接管理中亚的波斯语城邦，而突厥更直接，突厥人则直接鸠占鹊巢的抢夺了波斯语民族在中亚的城市，进而中亚的突厥人融入了波斯血统成为欧亚混血的穆斯林人群，所以波斯历史书关于匈奴和突厥的记载远比中国历史详细。
土耳其人和蒙古人一样，原本也是信奉腾格里和萨满，后来才皈依了真主。阿提拉属于现在的蒙古和土耳其。
鞑靼人一名，最早於西元5世纪出现于游牧部族中（见“OtuzTatarBodu”，即“鞑靼三十部”），其活动范围在蒙古东北及贝加尔湖周围一带。鞑靼人使用蒙古语，在蒙古部出现前，塔塔儿（鞑靼）一词代表说蒙古语的部族。13世纪初，这些蒙古突厥游牧民族的不同群体成为蒙古征服者成吉思汗部队的一部分，其后蒙古人与突厥人互相混杂在一起，因而入侵俄罗斯和匈牙利的蒙古军队，就被欧洲人统称为鞑靼人。
公元6世纪突厥汗国王族的长相，典型的蒙古人种
成吉思汗时代是不存在蒙古民族的，成吉思汗本人是个突厥人，成吉思汗从来也不知道有个民族叫蒙古民族，因为蒙古民族形成是他死后的事，那个时代蒙古民族还没诞生。
先有成吉思汗统一北亚草原突厥各部，建立蒙古国，蒙古国民开始自称蒙古人，时间久了在共同的蒙古人认同下，才逐步诞生发展固定下来了蒙古文明（含服饰文字宗教）等蒙古民族才诞生，这个先后顺序要知道。成吉思汗西征，灭南宋的所谓蒙古人，准确定义是：蒙古国的人，而不是蒙古民族，因为那个时代蒙古国刚诞生，蒙古民族尚在形成初期，还没有摆脱突厥别部概念。所以元帝国时代从中亚大量引进自己的伊斯兰化的突厥亲戚色目人来华一起统治中国人。
中国史书一直混淆蒙古人和突厥人的关系，真实的史实是：蒙古是突厥人的一支，属于留守突厥人，突厥语和蒙古语在突厥西迁时才出现分裂，所以今天蒙古语的底层单词比如牛羊马这类的突厥时代就有的词汇跟土耳其语一样。帖木儿和成吉思汗时代突厥西迁不久，蒙古也刚刚脱离突厥别部概念，所以蒙古人只要西迁后皈依了伊斯兰教，就演变成新的西迁突厥人。
蒙古人不是成吉思汗时代就一夜间从天上掉下来的，蒙古人自古就生活在蒙古高原，他们古代属于北匈奴人的一支，属于同属北匈奴的突厥人，曾跟另外一个突厥部族土库曼人一起生活并结成联盟，中世纪突厥本部和土库曼人西迁后，一部分突厥人留守了下来，成为后世的蒙古人。突厥西迁并非中国人所谓的被唐朝击败，唐朝之后的五代十国中突厥人的一支沙陀人还曾建立过后晋，后唐，后汉，北汉等几个政权，突厥留守部族由多个部族组成，1162年留守突厥的蒙兀儿部里诞生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统一了突厥西迁后分裂的北亚草原（当时蒙古人未诞生，所以还没蒙古草原称北亚草原或突厥草原），统一了北亚草原后，成吉思汗以蒙兀儿的名字命名新的统一帝国为蒙古，蒙古帝国建立后，北亚草原各留守突厥人都以蒙古为这个统一的民族名字，蒙古民族从此诞生，蒙古人就是留守突厥人，蒙古民族诞生前从北亚草原西迁的所有人都叫突厥人，蒙古民族诞生后西迁的蒙古人再伊斯兰化后演变成新的西迁突厥人，会很自然的融入当地老突厥人中去。
突厥帝国建国前，突厥人（含蒙古人祖先）就叫匈奴人，属于北匈奴人，古代游牧民族和现在的俄罗斯一样没有人种概念，讲同一种语言居住在各地的人们，在不同时代都以自己的政权名字自称是什么人，突厥人和蒙古人就是这么诞生的，先有突厥帝国和蒙古帝国，后有突厥民族和蒙古民族，这个先后关系对农耕固定文化的汉人理解起来很困难，不论匈奴人，突厥人还是建国初期的蒙古人他们是一个语言群体，他们间一脉相承的关系并没有割裂，不是中国人眼中的所谓“北方草原经常你来我往的更换民族”。
突厥属于北匈奴人，突厥帝国建立后才诞生了突厥民族，蒙古属于突厥，蒙古帝国建立后，才诞生了蒙古民族。打个中国人能理解的比喻：秦国属于周朝人，秦人本是周朝西北地区的居民，秦人建立秦国后，秦民族才诞生，而刘邦属于秦朝中原人，刘邦建立汉朝后，汉民族诞生，不论周人，秦人，汉人都是一脉相承的同一群体，汉人与匈奴/突厥/蒙古体系的区别是：汉人是农耕民族，自古定居在一块地方轻易不迁移。而匈奴/突厥/蒙古体系民族是游牧民族，居无定所，经常是本部迁移游牧走了，强大的别部成为了新本部。
突厥蒙兀儿部大部分随突厥本部西迁中亚，定居在河中地区东南部并且伊斯兰化，就是蒙古尔斯坦地区，一部分蒙兀部留在了突厥草原（当时蒙古民族没形成了，不叫蒙古草原），成吉思汗就是这部分的人。
帖木儿就是蒙古尔斯坦的伊斯兰化突厥人，他祖先西迁前有与成吉思汗的祖先是亲戚。
蒙古西征的地区，其实多是自己的同胞，西迁突厥人的地区，蒙古西征到多瑙河时，当地还居住着几个西迁的突厥小部族，这些人日后演变成波黑人的祖先。
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纥、蒙古是一个国家的不同朝代，相当于中国的秦、汉、宋、明的传承概念。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也是很多异族建立的政权，道理跟匈奴、突厥、回纥、蒙古是一个国家的不同朝代一样。中国历史上各朝代都是由不同民族建立，秦是戎狄；汉是楚南蛮；唐是鲜卑。至于辽金元清，根本就是纯粹的外族国家了。
中国人一直强调中国的历史统一性，而重点强调其他民族的不完整性，试图给人一种错觉：中国一直是一个统一体，而蒙古你来我往，主人经常更迭。而真实的史实是：蒙古也是本部迁移，别部当了新本部，人家也没换主人，也是完整统一体的历史进程。
而中国将其他民族的定义缩到无限小，把所谓“中华民族”的伪定义扩到无限大。现在中国官方把“中华民族”的大帽子往别人身上一扣，搞得很多民族都很郁闷。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有56个成员组成，而这56个民族包括蒙古族、俄罗斯族、哈萨克族、满洲族、朝鲜族。那么以此类推，既然中国境内的蒙古族、俄罗斯族、哈萨克族、满洲族、朝鲜族都是中华民族，那么俄罗斯的俄罗斯人和蒙古人、蒙古国的蒙古人、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人，这些人与我国的俄罗斯族、蒙古族、哈萨克族等都是同一个民族，所以按“中华民族”的可笑逻辑：全世界的俄罗斯人、蒙古人、哈萨克人、满洲人和朝鲜人全部都是“中华民族”？
历史上，中国经常被这些北方外国人灭了半壁江山甚至灭国，如果这些外国人是“少数民族”的话，历史上那么多南迁汉人都成阻碍祖国统一和抗拒民族融合的罪人了，杨家将、岳飞、文天祥也都成阻碍祖国统一和抗拒民族融合的罪人了。
因为中国很多少当代少数民族都跟匈奴/突厥有关系，外加现在突厥和蒙古民族主体都在境外，而且都有自己的母国，所以中国历史书必须把匈奴/突厥和当代中国的很多民族割裂掉，千方百计的把匈奴/突厥纳入所谓的“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现代已经消失掉了。把匈奴/突厥打造成古代民族就跟当代很多少数民族没有关系了，那些少民自然就成了所谓“中华民族“的几十朵花了。
但是真实的史书和民族关系并不是这样，匈奴/突厥的后代并没灭绝。
中国千方百计的把匈奴/突厥纳入古民族现在已经消失的人群，毫不犹豫的把讲匈奴/突厥语言但在不同时代被汉字史书写成不同称呼的同一个人群或同一个人群中的一支，果断的当做一个跟匈奴/突厥人完全没关系的新民族，所以读习惯了国际正常史书的外国人阅读中国当代历史书时，经常一头雾水，“怎么很多少民都好像从天上突然掉下来的，没祖宗啊？”，“怎么北亚草原经常更换主人啊，原来的主人一夜间都好像死光光了”。呵呵
并且中国当代史书还像韩国当代史书一样固执的雷人，发明了很多让读习惯了正常史书的人喷饭的词汇，比如“突厥化的蒙古人”，这个词汇就跟“中国化的台湾人”，“中国化的香港人”一样雷人，但中国人却认为很正常，因为他们不知道突厥和蒙古的真实关系，果断的相信世界上有一种人叫“突厥化的蒙古人”。
突厥人原本就是跟今天蒙古人一样的蒙古利亚类型人种，当代突厥人的语言相近，但人种分一下几个集团：
【1】原始突厥人西迁中亚后，游牧突厥人很少跟波斯人混血，主体还保留原始突厥人血统，还是蒙古利益类型的人种，比如：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等民族。
【2】原始突厥人西迁中亚后混入波斯语诸民族的白种血统，农耕突厥人演变成欧亚混血的人种，比如：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维吾尔人等。
【3】欧亚混血人种的中亚伊斯兰化突厥人继续西迁，西迁的至高加索以西的欧亚混血突厥人混入了亚美尼亚人，希腊人血统，演变成白种人南欧型人种，比如：土耳其人，阿塞拜疆人等。
【4】欧亚混血人种和蒙古利亚人种的中亚伊斯兰化的突厥人继续北移，进入斯拉夫人的东欧，演变成东欧鞑靼民族。鞑靼人有两个人种：斯拉夫人种的鞑靼斯坦人，伏尔加鞑靼人。欧亚混血人种的克里米亚鞑靼人，西西伯利亚鞑靼人。
长生天就是萨满教，突厥人西迁前也是萨满教徒拜长生天，成吉思汗是突厥人蒙兀儿部，他当然也是萨满教徒。
长生天即蒙哥·腾格里，突厥语是ManguTangri，蒙古语是MongkeTangri
【安禄山】安禄山是突厥人，他儿时玩伴也是他日后的副手史思明也是突厥人，他们是同部族的老乡。安禄山这个名字是土耳其语“战斗力”的意思，最初被翻译成“阿荦山”或“扎荦山”，按照今天的翻译方式应该是“亚力山大”，“安”这个姓是安禄山在其母改嫁于突厥军官安延偃后冒用的姓。
【史思明】安史之乱的另一个始作俑者史思明也是突厥人，史思明本姓阿史那（Ashinas），他原名是阿史那·崒干，这个名字在土耳其语的意思是“苍色狼眼的狼”。
【石敬瑭】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本姓朱邪，属突厥沙陀部（TurkeyCigil），该部就是突厥阙特勤碑提到九姓乌古斯（Oghuz），是古代西突厥最大的部族联盟。突厥西迁后，在10世纪末，乌古斯改称土库曼（Turkmen）。
【李亚子】毛主席曾借用过一句古话“生子莫如李亚子”，李亚子暨李存勖，突厥沙陀人，后唐庄宗，生前实现了对中国北方的大部统一，以勇猛闻名。
安禄山，史思明，石敬瑭，李克用，李存勖都是土耳其语和汉语双语使用者
就如同意淫“汉朝打败匈奴导致匈奴西迁”一样，中国人同样意淫“唐朝打败突厥导致突厥西迁”。其实动动脑子就会发现，唐朝都灭亡了，留守突厥人还有能力建立后晋后唐后汉北汉等几个政权，突厥贵族石敬瑭都有出卖幽云十六州的能力。而西迁的突厥本部势力则更大，突厥西迁的真实情况是：当时中亚河中地区波斯人的庞大城市群被突厥人彻底拿下后，突厥人需要迁移大量人口去管理中亚的波斯城市群，而当代伊斯兰化的突厥文明正是形成在中亚河中地区的前波斯人城市里，河中地区是伊斯兰突厥文化的发源地，在此之前在东方时，突厥人就是近代的蒙古人形象，是萨满教徒而不是伊斯兰。
唐末大乱天下最有实力的两个集团就是突厥留守部族沙陀人和汉人朱温集团，可见西迁的突厥本部实力更是了得，突厥留守部族沙陀人最终建立了后唐等政权。
列宁的祖父尼可莱·乌里扬诺夫出生在一个卡尔梅克蒙古农民家庭。祖母安娜·丝米尔诺娃是一个来自阿斯特拉罕的卡尔梅克女子。列宁的姓氏“乌里扬诺夫”在蒙古语中意为“水边的白杨树”。
过去的俄罗斯史学界通常把蒙古人统治的两百多年的时间称为“鞑靼枷锁”，但对这一时期-的看法却不尽相同。其中，有些人对蒙古的统治持全盘否定态度。他们认为“蒙古的统治，是俄罗斯历史上最具悲剧性的一页，使俄罗斯脱离了欧洲大家庭”。但是，-也有人看法不同，如18—19世纪的历史学家卡拉姆津，就主张“莫斯科的强大应该归功于蒙古”。在当代学者中，以古米廖夫为代表，认为所谓的“鞑靼枷锁”-并不存在。相反，“俄罗斯与蒙古的联合，使俄罗斯在与西方的争斗中，立于不败之地”。今天，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俄罗斯的形成有明显的当年蒙古的因素。1920年代，俄罗斯的-欧亚主义就说：“俄罗斯族人与西方不相干，与斯拉夫（Slavdom）也无关。”克柳切夫斯基和他的学生认为俄罗斯的统一，蒙古至少有一-半功劳。另一位欧亚主义哲学家特鲁别茨科伊在他的经典着作《论俄罗斯文化中的图兰成份》指出莫斯科要感谢蒙古统治，俄罗斯政府制度也是蒙古式的。从本质上-说，俄罗斯是一个东正教蒙古国家。俄罗斯人的日常生活深受蒙古影响，有大量蒙古语借字、邮政、税收、服饰也受蒙古影响，军法制度也是从蒙古学的。
在蒙古四大汗国衰败之后，前金帐汗国属国的俄罗斯崛起并占领了从前蒙古帝国中的相当一部分。俄国统治者曾经代表蒙古进行收-税，因为蒙古人很少视察他们占有的土地。今天，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俄罗斯的形成有明显的--当年蒙古的因素。克柳切夫斯基和他的学生认为俄罗斯的统一，蒙古至少有一半功劳。另-一位欧亚主义哲学家特鲁别茨科伊在他的经典着作《论俄罗斯文化中的图兰成份》指出莫斯科要感谢蒙古统治，俄罗斯在占领喀山与阿斯特拉罕后才成为强国。在伊凡沙皇登基-时，俄罗斯宫廷中已有三分之一的人具有蒙古血统，俄罗斯政府的制度也是蒙古式的。从本--质上说，俄罗斯是一个东正教蒙古国家。俄罗斯人的日常生活深受蒙古影响，有大量蒙古-语借字、邮政、税收、服饰也受蒙古影响，军制与法制是从蒙古学的。
蒙古的喀山汗国、阿斯特拉汗国、西伯利亚汗国、克里米亚汗国、诺盖汗国、蓝帐汗国、白-帐汗国的蒙古贵族们后来供于俄罗斯公国，成为很多大公、王公贵族的姓氏起源。俄罗斯-曾有蒙古血缘的大公92个，50个王，13个公侯、300多个贵族姓氏。
根据弗朗西斯·福山的看法，俄罗斯的政府结构建立在传统的蒙古式掠夺性方法之上。俄罗斯从未民主过。斯大林所采用的统治原则跟蒙古人一样。而普京就是一个21世纪的蒙古人，而非其他。现在，因为俄罗斯还是一个富裕的国家，领头的蒙古人意识-到为了获得正统性和国民的爱戴，他必须分配出一部分财富。这就是现在低税负和低负债的原因。由于上述原因，现在的俄罗斯抗议活动，我们必须赞赏和鼓励的这-些活动，却也无法打败这个蒙古体系。
很多人误以为唐朝是汉人建立的朝代，历史上经常把唐朝跟汉朝并称“汉唐”，这容易让历史知识欠缺的人产生误解，尤其是在民族问题上。
那么唐朝是农耕民族汉人建立的吗？答案绝对是否定的，历史资料证明：唐朝建立者的民族属性毫无疑问是胡人（中国古代对北方和西方外国人的称呼），即李唐王朝的统治者是游牧民族的后代。一言以蔽之，唐朝是由游牧民族建立的、经过高度汉化、但是仍保留民族特色的朝代。——这一点唐和辽相似。
一、唐王朝统治者家族的血统
唐王朝的血统已经清楚显示出他们属于突厥阿尔泰游牧民族。当然这里说的突厥人是当时北亚蒙古人种、信仰萨满的突厥，也就是后世蒙古人的前身，而并不是现在伊斯兰化且长相波斯化的那些突厥旁支。唐高祖李渊父系的七世祖名叫李暠，就是晋末张掖地区（月氏故地）西凉国的“凉武昭王”，西凉国是“鲜卑秃发”，后为南匈奴单于沮渠蒙逊吞并。
《魏书·列传》记载，西凉灭后李暠的后裔李翻投奔了阿尔泰山的柔然，曰：
“翻，字士举（休屠），小字武疆（无者），奔伊吾（阿尔泰山），臣于蠕蠕（柔然汗国）。
李翻的儿子后来投奔了拓跋北魏，为“镇西大将军”，从此在北魏一朝“大享名器，世业不殒”，世袭贵族名号。
唐高祖李渊的祖父名叫李虎是西魏“八柱国”之一，另有“唐国公”称号。西魏的“八柱国”与后世努尔哈赤的“八和硕”有一样的文化内涵。
史载李虎娶妻“独孤氏”，独孤是西魏鲜卑帝族。李渊的皇后即李世民的生母也来自鲜卑，史称“窦皇后”。李世民也娶妻鲜卑，称“长孙氏”。唐帝室难觅一丝汉民族血缘成份。
渊起兵并非一人，这是与突厥始毕可汗联手干的。当时始毕可汗与李渊是君臣关系，他们可能还有血缘关系。史载李渊与始毕可汗有约，曰：“若入长安，民众土地入唐公，金玉缯帛皆可汗有之”。他们联手内侵，遵循着匈奴以来结盟南下的传统。由于有突厥可汗的武力撑腰，李渊顺利取得关中重地，突厥则满载而归。
二、唐太宗李世民会说突厥语
唐太宗李世民会说突厥语是明白无误的。史书记载，唐高祖李渊时突厥颉利可汗率军攻入渭水便桥，秦王李世民迎战。在桥边李世民屏退左右，单独一人“与颉利可汗隔津而语，责以负约”。“太宗独与颉利临水交言，麾诸军却而阵焉”（《旧唐书》）。其时李世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还有诱之以利，于是突厥人抽身引退，并相约几天后便桥再会。其后他们如约而至，“刑白马，与颉利同盟于便桥之上”。
李世民说突厥语明矣，否则怎么可能“临水交言”呢？他们是完全的同类，他们说同样的语言，有同样的行为方式，有同样的文化背景。《隋唐嘉话》说，单雄信曾呼李世民之弟李元吉为“胡儿”，李元吉小字亦叫三胡；《旧唐书》也说，李渊曾孙滕王李涉“状貌类胡”，就是说其状貌类同胡人。
史载突厥薛举可汗及部下常与李世民共同围猎，“太宗与之游猎驰射，无所间然”，于是突厥部众“咸愿效死”。如果李世民平时说汉语就不可能出现“无所间然”的情况。李世民频频狩猎，“狩与尧山”，“狩与岐山”，“狩与骊山”，不绝于史，这显然是游牧民族的生存方式。
李世民策划宫廷政变，杀了哥哥太子李建成，夺得皇位，史称“玄武门事变”。参与事变的五个主谋人物的姓名，也明白地显示出民族背景：
长孙无忌，此人是后魏献帝之兄的后代，与李世民祖先一样也是世袭“柱国”，原姓拓拔，后改姓长孙，长孙无忌是唐太宗长孙皇后之兄。
房玄龄，此人是后魏镇远将军的后代，与长孙皇后是同宗。
尉迟敬德，原为突厥一骁将，善骑射，后来归降了李世民，成心腹。
屈突通，原为突厥将领，以勇武著称，后归降李世民，啜是“矢”的注音异写，一种贵族称号。
秦叔宝，此人悍勇异常，自称“不习文法”，可能一个汉字也不识，一句汉语也不懂。
《阙特勤碑》中有这样的话：“突厥的伯克们听命了可汗，为之征战了50年，向东征战到日出之地，直到靺鞨可汗之国，向西征战到铁门，降服了那里的所有国家”。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唐太宗依靠的是草原民族的军事力量，在突厥人看来唐皇帝不过是入主汉人的突厥可汗。
当李世民还是秦王之时，他就与突厥贵族结为兄弟了，如突厥突利可汗（始毕可汗之子，颉利可汗之侄），西突厥大渡（鞑靼）可汗，都是李世民的“安答”（蒙古语“兄弟”的读音），这些可汗死讯传来之时，太宗都为之摆朝举哀。如果李世民不是突厥人就不会与之结拜，这是由游牧文化的特质决定了的。
三、唐朝为什么如此开放？
唐朝为什么显得比较开放？这跟唐朝建立者的民族成分有很大的关系。
史书记载唐王室屡现“乱伦”之象，太宗死后唐高宗便把太宗的美妾武则天拥为己有了。所谓“乱伦”是后人的说法，在唐高宗看来并无此嫌疑，“妻其后母”是游牧民族的古老习俗，对于突厥出生的唐王室来说不存在道德障碍，乃是一种很自然的事。游牧民族自古没有守寡的传统，故唐代公主再嫁也多。武则天的故事与清初皇太后下嫁多尔衮类似，在当事人看来并无不妥，完全符合风俗习惯。
李世民有废太子名叫“承乾”，史载他学胡人椎髻，说胡语，吃胡食，爱慕突厥狼头纛，甚至不愿过宫廷生活，喜欢去草原游牧，结果被废黜。同样的事情北魏也发生了，魏孝文帝太子元恂留恋草原竟不愿南下，被迫南下后又擅自北上，孝文帝大怒，把他废为庶人。两个太子的行为已经清楚地反映出他们的民族背景。
我们看到唐初的“刺史”（地方军政首领）为清一色的突厥人，并且都是世袭，那是游牧民族固有的氏族军事组织的影子，与辽金时代的“探马赤军”蒙元时代的“达鲁花赤”非常相似，这种军事制度并不来农耕文化。
唐太宗的身份首先是突厥可汗，其次才是中原人的皇帝，两者主次分明，就像忽必烈首先是蒙古的大汗，其次才是中国的皇帝一样。
唐太宗昭陵有14个蕃王石像，唐高宗乾陵有61个，这种立蕃王石像的葬制不是汉民族固有的葬制，那是突厥墓前立杀人石习俗延续。突厥可汗墓前立杀人石代表他生前杀死的敌方首领。《阙特勤碑》有这样的话：“我为我父可汗立了杀人石，以无者可汗石列其首”。唐太宗立蕃王石像是对古老游牧文化的认同和传承。
《阙特勤碑》把“唐人”视作自己的远房兄弟，告诫突厥子孙引以为戒，不要去走唐人的汉化之路，这从另一角度反映出他们存在血缘认同。而《阙特勤碑》的立碑者竟是唐朝皇帝，汉文碑文竟是唐玄宗所撰，又进一步说明了这个问题，碑文中有“结为父子”之语，如果没有对突厥的认同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正因为唐朝皇帝是突厥血统，他们才会以极开放的心态面对中亚的游牧民族国家，他们的眼光不局限于中原，他们有兴趣去开拓广阔的东北和西北，那里自古以来都是他们的活动区域。
我们看到唐朝与游牧民族交往的那种深度和广度是汉民族创建的朝代从未有过的，因为统治者的血缘对其基本国策必然产生深远的影响，唐朝皇帝的游牧民族血缘正是唐代开放大气的深层原因。历史上中国人一直在回避唐朝皇帝的血统来源，因为不愿看到大唐盛世与胡人的关系。当我们以此去阅读和思考《旧唐书》的时候，许多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了。
从草原赶向砖房，中国牧民安置工程引争议
青海玛多县——如果说现代物质享受是衡量成功的标准，那么59岁的格勒(Gere)应该是个幸福的人。他曾在中国西部省份青海放牧牦牛和羊。
两年前，中国政府迫使他卖掉自己的牲口，搬进了这里一所简陋的水泥房屋，格勒和家人购置了一台洗衣机、一台冰箱，还有一台彩电。电视机在他家刷得雪白的客厅里，播放着汉语对白的历史剧。这里位于常年刮风的青藏高原。
59岁的格勒原来是青海省的一名牧民。他被迫卖掉了自己的牲畜，搬进了另一所房子，目前失业的他处于负债状态。
但是，格勒心中却充满懊恼。与许多藏人一样，他只有名字，不称呼姓氏。过去十年里，中国各地的数十万名牧民搬迁到了破败的城镇定居，他也是其中一人。现在格勒没有工作，负债累累，只能依靠日益减少的政府补贴来购买牛奶、肉类和羊毛——过去，他的牲畜就可以为他提供这些东西。
他说，“我们不会挨饿，但是丢掉了祖宗延续了数千年的生活方式。”
中国政府正处在一项为期15年的工程的最后阶段，该工程旨在安置一度在中国广阔的边境地区过着游牧生活的数百万牧民，堪称中国最野心勃勃的社会改造工程之一。北京宣称，到今年年底要让剩下的120万牧民搬进有学校、通电，并提供现代医疗服务的城镇。
官方对重新安置牧民一事的报道中热情地写道，政府将这些过去的牧民从原始生活中拯救出来之后，他们满怀感激。“短短五年时间，世世代代逐水草而居的青海游牧民，跨越千年时空，向现代化大步迈进，”《农民日报》的一篇头版文章称，“党的惠牧政策，像暖暖的春风，吹绿了草原，吹进了牧民的心窝。”
官方认为放牧有损草原资源，其政策一定程度上也以这种观点为基础，而这些政策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争议。中外生态学者都表示，牧民安置工作的科学依据仍不确凿。对政府修建的安置中心进行过研究的人类学者发现，那里存在长期性的失业和酗酒问题，延续了数千年的传统也在逐渐消失。
中国经济学家认为，发展迅速的东部省份和贫穷的西部偏远省份之间的收入差距十分巨大，政府规划人员还没有达成他们承诺的目标：提高这些前牧民的收入水平。
政府在最近的一次安置工作中投入了34.5亿美元，但得到重新安置的大多数牧民过得都不太好。北京和上海等城市的居民收入平均是西藏和新疆居民的两倍。幅员辽阔的新疆位于中国西部，与中亚接壤。政府数据显示，近年来，差距还在不断扩大。
维权人士称，牧民的重新安置工作往往是通过胁迫完成的，这些过去的牧民最后通常会流落到破败、偏远的小村庄。在内蒙古和西藏，流离失所的牧民几乎每周都会举行抗议，安全部队由此加强了镇压力度。
“牧民会破坏草原的看法，只是中国政府驱逐那些他们认为生活方式落后的民众的一个借口，”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Southern Mongolian Human Rights Information Center)主任恩和巴图(Enghebatu Togochog)说。“他们承诺会提供好的工作和住房，但牧民随后才发现这些都是假的。”
在内蒙古煤炭资源丰富的锡林浩特，许多迁居此处的牧民都不识字。他们称自己被骗了，签下了一些自己根本不懂的合同。63岁的措阔契尔(Tsokhochir)就是其中一人，他的妻子和三个女儿也在首批搬到欣康村的100个家庭之列。这个村里是一些凋敝的砖房，笼罩在两座发电厂的阴影里，一座钢铁厂冒出的浓烟让这些房屋裹满了灰。
他说，2003年，官方强迫他卖掉了自己的20匹马和300只羊，还给他提供了贷款，让他购买了两头澳大利亚进口的奶牛。随后，家里的牛增加到了13头。但措阔契尔说，由于牛奶价格下跌，而且从商店购买饲料价格昂贵，他们几乎无法达到收支平衡。
措阔契尔是蒙古族，脸被晒得很黑。在讲述不满时，他的情绪开始激动，他的妻子则移开了目光。由于不适应蒙古草原严寒的冬季，牛群经常得肺炎，乳头也时常结冰。频繁的沙尘暴会让它们嘴里填满砂粒。而且他们从未收到政府承诺的饲料补贴。
因为既不能放牧，又没有在钢厂工作所需的技能，欣康村的许多年轻人只好去中国其他地方找工作。措阔契尔说，“这里根本不是人待的地方。”
并非所有人都心存不满。34岁的巴特尔是一名羊贩子，在草原上长大的他，如今住在锡林浩特市中心一栋新建的高层建筑里，楼前是宽阔的大道。每隔一个月左右，他就会驱车600多公里，去见北京的客户。原本坑坑洼洼的小路，现在已经被平坦的公路取代。“以前从我们老家到锡林浩特要走整整一天，不小心你还掉沟里去，”他说。“现在开车40分钟就到了。”巴特尔很健谈，他上过大学，汉语流利。他对一些邻居表示了批评，说他们想要政府补贴，却不愿意接受新的经济模式。目前的经济基本以露天煤矿为中心。
对于蒙古族的游牧生活，他并没有表达多少留恋——在干旱时期寻找食物、睡在蒙古包里，用牛粪饼生火做饭。“有车了谁还骑马啊？”他开车穿过熙熙攘攘的锡林浩特市中心时说。“美国还有牛仔么？”
专家称，安置工作往往还有另一个目标，但官方政策声明基本不会提及这一点：让共产党对长期游离于中国社会边缘的那些人加强控制。
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东亚分部主任林伟(Nicholas Bequelin)表示，农民和牧民之间的冲突并不是刚刚出现，但中国政府使它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从规模和目标来看，这些安置工程几乎是斯大林式的，完全不考虑这些社区的人想要什么，”他说。“用不了几年，政府就会把本土文化彻底清除干净。”
看看地图就能表明，为何共产党一直试图驯服牧民。牧场共占中国总面积的40%，从远在西部的新疆一直延伸到北部广阔的内蒙古大草原。这些土地一直是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满族和其他一系列少数民族的故乡，他们一向对北京严厉的统治感到不满。
在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汉族看来，来自草原的民族一直是想象和恐惧的来源。在中原受到外部侵略的一些最重要的时期，侵略者就来自游牧民族，忽必烈就是其中之一。他带领着蒙古骑兵，从1271年开始统治中国，持续将近一个世纪。
“对于外来者而言，这些地区一直很难了解，也很难治理，那里一向被视作匪帮或游击战争肆虐之地，而且这里的人也一直拒绝融合，”俄勒冈州里德学院(Reed College)研究中国藏区的人类学家查琳·E·马克利(Charlene E. Makley)说。“但是，现在政府觉得自己有意愿，也有资源把这些人看管起来。”
尽管驯服边疆的工作，从1949年毛泽东掌权后不久就开始了，但整个进程却因为2000年的一场现代化运动而开始加速。这场名为“西部大开发”的运动，希望通过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牧民的重新安置和汉族移民的迁入，实现新疆和藏区的迅速转变。
后来的“生态移民搬迁工程”始于2003年，目标是通过减少放牧，来使这里正在衰退的草原得到恢复。
格勒的家人目前居住在玛多新县城，这里是青海省安多藏区修建的首批所谓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之一。这片区域藏族占绝大多数，海拔高达1.3万英尺（约3960米）。十年前，牧民安置工程开始加速，当时政府也表示，过度放牧对周边广阔的流域产生了损害。这些流域滋养着黄河、长江和湄公河等中国最重要的河流。政府称，目前已将50万名牧民和100万头牲畜迁出青海省生态脆弱的草地。
格勒表示，政府说他的160头牦牛和400头羊具有破坏性，他觉得这种说法很可笑，但是除了卖掉它们，他根本别无选择。“只有傻子才会和政府做对，”他说。“数千年来，放牧牲畜根本不是问题，但突然之间，他们就说这样做有问题了。”
出售牲畜换来的收入和政府提供的补偿，没能维持多长时间。他表示，大部分钱都用来支付欠缴的放牧和水资源税了，建造有两间卧室的新房，也花费了将近3200美元。
虽然政策因地而异，但官方数据显示，离开家园的牧民平均为政府建造的新房支付了30%的成本。大多数人得到了生活补助，但前提条件是同意放弃游牧生活。格勒表示，他们家每年拿到的965美元的补贴（一共发放五年），比当初承诺的金额少了300美元。他说，“补贴发完时，我也不知道我们会做些什么。”
位于玛多县的很多新房，都没有厕所和自来水。居民们抱怨称墙壁出现了裂纹、屋顶漏雨、人行道没有完工。但这种愤怒也反映出他们失去了自立性，靠现金运转的经济也对他们提出了种种要求。此外，他们还认为之所以迁徙，是因为政府作出了虚假的承诺，称他们有一天能再回到家乡。
研究藏人安置社区的捷克科学院人类学家亚尔米拉·帕塔科娃(Jarmila Ptackova)表示，中国政府的迁移项目改善了医疗和教育条件。一些积极进取的藏人甚至发家致富，她表示，但很多人对安置项目的推行速度及强制性感到厌恶。她说，“所有事情都是在他们没有参与的情况下决定的。”
这种积怨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社会动荡，特别是在内蒙古和藏区。自2009年以来，包括20多名牧民在内的逾140名藏人通过自焚的方式抗议干预性的政策，比如对宗教活动的限制，在环境脆弱的土地采矿等举措。最近的一起案例发生在周四，离玛多县不远的一座城市。
在过去几年中，内蒙古当局逮捕了数十名过去从事游牧的民众，其中包括上个月在通辽市逮捕的17人。他们对政府征收一万英亩（约合4050公顷）土地的做法举行了抗议。
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透露，欣康村的几十名村民举行游行，走向政府部门，并与防暴警察发生冲突。其中一些村民举着写有“我们想回家”、“我们想生存”的横幅。
一些中国科学家的研究曾为搬迁项目提供了官方论据，但他们对政府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批评。比如北京大学环境管理学教授李文军发现，将大量牧民迁移至城镇的举措，会导致贫困和水资源短缺问题加剧。
李文军拒绝接受采访，称这个问题有政治敏感性。但在发表的研究论文中，她曾表示，传统的放牧活动对土地有利。她最近在《土地利用政策》(Land Use Policy)期刊发表文章称，“我们认为，像游牧这种持续了几个世纪，而且用水很少的食物生产系统是最好的选择。”
格勒最近回到了家乡，在公路旁搭起了一定黑色牦牛皮帐篷，为汉族游客提供歇脚的场所。“我们会供应奶茶和耗牛肉干，”他满怀期待地说。后来，他摆弄起腰间挂着的一串钥匙时，变得有些伤感。
“我们过去常常带着刀，”他说。“现在，我们得带着钥匙。”
杰安迪(Andrew Jacobs)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50714/c14nomads/
两年前，中国政府迫使他卖掉自己的牲口，搬进了这里一所简陋的水泥房屋，格勒和家人购置了一台洗衣机、一台冰箱，还有一台彩电。电视机在他家刷得雪白的客厅里，播放着汉语对白的历史剧。这里位于常年刮风的青藏高原。
59岁的格勒原来是青海省的一名牧民。他被迫卖掉了自己的牲畜，搬进了另一所房子，目前失业的他处于负债状态。
但是，格勒心中却充满懊恼。与许多藏人一样，他只有名字，不称呼姓氏。过去十年里，中国各地的数十万名牧民搬迁到了破败的城镇定居，他也是其中一人。现在格勒没有工作，负债累累，只能依靠日益减少的政府补贴来购买牛奶、肉类和羊毛——过去，他的牲畜就可以为他提供这些东西。
他说，“我们不会挨饿，但是丢掉了祖宗延续了数千年的生活方式。”
中国政府正处在一项为期15年的工程的最后阶段，该工程旨在安置一度在中国广阔的边境地区过着游牧生活的数百万牧民，堪称中国最野心勃勃的社会改造工程之一。北京宣称，到今年年底要让剩下的120万牧民搬进有学校、通电，并提供现代医疗服务的城镇。
官方对重新安置牧民一事的报道中热情地写道，政府将这些过去的牧民从原始生活中拯救出来之后，他们满怀感激。“短短五年时间，世世代代逐水草而居的青海游牧民，跨越千年时空，向现代化大步迈进，”《农民日报》的一篇头版文章称，“党的惠牧政策，像暖暖的春风，吹绿了草原，吹进了牧民的心窝。”
官方认为放牧有损草原资源，其政策一定程度上也以这种观点为基础，而这些政策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争议。中外生态学者都表示，牧民安置工作的科学依据仍不确凿。对政府修建的安置中心进行过研究的人类学者发现，那里存在长期性的失业和酗酒问题，延续了数千年的传统也在逐渐消失。
中国经济学家认为，发展迅速的东部省份和贫穷的西部偏远省份之间的收入差距十分巨大，政府规划人员还没有达成他们承诺的目标：提高这些前牧民的收入水平。
政府在最近的一次安置工作中投入了34.5亿美元，但得到重新安置的大多数牧民过得都不太好。北京和上海等城市的居民收入平均是西藏和新疆居民的两倍。幅员辽阔的新疆位于中国西部，与中亚接壤。政府数据显示，近年来，差距还在不断扩大。
维权人士称，牧民的重新安置工作往往是通过胁迫完成的，这些过去的牧民最后通常会流落到破败、偏远的小村庄。在内蒙古和西藏，流离失所的牧民几乎每周都会举行抗议，安全部队由此加强了镇压力度。
“牧民会破坏草原的看法，只是中国政府驱逐那些他们认为生活方式落后的民众的一个借口，”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Southern Mongolian Human Rights Information Center)主任恩和巴图(Enghebatu Togochog)说。“他们承诺会提供好的工作和住房，但牧民随后才发现这些都是假的。”
在内蒙古煤炭资源丰富的锡林浩特，许多迁居此处的牧民都不识字。他们称自己被骗了，签下了一些自己根本不懂的合同。63岁的措阔契尔(Tsokhochir)就是其中一人，他的妻子和三个女儿也在首批搬到欣康村的100个家庭之列。这个村里是一些凋敝的砖房，笼罩在两座发电厂的阴影里，一座钢铁厂冒出的浓烟让这些房屋裹满了灰。
他说，2003年，官方强迫他卖掉了自己的20匹马和300只羊，还给他提供了贷款，让他购买了两头澳大利亚进口的奶牛。随后，家里的牛增加到了13头。但措阔契尔说，由于牛奶价格下跌，而且从商店购买饲料价格昂贵，他们几乎无法达到收支平衡。
措阔契尔是蒙古族，脸被晒得很黑。在讲述不满时，他的情绪开始激动，他的妻子则移开了目光。由于不适应蒙古草原严寒的冬季，牛群经常得肺炎，乳头也时常结冰。频繁的沙尘暴会让它们嘴里填满砂粒。而且他们从未收到政府承诺的饲料补贴。
因为既不能放牧，又没有在钢厂工作所需的技能，欣康村的许多年轻人只好去中国其他地方找工作。措阔契尔说，“这里根本不是人待的地方。”
并非所有人都心存不满。34岁的巴特尔是一名羊贩子，在草原上长大的他，如今住在锡林浩特市中心一栋新建的高层建筑里，楼前是宽阔的大道。每隔一个月左右，他就会驱车600多公里，去见北京的客户。原本坑坑洼洼的小路，现在已经被平坦的公路取代。“以前从我们老家到锡林浩特要走整整一天，不小心你还掉沟里去，”他说。“现在开车40分钟就到了。”巴特尔很健谈，他上过大学，汉语流利。他对一些邻居表示了批评，说他们想要政府补贴，却不愿意接受新的经济模式。目前的经济基本以露天煤矿为中心。
对于蒙古族的游牧生活，他并没有表达多少留恋——在干旱时期寻找食物、睡在蒙古包里，用牛粪饼生火做饭。“有车了谁还骑马啊？”他开车穿过熙熙攘攘的锡林浩特市中心时说。“美国还有牛仔么？”
专家称，安置工作往往还有另一个目标，但官方政策声明基本不会提及这一点：让共产党对长期游离于中国社会边缘的那些人加强控制。
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东亚分部主任林伟(Nicholas Bequelin)表示，农民和牧民之间的冲突并不是刚刚出现，但中国政府使它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从规模和目标来看，这些安置工程几乎是斯大林式的，完全不考虑这些社区的人想要什么，”他说。“用不了几年，政府就会把本土文化彻底清除干净。”
看看地图就能表明，为何共产党一直试图驯服牧民。牧场共占中国总面积的40%，从远在西部的新疆一直延伸到北部广阔的内蒙古大草原。这些土地一直是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满族和其他一系列少数民族的故乡，他们一向对北京严厉的统治感到不满。
在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汉族看来，来自草原的民族一直是想象和恐惧的来源。在中原受到外部侵略的一些最重要的时期，侵略者就来自游牧民族，忽必烈就是其中之一。他带领着蒙古骑兵，从1271年开始统治中国，持续将近一个世纪。
“对于外来者而言，这些地区一直很难了解，也很难治理，那里一向被视作匪帮或游击战争肆虐之地，而且这里的人也一直拒绝融合，”俄勒冈州里德学院(Reed College)研究中国藏区的人类学家查琳·E·马克利(Charlene E. Makley)说。“但是，现在政府觉得自己有意愿，也有资源把这些人看管起来。”
尽管驯服边疆的工作，从1949年毛泽东掌权后不久就开始了，但整个进程却因为2000年的一场现代化运动而开始加速。这场名为“西部大开发”的运动，希望通过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牧民的重新安置和汉族移民的迁入，实现新疆和藏区的迅速转变。
后来的“生态移民搬迁工程”始于2003年，目标是通过减少放牧，来使这里正在衰退的草原得到恢复。
格勒的家人目前居住在玛多新县城，这里是青海省安多藏区修建的首批所谓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之一。这片区域藏族占绝大多数，海拔高达1.3万英尺（约3960米）。十年前，牧民安置工程开始加速，当时政府也表示，过度放牧对周边广阔的流域产生了损害。这些流域滋养着黄河、长江和湄公河等中国最重要的河流。政府称，目前已将50万名牧民和100万头牲畜迁出青海省生态脆弱的草地。
格勒表示，政府说他的160头牦牛和400头羊具有破坏性，他觉得这种说法很可笑，但是除了卖掉它们，他根本别无选择。“只有傻子才会和政府做对，”他说。“数千年来，放牧牲畜根本不是问题，但突然之间，他们就说这样做有问题了。”
出售牲畜换来的收入和政府提供的补偿，没能维持多长时间。他表示，大部分钱都用来支付欠缴的放牧和水资源税了，建造有两间卧室的新房，也花费了将近3200美元。
虽然政策因地而异，但官方数据显示，离开家园的牧民平均为政府建造的新房支付了30%的成本。大多数人得到了生活补助，但前提条件是同意放弃游牧生活。格勒表示，他们家每年拿到的965美元的补贴（一共发放五年），比当初承诺的金额少了300美元。他说，“补贴发完时，我也不知道我们会做些什么。”
位于玛多县的很多新房，都没有厕所和自来水。居民们抱怨称墙壁出现了裂纹、屋顶漏雨、人行道没有完工。但这种愤怒也反映出他们失去了自立性，靠现金运转的经济也对他们提出了种种要求。此外，他们还认为之所以迁徙，是因为政府作出了虚假的承诺，称他们有一天能再回到家乡。
研究藏人安置社区的捷克科学院人类学家亚尔米拉·帕塔科娃(Jarmila Ptackova)表示，中国政府的迁移项目改善了医疗和教育条件。一些积极进取的藏人甚至发家致富，她表示，但很多人对安置项目的推行速度及强制性感到厌恶。她说，“所有事情都是在他们没有参与的情况下决定的。”
这种积怨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社会动荡，特别是在内蒙古和藏区。自2009年以来，包括20多名牧民在内的逾140名藏人通过自焚的方式抗议干预性的政策，比如对宗教活动的限制，在环境脆弱的土地采矿等举措。最近的一起案例发生在周四，离玛多县不远的一座城市。
在过去几年中，内蒙古当局逮捕了数十名过去从事游牧的民众，其中包括上个月在通辽市逮捕的17人。他们对政府征收一万英亩（约合4050公顷）土地的做法举行了抗议。
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透露，欣康村的几十名村民举行游行，走向政府部门，并与防暴警察发生冲突。其中一些村民举着写有“我们想回家”、“我们想生存”的横幅。
一些中国科学家的研究曾为搬迁项目提供了官方论据，但他们对政府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批评。比如北京大学环境管理学教授李文军发现，将大量牧民迁移至城镇的举措，会导致贫困和水资源短缺问题加剧。
李文军拒绝接受采访，称这个问题有政治敏感性。但在发表的研究论文中，她曾表示，传统的放牧活动对土地有利。她最近在《土地利用政策》(Land Use Policy)期刊发表文章称，“我们认为，像游牧这种持续了几个世纪，而且用水很少的食物生产系统是最好的选择。”
格勒最近回到了家乡，在公路旁搭起了一定黑色牦牛皮帐篷，为汉族游客提供歇脚的场所。“我们会供应奶茶和耗牛肉干，”他满怀期待地说。后来，他摆弄起腰间挂着的一串钥匙时，变得有些伤感。
“我们过去常常带着刀，”他说。“现在，我们得带着钥匙。”
杰安迪(Andrew Jacobs)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50714/c14nomads/
草场买断和禁牧 污染越来越严重 受害者只能是当地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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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内蒙古大学念书的乌伊汉和在草原上放牧的母亲娜仁高娃，父亲双权 |
我和乌伊汉认识是她来北京大学做交换生。2011年春天，还在内蒙古大学念书的她，作为蒙族学生的代表到北京进行为期半年的学习。当时我刚刚去过鄂尔多斯的康巴什“鬼城”，对内蒙粗犷而高速的经济扩张有十足的兴趣。在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我请乌伊汉去学校附近一家咖啡厅聊天，这个在课堂上从来拘束不多言的姑娘，在叙说家里的情况时语速竟稍微有些激动。
“我爸爸妈妈都是牧民，”她说，“在草原上放羊的。我家里有200多只羊，但是现在我们那都是禁牧的，说是牛羊多了破坏草场。只要被发现我们在偷牧，大队就会来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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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栽种风机的地方要被铲平或者炸平，这样的碎石随处可见 |
但是乌伊汉告诉我，在牧民被勒令停止放牧后，草原上的开发并未中止。发电的三叉风机在草原上一个个栽下，白云鄂博的稀土矿开采如火如荼，载着不知是风机设备还是矿石的大卡车从草原上呼啸而过，沙尘弥漫满天。而牧民禁牧所获得的赔偿，只有区区每年每亩4.8元，比本来就不高的国家禁牧补助标准6元/亩/年还低了五分之一。
仅仅是那一个晚上的对谈，就让我起了上草原的念头。2011年夏天，我从北京坐火车到包头，乌伊汉和母亲娜仁高娃在包头火车站接我。我们一起坐大巴到达茂旗长途汽车站，然后她的父亲双权开着车载我们回草原上的家。
2008年买的捷达小车在土路上颠簸。沿路能看见不少白云鄂博的标识——我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初中的地理课本上就有写：白云鄂博有世界上最大的稀土矿藏。稀土，这种被广泛应用于现代高科技产品制作的矿物，是令中国颇为自豪的一种资源。中国的稀土储量占到世界的四分之一左右，但是因为生产成本廉价，中国的稀土出口占到全球的90%还多。然而在课本或新闻上读到这种抽象的数字，和在被进出矿区的大卡车压坏的土路上行驶是两回事。我们是在夜间行车的，扬沙和四处裸露着黄土和岩石的草场还看不到。
到了乌伊汉的家里——严格来讲，是她亲戚的家里——她自己家在日光大队的土房因为建在公路边上，很难偷牧，而只凭禁牧补贴又无法生活，只好搬来沙如大队亲戚家的空房，借他们的草场偷牧。这间平房还没有通电，乌伊汉的父母在房子后面竖了一个小风车，白天风车转动发电，供晚上短暂的使用。
这里的牧民们是没有夜生活的，他们的作息和自家的牛羊一致：早上5点钟起来去喂牛、挤奶、放羊，晚上牛羊收圈了、天黑了，他们也就上炕了。厕所是没有的，无论大小解，都在草原上解决。就算是女性用过的卫生巾，也是在草原上挖个小坑就地掩埋。洗澡是镇上才有的奢侈，母亲娜仁高娃告诉我，他们大概一个月去一次镇上的公共澡堂。
草原上的水是珍稀品。家里用的水全部要靠父母挑回。近几年由于挖矿，地下水位下降得厉害，牧民挖的井一般又不深，挑水、饮牛羊变得格外困难。井水用完一次，需要等一个小时，新的水才能出来。乌伊汉的母亲在门口的一个小洗脸盆里舀了一盆井水，叫我洗脸洗手。我用肥皂洗后，以为要换水，但是乌伊汉、母亲、父亲，便按着这样的顺序来用同一盆子里的水了。
翌日清晨，我等乌伊汉的母亲喂完牛，便开始和她谈草原上的情况。实际上，她自家所在的日光大队，从2002年便开始禁牧了。第一年没有草场补贴，从第二年开始每年每亩发4.8元。乌伊汉家原本有2000多亩草场，七八百只羊，一年的毛收入能够有20万元。禁牧后，每年的草场补贴总共是小一万元，偷着养的200只羊一年能有5万元收入。乌伊汉在呼和浩特一年念书的伙食费要3800元，学费有政府的补贴，因为是禁牧家庭的孩子。
娜仁高娃给我算完账后，问我：“一年才补这点钱，和公务员怎么比呢？”
偷着放牧的牧民还要面临来自禁牧大队的罚款，不交钱就逮羊。牧区实行禁牧之后，羊的数量锐减而价格猛涨。2008年的时候一只公羊七八百元，现在好点、肥点的公羊都要2000元出头。所以如果罚款在几百元或者一千多，牧民都会交钱了事。
有的时候他们对罚款的方式也有些怀疑。“2010年的时候，禁牧大队没来我家草场（查羊），直接打电话要我们过去交罚款，”娜仁高娃说，“叔叔（乌伊汉的父亲）开着车把钱送过去的。罚款他们也给收据，上面盖着政府的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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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民布和朝鲁在自家坍塌的羊圈前，禁牧后他家里养羊的数量锐减 |
“我们罚钱也得养，不然我60岁的人连个医保都没有，”刘英平说，他是汉族。“我跟禁牧大队的讲，你给我们‘草场补贴’，但是补贴的前提是你有基础收入。草场养羊就是我们的经济基础呀！我们退休了没有工资呀。这个补贴就是我们的工资吗？”
刘英平60岁的老伴刘凤英在旁边插嘴：“有一次他们来了，说不让拉羊就要罚钱。我告诉他们，我老了，你小的，都拼了命的话，我个老命换你个小命。”
让刘氏夫妇头痛的不仅是捉迷藏一样的放羊和罚款。实际上，只要他们每年缴一定的罚款，就被畜牧局默许可以放羊，尽管数量不多。真正困扰他们的，是离家不远处几乎24小时转动的风机，“轰隆隆的声音，像大卡车开动的那种声音，晚上都睡不着觉。”
刘凤英有心脏病，怕休息不好，但是栽风机的土地是政府从牧民的手中买断的，每亩326元，他们无权再去争执。据他们讲，包头郊区每亩地的赔偿能有1万多，如果离开草原到镇上去买房子，一平米要2000多。这个等式，他们怎么也划不过来。
我跟乌伊汉说，我们去风机那里看看。
我们两个开着她父亲的捷达车，从禁牧区开到栽风机的地方。漫山遍野的白色的三叉风机，这种情景印在那种蓝天绿草的招贴画上，就是一个国家新能源起步最好的阐释。然而当你面对面站在高耸的风机跟前，感受到的只是那种拔地而起的突兀和草场流失的荒芜。
我们去的那天并没有风，风机没有转动。天空灰蒙蒙的，低沉地笼罩在这一片内蒙的草原上。安插风机的地方都被铲平或者是炸平了，周围有很多碎石，草原上面的草是一小丛一小丛的，像得了斑秃的人，不知道是因为地下水缺失旱的，还是其他原因。
我在乌伊汉家住了四天，上午或者下午跟着他们去放羊，余下的时间便让她带着我和附近的牧民聊天。在我采访的十几位牧民里，竟没有一个人提到草场的生态环境在禁牧后有所改善。当我试着问，会不会草场的改善不是肉眼能轻易观察到的时候，布和朝鲁，一个从12岁小学毕业就开始放羊的老牧民带我去他的院子外面，让我看过往的卡车。
不一会儿，远处一辆暗红色的双节大卡车开过来了，所过之处，扬起一片沙尘，拖得长长地跟在卡车后面，慢慢扩散开来。
“一会儿就飘过来了，赶快进屋吧，”布和朝鲁说。
“现在国家号召保护生态，但是都那么大矿，白云（鄂博）有风的，那风沙！这就不叫保护生态了吧。”布和朝鲁边抽着烟边说。他的妻子淘格少坐在炕旁边的椅子上磕着瓜子，她每天早上也是5点多起床，断牛羊、挤牛奶、做酸奶子，自己吃也可以拿出去卖。
“如果真的禁牧，一户给留三四百只，还可以生活。但是政府应当也不开矿了吧？”布和朝鲁抛出了一个无人应答的问题。“像他们说的，10年（禁牧）后生态平衡了再开矿，对不？这样一边禁牧、一边开矿，对牧民和别人的政策好像不同嘛！”
和娜仁高娃一样，布和朝鲁开始给我算帐。现在偷养的牛羊能有多少收入，加上草补能有多少，但是面粉涨价了、蔬菜涨价了、大蒜也涨价了……“公务员的工资会涨，但是农牧民的工资是死的。”
他回忆起一次禁牧大队来罚款的场景。“他们来就是——来，罚款！没款？带羊！”
“公民的财产按说应该受到保护，对吧？”布和朝鲁又问了一个让人难以回答的问题，“他们这样会影响共产党的声誉的。”
在我采访的牧民当中，尽管他们的生活过得很艰苦——11年时还住在不通水不通电的房子里，偷着放牧，不然连镇上的羊肉都买不起——却没有人抱怨过政府所宣称的要保护草原生态的初衷。他们所不满的，是政策宣传和执行的不统一。既然当初领导一家家做工作说要恢复生态，为何允许无休止的风机建设和矿产开发？那些挖矿的人开采完后，并不把矿填回去,工业用水也是任意排放，在草原修建的简易的土路，成了大卡车横冲直撞的理由。当年5月份发生的莫日根被卡车碾压致死事件，是内蒙草原上牧民和开矿者冲突极端化的鲜明注脚。
在采访中，牧民们反复提及在收音机里听来的6元每年每亩的草场补贴，这是时任总理的温家宝作出的承诺，从2011年1月开始。然而在那一年的夏天，他们还是按照旧标准4.8元领取。牧民们有疑问：多出来的一块多钱去哪了？
据乌伊汉的母亲回忆，6元每亩的补贴标准是2012年1月才开始执行的。而补偿标准在制定和执行上的差异，只是席卷内蒙古牧区禁牧大潮中上下言行不一、或者说中央和地方治理割裂的冰山一角。
在乌伊汉最近给我发来的电子邮件中，她说准备参加今年四月份的公务员考试。她现在是内蒙古大学的研究生，想尽快解决工作的问题，可以不让50岁了还在放羊的父母那么辛苦。
“这边的情况，没有得到改善，”她在信里写道，“栽了更多的风机，污染越来越严重。受害者他们并没有可行办法去制止，上访并不理智，且无法得到应有的回应，反而会被视为破坏者。”
她告诉我，她最近看了柴静的新书《看见》，里面有一句话让她如梦初醒。
“...看到征地问题，她那里说，给农民的不是价格，是补偿。可征地的实质是买卖，而卖方却要得到补偿，”乌伊汉说道。对于农民，是征地，对于牧民，就是草场买断和禁牧。现在每亩禁牧草场的补偿已经涨到了6元，但这买断了牧民的基础劳作方式。
“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就觉得突然被点醒了的感觉。牧民的那么多不满，有绝大部分也是因为这个问题啊。”
－包蓓蓓 －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与国际关系专业在读研究生）
中国當局加強控制長期游離在中社會邊緣的游牧民族
中國当局安置蒙藏牧民，古老的游牧生活被迫逐漸消失
紐約時報2015年7月14日報導，中國当局自2000年展開名為「西部大開發」的現代化運動，盼透過投入大量的基礎建設、重新安置牧民至今已邁入最後階段。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瑪多縣(Madoi）有藏人指出，其被迫賣去牲口、放棄游牧生活，雖可在5年內獲得相關補貼，但卻失去謀生技能。
維權人士表示，被迫安置的牧民最後常會流落到破敗偏遠的村莊，而在內蒙古和西藏，流離失所的牧民幾乎每週進行抗議，導致中国警方加強鎮壓取締；更有專家指出，中国當局加強控制長期游離在中社會邊緣的游牧民族。
China Fences In Its Nomads, and an Ancient Life Withers
MADOI, China — If modern material comforts are the measure of success, then Gere, a 59-year-old former yak-and-sheep herder in China’s western Qinghai Province, should be a happy man.
In the two years sinc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orced him to sell his livestock and move into a squat concrete house here on the windswept Tibetan plateau, Gere and his family have acquired a washing machine, a refrigerator and a color television that beams Mandarin-language historical dramas into their whitewashed living room.
查看大图Nomads in Xinjiang.
Gilles Sabri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Nomads in Xinjiang.
查看大图Gere, 59, an ex-herder in Qinghai, with his granddaughter. Forced to sell his herd and move into a house, he is jobless and in debt.
Gilles Sabri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Gere, 59, an ex-herder in Qinghai, with his granddaughter. Forced to sell his herd and move into a house, he is jobless and in debt.
But Gere, who like many Tibetans uses a single name, is filled with regret. Lik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astoralists across China who have been relocated into bleak townships over the past decade, he is jobless, deeply indebted and dependent on shrinking government subsidies to buy the milk, meat and wool he once obtained from his flocks.
“We don’t go hungry, but we have lost the life that our ancestors practiced for thousands of years,” he said.
In what amounts to one of the most ambitious attempts made at social engineeri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in the final stages of a 15-year-old campaign to settle the millions of pastoralists who once roamed China’s vast borderlands. By year’s end, Beijing claims it will have moved the remaining 1.2 million herders into towns that provide access to schools, electricity and modern health care.
Official news accounts of the relocation rapturously depict former nomads as grateful for salvation from primitive lives. “In merely five years, herders in Qinghai who for generations roved in search of water and grass, have transcended a millennium’s distance and taken enormous strides toward modernity,” said a front-page article in the state-run Farmers’ Daily. “The Communist Party’s preferential policies for herders are like the warm spring breeze that brightens the grassland in green and reaches into the herders’ hearts.”
But the policies, based partly on the official view that grazing harms grasslands, are increasingly contentious. Ecologists in China and abroad say the scientific foundations of nomad resettlement are dubious. Anthropologists who have studied government-built relocation centers have documented chronic unemployment, alcoholism and the fraying of millenniums-old traditions.
Chinese economists, citing a yawning income gap between the booming eastern provinces and impoverished far west, say government planners have yet to achieve their stated goal of boosting incomes among former pastoralists.
The government has spent $3.45 billion on the most recent relocation, but most of the newly settled nomads have not fared well. Residents of cities like Beijing and Shanghai on average earn twice as much as counterparts in Tibet and Xinjiang, the western expanse that abuts Central Asia. Government figures show that the disparities have widened in recent years.
Rights advocates say the relocations are often accomplished through coercion, leaving former nomads adrift in grim, isolated hamlets. In Inner Mongolia and Tibet, protests by displaced herders occur almost weekly, prompting increasingly harsh crackdowns by security forces.
“The idea that herders destroy the grasslands is just an excuse to displace people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inks have a backward way of life,” said Enghebatu Togochog, the director of the Southern Mongolian Human Rights Information Center, based in New York. “They promise good jobs and nice houses, but only later do the herders discover these things are untrue.”
In Xilinhot, a coal-rich swath of Inner Mongolia, resettled nomads, many illiterate, say they were deceived into signing contracts they barely understood. Among them is Tsokhochir, 63, whose wife and three daughters were among the first 100 families to move into Xin Kang village, a collection of forlorn brick houses in the shadow of two power plants and a belching steel factory that blankets them in soot.
In 2003, he says, officials forced him to sell his 20 horses and 300 sheep, and they provided him with loans to buy two milk cows imported from Australia. The family’s herd has since grown to 13, but Tsokhochir says falling milk prices and costly store-bought feed means they barely break even.
An ethnic Mongolian with a deeply tanned face, Tsokhochir turns emotional as he recites grievances while his wife looks away. Ill-suited for the Mongolian steppe’s punishing winters, the cows frequently catch pneumonia and their teats freeze. Frequent dust storms leave their mouths filled with grit. The government’s promised feed subsidies never came.
Barred from grazing lands and lacking skills for employment in the steel mill, many Xin Kang youths have left to find work elsewhere in China. “This is not a place fit for human beings,” Tsokhochir said.
Not everyone is dissatisfied. Bater, 34, a sheep merchant raised on the grasslands, lives in one of the new high-rises that line downtown Xilinhot’s broad avenues. Every month or so he drives 380 miles to see customers in Beijing, on smooth highways that have replaced pitted roads. “It used to take a day to travel between my hometown and Xilinhot, and you might get stuck in a ditch,” he said. “Now it takes 40 minutes.” Talkative, college-educated and fluent in Mandarin, Bater criticized neighbors who he said want government subsidies but refuse to embrace the new economy, much of it centered on open-pit coal mines.
He expressed little nostalgia for the Mongolian nomad’s life — foraging in droughts, sleeping in yurts and cooking on fires of dried dung. “Who needs horses now when there are cars?” he said, driving through the bustle of downtown Xilinhot. “Does America still have cowboys?”
Experts say the relocation efforts often have another goal, largely absent from official policy pronouncements: greater Communist Party control over people who have long roamed on the margins of Chinese society.
Nicholas Bequelin, the director of the East Asia division of Amnesty International, said the struggle between farmers and pastoralists is not new, but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d taken it to a new level. “These relocation campaigns are almost Stalinist in their range and ambition, without any regard for what the people in these communities want,” he said. “In a matter of years, the government is wiping out entire indigenous cultures.”
A map shows why the Communist Party has long sought to tame the pastoralists. Rangelands cover more than 40 percent of China, from Xinjiang in the far west to the expansive steppe of Inner Mongolia in the north. The lands have been the traditional home to Uighurs, Kazakhs, Manchus and an array of other ethnic minorities who have bristled at Beijing’s heavy-handed rule.
For the Han Chinese majority, the people of the grasslands are a source of fascination and fear. China’s most significant periods of foreign subjugation came at the hands of nomadic invaders, including Kublai Khan, whose Mongolian horseback warriors ruled China for almost a century beginning in 1271.
“These areas have always been hard to know and hard to govern by outsiders, seen as places of banditry or guerrilla warfare and home to peoples who long resisted integration,” said Charlene E. Makley, an anthropologist at Reed College, in Oregon, who studies Tibetan communities in China. “But now the government feels it has the will and the resources to bring these people into the fold.”
Although efforts to tame the borderlands began soon after Mao Zedong took power in 1949, they accelerated in 2000 with a modernization campaign, “Go West,” that sought to rapidly transform Xinjiang and Tibetan-populated areas through enormous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nomad relocations and Han Chinese migration.
The more recent “Ecological Relocation” program, started in 2003, has focused on reclaiming the region’s fraying grasslands by decreasing animal grazing.
New Madoi Town, where Gere’s family lives, was among the first so-called Socialist Villages constructed in the Amdo region of Qinghai Province, an overwhelmingly Tibetan area more than 13,000 feet above sea level. As resettlement gained momentum a decade ago, the government said that overgrazing was imperiling the vast watershed that nourishes the Yellow, Yangtze and the Mekong rivers, China’s most important waterways. In all, the government says it has moved more than 500,000 nomads and a million animals off ecologically fragile pastureland in Qinghai Province.
Gere said he had scoffed at government claims that his 160 yaks and 400 sheep were destructive, but he had no choice other than to sell them. “Only a fool would disobey the government,” he said. “Grazing our animals wasn’t a problem for thousands of years yet suddenly they say it is.”
Proceeds from the livestock sale and a lump sum of government compensation did not go far. Most of it went for unpaid grazing and water taxes, he said, and about $3,200 was spent building the family’s new two-bedroom home.
Although policies vary from place to place, displaced herders on average pay about 30 percent of the cost of their new government-built homes, according to official figures. Most are given living subsidies, with a condition that recipients quit their nomadic ways. Gere said the family’s $965 annual stipend — good for five years — was $300 less than promised. “Once the subsidies stop, I’m not sure what we will do,” he said.
Many of the new homes in Madoi lack toilets or running water. Residents complain of cracked walls, leaky roofs and unfinished sidewalks. But the anger also reflects their loss of independence, the demands of a cash economy and a belief that they were displaced with false assurances that they would one day be allowed to return.
Jarmila Ptackova, an anthropologist at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in the Czech Republic who studies Tibetan resettlement communities, said the government’s relocation programs had improved access to medical care and education. Some entrepreneurial Tibetans had even become wealthy, she said, but many people resent the speed and coercive aspects of the relocations. “All of these things have been decided without their participation,” she said.
Such grievances play a role in social unrest, especially in Inner Mongolia and Tibet. Since 2009, more than 140 Tibetans, two dozen of them nomads, have self-immolated to protest intrusive policies, among them restrictions on religious practices and mining on environmentally delicate land. The most recent one took place on Thursday, in a city not far from Madoi.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the authorities in Inner Mongolia have arrested scores of former herders, including 17 last month in Tongliao municipality who were protesting the confiscation of 10,000 acres.
This year, dozens of people from Xin Kang village, some carrying banners that read “We want to return home” and “We want survival,” marched on government offices and clashed with riot police, according to the Southern Mongolian Human Rights Information Center.
Chinese scientists whose research once provided the official rationale for relocation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critical of the government. Some, like Li Wenjun, a professor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t Peking University, have found that resettling large numbers of pastoralists into towns exacerbates poverty and worsens water scarcity.
Professor Li declined an interview request, citing political sensitivities. But in published studies, she has said that traditional grazing practices benefit the land. “We argue that a system of food production such as the nomadic pastoralism that was sustainable for centuries using very little water is the best choice,” according to a recent article she wrote in the journal Land Use Policy.
Gere recently pitched his former home, a black yak-hide tent, on the side of a highway as a pit stop for Chinese tourists. “We’ll serve milk tea and yak jerky,” he said hopefully. Then he turned maudlin as he fiddled with a set of keys tied to his waist.
“We used to carry knives,” he said. “Now we have to carry keys.”
Patrick Zuo contributed research.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50714/c14nomads/en-us/
紐約時報2015年7月14日報導，中國当局自2000年展開名為「西部大開發」的現代化運動，盼透過投入大量的基礎建設、重新安置牧民至今已邁入最後階段。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瑪多縣(Madoi）有藏人指出，其被迫賣去牲口、放棄游牧生活，雖可在5年內獲得相關補貼，但卻失去謀生技能。
維權人士表示，被迫安置的牧民最後常會流落到破敗偏遠的村莊，而在內蒙古和西藏，流離失所的牧民幾乎每週進行抗議，導致中国警方加強鎮壓取締；更有專家指出，中国當局加強控制長期游離在中社會邊緣的游牧民族。
China Fences In Its Nomads, and an Ancient Life Withers
In the two years sinc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orced him to sell his livestock and move into a squat concrete house here on the windswept Tibetan plateau, Gere and his family have acquired a washing machine, a refrigerator and a color television that beams Mandarin-language historical dramas into their whitewashed living room.
查看大图Nomads in Xinjiang.
Gilles Sabri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Nomads in Xinjiang.
查看大图Gere, 59, an ex-herder in Qinghai, with his granddaughter. Forced to sell his herd and move into a house, he is jobless and in debt.
Gilles Sabri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Gere, 59, an ex-herder in Qinghai, with his granddaughter. Forced to sell his herd and move into a house, he is jobless and in debt.
But Gere, who like many Tibetans uses a single name, is filled with regret. Lik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astoralists across China who have been relocated into bleak townships over the past decade, he is jobless, deeply indebted and dependent on shrinking government subsidies to buy the milk, meat and wool he once obtained from his flocks.
“We don’t go hungry, but we have lost the life that our ancestors practiced for thousands of years,” he said.
In what amounts to one of the most ambitious attempts made at social engineeri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in the final stages of a 15-year-old campaign to settle the millions of pastoralists who once roamed China’s vast borderlands. By year’s end, Beijing claims it will have moved the remaining 1.2 million herders into towns that provide access to schools, electricity and modern health care.
Official news accounts of the relocation rapturously depict former nomads as grateful for salvation from primitive lives. “In merely five years, herders in Qinghai who for generations roved in search of water and grass, have transcended a millennium’s distance and taken enormous strides toward modernity,” said a front-page article in the state-run Farmers’ Daily. “The Communist Party’s preferential policies for herders are like the warm spring breeze that brightens the grassland in green and reaches into the herders’ hearts.”
But the policies, based partly on the official view that grazing harms grasslands, are increasingly contentious. Ecologists in China and abroad say the scientific foundations of nomad resettlement are dubious. Anthropologists who have studied government-built relocation centers have documented chronic unemployment, alcoholism and the fraying of millenniums-old traditions.
Chinese economists, citing a yawning income gap between the booming eastern provinces and impoverished far west, say government planners have yet to achieve their stated goal of boosting incomes among former pastoralists.
The government has spent $3.45 billion on the most recent relocation, but most of the newly settled nomads have not fared well. Residents of cities like Beijing and Shanghai on average earn twice as much as counterparts in Tibet and Xinjiang, the western expanse that abuts Central Asia. Government figures show that the disparities have widened in recent years.
Rights advocates say the relocations are often accomplished through coercion, leaving former nomads adrift in grim, isolated hamlets. In Inner Mongolia and Tibet, protests by displaced herders occur almost weekly, prompting increasingly harsh crackdowns by security forces.
“The idea that herders destroy the grasslands is just an excuse to displace people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inks have a backward way of life,” said Enghebatu Togochog, the director of the Southern Mongolian Human Rights Information Center, based in New York. “They promise good jobs and nice houses, but only later do the herders discover these things are untrue.”
In Xilinhot, a coal-rich swath of Inner Mongolia, resettled nomads, many illiterate, say they were deceived into signing contracts they barely understood. Among them is Tsokhochir, 63, whose wife and three daughters were among the first 100 families to move into Xin Kang village, a collection of forlorn brick houses in the shadow of two power plants and a belching steel factory that blankets them in soot.
In 2003, he says, officials forced him to sell his 20 horses and 300 sheep, and they provided him with loans to buy two milk cows imported from Australia. The family’s herd has since grown to 13, but Tsokhochir says falling milk prices and costly store-bought feed means they barely break even.
An ethnic Mongolian with a deeply tanned face, Tsokhochir turns emotional as he recites grievances while his wife looks away. Ill-suited for the Mongolian steppe’s punishing winters, the cows frequently catch pneumonia and their teats freeze. Frequent dust storms leave their mouths filled with grit. The government’s promised feed subsidies never came.
Barred from grazing lands and lacking skills for employment in the steel mill, many Xin Kang youths have left to find work elsewhere in China. “This is not a place fit for human beings,” Tsokhochir said.
Not everyone is dissatisfied. Bater, 34, a sheep merchant raised on the grasslands, lives in one of the new high-rises that line downtown Xilinhot’s broad avenues. Every month or so he drives 380 miles to see customers in Beijing, on smooth highways that have replaced pitted roads. “It used to take a day to travel between my hometown and Xilinhot, and you might get stuck in a ditch,” he said. “Now it takes 40 minutes.” Talkative, college-educated and fluent in Mandarin, Bater criticized neighbors who he said want government subsidies but refuse to embrace the new economy, much of it centered on open-pit coal mines.
He expressed little nostalgia for the Mongolian nomad’s life — foraging in droughts, sleeping in yurts and cooking on fires of dried dung. “Who needs horses now when there are cars?” he said, driving through the bustle of downtown Xilinhot. “Does America still have cowboys?”
Experts say the relocation efforts often have another goal, largely absent from official policy pronouncements: greater Communist Party control over people who have long roamed on the margins of Chinese society.
Nicholas Bequelin, the director of the East Asia division of Amnesty International, said the struggle between farmers and pastoralists is not new, but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d taken it to a new level. “These relocation campaigns are almost Stalinist in their range and ambition, without any regard for what the people in these communities want,” he said. “In a matter of years, the government is wiping out entire indigenous cultures.”
A map shows why the Communist Party has long sought to tame the pastoralists. Rangelands cover more than 40 percent of China, from Xinjiang in the far west to the expansive steppe of Inner Mongolia in the north. The lands have been the traditional home to Uighurs, Kazakhs, Manchus and an array of other ethnic minorities who have bristled at Beijing’s heavy-handed rule.
For the Han Chinese majority, the people of the grasslands are a source of fascination and fear. China’s most significant periods of foreign subjugation came at the hands of nomadic invaders, including Kublai Khan, whose Mongolian horseback warriors ruled China for almost a century beginning in 1271.
“These areas have always been hard to know and hard to govern by outsiders, seen as places of banditry or guerrilla warfare and home to peoples who long resisted integration,” said Charlene E. Makley, an anthropologist at Reed College, in Oregon, who studies Tibetan communities in China. “But now the government feels it has the will and the resources to bring these people into the fold.”
Although efforts to tame the borderlands began soon after Mao Zedong took power in 1949, they accelerated in 2000 with a modernization campaign, “Go West,” that sought to rapidly transform Xinjiang and Tibetan-populated areas through enormous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nomad relocations and Han Chinese migration.
The more recent “Ecological Relocation” program, started in 2003, has focused on reclaiming the region’s fraying grasslands by decreasing animal grazing.
New Madoi Town, where Gere’s family lives, was among the first so-called Socialist Villages constructed in the Amdo region of Qinghai Province, an overwhelmingly Tibetan area more than 13,000 feet above sea level. As resettlement gained momentum a decade ago, the government said that overgrazing was imperiling the vast watershed that nourishes the Yellow, Yangtze and the Mekong rivers, China’s most important waterways. In all, the government says it has moved more than 500,000 nomads and a million animals off ecologically fragile pastureland in Qinghai Province.
Gere said he had scoffed at government claims that his 160 yaks and 400 sheep were destructive, but he had no choice other than to sell them. “Only a fool would disobey the government,” he said. “Grazing our animals wasn’t a problem for thousands of years yet suddenly they say it is.”
Proceeds from the livestock sale and a lump sum of government compensation did not go far. Most of it went for unpaid grazing and water taxes, he said, and about $3,200 was spent building the family’s new two-bedroom home.
Although policies vary from place to place, displaced herders on average pay about 30 percent of the cost of their new government-built homes, according to official figures. Most are given living subsidies, with a condition that recipients quit their nomadic ways. Gere said the family’s $965 annual stipend — good for five years — was $300 less than promised. “Once the subsidies stop, I’m not sure what we will do,” he said.
Many of the new homes in Madoi lack toilets or running water. Residents complain of cracked walls, leaky roofs and unfinished sidewalks. But the anger also reflects their loss of independence, the demands of a cash economy and a belief that they were displaced with false assurances that they would one day be allowed to return.
Jarmila Ptackova, an anthropologist at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in the Czech Republic who studies Tibetan resettlement communities, said the government’s relocation programs had improved access to medical care and education. Some entrepreneurial Tibetans had even become wealthy, she said, but many people resent the speed and coercive aspects of the relocations. “All of these things have been decided without their participation,” she said.
Such grievances play a role in social unrest, especially in Inner Mongolia and Tibet. Since 2009, more than 140 Tibetans, two dozen of them nomads, have self-immolated to protest intrusive policies, among them restrictions on religious practices and mining on environmentally delicate land. The most recent one took place on Thursday, in a city not far from Madoi.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the authorities in Inner Mongolia have arrested scores of former herders, including 17 last month in Tongliao municipality who were protesting the confiscation of 10,000 acres.
This year, dozens of people from Xin Kang village, some carrying banners that read “We want to return home” and “We want survival,” marched on government offices and clashed with riot police, according to the Southern Mongolian Human Rights Information Center.
Chinese scientists whose research once provided the official rationale for relocation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critical of the government. Some, like Li Wenjun, a professor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t Peking University, have found that resettling large numbers of pastoralists into towns exacerbates poverty and worsens water scarcity.
Professor Li declined an interview request, citing political sensitivities. But in published studies, she has said that traditional grazing practices benefit the land. “We argue that a system of food production such as the nomadic pastoralism that was sustainable for centuries using very little water is the best choice,” according to a recent article she wrote in the journal Land Use Policy.
Gere recently pitched his former home, a black yak-hide tent, on the side of a highway as a pit stop for Chinese tourists. “We’ll serve milk tea and yak jerky,” he said hopefully. Then he turned maudlin as he fiddled with a set of keys tied to his waist.
“We used to carry knives,” he said. “Now we have to carry keys.”
Patrick Zuo contributed research.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50714/c14nomads/en-us/
2015年7月26日星期日
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族女教授敖其获蒙古国科学院“忽必烈汗”金质奖章
据内蒙古师范大学提供材料显示，日前，该校教授敖其应邀赴蒙古国乌兰巴托参加“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第16届大会暨哈·桑佩勒登德布诞生70周年纪念活动”。会议期间，还特别举行敖其教授斯拉夫文《蒙古民间文学导论》的发布会。
会上，蒙古国科学院副院长道尔吉院士宣读蒙古国科学院院长令：鉴于敖其教授在蒙古民俗、民间文学教学科学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特此颁发蒙古国科学院“忽必烈汗”金质奖章。
敖其，女，蒙古族，1954年生人。现为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任内蒙古师范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中心主任，致力于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多年来持续关注蒙古族传统服饰、传统食品、民族技艺及传统节庆活动等领域。
2015年7月22日星期三
德德玛——国家背景下的少数民族歌唱家
姚慧 （助理研究员 资料中心）汉族，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在站博士后。学术方向：史诗音乐研究，民族音乐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摘 要：本文以国家需要、国家培养和国家使用为主线，结合国家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从乌兰牧骑、乌兰夫、德德玛的教育经历、成名现象和重大政治事件的影响五个部分进行论述，试图剖析德德玛这一普通牧民的女儿是如何成为今天著名的少数民族歌唱家的问题。
关 键 词：德德玛 国家话语 国家背景少数民族歌唱家
国家话语权和主流意识是任何一个中国人成长与发展无法回避的重要因素之一，并以其排山倒海之势深刻影响着社会个体的思维意识和行为方式。处于国家背景中的社会人，无论其处于哪个时代，归属于哪个社会群体、哪个民族，其音乐都同国家主流意识保持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各种联系。而创作音乐、表演音乐的主体个人，也同样不可能脱离国家话语而独立存在，他们的音乐艺术生涯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国家话语和主流意识的叙事者。
一、乌兰牧骑——国家与牧民的桥梁
我国是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如何解决国内民族问题，关系到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给予自己的历史使命和对中国社会的认识，自成立之日起就十分重视民族问题，表现了对国内少数民族的关怀。(李凤鸣2007：1)内蒙古地处于我国北部边疆，横跨东北、西北、华北地区，全区总面积118.3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12.3%，居全国第三位，是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占大多数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因此，无论在国家稳定、民族团结方面，还是在国家统一及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建立方面，内蒙古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基于此，乌兰夫受党中央委派，在内蒙古广泛发动群众，深入开展自治运动，于1947年5月1日成立了内蒙古自治政府，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省级自治区。新中国成立之初，草原上群众的文化生活十分贫乏。因此，如何能够让内蒙古的蒙汉人民了解共产党和“民族自治”政策，如何才能满足广大农牧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文化的迫切需要，成为摆在内蒙古自治政府面前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正如乌兰夫多次强调：“首先是扩大党的影响，贯彻党的民族政策，解决民族问题。”(李凤鸣2007：3)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适应牧区、半农半牧区文化工作的开展，1957年5月，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主席乌兰夫作出了“要解决牧区长期听不到广播，看不到电影、演出、展览、图书的实际情况”的指示。为此，自治区文化局派工作组到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等地区进行了三个月的调查研究，结合当地大型文艺团体下不去、远远不能适应群众需要的实际情况，创造了一种适应牧区特点的文艺队伍的新形式，即轻便、流动的文艺轻骑队——乌兰牧骑。这支以“二为”方向(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指导方针的乌兰牧骑，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以文艺的方式向广大偏远、闭塞的牧区群众宣传国家和政府的方针和政策，加强与广大农牧民群众的联系，加强民族团结。因此，乌兰牧骑就是国家的文艺政策、毛泽东文艺思想与内蒙古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同时代表了国家和政府对少数民族人民的关怀。在当时的内蒙古草原上乌兰牧骑的队员们演唱着翻译成蒙语的《国际歌》《国歌》《东方红》等一系列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毛主席、并且在全国广为传唱的歌曲。这些歌曲采用农牧民自己的语言，以一种文艺的特殊方式，在广大农牧民心中潜移默化地传播着国家的主流意识，这些翻译后的歌曲正是国家的文艺政策与内蒙古实际相结合的典型符号，是中国共产党重视音乐政治功能的充分体现。一专多能的乌兰牧骑队员既为牧民演出，又同牧民一起劳动，他们代表的是国家和政府的形象，体现了国家赋予它的特殊身份，并且得到了广大农牧民的的认可。
从乌兰牧骑诞生之日起，国家就给予了它充分的肯定和大力的支持，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等三代领导人先后多次接见乌兰牧骑队员。[②]20世纪50、60年代，一位名不见经传、普普通通、来自民间的乌兰牧骑队员，能够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是何等的荣耀!尤其在那个崇拜领导人的特殊年代里更是如此，这充分表明了国家对乌兰牧骑的重视程度，同时乌兰牧骑也成为了国家方针、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者。
自第一支乌兰牧骑成立以来，它的成员大多是20岁左右的农牧民文艺骨干和爱好者。由于他们来自草原基层，了解农牧民的生活，他们本身就与广大农牧民保持着密切的血肉联系，他们的表演作品也当然反映农牧民生活中喜闻乐见的人和事。不论是作品的题材、主题，还是人物形象和艺术形式无不与草原相关，无不贴近草原人民的生活，符合农牧民的文化需要。因此，这样的队伍没有理由不使基层的农牧民感到亲切和真实。同时，乌兰牧骑也给这些深受草原和蒙古族熏陶的有志青年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在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曾多次举办全区及盟市级乌兰牧骑训练班，有的还被送往区外音乐院校进行深造。因此，乌兰牧骑就是国家和政府在特定时期的需要所在，是国家利用草原音乐文化资源的典型范例，既实现了国家对农牧民社会的管理，又在蒙古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回顾乌兰牧骑50年的风雨历程，这支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为目的的文艺轻骑队却为祖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享誉全国的少数民族艺术家，是他们构筑起了中国少数民族的歌坛大厦。可以说，没有当初的乌兰牧骑，今天少数民族歌坛将不会那样群星闪耀、光彩照人。一批批少数民族青年在乌兰牧骑的摇篮里茁壮成长，一个个含苞欲放的文艺花朵在乌兰牧骑的呵护下争奇斗艳。翻开蒙古族音乐史，一个个响亮的名字浮现在眼前，德德玛、牧兰、金花、拉苏荣、图力古尔、达日玛、敖德木勒、敖登格日勒、道尔吉仁钦、乌日彩湖、朝鲁、巴达玛、扎格达苏荣、阿拉坦其其格等等。乌兰牧骑是他们艺术事业的起点，是乌兰牧骑将他们带入了艺术殿堂，是乌兰牧骑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会和舞台，可以说乌兰牧骑成就了他们，而他们也成就了乌兰牧骑。
二、乌兰夫——蒙古族艺术人才的伯乐
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之初，教育事业十分薄弱，各专业都没有自己的高等院校，于是如何为新政府培养干部和专业人才，如何为自治区的建设输送各行各业的人才，成为了乌兰夫关注的重要问题。乌兰夫认为：培养干部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他采用了“送出去、请进来”和举办短训班等人才培养政策。这些政策不仅体现在干部的培养上，还体现在对各类专业人才的培养，包括艺术人才。他先后将一批又一批的艺术人才送往区外各大艺术院校[③]学习，也在呼和浩特举办乌兰牧骑的短期培训班等。通过这样的方式先后为内蒙古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其中我们还须注意的是这些被送往全国各地学习的人中，大多都是蒙古族青年，由此可见，在乌兰夫的意识里有着浓浓的民族情结，十分注重本民族人才的培养和提拔。可以说乌兰夫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共产党员，又是一位始终为民族解放、民族复兴而奋斗的蒙古族儿子，同时还是自治区政府的重要领导。这样一位集党、民族、权力于一身的蒙古人，他有意识、有权力、有能力、有责任为内蒙古的各项事业培养各类人才，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位政府领导人在艺术人才培养上所起到的关键作用，许多蒙古族艺术家的成长都得益于这位政府主席的培养。据原内蒙古艺术学校[④]校长莫尔吉夫回忆，在一次乌兰夫与他的谈话中说：这个艺校(内蒙古艺术学校)应该办，它的作用非常大，虽然今天看不到，但在10、20年之后定会看到，并且要求学校培养小哈扎布、小宝音德力格尔等等。[⑤]这其中的“小”字意味深长，它代表着要培养蒙古族音乐艺术的接班人。采访中，不论是莫尔吉夫还是德德玛都对当时乌兰夫在艺术人才培养方面的高瞻远瞩称赞不绝。
此外，20世纪50、60年代，他还将一批民间歌手、民间艺人请到呼和浩特，比如长调歌王哈扎布、马头琴大师色拉西，说唱艺人毛依罕，四胡演奏家铁钢等。这些承载着蒙古族传统艺术、当时受人鄙视的民间艺人却在乌兰夫的重视下，堂堂正正地走进了内蒙古自治区首府、步入了学堂，在内蒙古地区的最高艺术学府(内蒙古艺术学校)承担起了传承蒙古族传统艺术的历史使命，正是这一决策造就了一大批蒙古族艺术家。因此，在艺术人才的培养方面，乌兰夫功不可没，而他代表的不仅仅是他个人，还是一位共产党领导下的自治政府主席的形象，他的培养是为了日后更好地使用，为内蒙古的改造和建设事业培养接班人。因此，乌兰夫为内蒙古艺术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可以说没有乌兰夫及其所倡导的对民族人才的培养政策，就没有今天的德德玛等一大批优秀的少数民族艺术家。
三、她的命运谁来主宰
德德玛的音乐天赋和作为一位艺术家所应该具有的特质恰好符合了当时内蒙古自治政府的需要。1960年8月，内蒙古额济纳旗乌兰牧骑正式成立。当时在上小学4年级的德德玛在班主任老师的建议下，不顾母亲的反对，加入了乌兰牧骑。刚成立的乌兰牧骑，除了唱歌以外，队员们没有任何音乐专业知识和技能。1961年，14岁的德德玛参加了内蒙古文化局举办的全区乌兰牧骑培训班，这正是上述乌兰夫对民族专业人才培养政策的具体体现。3个月后队员们收获非常大，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培训班结束时，在呼和浩特市新城宾馆为乌兰夫作汇报演出。当晚，德德玛用蒙语独唱了当时十分流行的《洪湖水浪打浪》，得到了乌兰夫和时任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局长布赫的特别关注。
1962年，经布赫和莫尔吉夫研究后，决定开办一个高级声乐研究班。从各旗县的乌兰牧骑和各盟市的文工团中挑选一些唱得比较好、有舞台经验、在当地小有名气并且有发展前途的歌唱演员到内蒙古艺术学校学习。由布赫等领导亲自点名，共挑选了包括当时已经享誉海外的宝音德力格尔等10多位歌唱演员，德德玛有幸成为了其中的一员。当时布赫认为这个班很重要，因此由他亲自担任班主任，莫尔吉夫担任副班主任，这充分表明了政府对这个班的重视程度。由于当时学校的师资力量薄弱，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内蒙古艺术学校以学校的名义到北京聘请了中央乐团的章珍芳和罗兰如老师，并由他们担任高级声乐研究班的声乐教学工作，德德玛就是她们的学生。
在高级声乐研究班学习期间，布赫经常到学校看望学员，每学期的期末考试他都参加。学习结束后，布赫等领导决定将这10位学员送往中国音乐学院继续深造，中国音乐学院也表示愿意帮助无偿培养。1964年，中国音乐学院设立了招收少数民族学生的民族班，幸运之神再次降临到德德玛身上。
回顾德德玛的教育生涯，从乌兰牧骑到培训班，到内蒙古艺术学校，再到中国音乐学院，德德玛一路走来，她的教育生涯得益于当时党、国家和内蒙古自治政府的需要，得益于乌兰夫对民族人才的培养政策和布赫、内蒙古艺术学校及中国音乐学院的无偿培养。那个时代给予了她无偿接受艺术教育的机会，是国家和政府给予了她为全国人民演唱的机会，这所有的一切都在她的艺术生涯中写下了重重的一笔。事实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当年的培养、没有那个时代提供的契机，就没有今天的德德玛，更没有她今天的音乐成就。因此，新中国成立以来，音乐家的成长无不与国家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和现实需要紧紧相连。中国共产党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如此重视艺术家，特别是少数民族艺术家培养的政党，这个职业也成为了政府需要的、且受政府保护的、能够创造文化价值的职业，同时也成为了表达国家主流意识的重要媒介，充分发挥了音乐的政治功能。反过来又为这些普普通通农牧民家庭出生的孩子创造了一条光明大道，也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承载着民族传统文化的艺术家。
四、她的成名谁来支撑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吕书正、李正华、巴志鹏2004：144)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国家的需要和主流意识形态也随之发生了巨大转变，如果20世纪50、60年代需要通过歌颂共产党、歌颂毛主席的歌曲来告知民众中国共产党解放全中国的丰功伟绩的话，那么20世纪70、80年代则依然需要通过歌声来歌颂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带给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国家的需要和主流意识始终是引导中国音乐事业和音乐人发展的重要航标。而中国共产党也始终十分重视音乐的政治功能，不同时期发挥其不同的作用。正像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文艺不从属于政治又不可以、不可能脱离政治”。(吕书正、李正华、巴志鹏2004：33)
作为精神产品的音乐，既是一种反映社会存在的社会意识形态，同政治、法律一样，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又是一种自觉地、系统地反映社会政治、经济、道德、文化的思想体系，受社会生活制约，并随之改变。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一种以审美性、愉悦性为基本特征的音乐艺术却失去了它本该具有的根本属性，以政治工具的角色教育着、启迪着当时的人们。 1978年后，邓小平将音乐等艺术纳入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范畴中，文革时“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唯一职责被“二为”方向所取代，成为新时期文艺工作的总任务和根本目的。虽然表面上看，文艺的作用不再为政治和国家需要服务了，但实质上音乐依然为特定时期的国家发挥着特殊作用，证明着邓小平所提出的“文艺不从属于政治，又不可以、不可能脱离政治”的论断。从中我们看到的也依然是国家需要和主流意识的烙印。
晦暗无助的寒冬过后，必将迎来生机勃发的暖春。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中国迎来了文革浩劫后的新时代，而身处其中的音乐人为之欢欣鼓舞，为之真诚歌唱，中国呈现出的勃勃生机、久旱遇甘霖，使多少音乐人寄予厚望，使多少音乐人得益于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又使多少音乐人为自己的事业迎来了黎明的曙光，德德玛就是其中之一。
第十届广州交易会使一位蒙古族姑娘的人生历程从此奏响了新的乐章。1978年内蒙古歌舞团要到广州演出的消息给德德玛带来了希望。本不在名单之内的德德玛凭借着独一无二的女中音声音条件和对歌唱事业的执著追求，主动要求参加演出，但她只能以女声二重唱的形式加入。演出进行到第六场时，作为独唱替补队员的德德玛有了独唱的机会。当晚，德德玛演唱的《党的阳光》《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嘎达梅林》和《游击队歌》博得了观众的认可和阵阵掌声。从此，德德玛创下了演出几天以来从未有过的辉煌。
1979年1月，在北京天桥剧场举办的“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献礼演出活动中，德德玛连续演出八场，每晚的演出应听众的要求一再返场，受到了观众的热烈赞扬，德德玛被誉为“一颗灿烂夺目的歌唱新星”，从此也开始了她的成名之路，而《美丽的草原我的家》随着德德玛的成名而风行全国，广为传唱。
以1978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全民大讨论为标志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使长期的思想禁锢终于得以宣泄，多层次的审美需求被激发出来。抒情歌曲的蓬勃发展，成为了这一时期歌曲创作的显著特点。由阿拉腾奥勒作曲、火花作词的德德玛的成名曲《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就是具有典型时代特征的抒情歌曲，它优美流畅的旋律，浓郁的民族风格及新的时代特征恰恰满足了当时刚从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听众审美心理和社会多层次的音乐审美需要。因此，时代和社会为她的成名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和观众的心理需求。70年代末，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已经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各种言论和舆论也在不断传播，但在中国那一代人心中，十年来思想禁锢所造成的精神创伤无以言表。无论从思想和情感上，还是从行为和举止上，当时的音乐人还不敢、也不能立刻从中走出来，而是缩头缩脚地出来张望。因此，当时一批歌曲的创作虽然在创作风格上、旋律上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和创新，但在主体精神上仍然承继着过去的思维，仍然让我们看到了时代留下的深深烙印，标志着那个时代，见证着那个时代，《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就是典型一例。事实上，我们今天听到的《美丽的草原我的家》与当时德德玛成名时唱的，并不是同一版本。
歌曲的体裁虽然变成了抒情歌曲，但歌词中“高压电线云中走”，“贫下中牧挥汗雨，双手浇开大寨花，战天斗地红旗舞，胜利歌声满天涯”，“党的阳光照草原，草原风光美如画，党的阳光照草原，草原建设跨骏马”这些富有时代特色的语汇仍然在向我们表达着对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歌颂。1979年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歌曲》杂志社联合举办了“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评选活动，由群众直接投票评选出了以通俗歌曲为主的15首优秀歌曲，《美丽的草原我的家》被列入其中。同年，由文化部向全国推荐这15首优秀歌曲，通过电波，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人民每天连续播放，使娱乐生活十分匮乏的广大听众从陌生到了解、从了解到熟知，从熟知到喜欢，这15首歌曲也因此潜移默化地深入人心。这15首歌曲之所以可以在国家人民广播电台每天连续播放，就是因为它们符合当时国家的需要，它们的歌词正是这一需要的典型符号，这些歌曲基本上都是对改革开放新时代的歌颂。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需要通过这样音乐资源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来实现对人民大众社会的管理，同时这些歌曲及其歌唱者也随之成名，实现了国家和个人发展的双赢效应。
新中国成立以来，富有草原特色的三首歌曲被全国观众熟知并广为传唱，被誉为新中国成立以来蒙古族歌曲的三个里程碑，它们是20世纪50年代由美丽其格创作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20世纪60年代由胡松华演唱的《赞歌》和20世纪70年代末的《美丽的草原我的家》。这三首歌的歌词无一不是对中国共产党、毛主席以及建国后新生活的美好歌颂，无论是《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中写到的“歌唱我们的新生活，歌唱共产党。毛主席啊共产党，抚育我们成长，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还是《赞歌》中写到的“感谢伟大的共产党，毛主席恩情深似海洋”，这真情歌颂的背后，反映的却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所发生的变化，以及对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真诚感谢。除了这三首歌音乐本身的特点外，它们的歌词内容也是使其能够被广为传唱的重要原因，它们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所取得巨大成功。因此，这三首歌正是不同时期国家的需要所在，也是不同时期国家主流意识的鲜活表现和典型符号。德德玛的成名有其自身的努力，但在某种程度上却又因为所唱歌曲内容符合国家改革开放初期的需要而一举成名。
五、她的遗憾因谁而起
在重大政治事件面前，个人的力量往往显得那么渺小。处于国家背景下的每个人，都无一不被政治运动及国家话语所带来的、对其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现实所左右。尤其在20世纪50、60年代政治运动频频发生的中国，谁也无法确切地说出政治运动带给中国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谁也无法估量政治运动对当时每一个中国人的灵魂造成了怎样无法弥补的创伤。在这一次次的政治运动背后，影响中国及中国人命运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国家话语。所谓“话语”，实际上指的是一些非“实在”而有价值倾向性和权力支配性的说辞，它有“建构”知识和现实的能力。(黄兴涛2007：152)据此，可以将国家话语推之为表达国家意图和策略的一些非“实在”而有价值倾向性和权力支配性的说辞，它们大都出自国家领导人和国家权威机构的笔下。由于国家话语所具有的价值倾向性、权力支配性和它所具有的“建构”知识和现实的能力。因此，这些说辞产生后必然会给人们造成多方面的理解，并且会赋予它多重含混的意义，在重重叠叠的言说实践中，又体现出了复杂的社会权力关系和让人意想不到的历史内涵和政治后果，(黄兴涛2007：152)以及各种犬牙交错的关系对个人命运所造成的重大影响。20世纪60年代中国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国家话语主宰个人命运的典型。
文革十年间，林彪“四人帮”曾极力使音乐成为“文化大革命”政治的附庸，成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李焕之1997：53)同时，文艺领域成为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突破口。
毛泽东在其《讲话》中曾指出：
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并且指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邱明正、蒯大申2004：822、823)
建国初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在文艺界引伸，文化大革命更将此提法引向了极端。其中，毛泽东的讲话、《五一六通知》、当时国家领导人以及在特定时期能够控制中国政权的个人(包括江青、林彪等人)的言辞都成为了当时国家话语的体现，它们传达着国家的主流意识。不管其正确与否，在这些话语背后所体现出的价值倾向性和权力支配性却造成了中国20世纪50、60年代的混乱现实，并且最终酿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后果。在那个特定时期，一切文艺作品不管其题材、主题、体裁、样式、形式、风格如何，都以表现鲜明强烈的政治内容为准绳来衡量作品的成败得失，都一律打上了阶级斗争的烙印。因此，拨开罩在文艺作品脸上的面纱，展示给我们的却是国家话语对整个中国和中国人个人命运所造成的不可估量的影响。
不同时代对政治与文艺、政治与音乐的关系阐释不同，不同时代赋予了音乐不同的政治职能，尤其在中国更是将这一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因此，音乐与政治的关系不但体现在具体的音乐作品中，也体现在音乐主体——创作者和表演者等音乐人身上。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国音乐学院完全陷入了混乱状态，马可院长被当作黑帮抓了起来。在中国音乐学院各个系、各个班闹革命、打、砸、抢时，18岁的德德玛也成为了其中一员，具有了典型文革时代的特殊身份——红卫兵，他们在中国音乐学院的校园里批斗成风，系主任、各位老师都成为了他们批斗的对象。德德玛的班主任赵淑英[⑥]被少数民族同学认为是最好的老师，他们把她看作是自己的妈妈。刚开始，他们并没有产生批斗她的想法，可是其他系的同学开始煽动他们：
“你们为什么不斗?她是马可的下属，马可就是资本主义当权派，她是办公室主任，她肯定也是和马可搞资本主义的，搞反对社会主义这样的坏事，你们为什么不划清界限?”
在这样的反复煽动下，我们无可奈何，写了一张大字报，那是我们历史上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大字报。大字报贴完后让赵淑英念，她眼睛不好带着厚厚的眼镜，念完后，我们就喊“打倒赵淑英，打倒赵淑英，打倒马可，打倒关鹤童副院长。”之后问她：“马可是不是资本主义当权派?”赵淑英说：“肯定是!”由于我们当时对汉语的理解还存在障碍，不明白“肯定是”这三个字所代表的含义，我们认为程度不够，只有回答“就是”，程度才是最强烈的。由于语言上的障碍使赵淑英老师迷惑不解，也使她经历了来自这群称自己为妈妈的学生的批斗。在此之后，我再没有看见她，也不知道她的去向。
之后就开始打、砸、抢，什刹海附近的社区，也就是当时的街道居委会鼓动我们，说那儿有国民党，也有曾经是国民党的。当时我们还年轻，也不去调查，在不明是非的情况下，在语录歌、早请示晚汇报歌曲的鼓动下，就去打人、抄家，玻璃的东西全摔碎，把别人的头发剃得乱七八糟，再打上几个耳光，类似的事情，我们做了很多。不管认识与否，也不管他们私人之间有什么恩怨、仇恨，只要有人来煽动，我们就不经过调查研究，穿着当时军训时的军装，威风凛凛地去砸一顿，打一顿。由于少数民族同学的家庭成分都不存在问题，于是也就更肆无忌惮。后来我终于觉悟，离开了学校。就是这样的抄家行为，使中国音乐学院的老师看见民族班的同学就跑，当时认为民族班的学生最厉害，见人就打，这种名声已经传出去了，以至于直到现在，中国音乐学院一些资历老的教师对我的印象仍然特别不好。事实上，我们当年没有打过任何一位中国音乐学院的老师，打的却是什刹海附近的居民。[⑦]
在那个混乱的年代，错杀了多少人，错打了多少人，冤枉了多少人，又折磨了多少人。当一个社会的整体意识形态处于迷茫、扭曲的状态时，当年很多遭到红卫兵批斗的人经受了痛不欲生的精神折磨，在个人的一生中留下了难以抹去的灰色记忆。但那些被推到文化大革命前台的红卫兵小将，他们当时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他们为什么会那样义不容辞地干着这些不符合伦理道德标准的错事呢?1959年3月25日，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周扬在与广州文化学术界开的一次座谈会上，作了题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问题》的报告：
在学术方面，去年高等学校在一系列运动的基础上，展开了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运动。对这个运动，我看应当充分的估价。学生们敢于批判先生，表现了很大的勇气。这是件大事情，成就很大。(陆键东1995：279)
同年1月20日，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在发言中指出，“搞革命必须坚决，也可能在革命过程中暂时降低教学质量，但是革命还是要坚决搞得……有些学校半年未上课了，这也不算是坏事，这叫做革命嘛!”(陆键东1995：275)
同日周扬作报告指出：
年轻人起来，使人看出希望，这是好事情，使人高兴。(陆键东1995：276)
从以上中央宣传部两位部长的报告中可以窥探到，当时这两位具有特殊地位、特殊身份、并掌握国家话语权的国家领导人，对学生批判老师的运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莫大的鼓励。而且，毛泽东本人的话语力量也为红卫兵的批判行为提供了极为合理的依据。正如陆键东所述：
“年轻人起来，使人看出希望”。这不仅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一贯主张，而且也可以看作是他在五十年代末对中国教育界形势的一种独特的把握。素来自称有“猴气”的毛泽东，直到晚年仍醉心于“猴”的无法无天，将此移于青年人的身上，则是“造反有理”了。(陆键东1995：276)
因此，这些具有国家领导人的言辞所代表的是当时的国家话语和主流意识，尤其对于那些充当红卫兵角色、还不具备判断是非曲直能力的学生来讲，这种话语的价值倾向性和权力支配性所造成的后果是可以想象的。德德玛回忆说：
文革时我们太小了，根本就不懂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但跟着毛主席搞革命这方面的意识非常强，其实我们上当受骗了。那时候红卫兵要搞革命，跟着毛主席打倒走资派，谁能说我不参加?大家都愿意参加，当时就觉得能参加红卫兵，那是一件非常关荣的事，简直光荣的不得了!要是参加不了红卫兵就说明那个人是有问题，不是他家庭成分不好，就是他本人有反革命迹象。所有在校的学生全都向往着红卫兵，参加红卫兵好像是一个革命家似的，为革命服务，为革命献身，特别真挚的感情。但我们都是牺牲品，我也是当中的一员，也是跟着好多人打砸抢。实际上我们自己不知道后果多严重，当时真的不知道这些，打了很多人。所以后来我离开学校自己又被整了，我才意识到，闹了半天是一个游戏，我就是一个牺牲品。当时中央和国家有些领导人都鼓舞青年学生这么做，我们马可院长都被打成了黑帮了，我们当时纯粹是牺牲品。我们一片真情，一心向往着毛主席的真诚，誓死捍卫毛主席这么一个热血年轻人，却当了牺牲品。当时如果真的有人说为毛主席去死，我们都敢去，那个年代对毛主席的崇拜简直太厉害了，像神一样，只有毛主席才有这种威力。[⑧]
从中我们看到了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国家话语的“建构”知识和现实能力的实际效应、以及给人们所造成的巨大的心理创伤和多重的含混意义。并且体现出了复杂的社会权力关系和让人意想不到的历史内涵和政治后果，以及各种犬牙交错的关系对个人命运所造成的重大影响。
作为一个18岁青年的德德玛，在国家话语和主流意识的影响下，在那个无法挽回的年代里，干了许多无法挽回的错事，而她却在以后的日子里经受了与那些她一直对之抱有愧疚的人相同的折磨和痛苦。1968年底是文化大革命最为猖狂的时期，德德玛从中国音乐学院回到内蒙古巴彦淖尔盟[⑨]歌舞团后，因为她与额济纳旗十三代王爷的女儿同名而被调离工作岗位，宣布她为“终生不准歌唱”的人。批斗后，德德玛被调往农场劳动改造。一年后，她又被调往乌达[⑩]煤矿。后经过三次考试，德德玛考取了宁夏歌舞团。
身处文革时代的人们，或自觉、或被动地以那个年代的方式，行使着具有那个年代特性的行为，不管这些行为正确与否，应该与否，都是身处于那个年代的个体所无能为力的。因此，在那个年代，个体的行为必然会受到当时整个社会国家话语和主流意识的强势影响，而行使一些可能连其本人都感到无奈的行为，这其中，有人是自觉的、自愿的，甚至是积极的，而大部分人却是困惑和无知的。所以任何个体都无法摆脱或超越其所处时代的局限，在重大的政治运动和国家话语的重压下，盲目的追随，盲目的反对，以致成为了当时政治反动集团实现其政治野心所利用的工具。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中，德德玛虽然当过红卫兵，批斗过他人，而同时她也成为了政治力量斗争的牺牲品。时过境迁，而今的德德玛每当回想起自己曾经在文革中给别人带来的伤害，无尽的遗憾和自责涌上心头。正如德德玛亲口所述：
我觉得人生当中最大的过错和遗憾就是文化大革命时干的这些错事，后来回到内蒙以后反过来人家整我的时候，我就深深地感觉到自己当初当红卫兵干的那些抄家、剃头……打、砸、抢的事，真是后悔都来不及了。[11]
六、结语
在德德玛及少数民族歌唱家成长过程中，国家和政府发挥着重要作用。笔者将德德玛及少数民族歌唱家的成长历程概括为三个词：国家需要、国家培养和国家使用。三者存在一定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国家为了满足特殊需要，无偿培养一大批特殊人才，且给予其特殊的国家政策。而人才培养的目的是在以后的国家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实现被培养人才有效使用的最大化，而人才的使用仍然为了满足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各种需要服务。但其中为了达到满足国家需要和国家使用的目的，国家政策和国家的培养却造就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德德玛及少数民族歌唱家群体的成长道路就是如此。
“少数民族歌唱家”可以说是在世界音乐史上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特殊的音乐家群体。因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汉族以外，其中可以确认的少数民族共55个。不论是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和占地面积，还是少数民族地区地域、人民和文化特点都在中国历史上及当下国家的发展进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关系到国家发展、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在此视野下，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群体不容忽视，而且少数民族的民族划分和提法本身在世界上就是独一无二的，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而少数民族歌唱家同样是基于中国对少数民族成分确认的基础上，在特定的政治历史时期内产生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歌唱家群体。基于此，少数民族歌唱家的成长历程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音乐被全国各阶层人群接受的过程，甚至少数民族歌唱家的成长和知名可以说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和政府在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文艺政策下的特殊产物。因此，对少数民族歌唱家成长历程给予充分关注，并将其纳入少数民族音乐史的研究中去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在少数民族歌唱家的成长历程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歌唱家个人的命运，而且是关乎民族、关乎社会、关乎历史的一个重要尺度，他们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向我们折射的是一幅五光十色、异彩纷呈的历史画卷，值得反思、值得研究、值得挖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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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音乐文化2008》，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2月。
[①] 该文主要论述国家背景下的德德玛，并不表示德德玛的成长全部归功于国家的培养，至于德德玛的个人努力部分并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之内，详见笔者的硕士论文。
[②] 邓小平同志曾为乌兰牧骑题词：“发扬乌兰牧骑作风，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江泽民同志题词是：“乌兰牧骑是社会主义文艺战线上的一面旗帜”等，这些都说明了乌兰牧骑是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宣传者，是社会主义文艺战线上的先锋。
[③] 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北京美术学院、北京戏剧学院
[④] 现在的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
[⑤] 摘自笔者对原内蒙古艺术学校校长莫尔吉夫的采访笔录，2007年9月3日15：00-17：00，于莫尔吉夫呼和浩特家中。
[⑥] 赵淑英时任中国音乐学院办公室主任。
[⑦] 摘自笔者对德德玛的采访笔录(三)： 2007年3月11日下午15：30-17：00，于北京友谊宾馆(德德玛参加政协会议期间)。
[⑧] 摘自笔者对德德玛的采访笔录(四)：2007年8月12日下午4：30-6：00，于包头青山宾馆(德德玛参加内蒙古自治区成立60周年中央代表团演出期间)
[⑨] 当时的额济纳旗不隶属于阿拉善盟，而属于巴彦淖尔盟。
[⑩] 乌达是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
[11] 摘自笔者对德德玛采访笔录(三)，2007年3月11日15：30-17：00，于北京友谊宾馆(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期间)。
本文最初发表于 《音乐文化2008年》（2010年）
摘 要：本文以国家需要、国家培养和国家使用为主线，结合国家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从乌兰牧骑、乌兰夫、德德玛的教育经历、成名现象和重大政治事件的影响五个部分进行论述，试图剖析德德玛这一普通牧民的女儿是如何成为今天著名的少数民族歌唱家的问题。
关 键 词：德德玛 国家话语 国家背景少数民族歌唱家
国家话语权和主流意识是任何一个中国人成长与发展无法回避的重要因素之一，并以其排山倒海之势深刻影响着社会个体的思维意识和行为方式。处于国家背景中的社会人，无论其处于哪个时代，归属于哪个社会群体、哪个民族，其音乐都同国家主流意识保持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各种联系。而创作音乐、表演音乐的主体个人，也同样不可能脱离国家话语而独立存在，他们的音乐艺术生涯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国家话语和主流意识的叙事者。
一、乌兰牧骑——国家与牧民的桥梁
我国是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如何解决国内民族问题，关系到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给予自己的历史使命和对中国社会的认识，自成立之日起就十分重视民族问题，表现了对国内少数民族的关怀。(李凤鸣2007：1)内蒙古地处于我国北部边疆，横跨东北、西北、华北地区，全区总面积118.3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12.3%，居全国第三位，是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占大多数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因此，无论在国家稳定、民族团结方面，还是在国家统一及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建立方面，内蒙古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基于此，乌兰夫受党中央委派，在内蒙古广泛发动群众，深入开展自治运动，于1947年5月1日成立了内蒙古自治政府，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省级自治区。新中国成立之初，草原上群众的文化生活十分贫乏。因此，如何能够让内蒙古的蒙汉人民了解共产党和“民族自治”政策，如何才能满足广大农牧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文化的迫切需要，成为摆在内蒙古自治政府面前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正如乌兰夫多次强调：“首先是扩大党的影响，贯彻党的民族政策，解决民族问题。”(李凤鸣2007：3)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适应牧区、半农半牧区文化工作的开展，1957年5月，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主席乌兰夫作出了“要解决牧区长期听不到广播，看不到电影、演出、展览、图书的实际情况”的指示。为此，自治区文化局派工作组到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等地区进行了三个月的调查研究，结合当地大型文艺团体下不去、远远不能适应群众需要的实际情况，创造了一种适应牧区特点的文艺队伍的新形式，即轻便、流动的文艺轻骑队——乌兰牧骑。这支以“二为”方向(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指导方针的乌兰牧骑，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以文艺的方式向广大偏远、闭塞的牧区群众宣传国家和政府的方针和政策，加强与广大农牧民群众的联系，加强民族团结。因此，乌兰牧骑就是国家的文艺政策、毛泽东文艺思想与内蒙古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同时代表了国家和政府对少数民族人民的关怀。在当时的内蒙古草原上乌兰牧骑的队员们演唱着翻译成蒙语的《国际歌》《国歌》《东方红》等一系列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毛主席、并且在全国广为传唱的歌曲。这些歌曲采用农牧民自己的语言，以一种文艺的特殊方式，在广大农牧民心中潜移默化地传播着国家的主流意识，这些翻译后的歌曲正是国家的文艺政策与内蒙古实际相结合的典型符号，是中国共产党重视音乐政治功能的充分体现。一专多能的乌兰牧骑队员既为牧民演出，又同牧民一起劳动，他们代表的是国家和政府的形象，体现了国家赋予它的特殊身份，并且得到了广大农牧民的的认可。
从乌兰牧骑诞生之日起，国家就给予了它充分的肯定和大力的支持，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等三代领导人先后多次接见乌兰牧骑队员。[②]20世纪50、60年代，一位名不见经传、普普通通、来自民间的乌兰牧骑队员，能够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是何等的荣耀!尤其在那个崇拜领导人的特殊年代里更是如此，这充分表明了国家对乌兰牧骑的重视程度，同时乌兰牧骑也成为了国家方针、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者。
自第一支乌兰牧骑成立以来，它的成员大多是20岁左右的农牧民文艺骨干和爱好者。由于他们来自草原基层，了解农牧民的生活，他们本身就与广大农牧民保持着密切的血肉联系，他们的表演作品也当然反映农牧民生活中喜闻乐见的人和事。不论是作品的题材、主题，还是人物形象和艺术形式无不与草原相关，无不贴近草原人民的生活，符合农牧民的文化需要。因此，这样的队伍没有理由不使基层的农牧民感到亲切和真实。同时，乌兰牧骑也给这些深受草原和蒙古族熏陶的有志青年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在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曾多次举办全区及盟市级乌兰牧骑训练班，有的还被送往区外音乐院校进行深造。因此，乌兰牧骑就是国家和政府在特定时期的需要所在，是国家利用草原音乐文化资源的典型范例，既实现了国家对农牧民社会的管理，又在蒙古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回顾乌兰牧骑50年的风雨历程，这支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为目的的文艺轻骑队却为祖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享誉全国的少数民族艺术家，是他们构筑起了中国少数民族的歌坛大厦。可以说，没有当初的乌兰牧骑，今天少数民族歌坛将不会那样群星闪耀、光彩照人。一批批少数民族青年在乌兰牧骑的摇篮里茁壮成长，一个个含苞欲放的文艺花朵在乌兰牧骑的呵护下争奇斗艳。翻开蒙古族音乐史，一个个响亮的名字浮现在眼前，德德玛、牧兰、金花、拉苏荣、图力古尔、达日玛、敖德木勒、敖登格日勒、道尔吉仁钦、乌日彩湖、朝鲁、巴达玛、扎格达苏荣、阿拉坦其其格等等。乌兰牧骑是他们艺术事业的起点，是乌兰牧骑将他们带入了艺术殿堂，是乌兰牧骑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会和舞台，可以说乌兰牧骑成就了他们，而他们也成就了乌兰牧骑。
二、乌兰夫——蒙古族艺术人才的伯乐
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之初，教育事业十分薄弱，各专业都没有自己的高等院校，于是如何为新政府培养干部和专业人才，如何为自治区的建设输送各行各业的人才，成为了乌兰夫关注的重要问题。乌兰夫认为：培养干部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他采用了“送出去、请进来”和举办短训班等人才培养政策。这些政策不仅体现在干部的培养上，还体现在对各类专业人才的培养，包括艺术人才。他先后将一批又一批的艺术人才送往区外各大艺术院校[③]学习，也在呼和浩特举办乌兰牧骑的短期培训班等。通过这样的方式先后为内蒙古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其中我们还须注意的是这些被送往全国各地学习的人中，大多都是蒙古族青年，由此可见，在乌兰夫的意识里有着浓浓的民族情结，十分注重本民族人才的培养和提拔。可以说乌兰夫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共产党员，又是一位始终为民族解放、民族复兴而奋斗的蒙古族儿子，同时还是自治区政府的重要领导。这样一位集党、民族、权力于一身的蒙古人，他有意识、有权力、有能力、有责任为内蒙古的各项事业培养各类人才，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位政府领导人在艺术人才培养上所起到的关键作用，许多蒙古族艺术家的成长都得益于这位政府主席的培养。据原内蒙古艺术学校[④]校长莫尔吉夫回忆，在一次乌兰夫与他的谈话中说：这个艺校(内蒙古艺术学校)应该办，它的作用非常大，虽然今天看不到，但在10、20年之后定会看到，并且要求学校培养小哈扎布、小宝音德力格尔等等。[⑤]这其中的“小”字意味深长，它代表着要培养蒙古族音乐艺术的接班人。采访中，不论是莫尔吉夫还是德德玛都对当时乌兰夫在艺术人才培养方面的高瞻远瞩称赞不绝。
此外，20世纪50、60年代，他还将一批民间歌手、民间艺人请到呼和浩特，比如长调歌王哈扎布、马头琴大师色拉西，说唱艺人毛依罕，四胡演奏家铁钢等。这些承载着蒙古族传统艺术、当时受人鄙视的民间艺人却在乌兰夫的重视下，堂堂正正地走进了内蒙古自治区首府、步入了学堂，在内蒙古地区的最高艺术学府(内蒙古艺术学校)承担起了传承蒙古族传统艺术的历史使命，正是这一决策造就了一大批蒙古族艺术家。因此，在艺术人才的培养方面，乌兰夫功不可没，而他代表的不仅仅是他个人，还是一位共产党领导下的自治政府主席的形象，他的培养是为了日后更好地使用，为内蒙古的改造和建设事业培养接班人。因此，乌兰夫为内蒙古艺术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可以说没有乌兰夫及其所倡导的对民族人才的培养政策，就没有今天的德德玛等一大批优秀的少数民族艺术家。
三、她的命运谁来主宰
德德玛的音乐天赋和作为一位艺术家所应该具有的特质恰好符合了当时内蒙古自治政府的需要。1960年8月，内蒙古额济纳旗乌兰牧骑正式成立。当时在上小学4年级的德德玛在班主任老师的建议下，不顾母亲的反对，加入了乌兰牧骑。刚成立的乌兰牧骑，除了唱歌以外，队员们没有任何音乐专业知识和技能。1961年，14岁的德德玛参加了内蒙古文化局举办的全区乌兰牧骑培训班，这正是上述乌兰夫对民族专业人才培养政策的具体体现。3个月后队员们收获非常大，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培训班结束时，在呼和浩特市新城宾馆为乌兰夫作汇报演出。当晚，德德玛用蒙语独唱了当时十分流行的《洪湖水浪打浪》，得到了乌兰夫和时任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局长布赫的特别关注。
1962年，经布赫和莫尔吉夫研究后，决定开办一个高级声乐研究班。从各旗县的乌兰牧骑和各盟市的文工团中挑选一些唱得比较好、有舞台经验、在当地小有名气并且有发展前途的歌唱演员到内蒙古艺术学校学习。由布赫等领导亲自点名，共挑选了包括当时已经享誉海外的宝音德力格尔等10多位歌唱演员，德德玛有幸成为了其中的一员。当时布赫认为这个班很重要，因此由他亲自担任班主任，莫尔吉夫担任副班主任，这充分表明了政府对这个班的重视程度。由于当时学校的师资力量薄弱，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内蒙古艺术学校以学校的名义到北京聘请了中央乐团的章珍芳和罗兰如老师，并由他们担任高级声乐研究班的声乐教学工作，德德玛就是她们的学生。
在高级声乐研究班学习期间，布赫经常到学校看望学员，每学期的期末考试他都参加。学习结束后，布赫等领导决定将这10位学员送往中国音乐学院继续深造，中国音乐学院也表示愿意帮助无偿培养。1964年，中国音乐学院设立了招收少数民族学生的民族班，幸运之神再次降临到德德玛身上。
回顾德德玛的教育生涯，从乌兰牧骑到培训班，到内蒙古艺术学校，再到中国音乐学院，德德玛一路走来，她的教育生涯得益于当时党、国家和内蒙古自治政府的需要，得益于乌兰夫对民族人才的培养政策和布赫、内蒙古艺术学校及中国音乐学院的无偿培养。那个时代给予了她无偿接受艺术教育的机会，是国家和政府给予了她为全国人民演唱的机会，这所有的一切都在她的艺术生涯中写下了重重的一笔。事实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当年的培养、没有那个时代提供的契机，就没有今天的德德玛，更没有她今天的音乐成就。因此，新中国成立以来，音乐家的成长无不与国家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和现实需要紧紧相连。中国共产党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如此重视艺术家，特别是少数民族艺术家培养的政党，这个职业也成为了政府需要的、且受政府保护的、能够创造文化价值的职业，同时也成为了表达国家主流意识的重要媒介，充分发挥了音乐的政治功能。反过来又为这些普普通通农牧民家庭出生的孩子创造了一条光明大道，也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承载着民族传统文化的艺术家。
四、她的成名谁来支撑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吕书正、李正华、巴志鹏2004：144)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国家的需要和主流意识形态也随之发生了巨大转变，如果20世纪50、60年代需要通过歌颂共产党、歌颂毛主席的歌曲来告知民众中国共产党解放全中国的丰功伟绩的话，那么20世纪70、80年代则依然需要通过歌声来歌颂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带给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国家的需要和主流意识始终是引导中国音乐事业和音乐人发展的重要航标。而中国共产党也始终十分重视音乐的政治功能，不同时期发挥其不同的作用。正像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文艺不从属于政治又不可以、不可能脱离政治”。(吕书正、李正华、巴志鹏2004：33)
作为精神产品的音乐，既是一种反映社会存在的社会意识形态，同政治、法律一样，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又是一种自觉地、系统地反映社会政治、经济、道德、文化的思想体系，受社会生活制约，并随之改变。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一种以审美性、愉悦性为基本特征的音乐艺术却失去了它本该具有的根本属性，以政治工具的角色教育着、启迪着当时的人们。 1978年后，邓小平将音乐等艺术纳入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范畴中，文革时“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唯一职责被“二为”方向所取代，成为新时期文艺工作的总任务和根本目的。虽然表面上看，文艺的作用不再为政治和国家需要服务了，但实质上音乐依然为特定时期的国家发挥着特殊作用，证明着邓小平所提出的“文艺不从属于政治，又不可以、不可能脱离政治”的论断。从中我们看到的也依然是国家需要和主流意识的烙印。
晦暗无助的寒冬过后，必将迎来生机勃发的暖春。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中国迎来了文革浩劫后的新时代，而身处其中的音乐人为之欢欣鼓舞，为之真诚歌唱，中国呈现出的勃勃生机、久旱遇甘霖，使多少音乐人寄予厚望，使多少音乐人得益于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又使多少音乐人为自己的事业迎来了黎明的曙光，德德玛就是其中之一。
第十届广州交易会使一位蒙古族姑娘的人生历程从此奏响了新的乐章。1978年内蒙古歌舞团要到广州演出的消息给德德玛带来了希望。本不在名单之内的德德玛凭借着独一无二的女中音声音条件和对歌唱事业的执著追求，主动要求参加演出，但她只能以女声二重唱的形式加入。演出进行到第六场时，作为独唱替补队员的德德玛有了独唱的机会。当晚，德德玛演唱的《党的阳光》《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嘎达梅林》和《游击队歌》博得了观众的认可和阵阵掌声。从此，德德玛创下了演出几天以来从未有过的辉煌。
1979年1月，在北京天桥剧场举办的“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献礼演出活动中，德德玛连续演出八场，每晚的演出应听众的要求一再返场，受到了观众的热烈赞扬，德德玛被誉为“一颗灿烂夺目的歌唱新星”，从此也开始了她的成名之路，而《美丽的草原我的家》随着德德玛的成名而风行全国，广为传唱。
以1978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全民大讨论为标志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使长期的思想禁锢终于得以宣泄，多层次的审美需求被激发出来。抒情歌曲的蓬勃发展，成为了这一时期歌曲创作的显著特点。由阿拉腾奥勒作曲、火花作词的德德玛的成名曲《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就是具有典型时代特征的抒情歌曲，它优美流畅的旋律，浓郁的民族风格及新的时代特征恰恰满足了当时刚从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听众审美心理和社会多层次的音乐审美需要。因此，时代和社会为她的成名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和观众的心理需求。70年代末，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已经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各种言论和舆论也在不断传播，但在中国那一代人心中，十年来思想禁锢所造成的精神创伤无以言表。无论从思想和情感上，还是从行为和举止上，当时的音乐人还不敢、也不能立刻从中走出来，而是缩头缩脚地出来张望。因此，当时一批歌曲的创作虽然在创作风格上、旋律上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和创新，但在主体精神上仍然承继着过去的思维，仍然让我们看到了时代留下的深深烙印，标志着那个时代，见证着那个时代，《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就是典型一例。事实上，我们今天听到的《美丽的草原我的家》与当时德德玛成名时唱的，并不是同一版本。
歌曲的体裁虽然变成了抒情歌曲，但歌词中“高压电线云中走”，“贫下中牧挥汗雨，双手浇开大寨花，战天斗地红旗舞，胜利歌声满天涯”，“党的阳光照草原，草原风光美如画，党的阳光照草原，草原建设跨骏马”这些富有时代特色的语汇仍然在向我们表达着对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歌颂。1979年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歌曲》杂志社联合举办了“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评选活动，由群众直接投票评选出了以通俗歌曲为主的15首优秀歌曲，《美丽的草原我的家》被列入其中。同年，由文化部向全国推荐这15首优秀歌曲，通过电波，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人民每天连续播放，使娱乐生活十分匮乏的广大听众从陌生到了解、从了解到熟知，从熟知到喜欢，这15首歌曲也因此潜移默化地深入人心。这15首歌曲之所以可以在国家人民广播电台每天连续播放，就是因为它们符合当时国家的需要，它们的歌词正是这一需要的典型符号，这些歌曲基本上都是对改革开放新时代的歌颂。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需要通过这样音乐资源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来实现对人民大众社会的管理，同时这些歌曲及其歌唱者也随之成名，实现了国家和个人发展的双赢效应。
新中国成立以来，富有草原特色的三首歌曲被全国观众熟知并广为传唱，被誉为新中国成立以来蒙古族歌曲的三个里程碑，它们是20世纪50年代由美丽其格创作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20世纪60年代由胡松华演唱的《赞歌》和20世纪70年代末的《美丽的草原我的家》。这三首歌的歌词无一不是对中国共产党、毛主席以及建国后新生活的美好歌颂，无论是《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中写到的“歌唱我们的新生活，歌唱共产党。毛主席啊共产党，抚育我们成长，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还是《赞歌》中写到的“感谢伟大的共产党，毛主席恩情深似海洋”，这真情歌颂的背后，反映的却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所发生的变化，以及对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真诚感谢。除了这三首歌音乐本身的特点外，它们的歌词内容也是使其能够被广为传唱的重要原因，它们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所取得巨大成功。因此，这三首歌正是不同时期国家的需要所在，也是不同时期国家主流意识的鲜活表现和典型符号。德德玛的成名有其自身的努力，但在某种程度上却又因为所唱歌曲内容符合国家改革开放初期的需要而一举成名。
五、她的遗憾因谁而起
在重大政治事件面前，个人的力量往往显得那么渺小。处于国家背景下的每个人，都无一不被政治运动及国家话语所带来的、对其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现实所左右。尤其在20世纪50、60年代政治运动频频发生的中国，谁也无法确切地说出政治运动带给中国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谁也无法估量政治运动对当时每一个中国人的灵魂造成了怎样无法弥补的创伤。在这一次次的政治运动背后，影响中国及中国人命运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国家话语。所谓“话语”，实际上指的是一些非“实在”而有价值倾向性和权力支配性的说辞，它有“建构”知识和现实的能力。(黄兴涛2007：152)据此，可以将国家话语推之为表达国家意图和策略的一些非“实在”而有价值倾向性和权力支配性的说辞，它们大都出自国家领导人和国家权威机构的笔下。由于国家话语所具有的价值倾向性、权力支配性和它所具有的“建构”知识和现实的能力。因此，这些说辞产生后必然会给人们造成多方面的理解，并且会赋予它多重含混的意义，在重重叠叠的言说实践中，又体现出了复杂的社会权力关系和让人意想不到的历史内涵和政治后果，(黄兴涛2007：152)以及各种犬牙交错的关系对个人命运所造成的重大影响。20世纪60年代中国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国家话语主宰个人命运的典型。
文革十年间，林彪“四人帮”曾极力使音乐成为“文化大革命”政治的附庸，成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李焕之1997：53)同时，文艺领域成为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突破口。
毛泽东在其《讲话》中曾指出：
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并且指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邱明正、蒯大申2004：822、823)
建国初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在文艺界引伸，文化大革命更将此提法引向了极端。其中，毛泽东的讲话、《五一六通知》、当时国家领导人以及在特定时期能够控制中国政权的个人(包括江青、林彪等人)的言辞都成为了当时国家话语的体现，它们传达着国家的主流意识。不管其正确与否，在这些话语背后所体现出的价值倾向性和权力支配性却造成了中国20世纪50、60年代的混乱现实，并且最终酿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后果。在那个特定时期，一切文艺作品不管其题材、主题、体裁、样式、形式、风格如何，都以表现鲜明强烈的政治内容为准绳来衡量作品的成败得失，都一律打上了阶级斗争的烙印。因此，拨开罩在文艺作品脸上的面纱，展示给我们的却是国家话语对整个中国和中国人个人命运所造成的不可估量的影响。
不同时代对政治与文艺、政治与音乐的关系阐释不同，不同时代赋予了音乐不同的政治职能，尤其在中国更是将这一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因此，音乐与政治的关系不但体现在具体的音乐作品中，也体现在音乐主体——创作者和表演者等音乐人身上。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国音乐学院完全陷入了混乱状态，马可院长被当作黑帮抓了起来。在中国音乐学院各个系、各个班闹革命、打、砸、抢时，18岁的德德玛也成为了其中一员，具有了典型文革时代的特殊身份——红卫兵，他们在中国音乐学院的校园里批斗成风，系主任、各位老师都成为了他们批斗的对象。德德玛的班主任赵淑英[⑥]被少数民族同学认为是最好的老师，他们把她看作是自己的妈妈。刚开始，他们并没有产生批斗她的想法，可是其他系的同学开始煽动他们：
“你们为什么不斗?她是马可的下属，马可就是资本主义当权派，她是办公室主任，她肯定也是和马可搞资本主义的，搞反对社会主义这样的坏事，你们为什么不划清界限?”
在这样的反复煽动下，我们无可奈何，写了一张大字报，那是我们历史上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大字报。大字报贴完后让赵淑英念，她眼睛不好带着厚厚的眼镜，念完后，我们就喊“打倒赵淑英，打倒赵淑英，打倒马可，打倒关鹤童副院长。”之后问她：“马可是不是资本主义当权派?”赵淑英说：“肯定是!”由于我们当时对汉语的理解还存在障碍，不明白“肯定是”这三个字所代表的含义，我们认为程度不够，只有回答“就是”，程度才是最强烈的。由于语言上的障碍使赵淑英老师迷惑不解，也使她经历了来自这群称自己为妈妈的学生的批斗。在此之后，我再没有看见她，也不知道她的去向。
之后就开始打、砸、抢，什刹海附近的社区，也就是当时的街道居委会鼓动我们，说那儿有国民党，也有曾经是国民党的。当时我们还年轻，也不去调查，在不明是非的情况下，在语录歌、早请示晚汇报歌曲的鼓动下，就去打人、抄家，玻璃的东西全摔碎，把别人的头发剃得乱七八糟，再打上几个耳光，类似的事情，我们做了很多。不管认识与否，也不管他们私人之间有什么恩怨、仇恨，只要有人来煽动，我们就不经过调查研究，穿着当时军训时的军装，威风凛凛地去砸一顿，打一顿。由于少数民族同学的家庭成分都不存在问题，于是也就更肆无忌惮。后来我终于觉悟，离开了学校。就是这样的抄家行为，使中国音乐学院的老师看见民族班的同学就跑，当时认为民族班的学生最厉害，见人就打，这种名声已经传出去了，以至于直到现在，中国音乐学院一些资历老的教师对我的印象仍然特别不好。事实上，我们当年没有打过任何一位中国音乐学院的老师，打的却是什刹海附近的居民。[⑦]
在那个混乱的年代，错杀了多少人，错打了多少人，冤枉了多少人，又折磨了多少人。当一个社会的整体意识形态处于迷茫、扭曲的状态时，当年很多遭到红卫兵批斗的人经受了痛不欲生的精神折磨，在个人的一生中留下了难以抹去的灰色记忆。但那些被推到文化大革命前台的红卫兵小将，他们当时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他们为什么会那样义不容辞地干着这些不符合伦理道德标准的错事呢?1959年3月25日，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周扬在与广州文化学术界开的一次座谈会上，作了题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问题》的报告：
在学术方面，去年高等学校在一系列运动的基础上，展开了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运动。对这个运动，我看应当充分的估价。学生们敢于批判先生，表现了很大的勇气。这是件大事情，成就很大。(陆键东1995：279)
同年1月20日，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在发言中指出，“搞革命必须坚决，也可能在革命过程中暂时降低教学质量，但是革命还是要坚决搞得……有些学校半年未上课了，这也不算是坏事，这叫做革命嘛!”(陆键东1995：275)
同日周扬作报告指出：
年轻人起来，使人看出希望，这是好事情，使人高兴。(陆键东1995：276)
从以上中央宣传部两位部长的报告中可以窥探到，当时这两位具有特殊地位、特殊身份、并掌握国家话语权的国家领导人，对学生批判老师的运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莫大的鼓励。而且，毛泽东本人的话语力量也为红卫兵的批判行为提供了极为合理的依据。正如陆键东所述：
“年轻人起来，使人看出希望”。这不仅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一贯主张，而且也可以看作是他在五十年代末对中国教育界形势的一种独特的把握。素来自称有“猴气”的毛泽东，直到晚年仍醉心于“猴”的无法无天，将此移于青年人的身上，则是“造反有理”了。(陆键东1995：276)
因此，这些具有国家领导人的言辞所代表的是当时的国家话语和主流意识，尤其对于那些充当红卫兵角色、还不具备判断是非曲直能力的学生来讲，这种话语的价值倾向性和权力支配性所造成的后果是可以想象的。德德玛回忆说：
文革时我们太小了，根本就不懂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但跟着毛主席搞革命这方面的意识非常强，其实我们上当受骗了。那时候红卫兵要搞革命，跟着毛主席打倒走资派，谁能说我不参加?大家都愿意参加，当时就觉得能参加红卫兵，那是一件非常关荣的事，简直光荣的不得了!要是参加不了红卫兵就说明那个人是有问题，不是他家庭成分不好，就是他本人有反革命迹象。所有在校的学生全都向往着红卫兵，参加红卫兵好像是一个革命家似的，为革命服务，为革命献身，特别真挚的感情。但我们都是牺牲品，我也是当中的一员，也是跟着好多人打砸抢。实际上我们自己不知道后果多严重，当时真的不知道这些，打了很多人。所以后来我离开学校自己又被整了，我才意识到，闹了半天是一个游戏，我就是一个牺牲品。当时中央和国家有些领导人都鼓舞青年学生这么做，我们马可院长都被打成了黑帮了，我们当时纯粹是牺牲品。我们一片真情，一心向往着毛主席的真诚，誓死捍卫毛主席这么一个热血年轻人，却当了牺牲品。当时如果真的有人说为毛主席去死，我们都敢去，那个年代对毛主席的崇拜简直太厉害了，像神一样，只有毛主席才有这种威力。[⑧]
从中我们看到了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国家话语的“建构”知识和现实能力的实际效应、以及给人们所造成的巨大的心理创伤和多重的含混意义。并且体现出了复杂的社会权力关系和让人意想不到的历史内涵和政治后果，以及各种犬牙交错的关系对个人命运所造成的重大影响。
作为一个18岁青年的德德玛，在国家话语和主流意识的影响下，在那个无法挽回的年代里，干了许多无法挽回的错事，而她却在以后的日子里经受了与那些她一直对之抱有愧疚的人相同的折磨和痛苦。1968年底是文化大革命最为猖狂的时期，德德玛从中国音乐学院回到内蒙古巴彦淖尔盟[⑨]歌舞团后，因为她与额济纳旗十三代王爷的女儿同名而被调离工作岗位，宣布她为“终生不准歌唱”的人。批斗后，德德玛被调往农场劳动改造。一年后，她又被调往乌达[⑩]煤矿。后经过三次考试，德德玛考取了宁夏歌舞团。
身处文革时代的人们，或自觉、或被动地以那个年代的方式，行使着具有那个年代特性的行为，不管这些行为正确与否，应该与否，都是身处于那个年代的个体所无能为力的。因此，在那个年代，个体的行为必然会受到当时整个社会国家话语和主流意识的强势影响，而行使一些可能连其本人都感到无奈的行为，这其中，有人是自觉的、自愿的，甚至是积极的，而大部分人却是困惑和无知的。所以任何个体都无法摆脱或超越其所处时代的局限，在重大的政治运动和国家话语的重压下，盲目的追随，盲目的反对，以致成为了当时政治反动集团实现其政治野心所利用的工具。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中，德德玛虽然当过红卫兵，批斗过他人，而同时她也成为了政治力量斗争的牺牲品。时过境迁，而今的德德玛每当回想起自己曾经在文革中给别人带来的伤害，无尽的遗憾和自责涌上心头。正如德德玛亲口所述：
我觉得人生当中最大的过错和遗憾就是文化大革命时干的这些错事，后来回到内蒙以后反过来人家整我的时候，我就深深地感觉到自己当初当红卫兵干的那些抄家、剃头……打、砸、抢的事，真是后悔都来不及了。[11]
六、结语
在德德玛及少数民族歌唱家成长过程中，国家和政府发挥着重要作用。笔者将德德玛及少数民族歌唱家的成长历程概括为三个词：国家需要、国家培养和国家使用。三者存在一定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国家为了满足特殊需要，无偿培养一大批特殊人才，且给予其特殊的国家政策。而人才培养的目的是在以后的国家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实现被培养人才有效使用的最大化，而人才的使用仍然为了满足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各种需要服务。但其中为了达到满足国家需要和国家使用的目的，国家政策和国家的培养却造就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德德玛及少数民族歌唱家群体的成长道路就是如此。
“少数民族歌唱家”可以说是在世界音乐史上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特殊的音乐家群体。因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汉族以外，其中可以确认的少数民族共55个。不论是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和占地面积，还是少数民族地区地域、人民和文化特点都在中国历史上及当下国家的发展进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关系到国家发展、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在此视野下，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群体不容忽视，而且少数民族的民族划分和提法本身在世界上就是独一无二的，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而少数民族歌唱家同样是基于中国对少数民族成分确认的基础上，在特定的政治历史时期内产生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歌唱家群体。基于此，少数民族歌唱家的成长历程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音乐被全国各阶层人群接受的过程，甚至少数民族歌唱家的成长和知名可以说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和政府在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文艺政策下的特殊产物。因此，对少数民族歌唱家成长历程给予充分关注，并将其纳入少数民族音乐史的研究中去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在少数民族歌唱家的成长历程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歌唱家个人的命运，而且是关乎民族、关乎社会、关乎历史的一个重要尺度，他们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向我们折射的是一幅五光十色、异彩纷呈的历史画卷，值得反思、值得研究、值得挖掘。
参考文献
陆键东：1995：《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李焕之“1997：《当代中国音乐》[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邱明正，蒯大申：2004:《邓小平文艺思想论稿》[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吕书正，李正华，巴志鹏：2004:《邓小平与二十世纪的中国》[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黄兴涛：2007：《“话语”分析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J]，《历史研究》Ⅱ。
李凤鸣：2007：《论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历史性抉择和成功实践——兼论乌兰夫同志对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应用与发展》[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Ⅳ。
发表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音乐文化2008》，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2月。
[①] 该文主要论述国家背景下的德德玛，并不表示德德玛的成长全部归功于国家的培养，至于德德玛的个人努力部分并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之内，详见笔者的硕士论文。
[②] 邓小平同志曾为乌兰牧骑题词：“发扬乌兰牧骑作风，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江泽民同志题词是：“乌兰牧骑是社会主义文艺战线上的一面旗帜”等，这些都说明了乌兰牧骑是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宣传者，是社会主义文艺战线上的先锋。
[③] 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北京美术学院、北京戏剧学院
[④] 现在的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
[⑤] 摘自笔者对原内蒙古艺术学校校长莫尔吉夫的采访笔录，2007年9月3日15：00-17：00，于莫尔吉夫呼和浩特家中。
[⑥] 赵淑英时任中国音乐学院办公室主任。
[⑦] 摘自笔者对德德玛的采访笔录(三)： 2007年3月11日下午15：30-17：00，于北京友谊宾馆(德德玛参加政协会议期间)。
[⑧] 摘自笔者对德德玛的采访笔录(四)：2007年8月12日下午4：30-6：00，于包头青山宾馆(德德玛参加内蒙古自治区成立60周年中央代表团演出期间)
[⑨] 当时的额济纳旗不隶属于阿拉善盟，而属于巴彦淖尔盟。
[⑩] 乌达是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
[11] 摘自笔者对德德玛采访笔录(三)，2007年3月11日15：30-17：00，于北京友谊宾馆(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期间)。
本文最初发表于 《音乐文化2008年》（2010年）
探寻蒙古族数百年文化延续：别力古台祭祀
20日上午，一场传统蒙古族祭祀仪式在内蒙古阿巴嘎旗进行，当地牧民身着漂亮的蒙古袍，按苏木(蒙古语，乡镇)排成纵队，队伍最前面立着本苏木标识，用大木盘盛着祭祀用的整羊。大家偶有小声交谈，静候仪式开始。
当日的祭祀仪式时间并不长，不到一个小时。但这确是蒙古族传承了数百年的习俗。
“别力古台是成吉思汗的弟弟，更是建立蒙古王朝的功臣之一。同时，他也是阿巴嘎人的老祖宗。”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旅游局局长哈斯巴根继续向记者解释说，成吉思汗在建立蒙古王朝后，向别力古台分封蒙古部落，成吉思汗的后人们称之为“阿巴嘎”部落，以示尊重。阿巴嘎正是蒙古语叔叔的意思。阿巴嘎部落自十七世纪时搬迁到这片草原以来，作为锡林郭勒四大部落之一，也一直传承着古老的民族文化、古老的历史。
锡林郭勒盟位于中国正北方，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境内的锡林郭勒草原是世界四大天然草原之一，也是大量蒙古族生产生活的聚集地。阿巴嘎旗地处锡林郭勒盟中北部，现今是中国黑马之乡、中国策格(酸马奶)之乡、中国潮尔道之乡。
哈斯巴根继续介绍说：“别力古台祭祀已有几百年的历史，20世纪70年代前一直在阿巴嘎旗查干淖尔镇上的一个庙里进行，因为那里供奉着别力古台的王冠，后来因种种原因中断了。2008年，当地政府又在阿巴嘎旗建立别力古台祭祀，并于2009年又开始了别力古台的祭祀仪式。”
从古到今，别力古台祭祀都可以被看成是一场大型民间活动，祭祀流程也几乎没有改变。祭祀前几天要对周边进行大扫除。当日祭祀仪式上，在当地德高望重的人念诵祭祀别力古台的赞词后，当地各个苏木镇(蒙古语，乡镇)献上一直整羊，敬献之后，当地牧民和来自外地的游客们也会加入祭祀队伍。“献整羊，也可以算是当地祭祀的最高礼仪。”哈斯巴根如是解释说。
别力古台祭祀大殿后面是搏克手敖包。“别力古台可以说是蒙古族搏克的创始人，搏克健儿们也会去那个敖包进行祭祀，祈求拜了敖包以后力气神壮、百战百胜。”哈斯巴根继续说道。
虽然祭祀流程没有变化，但随着时代发展，现今的祭祀也悄然发生着变化。记者在现场看到，祭祀活动已经不仅仅是宗教活动了，他还是一场民众参与热情极高的文化体验与观摩活动，当日现场不仅有数百参与祭祀的民众，还有许多不参与祭祀，只为记录这一刻的摄影爱好者、游客和拍客们；参与祭祀的早已不全是蒙古族牧民了，当地的汉族群众、天南海北的外地游客也成了主力军；记者还在现场看到，骑马也早已不是主要交通方式，祭祀大殿外的草原上停满了牧民家的车；牧民的蒙古袍款式更多样，不少牧民还带着大墨镜以抵御草原的大太阳；现场还架起了音响设备，不仅念诵赞词的声音可以传得更远，祭祀过程中音箱中不停循环的传统蒙古族歌曲也让整个仪式“柔和”不少。
奥蓝是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的蒙古族姑娘，正好路过参与了祭祀仪式。“心情很激动，跟着当地的牧民一起进入大殿，一起祭祀，真是觉得自己也被重新洗涤了一回。”
说起当地牧民对祭祀的感情时，当地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图门巴雅尔更是有感而发。“那绝对是不一样的心情，当地老百姓们对别力古台祭祀有一份崇敬的心，现在来的人也是一年比一年多了。因为祭祀被赋予了求风调雨顺、求丰收、求平安康健、求免于灾祸的意义，我们的祭祀词里也是这么说的。”
作者：乌瑶于利平
当日的祭祀仪式时间并不长，不到一个小时。但这确是蒙古族传承了数百年的习俗。
“别力古台是成吉思汗的弟弟，更是建立蒙古王朝的功臣之一。同时，他也是阿巴嘎人的老祖宗。”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旅游局局长哈斯巴根继续向记者解释说，成吉思汗在建立蒙古王朝后，向别力古台分封蒙古部落，成吉思汗的后人们称之为“阿巴嘎”部落，以示尊重。阿巴嘎正是蒙古语叔叔的意思。阿巴嘎部落自十七世纪时搬迁到这片草原以来，作为锡林郭勒四大部落之一，也一直传承着古老的民族文化、古老的历史。
锡林郭勒盟位于中国正北方，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境内的锡林郭勒草原是世界四大天然草原之一，也是大量蒙古族生产生活的聚集地。阿巴嘎旗地处锡林郭勒盟中北部，现今是中国黑马之乡、中国策格(酸马奶)之乡、中国潮尔道之乡。
哈斯巴根继续介绍说：“别力古台祭祀已有几百年的历史，20世纪70年代前一直在阿巴嘎旗查干淖尔镇上的一个庙里进行，因为那里供奉着别力古台的王冠，后来因种种原因中断了。2008年，当地政府又在阿巴嘎旗建立别力古台祭祀，并于2009年又开始了别力古台的祭祀仪式。”
从古到今，别力古台祭祀都可以被看成是一场大型民间活动，祭祀流程也几乎没有改变。祭祀前几天要对周边进行大扫除。当日祭祀仪式上，在当地德高望重的人念诵祭祀别力古台的赞词后，当地各个苏木镇(蒙古语，乡镇)献上一直整羊，敬献之后，当地牧民和来自外地的游客们也会加入祭祀队伍。“献整羊，也可以算是当地祭祀的最高礼仪。”哈斯巴根如是解释说。
别力古台祭祀大殿后面是搏克手敖包。“别力古台可以说是蒙古族搏克的创始人，搏克健儿们也会去那个敖包进行祭祀，祈求拜了敖包以后力气神壮、百战百胜。”哈斯巴根继续说道。
虽然祭祀流程没有变化，但随着时代发展，现今的祭祀也悄然发生着变化。记者在现场看到，祭祀活动已经不仅仅是宗教活动了，他还是一场民众参与热情极高的文化体验与观摩活动，当日现场不仅有数百参与祭祀的民众，还有许多不参与祭祀，只为记录这一刻的摄影爱好者、游客和拍客们；参与祭祀的早已不全是蒙古族牧民了，当地的汉族群众、天南海北的外地游客也成了主力军；记者还在现场看到，骑马也早已不是主要交通方式，祭祀大殿外的草原上停满了牧民家的车；牧民的蒙古袍款式更多样，不少牧民还带着大墨镜以抵御草原的大太阳；现场还架起了音响设备，不仅念诵赞词的声音可以传得更远，祭祀过程中音箱中不停循环的传统蒙古族歌曲也让整个仪式“柔和”不少。
奥蓝是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的蒙古族姑娘，正好路过参与了祭祀仪式。“心情很激动，跟着当地的牧民一起进入大殿，一起祭祀，真是觉得自己也被重新洗涤了一回。”
说起当地牧民对祭祀的感情时，当地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图门巴雅尔更是有感而发。“那绝对是不一样的心情，当地老百姓们对别力古台祭祀有一份崇敬的心，现在来的人也是一年比一年多了。因为祭祀被赋予了求风调雨顺、求丰收、求平安康健、求免于灾祸的意义，我们的祭祀词里也是这么说的。”
作者：乌瑶于利平
蒙古国华裔青少年寻根内蒙古：回娘家的感觉真好
22日下午，由内蒙古自治区外事(侨务)办公室和内蒙古中华文化学院合作主办的2015年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内蒙古营开营仪式在呼和浩特举行。
开营仪式前，同学们安静地在教室里学习书法，一个个有模有样端坐在板凳上，略微生涩地握着毛笔，静心书写。
内蒙古外办侨务处介绍，参加此次夏令营的蒙古国青少年华裔共27人，老师3人。
组织这次夏令营，就是希望让这些华裔青少年感受祖籍国的变化，体验草原文化、中华文化，更加亲近祖籍国。
“在有限的时间里，同学们尽可能多的了解祖籍国的情况和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社会和人民生活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希望大家通过在内蒙古的学习、停留和考察的短短时间里，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初步了解到草原文化的无穷魅力。
旅蒙华侨友谊学校老师刘海霞在开营仪式上表示，内蒙古就是自己的娘家，回娘家的感觉真好。她也希望孩子们在美丽的内蒙古多看、多问、多听、多学，把在内蒙古学到的东西带回蒙古国，教给自己的朋友、亲人。
营员代表用流利的普通话在会上谈及自己的感受时说：“当老师通知我参加此次夏令营时，我很高兴，因为我终于可以看见有着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地方有多美了。当地人的淳朴、老师们的热情、城市的文化都深深地吸引着我，希望在接下来的行程中多多学习内蒙古文化和中国文化。”
据了解，本次夏令营历时11天，活动地点集中在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同学们在这11天里，将参观内蒙古博物院，学习草原文化；前往广袤的希拉穆仁大草原，体验马背民族最隆重的礼仪—下马酒，骑马漫游草原、访问牧户、祭祀敖包；前往成吉思汗陵参观，感受一代天骄的丰功伟绩……
开营仪式前，同学们安静地在教室里学习书法，一个个有模有样端坐在板凳上，略微生涩地握着毛笔，静心书写。
内蒙古外办侨务处介绍，参加此次夏令营的蒙古国青少年华裔共27人，老师3人。
组织这次夏令营，就是希望让这些华裔青少年感受祖籍国的变化，体验草原文化、中华文化，更加亲近祖籍国。
“在有限的时间里，同学们尽可能多的了解祖籍国的情况和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社会和人民生活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希望大家通过在内蒙古的学习、停留和考察的短短时间里，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初步了解到草原文化的无穷魅力。
旅蒙华侨友谊学校老师刘海霞在开营仪式上表示，内蒙古就是自己的娘家，回娘家的感觉真好。她也希望孩子们在美丽的内蒙古多看、多问、多听、多学，把在内蒙古学到的东西带回蒙古国，教给自己的朋友、亲人。
营员代表用流利的普通话在会上谈及自己的感受时说：“当老师通知我参加此次夏令营时，我很高兴，因为我终于可以看见有着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地方有多美了。当地人的淳朴、老师们的热情、城市的文化都深深地吸引着我，希望在接下来的行程中多多学习内蒙古文化和中国文化。”
据了解，本次夏令营历时11天，活动地点集中在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同学们在这11天里，将参观内蒙古博物院，学习草原文化；前往广袤的希拉穆仁大草原，体验马背民族最隆重的礼仪—下马酒，骑马漫游草原、访问牧户、祭祀敖包；前往成吉思汗陵参观，感受一代天骄的丰功伟绩……
内蒙古人民党公报
内蒙古人民党于2015年6月29日至30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全党代表大会。这是2006年东京特别会议后的一次重要会议。内蒙古人民党的各个分部派代表参加了会议。南蒙古反抗运动的支持者和人权组织的观察员也列席了会议。
会议对党的纲领进行了修改，再次强调了摆脱中国殖民统治最后达到蒙古人自决独立为内蒙古人民党的最终目的。会议讨论确定了党的工作细则，明确了一切工作遵循民主原则的决定。同时，会议上也对内蒙古人民党的组织结构也进行了适当的调整。
大会期间，与会代表就南蒙古政治、经济、社会现状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和研究，并部署了今后一段时期内在境内外将开展的具体工作。
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秘书长。原内蒙古人民党执行委员H.道力干（Hatgin Dolgion ） 被选为党主席， S.巴雅尔（ S.Bayar）被选为秘书长。
内蒙古人民党
2015年7月1日
http://www.innermongolia.org/chinese/index.html
殖民地統治與大量虐殺—中國民族問題研究的新視野 - 文：杨海英 {蒙古人}
日本學者清水昭俊在分析作爲一種思想的人類學在殖民地狀況中所經歷的變遷時指出：「收集『正在消亡』的『原住民』以及『原住民文化』的、殘留至今的零散資料。後世的人類學者稱這種研究狀態和方法爲「搶救(salvage)人類學」，因爲他們只專心致志地對於殘留很少的倖存物進行搶救。……搶救人類學家們希望，爲了有利於包括自己在內的『文明』，設法從『文明』正在被消滅的人們那裡，接收他們曾經保持到最後的文化遺産並使之成爲己有。從使自己得以成立的認知準備而言，搶救人類學完全是文化的殖民性掠奪」1。
清水昭俊通過論述「被忘卻的遠方的馬林諾夫斯基」，梳理了人類學與殖民地統治的關聯2。他所指的殖民者，並不是僅僅包括歐美和日本，中國也是其主要對象。對於近代以前的「中華」及其周邊世界的階層構成，清水指出：歷史學家僅僅使用具有價值意義的術語「華夷秩序」來表現，而對於使用「帝國主義」或「殖民地統治」進行表述則很謹慎。然而，其後，只是以作爲主權國家而獨立的各個國家爲單位去分析「中華」世界的話，這樣的歷史闡述是不妥當的。因爲，對於那些在近代以前被強行納入「中華」世界的地域，歷史學家們只是追究帝國主義所實施的殖民地化以及其後的近代國家的形成過程，而沒有更多的關注介入於其中的、民族間的壓迫關係3。
清水指出，中國的「華夷秩序」與西歐近代的帝國主義是連續性的。他給我們留下了非常重要的課題，即中國在宣布「從西歐和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下解放了人民」之後，對於各民族強制實施了殖民地統治的實際狀況。歷史學家們沒有充分認識到，「華夷秩序」並非停留於文質彬彬的禮儀，其實質是壓迫和剝削。因此，我在清水理論的基礎上，基於在被近現代中國殖民化的內蒙古的歷史和文化進行調查研究，揭示了社會主義國家的民族問題的殖民地性質。進而，我主張，這一問題同時也是回顧日本推行殖民歷史的間接材料。
一、作為同謀的搶救人類學
戰前的日本曾經擁有滿鐵調查部和西北研究所等很多高等研究機構。撤離大陸後的日本，從1945年開始進入了「在中國的田野調查的喪失期」、盛行「沒有中國田野的中國學」4。被時局所動員的人類學家們在反省之後，便回歸到脫離政治的、作爲純粹科學的人類學研究。然而，對於自己在過去的殖民地運營中扮演的同謀角色的批判和反省，並不像人們所期待的那樣徹底。
東西冷戰結束後的1980年代開始，中國門戶有所開放，衆多學者再次進入中國大陸展開細密的實地調查。在全面上演「日中友好」的時期，日本的人類學者所看到的是，由「偉大的中國共産黨」推行的「破舊立新」政策所破壞的、沒有「傳統文化」的「新中國」。如果借用清水昭俊的表述，當時的狀態讓人類學家們深刻的認識到，那正是一種「正在滅亡的人民」勉強維持「傳統文化」、而人類學家們的「調查來得過遲」的狀態5。從此，再次開始了現代日本的「中國研究的搶救人類學」。
熱心於「搶救人類學」的並不僅僅是日本的人類學者。幾乎在同一時期，包括我本人在內的衆多留學生，從「人民中國」來到「資本主義的日本」尋求真理。我們也曾經沒有絲毫的勇氣去研究「偉大的中國共産黨」「消滅封建傳統文化」的暴力行爲，而只是醉心於1949年以前的「傳統文化的重新構建」。其實只要對於「全人類都應該追求的、幸福的社會主義中國」與「人民由於受到剝削和壓迫而終日氣喘噓噓的資本主義日本」進行比較，即可一目瞭然看清楚「中國的問題群」，我們卻一直拖延未予以正視。我們這些出身於當地的人類學徒，長期以來一直有意迴避中國獨特的各種各樣的「問題群」，即「消滅了人民和文化」的共産革命暴力的問題，事實上與日本的中國學者構建著同謀關係。對此，現在至少我自身在進行反省。應該將「正在消失的文化」與「消滅文化的暴力行爲即共産革命」同時作爲研究課題。只是，如果允許以今天的視野進行一點點的辯白的話，正如清水昭俊所指出的，他們(人類學者)「采取與搶救人類學同樣的手法認識其文化的『傳統』，並將其作爲他們文化再生運動的象徵」6。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當事人(即被殖民者)所進行的傳統指向研究有其獨特的意義。換言之，因爲「在現代，先住民經常采取與搶救人類學同樣的手法認識其文化的傳統』，並將其作爲他們文化再生運動的象徵」。可以說，在我們當事人所進行的傳統指向研究行爲中，也包含著「文化再生運動」的目的。
如果再進一步具體地指出「同謀性」，那便是對於民族文化擁有最爲豐富知識的民族學者，卻一直忽視中國的民族問題。我認爲，民族學、文化人類學必須從正面認識、努力解決民族問題。而研究中國的民族問題時，則不能無視這樣的事實，即到1976年爲止，殖民地統治和大量虐殺是少數民族統治的基本特徵，今天的最大特點和目的，則是文化上的種族滅絕。學者們應該以這樣的視角和態度面對民族問題。下面，我以內蒙古(南蒙古)爲例進行具體闡述。
二、殖民地統治
殖民地統治的特徵是讓征服者定居落户并壓榨和剝削原住民，並冠之以「文明的使命」的大義名分。我的故鄉內蒙古，從近代以後淪爲中國和日本的雙重殖民地。
1淪爲中國和日本的雙重殖民地的內蒙古
對於中國人(漢人)的大規模侵略感到深刻危機的蒙古高原的原住民，於1911年「實現了亞洲最初的近代民族革命」7。北部的蒙古高原獲得了獨立，而南部的同胞們則遭受中國軍閥的壓制，作爲生活基盤的草原被開墾，各地長期出現了大量的虐殺。在中華民國，內蒙古被畫爲政治地位不明確的「邊疆」，但是他們從未失去對於獨立的嚮往。無論是貴族階級的王公還是普通民衆，曾經多次向庫倫(今烏蘭巴托)的神聖大汗(博克多汗)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呈送盡忠書簡，請求搶救。博克多汗的蒙古政府也爲了解放同胞，而嘗試過軍事上的統一作戰。
另一方面，中華民國的軍隊也幾度對蒙古人行使武力，從而在槍口下，使他們上演了對中國人政權的忠誠。因此，在蒙古人看來，中國的最初的近代「革命」，是更加鞏固地占領了由中國人農民的殖民入侵而獲得的殖民地。
而其後不久，打著「成吉思汗乃源義經也」旗號的武士們出現在草原上，驅逐俄國勢力，割取內蒙古的東半部分成立了滿洲國。基於蒙古人生活的草原占據了滿洲國國土一半的事實，誕生了對於日本而言的「滿蒙」。但是，日本人創建的滿洲國並沒有招來蒙古人的太大的嫌惡。因爲，滿洲國大力發展教育，在推進蒙古人的近代化方面做出了很大貢獻8。而且，堅持「五族協和」的滿洲國，禁止殖民入侵的中國農民與原住民遊牧蒙古人的混居，禁止開墾草原。滿洲國由於注意保護生態環境，采取優待原住民蒙古人的政策，不僅對於內蒙古、而且對於新誕生的蒙古人民共和國而言也是很有誘惑力的國家9。相反，同時期的中華民國在內蒙古僅僅設立了一所學校。甚感「幸運」的是，該校是我的母校——國立伊克昭盟中學。以內蒙古作爲據點的傅作義等中國軍閥將蒙古人視爲協助日本的力量，槍殺蒙古人，企圖制造「沒有蒙古人的內蒙古」，爲山西、河北等地的中國殖民入侵者在內蒙古定居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這或許就是兩個殖民地宗主國在政策和運營上的根本區別。
作爲宗主國的中國，通過排除另一個宗主國日本的殖民活動，將他人的領土即蒙古人的國土納入了自己的範圍內。也就是說，通過「抗日」，中國人獲取了主張將內蒙古納入自國領土的依據。也許有些稍微偏離正題，但台灣的近代史變遷也是中國人的這種主張的旁證。台灣原本是台灣先住民的故鄉，然而在抗戰勝利後，台灣成爲在國共內戰中失敗的蔣介石的避難所，演變成爲中華民國。
在1945年夏季到秋季之間，內蒙古的蒙古人經歷了殖民地解放的瞬間的感動。蘇聯•蒙古人民共和國聯合軍進軍到萬里長城，爲實現喬巴山元帥「爲我們血肉相連的內蒙古同胞的解放」而勇敢奮戰10。內蒙古的蒙古人也成立了「內蒙古人民共和國臨時政府」以及「東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等，以期實現全民族的統一。然而，大國之間獨斷達成的雅爾塔協定的女神，並沒有向蒙古人綻露微笑。
對蒙古人而言，這一協定驅逐了「從『那仁烏魯斯(蒙古語：太陽之國)』而來的、善良的近代殖民者」，但是以「文明人」自稱的、不識字的粗野漢人農民，卻永遠地留在了蒙古人的領土上。我們內蒙古的蒙古人，被剝奪了與同胞一起建設國民國家的機會，取而代之的卻是將中國人作爲「兄長」，並不得不作爲「中國人民」而生活。我認爲，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地之所以不斷發生衆多的民族問題，皆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後處理埋下的火種。
2永恒不變的民族革命的性質與殖民地統治
近代蒙古人的民族革命，無論內外(南北)，究其根源，均爲反對中國人的侵略和草原開墾而爆發的。換言之，近代的蒙古人的民族革命勾畫了「反開墾史=民族自決史」的構圖。獨立蒙古國的第一代元首、博克多汗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反復多次向蒙古各地發布命令，鼓舞民族革命，號召人們「殲滅所有侵入草原將大地變成黃色沙漠的漢人」。領導武裝起義的內蒙古東部的陶格套胡、嘎達梅林以及西部的鄂爾多斯地區的丹丕尔、烏力吉傑爾嘎拉(希尼喇嘛)，都曾嘗試將強烈的反漢、反對草原開墾的精神與共産主義思想的溫和的一面結合。1925年秋，在位於長城腳下的張家口成立的蒙古人政黨「內蒙古人民革命黨」也懷抱著同樣的目標，而其嶄新的特點是由共産國際和蒙古人民共和國直接領導。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由於殖民政府滿洲國保護了蒙古人的草原，采取限制中國人的殖民入侵的政策，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的黨員們在共産國際的啓發下，欣然變爲了滿洲國的優秀官吏和軍人。
滿洲國消亡後，不得不相信漢人共産主義者而別無選擇的內蒙古的蒙古人，從1946年起，被迫劃入中國領內。在社會主義大本營莫斯科接受訓練的「紅色之子」烏蘭夫 (1906-1988)，保存了曾經身爲滿洲國的官吏和軍人的「挎洋刀的蒙古人」，並於1947年5月1日建立了內蒙古自治政府。這一歷史性壯舉，比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早了兩年半。烏蘭夫最晚到1947年3月17日，一直向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要求承認蒙古人的「自決權」和建設「民主聯邦國」，這一事實在中國共産黨的文獻中也可以找到證據11。烏蘭夫希望在中國實現蘇聯型的民族自決。不言而喻，正如衆所周知，中國共産黨自身也以在當時非常具有魅力的「民族自決」爲幌子，壓制「邊境的野蠻人」們的「離心力」12。但是，烏蘭夫和他的同志們完全遭到欺騙，給予少數民族的是有名無實的「區域自治」。
3社會主義殖民地的強化
內蒙古的革命家們在與同胞蒙古人民共和國統一的道路被切斷後，不得已選擇了中國。然而，他們無一例外地承認內蒙古成爲了中國的殖民地13。進入近代以來，中國人向周邊地區進行大量的殖民入侵，少數民族天真爛漫地相信，社會主義制度會成爲殖民行爲的防波堤。然而，中國共産主義者們非但絲毫無意解決從前的民族問題(即草原開墾和中國人的殖民入侵問題)，相反，將殖民入侵行爲以「開發邊疆」和「加強國防」的名義進一步正當化。
1949年的內蒙古自治區，有大約100萬蒙古人，而中國人爲500萬。以貧困農民代表自居的共産黨，無視蒙古人遊牧民「天賜之物草原」乃共同所有的古老理念，將擁有牧地的先住民蒙古人挨家挨戶地認定爲「地主」或「牧主」，並「和平地」(發動惨無人道的「土改運動」、用武力)剝奪了其土地。所謂「牧主」、「地主」原本在蒙古這樣的遊牧民社會是不存在的，完全是中國共産黨所製造的概念。遊牧民社會的階層分化並不發達，不存在漢人社會那樣的「地主剝削貧農」的階級壓迫。中國共産黨爲了分裂蒙古人社會，將蒙古人的土地分割給殖民入侵的中國人，而杜撰了基於階級理念的這一概念。按照共産黨的理念和政策，在內蒙古所謂的壓迫剝削階級，從肉體上亦被消滅，攫取了土地後「站起來了的中國人」，在蒙古人的故鄉定居並長久落戸。連續大量增加的中國殖民入侵者未曾受到蒙古人的絲毫抵抗，歡天喜地的向蒙古人的大地開進了鐵犁和鋤頭。作爲中國共産主義者同謀的烏蘭夫，在1964年悲歎地指出：「從1958年起開墾了1000萬畝土地，而其中60%以上變成了沙漠」14。請允許我在這裡重複指出，蒙古族革命家烏蘭夫認爲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內蒙古是「中國的殖民地」，他率領「被壓迫民族的蒙古人」，爲擺脫被殖民的狀況而奮鬥。但是，根據殖民入侵的中國人人口的增加和草原開墾面積的擴大等事實，他認識到，談何殖民地被解放，其實殖民狀況早已進一步惡化，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正因如此，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年後的1959年，烏蘭夫仍然主張「內蒙古在歷史上曾經是獨立的國家」，強調「蒙古民族必須尋求自治、自決，實現獨立和統一」。烏蘭夫於1966年春被整肅下台，此時，理應早已被他「解放」了的殖民地內蒙古的人口比例卻變爲7:1。即七個中國殖民入侵者在「幫助」一個蒙古人。
這樣的事實並不僅限於中國。由貧困的俄羅斯人組成的布爾什維克宣稱「解放」了中亞的各民族。但事實上，他們並沒打算禁止俄羅斯人的殖民入侵，也未能阻止俄羅斯人對當地人的歧視。俄羅斯人「認爲，俄羅斯人殖民入侵並定居的塔塔爾斯坦爲首的中亞以及高加索的穆斯林民族地區絕不是『海外領土』，而是俄羅斯領土的延伸」15。中國人也同樣，毫無任何根據地認爲內蒙古是「我國固有領土」，強制推行殖民入侵和定居。
反殖民和反開墾是蒙古民族革命的性質。然而，社會主義中國的誕生並沒有幫助他們實現這一目標，相反，卻使問題愈發嚴重。大漢族主義絕不是「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派」的特許專賣，自我標榜「解放全人類」的中國共産黨，遠比其對手更加露骨地歧視「落後的少數民族」。蒙古人對此感到驚愕無比。作爲近代産物的民族問題，在社會主義國家未能得到解決。這一事實表明，在1960年代殖民地已經終結的說法是錯誤的。可以斷言，在以歐洲爲宗主國的殖民地崩潰的同時，「社會主義殖民地」反而被強化，並由共産主義意識型態不斷得以正當化。
2011年5月11日，內蒙古自治區錫林浩特市近郊的蒙古牧民被中國人開礦者殺害。由於在蒙古人的居住地附近發現了露天煤礦，中國人的數百台礦車和大型卡車夜以繼日地蜂擁而至。這些成群結隊的大型車輛在草原上毫無秩序的隨意馳騁，脆弱的植被遭到嚴重破壞，導致沙漠化，輾殺家畜卻拒絕賠償。甚至猖狂叫囂：「即使殺死蒙古人，只要賠錢就行」，襲擊蒙古人。同年11月，在鄂爾多斯市烏審旗也發生了同樣的事件。這些只不過是冰山之一角，類似的淒慘事件非常多。共産黨政府每次都出動人民解放軍，鎮壓反抗的蒙古人，主張開發和資源掠奪是正當的。這些事實表明，奮力保護草原的蒙古人與強行開墾開發(實質上是掠奪和破壞)的中國人的對立，即使在進入21世紀後，依然沒有任何變化。只有中華民國的國民黨和軍閥才是萬惡，而共産黨和社會主義者的開墾則爲善的說法完全不能成立。否認「幫助少數民族的、善良的中國人共産主義者」的行爲是侵略和殖民，這種強詞奪理符合薩依德•艾德瓦德所指出的殖民地統治中的「重新設定、重新設置」16。在這裡，非常明顯的存在著凌駕於民族革命、民族問題的性質的、甚至超越了生活特性之間差異的、不同文明間的衝突。
進入到21世紀後的今天，內蒙古從過去的7:1的比例有了更大飛躍，「十個中國人愛著一個蒙古人」。如果還否認現在的內蒙古是殖民地，那麽，更名爲取消了「自治」的「漢土」，則更接近真相。
三、大量虐殺
社會主義者們曾有過以「民族的消亡」爲理想並爲之鬥爭的歷史。「偉大的中國共産黨」在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也以他們所擅長的暴力企圖實現「民族的消亡」。正是由於內蒙古自治區被劃爲中國領土，在此，發生了以蒙古人爲對象的大屠殺。
由中國共産黨發動、始於1966年並持續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中，約有34萬人被捕，2萬7千9百人遭到殺害，12萬人致殘。當時的蒙古人人口約140萬，平均每個家庭至少有一人被囚禁，每50人中有一人被殺害。對於女性的強奸等性侵犯在各地橫行。強行移居，禁止使用母語。這完全是中國政府和漢民族主導的滅絕種族的大屠殺。滿洲國時代的「協助日本的罪過」以及尋求與自己同胞國家的統一、民族自決的歷史，成爲殺戮和強奸的藉口17。
前面提到的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是爲了蒙古民族的自決和獨立，在蒙古人民共和國和共産國際的支持參與下，於1925年成立的政黨。經歷了日本統治的時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尋求與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統一，但由於中國共産黨的阻止而未能成功。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和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斷定「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的歷史是分裂偉大祖國的行爲」，發動了根除蒙古人精英的殺戮。這種國家暴力，就是學者們所說的「國民國家型種族滅絕大屠殺」。國民國家的建設和尋求民族自決，是近代的普遍原理之一。然而，中國則發動種族滅絕大屠殺、否定民族自決，因而可以認定具有反近代的性質。針對阿爾及利亞人爭取獨立的鬥爭，「人權國家」法國卻對其施行拷問和私刑。在這一點上，中國和法國是相同的。中國爲了建立漢人統治的國家，而對於反對中國統治、力爭建立自己的國民國家的蒙古人進行大肆虐殺。詳細分析蒙古人成爲其殺戮對象的過程，非常明顯，「少數民族的種族滅絕」才真正體現了社會主義中國少數民族政策的強權和暴力的本質。即使在今天，中國政府依然大肆宣揚，合併台灣是善行的「祖國統一」，而維吾爾人和蒙古人與同胞統一的願望則是萬惡的「民族分裂」。這表明，在中國，完全存在隨時再次發動「爲了正義的種族滅絕大屠殺」的危險。
遭受大肆種族屠殺的並不僅僅是蒙古人。「重新征服這一地區是令人欣慰的、偉大的事情。文明在和野蠻的抗爭中不斷推進。開明的國民向蒙昧的人們伸出援助之手」。這是過去法國在征伐阿爾及利亞時的宣言18。與法國人並肩前進的中國人也於1958年開始侵入青海省和西藏。由共産主義思想武裝起來的「文明的漢人」，「和平地」殲滅了「推行比中世紀的歐洲更加黑暗的農奴制度的、野蠻的西藏反動派」。中國人的暴力由於「優秀的中華文明」和共産主義思想這兩個武器而被正當化。這與歐洲的殖民者們揮舞的利器是完全相同的。這兩把利劍還揮向了維吾爾人和回族。原本以爲，中國獨特的暴力將以1975年的「沙甸事件」(文化大革命後期的1975年發生的屠殺穆斯林的政治運動。人民解放軍歷時七天炮擊穆斯林的村落，殺害了包括老人、婦女和兒童約三千人19而「善始善終」。但是，中國政府長期以來對於西藏問題的處理以及對2011年5月內蒙古抗議行動的鎮壓，完全證明了中國的暴力本質沒有任何改變。
清水在努力「使被忘卻的遠方的馬林諾夫斯基復活」、即在論述英國的人類學家與殖民地統治的同謀關係時指出：「當今世界的所謂少數民族政策，假使是優質的，仍然與戰爭期間馬林諾夫斯基所理解的間接統治沒有什麽區別」20。依此分析中國，在中國的少數民族地區進行田野調查的外國人依然在受到各種嚴厲的限制。被作爲「日中友好使者」的日本人類學家們，如若僅僅是謳歌中國的少數民族政策，談何學術的進展？如果說贊美過去是可以原諒的，但是必須認識到贊美的對象絕不是「優質的東西」這一現實。而在意識到這一事實後，依然繼續贊揚中國對少數民族的統治，便早已不僅僅是「同謀」了。
四、文化的種族滅絕
「殖民主義在最爲強盛時，表現爲徹底的掠奪的過程。被殖民化的國民，沒有獨自的歷史，在愛爾蘭及其他一些地區，甚至喪失了自己的語言」21。蒙古人的以反對中國人、反對草原開墾爲代表的反殖民鬥爭的民族自決史，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現以後，也被篡改爲「與中國人民一起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革命史」或「中國革命的一部分」。所有的教科書都將各民族的歷史，限定在屬於「中國的某某民族史」的框架內，由此完全抹殺各民族原有的獨立的歷史。如此，我們內蒙古的蒙古人獨自的歷史淪落爲「中國人的歷史的一部分」，遭到貶低。
按照清水的理論，這「完全是宗主國將(其消滅的)殖民地當地人的文化據爲宗主國己有的行爲」22。當「解放」的旗號開始褪色時，聰明的中國人便發明了「開發」和「發展」的新口號，變本加厲地強化殖民行爲，即所謂的「西部大開發」。中國從1950年代開始了持續至今的「先進的兄長援助落後的弟弟」的殖民行爲，而西部大開發是其繼續和強化。中國人總是在上演自己是「先進的」、而少數民族是需要「援助」的霸權行爲。少數民族的「古老陳舊」的行政組織名稱「盟」和「旗」，被「進步的象徵」的市所取代。而且，新採用的市名被冠以殖民而來的中國人的漢語名稱。在內蒙古自治區，哲里木盟改爲通遼市，昭烏達盟改爲赤峰市。先住民蒙古人的傳統地名被接連不斷地埋葬，取而代之的是漢語的地名。原本在草原牧民身邊的民族學校被大量撤廢，減縮後集中在城市。無法去遠方的民族學校就讀的蒙古人兒童，只能在就近的「便利的中國人學校」學習，被推向了忘卻母語的潮流。文化人類學家憂心地指出，文化的種族滅絕正在席捲所有的少數民族。
經濟基礎決定文化的興亡。在名爲「生態移民」的強制移居政策下，蒙古人被迫放棄畜牧，被驅逐出草原後，不得不住在中國人的骯髒街道。開墾草原，導致沙漠化的是中國人，但是破壞環境的罪責卻被轉嫁到蒙古人和他們的家畜上。遊牧民幾千年的生活並未導致任何沙丘的出現，而中國人入侵後僅三、四十年，卻使黃沙漫天飛舞飛遍全世界，對這樣的事實，政府絕不予以承認。如今，中國人侵略者剝奪了少数民族地區從「爲人民服務」的最高職位──黨和政府的首腦──到清掃廁所的「光榮崗位」的所有就業的機會。這在維吾爾人的綠洲和西藏人的高原，也完全相同。迫使先住民忘卻母語，並使他們淪落爲重新構建的社會階層的最底層，這是中國式的殖民地的目的，也是現在進行時的真相。
在天安門廣場裝點著孔子的肖像、企圖在全世界設立孔子學院的「文明人」，或許對於毫無掩飾的大屠殺已有所節制。但是他們意識到，文化的種族滅絕是更爲有效的手段。曾經是「國民黨反動派」的「典型的大漢族主義思想」的「中華民族」論重新流行起來。曾經幾度變節的、「人格高尚的」民族學者費孝通先生，於1951年在象徵「新中國建設」的雜誌《新建設》上發表文章，強烈批判「蔣介石的狹隘的中華民族思想」23。而後，高明地給自己的這一歷史貼上封條，並於1989年，在早已生鏽的鍋裡的、早已腐爛不堪的大雜燴「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論」上，加入了「以漢族爲中心」的佐料，重新端出。這無非就是使殖民地體制正當化而已，委實毫無價值，不值一提。
五、依然繼續的社會主義殖民地體制
中國人自認爲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忠實的繼承人」，並一度自居爲「中國人民傑出的領袖毛澤東」思想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中國人後來發現，那些元祖們所提倡的民族自決理論是危險的。回族的馬戎飛快地努力向新主人表示作爲「色目人」的忠誠。他抹殺了賦予少數民族的 nationality，而從「美帝國主義」那裡進口了ethnicity理論。馬戎將企圖剝奪少數民族附帶的民族自決權利的行爲稱爲「去政治化」24。列寧和斯大林曾經將擁有分離獨立權的民族自決作爲理想，而中國人共産主義者從未將其賦予過周邊民族，反而通過「去政治化」，剝奪了各個民族生來具有的、建設自己的國民國家的權利。從Mongol Nation淪落爲 Ethnic Mongol。與住在國境北側的Mongol Nation 擁有同一祖先和相同價值觀、卻作爲「中國人的養子」的內蒙古的蒙古人，日復一日地在「祖國是中國」的理論中被洗腦。
聰明的中國人早在1949年就已否定了民族自決的理論，但將沒有任何實權的區域自治的招牌勉強維持至今。而時至今日，中國人殖民者對於從最初就徒有虛名的區域自治，也早已無法忍受不耐其煩，便厭棄了「自治」的虛名，奮起要實施「共治」25。事實上，各個少數民族地區早已連「共治」都不是，全然「漢治」。但中國人仍決意大義滅親，給少數民族以最後的致命一擊，努力將其全部歸納爲「中華」。
「從一場革命誕生了一個共和國，反對壓制和特權，爲了自由和平等，向世界傳播了啓蒙的理想。……但是，這一共和國建立了殖民地帝國，聽任特權、不平等和專制的蔓延。……關於共和國的神話，就是，共和國是絕對不會有錯誤的，『本質上是善良寬大的』，而僅僅是由於個人的行爲，在各處造成對共和國的『背叛』，時而被情勢所左右」26。
這是對於「殖民地共和國」法國的華麗辭藻的批評。而這也完全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驅逐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三座大山」的中國共産黨，現在不僅是壓在少數民族而且也是壓在漢族人民的頭頂上的壓迫者。在民族問題上，萬惡的是「帝國主義的煽動和國內外的民族分裂分子」，而絕對不會承認中國人和「人民共和國」的錯誤。堅決主張在文化大革命中進行大肆殺虐的只是「四人幫」，而首都北京中南海的領導們則是「善良而寬大」的「人民的好總理」、「偉大的領袖」。
殖民地體制遠沒有在19紀60年代終結。社會主義殖民地或者說是中國式的殖民地，恰恰是在1960年代以後確立了其頑固的體制。少數民族地區不僅僅是中國的「內部的殖民地」。少數民族的同胞中有不少人擁有自己的國民國家。而中國早已顯露出了對於關係到自國利益的所有地區進行殖民化的傾向。最爲顯著的實例是「上海五國」，即由中國主導的五國國際協作組織(SCO)向周邊地區的接觸方式。很明顯，其意圖是借助同胞的拳頭，粉碎居住在中國境內的「恐怖分子、極端的宗教主義者和極端民族分裂分子」。而且，以宏大的「公共事業」爲名，向作爲其「非洲同胞」的獨裁者們出賣武器參與種族大屠殺，同時，瘋狂掠奪當地資源。「吞噬非洲的」中國的這種「活躍」行徑，也從另一側面證明了中國的企圖。對這些事實不能輕視。
從1966年到1967年之間，有很多「挎過洋刀的蒙古人」以「協助日本」的罪名遭到殺害。我將這一種族大屠殺稱爲「間接的對日歷史清算」。「偉大的領袖毛澤東」和「人民的好總理周恩來」以寬大的胸懷表示放棄對日本的賠償要求，而「殖民地統治的走狗蒙古人」卻未能倖免於難，付出了血的代價。那麽，處於日本和舊殖民地內蒙古之間的狹縫的日本的人類學家，應該如何幹預民族問題呢？我想以此問題來結束本文。
清水昭俊指出，一百年前發生的辛亥革命導致了「華夷秩序」的變化。從前的「華夷秩序」內的一部分實現了獨立，其他部分被中國殖民入侵者變爲「我國的固有領土」。然而，與在意識型態方面強調「文明的優越性」的近代西歐同樣，中國主張「中華文明的優越性」，並對於沒有能夠取得獨立的「蠻夷」繼續實施其強權統治和經濟壓榨。歷史學家們卻忽略了這一真相27。以中國爲對象的日本「東洋史研究」，長期以來引領著國際學術界，然而必須認識到，還沒有擺脫意識型態咒語的束縛。
與優雅的「東洋史研究」相比，在殖民地統治的問題上，人類學具有兩種含義。人類學家強調人類學知識對於殖民地政府的意義、要求政府振興人類學，同時，他們也批評殖民地政策。以「搶救式」的特點拘泥於「不斷消失的傳統文化」、對於「消滅文化的暴力」視而不見，這種行爲袒護、助長了殖民地統治。或許日本的細膩的人類學者們在擔憂，如果觸及「殖民地」會牽連到自己的過去。抑或是由於日本國民非常天真爛漫，從而爲了真正實現「日中友好」，相信「善良寬大的中國」，而對於革命的暴力性質視而不見倘若如此，那是雙重的袒護，是對於過去與現在的殖民地狀況的雙重袒護。
Augustus Dashidava Tsinrh 有一点需要明确指出，南蒙古1945年是由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率众起义，苏联和蒙古国支援解放而独立的。 跟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任何中国武装都无关系。 无论是中国国民党还是中国共产党及大陆中国政府，都在其行政、文史教案中篡夺修改了这个事实。 1946年的四三会议，正式基于此事实而召开，随后成立的所谓【内蒙古自治区】与中国合并。 但是中国执政党及政府严重违反四三会议精神及内蒙古自治区{民族自治}原则，内人党及南蒙古人愤慨难当， 所谓的【内蒙古自治区】是无效的、违法的。 南蒙古重新恢复1947年5月1日前的民族自决权的状态，由全体蒙古人投票表决南蒙古的出路。
Augustus Dashidava Tsinrh 投票表决的选择，可以有很多种。
【1】割让河套平原，甩开大部分中国人口，而其余南蒙古土地独立。
【2】南蒙古全境独立。
【3】魁北克模式，南蒙古与中国组成联邦。
【4】各盟自我投票，不做统一全境安排。
小编是倾向于第一条的，仅河套平原就占了南蒙古3/5的汉族人口。 甩开这个沉重的特洛伊病毒，南蒙古复兴指日可待。
清水昭俊通過論述「被忘卻的遠方的馬林諾夫斯基」，梳理了人類學與殖民地統治的關聯2。他所指的殖民者，並不是僅僅包括歐美和日本，中國也是其主要對象。對於近代以前的「中華」及其周邊世界的階層構成，清水指出：歷史學家僅僅使用具有價值意義的術語「華夷秩序」來表現，而對於使用「帝國主義」或「殖民地統治」進行表述則很謹慎。然而，其後，只是以作爲主權國家而獨立的各個國家爲單位去分析「中華」世界的話，這樣的歷史闡述是不妥當的。因爲，對於那些在近代以前被強行納入「中華」世界的地域，歷史學家們只是追究帝國主義所實施的殖民地化以及其後的近代國家的形成過程，而沒有更多的關注介入於其中的、民族間的壓迫關係3。
清水指出，中國的「華夷秩序」與西歐近代的帝國主義是連續性的。他給我們留下了非常重要的課題，即中國在宣布「從西歐和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下解放了人民」之後，對於各民族強制實施了殖民地統治的實際狀況。歷史學家們沒有充分認識到，「華夷秩序」並非停留於文質彬彬的禮儀，其實質是壓迫和剝削。因此，我在清水理論的基礎上，基於在被近現代中國殖民化的內蒙古的歷史和文化進行調查研究，揭示了社會主義國家的民族問題的殖民地性質。進而，我主張，這一問題同時也是回顧日本推行殖民歷史的間接材料。
一、作為同謀的搶救人類學
戰前的日本曾經擁有滿鐵調查部和西北研究所等很多高等研究機構。撤離大陸後的日本，從1945年開始進入了「在中國的田野調查的喪失期」、盛行「沒有中國田野的中國學」4。被時局所動員的人類學家們在反省之後，便回歸到脫離政治的、作爲純粹科學的人類學研究。然而，對於自己在過去的殖民地運營中扮演的同謀角色的批判和反省，並不像人們所期待的那樣徹底。
東西冷戰結束後的1980年代開始，中國門戶有所開放，衆多學者再次進入中國大陸展開細密的實地調查。在全面上演「日中友好」的時期，日本的人類學者所看到的是，由「偉大的中國共産黨」推行的「破舊立新」政策所破壞的、沒有「傳統文化」的「新中國」。如果借用清水昭俊的表述，當時的狀態讓人類學家們深刻的認識到，那正是一種「正在滅亡的人民」勉強維持「傳統文化」、而人類學家們的「調查來得過遲」的狀態5。從此，再次開始了現代日本的「中國研究的搶救人類學」。
熱心於「搶救人類學」的並不僅僅是日本的人類學者。幾乎在同一時期，包括我本人在內的衆多留學生，從「人民中國」來到「資本主義的日本」尋求真理。我們也曾經沒有絲毫的勇氣去研究「偉大的中國共産黨」「消滅封建傳統文化」的暴力行爲，而只是醉心於1949年以前的「傳統文化的重新構建」。其實只要對於「全人類都應該追求的、幸福的社會主義中國」與「人民由於受到剝削和壓迫而終日氣喘噓噓的資本主義日本」進行比較，即可一目瞭然看清楚「中國的問題群」，我們卻一直拖延未予以正視。我們這些出身於當地的人類學徒，長期以來一直有意迴避中國獨特的各種各樣的「問題群」，即「消滅了人民和文化」的共産革命暴力的問題，事實上與日本的中國學者構建著同謀關係。對此，現在至少我自身在進行反省。應該將「正在消失的文化」與「消滅文化的暴力行爲即共産革命」同時作爲研究課題。只是，如果允許以今天的視野進行一點點的辯白的話，正如清水昭俊所指出的，他們(人類學者)「采取與搶救人類學同樣的手法認識其文化的『傳統』，並將其作爲他們文化再生運動的象徵」6。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當事人(即被殖民者)所進行的傳統指向研究有其獨特的意義。換言之，因爲「在現代，先住民經常采取與搶救人類學同樣的手法認識其文化的傳統』，並將其作爲他們文化再生運動的象徵」。可以說，在我們當事人所進行的傳統指向研究行爲中，也包含著「文化再生運動」的目的。
如果再進一步具體地指出「同謀性」，那便是對於民族文化擁有最爲豐富知識的民族學者，卻一直忽視中國的民族問題。我認爲，民族學、文化人類學必須從正面認識、努力解決民族問題。而研究中國的民族問題時，則不能無視這樣的事實，即到1976年爲止，殖民地統治和大量虐殺是少數民族統治的基本特徵，今天的最大特點和目的，則是文化上的種族滅絕。學者們應該以這樣的視角和態度面對民族問題。下面，我以內蒙古(南蒙古)爲例進行具體闡述。
二、殖民地統治
殖民地統治的特徵是讓征服者定居落户并壓榨和剝削原住民，並冠之以「文明的使命」的大義名分。我的故鄉內蒙古，從近代以後淪爲中國和日本的雙重殖民地。
1淪爲中國和日本的雙重殖民地的內蒙古
對於中國人(漢人)的大規模侵略感到深刻危機的蒙古高原的原住民，於1911年「實現了亞洲最初的近代民族革命」7。北部的蒙古高原獲得了獨立，而南部的同胞們則遭受中國軍閥的壓制，作爲生活基盤的草原被開墾，各地長期出現了大量的虐殺。在中華民國，內蒙古被畫爲政治地位不明確的「邊疆」，但是他們從未失去對於獨立的嚮往。無論是貴族階級的王公還是普通民衆，曾經多次向庫倫(今烏蘭巴托)的神聖大汗(博克多汗)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呈送盡忠書簡，請求搶救。博克多汗的蒙古政府也爲了解放同胞，而嘗試過軍事上的統一作戰。
另一方面，中華民國的軍隊也幾度對蒙古人行使武力，從而在槍口下，使他們上演了對中國人政權的忠誠。因此，在蒙古人看來，中國的最初的近代「革命」，是更加鞏固地占領了由中國人農民的殖民入侵而獲得的殖民地。
而其後不久，打著「成吉思汗乃源義經也」旗號的武士們出現在草原上，驅逐俄國勢力，割取內蒙古的東半部分成立了滿洲國。基於蒙古人生活的草原占據了滿洲國國土一半的事實，誕生了對於日本而言的「滿蒙」。但是，日本人創建的滿洲國並沒有招來蒙古人的太大的嫌惡。因爲，滿洲國大力發展教育，在推進蒙古人的近代化方面做出了很大貢獻8。而且，堅持「五族協和」的滿洲國，禁止殖民入侵的中國農民與原住民遊牧蒙古人的混居，禁止開墾草原。滿洲國由於注意保護生態環境，采取優待原住民蒙古人的政策，不僅對於內蒙古、而且對於新誕生的蒙古人民共和國而言也是很有誘惑力的國家9。相反，同時期的中華民國在內蒙古僅僅設立了一所學校。甚感「幸運」的是，該校是我的母校——國立伊克昭盟中學。以內蒙古作爲據點的傅作義等中國軍閥將蒙古人視爲協助日本的力量，槍殺蒙古人，企圖制造「沒有蒙古人的內蒙古」，爲山西、河北等地的中國殖民入侵者在內蒙古定居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這或許就是兩個殖民地宗主國在政策和運營上的根本區別。
作爲宗主國的中國，通過排除另一個宗主國日本的殖民活動，將他人的領土即蒙古人的國土納入了自己的範圍內。也就是說，通過「抗日」，中國人獲取了主張將內蒙古納入自國領土的依據。也許有些稍微偏離正題，但台灣的近代史變遷也是中國人的這種主張的旁證。台灣原本是台灣先住民的故鄉，然而在抗戰勝利後，台灣成爲在國共內戰中失敗的蔣介石的避難所，演變成爲中華民國。
在1945年夏季到秋季之間，內蒙古的蒙古人經歷了殖民地解放的瞬間的感動。蘇聯•蒙古人民共和國聯合軍進軍到萬里長城，爲實現喬巴山元帥「爲我們血肉相連的內蒙古同胞的解放」而勇敢奮戰10。內蒙古的蒙古人也成立了「內蒙古人民共和國臨時政府」以及「東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等，以期實現全民族的統一。然而，大國之間獨斷達成的雅爾塔協定的女神，並沒有向蒙古人綻露微笑。
對蒙古人而言，這一協定驅逐了「從『那仁烏魯斯(蒙古語：太陽之國)』而來的、善良的近代殖民者」，但是以「文明人」自稱的、不識字的粗野漢人農民，卻永遠地留在了蒙古人的領土上。我們內蒙古的蒙古人，被剝奪了與同胞一起建設國民國家的機會，取而代之的卻是將中國人作爲「兄長」，並不得不作爲「中國人民」而生活。我認爲，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地之所以不斷發生衆多的民族問題，皆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後處理埋下的火種。
2永恒不變的民族革命的性質與殖民地統治
近代蒙古人的民族革命，無論內外(南北)，究其根源，均爲反對中國人的侵略和草原開墾而爆發的。換言之，近代的蒙古人的民族革命勾畫了「反開墾史=民族自決史」的構圖。獨立蒙古國的第一代元首、博克多汗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反復多次向蒙古各地發布命令，鼓舞民族革命，號召人們「殲滅所有侵入草原將大地變成黃色沙漠的漢人」。領導武裝起義的內蒙古東部的陶格套胡、嘎達梅林以及西部的鄂爾多斯地區的丹丕尔、烏力吉傑爾嘎拉(希尼喇嘛)，都曾嘗試將強烈的反漢、反對草原開墾的精神與共産主義思想的溫和的一面結合。1925年秋，在位於長城腳下的張家口成立的蒙古人政黨「內蒙古人民革命黨」也懷抱著同樣的目標，而其嶄新的特點是由共産國際和蒙古人民共和國直接領導。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由於殖民政府滿洲國保護了蒙古人的草原，采取限制中國人的殖民入侵的政策，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的黨員們在共産國際的啓發下，欣然變爲了滿洲國的優秀官吏和軍人。
滿洲國消亡後，不得不相信漢人共産主義者而別無選擇的內蒙古的蒙古人，從1946年起，被迫劃入中國領內。在社會主義大本營莫斯科接受訓練的「紅色之子」烏蘭夫 (1906-1988)，保存了曾經身爲滿洲國的官吏和軍人的「挎洋刀的蒙古人」，並於1947年5月1日建立了內蒙古自治政府。這一歷史性壯舉，比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早了兩年半。烏蘭夫最晚到1947年3月17日，一直向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要求承認蒙古人的「自決權」和建設「民主聯邦國」，這一事實在中國共産黨的文獻中也可以找到證據11。烏蘭夫希望在中國實現蘇聯型的民族自決。不言而喻，正如衆所周知，中國共産黨自身也以在當時非常具有魅力的「民族自決」爲幌子，壓制「邊境的野蠻人」們的「離心力」12。但是，烏蘭夫和他的同志們完全遭到欺騙，給予少數民族的是有名無實的「區域自治」。
3社會主義殖民地的強化
內蒙古的革命家們在與同胞蒙古人民共和國統一的道路被切斷後，不得已選擇了中國。然而，他們無一例外地承認內蒙古成爲了中國的殖民地13。進入近代以來，中國人向周邊地區進行大量的殖民入侵，少數民族天真爛漫地相信，社會主義制度會成爲殖民行爲的防波堤。然而，中國共産主義者們非但絲毫無意解決從前的民族問題(即草原開墾和中國人的殖民入侵問題)，相反，將殖民入侵行爲以「開發邊疆」和「加強國防」的名義進一步正當化。
1949年的內蒙古自治區，有大約100萬蒙古人，而中國人爲500萬。以貧困農民代表自居的共産黨，無視蒙古人遊牧民「天賜之物草原」乃共同所有的古老理念，將擁有牧地的先住民蒙古人挨家挨戶地認定爲「地主」或「牧主」，並「和平地」(發動惨無人道的「土改運動」、用武力)剝奪了其土地。所謂「牧主」、「地主」原本在蒙古這樣的遊牧民社會是不存在的，完全是中國共産黨所製造的概念。遊牧民社會的階層分化並不發達，不存在漢人社會那樣的「地主剝削貧農」的階級壓迫。中國共産黨爲了分裂蒙古人社會，將蒙古人的土地分割給殖民入侵的中國人，而杜撰了基於階級理念的這一概念。按照共産黨的理念和政策，在內蒙古所謂的壓迫剝削階級，從肉體上亦被消滅，攫取了土地後「站起來了的中國人」，在蒙古人的故鄉定居並長久落戸。連續大量增加的中國殖民入侵者未曾受到蒙古人的絲毫抵抗，歡天喜地的向蒙古人的大地開進了鐵犁和鋤頭。作爲中國共産主義者同謀的烏蘭夫，在1964年悲歎地指出：「從1958年起開墾了1000萬畝土地，而其中60%以上變成了沙漠」14。請允許我在這裡重複指出，蒙古族革命家烏蘭夫認爲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內蒙古是「中國的殖民地」，他率領「被壓迫民族的蒙古人」，爲擺脫被殖民的狀況而奮鬥。但是，根據殖民入侵的中國人人口的增加和草原開墾面積的擴大等事實，他認識到，談何殖民地被解放，其實殖民狀況早已進一步惡化，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正因如此，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年後的1959年，烏蘭夫仍然主張「內蒙古在歷史上曾經是獨立的國家」，強調「蒙古民族必須尋求自治、自決，實現獨立和統一」。烏蘭夫於1966年春被整肅下台，此時，理應早已被他「解放」了的殖民地內蒙古的人口比例卻變爲7:1。即七個中國殖民入侵者在「幫助」一個蒙古人。
這樣的事實並不僅限於中國。由貧困的俄羅斯人組成的布爾什維克宣稱「解放」了中亞的各民族。但事實上，他們並沒打算禁止俄羅斯人的殖民入侵，也未能阻止俄羅斯人對當地人的歧視。俄羅斯人「認爲，俄羅斯人殖民入侵並定居的塔塔爾斯坦爲首的中亞以及高加索的穆斯林民族地區絕不是『海外領土』，而是俄羅斯領土的延伸」15。中國人也同樣，毫無任何根據地認爲內蒙古是「我國固有領土」，強制推行殖民入侵和定居。
反殖民和反開墾是蒙古民族革命的性質。然而，社會主義中國的誕生並沒有幫助他們實現這一目標，相反，卻使問題愈發嚴重。大漢族主義絕不是「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派」的特許專賣，自我標榜「解放全人類」的中國共産黨，遠比其對手更加露骨地歧視「落後的少數民族」。蒙古人對此感到驚愕無比。作爲近代産物的民族問題，在社會主義國家未能得到解決。這一事實表明，在1960年代殖民地已經終結的說法是錯誤的。可以斷言，在以歐洲爲宗主國的殖民地崩潰的同時，「社會主義殖民地」反而被強化，並由共産主義意識型態不斷得以正當化。
2011年5月11日，內蒙古自治區錫林浩特市近郊的蒙古牧民被中國人開礦者殺害。由於在蒙古人的居住地附近發現了露天煤礦，中國人的數百台礦車和大型卡車夜以繼日地蜂擁而至。這些成群結隊的大型車輛在草原上毫無秩序的隨意馳騁，脆弱的植被遭到嚴重破壞，導致沙漠化，輾殺家畜卻拒絕賠償。甚至猖狂叫囂：「即使殺死蒙古人，只要賠錢就行」，襲擊蒙古人。同年11月，在鄂爾多斯市烏審旗也發生了同樣的事件。這些只不過是冰山之一角，類似的淒慘事件非常多。共産黨政府每次都出動人民解放軍，鎮壓反抗的蒙古人，主張開發和資源掠奪是正當的。這些事實表明，奮力保護草原的蒙古人與強行開墾開發(實質上是掠奪和破壞)的中國人的對立，即使在進入21世紀後，依然沒有任何變化。只有中華民國的國民黨和軍閥才是萬惡，而共産黨和社會主義者的開墾則爲善的說法完全不能成立。否認「幫助少數民族的、善良的中國人共産主義者」的行爲是侵略和殖民，這種強詞奪理符合薩依德•艾德瓦德所指出的殖民地統治中的「重新設定、重新設置」16。在這裡，非常明顯的存在著凌駕於民族革命、民族問題的性質的、甚至超越了生活特性之間差異的、不同文明間的衝突。
進入到21世紀後的今天，內蒙古從過去的7:1的比例有了更大飛躍，「十個中國人愛著一個蒙古人」。如果還否認現在的內蒙古是殖民地，那麽，更名爲取消了「自治」的「漢土」，則更接近真相。
三、大量虐殺
社會主義者們曾有過以「民族的消亡」爲理想並爲之鬥爭的歷史。「偉大的中國共産黨」在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也以他們所擅長的暴力企圖實現「民族的消亡」。正是由於內蒙古自治區被劃爲中國領土，在此，發生了以蒙古人爲對象的大屠殺。
由中國共産黨發動、始於1966年並持續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中，約有34萬人被捕，2萬7千9百人遭到殺害，12萬人致殘。當時的蒙古人人口約140萬，平均每個家庭至少有一人被囚禁，每50人中有一人被殺害。對於女性的強奸等性侵犯在各地橫行。強行移居，禁止使用母語。這完全是中國政府和漢民族主導的滅絕種族的大屠殺。滿洲國時代的「協助日本的罪過」以及尋求與自己同胞國家的統一、民族自決的歷史，成爲殺戮和強奸的藉口17。
前面提到的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是爲了蒙古民族的自決和獨立，在蒙古人民共和國和共産國際的支持參與下，於1925年成立的政黨。經歷了日本統治的時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尋求與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統一，但由於中國共産黨的阻止而未能成功。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和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斷定「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的歷史是分裂偉大祖國的行爲」，發動了根除蒙古人精英的殺戮。這種國家暴力，就是學者們所說的「國民國家型種族滅絕大屠殺」。國民國家的建設和尋求民族自決，是近代的普遍原理之一。然而，中國則發動種族滅絕大屠殺、否定民族自決，因而可以認定具有反近代的性質。針對阿爾及利亞人爭取獨立的鬥爭，「人權國家」法國卻對其施行拷問和私刑。在這一點上，中國和法國是相同的。中國爲了建立漢人統治的國家，而對於反對中國統治、力爭建立自己的國民國家的蒙古人進行大肆虐殺。詳細分析蒙古人成爲其殺戮對象的過程，非常明顯，「少數民族的種族滅絕」才真正體現了社會主義中國少數民族政策的強權和暴力的本質。即使在今天，中國政府依然大肆宣揚，合併台灣是善行的「祖國統一」，而維吾爾人和蒙古人與同胞統一的願望則是萬惡的「民族分裂」。這表明，在中國，完全存在隨時再次發動「爲了正義的種族滅絕大屠殺」的危險。
遭受大肆種族屠殺的並不僅僅是蒙古人。「重新征服這一地區是令人欣慰的、偉大的事情。文明在和野蠻的抗爭中不斷推進。開明的國民向蒙昧的人們伸出援助之手」。這是過去法國在征伐阿爾及利亞時的宣言18。與法國人並肩前進的中國人也於1958年開始侵入青海省和西藏。由共産主義思想武裝起來的「文明的漢人」，「和平地」殲滅了「推行比中世紀的歐洲更加黑暗的農奴制度的、野蠻的西藏反動派」。中國人的暴力由於「優秀的中華文明」和共産主義思想這兩個武器而被正當化。這與歐洲的殖民者們揮舞的利器是完全相同的。這兩把利劍還揮向了維吾爾人和回族。原本以爲，中國獨特的暴力將以1975年的「沙甸事件」(文化大革命後期的1975年發生的屠殺穆斯林的政治運動。人民解放軍歷時七天炮擊穆斯林的村落，殺害了包括老人、婦女和兒童約三千人19而「善始善終」。但是，中國政府長期以來對於西藏問題的處理以及對2011年5月內蒙古抗議行動的鎮壓，完全證明了中國的暴力本質沒有任何改變。
清水在努力「使被忘卻的遠方的馬林諾夫斯基復活」、即在論述英國的人類學家與殖民地統治的同謀關係時指出：「當今世界的所謂少數民族政策，假使是優質的，仍然與戰爭期間馬林諾夫斯基所理解的間接統治沒有什麽區別」20。依此分析中國，在中國的少數民族地區進行田野調查的外國人依然在受到各種嚴厲的限制。被作爲「日中友好使者」的日本人類學家們，如若僅僅是謳歌中國的少數民族政策，談何學術的進展？如果說贊美過去是可以原諒的，但是必須認識到贊美的對象絕不是「優質的東西」這一現實。而在意識到這一事實後，依然繼續贊揚中國對少數民族的統治，便早已不僅僅是「同謀」了。
四、文化的種族滅絕
「殖民主義在最爲強盛時，表現爲徹底的掠奪的過程。被殖民化的國民，沒有獨自的歷史，在愛爾蘭及其他一些地區，甚至喪失了自己的語言」21。蒙古人的以反對中國人、反對草原開墾爲代表的反殖民鬥爭的民族自決史，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現以後，也被篡改爲「與中國人民一起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革命史」或「中國革命的一部分」。所有的教科書都將各民族的歷史，限定在屬於「中國的某某民族史」的框架內，由此完全抹殺各民族原有的獨立的歷史。如此，我們內蒙古的蒙古人獨自的歷史淪落爲「中國人的歷史的一部分」，遭到貶低。
按照清水的理論，這「完全是宗主國將(其消滅的)殖民地當地人的文化據爲宗主國己有的行爲」22。當「解放」的旗號開始褪色時，聰明的中國人便發明了「開發」和「發展」的新口號，變本加厲地強化殖民行爲，即所謂的「西部大開發」。中國從1950年代開始了持續至今的「先進的兄長援助落後的弟弟」的殖民行爲，而西部大開發是其繼續和強化。中國人總是在上演自己是「先進的」、而少數民族是需要「援助」的霸權行爲。少數民族的「古老陳舊」的行政組織名稱「盟」和「旗」，被「進步的象徵」的市所取代。而且，新採用的市名被冠以殖民而來的中國人的漢語名稱。在內蒙古自治區，哲里木盟改爲通遼市，昭烏達盟改爲赤峰市。先住民蒙古人的傳統地名被接連不斷地埋葬，取而代之的是漢語的地名。原本在草原牧民身邊的民族學校被大量撤廢，減縮後集中在城市。無法去遠方的民族學校就讀的蒙古人兒童，只能在就近的「便利的中國人學校」學習，被推向了忘卻母語的潮流。文化人類學家憂心地指出，文化的種族滅絕正在席捲所有的少數民族。
經濟基礎決定文化的興亡。在名爲「生態移民」的強制移居政策下，蒙古人被迫放棄畜牧，被驅逐出草原後，不得不住在中國人的骯髒街道。開墾草原，導致沙漠化的是中國人，但是破壞環境的罪責卻被轉嫁到蒙古人和他們的家畜上。遊牧民幾千年的生活並未導致任何沙丘的出現，而中國人入侵後僅三、四十年，卻使黃沙漫天飛舞飛遍全世界，對這樣的事實，政府絕不予以承認。如今，中國人侵略者剝奪了少数民族地區從「爲人民服務」的最高職位──黨和政府的首腦──到清掃廁所的「光榮崗位」的所有就業的機會。這在維吾爾人的綠洲和西藏人的高原，也完全相同。迫使先住民忘卻母語，並使他們淪落爲重新構建的社會階層的最底層，這是中國式的殖民地的目的，也是現在進行時的真相。
在天安門廣場裝點著孔子的肖像、企圖在全世界設立孔子學院的「文明人」，或許對於毫無掩飾的大屠殺已有所節制。但是他們意識到，文化的種族滅絕是更爲有效的手段。曾經是「國民黨反動派」的「典型的大漢族主義思想」的「中華民族」論重新流行起來。曾經幾度變節的、「人格高尚的」民族學者費孝通先生，於1951年在象徵「新中國建設」的雜誌《新建設》上發表文章，強烈批判「蔣介石的狹隘的中華民族思想」23。而後，高明地給自己的這一歷史貼上封條，並於1989年，在早已生鏽的鍋裡的、早已腐爛不堪的大雜燴「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論」上，加入了「以漢族爲中心」的佐料，重新端出。這無非就是使殖民地體制正當化而已，委實毫無價值，不值一提。
五、依然繼續的社會主義殖民地體制
中國人自認爲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忠實的繼承人」，並一度自居爲「中國人民傑出的領袖毛澤東」思想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中國人後來發現，那些元祖們所提倡的民族自決理論是危險的。回族的馬戎飛快地努力向新主人表示作爲「色目人」的忠誠。他抹殺了賦予少數民族的 nationality，而從「美帝國主義」那裡進口了ethnicity理論。馬戎將企圖剝奪少數民族附帶的民族自決權利的行爲稱爲「去政治化」24。列寧和斯大林曾經將擁有分離獨立權的民族自決作爲理想，而中國人共産主義者從未將其賦予過周邊民族，反而通過「去政治化」，剝奪了各個民族生來具有的、建設自己的國民國家的權利。從Mongol Nation淪落爲 Ethnic Mongol。與住在國境北側的Mongol Nation 擁有同一祖先和相同價值觀、卻作爲「中國人的養子」的內蒙古的蒙古人，日復一日地在「祖國是中國」的理論中被洗腦。
聰明的中國人早在1949年就已否定了民族自決的理論，但將沒有任何實權的區域自治的招牌勉強維持至今。而時至今日，中國人殖民者對於從最初就徒有虛名的區域自治，也早已無法忍受不耐其煩，便厭棄了「自治」的虛名，奮起要實施「共治」25。事實上，各個少數民族地區早已連「共治」都不是，全然「漢治」。但中國人仍決意大義滅親，給少數民族以最後的致命一擊，努力將其全部歸納爲「中華」。
「從一場革命誕生了一個共和國，反對壓制和特權，爲了自由和平等，向世界傳播了啓蒙的理想。……但是，這一共和國建立了殖民地帝國，聽任特權、不平等和專制的蔓延。……關於共和國的神話，就是，共和國是絕對不會有錯誤的，『本質上是善良寬大的』，而僅僅是由於個人的行爲，在各處造成對共和國的『背叛』，時而被情勢所左右」26。
這是對於「殖民地共和國」法國的華麗辭藻的批評。而這也完全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驅逐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三座大山」的中國共産黨，現在不僅是壓在少數民族而且也是壓在漢族人民的頭頂上的壓迫者。在民族問題上，萬惡的是「帝國主義的煽動和國內外的民族分裂分子」，而絕對不會承認中國人和「人民共和國」的錯誤。堅決主張在文化大革命中進行大肆殺虐的只是「四人幫」，而首都北京中南海的領導們則是「善良而寬大」的「人民的好總理」、「偉大的領袖」。
殖民地體制遠沒有在19紀60年代終結。社會主義殖民地或者說是中國式的殖民地，恰恰是在1960年代以後確立了其頑固的體制。少數民族地區不僅僅是中國的「內部的殖民地」。少數民族的同胞中有不少人擁有自己的國民國家。而中國早已顯露出了對於關係到自國利益的所有地區進行殖民化的傾向。最爲顯著的實例是「上海五國」，即由中國主導的五國國際協作組織(SCO)向周邊地區的接觸方式。很明顯，其意圖是借助同胞的拳頭，粉碎居住在中國境內的「恐怖分子、極端的宗教主義者和極端民族分裂分子」。而且，以宏大的「公共事業」爲名，向作爲其「非洲同胞」的獨裁者們出賣武器參與種族大屠殺，同時，瘋狂掠奪當地資源。「吞噬非洲的」中國的這種「活躍」行徑，也從另一側面證明了中國的企圖。對這些事實不能輕視。
從1966年到1967年之間，有很多「挎過洋刀的蒙古人」以「協助日本」的罪名遭到殺害。我將這一種族大屠殺稱爲「間接的對日歷史清算」。「偉大的領袖毛澤東」和「人民的好總理周恩來」以寬大的胸懷表示放棄對日本的賠償要求，而「殖民地統治的走狗蒙古人」卻未能倖免於難，付出了血的代價。那麽，處於日本和舊殖民地內蒙古之間的狹縫的日本的人類學家，應該如何幹預民族問題呢？我想以此問題來結束本文。
清水昭俊指出，一百年前發生的辛亥革命導致了「華夷秩序」的變化。從前的「華夷秩序」內的一部分實現了獨立，其他部分被中國殖民入侵者變爲「我國的固有領土」。然而，與在意識型態方面強調「文明的優越性」的近代西歐同樣，中國主張「中華文明的優越性」，並對於沒有能夠取得獨立的「蠻夷」繼續實施其強權統治和經濟壓榨。歷史學家們卻忽略了這一真相27。以中國爲對象的日本「東洋史研究」，長期以來引領著國際學術界，然而必須認識到，還沒有擺脫意識型態咒語的束縛。
與優雅的「東洋史研究」相比，在殖民地統治的問題上，人類學具有兩種含義。人類學家強調人類學知識對於殖民地政府的意義、要求政府振興人類學，同時，他們也批評殖民地政策。以「搶救式」的特點拘泥於「不斷消失的傳統文化」、對於「消滅文化的暴力」視而不見，這種行爲袒護、助長了殖民地統治。或許日本的細膩的人類學者們在擔憂，如果觸及「殖民地」會牽連到自己的過去。抑或是由於日本國民非常天真爛漫，從而爲了真正實現「日中友好」，相信「善良寬大的中國」，而對於革命的暴力性質視而不見倘若如此，那是雙重的袒護，是對於過去與現在的殖民地狀況的雙重袒護。
Augustus Dashidava Tsinrh 有一点需要明确指出，南蒙古1945年是由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率众起义，苏联和蒙古国支援解放而独立的。 跟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任何中国武装都无关系。 无论是中国国民党还是中国共产党及大陆中国政府，都在其行政、文史教案中篡夺修改了这个事实。 1946年的四三会议，正式基于此事实而召开，随后成立的所谓【内蒙古自治区】与中国合并。 但是中国执政党及政府严重违反四三会议精神及内蒙古自治区{民族自治}原则，内人党及南蒙古人愤慨难当， 所谓的【内蒙古自治区】是无效的、违法的。 南蒙古重新恢复1947年5月1日前的民族自决权的状态，由全体蒙古人投票表决南蒙古的出路。
Augustus Dashidava Tsinrh 投票表决的选择，可以有很多种。
【1】割让河套平原，甩开大部分中国人口，而其余南蒙古土地独立。
【2】南蒙古全境独立。
【3】魁北克模式，南蒙古与中国组成联邦。
【4】各盟自我投票，不做统一全境安排。
小编是倾向于第一条的，仅河套平原就占了南蒙古3/5的汉族人口。 甩开这个沉重的特洛伊病毒，南蒙古复兴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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