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敏欣教授认为“联邦制和权力分享”值得中国借鉴，以解决民族矛盾。笔者对此不敢苟同。
 |
内蒙西乌旗居民在街上与武警对峙 |
相关新闻话题中国一、 “西乌旗事件”的性质。内蒙流亡异议人士席海明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示威游行是为了捍卫环境与生存权的问题。他认为只要北京能贯彻《草原法》等法律，愈演愈烈的内蒙“民族矛盾”会迎刃而解。据报道，“西乌旗事件”是由人为破坏导致生存环境恶化，部分官商勾结，政法不作为造成的。虽有冲突，仅限于官民之间，而示威群众基本以和平的方式，表达诉求。但拉萨和乌鲁木齐的是大规模族群流血冲突，北京更指责有境外势力插手。因此，裴教授引用“西乌旗”作为讨论“民族矛盾”的论据，似不够切题（类似事件在前几年蒙古大选中，也是焦点议题，甚至引发流血冲突，但不是民族矛盾）。
二、 “联邦制和权力分享……少数民族的精英分子享有真正的决策权。由于他们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他们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一点与现实相差甚远。连粤港这样的发达地区，都因“公民社会”和“普选”争论不休。如何想象生活与教育水平普遍落后的边疆民族地区，率先实践民主选举？恐怕所谓 “少数民族精英份子”将与中亚新贵宗族趋同。这一点都难实现，遑论“联邦制”？
从“畿服”到“土改”
民族区域自治可以上溯至“畿服”时代，后者是对大东亚地缘政治和战略的精辟概括。根据中央实力的盈缩，实施三种行政管理：统治（governance）、羁縻（management）和控制（control）。强势的中央，在长城内贯彻郡县制，直接委任、监察、管理各级行政单位。在长城外实施羁縻政策，派驻军队和参赞，维护边区对中央的效忠，减少统治的成本。在一些时常叛乱的战略要地，实施长期的军事控制。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基本将直接统治贯彻到了全境。只在一些经济特区实施“羁縻”政策。而“三•一四”和“七•五”事件，令一些“统治”区域一度沦为军事“控制”地带。
时叛时降迫使中央放弃“羁縻”理念，对叛乱地区逐步实施“改土归流”。与这一政策相伴的，就是土地革命或改革。以新疆为例，在“同治回变”后，中央和省府剥夺了大批封建领主和宗族的土地。中共实施的土改政策，更使埃米尔、伯克、巴依等在新疆荡然无存（现今维吾尔人的家族观念依然浓厚，但根本无法与毗邻的中亚地区相提并论）。由此相较，从民主体制实践的可行性看，新疆和西藏处于社会形态演进的较高阶段（这就是为什么达兰萨拉认为西藏存在实现民主和民族自治的可能）。
“西部大开发”战略仍是捷径
对“西部大开发”的理解，不应仅停留在“保持沿海地区能源供应充足、持续发展上”。纵向上应该充分开发、开启边疆民族地区的人力和智力资源；横向上应该与西方、伊朗、印度和土耳其的“大中亚——丝路战略”弥合。
对内而言，“西部大开发”二期战略的核心是“喀什经济特区”。这是在“七•五”事件的压力下，破土而出的上策。但“喀什特区”的关键在于“通”，“通”的先决条件在于人力资源。中国比较擅长政府层面的公关。但在民间，依靠文化、信仰和心态迥异的江浙财阀，是走不远的（吉尔吉斯斯坦内乱中，谁走谁留，一目了然）。因此，应该引导、调动边区青年的积极性、聪明才智和民族语言优势，鼓励他们“走出去、引进来”。其实这已是进行时……
对外而言，土耳其的战略转型、阿巴的国家重建与稳定及印度的经济腾飞，都离不开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斯塔尔教授（Prof. S. Frederick Starr）、列文教授（Prof. Anatol Lieven）和卡米里博士（Dr. Almut Wieland-Karimi）等为首的西方智囊，无不敦促尽快与中国开展区域合作，实践“全球治理”。新藏若能把握机遇，就可将相对于沿海的劣势，变为针对西域的优势。“少数民族”的利益、尊严、信仰和价值，也势必得以体现和提升。
总而言之，从现实出发，中国从普选“少数民族精英”到联邦制的跨越，不是一级台阶，而是一座大山。诚如艺术家岳路平所说，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发财，而是为了追求幸福。殊途而同归，我想裴教授也认可民主是改革的工具，追求幸福才是真正的普世价值观。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focus_on_china/2011/06/110606_cr_chinaethnics.shtml
没有评论 :
发表评论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