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族抗议警告北京 铁拳招怨“冰冻三尺”（图）

Uyung（左）和丈夫Suyaltu在内蒙古达茂旗他们经营的一家小餐馆里，Uyung 说“没有了牲口和草原，我们感到迷失了方向”。（图片：纽约时报）

现在在内蒙，蒙族人只在特殊场合才穿传统的蒙古族长袍（图片：纽约时报）

在达茂旗，政府鼓励卖掉所有牲口后获得赔偿的牧民搬入新建的公寓区（图片：纽约时报）

据纽约时报6月10日（周五）报道，直到1949年毛的共党叛军在中国大陆宣布胜利之前，在现在成为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的地方为蒙族人占领，汉人主要是通过移民、通婚与一些古老传统的方式来“和番”。

但最近几周在内蒙一些城市出现的蒙族人抗议是对北京当局的“庄严提醒”：铁拳无法完全熄灭中国55个少数民族的愿望，他们占中国人口的8%。

虽然北京对少数民族放宽了“一胎政策”，但在内蒙古，汉人人口超过蒙族人的五倍。

一名21岁的计算机系学生隔着呼和浩特民族大学的铁围栏对记者表示，“我们感到自己被淹没在汉人之中”，“政府总是在说民族和谐，但为什么我们感到如此压抑？”当局为防止学生上街（游行），他和其他数千名蒙族学生上周被封在校园内五天。

虽然诱发本次抗议的直接导火索是5月初一名汉族煤车司机辗杀了一名蒙族牧民，但在上周对超过十二名蒙族人采访中显示本次抗议是潜藏的长期积怨的爆发：史无前例的采矿业造成生态的破坏，经济发展主要是汉人得益，蒙族游牧传统的迅速消失。

5月26日在锡林浩特，有2000人上街抗议，其中很多是学生。五天后，在内蒙省会呼和浩特，虽然数千士兵与军警将高校学生封锁在校园内，仍然出现了约150名示威者在市中心游行。

当局的反应非常类似他们2008年在西藏与2009年在新疆的镇压。当局严厉限制互联网，绝大多数蒙族网站被关闭，数十名学生、教授及牧民被拘留。流亡人权倡导人士恩赫巴图（Enhebatu Togochog）形容这次镇压为“政治迫害”。

官方也在回应一些引发不满的原因。官方发誓说要整顿煤矿业，还保证说会将数亿元投入教育、环保及提倡蒙族文化。

锡林浩特一家法院周三对该名辗死蒙族牧民的汉族司机判处死刑。据官方新华社报道，该案庭审六小时，亦对另外三名涉案男子进行了重判。下达判决速度之快很不寻常，明显反应了北京领导层担心事态进一步恶化。当局还表示会迅速审理另一宗案件：在辗杀牧民案发后数日，在一煤矿人员与牧民的冲突中，一名汉族司机被控用叉车杀死了一名蒙族人。

尽管内蒙的经济高速发展，自2002年以来超过中国所有其他省份，但尚不清楚当局这些迅速“行动”是否能平息已经在冒烟的不满情绪。

美国加州克莱尔门特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治学教授、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中国专家裴民欣（Minxin Pei音译）表示，“现在内蒙的势态让北京领导层非常担心，因为你不可能仅仅靠扔钱来解决象少数民族这样的问题”。

在内蒙古达茂旗（旗相当于县），为恢复草原健康，当局十年来让数千牧民搬进城镇也增强了反政府情绪。

虽然很多环境人士把这些不满的原因完全归咎为抑制水源、开采煤矿及过度放牧，但被拒绝使用土地也是原因之一。当局最“雄心勃勃”的生态移民计划，仅仅把注意力放在牧民身上，给与他们赔偿，但条件是这些牧民必须卖掉自己所有的牲畜后才能拿到钱。

在达茂旗，那些拿到钱的牧民被鼓励搬入城镇外围的新建公寓区。但至今，这些公寓大多数都空置在那里，尽管在这些住宅区入口处的公告牌上宣称已有2万人搬进了31栋住宅楼。

那些太穷买不起新房的人只能在城里的蒙族聚居区租住挤在一起的局促的砖砌楼房。最近一天下午，经营一家叫“草原之友”小餐厅的Suyaltu和Uyung夫妇俩（向记者）说：2004年他们被强迫卖掉了牧场及300头牛、羊和马。他们称，政府有津贴计划：免除了他们在上大学女儿的学费，每年给2775美元（1.8万元人民币）津贴，并在住所附近有医疗诊所、商店和学校。

50岁的妻子Uyung表示，即使加上他们餐馆的收入，这些很快就要到期的津贴还是不足以应付家用。这种安置还存在一些微妙的问题，Uyung说，“没有了我们的牲口和草原，我们感到迷失了方向”，“我们发现自己不适合城市，可是现在我们却被困在这里”。

一家致力于保护内蒙古草原的组织-曾经草原（Echoing Steppe）主任陈冀群（Chen Jiqun音译）对生态移民计划表示质疑。他说，一个健康的牧场依赖于牲口吃草时它们的蹄子把肥料碾压下去，“否则的话就会被吹走，土地就失去了其生育能力”。去年12月联合国发布了一份有关食品权利的特别报告，该报告起草人Olivier De Schutter批评北京当局让牧民定居的政策过度强制性，这些政策将导致“贫困增加，环境退化及社会瓦解”。

研究游牧社区瓦解的内蒙古专家Christopher P. Atwood称，“草原社区是蒙族文化及语言的堡垒，因此瓦解这些社区就直接影响到这个民族”。

结果造成到蒙古语学校学习的学生比例稳步下降，数据显示，自1980年代以来，已下降到原来的40%。象38岁的黄丽英（Huang Liying，音译）这样先前的牧民也推动了这种现象。黄现在经营一家商店，她13岁的女儿在500英里外的包头一家汉语学校学习。黄说，“要在现代社会获得成功，你就得能好好地讲汉语”，“我很遗憾我的女儿不会说母语（蒙古语），但在草原以外，蒙古语没啥用”。

即使当局不为蒙古语与蒙族文化的衰退负直接责任，参加本次抗议浪潮的很多人把怒火指向了在内蒙古指挥作秀的汉族官员。他们抱怨越来越多的通婚、对地方网站严厉的审查，甚至街上的广告牌，有时蒙古字字体要小于旁边的汉字。

类似的情绪并非只局限于学生。上周在一次与警方的冲突中，达茂旗一名蒙族官员向一名陌生人惊人地坦称道：“我所感到的愤怒在我的血管中燃烧”。

（译文有删节，点击看原文）
http://www.nytimes.com/2011/06/11/world/asia/11mongolia.html?_r=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