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与蒙古国政府学校合作项目备忘录26日在乌兰巴托签署，中国将向蒙古国建8所学校。
根据备忘录，援建的这8所学校分别是位于乌兰巴托的7所学校和后杭爱省的1所幼儿园。
本次建的8所新建学校仅仅是一个开始，今后中方愿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教育领域。
蒙古国教育文化与科技部国务秘书布勒噶·额尔登表示新建学校对培养、教育蒙古国学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将大大促进蒙古国青少年一代与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除了向蒙方援建学校，中国每年还向蒙古国学生提供多种奖学金项目，资助蒙古国学生赴华留学深造进行汉化教育。
2015年9月30日星期三
蒙古草原的传奇宝镜——拖雷
黄金家族的后裔拖雷与郭靖是生死之交的好“安答”（结义兄弟）；在史籍中，他是比小说更为传奇的风云人物。拖雷有一位伟大的父亲成吉思汗，曾经一统蒙古草原，建立了大蒙古国；他还有四个伟大的儿子，曾经统领了蒙元时代的巅峰。
拖雷，蒙古语中意为“镜子”。与生俱来，他的双手像是携带着日月，战功赫赫犹如烈日，敦睦平和犹如静月。在广袤的草原上，他的一生就像一面高悬的明镜，映照着一个时代的精神，又留下悌爱的忠勇，默默地溶在草原的斡难河里，蜿蜒地流淌至今。
小拖雷的“预言”
据正史记载，拖雷是成吉思汗的第四子。在拖雷刚学会说话后，一次征战中，成吉思汗不幸被草原的泰亦赤兀部掳走。
成吉思汗的母亲额诃伦夫人和他的家人认为成吉思汗性命堪忧，年幼的拖雷站在一旁，默默地看着忧愁满面的大家，又不时地看着草原，他蹒跚着走到祖母额诃伦夫人面前，抱着她的腿说：“父亲会乘着栗色的马回来。”（出自《新元史》：“拖雷独曰：‘我父乘栗色马归矣。’”）当时额诃伦夫人看着幼小的孙儿，既喜又悲，喜的是这么小的拖雷会安慰家人；悲的是泰亦赤兀部人多势众，成吉思汗如何能够安全脱身。
小拖雷还是摇摇大人的胳膊，依然重复说着：“父亲会乘着栗色的马回来。”大家都以为小孩讲妄语，谁也没有当真。次日，成吉思汗果然乘着他人赠送的栗色马，急速飞驰而归。小拖雷的“预言”成为现实，人们惊讶称奇。
牺牲自己 护卫兄长
拖雷长大后，不仅相貌英武，参与征伐又有将帅之才，用兵之谋。成吉思汗亲征时，常会带他在身边，昵称他为“那阔儿”（意为“伴当”）。
在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的第八年，拖雷随父汗征伐，一举征服了26个州路（万户为路，千户为州）。拖雷的勇猛强悍，令当时的诸路诸州望风臣服。因拖雷显赫的战功，也因蒙古的习俗，幼子守父遗产，因此成吉思汗把斡难河上源及合刺和林之地，即成吉思汗四大斡儿朵所在地，全部封给了拖雷。拖雷由此继承了10万1,000的军户。
根据蒙古秘史的记载，公元1231年，窝阔台大汗在征伐金国的一场征战中得了重病。拖雷从巫师口中得知，窝阔台的恶疾产生的根源，是因中原的水土之灵不满蒙古大军的征伐导致的疮痍，所以降下愤怒纠缠大汗。
当时拖雷心想：“我是黄金家族的后裔，蒙古帝国的亲王，如果以我的生命进行祭祀，能够平息中土之灵的愤怒，我甘愿舍弃这具征伐无数的身体，以挽回哥哥的性命。”
于是，拖雷郑重地对兄长窝阔台说：“神圣的父汗成吉思汗像选骟马、择羯羊一样，在我们的众多兄弟中选中了你，他把大位交给你，让你承担统御百姓的重任，命我在兄长身边，提醒你忘记的事；在你沉睡不醒时把你唤醒。如果今天我失去兄长，将来我向谁提醒他忘记的事？又该把沉睡不醒的谁唤醒？如果兄长有什么不测，众多的蒙古百姓将会成为遗孤，金国之人也会得意地让我代替兄长的汗位。我能劈开鳟鱼的脊，横断鲟鱼的背。我身材高大，面貌英武，行军作战又能战无不胜。以我来祭祀那些愤怒的亡灵，一定会使他们满意，就让我代替兄长吧！”
当巫师用水净洗窝阔台的病躯后，拖雷举起用过的脏水，一饮而尽。当亡灵的怨气逐渐转移到拖雷的身上时，拖雷带着他的忠誓沉沉睡去再没醒来。已经故去的成吉思汗从遥远的天际乘坐独角天马，疾驰到拖雷身边，托起他的身躯，飞入一道光之中。
金縢之事
如果把历史比作参天古木，后世从浓密的枝叶交织的光影中，有人看到了黑暗的影子，也有人看到了天空的光明。这段留在《蒙古秘史》中的传说，当初用蒙古语写成，后来明太祖朱元璋命人翻译成汉语。所以汉地史学家认为拖雷此举，可以与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相媲美。
拖雷既遵守了成吉思汗临终前的嘱托，不贪汗位全力辅佐窝阔台，也恭谨的安守自己的本分，守护着帝国的疆土。顾全大局大义的拖雷明白，如果草原失去雄鹰，鼠辈必然制造混乱，蒙古百姓无法安生；如果窝阔台病逝，战功累累声望显赫的他也有可能被拥立为蒙古新的大汗，但他并不追求这一结果。
因为在他的心中，有比汗位更重要、更有意义的事，他舍身替哥哥而死，他的死包含着对先父成吉思汗的忠守之孝，也包含着对兄长的悌达之义。他拒绝了汗位的诱惑，阻止了可能出现的混乱局面，把责任和忠义留在历史的天空中，像是一面高贵的镜子映照着一方。
拖雷，蒙古语中意为“镜子”。与生俱来，他的双手像是携带着日月，战功赫赫犹如烈日，敦睦平和犹如静月。在广袤的草原上，他的一生就像一面高悬的明镜，映照着一个时代的精神，又留下悌爱的忠勇，默默地溶在草原的斡难河里，蜿蜒地流淌至今。
小拖雷的“预言”
据正史记载，拖雷是成吉思汗的第四子。在拖雷刚学会说话后，一次征战中，成吉思汗不幸被草原的泰亦赤兀部掳走。
成吉思汗的母亲额诃伦夫人和他的家人认为成吉思汗性命堪忧，年幼的拖雷站在一旁，默默地看着忧愁满面的大家，又不时地看着草原，他蹒跚着走到祖母额诃伦夫人面前，抱着她的腿说：“父亲会乘着栗色的马回来。”（出自《新元史》：“拖雷独曰：‘我父乘栗色马归矣。’”）当时额诃伦夫人看着幼小的孙儿，既喜又悲，喜的是这么小的拖雷会安慰家人；悲的是泰亦赤兀部人多势众，成吉思汗如何能够安全脱身。
小拖雷还是摇摇大人的胳膊，依然重复说着：“父亲会乘着栗色的马回来。”大家都以为小孩讲妄语，谁也没有当真。次日，成吉思汗果然乘着他人赠送的栗色马，急速飞驰而归。小拖雷的“预言”成为现实，人们惊讶称奇。
牺牲自己 护卫兄长
拖雷长大后，不仅相貌英武，参与征伐又有将帅之才，用兵之谋。成吉思汗亲征时，常会带他在身边，昵称他为“那阔儿”（意为“伴当”）。
在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的第八年，拖雷随父汗征伐，一举征服了26个州路（万户为路，千户为州）。拖雷的勇猛强悍，令当时的诸路诸州望风臣服。因拖雷显赫的战功，也因蒙古的习俗，幼子守父遗产，因此成吉思汗把斡难河上源及合刺和林之地，即成吉思汗四大斡儿朵所在地，全部封给了拖雷。拖雷由此继承了10万1,000的军户。
根据蒙古秘史的记载，公元1231年，窝阔台大汗在征伐金国的一场征战中得了重病。拖雷从巫师口中得知，窝阔台的恶疾产生的根源，是因中原的水土之灵不满蒙古大军的征伐导致的疮痍，所以降下愤怒纠缠大汗。
当时拖雷心想：“我是黄金家族的后裔，蒙古帝国的亲王，如果以我的生命进行祭祀，能够平息中土之灵的愤怒，我甘愿舍弃这具征伐无数的身体，以挽回哥哥的性命。”
于是，拖雷郑重地对兄长窝阔台说：“神圣的父汗成吉思汗像选骟马、择羯羊一样，在我们的众多兄弟中选中了你，他把大位交给你，让你承担统御百姓的重任，命我在兄长身边，提醒你忘记的事；在你沉睡不醒时把你唤醒。如果今天我失去兄长，将来我向谁提醒他忘记的事？又该把沉睡不醒的谁唤醒？如果兄长有什么不测，众多的蒙古百姓将会成为遗孤，金国之人也会得意地让我代替兄长的汗位。我能劈开鳟鱼的脊，横断鲟鱼的背。我身材高大，面貌英武，行军作战又能战无不胜。以我来祭祀那些愤怒的亡灵，一定会使他们满意，就让我代替兄长吧！”
当巫师用水净洗窝阔台的病躯后，拖雷举起用过的脏水，一饮而尽。当亡灵的怨气逐渐转移到拖雷的身上时，拖雷带着他的忠誓沉沉睡去再没醒来。已经故去的成吉思汗从遥远的天际乘坐独角天马，疾驰到拖雷身边，托起他的身躯，飞入一道光之中。
金縢之事
如果把历史比作参天古木，后世从浓密的枝叶交织的光影中，有人看到了黑暗的影子，也有人看到了天空的光明。这段留在《蒙古秘史》中的传说，当初用蒙古语写成，后来明太祖朱元璋命人翻译成汉语。所以汉地史学家认为拖雷此举，可以与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相媲美。
拖雷既遵守了成吉思汗临终前的嘱托，不贪汗位全力辅佐窝阔台，也恭谨的安守自己的本分，守护着帝国的疆土。顾全大局大义的拖雷明白，如果草原失去雄鹰，鼠辈必然制造混乱，蒙古百姓无法安生；如果窝阔台病逝，战功累累声望显赫的他也有可能被拥立为蒙古新的大汗，但他并不追求这一结果。
因为在他的心中，有比汗位更重要、更有意义的事，他舍身替哥哥而死，他的死包含着对先父成吉思汗的忠守之孝，也包含着对兄长的悌达之义。他拒绝了汗位的诱惑，阻止了可能出现的混乱局面，把责任和忠义留在历史的天空中，像是一面高贵的镜子映照着一方。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学生的暑期蒙古国考察游记
由于一直以来对于海外利益问题保持关注，三月底又发生了内蒙古公民在蒙古国登山时受到极端组织人身攻击及侮辱、导致乌兰巴托市市长道歉的新闻，因此直接促成了我暑假前往蒙古——这个最熟悉又最陌生的邻国的考察之行。
初入蒙古
蒙古总人口约三百万，首都乌兰巴托市人口数量占到了全国的大概一半，结合其156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决定了蒙古国内大部分地区人口密度极低。因此，最终选择搭乘国际列车陆路出行，借此一览蒙古广阔的草原与荒芜的无人区。
本次乘坐的K3次中俄国际列车，从北京开往莫斯科，途径乌兰巴托。夜晚九点多到达边境城市二连浩特。在二连，由于中蒙铁轨规格不同，因此列车需要经过一个换轨的过程，才能在蒙古境内继续行驶。蒙古需要通过中国获得出海口，以将自己的资源运输到“第三邻国”(“第三邻国”是蒙古于冷战后提出的外交理念，旨在避免对于仅有的中俄两大邻国的过分依赖，能够与其他国家保持良好联系并互为制衡)，历史遗留的两国铁路制式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两国的紧密联系，但“换轨”还是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到达蒙古边境城市扎门乌德后，边检过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蒙方边检人员不会汉语和英语，沟通基本靠手势和示意。在粗略检查完了我的行李以及护照后，一位女性边检人员要求检查健康证。当我表示没有办过后，她仿佛早有准备，略带笑意地在一张小纸片上写了“200元”(“元”字还写成了“兀”)递给我，在我会意地递给她200元后，她便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并不纠结于我的健康证问题，关于这200元也没有相应的罚款收据等凭证。我到达乌兰巴托入住酒店后，才从其他华人那里得到这件事情的解答：由于蒙古公务员收入水平很低，因此像陆路边检人员的这种罚款、交警对于中国司机违章的加重处罚都是其增加收入的一种手段，在蒙古非常普遍。
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是蒙古发展的瓶颈
可能是由于季节原因，在列车于蒙古境内行驶阶段，预想的苍茫绿色大草原并未出现，仅有枯黄的草地、稀稀拉拉的牛羊群和几十分钟才会出现一次的房屋与汽车。相较于中国境内始终畅通的4G网络，一路上蒙古的移动网络大部分时间没有信号。这些反映出了蒙古人口的稀少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落后。
出发三十小时后，终于抵达乌兰巴托站。虽然乌兰巴托是蒙古国的首都以及最大的城市，但就其人口规模和城市建设而言，仅相当于中国一个三四线的小城镇，露天开放式火车站甚至有点逊色于国内的大型地铁站。在打车前往酒店过程中我又再一次地被“宰”了(蒙古正规的出租车数量极少，路上基本都是招手即停的私家车，谈好价钱就可以出发)，正常在5000图格里克(1元人民币可以兑换300图)的车费我被收取了1万图。
之后的六天时间内，我对乌兰巴托这座城市以及其中的华人群体进行了正式的考察，获得了不少的收获。
最为直观的一点，蒙古本国的工业、建筑业、矿业等行业基础十分薄弱。在路上行驶的汽车中大约一半是以现代为代表的韩国车，驾驶座在左，另一半则为以丰田为代表的日本车，驾驶座在右(蒙古国内汽车一律靠道路右侧行驶)。在我坐过的私人出租车中，甚至出现了用绳子代替门把手、刹车距离好似冰壶的疑似报废车。这是因为蒙古本国没有汽车工业，因而都是从日本、韩国这两个关系密切的第三邻国进口的二手车。同时，乌市大量的建筑工程都是由中国企业所承包，而许多中国商人来蒙古都是希望买到好的矿。这种行业基础的薄弱有其历史根源：二战后，蒙古对于苏联有着极强的依赖。而苏联解体以后，陷入危机的蒙古痛感于依赖单独一个国家可能带来的严重的后果，这导致了现在蒙古对于其第一大投资国——中国有着明显的防范情绪，这种情绪在民间、在每一个蒙古人的身上都有着明显的体现。
通过与乌市当地华人的交流，很快就能得到华人与蒙古人不睦甚至屡有对抗的印象。不少雇佣了蒙古员工的华人业主对员工颇有不满：工作敷衍偷懒、常常提前透支工资、偶尔小偷小摸；蒙古国中华总商会的相关负责人透露，蒙古铜矿的一手开发合同会拒绝签给中国企业；在乌市自己开车出行的华人多有表示曾受到交警不公正的对待，有人甚至在拒绝了交警的勒索后遭到殴打；在我临回国前一天，一个大型工地上的中蒙两国工人因一些小摩擦导致斗殴，三名中国工人被打伤，引发了第二天的中国工人罢工事件，此类情况也并非个案……
根据我个人的经历，对于这种不睦也是有所体会。数天行程里，除却已经提及的两起事件，我还曾遭遇过两次出租车司机勒索、一次景点乱收费；走在路上，两次与身着有“卐”字图案衣服的年轻新纳粹人士擦肩而过；购物过程中，受到过服务员区别于对待白人顾客的显著服务态度差异，而在国家历史博物馆等博物馆与纪念馆中，语音导览器并不提供中文服务，即使是一场中蒙联合考古研究10年成果展中，也仅有少量展品配有寥寥数语的汉字……这些情况的存在无疑表明了中蒙民间关系的疏离乃至于对立，不可避免的，这对中国公民和法人的权益也会造成影响。
在一些高风险国家面临危机时，常常缺乏有效的手段来维护自身利益。而基于英美的经验，在高风险国家、乃至只要是存在海外利益的中等风险以及低风险国家，都可以通过“黑水”一类私人军事(保安)公司的“走出去”模式，来保障母国海外利益，然而这次的蒙古之行部分地改变了这一看法。
首先，通过与乌市一家当地保安公司负责人的交流，我了解到蒙古本国对于安保行业有着诸多限制条件，如对于外国资本进入本国安保行业的限制。或许在一个类似于伊拉克的战乱地区或失败国家，外国保安公司可以凭借自己的专业性优势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在类似于蒙古这种治安环境差，但是政府与法律体系完备的发展中国家，外国保安公司或许从法理层面就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可能。
其次，从实际效用来看，在中等风险国家，以专业性与高素质为卖点的中国保安人员未必能比当地的保安人员带来更大的收益。有华人业主表示，在蒙古当地，他们更愿意聘用当地保安人员。蒙古当地的收入水平决定了雇佣本地保安的成本。以之前所提的那家保安公司为例，外派3名保安承包一家中国酒店的安保服务，每月的报价相当于7000元人民币，而在我调查的华人群体中，月实际收入超过6500元的在蒙务工人员不在少数。同时，较之语言不通的外来安保人员，本地安保人员能够更好地处置各类突发情况并与警察等相关人员进行有效沟通(即使是中国的蒙古族，其语言与蒙古国人也差异极大，中国蒙语的外来词多来自汉语，依旧使用传统文字，而蒙古的蒙语受苏联影响，外来词多来自俄语，且已俄语化，用俄语字母表达)。这些都是外来的安保人员无法比拟的。
最后，追溯到对立局面的根源上，外来保安公司并不能在源头上起到积极的遏制作用。在我所接触的华人中，超半数不会蒙语，且不少人本身对于蒙古当地人就带有歧视。很多文化差异的细节问题，如蒙古人约人见面多着正装，中国人往往穿着随意，使对方感到被轻视等，都会加重双方矛盾。另外双方显著的收入水平差异(然而乌市本地的消费水平并不低，洋品牌快餐价格与国内相仿，一家相对不错的餐厅每顿人均价格也在百元左右，我所居住的一家三星标准的酒店一晚费用200多元)、部分反华人士宣传中国在掠夺蒙古人资源与工作机会等情况，都是问题的根源。
因而在我目前看来，海外安保人员在得当的情况下，能够在一些战乱地区、失败国家发挥重要的作用，而在政府完备的中等风险或低风险国家，更需要的是提前的、准备充分的国家、社会研究，在尊重别国文化与习惯的同时，适当地为本国进行良性的宣传，才能在长远的未来消弭矛盾、维护本国的海外利益。
初入蒙古
蒙古总人口约三百万，首都乌兰巴托市人口数量占到了全国的大概一半，结合其156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决定了蒙古国内大部分地区人口密度极低。因此，最终选择搭乘国际列车陆路出行，借此一览蒙古广阔的草原与荒芜的无人区。
本次乘坐的K3次中俄国际列车，从北京开往莫斯科，途径乌兰巴托。夜晚九点多到达边境城市二连浩特。在二连，由于中蒙铁轨规格不同，因此列车需要经过一个换轨的过程，才能在蒙古境内继续行驶。蒙古需要通过中国获得出海口，以将自己的资源运输到“第三邻国”(“第三邻国”是蒙古于冷战后提出的外交理念，旨在避免对于仅有的中俄两大邻国的过分依赖，能够与其他国家保持良好联系并互为制衡)，历史遗留的两国铁路制式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两国的紧密联系，但“换轨”还是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到达蒙古边境城市扎门乌德后，边检过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蒙方边检人员不会汉语和英语，沟通基本靠手势和示意。在粗略检查完了我的行李以及护照后，一位女性边检人员要求检查健康证。当我表示没有办过后，她仿佛早有准备，略带笑意地在一张小纸片上写了“200元”(“元”字还写成了“兀”)递给我，在我会意地递给她200元后，她便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并不纠结于我的健康证问题，关于这200元也没有相应的罚款收据等凭证。我到达乌兰巴托入住酒店后，才从其他华人那里得到这件事情的解答：由于蒙古公务员收入水平很低，因此像陆路边检人员的这种罚款、交警对于中国司机违章的加重处罚都是其增加收入的一种手段，在蒙古非常普遍。
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是蒙古发展的瓶颈
可能是由于季节原因，在列车于蒙古境内行驶阶段，预想的苍茫绿色大草原并未出现，仅有枯黄的草地、稀稀拉拉的牛羊群和几十分钟才会出现一次的房屋与汽车。相较于中国境内始终畅通的4G网络，一路上蒙古的移动网络大部分时间没有信号。这些反映出了蒙古人口的稀少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落后。
出发三十小时后，终于抵达乌兰巴托站。虽然乌兰巴托是蒙古国的首都以及最大的城市，但就其人口规模和城市建设而言，仅相当于中国一个三四线的小城镇，露天开放式火车站甚至有点逊色于国内的大型地铁站。在打车前往酒店过程中我又再一次地被“宰”了(蒙古正规的出租车数量极少，路上基本都是招手即停的私家车，谈好价钱就可以出发)，正常在5000图格里克(1元人民币可以兑换300图)的车费我被收取了1万图。
之后的六天时间内，我对乌兰巴托这座城市以及其中的华人群体进行了正式的考察，获得了不少的收获。
最为直观的一点，蒙古本国的工业、建筑业、矿业等行业基础十分薄弱。在路上行驶的汽车中大约一半是以现代为代表的韩国车，驾驶座在左，另一半则为以丰田为代表的日本车，驾驶座在右(蒙古国内汽车一律靠道路右侧行驶)。在我坐过的私人出租车中，甚至出现了用绳子代替门把手、刹车距离好似冰壶的疑似报废车。这是因为蒙古本国没有汽车工业，因而都是从日本、韩国这两个关系密切的第三邻国进口的二手车。同时，乌市大量的建筑工程都是由中国企业所承包，而许多中国商人来蒙古都是希望买到好的矿。这种行业基础的薄弱有其历史根源：二战后，蒙古对于苏联有着极强的依赖。而苏联解体以后，陷入危机的蒙古痛感于依赖单独一个国家可能带来的严重的后果，这导致了现在蒙古对于其第一大投资国——中国有着明显的防范情绪，这种情绪在民间、在每一个蒙古人的身上都有着明显的体现。
通过与乌市当地华人的交流，很快就能得到华人与蒙古人不睦甚至屡有对抗的印象。不少雇佣了蒙古员工的华人业主对员工颇有不满：工作敷衍偷懒、常常提前透支工资、偶尔小偷小摸；蒙古国中华总商会的相关负责人透露，蒙古铜矿的一手开发合同会拒绝签给中国企业；在乌市自己开车出行的华人多有表示曾受到交警不公正的对待，有人甚至在拒绝了交警的勒索后遭到殴打；在我临回国前一天，一个大型工地上的中蒙两国工人因一些小摩擦导致斗殴，三名中国工人被打伤，引发了第二天的中国工人罢工事件，此类情况也并非个案……
根据我个人的经历，对于这种不睦也是有所体会。数天行程里，除却已经提及的两起事件，我还曾遭遇过两次出租车司机勒索、一次景点乱收费；走在路上，两次与身着有“卐”字图案衣服的年轻新纳粹人士擦肩而过；购物过程中，受到过服务员区别于对待白人顾客的显著服务态度差异，而在国家历史博物馆等博物馆与纪念馆中，语音导览器并不提供中文服务，即使是一场中蒙联合考古研究10年成果展中，也仅有少量展品配有寥寥数语的汉字……这些情况的存在无疑表明了中蒙民间关系的疏离乃至于对立，不可避免的，这对中国公民和法人的权益也会造成影响。
在一些高风险国家面临危机时，常常缺乏有效的手段来维护自身利益。而基于英美的经验，在高风险国家、乃至只要是存在海外利益的中等风险以及低风险国家，都可以通过“黑水”一类私人军事(保安)公司的“走出去”模式，来保障母国海外利益，然而这次的蒙古之行部分地改变了这一看法。
首先，通过与乌市一家当地保安公司负责人的交流，我了解到蒙古本国对于安保行业有着诸多限制条件，如对于外国资本进入本国安保行业的限制。或许在一个类似于伊拉克的战乱地区或失败国家，外国保安公司可以凭借自己的专业性优势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在类似于蒙古这种治安环境差，但是政府与法律体系完备的发展中国家，外国保安公司或许从法理层面就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可能。
其次，从实际效用来看，在中等风险国家，以专业性与高素质为卖点的中国保安人员未必能比当地的保安人员带来更大的收益。有华人业主表示，在蒙古当地，他们更愿意聘用当地保安人员。蒙古当地的收入水平决定了雇佣本地保安的成本。以之前所提的那家保安公司为例，外派3名保安承包一家中国酒店的安保服务，每月的报价相当于7000元人民币，而在我调查的华人群体中，月实际收入超过6500元的在蒙务工人员不在少数。同时，较之语言不通的外来安保人员，本地安保人员能够更好地处置各类突发情况并与警察等相关人员进行有效沟通(即使是中国的蒙古族，其语言与蒙古国人也差异极大，中国蒙语的外来词多来自汉语，依旧使用传统文字，而蒙古的蒙语受苏联影响，外来词多来自俄语，且已俄语化，用俄语字母表达)。这些都是外来的安保人员无法比拟的。
最后，追溯到对立局面的根源上，外来保安公司并不能在源头上起到积极的遏制作用。在我所接触的华人中，超半数不会蒙语，且不少人本身对于蒙古当地人就带有歧视。很多文化差异的细节问题，如蒙古人约人见面多着正装，中国人往往穿着随意，使对方感到被轻视等，都会加重双方矛盾。另外双方显著的收入水平差异(然而乌市本地的消费水平并不低，洋品牌快餐价格与国内相仿，一家相对不错的餐厅每顿人均价格也在百元左右，我所居住的一家三星标准的酒店一晚费用200多元)、部分反华人士宣传中国在掠夺蒙古人资源与工作机会等情况，都是问题的根源。
因而在我目前看来，海外安保人员在得当的情况下，能够在一些战乱地区、失败国家发挥重要的作用，而在政府完备的中等风险或低风险国家，更需要的是提前的、准备充分的国家、社会研究，在尊重别国文化与习惯的同时，适当地为本国进行良性的宣传，才能在长远的未来消弭矛盾、维护本国的海外利益。
蒙古文智能手机操作系统面世
蒙古文智能手机操作系统已于日前成功研制，并已适配于多种智能手机机型。
内蒙古位于蒙古高原，是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自治区，蒙古族人口超500万。内蒙古少数民族集中分布在农村牧区，对于喜欢使用民族语言和文字的蒙古族同胞来说，实现蒙文电子信息化的传递和沟通是他们迫切的需求。
蒙古文智能手机操作系统其所开发建设的蒙古文智能手机操作系统属自主可控的蒙古文智能手机操作系统，实现符合左竖式蒙古文垂直排版方式，系统支持蒙古文编码标准和蒙汉双语操作界面，可实时切换系统语言。
该系统的蒙古语操作界面同市面上的安卓系统类似，最大的区别在于文字为竖排版排列，汉字也是竖排显示。“我们这个是属于移动终端类，基于安卓的深度定制的自主可控操作系统。此前，世界上还没有其他全界面竖排化的，并完全符合蒙古文编码国家标准的应用操作系统。”该项目主要研发人员梁金宝博士如是表示。
系统已与三星、小米、华为、联想等多品牌的多个手机型号上适配成功。
“我们也欢迎区外有积极意愿的有关单位和企业参与推广应用工作，并向他们无偿提供蒙古文智能手机操作系统，体现内蒙古蒙古语言文字信息化专项扶持项目成果的公共性、公益性特点。目前已经有几家企业正在与蒙古语文信息资源推广中心进行协商合作。”阿拉塔在发布会上也伸出橄榄枝。新一代蒙古文智能手机操作系统得到了用户的高度认可。
内蒙古位于蒙古高原，是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自治区，蒙古族人口超500万。内蒙古少数民族集中分布在农村牧区，对于喜欢使用民族语言和文字的蒙古族同胞来说，实现蒙文电子信息化的传递和沟通是他们迫切的需求。
蒙古文智能手机操作系统其所开发建设的蒙古文智能手机操作系统属自主可控的蒙古文智能手机操作系统，实现符合左竖式蒙古文垂直排版方式，系统支持蒙古文编码标准和蒙汉双语操作界面，可实时切换系统语言。
该系统的蒙古语操作界面同市面上的安卓系统类似，最大的区别在于文字为竖排版排列，汉字也是竖排显示。“我们这个是属于移动终端类，基于安卓的深度定制的自主可控操作系统。此前，世界上还没有其他全界面竖排化的，并完全符合蒙古文编码国家标准的应用操作系统。”该项目主要研发人员梁金宝博士如是表示。
系统已与三星、小米、华为、联想等多品牌的多个手机型号上适配成功。
“我们也欢迎区外有积极意愿的有关单位和企业参与推广应用工作，并向他们无偿提供蒙古文智能手机操作系统，体现内蒙古蒙古语言文字信息化专项扶持项目成果的公共性、公益性特点。目前已经有几家企业正在与蒙古语文信息资源推广中心进行协商合作。”阿拉塔在发布会上也伸出橄榄枝。新一代蒙古文智能手机操作系统得到了用户的高度认可。
美日与蒙古在纽约举行首次高官会谈
日本时事通信社9月30日报道，美国、日本以及蒙古三国高官首次会谈在美国当地时间29日在纽约举行。美国助理国务卿(东亚・太平洋事务代表)拉塞尔、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长伊原纯一以及蒙古外长普日布苏伦出席了会谈。
在会谈中，美日蒙三国就为确保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问题上加强合作，今后也将继续举行会谈等达成一致。
此外，美日两国还传达了将继续支援蒙古经济改革的方针。
在会谈中，美日蒙三国就为确保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问题上加强合作，今后也将继续举行会谈等达成一致。
此外，美日两国还传达了将继续支援蒙古经济改革的方针。
元朝“苏武”守节不变
苏武牧羊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的故事。苏武出使匈奴，被囚禁十九年，匈奴贵族多次威逼利诱，劝他投降，苏武始终忍辱不屈。后劝降无果，匈奴贵族把他迁到北海，扬言只有等到公羊生下小羊时，才会放他回到大汉。
苏武北海牧羊，历尽艰辛，留居匈奴十九年持节不变。这位汉朝的麒麟阁功臣，因为他的不变节操，受到后世的仰慕。班固眼中“使于四方，不辱君命”的苏武，他守节不变的故事，历经千年以后，又直接励志出另一位“苏武”，其演绎的精神和内涵，几乎一脉相承。他就是元朝名儒——郝经。
1. 以兴复斯文 道济天下为己任
《元史》记载，河南发生兵乱时，百姓都躲藏在地窖中，乱兵放火熏灼，致使很多百姓死于无辜。郝经的母亲也窒息得昏厥了过去。为了救母亲，郝经以蜜和寒菹汁，撬开她的唇齿给她灌了下去，即刻苏醒过来。当时郝经才九岁，众人纷纷惊讶他的才智。郝经家贫，白天帮人扛米，夜晚苦读，竟也无师自通圣贤之理。
因为他才智出众，“以兴复斯文，道济天下为己任”，被顺天府（今河北保定）守帅张柔、贾辅邀为座上宾，在元帅府教育他们的子女。张、贾两家藏书众多，因此郝经有幸遍读群书。不过令他的命运真正发生转折的是那篇《河东罪言》。前往燕都朝拜的道士路过保定，向郝经哭诉了家乡百姓的悲惨遭遇。
郝经素来心地仁善，听着道士的苦诉，不禁泪水成行，拭而不止。于是奋笔疾书《河东罪言》，冒着不测的风险，向蒙古统治阶层直言上书，直指蒙古贵族的行政弊断，言辞激烈直把个贵族批的一无是处。忽必烈看到这封民书后，深知“民失，江山倒！”的含义，惜才的他没有责罪郝经，而是把他召到王府，向他询问经国安民之道。
郝经说向来治理天下，“以德不以力”。他看到蒙古内部诸侯互相倾轧争夺，而外面百姓民生艰难凋敝。他直言相告忽必烈：“王不如修德布惠，敦族简贤，绥怀远人。”修德于民，这样会上应天心，下树民望，顺天时而动，大势已去的宋国已不为足道。当时，忽必烈非常惊讶地看着郝经，一介书生文文弱弱，心中却犹如鸿图大展而飞。
2. 再次上演“苏武”大戏
忽必烈即位后，派郝经出使南宋议和。不料被南宋奸相贾似道秘密囚禁于真州（今江苏仪征），从此身陷囹圄长达十六年。囚禁期间，郝经曾多次直言上书南宋君臣，因贾似道的阻挠，所言之书均付之东流。在每件大事的背后，都有他严峻的考验，对生死的考验，对忠君气节不变的考验。为了策反郝经臣服，贾似道谎称元廷兵乱，几次派人诱降，都遭到郝经的痛斥。贾又派人假扮强盗夜闯囚所威胁他的生命、断绝他的生活供应，也未能动摇郝经的意志。
郝经毕竟大儒出身，善于处变。在羁押之地，以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给从行者讲课授业，所以很多人在艰难的环境下，反而定下心志跟随郝经学习古贤经典。夜深人静时，郝经常常仰天观星，思念着元国大都。他曾写下一首诗：“心苦天为碎，辞穷海欲干。起来看北斗，何日见长安。”以长安比拟北京大都，以不屈的气节自我鼓励。
遥想当年汉武帝时期，苏武出使匈奴，被囚于北海，被人辱骂屈打，苏武始终手持汉朝符节，不改心志，心向大汉。直到汉昭帝继位，派人与匈奴和亲，索还汉使苏武归国时，匈奴贵族自知理亏，谎称苏武早已病故。得知密报的汉使托词说，大汉天子在上林苑射到一只大雁，雁腿上系着苏武亲笔所写的帛书，讲明他还在世。匈奴人一听，霎时恐慌，忙派人找到苏武，把他送还汉朝。
文史的力量是巨大的，竟然在千年之后，又再次上演一出“苏武”大戏，《元史》中说，郝经被囚禁多年以后，有人射到一只大雁，雁腿上系着帛书：“霜落风高恣所如，归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缴，穷海累臣有帛书。”此人一看到“国信大使郝经书”这几个字，连忙报给官府，元都至此获悉郝经还在世。
忽必烈命丞相伯颜率兵讨伐南宋时，命礼部尚书责问南宋国信大使无故被囚一事。南宋理屈词穷，加上元军大兵压境，于是派总管以礼相待郝经一行，送他们返还元都。
人决绝的意志，成就着历史的传奇，在浑浑噩噩的世俗写满他的忠贞和不屈。这伟岸的精神也像是一道厚重的时光之门，它能让后世没有时空的阻隔而自由穿越，领略当时的艰险。面对倾斜的那片天，人的精神真的能够竖起坚固的支撑。这道精神信念的大门，在今天也同样会支撑着人的精神世界，使他不走向泯灭和败落。
苏武北海牧羊，历尽艰辛，留居匈奴十九年持节不变。这位汉朝的麒麟阁功臣，因为他的不变节操，受到后世的仰慕。班固眼中“使于四方，不辱君命”的苏武，他守节不变的故事，历经千年以后，又直接励志出另一位“苏武”，其演绎的精神和内涵，几乎一脉相承。他就是元朝名儒——郝经。
1. 以兴复斯文 道济天下为己任
《元史》记载，河南发生兵乱时，百姓都躲藏在地窖中，乱兵放火熏灼，致使很多百姓死于无辜。郝经的母亲也窒息得昏厥了过去。为了救母亲，郝经以蜜和寒菹汁，撬开她的唇齿给她灌了下去，即刻苏醒过来。当时郝经才九岁，众人纷纷惊讶他的才智。郝经家贫，白天帮人扛米，夜晚苦读，竟也无师自通圣贤之理。
因为他才智出众，“以兴复斯文，道济天下为己任”，被顺天府（今河北保定）守帅张柔、贾辅邀为座上宾，在元帅府教育他们的子女。张、贾两家藏书众多，因此郝经有幸遍读群书。不过令他的命运真正发生转折的是那篇《河东罪言》。前往燕都朝拜的道士路过保定，向郝经哭诉了家乡百姓的悲惨遭遇。
郝经素来心地仁善，听着道士的苦诉，不禁泪水成行，拭而不止。于是奋笔疾书《河东罪言》，冒着不测的风险，向蒙古统治阶层直言上书，直指蒙古贵族的行政弊断，言辞激烈直把个贵族批的一无是处。忽必烈看到这封民书后，深知“民失，江山倒！”的含义，惜才的他没有责罪郝经，而是把他召到王府，向他询问经国安民之道。
郝经说向来治理天下，“以德不以力”。他看到蒙古内部诸侯互相倾轧争夺，而外面百姓民生艰难凋敝。他直言相告忽必烈：“王不如修德布惠，敦族简贤，绥怀远人。”修德于民，这样会上应天心，下树民望，顺天时而动，大势已去的宋国已不为足道。当时，忽必烈非常惊讶地看着郝经，一介书生文文弱弱，心中却犹如鸿图大展而飞。
2. 再次上演“苏武”大戏
忽必烈即位后，派郝经出使南宋议和。不料被南宋奸相贾似道秘密囚禁于真州（今江苏仪征），从此身陷囹圄长达十六年。囚禁期间，郝经曾多次直言上书南宋君臣，因贾似道的阻挠，所言之书均付之东流。在每件大事的背后，都有他严峻的考验，对生死的考验，对忠君气节不变的考验。为了策反郝经臣服，贾似道谎称元廷兵乱，几次派人诱降，都遭到郝经的痛斥。贾又派人假扮强盗夜闯囚所威胁他的生命、断绝他的生活供应，也未能动摇郝经的意志。
郝经毕竟大儒出身，善于处变。在羁押之地，以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给从行者讲课授业，所以很多人在艰难的环境下，反而定下心志跟随郝经学习古贤经典。夜深人静时，郝经常常仰天观星，思念着元国大都。他曾写下一首诗：“心苦天为碎，辞穷海欲干。起来看北斗，何日见长安。”以长安比拟北京大都，以不屈的气节自我鼓励。
遥想当年汉武帝时期，苏武出使匈奴，被囚于北海，被人辱骂屈打，苏武始终手持汉朝符节，不改心志，心向大汉。直到汉昭帝继位，派人与匈奴和亲，索还汉使苏武归国时，匈奴贵族自知理亏，谎称苏武早已病故。得知密报的汉使托词说，大汉天子在上林苑射到一只大雁，雁腿上系着苏武亲笔所写的帛书，讲明他还在世。匈奴人一听，霎时恐慌，忙派人找到苏武，把他送还汉朝。
文史的力量是巨大的，竟然在千年之后，又再次上演一出“苏武”大戏，《元史》中说，郝经被囚禁多年以后，有人射到一只大雁，雁腿上系着帛书：“霜落风高恣所如，归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缴，穷海累臣有帛书。”此人一看到“国信大使郝经书”这几个字，连忙报给官府，元都至此获悉郝经还在世。
忽必烈命丞相伯颜率兵讨伐南宋时，命礼部尚书责问南宋国信大使无故被囚一事。南宋理屈词穷，加上元军大兵压境，于是派总管以礼相待郝经一行，送他们返还元都。
人决绝的意志，成就着历史的传奇，在浑浑噩噩的世俗写满他的忠贞和不屈。这伟岸的精神也像是一道厚重的时光之门，它能让后世没有时空的阻隔而自由穿越，领略当时的艰险。面对倾斜的那片天，人的精神真的能够竖起坚固的支撑。这道精神信念的大门，在今天也同样会支撑着人的精神世界，使他不走向泯灭和败落。
忽必烈的“廉孟子”——廉希宪
廉希宪九岁时，四个家奴盗了五匹马逃走了，后被抓获，按照当时的律法当死。廉希宪的父亲大怒，想把他们交给司法处置。廉希宪哭着力劝父亲，这四人方得免死。在他年幼时，侍奉母亲在山中居住，有两个奴仆因为烂醉口出恶言，廉希宪说：“他们见我年幼，所以不守规矩。”为了给他们一个教训，就把烂醉的二人引到司府，打了几大杖，他们才清醒过来。众人都很惊喜，小小年纪竟很有主见。
忽必烈称帝后，当时廉希宪十九岁，奉命随侍。陛下见他形貌魁伟俊逸，言论国事言辞恳切，因此非常喜爱。廉希宪笃好经史，常常手不释卷。一天，正读《孟子》，闻陛下召见，急忙揣进怀里。世祖问他《孟子》书中所言何事？他说讲的性善、义利、仁暴等内容。世祖因此称他为“廉孟子”，此名由此流传于世。
1. 文武双全 仁厚至孝
一天世祖率人游射，大家纵马驰骋射猎尽兴。众人以为廉希宪只是一个好读经世的书生，就有意取乐于他，迫他在众人面前射箭。廉希宪迫于无奈，只好放下经书力挽强弓，连发三次均中。至此，众人惊呼，这个一天怀揣经书的廉孟子，原来是个“文武双全”之人。
廉希宪的母亲病故后，他率亲族举行葬礼，悲恸至呕血。夜晚在墓旁结庐而居。当时天下诸事需要平定，宰相亲自到墓地请他回去辅佐朝政。廉希宪望着母亲的坟墓痛哭不已，宰相见状也于心不忍，当下便不再言语。堂堂一朝大员对待亲恩至孝如此，何况于国于民？回到元都，他白天随侍陛下以素服从事，夜晚到家中就换上丧服继续守孝。
2. 砂糖传奇
廉希宪在外任官，为民操劳，久病不愈。忽必烈得知后，想到江陵湿热，终不利于养病，于是请他回到元都。廉希宪离别时，江陵百姓号泣遮道，都不想让他离去，然而天威昭示无人敢抗，廉希宪随身带着他喜爱的琴书回到元都。廉希宪拜见世祖时，忽必烈见满朝文武，穿金带玉，服饰华丽，唯廉孟子素衣一身，当下世祖执其双手，垂泪不已。
医生说需要用砂糖做药引。当时砂糖非常贵重，他的家人到处寻求，无奈价格高昂，买之不得。奸臣阿合马为了收买廉希宪，因此派人给他送去二斤。廉希宪当场拒绝说：“即使此物真能治病，我也不靠奸臣的贿赂来活命。”
世祖听说此事后，派人为他送去砂糖。命人赐给他白金五千两、钱钞万贯，寻找名医为他诊治。时至今日，砂糖已成寻常之物，在一个苛刻的年代，这小小的食物，也会成为人心的验金之物。文史造化，演绎之功，竟也用砂糖做了一回传奇。
3. 无威而治
元廷对藏传喇嘛举行封国师礼后，世祖命廉希宪受戒。廉希宪拜谢说：“臣已受孔子戒了。”世祖好奇地问：“孔子也有戒？”对曰：“为臣当忠，为子当孝，这就是孔子之戒。”在浩瀚史册，人们常听说有受佛戒、道戒的，这位元朝的权臣，首开孔子戒。纵览古今，也唯有廉孟子首创了这个独一无二的戒律。
在长公主和国婿入朝拜见之际，跋扈纵猎、驰骋郊原，侵扰百姓耕作。廉希宪劝诫国婿不要扰民，再有下次，一定会面奏陛下。国婿震惊不已，回到家中对长公主提及此事。长公主有感于廉希宪的刚直在朝的威望，于是亲自出面邀请他赴宴，为他斟酒赔礼：“随扈扰民之事，我真的不知。现在想出钱钞一万五千贯，赔偿扰民的后果。”当时的贵族犯过，也不敢轻易放纵，都很惧怕这个无威而治的廉孟子。
廉孟子喜读经史，但却不是纸上谈兵之辈。每次进言奏议国事，常常言辞激切。世祖问他：“当初，卿在王府为我效力，许多事还让我几分，如今我为天子，为何反而不听于我？”廉希宪说：“王府事轻，天下事重，若对陛下随声附和，天下百姓就会受害，非臣不知自爱。”
史载，廉希宪去世前夕，天空陡落大星，正好落在他的正寝旁。陨星落地流光溢彩，使夜如白昼，光华灿烂，众人惊讶万分，纷纷猜测：这位朝夕相处的廉孟子，是否也是上天的文曲星下凡？在元朝奇异的国都，众将贤臣纷纭的世界，他们的到来，或许只因一个人那就是忽必烈。
忽必烈称帝后，当时廉希宪十九岁，奉命随侍。陛下见他形貌魁伟俊逸，言论国事言辞恳切，因此非常喜爱。廉希宪笃好经史，常常手不释卷。一天，正读《孟子》，闻陛下召见，急忙揣进怀里。世祖问他《孟子》书中所言何事？他说讲的性善、义利、仁暴等内容。世祖因此称他为“廉孟子”，此名由此流传于世。
1. 文武双全 仁厚至孝
一天世祖率人游射，大家纵马驰骋射猎尽兴。众人以为廉希宪只是一个好读经世的书生，就有意取乐于他，迫他在众人面前射箭。廉希宪迫于无奈，只好放下经书力挽强弓，连发三次均中。至此，众人惊呼，这个一天怀揣经书的廉孟子，原来是个“文武双全”之人。
廉希宪的母亲病故后，他率亲族举行葬礼，悲恸至呕血。夜晚在墓旁结庐而居。当时天下诸事需要平定，宰相亲自到墓地请他回去辅佐朝政。廉希宪望着母亲的坟墓痛哭不已，宰相见状也于心不忍，当下便不再言语。堂堂一朝大员对待亲恩至孝如此，何况于国于民？回到元都，他白天随侍陛下以素服从事，夜晚到家中就换上丧服继续守孝。
2. 砂糖传奇
廉希宪在外任官，为民操劳，久病不愈。忽必烈得知后，想到江陵湿热，终不利于养病，于是请他回到元都。廉希宪离别时，江陵百姓号泣遮道，都不想让他离去，然而天威昭示无人敢抗，廉希宪随身带着他喜爱的琴书回到元都。廉希宪拜见世祖时，忽必烈见满朝文武，穿金带玉，服饰华丽，唯廉孟子素衣一身，当下世祖执其双手，垂泪不已。
医生说需要用砂糖做药引。当时砂糖非常贵重，他的家人到处寻求，无奈价格高昂，买之不得。奸臣阿合马为了收买廉希宪，因此派人给他送去二斤。廉希宪当场拒绝说：“即使此物真能治病，我也不靠奸臣的贿赂来活命。”
世祖听说此事后，派人为他送去砂糖。命人赐给他白金五千两、钱钞万贯，寻找名医为他诊治。时至今日，砂糖已成寻常之物，在一个苛刻的年代，这小小的食物，也会成为人心的验金之物。文史造化，演绎之功，竟也用砂糖做了一回传奇。
3. 无威而治
元廷对藏传喇嘛举行封国师礼后，世祖命廉希宪受戒。廉希宪拜谢说：“臣已受孔子戒了。”世祖好奇地问：“孔子也有戒？”对曰：“为臣当忠，为子当孝，这就是孔子之戒。”在浩瀚史册，人们常听说有受佛戒、道戒的，这位元朝的权臣，首开孔子戒。纵览古今，也唯有廉孟子首创了这个独一无二的戒律。
在长公主和国婿入朝拜见之际，跋扈纵猎、驰骋郊原，侵扰百姓耕作。廉希宪劝诫国婿不要扰民，再有下次，一定会面奏陛下。国婿震惊不已，回到家中对长公主提及此事。长公主有感于廉希宪的刚直在朝的威望，于是亲自出面邀请他赴宴，为他斟酒赔礼：“随扈扰民之事，我真的不知。现在想出钱钞一万五千贯，赔偿扰民的后果。”当时的贵族犯过，也不敢轻易放纵，都很惧怕这个无威而治的廉孟子。
廉孟子喜读经史，但却不是纸上谈兵之辈。每次进言奏议国事，常常言辞激切。世祖问他：“当初，卿在王府为我效力，许多事还让我几分，如今我为天子，为何反而不听于我？”廉希宪说：“王府事轻，天下事重，若对陛下随声附和，天下百姓就会受害，非臣不知自爱。”
史载，廉希宪去世前夕，天空陡落大星，正好落在他的正寝旁。陨星落地流光溢彩，使夜如白昼，光华灿烂，众人惊讶万分，纷纷猜测：这位朝夕相处的廉孟子，是否也是上天的文曲星下凡？在元朝奇异的国都，众将贤臣纷纭的世界，他们的到来，或许只因一个人那就是忽必烈。
大元帝国“秀才”——赵璧
1242年，忽必烈召见23岁的赵璧到其驻牧之处，每次见面忽必烈都称他为“秀才”。当时的汉人，尤其儒生学士去漠北的非常少，会蒙语的更是稀少。在藩府忽必烈非常厚待有学之识的赵璧，命王妃察必（忽必烈即位后，立她为皇后）亲自缝制衣服赐予他，让他试穿看是否合适，不合适的再修改。
赵璧的蒙语熟练后，常会在马背上，为忽必烈译讲《大学衍义》，忽必烈也常为“能为国语（蒙语）深细若此”的秀才赞叹不已。赵璧奉命驰骋中原，征聘流落各地的前朝名士，请他们到藩邸辅佐忽必烈。
元朝很多能人志士得益于忽必烈的知人善任，使他们成为“乘风云，依日月，佐命之人”。
1. 浑身是胆 一生正气
1251年，忽必烈的兄长蒙哥即位后，召见赵璧问他如何治理国家，赵璧说：“先诛近侍之尤不善者，”他建议要先除掉皇帝身边特别不善的近臣，蒙哥听了很不高兴。忽必烈听说此事后，对他说：“秀才，汝浑身是胆也！吾亦为汝握两手汗也，”赵璧的胆识，令忽必烈都惊出了两手汗。
由于燕京的大札鲁忽赤（掌管司法的最高行政官）不善理政，导致汉地不治。当时河南刚经过兵乱，民不聊生。当地有个刘万户，贪淫暴虐，横行乡里。谁家要是娶亲嫁女，一定要先送礼给他，得到他的同意，才能连理婚姻。他的一个党徒董主簿，仗着刘万户的嚣张，就强抢民女三十多人。
忽必烈请求兄长蒙哥由他来治理河南，蒙哥同意了。忽必烈派朝贵莽噶拉、赵璧、汉人世侯史天泽管理河南。赵璧虽是文儒，但处理案件非常的决绝果断，他刚到地方，就首先处决了仗势为虐的董主簿，返还了全部的民女。
刘万户大吃一惊，为了掩饰罪虐，就到赵璧的住处贿赂他，当时天降大雪，刘万户溜须拍马道：“经略（官职）刚一上任，就为地方除掉了奸猾的恶盗，所以天降大雪作为瑞兆。”赵璧正言正色地说：“像董主簿这样的人，如果还有，等待全部除掉了，将来的瑞兆会更大。”刘万户听了呆若木鸡，大气不敢再喘一下。
赵璧的一身正气，几句正话吓得刘万户直接倒床不起，暴毙身亡。当时的百姓奔走相告，都说刘万户被赵璧吓死了。想来，赵璧也颇有张良的风骨，外表看似文儒，手无缚鸡之力，但内力深厚浩如云天，正气也如贯日长虹。所以，久乱不治的河南，在赵璧的管理下，二三年就得到有效的治理。
2. 惟秀才曲尽我意
由于忽必烈宅心仁厚深得民心，逐渐引起兄长蒙哥的嫉恨，所以有意派专使前往河南、陕西等地忽必烈的管辖之地进行审查，实际上是为了找忽必烈的麻烦。审查官私下罗织莫须有的罪名，诬陷赵璧几乎使他难以逃脱。
藩府都为赵璧惊恐担忧。但他镇定自若地和审查官辨析文案，面对诬陷据理力争。赵璧的沉稳气魄犹如国鼎，令信口雌黄的审查官再无词无暇应顾，找不到任何审办他的藉口和理由。被审查官私自克扣的财物，忽必烈出面都保了下来，如数还给赵璧。为了他的安全，忽必烈把赵璧调到汤沫邑怀孟路（今河南沁阳），让他去做总管。
讨伐宋朝时，忽必烈曾命人作伐宋檄文，但所写文章无法令人满意，便命赵璧书写。赵璧一气呵成，忽必烈以“惟秀才曲尽我意”赞许他。这位帝王眼中的秀才，他的一生磊落光明、性格果决，驰骋中原、沙场，往返藩府、元都。忠肝义胆伴随着谦光自抑，在元朝的历史上，留下正气温厚的贤者之名。
世人常说时代造就英雄，看看元朝的历史，更多时候是帝王的心胸和气度，赋予了一代王朝的兴盛，成就仁人志士的功名。这位“刻意吏学，以经济为己任”的秀才，得益于忽必烈的知人善任，使他成为“乘风云，依日月，佐命之人”。
赵璧的蒙语熟练后，常会在马背上，为忽必烈译讲《大学衍义》，忽必烈也常为“能为国语（蒙语）深细若此”的秀才赞叹不已。赵璧奉命驰骋中原，征聘流落各地的前朝名士，请他们到藩邸辅佐忽必烈。
元朝很多能人志士得益于忽必烈的知人善任，使他们成为“乘风云，依日月，佐命之人”。
1. 浑身是胆 一生正气
1251年，忽必烈的兄长蒙哥即位后，召见赵璧问他如何治理国家，赵璧说：“先诛近侍之尤不善者，”他建议要先除掉皇帝身边特别不善的近臣，蒙哥听了很不高兴。忽必烈听说此事后，对他说：“秀才，汝浑身是胆也！吾亦为汝握两手汗也，”赵璧的胆识，令忽必烈都惊出了两手汗。
由于燕京的大札鲁忽赤（掌管司法的最高行政官）不善理政，导致汉地不治。当时河南刚经过兵乱，民不聊生。当地有个刘万户，贪淫暴虐，横行乡里。谁家要是娶亲嫁女，一定要先送礼给他，得到他的同意，才能连理婚姻。他的一个党徒董主簿，仗着刘万户的嚣张，就强抢民女三十多人。
忽必烈请求兄长蒙哥由他来治理河南，蒙哥同意了。忽必烈派朝贵莽噶拉、赵璧、汉人世侯史天泽管理河南。赵璧虽是文儒，但处理案件非常的决绝果断，他刚到地方，就首先处决了仗势为虐的董主簿，返还了全部的民女。
刘万户大吃一惊，为了掩饰罪虐，就到赵璧的住处贿赂他，当时天降大雪，刘万户溜须拍马道：“经略（官职）刚一上任，就为地方除掉了奸猾的恶盗，所以天降大雪作为瑞兆。”赵璧正言正色地说：“像董主簿这样的人，如果还有，等待全部除掉了，将来的瑞兆会更大。”刘万户听了呆若木鸡，大气不敢再喘一下。
赵璧的一身正气，几句正话吓得刘万户直接倒床不起，暴毙身亡。当时的百姓奔走相告，都说刘万户被赵璧吓死了。想来，赵璧也颇有张良的风骨，外表看似文儒，手无缚鸡之力，但内力深厚浩如云天，正气也如贯日长虹。所以，久乱不治的河南，在赵璧的管理下，二三年就得到有效的治理。
2. 惟秀才曲尽我意
由于忽必烈宅心仁厚深得民心，逐渐引起兄长蒙哥的嫉恨，所以有意派专使前往河南、陕西等地忽必烈的管辖之地进行审查，实际上是为了找忽必烈的麻烦。审查官私下罗织莫须有的罪名，诬陷赵璧几乎使他难以逃脱。
藩府都为赵璧惊恐担忧。但他镇定自若地和审查官辨析文案，面对诬陷据理力争。赵璧的沉稳气魄犹如国鼎，令信口雌黄的审查官再无词无暇应顾，找不到任何审办他的藉口和理由。被审查官私自克扣的财物，忽必烈出面都保了下来，如数还给赵璧。为了他的安全，忽必烈把赵璧调到汤沫邑怀孟路（今河南沁阳），让他去做总管。
讨伐宋朝时，忽必烈曾命人作伐宋檄文，但所写文章无法令人满意，便命赵璧书写。赵璧一气呵成，忽必烈以“惟秀才曲尽我意”赞许他。这位帝王眼中的秀才，他的一生磊落光明、性格果决，驰骋中原、沙场，往返藩府、元都。忠肝义胆伴随着谦光自抑，在元朝的历史上，留下正气温厚的贤者之名。
世人常说时代造就英雄，看看元朝的历史，更多时候是帝王的心胸和气度，赋予了一代王朝的兴盛，成就仁人志士的功名。这位“刻意吏学，以经济为己任”的秀才，得益于忽必烈的知人善任，使他成为“乘风云，依日月，佐命之人”。
成吉思汗“怯薛军”的故事
人们常把心灵世界比做王国，既然是王国，一定需要军队的守护。面对外界的入侵和诱惑，要想使心中的城堡固若金汤，就一定需要精兵抵御外敌，需要精兵贴身守护以防内患。于是，精兵便带有了额外的寓意。
说起精兵，于是想到古代的顶级兵种，其中之一便是“怯薛军”（蒙古语，汉译“宿卫”）。公元1206年，铁木真统一蒙古后，建立了大蒙古国，他被各部落尊称为“成吉思汗”。为了抵御内忧外患，成吉思汗亲手挑选蒙古贵族，功勋大将的子弟，组成精锐的怯薛军，成为护卫蒙古帝国的中坚军力，黄金家族的重要护卫军队。
怯薛军由清一色的神箭手组成，并且骑术非常精湛，能够长时间在马背上吃喝睡眠，他们随身携带远、近两种射程弓箭。怯薛军的强弩，当时能在三百米范围内，射穿敌军的重甲装备，由此可以窥见蒙古精兵的强悍和威力。
怯薛军的成员，尽管多是贵族，但他们和安逸、懒散、怠惰彻底绝缘。护卫军成员要在倾盆大雨之夜卧于野外，于飓风暴雪中，忍受刺骨寒风的肆虐，守护大汗牙帐。即使大雨浇透将服，也要立地直守，不移寸步。在和敌军交战时，志意更是刚烈沉雄，据说目光和刀剑都会释放震人心魄的光芒。
这支传奇的精兵，被华夏史上称为最顶级的五大兵种之一，而成吉思汗则称他们是“帝国的守护神”，因此待遇非常厚渥。
由于蒙古人天性非常的淳厚，又很勇猛，所以连成吉思汗都很感叹：蒙古人平常温顺柔和的像两岁的小鹿；节日宴乐时无忧无虑的又像初学奔跑的小马。对外御敌时，他们又勇猛的像是雄鹰飞扑敌军；深夜警觉犹如乌鸦敏锐不眠。怯薛军的成员，也带着蒙古人的天性，即很豪放，又很勇猛。
这段精兵的故事，现在看来也很有意义。文史演绎留给人生动的传奇，而他流淌的骁勇精神，对今天积弊重重的心灵世界，也很有借鉴意义。
沿着思路的方向，看到现代手握刀笔利济天下的人，他们有时也会像是精兵一支。成吉思汗的怯薛军，强弩可射方圆三百米。在现代便利的网络空际，反而推动着手握刀笔的精兵，使他们的御敌射程，可以超越千里、万里的限制。想想这个时代真是伟大，熔炼着人，也造就着人。
在远离金戈铁马的现实，面对累积的心灵弊病，如果人的心中也驻守这样一支精兵，那么面对压力如山的生存环境，也会轻而易举地纵马驰骋，展现心灵神勇的一面；面对无常布下的诱惑和陷阱，人也会格外的警醒，免遭意外的袭击和伤害。
因此，精兵走出历史的空间，在现实带有了额外的花絮。如果人的心里能时常驻守着强悍的护卫军，心灵的王国自然会固若金汤。人也会从中，获得破茧成蝶，冲破束缚的骁勇。
说起精兵，于是想到古代的顶级兵种，其中之一便是“怯薛军”（蒙古语，汉译“宿卫”）。公元1206年，铁木真统一蒙古后，建立了大蒙古国，他被各部落尊称为“成吉思汗”。为了抵御内忧外患，成吉思汗亲手挑选蒙古贵族，功勋大将的子弟，组成精锐的怯薛军，成为护卫蒙古帝国的中坚军力，黄金家族的重要护卫军队。
怯薛军由清一色的神箭手组成，并且骑术非常精湛，能够长时间在马背上吃喝睡眠，他们随身携带远、近两种射程弓箭。怯薛军的强弩，当时能在三百米范围内，射穿敌军的重甲装备，由此可以窥见蒙古精兵的强悍和威力。
怯薛军的成员，尽管多是贵族，但他们和安逸、懒散、怠惰彻底绝缘。护卫军成员要在倾盆大雨之夜卧于野外，于飓风暴雪中，忍受刺骨寒风的肆虐，守护大汗牙帐。即使大雨浇透将服，也要立地直守，不移寸步。在和敌军交战时，志意更是刚烈沉雄，据说目光和刀剑都会释放震人心魄的光芒。
这支传奇的精兵，被华夏史上称为最顶级的五大兵种之一，而成吉思汗则称他们是“帝国的守护神”，因此待遇非常厚渥。
由于蒙古人天性非常的淳厚，又很勇猛，所以连成吉思汗都很感叹：蒙古人平常温顺柔和的像两岁的小鹿；节日宴乐时无忧无虑的又像初学奔跑的小马。对外御敌时，他们又勇猛的像是雄鹰飞扑敌军；深夜警觉犹如乌鸦敏锐不眠。怯薛军的成员，也带着蒙古人的天性，即很豪放，又很勇猛。
这段精兵的故事，现在看来也很有意义。文史演绎留给人生动的传奇，而他流淌的骁勇精神，对今天积弊重重的心灵世界，也很有借鉴意义。
沿着思路的方向，看到现代手握刀笔利济天下的人，他们有时也会像是精兵一支。成吉思汗的怯薛军，强弩可射方圆三百米。在现代便利的网络空际，反而推动着手握刀笔的精兵，使他们的御敌射程，可以超越千里、万里的限制。想想这个时代真是伟大，熔炼着人，也造就着人。
在远离金戈铁马的现实，面对累积的心灵弊病，如果人的心中也驻守这样一支精兵，那么面对压力如山的生存环境，也会轻而易举地纵马驰骋，展现心灵神勇的一面；面对无常布下的诱惑和陷阱，人也会格外的警醒，免遭意外的袭击和伤害。
因此，精兵走出历史的空间，在现实带有了额外的花絮。如果人的心里能时常驻守着强悍的护卫军，心灵的王国自然会固若金汤。人也会从中，获得破茧成蝶，冲破束缚的骁勇。
大元守侍帝王的奇人——刘秉忠
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以“大蒙古国”为国号建立了蒙古帝国。到他的孙子忽必烈即位时，取《易经》“大哉干元”之意，改国号为“大元”，并把中都北京定为元朝的国都。这就是元朝国号的由来，它与一位精通《易经》的奇人有关，那就是刘秉忠。
1. 风骨秀异 志气英爽不羁
《元史》记载刘秉忠天生“风骨秀异，志气英爽不羁”。8岁上学，一天就能背诵数百字的文章。13岁时，因天赋异秉被当作奇人人质，送入元帅府。17岁的年纪，现在看来他还未成年，就已担任邢台节度使府令史，并以此奉养亲恩。
尽管平步青云，但刘秉忠常常郁郁不乐，对于才华横溢的他，征伐不断的世俗，似乎并非是他能寄情忘我的世外桃源。一天，苦闷之时，他投笔感叹：“吾家累世衣冠，乃汩没为刀笔吏乎！”家族累世为衣冠，怎么能被埋没在刀笔的小吏中。大丈夫既然怀才不遇，就应该隐居起来，以此明志，随后弃官而去，隐居在武安山。直到天宁虚照禅师派徒弟来招他为僧，从此步入佛门，法号释子聪，使他掌管书记之事。
天赋异禀之人，也必会有天作之合。忽必烈将海云禅师请到漠北“问佛法大意”，海云离开漠北时，将他最中意的弟子释子聪（即刘秉忠）留在忽必烈的身边。释子聪精通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等，尤其更精通《易经》和邵雍的《经世书》。每次讨论天下大事，皆深远洞见了然于胸。忽必烈非常爱他的才华，请他留在籓邸，辅助他治理百姓，善惠黎民。于是一代君主、一位奇人，共同为未来大统树立了君臣之谊的典范。
2. 以马上取天下 不可以马上治
这位以偌大的亲王官邸为寺院的奇僧，一气呵成数千字的谏章，向忽必烈进言：“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并以周公为例讲道：“周公思天下善事，夜以继日”，周朝能享八百年的国运，多是周公的功劳。当前的局势，正是建立帝业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劝忽必烈要效法周公，不要失去这一天命。
他建议忽必烈“宜访名儒，循旧礼，尊祭上下神碉”，安养天下名士，不使他们穷困流离，要想成天下，安抚亿兆黎民，就要“大开言路”。他说，天地之大，日月的光辉，有时还会被云雾所遮挡，何况人君？敝人耳目心志的，正是那些私欲、谗言和佞说。
一个人不能听逆耳的话，会遮蔽他一个人的心；而人君若不能听忠言，就会遮蔽天下万民的福祉。他劝忽必烈一定要设左右谏官，以开放视听。这篇上书的内容涉及到整顿官场、爱护百姓、重视人才等数方面。忽必烈见此僧人气度，刚直深沉，当下采纳了这些建议。凡是有人君之度的王者，都有共同的特点，谦善下属豁达宽容，忽必烈也不例外。
3. 立侍君王左右 定社稷大计
忽必烈曾经赏给刘秉忠千两白金，但他坚持不受，他说他是山野粗人，侥幸有机会辅佐明君，要金银实在无用。忽必烈知道他秉性高洁，昏沉世俗令他孤苦无亲无故，可怜天心忠肯，坚持要送给他。刘秉忠也见忽必烈真情至义不好再拒绝，便悉数收下白金，施散给穷苦百姓。
刘秉忠天性仁善，跟随忽必烈征讨大理、云南时，常以“上天有好生之德、王者应神武不杀”劝谏忽必烈，因此，破城之日，蒙古大军没有妄杀一人。因他的劝谏，大军征伐南宋时，得以保全、活命的百姓不可计数。
忽必烈登基后，刘秉忠依旧不改僧人的旧服，立侍君王左右，定社稷大计，参与帷幄密谋，所以当时朝臣也很幽默地称他为“聪书记”。中统八年，刘秉忠以《易经》的干元之义奏请改“大蒙古国”国号为“大元”，把位于北京的中都改为大都，以此表示忽必烈统治的元朝，不仅属于蒙古，也是中原历代王朝的延续。忽必烈欣然采纳。
忽必烈迁都到大都后，那里有座南屏山，刘秉忠在山上修禅房而居。至元十一年，天空出现白气横贯三台的天象，忽必烈问阴阳家田忠良是何征兆，他说：“有位居三公的大臣要死了。”不久后，刘秉忠端坐圆寂，无疾而终。一代奇人，最终也以特别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
刘秉忠以天赋异秉全力辅助忽必烈创建大元，一场历史大戏，留下了片片“干荷”，他藉此自喻：“梦里繁华过”，“寂寞在秋江”。回顾一生犹如“两度江南梦”，无论“南高峰，北高峰”，最终都被“惨淡烟霞洞”。或许，他的内心深处，留恋的不是世俗的繁华，而是等待着莲开满天的圣景，那才是他真正能寄情忘我的圣地！
1. 风骨秀异 志气英爽不羁
《元史》记载刘秉忠天生“风骨秀异，志气英爽不羁”。8岁上学，一天就能背诵数百字的文章。13岁时，因天赋异秉被当作奇人人质，送入元帅府。17岁的年纪，现在看来他还未成年，就已担任邢台节度使府令史，并以此奉养亲恩。
尽管平步青云，但刘秉忠常常郁郁不乐，对于才华横溢的他，征伐不断的世俗，似乎并非是他能寄情忘我的世外桃源。一天，苦闷之时，他投笔感叹：“吾家累世衣冠，乃汩没为刀笔吏乎！”家族累世为衣冠，怎么能被埋没在刀笔的小吏中。大丈夫既然怀才不遇，就应该隐居起来，以此明志，随后弃官而去，隐居在武安山。直到天宁虚照禅师派徒弟来招他为僧，从此步入佛门，法号释子聪，使他掌管书记之事。
天赋异禀之人，也必会有天作之合。忽必烈将海云禅师请到漠北“问佛法大意”，海云离开漠北时，将他最中意的弟子释子聪（即刘秉忠）留在忽必烈的身边。释子聪精通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等，尤其更精通《易经》和邵雍的《经世书》。每次讨论天下大事，皆深远洞见了然于胸。忽必烈非常爱他的才华，请他留在籓邸，辅助他治理百姓，善惠黎民。于是一代君主、一位奇人，共同为未来大统树立了君臣之谊的典范。
2. 以马上取天下 不可以马上治
这位以偌大的亲王官邸为寺院的奇僧，一气呵成数千字的谏章，向忽必烈进言：“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并以周公为例讲道：“周公思天下善事，夜以继日”，周朝能享八百年的国运，多是周公的功劳。当前的局势，正是建立帝业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劝忽必烈要效法周公，不要失去这一天命。
他建议忽必烈“宜访名儒，循旧礼，尊祭上下神碉”，安养天下名士，不使他们穷困流离，要想成天下，安抚亿兆黎民，就要“大开言路”。他说，天地之大，日月的光辉，有时还会被云雾所遮挡，何况人君？敝人耳目心志的，正是那些私欲、谗言和佞说。
一个人不能听逆耳的话，会遮蔽他一个人的心；而人君若不能听忠言，就会遮蔽天下万民的福祉。他劝忽必烈一定要设左右谏官，以开放视听。这篇上书的内容涉及到整顿官场、爱护百姓、重视人才等数方面。忽必烈见此僧人气度，刚直深沉，当下采纳了这些建议。凡是有人君之度的王者，都有共同的特点，谦善下属豁达宽容，忽必烈也不例外。
3. 立侍君王左右 定社稷大计
忽必烈曾经赏给刘秉忠千两白金，但他坚持不受，他说他是山野粗人，侥幸有机会辅佐明君，要金银实在无用。忽必烈知道他秉性高洁，昏沉世俗令他孤苦无亲无故，可怜天心忠肯，坚持要送给他。刘秉忠也见忽必烈真情至义不好再拒绝，便悉数收下白金，施散给穷苦百姓。
刘秉忠天性仁善，跟随忽必烈征讨大理、云南时，常以“上天有好生之德、王者应神武不杀”劝谏忽必烈，因此，破城之日，蒙古大军没有妄杀一人。因他的劝谏，大军征伐南宋时，得以保全、活命的百姓不可计数。
忽必烈登基后，刘秉忠依旧不改僧人的旧服，立侍君王左右，定社稷大计，参与帷幄密谋，所以当时朝臣也很幽默地称他为“聪书记”。中统八年，刘秉忠以《易经》的干元之义奏请改“大蒙古国”国号为“大元”，把位于北京的中都改为大都，以此表示忽必烈统治的元朝，不仅属于蒙古，也是中原历代王朝的延续。忽必烈欣然采纳。
忽必烈迁都到大都后，那里有座南屏山，刘秉忠在山上修禅房而居。至元十一年，天空出现白气横贯三台的天象，忽必烈问阴阳家田忠良是何征兆，他说：“有位居三公的大臣要死了。”不久后，刘秉忠端坐圆寂，无疾而终。一代奇人，最终也以特别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
刘秉忠以天赋异秉全力辅助忽必烈创建大元，一场历史大戏，留下了片片“干荷”，他藉此自喻：“梦里繁华过”，“寂寞在秋江”。回顾一生犹如“两度江南梦”，无论“南高峰，北高峰”，最终都被“惨淡烟霞洞”。或许，他的内心深处，留恋的不是世俗的繁华，而是等待着莲开满天的圣景，那才是他真正能寄情忘我的圣地！
蒙古帝国神童——安童
安童是木华黎的四世孙。史载，成吉思汗时，安童之祖木华黎“沉毅多智略，猿臂善射”，以忠勇辅佐成吉思汗。蒙古帝国建立后，木华黎与博尔术、博尔忽、赤老温四人被称为“掇里班‧曲律”（意为“四杰”），木华黎受封世任怯薛（护卫军）之长。
因木华黎杰出的战功，成吉思汗封他为国王。不过木华黎非常谦下，从不居功自傲，“国王（指木华黎）每戒所部将士如己兄弟，只以小名呼之，不许呼他国王”。木华黎常常告诫军中将士，不许称他为“国王”，只叫他小名就行。
1. 年少就有辅国之才
木华黎的玄孙安童就出生在世任帝国怯薛（护卫军）之长的家中，自幼习得一身武艺。安童13岁时，元世祖忽必烈追录元勋时，特召安童入宫掌管宿卫军（负责帝王警卫与王宫），尽管他年纪尚幼，其爵位就已在百官之上，他常与大人讨论国事，颇有辅国之才。
中统四年，元世祖忽必烈平定大乱后，抓获阿里不哥党徒千余人。当时安童随侍世祖，世祖问：“朕欲置他们于死地，你以为如何？”安童直言进谏说：“人各为其主，陛下刚平定大难，即以个人恩怨而杀人，何以使未归附者臣服。”忽必烈听到后大吃一惊，感叹地说：“卿年少，为何说话如此老成，此言正合朕意。”
至元二年(1265)八月，安童18岁时，世祖就已任命他为光禄大夫、中书右丞相（相当于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并增加供其赋税的民户至四千户。安童辞谢说：“今三方虽然平定，但江南尚未归附，臣年少负此重任，恐四方会轻视朝廷。”世祖看着年少的安童，小小年纪视野如此开阔，不禁心感动容，想了一下说：“朕已考虑成熟，再没有人能胜于你。”凡是有人君之度的王者，都有共同的特点，谦善下属豁达宽容，忽必烈也不例外。
2. 在将星如云的元朝 留下额外神采
宗王乃颜反叛朝廷，世祖亲征讨平，命安童审问那些受到牵连的宗室，多数得以平反。在安童退朝回府时，那些得到平反的人，争相前去致谢，但安童并不理会。于是有人向世祖进谗言，离间说：“诸王虽有罪，但都是皇室宗亲，丞相虽然位尊，毕竟是臣子，安童怎敢如此傲慢。”世祖沉思良久，说：“你们这些小人，怎能理解安童所为，他是有意怠慢，使他们改过。”
当人驰骋史海，面对海天连一色的壮阔，沉浮世俗的心，也会因此收敛。世人常说：“读史使人明智”，难怪一些富豪教育子女时，多会为子女选择历史哲学，通过驰骋史海，领略王朝的交替更迭、留下的传奇典故，以培养子女开阔的视野和心智与不轻易被世俗的偏见所带动的厚重。
因木华黎杰出的战功，成吉思汗封他为国王。不过木华黎非常谦下，从不居功自傲，“国王（指木华黎）每戒所部将士如己兄弟，只以小名呼之，不许呼他国王”。木华黎常常告诫军中将士，不许称他为“国王”，只叫他小名就行。
1. 年少就有辅国之才
木华黎的玄孙安童就出生在世任帝国怯薛（护卫军）之长的家中，自幼习得一身武艺。安童13岁时，元世祖忽必烈追录元勋时，特召安童入宫掌管宿卫军（负责帝王警卫与王宫），尽管他年纪尚幼，其爵位就已在百官之上，他常与大人讨论国事，颇有辅国之才。
中统四年，元世祖忽必烈平定大乱后，抓获阿里不哥党徒千余人。当时安童随侍世祖，世祖问：“朕欲置他们于死地，你以为如何？”安童直言进谏说：“人各为其主，陛下刚平定大难，即以个人恩怨而杀人，何以使未归附者臣服。”忽必烈听到后大吃一惊，感叹地说：“卿年少，为何说话如此老成，此言正合朕意。”
至元二年(1265)八月，安童18岁时，世祖就已任命他为光禄大夫、中书右丞相（相当于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并增加供其赋税的民户至四千户。安童辞谢说：“今三方虽然平定，但江南尚未归附，臣年少负此重任，恐四方会轻视朝廷。”世祖看着年少的安童，小小年纪视野如此开阔，不禁心感动容，想了一下说：“朕已考虑成熟，再没有人能胜于你。”凡是有人君之度的王者，都有共同的特点，谦善下属豁达宽容，忽必烈也不例外。
2. 在将星如云的元朝 留下额外神采
宗王乃颜反叛朝廷，世祖亲征讨平，命安童审问那些受到牵连的宗室，多数得以平反。在安童退朝回府时，那些得到平反的人，争相前去致谢，但安童并不理会。于是有人向世祖进谗言，离间说：“诸王虽有罪，但都是皇室宗亲，丞相虽然位尊，毕竟是臣子，安童怎敢如此傲慢。”世祖沉思良久，说：“你们这些小人，怎能理解安童所为，他是有意怠慢，使他们改过。”
当人驰骋史海，面对海天连一色的壮阔，沉浮世俗的心，也会因此收敛。世人常说：“读史使人明智”，难怪一些富豪教育子女时，多会为子女选择历史哲学，通过驰骋史海，领略王朝的交替更迭、留下的传奇典故，以培养子女开阔的视野和心智与不轻易被世俗的偏见所带动的厚重。
為忽必烈縫補天下的察必皇后
每一位聖明的帝王身邊，都有一位極其賢德的皇后，元朝的建立者忽必烈也不例外。察必皇后一生淡泊節儉，善於勸諫，母儀天下，頗有大唐長孫皇后之風，深受忽必烈的厚愛和敬重。
察必篤厚 親縫衣袍
忽必烈在沒有稱帝以前，聽說儒士趙璧很有才華，特召他於駐蹕之地。由於蒙古草原晝夜溫差很大，趙璧一身中原漢服，不適應草原氣溫。於是忽必烈讓察必給趙璧縫了一件蒙古袍。忽必烈讓趙璧當面試穿，不合適的地方，又讓察必一一修改。察必王妃寬仁篤厚沒有架子，親自為漢儒修補衣袍的細節處，也在冥冥中埋下察必將來可以為忽必烈縫補天下的寓意。
現代社會因為宮斗劇的渲染，很多人的印象中，認為後宮只是爭寵妒忌的地方。事實上，傳統意義的後宮，承擔著輔佐君王、和帝王一起教化天下的職責。因此歷代的正史中，都有賢德后妃傳記。元史中也記載了察必皇后生性仁明、隨事諷諫、倡行勤儉的故事。
防範民怨 阻止征地
自從京城從上都開平遷到大都燕京後，喜歡打獵的忽必烈在京城找不到適合遊獵的地方，即使身為一國之主，也不能隨便馳騁田園，踐踏百姓的穀物。於是，忽必烈就命禁衛軍在京城郊區徵收土地，開闢遊獵場。當時察必皇后在場，她想到徵收土地後，那一帶的百姓就要從自己的家園中被趕走。歷朝歷代平息民怨不是簡單的事，只有對可能產生的民怨進行化解和防範。
皇后見禁衛軍軍官離開後，就服侍忽必烈進內室休息。這時，太保劉秉忠有要事急於奏報，皇后故意把他攔在外室，大聲地對他說：「你是國之重臣，漢人奇才，陛下一向對你言聽計從。可是陛下要征京郊農田為遊獵場，如此大事，為何不向陛下進諫？國都沒有遷來之前，土地就已經分配給百姓。如今，要把良田變成牧馬之園，百姓流離生怨，豈不是要造成混亂？作臣子不能及時提醒，若陷陛下於不仁不義，這可如何是好？」
劉秉忠一聽就心領神會，微微一笑也大聲地說：「臣馬上帶圖查看，再來稟報。」皇后和大臣的對話，忽必烈聽得一清二楚，他沒有再多想，就命人取消了徵地的事。
厚待南宋末代皇室
至元十三年，元朝滅掉南宋後，將南宋幼主恭帝、全太后擄到大都。為了慶賀勝利，忽必烈舉行了盛大的慶典。眾人唱歌跳舞，飲酒作樂好不快樂，忽必烈見察必皇后悶悶不樂，問她為甚麼。察必皇后起身跪下，意味深長地說：「妾聞自古無千歲之國，毋使吾子孫及此，則幸矣。」察必皇后想到，從古至今沒有一個帝國能保千年之久。她希望自己的子孫不要淪落到南宋這樣的地步。
忽必烈見皇后不樂，為了討她歡心，命人將南宋宮廷的珍寶堆放在殿前，請皇后過目。察必只看了一眼，就轉身離去。忽必烈愕然不解其意，叫隨侍追上皇后，問她為何？皇后說：「宋人貯蓄以遺其子孫，子孫不能守，而歸於我，我何忍取一物耶！」宋朝皇帝積累了這麼多的珍寶留給子孫，可他的子孫未能守住，而歸於我們擁有，我怎麼能忍心拿呢！說完就走了。察必皇后生性仁明，帝王珍寶不是她的最愛，如何能保子孫、國運才是她的憂心所在。
對被俘進入元庭的南宋小皇帝、全太后，她阻勸忽必烈不要對他們施侮辱性的被俘之禮，她說：「自古無不亡之國，奈何辱其末帝，本朝子孫若能幸免亡國，方可慶幸！」自古以來，沒有不滅亡的帝國，怎麼還能侮辱末代皇帝。我朝子孫如果能幸運地免於亡國，才是值得慶幸的！
所以察必皇后平日裡對這位末代皇帝體恤有加。全太后在大都水土不服，也不習慣北方風俗，察必皇后看在眼裡，她請求忽必烈放全太后回去，當時忽必烈沒有答應，察必就一直求了三次。最後忽必烈才說：「爾婦人無遠慮，若使之南還，或浮言一動，即廢其家，非所以愛之也。」
察必皇后才明白原因，當時江南還有很多反元勢力，全太后若回去，反元勢力就會躁動，長遠打算，為了元都的穩定，忽必烈沒有放全太后回去，命皇后多多加以體恤，以禮厚待。後來全太后母子二人決定出家，察必皇后特地撥了三百六十公頃的土地作為二人的贍養費，並免除了他們的所有租稅。
當年，晉懷帝司馬熾被囚於平陽一年有餘，受盡屈辱。漢昭武帝劉聰為了宣示威儀，讓晉懷帝身穿青衣，裹著襆頭，立於他的身後，給王公貴族行酒洗盞。這就是史上有名的「青衣侑酒」。雖然晉懷帝隱忍苟活，但最終還是被劉聰毒殺。
不久，晉愍帝司馬鄴也被擄至平陽，劉聰率數萬羽林軍出獵上林苑，叫愍帝穿著軍服，手執長戟，前導引路。當時路上圍觀的百姓，看著故國的皇帝形同僕役，莫不唏噓流淚，皆有禾黍之悲。劉聰宴群臣於光極殿，故伎重演，命晉愍帝行酒洗盞，數巡酒後，又令晉懷帝立在他的身後，高舉儀蓋伺候。大殿中的晉臣尚書郎辛賓悲不自勝，衝過去抱住年輕的晉愍帝失聲痛哭。劉聰惱羞成怒，當夜就派人殺掉了辛賓和年僅十八歲的晉愍帝。
察必皇后的勸諫，完好地保全了南宋末代皇帝的尊嚴。元朝開國皇帝、皇后厚待南宋末代皇室的故事，和西晉末年劉聰以「青衣侑酒」、「洗爵張蓋」侮辱西晉懷、愍二帝形成很大反差。人事有代謝，風水有輪迴。或許，正是元朝開國帝后的福祉，使得明朝的朱元璋沒有對元末的皇室舊族趕盡殺絕。從這一點上看，察必確實與眾不同，難怪史稱「其性明敏，達於事機，國家初政，左右匡正，后有力焉」。
皇宮的「誓儉草」
有一次察必皇后派人去國庫取了絲帛表裡各一匹，忽必烈知道後，非常嚴肅地說：「此軍國所需，非私家物，后何可得支？」世祖說這是軍國之物，不是私人庫房，皇后怎麼能隨便領取。
察必皇后生於蒙古草原，生性憨厚素直，聽到世祖的話，認真地想了想，忽必烈登基後，想到太祖成吉思汗創業的艱難，特別從先祖興業的故地帶回來青草，種植在大內的丹墀前，名為「誓儉草」，用以告誡子孫保持勤儉的風尚。身為皇后，又豈能不遵法度？
皇后想到國家初建財政緊張，於是以此為契機，親率侍女收集軍隊用舊用壞的弓弦。蘭心慧質的察必皇后很有創意，將這些弓弦煮而練之，織成布匹為前方戰將做成軍衣。
由於布料質地非常堅韌密實，這一破天荒的創意，在當時看來更像武將的輕型「防箭衣」。時人寫詩讚道：
「深宮篡組夜遲眠，貼地羊皮步欲穿。漫道江南綾綺好，織紬方練舊弓弦。」
一天，皇后在御用造酒的宣徽院裡發現了許多舊的羊臑皮。察必皇后派人清空了所有的羊皮，命人搬到後宮，皇后和侍女們一起淨洗羊皮，洗曬乾淨鞣製成皮草，妥當地裁剪後，縫合做成地毯。因為察必皇后的緣故，史中留下「勸儉有節而無棄物」的記載。
察必皇后不僅崇尚環保，而且還留下了勵志的精神。在她百年之後的大明朝，朱元璋的馬皇后就借鑒了察必皇后的美德，在宮中親率宮女紡紗織布。今天看來，察必皇后也真是位名副其實的手工達人。
察必篤厚 親縫衣袍
忽必烈在沒有稱帝以前，聽說儒士趙璧很有才華，特召他於駐蹕之地。由於蒙古草原晝夜溫差很大，趙璧一身中原漢服，不適應草原氣溫。於是忽必烈讓察必給趙璧縫了一件蒙古袍。忽必烈讓趙璧當面試穿，不合適的地方，又讓察必一一修改。察必王妃寬仁篤厚沒有架子，親自為漢儒修補衣袍的細節處，也在冥冥中埋下察必將來可以為忽必烈縫補天下的寓意。
現代社會因為宮斗劇的渲染，很多人的印象中，認為後宮只是爭寵妒忌的地方。事實上，傳統意義的後宮，承擔著輔佐君王、和帝王一起教化天下的職責。因此歷代的正史中，都有賢德后妃傳記。元史中也記載了察必皇后生性仁明、隨事諷諫、倡行勤儉的故事。
防範民怨 阻止征地
自從京城從上都開平遷到大都燕京後，喜歡打獵的忽必烈在京城找不到適合遊獵的地方，即使身為一國之主，也不能隨便馳騁田園，踐踏百姓的穀物。於是，忽必烈就命禁衛軍在京城郊區徵收土地，開闢遊獵場。當時察必皇后在場，她想到徵收土地後，那一帶的百姓就要從自己的家園中被趕走。歷朝歷代平息民怨不是簡單的事，只有對可能產生的民怨進行化解和防範。
皇后見禁衛軍軍官離開後，就服侍忽必烈進內室休息。這時，太保劉秉忠有要事急於奏報，皇后故意把他攔在外室，大聲地對他說：「你是國之重臣，漢人奇才，陛下一向對你言聽計從。可是陛下要征京郊農田為遊獵場，如此大事，為何不向陛下進諫？國都沒有遷來之前，土地就已經分配給百姓。如今，要把良田變成牧馬之園，百姓流離生怨，豈不是要造成混亂？作臣子不能及時提醒，若陷陛下於不仁不義，這可如何是好？」
劉秉忠一聽就心領神會，微微一笑也大聲地說：「臣馬上帶圖查看，再來稟報。」皇后和大臣的對話，忽必烈聽得一清二楚，他沒有再多想，就命人取消了徵地的事。
厚待南宋末代皇室
至元十三年，元朝滅掉南宋後，將南宋幼主恭帝、全太后擄到大都。為了慶賀勝利，忽必烈舉行了盛大的慶典。眾人唱歌跳舞，飲酒作樂好不快樂，忽必烈見察必皇后悶悶不樂，問她為甚麼。察必皇后起身跪下，意味深長地說：「妾聞自古無千歲之國，毋使吾子孫及此，則幸矣。」察必皇后想到，從古至今沒有一個帝國能保千年之久。她希望自己的子孫不要淪落到南宋這樣的地步。
忽必烈見皇后不樂，為了討她歡心，命人將南宋宮廷的珍寶堆放在殿前，請皇后過目。察必只看了一眼，就轉身離去。忽必烈愕然不解其意，叫隨侍追上皇后，問她為何？皇后說：「宋人貯蓄以遺其子孫，子孫不能守，而歸於我，我何忍取一物耶！」宋朝皇帝積累了這麼多的珍寶留給子孫，可他的子孫未能守住，而歸於我們擁有，我怎麼能忍心拿呢！說完就走了。察必皇后生性仁明，帝王珍寶不是她的最愛，如何能保子孫、國運才是她的憂心所在。
對被俘進入元庭的南宋小皇帝、全太后，她阻勸忽必烈不要對他們施侮辱性的被俘之禮，她說：「自古無不亡之國，奈何辱其末帝，本朝子孫若能幸免亡國，方可慶幸！」自古以來，沒有不滅亡的帝國，怎麼還能侮辱末代皇帝。我朝子孫如果能幸運地免於亡國，才是值得慶幸的！
所以察必皇后平日裡對這位末代皇帝體恤有加。全太后在大都水土不服，也不習慣北方風俗，察必皇后看在眼裡，她請求忽必烈放全太后回去，當時忽必烈沒有答應，察必就一直求了三次。最後忽必烈才說：「爾婦人無遠慮，若使之南還，或浮言一動，即廢其家，非所以愛之也。」
察必皇后才明白原因，當時江南還有很多反元勢力，全太后若回去，反元勢力就會躁動，長遠打算，為了元都的穩定，忽必烈沒有放全太后回去，命皇后多多加以體恤，以禮厚待。後來全太后母子二人決定出家，察必皇后特地撥了三百六十公頃的土地作為二人的贍養費，並免除了他們的所有租稅。
當年，晉懷帝司馬熾被囚於平陽一年有餘，受盡屈辱。漢昭武帝劉聰為了宣示威儀，讓晉懷帝身穿青衣，裹著襆頭，立於他的身後，給王公貴族行酒洗盞。這就是史上有名的「青衣侑酒」。雖然晉懷帝隱忍苟活，但最終還是被劉聰毒殺。
不久，晉愍帝司馬鄴也被擄至平陽，劉聰率數萬羽林軍出獵上林苑，叫愍帝穿著軍服，手執長戟，前導引路。當時路上圍觀的百姓，看著故國的皇帝形同僕役，莫不唏噓流淚，皆有禾黍之悲。劉聰宴群臣於光極殿，故伎重演，命晉愍帝行酒洗盞，數巡酒後，又令晉懷帝立在他的身後，高舉儀蓋伺候。大殿中的晉臣尚書郎辛賓悲不自勝，衝過去抱住年輕的晉愍帝失聲痛哭。劉聰惱羞成怒，當夜就派人殺掉了辛賓和年僅十八歲的晉愍帝。
察必皇后的勸諫，完好地保全了南宋末代皇帝的尊嚴。元朝開國皇帝、皇后厚待南宋末代皇室的故事，和西晉末年劉聰以「青衣侑酒」、「洗爵張蓋」侮辱西晉懷、愍二帝形成很大反差。人事有代謝，風水有輪迴。或許，正是元朝開國帝后的福祉，使得明朝的朱元璋沒有對元末的皇室舊族趕盡殺絕。從這一點上看，察必確實與眾不同，難怪史稱「其性明敏，達於事機，國家初政，左右匡正，后有力焉」。
皇宮的「誓儉草」
有一次察必皇后派人去國庫取了絲帛表裡各一匹，忽必烈知道後，非常嚴肅地說：「此軍國所需，非私家物，后何可得支？」世祖說這是軍國之物，不是私人庫房，皇后怎麼能隨便領取。
察必皇后生於蒙古草原，生性憨厚素直，聽到世祖的話，認真地想了想，忽必烈登基後，想到太祖成吉思汗創業的艱難，特別從先祖興業的故地帶回來青草，種植在大內的丹墀前，名為「誓儉草」，用以告誡子孫保持勤儉的風尚。身為皇后，又豈能不遵法度？
皇后想到國家初建財政緊張，於是以此為契機，親率侍女收集軍隊用舊用壞的弓弦。蘭心慧質的察必皇后很有創意，將這些弓弦煮而練之，織成布匹為前方戰將做成軍衣。
由於布料質地非常堅韌密實，這一破天荒的創意，在當時看來更像武將的輕型「防箭衣」。時人寫詩讚道：
「深宮篡組夜遲眠，貼地羊皮步欲穿。漫道江南綾綺好，織紬方練舊弓弦。」
一天，皇后在御用造酒的宣徽院裡發現了許多舊的羊臑皮。察必皇后派人清空了所有的羊皮，命人搬到後宮，皇后和侍女們一起淨洗羊皮，洗曬乾淨鞣製成皮草，妥當地裁剪後，縫合做成地毯。因為察必皇后的緣故，史中留下「勸儉有節而無棄物」的記載。
察必皇后不僅崇尚環保，而且還留下了勵志的精神。在她百年之後的大明朝，朱元璋的馬皇后就借鑒了察必皇后的美德，在宮中親率宮女紡紗織布。今天看來，察必皇后也真是位名副其實的手工達人。
元朝隐逸名臣 - 布忽木
蒙古人的血性，像是“长生天”（蒙古民族以“苍天”为永恒最高神，故谓“长生天”）选中的豪杰，在历史的天空留下浓厚的色彩。他们像是来自银河的勇士，所向披靡，几乎战无不胜。骨子里流淌的勇猛，注定了这个民族与生俱来肩负的使命。一个朝代在历史中拉开其篇章之初，都会出现一系列名留青史的人物，元朝也不例外。
资禀英特 进止详雅
布忽木是元朝著名的大臣，辅佐两代帝王处理天下万事，难得闲情之余，常常自道：“饮仙家水酒两三瓯，强如看翰林风月三千首。”他自诩：“臣离了九重宫阙，来到这八方宇宙。寻几个诗朋酒友，向尘世外消磨白昼。”世人追求的富贵功名在他的眼中，不过是“至如田园就，都是些去马来牛。”
布忽木虽身处繁华大都，心境颇有隐居山林的清逸之风，似天生天就，伴随他闯荡红尘一生。布忽木年幼时，忽必烈第一眼见到他，就被他“资禀英特，进止详雅”的风度所吸引。忽必烈好奇年少子弟，竟有如此仙家风骨，心中赞叹。
一天，忽必烈到国子学看贵族子弟书法近况。唯独十六岁的布忽木，独书《贞观政要》中的数十件事上报，忽必烈知道这少年以此进谏，因此赞许良久。布忽木禀赋超群，对于历代帝王的名谥、统系、岁年等，读几遍就能记住。为此忽必烈还特别考了他一番，果真背的一字不差。
素刚正 清廉守节如竹
布忽木后来担任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一职。一次，忽必烈派遣通事脱虎脱护送西域僧人作法事，返途经过真定时，不知僧人因何事不满，大加鞭打驿吏，驿吏几乎快被打死。布忽木接到诉状，立刻拘捕了僧人。脱虎脱强词夺理，欲要回西僧。布忽木责备他渎职，摘掉了他的顶冠。脱虎脱暗自逃回大都，向忽必烈汇报此事，陛下说：“布忽木素刚正，必尔辈犯法故也。”忽必烈很清楚布忽木的为人，知道是脱虎脱等人触犯了法纪，才引起事端。
有佛门中人上奏忽必烈，请求以金银币帛供奉其神，忽必烈感到为难，布忽木说：“佛祖都是以戒贪为宝。”出家人舍弃了世俗的一切，为何还要询问陛下以金银供养其神，反而助长贪婪之心，对他们的修行又有何益？世祖称善，随即下诏拒绝了他们的请求。
有一年，酷寒凌冬时节，诸臣退朝后，世祖无意中回首，看到诸臣尽裹裘袄，唯独布忽木身着单薄，顿时一阵寒意透彻全身。世祖走下大殿，急声力呼布忽木。世祖驱步上前，解下身上的黑貂裘衣，送给他。人君若有仁心，体恤忠臣就会在细微之中，观察到他人眼中没有的情景。
世祖发现布忽木很赢瘦，于是问侍从他的俸禄有多少，随侍说布忽木的俸禄不是很多，但他常把有余的俸禄送给孤寡贫民。世祖想大元开国，历尽艰难，颐养了万民的忠臣才子，却会清廉守节如竹。世祖感动不已，立即派人赠赐他财物。
布忽木每次和世祖论事，引义正大，吐辞洪畅。忽必烈每听到精彩之处，常常拍着腿感叹到：“恨卿生的太晚，不得早闻贤言。”
直言上谏
当时任榷茶转运使的卢世荣声称，如果陛下能任用他，他会使国库的赋税增加十倍。忽必烈问布忽木是否可行。布忽木颇有先见之明，他说，昔日那些喜欢言财利之事的大臣，哪一个开始不忠心呢。一旦被财富左右，其罪就会形成气候，导致国家和百姓俱困俱穷，那时后悔也来不及。希望陛下不要采纳卢世荣的建议。但是忽必烈当时不信，果然一年以后，卢世荣犯罪被诛。忽必烈见到布忽木时，坦白的说，为当初没有听从他的建议，感到非常惭愧。
元军征讨交趾失利（交趾：今天越南河内），众将筹划再次图谋大举。布忽木进言说：“岛夷诡诈，难道不怕天威？野兽走投无路就会撕咬，形势迫使交趾王这样。现在他的儿子继位，可以选派使者，晓以祸福，他们就会悔过自新，也就不用兴兵征伐；如果不悔改，再出兵也不晚。”世祖采纳了他的建议。
果然，交趾新王惧怕世祖威势，派人到元都谢罪，进献了六年前所有应当进贡的物品。忽必烈高兴的说：“卿一言之力也。”要把贡品的一半赐给他，布忽木说：“这是陛下神武不杀所致，臣有何功劳。”因此坚持不受。
有彗星出现在帝星周围，世祖不免担忧，夜晚召见布忽木入禁中，问他如何才能消除天象的变化。布忽木说：“风雨自天而降，众人躲在屋中避之；江河难以逾越，人可以划舟而过。人与天地互相参照。父母愤怒，人子不敢抱怨，只有恭敬的孝养。所以《易经》的震卦之像是‘君子以恐惧修省’。《诗》说：‘敬天之怒’、‘遇灾而惧’，三代圣王都是克谨天戒。”
他劝世祖不要忧心，惟在躬身反省、勤修仁德。他脱口背出汉文帝的《日食求言诏》，忽必烈听后非常吃惊，请他详细讲解其中的涵义，以此为鉴。
布忽木每次和世祖论事，引义正大，吐辞洪畅。忽必烈每听到精彩之处，常常拍着腿感叹到：“恨卿生的太晚，不得早闻贤言。”世祖驾崩前，特别赠送给他一枚白璧，告诉他说将来以这枚白壁去见他。
草衣木食 胜如肥马轻裘
虽然布忽木秉性刚直，但偶尔也会同世祖闲谈说笑，非常风趣。一次，他对世祖说起梦中仙游十洲的景况：“臣则待领着紫猿，携白鹿，跨苍虬。观着山色，听着水声，饮着玉瓯”。还有意的逗趣说到：“会三岛十洲客，强如宴公卿万户侯。不索你问缘由，把玄关泄漏。这箫声世间无，天上有，非微臣说强口。”布忽木描绘了仙界一番景象，勾起世祖的好奇心，却又卖关子的不许世祖问其缘由。既令世祖羡慕，又令世祖神往世俗之外的世界。
这位隐逸在元朝的名臣，在他心中常念“淡生涯一味谁参透，草衣木食，胜如肥马轻裘。”然时势造化，使他立命元都，奉命奔波四方。这位犹如天外来客的名臣，闲余恋酒，常以“林泉叟”自诩，愿在林下隐居，愿以清泉濯足，寻几个知心友，乐以忘忧。他看遍兴亡成败，感叹古今荣辱，心似无暇白壁的他，终带着隐逸的风度，离开这个世界。
资禀英特 进止详雅
布忽木是元朝著名的大臣，辅佐两代帝王处理天下万事，难得闲情之余，常常自道：“饮仙家水酒两三瓯，强如看翰林风月三千首。”他自诩：“臣离了九重宫阙，来到这八方宇宙。寻几个诗朋酒友，向尘世外消磨白昼。”世人追求的富贵功名在他的眼中，不过是“至如田园就，都是些去马来牛。”
布忽木虽身处繁华大都，心境颇有隐居山林的清逸之风，似天生天就，伴随他闯荡红尘一生。布忽木年幼时，忽必烈第一眼见到他，就被他“资禀英特，进止详雅”的风度所吸引。忽必烈好奇年少子弟，竟有如此仙家风骨，心中赞叹。
一天，忽必烈到国子学看贵族子弟书法近况。唯独十六岁的布忽木，独书《贞观政要》中的数十件事上报，忽必烈知道这少年以此进谏，因此赞许良久。布忽木禀赋超群，对于历代帝王的名谥、统系、岁年等，读几遍就能记住。为此忽必烈还特别考了他一番，果真背的一字不差。
素刚正 清廉守节如竹
布忽木后来担任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一职。一次，忽必烈派遣通事脱虎脱护送西域僧人作法事，返途经过真定时，不知僧人因何事不满，大加鞭打驿吏，驿吏几乎快被打死。布忽木接到诉状，立刻拘捕了僧人。脱虎脱强词夺理，欲要回西僧。布忽木责备他渎职，摘掉了他的顶冠。脱虎脱暗自逃回大都，向忽必烈汇报此事，陛下说：“布忽木素刚正，必尔辈犯法故也。”忽必烈很清楚布忽木的为人，知道是脱虎脱等人触犯了法纪，才引起事端。
有佛门中人上奏忽必烈，请求以金银币帛供奉其神，忽必烈感到为难，布忽木说：“佛祖都是以戒贪为宝。”出家人舍弃了世俗的一切，为何还要询问陛下以金银供养其神，反而助长贪婪之心，对他们的修行又有何益？世祖称善，随即下诏拒绝了他们的请求。
有一年，酷寒凌冬时节，诸臣退朝后，世祖无意中回首，看到诸臣尽裹裘袄，唯独布忽木身着单薄，顿时一阵寒意透彻全身。世祖走下大殿，急声力呼布忽木。世祖驱步上前，解下身上的黑貂裘衣，送给他。人君若有仁心，体恤忠臣就会在细微之中，观察到他人眼中没有的情景。
世祖发现布忽木很赢瘦，于是问侍从他的俸禄有多少，随侍说布忽木的俸禄不是很多，但他常把有余的俸禄送给孤寡贫民。世祖想大元开国，历尽艰难，颐养了万民的忠臣才子，却会清廉守节如竹。世祖感动不已，立即派人赠赐他财物。
布忽木每次和世祖论事，引义正大，吐辞洪畅。忽必烈每听到精彩之处，常常拍着腿感叹到：“恨卿生的太晚，不得早闻贤言。”
直言上谏
当时任榷茶转运使的卢世荣声称，如果陛下能任用他，他会使国库的赋税增加十倍。忽必烈问布忽木是否可行。布忽木颇有先见之明，他说，昔日那些喜欢言财利之事的大臣，哪一个开始不忠心呢。一旦被财富左右，其罪就会形成气候，导致国家和百姓俱困俱穷，那时后悔也来不及。希望陛下不要采纳卢世荣的建议。但是忽必烈当时不信，果然一年以后，卢世荣犯罪被诛。忽必烈见到布忽木时，坦白的说，为当初没有听从他的建议，感到非常惭愧。
元军征讨交趾失利（交趾：今天越南河内），众将筹划再次图谋大举。布忽木进言说：“岛夷诡诈，难道不怕天威？野兽走投无路就会撕咬，形势迫使交趾王这样。现在他的儿子继位，可以选派使者，晓以祸福，他们就会悔过自新，也就不用兴兵征伐；如果不悔改，再出兵也不晚。”世祖采纳了他的建议。
果然，交趾新王惧怕世祖威势，派人到元都谢罪，进献了六年前所有应当进贡的物品。忽必烈高兴的说：“卿一言之力也。”要把贡品的一半赐给他，布忽木说：“这是陛下神武不杀所致，臣有何功劳。”因此坚持不受。
有彗星出现在帝星周围，世祖不免担忧，夜晚召见布忽木入禁中，问他如何才能消除天象的变化。布忽木说：“风雨自天而降，众人躲在屋中避之；江河难以逾越，人可以划舟而过。人与天地互相参照。父母愤怒，人子不敢抱怨，只有恭敬的孝养。所以《易经》的震卦之像是‘君子以恐惧修省’。《诗》说：‘敬天之怒’、‘遇灾而惧’，三代圣王都是克谨天戒。”
他劝世祖不要忧心，惟在躬身反省、勤修仁德。他脱口背出汉文帝的《日食求言诏》，忽必烈听后非常吃惊，请他详细讲解其中的涵义，以此为鉴。
布忽木每次和世祖论事，引义正大，吐辞洪畅。忽必烈每听到精彩之处，常常拍着腿感叹到：“恨卿生的太晚，不得早闻贤言。”世祖驾崩前，特别赠送给他一枚白璧，告诉他说将来以这枚白壁去见他。
草衣木食 胜如肥马轻裘
虽然布忽木秉性刚直，但偶尔也会同世祖闲谈说笑，非常风趣。一次，他对世祖说起梦中仙游十洲的景况：“臣则待领着紫猿，携白鹿，跨苍虬。观着山色，听着水声，饮着玉瓯”。还有意的逗趣说到：“会三岛十洲客，强如宴公卿万户侯。不索你问缘由，把玄关泄漏。这箫声世间无，天上有，非微臣说强口。”布忽木描绘了仙界一番景象，勾起世祖的好奇心，却又卖关子的不许世祖问其缘由。既令世祖羡慕，又令世祖神往世俗之外的世界。
这位隐逸在元朝的名臣，在他心中常念“淡生涯一味谁参透，草衣木食，胜如肥马轻裘。”然时势造化，使他立命元都，奉命奔波四方。这位犹如天外来客的名臣，闲余恋酒，常以“林泉叟”自诩，愿在林下隐居，愿以清泉濯足，寻几个知心友，乐以忘忧。他看遍兴亡成败，感叹古今荣辱，心似无暇白壁的他，终带着隐逸的风度，离开这个世界。
蒙古“四帝之母”
唆鲁禾帖尼是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的正妻。她和拖雷一共孕育了四子，按照长幼顺序，分别是：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其中，蒙哥继任蒙古帝国大汗；忽必烈成为元朝的开国之君；三子旭烈兀是蒙古大军第三次西征的主帅，一路横扫到麦加、大马士革，建立了伊儿汗国；幼子阿里不哥在蒙古本土称汗近四年（公元1260—1264）。
史载蒙哥“沉断而寡言、不乐燕饮、不好侈靡”，却“刚明雄毅”、屡建奇功；忽必烈“度量弘广”、宽仁爱民、颇有“汉、唐英主之风”；旭烈兀本人崇拜弥勒，不过在伊儿汗国推行母亲禾帖尼信奉的基督；而阿里不哥能屈能伸，颇有将帅之才。
这四子之所以能创下彪炳功勋的业绩，登上蒙元时代的巅峰，除了他们拥有一位豁达敦睦的父亲拖雷之外，更有一位深明大义、睿智宽仁的母亲唆鲁禾贴尼。由于拖雷英年早逝，禾帖尼独立承担起抚育四子的重任。所以这四子的性格都不同程度的受到母亲影响。
拖雷不贪汗位 恭谨守誓
由于拖雷是成吉思汗大妃孛儿帖所生的四子中最幼的一个，按照蒙古人的习俗，幼子守家产。因此，在成吉思汗去世后，拖雷继承了十万一千军户，而继承蒙古帝国汗位的窝阔台只获得了四千军户。
当时的蒙古帝国有一个规矩，大汗选定汗位继承人后，还必须通过忽里勒台大会的商议和批准，新大汗才能继位。今天看来，忽里勒台大会就犹如草原的民主议会一样。成吉思汗去世前曾想让幼子拖雷继承大汗之位，因各地宗王意见不一，就改为由第三子窝阔台继承。不过在他去世的两年中，窝阔台都不能登上汗位。直到公元1229年8月，蒙古诸王大臣聚齐后，才召开了忽里勒台大会。
忽里勒台大会由拖雷主持，耶律楚材从中周旋。诸王宗亲经过长时间的商议，实力最雄厚的拖雷表示愿意接受父亲成吉思汗的遗命，将汗位给予三哥窝阔台。由于拖雷的实力、威望实在显赫，虽然也已同意三哥登汗位，但窝阔台颇为犹豫。经过多次推让，窝阔台最终登上大汗宝座。窝阔台继位后，拖雷也很恭谨地遵守自己的誓言，尽心尽力辅佐他。
婉拒改嫁 力撑拖雷系
拖雷英年早逝后，窝阔台受到六皇后乃马真后的挑动，派人劝导唆鲁禾帖尼改嫁给大汗的长子贵由为妻。唆鲁禾帖尼坚持要独立抚养自己的四个儿子，安抚先夫的部属，不让他们卷入更多的纷争，于是她很礼貌地拒绝了窝阔台的要求。当时这件事在蒙古产生很大的震动，因为此事，唆鲁禾帖尼更加受到拖雷部属军民的尊重，也被蒙古人看成是仅次于成吉思汗母亲诃额仑夫人的又一个了不起的女性。
在勇猛的蒙古铁骑中，被史官赞为“英明溥博，圣善柔嘉”的唆鲁禾帖尼，她的谦逊和忠贞、柔韧和卑下，像是一面温润明亮的宝镜，使人从中看到她的博大胸襟。
舍让军队 卑下宽容
一次，窝阔台大汗与宗亲商量后，下诏把本来属于拖雷的迷勒都思部落中的两千人军队赐给了自己的儿子阔端。目光长远、心地精明的唆鲁禾帖尼从大局考虑，爽快地舍弃了这两千人的军队。
当拖雷系的首领们愤愤不平，纷纷向唆鲁禾帖尼投诉，无法忍受窝阔台私自违背成吉思汗的遗愿时，唆鲁禾帖尼非常平静、非常冷静地安慰先夫的部将们：“你们的话很公正。但我们继承的财产，现有的军民并不缺少。无论军队，还是我们，在这个草原上都属于大汗。我相信他知道在做什么，所以我们要服从他的命令。不必为了两千人的军队，挑动草原的野狼。”这番平和的话语背后展现的容忍与宽厚，平息了众部将心中的怒火。
能容纷争 不滥征财
窝阔台大汗去世后，他的六皇后乃马真后称制，导致帝国法纪混乱，常常发生宗王贵族滥发牌符征敛财物的事。唯有唆鲁禾帖尼严厉规定自己的四个儿子不能滥征，对违反法纪的军官严加惩处。因此在唆鲁禾帖尼领地内的百姓，要比其它蒙古宗王领地内的百姓，处境要好很多。
唆鲁禾帖尼依靠自己的才智和宽厚，默默地均衡着窝阔台和宗亲、将领之间的关系，这就是她宽厚的胸怀。这位奇异且又平凡的女子，她的心里能容下草原各部的纠缠和纷争，她用细腻的心智化解着来自帝国权力中心的挑衅、争斗和猜忌。也正是唆鲁禾帖尼顾全大局的度量和胸怀，使她的四个儿子均成为蒙元时期的巅峰人物。
果断化解 混乱危机
窝阔台死后，乃马真后欲立长子贵由为大汗，而成吉思汗长子术赤之子拔都与贵由不和，不肯参加忽里勒台选汗大会，各路宗王也觊觎空悬的汗位，此时此刻，蒙古帝国面临着内战和混乱的危险。为了消除帝国可能发生的动荡，唆鲁禾帖尼亲率四子首先参加选汗大会，拥立贵由登基。
她的决定令一向敌视她的乃马真后、贵由非常地震惊。唆鲁禾帖尼的风范和气度，在选汗大会上化解了乃马真后长久的嫉恨和敌视。唆鲁禾帖尼敢力撑处处防范拖雷四子的贵由为大汗，她的决绝和果断很快就安定了帝国的混乱，也有力地震慑了为夺汗位，领兵争位的蒙古宗王掀起的嚣张气焰。所以后世多赞唆鲁禾帖尼“极为聪慧能干，高出举世妇人之上”。
合上史册，随着驰骋的神思回到蒙古湛蓝的天空，俯瞰巍峨的高山，青翠的草原，蜿蜒的河流，这些在蒙古的土地上，自然溶入蒙古人的生命底色，有坚韧、宽厚的胸襟，也有细腻、柔和的温情。每当狂风暴雨过后，山更显出它的巍峨，草原会更显出它的辽阔。这同样也像是唆鲁禾帖尼的生命底色，这位受蒙古尊崇的“四帝之母”，随着变幻的风云，如今已深深沉淀出她的精彩。
2015年9月27日星期日
蒙古国师哲布尊丹巴传记在印度出版
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觉囊福利协会”，近日为蒙古国师第九世哲布尊丹巴江白南卓法王的传记《知足与谨慎的人生》(暂译)举行了发布仪式。
“西藏觉囊福利协会”于7月5日当天，为蒙古国师、藏传佛教觉囊派第九世哲布尊丹巴江白南卓法王的生平传记《知足与谨慎的人生》，举行了发布仪式。
主要嘉宾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为这本传记进行了揭幕后，指出虽然自己对哲布尊丹巴仁波切的一生了解甚少，但在流亡社区中流传着仁波切戒律清净、坚守出离世间的清苦生活的美誉。而自己担任西藏人民议会议长一职后，曾与同僚拜见过仁波切，当时仁波切贵体已欠佳，只能通过书面方面进行交流，深感遗憾。
边巴次仁表示，哲布尊丹巴仁波切贵为蒙古国师，但因该国的政治因素，仁波切长期在外，直到2012年才能够再度踏上蒙古国土。其间一些信仰“凶天”的人士，引诱蒙古佛教信众，迫使大批信众脱离正法，如果哲布尊丹巴仁波切当时能够同蒙古国信众在一起，“凶天”组织的伎俩，就不会得逞。
边巴次仁也在发布仪式上祈愿仁波切能够尽快转世，再次让蒙古国佛教信众闻得正法。
《知足与谨慎的人生》一书的作者，藏传佛教觉囊派高僧、堪布比日惹尔多杰，曾特别前往哲布尊丹巴仁波切的诞生地进行朝拜，并参考了70多部相关资料，采访了无数相关人士。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说：(录音)1998年哲布尊丹巴仁波切亲自将20多页的笔记等资料交给我，要我来撰写仁波切的传记，但是其间遇到很多的障碍，一直没有完成。2010年至2011年自己曾两次前来拜见仁波切，进行了深入详细的采访，2012年仁波切前往蒙古国时，计划能够再次进行采访，但未能如愿，随后仁波切圆寂，非常痛心。”
堪布比日惹尔多杰表示，自己未能于仁波切在世时，完成这本传记的撰写，这是自己至今最遗憾的事情，但传记最终顺利出版，也让自己感到欣慰。
“西藏觉囊福利协会”于7月5日当天，为蒙古国师、藏传佛教觉囊派第九世哲布尊丹巴江白南卓法王的生平传记《知足与谨慎的人生》，举行了发布仪式。
主要嘉宾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为这本传记进行了揭幕后，指出虽然自己对哲布尊丹巴仁波切的一生了解甚少，但在流亡社区中流传着仁波切戒律清净、坚守出离世间的清苦生活的美誉。而自己担任西藏人民议会议长一职后，曾与同僚拜见过仁波切，当时仁波切贵体已欠佳，只能通过书面方面进行交流，深感遗憾。
边巴次仁表示，哲布尊丹巴仁波切贵为蒙古国师，但因该国的政治因素，仁波切长期在外，直到2012年才能够再度踏上蒙古国土。其间一些信仰“凶天”的人士，引诱蒙古佛教信众，迫使大批信众脱离正法，如果哲布尊丹巴仁波切当时能够同蒙古国信众在一起，“凶天”组织的伎俩，就不会得逞。
边巴次仁也在发布仪式上祈愿仁波切能够尽快转世，再次让蒙古国佛教信众闻得正法。
《知足与谨慎的人生》一书的作者，藏传佛教觉囊派高僧、堪布比日惹尔多杰，曾特别前往哲布尊丹巴仁波切的诞生地进行朝拜，并参考了70多部相关资料，采访了无数相关人士。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说：(录音)1998年哲布尊丹巴仁波切亲自将20多页的笔记等资料交给我，要我来撰写仁波切的传记，但是其间遇到很多的障碍，一直没有完成。2010年至2011年自己曾两次前来拜见仁波切，进行了深入详细的采访，2012年仁波切前往蒙古国时，计划能够再次进行采访，但未能如愿，随后仁波切圆寂，非常痛心。”
堪布比日惹尔多杰表示，自己未能于仁波切在世时，完成这本传记的撰写，这是自己至今最遗憾的事情，但传记最终顺利出版，也让自己感到欣慰。
藏传佛教改变了对蒙古 改写了世界历史
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藏传佛教对人类文明产生的作用中，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就是改变了蒙古人的民族性格，从而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
成吉思汗的民族性格与宗教精神
公元13世纪上半期，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征服了欧亚地区，建立了以蒙古为中心、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帝国，展现出一种罕见的民族精神和独特的宗教精神。如果后来的蒙古人继续发扬这种征服性的民族宗教精神，那么世界历史将会改写。
不难断定，在成吉思汗时代，蒙古人的民族精神与其宗教精神是密切相关的。他们的宗教信仰底色是自然宗教和萨满教的组合，确切地说，是沉淀了自然宗教的萨满教。蒙古人对大自然神秘力量怀有崇高的敬畏和崇拜，因此，天神崇拜在他们的信仰体系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
成吉思汗就出生在一个笃信萨满教的蒙古部族家庭。他秉承家庭的熏陶，自然也随信了萨满教。成吉思汗是对铁木真的尊称，其中，“成吉思”是“大海”的意思，“汗”是帝王、皇帝的意思，“成吉思汗”合意为“拥有海洋四方的大酋长”。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人，具有如下四大民族精神：
一是浓厚的乞颜部落精神。铁木真家族可追溯到乞颜部落。乞颜部落勇敢强悍，不屈不挠，一往无前;不相信命运的摆布，尊重人的创造性，相信依靠人的能力能够战胜命运;具有重视信誉、互相尊重、协商合作的意识。
二是追求智慧、勤奋好学的精神。成吉思汗认为，智慧比感情更加重要，更能引导人走向成功;智慧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培养的;智慧能够领悟万物之理，也能认识自我，能够克服表面性和片面性。
三是至诚为本的道德观。成吉思汗把对忠诚的要求看成是获得上天保佑的前提条件。诚实要求人们说真话，不掩盖事实真相，对自己道德自律的至诚，信任他人，排除猜忌和怀疑，不能有二心。
四是信仰多元、兼收并蓄的文化宽容精神。成吉思汗是一位多元宗教信仰者。他倡导博收广纳、兼容并蓄的宗教政策。他曾经训令，一切宗教都应受到尊重，不得偏爱某种宗教，对各种教士都应恭敬对待。1206年，成吉思汗颁布了大蒙古国根本大法《成吉思汗法典》。其中第八条指出：“尊重任何一种宗教信仰，任何一种宗教都不得享有特权。每个人都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并责令后人不得更改其宗教政策。历史上，除蒙古本民族的原始信仰萨满教之外，基督教、摩尼教、伊斯兰教、佛教以及道家、儒家思想等都曾相继涌入蒙古社会。成吉思汗提倡的这种“兼容并包”的宗教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被征服者的反抗情绪，对蒙古贵族得天下、治天下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蒙古人接受藏传佛教的后果
蒙古人信仰多元的特点，是其接纳藏传佛教的重要前提条件。
藏传佛教是蒙古人“请”来的外来宗教。蒙古社会从奴隶社会转化为封建社会，萨满教已不能满足社会发展需要。蒙古人在东征西战中见识过更高级的宗教文明，于是蒙古人的领袖们开始考虑重新选择宗教。在众多宗教中，蒙古人的领袖们对藏传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240年，窝阔台三子阔端在进军藏地时，引入藏传佛教。1260年，忽必烈封红教上层喇嘛八思巴为国师。此后，藏传佛教开始在蒙古地区传播。
由于元朝统治时期，藏传佛教一直是以宫廷贵族信仰为主的宗教，未能在广大蒙古民众中扎下根基，藏传佛教随着元朝政权统治的瓦解而逐渐消失。
明末清初，藏传佛教再度传入蒙古社会，蒙古统治者的政策有所改变。1578年，土默特部阿勒坦汗皈依藏传佛教后，宣布萨满教为非法。于是该地萨满教只好转入民间，进行秘密活动。16世纪末，占据青海的阿勒坦汗引入藏传佛教格鲁派，迎来了宗喀巴的大弟子第三世达赖到蒙古传法。1640年，以俺答汗为首的蒙古族领袖们宣布藏传佛教为“国教”。
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广泛传播，历经几个世纪，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对蒙古民众产生了深远影响。政治上，蒙古封建主以藏传佛教为思想武器，巩固了寺庙的地位，树立了高级喇嘛们的威信，赋予了喇嘛各种特权。这就使寺庙和喇嘛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逐渐参与并左右蒙古的政治。
为表现对藏传佛教的虔诚，蒙古封建主们还争相把自己的土地、牲畜、金银财宝和属民施舍给寺庙，并规定免除喇嘛们的兵役、赋税和其他封建差役。于是，寺庙占有越来越多的土地、牲畜和属民，逐渐形成了新的封建领地。
此外，蒙古人的生老病死，嫁娶节日无不由喇嘛念经“卜凶问吉”和“解脱超度”。蒙古贫苦牧民含辛菇苦，节衣缩食，把一生劳动所得的大部分供奉给寺庙，以表示自己对“布尔红”(菩萨)的虔诚，希望由此得到神明的保佐，能够超度苦海，死后升入天国，来世会有幸福。
上述影响的综合性社会效果，消弭了蒙古人的扩张性。
藏传佛教改变蒙古民族性格的世界影响
在蒙古民族实现从马背上征服天下的民族精神向下马治理天下的转变过程中，藏传佛教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如果不是藏传佛教，蒙古人的民族性格不会由外向征服型转向为内敛臣服型。
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人是能征好战的马背上的民族，是草原上征服周边世界、争取最大地盘的英雄的民族，充满战斗精神。当蒙古上层社会和底层社会都皈依藏传佛教后，就意味着藏传佛教入主蒙古民族精神，使得蒙古人的民族性格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马背上那种扩张、征服等外向型精神，逐渐转化为崇文、内求极乐等内向型精神。
笔者到欧洲进行访问时发现，欧洲人至今仍对成吉思汗剽悍的民族性格心有余悸。可以想象，如果后来的蒙古人还将承继并延续成吉思汗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那么将有可能征服全世界，就像有些极端民族主义者想象的那样，全世界没有一片土地不是蒙古人(统治)的土地，“哪里有人烟哪里就可能被蒙古人(征服)”。
总之，藏传佛教涵化了蒙古民族，改写了世界历史。民族与宗教的这种特殊互动关系，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蒙古人在政治军事上征服了包括西藏等地的广大地区。另一方面，后来蒙古族接受藏传佛教的涵化，反过来又扩大了藏传佛教的传播范围。最为奇妙的是，藏传佛教使得马背上的民族变得“顺服”，从而改变了蒙古人向外扩张的民族性格，进而深度地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足见，藏传佛教对蒙古人乃至世界历史的影响不可低估。
成吉思汗的民族性格与宗教精神
公元13世纪上半期，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征服了欧亚地区，建立了以蒙古为中心、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帝国，展现出一种罕见的民族精神和独特的宗教精神。如果后来的蒙古人继续发扬这种征服性的民族宗教精神，那么世界历史将会改写。
不难断定，在成吉思汗时代，蒙古人的民族精神与其宗教精神是密切相关的。他们的宗教信仰底色是自然宗教和萨满教的组合，确切地说，是沉淀了自然宗教的萨满教。蒙古人对大自然神秘力量怀有崇高的敬畏和崇拜，因此，天神崇拜在他们的信仰体系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
成吉思汗就出生在一个笃信萨满教的蒙古部族家庭。他秉承家庭的熏陶，自然也随信了萨满教。成吉思汗是对铁木真的尊称，其中，“成吉思”是“大海”的意思，“汗”是帝王、皇帝的意思，“成吉思汗”合意为“拥有海洋四方的大酋长”。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人，具有如下四大民族精神：
一是浓厚的乞颜部落精神。铁木真家族可追溯到乞颜部落。乞颜部落勇敢强悍，不屈不挠，一往无前;不相信命运的摆布，尊重人的创造性，相信依靠人的能力能够战胜命运;具有重视信誉、互相尊重、协商合作的意识。
二是追求智慧、勤奋好学的精神。成吉思汗认为，智慧比感情更加重要，更能引导人走向成功;智慧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培养的;智慧能够领悟万物之理，也能认识自我，能够克服表面性和片面性。
三是至诚为本的道德观。成吉思汗把对忠诚的要求看成是获得上天保佑的前提条件。诚实要求人们说真话，不掩盖事实真相，对自己道德自律的至诚，信任他人，排除猜忌和怀疑，不能有二心。
四是信仰多元、兼收并蓄的文化宽容精神。成吉思汗是一位多元宗教信仰者。他倡导博收广纳、兼容并蓄的宗教政策。他曾经训令，一切宗教都应受到尊重，不得偏爱某种宗教，对各种教士都应恭敬对待。1206年，成吉思汗颁布了大蒙古国根本大法《成吉思汗法典》。其中第八条指出：“尊重任何一种宗教信仰，任何一种宗教都不得享有特权。每个人都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并责令后人不得更改其宗教政策。历史上，除蒙古本民族的原始信仰萨满教之外，基督教、摩尼教、伊斯兰教、佛教以及道家、儒家思想等都曾相继涌入蒙古社会。成吉思汗提倡的这种“兼容并包”的宗教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被征服者的反抗情绪，对蒙古贵族得天下、治天下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蒙古人接受藏传佛教的后果
蒙古人信仰多元的特点，是其接纳藏传佛教的重要前提条件。
藏传佛教是蒙古人“请”来的外来宗教。蒙古社会从奴隶社会转化为封建社会，萨满教已不能满足社会发展需要。蒙古人在东征西战中见识过更高级的宗教文明，于是蒙古人的领袖们开始考虑重新选择宗教。在众多宗教中，蒙古人的领袖们对藏传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240年，窝阔台三子阔端在进军藏地时，引入藏传佛教。1260年，忽必烈封红教上层喇嘛八思巴为国师。此后，藏传佛教开始在蒙古地区传播。
由于元朝统治时期，藏传佛教一直是以宫廷贵族信仰为主的宗教，未能在广大蒙古民众中扎下根基，藏传佛教随着元朝政权统治的瓦解而逐渐消失。
明末清初，藏传佛教再度传入蒙古社会，蒙古统治者的政策有所改变。1578年，土默特部阿勒坦汗皈依藏传佛教后，宣布萨满教为非法。于是该地萨满教只好转入民间，进行秘密活动。16世纪末，占据青海的阿勒坦汗引入藏传佛教格鲁派，迎来了宗喀巴的大弟子第三世达赖到蒙古传法。1640年，以俺答汗为首的蒙古族领袖们宣布藏传佛教为“国教”。
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广泛传播，历经几个世纪，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对蒙古民众产生了深远影响。政治上，蒙古封建主以藏传佛教为思想武器，巩固了寺庙的地位，树立了高级喇嘛们的威信，赋予了喇嘛各种特权。这就使寺庙和喇嘛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逐渐参与并左右蒙古的政治。
为表现对藏传佛教的虔诚，蒙古封建主们还争相把自己的土地、牲畜、金银财宝和属民施舍给寺庙，并规定免除喇嘛们的兵役、赋税和其他封建差役。于是，寺庙占有越来越多的土地、牲畜和属民，逐渐形成了新的封建领地。
此外，蒙古人的生老病死，嫁娶节日无不由喇嘛念经“卜凶问吉”和“解脱超度”。蒙古贫苦牧民含辛菇苦，节衣缩食，把一生劳动所得的大部分供奉给寺庙，以表示自己对“布尔红”(菩萨)的虔诚，希望由此得到神明的保佐，能够超度苦海，死后升入天国，来世会有幸福。
上述影响的综合性社会效果，消弭了蒙古人的扩张性。
藏传佛教改变蒙古民族性格的世界影响
在蒙古民族实现从马背上征服天下的民族精神向下马治理天下的转变过程中，藏传佛教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如果不是藏传佛教，蒙古人的民族性格不会由外向征服型转向为内敛臣服型。
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人是能征好战的马背上的民族，是草原上征服周边世界、争取最大地盘的英雄的民族，充满战斗精神。当蒙古上层社会和底层社会都皈依藏传佛教后，就意味着藏传佛教入主蒙古民族精神，使得蒙古人的民族性格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马背上那种扩张、征服等外向型精神，逐渐转化为崇文、内求极乐等内向型精神。
笔者到欧洲进行访问时发现，欧洲人至今仍对成吉思汗剽悍的民族性格心有余悸。可以想象，如果后来的蒙古人还将承继并延续成吉思汗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那么将有可能征服全世界，就像有些极端民族主义者想象的那样，全世界没有一片土地不是蒙古人(统治)的土地，“哪里有人烟哪里就可能被蒙古人(征服)”。
总之，藏传佛教涵化了蒙古民族，改写了世界历史。民族与宗教的这种特殊互动关系，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蒙古人在政治军事上征服了包括西藏等地的广大地区。另一方面，后来蒙古族接受藏传佛教的涵化，反过来又扩大了藏传佛教的传播范围。最为奇妙的是，藏传佛教使得马背上的民族变得“顺服”，从而改变了蒙古人向外扩张的民族性格，进而深度地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足见，藏传佛教对蒙古人乃至世界历史的影响不可低估。
哈达：我们永远不变的立场 ——原住民
众所周知，一九二二年中共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其党章里明确提出了承认蒙、藏、维（原住民）等民族的自决权，一直到一九三五年发表《35宣言》，他们没有改变其承诺。他们没有改变承诺的原因有三。一是，自己的实力薄弱，还没有夺取全国政权；二是，是列宁主义的政党，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三，更重要的是，中共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蒙、藏、维是自古以来繁衍生息在自己领土上的原住民，他们不但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而且都建立过自己的独立国家。蒙、藏、维都是各自脚下那片领土的真正主人——原住民，虽然他们现在正在抗击汉族军阀们的侵略、征服，但他们完全拥有建立自己独立国家的权利。虽然后来中共变得强大一些以后完全食掉自己承诺，但是他们最后还是允许建立“自治区”（虽然是假的）本身与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蒙古族——原住民是这片领土的当然的主人的地位是分不开的。
殖民当局——汉族统治者们长期以来一直企图剥夺蒙、藏、维民族拥有的某些特权而还没有做到的唯一原因就是这些民族都属于原住民而绝不是盲流所致。殖民当局培养的研究民族问题的御用学者们企图把民族问题歪曲成为盲流问题——移民问题，其真正目的是把原住民——蒙古族作为盲流来对待，从而对他们进行残酷的同化，最终断绝他们未来建立独立国家的道路。
哪个南蒙古人如果放弃了独立建国的目标，那他就等于放弃了蒙古民族——原住民——主人的地位和权利，把自己民族降低成为盲流——外来移民。这是出卖背叛本民族利益的赤裸裸的犯罪行径。“原住民”这个神圣的地位是我们的祖先用自己的鲜血挣来并流传给我们的，现代国际法也承认并保护我们的这个地位和权利。假如我们放弃了原住民的地位就等于承认了汉人的殖民统治，成为他们的世世代代的奴隶，而且会很快就被彻底灭绝的。
我们是蒙古高原南半部的永远的主人——原住民，我们绝不是外来移民——盲流。我们永远不放弃主人——原住民的地位，这是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改变的立场。如果我们自己不否定、放弃，任何人都无法否定和剥夺我们这个地位——原住民。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含糊。这真正是我们最切身的，最长远的战略性的利益。如果我们不放弃神圣不可侵犯的原住民权利，会有一天实现独立建国的梦想。赶快醒悟吧！误入歧途 的人们。殖民当局——共产党正在逐步实践那些御用学者们的反动谬论，但是由于担心发生大规模的民族冲突或骚乱而导致全国性的政治危机，而且也恐惧在全世界进一步丢脸。所以他们还多少有些犹豫和收敛。但是那些生活在海外的所谓中国“民主派”却无所顾虑，毫无余力地全面实践这个谬论。具体的说，他们根本不承认蒙古民族是这片领土的主人——原住民。他们的心目中根本没有蒙古民族这个群体，而只有几千万汉族盲流中的每一个成员一样的个体而已。所以他们恬不知耻地宣称在毫不触及几千万盲流的前提下，给每一个公民一张选票的权利，谁的选票多就谁掌权。众所周知，北伐军占领北京后定居在北京的蒙古族人民聚会敦促白崇禧保障内蒙的自治权时，他大声叱责道：现在是民主时代了，我们只追求个人的平等权利，而不追求民族间的平等权利。虽然我本人是回族，但我不顾回族的权利。民主派们的主张与白崇禧的说法有何区别呢？如果将来真的这样做，蒙古族——原住民的一切权利不被剥夺光吗？原住民——蒙古民族还能存在下去吗？到那时蒙古人与几千万盲流表面上“互利共存，平等双赢”（席海明语），而实际上成为盲流们的奴隶，将很快被彻底灭绝。原来席海明及其追随者们的主张是汉族“民主派”的主张的翻版。正因如此，席海明得到他们的高度赞扬，结交许多汉族朋友，成了他们中的名人。不瞒说，这是出卖民族根本利益的罪恶行径。席海明在荷兰海牙召开的第二届中国之路国际研讨会上（2015.8.17-18）再一次毫无羞耻地宣讲了自己的主张。席平常总是宣称自己一生为了蒙古民族奋斗所付出的代价比谁都高。可是，这样的一个人却把原住民——自己民族的权利，利益统统踩在脚下，而把盲流——侵略者、殖民者、掠夺者、屠夫们的权益放到如此高的地位，对此我难以想象和理解。谁敢说他们之间没有秘密交易呢？！
我认为，南蒙古未来进入什么时代，不管建立什么国家，若不先解决几千万汉族盲流的问题，那么我们可选择的道路就是整个民族被很快就彻底灭绝（现在已被同化一半了）。我们绝不选择灭绝民族的道路，因此，我们将要的就是南蒙古的自由和独立！对原住民来说，必须先建立起自己的独立国家，然后用和平方式合理解决盲流问题。只有这样，原住民才能获得自己的自由平等和人权。用和平的方式合理的解决盲流问题不属于践踏人权的行为，而是属于反对民族压迫，结束殖民秩序的正义事业。
殖民当局——汉族统治者们长期以来一直企图剥夺蒙、藏、维民族拥有的某些特权而还没有做到的唯一原因就是这些民族都属于原住民而绝不是盲流所致。殖民当局培养的研究民族问题的御用学者们企图把民族问题歪曲成为盲流问题——移民问题，其真正目的是把原住民——蒙古族作为盲流来对待，从而对他们进行残酷的同化，最终断绝他们未来建立独立国家的道路。
哪个南蒙古人如果放弃了独立建国的目标，那他就等于放弃了蒙古民族——原住民——主人的地位和权利，把自己民族降低成为盲流——外来移民。这是出卖背叛本民族利益的赤裸裸的犯罪行径。“原住民”这个神圣的地位是我们的祖先用自己的鲜血挣来并流传给我们的，现代国际法也承认并保护我们的这个地位和权利。假如我们放弃了原住民的地位就等于承认了汉人的殖民统治，成为他们的世世代代的奴隶，而且会很快就被彻底灭绝的。
我们是蒙古高原南半部的永远的主人——原住民，我们绝不是外来移民——盲流。我们永远不放弃主人——原住民的地位，这是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改变的立场。如果我们自己不否定、放弃，任何人都无法否定和剥夺我们这个地位——原住民。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含糊。这真正是我们最切身的，最长远的战略性的利益。如果我们不放弃神圣不可侵犯的原住民权利，会有一天实现独立建国的梦想。赶快醒悟吧！误入歧途 的人们。殖民当局——共产党正在逐步实践那些御用学者们的反动谬论，但是由于担心发生大规模的民族冲突或骚乱而导致全国性的政治危机，而且也恐惧在全世界进一步丢脸。所以他们还多少有些犹豫和收敛。但是那些生活在海外的所谓中国“民主派”却无所顾虑，毫无余力地全面实践这个谬论。具体的说，他们根本不承认蒙古民族是这片领土的主人——原住民。他们的心目中根本没有蒙古民族这个群体，而只有几千万汉族盲流中的每一个成员一样的个体而已。所以他们恬不知耻地宣称在毫不触及几千万盲流的前提下，给每一个公民一张选票的权利，谁的选票多就谁掌权。众所周知，北伐军占领北京后定居在北京的蒙古族人民聚会敦促白崇禧保障内蒙的自治权时，他大声叱责道：现在是民主时代了，我们只追求个人的平等权利，而不追求民族间的平等权利。虽然我本人是回族，但我不顾回族的权利。民主派们的主张与白崇禧的说法有何区别呢？如果将来真的这样做，蒙古族——原住民的一切权利不被剥夺光吗？原住民——蒙古民族还能存在下去吗？到那时蒙古人与几千万盲流表面上“互利共存，平等双赢”（席海明语），而实际上成为盲流们的奴隶，将很快被彻底灭绝。原来席海明及其追随者们的主张是汉族“民主派”的主张的翻版。正因如此，席海明得到他们的高度赞扬，结交许多汉族朋友，成了他们中的名人。不瞒说，这是出卖民族根本利益的罪恶行径。席海明在荷兰海牙召开的第二届中国之路国际研讨会上（2015.8.17-18）再一次毫无羞耻地宣讲了自己的主张。席平常总是宣称自己一生为了蒙古民族奋斗所付出的代价比谁都高。可是，这样的一个人却把原住民——自己民族的权利，利益统统踩在脚下，而把盲流——侵略者、殖民者、掠夺者、屠夫们的权益放到如此高的地位，对此我难以想象和理解。谁敢说他们之间没有秘密交易呢？！
我认为，南蒙古未来进入什么时代，不管建立什么国家，若不先解决几千万汉族盲流的问题，那么我们可选择的道路就是整个民族被很快就彻底灭绝（现在已被同化一半了）。我们绝不选择灭绝民族的道路，因此，我们将要的就是南蒙古的自由和独立！对原住民来说，必须先建立起自己的独立国家，然后用和平方式合理解决盲流问题。只有这样，原住民才能获得自己的自由平等和人权。用和平的方式合理的解决盲流问题不属于践踏人权的行为，而是属于反对民族压迫，结束殖民秩序的正义事业。
2015年9月26日星期六
蒙古人从来就不过中秋，不吃月饼，这些都源于于“八月十五杀鞑子”
汉人在卖的面饼里夹上一个纸条，号召汉人八月十五这天一起动手杀鞑子。让汉人吃饼时看见这个纸条。因为当时蒙古人是从来不吃月饼，所以也就没有发觉月饼里的枝条。这办法果然不错，把号召起义的消息传遍四面八方，许多得到消息的人家都按时动手杀了鞑子。此事酿成起义，终于推翻了蒙古统治者。
后来，人们便在八月十五这天吃月饼表示纪念。（黄叶《八月十五吃月饼的来历》，收黄泊沧编《节日的传说》）
上述这个故事来基本上可以代表“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主流叙述。“八月十五杀鞑子”，又称“月圆杀鞑”。“鞑子”这个词源出“鞑靼”，原为北方游牧民族的一支，隋唐崛起，与契丹及蒙古族争雄，后为成吉思汗征服，宋元人泛称蒙古各部为鞑靼，明人也以此称呼元亡后的蒙古人，而“鞑子”则是近代以来汉人对蒙古人和满洲人的统称。
传统上被汉人视为异族统治者的鞑靼人
“八月十五杀鞑子”的故事在清朝诞生后，逐渐衍化出很多不同细节差异的版本。诸如有的说预谋时间在中秋之前，到中秋前夕举义，有的则说策划时间在中秋节、到除夕时起事；直到民国以后，人们一提到中秋节，谈起吃月饼，都会想起元朝末年八月十五的汉人起义。
蒙古人从来对“中秋”说不
如今在网络上，我们还经常可以看到这种说法：“蒙古人是不过中秋的，因为中秋和月饼是纪念朱元璋起义联络杀蒙古人的信号。”而且言之凿凿，令人半信半疑。“八月十五杀鞑子”究竟是虚构传说还是历史事实？要弄清这些问题，还得从故事诞生的时刻说起。
“八月十五杀鞑子”
“月圆杀鞑”的故事雏形，最早可能见于元初人徐大焯的《烬馀录》，值得注意的是，徐氏虽是宋末元初的遗民，但他这本《烬馀录》一直秘藏到清朝光绪年间方才刊印流通，所以可以推测这个故事大概到清末才从坊间口传而出，并由不同地区的民间文艺家记录下来，衍生出大同小异的流传版本，并逐渐固化成为汉人抗蒙的集体记忆。
那么一个普通的汉人反蒙故事，为何能在清末如此流行，乃至成为后来中秋节吃月饼的民俗起源？
这当然和清末“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政治宣传密切相关。当时的反清会党和革命志士为了推翻满族人的统治，不惜利用同为异族统治的蒙古鞑靼作为靶子，大肆编撰、传播元末蒙古人欺压汉人、汉人奋起抗蒙的故事，实则指桑骂槐、影射清朝、宣传革命。
久而久之，杜撰的传说终于沉淀为汉民族的历史记忆，变成后世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并复制为蒙文抄本。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为推翻清政府甚至直接模仿满人口吻伪造文献，例如《灭汉种策》。
蒙古族不过中秋节？
1949年后，继续沿用“杀鞑子”这种有伤民族感情的说法未免不合时宜，因此在各类出版物中，“杀鞑子”这个词慢慢消失，同时像“起义革命”、“恢复大汉江山”这样的说法也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所谓反映民族平等、马列主义的理念和词汇，因此故事的主题也从汉人反对蒙古贵族统治的起义变成了民众反抗蒙古奴隶主阶级压迫的斗争。
中国改革开放后，政治“左倾”的阶级斗争理念得到清理，此后的出版物在涉及这一故事时的意识形态话语就减少许多，例如1992年出版的《中华民俗源流集成·节日岁时卷》如此写道：
中秋节传到元朝末年。元朝统治者，对老百姓实行残暴统治，那时，每十家人只能共享一把菜刀，还派一个蒙古族人监视，以防人们起来造反。众百姓切齿痛恨极了，就利用过中秋节的机会，将造反时间、暗号写成字条，夹在月饼里，馈赠传递。大家知道了这回事，到八月十五晚上，爆竹一响，家家一齐动手，将那些元朝统治者杀了。不久，元朝被朱元璋率领明朝军队打败了，元朝也就垮台了。
由此可见，从晚清到现在，“八月十五杀鞑子”的故事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会被不同的话语和方式叙述，而我们对于中秋节吃月饼的民俗起源认知也就在这个过程中被建构起来。
蒙古人所以从来就不过中秋，不吃月饼，这些都源于于“八月十五杀鞑子”。
内蒙古牧民连日请愿巡视组 遭警方驱赶、阻拦
内蒙古巴音淖尔盟乌拉特中旗的新忽热苏木苏龙格图等村数十位牧民代表，星期五集体前往旗政府所在地海流图镇请愿，并在内蒙古巡视组驻地门前举牌抗议，要求上级单位彻查当地政府利用职权侵占牧民草场；开矿污染环境，致牛羊死亡却至今不予赔偿；以及贫困牧民，得不到扶贫款等多年上访无果的问题。但牧民代表当天却遭到旗公安局人员的阻拦和驱赶。
星期六上午，再有牧民计划前往内蒙巡视组驻乌拉特中旗的办公室外打横幅抗议，却又遭到警方阻拦。牧民们最终只能将上访材料投入巡视组的信息收集箱，再等答复。
星期六上午，再有牧民计划前往内蒙巡视组驻乌拉特中旗的办公室外打横幅抗议，却又遭到警方阻拦。牧民们最终只能将上访材料投入巡视组的信息收集箱，再等答复。
内蒙古乌拉特中旗牧民连续两天向巡视组请愿被驱赶 - RFA
内蒙古巴音淖尔盟乌拉特中旗多个乡镇的村民，星期五及星期六到旗政府所在地向内蒙古巡视组递交请愿材料，遭到当地公安驱赶。牧民表示，他们格自的诉求，因长期得不到解决，这次期待巡视组出面，帮助他们度过难关，但没有想到被公安阻止。不过，他们最终还是将上访信投到巡视组的信息收集箱。
星期五上午，内蒙古巴音淖尔盟乌拉特中旗的新忽热苏木苏龙格图等村的数十位牧民代表集体到旗政府所在地海流图镇请愿，他们首先到内蒙古巡视组驻地门前，举牌要求上级部门彻查当地基层干部利用职权侵占牧民草场；开矿污染环境，导致牛羊死亡至今不肯赔偿以及真正贫困的牧民，得不到扶贫款等问题的真正原因，但遭到旗公安人员阻拦及驱赶。长期关注牧民维权的内蒙维权人士新娜星期五告诉本台：“今天上午十点，苏木（镇）噶查（村）的牧民在内蒙巡视组门前举牌抗议，公安局的就拦住他们，再继续维权吧，因为他们内蒙古巡视组要到10月中旬才离开当地”。
新忽热苏木（镇）一位请愿的牧民当天告诉记者，他们在巡视组门前拉起横幅：“我们是在巡视组门前，打出的横幅是‘帐目公开’，‘严惩腐败’，‘还我草场’，我们牧民的房屋倒塌，他们也不管。后来开了一个‘十个全覆盖’工程，每天全旗忙着扫大街，我们牧民的房屋倒塌，他们也不管”。
苏龙格图嘎查（村）村民巴特尔对记者说，他家的房屋被毁坏，没有人理会：“我的房屋塌了以后，我上报了以后，他们没有给我解决，麻烦您帮我向上反映一下”。
一位牧民周六对记者说，政府未给他们扶贫款：“牧民的草场也丢了，扶贫款也不给，还有风力发电机”。
本周六上午，再有牧民打算到内蒙巡视组驻乌拉特中旗办公室外打横幅，又遭便衣阻拦。新娜说：“刚才牧民告诉我说，今天上午他们再去巡视组门前想打横幅抗议，结果门前站着一堆警察”。
“十个全覆盖”，是指“反腐倡廉建设十个全覆盖”，包括财政资金和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监督检查全覆盖；腐败风险排查预警化解全覆盖；省市县三级电子政务和电子监察全覆盖及省市县三级国库集中收付全覆盖等，而在内蒙地区，“十个全覆盖”主要解决农牧民的危房改造问题，解决农牧区特困户、低保户、贫困残疾户的住房问题。
新娜说：“十个全覆盖是内蒙古书记王君来了以后搞的，实际上这个政策倾斜农村的力度不大。牧民巴特尔的危房，到现在都无人理，所以说全覆盖也是空的。至少乌拉特的牧民没有见到好处”。
新娜还表示，巡视组到当地后，地方干部想方设法阻止牧民与他们接触：“巡视组来了以后，他们苏木（乡镇）领导、嘎查（村）领导阻碍部门，后来巡视组发现这个问题后，与地方干部发生了纠纷，批评了他们，所以牧民才得以递上材料。现在巡视组门口有两箱子，一为白色，一为绿色。牧民们就往白箱子内投信，听牧民说，绿色箱子的钥匙，旗政府官员也有，地方截访。材料总算递上去了”。
据牧民称，最近数日，在巡视组门前，每天有不少便衣人员徘徊，试图阻止牧民上访。
特约记者乔龙/责编：何平
星期五上午，内蒙古巴音淖尔盟乌拉特中旗的新忽热苏木苏龙格图等村的数十位牧民代表集体到旗政府所在地海流图镇请愿，他们首先到内蒙古巡视组驻地门前，举牌要求上级部门彻查当地基层干部利用职权侵占牧民草场；开矿污染环境，导致牛羊死亡至今不肯赔偿以及真正贫困的牧民，得不到扶贫款等问题的真正原因，但遭到旗公安人员阻拦及驱赶。长期关注牧民维权的内蒙维权人士新娜星期五告诉本台：“今天上午十点，苏木（镇）噶查（村）的牧民在内蒙巡视组门前举牌抗议，公安局的就拦住他们，再继续维权吧，因为他们内蒙古巡视组要到10月中旬才离开当地”。
新忽热苏木（镇）一位请愿的牧民当天告诉记者，他们在巡视组门前拉起横幅：“我们是在巡视组门前，打出的横幅是‘帐目公开’，‘严惩腐败’，‘还我草场’，我们牧民的房屋倒塌，他们也不管。后来开了一个‘十个全覆盖’工程，每天全旗忙着扫大街，我们牧民的房屋倒塌，他们也不管”。
苏龙格图嘎查（村）村民巴特尔对记者说，他家的房屋被毁坏，没有人理会：“我的房屋塌了以后，我上报了以后，他们没有给我解决，麻烦您帮我向上反映一下”。
一位牧民周六对记者说，政府未给他们扶贫款：“牧民的草场也丢了，扶贫款也不给，还有风力发电机”。
本周六上午，再有牧民打算到内蒙巡视组驻乌拉特中旗办公室外打横幅，又遭便衣阻拦。新娜说：“刚才牧民告诉我说，今天上午他们再去巡视组门前想打横幅抗议，结果门前站着一堆警察”。
“十个全覆盖”，是指“反腐倡廉建设十个全覆盖”，包括财政资金和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监督检查全覆盖；腐败风险排查预警化解全覆盖；省市县三级电子政务和电子监察全覆盖及省市县三级国库集中收付全覆盖等，而在内蒙地区，“十个全覆盖”主要解决农牧民的危房改造问题，解决农牧区特困户、低保户、贫困残疾户的住房问题。
新娜说：“十个全覆盖是内蒙古书记王君来了以后搞的，实际上这个政策倾斜农村的力度不大。牧民巴特尔的危房，到现在都无人理，所以说全覆盖也是空的。至少乌拉特的牧民没有见到好处”。
新娜还表示，巡视组到当地后，地方干部想方设法阻止牧民与他们接触：“巡视组来了以后，他们苏木（乡镇）领导、嘎查（村）领导阻碍部门，后来巡视组发现这个问题后，与地方干部发生了纠纷，批评了他们，所以牧民才得以递上材料。现在巡视组门口有两箱子，一为白色，一为绿色。牧民们就往白箱子内投信，听牧民说，绿色箱子的钥匙，旗政府官员也有，地方截访。材料总算递上去了”。
据牧民称，最近数日，在巡视组门前，每天有不少便衣人员徘徊，试图阻止牧民上访。
特约记者乔龙/责编：何平
2015年9月24日星期四
蒙古国首条高等级公路项目给了中铁四局
蒙古国乌兰巴托—呼席格宏迪新国际机场高等级公路项目招标中，中国中铁四局中标。
乌兰巴托—呼席格宏迪新国际机场项目位于蒙古国中央省格楞县境内的呼席格宏迪，距首都乌兰巴托约50公里。该公路为蒙古国第一条高等级公路，线路起点为雅尔马格收费站，终点为呼席格宏迪国际机场相接处。设计为双向6车道高等级公路，速度为最低80公里/小时。工程施工内容主要包括路基土石方、沥青混凝土路面、桥涵、边坡防护、排水、标志标线、通信、护栏、绿化、收费站等分部分项工程。
中铁四局在2001年至2005年，还曾在蒙古国承建了第二公路那拉赫至乔伊尔段工程。该条公路通车后经过十年的运营使用，被当地政府和人民评价为蒙古国路面质量最好的公路之一，并获评为蒙古国建筑最高奖“珍珠奖”。
乌兰巴托—呼席格宏迪新国际机场项目位于蒙古国中央省格楞县境内的呼席格宏迪，距首都乌兰巴托约50公里。该公路为蒙古国第一条高等级公路，线路起点为雅尔马格收费站，终点为呼席格宏迪国际机场相接处。设计为双向6车道高等级公路，速度为最低80公里/小时。工程施工内容主要包括路基土石方、沥青混凝土路面、桥涵、边坡防护、排水、标志标线、通信、护栏、绿化、收费站等分部分项工程。
中铁四局在2001年至2005年，还曾在蒙古国承建了第二公路那拉赫至乔伊尔段工程。该条公路通车后经过十年的运营使用，被当地政府和人民评价为蒙古国路面质量最好的公路之一，并获评为蒙古国建筑最高奖“珍珠奖”。
忽必烈诞辰800年 蒙族人的共同骄傲 - 德国之声
“大蒙古国”是人类历史上连续性版图最辽阔的国家，其鼎盛时期的君主忽必烈在800年前诞生。其后人——无论生活在中国还是蒙古，都将这位蒙古大汗看作是自己的民族骄傲。
（德国之声中文网）在800年前（1215年9月23日），元世祖忽必烈降生了。他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孙子，1271年将国号从"大蒙古国"改为"大元"。"大蒙古国"从东欧延伸至朝鲜半岛，是人类历史上连续性版图最辽阔的国家。
从1271年至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建立明朝，"大元"延续的时间不足100年。而在20世纪地缘政治领域的诸多大地震下--例如清朝灭亡、苏联兴起，蒙古从中国版图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国家，并很快受到莫斯科操控、支配。
一个历史讽刺
"作为一个蒙古人，忽必烈在统治中国时想必遇到很大困难，因此他让自己成为一个中国皇帝，建立了元朝"，蒙古史学家、曾撰写多部蒙古历史主题著作的约翰·曼（John Man）对法新社说。
"这算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历史讽刺：当代中国是凭借一个来自北方的蛮夷之人，凭借的不是汉人而是蒙古人忽必烈，划下了今天刨除蒙古之外的大部分边境线。"
不过，中国将自己称为世界最古老文明之一，习惯于"拿来主义"--将一些成功的外来侵略者称为中国人。
敏感的政治话题
当今的蒙古仅有300万人口，大部分都是蒙族，而生活在中国的蒙族有将近600万。
在人类历史上，一些分裂的国家重新统一，例如东西德，一些蒙古的民族主义者也抱此幻想。然而乌兰巴托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旭日夫（D. Shurkhuu）称，该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弱势和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让一个单独的蒙古国变得不可能。
"特别是对于蒙古政界而言，这是一个政治上非常敏感的话题"，他对法新社说。
蒙古在周三（9月23日）举行了庆祝忽必烈诞辰800周年纪念活动，而很多生活在中国内蒙古的蒙族人也对当年的蒙古领袖怀着深厚感情。
鄂尔多斯的成吉思汗纪念堂
无论是在内蒙还是外蒙，蒙族人都为他们共同的辉煌历史而自豪 。蒙族导游白戈丽（Baigali）在内蒙古的成吉思汗纪念堂前说，生活在中国和蒙古的蒙古族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虽然中国的蒙族使用的是传统蒙文，而蒙古使用的是在俄文字母基础上改制而成的新蒙文。
"他们自认为高我们一等，因为他们是纯粹的蒙古人，而我们被汉化了"，白戈丽补充说。
乌兰巴托同样也有成吉思汗纪念堂，事实上，这位一代天骄的墓穴一直没被发现，仍然是历史上的一个未解之谜。
蒙族异议人士的声音
蒙古族异议人士哈达此前在中国度过了近20年铁窗生涯，他在去年12月被释放，称蒙族被中共当局边缘化，"被贬低为……一个少数民族"。
哈达和妻子于2010年短暂相聚
"这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他们（蒙古族人）是一个伟大民族的原住民"，他在总部位于美国的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发布的一篇文章上说。"贬低蒙古民族、削弱民族自信心、让他们放弃任何自决的愿望是为了中国的政治议程服务。"
北京否认其打压少数群体的指控，并表示其保障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提高了民众的生活水平。
中国的蒙族牧民不时地抗议，反对开发商和矿商占用其资源丰富的草场， 其中牧民特木尔（Tumur）在今年早些时候的抗议中自杀 ，这引起关注和蒙古一些活动人士的声援。
"内蒙古还有很多特木尔，还有很多想保护自己土地不被中国政府拿走的牧民"，乌兰巴托的活动人士朝仑道尔吉（Munkhbayar Chuluundorj ）说，他举着一张写着"我是特木尔"（Je Suis Tumur）的牌子--这是模仿巴黎《查理周刊》事件中"我是查理"（Je Suis Charlie）的口号。
朝仑道尔吉说，不可能的政治统一并不能排除文化联系，他在这里提到了祖先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是唯一的通道，因为所有海外蒙古人都以成吉思汗为骄傲，他们都想说自己是成吉思汗的子孙。"
http://www.dw.com/zh/%E5%BF%BD%E5%BF%85%E7%83%88%E8%AF%9E%E8%BE%B0800%E5%B9%B4-%E8%92%99%E6%97%8F%E4%BA%BA%E7%9A%84%E5%85%B1%E5%90%8C%E9%AA%84%E5%82%B2/a-18727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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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ublai Khan元世祖忽必烈的画像 |
从1271年至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建立明朝，"大元"延续的时间不足100年。而在20世纪地缘政治领域的诸多大地震下--例如清朝灭亡、苏联兴起，蒙古从中国版图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国家，并很快受到莫斯科操控、支配。
一个历史讽刺
"作为一个蒙古人，忽必烈在统治中国时想必遇到很大困难，因此他让自己成为一个中国皇帝，建立了元朝"，蒙古史学家、曾撰写多部蒙古历史主题著作的约翰·曼（John Man）对法新社说。
"这算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历史讽刺：当代中国是凭借一个来自北方的蛮夷之人，凭借的不是汉人而是蒙古人忽必烈，划下了今天刨除蒙古之外的大部分边境线。"
不过，中国将自己称为世界最古老文明之一，习惯于"拿来主义"--将一些成功的外来侵略者称为中国人。
敏感的政治话题
当今的蒙古仅有300万人口，大部分都是蒙族，而生活在中国的蒙族有将近600万。
在人类历史上，一些分裂的国家重新统一，例如东西德，一些蒙古的民族主义者也抱此幻想。然而乌兰巴托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旭日夫（D. Shurkhuu）称，该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弱势和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让一个单独的蒙古国变得不可能。
"特别是对于蒙古政界而言，这是一个政治上非常敏感的话题"，他对法新社说。
蒙古在周三（9月23日）举行了庆祝忽必烈诞辰800周年纪念活动，而很多生活在中国内蒙古的蒙族人也对当年的蒙古领袖怀着深厚感情。
鄂尔多斯的成吉思汗纪念堂
无论是在内蒙还是外蒙，蒙族人都为他们共同的辉煌历史而自豪 。蒙族导游白戈丽（Baigali）在内蒙古的成吉思汗纪念堂前说，生活在中国和蒙古的蒙古族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虽然中国的蒙族使用的是传统蒙文，而蒙古使用的是在俄文字母基础上改制而成的新蒙文。
"他们自认为高我们一等，因为他们是纯粹的蒙古人，而我们被汉化了"，白戈丽补充说。
乌兰巴托同样也有成吉思汗纪念堂，事实上，这位一代天骄的墓穴一直没被发现，仍然是历史上的一个未解之谜。
蒙族异议人士的声音
蒙古族异议人士哈达此前在中国度过了近20年铁窗生涯，他在去年12月被释放，称蒙族被中共当局边缘化，"被贬低为……一个少数民族"。
哈达和妻子于2010年短暂相聚
"这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他们（蒙古族人）是一个伟大民族的原住民"，他在总部位于美国的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发布的一篇文章上说。"贬低蒙古民族、削弱民族自信心、让他们放弃任何自决的愿望是为了中国的政治议程服务。"
北京否认其打压少数群体的指控，并表示其保障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提高了民众的生活水平。
中国的蒙族牧民不时地抗议，反对开发商和矿商占用其资源丰富的草场， 其中牧民特木尔（Tumur）在今年早些时候的抗议中自杀 ，这引起关注和蒙古一些活动人士的声援。
"内蒙古还有很多特木尔，还有很多想保护自己土地不被中国政府拿走的牧民"，乌兰巴托的活动人士朝仑道尔吉（Munkhbayar Chuluundorj ）说，他举着一张写着"我是特木尔"（Je Suis Tumur）的牌子--这是模仿巴黎《查理周刊》事件中"我是查理"（Je Suis Charlie）的口号。
朝仑道尔吉说，不可能的政治统一并不能排除文化联系，他在这里提到了祖先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是唯一的通道，因为所有海外蒙古人都以成吉思汗为骄傲，他们都想说自己是成吉思汗的子孙。"
http://www.dw.com/zh/%E5%BF%BD%E5%BF%85%E7%83%88%E8%AF%9E%E8%BE%B0800%E5%B9%B4-%E8%92%99%E6%97%8F%E4%BA%BA%E7%9A%84%E5%85%B1%E5%90%8C%E9%AA%84%E5%82%B2/a-18727363
2015年9月23日星期三
内蒙古独立和自治
清朝建立对内蒙古地区的统治之后，视内蒙古为自己的长城，对其上层甚为优礼。为了能后控制这个有过辉煌历史而又桀骜不驯的民族，联姻、分封和大力推行黄教就成为最有效的手段。
联姻，使得蒙古上层贵族和清朝皇族成为了“一家人”，据学者统计，有清一代，满清皇室公主下嫁蒙古王公多达32人，而蒙古贵族女子嫁入满清皇室的也很多，就皇太极一人的后妃自庶妃以上的就有6人，一家人之间即使有冲突，也可以在家里解决。分封，使得曾经拥有强大武力的蒙古贵族们，所统领的百姓和领土越分越小，对中央构不成威胁，如内蒙古原三大部被分为六盟四十九旗，外蒙古原四大部被分为八十六旗，卫拉特蒙古分为34旗，青海蒙古分为26旗。而推广黄教，则使蒙古人的好战、善战的民族特性被消磨殆尽，而人口也无法得到增长，甚至出现锐减。
但是，清朝对于内蒙古诸王公一向都是“另眼相看”，倍加宠信。在蒙古各旗当中，只有内蒙古各旗的扎萨克拥有统帅兵丁之权，并且各旗事务均由扎萨克自行处理。
相对于清朝对外蒙古的横征暴敛，对于内蒙古则是采取轻徭薄赋政策，按照清朝有关蒙古赋役的条文规定，内蒙古只需供应少量的战马、汤羊、乳酒、石青等物，虽然也要承担一些守卡、驿递等劳役，但相对负担较轻。这种轻徭薄赋的政策，在清代前期一直奉行不渝。
另外，对于天灾，清廷还进行慷慨的赈济，规定蒙古但凡遇到重大天灾，都要调拨大量的米粮、皮裘、牲畜、毡房、银两给予救济。除此之外，对于内蒙古，清廷还实行养赡制度，《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优恤〉》记载，在荒年岁月：“先察明贫乏之户，由本旗扎萨克及富户、喇嘛等抚养，不足则各旗公助牛羊。每贫台吉给牛三头，羊十只，每贫人给牛二头，羊十只。”如本地无力养赡，由“盟内等共出牛羊协济养赡。设若连年饥馑，该盟内力乏不能养济，可申报理藩院遣官查勘，发布赈济。
这样的优厚待遇，使得内蒙古地区很快摆脱了清初因为战乱而经济凋敝的状况。张穆的《蒙古游牧记》，记载在康熙三十五年时，“进边口，于沿途见蒙古生计，阿巴垓、苏尼特等旗骆驼皆健，马匹较少，牛羊饶裕”，鄂尔多斯地区“见其人多有礼貌，不失旧时蒙古规矩，各旗县和睦一体。无盗贼，驼马牛羊不必防守，生计周全，牲畜繁盛，较它蒙古殷富，围猎娴熟，稚兔复多，所献马皆极驯，取马不用套杆，随手执之，水土食物皆甚宜。”
在这种欣欣向荣的情况下，无论是上层王公，还是普通牧民，都感到“皇恩浩荡”，自然不可能如外蒙古一样对于清廷素怀二心的。
康乾盛世过去之后，清朝迅速向衰世滑落，内蒙古地区也一损俱损的告别了自己的黄金时代，和清廷的蜜月也结束了。<BR> 因为视内蒙古为自己的长城，清廷对于王公们的土地也和自己的龙兴之地一样禁止流民进入开荒。然而，在嘉庆、道光两朝发生的川陕白莲教、回民起义波及到蒙古地区时，蒙古各旗兵勇表现的软弱无能、战斗力低下，使得清朝统治者大失所望，再加上鸦片战争爆发，“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来临，国库空虚。于是清廷于 1840年对蒙古地区开禁，在木兰围场（锡林郭勒南部）招佃放垦，分片出卖草原，换取饷银。
其实虽然清朝对于蒙古地区的禁垦推行的甚为严厉，但在乾隆中期以后，“违禁出关”“违禁开垦”的流民就形成了“移民潮”，达到了“至出口垦荒者，动辄以千万计”（《清仁宗实录》嘉庆十一年七月已未）的地步。但那属于民间自发，清廷也予以限制，《大清会典》记载，当农耕和牧业发生冲突时，清廷是要保护牧民利益的：“蒙古地方基已耕种，不可牧马，非数十年，草不复茂，尔等酌量耕种，其草佳者，应多留之，蒙古牲口惟赖牧地而已”，而流民垦荒也应和了蒙古地区需要农业的要求。但到政府开禁，性质便全然不同，规模巨大，且毫无限制，与牧民争夺土地，这就引起了大量的抗垦运动，原本相安无事的满蒙、蒙汉民族之间，开始出现了裂痕。
当然，这些摩擦和裂痕还不足以让内蒙古对于清朝产生离心力，各王公还是对清廷忠心耿耿。在辛亥革命爆发，清廷岌岌可危的时候，内蒙古各王公并没有如外蒙古王公一样谋求独立，而是力图延续清朝的寿命。
清朝覆亡前夜，当时驻京蒙古王公有：“清廷御前大臣中的喀尔喀赛音诺颜札萨克亲王那彦图、科尔沁辅国公博迪苏；八旗都统、副都统的科尔沁札萨克亲王阿穆尔灵圭、土默特札萨克贝子棍布札布、科尔沁辅国公达赉、喀尔喀亲王那彦图之子祺诚武；资政院钦选议员中的喀喇沁札萨克郡王贡桑诺尔布、喀尔喀车臣汗部郡王多尔济帕拉穆；新疆旧土尔扈特部札萨克郡王帕拉塔、科尔沁札萨克宾图郡王棍楚克苏隆、巴林札萨克郡王扎噶尔、奈曼札萨克郡王苏珠克图巴图尔等”（参阅《宣统政纪》、《东方杂志》第二辑；陈仲言《近代史资料》总48号）。
武昌起义爆发后，在京的蒙古王公们，面对清朝覆亡、共和将兴的局势，为挽救清王朝覆亡的命运，在京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活动。10月24日，首先在京成立了 “蒙古王公联合会”(勃海寿臣辑《辛亥革命始末记.要件》)，亦称“蒙古同乡联合会”。该会订立《章程》八章二十一条及《附件》一条。“本会以开通蒙古风气，改良政治，保存权利，联络全体，互相结睦为宗旨”；规定本会以蒙古汗、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札萨克、议员及现有任职之台吉、塔布囊、旗号等为会员；还规定“设总会于京师，设分会于蒙古各地。”
“蒙古王公联合会”成立后，即以全体蒙古王公的名义，于宣统三年十一月初七日向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呈递了一件请愿书，其中写道：“代表等世居朔漠，久濯王灵，于大皇帝无二心，于强邻无异志……故代表等痛心疾首，期复旧观”。并说：“前此库伦所以宣言独立者，非叛大皇帝，亦非深识共和之意义为何物也。实以改为民主之讹传，恐失其统于一尊之效。”于是，他们殷望恳求袁世凯“详示就里，以释群疑”，以便于 “此意通告内外各蒙藩，俾识德意，咸生爱戴”。
这封请愿书不但宣称自己“于大皇帝无二心，于强邻无异志”，而且还为外蒙古的独立运动辩解，说“非叛大皇帝”而是“亦非深识共和之意义为何物也”。在他们心中，只要不实行共和制度，外蒙古便不会独立。这当然是他们的一厢情愿，与外蒙古独立的真正原因完全南辕北辙。<BR>蒙古王公拥戴清廷反对共和，自然有他们自身的利益考虑和情感因素，更多的，是对共和提倡者们的恐惧。
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高举的是两面旗帜：一是以民主反对大清帝国的专制；二是以大汉民族主义反对腐朽的满族统治。而后者的影响更强一些。虽然也讲民主、民权，但最有煽动力的是民族的诉求。用他的话来说是：“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况以满洲少数之民族，不能不设种种之苛法，以断绝吾人之生计。”（《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版），因此“发誓要建立一个真正汉民族的国家。”（《孙中山年谱长编》第80页）正如兴中会的加盟誓词所说：“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0页）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偕同秘书长胡汉民同日本三井财团代表森恪及宫崎滔天、山田纯三郎会谈。会谈前，森恪等曾得到先后出任首相的日本政界元老桂太郎、山县有朋等授意，冀图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订立密约，使东三省归日本所有。会谈中，孙中山表示：“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日本政府如能 “火速提供资金援助”，“余或黄兴中之一人可赴日本会见桂公，就满洲问题与革命政府之前途，共商大计。”据与孙中山有密切交往的内田良平说，从1905甚至更早时开始，孙就曾在游说日本朝野人士时一再声称：“满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国革命的目的在灭满兴汉”，“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与日本。”
既然“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既然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国”，既然要“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与日本。”怎么能不让与清廷休戚相关的蒙古王公胆战心惊？他们发电给南北议和的南方代表伍廷芳发电，指责革命派是“狭隘民族主义者”，当是肺腑之言。<BR> 代表革命派利益的伍廷芳，收到蒙古王公的电报后，以民国议和全权代表的身份和名义，向内蒙古王公发出覆电，晓以五族共和大义，规劝他们拥护民国。
指出“军民起义之目的，欲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大共和国，此举并非为汉人之自私自利起见，乃俗与蒙、满、回、藏，同脱专制奴仆之苦，而享共和兄弟之乐，此与满人大有利益。即如今日满人不能贸易自由等弊，将来民国，何致有此制度。至于蒙古，若能除去苛政，同享平权，其为利益，更不待言。故共和者，非仅汉人之利，汉、满、蒙、回、藏所同利也。今诸王公何以于专制之满清，尚思拥戴，于共和之民国，反不赞同，此诚本代表所未喻。颇闻京中有人布散流言，谓民军所持民族主义，至为狭隘，想诸王公闻之，致生疑虑，故有此言。若以本代表所闻，民国成立，汉、满、蒙、回、藏一律平等，确无疑义。其满、蒙、回、藏原有之王公爵俸，及旗丁口粮等，必为谋相当之位置，决不有稍有向隅。且国民平权，将来之大总统，汉、满、蒙、回、藏人，皆得被举，政治上之权利，决无偏畸。此皆本代表所敢为诸王公明告者，幸同扶人道，同卫中国，毋惑浮言，自相疑贰，是所深望。”（《辛亥革命始末记.要件》）。
这“五族共和”的说辞，“故共和者，非仅汉人之利，汉、满、蒙、回、藏所同利也”的解释，对于蒙古王公消除疑虑，是起到一定作用的。虽然还有诸多王公反对共和，但在1月26日皇族宗社党首领良弼被革命党炸伤身亡，清廷再也没有挽救的可能的时候。蒙古王公也就顺势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表示“若以中国国体而论，本宜于君主，而不宜于民主。惟今日全国人心既皆坚持共和，且各亲贵亦多赞成此事，我辈又何所用其反对。今惟全听御前会议如何解决，如决定共和，我蒙古自无不加入大共和国家” (《辛亥革命始末记.要件》)。
同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2月1日，那彦图、阿穆尔灵圭以“蒙古王公联合会”的名义，致电孙中山、伍廷芳，称：“合五大民族组织共和政体……此本无所用其反对。惟以蒙古制度、风俗、语言、文字，与内地不同，又以地居全国大半，民风强悍，逼外强邻，危险实多……”，要求新建立的中华民国政府，不仅要考虑蒙古王公的特殊利益，而且应该维持蒙古固有的社会制度。2月6日，清帝正式颁诏退位。蒙古王公在袁世凯召集的皇族近支、军政会议上又表示：“某等对于君主，共和并无成见，只要双方和平了解，则为五大族之幸福。况朝廷已欲颁诏共和，某等敬谨遵旨，决不反对”(同上)。
然而，在驻京蒙古王公表示对共和“敬谨遵旨，决不反对”的时候，外蒙古独立政府对于内蒙古各王公散发了大量的檄文，希望他们能够响应独立运动。并颁布《致内蒙古王公八项优待条件》，其内容是：
一、凡内蒙古王公归顺者，仍袭现职，年俸皆加倍赐给，由库伦政府支取；
二、凡王公以下皆晋升一级，其年俸由库伦政府支给；
三、各旗政费及军费，若有不足，库伦政府予以适当补助；
四、各旗若有改革之处，库伦政府竭力援助；
五、内蒙古人民也可充库伦政府官吏，得外蒙古人享有同等权利；
六、一切租税均与外蒙古一律，不加偏重；
七、库伦政府有维持内蒙治安之责，若民国加压迫，政府必派军队保护；
八、以上各条，由呈归顺库伦政府之日起生效（柏屈孝久、滨田纯一《蒙古地志》上卷）。
在这样的条件诱惑下，当时内蒙古六盟四十九旗中，相继有三十五旗蒙古王公响应或者支持库伦独立。（《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第2卷）在这三十五个旗中，“包括锡林郭勒盟的所有十个旗；哲里木盟十个旗中的七个旗；昭乌达盟十一个旗中的六个旗；乌兰察布盟六个旗中的五个旗；卓索图盟五个旗中的两个旗；伊克昭盟七旗中的五个旗”（［蒙古］Sh.桑达克《蒙古的政治与外交》第1卷）。
当然，内蒙古王公不仅仅是对于外蒙古独立的支持，也在寻求自己的独立。1912年8月，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前旗札萨克郡王乌泰，联合科尔沁右翼后札萨克镇国公拉喜敏珠尔，并纠集扎赉特旗王公，发动武装政变，宣布“独立”。9 月，昭乌达盟扎鲁特左右两旗、奈曼旗等部分王公潜往库伦归顺。还有克什克腾旗蒙古平民乐山也参与了当地的“独立”运动。当时，在卓索图盟以贡桑诺尔布郡王为首的索得那木、海山、罗布桑却珠等蒙古王公，也卷入了这次“独立”运动。此外，在锡林郭勒盟十个旗的蒙古王公和一些喇嘛，在外蒙古和东部蒙旗“独立”运动的影响下，东、西浩齐特旗有大量蒙古居民投往外蒙古，还有东阿巴嘎旗和阿巴哈纳尔旗等王公，对外蒙古独立的态度，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倾向性。至于内蒙古西部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十三个旗的蒙古王公，从最初自发的反应来看也是支持外蒙古独立的，并有的王公派人到库伦发生过联系。
这些独立运动，虽然一时让人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但都没有成为外蒙古独立那样的既成事实。原因有多方面，但主要是内外蒙古的人文环境和地理环境有着极大的差别。<BR> 从地理上来说，外蒙古距离中国中心地带“山高皇帝远”，民族较为单一，主要是蒙古人，而汉人和其他民族人数少的可以忽略不计。“独立”的客观可能性大。而内蒙古靠近中国政治中心，一举一动对于中国来说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难以成事。
从人文情况来说，外蒙古还保持着传统的蒙古特征，其他民族文化进入较少，对于中国的离心力也大。而内蒙古地区，明清两代大量汉族、回族人口迁入，人口已经超过原住民蒙古人，文化交流频繁，民族差别小，对于中国的向心力也大。在外蒙古有着至高无上地位的黄教，在内蒙古并不能成为实现独立的法宝。虽然有很多王公倾向独立或是并入外蒙古，但无法形成外蒙古那种一呼百应的局面。
著名的蒙古王公贡桑诺尔布在进行独立运动时的遭遇便可说明。贡王在1912年3月回到本旗后，“就召集旗内高级官员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宣布了他的关于内蒙古独立计划和主张”。然后，他同来自东蒙古的各旗王公和代表在乌兰哈达(今赤峰市)召开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作为主要领袖和发言人之一，明确主张脱离中国加入大蒙古国”(扎奇斯钦《贡桑诺尔布王，内蒙古现代化的先驱》)。但在这次会议上，除了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的出身于蒙古平民的乐山支持采取独立行动以外，“大多数内蒙古王公对于独立的心情是矛盾的，更确切地说，他们是对脱离中国感到担心”；“同时他们又认识到，由于他们的领地位于内蒙古南部，靠近中国的政治中心，像沈阳、承德这样的军事驻地，这种举动是危险的”（《内蒙古近代史译丛》第一辑）。所以，出席会议的蒙古王公，由于考虑到个人安危问题，“会场默然，不发一言”，最后“不欢而散”，未取得任何结果。
会议结束后，贡王除了派遣罗布桑却珠前往库伦与外蒙古独立政府联系外，还指派阿拉坦敖其尔(金永昌)前往大连的日本基地联系领取原定在铁岭车站接运的日本武器。但日本泰平公司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地点运到铁岭，而是把标有“东蒙古开垦用新式农具”字样、内装枪支弹药的十几个木箱错运到郑家屯站。阿拉坦敖其尔到郑家屯后，当把这些军火分别装在十几辆牛车上，准备运往喀喇沁旗王府的时候，突被东北驻军吴俊升的军队查获，车上十几名穿着中国服装押运军火的日本人亦被枪决，武器全部被缴获，阿拉坦敖其尔只身脱逃。
不久，贡桑诺尔布又准备“热河境内实行自治”的运动。同年冬，这次热河蒙旗自治运动刚一开始，就被热河都统熊希龄所侦悉，贡王便被袁世凯以赴京就职为由调离了热河，终未能成事。
这位内蒙古现代化的先驱，当年兴业变革，创建邮电事业、开办工厂商店，兴办教育，创办培养蒙古族技术军事人才的崇正学堂、守正武学堂和蒙古族第一所新式女子学校——毓正女子学堂。何等雷厉风行，意气风发，但要谈到独立和自治，则是寸步难行。
综上所述，清末内蒙古的独立运动是在挽救清王朝灭亡无果的情况下才出现的，由于地理和人文环境的不同，内蒙古倾向独立的王公并不像外蒙古王公有着鲜明的宗教色彩，而有着更多的民族主义思潮。
清朝建立对内蒙古地区的统治之后，视内蒙古为自己的长城，对其上层甚为优礼。为了能后控制这个有过辉煌历史而又桀骜不驯的民族，联姻、分封和大力推行黄教就成为最有效的手段。
联姻，使得蒙古上层贵族和清朝皇族成为了“一家人”，据学者统计，有清一代，满清皇室公主下嫁蒙古王公多达32人，而蒙古贵族女子嫁入满清皇室的也很多，就皇太极一人的后妃自庶妃以上的就有6人，一家人之间即使有冲突，也可以在家里解决。分封，使得曾经拥有强大武力的蒙古贵族们，所统领的百姓和领土越分越小，对中央构不成威胁，如内蒙古原三大部被分为六盟四十九旗，外蒙古原四大部被分为八十六旗，卫拉特蒙古分为34旗，青海蒙古分为26旗。而推广黄教，则使蒙古人的好战、善战的民族特性被消磨殆尽，而人口也无法得到增长，甚至出现锐减。
但是，清朝对于内蒙古诸王公一向都是“另眼相看”，倍加宠信。在蒙古各旗当中，只有内蒙古各旗的扎萨克拥有统帅兵丁之权，并且各旗事务均由扎萨克自行处理。
相对于清朝对外蒙古的横征暴敛，对于内蒙古则是采取轻徭薄赋政策，按照清朝有关蒙古赋役的条文规定，内蒙古只需供应少量的战马、汤羊、乳酒、石青等物，虽然也要承担一些守卡、驿递等劳役，但相对负担较轻。这种轻徭薄赋的政策，在清代前期一直奉行不渝。另外，对于天灾，清廷还进行慷慨的赈济，规定蒙古但凡遇到重大天灾，都要调拨大量的米粮、皮裘、牲畜、毡房、银两给予救济。除此之外，对于内蒙古，清廷还实行养赡制度，《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优恤〉》记载，在荒年岁月：“先察明贫乏之户，由本旗扎萨克及富户、喇嘛等抚养，不足则各旗公助牛羊。每贫台吉给牛三头，羊十只，每贫人给牛二头，羊十只。”如本地无力养赡，由“盟内等共出牛羊协济养赡。设若连年饥馑，该盟内力乏不能养济，可申报理藩院遣官查勘，发布赈济。
这样的优厚待遇，使得内蒙古地区很快摆脱了清初因为战乱而经济凋敝的状况。张穆的《蒙古游牧记》，记载在康熙三十五年时，“进边口，于沿途见蒙古生计，阿巴垓、苏尼特等旗骆驼皆健，马匹较少，牛羊饶裕”，鄂尔多斯地区“见其人多有礼貌，不失旧时蒙古规矩，各旗县和睦一体。无盗贼，驼马牛羊不必防守，生计周全，牲畜繁盛，较它蒙古殷富，围猎娴熟，稚兔复多，所献马皆极驯，取马不用套杆，随手执之，水土食物皆甚宜。”<BR> 在这种欣欣向荣的情况下，无论是上层王公，还是普通牧民，都感到“皇恩浩荡”，自然不可能如外蒙古一样对于清廷素怀二心的。<BR> 而在康乾盛世过去之后，清朝迅速向衰世滑落，内蒙古地区也一损俱损的告别了自己的黄金时代，和清廷的蜜月也结束了。
因为视内蒙古为自己的长城，清廷对于王公们的土地也和自己的龙兴之地一样禁止流民进入开荒。然而，在嘉庆、道光两朝发生的川陕白莲教、回民起义波及到蒙古地区时，蒙古各旗兵勇表现的软弱无能、战斗力低下，使得清朝统治者大失所望，再加上鸦片战争爆发，“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来临，国库空虚。于是清廷于 1840年对蒙古地区开禁，在木兰围场（锡林郭勒南部）招佃放垦，分片出卖草原，换取饷银。
其实虽然清朝对于蒙古地区的禁垦推行的甚为严厉，但在乾隆中期以后，“违禁出关”“违禁开垦”的流民就形成了“移民潮”，达到了“至出口垦荒者，动辄以千万计”（《清仁宗实录》嘉庆十一年七月已未）的地步。但那属于民间自发，清廷也予以限制，《大清会典》记载，当农耕和牧业发生冲突时，清廷是要保护牧民利益的：“蒙古地方基已耕种，不可牧马，非数十年，草不复茂，尔等酌量耕种，其草佳者，应多留之，蒙古牲口惟赖牧地而已”，而流民垦荒也应和了蒙古地区需要农业的要求。但到政府开禁，性质便全然不同，规模巨大，且毫无限制，与牧民争夺土地，这就引起了大量的抗垦运动，原本相安无事的满蒙、蒙汉民族之间，开始出现了裂痕。<BR> 当然，这些摩擦和裂痕还不足以让内蒙古对于清朝产生离心力，各王公还是对清廷忠心耿耿。在辛亥革命爆发，清廷岌岌可危的时候，内蒙古各王公并没有如外蒙古王公一样谋求独立，而是力图延续清朝的寿命。
清朝覆亡前夜，当时驻京蒙古王公有：“清廷御前大臣中的喀尔喀赛音诺颜札萨克亲王那彦图、科尔沁辅国公博迪苏；八旗都统、副都统的科尔沁札萨克亲王阿穆尔灵圭、土默特札萨克贝子棍布札布、科尔沁辅国公达赉、喀尔喀亲王那彦图之子祺诚武；资政院钦选议员中的喀喇沁札萨克郡王贡桑诺尔布、喀尔喀车臣汗部郡王多尔济帕拉穆；新疆旧土尔扈特部札萨克郡王帕拉塔、科尔沁札萨克宾图郡王棍楚克苏隆、巴林札萨克郡王扎噶尔、奈曼札萨克郡王苏珠克图巴图尔等”（参阅《宣统政纪》、《东方杂志》第二辑；陈仲言《近代史资料》总48号）。
武昌起义爆发后，在京的蒙古王公们，面对清朝覆亡、共和将兴的局势，为挽救清王朝覆亡的命运，在京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活动。10月24日，首先在京成立了 “蒙古王公联合会”(勃海寿臣辑《辛亥革命始末记.要件》)，亦称“蒙古同乡联合会”。该会订立《章程》八章二十一条及《附件》一条。“本会以开通蒙古风气，改良政治，保存权利，联络全体，互相结睦为宗旨”；规定本会以蒙古汗、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札萨克、议员及现有任职之台吉、塔布囊、旗号等为会员；还规定“设总会于京师，设分会于蒙古各地。”
“蒙古王公联合会”成立后，即以全体蒙古王公的名义，于宣统三年十一月初七日向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呈递了一件请愿书，其中写道：“代表等世居朔漠，久濯王灵，于大皇帝无二心，于强邻无异志……故代表等痛心疾首，期复旧观”。并说：“前此库伦所以宣言独立者，非叛大皇帝，亦非深识共和之意义为何物也。实以改为民主之讹传，恐失其统于一尊之效。”于是，他们殷望恳求袁世凯“详示就里，以释群疑”，以便于 “此意通告内外各蒙藩，俾识德意，咸生爱戴”。
这封请愿书不但宣称自己“于大皇帝无二心，于强邻无异志”，而且还为外蒙古的独立运动辩解，说“非叛大皇帝”而是“亦非深识共和之意义为何物也”。在他们心中，只要不实行共和制度，外蒙古便不会独立。这当然是他们的一厢情愿，与外蒙古独立的真正原因完全南辕北辙。<BR>蒙古王公拥戴清廷反对共和，自然有他们自身的利益考虑和情感因素，更多的，是对共和提倡者们的恐惧。
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高举的是两面旗帜：一是以民主反对大清帝国的专制；二是以大汉民族主义反对腐朽的满族统治。而后者的影响更强一些。虽然也讲民主、民权，但最有煽动力的是民族的诉求。用他的话来说是：“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况以满洲少数之民族，不能不设种种之苛法，以断绝吾人之生计。”（《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版），因此“发誓要建立一个真正汉民族的国家。”（《孙中山年谱长编》第80页）正如兴中会的加盟誓词所说：“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0页）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偕同秘书长胡汉民同日本三井财团代表森恪及宫崎滔天、山田纯三郎会谈。会谈前，森恪等曾得到先后出任首相的日本政界元老桂太郎、山县有朋等授意，冀图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订立密约，使东三省归日本所有。会谈中，孙中山表示：“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日本政府如能 “火速提供资金援助”，“余或黄兴中之一人可赴日本会见桂公，就满洲问题与革命政府之前途，共商大计。”据与孙中山有密切交往的内田良平说，从1905甚至更早时开始，孙就曾在游说日本朝野人士时一再声称：“满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国革命的目的在灭满兴汉”，“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与日本。”
既然“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既然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国”，既然要“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与日本。”怎么能不让与清廷休戚相关的蒙古王公胆战心惊？他们发电给南北议和的南方代表伍廷芳发电，指责革命派是“狭隘民族主义者”，当是肺腑之言。<BR> 代表革命派利益的伍廷芳，收到蒙古王公的电报后，以民国议和全权代表的身份和名义，向内蒙古王公发出覆电，晓以五族共和大义，规劝他们拥护民国。
指出“军民起义之目的，欲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大共和国，此举并非为汉人之自私自利起见，乃俗与蒙、满、回、藏，同脱专制奴仆之苦，而享共和兄弟之乐，此与满人大有利益。即如今日满人不能贸易自由等弊，将来民国，何致有此制度。至于蒙古，若能除去苛政，同享平权，其为利益，更不待言。故共和者，非仅汉人之利，汉、满、蒙、回、藏所同利也。今诸王公何以于专制之满清，尚思拥戴，于共和之民国，反不赞同，此诚本代表所未喻。颇闻京中有人布散流言，谓民军所持民族主义，至为狭隘，想诸王公闻之，致生疑虑，故有此言。若以本代表所闻，民国成立，汉、满、蒙、回、藏一律平等，确无疑义。其满、蒙、回、藏原有之王公爵俸，及旗丁口粮等，必为谋相当之位置，决不有稍有向隅。且国民平权，将来之大总统，汉、满、蒙、回、藏人，皆得被举，政治上之权利，决无偏畸。此皆本代表所敢为诸王公明告者，幸同扶人道，同卫中国，毋惑浮言，自相疑贰，是所深望。”（《辛亥革命始末记.要件》）。
这“五族共和”的说辞，“故共和者，非仅汉人之利，汉、满、蒙、回、藏所同利也”的解释，对于蒙古王公消除疑虑，是起到一定作用的。虽然还有诸多王公反对共和，但在1月26日皇族宗社党首领良弼被革命党炸伤身亡，清廷再也没有挽救的可能的时候。蒙古王公也就顺势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表示“若以中国国体而论，本宜于君主，而不宜于民主。惟今日全国人心既皆坚持共和，且各亲贵亦多赞成此事，我辈又何所用其反对。今惟全听御前会议如何解决，如决定共和，我蒙古自无不加入大共和国家” (《辛亥革命始末记.要件》)。
同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2月1日，那彦图、阿穆尔灵圭以“蒙古王公联合会”的名义，致电孙中山、伍廷芳，称：“合五大民族组织共和政体……此本无所用其反对。惟以蒙古制度、风俗、语言、文字，与内地不同，又以地居全国大半，民风强悍，逼外强邻，危险实多……”，要求新建立的中华民国政府，不仅要考虑蒙古王公的特殊利益，而且应该维持蒙古固有的社会制度。2月6日，清帝正式颁诏退位。蒙古王公在袁世凯召集的皇族近支、军政会议上又表示：“某等对于君主，共和并无成见，只要双方和平了解，则为五大族之幸福。况朝廷已欲颁诏共和，某等敬谨遵旨，决不反对”(同上)。<BR> 然而，在驻京蒙古王公表示对共和“敬谨遵旨，决不反对”的时候，外蒙古独立政府对于内蒙古各王公散发了大量的檄文，希望他们能够响应独立运动。并颁布《致内蒙古王公八项优待条件》，其内容是：
一、凡内蒙古王公归顺者，仍袭现职，年俸皆加倍赐给，由库伦政府支取；
二、凡王公以下皆晋升一级，其年俸由库伦政府支给；
三、各旗政费及军费，若有不足，库伦政府予以适当补助；
四、各旗若有改革之处，库伦政府竭力援助；
五、内蒙古人民也可充库伦政府官吏，得外蒙古人享有同等权利；
六、一切租税均与外蒙古一律，不加偏重；
七、库伦政府有维持内蒙治安之责，若民国加压迫，政府必派军队保护；
八、以上各条，由呈归顺库伦政府之日起生效（柏屈孝久、滨田纯一《蒙古地志》上卷）。
在这样的条件诱惑下，当时内蒙古六盟四十九旗中，相继有三十五旗蒙古王公响应或者支持库伦独立。（《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第2卷）在这三十五个旗中，“包括锡林郭勒盟的所有十个旗；哲里木盟十个旗中的七个旗；昭乌达盟十一个旗中的六个旗；乌兰察布盟六个旗中的五个旗；卓索图盟五个旗中的两个旗；伊克昭盟七旗中的五个旗”（［蒙古］Sh.桑达克《蒙古的政治与外交》第1卷）。
当然，内蒙古王公不仅仅是对于外蒙古独立的支持，也在寻求自己的独立。
1912年8月，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前旗札萨克郡王乌泰，联合科尔沁右翼后札萨克镇国公拉喜敏珠尔，并纠集扎赉特旗王公，发动武装政变，宣布“独立”。9 月，昭乌达盟扎鲁特左右两旗、奈曼旗等部分王公潜往库伦归顺。还有克什克腾旗蒙古平民乐山也参与了当地的“独立”运动。当时，在卓索图盟以贡桑诺尔布郡王为首的索得那木、海山、罗布桑却珠等蒙古王公，也卷入了这次“独立”运动。此外，在锡林郭勒盟十个旗的蒙古王公和一些喇嘛，在外蒙古和东部蒙旗“独立”运动的影响下，东、西浩齐特旗有大量蒙古居民投往外蒙古，还有东阿巴嘎旗和阿巴哈纳尔旗等王公，对外蒙古独立的态度，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倾向性。至于内蒙古西部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十三个旗的蒙古王公，从最初自发的反应来看也是支持外蒙古独立的，并有的王公派人到库伦发生过联系。
这些独立运动，虽然一时让人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但都没有成为外蒙古独立那样的既成事实。原因有多方面，但主要是内外蒙古的人文环境和地理环境有着极大的差别。
从地理上来说，外蒙古距离中国中心地带“山高皇帝远”，民族较为单一，主要是蒙古人，而汉人和其他民族人数少的可以忽略不计。“独立”的客观可能性大。而内蒙古靠近中国政治中心，一举一动对于中国来说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难以成事。
从人文情况来说，外蒙古还保持着传统的蒙古特征，其他民族文化进入较少，对于中国的离心力也大。而内蒙古地区，明清两代大量汉族、回族人口迁入，人口已经超过原住民蒙古人，文化交流频繁，民族差别小，对于中国的向心力也大。在外蒙古有着至高无上地位的黄教，在内蒙古并不能成为实现独立的法宝。虽然有很多王公倾向独立或是并入外蒙古，但无法形成外蒙古那种一呼百应的局面。
著名的蒙古王公贡桑诺尔布在进行独立运动时的遭遇便可说明。
贡王在1912年3月回到本旗后，“就召集旗内高级官员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宣布了他的关于内蒙古独立计划和主张”。然后，他同来自东蒙古的各旗王公和代表在乌兰哈达(今赤峰市)召开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作为主要领袖和发言人之一，明确主张脱离中国加入大蒙古国”(扎奇斯钦《贡桑诺尔布王，内蒙古现代化的先驱》)。但在这次会议上，除了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的出身于蒙古平民的乐山支持采取独立行动以外，“大多数内蒙古王公对于独立的心情是矛盾的，更确切地说，他们是对脱离中国感到担心”；“同时他们又认识到，由于他们的领地位于内蒙古南部，靠近中国的政治中心，像沈阳、承德这样的军事驻地，这种举动是危险的”（《内蒙古近代史译丛》第一辑）。所以，出席会议的蒙古王公，由于考虑到个人安危问题，“会场默然，不发一言”，最后“不欢而散”，未取得任何结果。
会议结束后，贡王除了派遣罗布桑却珠前往库伦与外蒙古独立政府联系外，还指派阿拉坦敖其尔(金永昌)前往大连的日本基地联系领取原定在铁岭车站接运的日本武器。但日本泰平公司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地点运到铁岭，而是把标有“东蒙古开垦用新式农具”字样、内装枪支弹药的十几个木箱错运到郑家屯站。阿拉坦敖其尔到郑家屯后，当把这些军火分别装在十几辆牛车上，准备运往喀喇沁旗王府的时候，突被东北驻军吴俊升的军队查获，车上十几名穿着中国服装押运军火的日本人亦被枪决，武器全部被缴获，阿拉坦敖其尔只身脱逃。
不久，贡桑诺尔布又准备“热河境内实行自治”的运动。同年冬，这次热河蒙旗自治运动刚一开始，就被热河都统熊希龄所侦悉，贡王便被袁世凯以赴京就职为由调离了热河，终未能成事。
这位内蒙古现代化的先驱，当年兴业变革，创建邮电事业、开办工厂商店，兴办教育，创办培养蒙古族技术军事人才的崇正学堂、守正武学堂和蒙古族第一所新式女子学校——毓正女子学堂。何等雷厉风行，意气风发，但要谈到独立和自治，则是寸步难行。
综上所述，清末内蒙古的独立运动是在挽救清王朝灭亡无果的情况下才出现的，由于地理和人文环境的不同，内蒙古倾向独立的王公并不像外蒙古王公有着鲜明的宗教色彩，而有着更多的民族主义思潮。
联姻，使得蒙古上层贵族和清朝皇族成为了“一家人”，据学者统计，有清一代，满清皇室公主下嫁蒙古王公多达32人，而蒙古贵族女子嫁入满清皇室的也很多，就皇太极一人的后妃自庶妃以上的就有6人，一家人之间即使有冲突，也可以在家里解决。分封，使得曾经拥有强大武力的蒙古贵族们，所统领的百姓和领土越分越小，对中央构不成威胁，如内蒙古原三大部被分为六盟四十九旗，外蒙古原四大部被分为八十六旗，卫拉特蒙古分为34旗，青海蒙古分为26旗。而推广黄教，则使蒙古人的好战、善战的民族特性被消磨殆尽，而人口也无法得到增长，甚至出现锐减。
但是，清朝对于内蒙古诸王公一向都是“另眼相看”，倍加宠信。在蒙古各旗当中，只有内蒙古各旗的扎萨克拥有统帅兵丁之权，并且各旗事务均由扎萨克自行处理。
相对于清朝对外蒙古的横征暴敛，对于内蒙古则是采取轻徭薄赋政策，按照清朝有关蒙古赋役的条文规定，内蒙古只需供应少量的战马、汤羊、乳酒、石青等物，虽然也要承担一些守卡、驿递等劳役，但相对负担较轻。这种轻徭薄赋的政策，在清代前期一直奉行不渝。
另外，对于天灾，清廷还进行慷慨的赈济，规定蒙古但凡遇到重大天灾，都要调拨大量的米粮、皮裘、牲畜、毡房、银两给予救济。除此之外，对于内蒙古，清廷还实行养赡制度，《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优恤〉》记载，在荒年岁月：“先察明贫乏之户，由本旗扎萨克及富户、喇嘛等抚养，不足则各旗公助牛羊。每贫台吉给牛三头，羊十只，每贫人给牛二头，羊十只。”如本地无力养赡，由“盟内等共出牛羊协济养赡。设若连年饥馑，该盟内力乏不能养济，可申报理藩院遣官查勘，发布赈济。
这样的优厚待遇，使得内蒙古地区很快摆脱了清初因为战乱而经济凋敝的状况。张穆的《蒙古游牧记》，记载在康熙三十五年时，“进边口，于沿途见蒙古生计，阿巴垓、苏尼特等旗骆驼皆健，马匹较少，牛羊饶裕”，鄂尔多斯地区“见其人多有礼貌，不失旧时蒙古规矩，各旗县和睦一体。无盗贼，驼马牛羊不必防守，生计周全，牲畜繁盛，较它蒙古殷富，围猎娴熟，稚兔复多，所献马皆极驯，取马不用套杆，随手执之，水土食物皆甚宜。”
在这种欣欣向荣的情况下，无论是上层王公，还是普通牧民，都感到“皇恩浩荡”，自然不可能如外蒙古一样对于清廷素怀二心的。
康乾盛世过去之后，清朝迅速向衰世滑落，内蒙古地区也一损俱损的告别了自己的黄金时代，和清廷的蜜月也结束了。<BR> 因为视内蒙古为自己的长城，清廷对于王公们的土地也和自己的龙兴之地一样禁止流民进入开荒。然而，在嘉庆、道光两朝发生的川陕白莲教、回民起义波及到蒙古地区时，蒙古各旗兵勇表现的软弱无能、战斗力低下，使得清朝统治者大失所望，再加上鸦片战争爆发，“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来临，国库空虚。于是清廷于 1840年对蒙古地区开禁，在木兰围场（锡林郭勒南部）招佃放垦，分片出卖草原，换取饷银。
其实虽然清朝对于蒙古地区的禁垦推行的甚为严厉，但在乾隆中期以后，“违禁出关”“违禁开垦”的流民就形成了“移民潮”，达到了“至出口垦荒者，动辄以千万计”（《清仁宗实录》嘉庆十一年七月已未）的地步。但那属于民间自发，清廷也予以限制，《大清会典》记载，当农耕和牧业发生冲突时，清廷是要保护牧民利益的：“蒙古地方基已耕种，不可牧马，非数十年，草不复茂，尔等酌量耕种，其草佳者，应多留之，蒙古牲口惟赖牧地而已”，而流民垦荒也应和了蒙古地区需要农业的要求。但到政府开禁，性质便全然不同，规模巨大，且毫无限制，与牧民争夺土地，这就引起了大量的抗垦运动，原本相安无事的满蒙、蒙汉民族之间，开始出现了裂痕。
当然，这些摩擦和裂痕还不足以让内蒙古对于清朝产生离心力，各王公还是对清廷忠心耿耿。在辛亥革命爆发，清廷岌岌可危的时候，内蒙古各王公并没有如外蒙古王公一样谋求独立，而是力图延续清朝的寿命。
清朝覆亡前夜，当时驻京蒙古王公有：“清廷御前大臣中的喀尔喀赛音诺颜札萨克亲王那彦图、科尔沁辅国公博迪苏；八旗都统、副都统的科尔沁札萨克亲王阿穆尔灵圭、土默特札萨克贝子棍布札布、科尔沁辅国公达赉、喀尔喀亲王那彦图之子祺诚武；资政院钦选议员中的喀喇沁札萨克郡王贡桑诺尔布、喀尔喀车臣汗部郡王多尔济帕拉穆；新疆旧土尔扈特部札萨克郡王帕拉塔、科尔沁札萨克宾图郡王棍楚克苏隆、巴林札萨克郡王扎噶尔、奈曼札萨克郡王苏珠克图巴图尔等”（参阅《宣统政纪》、《东方杂志》第二辑；陈仲言《近代史资料》总48号）。
武昌起义爆发后，在京的蒙古王公们，面对清朝覆亡、共和将兴的局势，为挽救清王朝覆亡的命运，在京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活动。10月24日，首先在京成立了 “蒙古王公联合会”(勃海寿臣辑《辛亥革命始末记.要件》)，亦称“蒙古同乡联合会”。该会订立《章程》八章二十一条及《附件》一条。“本会以开通蒙古风气，改良政治，保存权利，联络全体，互相结睦为宗旨”；规定本会以蒙古汗、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札萨克、议员及现有任职之台吉、塔布囊、旗号等为会员；还规定“设总会于京师，设分会于蒙古各地。”
“蒙古王公联合会”成立后，即以全体蒙古王公的名义，于宣统三年十一月初七日向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呈递了一件请愿书，其中写道：“代表等世居朔漠，久濯王灵，于大皇帝无二心，于强邻无异志……故代表等痛心疾首，期复旧观”。并说：“前此库伦所以宣言独立者，非叛大皇帝，亦非深识共和之意义为何物也。实以改为民主之讹传，恐失其统于一尊之效。”于是，他们殷望恳求袁世凯“详示就里，以释群疑”，以便于 “此意通告内外各蒙藩，俾识德意，咸生爱戴”。
这封请愿书不但宣称自己“于大皇帝无二心，于强邻无异志”，而且还为外蒙古的独立运动辩解，说“非叛大皇帝”而是“亦非深识共和之意义为何物也”。在他们心中，只要不实行共和制度，外蒙古便不会独立。这当然是他们的一厢情愿，与外蒙古独立的真正原因完全南辕北辙。<BR>蒙古王公拥戴清廷反对共和，自然有他们自身的利益考虑和情感因素，更多的，是对共和提倡者们的恐惧。
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高举的是两面旗帜：一是以民主反对大清帝国的专制；二是以大汉民族主义反对腐朽的满族统治。而后者的影响更强一些。虽然也讲民主、民权，但最有煽动力的是民族的诉求。用他的话来说是：“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况以满洲少数之民族，不能不设种种之苛法，以断绝吾人之生计。”（《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版），因此“发誓要建立一个真正汉民族的国家。”（《孙中山年谱长编》第80页）正如兴中会的加盟誓词所说：“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0页）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偕同秘书长胡汉民同日本三井财团代表森恪及宫崎滔天、山田纯三郎会谈。会谈前，森恪等曾得到先后出任首相的日本政界元老桂太郎、山县有朋等授意，冀图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订立密约，使东三省归日本所有。会谈中，孙中山表示：“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日本政府如能 “火速提供资金援助”，“余或黄兴中之一人可赴日本会见桂公，就满洲问题与革命政府之前途，共商大计。”据与孙中山有密切交往的内田良平说，从1905甚至更早时开始，孙就曾在游说日本朝野人士时一再声称：“满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国革命的目的在灭满兴汉”，“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与日本。”
既然“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既然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国”，既然要“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与日本。”怎么能不让与清廷休戚相关的蒙古王公胆战心惊？他们发电给南北议和的南方代表伍廷芳发电，指责革命派是“狭隘民族主义者”，当是肺腑之言。<BR> 代表革命派利益的伍廷芳，收到蒙古王公的电报后，以民国议和全权代表的身份和名义，向内蒙古王公发出覆电，晓以五族共和大义，规劝他们拥护民国。
指出“军民起义之目的，欲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大共和国，此举并非为汉人之自私自利起见，乃俗与蒙、满、回、藏，同脱专制奴仆之苦，而享共和兄弟之乐，此与满人大有利益。即如今日满人不能贸易自由等弊，将来民国，何致有此制度。至于蒙古，若能除去苛政，同享平权，其为利益，更不待言。故共和者，非仅汉人之利，汉、满、蒙、回、藏所同利也。今诸王公何以于专制之满清，尚思拥戴，于共和之民国，反不赞同，此诚本代表所未喻。颇闻京中有人布散流言，谓民军所持民族主义，至为狭隘，想诸王公闻之，致生疑虑，故有此言。若以本代表所闻，民国成立，汉、满、蒙、回、藏一律平等，确无疑义。其满、蒙、回、藏原有之王公爵俸，及旗丁口粮等，必为谋相当之位置，决不有稍有向隅。且国民平权，将来之大总统，汉、满、蒙、回、藏人，皆得被举，政治上之权利，决无偏畸。此皆本代表所敢为诸王公明告者，幸同扶人道，同卫中国，毋惑浮言，自相疑贰，是所深望。”（《辛亥革命始末记.要件》）。
这“五族共和”的说辞，“故共和者，非仅汉人之利，汉、满、蒙、回、藏所同利也”的解释，对于蒙古王公消除疑虑，是起到一定作用的。虽然还有诸多王公反对共和，但在1月26日皇族宗社党首领良弼被革命党炸伤身亡，清廷再也没有挽救的可能的时候。蒙古王公也就顺势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表示“若以中国国体而论，本宜于君主，而不宜于民主。惟今日全国人心既皆坚持共和，且各亲贵亦多赞成此事，我辈又何所用其反对。今惟全听御前会议如何解决，如决定共和，我蒙古自无不加入大共和国家” (《辛亥革命始末记.要件》)。
同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2月1日，那彦图、阿穆尔灵圭以“蒙古王公联合会”的名义，致电孙中山、伍廷芳，称：“合五大民族组织共和政体……此本无所用其反对。惟以蒙古制度、风俗、语言、文字，与内地不同，又以地居全国大半，民风强悍，逼外强邻，危险实多……”，要求新建立的中华民国政府，不仅要考虑蒙古王公的特殊利益，而且应该维持蒙古固有的社会制度。2月6日，清帝正式颁诏退位。蒙古王公在袁世凯召集的皇族近支、军政会议上又表示：“某等对于君主，共和并无成见，只要双方和平了解，则为五大族之幸福。况朝廷已欲颁诏共和，某等敬谨遵旨，决不反对”(同上)。
然而，在驻京蒙古王公表示对共和“敬谨遵旨，决不反对”的时候，外蒙古独立政府对于内蒙古各王公散发了大量的檄文，希望他们能够响应独立运动。并颁布《致内蒙古王公八项优待条件》，其内容是：
一、凡内蒙古王公归顺者，仍袭现职，年俸皆加倍赐给，由库伦政府支取；
二、凡王公以下皆晋升一级，其年俸由库伦政府支给；
三、各旗政费及军费，若有不足，库伦政府予以适当补助；
四、各旗若有改革之处，库伦政府竭力援助；
五、内蒙古人民也可充库伦政府官吏，得外蒙古人享有同等权利；
六、一切租税均与外蒙古一律，不加偏重；
七、库伦政府有维持内蒙治安之责，若民国加压迫，政府必派军队保护；
八、以上各条，由呈归顺库伦政府之日起生效（柏屈孝久、滨田纯一《蒙古地志》上卷）。
在这样的条件诱惑下，当时内蒙古六盟四十九旗中，相继有三十五旗蒙古王公响应或者支持库伦独立。（《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第2卷）在这三十五个旗中，“包括锡林郭勒盟的所有十个旗；哲里木盟十个旗中的七个旗；昭乌达盟十一个旗中的六个旗；乌兰察布盟六个旗中的五个旗；卓索图盟五个旗中的两个旗；伊克昭盟七旗中的五个旗”（［蒙古］Sh.桑达克《蒙古的政治与外交》第1卷）。
当然，内蒙古王公不仅仅是对于外蒙古独立的支持，也在寻求自己的独立。1912年8月，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前旗札萨克郡王乌泰，联合科尔沁右翼后札萨克镇国公拉喜敏珠尔，并纠集扎赉特旗王公，发动武装政变，宣布“独立”。9 月，昭乌达盟扎鲁特左右两旗、奈曼旗等部分王公潜往库伦归顺。还有克什克腾旗蒙古平民乐山也参与了当地的“独立”运动。当时，在卓索图盟以贡桑诺尔布郡王为首的索得那木、海山、罗布桑却珠等蒙古王公，也卷入了这次“独立”运动。此外，在锡林郭勒盟十个旗的蒙古王公和一些喇嘛，在外蒙古和东部蒙旗“独立”运动的影响下，东、西浩齐特旗有大量蒙古居民投往外蒙古，还有东阿巴嘎旗和阿巴哈纳尔旗等王公，对外蒙古独立的态度，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倾向性。至于内蒙古西部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十三个旗的蒙古王公，从最初自发的反应来看也是支持外蒙古独立的，并有的王公派人到库伦发生过联系。
这些独立运动，虽然一时让人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但都没有成为外蒙古独立那样的既成事实。原因有多方面，但主要是内外蒙古的人文环境和地理环境有着极大的差别。<BR> 从地理上来说，外蒙古距离中国中心地带“山高皇帝远”，民族较为单一，主要是蒙古人，而汉人和其他民族人数少的可以忽略不计。“独立”的客观可能性大。而内蒙古靠近中国政治中心，一举一动对于中国来说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难以成事。
从人文情况来说，外蒙古还保持着传统的蒙古特征，其他民族文化进入较少，对于中国的离心力也大。而内蒙古地区，明清两代大量汉族、回族人口迁入，人口已经超过原住民蒙古人，文化交流频繁，民族差别小，对于中国的向心力也大。在外蒙古有着至高无上地位的黄教，在内蒙古并不能成为实现独立的法宝。虽然有很多王公倾向独立或是并入外蒙古，但无法形成外蒙古那种一呼百应的局面。
著名的蒙古王公贡桑诺尔布在进行独立运动时的遭遇便可说明。贡王在1912年3月回到本旗后，“就召集旗内高级官员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宣布了他的关于内蒙古独立计划和主张”。然后，他同来自东蒙古的各旗王公和代表在乌兰哈达(今赤峰市)召开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作为主要领袖和发言人之一，明确主张脱离中国加入大蒙古国”(扎奇斯钦《贡桑诺尔布王，内蒙古现代化的先驱》)。但在这次会议上，除了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的出身于蒙古平民的乐山支持采取独立行动以外，“大多数内蒙古王公对于独立的心情是矛盾的，更确切地说，他们是对脱离中国感到担心”；“同时他们又认识到，由于他们的领地位于内蒙古南部，靠近中国的政治中心，像沈阳、承德这样的军事驻地，这种举动是危险的”（《内蒙古近代史译丛》第一辑）。所以，出席会议的蒙古王公，由于考虑到个人安危问题，“会场默然，不发一言”，最后“不欢而散”，未取得任何结果。
会议结束后，贡王除了派遣罗布桑却珠前往库伦与外蒙古独立政府联系外，还指派阿拉坦敖其尔(金永昌)前往大连的日本基地联系领取原定在铁岭车站接运的日本武器。但日本泰平公司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地点运到铁岭，而是把标有“东蒙古开垦用新式农具”字样、内装枪支弹药的十几个木箱错运到郑家屯站。阿拉坦敖其尔到郑家屯后，当把这些军火分别装在十几辆牛车上，准备运往喀喇沁旗王府的时候，突被东北驻军吴俊升的军队查获，车上十几名穿着中国服装押运军火的日本人亦被枪决，武器全部被缴获，阿拉坦敖其尔只身脱逃。
不久，贡桑诺尔布又准备“热河境内实行自治”的运动。同年冬，这次热河蒙旗自治运动刚一开始，就被热河都统熊希龄所侦悉，贡王便被袁世凯以赴京就职为由调离了热河，终未能成事。
这位内蒙古现代化的先驱，当年兴业变革，创建邮电事业、开办工厂商店，兴办教育，创办培养蒙古族技术军事人才的崇正学堂、守正武学堂和蒙古族第一所新式女子学校——毓正女子学堂。何等雷厉风行，意气风发，但要谈到独立和自治，则是寸步难行。
综上所述，清末内蒙古的独立运动是在挽救清王朝灭亡无果的情况下才出现的，由于地理和人文环境的不同，内蒙古倾向独立的王公并不像外蒙古王公有着鲜明的宗教色彩，而有着更多的民族主义思潮。
清朝建立对内蒙古地区的统治之后，视内蒙古为自己的长城，对其上层甚为优礼。为了能后控制这个有过辉煌历史而又桀骜不驯的民族，联姻、分封和大力推行黄教就成为最有效的手段。
联姻，使得蒙古上层贵族和清朝皇族成为了“一家人”，据学者统计，有清一代，满清皇室公主下嫁蒙古王公多达32人，而蒙古贵族女子嫁入满清皇室的也很多，就皇太极一人的后妃自庶妃以上的就有6人，一家人之间即使有冲突，也可以在家里解决。分封，使得曾经拥有强大武力的蒙古贵族们，所统领的百姓和领土越分越小，对中央构不成威胁，如内蒙古原三大部被分为六盟四十九旗，外蒙古原四大部被分为八十六旗，卫拉特蒙古分为34旗，青海蒙古分为26旗。而推广黄教，则使蒙古人的好战、善战的民族特性被消磨殆尽，而人口也无法得到增长，甚至出现锐减。
但是，清朝对于内蒙古诸王公一向都是“另眼相看”，倍加宠信。在蒙古各旗当中，只有内蒙古各旗的扎萨克拥有统帅兵丁之权，并且各旗事务均由扎萨克自行处理。
相对于清朝对外蒙古的横征暴敛，对于内蒙古则是采取轻徭薄赋政策，按照清朝有关蒙古赋役的条文规定，内蒙古只需供应少量的战马、汤羊、乳酒、石青等物，虽然也要承担一些守卡、驿递等劳役，但相对负担较轻。这种轻徭薄赋的政策，在清代前期一直奉行不渝。另外，对于天灾，清廷还进行慷慨的赈济，规定蒙古但凡遇到重大天灾，都要调拨大量的米粮、皮裘、牲畜、毡房、银两给予救济。除此之外，对于内蒙古，清廷还实行养赡制度，《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优恤〉》记载，在荒年岁月：“先察明贫乏之户，由本旗扎萨克及富户、喇嘛等抚养，不足则各旗公助牛羊。每贫台吉给牛三头，羊十只，每贫人给牛二头，羊十只。”如本地无力养赡，由“盟内等共出牛羊协济养赡。设若连年饥馑，该盟内力乏不能养济，可申报理藩院遣官查勘，发布赈济。
这样的优厚待遇，使得内蒙古地区很快摆脱了清初因为战乱而经济凋敝的状况。张穆的《蒙古游牧记》，记载在康熙三十五年时，“进边口，于沿途见蒙古生计，阿巴垓、苏尼特等旗骆驼皆健，马匹较少，牛羊饶裕”，鄂尔多斯地区“见其人多有礼貌，不失旧时蒙古规矩，各旗县和睦一体。无盗贼，驼马牛羊不必防守，生计周全，牲畜繁盛，较它蒙古殷富，围猎娴熟，稚兔复多，所献马皆极驯，取马不用套杆，随手执之，水土食物皆甚宜。”<BR> 在这种欣欣向荣的情况下，无论是上层王公，还是普通牧民，都感到“皇恩浩荡”，自然不可能如外蒙古一样对于清廷素怀二心的。<BR> 而在康乾盛世过去之后，清朝迅速向衰世滑落，内蒙古地区也一损俱损的告别了自己的黄金时代，和清廷的蜜月也结束了。
因为视内蒙古为自己的长城，清廷对于王公们的土地也和自己的龙兴之地一样禁止流民进入开荒。然而，在嘉庆、道光两朝发生的川陕白莲教、回民起义波及到蒙古地区时，蒙古各旗兵勇表现的软弱无能、战斗力低下，使得清朝统治者大失所望，再加上鸦片战争爆发，“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来临，国库空虚。于是清廷于 1840年对蒙古地区开禁，在木兰围场（锡林郭勒南部）招佃放垦，分片出卖草原，换取饷银。
其实虽然清朝对于蒙古地区的禁垦推行的甚为严厉，但在乾隆中期以后，“违禁出关”“违禁开垦”的流民就形成了“移民潮”，达到了“至出口垦荒者，动辄以千万计”（《清仁宗实录》嘉庆十一年七月已未）的地步。但那属于民间自发，清廷也予以限制，《大清会典》记载，当农耕和牧业发生冲突时，清廷是要保护牧民利益的：“蒙古地方基已耕种，不可牧马，非数十年，草不复茂，尔等酌量耕种，其草佳者，应多留之，蒙古牲口惟赖牧地而已”，而流民垦荒也应和了蒙古地区需要农业的要求。但到政府开禁，性质便全然不同，规模巨大，且毫无限制，与牧民争夺土地，这就引起了大量的抗垦运动，原本相安无事的满蒙、蒙汉民族之间，开始出现了裂痕。<BR> 当然，这些摩擦和裂痕还不足以让内蒙古对于清朝产生离心力，各王公还是对清廷忠心耿耿。在辛亥革命爆发，清廷岌岌可危的时候，内蒙古各王公并没有如外蒙古王公一样谋求独立，而是力图延续清朝的寿命。
清朝覆亡前夜，当时驻京蒙古王公有：“清廷御前大臣中的喀尔喀赛音诺颜札萨克亲王那彦图、科尔沁辅国公博迪苏；八旗都统、副都统的科尔沁札萨克亲王阿穆尔灵圭、土默特札萨克贝子棍布札布、科尔沁辅国公达赉、喀尔喀亲王那彦图之子祺诚武；资政院钦选议员中的喀喇沁札萨克郡王贡桑诺尔布、喀尔喀车臣汗部郡王多尔济帕拉穆；新疆旧土尔扈特部札萨克郡王帕拉塔、科尔沁札萨克宾图郡王棍楚克苏隆、巴林札萨克郡王扎噶尔、奈曼札萨克郡王苏珠克图巴图尔等”（参阅《宣统政纪》、《东方杂志》第二辑；陈仲言《近代史资料》总48号）。
武昌起义爆发后，在京的蒙古王公们，面对清朝覆亡、共和将兴的局势，为挽救清王朝覆亡的命运，在京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活动。10月24日，首先在京成立了 “蒙古王公联合会”(勃海寿臣辑《辛亥革命始末记.要件》)，亦称“蒙古同乡联合会”。该会订立《章程》八章二十一条及《附件》一条。“本会以开通蒙古风气，改良政治，保存权利，联络全体，互相结睦为宗旨”；规定本会以蒙古汗、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札萨克、议员及现有任职之台吉、塔布囊、旗号等为会员；还规定“设总会于京师，设分会于蒙古各地。”
“蒙古王公联合会”成立后，即以全体蒙古王公的名义，于宣统三年十一月初七日向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呈递了一件请愿书，其中写道：“代表等世居朔漠，久濯王灵，于大皇帝无二心，于强邻无异志……故代表等痛心疾首，期复旧观”。并说：“前此库伦所以宣言独立者，非叛大皇帝，亦非深识共和之意义为何物也。实以改为民主之讹传，恐失其统于一尊之效。”于是，他们殷望恳求袁世凯“详示就里，以释群疑”，以便于 “此意通告内外各蒙藩，俾识德意，咸生爱戴”。
这封请愿书不但宣称自己“于大皇帝无二心，于强邻无异志”，而且还为外蒙古的独立运动辩解，说“非叛大皇帝”而是“亦非深识共和之意义为何物也”。在他们心中，只要不实行共和制度，外蒙古便不会独立。这当然是他们的一厢情愿，与外蒙古独立的真正原因完全南辕北辙。<BR>蒙古王公拥戴清廷反对共和，自然有他们自身的利益考虑和情感因素，更多的，是对共和提倡者们的恐惧。
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高举的是两面旗帜：一是以民主反对大清帝国的专制；二是以大汉民族主义反对腐朽的满族统治。而后者的影响更强一些。虽然也讲民主、民权，但最有煽动力的是民族的诉求。用他的话来说是：“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况以满洲少数之民族，不能不设种种之苛法，以断绝吾人之生计。”（《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版），因此“发誓要建立一个真正汉民族的国家。”（《孙中山年谱长编》第80页）正如兴中会的加盟誓词所说：“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0页）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偕同秘书长胡汉民同日本三井财团代表森恪及宫崎滔天、山田纯三郎会谈。会谈前，森恪等曾得到先后出任首相的日本政界元老桂太郎、山县有朋等授意，冀图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订立密约，使东三省归日本所有。会谈中，孙中山表示：“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日本政府如能 “火速提供资金援助”，“余或黄兴中之一人可赴日本会见桂公，就满洲问题与革命政府之前途，共商大计。”据与孙中山有密切交往的内田良平说，从1905甚至更早时开始，孙就曾在游说日本朝野人士时一再声称：“满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国革命的目的在灭满兴汉”，“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与日本。”
既然“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既然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国”，既然要“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与日本。”怎么能不让与清廷休戚相关的蒙古王公胆战心惊？他们发电给南北议和的南方代表伍廷芳发电，指责革命派是“狭隘民族主义者”，当是肺腑之言。<BR> 代表革命派利益的伍廷芳，收到蒙古王公的电报后，以民国议和全权代表的身份和名义，向内蒙古王公发出覆电，晓以五族共和大义，规劝他们拥护民国。
指出“军民起义之目的，欲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大共和国，此举并非为汉人之自私自利起见，乃俗与蒙、满、回、藏，同脱专制奴仆之苦，而享共和兄弟之乐，此与满人大有利益。即如今日满人不能贸易自由等弊，将来民国，何致有此制度。至于蒙古，若能除去苛政，同享平权，其为利益，更不待言。故共和者，非仅汉人之利，汉、满、蒙、回、藏所同利也。今诸王公何以于专制之满清，尚思拥戴，于共和之民国，反不赞同，此诚本代表所未喻。颇闻京中有人布散流言，谓民军所持民族主义，至为狭隘，想诸王公闻之，致生疑虑，故有此言。若以本代表所闻，民国成立，汉、满、蒙、回、藏一律平等，确无疑义。其满、蒙、回、藏原有之王公爵俸，及旗丁口粮等，必为谋相当之位置，决不有稍有向隅。且国民平权，将来之大总统，汉、满、蒙、回、藏人，皆得被举，政治上之权利，决无偏畸。此皆本代表所敢为诸王公明告者，幸同扶人道，同卫中国，毋惑浮言，自相疑贰，是所深望。”（《辛亥革命始末记.要件》）。
这“五族共和”的说辞，“故共和者，非仅汉人之利，汉、满、蒙、回、藏所同利也”的解释，对于蒙古王公消除疑虑，是起到一定作用的。虽然还有诸多王公反对共和，但在1月26日皇族宗社党首领良弼被革命党炸伤身亡，清廷再也没有挽救的可能的时候。蒙古王公也就顺势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表示“若以中国国体而论，本宜于君主，而不宜于民主。惟今日全国人心既皆坚持共和，且各亲贵亦多赞成此事，我辈又何所用其反对。今惟全听御前会议如何解决，如决定共和，我蒙古自无不加入大共和国家” (《辛亥革命始末记.要件》)。
同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2月1日，那彦图、阿穆尔灵圭以“蒙古王公联合会”的名义，致电孙中山、伍廷芳，称：“合五大民族组织共和政体……此本无所用其反对。惟以蒙古制度、风俗、语言、文字，与内地不同，又以地居全国大半，民风强悍，逼外强邻，危险实多……”，要求新建立的中华民国政府，不仅要考虑蒙古王公的特殊利益，而且应该维持蒙古固有的社会制度。2月6日，清帝正式颁诏退位。蒙古王公在袁世凯召集的皇族近支、军政会议上又表示：“某等对于君主，共和并无成见，只要双方和平了解，则为五大族之幸福。况朝廷已欲颁诏共和，某等敬谨遵旨，决不反对”(同上)。<BR> 然而，在驻京蒙古王公表示对共和“敬谨遵旨，决不反对”的时候，外蒙古独立政府对于内蒙古各王公散发了大量的檄文，希望他们能够响应独立运动。并颁布《致内蒙古王公八项优待条件》，其内容是：
一、凡内蒙古王公归顺者，仍袭现职，年俸皆加倍赐给，由库伦政府支取；
二、凡王公以下皆晋升一级，其年俸由库伦政府支给；
三、各旗政费及军费，若有不足，库伦政府予以适当补助；
四、各旗若有改革之处，库伦政府竭力援助；
五、内蒙古人民也可充库伦政府官吏，得外蒙古人享有同等权利；
六、一切租税均与外蒙古一律，不加偏重；
七、库伦政府有维持内蒙治安之责，若民国加压迫，政府必派军队保护；
八、以上各条，由呈归顺库伦政府之日起生效（柏屈孝久、滨田纯一《蒙古地志》上卷）。
在这样的条件诱惑下，当时内蒙古六盟四十九旗中，相继有三十五旗蒙古王公响应或者支持库伦独立。（《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第2卷）在这三十五个旗中，“包括锡林郭勒盟的所有十个旗；哲里木盟十个旗中的七个旗；昭乌达盟十一个旗中的六个旗；乌兰察布盟六个旗中的五个旗；卓索图盟五个旗中的两个旗；伊克昭盟七旗中的五个旗”（［蒙古］Sh.桑达克《蒙古的政治与外交》第1卷）。
当然，内蒙古王公不仅仅是对于外蒙古独立的支持，也在寻求自己的独立。
1912年8月，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前旗札萨克郡王乌泰，联合科尔沁右翼后札萨克镇国公拉喜敏珠尔，并纠集扎赉特旗王公，发动武装政变，宣布“独立”。9 月，昭乌达盟扎鲁特左右两旗、奈曼旗等部分王公潜往库伦归顺。还有克什克腾旗蒙古平民乐山也参与了当地的“独立”运动。当时，在卓索图盟以贡桑诺尔布郡王为首的索得那木、海山、罗布桑却珠等蒙古王公，也卷入了这次“独立”运动。此外，在锡林郭勒盟十个旗的蒙古王公和一些喇嘛，在外蒙古和东部蒙旗“独立”运动的影响下，东、西浩齐特旗有大量蒙古居民投往外蒙古，还有东阿巴嘎旗和阿巴哈纳尔旗等王公，对外蒙古独立的态度，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倾向性。至于内蒙古西部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十三个旗的蒙古王公，从最初自发的反应来看也是支持外蒙古独立的，并有的王公派人到库伦发生过联系。
这些独立运动，虽然一时让人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但都没有成为外蒙古独立那样的既成事实。原因有多方面，但主要是内外蒙古的人文环境和地理环境有着极大的差别。
从地理上来说，外蒙古距离中国中心地带“山高皇帝远”，民族较为单一，主要是蒙古人，而汉人和其他民族人数少的可以忽略不计。“独立”的客观可能性大。而内蒙古靠近中国政治中心，一举一动对于中国来说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难以成事。
从人文情况来说，外蒙古还保持着传统的蒙古特征，其他民族文化进入较少，对于中国的离心力也大。而内蒙古地区，明清两代大量汉族、回族人口迁入，人口已经超过原住民蒙古人，文化交流频繁，民族差别小，对于中国的向心力也大。在外蒙古有着至高无上地位的黄教，在内蒙古并不能成为实现独立的法宝。虽然有很多王公倾向独立或是并入外蒙古，但无法形成外蒙古那种一呼百应的局面。
著名的蒙古王公贡桑诺尔布在进行独立运动时的遭遇便可说明。
贡王在1912年3月回到本旗后，“就召集旗内高级官员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宣布了他的关于内蒙古独立计划和主张”。然后，他同来自东蒙古的各旗王公和代表在乌兰哈达(今赤峰市)召开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作为主要领袖和发言人之一，明确主张脱离中国加入大蒙古国”(扎奇斯钦《贡桑诺尔布王，内蒙古现代化的先驱》)。但在这次会议上，除了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的出身于蒙古平民的乐山支持采取独立行动以外，“大多数内蒙古王公对于独立的心情是矛盾的，更确切地说，他们是对脱离中国感到担心”；“同时他们又认识到，由于他们的领地位于内蒙古南部，靠近中国的政治中心，像沈阳、承德这样的军事驻地，这种举动是危险的”（《内蒙古近代史译丛》第一辑）。所以，出席会议的蒙古王公，由于考虑到个人安危问题，“会场默然，不发一言”，最后“不欢而散”，未取得任何结果。
会议结束后，贡王除了派遣罗布桑却珠前往库伦与外蒙古独立政府联系外，还指派阿拉坦敖其尔(金永昌)前往大连的日本基地联系领取原定在铁岭车站接运的日本武器。但日本泰平公司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地点运到铁岭，而是把标有“东蒙古开垦用新式农具”字样、内装枪支弹药的十几个木箱错运到郑家屯站。阿拉坦敖其尔到郑家屯后，当把这些军火分别装在十几辆牛车上，准备运往喀喇沁旗王府的时候，突被东北驻军吴俊升的军队查获，车上十几名穿着中国服装押运军火的日本人亦被枪决，武器全部被缴获，阿拉坦敖其尔只身脱逃。
不久，贡桑诺尔布又准备“热河境内实行自治”的运动。同年冬，这次热河蒙旗自治运动刚一开始，就被热河都统熊希龄所侦悉，贡王便被袁世凯以赴京就职为由调离了热河，终未能成事。
这位内蒙古现代化的先驱，当年兴业变革，创建邮电事业、开办工厂商店，兴办教育，创办培养蒙古族技术军事人才的崇正学堂、守正武学堂和蒙古族第一所新式女子学校——毓正女子学堂。何等雷厉风行，意气风发，但要谈到独立和自治，则是寸步难行。
综上所述，清末内蒙古的独立运动是在挽救清王朝灭亡无果的情况下才出现的，由于地理和人文环境的不同，内蒙古倾向独立的王公并不像外蒙古王公有着鲜明的宗教色彩，而有着更多的民族主义思潮。
腾格尔创《蒙古汉子》 呼吁保护草原
9月9日，草原歌神腾格尔新歌《蒙古汉子》全方位上线。平时低调内敛的腾格尔这次也亲力创作了歌词与编曲，用恢弘的旋律来解读蒙古汉子，用壮阔的歌词来雕刻蒙古汉子，用沧桑而细腻的嗓音来诠释蒙古汉子，带着歌迷的灵魂奔腾在青天碧草之间。
“多少年辽阔草原让我的心胸如此宽广，多少年酒歌长调让我的生命如此深沉。”歌词中蕴含的力量是腾格尔心底里最真实的声音，这也是腾格尔最想唱出的声音，他的责任与担当。有人说这是腾格尔唱给自己的一首歌，腾格尔是这样说的：歌唱蒙古是我一直以来都在做的事情，而蒙古的底蕴一次又一次给我带来全新的领悟，这次我用我全新的领悟来为蒙古汉子写一首歌，这首歌代表我不变的态度，对蒙古、草原和蒙古汉子的最高敬意。
《蒙古汉子》的旋律虽然辽阔厚重，却是娓娓道来，这是腾格尔在歌曲与心灵上的双重突破，厚重，沉淀，依旧内敛。这次，他不会让歌迷有摩拳擦掌的激情，却能带歌迷怀着震撼感恩的情怀来拥抱草原。
腾格尔创作《蒙古汉子》的初衷不但是为了致敬蒙古和蒙古汉子，还有一层含义：呼吁大家重视生态环境保护事业。随着工业大时代的来临，草原也必不可免受到一寸寸的伤害，草原沙化、环境恶化已经让部分草原不再是人们心中最纯净高洁的土地。草原是蒙古人的根，蒙古文化也都是围绕着草原衍生出来的，他们对草原的热爱是挥洒生命般真挚热烈。腾格尔对草原的爱更是根深蒂固，正如他歌中所唱：我爱顶天立地的蒙古文， 我爱沐浴阳光的净土。 我守护着祖先留下的安宁， 因为我是蒙古汉子。
“多少年辽阔草原让我的心胸如此宽广，多少年酒歌长调让我的生命如此深沉。”歌词中蕴含的力量是腾格尔心底里最真实的声音，这也是腾格尔最想唱出的声音，他的责任与担当。有人说这是腾格尔唱给自己的一首歌，腾格尔是这样说的：歌唱蒙古是我一直以来都在做的事情，而蒙古的底蕴一次又一次给我带来全新的领悟，这次我用我全新的领悟来为蒙古汉子写一首歌，这首歌代表我不变的态度，对蒙古、草原和蒙古汉子的最高敬意。
《蒙古汉子》的旋律虽然辽阔厚重，却是娓娓道来，这是腾格尔在歌曲与心灵上的双重突破，厚重，沉淀，依旧内敛。这次，他不会让歌迷有摩拳擦掌的激情，却能带歌迷怀着震撼感恩的情怀来拥抱草原。
腾格尔创作《蒙古汉子》的初衷不但是为了致敬蒙古和蒙古汉子，还有一层含义：呼吁大家重视生态环境保护事业。随着工业大时代的来临，草原也必不可免受到一寸寸的伤害，草原沙化、环境恶化已经让部分草原不再是人们心中最纯净高洁的土地。草原是蒙古人的根，蒙古文化也都是围绕着草原衍生出来的，他们对草原的热爱是挥洒生命般真挚热烈。腾格尔对草原的爱更是根深蒂固，正如他歌中所唱：我爱顶天立地的蒙古文， 我爱沐浴阳光的净土。 我守护着祖先留下的安宁， 因为我是蒙古汉子。
“藏富于民”的蒙古大汗 - 窝阔台
在蒙古帝国众多的大汗中，有一位性极宽仁、忠恕量力的大汗。他既有蒙古王的善战勇猛，又有如同修道人对待财富的大彻大悟；他统治着当时人类史上版图最大的帝国，却倡行把天下财富归还于民，慷慨大度与民同享。他就是蒙古帝国的大汗——窝阔台（成吉思汗的第三子）。
13世纪中叶的哈剌和林是蒙古帝国的首都，也是当时大半个欧亚大陆各民族交汇的中心。根据史料的介绍，从莱茵河畔的维也纳，到黄河流域的汴梁；从北方寒冷的俄罗斯草原（俄罗斯干草原），到烈日炎炎下的阿拉伯半岛沙漠，几乎全都笼罩在窝阔台的权力和威势下。
罗马教廷的传教士、南宋的使节团、波斯商人的驼队、高丽王国的朝贡者，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汇聚在这里；各种宗教和文化也都在哈剌和林交融，佛院、清真寺和教堂在蒙古帝国留下信仰自由的踪迹；窝阔台大汗的诏令从这里发出，送达至远征世界各地的蒙古大军。所以说窝阔台是当时这个世界中心的主宰者，一点也不为过。
正史评价窝阔台“帝有宽弘之量，忠恕之心” - 性极宽仁 挥霍无节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翻开蒙古史，似乎清一色的由铁骑和长弓书写而成。蒙古大军所向披靡，纵马驰骋于欧亚大陆，很多国家的财富就成了蒙古大军的囊中之物。战后的凯旋，伴随着大军的宴乐豪饮，更有堆积如山的金银珠宝，取之不尽。
面对军队带回的庞大财富，蒙古大汗窝阔台常常会不经司帐和稽查的记录，大量赏赐或送给需要的人。因此史上留下“性极宽仁、挥霍无节”的记载。这里的“挥霍”不是指为满足自己的欲望，穷奢极欲地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建造宫殿，以供自己享乐，而是把财物赏赐给众多的宗亲、将士和百姓。
以财寄于民心
窝阔台对待财富的态度，就连很多蒙古贵族的宗亲都无法忍受，因此劝他不要大量散财，多给子孙留下一些。这位对待财富有着大彻大悟精神的大汗说：“夫财既不能保我辈不死，而我辈死后又不能复生，聚财何益？不如以财寄于民心。”财富既不能保证我们不死，而我们死后又不能再生，聚敛钱财又有什么好处？还不如把财富都寄放到民心所需要的地方。
窝阔台在他毕生经历的征战中，屡次与死亡擦肩而过，在他沉默寡言的时候，鲜少有人能猜测到他在想什么？当带领大军纵横驰骋、屡建奇功的窝阔台说出要把财富寄于民心时，就已经打开了“藏富于民”的那扇大门，把如水的财富导向草原的民计民生。
一天，窝阔台走进蒙古帝国的国库，看到里面堆满数不尽的金银财宝。在很多人的眼中，看到财宝之后，眼睛是灿烂发亮的，而在他的眼中，金银似乎是一堆尘土，急于除去而后快。接下来，窝阔台对随行的大臣说：“守此金银何用？传旨遍告臣民，开库散银，由民自取。”
大汗真的用实际行动践行“以财寄于民心”的誓愿。于是，哈剌和林（蒙古帝国首都）的军民涌入帝国宝库，争相选取金银，几乎每个人都满载而归。窝阔台“藏富于民”的方式虽然不同于今天的社会，但在七百多年前的蒙古草原，这一方式却是最直接、最有成效的方式。
窝阔台治下的新疆 - 馈赠珍珠 只为瓜农
窝阔台带领皇后、众将离开首都和林出游射猎，大汗一行来到一处偏远地带。当地一户民家见一国之主到来，拮据的瓜农没有珍宝奉献，就为大汗献上了三个瓜。当时窝阔台身上没有携带金银，便命皇后将耳环上的两颗大珍珠摘下来，赏赐给献瓜的农民。皇后认为，困苦的瓜农不会知道珍珠的价值，最好等到明天再赏赐给他衣物和金银。窝阔台说：“百姓困苦，何以等到明天？把珍珠赏赐给他，由他自己变卖换取钱财吧。”
怜悯商贾 不吝赐财
当时，往来哈剌和林经商的商贾听说蒙古大汗宽仁厚施，因此很多商人跋山涉水慕名前来。窝阔台经常购买商贾的全部货物，买完后还要再另行赏赐商人。时间长了，商贾知道大汗的个性，就会有意把货物的价格抬高许多，因此大臣就劝说大汗不要相信商贾的话。
窝阔台回答说：“商贾从远方携带货物来到和林，无非希望得到丰厚的利益。我不想让他们失望而归。跋山涉水，路途遥远，他们何尝不是拿性命来换的？”大汗的这番话，今天品来也很有人情味，很耐人寻味，他心甘情愿做一个被商贾欺骗的傻瓜，只因为他怜悯商贾的付出。
窝阔台是成吉思汗的第三子 - 一锭白银 智救回人
蒙古人认为水是护养草原的纯洁神灵，因此当地习俗非常忌讳在河流中洗浴，不许将污秽的东西投入河中。据《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为了不冒渎水神，国人确不浴河，其衣至损不解浣濯。”蒙古帝国将这些禁忌以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春夏两季不可白昼入河洗浴、洗手，或者用金银器皿汲水。
有一次，窝阔台和他的哥哥察合台游猎回来，见到一个回教徒正在河中沐浴。受成吉思汗之命管理札萨（成吉思汗法典）的察合台见状就想立即处死这名回教徒。窝阔台劝他说：“等明天审明，再杀不迟！”当夜，窝阔台命人将一锭银子扔进回教徒沐浴的地方，并悄悄告诉那个回教徒，明日审讯时就说家里只有这么一锭银子，不慎落入水中，所以才犯禁忌下河摸银子。
次日，察合台审讯时，回教徒就按照窝阔台的吩咐予以回答。审讯者就派人去河里查证，果然找到一锭银子。窝阔台又劝察合台说：“军民不能违反禁忌。但他实在贫穷，才舍命下水，找他可以活命之物，其情可悯。”于是，察合台就赦免了这名回教徒，还另赏他十锭银以贴补家用。
不远万里 一诺千银
《元史》中记载窝阔台统治下的蒙古帝国是“华夏富庶，羊马成群，旅不继粮，时称治平。”因此，在这个13世纪中叶世界的中心——首都和林，常会看到很多外国人。
一日，窝阔台认识了一位来自报达（今伊拉克巴格达地区）的外国老人。言谈中，窝阔台得知老人家里非常穷困，所以他的十个女儿都还没有出嫁。老人曾向国王哈里求助，但是只能得到十枚金币，返回家后金币也就所剩无几。
于是，窝阔台就命人赏赐给老人一千锭银，大臣原本打算支付纸币，让老人到别的城市再兑换成银钱。窝阔台没有那么做，直接赏赐锭银，还命十名蒙古卫士护送老人回报达（巴格达）。不幸的是，老人死在半路上。卫士回来禀告，窝阔台就命他们把这一千锭的赏银送到老人的十个女儿手里。
当诚信缺失的世风席卷大地时，读到蒙古大汗不远万里，也要兑现他对一名异国老人的承诺时，跳跃的文字，复苏的不仅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也有青史中的演绎给人留下的心灵触动。
当记忆中仅留下蒙古大汗的勇猛和彪悍时，青史的巨笔，在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拐角处，留下了蒙古大汗“藏富于民”的故事。时隔七百多年，这位曾经主宰过大半个欧亚大陆的蒙古大汗，带着正史的评价“帝有宽弘之量，忠恕之心”，纵横驰骋在无限的网际，再次绽放他的光辉，点亮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
13世纪中叶的哈剌和林是蒙古帝国的首都，也是当时大半个欧亚大陆各民族交汇的中心。根据史料的介绍，从莱茵河畔的维也纳，到黄河流域的汴梁；从北方寒冷的俄罗斯草原（俄罗斯干草原），到烈日炎炎下的阿拉伯半岛沙漠，几乎全都笼罩在窝阔台的权力和威势下。
罗马教廷的传教士、南宋的使节团、波斯商人的驼队、高丽王国的朝贡者，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汇聚在这里；各种宗教和文化也都在哈剌和林交融，佛院、清真寺和教堂在蒙古帝国留下信仰自由的踪迹；窝阔台大汗的诏令从这里发出，送达至远征世界各地的蒙古大军。所以说窝阔台是当时这个世界中心的主宰者，一点也不为过。
正史评价窝阔台“帝有宽弘之量，忠恕之心” - 性极宽仁 挥霍无节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翻开蒙古史，似乎清一色的由铁骑和长弓书写而成。蒙古大军所向披靡，纵马驰骋于欧亚大陆，很多国家的财富就成了蒙古大军的囊中之物。战后的凯旋，伴随着大军的宴乐豪饮，更有堆积如山的金银珠宝，取之不尽。
面对军队带回的庞大财富，蒙古大汗窝阔台常常会不经司帐和稽查的记录，大量赏赐或送给需要的人。因此史上留下“性极宽仁、挥霍无节”的记载。这里的“挥霍”不是指为满足自己的欲望，穷奢极欲地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建造宫殿，以供自己享乐，而是把财物赏赐给众多的宗亲、将士和百姓。
以财寄于民心
窝阔台对待财富的态度，就连很多蒙古贵族的宗亲都无法忍受，因此劝他不要大量散财，多给子孙留下一些。这位对待财富有着大彻大悟精神的大汗说：“夫财既不能保我辈不死，而我辈死后又不能复生，聚财何益？不如以财寄于民心。”财富既不能保证我们不死，而我们死后又不能再生，聚敛钱财又有什么好处？还不如把财富都寄放到民心所需要的地方。
窝阔台在他毕生经历的征战中，屡次与死亡擦肩而过，在他沉默寡言的时候，鲜少有人能猜测到他在想什么？当带领大军纵横驰骋、屡建奇功的窝阔台说出要把财富寄于民心时，就已经打开了“藏富于民”的那扇大门，把如水的财富导向草原的民计民生。
一天，窝阔台走进蒙古帝国的国库，看到里面堆满数不尽的金银财宝。在很多人的眼中，看到财宝之后，眼睛是灿烂发亮的，而在他的眼中，金银似乎是一堆尘土，急于除去而后快。接下来，窝阔台对随行的大臣说：“守此金银何用？传旨遍告臣民，开库散银，由民自取。”
大汗真的用实际行动践行“以财寄于民心”的誓愿。于是，哈剌和林（蒙古帝国首都）的军民涌入帝国宝库，争相选取金银，几乎每个人都满载而归。窝阔台“藏富于民”的方式虽然不同于今天的社会，但在七百多年前的蒙古草原，这一方式却是最直接、最有成效的方式。
窝阔台治下的新疆 - 馈赠珍珠 只为瓜农
窝阔台带领皇后、众将离开首都和林出游射猎，大汗一行来到一处偏远地带。当地一户民家见一国之主到来，拮据的瓜农没有珍宝奉献，就为大汗献上了三个瓜。当时窝阔台身上没有携带金银，便命皇后将耳环上的两颗大珍珠摘下来，赏赐给献瓜的农民。皇后认为，困苦的瓜农不会知道珍珠的价值，最好等到明天再赏赐给他衣物和金银。窝阔台说：“百姓困苦，何以等到明天？把珍珠赏赐给他，由他自己变卖换取钱财吧。”
怜悯商贾 不吝赐财
当时，往来哈剌和林经商的商贾听说蒙古大汗宽仁厚施，因此很多商人跋山涉水慕名前来。窝阔台经常购买商贾的全部货物，买完后还要再另行赏赐商人。时间长了，商贾知道大汗的个性，就会有意把货物的价格抬高许多，因此大臣就劝说大汗不要相信商贾的话。
窝阔台回答说：“商贾从远方携带货物来到和林，无非希望得到丰厚的利益。我不想让他们失望而归。跋山涉水，路途遥远，他们何尝不是拿性命来换的？”大汗的这番话，今天品来也很有人情味，很耐人寻味，他心甘情愿做一个被商贾欺骗的傻瓜，只因为他怜悯商贾的付出。
窝阔台是成吉思汗的第三子 - 一锭白银 智救回人
蒙古人认为水是护养草原的纯洁神灵，因此当地习俗非常忌讳在河流中洗浴，不许将污秽的东西投入河中。据《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为了不冒渎水神，国人确不浴河，其衣至损不解浣濯。”蒙古帝国将这些禁忌以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春夏两季不可白昼入河洗浴、洗手，或者用金银器皿汲水。
有一次，窝阔台和他的哥哥察合台游猎回来，见到一个回教徒正在河中沐浴。受成吉思汗之命管理札萨（成吉思汗法典）的察合台见状就想立即处死这名回教徒。窝阔台劝他说：“等明天审明，再杀不迟！”当夜，窝阔台命人将一锭银子扔进回教徒沐浴的地方，并悄悄告诉那个回教徒，明日审讯时就说家里只有这么一锭银子，不慎落入水中，所以才犯禁忌下河摸银子。
次日，察合台审讯时，回教徒就按照窝阔台的吩咐予以回答。审讯者就派人去河里查证，果然找到一锭银子。窝阔台又劝察合台说：“军民不能违反禁忌。但他实在贫穷，才舍命下水，找他可以活命之物，其情可悯。”于是，察合台就赦免了这名回教徒，还另赏他十锭银以贴补家用。
不远万里 一诺千银
《元史》中记载窝阔台统治下的蒙古帝国是“华夏富庶，羊马成群，旅不继粮，时称治平。”因此，在这个13世纪中叶世界的中心——首都和林，常会看到很多外国人。
一日，窝阔台认识了一位来自报达（今伊拉克巴格达地区）的外国老人。言谈中，窝阔台得知老人家里非常穷困，所以他的十个女儿都还没有出嫁。老人曾向国王哈里求助，但是只能得到十枚金币，返回家后金币也就所剩无几。
于是，窝阔台就命人赏赐给老人一千锭银，大臣原本打算支付纸币，让老人到别的城市再兑换成银钱。窝阔台没有那么做，直接赏赐锭银，还命十名蒙古卫士护送老人回报达（巴格达）。不幸的是，老人死在半路上。卫士回来禀告，窝阔台就命他们把这一千锭的赏银送到老人的十个女儿手里。
当诚信缺失的世风席卷大地时，读到蒙古大汗不远万里，也要兑现他对一名异国老人的承诺时，跳跃的文字，复苏的不仅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也有青史中的演绎给人留下的心灵触动。
当记忆中仅留下蒙古大汗的勇猛和彪悍时，青史的巨笔，在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拐角处，留下了蒙古大汗“藏富于民”的故事。时隔七百多年，这位曾经主宰过大半个欧亚大陆的蒙古大汗，带着正史的评价“帝有宽弘之量，忠恕之心”，纵横驰骋在无限的网际，再次绽放他的光辉，点亮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
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7月派特使致信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称朝鲜已就日朝绑架问题磋商提议作出答复
日本共同社9月23日报道，蒙古国外长普日布苏伦22日在接受共同社等媒体采访时透露，有关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通过亲笔信提议在该国首都乌兰巴托举行日朝有关绑架日本人问题的正式磋商一事，朝方日前给出答复。
亲笔信由额勒贝格道尔吉7月派特使送交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普日布苏伦并未透露详细的答复内容，称“现在不宜透露”，并对答复人的名义是否是金正恩也避而不谈。
普日布苏伦称，朝方的答复涵盖蒙古国和朝鲜双边关系及东北亚局势等多个领域。而对于媒体问及其中是否提到绑架日本人问题时，他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普日布苏伦称，“蒙古国与东北亚所有国家都有着良好的关系，也将为日朝磋商起到积极作用”，强调会努力推动日朝关系的改善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缓和。
乌兰巴托在2012年11月曾举行过日朝正式磋商，2014年3月也曾是绑架受害者横田惠的双亲和女儿的会面之处，蒙古国多次为日朝间的接触提供场所。
亲笔信由额勒贝格道尔吉7月派特使送交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普日布苏伦并未透露详细的答复内容，称“现在不宜透露”，并对答复人的名义是否是金正恩也避而不谈。
普日布苏伦称，朝方的答复涵盖蒙古国和朝鲜双边关系及东北亚局势等多个领域。而对于媒体问及其中是否提到绑架日本人问题时，他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普日布苏伦称，“蒙古国与东北亚所有国家都有着良好的关系，也将为日朝磋商起到积极作用”，强调会努力推动日朝关系的改善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缓和。
乌兰巴托在2012年11月曾举行过日朝正式磋商，2014年3月也曾是绑架受害者横田惠的双亲和女儿的会面之处，蒙古国多次为日朝间的接触提供场所。
新兴市场动荡之际蒙古债券受冲击
蒙古是一个地广人稀的亚洲国家，夹在俄罗斯和中国之间。2012年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繁荣时期，蒙古首次面向国际市场发行政府债券。三年过去了，蒙古成为当前新兴市场动荡中所受冲击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投资蒙古17亿美元主权债券的大型全球基金如Pacific Investment Management Co.和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等，正在努力应对金属价格大跌及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导致蒙古财富严重缩水的问题。
上个月蒙古10年期政府债券收益率升至9.4%的高位，使其成为新兴市场债券全面下跌趋势中亚洲表现最差的国家。
之后10年期政府债券收益率回落，周一在8%左右，得益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维持利率不变后市场人气有所改善。这与2012年的水平还有很大距离，当时追求收益率的投资者按照5.125%的票面利率买入蒙古面向外国投资者发行的首批15亿美元债券，低于当时西班牙10年期政府债券5.4%的收益率。
华富国际控股有限公司(Quam Ltd., 0952.HK, 简称：华富国际)董事长包利华(Bernard Pouliot)指出，自那之后，所有事情都开始恶化。2011年，包利华建立了一只1,000万美元的基金投资蒙古股市与债市。如今，在经历了三年的亏损之后，他已决定关闭这只基金。华富国际是总部位于香港的证券经纪及资产管理公司。
包利华指出，蒙古的主要问题在于缺乏持续吸引外资所需的政治意愿，而外资又是它目前所急需获得的一种资源。
由于资金流入减少，为了缓解经常项目赤字，蒙古不得不大量动用外汇储备。过去两年间，蒙古货币图格里克兑美元已累计下跌25%。数年前，得益于央行实行的宽松货币政策，蒙古经历了一轮信贷繁荣，而如今，随着经济的下滑，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正在增加。
评级机构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 4月份时警告称，鉴于蒙古的财政及经常项目问题愈加突出，它可能会下调蒙古的B+评级。
投资蒙古17亿美元主权债券的大型全球基金如Pacific Investment Management Co.和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等，正在努力应对金属价格大跌及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导致蒙古财富严重缩水的问题。
上个月蒙古10年期政府债券收益率升至9.4%的高位，使其成为新兴市场债券全面下跌趋势中亚洲表现最差的国家。
之后10年期政府债券收益率回落，周一在8%左右，得益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维持利率不变后市场人气有所改善。这与2012年的水平还有很大距离，当时追求收益率的投资者按照5.125%的票面利率买入蒙古面向外国投资者发行的首批15亿美元债券，低于当时西班牙10年期政府债券5.4%的收益率。
华富国际控股有限公司(Quam Ltd., 0952.HK, 简称：华富国际)董事长包利华(Bernard Pouliot)指出，自那之后，所有事情都开始恶化。2011年，包利华建立了一只1,000万美元的基金投资蒙古股市与债市。如今，在经历了三年的亏损之后，他已决定关闭这只基金。华富国际是总部位于香港的证券经纪及资产管理公司。
包利华指出，蒙古的主要问题在于缺乏持续吸引外资所需的政治意愿，而外资又是它目前所急需获得的一种资源。
由于资金流入减少，为了缓解经常项目赤字，蒙古不得不大量动用外汇储备。过去两年间，蒙古货币图格里克兑美元已累计下跌25%。数年前，得益于央行实行的宽松货币政策，蒙古经历了一轮信贷繁荣，而如今，随着经济的下滑，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正在增加。
评级机构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 4月份时警告称，鉴于蒙古的财政及经常项目问题愈加突出，它可能会下调蒙古的B+评级。
大元——忽必烈统治下的中国 - 德国之声
800年前的今天，灭南宋、建大元的忽必烈出生了。而他在世界历史上的盛名则要归功于威尼斯人马可·波罗。
来自蒙古的中国皇帝
忽必烈1215年9月23日出生于蒙古，他是建立了大蒙古国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孙子。当时的大蒙古国由四部分组成：俄罗斯部分，中亚部分，波斯部分和中国部分。忽必烈的这张头像完成于他死后不久的1294年，图上他所穿的白色服装代表了其家乡的蒙古族萨满敎。
统一的帝国
忽必烈借鉴中国古书《易经》，将其国号改为“大元”。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被外族所统治。然而蒙古人的统治并没有延续多久，忽必烈死后不到60年，反元起义四起，各方枭雄纷纷划地为王。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建立明朝。
迁都灭南宋
在忽必烈征服了中国北部、迁都大都（今北京）后，他没有停下自己征战的脚步，而是举兵南下。1276年，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被攻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宋朝灭亡。图中绢画是宋朝时期描述一次盛筵的作品。
一战定乾坤
在中国最南端的崖门海战中，蒙古军以少胜多大败宋朝海军，南宋王朝就此覆灭。这张图描绘了这场中国古代最大一次海战的场景。
帝昺葬身大海
崖门海战时，宋朝最后一个皇帝赵昺仅8岁。据史书记载，在大势已去之时，南宋的左宰相陆秀夫背着年幼的赵昺跃入了大海。
科举制度中断
在忽必烈及其继任的统治下，已经延续了几百年的科举制度中断了，普通民众少了通过十年苦读来考取功名的这条路。在元朝，官员采用世袭制，成为了蒙古人维持社会地位、政治和民族差异的手段。
元代的大师们
少了繁忙的官务，元代的学者们可以更好地集中精力在艺术领域。此图为“元四家”之一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
“神风”助日
似乎不可战胜的元世祖忽必烈1274年和1281年两次攻打日本，都没有成功。其中的重要原因是被日本人称为“神风”的海上风暴让元军损兵折将。
发行纸币
对于忽必烈而言，贸易高效和易于管理是最重要的，宝钞（元代纸币）的发行也是基于此。这是《马可·波罗游记》中的一张配图，马可·波罗当时对于纸币非常震惊。
马可·波罗的功劳
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在元朝逗留了24年（1271年至1295年），而依据他这段经历的《马可·波罗游记》被译为很多欧洲语言，其中描述了忽必烈绚丽的宫廷生活，并将其称为英明的君主。
http://www.dw.com/zh/%E4%BB%8E%E5%8D%97%E5%AE%8B%E5%88%B0%E5%A4%A7%E5%85%83%E5%BF%BD%E5%BF%85%E7%83%88%E7%BB%9F%E6%B2%BB%E4%B8%8B%E7%9A%84%E4%B8%AD%E5%9B%BD/g-18731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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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ublai Khan |
忽必烈1215年9月23日出生于蒙古，他是建立了大蒙古国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孙子。当时的大蒙古国由四部分组成：俄罗斯部分，中亚部分，波斯部分和中国部分。忽必烈的这张头像完成于他死后不久的1294年，图上他所穿的白色服装代表了其家乡的蒙古族萨满敎。
统一的帝国
忽必烈借鉴中国古书《易经》，将其国号改为“大元”。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被外族所统治。然而蒙古人的统治并没有延续多久，忽必烈死后不到60年，反元起义四起，各方枭雄纷纷划地为王。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建立明朝。
迁都灭南宋
在忽必烈征服了中国北部、迁都大都（今北京）后，他没有停下自己征战的脚步，而是举兵南下。1276年，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被攻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宋朝灭亡。图中绢画是宋朝时期描述一次盛筵的作品。
一战定乾坤
在中国最南端的崖门海战中，蒙古军以少胜多大败宋朝海军，南宋王朝就此覆灭。这张图描绘了这场中国古代最大一次海战的场景。
帝昺葬身大海
崖门海战时，宋朝最后一个皇帝赵昺仅8岁。据史书记载，在大势已去之时，南宋的左宰相陆秀夫背着年幼的赵昺跃入了大海。
科举制度中断
在忽必烈及其继任的统治下，已经延续了几百年的科举制度中断了，普通民众少了通过十年苦读来考取功名的这条路。在元朝，官员采用世袭制，成为了蒙古人维持社会地位、政治和民族差异的手段。
元代的大师们
少了繁忙的官务，元代的学者们可以更好地集中精力在艺术领域。此图为“元四家”之一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
“神风”助日
似乎不可战胜的元世祖忽必烈1274年和1281年两次攻打日本，都没有成功。其中的重要原因是被日本人称为“神风”的海上风暴让元军损兵折将。
发行纸币
对于忽必烈而言，贸易高效和易于管理是最重要的，宝钞（元代纸币）的发行也是基于此。这是《马可·波罗游记》中的一张配图，马可·波罗当时对于纸币非常震惊。
马可·波罗的功劳
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在元朝逗留了24年（1271年至1295年），而依据他这段经历的《马可·波罗游记》被译为很多欧洲语言，其中描述了忽必烈绚丽的宫廷生活，并将其称为英明的君主。
http://www.dw.com/zh/%E4%BB%8E%E5%8D%97%E5%AE%8B%E5%88%B0%E5%A4%A7%E5%85%83%E5%BF%BD%E5%BF%85%E7%83%88%E7%BB%9F%E6%B2%BB%E4%B8%8B%E7%9A%84%E4%B8%AD%E5%9B%BD/g-18731688
2015年9月21日星期一
蒙古国特布新戈壁 600MW燃煤坑口电站项目
2015年9月9日，在蒙古国总理赛汗比勒格的见证下，美国火鸟(基金)公司与中国山东电力建设第三工程公司与执行总监詹姆斯·帕森在大连签署了蒙古国特布新戈壁 600MW燃煤坑口电站项目联合开发协议。蒙古国能源部部长德·卓里格特，蒙古国驻中国大使策·苏赫巴特尔出席了签约仪式。
总理赛汗比勒格在日前召开的达沃斯论坛上表示，“蒙古的矿业发展有利于将蒙古丰富的自然资源与世界各国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
特布新戈壁600MW燃煤坑口电站项目位于蒙古国东戈壁省的赛音查干县，总资产价值10亿美元，项目于2013年获得蒙古能源部审批和蒙古能源管理委员会的建设审批，并被作为优先发展项目，列入蒙古政府特许项目清单中。
总理赛汗比勒格在日前召开的达沃斯论坛上表示，“蒙古的矿业发展有利于将蒙古丰富的自然资源与世界各国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
特布新戈壁600MW燃煤坑口电站项目位于蒙古国东戈壁省的赛音查干县，总资产价值10亿美元，项目于2013年获得蒙古能源部审批和蒙古能源管理委员会的建设审批，并被作为优先发展项目，列入蒙古政府特许项目清单中。
《诺日吉玛》
影片《诺日吉玛》此次荣获金鸡奖并不是头一次获奖，今年的5月2日，在德黑兰第33届伊朗国际电影节上电影《诺日吉玛》荣获最佳影片和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
由麦丽丝监制、巴音导演的《诺日吉玛》是一部蒙古民族题材电影，更是一部战争电影。1939年，日本及苏联展开了诺门罕战役。蒙古族牧民诺日吉玛没有随乡亲们逃离家乡，而是决定等待去远方征战的恋人归来。一场惨烈的战役过后，诺日吉玛先后救助了断了胳膊的苏联战士瓦西里和失去了腿的日本士兵阿萨奴。她治愈了这两个势如水火的仇敌，并用大爱感化了他们冰冷的心。
巴音说：“在这部影片里我们不仅探讨战争的意义，还力求体现民俗民风和神奇的传统蒙医药，用镜头语言展示美丽的草原。”
忽必烈800岁生日蒙古族人纪念 - 法广
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本周三将举行系列纪念忽必烈诞生800周年活动。在中国内蒙古自治区也最新树立了一尊雕塑忽必烈。大家知道，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大小不同部落，他的孙子忽必烈扩充蒙古帝国的巨大领地。忽必烈在1271年建立了元朝，成为元世祖，随后元朝持续到1368年结束。在元朝昌盛阶段，领土范围从从朝鲜半岛经过波斯，伊朗到东欧。忽必烈建立的元朝也首次成为非汉族人统治的朝代 。也是在元朝，忽必烈会晤了到访的马可波罗。
法新社指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中国领土的大部分类似当时元朝部分疆界。现在蒙古族人分别居住在蒙古国和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有居民3百万居民，而在中国境内的内蒙古自治区的居民是蒙古国的两倍。但是，蒙古不会有类似东西德国统一，这主要是因为蒙古是内陆国家，在经济上依附中国。有关专家告诉法新社，对于蒙古国的政治家来说，与中国关系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但是，边境两边的蒙古族人都为自己的历史骄傲。
当蒙古乐遇上交响乐—专访作曲家蒙柯卓兰 -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您曾经在法国留学，所以这应该不是您第一次来德国了吧？
蒙柯卓兰：没错，留学期间杜塞尔多夫音乐学院也演奏过我的作品。
德国之声：相比和法国或者中国音乐人的合作，和德国乐团合作有何不同？
蒙柯卓兰：跟德国人合作特别舒服，因为德国人非常严谨，所以合作的时候一般不会有特别的意外发生，整个流程都是按部就班的，很舒心。
德国之声：联邦青年交响乐团今年夏天在北京演出时，您和他们一起排练过，感觉如何？
蒙柯卓兰：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排练过一次。这也是我第一次跟这么多人一起排练，我感到很惊讶，因为他们对我而言都很年轻，但是他们乐队的整合力和声音的合作，在第一次合作时就能呈现这样的状态让人很不可思议。他们的声音很和谐，有很强的凝聚力。他们也很认真，有不少问题都会来问我。也尽可能地按照我的想法去做，还会和我沟通讨论怎样演奏更好。
蒙柯卓兰和德国音乐人讨论曲目
德国之声：您和您的乐队"蒙古症"以及联邦青年交响乐团将于周五合作首演您的新曲"Amila"，现在心情怎么样？
蒙柯卓兰：我很紧张。还有四天即将演出，我们今天才会对这首曲子进行第一次彩排。因为这次和德国之声、贝多芬音乐节的创作可以说是颇为大胆的举动。因为我们乐队的成员都是传统音乐的演奏者，其实传统音乐演奏和交响乐合作并不常见，也很少人创作这样的作品。因为传统音乐在音准、发音以及演奏和呈现的方式跟西方乐器的精准度都截然不同。所以将两者结合并不简单，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试验性作品，而且它将有一个标志性的功能，去诠释：音乐是什么。极富作曲技法的西方音乐跟传统民间音乐结合会有什么效果，我也很期待。
德国之声："Amila"是什么意思？
蒙柯卓兰：Amila是我儿子的名字，是"在火中重生"的意思。蒙古族的萨满教和佛教都会用到这个词，有开光和给予生命的意思。我觉得，这次受德国之声委约创作和我们合作的大胆尝试用这个名字比较贴切，因为它就好像产生了一个新的生命体。
柯卓兰自幼学习古典音乐，曾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及大学攻读作曲专业，师从唐建平。后赴法国留学，在巴黎高等师范音乐学院取得高级作曲家文凭。
蒙古与西方融合与碰撞 音乐魔术师创造新殿堂
马头琴、蒙古长调和交响乐团--这是内蒙古作曲家蒙柯卓兰为贝多芬音乐节创作的新作品。这位娇小的艺术家将蒙古文化、音乐和西方现代作曲技巧相结合，给人带来耳目一新的视听效果。
（德国之声中文网）她的前卫艺术既具备潮流风范又充满异域风情-- 蒙柯卓兰 是一位艺术家、音乐家，也是一名作曲家。她将西方音乐、中国传统音乐以及蒙古音乐相互融合，形成自己独特的音乐风格：她的作品直接而又抽象，古老沧桑粗犷的音色中又不乏细腻婉约之情。乐如其人，蒙柯卓兰的衣着打扮也是如此，既富含时尚气息又不失传统之美：面部的大胆穿孔引人注意，她身穿短裤，脚上穿着闪亮的蓝色松糕鞋，样子看起来叛逆而摩登。鞋子的蓝色正是蒙古的天蓝色。鞋子与围巾的颜色相呼应。她将象征着蒙古人热情好客、尊重客人传统的围巾搭在肩上。
这位娇小的34岁女性和她的音乐表达了生机勃勃的力量和热忱的坚持。她与自己的乐队"蒙古症"进行彩排。坐在钢琴前的蒙柯卓兰豪迈地将卷曲的长发甩到脑后，短暂与其他成员交换了一下最新的灵感和改动后，音乐声响起，乐队随之进入到一个未知世界。蒙柯卓兰一边弹着钢琴，一边用独特的略带沙哑的声音轻柔地跟着哼唱，乐队的其他成员出声应和。
蒙柯卓兰曾师从著名作曲家唐建平-多元人生
蒙柯卓兰的成长过程经历了多种文化的碰撞。她的家庭来自内蒙古，她在北京长大，学习西方音乐。她只会一点儿蒙古语。在中国和欧洲学习作曲，师从名师。她渐渐把中国音乐和蒙古音乐元素结合到西方音乐之中，创作出自己风格的作品。她创作了许多成功的室内乐作品和电影音乐。曾经执导《画皮II》的著名导演乌尔善是他的丈夫。蒙柯卓兰也为乌尔善的这部作品创作了电影音乐。她的作品描述了在险恶黑暗的环境中，中国人对流失的传统和英雄文化的向往与追求。
蒙柯卓兰的音乐是一座桥梁，也是一种综合体。她使用了传统的元素，比如呼麦和蒙古的长调技巧。"蒙古症"乐队中大部分成员是蒙古乐人。她有意取了这个颇有些挑衅意味的名字。不过，她的乐队并非是传统音乐，而是将蒙古元素与西方先锋艺术相结合的新的演绎形态。
贝多芬项目
蒙柯卓兰接受德国之声委托为2015年贝多芬音乐节创作新曲。贝多芬故居给她带来灵感，她将感受融入到了自己的创作之中。这首新的曲子名为"Amila"，这个名字在蒙语的含义是"给予生命"的意思，也是蒙柯卓兰儿子的名字。
"蒙古症"和联邦青年交响乐团共同演绎这首融入了马头琴、长调等蒙古元素的曲子。蒙柯卓兰的力量和灵感的一个源泉是勇于和生活环境对抗的蒙古祖先。她在贝多芬的作品中也感受到这种强大的内心力量。她希望能将这种情感注入到新的作品中，与联邦青年交响乐团的音乐家们共同唤起新的生机。
中共挣扎于“合法性”生存危机 - 德国之声
从中共政权、香港政体、国民党名称到台湾人的身份，都在发生挣扎于“合法性”与生存危机的变化。
王岐山提出中共的合法性源自历史后，各界瞩目。香港《苹果日报》发表评论《政权党授的困境》，作者贾也认为，中国既不想再走君权神授的"老路"，又不想走公权民授的"邪路"，但取法于君权神授的逻辑，将国家管理团队神圣化，凸出宣传两个逻辑：一是历史的必然，二是未来的必然。
贾也认为，这种"政权党授"的斯大林模式在上世纪90年代后开始全面崩溃，苏联及东欧国家走上"邪路"，即走向公权民授，中国的另外一个近邻朝鲜则正式回归到君权神授的老路。面对历史困境，中国何去何从就成为一个亟需解决的世纪难题。
贾也说，中共管理团队目前面临两大方面的挑战：一个来自自身，一个来自民众。缺乏民众监督，一切靠自觉，自身出了问题也只能靠自我纠正，这就难免陷入利益的陷阱；日益觉醒的民众想到了自己的权利，他们不想做蚁众，盼望着做国家公民，而恰恰因为这个管理团队包办了一切，难免心存怨隙。最佳的方式，就是政治改革，通过国家管理团队来释放政治红利，消弥这个被撕裂的时代。
北京将要废除"两制"？
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和曾借调中联办工作的北大学者强世功，在同一个场合先后发表对一国两制重新阐释或质疑的言论。法学教授陈文敏在香港《明报》发表评论《一国两制的丧钟？》，认为基本法规定特区政府必须遵守法律，并定期向立法会作施政报告，特首是政府的首长，政府自然包括政府首长，基本法没有任何地方指行政长官凌驾于三权之上，相反是明确指出各司其职和互相制衡的关系。
陈文敏认为，这些规定，张晓明不会不知，如果只是想突显行政长官向中央负责的地位，那是没需要指特首凌驾三权。他的言论，似乎是要从政治上重新界定特区的制度，这和强世功的言论不谋而合，强认为一国两制令两制隔离，从而产生孤立封闭和排斥中央的心态，故质疑一国两制窒碍香港的发展。陈文敏说，废除两制，让首长不受制衡，这不正是为何内地出现遍地贪官的制度诱因？
从"中国国民党"到"台湾国民党" - 李登辉的愿望—“台湾国民党”？
台湾前总统李登辉在发布新书时说：王金平是国民党本土化的代表性人物，未来说不定会做国民党主席，让"中国国民党"自然改成"台湾国民党"。台湾《自由时报》发表社论认为，此谈话应当称为是李登辉的"愿望"，而不是李登辉的"预言"，因为以当前国民党的结构，若要实现，恐怕存在着诸多障碍需要克服。
社论认为，"中国国民党"若能成为"台湾国民党"，是去殖化极具象徵性与实质性的重要步骤，更是台湾转型正义的一个环节。马英九时代结束后的国民党，这些要由国民党人自主完成的机率，似乎不大，原因出在结构性问题，这也是当年李登辉最终要"被离开"国民党的原因。
社论说，历史上的改革，多数是被迫完成。要使"中国国民党"成为"台湾国民党"，需要外力介入，民主国家最佳的外力就是民意，它需要几个步骤：第一，首先要清理掉党产；第二，"中国国民党"现有的权力中心，全国党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中央常委会，需要新陈代谢；第三，国民党内部必须出现一位新的领头雁，采取以台湾为主体的政治带领。
不可以"作为台湾艺人"？
台湾艺人林依晨在韩国首尔获奖致辞时，因一句"作为台湾艺人"，遭中国网友怒呛。香港《苹果日报》发表评论，作者林柏宽指出，近年来香港移民台湾的查询人数明显比以前多，去年底申请移民台湾的个案比2013年底增加约一倍，因为北京政府对港府的控制与压迫却显得越来越强，台湾人应该警醒。
林伯宽说，政客为了自身利益出卖香港，人民不够体会民主自由的意涵，等到失去后，才徒呼负负。对比现在的香港民众前仆后继地想要呼吸台湾"民主自由"的空气，台湾内部却有一群怀抱"统一梦"的政客与人民不断向中国输诚、交心，朝圣中国，屡屡沦为中国统战的样板。林伯宽认为，"连林依晨这位当红艺人都愿意大声说出她是台湾人，台湾民众还要傻傻地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吗？"
王岐山提出中共的合法性源自历史后，各界瞩目。香港《苹果日报》发表评论《政权党授的困境》，作者贾也认为，中国既不想再走君权神授的"老路"，又不想走公权民授的"邪路"，但取法于君权神授的逻辑，将国家管理团队神圣化，凸出宣传两个逻辑：一是历史的必然，二是未来的必然。
贾也认为，这种"政权党授"的斯大林模式在上世纪90年代后开始全面崩溃，苏联及东欧国家走上"邪路"，即走向公权民授，中国的另外一个近邻朝鲜则正式回归到君权神授的老路。面对历史困境，中国何去何从就成为一个亟需解决的世纪难题。
贾也说，中共管理团队目前面临两大方面的挑战：一个来自自身，一个来自民众。缺乏民众监督，一切靠自觉，自身出了问题也只能靠自我纠正，这就难免陷入利益的陷阱；日益觉醒的民众想到了自己的权利，他们不想做蚁众，盼望着做国家公民，而恰恰因为这个管理团队包办了一切，难免心存怨隙。最佳的方式，就是政治改革，通过国家管理团队来释放政治红利，消弥这个被撕裂的时代。
北京将要废除"两制"？
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和曾借调中联办工作的北大学者强世功，在同一个场合先后发表对一国两制重新阐释或质疑的言论。法学教授陈文敏在香港《明报》发表评论《一国两制的丧钟？》，认为基本法规定特区政府必须遵守法律，并定期向立法会作施政报告，特首是政府的首长，政府自然包括政府首长，基本法没有任何地方指行政长官凌驾于三权之上，相反是明确指出各司其职和互相制衡的关系。
陈文敏认为，这些规定，张晓明不会不知，如果只是想突显行政长官向中央负责的地位，那是没需要指特首凌驾三权。他的言论，似乎是要从政治上重新界定特区的制度，这和强世功的言论不谋而合，强认为一国两制令两制隔离，从而产生孤立封闭和排斥中央的心态，故质疑一国两制窒碍香港的发展。陈文敏说，废除两制，让首长不受制衡，这不正是为何内地出现遍地贪官的制度诱因？
从"中国国民党"到"台湾国民党" - 李登辉的愿望—“台湾国民党”？
台湾前总统李登辉在发布新书时说：王金平是国民党本土化的代表性人物，未来说不定会做国民党主席，让"中国国民党"自然改成"台湾国民党"。台湾《自由时报》发表社论认为，此谈话应当称为是李登辉的"愿望"，而不是李登辉的"预言"，因为以当前国民党的结构，若要实现，恐怕存在着诸多障碍需要克服。
社论认为，"中国国民党"若能成为"台湾国民党"，是去殖化极具象徵性与实质性的重要步骤，更是台湾转型正义的一个环节。马英九时代结束后的国民党，这些要由国民党人自主完成的机率，似乎不大，原因出在结构性问题，这也是当年李登辉最终要"被离开"国民党的原因。
社论说，历史上的改革，多数是被迫完成。要使"中国国民党"成为"台湾国民党"，需要外力介入，民主国家最佳的外力就是民意，它需要几个步骤：第一，首先要清理掉党产；第二，"中国国民党"现有的权力中心，全国党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中央常委会，需要新陈代谢；第三，国民党内部必须出现一位新的领头雁，采取以台湾为主体的政治带领。
不可以"作为台湾艺人"？
台湾艺人林依晨在韩国首尔获奖致辞时，因一句"作为台湾艺人"，遭中国网友怒呛。香港《苹果日报》发表评论，作者林柏宽指出，近年来香港移民台湾的查询人数明显比以前多，去年底申请移民台湾的个案比2013年底增加约一倍，因为北京政府对港府的控制与压迫却显得越来越强，台湾人应该警醒。
林伯宽说，政客为了自身利益出卖香港，人民不够体会民主自由的意涵，等到失去后，才徒呼负负。对比现在的香港民众前仆后继地想要呼吸台湾"民主自由"的空气，台湾内部却有一群怀抱"统一梦"的政客与人民不断向中国输诚、交心，朝圣中国，屡屡沦为中国统战的样板。林伯宽认为，"连林依晨这位当红艺人都愿意大声说出她是台湾人，台湾民众还要傻傻地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吗？"
2015年9月14日星期一
蒙古国议会通过1名副总理和5名部长人选
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议会）8日通过了由总理赛汗比勒格提名的1名副总理和5名部长人选。
5名部长分别是财政部长、城市发展和建设部长、交通部长、劳动部长和环境部长。
去年12月，蒙古国执政的民主党与在野的人民党和“正义联盟”组成联合政府。今年7月3日，民主党以不称职为由，宣布将罢免联合政府中来自人民党的高级官员。
8月6日，国家大呼拉尔罢免了来自人民党的1名副总理和5名部长。
5名部长分别是财政部长、城市发展和建设部长、交通部长、劳动部长和环境部长。
去年12月，蒙古国执政的民主党与在野的人民党和“正义联盟”组成联合政府。今年7月3日，民主党以不称职为由，宣布将罢免联合政府中来自人民党的高级官员。
8月6日，国家大呼拉尔罢免了来自人民党的1名副总理和5名部长。
内蒙古与蒙古国矿业资源战略合作
蒙古国最大的国有矿业资源龙头企业——“珍宝蒙古”与内蒙古矿业集团签订了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
这个《蒙古国与内蒙古自治区深化全面合作规划纲要》涉及到蒙古国进内的地质勘察，矿产开采，冶炼加工及煤炭、铜、金资源开发利用等4个方面内容。
目前，合作双方正在筹建合作对接工作组，进行实质性项目筛选和深层次洽谈，争取在“蒙古国—中国矿产资源开发洽谈会”召开之际，签约首批合作实体项目。
这个《蒙古国与内蒙古自治区深化全面合作规划纲要》涉及到蒙古国进内的地质勘察，矿产开采，冶炼加工及煤炭、铜、金资源开发利用等4个方面内容。
目前，合作双方正在筹建合作对接工作组，进行实质性项目筛选和深层次洽谈，争取在“蒙古国—中国矿产资源开发洽谈会”召开之际，签约首批合作实体项目。
纽约时报：中国民族矛盾加深
中国共产党执政60年以来，在重构历史叙事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其目的是让自己的统治合法化，通过混淆视听来掩饰败绩。上世纪那场灾难性的大饥荒让成百上千人丧生，其成因却被说成天灾，而非毛泽东的政策失误。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常常把挑起朝鲜战争的责任归咎于美国，而非朝鲜共产党的军队，但大部分历史学家都认为，是后者先进犯韩国的。
谈到中国的少数民族，共产党控制的编史机器会格外卖力地宣扬某些故事情节：维吾尔族、蒙古族、藏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心满意足地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他们世代居住的家园长久以来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
其他版本的叙事远远没这么令人愉快。其中不乏关于征服和压迫的故事；政府通过支持中国最大的民族汉族迁入此地，企图淡化当地人的民族身份。
中国的史学家很少提出与中国官方说法相悖的看法；有些维吾尔族和藏族学者则坚持书写关于共产党统治的负面内容，但到最后，他们的书籍遭禁，事业也被摧毁。
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研究中国民族众多的边境地区的教授詹姆斯·A·米尔沃德(James A. Millward)说，每个王朝都会大力采取这种做法，从而达到丑化前朝君主以及美化自己的统治的目的。当然，这种重塑历史的欲望并非中国所独有。
不过，共产党也希望能利用历史这个工具来抵制分离主义思想，并为他们对那些可能躁动不安的民族的统治提供合法性。
米尔沃德说，“控制历史事件的表述，以及对有问题的真相进行粉饰的能力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但是这也反映了共产党对历史的有些方面存在不安全感，并希望世界能将之遗忘。”
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者一向对女性主人公很感兴趣，她们往往都是皇家的配偶，在宏大的权力斗争中——涉及位于古老的中华帝国边境的那些陷入争战的国家——扮演着小小角色。
在内蒙古——这片广阔的草原是中国和蒙古之间的地区——有王昭君。她是汉朝一名未被宠幸的宫女，据称，为了巩固两个民族的联盟关系，她主动把自己献给了“野蛮的”蒙古王公。西藏则有文成公主。她是7世纪的一名中国公主，根据民间传说，她是献给好战的藏王进行联姻的和平礼物。
让许多藏人感到不满的是，文成公主经常被描述成一个给西藏带来和平、把中国先进的农耕、编织技术，乃至佛教和藏文字母引入西藏的人物，虽然有些历史学家甚至怀疑文成公主是否真的存在。
2013年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被官方定为西藏自治区、拉萨市的“一号工程”、投资高达7.5亿元的《文成公主》实景剧正式演出。（唯色补充）
中国年轻人都对文成公主的故事耳熟能详，她的形象在西藏首府拉萨无处不在，还出现在了大型歌舞表演中。宣传资料称，“(她)象征着两族人民的友谊地久天长。”
该演出于去年开演后不久，西藏作家茨仁唯色(Tsering Woeser)就看了表演。她说，那种把藏人描述成需要教化的野蛮人的突出信息让她感到困扰。
茨仁唯色说，“我们曾经认为文成公主的故事很可爱，但是她已经变成了一种过了头的宣传工具，我们不禁对此感到愤怒。”
在许多维吾尔人看来，广为流传的香妃故事也令人厌烦，虽然他们的愤怒往往集中在阿帕克霍加墓，以及它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中国传说的道具的事实之上。他们指出，考古学家很久以前便确认，香妃的墓冢位于北京附近的地区。阿帕克霍加墓是一座神圣的苏菲派神祠，也是曾经统治喀什地区的一个宗族的墓地。
还有人之所以感到愤怒，是因为中国政府决定把这个重要的朝圣之地变成一处抹去宗教意义的旅游景点。目前，这里由一家中国公司管理，要进去还需购买门票。
图姆说，在塑造汉族人和维族人对这座神祠的看法，尤其是它与反抗中国统治的和卓家族(Khojas)的关系方面，中国政府已经基本取得成功。19世纪中期，和卓家族的后裔曾对抗清朝占领者，并短暂地建立了一个独立国家。
他说，“中国政府把一个维吾尔族抵抗中国统治的象征，变成了他们想要传达的信息的载体，真是了不起。”
杰安迪(Andrew Jacobs)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Patrick Zuo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唯色博客： http://woeser.middle-way.net/search/label/%E8%92%99%E5%8F%A4
谈到中国的少数民族，共产党控制的编史机器会格外卖力地宣扬某些故事情节：维吾尔族、蒙古族、藏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心满意足地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他们世代居住的家园长久以来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
其他版本的叙事远远没这么令人愉快。其中不乏关于征服和压迫的故事；政府通过支持中国最大的民族汉族迁入此地，企图淡化当地人的民族身份。
中国的史学家很少提出与中国官方说法相悖的看法；有些维吾尔族和藏族学者则坚持书写关于共产党统治的负面内容，但到最后，他们的书籍遭禁，事业也被摧毁。
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研究中国民族众多的边境地区的教授詹姆斯·A·米尔沃德(James A. Millward)说，每个王朝都会大力采取这种做法，从而达到丑化前朝君主以及美化自己的统治的目的。当然，这种重塑历史的欲望并非中国所独有。
不过，共产党也希望能利用历史这个工具来抵制分离主义思想，并为他们对那些可能躁动不安的民族的统治提供合法性。
米尔沃德说，“控制历史事件的表述，以及对有问题的真相进行粉饰的能力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但是这也反映了共产党对历史的有些方面存在不安全感，并希望世界能将之遗忘。”
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者一向对女性主人公很感兴趣，她们往往都是皇家的配偶，在宏大的权力斗争中——涉及位于古老的中华帝国边境的那些陷入争战的国家——扮演着小小角色。
在内蒙古——这片广阔的草原是中国和蒙古之间的地区——有王昭君。她是汉朝一名未被宠幸的宫女，据称，为了巩固两个民族的联盟关系，她主动把自己献给了“野蛮的”蒙古王公。西藏则有文成公主。她是7世纪的一名中国公主，根据民间传说，她是献给好战的藏王进行联姻的和平礼物。
让许多藏人感到不满的是，文成公主经常被描述成一个给西藏带来和平、把中国先进的农耕、编织技术，乃至佛教和藏文字母引入西藏的人物，虽然有些历史学家甚至怀疑文成公主是否真的存在。
2013年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被官方定为西藏自治区、拉萨市的“一号工程”、投资高达7.5亿元的《文成公主》实景剧正式演出。（唯色补充）
中国年轻人都对文成公主的故事耳熟能详，她的形象在西藏首府拉萨无处不在，还出现在了大型歌舞表演中。宣传资料称，“(她)象征着两族人民的友谊地久天长。”
该演出于去年开演后不久，西藏作家茨仁唯色(Tsering Woeser)就看了表演。她说，那种把藏人描述成需要教化的野蛮人的突出信息让她感到困扰。
茨仁唯色说，“我们曾经认为文成公主的故事很可爱，但是她已经变成了一种过了头的宣传工具，我们不禁对此感到愤怒。”
在许多维吾尔人看来，广为流传的香妃故事也令人厌烦，虽然他们的愤怒往往集中在阿帕克霍加墓，以及它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中国传说的道具的事实之上。他们指出，考古学家很久以前便确认，香妃的墓冢位于北京附近的地区。阿帕克霍加墓是一座神圣的苏菲派神祠，也是曾经统治喀什地区的一个宗族的墓地。
还有人之所以感到愤怒，是因为中国政府决定把这个重要的朝圣之地变成一处抹去宗教意义的旅游景点。目前，这里由一家中国公司管理，要进去还需购买门票。
图姆说，在塑造汉族人和维族人对这座神祠的看法，尤其是它与反抗中国统治的和卓家族(Khojas)的关系方面，中国政府已经基本取得成功。19世纪中期，和卓家族的后裔曾对抗清朝占领者，并短暂地建立了一个独立国家。
他说，“中国政府把一个维吾尔族抵抗中国统治的象征，变成了他们想要传达的信息的载体，真是了不起。”
杰安迪(Andrew Jacobs)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Patrick Zuo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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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色：“蒙汉一家亲”
文/唯色
发现了那辆没有牌照的黑车后，我开始有了警惕。虽然内蒙古也有民族问题，但我们三人都不是蒙古族，我们只是普通的旅行者，不应该被警察跟踪。当然这个跟踪力度，相比我们在藏区的状况根本不算什么。
之前来过内蒙古的几个地方。如额济纳旗、阿拉善旗、鄂尔多斯。这次打算用二十多天，在整个内蒙古境内走一走。王力雄在二连浩特的书店里买了一张内蒙古地图。还带了德国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布克汉森著述的《苍狼帝国-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格局的形成》一书。临走前还收到了在日本静冈大学任教授的蒙古学者杨海英即将出版的新书《没有墓碑的草原》电子版。当我们驾车经过而今被称为“兴安盟”一带时，多年前就被移民开垦、现已长满大片玉米的草原正是已被改变的蒙古风景，听着阅读软件在车上朗读杨海英调查、记录的这几十年悲惨史，可知中共的“民族政策”在内蒙古取得的经验，一是移民；二是镇压原住民。其实与所有殖民者干的没两样。
第二次注意到情形异常，是离开杭锦后旗这个汉人远远多于蒙古人的县城时，被警察拦住，说我们的车闯了红灯，把王我的驾照拿去登记了，却又没罚款，只是问了去哪里，就让我们走了。我们分析这是记录我们的行踪。
途中我们在一个叫吉兰太的小镇吃了砂锅面。让我忍俊不禁的是，王力雄边吃面边认真地问道：“你们这里的民族关系怎么样？”卖各种砂锅的汉人老板立即回应：“蒙汉一家亲。”停了一下，又说：“谁也离不开谁。”这个严肃而宏大的问题，可能让他以为王力雄是上头派来调查民情的干部吧，于是就条件反射似的，用人人熟悉的套话做了迎合。
第二天中午到了阿拉善旗，我们继续吃面。在一个卖牛肉拉面的小馆子，朋友介绍的一个从事环保的汉人农民匆匆赶来。王力雄与他说着话，不外乎是一些过去、现在的事，纯属闲聊。
这位甘肃民勤口音很重的汉人农民说阿拉善旗百分之七十的人都来自民勤县。过去有，不多。1960年代初，发生大饥荒时，民勤汉人一家、一家地逃过来，蒙古族都收留了。他的声音中充满感情，说：“蒙古族给吃的，给住的，还给地。汉族人来得越来越多，蒙古族的草地被占去的也越来越多。可如果是蒙古族逃荒，我相信汉族人不但不会给地，连吃的也不会给。”
这时候，我发现坐在我们侧面的一个男子很像我熟悉的那种跟踪者。深色衣服，平头，斜挎包。当然不只是外表像，我能从他的神情看出所有的跟踪者都一样具备的阴险。
我们自然起身离开，不能给这位直率的汉人农民带来麻烦。我从后视镜看到，跟踪者也立即起身，匆匆上车。这一次尾随我们的车不只一辆，应该是三辆，都被我们拍下来了。
2014年8月 （本文为自由亚洲电台藏语广播节目，转载请注明。）
延伸阅读：唯色: 没有牌照的黑车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4/08/blog-post_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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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雄为《没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与文革大屠杀》撰序：所有汉人都该读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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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民族问题，即使是汉人中认可普世价值的知识分子，包括民主派人士，流行观点也是将少数民族遭受的灾难归于专制政治迫害，不承认是汉人广泛参与其中的民族压迫。他们通常的说法是，汉人同样深受专制政治之害，因此各民族人民之间没有矛盾，只要共同争取实现民主，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杨海英教授的书《没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与文革大屠杀》，以精细的田野调查和考证，通过众多亲历者的讲述，展示了蒙古人遭受的苦难不仅仅来自专制政权，同时有大量普通汉人和政权一道，对蒙古人实施了灭绝性迫害。
的确，汉人也遭受专制权力压迫。大量文献记载了汉人在文革中的遭遇，同样骇人听闻，一点不比少数民族的苦难少。但是这并不能改变汉人参与了迫害少数民族的事实，也不能因此不承认存在民族压迫。直到今天也能看到类似现象——新疆汉人在其他问题上对当局有各种不满，一涉及民族问题便与当局成为同盟，即使有批评也是对镇压不够强硬的抱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那些从内地农村招的临时农工，平时受尽大小贪官欺压，满腔怨恨，一旦有镇压当地民族的行动，却会兴奋有加，摩拳擦掌地请战。
汉人对曾经参与过迫害少数民族的事实，解释往往是专制政权的唆使和指派。杨海英教授书中写到目不识丁的汉人流民组成“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挖肃内人党”之名杀戮蒙古人，那的确是由当局专门组织和调集的，然而并不能因此就推脱掉个人责任。那些汉人农民虐杀蒙古人时的百般花样和残酷手法，不可能都是出自政权的具体设计和一一指点，很多正是参与者的主动所为甚至“创新”。当他们从中得到生杀主宰的快感时，他们的灵魂已经和魔鬼合为一体。
事后把一切责任推给专制政权，和中共把在文革犯下的罪行都推给“四人帮”一样。那不是对问题的解释，而是对问题的混淆；那不是对历史的反省，而是只要还有下一次就会照样重演。
有些人用世故的姿态劝告——何必去挖那些残酷历史，导致民族之间更加仇恨？伤口应该盖在纱布之下愈合，而不是暴露出来。彼此都往前看，已经发生的就让它过去，才能实现和解走向未来。然而事实不会是这样。加害者希望其加害被忘记，受害者却不会忘记。加害者闭口不提曾有的加害，或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首先就说明没有反省，也就永远不会获得受害者原谅。和解与真相是不可分的二位一体。对没有忏悔和反省的加害者，受害者凭什么接受和解？
问题还在于，今天汉人对蒙古人的压迫仍然在继续。杨海英教授书中所写的文革虽然过去，但是另一种民族压迫却日益严重，规模更大，毁灭也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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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我在内蒙古自治区驱车上万公里，到了内蒙古所有的盟、市。最感郁闷的是绝大多数所经之地根本看不到蒙古人和蒙古文化。除了个别点缀性的符号，几乎跟汉地毫无区别，处处挤满汉人和汉人的生意，所有城镇都充溢汉人的气息。让人惊叹毁灭竟然如此彻底，这难道不是另一场文化大革命吗？前一场文化大革命是杀人，这一场文化大革命杀的是文化。后一种杀戮没有血腥，却同样触目惊心，让人不寒而栗。曾经那样伟大辉煌、让世界震颤的蒙古哪里去了？几乎荡然无存！
而在这场对蒙古文化的杀戮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多的汉人参与其中。今日内蒙古汉人数量是蒙古人的数倍，蒙古人只是总人口的零头。企业几乎都属汉人，市场被汉人操纵，上至汉人老板，下至汉人打工者，到处开矿垦荒。两千万内蒙古汉人的背后，还有千丝万缕联在一起的更多内地汉人。内蒙古是他们的矿场，是他们的粮仓，是他们的发财圆梦地，是他们的休假旅游地。而本地千年的蒙古文化和生活方式丝毫不被他们尊重珍惜，反被视为愚昧落后，极尽嘲笑蔑视，在发展之名下无情地摧毁。
至今，内蒙古的主体已彻底殖民化。只有在靠近蒙古国的边境地区才能找到少许蒙古感觉。百年来蒙古人在汉人逼迫下步步后退，已经到了退无可退的边缘。对蒙古人的灭顶之灾，直接参与或间接参与的汉人跟专制政权并无分别，都要负责。然而即使连汉人中的自由民主人士，往往也会有人将这种民族迫害视为是带给蒙古人的幸福。
汉人普遍认识到中国存在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但是一般不认为存在内蒙古问题。2011年5月，西乌珠穆沁旗的蒙古族牧民莫日根为了阻挡煤矿拉煤车碾压牧场，被汉人司机故意用车压死，引发了波及内蒙古多地的抗议，虽被压了下去，却显示了多年积累的蒙古人怒火，终有一天会使内蒙古问题和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一样全面爆发。
莫日根事件三年后，我在莫日根死难的西乌珠穆沁旗，看到巨大的采矿场仍在草原上肆无忌惮地扩展。上百辆重型卡车如蚂蚁般来来往往倾倒尾矿，填平山谷，埋没草原，永远地改变着万年地貌。伟大的蒙古文明和历史正在被那些矿石渣压进不见天日的黑暗底层，万劫不复。
如果连中国的民主人士都对这种毁灭视而不见，既不反省，也不着手改变，即使未来中国真的民主化了，民族压迫何以就会消除？汉人会不会以民主投票的压倒多数，符合民主程序地决定在少数民族自古生息的家园继续占地掠财，谁要敢于阻挡就将其消灭呢？
希望杨海英教授的书能让汉人看到自身的历史责任，进而思考自身的未来责任。
为此，我要特地感谢把杨海英教授的著作翻译成汉文的刘英伯先生。促使他在八十岁高龄，把人生最后的数年光阴献给这本书的，正是出于他痛感“汉人太对不起蒙古人”。尽管他本人在文革也是九死一生，但他仍然有这个心：汉人欠蒙古人的，需要偿还。他和他的女儿一道，翻译了这本书，老人家的真诚，拷问着我们。
2014年8月于北京
延伸阅读：
《没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与文革大屠杀》即将在台湾出版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4/10/blog-p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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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内蒙人民黑色的集体记忆 ——读杨海英《没有墓碑的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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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波兰流亡诗人米沃什在巴黎出版《被禁锢的头脑》一书时，几乎没有人相信他所描写的内容。那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苏联作为外族强权对波兰人的残暴奴役和压迫，尚未为世界所知晓。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米沃什，因此一度被人视为“疯子”。
现在我手里也捧着这样一部书稿，一部同样令人难以置信的惊人之作——《没有墓碑的草原》。人都有趋乐避苦的倾向，为了一种责任感，我艰难地阅读这部惊心动魄而又令人痛苦的著作。此书真实地揭示出文革那个噩梦般的时期，成千上万的蒙古人是怎样被中共大汉族主义者统治的“伟大祖国”所吞噬，泯灭在极权主义的铁腕之中。
原本丰美的内蒙大地，渐渐失去了它鲜艳的色彩，而代之以一副黑白色的悲哀画卷：黑色是内蒙文革大屠杀的恐怖记忆，白色是无数受难者的骨骸。四十多年前内蒙民族的苦难命运，像尖锐的锥子一样敲打着我的心灵。面对这一部活生生、血淋淋的内蒙民族史，身为汉人的我们无权选择失忆，我们只能在心灵震撼之后，去和蒙古族的作者一起反思，去探寻这段历史的前因后果，去追究造成这个惨绝人寰悲剧的制度性根源。
◎ 命运交给一个五岁小男孩的角色
内蒙大草原上没有墓碑，用文字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内人党”受难者铸刻一座精神墓碑的，是出身于内蒙古鄂尔多斯的日本静冈大学教授杨海英。2011年，杨海英教授在日本大阪接受第14届“司马辽太郎奖”。该奖奖励他“如实地记录了文化大革命中在内蒙古发生的迫害屠杀原著民族蒙古人状况”。在杨海英的微笑后面，是内蒙的蒙古族人从未痊愈的深重创伤。
这部《没有墓碑的草原》的写作，源自一个五岁小男孩的遭遇。童年的杨海英家门前有一条大路，那是乌审旗通往各地的交通要道。从1968年到1969年的文革动乱时期，那条大路成了一条“亡灵回家之路”，骆绎不绝的蒙古人带着他们被杀害的亲人的遗体和遗骨，悲伤地回乡归葬，路过杨海英的家，大都要寄宿一晚。杨海英的母亲板瓦尔按照蒙古民族相互济助的传统习俗，满心悲怆地接待来自各地的同胞过路人。
正如米沃什的诗句：“我怎能生活在这个国家/ 在那里脚会踢到 /亲人未曾掩埋的尸骨？”从小就成为民族与政治双重的贱民，杨海英深感人为刀俎，蒙古人就像是待宰的“春天的羊羔”。1989年3月他赴日本留学，毕业于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综合研究大学研究生院博士课程。从2004年起，杨海英在日本静冈大学人文学部任教授，主要研究蒙古民族学。
那个走出蒙古包的小男孩对得起他所遭受的苦难，长大后，他成功地扮演了命运交给他的角色——做一个杀戮时代的倾听者和记录者。在大部分蒙古人被迫沉默噤声之时，杨海英以研究本民族的苦难历史为终身使命。他采访了许多内蒙古历史的见证人，留下了作为见证的第一手资料，用以探索20世纪60年代，中国文化大革命对蒙古人的大屠杀中仍属忌讳的人道犯罪问题。
在接受该书的汉语译者之一的刘燕子女士采访时，杨海英介绍说：“拙书的写作前后穿越的二十余年光阴的隧道。从1991年，母亲同我聊家常开始，到2004年采访亲历者百余人。渐渐地草原上的父老乡亲们知道了我在做这方面的见证记录，纷纷向我提供信息，比如上访材料、家人照片、平反书、残疾证明,甚至亲人的遗物。每次回到家乡，他们或主动上门、或通过亲人朋友等多种途径向我提供资料。采访的方式不一，有的我直接拜访，有的到第三者提供的场所，总之，在他们认为相对安全，能够说话的地方。直到当局风声鹤唳、杯弓蛇影。”
◎ 十四人的故事透视整个民族命运
那是一个罪恶罄竹难书的时代。几乎每一个蒙古人的家庭都有被捕被监禁的亲人。杨海英在他周围的亲友中，找不到没有在文革受过迫害的蒙古人。这个世界充满了无辜的毁灭与牺牲，但只要无人出面作证，纵然有很多人被折磨至死，这段历史仍然不会为人所知。
因此，这位勤奋努力的蒙古族学者所做的一切学问，都是为了让蒙古人的苦难有出声的机会。他在长期的田野调查中采访过很多幸存者，该书重点介绍的是其中的十四位。这些人代表内蒙文革中各个阶层和不同派别。
这十四位蒙古人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身份地位。他们中有的是从当年的满洲国东渡日本留学的民族精英，被称为“挎洋刀的”，有的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进入延安民族学院的蒙古族青年，被称为“根正苗红的延安派”；有的出身于蒙古贵族王公之家，有的是跟随共产党闹革命的土改干部；有的在文革中当了造反派，有的进入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也有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的是著名作家诗人，有的只是普通牧民。
无论这些人的背景、立场如何迥异，他们都是蒙古人，因此大都在文革中遭受了厄运。其中不少人被以“内人党”、“右派分子”、：“日奸”、“蒙特”、“乌兰夫的走狗”等各种罪名拘捕监禁、严刑拷打，在肉体和精神上饱受摧残。作为死里逃生的幸存者，他们在迟暮之年给作者叙述了自己刻骨铭心的往事。此书就以这十四位蒙古人的故事为轴心，从他们的人生命运伸展开去，涉及内蒙的广大民众，从而透视出整个民族的命运。
此书在历史的记忆中给了众多死难者一个确定的位置。最让笔者惊心的，是作者记录的一些蒙古族女性惨死的事例。例如，曾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的蒙古女牧民霍兰受尽凌辱而死，曾任自治区妇联主任的乌兰在暴力拷打至残后恶化成癌症，端庄贤淑的白玉兰被轮奸后遭到杀害，……。
杨海英的母亲曾伤感地告诉儿子说：“我们蒙古人的命如草芥，命如蝼蚁啊！”著名的蒙古学者俄尼斯在接受杨海英采访后指出：“中国的政冶运动是一架巨大的阴谋绞肉机，它呲牙咧嘴地将几乎所有人都卷入进去，都被它惨烈地绞成肉末。”
◎ 每一份记忆都揭示大屠杀原因
然而，为什么如此惨烈的大规模屠杀会发生在内蒙古呢？这几乎是该书作者和被采访者都在询问的问题。在大劫大难过后，蒙古人从不同的角度，长久而痛楚地思索和探究。
此书中的每一个故事情节、每一份回忆，每一次讨论，都是答案的组成部分，都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大屠杀之根源。例如曾参加过造反组织的林色对杨海英说：
“文化大革命其实是从内蒙开始的。内蒙在全国率先被卷入了这场政治漩涡。日趋激烈的中苏对立中,毛泽东早就考虑到与‘苏蒙二修’不可避免地终将一战,双方在边境线陈兵百万。毛泽东是一个疑心重重、弓杯蛇影的人,当然他事先要肃清缺乏忠诚心的内蒙人,先手为强,除去心腹之患。内蒙距离北京仅几百公里之遥,与“二修”陆地接壤,打起仗来,内蒙为战略要塞之地。”
除了从地政学角度分析这场大屠杀之外，被采访者还揭露了一些汉人的言论，证明文革中对蒙古人的杀戮既由于中共的极权主义政治，也源于汉人对蒙古人根深蒂固的民族歧视。例如，曾直接指挥屠杀的原锡林郭勒军分区司令员赵德荣说“我见蒙古人就恶心，把锡盟老蒙古全挖光了，在全国也是一小撮。”哲里木盟军分区司令员赵玉温说；“把蒙古人百分之百打成内人党没错，这些家伙死几个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死一个少一个。”
内蒙古地质勘探队革委主任李国道提出的挖肃口号是：“一网打尽蒙古佬！”强暴蒙古女性的汉人打手说：“殴打你们蒙古鞑子个个都是分裂祖国的反革命,你们的婊子由老子想怎么操就怎么操！”“蒙古鞑子没一个好的，打死了还怕没地儿埋，笑话！”
上述文革中的汉人言论，与清末金丹道“灭尽蒙古鞑子，杀人腾地”的口号有相似之处。“金丹道暴乱”曾在10余天内杀害蒙古人数万之众。此书中哈斯毕力格图作证说，在内蒙“挖肃”运动中充当打马前卒的汉人，还返回陕西呼朋唤友，抢占蒙古人的土地。这就揭示了内蒙大屠杀的另一原因：攫取土地。
由于上述诸种原因，内蒙屠杀是符合中共汉族政权的利益的，被中共高层视为是正当的和必要的。杨海英的著作中搜集了大量的中共文件。即使是承认“肃清内人党扩大化了”的中共总理周恩来，也基本上肯定内蒙屠杀：“内人党有没有? 有。是有根子的，只是没那么多，有老的，有新的……内人党同外蒙接触的，是反革命。”
作为研究蒙古民族学的专业学者，杨海英不能只有详实的资料，他还必须从事实出发，一步步展示大屠杀的前因后果，结合时代政治背景和民族学理论，从根本上剖析为什么这样残忍的大屠杀会发生在内蒙古。
杨海英的看法是，内蒙古发生大屠杀的本质是：具有优越感的“文明的、先进的汉人”对“远离文明轴心、黑暗落后的蒙古人”的歧视结构，在极权主义囯家内，发展成为消灭“劣等种族”的杀戮行为。他认为，内蒙文革从根本上与汉地文革性质迥然相异。文革中蒙古人的遭遇并非源于左倾错误，而是一场有组织、有准备、蓄意而为的民族清洗。这不只是一场上层政治权力斗争，而是一场公然违背了1948年《灭绝种族公约》的“反人类罪”。
◎ 汉人的良知与该书的争议性
《没有墓碑的草原》的中文版将于今年11月1日由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出版。此书原文为日文，将此书上下两卷译为中文的刘英伯先生和刘燕子女士，都是中文语言功底极好的学者。身为汉人，他们父女俩铁肩担道义，怀着“我们对不起蒙古人”的负疚心情，耗费两年的心血和汗水，使我们能够读到行云流水般的准确而精致的中文版。
杨海英在此书中多次提到锡伯族学者吴迪（笔名启之）的贡献：“北京电影学院的吴迪教授曾是从北京下放到内蒙古的知识青年，他的《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记录中云北峰的故乡、土默特左旗北什轴公社的‘挖肃’之惨烈实态。”
刘英伯、刘燕子和吴迪等非蒙古族人，以普世的人文主义精神，去关注内蒙受难者的命运。俄国思想家赫尔岑曾经呼吁“一个声音、一个力量，理性与了解的力量”。只有对他民族具备这种理性和了解的力量，我们才能获得判断历史与现实的能力。
笔者可以预测，这一部涉及重大主题、言辞犀利的著作在出版中文本之后，必将引起争议。一个多年来失去声音、被同化被边缘化的民族，突然有人为之发出如此尖锐、如此严重的指控，势必遭遇到一些先入为主的定论的拒斥。同时，杨海英关于内蒙文革的性质是“种族灭绝“的观点，也可能会遭遇到学界中人的质疑。
作为文化人类学方面的学者，杨海英在他的宏大著述中，也许会在其他某个领域如中国政治、国际关系方面有力所不及之处。作者有自己强烈的爱憎，这种受害者情感也会影响历史学需要的平实冷静态度。他的叙事背后所显示的一些假设和框架，也会有可讨论之处。
但是，这部作者含辛茹苦撰写的著作，诚实记录了一个民族走向毁灭的过程，承担了揭露伤口、书写痛苦的责任，为一个黑暗时代填补了空白。无论有何不足，它仍然是一部独一无二的、不可多得的珍贵作品。
按照尼采对历史的分类，杨海英这部内蒙文革史应该属于“批判性历史”。尼采认为，对受难者与需要解放者而言，他们批判历史，是为了现在能够生活。批判性历史试图从历史中学习，它拒绝“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一类的犬儒主义态度，力图使灾难不再循环。这样的历史描述过去，更着眼于我们汉蒙两族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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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14年十一月号，发表时有删节。
万维读者网－瑞典茉莉的博客：http://blog.creaders.net/Swemoli/
延伸阅读：
《没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与文革大屠杀》即将在台湾出版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4/10/blog-post_21.html
王力雄为《没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与文革大屠杀》撰序：所有汉人都该读的书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4/10/blog-post_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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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燕子：纸做的墓碑，心做的墓志铭——访谈《没有墓碑的草原》作者杨海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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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燕子（《没有墓碑的草原》译者之一）
提问1：
(刘)：是否可请教杨教授分享,关于本书写作的学术关怀（动机、目的，过程）以及研究方法?
(杨)：我的研究课题分作三大板块。
第一：以众多的个人体验的视角构建蒙古近现代史。
进入20世纪后,蒙古民族在地理上被迫分割在多个国族国家生活。关于“分断”一词，似乎不养耳。人们说朝鲜半岛南北分断，岛体龟裂,比较容易接受，但不肯接受南北蒙古同样被分断，同样被人为地楔入国境线两边这一事实。我们不喜欢使用“内蒙”、“外蒙”这个“内外”之别的政治概念，而使用“南蒙”、“北蒙”“漠南”“漠北”地理历史概念。“内蒙古、外蒙古”这种说法,好比同根同源、手心手背的蒙古整体被割断血脉，这种疼痛,锈铁般浇铸在苦胆里。席慕容老师曾说，这种差别看似细微，却有很强的杀伤力。
这一板块，最近文艺春秋出版了拙著增补版的《蒙古与伊斯兰的中国---溯源民族形成的历史人类学纪行》。具体地说，写的是十九世纪末清朝西北部的回民起事如何与蒙古诸部落发生关联的。关于文革期间的种族清洗研究属于这个版块。
第二，关于蒙古的政治祭典、礼仪的研究。
如《成吉思汗祭祀：一种人类学的复原》，2004年，日本风响社出版。
第三：蒙古文献(手写本)研究。
这几个板块构成“新大陆”---原本就是海陆交通，山河纵横,不可分割的。
我在编撰6册《对蒙古人种族大屠杀的基本资料》时，因为受过传统蒙古学研究编辑、解读古文献资料的学术训练，比如出版过《关于阿尔寨石窟1号窟出土的蒙语古文书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等论文，因而得心应手。在分类方法上、编辑索引、附录、文本批评和构成上都下了苦功，而且每一本都附有数万字的日语评介。
此套丛书分为六辑:
第一辑《滕海清将军讲话汇编》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编者关于内蒙文革的介绍性文字。第二部分是滕海清在内蒙文革期间的讲话、指示和检查。第三部分是批滕派对滕海清及赵玉温等人的批判文章。
第二辑《肃清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文件汇编》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编者关于“内人党”历史、性质的介绍和研究，以及对肃清内人党文献资料的疏理和解释。第二部分包括四方面的内容，其一是1966年至1969年初中共中央关于肃清“内人党”的文件。其二是1969年4月至1972年间，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古的文件。其三是关于“内人党”与民族自治的历史文献。其四是关于“内人党”冤案平反及民族问题的资料。
第三辑《打倒乌兰夫汇编》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华北局前门饭店会议资料20篇;第二部分是打倒乌兰夫资料129篇。
第四辑《作为大毒草被批判的民族自决理论汇编》分作构成“大毒草”资料群的两部分。《资料一》包括从1945年到1966年《毒草集:乌兰夫反革命言论选编》；《资料一》：《“大毒草”的移植》。
第五辑《被害者报告汇编之一》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编者关于民族屠杀被害者资料的解说。第一部分是被害实态的资料群。这一部分包括六方面的资料;1《中共文件报告中记载的被害状况与民族屠杀推进的方法》；2《民族屠杀后的政策与计谋》；3《上报上级政府的民族屠杀实态》。4《四家尧人民公社的虐杀方法》；5《被害者的上访书与证言》；6《基于谋略的不完全的“恢复名誉”》。
第六辑《被害者报告汇编之二》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编者关于民族屠杀被害者资料的解说与再分析。第二部分包括两方面的资料：1《中国政府公文书记载的大量屠戮的推进方法》；2；《被害者与加害者的记录》。
这个《关于对蒙古人的民族大屠杀基础资料》群，我计划编辑10辑，每年一辑。
这么一个庞大而详实的资料群，并非我有通天的本事，从哪儿弄来的绝密内参，其实都是文革十几年中共公开发行的，只是我下功夫作了收集和整理，每本七百多页，甚至一千页，相当于这方面的学术梳理、为有志者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文本。
“文革”是蒙古学研究上绕不过去的一个弯，必经之路。比如，我在寻找蒙古文论有关的古文书、手写本时，蒙古人会痛悔地说，文革时期被烧毁殆尽了。文革，对我们蒙古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将这个发人深省的天问，作为每篇访谈的结尾。肉体的毁灭，还不配称作死亡，记忆与灵魂的消失了话,活着也只是活埋在复印机里日子了，因此,每篇结尾的发问不是尽头，而是开始。
拙书的写作前后穿越的二十余年光阴的隧道。从1991年，母亲同我聊家常开始，到2004年采访亲历者百余人。渐渐地,草原上的父老乡亲们知道了我在做这方面的见证记录，纷纷向我提供信息，比如上访材料、家人照片、平反书、残疾证明,甚至亲人的遗物。每次回到家乡，他们或主动上门、或通过亲人朋友等多种途径向我提供资料。采访的方式不一，有的我直接登门拜访，有的到第三者提供的场所，总之，在他们认为相对安全，能够说话的地方。直到当局风声鹤唳、杯弓蛇影。
提问2：
(刘)：这本书算哪一类呢？纪实文学？学术研究?是否采用了媒体式套问呢?
(杨)：欧洲东方学的核心为蒙古学，蒙古时代学。其内容主要包括蒙古学、突厥学、藏学、汉学、匈牙利人的史前史， 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世界几大宗教﹐欧洲的东方学已经形成一个完整体系﹐有严密的论证逻辑。爱德华•赛义德批判欧洲东方学（Orientalism）是种族主义学说。他用福柯的话语概念考察东方主义。姑且不论赛义德之说,但有必要提醒世人的是必须认识到这个“东方”，很大程度上是13世纪到14世纪蒙古时代奠定的世界体系。那么，研究蒙古学就必须从研究13世纪开始到至为止的历史。文字不只有汉字,还有八思巴文字、维吾尔文、契丹文、女真文、西夏文、俄文、藏文字;汉语只是其中的一种语言，因此研究东方需要蒙语、藏语、维吾尔语、梵语、波斯语、阿拉伯语、拉丁语等多种语言为研究工具。
蒙古传统社会与汉族有很大的不同。汉族的政治制度、文化历史、思想价值的遗存，其载体是乡村的书生,绅士。而底层社会却大字不识，科学知识文化基础很弱。可以说是由“士”掌握“文”来对“民”进行至上而下“教化”的互动关系。 通过木板印刷的文字来向底层浸润孔孟儒家核心价值，并奉尊为至高无上，形成华夷文明的优越感与方位秩序观，天下认识论。
而蒙古没有这样上下阶层的分断以及地域和区域组织观念。传统社会留下了大量的手写体，也就是古文书，《蒙古秘史》就是一部回鹘式蒙古文世界通史，是当之无愧的当时亚欧历史的百科全书。《秘史》原本是用来朗诵和吟唱的文本，被世世代代传诵。有人说它是支撑蒙古这个世界性联邦与超大帝国的心灵羁绊。蒙古民间传统文化成熟、灿烂，文字文化指的是手写本，有蒙文、藏文、梵文、突厥文,包括汉文典籍在内等多种文字。一般的蒙古家庭都保存有族谱、世谱，这是全体氏族成员身份认同的象征与血缘纽带，也是在个人血脉中活着的年轮,从中可以清楚地倾听到远古始祖的叙说。传统社会七代谱系内不通婚,从逐代传嗣的世系中可以找到根源。换而言之,蒙古人无论被大风吹到哪里,都能从族谱、世谱中追寻到先祖急骤的马蹄声。蒙古人的天下观就是星垂月涌,万古绵恒的宇宙世界，真正的天人合一。蒙文同汉语一样，言文不一致，但是蒙文没有经过口语白话文“革命”，因此，从13世纪到现在的英雄叙事诗、编年史、古文献，都能解读。
叙事诗是蒙古古老的史诗艺术形式，重要的民间文学体裁。每一位蒙古人都是讲述人。这一传统以个人与家庭,或者家族为载体，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不少长篇叙事民歌都是用口头演唱的形式传承,叙事情节丰富,语言精彩生动。
我也采访过很多日本人，日本人一般有一答一，不傍枝伸叶,拘泥于问题本身。蒙古人也不像汉人那样夸夸其谈，颠三倒四，竭力渲染叙述本身。蒙古的叙事特征是故事完整，脉络清晰。即使有些民歌经过民间艺人的整理和加工,但并未脱离事实本身,故事实诚而可信。
当你谈到文革，他(她)就会秉承叙事诗的特征，按照年代、故事的脉络,有板有眼地叙述。因此有完整的故事细节，鲜明的人物形象，在篇幅、结构、人物塑造及语言运用上都如流水自然而成。
他们的记忆力惊人，许多人的思维和回忆都定格在那个时代,历史离他们并不遥远，幸存者生活在噩梦之中。我并没有刻意“文学加工”、“想象细节”，不需要在文字上做手脚，更不需要套问，设置关子。我只是记录者，加上研究者的理论旁证。我只是一个信息的提供者。书斋的知识与田野调查、口述历史构成活生生的蒙古历史。
比如：在第7章记录了《以杀蒙古人得蒙古族人心？》中有一个细节：嫁给共产党延安派干部的鄂尔多斯女性奇琳花回忆的哥哥奇全禧时有这么一个细节: 奇全禧对号称“礼仪之之邦,明礼守信”的中共承诺深信不疑,协助中共接收,在欢迎高平司令员的宴会上,奇全禧说：“鄙人曾在重庆与蒋委员长共餐用膳”这么一句话，后来我到台湾做研究时，在国民党的少将档案文件上查到了这个细节，证实确实有这么一回事。时间为1945年5月19日。鄂尔多斯蒙古人升任国民党少将军官的只有两位：奇全禧与奇玉山。台湾信息公开，文档证实了奇琳花叙说的这个细节。
至于拙书分类，由读者诸君自己分类吧。
提问3：
(刘)：本书中为什么您没有使用人们通常使用的“内人党”和“新内人党”的区分概念呢？图们·祝东力的书中说历史上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有时自称“革命党”，却从无“内人党”或“新内人党”这样的简称，在蒙语中，也根本不可能有这类的简称。所谓“新内人党”完全是捏造的产物。
(杨)：中共在挖肃的时候，从来没有区分过新老之别。后在“平反”时候却打出要严格区别新老之不同，貌似严谨,目的不外是新一轮阴谋，即指平反一部分人，大批则不恢复名誉。1981年,内蒙古爆发大规模反对汉人侵入草原运动时，汉人干部即指责背后有“民族分裂主义”支持，共产党也没有区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是新,还是老,只要不利于“民族团结”的因素,以”民族分裂”之原罪一锅端,我是顺沿汉人的逻辑，不区分所谓的新老之别。
提问4：
(刘)：日治时代确实培养了一批蒙古知识精英，在保护蒙古文化教育传统等方面采取了鼓励措施。在您的书中，随处可见内蒙古的殖民乡愁，是否对满洲国存在的民族歧视、冲突、压迫，选择性地轻描淡写呢?
比如:喀喇贡桑诺尔布将日本式近代教育引入漠南蒙古时，聘请河原操子为毓正女学堂教师。时值日俄战争的谍报大战期间，错综复杂的矛盾与推演，历史似乎更加多维度纠葛与交缠。又如中共龟缩在延安保存壮大实力，并种植与走私鸦片,这个“中共历史上的最大机密”为不争之实，但是日本学者山内三郎在《麻药的战争---中日战争的秘密》中说：日本一直想取代英国，成为中国最大的毒品供应商。关东军在热河建立鸦片毒品专卖制，确立热河全省为满洲国的鸦片种植区。此外，各派军阀也视鸦片为最大的财源，怂恿与庇护民间种植鸦片。比起中共的鸦片，那是小巫见大巫。
被殖民地对殖民时期的“美好追思与想象”似乎一直是一个重大争议。如台湾。
还有，本书中您对回民的称呼为“色目人”，是否意味着另一种族裔轻蔑呢？
(杨)：我认为日本式的现代化，非常适合于亚洲,尤其是东亚各地区各民族。当然，我们蒙古人不是窄意上的亚洲人，是欧亚大陆人。我们在近代选择了两个文明，一个是来自西方借道俄罗斯的文明；另外一个是东方的日本文明。很遗憾，由于汉人本身还未脱胎进入近代，所以从汉地进入蒙古的现代文明近乎于零。从汉地带来的只是灾难。这一点，现在也没有任何变化。汉人要垦殖草原，同化我们，我们则更愿意选择另外的文明。嘎达梅林要解决的问题，至今仍然横梗在我们两个民族之间。
问题并非侵略与被侵略，殖民与被殖民这样简单的二元对立构造。我所研究的人类文化学其对象是“人”，人的集合体，因此，我更多地看到历史的复杂性与历史中的“人”。比如河原操子。
这称呼回民为“色目人”不是歧视，我只是希望回民知识人不要忘记历史，你是蒙古帝国的产物，不要一味讨好当代汉人的政治和政策就能怎么样。
提问5：
(刘)：你的书中多次提到1950年8月鄂尔多斯乌审旗人民起来反抗中共暴政，在网上也看到蒙古人在纽约缅怀乌审旗“8.19”惨案，追思蒙古英雄 Bayanbaatar ，但都不详细，能详说一下这一段历史吗？
(杨)：鄂尔多斯乌审旗蒙古人在1950年起义反抗汉族共产党入侵内蒙古，领导人是奇玉山；而我父亲是则是镇压一方。中共占领蒙古人的家乡以后，说一部分蒙古人是好人，即穷人；而另一部分人即富人是坏人。以阶级仇恨来离间民族文化认同。那么，“好蒙古人”跟着汉人希望解决民族平等问题与禁止开垦草原问题，可是，几十年过去了，共产汉人和“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派”一样，更加大规模地开垦草原，移植汉人进入我们蒙古人的家乡，而且还杀人放火,视蒙古人生命如草芥。因此，2013年8月，乌审旗蒙古人巴音巴特尔因为反对汉人强行占领我们蒙古人的草原修建铁路而提出正当要求，但却被汉人当众殴打打死。这让我们认识到，蒙古人的民族自决的革命目标从19世纪末到现在一直没变，也一直没有实现。蒙古人不愿意开垦命根子的大草原,不愿意破坏生态自然环境，而汉人就是要掠夺我们的地盘和地下矿产，移民并从文化上同化我们。这就是原因和结果。一百年没有变。因此，民族问题也就不会得到解决。
提问6：
(刘)：关于图克公社屠戮风暴中“色木楚克一家四口投水自杀，以及色木楚克本人用镰刀自杀”这一情节，不同人物的叙述，四说纷纭，扑朔迷离。一家唯一的幸存者，当时才九岁的其莫斯仁的回忆；诗人图克公社书记策·哈斯必力格图、革委主任额尔德尼的叙述的时间和遇难过程都有差异。另外，在谈到文革后1974年一个雨夜，一群人对乌兰巴干夫妇实施暴力行为时，您的书里写的“一群汉人，仍用暴力解决暴力问题“。而启之先生的书中写的是：20多个身穿军队雨衣，腰挎蒙刀的蒙面强人……临走留下一句话：“我们是受难的’内人党’ 子女，这是你的报应！”----显然，指的是蒙古人所为。与您叙述截然不同。
（杨）：对乌兰巴干的暴力行为不只一次，而是数次。因此他在呼和浩特才呆不下去，逃到外地求生。汉人也恨他，因为他背叛了汉人。内蒙文革中对蒙古人的种族屠戮这一事实是禁区中的禁区，地雷中的地雷。这种罗生门（Rashomon）式的叙述的意义在於,真相被扭曲、被模糊， 但基本事实并未改变,民族屠戮的本质也未改变。
“卡廷森林大屠杀”的真相珊珊来迟于60年之后。我希望将来有一部《图克大屠杀》的电影，谁都不知道真相，但对蒙古人民族屠戮基本事实却不可动摇，我也希望有一部蒙古的《辛德拉的名单》，记录金九斗医生的诺亚方舟。
提问7：
(刘)：杨继绳先生说：研究文革史就是要跳出时代的局限、利益的局限和情感的影响，站在人类文明和政治文明的高度，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写文革史是危险的。……你写出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会有人批评你叙述的片面性。这是因为文革的当事者大都健在。……不仅要跳出《决议》，也要跳出文革亲历者的感情纠葛。应该站在人类文明与政治文明的高度，用普世价值观来研究和反思文革。当然这样做是不容易的，因为人们很难超越自身环境的局限。
作为受害者一方如何超越族裔民族主义而“客观”地看待这些主观的零碎的，断片的，情绪化的证言呢？或者说，您自己如何做一位感情上的蒙古主义者，理性上的研究者呢？
（杨）：我只是孤军奋战的个人写作者，没有组织，没有团队，一个人是一支队伍，我在拙书中，确实有一种“艺术形式”，或者说“写作战术”。那么就是刻意刺激读者，引起议论与思考。因为这才是民族问题的关键。触及到蒙古民族的认同问题，可能汉人会反弹，会摔掉这本书，扔在地上，给我贴上“不客观，不理性”的标签。如果这位读者是一位独立思考的人,那么过一段时间冷却之后，他(她)会捡起来,想一想，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写，为什么要这样写？
绝对的客观事实上陷入一种名叫“客观的主观主义”.每个人的写作的背后都不动声色地站着作者的现实关怀,价值期待,文化理想以及民族感情,当然包括作者的政治立场。“不去政治化”的本身就是政治化,“客观”本来就是相对于“主观而言”的，没有绝对的客观，绝对的客观与八面玲珑未必代表问题的本质。
比如日本人研究非洲，好像站在第三者立场，佩戴着一枚免罪符。大的“研究”小的，一定是“客观、理性、中立”的，小的研究大的，一定是“非客观、非理性、偏执的、情绪化”的吗？
没有人能够垄断历史的叙述权，每个人都拥有重新解释历史权利，无人可以百分之百地“零温度叙述”。“情绪化的零碎的叙述”如利爪，有时能在被风化的废墟中挖掘出真实。而梳理这些支离破碎的陶片，正是研究者的责任。
读者可以扪心自问，为何汉人要选择性地失忆？为何在定历史结论时总是推脱责任,诿过于人?如果今天人们仍然忌讳谈论这段”盖棺定论”的历史,又遑论学术研究呢？
大部分蒙古人在沉默。沉默同样是另外一种力量的表述。一个受尽苦难的人，为什么会缄口其言，究竟是谁，来自何方的阻力，怎样超越我们想象的残酷经历，使得这个人始终生活在黑暗的深渊呢？
我在第九章《延安派干部奇治民》中的结尾中引用了幸存着、“挎洋刀出身”东蒙干部暴彦巴图的话概括了奇治民的一生：“纵观奇治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奉献的一生。他是革命的‘红小鬼’，是共产主义的忠诚战士、鄂尔多斯人民的好儿子。党决不会忘记他，人民永远怀念他。”在文革屠杀中挨过三百多次的批斗而九死一生的受害者暴彦巴图，至今尚未找到更合适的语言回忆与表述大屠杀的恐惧与苦难，甚至至今还不得不使用统治者的语言，用赞美中共的语言来表述历史，读者是否能从这种荒诞与扭曲、苦楚与绞痛的表述中读出一点点历史的真相呢。这种表述的本身就是当下历史的一部分，同样见证着历史。
从沉默者到见证人，到行动者的埃利·维塞尔（Elie Wiesel）说过一句最令人剜心的话：“世界可能并没有听到我们的呼声，或者，更坏的假设是，世界听到了我们的呼声，但是一切都依然如故”。
提问8：
（刘）：您在第14届司马辽太郎大奖授奖式时说：“建构清廉、透明、格调高扬的明治精神的秋山好古率领的近现代日本骑兵，与年轻的游牧骑兵战士并肩驰骋在满洲的大草原上，共同与俄罗斯帝国作战。”。
“尚武之民蒙古人生来就是战士，为秋山好古创建的近代式日本骑兵的合理性所倾倒。蒙古人改良传统的作战方式，满洲国时代诞生了内蒙古骑兵连。勇士们跨日本洋刀、坐骑日本进口的体格雄浑之战骑驰骋荒野，为实现民族现代化与民族自决而英勇战斗。坂上之云，如今确实在蒙古的苍空之上美丽飞翔。”“明治毅然决然的精神”。 您自己似乎也为“明治毅然决然的精神”所倾倒。
不过，司马辽太郎的《坂上之云》后记中写道：从维新到日俄战争之间共有三十余年，不管是在文化史上还是在精神史，这一时期都是在漫长的日本历史上的异类时期。
这是日本历史上最乐天的一段时期。但“明治在雪花中渐渐远去”。
实际上，蒙古近代政治精英主导下展开的民族自治运动，也是将漠南蒙古民族命运的赌注（也许这个词语您不接受）压在日本身上，希望借助日本的力量实现其民族自治独立的理想。然而，日本只不过把漠南民族自治运动当作其东亚战略的工具，并不认真对待蒙古人的民族自治诉求，最终漠南民族自治理想化为泡影。
那么，您在《坂上之云》与漠南蒙古之间究竟在寻找怎样一种精神呢？
（杨）：蒙古与日本一样，弱小的民族，背负巨大沉重的历史。同样得对付中国和俄罗斯。相比之下，俄罗斯更容易和我们共存，因为俄罗斯不杀人，也不开垦草原，不强制同化。而中国则一直认为“蛮夷杂碎”，“化外之民”。被汉人看不起这一点上，我们蒙古人和日本人同病相怜。
蒙古人接受日本式的近代教育以后，同样骑大洋马，挎洋刀，为民族自决奋斗。这就是1930-1940年代的历史。但后来被汉人占领以后，我们的骑兵被派到西藏，为汉人杀害藏人，沦为雇佣兵。回顾满洲国时代，对比中共统治，历史一目了然。
提问9：
（刘）：恭贺您的新书《在中国与蒙古的夹缝之间---乌兰夫的民族自决未竟之梦》被选入2013年岩波书店出版的“岩波现代全书”系列。
在本书中，您描写了乌兰夫（1906-1988）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者兼蒙古民族主义者的波澜万丈的生涯。您将他的民族主义为主轴的思想与实践分为：“自决时期”、“自治时期”、“抵抗时期”、“破灭时期”，他终生都在寻求成立苏联型中华民主自由联邦的理想。您的书里说：所有内蒙古的蒙古人至今怀抱一个最不可思议的问题：为什么数万以民族独立为理想的蒙古军对云泽（乌兰夫）及其中共不发一枪一弹进行抗争，而服服帖帖地归顺于中国，是内蒙古近现代史上最大之谜团。
所有的书都含含糊糊地记载：1947年5月，内蒙古自治政府在旧满洲国兴安总省的省会王爷庙成立之际，有无确切的记载呢？这个改名是否意味着他艰难的心路历程呢，即将内蒙古自治政府改为“中华民主联邦”？而乌兰夫的自治政府理想是拥有独立的民族军队，独立的货币发行，独立的民族自治理想的。苏蒙的社会主义解体之后，是否找到了他四年留学莫斯科以及他参加国际共运、世界革命思想的踪迹呢？今天的蒙古人对乌兰夫怀有怎样的感情呢？
（杨）：乌兰夫仍然是我们草原上尊敬的人。乌兰夫比毛泽东更懂得如何对待少数民族问题，他一生都在追求苏联式的联邦自治。事实上，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体现了联邦自治的理想。中共对乌兰夫从来没有放心过，“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中共只是利用他。
提问10：
（刘）：近来读到日本学者杉山正明的《颠覆世界史的蒙古》（周俊宇·八旗文化出版2014）该书中提出世界史中“蒙古时代”的概念,并认为蒙古时代是世界史的分水岭，开启了通往近代之门扉。并且，蒙古时代同时也是世界史上另一大潮流“游牧文明”的顶点，也是另一个世界史的顶点。游牧国家乃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游牧民推动世界历史的发展。 “元”完全是一种基于中国王朝史观的权宜称谓，属于一种限定的用法。“大元大蒙古国”才是正式国号。因为蒙古时代后期，欧亚与北非全境围绕着转型为陆海大帝国的蒙古，为世界史前所未有的东西交流与经济·文化活跃时期,大大地改变了世界,甚至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西欧文明的大转向，也是在蒙古时代下展开的。日本传统文化中重要的能剧，水墨画，建造书院等等，都是从蒙古统治下的大陆引进的。蒙古时代精神笼罩世界，蒙古与伊斯兰的共生关系,造成伊斯兰的世界化,并且蒙古时代成为一个拥有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甚至涵盖海洋的大元汗国。欧美学者将这个时代自由开阔且富于理性的社会风潮与文化命名为“蒙古自由主义”。若不从蒙古时代历史脉络来看，那么现在肯定仍然看不清外蒙，内蒙蒙古系族群的苦难，以及至今仍然持续的西藏问题。也就是说，回顾中国数千年历史之际,近代中国的疆域，顶多是这两个半世纪左右被套用下的产物。若要是以这个“大中华”来说明东亚历史脉络整体，是本末倒置的。
但吾人被填鸭的历史“常识”说四等人制（蒙古、色目、汉人、南人）的按照民族划分的歧视和压迫、蒙古帝国扩张称霸世界的进程中滥杀无辜、血流成河。而杉山书中却说成吉思汗的军队是一支“不战的军队”、游牧社会的常态是指挥者交战后，溃散的一方并入另一方，回避人命的折损，“多元复合的蒙古世界联邦”的建立不是靠武力降伏，而是“成为伙伴”。 吾人的历史“常识”中黑暗的元朝总是与文化上的镇压与经济上的败退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由于元朝的统一，游牧民族开放阔识的世界与时空观念,元朝这个世界体系的东部多展现了多彩的历史大脉动。
日本民间有传奇英雄源义经（1159年－1189年），衣川馆之战后经北海道渡海西行进入蒙古，成为世界联邦盟主成吉思汗传说。尽管此说法欠缺依据，但是蠕动的蛹中似乎寓含对蒙古英雄憧憬与幻想。
（杨）：首先应该分清民族情绪与民族主义。比如；汉族学者称呼的蒙元时代、称呼汉语国号“大元”、而蒙语的称号应为“大元大蒙古国”。元代纪年方式以蒙汉文同时作为公用文通晓世界，而用汉中国的历史计算“元朝”不过百年历史、但是用蒙古史观来计算，直到林丹汗逝世的1634年为止。“大蒙古国”却有四百二十八年历史。
日本、欧美的学者可以轻松地叙说“大蒙古国”的“大历史”，如果我们蒙古学者却不能使用，因为很容易被贴上“自民族主义者”、 “狭隘的民族论”的标签。
也有汉人说，你们蒙古人嗜杀，铁蹄践踏过汉民，因此，挖内人党不算什么。我们不对此论争，那么即便我们承认这个很值得讨论的命题，也不应该以暴易暴吧，在２０世纪世界早已进入文明史的时代，发生违背《防止及惩办灭绝种族罪公约》的血腥暴力，也是应当谴责的，今天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也是试图切断暴力的连锁。
1991年前后，日本出现了蒙古热。日本确实存在根深蒂固的亚洲主义，满蒙情怀。９０年代，有一位学者到蒙古国拍了一张美丽的蒙古大草原的照片，在日本引起轰动。但是日本学者写的“美丽的蒙古”，避开了蒙古的痛苦。这也没有关系，你写你的美丽的蒙古，我写我的痛苦的蒙古。但是，从根底上看，无论是日本人还是蒙古人，我们都能互相交流沟通；但是和汉人不好做到，汉人满脑子的天朝中心主义，一上来就先发制人说蒙古人“野蛮、愚昧”。相思相爱才能正确理解对方。希望汉人不要以褊狭之见，轻慢别人落后，野蛮。
提问11：
（刘）：如何进行民族之间的对话与真相和解？伊力哈木的逮捕，似乎走入死胡同。
（杨）：汉人自由派知识人谈到普世价值时，不要只谈到北京的民主自由宪政，同样要考虑少数民族的自由与平等。不少自由派人士在自由问题上持双重标准。在真相的基础上才有和解的可能。任何一个问题，不要当作当作政治交易的一张牌。比如关于靖国神社问题，汉人必须了解靖国神社的精神装置，就算是中国占领了日本，日本人还是会去参拜。我刚从福冈过来，福冈有一个蒙古塚，祭拜的是“蒙古袭来”时的敌人蒙古人。日本人的生死观与蒙古人相同，不论敌我，死后灵魂升天，流转为神灵，死的尊严同样为世人崇敬。日本和蒙古都没有鞭尸文化。
从感情上来说，我不愿意与汉人对话，至少去台湾之前，我不愿意与汉人对话。但去了台湾之后，我感到，有民主制度的保证，另外台湾经过日治时代，教育文化水平比较高，有民主与人文思想的土壤，而中国大陆却没有这个基础。
我从理性上来说，必须也只有对话，首先与内蒙古的汉人对话。我也发现与汉人对话并不难，因为汉人最担心的是吃的问题，而蒙古人最担心的是亡种的问题。不过我提倡不要放弃合理的暴力。现在的状况，比我在北京时的八十年代要差得多。对话的可能和渠道越来越少。但是与王力雄这样的汉人思考者，我很愿意对话。
马立诚先生提出“对日新思考”，我希望出现“对少数民族新思考”这样的智慧者。这本书汉文版的目的，就是试图探索真相调查与对话的途径。切断以暴易暴的锁链，清除暴力的土壤。
提问12：
（刘）：您理想中的民族模式是什么呢？是否“中华联邦”当然需要讨论---不过唯色已宣布退出《08宪章》的署名。
（杨）：在真相和解基础上、中国民主化前提下的联邦制。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合并统一已经不现实，而只能是南蒙古与周边几个省市的北方汉人成立一个民主宪政联邦制度保障下的，具有自决权的一个加盟共和国。包含宽容宗教，有穆斯林，藏传佛教。作为理论和理念，独立是必要的，但是现实上不可能。从现实与稳健的角度来看，目前自治区内的主体民族蒙古人口只占十分之一。汉人担心一提到独立和自决，就会被驱出长城以南，以为分作南北两国，失去生存的空间。其实人类的历史本来就是一部迁徙史。蒙古人有拥抱和宽容、经营世界自由联邦的能力。解决问题的方法是：走老汉人的路。汉人借地养民。老汉人本身就是混血儿，不要再滥垦滥伐了，老汉人也不是无节制地开垦，而是畜牧。蒙古人祖祖辈辈相信破坏草原、森林、植被、动物等性灵的人，必会遭到神灵的报应。
我说的联邦制，也不一定是“中华联邦制”，“中华”是一种思想，作为文化意识可以宣扬，但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作为国号使用过。可以更智慧些，使用一个少数民族抵触感少一点儿的名称，如日本的年号“平成”，起源于“地平天成”。
提问13：
（刘）：没有经历过文革的蒙汉青年能够做什么？如何记忆历史呢？
(杨)：我们蒙古知识分子有一个说法，就是少数民族的孩子不要送到国外去，由我们蒙古人自己来教育。即便是接受汉化教育，失去语言的根，蒙古子弟迟早也会觉醒。他会想，我们为什么会失去我们文化的载体？俄国人一直对泛蒙古主义警惕，因此在雅尔塔会上千方百计地肢解蒙古，不希望看到统一的蒙古，因为它太知道蒙古的强大。历史是无法忘怀的。
提问14：
（刘）：近现代史上的蒙古夹在两个大国之间，漠北蒙古也遭致斯大林的大清洗。那么，对未来的教训是什么？ 如果“挎洋刀的”的蒙古政治精英成功地统一南北蒙古的话，是否会同样像日本一样在近代化过程中受挫？是否有能力整治草原各自为王的部落王公政治呢？
（杨）：我有时候也思忖，我们蒙古民族的今天是上天惩罚的结果。我们民族确实需要反省。满清利用了蒙古各部落之间的矛盾与对立。蒙古人中不乏孤胆英雄。中共利用了共产主义理论的民族自决部分来蛊惑离间。
但是单一民族的蒙古有自己独特的优势，蒙古并没有地方主义。就像日本明治维新之前，有两百多藩，但是这次现代化和西方化的改革，无血开城，使大政归还天皇。实际上，蒙古独立时，漠南蒙古六盟四十九旗中，相继有三十五旗的蒙古王公回响应或者支持独立，因此，那时漠南蒙古自身具有整合统一的势力，中国的军阀势力阻碍了这一梦想的实现。
从另外的角度来看看，法国提倡的天赋人权的民族自决概念至今未实现。
【转自纵览中国。】
延伸阅读：
《没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与文革大屠杀》即将在台湾出版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4/10/blog-post_21.html
王力雄为《没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与文革大屠杀》撰序：所有汉人都该读的书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4/10/blog-post_30.html
茉莉：内蒙人民黑色的集体记忆 ——读杨海英《没有墓碑的草原》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4/11/blog-post_3.html
唯色博客：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4/11/blog-post_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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