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美國蒙古學研究發展趨勢

蔡偉傑 -- 美國印第安納大學中央歐亞研究系博士生

摘要:美國蒙古學研究的傳統始於二次大戰後。二次大戰後，許多蒙古學者前往美國避難，而成為美國蒙古學發展的先驅。由於這些學者的努力，美國的蒙古學研究曾經盛極一時。然而在冷戰結束後，美國的蒙古學研究並沒有能夠隨著蒙古國與中國內蒙古的開放而受益，反倒逐漸萎縮。蒙古學在美國發展上的困境，在於其本身尚未被廣泛認可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這主要是受限於冷戰時期的國際政治與相應的學科分類所造成的。因此目前美國蒙古學發展的重點，在於如何在既有的學科分野下，找到自身的著力點而持續發展。目前除了持續既有的蒙古帝國史與相關阿爾泰學研究外，美國蒙古學的發展趨勢在於：1. 以藏傳佛教為主題，與內陸亞洲佛教文化圈和佛教研究建立建立緊密聯繫；2. 以中國近現代邊疆史為主題，與東亞研究進行連結；3. 以社會主義發展為主題，與俄屬中亞研究結合；4. 以俄國境內的蒙古人為主題，與俄國研究進行結合；5. 以絲路為主題，探討中國與內陸亞洲的文化交流史；6. 以當代蒙古為田野地點，開展有關蒙古的社會科學研究。

關鍵字：美國、蒙古學、內陸亞洲、藏傳佛教、絲路

壹、前言

本文的主題為當代美國蒙古學研究發展趨勢。然而在討論這個課題之前，首先必須釐清何謂美國蒙古學。廣義來說，美國蒙古學包括了數個不同的學術群體，其關注與興趣有可能彼此重疊。但是就學科上而言，大部分是屬於蒙古學以外的學科，而且可能也不把自己視為蒙古學研究者。

首先，在美國，蒙古帝國史被視為是傳統的蒙古學研究課題。其研究領域包括了成吉思汗以降的草原帝國史。但是這樣的研究是否能夠被視為是美國蒙古學的一部分，卻是相當令人質疑的。首先，大多數的研究者不見得懂蒙文，而多半仰賴中文、波斯文與其他非蒙文史料。[1]此外，其研究也不見得關注蒙古帝國內部的蒙古人，而是蒙古帝國統治下的其他民族，如漢人、波斯人與阿拉伯人等。最後，這些學者傾向將蒙古帝國放在世界史或是其鄰近民族的歷史 (例如中國、伊朗或俄國) ，而非蒙古史的脈絡來理解。這些學者大多數也不見得認為自己為蒙古學者。即便如此，他們的學術成就仍舊具有無可忽視的重要性。[2]
另一群美國學者則是研究俄國與中國的蒙古族。這群學者多半隸屬於歷史學或是人類學，而非蒙古學，例如William R. Jankowiak、[3]Dee M. Williams，[4]與Michael Khodarkovsky (1955- )，[5]前兩者研究中國人類學，後者研究俄國邊疆史。雖然他們不是蒙古學者，不過他們的研究仍然值得蒙古學研究者參考。

最後一群學者是研究當代蒙古國的社會科學家或是政策研究者。他們也不認為自己的研究屬於蒙古學，而是教育學與經濟學等，例如Iveta Silova、Gita Steiner-Khamsi，[6]與Keith Griffin。[7]這些學者通常不懂蒙古語文，也不使用蒙文材料。即便如此，這些研究仍然有助於我們了解當代蒙古國。

因此，在本文中對於美國蒙古學的定義將沿襲Atwood的看法，定義為在美國學習並使用蒙古語文或是透過與蒙古人的互動經驗以從事與蒙古相關的研究。[8]在這個定義下，雖然能夠被視為美國蒙古學者的人數將會大為減少，但是仍然不失為一個適當的定義。[9]以Robert A. Rupen (1922- ) 為例，雖然他本身不懂蒙文，但是由於他本身曾於1959年訪問蒙古，並且深受蒙古學者以俄文發表的研究成果所影響，因此仍然可以被視為美國蒙古學的代表人物之一。
以下，本文首先將梳理二次大戰前的蒙古相關研究，接著簡單介紹二次大戰後至冷戰結束前的美國蒙古學傳統與譜系，最後討論冷戰後的美國蒙古學發展，並總結近年來的發展趨勢。

貳、二次大戰前美國的蒙古相關研究

在美國，自二十世紀初起已有從事蒙古相關研究的學者。例如Jeremiah Curtin (1835-1906) 的蒙古相關研究，在他過世後於1908年由其遺孀陸續整理出版。Berthold Laufer (1874-1934) 於1907年受美國芝加哥市的圖書館之託，蒐集了大量的蒙古文文獻。Roy Chapman Andrews (1884-1960) 於1920年代在中亞與蒙古也進行過一系列的實地考察。Ferdinand D. Lessing (1882-1961) 於1936年起於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 開設蒙語課程。[10]然而這些研究都沒有讓蒙古學在美國制度化。美國有關蒙古學研究的學術機構主要是在二次大戰後才陸續建立，因此我們可以說美國蒙古學研究的傳統事實上是始於二次大戰後。[11]這點與英、法、德、俄、日等國相較甚晚。這也許與美國缺乏如前述各國與蒙古在殖民或地緣政治上的利益有關。

叁、美國蒙古學的建立與興盛

二次大戰後，許多歐洲的蒙古學家以及中國的蒙古知識份子為了避免遭受蘇聯與中國共產黨的迫害，紛紛前往美國避難。這些人後來成為美國蒙古學發展的先驅。其中，歐洲的蒙古學家以俄籍Nicholas N. Poppe (1897-1991) 與匈牙利籍Denis Sinor (1916-2011) 為代表。而蒙古知識份子則以喀爾喀蒙古人Dilowa Khutugtu (1884-1964)、察哈爾蒙古人John Gombojab Hangin (1921-1989)、達斡爾蒙古人Urgunge Onon、喀喇沁蒙古人Jagchid Sechin (札奇斯欽，1917-2009) 以及科爾沁蒙古人Ünensechen (Kuo-yi Pao 包國義，1919- ) 等人為代表。這群蒙古知識份子的共同特點在於他們都與德王 (Demchugdongrob, 1902-1966) 的內蒙自治運動有所牽連。此外再加上美籍蒙古學家Owen Lattimore (1900-1989)、Francis Woodman Cleaves (1911-1995) 與比利時籍神父Antoine Mostaert (田清波，1881-1971) 等人。

Lattimore可說是美國蒙古學研究的奠基者。他的《中國的內陸亞洲邊疆》已經成為研究中國邊疆史的經典之作。[12]在他卸任蔣介石顧問返美之後，與Dilowa Khutugtu、John Gombojab Hangin以及Urgunge Onon合作，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的佩吉國際關係學院 (Walter Hines Pag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首先創立了美國第一所蒙古學中心，然而，由於1950年代的美國麥卡錫主義高漲，Lattimore被指控為共產黨同路人，因而被迫離開美國，並且與Urgunge Onon合作，在英國里茲大學 (University of Leeds) 重新建立蒙古學研究的據點。而剛萌芽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蒙古學中心也因此停頓下來。他赴英之後仍然繼續從事蒙古學研究，並出版了《蒙古的民族主義與革命》與《游牧民與人民委員：回訪蒙古》等書。[13]但是，這些作品充滿對當時蒙古人民革命黨的溢美之辭，以至於被認為立場過於偏頗，因此並未對後來的蒙古學研究產生很大的影響。

   Lattimore的出走對美國蒙古學研究而言只是暫時的挫折。因為後來在美國東西岸與中西部的著名大學中，蒙古學研究仍然持續蓬勃發展。當時有Cleaves在哈佛大學 (Harvard University) 遠東語文系 (Department of Far Eastern Languages) (1946)、Poppe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遠東與俄羅斯研究所 (Far Eastern and Russian Institute) (1949)，以及Sinor在印第安納大學 (Indiana University) 創立烏拉爾與阿爾泰學系 (Department of Ural and Altaic Studies) (1965)。由於這些學者的努力，美國的蒙古學研究開始站穩腳步。由於之後在美國蒙古學界中，以Poppe與其門生在華盛頓大學的成就最為重要，因此以下首先針對其工作進行介紹。

Poppe原先在俄國就已經是一位著名的蒙古學家。為了躲避俄共的迫害，他於1942年逃至德國，後於1949年移民到美國。在進入華盛頓大學遠東與俄羅斯研究所任教後，其貢獻在於將俄國與德國的阿爾泰學傳統引介到英語學界。[14]Poppe與藏學家Turrell Wylie (1927-1984)、漢學家Herbert Franke (1914-2011) 和勞延煊合作培養了一批優秀的蒙古學者，其中包括了Robert A. Rupen、[15]John R. Krueger (1927- )、[16]James E. Bosson，[17]與Paul Buell等人。[18]Henry G. Schwarz (1928- ) 在1963年於威斯康辛大學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獲得政治學博士後，曾赴華盛頓大學任教數年，並視Poppe為良師益友。[19]另外，Ünensechen後來也進入華盛頓大學，並於1961年以《蒙古秘史》第九章的譯註獲得碩士學位。後前往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中文與蒙文，並且與Bosson合作出版了數篇有關科爾沁蒙古語言與文化的論文。[20]

然而，在Poppe過世後，華盛頓大學並未延續蒙古學研究的傳統。Paul Buell是這個體系中所培養出的最後一位博士。後來這些Poppe的門生先後離開了華盛頓大學，Bosson前往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任教，Krueger在印第安納大學執教，Schwarz與Buell則到了西華盛頓大學 (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Bellingham)。

印第安納大學的蒙古學研究則是由Sinor創立的。他曾於1939至1948年間追隨著名法國漢學家Paul Pelliot (伯希和) 學習蒙古與突厥語文和歷史。並且於1948至1962年間在英國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東方學院執教，最後於1962年來到美國印第安納大學，並於1965年創立烏拉爾與阿爾泰學系，後於1993年改名為中央歐亞研究系 (Department of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 CEUS)。1967年又創立了亞洲研究所(Asian Studies Research Institute)，1979年改名為內陸亞洲研究所 (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ner Asian Studies) ，後於2006年以Sinor命名為塞諾內陸亞洲研究所 (Sinor 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ner Asian Studies, SRIFIAS)。另外 ，1962年美國政府將國家烏拉爾與阿爾泰語言與地區中心 (Uralic and Altaic Language and Area Center) 自哥倫比亞大學遷到印第安納大學，並於1981年更名為國立內陸亞洲與烏拉爾資料中心 (Inner Asian and Uralic National Resource Center, IAUNRC)。此外，他又聘請了Krueger以及Hangin來到印第安納大學。可以說是Sinor一手將印第安納大學打造成美國內陸亞洲與蒙古學研究的重鎮。

Hangin在Lattimore赴英之後，前往哥倫比亞大學 (Columbia University) 攻讀碩士，後以Injannashi的《青史演義》 (Köke Sudur) 研究於1970年獲印第安納大學博士學位。[21]最後他留校任教，並且擔任印第安納大學的蒙古學教授。

在Sinor等人的合作之下，培養出了許多出色的門生，包括了Larry W. Moses、[22]Stephen A. Halkovic, Jr.等人。[23]然而在Krueger由於道德瑕疵而離開印第安納大學後，著名匈牙利蒙古學家György Kara (1935- ) 受印第安納大學之邀，成為其繼任人選。[24]Kara、Poppe與Mostaert等非美籍蒙古學家後來皆定居在美國，這也是美國蒙古學的一大特色。

哈佛大學的蒙古學研究獨立於美國其他的學術機構之外。其源起可以追溯至二次大戰以前。這些特點都和美國境內絕大多數的研究機構不同。哈佛大學的蒙古學研究以Cleaves與Mostaert兩人為中心。Cleaves曾獲得獎學金前往巴黎追隨伯希和學習，1941年由於戰爭被迫回美，獲得博士學位後於1946年進入哈佛大學遠東語文系，該系後於1972年更名為東亞語言與文明系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1949年後Mostaert赴美，然而他從未擔任過任何學術教職。他與Cleaves兩人合作整理了許多的蒙文文書與碑銘。然而Cleaves的工作主要專注於歷史語言學 (philology) 上， 似未受到Mostaert豐富的民族志經驗啟發，而轉向研究當代蒙古歷史與生活。

Cleaves培養了數名優秀的門生。其中最有天份的Joseph F. Fletcher, Jr. (1934-1984) 不幸於1984年因癌症早逝。作為東亞研究的一部分，哈佛大學的蒙古學家多半能夠掌握中文與日文，這也是他們的一項優勢。例如David M. Farquhar (1927-1985) 是少數能夠掌握日文研究的美國蒙古學家，[25]但可惜的是其關於清代蒙古行政制度的博士論文未能出版。在Cleaves過世之後，其遺缺先後由其門生Elizabeth Endicott、[26]專研匈奴與滿洲的印第安納大學博士Nicola Di Cosmo (1957- )，[27]以及現任專研滿洲的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博士Mark C. Elliott接任。[28]

另外，哈佛大學於1972年秋季成立了內陸亞洲與阿爾泰學委員會 (Committee on Inner Asian and Altaic Studies)。這是一個跨學科與領域的學程，研究範圍近似於印第安納大學的中央歐亞研究系。但是該學程並沒有專職的教授，師資來自於東亞語言與文明系、近東語言與文明系、人類學系、梵文與印度研究系、俄國研究系等。但自從Cleaves過世，其後繼者Elizabeth Endicott離開哈佛大學之後，迄今該學程並沒有從事蒙古學研究的教授。

在這波美國蒙古學興起的浪潮中，蒙古族學者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Jagchid Sechin。他於1949年隨著國民政府一同來臺，並且在國立政治大學復校後出任首任邊政研究所所長，建立了臺灣的蒙古學研究傳統。後於1972年赴美，於楊百翰大學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任教，並且與Paul Hyer教授保持著密切的合作關係。他在美國出版了《蒙古文化與社會》、[29]《一位活佛的傳記 : 末代甘珠爾瓦・呼圖克圖的自述》、[30]《長城沿邊的和平、戰爭與貿易：兩千年來遊牧民族與中國的互動》、[31]《末代蒙古王公：德王的一生及其時代 (1902-1966) 》等書。[32]另外，其《蒙古學論文集》也於1988年出版。[33]這些書多半都有中文版。他也是在美國學界最活躍的蒙古族學者之一。

在二次戰後，部分卡爾梅克蒙古難民也在美國紐澤西州落腳。其中最出名的學者是Arash Bormanshinov (1922- )。他編著了《卡爾梅克語手冊》。[34]另外也發表了數篇關於卡爾梅克蒙古人的論文。

前述的幾所美國大學，包括了華盛頓大學、印第安納大學、哈佛大學、西華盛頓大學，以及楊百翰大學，基本上就是1970至80年代的美國蒙古學中心所在。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哥倫比亞大學 (Columbia University)。1950年代末期，美國政府曾經在哥倫比亞大學建立烏拉爾－阿爾泰學研究計劃，但是由於經費不足，隨即於1962至63年停辦，並且轉移至印第安納大學。原先在哥倫比亞大學的John C. Street到了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語言學系服務至退休。[35]自始至終，哥倫比亞大學從未建立過獨立的蒙古學學程。在哥倫比亞大學工作的蒙古學者包括了Henry Serruys與Morris Rossabi。Henry Serruys與Mostaert一樣都是天主教聖母聖心會 (C. I. C. M.) 的神父。Serruys於1955年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博士，主要研究明代蒙古史。 [36]Hangin在赴印第安納大學前，也曾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碩士。至於Rossabi，他於1970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37]後來在紐約皇后學院 (Queen’s College) 與哥倫比亞大學任教。他的研究包括了中國與蒙古史，但是其研究鮮少使用蒙文材料。[38]

綜上所述，美國蒙古學在1960至1980年代取得了可觀的成果。這主要是由於美國政府挹注資金，在大學成立相關研究機構。另外加上許多國外的蒙古學家與蒙古族學者移入美國的關係。

肆、後冷戰時期的美國蒙古學研究

然而冷戰結束後，美國的蒙古學研究並沒有能夠隨著蒙古國與中國內蒙古的開放而受益，反倒逐漸萎縮。首先是許多機構的主要蒙古學家在這個時期退休或過世，老成凋零。除了印第安納大學以外，包括Poppe與Cleaves等人都先後過世。一方面，印第安納大學努力維持傳統的蒙古學研究以及古典蒙文與現代蒙文的教學。近年來自印第安納大學畢業的蒙古學博士取得較大成就的，要數Johan Elverskog。[39]但在其他地方，研究蒙古學相關課題的學生與其他地區或學科的連結更為緊密。即便在印第安納大學的其他學系 (例如人類學或歷史學) 也不例外。[40]

此外，在美國仍有其他來自蒙古國、中國內蒙古等地的蒙古族學者。然而，只有極少數人最後留在美國任教，例如在麻省理工學院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 人類學系的Manduhai Buyandelger。[41]而曾在麥克雷斯特學院 (Macalester College) 人類學系的Naran Bilik (納日碧力戈)，[42] 以及曾任教紐約市立大學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人類學研究學程的Uradyn Erden Bulag等人，後來也都離開美國。[43]而且這些學者多半屬於特定學科 (例如人類學)，並不受美國蒙古學的傳統所影響。

美國學者與國外蒙古學者的合作也仍然持續進行。例如Nicola Di Cosmo與Darijab Borjigin（達力扎布）就合作編譯了有關明末清初的滿蒙關係的檔案資料。[44]

蒙古學在美國發展的困境，主要在於蒙古學本身尚未被廣泛認可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這主要是受限於冷戰時期的國際政治與相應的學科分類所造成的。以二次大戰後所設立的研究機構為例，除了印第安納大學以外，其他的蒙古學研究機構都是依附於東亞、近東、或俄國等區域研究之下。例如前述華盛頓大學的遠東與俄羅斯研究所，以及哈佛大學的東亞語言與文明系。在這種情況下，有關蒙古的語言、歷史與文化缺乏專門的研究機構。而以蒙古學為專業的博士也很難在印第安納大學之外的機構找到教職，單以印第安納大學畢業的蒙古學博士為例，包括了Thomas Ewing、Samuel M. Grupper、William Rozycki、Bruce Lippard、Robert K. Doebler等人，都未能在美國的大學得到長俸教職。[45]印第安納大學也是唯一一所設有蒙古文學教席的美國大學。

如果說，印第安納大學至今是美國唯一仍然維繫著二次大戰後蒙古學傳統的研究中心，一點也不為過。現今印第安納大學的中央歐亞研究系仍然開設古典與現代蒙古語文課程，同時在暑期斯拉夫、東歐與中亞語言工作坊 (Summer Workshop in Slavic, East European and Central Asian Languages, SWSEEL) 中也開設有初級與中級現代蒙語的課程。原先的美國國立內陸亞洲與烏拉爾資料中心與塞諾內陸亞洲研究所也仍然持續運作中。另外，自1961年成立至今已滿50周年的蒙古學會 (Mongolia Society) 也位於印第安納大學。每年舉行的中央歐亞研究研討會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 Conference) ，迄今已舉行了18屆，也都有蒙古學相關的小組討論或論文。另外還有其他蒙古學相關的學術演講與研討會舉行。可以說，印第安納大學擁有目前美國大學中最大的蒙古學研究群。

值得一提的是，2002年美國蒙古學研究中心 (American Center for Mongolian Studies, ACMS) 成立，這是一個非政府、非營利的學術教育組織。歷年來資助了許多研究計畫，並促進了蒙古、中國、俄國與哈薩克境內蒙古人的相關研究。然而，由於美國政府今年的預算緊縮，因此決議刪減教育部有關國際教育計畫，又稱為標題六（Title VI）的預算，同時宣布暫停美國海外研究中心計畫，這將會直接影響美國蒙古學研究中心的正常運作，對於推廣美國的蒙古學來說相當不利。

    不過，蒙古國政府似乎也注意到了這個現象，並且有所反應。據蒙古國立大學蒙古學研究中心主任Jantsan Bat-Ireedui表示，為了推廣蒙古學研究，蒙古國準備資助數所美國名校發展蒙古學研究。[46]不過目前為止還沒有具體的措施。

伍、當代美國蒙古學研究概況

目前美國蒙古學發展的重點，在於如何在既有的學科分野下，找到自身的著力點而持續發展。以下針對目前美國主要的蒙古學者及其近年研究動態進行介紹：
György Kara (1935- )，匈牙利籍蒙古學家，1961年獲得匈牙利厄特沃什‧羅蘭大學 (Eötvös Loránd University [ELTE]，1921年前稱為布達佩斯大學) 博士，受業於著名蒙古學家Lajos (Louis) Ligeti (1902-1987) 與突厥學家Gyula (Julius) Németh (1890-1976)；1967年獲匈牙利科學院語言學學位候選人；1975年獲蘇俄列寧格勒國立大學歷史語言學博士。Kara教授自1964年起即任教匈牙利厄特沃什‧羅蘭大學內陸亞洲研究系，後移居美國，自1988年起在印第安納大學中央歐亞研究系擔任蒙古學教授。2011年7月11日於常設國際阿爾泰學大會 (Permanent International Altaistic Conference, PIAC) 第54屆年會上獲頒終身成就獎。[47]其研究主要以阿爾泰歷史語言學為主。近年來編著的主要作品包括了《匈牙利科學院圖書館藏蒙文與滿文手稿與雕版印刷品》、[48]《蒙古游牧民族的文書：八個世紀多以來的蒙文書寫史》，[49]以及 《索南嘎拉「善說寶藏」辭典》。[50]目前正在整理其業師Ligeti教授留下的一篇有關14世紀葉門多語詞彙的法文未刊稿以及其他手稿。

Alicia J. Campi (1949- )，早年於史密斯學院 (Smith College) 大學部學習遠東史，並於1969年畢業，1973年獲哈佛大學東亞研究與蒙古學碩士，1987年獲印第安納大學內陸亞洲與阿爾泰學博士，追隨John Gombojab Hangin、Larry W. Moses與著名藏學家Thubten Jigme Norbu (1922-2008) 學習。[51]現任美國蒙古學會會長，以及美蒙顧問團團長與執行總監。她的研究主要是蒙古近現代史與蒙古的國際關係。其博士論文運用了美國張家口領事館檔案，討論1915至1927年間的美國與外蒙之間的政治關係。其2009年的近作則關注於中國與俄國對於二十世紀美蒙政治關係的影響。[52]

Christopher P. Atwood (1964- )，1986年畢業於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受Cleaves與Fletcher啟發對蒙古學的興趣。1994年獲印第安納大學內陸亞洲與阿爾泰學博士，受業於György Kara與Larry W. Moses。現任印第安納大學中央歐亞研究系副教授兼系主任。其研究興趣廣泛，但主要集中於內蒙古近代史與蒙古帝國史。其代表著作為《內蒙古過渡時期（1911至1931年）的蒙古青年與保安隊》，[53]以及《蒙古與蒙古帝國百科全書》。[54]預計近年內出版三本專著，包括了：1) 《聖武親征錄》的英譯本與文本研究；2)  《部族的幻象：中亞的可汗、草場與家族》 (The Tribal Mirage: Khans, Pastures, and Families in Central Eurasia)；3) 論文集《從儒家文化到世俗革命：內蒙古通往中國共產主義之路》 (From Confucian Culture to Secular Revolution: Inner Mongolia’s Path to Chinese Communism)。

Robert W. Montgomery，1994年獲印第安納大學歷史學博士，副修東亞研究與蒙古學。[55]現任鮑德溫－華勒斯學院 (Baldwin-Wallace College) 歷史系副教授，教授俄國史。其研究主要關注俄國治理布里亞特蒙古的政策。其近作《沙俄晚期與蘇聯初期的民族與文化政策：布里亞特人與其語言》於2005年出版。[56]

Johan Elverskog (1968- )，分別於1995年與2000年獲印第安納大學內陸亞洲與阿爾泰學碩士與博士。[57]現任南美以美大學 (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宗教研究系教授，專研清代蒙古與佛教史，最近的研究關注佛教與伊斯蘭教之間的歷史互動。近年來出版的作品包括了《畏兀兒文佛教文獻》、[58]《我大清：中華帝國晚期的蒙古、佛教與國家》、[59]與《絲路上的佛教與伊斯蘭教》。[60]譯註則有《珍珠念珠》、[61]《寶明經：十六世紀的阿勒坦汗與蒙古》。[62]

Peter K. Marsh，2002年獲印第安納大學中央歐亞研究博士。現任加州州立大學東灣分校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East Bay) 音樂系助理教授，教授民族音樂學與音樂史。[63]其研究領域為蒙古民俗與流行音樂。其博士論文《馬頭琴與蒙古傳統的再想像》已於2009年出版。[64]另外，他也關注蒙古的嘻哈 (Hip-Hop) 流行音樂。[65]

Katherine Metzo，2003年獲印第安納大學人類學博士，現任北卡羅萊納大學夏洛特分校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rlotte, UNC Charlotte) 人類學系助理教授。其研究領域為經濟人類學與應用人類學。其博士論文研究布里亞特蒙古人的家戶、資源與經濟轉型。[66]
Timothy May (1971- )，1996年獲印第安納大學內陸亞洲與阿爾泰學碩士，[67]2004年獲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歷史學博士。[68]現任北喬治亞學院與州立大學 (North Georgia College & State University) 歷史與哲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其研究領域為蒙古帝國軍事史。近年來出版的作品包括了《蒙古的戰爭藝術》[69]以及《蒙古的文化與習俗》。[70]

Melissa Andrea Cakars，2008年獲印第安納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費城聖約瑟夫大學 (Saint Joseph's University in Philadelphia) 歷史系助理教授。其博士論文為〈做為布里亞特人：西伯利亞的蘇維埃現代化〉。[71]她認為布里亞特蒙古人並非如過去所認為的是蘇聯政策下的受害者，反而是蘇維埃現代化運動中的主動參與者。不過根據筆者的私人通訊，她傾向認為自己是歐亞研究者，而不僅僅只是蒙古學者而已。

Sarah Combellick-Bidney，2009年獲印第安納大學政治學博士。現任奧斯堡大學 (Augsburg College) 政治學系助理教授。其博士論文研究當代蒙古的競爭發展與全球化。[72]目前研究興趣在於世界上不同社群對於全球化、發展與不平等的應對之道。

以上，為目前活躍於美國學界的蒙古學者代表。以下，本文也略為介紹美國的青年蒙古學者：
Brian G. Bauman，2005年獲印第安納大學中央歐亞研究博士。[73]其博士論文經修改後於2008年出版。[74]其研究關注於蒙古佛教經典中的占星術與占卜，同時比較了佛教與西方的時間觀。相對於希臘時代以降至啟蒙時代的西方絕對時間觀念，佛教認為瞬間 (instant) 與持續期間 (duration) 是有所不同的。而這兩種對立的時間觀影響了後世的科學概念，以及傳統數學、治療、儀式與巫術等等。目前研究主題為《蒙古秘史》中的占星術知識，以及但丁《神曲》中對於蒙古的認識。

Katherine Petrie，2006年獲印第安納大學人類學博士。其博士論文研究當代蒙古那達慕盛會典禮的變遷。[75]即便政治制度不斷改變，每年一度的夏季那達慕盛會總是成為蒙古政府合法性的展示場合。因此那達慕盛會是觀察蒙古政治社會變遷的極佳場合。

Mikael Adrian Thompson，2008年獲印第安納大學語言學博士。其博士論文研究喀爾喀蒙古標準口語中的隱藏鼻音n之語尾變化。[76]目前研究主題為清代蒙文文獻中的滿語成份。
Tristra Newyear (1974- )，分別於2004年與2010年獲印第安納大學中央歐亞研究碩士與博士學位。其碩士論文研究喀爾喀蒙古首位劇作家Sonumbaljiriin Buyannemekhü的《近年歷史大綱》，又稱《辦事大臣三多》。[77]其博士論文研究布里亞特蒙古人的草根戲劇。在20世紀初，從伊爾庫茨克 (Irkutsk) 到赤塔 (Chita)，有許多草根劇團紛紛出現。戲劇成為布里亞特蒙古人表現其生活、觀念與審美的主要方式，同時也成為一種廣泛的社會運動，並透露出布里亞特蒙古人對於未來的遠景。[78]

Andrew E. Shimunek，2007年獲印第安納大學語言學與中央歐亞研究碩士。其碩士論文研究契丹文的重建以及晚期中古漢語的音韻學。[79]目前就讀於印第安納大學語言學與中央歐亞研究系博士班，研究方向為鮮卑語與契丹語的關係。

Leland Liu Rogers (劉立倫，1972- )，2008年獲印第安納大學中央歐亞研究碩士。其碩士論文為《成吉思汗黃金史綱》的譯註，經修改後於2009年出版。[80]目前就讀於印第安納大學人類學與中央歐亞研究系博士班，未來的研究將從基因學探討蒙古民族的起源。

Udaanjargal Chuluunbaatar (1976- )，2009年獲印第安納大學中央歐亞研究碩士。她與Leland Liu Rogers為夫妻。其碩士論文為《青史》的譯註，[81]預計近年內由德國Harrassowitz Verlag出版社出版。現就讀於蒙古國立大學歷史系博士班。

Alice W. Seddon，2009年獲印第安納大學中央歐亞研究碩士。其碩士論文研究十九世紀末喀爾喀蒙古Sedbazarîn Luwsandodow的文學作品。[82]Luwsandodow曾於1897年任外藩蒙古札薩克圖汗部的協理將軍。惜因病而未能繼續博士學業。

Teresa Nichols，2009年獲匹茲堡大學人類學碩士，現就讀於印第安納大學人類學博士班。博士研究方向為當代蒙古的文化遺產與國際非營利組織。其研究探討蒙古國內的文化組織如何與國際非營利組織共同塑造蒙古的文化傳統。

Roberta Charpentier，2010年獲印第安納大學中央歐亞研究碩士，現任美國蒙古學研究中心駐烏蘭巴托辦事處主任。其碩士論文研究現代蒙古國文字改革之所以成功的因素，並且討論了在全球化浪潮影響下，蒙古國內部關於使用息立爾字母 (Cyrillic script) 與拉丁字母之間的爭論。[83]

蔡偉傑，2005年獲臺灣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碩士，[84]2010年獲印第安納大學中央歐亞研究碩士。現就讀於印第安納大學中央歐亞研究系博士班。主要的關注點為蒙古與滿洲史。研究主題包括了族群暴力、殖民主義與歷史人類學。目前研究方向為18世紀的蒙古史學、知識份子與認同。

Devon Dear，現為哈佛大學內陸亞洲與阿爾泰學委員會博士候選人，其博士論文研究主題為清末民初 (1861-1921) 蒙古牧民的分類與犯罪。

Jonathan Schlesinger，現為哈佛大學歷史與東亞語言聯合學程 (PhD in History and East Asian Language) 博士候選人，主要以滿文檔案研究清代蒙古環境史。自2012年秋季起，任印第安納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另外還有一些在美國的蒙古籍學者，包括了：
Tserenchunt Legden，蒙古人文學大學碩士。長期從事蒙語教學。現任教於印第安納大學中央歐亞研究系，擔任蒙語講師。並編著有《您好嗎？蒙語教科書》 (Sain baina uu? Mongolian Language Textbook)，共分初級、中級與高級三冊，也是廣為流傳的蒙語教科書。

Saruul-Erdene Myagmar，語言學博士，曾於蒙古國立教育大學教授現代蒙語形態學以及蒙古語文史。後來在維吉尼亞州 (Virginia) 的阿靈頓 (Arrington) 建立了蒙古文化中心。目前任職於美國國會圖書館，從事蒙文書籍的編目工作。

陸、結語

本文簡短回顧了美國蒙古學的學術傳統，並且對近年來的美國蒙古學與蒙古相關研究進行了概述。即便許多從事蒙古相關研究的學者很難被歸類為蒙古學者，但是他們的工作仍然值得我們借鏡。因此本文仍舊希望能夠將美國蒙古學相關研究整體趨勢呈現出來。

    簡而言之，美國蒙古學研究的傳統始於二次大戰後。二次大戰後前往美國避難的歐洲的蒙古學家及中國的蒙古知識份子成為了美國蒙古學發展的先驅。再加上美國政府挹注資金，在大學成立相關研究機構的緣故，美國蒙古學在1960到1980年代間取得了可觀的成果。然而冷戰結束後，美國的蒙古學研究者老成凋零，缺乏資金，加上蒙古學受限於冷戰時期的國際政治與相應的學科分類，本身尚未被廣泛認可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以至於美國蒙古學研究沒有能夠隨著蒙古國與中國內蒙古的開放而受益，反倒逐漸萎縮。

由前述簡介可知，目前除了持續既有的蒙古帝國史與相關阿爾泰學研究外，美國蒙古學的發展趨勢在於：

(1)以藏傳佛教為主題，與內陸亞洲佛教文化圈和佛教研究建立緊密聯繫。代表學者包括了前述的John Krueger、György Kara、Christopher Atwood、Morris Rossabi、Timothy May、Brian G. Bauman、Andrew Shimunek、Leland Liu Rogers等人。
(2)以中國近現代邊疆史為主題，與東亞研究進行連結。例如Alicia J. Campi、Christopher Atwood、Alice W. Seddon、Devon Dear 、Jonathan Schlesinger，與蔡偉傑等人。
(3)以社會主義發展為主題，與俄屬中亞研究結合。代表學者包括了前述的Robert A. Rupen、Iveta Silova、Gita Steiner-Khamsi、Melissa Andrea Cakars、Sarah Combellick-Bidney，與Tristra Newyear。
(4)以俄國境內的蒙古人為主題，與俄國研究進行結合。代表學者包括了前述的Robert W. Montgomery、Katherine Metzo、Melissa Andrea Cakars與Tristra Newyear。
(5)以絲路為主題，探討中國與內陸亞洲的文化交流史。譬如Johan Elverskog。
(6)以當代蒙古為田野地點，開展蒙古的人文與社會科學實地研究。例如Peter K. Marsh、Sarah Combellick-Bidney、Katherine Petrie、Teresa Nichols、Roberta Charpentier。

来源：《蒙藏季刊》第21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