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嘉活佛到会祝贺并发表演讲2010年3月14日，约四十多名藏族学生和五十多位汉族学生在纽约喜来登酒店召开了“友谊之桥”汉藏学生交流会议。本次活动得到各方支持，中国驻纽约总领馆的数位领事以及西藏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都对本次交流活动给予了鼓励、建议和帮助。
会议的组织者中国青年基金会主席孔灵犀以“治愈国家的创伤”为题发表了开场演讲。他从身边的藏族朋友的成长经历说起，表示双方的不了解是隔阂的根源。他认为对藏民族深深的伤害和破坏往往因为政治宣传并不为汉人知晓。他以个人身份向藏族人民做出了诚恳道歉。他觉得中国拥有56个民族，自古以来尊重多元文化，中国社会也对宗教和信仰自由有着极高的宽容，与此同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藏、汉、英三语教学对藏文化的传播起到了巨大作用。他认为真正的和谐与友谊是一定能够在未来实现的，因为在国家强盛和领土完整的前提下，真诚的交流能让多元文化成为政治智慧的源泉，而不是冲突的根源。
藏汉学者到会祝贺并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哈佛法学院研究员洛桑桑杰博士（左一），宪政学者王天成（左二），著名西藏历史学家李江琳（左三），九轮中藏对话主要成员布琼次仁（左四），阿嘉活佛（左五）美国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June Dreyer（金德芳）以政治学和中西文化的视角分析了汉藏关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她说西藏作为一个藏族人居住的地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存在：曾经是数个独立的国家、一个统一的国家，或作为中国的附属国，或在现在中国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对历史的片面使用可以让任何一种观点看似正确。目前的中国政府采用了西方的主权概念，认为国家可以不受外界影响地管辖自己的境内，可是五十年代以来汉人对西藏文化和语言的无知所产生的政策导致了很多藏人的痛苦和愤恨，并且对经济和生态平衡也带来了很大破坏。她进而用政治科学的角度详细阐述了对藏政策的两种态度：一种观点是内部自治，把外交和国防交给中央政府，第二种观点认为外交和自治统一不可分割，因为对内政的较少干预、迁徙自由以及宗教自由最终会导致其他省市纷纷效仿，要求更少的限制，并最终导致中央集权格局的解体。目前是后者的情况，严格的控制产生各种摩擦，中央政府也坚信对下一任达赖喇嘛的选择、控制和教育会最终削弱流亡政府的影响，这也最终决定了现在的中央政府不愿意真正解决“西藏问题”或和达赖喇嘛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和解。金德芳教授最后认为尽管北京政府的想法是很有道理的，但拒绝和解可能会导致藏人产生激进的思想，而且也不一定能够真正打消藏人自治的愿望。她举了历史上犹太民族的例子，以及并不情愿加入苏联的乌克兰和爱沙尼亚的故事，表示说如果没有汉藏两族人民的和解，未来西藏的走向依然是不明朗的。
李江琳女士作为独立研究者，谈到政府的宣传让汉藏两族人民对西藏现代史上有着两个版本的认识，导致在汉藏之间造成了理解的鸿沟。她通过展示中国官方提供的图片和数据，以青海为例，分析了1958-1964年间青海藏族人口降低20%的原因：以“平叛”为名以及“平叛”扩大化造成的众多错案导致人口数量的惊人下降。她通过翔实的数据和图片对比阐述说，1956年来以“民主改革”、1958年在四省藏区的“宗教改革”中所使用的惨烈方式对藏民族造成了极大痛苦，并用大炮摧毁大量寺院的方式，文革期间对藏文化和宗教的摧毁，都导致藏民族集体记忆中巨大的痛苦。她肯定了孔灵犀对藏民族的道歉，认为“治愈国家的创伤”首先需要汉人了解历史，放下大汉民族主义的姿态，真正倾听藏民族的心声，她认为藏民族会接受汉人的道歉，并在我国宪法所赋予的自治框架下融入民族大团结中来。
洛桑桑杰是哈佛大学法学院博士，举办过若干个中国学者的交流活动，了解双方的观点。他解释了为什么汉人觉得藏人在经济、政治、社会上获得了较大利益，也阐述了藏人为什么有着不同甚至相反的看法。比如大量的资金都用于建设娱乐场、健身房、餐厅、酒店、机场等设施，受惠者主要是政府鼓励下大量迁徙过来的汉人。西藏的官员近一半以上都是汉人，又比如通过图片的展示，在拉萨境内一块普通的招工牌上写着“汉人每天50元，藏人每天30元”，这样在自己家园的公开歧视行为比比皆是。不仅如此，宗教上过多的限制以及单方面对达赖喇嘛的一味诋毁也造成了紧张关系。西藏问题最终的解决办法是通过温和、理性的沟通与谈判，在国家统一和宪法的框架下给予西藏真正的自治。可惜中国政府并没有积极地考虑这些理性的诉求，现状的恶化也孕育着境内外藏人的不满甚至激进情绪，所以这是汉藏关系的现阶段情况。
布琼次仁作为“中藏会谈”小组的主要成员，数次面见了朱维群部长。他向学生们介绍了会谈的情况，阐述了在国家统一的前提下所提出的《藏人自治备忘录》的内容，并解释为什么藏人的诉求是在中国宪法和法律框架内的。从1978年邓小平“除了独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的开明，转变到现在“不谈西藏，只谈达赖喇嘛个人前途”的态度，他觉得中国政府承认“西藏问题”的真实存在是推进会谈的关键，并认为中国人民对达赖喇嘛的误解来自于无法获取客观、独立的信息和资料，这会导致汉藏两族人民进一步的民族主义矛盾。
接下来发言的是中国大陆宪政学者、前北京大学法律系讲师王天成先生。他作了题为《以民主方式解决西藏问题》的演讲，阐述如何通过引进联邦制亦即给予西藏自治地位解决西藏问题。他赞赏了达赖喇嘛寻求自治而绝不谋求独立的中间道路，反驳了西藏自治是寻求独立的跳板的说法。王天成分析认为，汉人必须理解和尊重藏民族自由支配自己生活的愿望，若不在西藏实行真正的自治，就无法抚平藏民族集体记忆中的悲愤，危机不会平息，每积累20年爆发一次大规模的不满的事实还会继续。他同时指出，藏人也应理解汉人必须保持国家统一、幅员辽阔的大国情感，同时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也决定了中国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西藏独立。从现实角度而言，独立也不一定会给西藏带来更多的发展。然而中国不民主化，西藏问题就无法得到满意的解决。王天成认为由一个自治机构管理藏区（即“大西藏”）是行不通的，重划省界可能会导致混乱，使民主转型过程复杂化，也会增加汉人对西藏独立的担忧，它应该是一个宗教概念，而不是政治或行政概念。王天成最后向与会的藏汉青年朋友推荐美国国父的著作《联邦党人文集》。200多年前，并认为如果美国国父们没有实现联合建国，就不会有今天强盛、荣耀的美利坚合众国。
最后发言的是阿嘉活佛，他于1998年来到美国，很高兴在12年以后看到这“友谊之桥”的民间学生交流活动。他说汉人藏人之间的相互不理解主要是宣传的结果——在民间，汉人百姓认为政府给予了这么多投资，藏人应该得到满足，可是藏人觉得从五十年代起对寺庙的毁坏以及逮捕和杀人，对西藏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和破坏，因此无论是投资还是政策，政府认为是对西藏的贡献，藏人则认为是补偿，而且很不够，同时还伴随着环境污染、资源的过度开采以及各种歧视。这两种版本的理解是摩擦的起源，不仅是对藏族，对汉族也是很大的损失。藏人认为文革破坏厉害，在结束以后最起码有个赔礼道歉。平叛和平叛扩大化是错误的，有些藏人蹲了20几年监狱，有的死了，可很多人在平反后，虽然只赔了150块钱，人们就满足了！国家的正式道歉并不难，而效果往往是巨大的。可是近些年的很多统战政策也是需要反思——真正好的政策是爱护群众的，补偿和道歉即可让民间的误会和仇恨解除。
阿嘉活佛最后说了个带有一定启迪的故事：以前宋庆龄和宋美龄分别代表两个阵营，于是她们相互通信各自说自己阵营的好处，最后的结果是说，大家不要争论了，开放边界并让中国民众来定。阿嘉活佛觉得是民间开放非常重要，他很希望中国人可以到达兰萨拉去看看，达兰萨拉的藏民也应该去大陆去看一看，加强理解，两方面都可以说自己的好，但同时鼓励更多的民间往来，让群众去理解，如果加强沟通，仇恨和误解也就不会存在了。
本次活动从早上10点开始，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三位演讲者发言并回答同学们问题，随后学生们和演讲者们在喜来登酒店共进午餐，每位演讲者被安排坐在不同的桌前，学生们可以边吃边自由加入和讨论。午餐后开始第二部分，由另三位演讲者发言并回答同学的问题，第三部分则是同学们之间以及同学们和演讲者之间更直接的交流和讨论。汉藏学生们提了很多问题，学到了新的知识和视角，并希望继续参加“友谊之桥”的活动。学生们大多数来自纽约市的学校，还有几位来自其它城市，如纽约上州的宾汉姆大学、费城的宾大和波士顿的哈佛大学。最后在掌声中，活动组织者丹增格勒、郑姗姗等学生向与会发言的专家学者每人赠送了一条代表着藏族文化哈达和代表着汉族文化的茶具。
号称在新的世纪要把中国共产党带入到一个学习的社会使之成为一个学习型的政党，那些可以决定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高层领导人们，如果你们说的话不是假的，那么就请你看一看汉藏两族青年学生相处和交流是多么融洽呢？难道这对你们一点启迪都没有吗？
注：“友谊之桥”活动由中国青年基金会、纽约市立大学Hunter College以及Pace University共同支持举办。中国青年基金会（thecyf.org）是纽约州注册的非盈利组织，由一群热爱祖国的中国青年留学生在2008年成立。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intl/2010/03/201003261258.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