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内人党“挖肃” 挖统一党

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文化大革命”掀起的政治运动狂潮席卷全区上下、四面八方。据说在“文化大革命”开始遍及中国时，杜塔（人们对“杜克塔尔屯”习惯的叫法）也 “运动”过，曾有“造反派”、“红卫兵”一类的学生组织光顾。但估计这个三十多户人家的小山村实在没什么搞头，没多久就不了了之。屯里的老乡们照旧地干活、过日子。

1968年9月，我们知青插队来到杜塔。与同来的其他知青原来并不认识，到屯里后也来往不多，不久就分灶而立，一个小屯子里有了两个“知青点”。为加以区别，我们五个被老乡称为“男知青”。

这种带着浪漫色彩、还多少伴着童心的情趣，在农村生活的现实中很快就消失殆尽。挑水、劈柴、煮饭和下地、干活、收工渐渐成为我们生活的主要内容。

1969年初，一场“挖肃”运动把已几乎淡忘了的政治运动又带进我们的生活。

所谓“挖肃”，指的是借着一段关于内人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历史公案，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内蒙古地区大规模开展的“深挖乌兰夫黑线，肃清乌兰夫流毒”运动。据说1947年后仍有一个“新内人党”在活动，是一个里通外国、从事民族分裂活动的反革命地下组织，而其后台人物就是乌兰夫。

也许过于边远和闭塞，来到杜塔后，我们对在内蒙古地区很多地方已经搞得轰轰烈烈的“挖肃”运动竟毫不知晓。直到1969年初的严冬未尽时，忽然听说公社进驻了 “军宣队”，成立了“挖肃”领导小组。没过多久，军宣队的支左解放军也来都了我们屯。“挖肃”就这样在我们身边开始了。

随之而来，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山村生活节奏中平添了不少带有政治色彩的内容。在军宣队的倡导和组织下，屯子里搞了一阵子“早请示，晚汇报”；“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和“九大胜利召开”时，在屯里那三趟土街上史无前例地组织过游行庆祝。

当然，“挖肃”绝不只是为了搞这些形式上的东西，目的是要挖出“阶级敌人”。这一点在军宣队头一次召集我们知青开会时就说得很明白了。在上级关于“挖肃”运动的部署中，外来的知青是各地开展运动的依靠力量之一。因此，军宣队下到屯里后就专门召集知青开会，还分别与我们谈话，希望我们知青能积极参加到这场政治斗争中去。随着愈演愈烈的政治运动渲染出的气氛，再加上自上而来的“希望”和“信任”，确有一些知青出于年轻人的狂热、盲目无知和不甘寂寞，成了“挖肃”运动的积极分子。甚至极少数人参与了“残酷斗争”的过激行为，大打出手。

我们所在的地区，“挖肃”的主要对象是“统一党”——“内人党”的一个所谓“变种组织”。 “挖肃”运动开始后，不长的时间内，公社的蒙古人干部就大多数被打成 “统一党”分子。但运动并未因此放缓，反而愈演愈烈。

屯里的“挖肃”开始后，首当其冲的是为数不多的那几个党员。因为有一个说法：名义上是共产党的支部，实际上是“统一党”的地下组织。照此推理，党员当然就是“统一党分子”了。这种似是而非的逻辑，使我们对身边这场运动产生了最初的疑问。杜塔的党员都是土改前参军入党的。支部书记哈斯巴图可以说是我们第一个认识的杜塔人，是他赶车把我们知青从阿尔拉接来杜塔的，他的淳厚质朴给我印象很深；敖肖良是我们男知青的房东，是我们到杜塔后接触最多的老乡之一，许多最初的生产和生活基本技能都是从他那里学到的；老会计阿尔腾仓回乡前曾在鄂伦春旗政府工作过，谈吐和见识不同于一般老乡。在屯里老乡中，这几位年长的党员都是我们比较尊重的。

我曾梦寐以求当一名军人，但因“家庭问题”未能如愿。所以，军宣队的解放军进屯时，我真的觉得有一种“亲切感”。但当我们对“当地的党员大多数都是‘统一党’”的说法表示不同意见时，军宣队与我们的关系开始冷淡下来。而“支左”解放军到屯里后与大多数老乡之间，因“挖肃”运动的搞法使然，不久就有了一道无形的“鸿沟”，面和心难和。

从一个小插曲，因“挖肃”造成的“军民关系”可见一斑。

杜塔位于大兴安岭南麓的山区，每逢冬春之交，因雪薄草干，周边几乎都有山火发生。派人进山打火就成了这个季节生产队的一项任务。69年春，山中起火，队里除派出马队外，还派出一些劳力，乘着卡车进山打火。我们男知青也在其中。我们所在的卡车上，除老乡外，还有几名“支左”解放军。当卡车顺着山沟行至山林深处时，突然从车旁的树棵丛中惊出一群野猪，大大小小有几十只，顺着山坡向上逃窜，引起车上的老乡一片惊呼，其中不少人流露出没有猎枪在手的惋惜神情。突然大家不约而同地将注意力集中到同车的一名带队的解放军身上，他腰间有一支手枪！于是有人鼓动他下车打野猪。那名军人显然很犹豫，在众人的鼓噪下一脸窘迫。看着远去消失的野猪，车上的老乡们对那名军人的表现颇有不屑，不加掩饰地露出嘲笑的表情。还有人连连摇头地说：“白白的，白白的！”（“没有用”的意思）其实老乡们很清楚，非很近的距离，用一把“小撸子”对付野猪是不起作用的。原本并不刻薄的老乡们如此不近情理的表现，不能不说是借题发挥，宣泄内心的不满。

“统一党”越挖越多的势头从公社蔓延到下面的各生产队，杜塔也不例外。 “统一党分子”怀疑对象的范围越来越大，先是包括屯里一些年长的老乡，很快就波及到一些中年人。后来传出“百分之六十的劳动力都是‘统一党’”的说法。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久已天经地义。最基层农村的老百姓不仅“治于人”，也“治于”天地自然。他们的基本生活保障源自用筋骨肉和血汗气力换得的物质收获，而不是搞政治运动都可以领取到的工资。知青到了农村也不例外。虽然在搞“挖肃”运动，但生产并未停过，干活、过日子依然是屯里生活的主要内容，也是我们与老乡的日常来往接触的基本环境。进入我们真实生活的老乡们，与以前的“正面教育”留在我们印象中的“贫下中农的高大形象”的确相去甚远。但他们是有血有肉的。而就是他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辛苦劳作，维持着自己简陋的生活，从广义上讲，也创造着人类赖以生存繁衍的最基础物质条件。如果说他们之中相当一部分是“现行反革命分子”，那纯属无稽之谈。我们找到“支左”解放军，明确表示反对，还拿出毛主席关于“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的教导和“党的民族政策”来“理论”。结果当然是不了了之，我们几个十七、八岁的知青是无法左右“政治运动”的，只是自己站到了运动的对立面。

三十里外的公社不时传来“挖肃”运动的消息，包括那里搞体罚和打人的“手段”。这无形中增加了屯里的紧张气氛，同时老乡们的反感和抵触情绪越来越大。当屯里的中年人都人人自危，有可能被打成“统一党”分子时，这种反感和抵触最终酝酿成杜塔老乡对“挖肃”运动的公开抵制。

一天收工回来后，生产队召集开会。除了陈工模在公社外，慕敏、王京、孙方方和我一同来到屯东头的“社房”（生产队的房屋，开会、分粮、分红、劳力吃饭等集体活动的场所，也兼用来煮马料）。社房里点着煤油灯，弥漫着浓浓的旱烟味，大炕上坐满了人，还不时有人探起身子，向屋中间的土地上吐口水。这是生产队开会的典型情景。只是那天的气氛有所不同，老乡们一脸凝重，不似往日开会时那样嘻嘻哈哈地开着玩笑。老乡们你一言我一语，有时情绪颇为激动。因讲的是鄂温克话，我们一时还不知具体的内容是什么。但我们很快就猜到是与“挖肃”有关。不一会儿，老乡们开始讲汉话了。虽然没有专门对着我们说，但我们已有经验：凡是想让我们知青知道的事，老乡自然就会讲汉话。“挖肃”以来，头一次听到老乡们在公开场合如此地发泄对“挖肃”的不满，特别反感打人体罚的行为。对于少数汉人在“挖肃”中的上窜下跳，老乡们也是耿耿于怀。总之，老乡们不愿意在屯里再继续搞“挖肃”了。最后大伙决定把这些意见写成书面陈述向上级反映。当然，白纸黑字的措辞不如会上说的那么激烈，也只是就杜塔屯的具体情况论事。但有些说法已涉及到少数民族政策和运动扩大化等敏感内容了。

屯子里的老百姓对政治本不关心，甚至对凭空落在头上的政治厄运都出奇的能忍，就像他们能承受极为恶劣的物质生活条件一样。屯里老乡对“挖肃”的“抵制”，充其量是出于被逼无奈下的自我保护意识，没有什么更多更高的政治目的。但在当时，上级派来的军宣队坐镇公社、下到生产队， “挖肃”运动大有方兴未艾之势。在这种政治形势下，这一举动有点“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味道。大概屯里的老乡也多少知道其中的政治风险，就用了“杜克塔尔生产队贫下中农”的名义——这是一个人群的抽象，不管有什么后果，反正法不治众。

当时公社的“挖肃”运动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白天黑夜都在开“批斗会”，批斗那些所谓的“统一党分子”，让他们交待问题。我们到公社那天，正在批斗公社副书记萨永祥，要他交出“杜拉尔‘统一党’组织的花名册”。我们经过公社办公室走廊时，会议室里不断传出“批斗会”上的高声逼问和呵斥。

我没有去“批斗会”会场，而是先去找到被队里派到公社参加运动的陈工模。多日不见，我们有不少话要说，一直聊到吃晚饭。陈工模表示，他已不想在公社再呆下去了。我也觉得早回屯为好。于是我们商定，第二天就一同回杜塔去。

晚饭后，我和陈工模来到公社。会议室里还在“批斗”萨永祥书记。听说在这之前，萨永祥经不住连续的“批斗”（当然少不了挨打），说出一个藏着所谓“花名册”的地点。派人去找，自然不可能有收获。于是，被“激怒”了的“挖肃”积极分子们认为萨永祥不老实，批斗的“火药味”不断升级，个别人更是大打出手。面对这种场面，我和陈工模离开了会场。我们找到孙指导员（这种“批斗会”，军宣队都是不在场的），表示这样打人逼供是违反政策的，后果不堪设想，军宣队应出面制止。孙指导员以“群众运动难免过激行为，不能压制群众的积极性”为由，不接受我们的意见。这种情况下，我和陈工模也不愿意再参加什么“批斗会”了，径直回到陈工模住宿的老乡家。

第二天清早，我们得知，萨书记被发现吊死在前沃尔奇西面山岗上的一棵树上。

政治运动是人为的，但节气不等人。没有了人的热情，种地的节气又到了，杜塔的“挖肃”运动，就像“蒸馒头断火”一样，再也没热起来，似有似无的，好像已提前结束了。我们也乐得远离了这场已毫无兴趣的“政治运动”，和老乡们一道忙着种地了。

种完地不久，公社军宣队突然撤走了，“挖肃”运动嘎然而止。后来听说，是中共发出通知，停止了这场严重扩大化和激化民族矛盾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