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藏文化的关系

蒙古族是善于吸收其他民族优秀文化而丰富、发展自己民族文化的一个自强不息、富于开拓精神的民族，她为祖国的文化宝库增添了许多光彩夺目、独有 风格的文化珍宝。在这里，我们就藏、蒙两族人民的历史往来，看看藏族的优秀文化在历史上如何影响蒙古族的文化发展，而蒙古族又是怎样对待藏族文化的，从而 也可以看出藏蒙关系的一个侧面。

（一）
蒙古族早在十世纪之后，就同西夏（党项族建立的政权）发生贸易往来，从那里开始吸收藏族的先进文化，这对蒙古族的发展和强盛发生了一定的作用。

十三世纪时，西藏萨迦派第五祖八思巴归附蒙古，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封为“国他师”，并在西藏设官封职，以八思巴为最高政教首领，从 而使萨迦派掌握了西藏地方的政教大权。从此，萨迦派教义传入蒙古族地区，蒙古族统治者几乎全盘接受了西藏佛教文化。为了制备一代制度，学习和吸收藏族及其 他兄弟民族的先进文化，“译写一切文字”，忽必烈又命令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俗称“八思巴字”）。八思巴受命制字之后，即返回西藏，除安排筹建黄金塔 和政治、宗教等方面事务外，主要是为创制文字做准备，搜集和研究了佛经中关于字母音韵等著作，又与喇嘛中的学有专长者进行磋商和探讨。在此基础上，他仿照 藏文创制了四十二个字母①，用来拼写蒙古语，并规定了严格的拼写规则，即“其相关组成字者，则有韵关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则有语韵之法；而大 要则以谐声为宗也。②”这些规则基本上表达出了蒙古语元音和谐规律等方面的特点。

八思巴字字母是仿照藏文字母创制的。因此，大多数与藏文字母相同或相似，少数新造的字母也是以相应的藏文字母为基础而创制出来的。它的拼写原则 一是语音学原则，二是传统原则，语音学原则主要用于书写蒙古语和译写汉语，对藏语和梵语主要是运用传统原则，这就为译写藏文佛教经典和其他文学著作提供了 方便，对于我们研究古代蒙古族语言和藏语言对蒙古语言的影响具有特殊重要的价值。

据《佛祖历代通载》的记述，八思巴于至元十七年（1280年）圆寂后，“上闻不胜震悼，追怀旧德，连建大窣堵波（按：即塔）于京师，实藏真身舍 利”。并于“至治间（1321至1323年），特诏郡县建庙通祀，泰定元年（1324年），又以绘象十一，颁各行省，为之塑象云。”③八思巴为祖国统一和 创制蒙古新字，促进藏、蒙、汉等各民族文化交流影响之巨，由此可见一斑。

但是，由于八思巴字书写复杂，词以音节分写，使一些词与音节之间的界限不易区分，造成朗读和书写上的不便，固始终未能在广大蒙古族人民群众中推 行。到了十四世纪中叶（1368年）元朝灭亡，这种文字也随之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停止使用了。然而，通过这种文字所译写的藏文作品是为蒙古族文化的发展 起到了积极作用的。保存至今的八思巴文的历史文献，是我们研究古代蒙古族语言、文学和藏蒙文化交流史的十分珍贵的材料。

在蒙古族统治者大力推行八思巴字的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内，畏兀儿字还在一些蒙古族地区和部落被使用着。那时，蒙古族地区的木版印刷也有了很大的发 展，有些书的印数已达两千多册。十四世纪初叶，蒙古族学者却吉斡斯尔曾用畏兀儿字翻译了藏文经典和文学作品，并写了一部蒙古语语法著作《心鉴》④，对畏兀 儿字进一步作了修订，使其更加符合蒙古语言的实际。作者在写这部书的过程中，当然也借鉴了藏文，吸收了有用的成分。随着蒙古族文化、科学的发展，后来的不 少蒙古族学者根据自己民族语言的实际和特点，对畏兀儿蒙古字进行过多次的改进和完善，终于成为今天蒙古族人民广泛使用的“呼图木”蒙古文了！

1648年，卫拉特的学者扎亚·班迪达为了使畏兀儿蒙古字适应卫拉特方言，又创制了“托忒”文字。他用这种文字翻译了大量的藏文经典和文学作 品，通过藏文又转译了不少梵文著作。例如：至今保存在苏联列宁格勒收藏部的《罗摩衍那》蒙文手抄本就是用托忒蒙古文翻译的。据有关专家研究，托忒蒙古文版 的《罗摩衍那》尽管是从藏文本翻译过来的，但在结构和内容上都有明显的不同，就其内容来看，“它们比藏文本更广泛，以传统的蒙古形象做为装点”，“在某些 地方还明显地流露出了蒙文译者的观念”⑤。

到了十六世纪末，喀喇沁的阿尤喜为了标记藏文和梵文，又创制了120个“阿俐伽力”字母，用这些字母可以完全准确地译写藏文和梵文，对翻译藏文佛经和藏文作品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由于蒙古文字创制的整个过程，都与藏文佛经和藏文文学作品的翻译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并先后两次仿照藏文字母创制蒙古新字，因此，当时在蒙古语言里就已经出现了大量的藏语词汇（当然主要是人名和佛学词语），个别的语音成分也随之被吸收。

（二）
蒙古族书面文学作品从其产生之日，就一直从广泛的民族文化交往中汲取着营养。藏族经典文献、民间故事，以及藏译的梵文作品都被大量地翻译成蒙古 文，在蒙古族地区广为流传，成为蒙古族书面文学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在蒙古族书面文学产生的最初阶段，这些翻译作品就成了蒙古族书面文学的宝贵财富。但 是，这类翻译作品并不是原原本本地转换成蒙古文的，而是作了一番重大的加工和改造，有的当作口头创作的对象，然后再纪录下来，结果就与最初的作品产生了巨 大的差别，也就是说，它们经过一个加工改造过程，成为“蒙古化”的文学作品了！例如从藏文翻译成蒙古文的《罗摩衍那》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即使自己创作的 文学作品，大部分也都是摹仿性质的。因为在那个时代里，蒙古族中的文化人大多数都是接受过西藏高僧的教导，对藏文有较深的造诣，这些文化人将从他们藏族老 师那里学来的知识和文学作品又改写成蒙古文，或者以口头形式转述给其他蒙古人，有的还仿照西藏故事的样式编写了有关蒙古的圣者和圣迹的故事，等等。例如 《比伽尔米日德汗故事集》、《魔尸》（童话集）、《格斯尔故事》等。此外，还有从藏文翻译成蒙古文的有《故事之海》、《米拉传》、《月亮孩子》、《必嘎尔 米齐特汗传略》、《纸鸢》、《卓济特女神传》、《三十二个木偶故事》等。这些书虽然都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都有着鲜明的艺术特色，为蒙古族书面文学的形成 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至于旨在祈福赎罪的佛经的蒙文译本也是很多的，例如《金刚经》、《金光经》、《素兑》、《札达木巴》、《教训》、《信 仰》、《仓》等。被列为黄教经典之首的《甘珠尔》、《丹珠尔》两部佛教基本巨著，是在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翻译成蒙古文，用木版印刷的。 前者是记载佛的传记和言行的，后者却具有文学艺术价值。通过佛经巨著的翻译，学者们搜集、整理了大量的蒙古语词汇，也吸收了不少藏语和梵语词汇，对于丰富 蒙古语的文学、佛学词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蒙古族的著名英雄史诗《格斯尔传》，也是脱胎于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的。这部史诗大约在16世纪前后传入蒙古族地区，逐渐成为一部独立的蒙古族书面文学作品。为了便于进行比较研究，现将蒙古族《格斯尔传》的故事梗概略述于下：

有一天，玉皇大帝的京城西角忽然倾倒了，玉皇大帝立刻集合三百三十三名天神，讨论关于京城倾倒的原因。在讨论中，玉皇大帝突然想起来了佛祖曾经 对他说的一句话：“五百年以后，下界大乱，玉皇大帝你可差遣一子前去镇压变乱。”但是，由于他贪图享乐，忘乎所以，不觉得已经过了七百年。这时，他立即差 遣一个名叫“格斯尔”的儿子去投生下界。格斯尔长大了，带领三十位勇士，三百名卫士去镇压敌人，保卫国家。格斯尔英勇善战，表现了顽强杀敌的英雄气概。　　格斯尔酷爱和平，不无故抢占他人的土地和财产，往往是敌人先来侵他的土地，他才被迫还击。

这部史诗有多种蒙古文版本，内容大同小异，据我们目前所知，有北京蒙文版《格斯尔传》和流传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蒙文本《岭·格斯尔》、《扎扬·格斯尔》。除此之外，还有苏联布利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的十章和九章本的《阿伯·格斯尔》等。

《格斯尔》虽属民间流传的英雄史诗，但由于十六世纪以来，黄教正式在蒙古草原上广为传播，特别是在阿勒坦汗的大力提倡和支持下，修建寺庙，从西 藏请来高僧讲经传教、发展教徒、翻译佛经，使这部英雄史诗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黄教的影响，表现出一定的宗教气息。但是，它毕竟是扎根于民间文学的土壤之 中，也还有时表现出反对宗教的倾向。例如格斯尔用谋略消灭了吸饮小儿鲜血的坏喇嘛的那些情节，就有反对宗教的色彩。

总之，蒙古族的《格斯尔传》是脱胎于藏族的《格萨尔王传》，但在其流传的过程中，经蒙古族的说唱艺人、学者们的加工、修改，已经成为具有不同于 藏族《格萨尔王传》的独特风格的英雄史诗了。它在十分广阔的幅度上，多方面地反映了蒙古族的古代社会生活、独特的人情风俗，富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鲜明 的民族风格。

在翻译作品里，我们还应该提到萨班·贡噶坚参的名著《萨迦格言》。根据有关史料的记载，作者在十三世纪初写成这部书之后不久，就被请到蒙古地区 讲学。据推断，当时应有该书的蒙古文译本，但是至今尚未见到。我们最早见到的是1948年据匈牙利蒙古学家利克奇1926年从内蒙古得到的十四世纪的木版 印刷的蒙藏合壁版本，后来又见到了十九世纪由蒙古族学者丹必扎勒桑翻译的木版印刷本和内蒙古察哈尔白山寺的版本。从这些版本中，我们可以看出这部书是有多 种蒙古文译本的。

《萨迦格言》虽然是以藏族社会的封建伦理观念为标准而写出的一部处世格言之书，但也吸收了不少藏族劳动人民的生活斗争的经验，有很多富有哲理的 名句，而蒙古族在伦理道德、宗教信仰等方面，又和藏族有着相同或相似的地方，加之翻译精巧，不论诗文的结构形式，还是内容的完美表达，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 色：既有蒙古族书面文学语言的精粹、隽永，又有蒙古语特有的那种浑厚深沉、新鲜活泼的韵味；哲理深刻、通达，语言丰富多采，因此，能够长期在蒙古族地区流 传，并且已经深深地扎根于蒙古族人民的生活之中，成为蒙古族文学的宝贵的财富和生活教科书。今天，我们不论是读一部蒙古族现代文学作品，还是在和蒙古族长 者聊天畅谈，都会听到寓意深刻、韵味浓郁的格言、谚语，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萨迦格言》在蒙古族人民生活中的作用与地位。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蒙古族 的格言、谚语等都是萨迦格言，或者认为都是受了萨迦格言的影响，而是说，萨迦格言在丰富、发展蒙古语言的格言、谚语及其韵律方面，是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的。也会产生那样大的影响，除过社会、历史的原因以外，还与蒙古族崇尚先进、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养料来发展自己的自强不息的民族性格，有着直接的原因。蒙 古族从藏族文化宝库中学到了许多对自己民族的发展十分有用的东西，然后又根据自己民族的社会实际和需要加以改造，进而加以丰富和发展，终于完全变成了具有 独特风格的本民族的精神财富，为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增添了光彩夺目的瑰宝。

此外，在医学、天文、历算等方面，藏族对蒙古族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就拿医学来说，现在蒙医的发展是和汉、藏两族医学的传入分不开的。在历史上， 蒙古族的大寺庙内都设有医学部，专门从西藏等地请来医学造诣较深的喇嘛进行讲授，培养了许多喇嘛医生，译著了不少医学著作。例如《蒙藏合壁医学》、《医学 大全》、《脉诀》、《医学四部基本理论》、《药剂学》、《药王经》等等。结合西藏医术和本民族的医疗方法对疑难病症进行医疗，从而形成了自己民族独特的医 学体系，并且传到了内地。例如在十七世纪，蒙古族医生绰尔济墨尔根就将蒙医的治疗创伤和骨折的特效疗法传授给了内地的医生，为祖国的医疗技术事业做出了贡 献。

（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藏、蒙两族的文化交流，不但对于蒙古族语言文学的丰富和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在其他方面也有重大影响，特别是自 十三世纪蒙古与西藏建立交往以来，关系日益亲密，黄教传入后，在蒙古族统治者大力支持和保护下，得到迅速发展，使蒙、藏族人民的关系和交往更加广泛和密 切，这种关系促进了两个民族的共同发展。据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大量材料，发现许多蒙古族学者都精通藏文，并用藏文著书立说，对发展祖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 的贡献，为后人所称颂。

根据我们手头的材料，可以知道自十七世纪以来，用藏文著书立说的就有二百多位蒙古族学者。他们的著作主要是对藏学的哲学、音韵学、逻辑学、医学 和美学等五门学科的论述和研究。例如十七世纪的扎雅·班迪达·罗卜桑普日莱写了一部六卷本著作，其中的四卷题名为《耳闻记》，记述了一些印、藏、蒙学者的 著作和传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嘎卜齐、罗卜桑达希对印、藏语法和逻辑语言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写下了不少引人注目的专著。如《学用方法》、《研 究梵语语法之方法》等。值得一提的是，十八世纪时青海的蒙古族学者伊希巴拉珠尔用藏文写了不少著作，现在我们看到的只有八卷，内容包括经咒、医学、历法、 历史和文学等。十八世纪的青海蒙古族学者希力布札木苏著书八卷，内容涉及经咒注释、音韵学释义等。他们著书立说不但为蒙藏两族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而且 也密切了两族的文化关系，促进了蒙古族文化的发展。藏、蒙两族人民的文化交往结下的灿烂的文化硕果，已经成为鼓舞我们后代团结前进的巨大动力。北京的雍和 宫又是一部藏蒙文化交流的历史纪录。雍和宫完全是仿照西藏正规寺院建起的一座典型的宫殿式建筑，内设四学殿，即药师殿、数学殿、讲经殿和密宗殿。寺内以蒙 古僧人为主，次为藏族僧人，但过去所有教授经典的主要堪布都是达赖喇嘛从西藏直接派来的藏族高僧。这一切都向我们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藏蒙文化关系之密切 是源远流长的。

以上历史事实使我们认识到：一个民族的发展，离不开吸收外来民族的文化；语言间的相互吸收和渗透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它们都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 移。一个富有强大生命力的民族语言不但有强大的排外能力，而且也有强大的吸收能力，两者缺一不可。“文学的第一个要素是语言，语言是文学的主要工具”⑥。 语言上的相互影响，必然会渗入到文学中来，促进文学创作的相互借鉴和学习。“任何一种文学，如果它闭关自守，囿于本民族的心理活动，用一堵不可逾越的高墙 把自己同其他民族隔离开来，那么它就不能发展得富有成果。”⑦因此，各民族文学的发展，也是离不开互相学习的，这也是藏、蒙两族文化交流的历史所告诉我们 的一个必然的道理。

注释：

①《元史》记载：“其字仅千余，其字母凡四十有一”，实为四十一个字母。根据照那斯图同志的考证，四十一个字母为八思巴原始字母表，所谓四十二个字母，则包含了汉字内“去三增四”而多出的一个字母。多出来的字母，也是用来拼写汉语的专门字母。

②《元史》卷202，列传第八十九
③《北平考》
④原书名译音为“敖克图尔贵尤麻尼”，意为“苍天如意珠”。
⑤［苏］A·г·萨兹金《＜罗摩衍那＞在蒙古》（载苏联《亚非民族》俄文版，1981年第一期）

⑥高尔基《和青年作家谈话》（载《论写作》中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3页。

⑦［蒙］A·沙尔呼《蒙古文学关系史》
（本文作者现在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